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如何運用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小微型企業是我國經濟中具有極大活力的因子，其發揮了創新科技、擴大就業推動增長等一些重要作用。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一直是政府關注的焦點。而在解決中小微企業面臨的難題中，國家的財稅政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中小微型企業經營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一）成本提升，利潤降低

首先是人工、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于招工難，人工成本迅速提高，加上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節節升高，導致中小微型企業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但又由于生產商品附加值有限，中小微型企業缺乏議價話語權，導致利潤空間壓縮。2012年眾多企業在承接訂單時顯得格外猶豫，利潤低也只能硬撐市場份額，嚴重制約了中小微型企業的發展。

其次中小微型企業融資貴和融資難的問題同樣十分突出，只有為數不多的中小微型企業能得到正常貸款，企業生產成本越來越高，特別是中低端制造企業，2011年經營成本比2010年增加近29%。

最后中小企業稅費負擔過重，實際稅負普遍超過利潤的30%，除法定稅費外，還要承擔協會費、會議費等其他費用。

（二）缺乏科技創新

中小微型企業受技術、人才、資金等的限制，開展自主創新活動困難較大，致使其創新能力十分缺乏。在對外貿易中，創新能力的缺乏導致中小型企業競爭力的缺乏，而中國中小型企業最大的競爭優勢——“人力資源優勢”正在失去，國際市場上的份額被東南亞一些國家瓜分，為了提高中小型企業的競爭力，中小企業必須積極創新。

二、運用財稅政策扶持中小微型企業生存和發展

（一）給予財政補貼

在運用貨幣政策放寬中小微型企業融資條件，降低中小微型企業融資成本的同時，運用財政政策給予中小微型企業財政補貼是更為迅速有效的辦法。

當前我國財政收入增速遠遠高于GDP增速，如2012年第1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為8.1%，而財政收入增速高達14.7%。針對成本提升的問題，運用財政政策給以中小微型企業吸納就業的補貼，這樣既可降低中小微型企業的生產成本，又可以提升其生產積極性。

針對中小微型企業創新不足的問題，國家可以通過開設創新基金，對滿足條件的中小微型企業進行貸款貼息、無償資助等方式，對創業初期,需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小微型企業的技術創新項目等給予資金支持，如以新材料、電子信息、新能源與高效節能及高技術服務業等高新技術領域為重點，幫扶中小微型企業走創新之路，促進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使其順利進入成長期，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培育具有管理規范、成長性好、創新能力強的科技型等的中小微型企業群體。

此外，可運用資金支持中小企業集約化、專業化、集聚化發展，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引導創業投資機構等資本投向中小企業，改善融資環境；促進中小企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改善小微企業創業服務環境。

我國已于2004年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專項資金規模也逐年擴大。據財政部統計數據顯示，中央財政于2011年投入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128.7億元，比2010年增長了接近9%。

（二）給予稅收優惠

在給予中小微型企業資金補助的同時，財政部門通過建立優惠的稅收政策，加大對中小微型企業發展的扶持力度，促進中小微型企業發展。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的要求，財政部門加大清理取消和減免部分涉企收費力度；繼續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等稅制改革，健全有利于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稅收政策。

今年來，我國稅制基本保持穩定，總體上以減稅為主基調。在應對金融危機對中小企業的不利沖擊時，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政策，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后稅率由33%降到25%，有力減輕了中小企業負擔，緩解2008年金融危機對企業生產產生的不利影響。2011年以來，針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為進一步有效支持其壯大，在已有稅費優惠政策基礎上，又加大了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力度，制定完善了促進中小型企業發展的一系列稅費減免政策。

首先是提高營業稅和增值稅的起征點，在營業稅方面，將按次納稅的起征點幅度由每次（日）營業額1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將按期納稅的起征點幅度由月銷售額1000元至5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在增值稅方面，將按次納稅的起征點幅度由現行每次（日）銷售額150元至2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將應稅勞務、銷售貨物的起征點幅度分別由月銷售額2000元至5000元、1500元至3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提高營業稅和增值稅的起征點后，全國924萬余戶個體工商戶將無需繳納營業稅和增值稅，在全部個體工商戶中占比高達63%以上。

二是延長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執行期限，并擴大范圍。在2012年01月0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6萬元（含6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并進一步規范了農產品初加工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對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農產品初加工范圍作了擴大。

三是加大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力度。

四是延長金融企業中小企業貸款損失準備金稅前扣除政策。

五是免征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貸款印花稅，減輕企業融資成本。

篇（2）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什么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篇（3）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6-033-02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目前政府最常采用的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兩大經濟手段。二者從通過對利息率、國民收人和投資來影響市場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以實現對宏觀經濟的有效調控。作為一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的兩項工具，兩者之間的合理搭配使用對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物價平穩、充分就業和收入公平等目標，進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結合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如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等，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①。

（一）為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兩種政策的結合

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的調控任務一般由貨幣政策來完成，因為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汨；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市場經濟欠發達的條件下，市場的缺乏更多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拾遺補闕。如在經濟過熱時期，要通過緊縮型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才能拉動經濟的增長。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過實施擴張性或收縮性政策，來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②。二者既各有側重，又緊密聯系，必須準確把握和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根據實際情況協調而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保證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二）同經濟條件下而兩種政策的選擇

篇（4）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篇（5）

0 引言

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開創了區域貨幣，各成員國放棄自己的貨幣，采用統一的貨幣——歐元，同時帶來了各國調整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變化，貨幣政策交由歐洲中央銀行（ECB）制定，各國只擁有財政政策的制定權。因此，在經濟目標上就存在兩個層次：一是歐盟整體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目標。要實現整體與個別的統一，就必須在統一貨幣政策的基礎上，著力研究各自的財政政策如何制定以實現歐盟整體經濟發展與自身發展的協調統一，這一目標也成了長期以來圍繞歐盟的主要問題。

《馬斯特利赫特條約》（簡稱“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簡稱“公約”）先后對各國的財政赤字、國債占GDP的比例以及如何懲罰作了嚴格、具體的規定。但是，在歐盟發展過程中，馬約和公約都受到過懷疑，原因是一些大國在沒有嚴格遵守規定的時候，懲罰措施卻沒有實施。盡管如此，馬約和公約的作用還是被部分體現出來，它使得歐盟各國有了一個標準去遵守，最終實現整體與個別發展的統一，當然，要真正完全實現馬約和公約規定，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Keynes（1923）[1]認為，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過高可能會導致財政可持續性缺失，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收入不足以支付發行新債所需的費用，財政將面臨可持續性問題，這可能是關于財政可持續性的最早論述。1995年，Caporale[2] 首次以歐盟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歐盟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和累積債務進行平穩性檢驗，繼而得出一國財政是否平穩的結論。

成新軒（2003）[3]曾對財政政策是否需要協調以及經濟效應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這種協調有利于經濟的良好運行以及穩定發展。王保安（2004）[4]分析了歐盟財政政策的執行情況及存在的問題，并指出無論是赤字率還是債務率都是成員國談判決定，而不是科學指標測算出來的，并且只有赤字率指標對成員國有強制約束力，債務率只具有參考意義。王磊，駱傳朋（2008）[5]曾指出由于對公約的修改，使得人們對于歐盟財政可持續性產生擔憂，但是其修改不僅可以增強其靈活性，也有助于歐盟成員國充分運用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因而修改是可行的。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債危機擴散的風險急劇升溫，一些國家的債務評級先后被調降，如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同時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債務危機也日益迫近，市場壓力以及希臘亟待救助的事實，使得歐盟財政一體化在解決這次危機的過程中也再次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來。

多年來，歐盟財政條約和公約內容也一直為中國所關注，研究歐盟財政政策狀況及要點，對中國財政有著一定的借鑒和啟示作用。本文從歐盟成員國財政赤字的相關性分析出發，指出歐盟財政政策協調的現狀及可能的發展方向，最后，就中國該如何汲取歐盟的經驗教訓來制定自己的財政政策提出了一點看法。

1 實證結果與分析

根據Eurostat2000和2006-2009年的歐盟各成員國財政數據，對成員國財政赤字作了相關性分析，實證結果見附表。

根據與歐盟整體財政赤字水平的相關性實證結果可知：

歐元區國家與歐盟財政赤字顯著相關。

德國與歐盟整體財政赤字水平，在1%顯著水平下并不顯著相關，在5%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而德國與大多數其他歐盟國家的相關性不顯著，顯示出德國財政政策的相對獨立性，這與德國是歐元區經濟龍頭老大的地位分不開。

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波蘭、芬蘭、葡萄牙、希臘與歐盟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這些國家大多是歐盟成員國中的發達國家，財政赤字水平和歐盟相關性也較高。當然，希臘、葡萄牙因為債務評級下降，歐盟幫助其償債使得這兩個國家和歐盟財政赤字保持了較高的相關性。

保加利亞、丹麥、愛沙尼亞、塞浦路斯、匈牙利、馬耳他、奧地利、斯洛伐克即使在5%，甚至10%顯著水平下與歐盟仍然不是顯著相關的。比較可以發現這些國家中多數不是發達國家。

冰島、挪威不是歐盟成員國，所以與歐盟財政赤字顯著不相關。

另外，由歐盟成員國相互之間的相關性實證結果可知：

法國、荷蘭、波蘭、比利時等歐盟發達國家相互之間的財政赤字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顯示出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

希臘與英國、法國均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與另外幾個發達國家也都在5%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這反映了希臘由于國家負債數額巨大，歐盟主要國家因為援助希臘而保持了相互之間較高的財政相關性。

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匈牙利、馬耳他、斯洛伐克和其他不發達國家相互間即使是在5%顯著水平下也都不顯著相關，說明這些相對不發達國家之間還未能實現財政協調。

在財政赤字對GDP占比方面，根據2008和2009年的數據顯示如圖1所示：

篇（6）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也就是膨脹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類型政策的不同組合。現在我們從松緊搭配出發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效應。

(一)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松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信貸支出的規模，增加貨幣的供給。顯然，“雙松”政策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的總需求擴大。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卻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增加稅收、削減政府支出規模等，來限制消費與投資，抑制社會的總需求;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提高法定準備率、提高利率來壓縮支出的規模，減少貨幣的供給。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脹與通貨膨脹，但可能會帶來經濟停滯的后果。

(三)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制止通貨膨脹;松的貨幣政策在于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就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過松，也難以制止通貨膨脹。

(四)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對克服經濟蕭條較為有效;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通貨膨脹。但長期運用這種政策組合，會積累起大量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幾種政策組合可以看到，所謂松與緊，實際上是財政與信貸在資金供應上的松與緊，也就是銀根的松與緊。凡是使銀根松動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財政支出、降低準備金宰與利息率、擴大信貸支出等，都屬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緊銀根的措施，如增稅、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準備金率與利息率、壓縮信貸支出等，都屬于“緊”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種松緊搭配政策，則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其所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一般說,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總供給，就應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而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總供給，就應采取緊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到這里，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上，實際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還是緊的政策措施，在調節需求的同時也在調節供給。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既可用緊的政策措施來抑制需求的增長，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供給的增長。因此緊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從結構方面看，問題就更清楚。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不平衡的情況下，同樣也會出現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這樣單純地采取緊的或松的政策調節，都不可能使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因此，還要從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或緊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調節。由此可見，當我們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時，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還要兼顧供給的一面。當然也要看到，采取緊的政策措施在壓縮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給方面往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見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運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方式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篇（7）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8-049-01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基本內容

財政政策是指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財政調節手段，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它貫穿于財政工作的全過程，體現在收入、支出、預算平衡和國家債務等方面，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它對市場經濟下財政功能的正常發揮具有重要作用。

貨幣政策是指國家制定的關于貨幣供應量和貨幣組織流通管理的政策，由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外匯政策構成，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政府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平衡的一種經濟政策。貨幣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組合類型及政策效應

財政政策通過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投資支出兩條渠道，對國民收入產生影響，而貨幣政策則要通過利率和物價水平的變動，引起投資的變化來影響國民收入。從邏輯上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外有四種配合模式：

（一）以增加供給為宗旨的“雙松”組合模式

將宏觀經濟調控的方位單純選擇在供給方，一般需要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謂的“雙松”政策模式。這樣的政策選擇，旨在拔低就高，通過財政和信用的同時擴張來擴大社會購買力，刺激經濟增長以求增加供給、實現經濟均衡。

（二）以壓縮需求為目的的“雙緊”組合模式

將宏觀經濟調整的方位選擇在需求方，一般需要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謂的“雙緊”政策模式。這樣的政策選擇，旨在壓高就低、通過財政和信用的同時緊縮來壓縮社會購買力，降低社會總需求以實現經濟均衡。

（三）調整消費需求偏旺而投資需求不足的“松貨幣，緊財政”的組合模式

松的貨幣政策能夠鼓勵投資，而緊的財政政策能夠限制公共和個人消費。財政以減少支出或提高稅收實施其緊縮政策，其結果是使國民收入維持在原有水平上，必須依靠貨幣政策使利率下降，以刺激投資。

（四）調整投資需求偏旺而消費需求不足的“松財政，緊貨幣”的組合模式

當經濟運行中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時，抑制通貨膨脹就成為政府調節的主要目標。這時應采取“緊貨幣，松財政”的政策配合模式，緊的貨幣政策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為了不造成經濟的進一步衰退，需要財政實施減稅和增加財政支出等擴張性政策，緩解滯脹現象的產生。

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存在的問題

根據改革開放后歷年來實施的政策組合工具實踐來看，兩種政策組合運用后擁有了更多的優勢，但在深層次的配合和高水平的運用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

第一，我國在兩大政策運用之前，政府在兩大政策的區分和界定上并未給出明晰和準確的標準，導致兩種政策在調控時在調控重點及調控方式上出現了模糊不清、相混干擾的現象，造成宏觀經濟運行秩序紊亂，宏觀調控失效。

第二，我國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工上并不明確，財政投資融資的體制不完善，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功能界定不清，分工不明確致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均未起到調節經濟結構的作用，導致我國的產業調整過于緩慢，致使最終宏觀調控失效。

第三，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不能充分的發揮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效力，社會資金總量和資金規模極速增大的同時，資金結構嚴重失衡，資金盲目流動，致使整個資金結構失衡。

四、強化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的政策建議

（一）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應使財政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

財政政策在我國具有特殊的地位，國家財政規模GDP占比較大，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常常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重要作用。但長期以來，我國財政政策發揮的作用相對不足，結構失衡問題突出，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具有更強的調節功能，所以應該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結構調節功能。

（二）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進行適當的分工

篇（8）

一、 財政政策的定義和目標

（一）定義

財政政策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情況，對我國經濟發展進行的調控措施。該調控措施以提高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減輕通貨膨脹及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的，通過調整政府支出、稅收和借債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實現目標。言而總之，財政政策是系統化的財政措施。

（二）目標

1、加強人民民主政權

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財政的本質就是為國家或政府職能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2、促進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

財政和經濟就如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主觀能動的反映經濟基礎的狀況，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樣財政對確定分配關系、穩定物價、發展對外貿易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財政政策無論是對微觀經濟效益還是宏觀經濟效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3、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

我國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保障等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這就兩者要同時發展，共同提高。

4、促進社會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門、各種所有制企業、集體、個人及個體經營者之間的財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來進行的。

二、 財政政策分類和工具

（一）財政政策的分類

根據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財政政策可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據情況自動發生的經濟波動不需要外包穩定政策是自動穩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經濟狀況的波動來產生調控作用。如稅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動穩定政策。與自動穩定政策剛好相反，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則需要通過外部經濟力量。

根據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如減稅、增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相反，緊縮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通過增稅、減支進而減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財政分配方式，減少社會總需求。

（二）財政政策的工具

稅收工具，稅收作為國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等特征，因此也成為實施財政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

公債工具，所謂的公債也是債券的一種，它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或政府。作為發行主體，國家或政府以其信用為基礎，向國內外舉借債務來取得的收入。

經常項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對社會公共的支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購買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支出和政府補貼。

三、財政政策與稅收的關系

經過以上的分析，稅收在財政政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在緊張性財政政策中都有著很大的調節作用，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不僅是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來源和保證，也是政府執行社會職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不僅為社會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財力支持，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

稅收在財政政策中的主要意義有以下幾點：第一，稅收可以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關系，從而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衡發展。第二，稅收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第三，稅收可以調節收入，實現公平分配。

在宏觀調控方面，稅收是一種自動穩定政策，在稅收體系，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反應相當敏感的經濟活動水平的變化。舉例來說，如果政府預算平衡，稅率無變化，經濟低迷，國民產出將減少，稅收收入會自動下降。稅收乘數的大小與財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稅收乘數表明的是稅收的變動（包括稅率、稅收收入的變動）對國民產出（GNP）的影響程度。

其中b 為邊際消費傾向。

稅收乘數為負，稅收和國家輸出增加或減少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稅時，國民產出減少，減少量為稅收增量的b/（1-b）倍。假定邊際消費傾向b為0.8，則稅收乘數為-4。可見，如果政府采取了減稅的政策，雖然可以減少收入，但將成倍提高社會有效需求，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篇（9）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篇（10）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國家調控經濟的兩種重要手段。兩者之間配合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嚴重沖擊，中國經濟也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陷入一種四面楚歌的困境。面對危機四伏的現狀，政府制定出臺了十大措施以及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方案，而這一切逐漸拉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投資建設的序幕。筆者通過國內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關系進行對比，分析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實現中如何使社會總供求的基本平衡，使之經濟在穩定中恢復平衡進行探究。

一、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組合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時單獨使用，有時配合使用。各國政府同時利用兩大政策干預經濟一般有四種組合緊貨幣、松財政；緊財政、松貨幣；財政、貨幣“雙松”；財政、貨幣“雙緊”。在這幾種組合中，政府究竟采用哪一種，取決于客觀的經濟環境，實際上主要取決于政府對客觀經濟情況的判斷。概括說來，“一松一緊”主要解決結構問題；單獨使用“雙松”、“雙緊”主要解決總量問題。

在總量平衡的情況下，調整經濟結構和政府與公眾間的投資比例，一般采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松一緊”的辦法。“緊”財政，使政府的支出和投資直接減少；“松”貨幣，使公眾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較多的資金，并使因增值稅導致的收入減少得到補償，其結果是調整了政府與私人企業的投資結構。相反，“松”財政，直接擴大了政府的支出和投資。“緊”貨幣，使企業和公眾的借貸數額減少借貸成本增加；其結果是企業投資和一般性投資減少。

在總量失衡的情況下，進行微量調整，一般單獨使用財政或貨幣政策。根據西方國家的經驗貨幣政策在短期內見效快，但長期調整還要靠財政政策。因此，當經濟運行因特殊情況出現臨時失衡時，用貨幣政策來解決；而當國家欲作長期調整時，采用財政政策來實現。

在總量失衡較為嚴重的情況下，政府要達到“擴張”或“緊縮”的目的，一般同時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雙松”或“雙緊”。在經濟蕭條后期，設備大量閑置，工廠開工不足，而失業率又很高，為刺激生產和投資，啟動閑置生產能力，一般實行“雙松”政策。在社會總需求過度膨脹，物價持續上漲，經濟生活極不穩定的情況下，一般采用“雙緊”政策。在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調并存的情況下，政府一般采用先調總量，后調結構的辦法，即在放松或緊縮總量的前提下調整結構，使經濟在穩定中恢復平衡。

二、我國貨幣與財政的政策關系應考慮的問題

由于商品經濟的共性，在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可以從四方面進行考慮。

首先，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要以實現社會總供求的基本平衡為共同目標。國家宏觀經濟調節的首要目標是實現社會總供求的基本平衡。這種平衡不僅要求在總量上實現供求平衡，而且要求在結構上也達到供求平衡，結構的均衡與否取決于國民經濟結構是否協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對總量和結構的平衡都有較強的調節能力，但二者又有各自的側重點。一般來說，貨幣政策調節的側重點在總量平衡方面，財政政策的側重點在結構協調上，二者需要互相補充，密切配合，才能實現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的目標。

其次，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應有利于經濟的發展。發展經濟不單純是指經濟發展的速度有多快或產值增長有多高，更重要的是社會生產能力的擴大、效益的提高和經濟結構的改善。因此，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成功與否也應以此為標準，不能片面地以速度或產值的高低來衡量兩大政策的實施效果。

其三，兩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對獨立性。一般來說，貨幣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發生在流通領域，而財政政策的調節重點在分配領域；貨幣政策的調節對象主要是商業銀行和各類金融機構，調節的目標主要是貨幣的供給量和貸款總規模，2009年大幅增加貸款量，成功拉動基礎建設，使國民經濟GDP仍能保持8%的增長，有效地避免經濟大幅衰退。而財政政策的調節的對象主要是納稅入和財政支出的對象，調節的目標是財政收支的總量與結構。貨幣政策由于要經過商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才能影響到市場和經濟單位的行為，為此，從政策實施到效果顯現有一個較長的調節過程；而財政政策無論是征稅還是撥款，都直接影響經濟單位的購買力，直接影響其投資或消費行為，故調節過程較短。這些差異的存在，說明兩大政策不能簡單地互相等同或相互取代，而應充分發揮它們各自的優勢，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它們之間是相互關聯，存在著廣泛的密切聯系，一個政策的調節，必然會不同程度地對另一個政策的調節效果發生影響。因此兩大政策要加強彼此間的支持和配合。

最后，從實際出發進行兩大政策的搭配運用。在確定或調整兩大政策的搭配方式時，首先需要判定總供給與總需求是否平衡，若總供求失衡，是求大于供還是供大于求？在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應該以控制需求為主還是以增加供給為主，或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給并重？若需求膨脹，是發生在投資領域還是消費領域，若二者同時膨脹，是否需要雙管齊下，同時緊縮？如此等等。只有在對實際情況進行深入分析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上，才能決定究竟采用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進行調節，若需二者并用，采取哪種松緊搭配的政策組合更為有效。因為不同的情況需要不同的對策和調節手段，需要不同的調節深度和廣度，需要不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所以對當時實際國情的客觀分析和正確判斷，是確定如何進行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依據。

三、小結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與配合是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目前全球正推行低碳經濟、減排等對產業產生重大影響，我們進行的調整產業結構，都必須運用好這兩大政策配合，才能產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