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進行資產估值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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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如何進行資產估值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由美國信用泡沫和房地產泡沫所引起的,其本質是一次系統性的金融危機,深刻地震撼了全球整個金融體系,嚴重地影響和波及了許許多多的金融機構,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沖擊和影響。

既然是百年一遇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初看起來,單一的金融機構不管自身如何努力,似乎無力駕馭,難以擺脫其巨大影響。而維持系統性金融穩定的艱巨重任只能百分之百地由金融監管當局、央行和政府來承擔。

但是,這次危機再次強調有效的外部審慎監管重要性的同時,充分揭示了金融機構自身內部風險管理的核心作用。

正由于金融體系風險管理的集體薄弱和失效,才使宏觀經濟失衡和流動性過剩,最終釀成巨大的信用和房地產泡沫,并加劇危機的快速傳播與擴散,造成對全球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的巨大破壞力。

另一方面,即使在近乎不可抗拒的系統性危機中,仍有一些金融機構例如高盛、JP摩根、富國、匯豐、渣打、巴黎國民銀行、西班牙銀行,以及加拿大的銀行機構等,受影響較小,繼續維持了自身機構的財務穩定與健康。這些機構甚至逆勢而上,業績表現顯著優于同業和大市。

這表明在任何情況下,風險管理是決定金融機構健康發展和金融體系全局穩定的關鍵所在。

中國的金融體系得益于前些年的大規模重組改革,財務狀況已經由歷史上的極端脆弱轉變為基本穩健,表現了較為雄厚的資本基礎,較好的資產質量和充裕的流動性。

再加之中國金融體系相對比較封閉,尚沒有開始大規模參與國際市場許多金融產品的交易和投資。因此,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的金融業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如同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一樣,為中國提供了一場發人深省的免費課。

反思全球金融危機的前因后果,總結國際風險管理的經驗與教訓,對于中國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未來穩健運營,將大有裨益。

根據我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觀察,我認為在IIF所提的各類建議中,最值得全球金融機構包括中國的金融機構認真關注的有三大方面:流動性、信用標準和資產估值原則。

確保充足流動性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最驚心動魄的一系列事件――貝爾斯登、雷曼和AIG等,與其說是資不抵債導致的償付性危機,還不如說是“流動性危機”來得更為準確。

在這些機構的資產方, 大量視為可交易的房地產貸款支持證券(MBS)突然間喪失了“流動性”,無法轉賣脫手,變成了價值急劇縮水貶值的非流動“毒性資產”。

與此同時,在負債方的股權資本因大規模減記和虧損而迅速耗失,債務融資因信用市場發生恐慌凍結,交易對手信心動搖進行計提而無法延期和補充,使得這些金融機構陷入困境,走向被收購或破產的厄運。

回顧金融史,大多數金融機構都是因為流動性問題而倒閉。

然而,以巴塞爾資本標準為基礎的現行國際監管體系卻對于流動性風險重視不足,而金融機構的日常運營也忽視了流動性風險的管理。

對于依賴“批發融資”即市場拆借或債券融資的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管理尤其重要。

在正常情形下,由于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深度與發達,批發融資非常可靠。

但在“百年一遇”的緊急情勢下,即使評級較高信譽的良好金融機構也會經歷融資不暢,以及發生流動性困難,使其缺少基本保障。

因此,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提醒人們,金融機構的穩健,甚至生存,除了資本金外,還需要充足的流動性來保障。

金融機構必須對自身的流動性狀況進行定期“壓力測試”來加以檢驗。

中央銀行除了傳統貼現窗口,還應增加期限資產拍賣、證券拆借、掉期等為市場注入流動性的工具。

與此同時,從系統金融穩定的角度考慮,央行“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不僅限于傳統商業銀行,還應包括所有可能影響系統穩定性的重要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運營之道

本文見《財經》雜志2010年第9期出版日期2010年04月26日共有 1 條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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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現狀

2005年4月開始的股權分置改革使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長期以來利益分割的局面得以糾正，理順了市場定價機制，從制度上消除了市場股份轉讓的制度性差異，對恢復資本市場功能并由此推動資本市場全方位改革具有歷史性意義。

目前，我國資本市場按融資方式和特點，可分為股票市場、中長期債券市場和中期信貸市場；交易品種從單一的股票逐漸發展為以股票交易為主，包括債券、投資基金、可轉換債券以及權證等多種金融工具。但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仍相對落后，與發達的資本市場相比差距還很大，特別是企業通過股市所籌措到的資金比例還較低，與龐大的銀行中長期信貸市場相比尚微不足道，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2 股權分置改革對我國資本市場的影響

2.1 資本市場的定價功能將得以恢復和完善

資產的定價功能是資本市場推動存量資源配置的基礎，也是重組、并購活動有效進行的前提。在股權分置時代，人們常說，中國資本市場是個“投機市”、“炒作市”，人們重視運用“凈資產”這樣的則務指標來評判資產價值的高低，因而有資產轉讓不能低于凈資產這樣的規定。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資產估值的核心理念將從“賬面”轉向“市場”，從“過去”轉向“未來”。可以預見，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雙向交易機制的建立，我國資本市場的定價功能將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2.2 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將得以改善

在股權分置條件下，由于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不同股不同價不同權”，導致了兩類股東的收益函數的不同的，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被嚴重扭曲。股改將從根本上消除兩種股票之間的差別，實現“同股同價同權”，進而使兩類股東有共同的利益平臺和收益函數，共同關注公司的經營狀況，獲取由公司良好業績所帶來的分紅派息和二級市場收益。這將使資本市場正常的投融資功能得以恢復，同時改變現有股東的利益格局，從根本上減少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公司治理問題。

2.3 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得以提高，市場化趨勢更加明顯

股權分置時代，資本市場的資產價值變動與實體經濟變動基本上沒有什么正相關性，改革完成后，市場對實體經濟反映的敏感度會有所提高“，政策市”的烙印會隨著市場功能的完善而慢慢淡去。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關聯度會得到改善，中國資本市場會呈成長狀態。

2.4 市場投資理念會發生重大轉變，股票投資價值得到提升

在股權分置條件下，由于流通盤較小及投資者獲利渠道單一，股價較容易受到投機和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不能有效地反映實體經濟運行情況。股改后，實體經濟的運行情況對市場的預期和股票市值的影響將逐步加大，“價值投資”、“以市場預期為導向”等投資理念將越來越多被市場所采用。且隨著優質企業的大量上市，市場將發揮“良幣驅逐劣幣”的功能，淘汰大量的弄虛作假的劣質上市公司，提升整體上市公司的質量，從而使我們的證券市場更具有投資價值。此外，股改還將催生重組機遇，擴大并購規模，使市場邁向法制化、規范化、制度化。

3 股權分置改革后如何完善我國資本市場

3.1 有針對性地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強化市場監管

首先，必須積極研究和適應市場環境的改變，不斷改進監管理念、監管模式和監管內容，為資本市場持續健康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其次，有機結合信息披露和行政審批的監管方式，并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深入，進一步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加入信息披露監管，探索推進信息披露監管創新，增強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透明度。同時，逐步建立立體化、多層次的監管體系來強化市場監督。

3.2 加強前瞻性研究，探索資本市場的發展規律

我國資本市場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以市場化改革為契機調動市場各個方面力量共同推動市場發展的道路。應在總結和探索的基礎上加強前瞻性研究，逐步完善市場機制逐步，使我們有條件和有可能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發展進行戰略性規劃。

3.3 進一步簡化各種行政審批程序，大力推動市場創新

積極營造公平、競爭和有效的創新環境，在風險可控、可測、可承受的前提下，培育市場創新體，豐富投資產品和交易方式，不斷推出適應市場發展、滿足投資者不同需求的金融衍生產品、結構性產品、固定收益產品和資產證券化產品，從而調動市場積極性，提高市場流動性，增強市場活力。

3.4 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誠信建設

多渠道、多層次、多方位開展投資者教育活動，加強投資者金融知識的學習和風險識別能力的提高，并逐步強化風險自擔的意識，樹立科學的投資理念，形成真正成熟的投資者群體，進步促進健康的股權文化的形成。要始終貫徹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強化市場參與主體的誠信義務和責任，將誠信作為資本市場的行為規范.

篇（3）

企業集團是企業追求規模化的結果,也是市場擴張及競爭的主體力量,發展的壓力導致企業集團每年都必須謀求新的投資增量來滿足戰略的年度目標。財資管控作為企業集團發展的“血液循環系統”,如何既要滿足集團戰略與業務成長需要,又能有效控制資金的預算平衡,防止因核心要素失衡而使企業之船駛入“本質風險區”?這是中國大型企業近20年發展中普遍面臨的困境,也是財資管控的難題――CEO與CFO必須在企業發展欲望和企業財務現實之間進行艱難的平衡。這種平衡一旦被打破,欲望沖破了現實約束,企業集團就會逐漸失去其發展的“本質安全”,變為規模大、負債高、盈利少的“大、高、少”的虛弱巨人。

資本積累是企業健康的核心柱石

近年來中國的企業及其社會環境都過多地看重世界企業500強、中國企業500強等等的排名,而很少分析每年從上述500強退出的企業是出于何種原因。在500強中,企業資產規模、銷售總額固然重要,前者說明的了企業財力資源占有水平,后者說明了企業對行業市場的占有能力。但企業最本質的健康指標應該是資本積累水平,當我們對經營多年而倒閉的企業進行剖析時,會發現企業價值、企業抗風險實力最終會歸結到企業的終極所有權的絕對額上,資本積累力脆弱的企業,十分容易夭折。

從法律角度看,企業所有者權益是投資人對企業的終極所有權。這種財產權利,一是指企業持續經營時它的凈資產歸屬;二是指當企業清算時,其全部資產用于清償所有債務之后的剩余資產,這個剩余歸屬企業投資人所最終享有。通常講的資不抵債,實質上是說企業以資產清償債務后的剩余是個虧空數。中國企業進入資本時代后,對資本積累的追求應該成為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并在財資管控上積極地促使資本積累水平與資產負債率相匹配,不斷提高所有者權益駕馭債權的能力,從而在根本上增強企業在復雜市場環境下的發展能力。

提高企業資本積累率的途徑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持續盈利,二是有效創新。盈利較好的企業可以在三個端口上進行資本積累:因盈利的良好市場表現導致公司市值的提升;股東愿意將當年利潤留存于企業用于新的發展或用于債務替代;因盈利的吸引力而形成的股權融資能力與空間,其中也包括老股東投資追加的積極性。有效創新對資本積累的貢獻也是可計可量的:企業的專利、品牌和商譽積累是股東極為重要的有價無形資產,是企業資本力的獨特價值構成,是凈資產估值的稀缺性要素。技術領先、品牌著名、商譽卓越的企業,其資本力是非常強大的。從這個意義上出發,全面的資本積累并不是單純的“不差錢”。

近幾年來,中央和地方的國有大型企業發展速度很快,成長性很強,以致于出現了所謂“國進民退”等方面的說法。支撐國有企業高速擴張的根本因素是國有資本積累――在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上,國家采取了扶持企業擴大再生產的方針,將每年歸屬國有資本的利潤,絕大部分都留存于國有企業用于新的發展,這些新增凈資產又會帶動2〜3倍的債務資源,使國有企業的發展放大速度遠遠超過了其他經濟體。

在各行業中,銀行業對資本積累的需求顯得更為迫切。由于2009年銀行信貸的天量增長,大幅度攤薄了銀行資本的比重,加之監管部門對資本充足率監管指標的提升,銀行業2010年資本積累壓力很大。據統計,目前14家上市銀行中,大部分銀行資本充足率距離新的監管底線僅有1至2個百分點的空間。因此,銀行業為滿足可持續經營,股權再融資就必須盡快啟動。

企業資本積累依靠的是長效機制和年度經營的組合。當企業持續盈利時,影響企業資本積累做“加法”的因素是董事會和經營層不斷追求規模效益的擴張沖動。當行業巨頭們出現“群體非理性”,全然不顧及產業天花板而急劇追求規模擴張時,行業利潤下滑、投資效率低下,甚至導致全行業盈利危機就是不爭的事實。眾所周知,我國電煤企業之爭愈演愈烈,其中根本原因除了“市場煤、計劃電”的制度安排外,則是發電企業拼命追求各自“裝機容量”的結果,它們自己制造了產能過剩和燃料的賣方市場,從而推動了電煤短缺、發電小時數下降、盈利下滑,甚至于虧損。當企業負債率超過85%以上仍然追求負債擴張時,確實令人懷疑這個企業在什么致命的地方出現了某種亢奮病癥,而絕非是健康發展、科學發展的表現。

財務資源是企業發展的有效支撐

企業發展是多維度發展,從而產生多維度的資源需求。市場競爭一定會導致“資源約束”越來越緊而不會日漸寬松。土地、資金、原材料、勞動力、市場容量等資源約束已經鮮明地擺在了“虎虎生威”之年人們的面前。

企業追求發展本無可厚非,最關鍵的問題是不能違反“壯力而為,量力而行”的發展規律。壯力而為是指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應始終將價值創造和資本積累作為重要的追求目標,以充分的資本資源整合其他資源,這點在上個問題中已作了分析。量力而為是指企業在面臨資源約束的發展環境下如何進行資本與債務匹配,有效地整合資源,理性地掌控投資節奏,真正走上質量效益型的發展之路,不單純追逐規模。

財務資源是企業發展所需的核心資源。在“債務跟隨資本轉”的金融規律下,企業資本積累帶動債務資源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具備一定資本規模的情況下,企業對債務資源的需求自然就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借助債務資源加快發展步伐,獲取規模利潤幾乎成為所有企業的本能。為了有效地籌劃與整合債務資源,企業應當在以下幾方面引起重視:

規劃三年(中期)負債規模和年度負債率

在我國企業集團現行的資本結構之下,高負債已是一種普遍現象,在行業盈利不確定的情況下,財務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未能上市的企業集團的現金流量表,“債務現金流”構成了企業現金流入的“主流”。為防止過度依賴負債而形成的財務風險,企業必須做好三年的負債規劃,根據中期企業運營現金流收入預測,確定合理的負債規模,并與長期合作的銀行簽署相適應的貸款授信協議,打造企業負債規模的“天花板”。三年的負債規劃,應是依靠年度負債率的控制來分解實現的。偏緊或偏松的負債率安排,都會對企業發展造成負面牽制。偏高偏緊的負債率,會造成如期還貸的財務壓力,若遭遇行業不景氣,財務危機就會降臨;偏低偏松的負債率,可能會造成企業喪失發展機遇,財資資源不能充分進入企業經營擴張的盤子內,企業發展速度則會受到影響。一般來說,盈利狀況較好并可預期、資金密集型企業,負債率可以安排得偏緊一些。科技企業、貿易企業、加工企業、物流企業等負債率不宜過高,而且還須有效控制。

打造內源融資平臺,充分用活現金池資源

篇（4）

自從2006年財政部新會計準則制定與實施以來，陸續的修改對金融性企業的經營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對實質大于形式，謹慎性原則的把握更加的嚴格。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標志著我國的銀行類金融企業的會計標準在要素定義、確認和計量、財務報告體系等重大方面實現了國際趨同。在新會計準則下，尤其對公允價值的運用顯得更加的審慎，主要運用在以下方面：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債務重組以及非貨幣易等方面。公允價值的運用，說明我國會計國際化走出了實質性的一步，說明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將促使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一、新會計準則對商業銀行帶來的影響

1.帶來了全新的會計理念

新會計準則明確指出：“財務報告的目標是向財務會計報告的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做出經濟決策。”從財務信息對質量要求的角度來講，它強調了信息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可靠性以及經濟實質性等等；從公允價值計量屬性、金融衍生工具納入表內核算的角度來說，突出表現新會計準則對商業銀行會計工作的指導。所以新會計準則的提出，對促進我國經濟進一步開放、發展，推動我國經濟與世界的進一步融合，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對商業銀行的監管難度增大

衍生金融工具按照公允價值納入表內核算，由于公允價值涉及大量的專業判斷，進而影響了商業銀行損益的真實性與合理性，迫于資本充足率的壓力，商業銀行違反資本監管規范的可能性加大，致使監管的難度增大。

3.對商業銀行的金融風險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新會計準則引入公允價值之后，復雜的金融市場將會對銀行的會計核算工作的影響更為緊密，比如當利率發生變化時，金融工具的價值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對商業銀行的經營與財務狀況產生影響。所以，新會計準則要求商業銀行對金融市場的變化有較強預測能力。新會計準則引入公允價值體系，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理念的更新與風險控制技術的變革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4.對商業銀行的市場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會計準則下，商業銀行必須對債券投資、金融工具交易以及金融環境有很強的市場分析能力。但是當前包括我國的商業銀行在內的銀行業，其金融產品市場還不成熟，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還處于起步階段，所以怎樣提高分析能力，獲取有價值的商業信息，是新會計準則下商業銀行面臨的重要課題。

5.較難獲取公允價值

對于商業銀行來講，當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較為活躍時，市場價格具有可觀察性，所以公允價值是比較容易獲取的；當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不夠活躍時，因為當前我國的公允價值估價系統還不夠完善，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估計過程還存在著大量的主觀因素，這樣就很難保證被估計的公允價值的客觀性與可靠性。

6.對會計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會計準則引入了很多新的概念與新的會計核算方式，這就要求商業銀行的會計工作人員有將理論快速應用于實踐的能力。在新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體系以及衍生工具從表外引入表內，不僅引起了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動，同時也引起了資本充足率的相應變動，而且公允價值體系的引入、資產減值中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算、衍生工具的會計處理等等，在實際操作上還存在著一定的難度。一些新的概念與新的核算方法在傳統的會計工作中都沒有使用過，這對廣大會計工作人員提出了新的要求。商業銀行必須要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用全新的財務管理理念來應對這種趨勢，這樣才能確保新會計準則的徹底落實。

二、商業銀行在新會計準則制度下進行會計核算的對策

1.完善多種技術支持系統

數據的集中使得商業銀行信息資源高度集中，數據處理中心上移，電子處理技術和管理問題就上升為銀行安全運行最為重要的技術風險，雖然與傳統金融并無本質區別，但基于網絡信息技術無疑擴充了傳統金融風險的內涵。因此，要對會計核算的核心系統進行升級改造。其次對數據轉換、報表生成系統、有關的評估模型系統、風險提示和預警系統、公允價值，資產減值，實際利率運用所需要的各種技術支持系統以及適應多種需要的數據庫的建立和運用，進行完善。

2.加快培養金融會計人才

原則導向傾向于對經濟業務和事項的會計處理作出原則規定，更注重經濟交易的實質，很少對適用范圍作出限制，因而更具有廣泛的適用性，規則導向更多地偏向于細致的會計規定，對適用范圍有較多的限制，同時還配套有詳盡的解釋和運用指南。原則導向是一種理想的模式，它的應用基礎是建立在健全的公司制度、完備的法律體系，和擁有大量的高素質專業人才的基礎上。新會計準則具有極強的原則導向性，許多業務的會計處理給專業會計人員的主觀判斷留下了很大的空間。新會計準則的執行需要一大批高端的專業人才，不僅要能嫻熟地掌握各種技術操作技能，而且要具有先進的理念、高度的會計文化修養和道德修養。

3.謹慎地使用公允價值

為了利于公允價值的確定以及利用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優勢，要對已存在的市場進行規范，使其能夠健康蓬勃發展，同時對于一些需要但未成規模的市場加以扶持，使之能夠迅速為經濟發展服務。比如，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的規范和活躍，將會極大地幫助確定金融衍生工具的價值。再比如，資產的二級市場的存在和規范，也可以為二手資產公允價值的確定提供直接的依據。所以，規范健全各種公開市場是我們能夠取得公允價值的首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市場變得極不正常，企業不得不按市價將所持有金融資產進行重估減值，FASB緊急情況下拋出了準則修訂案，提出市價不必然等于公允價值，市場不活躍時應較少依靠不反映市場交易結果的報價，將金融資產估值的權利交回公司管理層，避免了逐日盯市資產減計壓力，保護了處于流動性困境的企業，避免了資本金不足的融資困境和清盤危機，這也算是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局部調整。

4.逐步推行實際利率法

貨幣時間價值反映資金隨著時間的延續總量在循環和周轉中按幾何級數增大的增值能力，實際利率法是在貨幣時間價值概念基礎上的一種計量方式。在市場利率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攤余成本就是核算對象的公允價值，除了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其他三類金融資產都應當采用實際利率法進行計量。隨著信息披露要求的提高，實際利率法的全面應用已不可避免，因此需要進行系統改造，采用已經應用較為成熟的后臺系統或者自行設計。

5.完善內控和風險監管機制

內控失效是商業銀行風險頻發的主要原因，金融全球化趨勢的加強，銀行業務范圍的多元化，信息技術和金融技術廣泛的應用，使得銀行操作風險暗流涌動。不同于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由于具有很強的不可預測性，難以依賴特定模型進行判斷，因而健全的內控成為有效風險管理的基礎。建立有效內控體系需要自上而下的屏障體系，建立網狀體系穩健控制各項業務的運行，風險管理部門定期組織對業務線和業務環節系統評審，對薄弱環節持續跟蹤，建立職責分明，環環相扣的評審機制。針對操作風險在爆發前的隱蔽性，開發模型來建立檢測計量系統，量化風險，因此對商行的要求是要著手積累數據，就風險易發的關鍵環節開發控制程序，統一風險管理政策和框架，從事件識別、原因分析、風險映射、風險應對、資本管理環節定性、定量、內外審計層面管理風險。建立范圍事件和風險指標數據庫，收集操作風險損失數據，動態監控評估操作風險，運用激勵約束機制調動員工參與積極性，在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中增加操作風險管理指標。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制定系統完善的操作風險管理政策，充分學習國際主流銀行風險識別與評估方法，構建操作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

6.明確部門分工，加強部門協調

新會計準則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財會部門能夠獨自承擔的，需要相關管理部門共同配合完成，如資金、信貸、綜合計劃、信用、營運等相關部門，這決定是否能夠真正貫徹準則要求，規范管理行為。為使銀行成為成功執行新會計準則的首家開發性金融機構，鞏固和增強市場地位，準則實施需成立新會計準則實施工作組，由行領導牽頭，財會局長掛帥，相關業務局專人參與，方可有效推動。明確部門分工，加強部門協調，整合現有的業務管理模式、操作流程，實施新準則需要采集的信息量多，信息涉及的業務面也非常廣，大部分信息需要業務部門提供。因此，新準則的執行需要所有員工共同參與、密切配合，按照各部門的職責分工對歷史信息進行采集整理，重新梳理現有的業務管理模式，操作流程，將新準則的要求融入日常業務管理工作中。

7.監管部門加強監管協調，增強監管力度

按照新會計準則的要求，公允價值計量部分業務時，需要對未實現的損益進行確認，與稅務部門據實納稅的基本原則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會影響銀行的各項稅收負擔。此外，我國會計制度、稅收制度以及監管當局對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監管部門應與財政部、國稅局加強溝通和協調，明確未實現損益納稅的稅收政策、貸款損失稅前的抵扣標準等，以更好地促進商業銀行的穩健運行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監督標準和會計標準良性互動。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機制已經基本建立，監管部門要進一步督促銀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必要時采取一定的監管措施，增強市場約束對銀行經營的影響。考慮到銀行業自身的風險，信息披露過程只能是漸進式的，監管部門要適度把握，確定時間表，按照新會計準則和銀行監管的要求，逐步完善銀行業信息披露機制。

三、結語

新會計準則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引入、資產減值計提的完善、實際利率法的應用要求和金融資產負債的披露列示，都向著商業銀行業會計信息質量高標準的要求方向前進，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會計準則體系的不斷完善，銀行業的會計核算水平一定會達到全新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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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國次貸危機到2008年9月演化為金融危機，而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和深化，境外各大證券市場股指大幅走低，歐美企業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投資者信心受挫，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開始顯現。在此經濟背景下，境外的企業并購活動顯著降溫。據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務提供商湯森路透的《全球并購市場2008年第四季度回顧報告》顯示，全球并購交易額結束了5年來的持續增長，在2008年同比下降了29.6％，只有2.9萬億美元。特別是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宣布的并購額為0.56萬億美元，比第三季度環比下降34.6％，與2007年同期相比更是降低37.1％。而與全球并購市場的低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國并購市場仍表現強勁。2008年，中國并購交易額達1596億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長44％。其中，境外并購交易額為784億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長51.1％。面對這種反差，理論界與實業界有明顯不同的認識，中國并購公會常務理事熊焰認為金融危機帶來百年機遇，中國企業參股歐美實體公司正當時(熊焰，2008)，而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理事長成思危則認為中國企業應該謹慎實施海外抄底(成思危，2008)。那么，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究竟該如何抓住機會、規避風險，是當前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本文從企業境外并購的價值追求以及金融危機對這些價值追求的影響角度入手，討論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實現問題。

一、企業境外并購價值追求的基本認識

境外并購是指東道國境外投資者并購東道國境內企業的股權或資產，或通過其已在東道國境內設立的企業并購東道國境內其他企業的股權或資產，以及其他獲得東道國境內企業控制權或資產的行為。與國內并購不同，境外并購是從母國(投資國)與東道國(被投資國)的角度研究跨越國界的企業并購行為，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在各國間流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企業為何要進行境外并購，這涉及兩方面：一是為何進行跨境直接投資；二是為何采取并購(M＆A)而不是新建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對這兩方面的認識，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企業國際化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企業并購理論、跨國并購理論等，從多個角度給出了各自的解釋。在綜合各種觀點的基礎上，本文認為，企業進行境外并購的價值追求應從兩個視角進行考察：一個是經濟效率視角；另一個是管理效率視角。

從經濟效率角度看，企業境外并購可獲得以下五個方面的價值或其組合：

1、重置成本的節約。境外并購還是新建投資，最重要的經濟考慮是哪一個更節省投資。單純從資產的重置成本來考慮，就是把目標企業進行估值，然后同新建一個類似于目標企業規模的企業需要的成本開支進行比較。如果境外并購一個類似的企業更能節省成本，那么并購就是經濟的選擇；反之，新建投資就更有效率。

2、規模經濟性產出。規模經濟性是通過生產的最小有效規模、生產的規模經濟、技術的規模經濟、生產的經驗曲線以及范圍的經濟性體現的。對境外并購的規模經濟性，許多學者通過建立經濟模型分別分析了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下生產和銷售成本曲線的變化，通過這些分析從經濟學層面證明了跨國并購的規模經濟效果(干春暉，2004)。

3、時間成本控制。與新建投資相比，境外并購所顯示的時間成本優勢最為明顯。有研究表明，在國外創建新企業從考察談判到開業一般要用1.5年時間，要達到一定的規模至少要用3-4年。相比之下，并購企業只需要短短3-5個月即可迅速形成生產規模，即使加以改造最多也只需1-2年，比新建企業節約2-3年(史建三，1999)。

4、合理避稅效應。境外并購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實現避稅效應：一是合理規避資產增值稅；二是以被并購企業虧損為理由，在合并財務報表時將母公司的盈利和被并購企業的虧損相抵扣，從而利用稅法中規定的虧損延減條款規避所得稅；三是根據不同國家間稅率的差異和會計政策的差異，通過并購當地企業的方式進入低稅率的國家，可以規避高稅賦國家的綜合稅。

5、獲取投機收益。通過境外并購進行投機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股票預期效應，它是指由于并購后的新公司通過重組調整，規模擴大，資源增加，引起股價上揚，股票預期盈利率升高，使投資者可以通過投機活動獲取巨額的資本收益；二是收購低價資產，由于資本市場不健全、企業經營管理不善以及匯率安排不當等因素的作用，導致并購企業以低于目標企業經營價值的價格獲得目標企業的資產，從中贏利。

從管理效率角度看，企業境外并購可獲得以下四個方面的價值或其組合：

1、全球性的戰略布局。從戰略管理角度出發，境外并購可以不是為了獲取即期的最大利潤，而是在充分考慮競爭對手戰略反應的情況下做出的全球戰略性投資決策。這包括：全球性戰略資源的控制、全球性市場網絡布局、全球競爭性資源的開發、全球性規制話語權的取得等。

2、控制權的轉移和集中。在境外并購中，取得了控制權就意味著取得了公司發展的控制權，這對于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布局，完善產業鏈構建，減少競爭對手，實施整體發展戰略都十分必要。基于控制權轉移和集中的境外并購，其目的不一定是為了追求剩余收益的分配權，而是以取得控制權為最終目標。

3、組織上的一體化發展。通過并購，把遍布于全球各地的企業納入統一的管理體系之中，統一指揮，分工協作，這是全球化時代大型跨國公司建造“經濟帝國”的重要手段。

4、協同效應的實現。境外并購同樣追求資源在國際范圍內企業間的協同。這些協同包括：管理協同、經營協同、財務協同、文化協同。

自2002年以來，中國企業參與境外并購的個案與投資規模迅速增加，2002年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投資額僅有2億美元，而到了2008年，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投資額達到700多億美元，增長了300多倍。分析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動因主要有三種(向平、孔杰，2008)：一是確保資源供應；二是獲取核心技術、國際品牌和國際市場渠道；三是避免貿易摩擦和關稅壁壘。對照上述企業境外并購的一般價值追求分析，目前三種動因下的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更傾向于追求管理效率，尤其是對全球相關領域進行戰略布局。比較

而言，由于中國企業整體實力不強，特別是缺少大型跨國公司，因此經濟效率視角的各因素以及管理效率視角的其他因素目前在境外并購中考慮不多。那么，金融危機是否為中國企業追求并實現其他境外并購價值帶來了新的機會，對此本文將在第三部分中加以深入分析。

二、企業境外并購條件的一般討論

有明確的價值追求是企業參與境外并購的內在動因，但能否順利實現則有賴于企業是否具備境外并購的基礎條件。對于跨境投資的條件，壟斷優勢理論(S.Hymer，1960)、產品生命周期理論(R.Vernon，1966)、內部化理論(P.J.Buekley and M.Casson，1976)、邊際產業擴張理論(Kiyoshi kojima，1978)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而綜合這些理論的英國經濟學家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J.H.Dunning，1977)則被更多認同。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具備的三個基本條件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所有權優勢是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的，其它企業所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主要包括產品、技術、商標、組織管理技能等專有優勢。內部化優勢是擁有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內部化利用的能力。同時具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的企業并非一定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它也可以通過在國內擴大規模后出口來獲得充分補償，因此，這兩種優勢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指特定國家或地區存在的阻礙出口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選擇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這些優勢包括東道國廣闊的產品銷售市場、政府的各種投資優惠政策、低廉的生產要素成本、當地生產要素的可供性，以及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區位優勢的大小決定著是否進行對外投資和對外投資地點的選擇，它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以發達國家制造業廠商為研究對象分析跨境投資條件的。與發達國家的競爭對手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顯然很難同時具備三種優勢，尤其是所有權優勢。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針對這一現象，美國學者穆恩和羅伊(穆恩，1993；羅伊，2001)提出并逐漸完善了“對外投資不均衡理論”。該理論認為，基于資源和要素方面存在的不均衡性，才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特別是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中國學者吳國蔚認為(吳國蔚，2006)，若是將鄧寧的理論與穆恩和羅伊的理論結合起來，就能形成一套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動因的理論：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新折衷理論。跨國并購新折衷理論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不是其進行跨國并購的先決條件，而是其開展跨國并購追尋的目標，即動因。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因其自身缺乏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中的一種或幾種，所以利用優勢獲取利益這樣的并購動機是不現實的。他們開展跨國并購的動機，一般都是通過并購外國目標企業來獲得自身所不具備的優勢，壯大自己企業的實力。這是一種優勢輸入的過程。

本文認同吳國蔚的分析，但也認為吳國蔚仍然是基于動因層面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境外并購行為的分析，而從并購條件方面來看，并不是具有并購動因的所有企業都能進行境外并購。綜合鄧寧的“三優勢范式”與吳國蔚的新折衷理論認識，本文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在不同時具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的情況下開展境外并購活動，但其所實施的并購活動的核心目標在于尋求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的某一方面或其組合，而實現并購目標的前提條件是并購方必須具有整合外部優勢，構建自身相應優勢或優勢組合的能力。這一優勢構建過程見圖l。

從圖1中并購后企業核心優勢的構建過程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境外并購主要在于獲取優勢，為實現這一目標，并購應該具備三個方面的基本條件：一是有符合并購方發展戰略且具有某種優勢的目標企業；二是并購方擁有充足的現金流支持并購全過程；三是并購方擁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實現并購后目標企業優勢的輸入。

三、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帶來的影響可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危機對境外并購價值的影響；二是危機對并購條件的影響。

(一)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的影響

從經濟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機使目標企業估值大幅降低，這使得用重置成本方法評價并購價值更有意義。以金融機構為例，受金融危機影響，金融資產大幅貶值，這給較低價格進行收購提供了機會，如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低價收購；日本野村證券僅以2.25億美元就收購了雷曼兄弟在亞洲的業務，包括員工、貿易系統及其他公司財產。同樣，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歐洲各國的金融機構以外的其他實體資產估值也隨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而不斷走低，這無疑為境外低成本收購提供了機會。其次，伴隨股市下跌，企業估值的下降，某些企業會出現價值嚴重低估的可能，這給投機性并購帶來短期交易價值。以香港證券市場為例，在2008年10月金融危機爆發時，跟隨全球股市大跌，香港恒生指數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從18000多點跌到11000點，跌幅達40％，其間一些股票超跌嚴重，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國遠洋的股價一度跌到比拆船價格還低的每股2.55港幣，這種情形的出現會為投機性并購提供很好的獲利空間。

從管理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機影響最為明顯的是全球性戰略布局的目標企業增加，并購實現的可能性提高。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金融危機使全球性戰略布局的成本降低。危機使一些能源、資源企業股價出現大幅縮水，從而降低了收購標的資產的市場價格。二是危機的蔓延使全球性戰略布局的障礙大大減輕。危機使一些企業現金流緊張，企業經營困難，這增強了原有股東出售股權的意愿，同時，由于企業流動性收縮產生外部資金流入的需求，削弱了所在國的國民和政府對境外并購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態，因而也降低了收購的政治風險、技術和監管壁壘。其次，受金融危機影響，境外并購后的整合相對容易一些，因而有助于并購協同效應的實現。由于危機給目標企業的管理層及員工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為逃離這些負面影響，職員在接受新的控制人方面會變得相對積極，這有助于管理協同、經營協同和文化協同的實現。

綜合以上兩方面認識，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方面的影響可通過表1反映。

(二)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條件的影響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境外并購更多地是尋求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輸入，而并非是輸出這些優勢，因此，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應重視金融危機影響下符合企業發展戰略的并購目標、現金流、整合能力三個方面的變化。

1、金融危機使符合企業發展戰略的并購目標大

量增加。受金融危機影響，不論是具有所有權優勢的行業龍頭企業、高新技術企業，還是具有區位優勢的資源類企業，都很容易成為并購的目標企業。以資源領域為例，由于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目標企業主要集中在該領域，而這一領域又是各國家和地區控制比較嚴的行業，因此，在金融危機之前，中國企業的境外并購屢屢受挫，主要是由于多數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其資源開發采取種種限制，在開發資質、企業設立、股權轉讓等方面制定了一些苛刻的條件。甚至有的國家對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無論規模大小都進行嚴格審查，以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為名予以反對，例如中海油收購美國加州尤尼科公司，就由于華盛頓政客強烈阻撓下而終止。這種現象在金融危機之后有了明顯的改觀，目前各礦業大國紛紛向中國投資者發送了強烈的歡迎信息：從澳大利亞政府駐華公使的熱情邀請，到北美礦業大國加拿大7省的聯合推銷，再到南非能源部長的積極支持，這些原本會被“嚴格審察”的并購，如今似乎變得輕而易舉。

2、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的并購現金流具有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帶來了全球性的流動性緊張問題。雖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企業受到的直接沖擊有限，但隨著危機的進一步深化，一些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企業的流動性也受到明顯影響，出現緊張狀況。并且受金融危機影響，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并購融資更加困難，加之目標企業股東在危機中會更加偏好于現金支付，這些都會給境外并購所需的現金流帶來不利影響。

3、金融危機對提升中國企業并購后的整合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中國企業參與境外并購的主要弱項是缺少并購的軟實力，突出表現在并購后的整合能力差。例如上汽并購韓國雙龍汽車后，長達5年的整合仍然沒能使雙龍走上正軌，最終讓10億元并購資金打了水漂。金融危機以后，伴隨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企業的硬實力會受到國際社會的進一步重視，這種重視會提升中國企業對目標企業的內部化能力，進而對目標企業的全面整合產生正面影響。

四、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實現的保障措施

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為保障境外并購的價值實現，需要企業與政府齊心協力。

(一)企業層面的保障措施

1、客觀看待金融危機帶來的并購機會。總體來看，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帶來的機會大于威脅。這主要緣于目前中國企業的境外并購主要以獲取區位優勢為主。據專門追蹤統計并購業務的研究機構Dealogic的數據，2009年前2個月與中國有關的海外并購就已有22起，涉及金額達163億美元。這些并購的主要領域為自然資源，收購金額比重占到所有領域的97％(Dealogic，2009)。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金融危機給境外并購帶來的機會主要集中在并購價格方面、可選擇的目標企業的范圍方面、進入障礙消除方面，而這些機會對區位優勢的獲得又具有較強的支持作用，因而對于以資源為主要境外并購目標的中國企業來說機會尤為明顯。但另一方面，在把握機會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金融危機對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構建上并沒有太多影響，這對于核心技術與管理水平都較低的中國企業來說，欲借助金融危機到境外收購品牌、生產線、高新技術仍然要面對原有的困難，在缺少必要的整合能力的情況下，盲目尋求低價、便宜而進行這些領域的并購同樣會面對高失敗率的威脅。因此，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需要摒棄“抄底”的投機思維，實施理性境外并購。

2、并購目標選擇要符合企業發展戰略。成功的境外并購大多選擇與自身關聯度較高的并購目標。圍繞主業并購，一方面可以鞏固傳統優勢，提升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業務領域熟悉，更易于控制風險。而境外并購的失敗大都與其缺少明確戰略目標有直接聯系，很多收購并不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歷史經驗也證明，一哄而起的并購最終會導致失敗。20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境外并購美國企業失敗，重要原因就是沒有與自身長遠發展目標相協調，主要選擇與自身主業相關度低的非制造業的房地產、金融領域進行并購所致。

3、有實力的企業應該借助危機進行低成本海外擴張。以銀行業為例，中國國有銀行的實力不可謂不強，2008年全球銀行市值排行榜上，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排名前三，但如此有實力的企業業務仍然集中于國內市場。據統計，目前中國國有銀行的資產業務市場集中度合計已超過60％。其中，2007年工商銀行的資產業務市場份額達16.5％，遠超美國第一大銀行美國銀行同類數據13.9％的水平。反觀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跨國銀行，海外平臺利潤已占它們總利潤的50％以上，例如花旗集團，美國非本土的市場業務所占營業收入比例甚至接近50％。面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廣度和深度上的差距，實力較強的中國金融企業應利用金融危機提供的低成本擴張機會加快國際化步伐。具體可以采取多種形式的境外投資方式，如借鑒日本野村證券收購雷曼兄弟在亞洲業務的做法，低成本收購一些因危機而破產的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良性資產，以收購資產的形式構建一體化優勢。

4、做好現金流規劃。境外并購應量力而行，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流動性緊張的背景下，充足的現金流不僅是企業正常運營的保障，也是企業并購成功的前提。前幾年TCL并購阿爾卡特以及上汽并購雙龍的失敗，就與并購中對現金流陷阱估計不足有很大關系。以此為鑒，要求企業在并購目標選擇時應根據自身的資本實力選擇規模適度的交易標的和支付方式，對目標企業隱藏的潛在現金流風險客觀評估，以免企業陷入現金流困境。

5、重視境外并購整合能力的提升。并購整合決定著并購的成敗，有數據表明，70％以上失敗的并購都與整合不力有關。在境外并購整合方面，中國企業需要重視兩個方面：一是要承認中國企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不強的事實，選擇整合難度相對較小的行業、企業作為并購對象，也可以考慮選擇債權收購、資產收購等整合比較容易的操作方式，逐漸滲透進入國際市場，降低整合風險；二是不斷提升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積累國際并購經驗，通過增強并購的軟實力提升境外并購的整合能力。

(二)政府層面的保障措施

1、構建良好的企業境外并購環境。一是要注意保持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積極態勢是中國經濟實力的展示，中國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與平穩較快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為東道國目標企業提供了較好的心理基礎。為維護這種良好的并購環境，特別要注意防止宏觀經濟大起大落。二是優化境外并購的有關環境。推動境外投資與并購立法，明確投資準入、并購形式、監督管理和收益分配等；通過對人力資源的培訓和準入措施，為國內企業境外并購儲備人才；重視培育更符合國家利益的本土化的中介服務體系，改變目前國內企業境外并購中介業務基本由外資機構控制的局面。

2、制定國家層面的企業境外并購發展戰略。面對

當前金融動蕩帶來的機遇和國內企業境外并購日益活躍的現實，中國應汲取國際上境外并購的經驗和教訓，盡快制定和實施國內企業境外并購的國家戰略。戰略內容宜涵蓋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實施方式和考核指標。對重點領域(如能源、資源領域、高新技術領域)、重點行業(如銀行業)的境外并購還要作出具體規劃。

篇（6）

大數據日益成為國家和企業組織的戰略資源。研究和實踐發展表明，大數據有助于獲得生產力、競爭優勢、效率[1]，是創新能力以及創造消費者盈余的關鍵要素[2]，是一種促進公司績效提高的正向因素；采用“數據驅動的決策方式”的企業能夠獲得約5%的生產力和約6%的利潤率，這些差異在排除了勞動、資本、購買服務、傳統IT投資等解釋因素之后依然強勁[3]。大數據已成為類似于品牌形象的一項企業資產[4]。

然而目前卻缺乏一種有效機制或方式來正式揭示這一新型企業資產的價值。會計則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正式機制。作為一種經濟信息系統，會計通過提供對利益相關者決策有用信息來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這些決策有用信息，即與企業組織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相關且可靠的財務和非財務信息。理論上講，凡是能夠對企業組織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產生重要實質性影響的經濟事項或經濟資源，都應當包含于企業的財務報告中。大數據正是這樣一種具有遠大運用前景和價值創造潛力、能夠對企業組織產生重要實質性影響的經濟資源，因此，它的價值信息也應當包含于當今的企業財務報告中。

當然，“在財務會計中，并非所有經濟資源與義務及其變動都被確認與計量”（美國APB第4號公告《企業財務報表的基本概念與會計原則》，1970）。但是，在符合了 “效益大于成本”和 “重要性”原則的前提下，并滿足會計要素的確認條件時，就應當將一定的經濟資源或資源要素確認為財務報表要素（美國FASB第5號概念公告《企業財務報表的確認和計量》，1984）。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智力資本、客戶資源等無形資產對企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甚至超過傳統有形資產（想想Facebook）。然而，由于對這些無形資產的計量存在困難，或者對其確認不滿足“效益大于成本”原則，致使這些無形資產仍未在組織財務報表中正式列報。但是，不對這些具有重要實質性經濟影響的無形資產進行列報，無疑降低了相關組織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正因為此，有關這些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和計量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會計學界的當務之急，也構成了當前會計熱點和未來研究的方向之一。

大數據作為近二十年新興的一種無形資產①，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一方面，人類社會正走向全面數據化（孫海華，2015）、“贏得數據者贏得產業”（鄭英豪，2015）。另一方面，國家借力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智慧城市”“智慧國家”等戰略舉措及一些行業日益“數據化”“智能化”（如互聯網、電信、金融等行業）等，使得大數據日益成為重要戰略資產，而這種戰略資產的價值卻未能在政府和相關行業企業的財務報告中得以反映，這無疑會引發信息不對稱問題，不利于利益相關者對組織質量的判斷，也降低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

美國FASB第5號概念公告《企業財務報表的確認和計量》（1984）規定會計要素的確認標準為可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可靠性。IASC（現改組為IASB）《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1989）也明確規定一個項目需滿足“與該項目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主體；對該項目的成本或價值能夠可靠地加以計量”兩個條件時才能確認為會計要素。我國2014年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也做出了類似規定：一項資源應當符合資產定義，并同時滿足資產確認條件，才能確認為資產（第二十一條）。“符合資產定義和資產確認條件的項目，應當列入資產負債表；符合資產定義，但不符合資產確認條件的項目，不應當列入資產負債表。”（第二十二條）

由此可見，大數據能否作為資產要素確認，就包括對如下兩個方面問題的回答：第一，企業的大數據資源是否符合資產定義？第二，企業的大數據資源能否滿足資產確認條件？鑒于此，本文擬對上述兩個問題一一剖析，即對大數據的資產屬性進行探析。

二、企業數據生態系統

大數據是指其規模超出了典型數據庫軟件工具能夠抓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集。Laney（2001）最早提出了大數據的“3V”特征：容量大（Volume）、多樣化（Variety）、速度快（Velocity）。“大數據之父”維克托運用“4V”特征：數據體量大（Volume）、數據類型繁多（Variety）、處理速度快（Velocity）、價值密度低（Value）描述大數據。Moffitt et al.[5]則詳細而又靈活地描述了典型的大數據應當具備的條件或特征：（1）系機器自動獲取或產生；（2）可能仍是以傳統形式存在，但會因頻繁廣泛地收集不斷擴大；（3）也可能是另外一種全新的數據來源；（4）沒有被格式化，因而不易被使用；（5）可能大部分都是無用的，雖然大數據的收集及其經濟意義是積極的；（6）當與企業ERP系統里的結構化數據相結合時，就會有用得多。

“大數據”與傳統“小數據”相比，最大差異不在于其“容量”（Volume），而在于其“格式”（Variety）。“小數據”多為結構化數據，如銷售、工資、會計、采購等交易數據，這些數據多以一個包含行、列的表格形式呈現。而大數據，不僅包括傳統的小數據，更多包括非結構化數據（約占90%），它們難以量化，難以用?魍車男小⒘蟹絞匠氏鄭?可以跨設備收集（包括筆記本電腦、移動電話、傳感器、衛星等），主要表現為一些“軟”信息，如視頻、衛星圖像、社會媒體交互，或電子郵件、短信、網頁等[6]。但也正是這些非結構化的大數據提供了探索和利用大數據的最大機會。

Moffitt et al. [5]的“企業數據生態擴展圖”提供了有關企業數據類型、來源、結構、收集方式等動態演進的大致框架。該框架描述了隨時展和科技進步，企業數據從最初的手工收集到后來的自動化收集，從最初主要是內部數據到后來的內外部數據日漸融合，從傳統的結構化小數據到現在聯結了結構化、非結構化數據在內的大數據，企業數據已然是一個數據類型多樣化、數據來源廣泛化、數據結構復雜化、數據內容豐富化、收集成本低廉化的數據生態系統（如圖1所示）。

根據圖1，位于企業數據核心地位的依然是傳統數據，包括企業資源計劃（ERP）、客戶資源管理（CRM）、會計信息系統（AIS）等產生的數據。這些數據產生于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是企業基礎性數據。早期這些數據通常由手工收集。隨著信息化程度提高，企業收集數據的范圍逐步拓展，收集的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條形掃描碼的出現產生了更多掃描數據，這些半自動化數據的收集成本更低，還能提供更多細節性信息，如顧客偏好哪些產品、哪些產品相關、如何進行存貨在線控制等。射頻識別芯片（RFID）的廣泛運用產生了數量更多、內容更豐富的自動化數據，且收集成本更低。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大量網頁數據產生，包括網址（URLs）、點擊路徑（Click-Path）、內容數據等。手機等移動設備的出現產生了大量與地理位置、使用場景等相關的移動數據。處于最外圍的是數據龐大的三類大數據：視頻和圖像、音頻、文本等，它們與企業傳統數據“緊密聯結”[7]，為企業利益相關大數據[8]，并通過“數據橋”被鏈接和整合進企業的數據環境中，構成企業擴展的數據生態的一部分。“數據橋”是指一些新興的商業運用程序，如自動臉部識別、威脅識別、語音識別、模糊內容理解、文本挖掘、語音向文本的轉錄等，其作用在于在數據源和財務運用之間提供一定程度的橋接，從而將數據信息鏈接到企業的信息系統中[7]。

三、企業大數據符合資產定義分析

資產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該定義強調了“資產”應當具備的三方面特征：一是由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二是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三是預期會給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

（一）由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

該特征強調企業的大數據資源應當是由企業過去的經濟交易或事項所導致的現實結果。預期在未來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所形成的大數據不構成企業資產。企業過去的交易包括自行制造、購買、接受投資等經濟交易，或者提取折舊、累計攤銷等事項。

在企業各類數據中，包括由企業資源計劃（ERP）、客戶資源管理（CRM）、會計信息系統（AIS）等在內的傳統數據是企業正常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內部數據，是企業基礎、核心數據，有些數據還是企業的關鍵數據甚至商業秘密。掃描數據則產生于企業的現金出納機端的收款業務，射頻識別（RFID）數據源于企業采用射頻識別（RFID）技術來對商品或存貨進行識別、跟蹤或控制等。在企業的設備上使用互聯網會產生網頁數據，移動數據是由攜帶了眾多傳感器的移動設備提供，包括一些位置、語音和情景數據，用以評估人們的行為和社交互動，它是企業的外部數據。企業中的電話會議等音頻數據，訪談面視等視頻數據，公司產品等圖片數據，電子郵件、社交媒體等文本數據也都是由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現實數據。

（二）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

這一特征要求大數據應當能夠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即企業或者擁有數據所有權，或者雖然不擁有數據所有權，但擁有對大數據資源的控制權。

Bulger et al. [1]依據數據獲取方式及所有權，將大數據分為三類：第一方數據（組織自行收集數據、擁有數據所有權）、第二方數據（與其他組織合作收集數據、數據所有權不能確定）、第三方數據（由其他方收集數據、其他方擁有數據所有權）。

第一方數據包括企業出于商業目的而自行收集的有關客戶的數據。如零售業、金融業等在開展業務的同時積累了大量客戶交易數據和人口統計特征數據，并擁有對這些數據的所有權。但這類數據通常包含有顧客身份信息，因此需經過“清洗”“脫敏”處理后使用，以保護隱私和安全問題。另一種有爭議的情形是：用戶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數據或在淘寶、京東等平臺上注冊、瀏覽、購物、支付等產生的數據，其所有權問題目前尚不明確。現有研究或者認為應當歸屬于個人資產，所有權歸個人所有，或者認為應歸屬為平臺資產，所有權歸平臺所有，個人用戶只是這些數據的生產者，但平臺在使用時有保護個人隱私的義務（IT時報，2016）。

第二方數據是與其他企業合作收集的數據。數據僅能在合同約定各方之間進行共享，并規定了時間和行為范圍。如當一個公司通過Google AdWords投放廣告時，通常由Google公司代為該公司收集相關數據，也通常由Google公司代為存儲數據，而該公司則可以獲得由Google代為收集的數據，包括網頁瀏覽次數、頁面點擊次數、特定搜索的輸入次數等。那么該公司與Google之間就共享數據，但數據所有權通常并不明確。企業之間基于數據的戰略聯盟也是數據共享的一種形式。如萬達、百度、騰訊基于O2O建立的大數據聯盟。當然涉及隱私和安全問題的數據同樣需要經過“清洗”“脫敏”以后才能加以分析運用。

第三方數據是由其他方（如第三方數據供應商）收集并擁有的數據。如政府數據、數據服務商、征信機構、市場調查機構等收集的數據。在第三方數據層面上，數據的來源和類型都大大增加，數據既可能來自于網頁（網頁抓取），也可能來自于數據供應商；既可能包括公開或公眾數據，也包括封閉性和商業性質數據。如美國的一家高科技招聘公司Gild，運用自行開發的軟件，從包括Google Code、LinkedIn等在內的80多種公開數據源中，搜索有關程序開發員的網頁，并按其編寫的免費開源代碼的質量來評估其才能，以招聘合適的程序員[1]。由于第三方數據的收集方法通常不是很清楚，故?磧寫死嗍?據的公司的聲譽至關重要；當數據購買方在收到所購買的數據結果時，關于數據的抽樣程序、數據收集細節都不透明，因而數據購買方也不清楚數據是如何被收集的；第三方數據供應商往往根據顧客需求打包數據，針對特定目標群體提供信息[1]。

當今，越來越多的企業使用外部數據來支撐自身發展，因此企業數據既有第一方數據（如傳統數據、掃描數據、RFID數據），也可能有第二方數據（如網頁數據），或者第三方數據（如由專業的第三方數據供應商提供的征信數據、市場調研數據等）。對于這些數據，企業要么擁有所有權，要么通過共享等方式擁有其控制權。

（三）預期會為企業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

預期能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是資產的本質特征。大數據之所以被視為“將和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一樣，成為一種生產要素”[9]，原因在于其具有能為企業創造價值的潛力。現有文獻表明，大數據將在四個方面大有作為：減少成本、節約時間、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支持內部決策[10]，最終帶來未來現金流量的增加。但大數據創造價值不是以原始數據形式，而是通過對數據的處理和分析來產生洞見、產品、服務[10]。

對企業傳統數據的分析和運用可以幫助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企業效率（減少成本、節約時間的例子）。掃描數據、RFID數據的分析運用，可以提供更多關于顧客產品偏好、產品相關性及存貨變動方面的洞見，從而能改進產品擺放及更好存貨控制，增強企業快速反應的能力，增長銷售從而增加現金流（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的例子）。網頁數據分析能夠幫助提供關于顧客購買決策過程的有趣信息（支持內部決策、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的例子），移動數據則能夠提供關于用戶行為和社交互動方面的信息，從而有利于深入了解顧客、精準營銷（支持內部決策、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減少成本、節約時間的例子）。

圖1顯示，視頻和圖像、音頻、文本數據是企業運用最多的三類大數據。雖然大數據的早期運用并非來自于商業，但企業發現將大數據與傳統數據、自動抓取數據、外部數據相結合時，能夠獲取更大的價值[7]。視頻數據分析能夠提供比口?^信息更有價值、更相關的非口頭信息[11]。從視頻數據中提取的信息能夠用于支持營銷活動并幫助確定供應鏈中的瓶頸問題[8]。把與企業高管、董事會成員的面談視頻數據與他們的語音、語言等數據相結合，可以對公司高管意圖有更清晰完整的把握，從而洞察公司是否健康[8]（這是支持內部決策、減少成本的例子）。從圖像中提取的信息可以幫助企業了解和把握產品使用趨勢、對公司形象進行評估等（這是支持內部決策、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和服務的例子）。音頻數據里的音高、語調可能預示著壓力或異常情況。Mayew et al.[12]運用音頻數據分析首席執行官的講話模式，發現其講話模式中的語音認知失調與因不合規引起的財務重述之間有積極關系、語氣中所隱含的消極或積極的情感狀態與股票回報率顯著相關（支持決策、減少成本的例子）。分析顧客的投訴電話，能夠了解顧客對產品滿意度以及產品質量信息，從而提高對產品保修責任的估計（這是支持內部決策的例子）。文本數據可用于提取隱藏主題、發現特定模式或風格等[5]。社交媒體上的文本數據能夠用于支持營銷、對產品可能存在的瑕疵早期預警、預測銷售量等[8]。在美國，電子郵件信息被挖掘用以識別那些心懷不滿的工人、預測組織欺詐風險，從而減少職業欺詐[13]（這是減少成本、節約時間的例子）。

四、企業大數據滿足資產確認條件分析

（一）與該資源有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

這一資產確認條件的核心在于兩個方面：其一，該資源是否能帶來經濟利益？其二，該經濟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業？針對第一個方面，前已述及，不再贅述。針對第二個方面，主要分析與大數據有關的經濟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業。

由于企業面臨的經濟環境瞬息萬變，“與某一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能否流入企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流入企業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即與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的流入具有風險性。會計上運用“可能性”（通常以概率形式）來表達這種不確定性或風險性，并規定了四種量化標準：設與某一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流入的概率為X，則當0

實務中，需要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及編制財務報告時各項證明和跡象，運用職業判斷來確定該可能性大小。不過，大數據分析、挖掘和運用技術的日臻完善將大大提升企業評估和預測業務績效的能力[8]，使得企業運用大數據創造未來經濟利益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二）該資源的成本或者價值能夠可靠地計量

可計量性是所有會計要素確認的重要前提，也是當前困擾大數據列作資產要素的瓶頸之一。“會計計量是會計系統的核心職能”。“會計計量就是以數量關系來確定物品或事項之間的內在數量關系，而把數額分配于具體事項的過程”。其本質是一種價值計量，包括資產計價和損益決定。大數據的計量問題屬于資產計價范疇。

1.計量屬性的選擇

資產計價有成本計量和價值計量兩種基礎可供選擇。成本反映投入，價值代表產出，二者均可以通過計量屬性予以量化（黃中生等，2005）。成本基礎的計量屬性包括歷史成本、現行成本，強調會計信息的客觀性、可靠性、可驗證性；價值基礎的計量屬性包括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強調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資產計價究竟應以成本還是價值作為計量基礎，實際上是在相關性與可靠性之間進行權衡。權衡的取舍標準是使信息的總效用最大（劉明輝，1999）。

那么，對企業的大數據資源進行資產計價，究竟是應該采用成本基礎還是價值基礎呢？

首先，從企業角度而言，企業擁有或控制大數據資源的目的在于獲得洞見、提升競爭優勢、創造財富，這也是當今世界國家或者企業積極部署“大數據”戰略的根本原因和重大挑戰。

其次，從會計信息使用者角度而言，各類利益相關者更關心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大數據能夠為企業創造財富的潛在價值（相關性信息――價值計量），而非這些大數據本身的收集和獲得成本（可靠性信息――成本計量）。

基于此，筆者認為對于大數據應采用價值基礎的計量屬性，包括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具體應結合企業大數據的獲取途徑或增加渠道，采用恰當的計量屬性，以提供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

2.計量方法的發展

大數據的價值計量可以參照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方法。自20世紀以來，已提出了多達幾十種的無形資產估價模型，評估范圍包括人力資源價值（Edvinsson，1997）、信息資產（Moody & Walsh，1999）、專用技術（Reilly，1998）、品牌價值（Sharma，2012）等。與基于成本或市場基礎的估價方法不同，Heckman[14]基于數據本身的各項特征（包括定性、定量、價值方面變量）來對數據定價，為將數據計為企業資產服務。我國自2015年以來陸續建立的大數據交易所或交易中心也旨在探索大數據的交易和定價機制。

然而，正如[15]所指出的那樣，無形資產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獨特性反而導致了其“評估過程的無效率”，從而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無形資產是不能夠確認的，因為其缺乏一個可靠的評估標準去計量其價值”――“由于缺乏一個可靠的方法來確定無形資產價值，因此無形資產不能夠確認”。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大數據的價值評估，故不打算在此探討大數據的價值評估方法或模型構建。但為了避免陷入上述怪圈，本文認為，隨著包括大數據在內的無形資產價值評估方法、定價機制等日漸成熟完善，企業大數據的價值可以得到可靠的計量。

3.計量單位的考慮

單一的貨幣計量手段不足以反映大數據動態、多樣、多源等特征，還應采用字節、時間、文本、速率等其他輔計量手段。如：字節（Byte，1B=8bit）為反映數據存儲容量的最基本單位，考慮到大數據的規模巨大，可以采用TB（太字節）、PB（拍字節）、ZB（艾字節）及以上字節單位來表示大數據容量或規模；可以采用記錄（錄音）、文件等表示大量非結構化大數據；可以采用每毫秒、每秒、每分等來表示大數據的產生和發送頻率；按類型或來源分類披露大數據，以反映其多樣性等。

五、關于大數據資產計量模式的構想

從會計視角，一般按來源渠道或增加途徑將資產分為自制、外購、接受投資、接近捐贈、企業合并、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等原因增加的資產。由于當前我國大數據的交易市場尚未普遍建立，相關的數據交易機制尚不成熟，有關大數據的對外投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或債務重組等的業務尚不多見，故本文主要針對兩類最基本、最常見的大數據資產計價進行初步構想：自行收集加工形成的大數據、外購大數據。

（一）自行收集加工形成大數據的計量

企業出于特定商業目的或競爭需求，會主動獲取、收集、加工、整理大數據，從而形成企業自制大數據資產。前文所述的企業傳統數據、掃描數據、RFID數據等是企業的基礎、核心數據，多年來由于技術、環境等原因，這些數據未能得到很好的開發利用，還只是“沉睡的寶藏”，尚未真正為企業發揮價值。而網頁數據、移動數據、音頻、視頻、圖片、文本等數據，則為企業提供了較好的補充性和輔信息，能夠幫助企業更好決策。在具備資源、技術、人力的條件下，企業可以自行收集加工這些大數據，或者通過企業間結盟的方式與其他企業共享。從所有權角度來看，第一方數據大多為此類數據。

企業自行收集加工大數據會產生一定的投入成本（物力、人力、財力等），但相比較而言，企業更看重大數據的潛在商業價值。因此，在會計計量上，其初始計量可采用歷史成本計量，因其自行收集加工成本通常能夠可靠地取得；在后續計量方面，宜采用能夠反映大數據價值的、決策相關的計量屬性，如現值、公允價值等。另外，由于大數據的時效性、時間衰?p性、無限分享性、零磨損性等特性，還應考慮其減值問題[16]。

（二）外購大數據的計量

要像購買機器設備、原材料等資產一樣從外部市場上購入所需要的大數據資產，需要有完善的數據交易市場和規范的交易交換機制為前提和保障。然而現實情況是，當前我國各部門、行業之間的“數據孤島”現象十分嚴重，數據價值未真正盤活。為推動大數據流通、實現數據價值，我國2015年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等，旨在推動數據交易市場試點、探索數據交易交換機制。

截至2016年年底，包括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長江大數據交易所等在內的大數據交易平臺數量預計將達到15―20個（人民網，2016）。其中，我國首個大數據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能夠交易的數據類型包括政府、醫療、金融、企業、電商、能源、交通、商品、消費、教育、社交、社會十二類（貴陽大數據交易所702公約，2015）。中關村數海大數據平臺可交易除涉及國家安全數據和個人數據以外的數據（含底層數據）[17]。武漢東湖大數據交易中心則可以向個人開放，類似于“數據淘寶”，這在全國尚屬首例（長江日報，2015）。另外還推出“以數易數”服務，允許用戶與賣方進行“物物交換”（人民網，2016）。大數據作為“商品”交易的實踐表明，大數據是數據控制人的數據資產[17]。

企業通過大數據交易平臺購買大數據資產時，宜采用購買成本（即歷史成本）進行初始計量，后續計量則宜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應能夠持續可靠地獲得或采用估值技術獲得）。同時，也應考慮大數據的減值問題。

隨著數據交易市場的深入發展和交易機制的日漸成熟，以數易數、數據捐贈、數據投資、運用數據償還債務等新的數據交易形式也可能會出現。此種情況下大數據資產的計價可以比照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接受捐贈、接受投資、債務重組等相關會計處理原則進行。

六、結論

大數據作為一種互聯網時代的重要戰略資源，日益發揮著資產作用。會計作為一種經濟信息系統，向組織利益相關者提供有關大數據資源的決策有用信息是其必然之義。

（一）企業大數據符合資產定義

以Moffitt et al.[5]的企業擴展數據生態系統為框架，分析發現，包括傳統數據、掃描數據、RFID數據、網頁數據、移動數據、音頻、視頻、文本、圖片等在內的企業數據滿足資產特征，故符合資產定義。

（二）企業數據滿足資產確認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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