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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研究背景
自MM理論開始,有關公司資本結構決定因素的分析就逐漸成為了公司理財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盡管國內關于公司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大多數都是集中于公司自身的微觀因素的分析上.實際上,宏觀經濟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是很大的.自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以來,許多企業因為籌資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不得不對資本結構進行調整.張維迎也認為,宏觀經濟因素在企業資本結構分析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目前對宏觀經濟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研究,尤其是對某一特定行業的實證研究較少.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關系到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一直以來國家對農業的發展高度重視.本文將以農業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選擇來實證分析國家宏觀經濟對其資本結構的選擇是否有影響,以及影響背后的經濟學原因。
二、模型的構建及理論含義分析
1.研究對象的選擇與界定
顯然,企業的資本結構是與其所在行業有很大關系的,本文選擇農業類的企業進行研究。由于上市公司能夠在公開的年報中搜集數據.但是不同企業上市年限不一樣,考慮到年限較短的企業數據不利于統計,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在深交所和上交所掛牌交易A股的典型的16家農業上市企業。
必須指出的是,農業企業的界定是個復雜的問題,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現在的農業上市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背農投資現象;二是同時廣義的農業包含農林牧魚各類;三是行業縱向分上中下游,這些都使得農業企業得界定比較困難.本文根據證券之星網站分類作為參考選定。
2.模型參數的選取和分析
(1)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所謂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長期資金籌集來源的構成和比例關系.現有的通行研究方法中,權益負債率或資產負債率常常被作為衡量資本結構的主要指標,本文采用資產負債率代表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由于我們所獲取的上市公司數據都是來自于它們的各年年報,所以本文中的資產負債率都是以年度數據計算的.現在對資本結構進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根據資本結構理論,分離出影響資本結構的指標變量,以此為基礎建模進行分析。
(2)解釋變量的選取和理論分析
在宏觀經濟變量中,可作為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解釋變量的有很多.本文初步選取了通貨膨脹率、實際貸款利率、實際經濟增長率以及狹義貨幣中(M1―MO)的實際增長率幾個宏觀經濟因素作為解釋變量.
①通貨膨脹率。長期以來,通貨膨脹始終是經濟學和金融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持續、穩定的通貨膨脹將導致公司的實際財富從債權人手中向股東轉移.通貨膨脹率或者說價格波動率對其資本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價格波動提高了公司的經營風險.價格波動使得公司的銷售量、產品價格和成本結構的波動性加大,導致公司收入的波動性加大,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公司在決定自己合適的資本結構時,企業現金流量與同債券相聯系的固定費用的比例大小和穩定性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其次,價格波動在提高公司經營風險的同時也提高了企業喪失稅省利益的可能性.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下,當債務融資超過了一定的界限,于債務使用相聯系的稅省利益就會變得高度的不確定.稅省利益的喪失減少了股東從債務融資中獲得的好處,股東因而會傾向于降低財務杠桿比率.最后,價格波動使得公司從投資項目中獲得的預期現金流量變得不確定,迫使公司在對投資項目進行評估時使用更高的折現率,這往往會導致只有很少的項目被采用,企業的成長性因此而受到損害;這對資本結構也會產生間接的影響。
②實際貸款利率。除了通貨膨脹率外,實際貸款利率是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企業的外部融資渠道有兩個:一個是股權融資,另一個是債權融資.這兩種融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替代性.企業使用哪一種融資方式要考慮到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獲取的難易程度和融資成本的大小.對于中國的上市公司來說,更多的是考慮融資成本的大小.發行股票的融資成本有多種度量指標,例如股東權益收益率(ROE).而債務融資的成本主要是取決于貸款的利率,盡管考慮債務帶來的稅省收益也會得出同樣結論,因為債務本息的支付在稅收之前.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這里的貸款利率指的是實際貸款利率,按照通常的方法,實際貸款利率二名義貸款利率一通貨膨脹率.因此可以認為,當實際貸款利率上升時,意味著貸款(債權融資)的成本上升,企業此時會更多地采用股權融資和較低地采用財務杠桿比率.本文以銀行三年期貸款利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差作為衡量實際貸款利率水平的指標.另外由于目前我國還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的調整并不頻繁,企業在確定自己的融資成本時通常以目前的利率水平為標準.因此在假定企業的財務政策是在年初決定的條件下,本文選擇以上一年末銀行基準利率為指標。
③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實際增長率。一國GDP的增長率是反映該國整體宏觀經濟狀況的最具概括性的指標.GDP增長率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情況.當經濟增長率較高時,經濟處于高漲、繁榮時期,企業的盈利水平較高且有良好的預期.這時企業會更傾向于債權融資,財務杠桿應較大.相反,當經濟增長減緩時,企業盈利的實際水平與預期水平都會降低,債權融資的優勢減弱,企業更傾向于股權融資方式、財務杠桿相應減小.因此,理論上講,企業財務杠桿的變化應與經濟增長率的變化成同向關系。
④狹義貨幣中M1一M0的增長率。按照中國現行的對M1的定義,M1=流通中現金流量(M0)+企業單位活期存款+農村存款+機關團體部隊存款.從M1中扣除掉M0后,剩余的部分中有相當大的比重是企業的存款.商業銀行給企業的貸款也包括在其中.長期以來,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M1一M0增長速度的快慢都反映了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M1一M0增長較快,則說明國家的貨幣政策較為寬松,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相對容易;M1一M0增長速度放緩則表示國家正在緊縮銀根,企業獲得貸款的難度加大.因此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會對企業選擇融資方式產生作用,進而會影響到企業的資本結構。
(3)樣本數據的選擇和分析
本文研究的重點對象是農業的上市公司,為了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我們把其所發行股票被“ST”和“PT”以及被摘牌的公司從樣本中剔除.二是確定時間跨度.由于我們采用的是年度數據,所以即便從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成立之日算起,到現在也不過10多年時間.這里就出現了一個矛盾,如果把時間區間的起點定得過早,那么由于當時的上司公司很少,樣本過小,這樣得出的研究結果會缺乏一般性;但如果時間跨度太小,則時間序列數據的量會過小,因而會看不出長期趨勢.因此,我們的樣本選擇時間跨度為1999年到2007年在滬深兩市A股市場交易且未被特殊處理過的16家農業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使用資產負債率行業平均值來度量。
3.模型的構建和分析
(1)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探討個宏觀因素對農業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為能非常直觀和有效的回答我們所要驗證的問題。所建立的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1)
其中,
AD表示資產負債率,P表示通貨膨脹率,R表示利率,M表示M1-M0的實際增長率,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即經濟增長率。參數表示各自參數。 表示誤差項。
變量的統計性質如下:
(2)模型結果和檢驗
采用統計軟件根據收集的數據對(1)式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表2。
此時可決系數R2=0.884,F=9.533(sig.=0.015),模型解釋較好,但是膨脹和貨幣供應量指標的顯著性最差,去掉這兩個指標,再進行模型估計。
這樣可決系數R2=0.834,F=23.92(sig.=0.001),模型顯著性極強,利率系數顯著性有所提升,但是仍然通不過較高置信度的檢驗,且顯著性與經濟增長相比相差極大。因此R指標也可以去掉,再對經濟增長指標進行模型估計。
這時,R2=0.834,F=40.312(sig.=0)通過模型顯著性檢驗。經濟增長的系數極其顯著,常數項通過顯著性檢驗的置信度在接近95%,具有實際的意義。因此可以得到回歸模型
三、分析和結論
從上面估計的模型不難看出,在我國農業上市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中,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量增長對其解釋性很差,具有較弱的影響能力。但是,經濟增長和利率水平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的解釋性要明顯大于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量增長。尤其是經濟增長,其對農業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的解釋性又遠遠大于其他三個指標,幾乎可以對資本結構做出全部的解釋。這意味著,我國的農業企業在選擇資本結構的時候更加關心宏觀經濟的增長。同時,實際的貸款利率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的影響也較大。但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量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影響能力卻十分有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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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宏觀經濟政策；房地產業；資本結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real estate industry；the capital structure
中圖分類號：F293.3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4）23-0005-04
0引言
房地產行業作為我國整個經濟命脈中最為重要的支柱產業，一直以來成為我國政府重點調控和大力支持的對象。在過去的這十年中，政府由1997年拉動內需開始，到后面房價惡性上漲，從政府出臺的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中，我們不難看出政府對這個行業的重視程度，而在2013年出臺的“國五條”中針對二手房交易征稅的規定所引發的社會熱議，這一系列的熱點經濟現象無不一次次地把焦點集中到這樣一個在國家經濟命脈起到舉足輕重的行業。
對于房地產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任何的宏觀政策的調控必然會給其帶來沖擊，而資本結構又是個經典的論題，由于宏觀環境因素的可控性，當前對于微觀層面上因素影響的研究已是相當成熟，Harris和Raviv（1991），陸正飛（1998）通過實證研究了資產負債率與公司內部因素之間的關系，發現在規模、長期資產比重、成長性以及負債稅盾效應方面呈現同向變化；而在經營風險、產品特色、營銷支出上呈現反向變化。也對相似的領域進行了研究，發現獲利能力強的公司往往有較高的資產負債率，但該研究在規模、成長性等其他方面并沒有證明出有顯著關系。在針對宏觀因素的研究文獻中，學者們又主要以研究單個因素影響為主。Graham（1999）在通過對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12年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高MTR的公司為了利息避稅更偏向于發行債券。王素榮、張新民（2006）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4年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資本結構與所得稅之間呈現出正向變動。KorajCZyk and Levy（2003）第一次系統地從宏觀經濟因素出發，選取宏觀經濟變量為解釋變量，證實了宏觀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存在顯著的解釋力，但由于行業的差異性，對于不同公司影響力上存在差異，故本文選擇房地產這樣一個代表性行業，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探究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本結構間的變化影響。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資本結構的問題首先是融資方式選擇的問題，融資環境的變動會對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產生較大的影響。而對融資環境的考慮一方面要考慮的是宏觀經濟變動和資本市場的情況，薩繆爾森根據宏觀經濟情況將經濟周期分為經濟擴張期和經濟收縮期。胡佐，胡琨（2009）也指出對宏觀要素能有說服力的變量莫過于通貨膨脹率和國內收入增長率。另一方面要考慮的是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可以區分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方面。
1.1 宏觀經濟方面
1.1.1 通貨膨脹率
在一個高通貨膨脹的環境下，作為經營者，在成本增長的情況下會面臨較高的經營風險和較難的債務融資環境；而作為投資者，在規避風險實現保值的目的下，投資會更加偏好于股權投資，因此企業的財務杠桿會降低,由此提出假設：
H1：通貨膨脹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1.2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權衡理論認為，資本結構具有順周期性特性，即經濟繁榮GDP 上升，企業有更強的意愿通過債權融資；而經濟蕭條GDP下降，企業的負債比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企業在融資過程中，會率先考慮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因此在經濟收縮期，企業經營風險提高，會選擇避免債務融資，降低債務比率。由此提出假設：
H2：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正
相關。
1.2 資本市場方面
作為房地產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資本市場狀況的好壞，與其融資決策的制定是緊密相關的。股票市場作為一個非理性市場，由于非理性投資者的存在，企業的市場價值往往會存在被高估或者是被低估的可能性。而投資者又存在過度的投資熱情，因此在企業價值被高估時，經營者會利用這樣的投機心理，增發股票，吸收更多資金；而在企業價值被低估時，回購股票，偏向債務融資。
市盈率作為反映企業價值的市場評估指標，由此提出假設：
H3：市盈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3 財政政策方面
財政政策是通過政府稅收和支出的變動來影響總需求的政策。政府支出的增減對企業獲得發展機會的多少有直接關系。與債務融資相比，通過權益融資，企業可以在短期內獲取大量的資金，而相比債務融資的利息支付壓力，權益融資還可以避免由于高財務杠桿所帶來的財務風險，因此在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為獲取更多投資
機會，企業會多選擇權益融資，降低財務杠桿。由此提出
假設：
H4：財政支出增長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4 貨幣政策方面
貨幣政策是央行利用調整流通中貨幣量和基準利率的手段來調控社會需求的一種方式。根據其對經濟的影響又可以區分為消極的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在消極的貨幣政策下，政府通過抑制貨幣供應的增長，從而降低總需求，通常伴隨著高利息率，企業由于貸款利率的調高，出于融資成本的考慮會避免債務融資；在積極的貨幣政策下，政府通過促進貨幣供應的增長，從而刺激總需求，通常伴隨低利息率，因此企業會偏向債務融資，提高負債率。
1.4.1 實際貸款利率
利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利率的增減變動首先直接影響到融資成本的高低，企業為了降低成本的考慮，往往會對融資決策進行調整。唐穎（2012）通過探究利率對上市房地產公司資本結構影響，表明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但利率的正負變動對于資產負債率而言影響是不同的。張太原，謝赤，高芳（2007）通過對235家上市公司10年數據進行回歸檢驗，發現利率與資本結構間有顯著關系，短期利率正向變動，長期利率則逆向變動。由此提出假設：
H5：利率與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1.4.2 貨幣供給量
貨幣政策的松緊從貨幣供給量的增減變化上可以獲得最為直觀的體現。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由于市場上貨幣量供應的充足，企業更易于通過負債來獲得資本；而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市場貨幣量供應不足，企業妄想通過債務融資來獲得其發展所需資本的難度會大大地增加，因此會偏向股權融資，降低負債率。顧駿華（2012）研究存款準備金率政策的效用時也表示貨幣供應量的減少會帶來整體社會支出的削弱，致使貸款增長速度將會放緩，從而使得企業減少債務融資。由此提出假設：
H6:貨幣供給量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2變量設計及樣本選取
2.1 變量選擇
2.1.1 解釋變量
對于解釋變量的選取，根據屈宏志（2012）、張煒（2011）、
胡佐（2009）的研究，本文選擇了以下6個變量作為解釋
變量。
①GDP增長率（GDP）。衡量經濟的增長性最為合適。
②通貨膨脹率（CPI）。通貨膨脹率通過對物價增減的衡量，反映了經濟冷熱狀況，采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行衡量。
③財政支出（G）。選擇年度財政支出增長率（G）來代表財政政策的取向。
④利率（I）。選擇央行當年一年期的貸款利率作為利率的衡量工具。
⑤貨幣供給量（M）。M0表示流通中的貨幣量，從M1中將其扣除后，保留下來的主要是企業的借款，也包含向商業銀行獲得的貸款。選擇（M1-M0）的增速表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
⑥市盈率（PE）。為了研究資本市場狀況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選取市盈率作為衡量指標。
2.1.2 被解釋變量
針對資本結構的研究課題,對于資本結構變量進行度量時，一般會采用以下三種指標來做研究，即資產負債率、產權比率和長期資產負債率。國外學者傾向于狹義資本結構即長期資產負債率,而韓傳模（2006）提到基于我國資本結構具有“負債籌資中短期負債水平偏高”的基本特征，我國學者們在研究時普遍采用了廣義資本結構，因而在本文研究中將選擇資產負債率作為資本結構的衡量指標。
2.1.3 控制變量
①公司的規模：公司規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司進行多元化融資能力的高低。
②公司的償債能力：股東與債權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利益沖突，股東為了獲得較高的回報，可能會利用債權人的資金從事高風險的項目。
③公司的運營能力：運營能力越強，企業更傾向于擴大企業的規模，尋求更大的發展。
④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性大小則決定了盈余留存量的多少，一般來言，盈余較多的公司，可以實現內部資金周轉，則較少地采用債務融資。
⑤公司的成長性:成長性較好的公司，往往企業的未來期望值較高，為滿足其快速發展的目標，對資金的需求量也較大，因此會較其他公司更偏向債務融資。（表1）
[指標類別
被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
控制變量][變量名
資產負債率
通貨膨脹率
GDP 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長率
市盈率
M1- M0 增長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符號
LEV
CPI
GDP
I
G
PE
M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定義
期末債務總額/期末總資產
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計算
(現期GDP-上期GDP)/上期GDP
銀行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
(現期政府支出-上期支出)/上期支出
每股市價/每股收益
(現期M1-M0-上期M1-M0 )/上期M1-M0
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銷售收入/總資產
凈利潤/凈資產
本年總資產-上年總資產/上年總資產][表1變量定義]
2.2 樣本的選取和數據來源
選取了2008-2011年深滬兩市中上市的房地產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對樣本進行了初步的篩選，剔出了其中的ST類公司，刪除了一些數據不完整和存在異常數據的公司，最終整理得到88家上市房地產公司的332個樣本數據。
2.3 實證模型的構建
LEV=β0+β1GDP+β2CPI+β3I+β4PE+β5G+β6M+β7 LESSET+β8ROC+β9TAR+β10ROE+β11GROWTH+ε
3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 描述性統計
[
資產負債率
通貨膨脹率
GDP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長率
M1-M0增長率
市盈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變量符號
D
CPI
GDP
R
G
M
PE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樣本容量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極小值
0.0145
-0.0070
0.0921
0.0531
0.0328
0.1732
4.0611
19.2256
0.7826
0.0007
0.0009
-0.4469][極大值
0.9554
0.0590
0.1045
0.0656
0.1662
0.2758
1015.0000
26.4143
53.4501
2.5903
8.3960
4.9548][均值
0.6089
0.0348
0.0965
0.0575
0.0976
0.2060
56.1251
22.4854
2.4200
0.2666
0.1416
0.2185][標準差
0.1614
0.0260
0.0049
0.0051
0.0581
0.0414
112.5129
1.2024
3.3923
0.2048
0.4632
0.4021]
表2中報告了88家上市房地產公司4年的資本結構、宏觀經濟變量以及內生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2
中可以看出，我國上市房地產行業的資產負債率極大值為0.9554，極小值為0.0145，由于不同上市房地產公司規模性，經營狀況等內生變量的差異，資本結構的極差上相差甚遠，體現出各公司對融資途徑的選擇偏好有明顯差異。通過觀察資產負債率的均值和標準差，房地產企業總體上的負債率平均水平達到了60.89%，也體現出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偏好通過負債融資經營，具有高財務杠桿的特性。通貨膨脹率上負值代表通貨緊縮，正值表示通貨膨脹，2008年到2011年間極大值為0.0590，極小值為-0.0070，通貨膨脹率的正負變動對于研究經濟穩定性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GDP增長率、政府支出增長率和貨幣供應增長率均為正值，市盈率的極差變化顯著，體現出資本市場對企業估值的非理性，根據市場擇時理論，股價很有被高估和低估的可能。宏觀變量的變化性為研究其變動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提供了有效的基礎。
3.2 相關性分析
變量之間大部分是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表3），部分變量間存在顯著性關系，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實際貸款利率與政府支出增長率之間的簡單相關系數超過0.8，可能存在共線性問題，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較高。在回歸過程中政府支出增長率和M1-M0增長率由于與其他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被迫自動剔除。實證模型調整為：D=β0+β1GDP+β2π+β3R+β4PE+β5X1+β6X2+β7X3+β8X4+β9X5+ε
變更后的模型線性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4中所示。
表4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
(常量)
通貨膨脹率
GDP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市盈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
估計系數
-0.8816
-0.6095
0.5610
3.3238
-0.0001
0.0558
-0.0140
0.1477
0.0406
0.0245
標準誤差
0.2107
0.3090
1.4222
1.5370
0.0001
0.0065
0.0021
0.0365
0.0153
0.0181
T檢驗值
-4.1832***
-1.9725**
0.3945
2.1625**
-1.4999
8.6535***
-6.6367***
4.0456***
2.6636**
1.3508][ N Adjusted R2 F檢驗
332 0.415527.1458][*.**.***.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
由回歸分析的結果可見，①通貨膨脹率在5%的水平上與資產負債率呈現負相關關系，與假設相符。說明在通貨膨脹時，企業會優先選擇權益融資；而在通貨緊縮時，會優先選擇債務融資。②實際貸款利率在5%的水平上與資產負債率呈現正相關關系，與假設相符。說明短期利率升高，企業會更多地選擇發行債務融資，提高財務杠桿；短期利率降低，企業會更多選擇權益融資，降低財務杠桿。③GDP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的相關關系從回歸結果上來看呈現正相關關系但并不顯著。市盈率與資產負債率從回歸結果上來看呈現出負相關關系但相關性也不顯著。雖然正負相關性均與假設相符，但結果顯著性并不高，這可能與樣本年限的長短，樣本量大小以及所選定的行業有關。④資產、總資產周轉率、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例與資產負債率關系顯著；資產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的關系不顯著。均與理論分析一致。⑤由于共線性原因，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有顯著共線性，由變量相關性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呈現負相關，可以推測M1-M0增長率與實際貸款利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與政府支出增長率有顯著共線性，由變量相關性可以看出，實際貸款利率與政府支出增長率呈現負相關，可以推測政府支出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均與假設相符。
4建議
我國房地產業資本結構負債率水平較高，除了公司的內部因素差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因此在制定融資決策時，首先要考慮到現階段宏觀大環境的情況。在面對多變的宏觀經濟政策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優化資本結構:
4.1 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完成股權分置改革
資本市場是上市房地產企業獲取發展所需資金的主要渠道，也是在這樣一個市場中，資本實現了流通和重新配置。因此一個完善而健全的資本市場對于房地產這樣資金密集型企業的融資決策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
4.2 不斷創新金融產品，構建房地產融資新模式
事實證明，單一的融資模式已經很難確切地滿足房地產業對資金的需求，現如今的融資方式主要以銀行貸款和信托為主，但日益發展的經濟對融資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融資新模式的構建日益需要得到發展，創新金融產品對融資而言受益匪淺。
4.3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健全房地產金融市場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高速發展，對住房貸款市場的規范化日益提出了要求，在現階段對資本的大量需要為住房貸款的證券化提供了有效的發展基礎。這是規范化資本市場的一個強有效措施，也是切合房地產資本行情的一項舉措。
4.4 整合房地產行業，建立自律性組織
擁有自律性是一個行業得以良性發展的必備條件。當前房地產行業發展如火如荼，對自律性提出了要求。作為政府、企業和個人的連接樞紐，發展成熟的房地產業已具備行業自律的經濟基礎。也只有在房地產這樣一個發展到成熟階段的行業，才有可能實現房地產業高度的自律。建立有效的自律性組織有利于房地產業的良性發展，提高質量水平，進而在這樣一個自律性的經濟環境下不斷地實現完善資本結構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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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過程中，往往相對獨立。學生對微觀和宏觀部分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思想體系有學科體系的原因，有教材選擇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學過程中的問題。
首先是學科體系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發展到今天總共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雖然在學科體系上形成了主流體系，但總體的學術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觀點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這就導致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學習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個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全面，導致學習中不能建立起有機體系，而容易造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選擇問題。當前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劃分和教材的編寫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角展開的，同時為了保證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將部分非主流經濟學的流派思想也納入了教材體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國內學者編著的教材，加入了國內學者的主觀思想，同時也避免不了國內學者思想體系的束縛，導致當前的教材使用中，學生很難通過閱讀教材看到歷史上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演化歷程和不同觀點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經濟學思想的編入使當前教材在學科體系的傳播和影響上，作用大為下降。造成學生無法讀懂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密切聯系的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后是教學環節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認可教師往往會突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各自學科中的重點部分，而往往忽略兩門課程的銜接部分。在微觀經濟學部分，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市場結構理論等部分是教學的重點內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學時間和講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是先講短期模型后講長期模型，還是先講長期模型后講短期模型，都更多從宏觀經濟學產生之初，宏觀經濟學幾點問題入手。忽略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講授過程中，也回避了眾多打通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紐帶的因素。最終導致學生形成一種錯誤的觀念，微觀經濟學介紹消費者、廠商、單一市場結構等微觀問題，而宏觀經濟學介紹政府和貨幣當局如何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學關注的統計指標等。
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部分
首先，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紐帶。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體作用的。而且，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對特定的社會環境、歷史傳統、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確的限制。這說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不僅強調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還強調維系市場經濟基礎的軟環境。
其次，方法論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共同的基礎。無論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眾多主流經濟學家通過不斷發展演化中創造性的運用了數學中邊際、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雖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現代西方經濟學存在眾多局限，但整體上來說，西方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在整個經濟學界上不可撼動。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板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聯系的。
最后，存在著許多可以打通和關聯的知識理論。造成現實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明顯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興起。由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強調了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積極干預經濟，導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觀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經濟學以及宏觀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等。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包含著宏觀思想，宏觀經濟學理論有扎實的微觀基礎。
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中的銜接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既然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學實踐中就應該消除兩種之間割裂的感覺。使兩者之間真正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并使學生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門西方經濟學不可分割的部分成為有機整體。
從內部環境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1年面臨的“內憂”，主要來自于此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采取的擴張性政策留下的“后遺癥”――當然，這是中國經濟過去兩年歷經風浪在世界范圍內 率先實現企穩回升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一是通貨膨脹。從理論與經驗看，即使央行采取收縮性貨幣政策，但要消化此前過度貨幣投放引發的通脹，至少還需要9 個月左右時間；再考慮到國際范圍內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國內農副產品供給情況，預期2011年前三季度CPI仍可能在4%左右波動。
二是產能過剩。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產能過剩 狀況已經比較嚴重。鋼鐵、煤化工和水泥過剩產能分別達30%至40%；電解鋁產能已占全球42.9%，利用率僅為73.2%；造船能力占全球36%，70%以上產量依靠出口解決。2011年，產能過剩矛盾有可能進一步突出。
從外部條件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1年面臨的“外患”，卻仍然來自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使到2011年，危機的影響也仍然是“進行時”，而不是“過去時” 。
一是發達經濟體復蘇前景仍然不明朗。歐洲債務危機告訴我們，只要全球資本市場去杠桿化過程沒有完全結束，不 定何時還會冒出一顆隨時能將世界經濟二次拖底的“炸彈”。在外部經濟仍然充滿不確定性環境中，中國經濟要想在2011年仍然保持“一枝獨秀”將非常吃力。
二是世界范圍內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斷出臺。為提振本國經濟，更為刺激就業，包括發達經濟體在內的一些國家，紛紛重拾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從近期發展勢頭看，各國發起的所謂“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起數仍然在不斷上升。2011年我國外貿將可能更受其害。
三是針對人民幣匯率的“貨幣戰爭”。預期2011年人民幣匯率問題可能會被反復“炒熱”。而當前中國外貿領域內眾多企業的實際利潤率在2%～5%之間。有關部門進行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出口全行業能夠承受的升值幅度不到2%。如果2011年人民幣持續升值，對于我國沿海部分外向型企業的打擊可能并不亞于國際金融危機。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凱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我國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探索多種培養方式，形成各類人才輩出、拔尖創新人才不斷涌現的局面。”因此培養拔尖型創新人才已成為我國教育工作的一項戰略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大學經濟學教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我國的經濟學教育與不斷發展的市場經濟的要求仍有較大的差距，教學內容空洞，教學手段單一，基本保持教師填鴨式授課、學生記憶背誦的傳統模式。每年大量的經濟學學生畢業，但合格的經濟學人才卻非常稀少。如何盡快改變經濟學專門人才的培養環境和教育模式，提高經濟學本科畢業生的專業水平，不僅關系到我國高等院校經濟學教育的長期發展，而且還直接影響著我國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本文在系統研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探討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模式，并且主要以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簡稱MIT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等知名院校經濟系為例，從專業要求、課程設置等方面研究美國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教育的先進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改進我國經濟學教育的建議與對策。
1.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課程體系設置的理論分析
拔尖創新人才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具有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品格，在某個方面或某個領域能夠創造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高素質人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而課程體系設置是實現人才培養總目標的物質載體。課程體系是承擔特定人才培養職能功能、具有特殊結構和組成部分、具有延伸性、開放性等特點的知識組織結構，課程體系構成了一個學科的基本范式，這種范式使得各門課程形成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具體落實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確立專業規格與專業品質，區分不同人才學科的人才特征，同時課程體系設置海必須反映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社會要求，跟蹤本學科發展的前沿，既要有知識體系的穩定性，也要有知識內容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同時還要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應在以下幾個方面與課程體系的設置實現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1.1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符合現代教育理念，實現課程體系的組織和優化。要按照經濟學科的特點，實現課程的豐富性、回歸性、聯系性與嚴密性，使得課程的規劃、研究和設計過程逐漸完善。合理的課程體系設置，應當培養學生具有結構合理的基礎知識、自覺的學習意識和較強的自學能力。
1.2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實現科學性與發展性相協調。教育部在《關于深化教學改革》意見中明確指出：“必須考慮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反應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從整體優化角度開展課程體系的優化及教學內容改革”。經濟學是一個涉及面廣、分支多、理論性與應用性都很強的學科，而且變化頻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各種理論和體系層出不窮，需要我們結合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需求，將整個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個模塊、各門課程科學合理地、有機地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與方法相配合、傳承與創新相融合的課程體系。同時，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來臨，隨著手機、電腦、互聯網等現代媒體的強勢傳播，青年學生的閱讀習慣也在不斷變化，手機閱讀、互聯網閱讀成為閱讀的主流，這樣在當代學生中，知識碎片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許多學生難以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因此在學校教育中，課程體系的設置更要重視知識體系的完整性。
1.3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做到普適與特色相結合。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的科學，因而具有普遍適用性，因此在課程體系設置中要尊重經濟學體系的一般內容與范式，做到課程體系的普遍適用。然而，每一個高校的研究與教學偏好又都有所不同，其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觀點都有很大差異，因而完全一模一樣的課程體系設置不符合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差異化生存、特色化發展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就課程體系設置而言，也要體現差異化、特色化，學校要因校而異，根據自己的教學定位和理念，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著眼經濟建設的前沿變化，預測市場對人才的需求趨向，開發出相應的具有專業特色的課程體系。
1.4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做到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相平衡。拔尖創新人才應具有全面的素質和廣博的知識結構，只有深入掌握本學科理論知識、廣泛的相關學科知識，才能具備觸類旁通的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理論上有所突破，眾所周知著名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既是經濟學界的大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也是著名的計算機專家，曾榮獲美國最高的計算機科學獎項。因此，在經濟學課程體系的設置上，必須重視通識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夯實學生的知識基礎，大量開設理工、人文、社科、藝術等方面的基礎課程，開設交叉學科的綜合課程以及跨學科的講座等等，打破專業限制，實現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有機融合。
2.美國四所著名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的基本情況
一是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方面，美國多所著名高校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其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包括培養目標、培養制度，教學模式等等多方面的內容，就教學模式而言，主要包括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在課程設置上，美國多數高校實施的是通識教育理念指導下的課程結構設計，但各校的課程分類與組合不盡相同。如麻省理工學院為理工類學生開設人文社會課程，以保證文理學科相互滲透。二是在教學內容方面，研究型大學處于核心地位的是研討課，還有跨學科的專題學術討論課程、導師輔導課以及問題情境式教學課，重點培養學生的探究意識。美國還十分重視開設創業課程，硅谷60%-70%的企業都是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和教師創辦的。三是教學方法靈活，研究性教學等對培養創新型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經濟學教學方面，為了使學生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掌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分析方法，美國大學在設置本科經濟學課程時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計量學以及經濟分析與應用等方面課程細分為初級和中級兩個層次，在經濟學專業一年級，開設初級經濟學原理，二年級學習中級經濟學在初級課程中對新生只講授經濟學的原理與方法，不涉及高等數學方面的內容在學生具備基本的經濟學素養和相關的數學知識后，才允許修讀中級微觀經濟學、中級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中級微觀應用分析、中級宏觀應用分析等方面的課程，有的學校在選修課程上還開設高級微觀理論。以下是MIT、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學校經濟系課程設置。
2.1 MIT本科課程設置[1]：
2.1.1一般經濟學理論，這一類課程包括微觀經濟理論與公共政策、微觀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原理、中級微觀經濟理論、中級應用宏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經濟學閱讀與討論、經濟學專題、博弈論的經濟應用、經濟學與心理學、戰略與信息等課程。
2.1.2產業組織，包括產業組織與競爭策略、衛生經濟學、經濟學與激勵：理論與應用等課程。
2.1.3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包括經濟學中的統計方法、計量經濟學、經濟學中的研究與交流：主題、方法與應用、高級計量經濟學等課程。
2.1.4國民收入與金融，包括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環境政策與經濟學、能源決策、市場與政策、能源經濟學與政策、金融經濟學、教育經濟學、信息技術與美國勞動市場等課程。
2.1.5國際、區域與城市經濟學，包括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國際貿易等課程。
2.1.6勞動經濟學與勞資關系，包括變化的經濟中的美國勞動力、勞動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等課程。
2.1.7經濟史，包括中世紀經濟史的比較研究、金融危機的經濟史、資本主義以及對它的批評、世界貧困問題等課程。
2.1.8經濟發展，包括發展理論基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等課程。
2.2 MIT研究生經濟學課程設置[2]
2.2.1一般經濟學與理論，包括經濟學家的數學、微觀經濟理論Ⅰ、微觀經濟理論Ⅱ、微觀經濟理論Ⅲ、微觀經濟理論Ⅳ、博弈論、契約理論、博弈論專題、獨立研究論文、討論：經濟學專題、經濟學閱讀討論等。
2.2.2產業組織，包括產業組織Ⅰ、產業組織Ⅱ、衛生經濟學討論、集體選擇理論：經驗檢驗、集體選擇理論：制度與實證政治理論等。
2.2.3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包括經濟學中的統計方法、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分析、非線性計量經濟分析、高級應用計量經濟學專題、應用計量經濟學專題、經濟研究討論。
2.2.4金融經濟學，包括金融經濟學簡介、高級金融經濟學Ⅰ、高級金融經濟學Ⅱ、高級金融經濟學Ⅲ。
2.2.5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經濟學，包括宏觀經濟理論Ⅰ、動態最優方法應用、宏觀經濟理論Ⅱ、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理論Ⅲ、經濟波動、宏觀經濟理論Ⅳ、經濟危機、宏觀經濟學專題、高級宏觀經濟學Ⅰ、高級宏觀經濟學Ⅱ、高級宏觀經濟學Ⅳ。
2.2.6公共經濟學，包括環境政策與經濟學、公共經濟學Ⅰ、公共經濟學Ⅱ、高級公共經濟學專題、環境經濟學與市場失靈的政府反應。
2.2.7國際、區域、城市經濟學，包括城市與區域、城市經濟學與公共政策、國際經濟學Ⅰ、國際經濟學Ⅱ。
2.2.8勞動經濟學和勞資關系，包括勞動經濟學Ⅰ、勞動經濟學Ⅱ、高級勞動經濟學專題、勞動市場關系與職業流動性。
2.2.9經濟史，包括經濟史等課程。
2.2.10發展經濟學，包括發展經濟學：微觀學問題與政策模型、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政治經濟學：制度與發展、經濟制度與增長政策分析、政治經濟學1：國家與經濟的理論等課程。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項目主要課程：核心課程：價格理論（分為Ⅰ、Ⅱ、Ⅲ）（應是微觀經濟學）、收入理論（分為Ⅰ、Ⅱ、Ⅲ）（應是宏觀經濟學）、數量分析方法（包括經濟學中數理方法導論、經驗分析Ⅰ、Ⅱ、Ⅲ）；專業課程：數理經濟學（包括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專題）、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包括高級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專題、市場專題（貝葉斯方法在營銷與微觀經濟計量學中的應用）、經濟史（包括人口與經濟、商業倫理、市場營銷的經濟學與人口統計）、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本（包括應用價格理論、人力資本、知識與技能經濟學）、數量經濟分析（生命周期動態學與不平等、社會相互作用與不平等）、經濟增長/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專題、國際貿易與增長、國際貿易中的數量分析）、公共部門經濟學（政治學的經濟模型、公共部門經濟學、公共部門中的發展經濟學）、計量勞動經濟學（微觀數據分析Ⅰ、Ⅱ、Ⅲ）、宏觀經濟動態學與金融市場（宏觀經濟的隨機模型、公共財政與宏觀經濟動態學、金融市場的動態模型）、金融經濟學（金融決策理論Ⅰ、Ⅱ、Ⅲ）、資產定價（資產定價、實證金融專題、資產定價專題）、產業組織（高級產業組織理論Ⅰ、Ⅱ、反托拉斯與產業組織）。另外有很多討論課程，還有方法論的訓練課程。[3]
哈佛大學開設的主要課程有：一般經濟學、經濟理論、經濟思想史為一類，包括微觀經濟理論Ⅰ、Ⅱ、文化經濟學、宗教與資本主義的產生、博弈論Ⅰ、Ⅱ等；計量經濟學與數量方法，包括應用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學專題等；經濟史、發展經濟學，包括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Ⅰ、Ⅱ、發展政策設計、經濟增長理論；貨幣和財政理論與政策、公共部門經濟學，包括公共經濟學與財政政策Ⅰ、Ⅱ、衛生經濟學等；國際經濟學，包括國際金融、高級國際貿易專題等；產業組織與規制、環境經濟學，包括產業組織Ⅰ、Ⅱ、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包括公司金融、企業家精神的理論與經驗研究、行為金融；勞動、人力資本與收入分配、城市經濟學為一類，包括社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科學經濟學。另外有大量的閱讀、研究、討論課程安排。[4]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課程設置：1）第一年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分析Ⅰ和Ⅱ、經濟學家須掌握的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Ⅰ和Ⅱ；2）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與發展Ⅰ和Ⅱ、科學、技術與經濟增長、產業發展、公共財政Ⅰ和Ⅱ；3）計量經濟學，包括微觀計量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經驗方法、應用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專題Ⅰ和Ⅱ、計量經濟學討論會；4）經濟思想史，包括經濟思想史；5）產業組織與規制，包括產業組織專題、產業組織專題Ⅰ、Ⅱ和Ⅲ、產業組織討論會；6）國際經濟學，包括國際金融、貿易與金融政策中的戰略問題、貿易協定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貨幣與金融、貿易與發展專題、國際貨幣經濟學專題、商業政策專題、全球經濟政策、經濟地理專題、國際貿易討論；7）勞動經濟學，包括勞動經濟學Ⅰ和Ⅱ、勞動經濟學專題；8）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理論，包括宏觀動態學專題、高級宏觀經濟分析Ⅰ和Ⅱ、宏觀經濟學與一般均衡理論、經濟分析專題Ⅰ和Ⅱ、應用宏觀經濟學與金融、經濟模型中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貨幣理論與政策、高級經濟學經驗研究專題、貨幣經濟學討論會、經濟波動討論會；9）微觀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學，包括高級微觀經濟分析Ⅰ和Ⅱ、群體決策的建模與分析、經濟學家的高級數理經濟學方法、數理經濟學專題、金融與貨幣的一般均衡基礎、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控制論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機制設計、契約與組織、政治的經濟分析專題、市場設計、產業競爭的經濟學與政治學、微觀經濟學討論、應用微觀經濟理論討論、應用微觀經濟理論研究方法討論；10）公共財政，包括公共財政Ⅰ、Ⅱ、Ⅲ、公共經濟學基礎；11）其他課程，包括美國經濟史、歐洲經濟史、日本的經濟組織與發展、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專題研討、蘇維埃與后蘇維埃經濟、中東歐、后蘇維埃國家以及東亞改革國家的轉軌問題、城市經濟學、集體行動的政治經濟分析、政治經濟學理論、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轉軌經濟學、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分析、日本經濟問題、衛生經濟學專題；12）討論，包括經濟理論、貨幣與宏觀經濟學、勞動與人力資源、國際經濟學、發展與環境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產業組織與戰略、應用微觀經濟學與勞動。[5]
3.美國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的特點
從前述具有代表性的美國高校經濟系課程設置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3.1課程體系完整，數目龐大
每一所大學開設的經濟系課程幾乎都涵蓋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從一般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到經濟學的各個分支領域如勞動經濟學、衛生經濟學、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等無所不包，課程數量龐大。哈佛大學2009年秋季為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有20門，為研究生開設的課程有50門之多。由于課程內容豐富，數量龐大，學生可以結合自己的學術興趣以及今后的職業選擇，靈活選擇要學習的課程，有助于實現經濟學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的權衡，也有利于教師專注于某一個研究領域，提高研究與教學的質量，同時也一定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3.2課程層次豐富，結構合理
美國高校經濟學課程體系布局合理，課程之間內在的結構關系、邏輯聯系得以完善。
首先，課程層次性強，課與課之間的縱向銜接緊密。在課程設置上，遵循知識傳授的漸近規律，以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方式，構建完整的經濟學課程體系。各大學都把一些主要的經濟學課程分解成幾個由低至高的級別，如微觀經濟學Ⅰ、Ⅱ、Ⅲ，宏觀經濟學Ⅰ、Ⅱ、Ⅲ，計量經濟學Ⅰ、Ⅱ、Ⅲ等等，讓學生拾級而上，步步升高，幫助學生既打好專業基礎，又掌握更高深的知識。
其次，注重經濟學方法的訓練。美國高校在經濟學課程體系的設計中，特別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研究方法的教學，開出了大量統計方法、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微觀宏觀經驗研究方法、數理經濟學方法等課程，并且分為多個不同的層次，這樣的課程設置，有助于學生掌握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理論和方法。通過經濟理論與經濟方法課的結合，以突出定性經濟學與定量經濟學之間的聯系，讓學生既理解相關的經濟學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論的定性表述，又能把這些理論化解為具體的假設，并運用統計資料和方法，對其進行規范化的定量檢驗。
第三，注重跨學科培養。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例，經濟系設有經濟數學（Econ-Mathematics）、經濟統計學（Econ-Statistics）、經濟運籌學（Econ-Operation Research）、經濟哲學（Econ-Philosophy）、 經濟政治科學（Econ-Political Science）五個跨學科方向，學生的培養由兩個系共同完成，各個方向均有自己的學分要求，其中前兩個對數學的要求很高，分別占總學分的22%和44%。這樣的跨學科培養是緊跟經濟學發展前沿的表現，有助于培養學生利用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共同分析某個領域的能力。本科生畢業后，學校會鼓勵他們去別的大學繼續深造（不同于我國的基地班），基本上沒有近親繁殖現象。通過跨學科的培養，不斷拓寬經濟學教育領域的學科目標。這些跨學科的經濟學擴展課程，如社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法律經濟學、文化經濟學、宗教與資本主義等課程，為經濟學的理論論證和方法應用提供了新的機會和空間，而且還在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中，發現本學科的缺陷和不足，促進自身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3.3課程的應用性強
美國大學本科經濟課程設置特別注重提高課程的應用性，以適應大部分本科學生畢業后主要從事具體經濟職業的實際要求。課程的應用性既體現在每一門課程的內容里，又顯示在眾多課程之間的結構關系之中，從每一門課來看，其內容設計一般是從具體的經濟現象著眼，在提出、分析和解決存在于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的過程中傳授相關的經濟學概念、理論和方法，因此，整個課程的學習不是和經濟現實脫節或割裂開來，而是形成積極互動的良性關系，即在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中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知識的拓展，又提高對經濟現實的思考層次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政策水平。
3.4全球化的學術視野
美國高校的經濟學研究在全世界處于絕對領先地位，因而其學術視野并不僅僅局限于美國本國的經濟問題，對全球經濟問題都有研究。因而其開設的課程幾乎涵蓋全球各國的主要經濟現象，開出了大量涉及各國經濟問題的課程，如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分析、日本的經濟組織與發展、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問題研究、國家經濟問題、中國經濟問題等課程，開闊了學生的學術視野，避免了過度本土化所帶來的問題。這些課程安排，也會促進多學科的融合，促進學生探討和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經濟問題背后所隱藏的多元化的因素。
3.5課程設置重視學生參與和師生互動
美國高校課程設置特別注重學生的參與以及授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每個高校都開設了大量的workshop和seminar課程，由任課教師主持，每個班級不超過20人，在教師指導下閱讀論文，對本領域的問題進行研討，研究生及博士生的討論課還須提交自己的研究論文，這樣的課程有利于塑造具有懷疑精神和創新思想的學術品格，有利于培養學生學術研究的積極性，有利于培養學生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是一個極大的欠缺。
4.完善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 實現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對美國幾所著名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情況的分析，我們認為完善我國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實現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4.1科學設置教學層次
把經濟學專業的西方經濟學課程分為初級和中級兩個明顯的層次，初級經濟學原理在一年級開設，不用數學表述，只是講解基本原理，而且可以由教授輪流講授。中級微觀經濟學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涉及一定的數學語言，在二年級開設，我國一些院校的經濟學專業已采用這種課程設置，可以在經濟學其他專業推廣。與之相關的計量經濟學、應用微觀、應用宏觀等課程在三年級開設，加強課程的應用性。
4.2加強經濟分析方法課程的教學
我國的經濟學教育，注重理論內容的講授與灌輸，但對經濟分析方法課程的教學卻有所忽視。就目前我國經濟學專業本科課程設置來看，大多數院校僅在二三年級開設計量經濟學、統計學等課程，授課時間為一學期。而前面我們看到，美國高校在方法論方面開設的課程非常豐富，包括微觀計量、宏觀計量等專門化的課程，這樣學生可選擇的課程較多，也容易培養他們對這些比較枯燥的課程的學習興趣。因此，我們建議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統計學等計量經濟學等方法論課程也應分為不同的層級，在二、三年級開設，在培養基本理論功底的同時，注意學生的選修課建設，突出應用性和實踐性。
4.3逐步提高討論式教學的比重
Workshop或Seminar式的教學，對我國高校來說是一種新課程，不能拘泥于課本知識，應當更加注重實際問題的研究，注重理論分析能力的培養，要將最新科研成果引進Seminar教學，尋找突破點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Seminar課程應由對本領域學術發展趨勢較為熟悉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在每一門專業課之后都應開設類似的課程，由教師指定研究領域和文獻，學生對該領域的問題研究、討論，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討論。Seminar課程應從原屬課程分離，單獨設立，課時比例也應提高。
4.4拓寬專業口徑
從以上美國著名高校的辦學理念看，這些院校均秉承寬口徑、少分類的原則，使得經濟系課程設置反映經濟學理論各個組成部分的有機聯系，尊重知識之間的普遍聯系，加強課程的廣博性和基礎性，避免了高等教育過度專業化的問題。我國各高校專業口徑狹窄，財經類院校表現尤為明顯。在某個財經類院校，西方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撰寫的有關股票市場有效性問題的論文，竟然被學術委員會評為不符合專業方向，因為該校有金融學院，委員會成員認為股票市場問題只能由金融學院來研究。如此狹隘的專業劃分只會局限學生學術視野，限制其創新能力的培養。我國高校應吸收這些先進的經濟學教學經驗，減少專業分類，實現院系教學之間的互通，使學生打下寬厚的知識基礎。
4.5以科學研究為導向，改革人才培養體制，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在經濟學的課程提示設置中，要大力推進以學生探究活動為主線的研究性教學，運用案例教學法、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等教學方法，大力加強教學與科研的結合，增加探索性課程，加大教育資源對學生開放程度。教師要重視培養學生的科研意識，每一名課程都要以問題探索為導向，在科研時間獲得中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從學生入校就開始科研訓練，大學生科研項目要提供明確的科研計劃，安排導師專門指導，提示經常性地舉辦學術研討會和成果交流活動等，不斷激發學生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注釋：
①資料來源：
②資料來源：。
[5]MIT經濟系研究生課程設置：http：//econ-mit.edu/graduate/courses/
[6]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項目課程設置：http：//economics.uchicargo.edu/。
所謂國家干預主義是強調市場失靈，認為市場機制的缺陷必須通過國家干預來彌補市場不足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而經濟自由主義是強調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分析和研究這兩種經濟主義的演進以及每個階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張，對我國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重商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
重商主義起源于中世紀高度的國家主義思想的產生，其歷史背景是始于15世紀西歐地區新型民族國家的興起，即用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取代中世紀封建地方割據的諸侯小國。重商主義強調國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干預經濟看作是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義者要求禁止金銀的出口，增加金銀的進口，以積累本國的金銀貨幣。而到了晚期，重商主義者則要求國家鼓勵出口，讓金銀貨幣投入貿易，保持貿易順差，吸引更多的金銀貨幣流入本國。
重商主義的學說和政策后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古典政治經濟學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他們反對封建貴族的特權，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們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號，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的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之中。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張讓“看不見得手”調節經濟，被視為現代經濟學的真正開端。
二、凱恩斯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金融危機爆發前，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著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猛烈的沖擊了新古典經濟學否認危機和失業的理論。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大量的失業現實，使古典經濟學家處于很尷尬的境地。凱恩斯經濟學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中建立起來的。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此來批判古典經濟學的學說。
與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相反，凱恩斯提出的新觀點的核心在于反對自由放任主義，強調國家干預。凱恩斯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取決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終原因在于人們的心理預期，經濟機制對此無能為力。因此，調節有效需求需要通過國家的干預。他強調，實行國家干預既是使現代經濟避免全盤毀滅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個人才能得以成功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
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凱恩斯經濟學所取代，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經濟學，并成為西方國家的政府經濟學。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論戰中，以國家干預主義的勝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失敗而告終。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中獨領，經濟自由主義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爭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漲”，即增長率消失、失業率高漲和通貨膨脹加劇，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因為以往的現象通常是：失業率高的時候，通貨膨脹率一般比較低；反之，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時候，失業率比較低。凱恩斯主義對付高失業率的措施是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付高通貨膨脹率的措施是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滯漲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同時出現。面對凱恩斯主義的無策，經濟自由主義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經濟學發生巨大的變化。凱恩斯主義獨領的歷史結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對峙和論戰的新局面。
20世紀60———80年代，在思想領域以及政策層面上，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此消彼長。一方面，隨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以其為指導的經濟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國家干預為特點的凱恩斯主義有了新的發展，雖然其發揮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沒有沉淪。
四、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融合
進入90年代以來，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此消彼長，從而出現融合的趨勢。倡導國家干預主義的新凱恩斯主義逐漸吸收了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一些觀點，使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體系發展到一個新的層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預期、自然失業率等觀點，在運用大量模型的基礎上，提出為了消除市場失靈，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干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實踐表明，在經濟思想領域和經濟政策層面上，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融合不斷深化。單一的干預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無法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的沖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勢所趨。
五、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演進的啟示
1.不應該單純的評價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是非功過，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評斷它們的成敗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學說和主張放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來考察，才能準確的評定它們特定的歷史地位。
2.無論采取哪種方式的經濟政策，都應該從歷史的視角出發，應該根據一國自身的發展情況和國情出發。
參考文獻：
［1］吳易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論爭的歷史考察[J].當代思潮，2002（2）.
〔中圖分類號〕F015,F0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背景是漸進的和全方位的經濟轉型。即使現在的匯率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實踐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用“試錯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試錯法”意味著改革者不能區分轉型的長期影響和短期沖擊。而很多經濟現象長期和短期效應是相悖的（例如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農業產量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的關系等），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彎路甚至錯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階段，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就目前情況來說，國內爭論的一個熱點，就是我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說，這些改革總體上是失敗的。以上問題的出現與對我國轉型經濟的研究現狀不無關聯。
目前關于轉型經濟的研究可以歸類為三種方法。（1） 制度經濟學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吳敬璉。[3]（2） 微觀領域的產業組織分析，主要采用靜態博弈方法或廠商行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這兩種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靜態和確定性分析，忽略了動態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經濟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沒有理由不對未來進行預期；另外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如工資體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動，以及教育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確定性等。但它們與本文的主旨不同，這暫且不談。（3） 宏觀方面的結構性宏觀經濟分析及實證分析。其中，結構經濟分析主要是利用國外現有理論直接構造結構性的宏觀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肯定是誤導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國外宏觀經濟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與我國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漸進轉型有著本質的差別。例如大多數對人民幣合意變動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張曉樸、[ 8 ] 林伯強[ 9 ] 等），主要是套用國外均衡匯率模型。但國外均衡匯率理論一般假定分析國家為小型開放經濟、產品市場自由競爭和要素國內自由流動，而這三個假定在中國無一成立。實證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國數據進行各種計量回歸，有時在模型中考慮一些制度變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該做法在加入制度變量時十分主觀；另外，即使我們能夠確定那些制度變量會影響宏觀經濟，但對于這些制度變量如何進入模型，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這兩個問題，我們仍然是不清楚的。
總體上，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難，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國經濟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導致的。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首先對目前的“試錯法”改革方式進行規范和科學的理論化和量化，然后闡述特定制度和轉型背景下的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最后，據此科學地設計制度轉型的推進進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是現實經濟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相互作用的經濟實現，而對理性的經濟人行為進行規范的描述，則又是科學地闡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因此，解決（或至少部分解決）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與我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重新建立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理論，再把微觀研究運用到宏觀經濟分析。建立這樣的理論或模型，會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這樣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論上也是對經濟學的貢獻。
二、為什么要分析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一）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定義
所謂微觀基礎，應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微觀行為基礎和微觀制度基礎。微觀行為基礎是指代表性的經濟主體（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動機（例如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資源約束下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觀制度基礎是指經濟中現有的制度安排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特定約束。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應該是指：
“在經濟中現有制度安排、資源和信息的約束下，理性的經濟主體出于特定的動機而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約束下的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觀基礎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國內外宏觀經濟學領域，加強微觀基礎研究的呼聲愈加高漲。那么，在宏觀經濟領域，微觀基礎到底有多重要？
對此，不同的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對主流經濟學派主要經濟學家的訪問表明，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微觀基礎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表現在：首先，所有的宏觀現象都是許多微觀現象的加總；其次，沒有這種研究工具，經濟學就不再有許多內容，最終將演變成描述；最后，微觀基礎的研究能夠揭示一般經濟規律后面的深層次的淵源，使得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這并不是說全部宏觀經濟學都必須從微觀經濟學基礎出發，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樣十分有用的模型，盡管這些模型并沒有從單個單位出發并從此建立起來。
實際上，如果經濟的結構穩定（例如完善的市場經濟），政府的政策行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經濟理論加上經驗性的研究可能已經可以滿足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預測而言，一些實證模型，尤其是時間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為什么要分析轉型經濟的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盧卡斯批評”的啟示
盡管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基礎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但是，微觀基礎對于研究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它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研究唯一正確的方向。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借鑒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最新成果。在近幾十年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可能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盧卡斯(Lucas)[14] 在其經典的論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實施者行為方式的變動，如果不考慮結構性經濟模型深層次參數（deep parameters），則計量經濟研究（尤其是凱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模型分析和預測的系統性失誤。
對此，Lucas舉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駕車向北行使，你就猜測幾分鐘后我仍在同一條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獲得了良好的（盡管不完全）預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預測如果克拉克大街關閉以后我的反應，那就應該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選擇的路線有哪些。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決策問題的本質和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變化下，人的行為可能怎樣變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們做出選擇的方式。
“盧卡斯批評”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行為方式而言的。它雖然深刻，但忽視了對經濟主體賴以行為的制度背景的考慮。這可能是因為盧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因而不必要過分強調制度背景。但在我國全方位和漸進的改革中，經濟制度一直處于深刻的變動中。這意味著傳統理論借以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條件也都得不到滿足，更不用說政策制定者行為方式的變動了。可見，如果我們套用國外的模型來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必然會導致模型的設定錯誤（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盧卡斯批評”。而套用國外現有的理論直接構造中國的結構性宏觀經濟模型，正是當前研究我國宏觀經濟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劉小玄等[15]和Wang Xi[16]論證了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特殊的晉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應，我國國有經濟經理人同時存在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經營目標。而完全市場經濟中的廠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潤這樣的效益目標。這就意味著國有經濟必然表現出異于完全市場導向廠商的特殊行為。此時，套用國外的廠商模型來分析國有經濟行為，方法必然錯誤。王曦[17] 對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不單是國有經濟行為與貨幣需求函數，類似的結論貫穿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各個方面。
傳統理論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們是從一定假定條件（制度穩定、市場競爭性等）下對經濟主體進行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而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的作用，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條件都不能得到滿足。生搬硬套西方現成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其結論會誤導。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把現代經濟理論和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背景聯系起來，重塑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推導真正符合我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轉型經濟中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宏觀經濟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由于經濟現象十分復雜，經濟學本身又同時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特征，對同一經濟現象會有不同視角的觀察，因此出現了不同的學派。目前國際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派有：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凱恩斯學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為代表。雖然其觀點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體系，我們會發現各個學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關于經濟人行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過一定的技術模型化經濟人行為從而引出結論并指導政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公理化和邏輯化的分析方法。從這個角度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問題就包括建立轉型時期微觀行為的公理化體系；通過一定的方法對經濟人行為進行理論化并指導政策。邏輯化的分析方法通常與建模的技術相聯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學派借鑒，這里暫且不談。對經濟人行為的公理化假說是微觀基礎分析的思想基礎，它通常包含對經濟人目標、預期和市場出清三個方面的先驗論斷。不同學派的假設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結論。下面提出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說。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
主流宏觀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追求目標函數最大化的理性人，簡稱為理性人假說。
在經濟學中引入理性人假說出于兩種動因。一是所謂的“規范性”動因，即了解人們在既定情況下怎樣合乎理性的行動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這通常與討論人們“應該做什么”的規范性研究聯系起來。第二種動因涉及到能解釋和預測實際行為的理模型運用的可能性，這屬于“是什么”的實證性研究范疇。經濟學家首先對理進行刻畫，然后基于理分析實際行為。這一動因構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主要基礎。其理由是，盡管實際行為從原則上說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時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經濟學思想史的發展上，將人類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們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標，是一種重要的觀點。雖然有許多其它的動機（例如令人滿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類的行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強理性人假說，長期以來在刻畫個人行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說運用到經濟學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同時繼承了理性人假說。
(注：相對于“新古典學派”比較一致的理論框架，“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顯得有些龐雜，但一般認為，標準的“新凱恩斯學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預期假說。)
就轉型經濟而言，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用來分析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最為方便的理論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顯的行為不協調。其次，經濟學發展史證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這里強調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經濟主體。在特有制度下，“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廠商利潤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經說明，國有企業經理同時具有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目標；又如，在人民幣外匯市場上，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對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員甚至匯率政策的決策者都傾向于維持匯率基本不變。此時，個人風險最小化是更合適和直接的假設。
（二）市場非出清的可能
持續的市場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經濟主體根據已有信息進行最優反應的結果，造成了在每一個時點上，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都處于均衡狀態；所有的觀察結果都被視為是“市場出清”的，是經濟主體按照他們所覺察到的價格做出的最優供求反應的結果。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揀起的10美元鈔票。
新古典學派是市場持續出清假說最強硬的支持者，并且該假說可能是新古典主義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著，價格和工資會以極快的速度調節到均衡點，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脫節和非自愿的失業。理性人假說、理性預期、持續的市場出清再加上盧卡斯總供給曲線，構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經濟周期理論。其政策含義包括：政策無效性的主張、反通貨膨脹的零成本和“盧卡斯批評”等。“新古典學派”對于經濟理論出色的演繹，也許加上一點修辭上的優勢，(注：這主要得益于理性預期中的“理性”一詞，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經濟學家。)使得它在20世紀70、80年代極其盛行，“凱恩斯主義”似乎注定要退出舞臺。但是新古典主義斷言反通貨膨脹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場持續出清，當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進行反通貨膨脹的試驗之后，兩國經濟深度的衰退似乎對新古典主義提出了相反的證據。這使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化假說，尤其是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的可信性。在反對陣營中，新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成為主要的力量。
“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新古典主義”的挑戰，開始著手重塑凱恩斯主義的微觀基礎。他們雖然接受了“新古典學派”理性人和理性預期的假設，但對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設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評。他們認為，由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勞動的非同質性、信息的不對稱和菜單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關心公平的經濟主體行為，使得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存在名義的或實際的剛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剛性使得價格和工資不能足夠迅速地調整以出清市場，于是名義和真實的需求和供給沖擊將導致產量和就業巨大的真實效應。產量和就業對其均衡值的偏離是巨大而長久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偏離對經濟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對經濟采取干預的政策，并且這種政策干預是有效的。
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不可能連續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照搬前蘇聯集中計劃的模式來管理經濟，國有企業內部實行物資和原材料的計劃調撥分配，財務上實行統支統收；銀行系統也采用條塊分割的方式來實行現金發行計劃和貸款計劃的數量性管理。在這種體制下，市場的作用被壓縮到了最低點，市場非均衡占據了統治地位，很難想象會有持續的市場出清。經濟轉型之后，由于我國實行漸進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因此整體經濟中的持續市場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國到目前為止仍實行固定利率制度，貨幣市場不存在利率機制調整貨幣供求，更不用說快速的調整。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著，在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來分析特定的問題。陳平等 [18} 對現階段人民幣匯率非均衡機制的分析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還意味著，與“古典二分法”不同，名義沖擊很可能對真實經濟總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響。王曦等（2003）[19] 對我國貨幣市場實際運行態勢的分析表明，我國貨幣市場的沖擊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續性；貨幣市場失衡是普遍現象；宏觀總量在向均衡的漸進調節過程中呈振蕩性波動，存在超調現象。
（三）經濟轉型中的預期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認為：“預期就是對未來事件有根據的預言，因此預期與相關經濟理論的預言是基本一樣的。”大約10年之后，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才正式將這個假說吸收到宏觀經濟研究中；隨后，該假說開始被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采納。理性預期是指在形成關于某一變量未來值的預期時，理性的經濟主體會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該變量決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預期的強形式，這與馬思的假說相符，即認為：經濟主體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同這些變量的客觀數學條件期望一致，或者說理性預期不存在任何系統誤差。如果在時期t要預測t+1時的變量Xt+1，則理性預期意味著：
Xet+1=E[Xt+1|It]
其中，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理性預期也可以表示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為理性預期的誤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顯示，理性預期不存在系統誤差。
就筆者而言，理性預期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首先是因為，如果我們采用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說，我們實際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經濟學家一樣的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注：這個假定可能過強了，一個相對弱的解釋是理性的經濟主體可以從公開得到的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報告中獲悉專業預測。)
這就是說，理性人沒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運用他（她）可以獲得的公開的信息。其次，可以證明，很多其他的預期形式，例如適用性預期、外推型預期等，實際上都是理性預期的特例，是特殊隨機過程下理性預期的特殊實現。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經濟人是怎樣進行預期的？
四、“試錯法”改革的隨機過程表述
“試錯法”經濟轉型，其含義是：改革者在推進下一步的改革時，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據就是當前的改革推進程度。在數學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進想象為一個性的隨機制度向量的變動，則該制度向量剛好具有隨機過程中的馬爾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隨機向量的下一期變動只與該向量的當前實現有關，與歷史無關）。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說――“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為了使這個假說更有適用性，我們分別考慮了兩種表述：
強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為制度向量， A為系數矩陣，C為趨勢向量，ε為i.i.d.的白噪聲，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函數μ(?)表示其他當前狀態向量（Z）對改革推進的影響。由于μ(?)利用了額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設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個例子是我國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進行“價格闖關”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這種“試錯法”的改革推進特點對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而言，就是他們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來預測未來。對式（1）和式（2）取條件期望，有：
預期強形式：E(Xt+1| It)=AXt+C （3）
預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對改革推進的預期只與當前的改革安排有關，與改革的歷史無關；式（4）雖然利用了當前改革推進的額外信息，但仍與歷史無關。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經濟主體在預期時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預期表現出“短視（myopia）”的特征。
五、結語
在“試錯法”的改革過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導致了中國宏觀經濟殊的微觀行為方式。此時，直接照搬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模型是誤導的，必然遭受到“盧卡斯批評”，產生系統性錯誤。解決這個問題應從深層次著手，將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重塑轉型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作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對“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市場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預期假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針對具體問題，利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技術展開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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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課程)是目前我國高校財經類、管理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是理論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其他應用經濟學科的基礎課程。該課程具有理論性強、學派林立、內容抽象、偏重數學推理等特點,學生學習起來遇到的困難相對較大,對老師的理論水平和教學能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文章擬就筆者在這些年教學中的體驗,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教學方法的運用和改進進行探討。
一、讓學生從整體上把握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
在講授每門課程的初期,應該從整體上將該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給學生,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把握主線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個個的具體原理和圖表之中。本文將簡要地對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進行探討。
微觀經濟學是通過對個體經濟單位的研究來說明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的。如圖1所示,微觀經濟學以需求、供給和均衡價格為出發點,通過效用論研究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進而推導出市場需求曲線。生產論、成本論和市場論主要研究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生產者的供給曲線,進而得到市場的供給曲線。結合市場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就可以決定市場的均衡價格,并進一步理解在所有的個體經濟單位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一個經濟社會如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經濟資源的配置,進而結合具體的市場形式(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壟斷市場)分析每一類市場的價格、產量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對圖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關于產品市場的研究。從圖1的下半部分來看,市場論進而將考察的范圍從產品市場擴展至生產要素市場。從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需求曲線,從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供給曲線。據此,進一步說明生產要素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
在以上討論了單個市場均衡價格決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從一般均衡的角度討論了所有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問題,證明了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存在著一組價格(P1,P2,…,Pn),使得經濟中所有的n個市場同時實現均衡。這樣,微觀經濟學便完成了對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見的手”原理的證明,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在以上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微觀經濟學又進入了規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經濟學的內容,證明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優狀態,進一步肯定了完全競爭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討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后,微觀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在某種特定情形下(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并針對市場失靈探討了相應的微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如圖2所示,它遵循理論基礎-理論-理論應用的分析順序,圍繞著國民收入如何決定這條主線,包括一個總量(GDP),兩大主題(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三大模型(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問題(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其中又將四大市場(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國際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和兩大政策(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分析串聯起來,構成一個較為清晰和嚴密的邏輯體系。
總供給和總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的兩個主要力量,如圖2所示,短期國民收入的決定取決于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又取決于三個市場的變量,即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國際市場。總供給曲線則是把總量生產函數與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的。而需求沖擊與供給沖擊都可能導致短期的經濟波動。在長期中,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真實GDP的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積累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探討儲蓄、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民收入的長期決定則包含有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不同經濟學家在不同的價格行為的假定前提下(價格是粘性的還是自由伸縮的),圍繞需求與供給誰占主導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也就形成主張自由經營還是國家干預以及如何干預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要注重比較分析不同理論學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淵源、政策主張等方面的差異及其相互融合的趨向。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要把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反復給學生講清楚,在教學中途還可以反復提示,讓學生知道每一節課所講的理論知識在學科體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對每一具體知識點的理解,將全局與局部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
二、通過學科之間及同一學科內不同理論部分之間的比較教學來增強教學效果
比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活動中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認識對象放在一起對照比較,從而確認認識對象屬性的同異、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優劣、問題的難易或認識的正誤深淺,以達到辨識、了解和把握認識對象之目的的一種方法。它可以引導學生把彼此相聯系的知識加以對照,從相似中找差異,差異中找共性,從而找出其規律性和本質特征。
(一)通過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來增強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就開設政治經濟學,接著在第二學期和大學二年級第一學期分別開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就要求,教師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要適時與政治經濟學對比,理順兩門課程的關系,分析兩門課程在價值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價格決定理論、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經濟危機理論等方面的差異,在比較中同時增強學生對兩門課程理論體系與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給學生指出,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認為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是以要素價值論為基礎的,從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入手,分析了生產要素的需求,并根據消費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論研究了要素供給,是用效用和稀缺性來說明商品的價值的。在此基礎上,兩大經濟學體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獨特的基本范疇,如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這些范疇所反映的經濟關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經濟學將其看作是剩余價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經濟學則將它們看作是要素報酬的形式。又如,在價格決定理論上,政治經濟學是以價值說明價格,將其界定為價值的貨幣表現,而西方經濟學則是供求決定論,即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其價格。在政治經濟學中,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而西方經濟學則強調帕累托最優,即對于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變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政治經濟學將經濟危機看作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無法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并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而西方經濟學則從未將經濟周期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有產物,認為經濟周期是分工、專業化、市場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當然,在對兩門課程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我們要引導學生認識到,這兩門課程都有鮮明的階級性,代表了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的利益。階級屬性使得兩門課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我們應該采取辯證的態度,對西方經濟學進行科學分析,分清哪些是屬于具有階級性的意識形態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場經濟運行共性規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過去對西方經濟學簡單否定、批判的態度,現在對其盲目推崇、全盤接受的態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過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及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來增強教學效果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與區別,在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之間也同樣如此,許多外形相似實質相異的原理和模型極易混淆,不同經濟學流派的理論思想與政策主張存在爭論,需要在教學中適時分辨,在比較教學中幫助學生深化理解。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研究對象、討論的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應該是在講宏觀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時就要給學生講清楚的,上述關于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已經講的很清楚,不再贅述。例如,微觀經濟學的供求模型與宏觀經濟學的AS-AD模型在圖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時確定最佳的產量和價格水平,但在內涵上卻有很大差別:微觀部分所講的需求與供給是從經濟的微觀層次針對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觀部分的總需求與總供給是從經濟的宏觀層次針對整個經濟而言的;兩個模型中坐標軸上的變量內涵不同,微觀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某一商品的價格與產量,宏觀層次的AS-AD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整個經濟的一般價格水平和總產量。在教學時,應給學生把這些區別交待清楚。
還有更多的是要經常進行同一課程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例如,在學習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與IS-LM模型的時候,要在比較教學中將兩大模型的聯系與區別講清楚。告訴學生,這兩大模型都是在短期價格既定(水平的總供給曲線)的前提下用總需求分析方法探討國民收入的決定,都是凱恩斯總需求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IS曲線還是用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導出來的。不同之處在于,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暫時不考慮貨幣市場和利率,投資是外生變量,只考慮產品市場均衡時國民收入的決定。而IS-LM模型將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聯系起來分析兩個市場的同時均衡,將利率引入而投資取決于利率,這時自主性支出的乘數效應比只考慮產品市場時下降,兩個市場在相互作用中同時實現均衡。而且,IS-LM模型還是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與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講完凱恩斯理論體系后,可以上一堂總結課,將凱恩斯理論的基本框架用圖表和數學模型分別加以概括,并將其與古典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綜合比較,指出古典理論假設價格是自由伸縮的,認為國民經濟由供給決定及貨幣中性,主張自由經營,而凱恩斯理論假設價格是剛性(粘性)的,認為國民經濟由需求決定及貨幣非中性,主張政府實施總需求管理政策以穩定經濟。
三、大量運用案例教學法來活躍課堂氣氛并增強學生的經濟分析和應用能力
案例教學法是在學生掌握了有關基本知識和分析技術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的要求,在教師的精心策劃和指導下,將學生帶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進行案例分析,通過學生的獨立思考或集體協作,進一步提高其識別、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正確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風、溝通能力和協作精神的教學方式。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中概括出來的,其內容本身具有極強的社會實踐性和應用性,是學以致用之學。在教學中,通過大量的經濟實例來與課本的原理相對應,既可以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強學生運用基本原理解釋和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還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加強師生交流,是一種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針對各種案例的不同特點可以實施不同的案例教學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經濟學案例與某一具體的原理或知識點相對應,可以將其穿插在理論講解中進行分析。例如,在講授稅收分擔原理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對二手房交易征收5.5%營業稅的例子進行分析;在介紹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之后,馬上可以給學生講“吃包子”的故事;講納什均衡與囚徒困境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地方保護主義與地區封鎖的例子;講GDP核算時可以舉男主人與女保姆的故事;講費雪方程式時可以舉我國近年出現的銀行存款負利率的事實;講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以當前的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為例;講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時可以分析我國近年來國際收支雙順差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經濟過熱和“流動性泛濫”時的政策失效,等等。當然,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有一些經典的經濟學案例或故事是必須要講給學生聽的,講科斯定理必然要講“牛群到毗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講外部性原理時可以通過米德的“蜜蜂與果園”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車與飛鳥”的故事來闡述;講公共物品時則可以通過“燈塔”的故事來闡述。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或綜合性的案例,適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幾章講完之后組織學生專門來分析討論。例如,在講完壟斷理論后,可以給學生介紹微軟壟斷案的基本材料,讓學生討論壟斷的社會成本及反壟斷社會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在講完財政政策與擠出效應后,可以介紹我國1998-2002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情況,分析和討論財政政策的實施背景、具體措施和實施的效果評價等問題;在講完宏觀經濟學國際部分后,可以介紹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分析和討論此次金融危機與以往金融危機的不同,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的影響,給我國的啟示和教訓,以及我國的應對之策,等等。
四、在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對學生數學分析能力的培養和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教師在教學中往往側重定性的理論分析和思想陳述,而忽視對學生數學方法和數學推理的訓練,學生也往往只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經濟學的思想邏輯、經典案例、理論聯系實際的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一旦涉及數學推導、證明和數學的規范分析,則有畏難情緒,不習慣接受。誠然,對于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不可否定的是,數學對于推動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經濟學不使用數學方法,經濟學就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而學好數學已經成為真正學好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條件。田國強(2005)指出,數學在理論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語言更加精確和精練,假設前提條件的陳述更加清楚,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由于定義不清所造成的爭議;第二,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并且清楚地闡明了一個經濟結論成立的邊界和適用范圍;第三,利用數學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觀就得到的結果;第四,數學可改進或推廣已有的經濟理論。我們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要把數學工具與理論分析、思想闡述很好地結合,盡可能訓練學生用數學來界定經濟學的概念,用數學語言來表達關于經濟環境和個人行為方式的假設,用數學表達式來表示每個經濟變量和經濟規則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問題,并且按照數學的語言邏輯地推導結論。老師要向學生強調數學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師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數學涵養,以適應現代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發展趨勢。當然,我們強調數學方法的應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時重視經濟學思想方法和理論邏輯的訓練,培養學生對于現實經濟環境、經濟問題良好的直覺和洞察力,盡可能弄懂數學形式下的經濟學思想內涵,以避免學生迷失在各種數學公式和符號之中。
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教師在教學中習慣于按部就班地向學生講解傳授各章節知識,而往往忽視對學生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即老師在教學中一味地傳授理論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忽視了對學生建立邏輯能力的鍛煉。凱恩斯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精髓在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思維過程。我們在經濟學的教學中,要讓學生盡可能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語境和經濟學流派的學術紛爭中理解現有理論的內涵,要盡可能讓學生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及其重要意義,讓學生懂得“給定假定,簡化關系;放松假定,逼近現實”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和體現,讓學生熟悉和掌握經濟學中廣泛應用的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法,均衡與非均衡分析法、歸納與演繹法、短期與長期分析法、定性與定量分析法等豐富的方法體系,讓學生不僅掌握理論知識本身,更知曉理論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增加學生經濟學理論素養的深度與厚度。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J].經濟研究,2005(2).
3、顧驊珊.如何正確處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教學內容的矛盾[J].嘉興學院學報,2007(3).
4、張繼鵬,張家來.比較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運用[J].統計教育,2008(5).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