風險的概念與特征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風險的概念與特征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貝克風險社會理論及其不足與批判

當貝克提出風險社會概念時，其自身理論功底的不足也就顯露無遺，“不可諱言，德國社會學的中生代新秀貝克在純粹理論的基礎上不如他的前輩哈貝馬斯、盧曼……這是他發展另一個現代性理論的障礙”（胡正光，2003）。在其代表作《風險社會》一書中，除了一些具體現象的描述和一些頗有啟發性的概念，如風險社會、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外，整個論述的體系混亂不堪，以至于在風險社會概念的闡述中，對如此重要的概念都沒有明確的定義，這也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批評，為了彌補這一缺憾，貝克也在多篇論文中對風險社會的概念重新做解釋，并逐漸把風險（社會）概念從八個方面來表述：既不是毀滅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實的虛擬”；是有威脅的未來，（始終）與事實相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既是對事實也是對評價的陳述，它在“數字化的道德”中結合了起來；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為的不穩定”中表現出來的那樣；認識（再認識）沖突中表現出來的知識或不知；由于風險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時重組；知識、潛在沖突和癥候之間的差別；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二元性。

顯然，貝克這一陳述試圖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高度出發整合其對風險社會認識的資源，給出一個描述性的定義，以應對外界的批評，其最大的成功之處即在于它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架構，涵蓋的信息之多幾乎使人從中都無法繞出。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定義并不具有多大的建設性意義，其成功之處也導致了自身的失敗：過于寬泛的架構和大量的信息使人無法抓到重點，學者在解讀這一概念時更多的是建立在自己的“二度解釋”基礎上。這就使許多人在認識這一概念時，僅僅看到了“風險”，而忽略了“社會”（雖然風險概念是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礎），在引用這一概念和理論用來解釋和分析社會現象時，更多關注的是其“風險面”。尤其是在國內，大多數學者在引用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時，其實并沒有關注到這一概念的內涵，而僅僅是試圖用“風險”來警示現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的危機感和與世界發展的階段的重合性，同時也有扯虎皮當大旗之嫌，用的是風險社會概念，講的是社會風險的事實。

另一方面，貝克在對風險社會論述的邏輯方面有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其體系論述方面的邏輯問題，導致了其對風險社會概念的模糊化。這一問題主要體現于其理論參照體的錯位。在《風險社會》一書的開頭，貝克認為社會中財富分配邏輯已經逐漸轉化風險分配的邏輯，這兩種分配邏輯的不一致性使風險社會成為了可能，因此可以推出風險社會將取代馬克思的“階級社會”。而在全書主題的論證過程中，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其使用“工業社會”概念作為整個理論闡述的參照體，甚至在序言中貝克也沒有對這一建構有所保留：風險社會來源于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即自反性導致了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中，現代性原則從工業社會里的分離和限制狀態之中被救贖了出來”。在貝克看來，“階級社會”和“工業社會”標志著同一內涵，“是圍繞著社會生產的財富如何通過社會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實行分配這樣的問題進行思考的”。而顯然，在經典社會學理論中，這兩個概念雖然都是圍繞著現代性而展開論述的，但從貝爾的中軸原理看來，其所描述社會的中軸是不同的。“階級社會”是圍繞著政治—經濟軸展開論述的，而“工業社會”是圍繞技術—經濟軸來闡述的，這也就形成了社會學中的人文主義學派與自然主義學派。從研究傳統來看，前者關注的是人的自由與解放，在方法論上更多的采用個體主義；后者關注的是社會結構，方法論上采用的是整體主義。這樣兩個在內涵上明顯有區別的概念，在貝克這邊沒有任何邏輯上的整合就合二為一，不得不說其所發揮的“社會學想象力”令人驚嘆。

也正是在這種混亂的論述體系下，許多學者對貝克所提出的風險社會的可能性展開了強大的批評攻勢。總體來看，這一批評不外乎從個人（主觀）與結構（客觀）兩方面來入手。從主觀層面看，有學者認為所謂風險社會，更多的是由于個人心理焦慮所造成的，而德國人在此方面尤為嚴重，因此所謂風險社會也就成了“焦慮社會”的代名詞，帶有濃厚的巴伐利亞色彩或者德國中心主義。Engle和Strasser則認為，“風險社會的錯誤在于其假設，這一假設混淆了風險分布、風險沖突和社會不平等的關系，而忽略了風險歸因與風險感知之間的關系”。這一批評的理論根據可以上推到道格拉斯和維達夫斯基在《風險文化》中的觀點：即現代社會中的風險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定義所造成的，而不是真實的風險。還有些學者則認為，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其主要目的在于政治競選的壓力。從客觀層面來看，德國結構功能主義學者閔希（Richard Munch）對于貝克這一概念的批評可以說是代表了這方面的意見。他認為，貝克的概念過于主觀化，缺乏可以用來衡量的具體指標，如風險數量，并沒有任何證據說明現代社會的風險比以前更多，反而是在現代人們的整體生活質量更有保證。另一方面，貝克自己也承認這種風險是工業社會的副作用所導致的，顯然，這樣的一種狀況并不是今天才產生的，這中間起作用的是主觀的風險感知或風險意識，那我們就更無法從客觀上來區分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如美國和德國，美國人對風險的評估標準要遠遠低于德國，這是否就意味著美國還停留在工業社會階段（胡正光，2003）？總體來看，閔希把疑問帶到了更為基本的問題上：風險社會的動力機制是什么？即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工業社會走向了風險社會（如果確實存在這一轉型的話）。

上述對貝克所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及其理論的批評，貝克本人也作出了回應，但并沒有涉及到對風險社會質疑中最核心的問題，即在“風險社會的成因問題上缺乏深層的實踐存在論反思”（莊友剛，2005）。在筆者看來，真正把上述難題試圖解決的是學院派的吉登斯。吉登斯自身理論研究的著眼點并不在于風險社會，而是通過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梳理達至對社會學的另一種理解：現代性。在其理論建構成型之后，吉登斯一直試圖用這一理論體系來解釋當代社會發展的復雜現象，以克服當代“社會學研究的危機”（文軍，2002）。貝克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在其內在邏輯方面與吉登斯的理論有著吻合處，因此，吉登斯對于風險社會的研究，更多方面在于其理論的實踐性。

吉登斯風險社會理論的建構和主要觀點

吉登斯并沒有和貝克一樣，用若干本書來論述風險社會，而僅僅是在《現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自反性現代化》三本小冊子的若干章節和若干篇演講文稿中涉及風險話題。因此必須從吉登斯社會學元理論的建構開始分析，而風險社會僅僅是這一社會學元理論推導的必然結果。因此，如果只看到吉登斯關于風險議題的論文，而對其元理論缺少了解，則必然無法從整體上把握風險社會。

作為當代學院派的代表，吉登斯對其理論的建構是從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反思與重釋開始的。他選取了三位經典理論的代表：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因為吉登斯相信，“社會學家們都普遍認為當代社會理論必須進行徹底的修正。而要做這種修正，就必須對現代社會學主要參考框架的建構者們的著作重新加以思考”。進而他總結出社會學研究的宗旨在于揭示“現代性”，而這三位經典巨匠對于“什么是現代社會”的認識存在很大區別，馬克思運用“資本主義”來描述現代性；涂爾干用“工業主義”來論述現代社會發展的特征；韋伯使用“理性化”范式來研究現代社會。當然，這么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為了去指認其中的缺陷或含混之處，“而是嘗試去展現三位作者中可以辨認得出的內在一致性”。通過對這三大經典社會學支柱的再解讀，吉登斯找到了三位大家的共同出發點：對于現代性的回答。當然，他也意識到，這三位大家的理論雖然其解釋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受制于時空的限制，在當代社會轉型期已明顯無法滿足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和了解。因此，在挖掘經典理論資源的基礎上，吉登斯開始構建其自身的理論大廈。

對經典理論的梳理，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去理解“人和社會的關系”假設。“無論是否喜歡、是否了解，社會學家都要根據預先確定的假設來組織自己的研究，社會學的特點就在于依賴于這些假設，并隨這些假設的變化而變化。而要探討社會學的特點，了解社會學是什么，就要求我們去辨認那更深一層的關于人與社會的假設”。在經典社會學理論中，對于人和社會的假設，主要存在“唯名論”和“唯實論”兩個流派，兩者圍繞著個體/社會的二元劃分展開論述。但是吉登斯認為，必須要拋棄個體/社會的二元論，“上述兩種二元論都沒有為理論反思找到一個恰當的起點；實際上，應集中關注于被再生產的實踐。無論如何，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拋棄‘個體’/‘社會’這種二元論到底意味著什么。這樣做絕不意味著否認具有自身不同結構性特征的集體形式和社會系統的存在。同時，這也不意味著這些特征以某種方式‘包含’在每一個情境化個體的行動之中。對個體與社會二元論的挑戰，就是堅持認為，個體和社會都應該被解構”。

為了規避上述主體或客體的霸主體制理論，吉登斯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進行了重新界定，“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因此，“實踐”概念成為了其理論的基礎。人類社會的實踐與自然界的一般活動是有區別的，主要體現在人類認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實踐的連續性是以反思性為假設前提的。簡單來看，實踐就是一種“行動流”，而這種“行動流”是以反思性作為持續的基礎。為了體現這一主要特征，他從“個體”概念出發，個體是一種實在，這本身并沒有任何問題，關鍵是如何理解“個體”，他反對把“個體”看作“人”（body）或“人的概念”，“談到個體不僅僅是指一個‘主體’（subject），也是指一個能動者（agent）”，這也是社會學方法新規則所尋求建立的理解。而“能動者”概念最大的特點即在于反思性，這種反思性在經典社會學理論中也被關注，但更多的是把反思性簡化為“目的”、“意圖”、“理由”、“動機”之類的術語，導致其滲透著唯意志論的色彩，“完全剝離了人的行動在時空中的情境關聯”。因此，要糾正這一偏差，就必須將“時空視為社會實踐的構成部分”，所有的反思（或者說能動者）都是根植于特定時空的情境下的，這種情境在吉登斯看來就是“結構”。基于“行動流”的持續性，吉登斯對結構進行了重新定義，即結構指的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時空“束集”（binding）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征：規則（和資源）。這種“結構”并不是什么固化或具體的形式，而是社會實踐中的某種“虛擬秩序”，保證不同時空下能存在類似的實踐形式。顯然，這種對結構的重新闡釋受到了現象學方法論的影響，從而使結構從靜態、宏觀走向了動態、微觀的路徑。在此基礎上，就完成了從結構二元論（即認為結構是外在于個體的具體實在）過渡到結構二重性的任務：以社會行動的生產和再生產為根基的規則和資源同時也是系統再生產的媒介。在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看，結構既是靜態的，又是動態的；既是宏觀的，又是微觀的。這并不是兩種不同的結構（屬性），而是內含于結構內的兩種屬性，這就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主要觀點。

吉登斯風險社會理論的解讀

結構化理論是吉登斯理論大廈中的元理論，他希圖以此來解釋社會再生產與系統再生產的邏輯，因為在他看來，理論與社會發展之間雖然有張力，但在邏輯層面是一致的。因此，用結構化理論視角所分析的社會發展，既不同于客觀主義的結構決定論，又不同于主觀主義的目的論，而是一個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結果，吉登斯把這一過程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來形象地概括：人們創造歷史，但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

在吉登斯對社會發展的分析中，“行動”概念是其分析的基礎和核心，不同于經典社會家的是，他認為“行動”的主體不僅是“主體”，還是“能動者”，它使行動具有反思性。更為重要的是，“行動不僅僅是個體特性，也是社會組織或集體生活的要素”。而在其結構化理論中，“結構”概念表現為系統概念：結構只是具有結構性特征的社會系統或集合。這樣一來，吉登斯就打通了個體與系統（結構）之間的路徑：個體行動是社會系統的基礎，分析社會系統必須從個體行動出發；另一方面，個體行動又受到系統的“制約和使動”；個體行動的反思性所產生的意外后果又是整個系統因果循環直至均衡的運作基礎。在此一邏輯下，吉登斯認為實踐包括了兩個層面：社會再生產和系統再生產。社會再生產是指共同在場情境下行動者之間的交互關系；系統再生產是指跨越一定時空范圍的行動者或集合體之間的交互關系。根據結構化理論的觀點，社會再生產和系統再生產是辨證統一的，它溝通了微觀與宏觀、主體與客體的鴻溝。

吉登斯運用這一社會構成的邏輯來分析現代社會的形成和運作機制。系統再生產主要體現的是在擴大的時空情境下的社會再生產（當然，這兩者的關系要比這顯得更復雜），因此，時空概念成為了吉登斯來分析現代社會制度的基礎。在他看來，時空的虛化與延伸是現代社會的動力機制，“首先，它是脫域過程的初始條件；其次，時—空分離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獨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組織提供了運行的機制；第三，與現代性相連的鮮明的歷史性特征，依賴于‘嵌入’時間和空間的各種模式”。在這種虛化和延伸的時空情境下，能動者在反思性作用下，為了交互實踐，形成了新的具有“結構性特征”的社會系統，一種新的脫域機制：象征標志（系統）與專家系統。這種新的脫域機制會“再嵌入”到社會再生產中，成為社會自我循環與調控的基礎。社會（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就形成了互動，但在現代社會中，由于社會再生產和系統再生產中主體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所有的系統知識都必須在社會（生活世界）中得到檢驗并不斷被修正。因而，時空的虛化與伸延、脫域機制和知識的反思性成為了現代性的三大動力機制，而其中知識的反思性是連接其他兩大動力的載體。問題在于，由于知識的反思性的存在（當然反思性是人類社會的一大特征，并不是現代社會的專有產品），使得脫域機制既是社會再生產的外在條件，又是其內在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使得行動存在著不確定性：系統（制度）是在反思性主導下不斷被檢驗與修正的過程。因此，在吉登斯看來，這樣的檢驗與修正會出現許多“有預期之目的與為預期之后果”，而風險正是這種脫域機制（系統）不良運作的后果。

當然，作為解釋社會發展與變遷的理論框架，這樣的運作邏輯在傳統社會以及現代社會的早期同樣是存在的，但是為什么沒有出現在今天的社會中所看到“自反性”的發展場景？吉登斯認為這一轉折點在于“自然與傳統的終結”。具體來看，“自然與傳統終結”的結論恰恰來自于社會運作邏輯的分析。

從自然的角度看，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早期，對于“什么是自然”的問題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回答的，它外在于人類社會，人類對自然所采取的任何行動都是單向的，不受其他行動的干擾。尤其在啟蒙運動之后人類所確立的理性化思維，認可了自然的客觀性及人類對自然所擁有的確定性知識，而這種確定性知識可以使得系統外在于行動者而存在，保證了系統的確定性。但在今天，人類行動的擴大及深入，使得自然已全面受到人類的占領，因此當我們再去回答“什么是自然”的問題時，已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在這樣的前提下，人類對自然的認知和所采取的行動都是人類社會內部的行為，作為“他者的自然”已經結束，專家對于自然的認知和解釋受到了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如不同權力的影響、價值的作用等，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抽象系統只是“雙重解釋”的具體展現而已，同時在行動中不斷被檢驗與修正，而喪失了其原有的絕對確定性。

從傳統的角度來看，“傳統是一種將對行動的反思監測與社區的時—空組織融為一體的模式，它是駕馭時間與空間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種特殊的行為和經驗嵌入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延續中，而過去、現在和將來本身，就是由反復進行的社會實踐所建構起來的”。簡單來說，傳統社會的行動根基在于“現在”，所有的行為和經驗為了現在行動的合法性都可以被再重組，其目的在于保證當下的確定性。而這種行為和經驗又通過特定的儀式使其具有程式真理。因而，在傳統生活方式下，行動的系統結構與相應的情境總是結合在一起的，它保證了行動與系統的絕對確定性。但是在現代社會，傳統所具有的獨特的行動的結構性特征發生了斷裂，原因即在于時空的伸延所帶來的系統的抽象與情境的虛化，兩者之間已經沒有明確的對應了。當我們依靠特定的系統采取相應的行動時，我們已經無法去確認系統的絕對可靠性，在反思性的作用下，我們可以賦予系統新的意義，并進而指導我們的行動。在這樣的行動邏輯下，系統也就失去了它的確定性。

上述關于“自然與傳統終結”的論述，本質上是圍繞著現代性的三大動力機制而展開的，即現代社會發展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時，時空伸延的廣度和深度超出了現代社會的早期，本來作為外在的脫域機制（系統）在反思性的作用下高度內化，其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外在獨立變量所具有的不變性已成相對，很多時候是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共同變量而起作用。另一方面，雖然反思性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的特征，但在時空伸延、脫域機制高度內化的今天，某種程度上又進一步活躍了人類的反思性。因此，制度性的反思性成為了不確定的根源，在此基礎上，系統（制度）的確定性成為了過去，不確定性主宰著今天，貝克所謂的風險社會初顯雛形。

吉登斯對于風險社會的闡述無論在理論性還是解釋力方面，都全面超越了貝克等其他學者，這當然得益于其元理論的建構，使我們看到了風險社會可能性的關鍵動力之所在。當然，其元理論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也隨之在解釋風險社會時暴露無遺。如在現代性的動力機制問題方面，到底是什么促使時空的虛化和伸延；另一方面，社會與系統存在著耦合性，這本身也是吉登斯理論的辨證之處，但帶來的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在整個論述中缺少一個基本的假設來確立其基本的先后關系。這就導致整個理論的論述是具有自我指涉性的。當然，理論的缺陷也為后來人的探索打開了一扇認知大門。

參考文獻：

篇（2）

一、企業法律風險的概念

《國有企業法律顧問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提出了法律風險的術語，但是該《辦法》沒有對法律風險的含義加以界定。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2005年《國有重點企業法律風險防范國際論壇》上的講話中，對國有企業的法律風險進行了分類，并認為法律風險是以承擔法律責任為特征的：“企業法律風險按照不同的屬性具有多種類型。從企業作為獨立的法人實體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企業風險主要有自然風險、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等。其中前兩種風險分別以不可抗力和市場因素為特征的，而法律風險是以勢必承擔法律責任為特征的。”持此相同觀點的還有曲新久教授：“法律風險是指因違犯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其他規章制度導致承擔法律責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風險。”筆者認為這個概念不夠全面。這個概念僅僅從由于企業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審查、逃避法制監管等原因，而做出的違法行為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后果，包括承擔法律責任或遭受經濟損失的風險。這僅僅是法律風險產生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由于企業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審查等原因，從主觀上不知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權利，或者對自己已經或將要遭受的損失未進行法律救濟所帶來的經濟損失的風險。例如合同法上的代位權、撤銷權的行使；無效民事行為的撤銷權等。這種經濟損失我認為也應當屬于法律風險的一種。因此，法律風險是指由于企業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審查，或者逃避法律監管而違犯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其他規章制度導致承擔法律責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風險和主觀上不知道采取法律手段對自己的權利或者將要遭受的經濟損失進行法律救濟所帶來的經濟損失的風險。

二、企業法律風險的特征

與企業的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相比，企業的法律風險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風險具有相對的確定性。由于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產生的原因分別是不可抗力和市場因素，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的產生具有不確定性。與之相反，法律風險的產生具有相對的確定性，這是因為法律風險主要是由于企業違犯法律或者是沒有及時采取法律手段進行救濟導致的。這種確定性是相對的，例如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行為，如果該著作權人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該企業就一定會承擔民事責任；也可能該企業沒有追究其侵權責任從而使侵權企業的這種法律風險沒有發生。但是這種法律風險的發生是必然的，不發生是偶然的。而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的發生正相反。法律風險的相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風險的發生具有相對確定性。企業違犯了法律法規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利，只要國家機關或被侵權人追究其法律責任，該企業就肯定承擔法律責任。二是法律風險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損失是相對確定的。企業違犯法律進行經營，就會受到行政處罰；企業侵犯了他人的知識產權，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法律明文規定了行政處罰和承擔民事責任的幅度和方式。由于具有法律的明文規定性，因此法律風險給當事人帶來的損失，當事人是可以事先確定的。即使當事人事先確定的數額與法院最終判決確定的數額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法律風險從損害結果上也具有確定性特征。

第二，法律風險是可防可控的。自然風險和商業風險雖然也可以通過風險管理，使發生風險的可能性降到最底。但是由于自然風險和商業風險產生的原因是不可抗力和市場因素，因此它不可能從根本上避免風險的發生。而法律風險完全可以從根源上加以防范和控制。只要企業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風險防控機制，在懂法、守法的基礎上從事各種生產經營活動，在他人侵犯自己的合法權利時能夠及時拿起法律武器，法律風險的發生基本上是可以得到杜絕的。

第三，法律風險具有損害性。法律風險一旦發生，企業就會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企業的經濟損失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于企業的違法行為而承擔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企業承擔的行政責任往往是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罰款直接給企業帶來經濟損失；吊銷營業執照會使企業停止經營活動從而影響盈利。企業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一般表現為賠償損失。企業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主刑由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承擔；附加刑由企業承擔。另一種是由于企業主觀上認為某種損失不能通過法律途徑救濟，而忽視了那一方面的權利保護，從而使企業遭受了經濟損失。法律風險的損害性與企業的其他風險相比，有過及而無不足。

第四，法律風險的發生具有可預見性和不可保險性。自然風險的發生具有突發性，往往使企業措手不及。而法律風險的發生是可以通過法律規定、違法行為等情況予以預見的。法律通過授權或禁止的方式規定了一定的行為模式及違犯該行為模式的法律后果。根據法律規定可以判斷企業的行為是否違法、會導致什么樣的不利后果；企業在經營中，完全可以通過保險的方式分散企業的自然風險。由于法律風險與法律責任密切相關，因而，企業的法律風險是不能通過保險分散的。

通過上述對企業法律風險的含義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企業的法律風險是能夠有效防范和控制的。企業應當重視建立法律風險的防范機制。有效防范和化解法律風險是增強企業依法經營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企業提高競爭能力，適應日益嚴峻的市場競爭環境的需要；更是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有力保障。

篇（3）

    一、企業法律風險的概念

    《國有企業法律顧問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提出了法律風險的術語,但是該《辦法》沒有對法律風險的含義加以界定。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2005年《國有重點企業法律風險防范國際論壇》上的講話中,對國有企業的法律風險進行了分類,并認為法律風險是以承擔法律責任為特征的:“企業法律風險按照不同的屬性具有多種類型。從企業作為獨立的法人實體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企業風險主要有自然風險、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等。其中前兩種風險分別以不可抗力和市場因素為特征的,而法律風險是以勢必承擔法律責任為特征的。”持此相同觀點的還有曲新久教授:“法律風險是指因違犯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其他規章制度導致承擔法律責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風險。”筆者認為這個概念不夠全面。這個概念僅僅從由于企業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審查、逃避法制監管等原因,而做出的違法行為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后果,包括承擔法律責任或遭受經濟損失的風險。這僅僅是法律風險產生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由于企業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審查等原因,從主觀上不知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權利,或者對自己已經或將要遭受的損失未進行法律救濟所帶來的經濟損失的風險。例如合同法上的代位權、撤銷權的行使;無效民事行為的撤銷權等。這種經濟損失我認為也應當屬于法律風險的一種。因此,法律風險是指由于企業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審查,或者逃避法律監管而違犯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其他規章制度導致承擔法律責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風險和主觀上不知道采取法律手段對自己的權利或者將要遭受的經濟損失進行法律救濟所帶來的經濟損失的風險。

    二、企業法律風險的特征

    與企業的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相比,企業的法律風險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風險具有相對的確定性。由于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產生的原因分別是不可抗力和市場因素,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的產生具有不確定性。與之相反,法律風險的產生具有相對的確定性,這是因為法律風險主要是由于企業違犯法律或者是沒有及時采取法律手段進行救濟導致的。這種確定性是相對的,例如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行為,如果該著作權人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該企業就一定會承擔民事責任;也可能該企業沒有追究其侵權責任從而使侵權企業的這種法律風險沒有發生。但是這種法律風險的發生是必然的,不發生是偶然的。而自然風險、商業風險的發生正相反。

    法律風險的相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風險的發生具有相對確定性。企業違犯了法律法規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利,只要國家機關或被侵權人追究其法律責任,該企業就肯定承擔法律責任。二是法律風險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損失是相對確定的。企業違犯法律進行經營,就會受到行政處罰;企業侵犯了他人的知識產權,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法律明文規定了行政處罰和承擔民事責任的幅度和方式。由于具有法律的明文規定性,因此法律風險給當事人帶來的損失,當事人是可以事先確定的。即使當事人事先確定的數額與法院最終判決確定的數額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法律風險從損害結果上也具有確定性特征。

    第二,法律風險是可防可控的。自然風險和商業風險雖然也可以通過風險管理,使發生風險的可能性降到最底。但是由于自然風險和商業風險產生的原因是不可抗力和市場因素,因此它不可能從根本上避免風險的發生。而法律風險完全可以從根源上加以防范和控制。只要企業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風險防控機制,在懂法、守法的基礎上從事各種生產經營活動,在他人侵犯自己的合法權利時能夠及時拿起法律武器,法律風險的發生基本上是可以得到杜絕的。

    第三,法律風險具有損害性。法律風險一旦發生,企業就會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企業的經濟損失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于企業的違法行為而承擔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企業承擔的行政責任往往是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罰款直接給企業帶來經濟損失;吊銷營業執照會使企業停止經營活動從而影響盈利。企業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一般表現為賠償損失。企業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主刑由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承擔;附加刑由企業承擔。另一種是由于企業主觀上認為某種損失不能通過法律途徑救濟,而忽視了那一方面的權利保護,從而使企業遭受了經濟損失。法律風險的損害性與企業的其他風險相比,有過及而無不足。

    第四,法律風險的發生具有可預見性和不可保險性。自然風險的發生具有突發性,往往使企業措手不及。而法律風險的發生是可以通過法律規定、違法行為等情況予以預見的。法律通過授權或禁止的方式規定了一定的行為模式及違犯該行為模式的法律后果。根據法律規定可以判斷企業的行為是否違法、會導致什么樣的不利后果;企業在經營中,完全可以通過保險的方式分散企業的自然風險。由于法律風險與法律責任密切相關,因而,企業的法律風險是不能通過保險分散的。

    通過上述對企業法律風險的含義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企業的法律風險是能夠有效防范和控制的。企業應當重視建立法律風險的防范機制。有效防范和化解法律風險是增強企業依法經營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企業提高競爭能力,適應日益嚴峻的市場競爭環境的需要;更是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有力保障。

篇（4）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10-0055-04

一、問題的提出

風險伴隨著人類社會，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而各種災害風險更是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在當今社會，洪水、旱災、地震、颶風、海嘯、礦難、空難、環境污染、核泄漏、大規模恐怖襲擊等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的新聞常常見諸報端。災難與風險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門領域，如不同維度的風險社會理論[1]、公共危機與社會風險研究[2]、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災難學，[3]災難人類學更是異軍突起，對災難與危險進行獨特研究。[4]然而，從國內已有的風險與災難研究文獻上看，不同學科之間未建立起必要的對話機制和跨學科研究，學術概念不統一阻礙了不同學科的對話。

在此態勢下，如何全面理解、認知和應對“風險”成為我們不得不思考的重要問題。本文試圖梳理社會理論中關于風險的認知，探討人類學家如何認識、理解風險；并試圖構建災難人類學的風險認知圖景，以擴展災難人類學的研究范疇。

二、三種傳統風險觀的比較

在風險管理方面，ISO風險管理標準《ISOguide73：200險管理術語》中將風險定義為“風險是不確定性對目標的影響”（effectofuncertaintyonobjectives）。這是一種技術性取向的理解，試圖通過計算風險概率以控制風險；還存在一種“經濟-社會-文化”取向的理解，將風險看作是一種社會后果。[5]“廣義地講，風險是指一切對人及人所關心的事物帶來損害的事件與行為的可能性。風險的實質是其不確定性。這一不確定性既源于風險事件與行為本身的隨機性，也源于我們對風險影響理解與把握的不確定性。”[6]

對社會風險的認識存在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烏爾里希?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持客觀主義觀點，認為風險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而瑪麗?道格拉斯等認為當代社會風險實際上并未增多或加劇，而只是被覺察、被認識的風險增多和加劇了。[7]對此，一些學者認為風險本身就是客觀和主觀的綜合體，在具體的經驗研究中，既要研究民眾的風險意識，也要研究中國的風險現實。[8]可見，風險是當今社會理論的重要論題。

昂格爾在《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一書中指出，經典社會理論必須面對三個問題，即方法論的問題、社會秩序的問題和現代性的問題。當代社會理論仍需直面上述三大問題，出于對現代性和當代社會秩序的反思性思考，烏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以及尼古拉斯?盧曼等人分別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風險的認知和理解。在他們開創性的研究基礎上，風險社會理論成為當代重要社會理論之一，并成為當代哲學思考的重要議題。通過對風險社會文獻研讀與分析比較，筆者認為在風險社會理論中存在以下三種風險觀念：即自然主義風險觀、結構主義風險觀和建構主義風險觀。

（一）自然主義風險觀

從歷史角度看：在原初社會中，人們以狩獵、采集為生，沒有復雜的社會結構，對自然具有一種崇拜和敬畏心理，常常是通過巫師禱祝、獻祭等方式與自然溝通。人們生產生活與自然界直接聯系，面臨的主要風險來自于自然災害的威脅，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對自然災害的經驗逐漸塑造了人們自然主義風險觀。這種風險觀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風險是自然存在的；其應對方式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如遷徙、如傳統禁忌等。這種自然主義風險觀在農業社會也仍然普遍存在。

從理論方面看，貝克等人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是暗含風險社會之前的社會是具有自然風險（本能的）、可控風險（機械的）這一預設的。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與工業社會相區分，是因為貝克敏銳地觀察到，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現代性出現了斷裂，技術風險已經超越傳統的自然風險，成為主要的風險因素，自然主義風險觀已經無法解釋現代社會風險的結構特征。所以，貝克等人賦予“風險”新的概念，認為它表明自然與傳統的終結。

（二）結構主義風險觀

貝克和吉登斯等人的風險觀念一般被認為是制度主義風險觀，是現實主義風險觀，這是從本體論角度的概括。筆者提出的結構主義風險觀是從風險認知視角出來進行的描述。

首先，貝克和吉登斯都強調人與自然的二分，這是結構主義認知的基礎范式。吉登斯將風險分為“自然風險”和“被制造的風險”，貝克也特別強調風險社會中“技術風險”的主要影響。其次，貝克和吉登斯都強調技術風險與制度風險在現代社會中引起的結構性變化，如認知結構的變化―對未來的思考決定現在的決策，而非基于過去而決策，又如風險分配取代財富分配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邏輯。最后，社會風險在社會結構中放大或縮小，個體化公民被鑲嵌于社會之中，獨自面對風險。從風險認知角度看，盧曼基于系統環境維度的風險社會理論，也是一種結構主義風險觀。

（三）建構主義風險觀

所謂建構主義風險觀主要是指被感知的風險才是真實的風險這樣一種風險觀念。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風險分類不一致，不同群體、不同文化取向的人具有不同的風險觀。比如，瑪麗?道格拉斯根據階層/權力分類圖式[9]與不同的風險取向的分析，認為等級制度主義文化中傾向于認為政治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而市場個人主義文化中則認為經濟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處于社團群落邊緣文化的人則傾向于認為自然風險是最大的風險。[10]他們認為，風險不是一種社會事實，而是一種文化現象。風險分類不一樣，因為不同社會的文化感知不一樣，故建構出不一樣的風險文化。災害和災難是通過物質實踐和意識形態話語與社會互構而得以產生的一種自然現象。[11]斯科特?拉什在瑪麗?道格拉斯的基礎上提出了“風險文化”的概念，試圖用“風險文化”的概念替代“風險社會”的概念，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重要維度。可以說，作為人類學家的道格拉斯的風險文化觀超越了傳統的自然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風險觀。

三、災難人類學

目前，人類學對風險的認識與理解主要體現于災難人類學這一分支學科之中。災難人類學將災難視作社會科學的“天然實驗室”，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災難中因社會、文化和物質的需求被降低到最低點而完全暴露出來。”人類學研究災難主要有三種基本視角：一是行為反饋模式，二是社會變遷模式，三是政治-經濟環境模式。[4]從現有文獻來看，災難人類學更重視災難發生后的研究，因而風險概念很少進入其分析架構，但通過社會脆弱性概念以及災難人類學對災難原因及災難預防的理解，可以體會災難人類學的風險認知。

（一）社會脆弱性

脆弱性是在災難和風險研究中常用的一個概念，但其定義并未得到統一，脆弱性的表現形式也多樣，如自然、經濟、社會、政治、技術、文化、生態和制度等方面的脆弱性。但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這一概念的出現使人類學者開始重視災難發生前的社會、經濟、政治等相關社會結構和文化意義的分析，而這一轉變就是從重視災難到重視風險分析的轉變。

災難人類學中常用的脆弱性定義是由布萊基（Blaikie）等提供的臨時定義：“我們所說的脆弱性，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預期、應對、抵抗自然災害的打擊并從中恢復的能力和特點。這里涉及的是一套組合因素，它們決定在自然和社會中分立和可區分的事件，在何種程度上威脅人們的生命和生活”。[10]

脆弱性是風險分析的一個有效概念，它使我們看到風險如何在自然與社會的交織影響中，借由社會意識形態、人口因素、環境特征、經濟關系等社會文化結構，如何對社會現實產生作用發揮影響的。通過脆弱性概念，人類學者能夠分析不同群體甚至不同個人因為社會結構關系不同，受到同樣的災害的威脅程度不同，其應對方式也不一樣，這是一種明顯的關于風險的社會分析方式。

（二）災難原因

當社會脆弱性概念的引入，人類學不再認為災難僅僅是由自然因素引起，而是在自然―社會的結構中產生的。災難不再被看做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不可預測的事件”，不再是中斷、突發，不是外在力量的強行介入，而是持續與嵌入，是原有生活的投射。[12]

“在大多數情況下，災難并非不期而至，而是通過兩種因素：一是人口以及構成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二是有潛在破壞力的因子，兩者相結合才產生災難。這兩種成分均嵌于自然和社會系統之中，并且作為一種進程隨時間的推移而展開。當災害威脅和災難發生時，它們都成了物質、生物和社會文化系統復雜交匯的表現。”[13]對災難的理解急需綜合性分析，其原因在于人的社區與行為并非簡單地定位于環境。人類學以整體觀作為學科領域的標志，提供了一個能夠覆蓋災難成因與影響范圍的理論框架。

（三）災難防治

人類學者在研究災難時不可避免地打開了應用人類學的大門，因為研究災難不得不涉及如何進行災后重建和災難的防治。在災難的防治方面，可以看到一些人類學者對風險的認識和應對之道。

首先，人類學強調災難防治的本土實踐。人類學認為同樣的災害對不同地區、不同社群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因此，統一的、規范的現代科學性、技術性的防災減災模式不一定適用于每一個社區。外來的科學的防災減災工作思路要充分了解目標社區的自然、社會和文化特征，使統一的科學模式能夠與本土特征相契合，強調防災減災的本土實踐。

其次，人類學注重利用災害應對的地方性知識。在不同的社區生活中，人們在面對各種災害風險和災害影響時，逐漸形成了一些在當地行之有效的災害預防知識與智慧，這是適合于當地防災減災的地方性知識。比如，有學者對彝族比爾文獻中的災害防治地方性知識做了分析，認為將地方性知識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有效開展防災減災工作。[14]進一步地，張原等敏銳地觀察到地方性知識體系必須保持開放性，以維系不斷變遷的地方生活世界有序性，否則將“導致地方社會文化結構的脆弱性，誘發各種災難情景”。[15]

最后，人類學者強調在整體的生活世界中直面災難。防災減災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不能采取碎片化的、項目式的工作方式，而是應在社區的整體生活世界中，從自然、結構、文化以及歷史的維度中直面災難，認識災難在生活世界中的本來面貌，[16]從而采取綜合性的、系統性的防災減災方案。

從上述對災難原因與防治的分析和思考中，我們可以看到災難人類學關于風險有如下基本理解：其一，風險并不僅僅是一種概率性的偶然事件，它與社會生活環境直接相關；其二，災難的風險產生于自然―社會系統之中；其三，災難風險分析需要人類學提供一個整體研究框架。

四、人類學與風險認知

（一）人類學的認知框架

在西方人類學傳統中，認識人文世界存在著三種基本傳統：第一種是受卡爾?馬克思影響的強調生產、經濟的物質主義觀，第二種是涂爾干脈絡下的社會結構觀，第三種是馬克斯?韋伯脈絡中的強調文化與意義理解。這三種傳統分別注重的是物質環境、社會事實與文化意義，各有側重又相互影響，傳承不絕。我們認為人類學的三種基本傳統或者說自然（nature）、結構（structure）和文化（culture）的三種視角，不可偏廢，它們共同構成人類學認識人文世界整體框架，這一框架對我們綜合認識風險也是極具意義的。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看到人類學的三種傳統都存在著一個更深刻的“人與自然”的二分結構。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同理解，會呈現出不一樣的人文圖景，其風險觀念也會明顯不同。正如前文所述，在自然主義觀念看來，人與自然合一，人完全存在于自然之中，人們對自然的神秘力量保持一種敬畏之心，面對自然風險采取的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反應。在結構主義觀看來，人與自然是二分的，而且隨著人類技術的增強，人們對自然的態度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面對自然風險的態度不是敬畏而是采取工程技術防治。在文化相對主義看來，人與自然是互構的，而風險是在人類與自然互構的環境中發生和產生影響的。可見人類學的認知框架對我們綜合理解風險大有裨益。

（二）人類學整體觀與風險認知

綜合上面風險社會理論中自然主義、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的風險觀，以及災難人類學對風險的綜合性理解，結合人類學“自然―結構―文化”的整體認知框架，人類學對風險的整體認知圖景呼之欲出。

一方面，我們認為自然物質、環境生態和身體生命等具自然屬性的事物是風險產生的基本條件，也是風險發生作用的基本對象，沒有人與自然，風險無從發生，也無從被認知。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人類社會的社會結構、政治關系、科學技術、經濟水平以及歷史基礎等具結構屬性的社會事實是風險得以發展變化的基本載體，在不同的人為結構之中，風險以不同的方式發生變化和影響。再一方面，我們認為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分類范疇、傳統經驗等具有文化屬性的意義建構是認識風險的知識來源，也是風險應對決策的基本準則，不同的意義建構將導致人們不同的風險認識和風險應對方式。這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人類學風險的整體認知圖景。

我們認為應帶著人類學整體觀的認識視角，從上述自然、結構和文化三方面綜合認識和理解風險，在理論上加強不同向度的風險認知的對話與理解，在實踐上進行縱向歷史和橫向空間上的比較分析，使人類學關于風險認知的整體圖景能夠成為社會科學中風險認知的基本參考，也能指導不同地區的人們有效應對和防范風險。

（三）民族志調查與風險認知

持續系統的田野調查是人類學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民族志是其田野調查的科學成果。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往往集中于一個社區，對該社區進行全方位的描述和比較，并能與宏大敘事理論發生關聯，展現人類社會的不同面向、貢獻獨特的地方性知識。人類學的風險認知圖景能綜合各個學科關于風險的理解，將之統一于自然―結構―文化的認知框架之中，使我們對風險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和應對風險。人類學也提供了田野調查這樣一套獨特的方法觀察風險實踐。

流動性和風險應成為當下人類學的重要課題，[17]人類學者已經認識到災難是其天然實驗室和危機顯示器，[4]很多人類學者已經做出或正在做關于災難的民族志調查，如李永祥關于泥石流災害的人類學研究。[18]一般都是注重災難發生時和災后重建的社區調查，但已開始注意到關于風險形成和風險觀念的田野調查。我們期待經典災難民族志的出現。

五、結語

風險是面向未來的損失的可能性，災難是已然發生的事件。我們看到，風險既是一種自然因素，更是一種社會事實，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在風險理解上，人類學為我們提供了自然―結構―文化的三維認知框架，使我們對風險有一個更為確切的整體把握。當風險和脆弱性進入災難人類學乃至整個人類學的視野，人類學的獨特視角和方法將超越傳統風險觀，進而為風險認知提供更為基礎、更為綜合的知識觀念和實踐經驗。

參考文獻：

[1]張廣利，許麗娜.當代西方風險社會理論的三個研究維度探析[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

[2]馮必揚.社會風險：視角、內涵與成因[J].天津社會科學，2004（2）.

[3]李明泉，趙娉萍.災難學研究框架構想[J].社會科學研究，2009（5）.

[4]（美）安東尼?奧利弗-斯密斯著，彭文斌譯.人類學對危險與災難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4（1）.

[5]張海波.社會風險研究的范式[J].南京大學學報，2007（2）.

[6]彼得?泰勒-顧柏，張秀蘭.社會風險治理經典譯叢[M].中國勞動出版社，2010.

[7]莊友剛.風險社會理論研究述評[J].哲學動態，2005（9）.

[8]劉巖.風險社會三論及其應用價值[J].浙江社會科學，2009（3）.

[9]張寧.風險文化理論研究及其啟示―文化視角下的風險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12）.

[10]安東尼?奧立佛-史密斯.災難的理論研究：自然、權力和文化[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11）.

[11]馬步云.風險社會的文化透視[J].蘭州學刊，2006（5）.

[12]夏少瓊.國外災難研究歷史、現狀與趨勢[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7）.

[13]安東尼?奧利弗-史密斯蘇珊娜?M?霍夫曼著，彭文斌編譯.人類學者為何要研究災難[J].民族學刊，2011（4）.

[14]葉宏，郭虹.地方性知識與民族地區的減防災―以彝族爾比為例[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2）.

[15]張原，馬浪.知識圖景中的災難考察―人類學災難研究的關鍵路徑[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8）.

[16]張原，湯蕓.面向生活世界的災難研究―人類學的災難研究及其學術定位[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7）.

[17]范可.流動性和風險：當下人類學的課題[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5）.

篇（5）

關鍵詞：風險社會　責任　傳播全球化

一、風險社會產生的時代背景

1.風險社會

從風險的角度上講，風險社會中所講的“風險”與普遍意義上的“風險”所涵蓋的理論范疇并不相同。風險社會中所談到的風險是人為的，而非大自然帶來的風險。

具體到風險社會，就是指在人類社會進入到工業化時代以來，現代科學技術創造了大量的、先進的人類文明，而伴隨著這樣的過程，人類決策所帶來的可能的破壞力也越來越大。但是，由于決策帶來風險，那顯然應該由決策者來對其所帶來的風險負責，而由于決策者或者決策集團本身的政治經濟背景，在面對重大問題的時候，這些人或者集團很少真正負起責任，或者說也不可能獨自承擔其責任，這樣的社會根源研究阻礙了風險責任的細化。

進入20世紀以來，一次又一次帶來嚴重后果甚至毀滅性后果的事件，使得人們迫切需要去進行有效的風險預計，以便很好地進行風險控制，這就是所謂的風險社會。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風險社會是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定時代的伴生物。

2、風險社會的理論來源

1986年,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出版了德文版的《風險社會》一書,該書首次使用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來描述當今充滿風險的后工業社會并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

貝克對風險概念作了8點總結:

1.風險既不等于毀滅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虛擬；

2.風險指充滿危險的未來,與事實相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

3.風險既是對事實也是對價值的陳述,它是二者在數字化道德中的結合；

4.風險可以看作是人為不確定因素中的控制與缺乏控制；

5.風險是在認識(再認識)中領會到的知識與無知；

6.風險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與本土同時重組；

7.風險是指知識、潛在沖擊和癥狀之間的差異；

8.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兩重性。1

3.中國在全球化風險中的責任與機遇

當今，最引起廣泛關注的全球性風險之一就是全球環境惡化和氣候變暖問題，這既是每個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又事關人類種群發展大計，早已不是幾個國家，也不是僅僅幾個國家就能解決的問題。

作為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中國的年碳排放量已然超過美國與歐盟，位居全球第一位，這勢必使我國在全球環境惡化和氣候變暖的問題商討中成為眾矢之的，09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就已經感受到了來自其他國家的壓力。

誠然，我們有許多各種各樣的理由，經濟整體水平的落后，快速發展的需要，龐大的人口基數，相對落后的科技水平都在客觀上決定了確實不能把發達國家的標準強加于我國之上。

但無論道理多么的有說服力，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國家目前的快速發展，或者說我國目前快速發展的模式確實已經使“殘破不堪”的地球更加難堪重負。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而無論怎么說，在事關人類發展的大計的問題上討價還價，斤斤計較，都不符合這樣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定位。

況且，擔負這樣的責任并不需要以犧牲發展為代價。在快速甚至超速行駛了30年之后，中國這部“跑車”也已需要調個檔，換個模式再繼續前進了。這里先拋開社會轉型因素不談。僅僅就經濟發展模式轉變而言，節能減排顯然是個難得的契機，變粗獷型經濟為密集型經濟，這個我們叫了差不多十幾年的口號，是時候真正落到實處了。這既符合我國本國的根本利益，又承擔起了在全球性風險問題上我們應當擔負的責任，對內對外，百利而無一害。

二．傳播全球化與全球化風險

1．關于傳播全球化

傳播全球化的思想主要來源于麥克盧漢的“地球村”概念，地理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的全球化理念，以及彼得·德魯克在管理學中提出的全球化概念。

在文化工業中，特別是廣告工業中，要求世界文化標準化的表現特別強烈，比如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跟這個稍有區別的是提出了“消費的共同群體”的觀點，即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存在著對同樣的產品有著同樣的消費需求、消費欲望和消費愛好的群體。從這個觀點的差異中就可以看出全球化社會的概念不是對每個人

[1] [2] 

都有效，而是指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全球化思想影響到的人首先是決策人或是企業首腦，他們鼓吹自己是全球化意識的代言人。這種全球化話語后面掩蓋了一些事實。第一就是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能進入這個過程的，不能成為所謂的“全球化群體”。這種全面性的話語也伴隨著新形式的跨國企業的問世。全球化企業的概念是由關系構成的，是現實世界的虛擬化、網絡化，是傳播和網絡構成的一種賽伯空間 (cyberspace)。由以上可見，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受到同質化信息的驅使。

.傳播全球化在消弭風險中的重要意義

前面已經多次提到，一方面是風險社會是后工業化時代的特征，或者可以說是信息社會的特征；另一方面，風險是由決策帶來的。

篇（6）

[關鍵詞]客觀經濟環境變化會計影響

一、對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影響

為了適應客觀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和與國際財務會計趨同的需要,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要求越來越重要。財務會計念框架作為會計理論范疇,是分析、評估和指導會計準則發展的一個規范性理論基礎。

(一)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涵義

財務會計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ofFinancialAccounting,CF)一詞,最早出現于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1976年12月2日公布的《關于企業財務報表目標的暫行結論》、《財務會計和報告概念結構:財務報表的要素及其計量》和《概念框架研究項目的范圍與含義》等3個文件中。FASB對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定義: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是由相互關聯的目標和基本概念所組成的邏輯一致的體系,這一體系能引導出前后一貫的會計準則,并對財務會計和報告的性質、作用和局限性做出規定。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作用主要是明確財務會計中一些基本的也是核心的概念,它以會計目標為邏輯起點,通過對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和記錄等的研究,形成一個內在一致的理論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經濟一體化使財務會計的空間變得更大,構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國國情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愈顯必要

近十幾年來,在世貿組織的自由貿易機制作用下,各國相繼推行了不同程度的開放政策,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跨國公司所占有的市場份額也在不斷增加,生產經營和消費日益具有全球性,如電訊業、銀行和保險業、運輸業等服務業的全球性特征尤為明顯。

全球經濟一體化是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全球經濟一體化將呈現如下特征:國際金融網絡使國際商務在時間上連續,價格上聯動,隨著交易手段和方式的不斷創新,交易額會迅速增長,競爭更加激烈,風險也加大。

全球經濟一體化對傳統的財務會計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它使財務會計工作的空間變得更大,常常出現跨地區,甚至是跨國的會計核算;而且,由于風險的增加,特別是在金融工具不斷創新的今天,財務管理工作的難度增大,因此,必須構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國國情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并引導出前后一貫的會計準則,有效規避財務會計的風險。

(三)對我國制定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建議

1.立足中國實際,借鑒國外經驗

因為會計具有雙重屬性,既具有技術性又具有社會性。會計的技術性使得在構建我國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時,可以借鑒一些國外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制定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經驗教訓,從而節省制定成本,提高制定效率。會計的社會性使得在構建我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時,要從我國的社會經濟環境出發,立足中國實際,充分考慮我國會計環境的特點,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

2.循序漸進,不要急于求成

在制定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時,一定要循序漸進,在對財務會計需要提供什么質量的信及怎樣提供以滿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等內容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出系統科學、邏輯嚴密并對我國的會計準則/會計實務具有實際指導作用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

3.確立我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制定機構

考慮到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實際情況,存在很多特有的經濟活動和經濟事項,會計準則可能沒有規定,但由財政部組織、學術界、實務界以及企業界共同研究制定,以行政法規的形式頒布,這樣可以具有法律約束力和較強的權威性,切實對會計準則、會計實務起指導作用。

4.我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內容應當完整嚴密

在構建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時,對其構成概念框架的子系統都應涵蓋,缺少任何一個子系統,都不是一份完整的概念框架。具體來說,由于我國會計環境的特殊性,在構建概念框架時,要充分考慮我國的會計環境,可以將其作為概念結構的一個邊緣,然后將概念結構分為幾個層次:第一層次包括會計假設、會計目標;第二層次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第三層次包括會計要素及確認、計量報告原則;第四層次為財務報告。這些內容層層推進,共同構成一個完整嚴密的概念框架系統。

二、對會計核算的影響

客觀經濟環境的發展導致了財務環境的新變化,財務邊界變得模糊、核算重點多元、核算期多樣化、本位幣和幣值不變假設弱化等等。這些都對傳統的財務會計模式產生重大影響,也是傳統的財務會計模式無法解決的,只有依靠網絡會計模式才能自如地應付。

(一)知識經濟的興起使會計核算重點由單一的有形資產向多元轉移

知識經濟是知識和經驗在生產經營中的應用,它一方面是指知識和技術向傳統產業的滲透,增加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全面提高傳統產業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是高新技術本身的快速發展,增加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力要素改變了企業的資源結構,它和貨幣資本一樣,是一種能為企業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無形資本。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傳統的以廠房、機器、貨幣資本為主要內容的資源配置結構發生了變化,知識資本包括知識產權、專有技術、商譽、信息資產以及與此相關的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都成為企業的重要資源,出現了以知識資本為主的資源配置結構。企業的新的資源配置結構,使如何對知識資本的價值進行計量和管理成為財務管理工作的新課題,會計的核算重點也要單一的有形資產向有形和無形資產等多元化轉移。

(二)虛擬企業和虛擬經濟使會計主體由傳統意義上的“實”的企業擴展為暫時的“經濟相關的聯合體”

20世紀90年代后期,虛擬企業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形式開始出現在經濟生活中。所謂虛擬企業,德國斯圖加特大學教授H.J.Bulliger認為虛擬企業是一種網絡組織:通過網絡,應用通訊技術和信息技術進行分散的互利互惠的合作,一旦合作的目的達到,這種合作的關系也就解除了。這是一種暫時的,空間跨度很大的合作,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已突破了傳統的長期固定的合作關系,如合資企業、跨國公司等。虛擬企業的出現也就產生了所謂的虛擬經濟。由于虛擬企業充分地利用了網絡技術,所以也有人把虛擬企業叫做網絡企業,實際上虛擬企業的概念要比網絡企業更為寬泛,網絡企業只是虛擬企業的一種形式。

虛擬企業的出現,使得會計主體假設下的“企業”的概念變得模糊,會計主體的概念也就變得不那么確定,既實也虛。傳統意義上的會計主體是由以下兩個條件來確定:一是能控制資源,承擔義務并進行經濟活動的經濟單位,二是特定的個人、集團或機構的經濟利益范圍。這兩個條件中有一個共同之點是實際邊界清楚的“單位、個人、集團或機構”,而虛擬企業的內涵和外延都是變化的。也就是說,能夠用來確定會計主體的傳統意義上的依據已有些不適應了。現在的會計主體不僅僅是實實在在的傳統意義上的企業,而且也是由某一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的“經濟相關的聯合體”。美國會計學者瓦爾曼指出:“虛擬企業使企業的空間能夠根據迅速變化的市場靈活地重構和分合,從而使會計主體具有可變性,并使傳統的會計主體具有新的意義。”這里所說的虛擬企業和虛擬經濟的“虛”是相對于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的“實”而言的,并不是絕對的。

虛擬企業也是企業的一種更新潮的重構形式。企業重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當時還只限于企業內部的重構,如精簡和調整機構、剝離企業的非核心業務等,其目的是使管理更為靈活,競爭力更強。到90年代又出現了企業之間的并構和重組。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的重組是一種長期的穩定的企業重構,而虛擬企業則是一種暫時的企業重構。企業重構目前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經濟活動。不管是那種形式的企業重構,都給會計主體增加了不確定因素。

(三)會計核算期變得多樣化,即時核算與實時報告將是會計核算期的主要形式

會計核算期是指將持續不斷的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人為地劃分為前后連續,時間相等的會計期間,定期地向有關方面提供財務信息。財務年度報告是我國長期以來最常見的一種報告形式。

持續經營是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的基本特征,會計主體都將持續地,無限期地正常經營下去,而不會終止結算。虛擬企業是一種暫時的經濟相關的聯合體,有利則合,無利則分,也許會較長時間地延續下去,也許會很快解散,而更多的可能是根據實際需要增加或減少合作方。有時即使合作方沒有增減或解散,但沒有持續的經營活動,這就使得持續經營的假設變得較為模糊。因此,它對會計核算期的要求也變得模糊,一般是某項經濟合作一旦完成就要立即提供會計核算報告,根本不需要等到某一個固定的核算期如年、季、月的結束。一般情況下,虛擬企業也無須對社會提供財務報表,只須對虛擬企業內部各成員提供財務報告即可。

隨著市場經濟的高度發達,特別是虛擬企業和虛擬經濟的興起,會計核算期變得更加多樣化。當會計信息成為一種重要資源而使經濟活動增加附加值的時候,即時核算和實時財務報告將是主要形式,它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

三、對財務風險的影響

財務風險是指公司財務結構不合理、融資不當使公司可能喪失償債能力而導致投資者預期收益下降的風險。它是內外部環境及各種難以預計或無法控制的因素影響,導致企業財務和經營狀況具有不確定性。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延續已導致全球經濟受挫,國際金融市場也正在經歷著重組與改變。導致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對某些衍生工具的風險沒有進行真實的披露。因此必須加強風險的披露和制定防范風險的措施。

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本意是為了降低企業各種投資的風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IFRS7)對金融工具有全面披露的要求。披露不僅包含關于金融工具重要性的信息,還要包含相關的風險性質和程度。而對后者的披露,即是對風險的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性質上要求披露每種金融工具所面臨的風險,管理層的目標,政策和風險管理的過程等。程度上要求披露在報告日的風險暴露程度的定量的描述,這包含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和風險集合的描述。

此次次貸危機中,對某些衍生工具的披露就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次貸危機的核心是非傳統貸款的爆發,包括次級抵押貸款。這些貸款由房屋抵押經紀人賣給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而投資銀行再次將它們包裝成更加復雜的結構債券,將大量的信貸違約調期(CDS)及其它與債券有關的金融衍生產品銷售給各種金融機構、對沖基金和投資人。由于CDS是場外交易的衍生工具,沒有專門機構監管它的交易,另外持有者不愿對其風險進行真實的披露,導致CDS的市場有很大的不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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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企業創新；風險；管理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形成，以及由信息技術推動經濟變革的迅猛發展，現代社會已悄然進人了一個新經濟時代。新經濟時代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具有風險損益特征的時代，我們在分享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更多更集中且破壞性更強的風險。特別是企業在創新發展過程中，各種過去未曾出現過的風險更會超出預期而發生，若不能有效地對這些風險加以控制和化解，將會導致企業創新的失敗。因此，客觀地、積極地認識企業創新風險，正確對待并有效地加強企業創新風險的管理，是企業創新發展能否成功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一、風險與企業創新風險

(一)風險的概念及特征。風險的概念是對發生不利事件現象的本質概括。分析已有的風險概念，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一個被學術界共同認可、普遍接受的定義。從管理學角度看，所謂風險，是指發生某種不利事件或損失的各種可能情況的總和。一般認為，風險有兩個基本構成因素：一是負面性，即發生的是不利事件和損失；二是不利事件發生的現實可能性或概率的大小。

風險的特征是風險本質的外在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客觀性。風險是一種不依賴于人們的主觀意志而客觀存在的現實，只要發生風險的客觀因素存在，風險就將存在，因而風險是無法回避及消除的。人們通常所說的回避風險、消除風險有兩重含義：一是指改變或消除所從事的活動，既然活動對象改變了，風險自然就不同；二是指將風險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通過種種經濟的、技術的手段轉移和擴散。2．普遍性。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就實質而論都是一種利益活動，而人類的一切利益活動都或多或少地伴隨著不確定性，因此，風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只不過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及不同的利益載體上表現的形式、作用的強度及存在的意義不同而已。3．不確定性。風險是各種內在的、外在的主觀、客觀因素相互作用，并通過市場交易的結果。由于每一個主觀、客觀因素本身的不確定性，使它們偶然地組合在一起作用于風險，又形成了風險的不確定的勢態2。4．可能性。風險是一種可能或未來的風險，即風險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的結果只有在完成了一個不確定的經濟活動之后才可能成為現實的風險。5．可變性。風險是相對的、變化的，相對不同的對象，風險就不相同；隨著時間、空間的改變，風險也會發生變化。6．可測性。盡管風險是一種未來的風險，但并不等于人們對未來的風險一無所知。人們可以根據以往的經驗、統計資料找出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對所要從事的經濟活動進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判斷、估計、衡量，從而作出相應的預測，尤其是靜態的風險完全可以事先通過概率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圍內作出預測。7．雙重性。由于存在風險反感，風險必須以收益為代價，即風險伴隨著收益。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等帶來的風險只會產生損失，而經濟活動中的風險則是和潛在的收益共生的，它們成正比例地相互交換。因此，企業從事任何經濟活動都需要在風險和收益之間相互協調，以期在一定的風險下使收益達到較高的水平，或在收益一定的情況下使風險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二)企業創新風險的概念及特征。企業創新風險是指企業對外部環境因素估計不足或無法適應，或對創新過程難以有效控制而造成創新活動失敗的可能性。這里的“失敗”，是指創新活動終止或撤銷；創新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企業的創新活動失敗。

新經濟時代的到來給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大環境和起到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但也使企業賴以發展的環境惡化，不確定因素增多，企業將與已存在的和潛在的風險共存共生。企業創新風險在新經濟時代表現為以下幾個突出特點：1．風險損失與創新程度成正比。與以往時代相比，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創新發展采用的技術更先進，知識轉移和利用的速度更快，知識密集程度更高，因而具有投資大、思想觀念新、系統性強、技術難度大、結構和管理復雜、不確定性大、技術風險與市場風險同時存在等特點。一旦風險事故發生，損失巨大，后果往往不堪設想。2．企業經營管理的脆弱性增加。從創新管理角度看，知識管理本身就存在著明顯的不可預估性和不確定性，而且企業管理組織呈現出多樣化形態，員工的流動性增強，員工在企業中也不再是永久的組成部分，角色更加靈活。任何一個層面、一個環節失靈或者職工行為異化，給企業帶來的打擊和損失都是致命的。3．知識和技術的共享提高了風險率。知識的全員共享和技術的廣泛使用，使風險事故發生的隨機性、連鎖性、擴散性增加。如：隨著信息網絡引入企業經營管理，頻繁而嚴重的網絡經濟犯罪令企業防不勝防，信息系統失靈、信息不完備也日益成為企業創新發展的主要障礙。4．潛在風險增大。新經濟時代，許多企業被高收益所吸引，而對隨之而來的風險，尤其是潛在風險認識不足。如果企業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創新思路不對或采用技術不適用，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往往是長期的、深遠的，而且這種過程是緩慢的、無形的、不易被察覺的。5．風險事故影響的空間大、時間長、波及面廣。知識的傳播和信息資源的利用具有鮮明的連貫性。因而，新經濟時代企業創新的風險事故一旦發生，就會沿著企業知識鏈和信息網絡影響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上百億美元的企業兼并案逐年增多，許多大型國際級企業紛紛倒閉，就是新經濟時代風險事故影響深遠的端倪。

二、企業創新風險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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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兩大理論爭點

( 一) 爭議背景: 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立法疏漏

隨著食品安全問題日益突出，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作為一種重要的風險預警手段出現在《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法》第82 條所規定的國家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統一公布制度明確將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納入了需要統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范疇; 《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第48 條亦規定了設區的市級和縣級人民政府在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公布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后的具體職責。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食品安全法》還是《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都沒有明確規定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具體內涵以及外在表現形式。為進一步規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行為，衛生部聯合農業部、商務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制定了《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辦法》，該《辦法》首次在立法上明確了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的范圍，即包括: 對食品存在或潛在的有毒有害因素進行預警的信息; 具有較高程度食品安全風險食品的風險警示信息。但是，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法律性質以及統一表達問題并未在立法中得以明確。不可否認，立法疏漏在某種程度上是源于理論界對這些問題共識缺乏，但從立法效果而言，立法缺憾又給理論界的繼續爭論提供了一定空間。

( 二) 表述爭議: 差別概念抑或競合概念

在食品安全風險規制的實踐中，風險警示、消費警示、風險公告是較為常見的表述方式。這些是差別概念還是競合概念，學術界目前還存有較大爭議。有學者認為，這些概念是被不加區分的混淆使用，相關概念也缺乏法理上的明確闡釋，并指出食品風險公告與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在調整層面、信息來源、主體等方面存在區別 亦有學者認為食品安全消費警示與食品安全風險警示是最容易混淆的概念，兩者在權限、法律性質均不相同。學者們對風險警示、消費警示、風險公告進行概念比較所得出結論反映了風險警示、消費警示、風險公告之間的一些差別。但有差別與差別概念之間并不必然劃上等號。風險警示、消費警示、風險公告的上位概念是公共警告，風險警示、消費警示、風險公告統一于公共警告，即是行政機關或者其它政府機構對居民公開的聲明，提示居民注意特定的工商業或者農業產品，或者其它現象。實際上，風險警示、消費警示、風險公告之間僅有形式差別，其行為模式與價值目標并無二致。《食品安全法》第82 條所規定的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權的專屬性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特殊安排，從內容上根本無法有效辨識食品安全風險警示、食品安全消費警示、食品安全風險公告。例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抽檢速凍餃子后公布抽檢結果并向消費者發出警示，提醒大家慎買速凍餃子。從警示內容上看，這既可以被視為食品存在或潛在的有毒有害因素進行預警的信息( 風險警示) ，亦是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依據職責而公布食品安全日常監督管理信息，而就消費者而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公布抽檢結果并發出警示，又是一種消費警示行為。事實上，早在《食品安全法》出臺之前，實踐中就已經存在著食品消費警示、食品安全預警信息、食品安全警示、食品安全風險提示、食品安全監管信息、食品安全風險預警通告等不同表述，這些表述只有形式上的不同，而無本質區別，它們的基本內核或價值目標均指向預警。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不同的表述是競合概念而非差異概念。

( 三) 屬性之爭: 法律行為抑或事實行為

食品安全風險警示是一種依職權作出的行政行為，但其具有何種法律屬性亦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一種代表性觀點將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劃歸行政事實行為，認為: 食品風險公告應該屬于行政事實行為食品風險公告客觀上可能影響到第三方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但是政府風險公告時并不具有為特定經營者設定權利義務的意思表示，而只是一種事實上的信息提供行為，經營者的損失只是客觀上的事實結果。另一種代表性觀點是將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劃歸非類型化行政行為，即認為: 食品安全消費警示具有行為性質上的不確定性，并非是一種類型化的行政行為，而是屬于非類型化行政行為的范疇，其性質上表現為行政法律行為、行政事實行為兩種基本形態。當然，如果從食品安全違法事實公布的角度而言，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又可被視為一種行政強制執行手段。

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法律屬性之爭的本質是食品安全風險警示行為的可訴性問題。從法治行政以及權力分立的原則出發，任何行政行為均應受到司法監督。當前，行政法學中的行政行為可訴性理論以及行政訴訟立法所圈定的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只是一種實然狀態而非應然狀態。此外，行政事實行為是對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不產生任何影響的行為，而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具有雙重面向，法律效果并非單一，它取決于受眾對象。有的風險警示對于消費者而言是一種風險提示，對于生產經營者則可能是一種銷售禁令或信息懲罰。當然，食品安全風險警示行為所產生的負面效果未必是警示主體的主觀意圖，但就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相比較而言，法律更加關心的是行為及行為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言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調整的對象，法律只調整主體的外在行為而不太關注主觀意圖。因而不能以行為主體的主觀意圖作為界定食品安全風險警示行為法律屬性的標準。例如，在好心辦了壞事的情形中，好心并不非壞事的絕對免責事由。而且，如若僅以主觀意圖來判斷食品安全風險警示行為可訴性，那么可能會造成一種可怕的后果: 行政機關以主觀善意的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之名，行主觀惡意的信息懲罰之實。因此，本文認為: 在現有理論框架下，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具有復合屬性，并非是一種性質單一的行政行為; 某一特定食品安全風險警示行為的法律屬性應依據行政行為理論并結合警示行為的具體情況判定。

三、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行政立法問題

( 一) 配套立法問題

當前，我國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立法密度不強，配套立法不健全。《食品安全法》第82 條確立了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制度，但檢視我國現行的行政立法，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出鏡率并不高，就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問題的專門性立法亦尚未出臺。僅有《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 行政法規)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辦法》《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 部門規章) 以及少數地方規章提及食品安全風險警示。關于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主體權限、啟動條件、跨部門協調聯動機制、社會協同、法律責任等問題的配套立法尚未全面跟進，因此，當前要不斷完善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配套立法工作，健全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立法體系，以充分發揮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作用，提高食品安全預警能力。加強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配套立法工作，首先要在行政法規層面出臺一部專門性法規《食品安全風險警示條例》，全面規范食品安全風險警示行為; 其次，在部門規章層面，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質檢總局、工商總局等部門要加強食品安全風險警示辦法的聯合立法工作; 第三，在地方性規章層面，各省級人民政府應根據本地實際出臺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具體操作性規定，內容盡量詳盡、細化。另外，各地政府還應在《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中加強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響與食品安全風險警示手段之間的聯結性。

( 二) 不確定性法律概念

法律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確定性，確定性是法律適用的必然要求。但不確定法律概念在法律用語中，隨處可見，甚至較確定法律概念為數更多。不確定性法律概念是指未明確表示而具有流動的特征之法律概念，其包含一個確定的概念核心以及一個多多少少廣泛不清的概念外圍，公共利益、夜間、有毒有害、數額巨大等均屬于不確定性法律概念的范疇。在食品安全風險規制領域，風險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食品安全立法的不確定性。《食品安全法》及配套立法的法律用語中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法律概念，例如，《食品安全法》多用可能一詞描述風險難以確定的狀態，共有八條使用了一詞，與該法配套的《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有七條使用了可能一詞。《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辦法》雖然首次在立法上對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進行了界定，但潛在、較高程度等不確定性法律概念的存在消解了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的概念內涵與外延。何為潛在的有毒有害因素以及較高程度食品安全風險需要通過立法進一步闡明，從而使不確定性法律概念得以具體化，具有可操作性。這種闡明主要有三種方式: 一是通過立法或立法解釋進一步明確上述不確定性法律概念; 二是在立法中賦予監管機關不確定性法律概念的行政解釋權; 三是在立法中確立不確定性法律概念司法釋明模式，通過司法途徑闡明不確定性法律概念的具體內涵。

( 三) 立法沖突問題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辦法》中列舉的兩類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 對食品存在或潛在的有毒有害因素進行預警的信息; 具有較高程度食品安全風險食品的風險警示信息) 之間存在語義沖突，這種語義沖突使得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的內涵充滿了模糊性。潛在的有毒有害因素強調的是食品安全的無風險性，即只要有風險，就要風險警示信息; 而較高程度食品安全風險強調的是風險管理的效益性，即具有較小程度食品安全風險食品無需警示信息，正如，桑斯坦所言如果規制成本也很小的話，一種相對微小的風險有可能要求規制; 如果規制成本巨大，那即使風險是巨大的，可能最好的辦法也是對其不加規制。一種合理的規制制度并不孤立地考慮風險的大小，而是將風險與排除風險的成本相比較進行考慮[8]。由此觀之，潛在的有毒有害因素與較高程度食品安全風險之間是存在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們無法明白立法者的真實意思，而行政執法實踐中的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信息范圍也變得模糊不清。因此，后續立法工作不僅要解決不確定性法律概念問題，而且還要解決矛盾表述所引起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問題。

四、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行政實施問題

( 一) 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價值沖突

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制度價值在于為廣大民眾提供一種生存照顧。職能主體的食品安全監管時間與空間范圍明顯擴大。但職責的時空變化打破了原來的價值均衡格局，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權、財產權等權利的同時亦可能會侵犯企業的營業自由。風險的蓋然性特征使得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并不是一種證據確鑿的可靠決策。而企業營業自由則可能會成為行政主體進行食品安全風險警示決策的犧牲品。生存照顧與營業自由之間的沖突實質上是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沖突。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沖突源于人們對法律制度的不同需求。當現有法律不能同時滿足各種不同需求時，沖突就不可避免。這種價值沖突不像法律沖突一種可以通過法的位階原則、新法優于舊法原則、特別法優于一般法原則予以調整。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沒有位序、新舊、特殊性區別，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優于個人利益。因此，行政機關在食品安全風險警示存在價值平衡難題。在現有規則下，行政機關自身往往無法解決這一難題。較為可能的辦法是通過立法細化食品安全風險警示的時間條件、空間范圍、事實條件、權限規定以及責任條款等，在綜合考慮主體之間的特定情形、需求和利益，從而找到維護公共利益與保障私人利益之間的最佳結合點。

( 二) 食品安全風險警示主體多元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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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財務風險在市場經濟中廣泛性和復雜性與我國財務風險管理理論研究的相對滯后,我們認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財務風險管理理論研究中應加強以下幾方面的理論研究。

一、財務風險管理基礎理論和理論結構

近年來，我國在財務風險基礎理論方面,如財務風險、財務風險管理的概念、基本特征、職能等基本理論問題上進行了一定的研究。由于我國現代意義上的財務風險管理理論研究起步比較晚,加上無法擺脫我國傳統財務觀念以及研究方法的影響,對國外研究幾十年的成果重視程度、消化程度不同,使得在財務風險管理的基本理論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的見解,如在財務風險概念的研究上,就出現了廣義和狹義之爭,財務風險基本特征和財務風險管理基本職能的認識上出現了分歧,而對整個財務風險管理意義重大的財務風險目標這一最基本的問題缺乏認識和概括。同時,由于財務風險及管理內容的研究沒有與實證研究直接相聯系,所以,概念上的含糊對定性的理論推導也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由此,增生出財務風險理論諸多“研究成果”,深刻與膚淺共存,正確和錯誤并生,應該說不利于我國財務風險理論向縱深發展,影響了我國財務理論研究的進程。所以,今后我國在財務風險與管理研究上,必須注重基礎理論研究,只有對財務風險的概念、本質、特征認識界定清楚,才能為財務風險管理的研究提供基礎。這就要求,一是必須注重中外財務風險理論基礎和基礎理論的比較研究;二是進行財務風險管理研究要注重研究方法的選擇。

首先,必須下大力氣借鑒國外實證的研究方法開展財務風險研究。國外風險理論研究較多采用實證方法,而我國使用較多的則是定性和規范研究方法,造成概念可以模糊地給出,較輕易地建立和概括概念和特征,無法支撐財務風險管理理論,不能保證理論的邏輯性和一致性,難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會誤導人們對財務風險管理的研究方向。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財務風險理論中將定性與定量、規范與實證研究方法結合起來,以增強研究結果的可驗證性和可靠性。其次,在基礎理論的研究中應注重學習和應用西方理財學研究中應用極廣的相關性或結構性研究方法,即開展財務風險管理理論結構的研究。理論結構是該領域各基本理論要素及各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所組成的有機理論體系。財務風險管理理論結構是財務風險管理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間組成的有機體系。理論研究的真正價值在于明確存在的各種現象、各種要素以及這些現象及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即所謂相關性。能否將財務風險管理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認識清楚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財務風險管理理論與方法、程序研究的科學性、明晰性和有效性。如財務風險管理目標、財務風險管理本質、職能、財務風險管理要素與財務風險管理程序與方法之間的關系等。如美國,現代財務理論圍繞著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理財活動的目標函數,把各種財務決策如投資決策、融資決策等與企業價值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系統分析和研究,構建了前后一貫、邏輯嚴密、渾然一體的財務管理理論結構。以目標為出發點進行相關性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重要的、運用極廣的理財學及經濟學研究方法。美國理財學界自20世紀50年代以后,相關研究層出不窮,如多篇論文研究與公司價值的相關性,從而根本上改變了理財學的面貌,使理財學成為現代經濟學體系中的主流成分之一。充分吸收國外財務理論研究成果,在財務風險基本理論上注重實用,講究科學方法,少走彎路,取得共識,達成統一,以推動我國財務理論研究的深入。

二、財務風險管理教育

財務風險意識的增強和財務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有賴于開展廣泛的風險管理教育。從當前美國和英國風險管理教育情況基本類似,各大學風險教育課程不少,多所大學偏重財務導向型風險管理教育。財務風險管理現今已成為各大學財經系中財務理論課程中的重要部分。如美國的賓州大學、天普大學、喬治亞州立大學與紐約保險學院,英國的各拉斯哥蘭大學、城市大學與諾丁漢大學等。另外,風險管理職務的改變、風險管理協會的成立、風險管理專業證書的考試、風險管理雜志以及風險管理書籍等方面,美國和英國情況也基本類似,都體現出越來越對風險管理的重視。兩國的風險經理職稱已經取代了過時的保險經理,職責范圍擴大,位階提升;多家風險管理協會、風險管理學院對企業風險管理事務、專業證書考試制度極具貢獻,其中,美國全球風險專業人員協會每年舉辦財務風險管理人員專業證書考試;多家協會和學會出版風險管理方面的刊物雜志;出版為數不少的財務性風險管理書籍等。受國外風險教育的影響,盡管我國目前部分大學也開設風險管理課程,但為數較少尤其是財務風險管理的課程;在專業職稱考試、出版書籍方面差距依然很大,一是我國財務風險管理研究起步較晚,受其影響風險教育方面起步較晚。二是從觀念上人們還未充分認識到財務風險管理教育的特別重要性,三是沒有成立相應的協會或學會,沒有相應的職務、資格考試等配套措施,直接影響了財務風險教育的發展。

隨著經濟與科技全球化帶來的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和企業之間競爭的加劇,需要我國教育能盡快培養一大批具有較強風險意識、競爭意識、創新意識的財會類人才。為此,我們必須改變目前財務管理風險教育落后的局面,除了積極向國外學習,采取設立各級風險管理學會、協會,在資格考試中盡快設立風險管理資格考試等舉措外,在大學教育方面,要研究風險管理教育的內容和方法,要研究風險管理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在學歷教育中應單獨開設財務風險管理課程,采用案例教學方法,讓師生與實務工作者結合共同采集案例,增強理論教學的實用性和有效性。在財務、會計人員的后續教育中應加大對財務風險管理學習和研討的力度。

三、財務風險文化研究

我國多年來的財務風險管理研究局限于方法和程序,即使在財務文化研究中也忽略了財務風險文化的研究,不能不說這是我國財務風險管理研究的薄弱環節。國外風險理論有主觀建構派,視風險文化為社會文化現象。事實上,不可否認的是,風險由人們特定的文化社會因素建構而成,風險隨不同的人與不同的文化社會背景而有所不同,財務風險文化亦不例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企業、在同一時期文化背景不同,同一國家、同一民族、同一企業在不同時期文化背景亦會有區別,使得人們對待財務風險管理的價值觀、反應程度、行為方式、采取的措施等方面出現差異性,形成一定的特色。中外風險案例的研究發現,企業的最大風險往往是由于企業文化、企業人的行為,特別是企業高層管理者的知識不足、能力有限、品德欠佳等弱性造成的。隨著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帶來的集體與個人行為復雜性的增大,財務風險文化的研究不僅不能忽視,而應作為重要課題。

四、財務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和管理模式研究

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務上看,我國財務風險管理都缺乏對組織架構的研究。在實務上我國大多數企業沒有設立專門的財務管理機構,沒有專職的財務風險管理人員,這說明了人們尚未認識到財務風險管理對于企業的作用。在理論上,與前面所述財務風險文化原因類似,我國已有的財務風險管理研究比較重視方法和程序,忽略了組織機構及機構的職責權限等對實踐有特別重要意義的課題的探討,從某種程度上造成了理論研究與實踐的脫離。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管理組織架構下的人們進行財務風險管理采取的模式必然不同,是集中還是分散,是集權還是分權、是兼職還是專職等等管理模式問題是研究實施財務風險管理不能回避的重大課題。應結合我國各類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分層次開展風險管理模式研究。

五、結束語

財務風險管理各方法的有效性依賴于風險管理責任的落實。否則,研究財務風險管理沒有具體研究財務風險管理的責任制,財務風險管理只能是紙上談兵,無從落實。總之,越來越復雜的社會經濟環境決定了財務風險管理研究的日益重要,而財務風險管理的研究是巨大的科學工程,需要整合優化財務學、會計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人文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的知識與方法于一體,全方位、多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以不落后于風險管理學科整體發展和滿足實踐中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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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險財務的定義和特征。很多研究結果提到了財務風險的概念，但是在現代企業中，通過比較和深入分析，筆者認為使用風險財務的概念更為合適，不僅突出了財務具有風險性的特征，而且能夠與傳統的財務風險概念有所區別。本文論述的風險財務主要是指企業在運營或者管理中，由于很多不確定因素，使得企業的財務都會呈現出一定的風險性，最終可能導致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出現較大的偏差。

風險財務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綜合性的特征，企業的風險財務不僅僅包括資金籌措和資金結算的風險，而且還包括由于各種因素造成的企業的資金風險，涉及到企業的各個部門；第二，不確定性的特征，造成企業風險財務的原因是比較模糊的，而且這些原因之間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最后使得企業的財政具有一定的風險。這些因素難以被完全認識和把握，因此造成了企業財政管理工作的困難；第三，嚴重的損失，當企業的財務結果與財務目標出現較大差異時，如果這些差異超出了企業的承受能力，那么企業可能面臨嚴重的經濟損失。

（二）風險財務管理的概念及特點。風險財務對于企業發展和運營有著重要的影響，如果不正確地面對，很可能對企業造成重大的損失，因此需要加強對企業的風險財務管理工作。風險財務管理主要是利用科學的管理方法，對企業的財務進行有效的管理，從而能夠保證企業財務的穩健發展。這其實是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

風險財務管理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與企業的其他管理工作相比，風險財務管理的覆蓋面更加廣泛，對于企業的各個部門和人員來講，與企業的財務息息相關，因此風險財務管理的范圍更加廣泛；第二，與普通的財務管理相比，風險財務管理工作更注重應對企業的財務風險，能夠更加理智科學地應對企業財政上的風險；第三，管理的手段更加先進，風險財務管理需要分析大量的數據，從而找出影響企業資金風險的因素，因此需要科學的管理手法，所以必須要采用更加先進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才能使得企業的風險財務管理工作更有效率。

二、企業風險財務管理工作基本方法

（一）風險財務預測方法。風險財務預測方法主要是預測企業的財務風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專家預測法，主要是利用專家在企業風險財務方面的專業知識，然后深入分析企業的財務現狀，進而能夠識別企業財務存在的風險；第二，幕景分析法，在風險財務預測的過程中，需要針對影響企業財務風險的各個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判斷它們對企業財政的不同影響；第三，資金分析法，通過對企業資金的分布和運動狀態進行分析，從而找到資金在運轉或者使用方面的風險，這是一種比較有效的風險財務預測方法。

（二）風險財務決策方法。在進行企業風險財務管理工作的過程中，會涉及到很多與財務工作有關的決策，正確的決策能夠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收益；但是，錯誤的決策可能會為企業帶來重大的損失。因此，風險財務決策也是企業風險財務管理的重要方法，它主要是在風險財務預測方法的基礎上，對企業的財務進行綜合性的評價，然后從多個備選方案中挑選出一個較好的方案。風險財務決策方法是否有效與財務管理工作的信息量、財務決策者自身的素質以及他們應對風險財務的態度密切相關。

（三）風險財務控制方法。當企業的財務出現一定的風險后，應該及時控制財務風險的消極影響。因此，企業的風險財務控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回避風險，當企業面臨財務風險時，可以采取有效的回避措施，能夠避免財務風險或者是避免財務風險帶來的全部損失，能夠確保企業在可以承擔的范圍內正常運營；第二，自擔風險，當企業的財務出現一些問題時，企業可以對資金進行有效的管理，合理預算企業的開支，從而能夠承擔企業的財政風險。

（四）風險財務處理方法。當企業面臨著財務風險并且選擇承擔財務風險時，必須要正確處理財務風險問題。例如：對企業的資產進行有效地結算，能夠正確了解企業目前的財政狀態。包括企業遭受財政風險后的損失、企業的剩余資金量等等，能夠對企業目前的財政狀態有著正確的認識。同時，當企業的財政資金出現不足時，需要想辦法盡快進行資金的籌措，從而能夠轉變企業目前的財政危機，確保企業能夠順利渡過難關，降低企業的資金損失。

三、企業風險財務分類管理

由于企業的風險財務涉及到很多方面，因此可以對企業的風險財務管理工作進行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企業風險財務管理：

（一）自然風險財務管理。自然風險財務管理大多數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這些因素依靠人力幾乎無法改變，只能減少或者盡量避免自然風險。自然風險財務管理主要是通過保險的方法進行：企業通過購買保險，在企業財產遭受損失時，保險公司能夠給予一定的賠償，從而盡量降低企業的損失。雖然保險的方法不能避免自然災害的損失，但是可以將企業蒙受的損失轉移給保險公司，因此對自然風險財務進行投保是一種有效的風險財務管理方法。

（二）市場風險財務管理。由于目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企業難免會受到市場的影響，市場因素是其財政風險的構成因素之一。尤其是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逐漸發展，企業在面臨國內市場風險的過程中，還需要面臨國外市場的風險。幕景分析法在企業的市場風險財務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夠將市場中影響企業財政的各個風險因素進行分析，揭示其影響企業財政的軌跡。尤其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應用和發展，能夠使得幕景分析法更加有效和直觀，幫助企業更好地進行市場風險財務管理。

（三）企業經營風險財務管理。由于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很多企業進行自主經營，所以需要企業自己承擔經營的風險。企業在進行經營風險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籌資和投資的方式，這是企業最重要的決策內容。企業通過分析多種籌資或投資方式，進而選擇一種有效的方式進行投資或籌資，能夠更好地降低企業經營中的財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