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外國文學研究方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當前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學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外國文學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語系、中文系以及相應的外國文學研究機構。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國當前的外國文學研究存在著以下的優勢:人力優勢,當前我國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國文學研究人員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國內其他的研究機構,其人員優勢是其他機構所不能相提并論的,這為我國對外國文學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礎;國內高校的教學涉及多個國家的外國文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涵蓋的領域之廣也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相應的學者可以更加完善的進行研究;在學校中,對于外國文學的研究主要是應用于教學的,使學生通過這些研究的學習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國文學的背景、文化底蘊以及文學差異,所以,高校外國文學研究人員選擇的課題更傾向于解決有實踐價值的問題;人員師資的穩定性,當前國內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師資隊伍,有資深的教授引導外國文學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時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隊伍前赴后繼不斷壯大;各國高校之間經常會有一些學術交流會,這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團隊可以不斷的接收到新的思想,與各國文化發展的新趨勢接軌,豐富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課題。

三、外國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優勢很是明顯的,從國家規劃到具體學術研究機構以及研究人員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但還是存在著不足之處,主要問題體現在以下方面。

1.我國文學史類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國家高度的宏觀調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個人項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學者之間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難免會發生學術研究重復的現象,從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的浪費。

2.當前在研究方法和學風上還存在著浮躁情緒。主要表現在大部分學者都會趨之若鶩于某一個時期熱門的課題以及熱點的作家,而面對較有難度的課題或者學術難題時,就會很少有學者敢于接受挑戰,對于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空白之處也很少有人問津,以至于這些領域遭遇擱置和冷落。

3.雖然當前不乏國際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但是我們對于國外外國文學研究的最新動態的了解還是會相對滯后的,仍然會有很多的作品僅僅是對外國文學的簡單的翻譯和羅列、盲目的跟風,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統的研究。

4.雖然目前國內對于外語的熱衷程度很高漲,但還是以英語為主流,而且主要還是處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國文學的隊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語水平較低、無法直接閱讀外國文學原著,只能依賴于相關的翻譯作品或者其他的評論著作,這也會從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響到了對于原著內涵的領悟。

5、我們的文論話語尚存在問題。面對這樣一個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擊的時代,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在自己的文學批評與研究實踐中往往處于一種比較艱難的境地。

四、外國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

接下來,外國文學研究的總體趨勢還應該是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發展,但是當前也面臨著一些新的發展趨勢的挑戰。

1.對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發展的回顧和總結將是“十五”期間的首要任務。進入新世紀之后,外國文學研究將更加關注二十世紀文學進程的特點、思潮和流派,而時間上的這一距離也使我們有可能對剛剛過去的這一個世紀進行比較客觀的總結。

2.對于外國文學理論的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一向是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十幾年以來,雖然很多國外的文學理論都有相應的譯著作品,而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徑進入中國,從而被國內的廣大讀者閱讀。但是,至今現在國內或缺的仍然是系統的研究,更不用說做到為我所需,為我所用。這種局面亟待扭轉。

3.加強外國文學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國文學作品的譯著以及評介文章等在中國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這方面我們已有相當顯著的成就,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如何將中國文化和對外國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推出一批具有中國特色和獨立創見的研究成果,將是我們今后的主要研究課題,其成果也是中國評論界、學術界對世界文壇做出的最大貢獻。

4.傳統的研究方法已經束縛了我們對于外國文學的研究,這種狀況亟待解決,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國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學與人、文學與語言、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

、文學與文化等跨學科的課題。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顧傳統的研究方式和人類學、結構、符號、價值等新方法和新視角。 5.最大力度的減少重復勞動,加強各高校師資之間的學術探討、信息交流、互通有無,避免學術封閉研究,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重復浪費,提升資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強我們當前外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薄弱環節的各項研究工作。如對非主流國家文學的研究、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對戲劇、詩歌的研究、對文學翻譯的研究,填補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上一些空白的項目等等,遮羞都亟待進一步加強。

6、外國文學教學與教材編著標準需要轉移。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歷史潮流的推進,外國文學的學科建設受到了政治環境的極大影響,政治性成為外國文學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標準之一。而進入新時期之后,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以及開個開放的大局影響,外國文學在教材編著以及教學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極大地變化,審美性也開始成為教材編著所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2）

    二、互聯網時代下龐大網絡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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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互聯網時代下龐大網絡專題

    資源對外國文學研究的無限資源支持信息承載量巨大的超文本、超媒體固然對外國文學研究著有著不可抗拒的推力,然而個體分散的大量資源若在短時間內找到并且有順序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計算機技術對于外國文學研究來說,更突出的貢獻體現在它存在的各類智能型多媒體數據庫上面。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多樣豐富的數據庫,學術研究者們才能有效、快捷的對所需文檔進行搜集、整合。網絡數據庫的存在形式主要以囊括電子期刊、專題網站的數字圖書館以及網絡論壇兩種形式存在。數字圖書館(DigitalLibrary)是用數字技術處理和存儲各種圖文并茂文獻的圖書館,它的優勢在于能把各種不同載體、不同區域位置的信息資源用數字技術存貯,以便于跨越區域、面向對象的網絡查詢和傳播。數字圖書館涉及信息資源加工、存儲、檢索、傳輸和利用的全過程。換句話說,數字圖書館就是基于網絡環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擴展的知識網絡系統,是超大規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沒有時空限制的、可以實現跨庫無縫鏈接與智能檢索的知識中心。就外國文學研究來說,數字圖書館的出現為全世界的研究者跨域研究有限學術資源提供了便捷的條件。如我國運行相對成熟的數字圖書館有超星圖書館、維普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有圖書、期刊、報紙、論文、古籍、影視等一系列優秀的學術資源可供學術研究者查詢。相對于數字圖書館這類比較成熟的網站運營模式,專題的文學網站也是外國文學研究者搜索資料的一大助手。外語網站和中文網站內置多樣的文學分類,作家從屬流派、作品歸類、文學性質等一應俱全,這些細致入微的分類為文學研究者找尋相應信息起到了導航的作用,是讀者很快就能進入自己所想要找到的信息分支,從而獲取需要的信息。

篇（4）

一、前言

探究外國文學在我國的交流以及發展，不難看出，外國文學令大眾基于漢語環境欣賞了不同國家文學風貌，并令我國文化資源全面豐富，令中西方話語的交融逐步滲透至我國文學領域內。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入，外來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突破了界限，并蘊含了一種潛在的同質化風險，可激勵民族主義，掀起反全球化的呼聲。基于當前背景，應科學探究外國文學與文化內涵，開創屬于我國的話語系統，有效的明確文化身份。

二、立足本土文化，基于外國文學開創我國話語系統

新時期，外國文學研究就全球化以及本土化展開探討，足以見得創建我國話語系統的科學重要性。外國文學評論便開辟了有關文化變遷以及融合的專欄，學者們展開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張德明指出，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令本土文化的保護與捍衛呼聲進一步增強，并變成政治沖突的又一個焦點。其主張，應注重研究民間知識，基于其不可通約以及移譯性特征，可映射出更加真切原始的民族文化。更多學者普遍認為，新時期，探究中西方的比較文學才是重中之重，并漸漸從外國文學影響中國文學的探究逐步轉變成中國文學位于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傳播與推廣。我國國人要快速的加入到國際理論的爭鳴之中，立足本土文化，開創基于外國文學的我國話語系統，進而真正的發出屬于我們的聲音，這正是契合時代需求的發展策略。由此不難看出，未來外國文學與文化的學術探討顯現出我國學者面對文化霸權以及原教旨主義的碰撞環境中，立足本土文化，樹立公平合理的原則主動積極參加行業全球性對話交流的決心。同時勇于基于全球化發展以及本土化交流互動中創建我國話語系統，顯現出我國文化應有的主體意識。

三、明確文化主體意識，提升外國文學研究水平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創建我國外國文學探究話語系統，應合理明確文化主體意識。基于外國文學學科特征，主張文化主體性，樹立主體意識尤為必要，其成為當前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科學指導思想。文化主體意識勢必包含民族性問題，其屬于個人終身同時可靠的社會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在與西方文化斗爭，反對政治經濟殖民化的過程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成為全球化發展的對立方，本土化作用長久發揮，同時未來文化建設發展勢必基于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的碰撞對話中進行。一旦人們從民族屬性內探尋自尊的過程中，民族情感便發揮了補償效果。而民族情感倘若過高，跨文化認知便會更加面向本土方向。我們所看到的的是，西方理論以及文化思想發展傳播過程中，民族特征仍舊得到廣泛重視。

透過較多事實明確，西方國家強勢者由始至終并不能同他人進行公正平等的對話交流，也就是說世界大同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身處在弱勢地位的各個民族，為了獲得公平合理的地位，享有良好的對話權，則只有提升自身實力，方能實現。

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創建話語系統，應將自有理論作為核心基礎。由于各個國家文學研究具有較多學派，為此應明確理論切入點，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我國在全球文藝理論系統中自成一派，因而要想創建具有我國特征的外國文學學科系統，應合理探究我國古代積淀形成的優秀傳統。排除那些同西方文化相似內容后，便呈現出獨特的民族特色，體現科學合理性，是民族藝術的精髓。因此在我國研究外國文學系統中，不應將這一寶貴財富不良忽略。而應基于該基礎，將各類文藝理論融合集成，通過不同文藝角度、應用方式的比對研究，創建新方法，樹立新視角。應基于外國文學學科探究的整體全面性，令其發展變成更為合理的體系，最終令我國理論系統進一步完善，提升外國文學發展研究整體水平。

四、融通異質文化，體現開放性與包容性

新時期，不同文化百家爭鳴的態勢對于創建民族話語系統極為有利。基于后現代以及后殖民主義背景下，應以異質身份參與到全球文化的互動對話行列，逐步融到世界文學的系統中心，進而積極的應對時代挑戰，契合發展需要。應真正明確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同國家非共時性，進而可令第三世界國家文學不但可映射西方問題，還可預示今后發展動向。

在創建民族話語系統，預防強勢文學單向輸入的階段中，也贏得了一定共鳴。各個民族文化的建設發展均處于動態階段，因此只要不呈現封閉狀態，便會經受外來文化作用影響。為此，在開創我國話語系統階段中，不應基于民族身份感以及同一性不承認外國文化。而應積極探尋融通引進異質文化，令其通過更新發展形成本土化價值內容，完成互相對話，實現雙方尊重與互相欣賞。民族自我意識以及長期積淀的文化記憶始終同外來文化持續的進行接觸，在不斷碰撞階段中，變得日漸成熟并凝聚起來。

我國話語體系應基于保護本土文化具有統一性以及獨具特色的基礎上，明確本土文化可為更寬泛文化范圍的內容部分，進而可良好的突破自身文化區域形成的語境束縛，形成文化反思，鍛煉認知技能，令理解關照中的再闡釋得以實現。學者們應不斷的容忍并承認差異，形成豁達之心。民族話語系統始終為動態變化的理論，因此需要同他類文化作用中展開自我規定。應突破片面民族主義，開闊視野。目前我國文化問題同樣為現代文化的相關內容，文化身份并不是怎樣明確現代性以及西方文化具體范圍邊界，而應探究現代話語歷史結構內，基于普遍文化以及價值觀念的視角進行自我闡述。為此，對于民族文化本真性應有所重視。不應將民族文化單純的看做靜態空間實物，將時間維度內的發展變化全面否定。實際上，生活方式、精神均處于發展變化狀態，我國歷史文化則為世界文化的構成，后者是國人關注的內容，因此應努力變成世界文化發展中的主體。我國文化雖注重自我具備的獨特性，然而，我國悠久文明歷史，體現了開放性以及傳統性，進而可同西方文化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應合理的引進西方文化取得的豐碩成果，體現開放性與包容性，將精髓內容加以消化吸收。豐富文化融合勢必引起創造與發展，并激勵平等對話溝通。因此，我們應基于自身具備的特有話語模式，積極與全球國際領域并軌，探究外國文學，實現持續全面的發展與提升。

五、結語

總之，外國文學研究離不開文化身份定位，只有明確文化發展內涵，積極交流、互動融合，方能開創我國特有的話語系統，激發外國文學核心價值作用，繼續推進其實現科學發展。

篇（5）

外國文學可謂是縱橫五大洲、上下數千年，以其廣博性而聞名。即外國文學教師常常說的兩大塊四大段：兩大塊——西方文學即歐美文學，東方文學即亞非文學；四大段——古代文學，中世紀文學，近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教師多采用的授課順序是依循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從西方文學的源頭之一古希臘文學講起，20世紀后現代主義文學為止；課時分配上明顯會偏重于西方文學、輕東方文學，而西方文學又多以英國文學、意大利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俄國文學的講授為主。這就造成了學生除了對東歐文學較為熟悉，對北歐、南歐和亞非國家的文學可謂是知之甚少。這種認知模式，是伴隨全球化而來的不平等，政治經濟決定論，是典型的倒果為因，不利于實現真正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并非是指表層的不同文化的共存，其深刻、本質的意義在于要承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更要平等對待不同文化。在這一主題的指引下，觀照外國文學教學，就會發現當下的外國文學教學存在著多元文化缺失的現象。下面將對其進行具體的闡釋并嘗試給出解決途徑。

一.授課對象的文化多元化性缺失

由于課時設置有限，為了保證外國文學的經典得到足夠時間的闡釋，必然會使北歐文學、南歐文學和亞非文學的講授無法做到充分具體，有些甚至直接省略。那么該如何完善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課程的設置呢？簡單、易行而又有效的途徑：主干課和選修課的合理結合；在設置課程以及講授的過程中，要做到主干課的經典性與選修課的多元性。

首先，外國文學單獨設課，足夠的課時課保證外國文學經典的深入解讀，使學生能夠系統掌握外國文學的思想精華和藝術奧妙。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為了教學效果更好，使學生的參與性更強，并為選修課打下良好的基礎，教師應在開課前列出基本書目，分為必讀和選讀。必讀為經典閱讀，即基礎閱讀；選讀為擴展閱讀，即補充閱讀。例如，狄更斯的《雙城記》是經典閱讀的必選，為了讓學生認識到狄更斯的多面性，可選擇其《圣誕歡歌》作為選讀，體味狄更斯的圣誕精神。再如哈代，將《德伯家的苔絲》和《無名的裘德》作為其代表作品，已足夠體現哈代的創作；但若能同時閱讀其《還鄉》，必將有助于深化對哈代創作的理解：《還鄉》中生態主義色彩更強，生態主義又是目前學術界的熱點。

其次，選修課程要體現多元性。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自1997年合并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合并后，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可謂成果斐然。與之相比，外國文學在中國高校開設的時間更久遠，其學科體系也更加成熟，但缺少更高視域的透射。學科合并后的十六年間，大部分的高校所做的事情是在中文系開設外國文學的基礎之上，只是加設了比較文學課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就變成了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對于這個問題，文學界與教育界雖已經有所關注，但還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選修課程的開設可為這一問題的解決途徑。不僅要設置《亞非文學研究》這樣的專業選修課，作為外國文學主干課程的有益補充；還需要加設《東方文化與文學研究》這類理論性更強的專業選修課，打通文化、文學、理論的壁壘；某一經典作品或作家研究也是很好的選擇，例如《〈圣經〉文學研究》，《圣經》作為西方文學的一大源頭，集中體現了東西方文化融合的精髓，若能結合目前的文學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就能形成宗教、神話、意識、禁忌、禮俗等多方面的研究專題。多元選修課程要求高校外國文學教師要將日常的科研研究更多地融入到教學中，這樣才更能體現“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學科的整合性、融合性以及跨越性。

二.授課過程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當前全球化視野下，多元文化已經深入人心，但真正地平等對待本國文化和異國文化并非易事：能平等對待異文化，不自詡文明中心；能積極向異文化學習，而又保持保持本民族特色。外國文學的講授就應該建立在尊重不同文化，推動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能夠平等對話的平臺之上。縱觀目前的外國文學教學，情況似乎并不如意。

1.西方經典文化的缺失

無論是具體的授課還是學科建設，離開文化，就沒辦法談外國文學。要做到外國文學教學中的文化轉向，其實是對高校外國文學教師提出的極高要求。外部要注意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民俗、文學與宗教的關系；內部要關注各流派之間的關系，不同地域間文學的關系。

而且外國文學教師，大多是通過翻譯文本來認識作品的，沒有讀過英文的莎士比亞的四大名著、德語的歌德的《浮士德》、西班牙語的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俄語的托爾斯泰的《復活》等等。但若以閱讀原著為外國文學教師之必要條件，恐怕無一人可擔當此任。譯著在翻譯過程中一定會失掉源文化的某些內容，而加入翻譯者所在文化的某些特點，這也是翻譯文學的缺陷與價值所在。所以，只有加強對文本產生的文化語境的了解，才能最大程度地理解不同文化語境下的外國文學文本的真正內涵。例如，講授古希臘文學要結合古希臘文化，講授中世紀文學更要介紹猶太教、基督教的相關情況，講授彌爾頓不能不提清教文化等等。

2.東方（中國）文化的缺失

首先，表現為授課內容中東方文學的被忽視。后殖民理論家賽義德提出的“東方主義”，指出西方中心話語建構了一個全球規模的文化秩序等級結構。這是一種對立的霸權話語：與民主的、理性的、進步的、道德的西方文化不同，東方文化不僅處于邊緣地位，被冠以專制的、落后的、非理性的特征，而且只能被動接受。如上所述，在外國文學教學中，大部分的院校在課時設置時，均有西方文學一頭沉的現象，東方文學所占課時極少，甚至被完全忽略。

其次，表現為授課思維中的中國維度的缺失。外國文學雖然是講授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國文學。但文學作品的解讀者，往往會從自身的文化語境出發，根據自己的理解來闡釋文學文本。而且基本的文學研究方法、思路、理論是適用于整個世界文學的。所以，加強學生對本國文學的體認，是學好外國文學的基礎。在講授外國文學過程中，不僅要進行中西文學的比較研究，例如古希臘和中國古代神話的比較研究；更要注意介紹中國文學對外國作家作品的影響。與前者相比，后者是被高校外國文學教師更為忽略的。例如，在講授啟蒙文學的代表作家伏爾泰時，都會著重介紹其思想及作品，但很少有外國文學教師會提及伏爾泰曾將我國戲曲家紀君祥的著名元雜劇《趙氏孤兒》改編為《中國孤兒》，在歐洲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對于像伏爾泰、歌德、托爾斯泰這些中國文學曾對其產生過影響的外國作家，為了體現真正的、平等的文化多元性，其身上的中國影響應為必講內容。

東方（中國）文化的缺失雖然表現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維度中，但都說明了外國文學，無論作為“教”者還是“學”者，對本國文化重視不夠，而且這種缺失還會直接影響到外國文學的“教”與“學”。只有進行這種深層的相互關系的辨證探究，才能真正認識本國文學與他國文學的特點和差異，也才能獲得如錢鐘書教授所說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的世界文學內在規律。

三.教學理念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我國，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自1997年就合并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在外國文學教學中引入比較文學的教學理念已無質疑、討論的必要。眾所周知，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不僅采用“類比”和“對比”基本的比較研究手法，“審美評論”、“歷史考據”、“文本細讀”、“哲學反思”等文學研究慣用的手法，還不斷地吸收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其學習范圍甚至突破了社會科學，如近些年來自然科學的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的一些觀念都融入到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中，也融入到了比較文學的日常教學中。

與之相比，外國文學教學理念中的多選性就非常不足，大多停留在基本的文本解讀階段。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外國文學教學必須要引入比較文學的教學理念。一方面，要確立世界文學的觀念，在多元文化語境中進行多層次的文學、文化對比。另一方面，要學習比較文學開放、多元的理念，在進行文本解讀時，要積極引入新的文學、文化成果，例如講授古希臘神話時可結合20世紀的女神復興運動[1]；講授《圣經》文學時可結合文學人類學的相關內容[2]。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講出外國文學獨特的文化性、文學性以及創新性。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不僅是現代社會的特點，亦是當今社會發展的趨勢。如何將多元文化的理念真正地引入外國文學教學是高校外國文學教師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只有如此，才能培養出可以適應二十一世紀的文學人才。

該文為華北科技學院教研課題“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文化滲透——外國文學教學新思維的研究與實踐”成果之一，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資助。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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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0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0-0271-01

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文學作品。文學研究或者說文學批評，是一種定性的、闡釋性的、以閱讀體驗為基礎的研究（趙永剛 2011），這就導致文學研究的準確性可能會受到研究者個人感受的影響。隨著文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在文本語料基礎上進行語言研究的語料庫語言學逐漸引起了文學研究者們的關注。這種量化的、描述性的且以概率為基礎的語料統計分析，恰好能彌補傳統文學研究方法的不足，使文本的分析描述更系統、更可靠（趙永剛 2011）。

一、利用語料庫進行文學分析的優勢

Wikberg（1997）認為，傳統的語篇分析是個案式的、動態的、從微觀到宏觀、意義和形式互動的定性分析；而運用語料庫手段進行的語篇分析則是批量式的、靜態的、從形式到意義、微觀與宏觀互動的量化研究。以語料庫語言學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可以做出具體的定性定量分析，使用語料庫的方法可以輕松地統計出整個文本的字節數、形符數、類符數、平均詞長、平均句長、句長標準差、平均段落長以及段落長標準差等。這些具體的數值都為后續的作品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是語料庫角度的文學作品分析與傳統文學分析方法最大的差別，也可是說是優勢之一。然而，語料庫語言學也并非適用于所有情況。趙永剛（2011）認為，首先需要滿足的是語料庫的工具不能對文本或者語料產生限制。其次，不符合語法規則的文本不會影響文本分析。最后，使用語料庫的研究過程不應該需要大量的人工檢查。

自語料庫語言學被研究者們用于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研究后，其研究重點也發生過轉變。李晉（2010）指出，“該領域的最初研究以歸納驗證文學文本的語言特征為主，而后期逐步轉向對文本‘意義’的探析……可見語料庫開始被用來對比研究不同文類的文體差異，以更好地歸納文學文本的特征。”

二、從語料庫入手的外國文學實證研究

張海云、謝群芳（2010）采用語料庫研究方法對越南著名的中篇小說《志飄》進行了檢索分析，從文本特征、故事情節和寫作特色等角度對此作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他們首先使用了Wordsmith Tools軟件中的詞表（wordlist）功能對文本的基本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接著又使用了主題詞（key word）和詞圖（Plot）功能對小說的故事情節進行了詳細分析，最后又根據索引（Concordance）對這部作品的寫作特色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避免了傳統文學批評中只注重概念演繹或者生搬某種文學理論進行穿鑿附會的弊端”（張海云、謝群芳 2010）。

劉娟（2013）同樣使用了語料庫工具，從語料庫文體學的視角探討了小說集《都柏林人》中《伊芙琳》一文的主角伊芙琳的精神逃亡。她借助語料庫工具對文本的主題詞進行了定量分析，以期能對伊芙琳的心理活動進行一個更為客觀的描述，探討她在選擇逃亡時的心路歷程。這樣的研究方式，避免了因文學研究者的主觀判斷而產生的自發性和循環論證的弊端，通過更為可觀的定性、定量分析，呈現出作品凝重而深刻的西方道德倫理觀。

與之前研究不同的是，任艷、陳建生、丁峻（2013）的研究并不是以某一部文學作品為對象，而是針對英國哥特式小說進行了研究，分析了這類小說在詞叢方面的文體學特征，并據此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討。他們認為，傳統文學批評通常是基于評論者的直覺，通過邏輯思辨得來結論；而基于語料庫的研究可以提取客觀數據，運用語料庫文體學的方法和手段，進而得出相應的結論。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以更進一步拓展文學批評的準且行以及客觀性（任艷、陳建生、丁峻 2013）。同時，這種摒棄某一單獨作品或者是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作為研究對象，而將某類型的小說作為研究對象的方法，也不失為一種新的文學文體學研究方向。

三、結語

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不斷發展，將語料庫工具運用到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似乎已經成為了必然結果。只要能夠充分掌握語料庫工具的使用方法，正確認識到語料庫研究方法的優劣之處，揚長補短，必定能夠得到一種更為完善、更有說服力的分析方法，從而達到拓寬和深化文學研究的目的。

參考文獻：

[1]Wikberg K.O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and style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corpus linguistics[J]. Language and computers，1997，（20）： 311-330.

[2]李x.語料庫語言學視野中的外國文學研究[J].外國語，2010，33（2）：82-89.

[3]劉娟，道德與情感的交融――從語料庫文體學視角探討伊芙琳的精神逃亡[J].外國語文，2013，29（4）：48-52.

篇（7）

赫爾曼?麥爾維爾是美國文學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第一個把他引入中國譯介的是曹庸，曹譯《白鯨》（1957 上海新文藝版）是《白鯨》在中國的第一個譯本。大體而言，國內學者對麥爾維爾的研究可分為四類，即評論、譯序、論文和文學史。本文主要考察論文這方面的研究。

筆者在中國知網里面輸入關鍵詞“麥爾維爾”，大致情況如下：

大部分論文是對《白鯨》的研究，各時期情況如下：

周玨良的《河、海、園――、、的比較研究》（《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04期）開了麥氏作品在中國研究的先河。最新的是劉海燕發表在《荊楚學院學報》2011年04期上的《有形的樊籠無形的囿囚――解讀中“墻壁”意象與象征》。

一、發展脈絡

國內對麥氏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比較突出的除了周玨良還有吳加和李萬鈞。八十年代對麥氏作品的研究還不多，論文只有8篇。

九十年代國內對麥氏的研究逐步深入，涌現了錢滿素、汪義群等有影響的研究者。錢滿素的《含混：形式兼主題――文書與的聯想》（《外國文學評論》1991年03期）指出含混開拓了多元化的理解層次，有利于人類認識水平的提高。汪義群的《論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紀念麥爾維爾逝世100周年》（《外國文學研究》1991年04期）指出《白鯨》處處閃耀著人道主義思想的光芒。

進入新世紀國內對麥氏作品的研究急劇深溫，南京大學的楊金才尤其突出。他撰寫了9篇相關論文及1部專著。他的專著《赫爾曼?麥爾維爾與帝國主義》（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掀起了麥氏作品在中國的研究。另外比較顯著的有韓敏中和林元富。

二、研究類型

1、總論型

這類論文總共才三篇，一般是對作家的生平、創作特點及作品的綜合研究。楊金才在《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00年第1期）發表的《赫爾曼麥爾維爾創作簡論》并將其作品大致分成三大類。另外兩篇是曾艷兵的《麥爾維爾與大海》（《東方論壇》1999年04期）和聶慶娟的《麥爾維爾：敢于說“不”的探索者》（《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2、創作特點研究型

此類論文涉及到《皮埃爾》、《泰比》等很多作品，從敘事特點、創作意圖、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進行研究。

長期以來，《瑪迪》一直因文體的雜亂無章被許多評論家譏諷為小說中的“異類”。于建華和楊金才的《之“奇”形：一次關于小說的冒險》（《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05期）指出作者刻意用這種方法對小說的敘事結構進行探索和實驗，是一次關于小說的冒險。這一論文扭轉了其他學者的偏見，為麥爾維爾進行了。

視角比較新穎的文章還有：楊金才的《從人物塑造看的文本內涵》（《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03期）；安芝丹《試論的哥特成分》（《文藝理論》2009年11期）；鄭然在《麥爾維爾短篇小說中的艾倫?坡元素》（《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4期）。

3、比較研究型

從表中可以看出這類論文占的比例也較大，內容豐富多彩。

周汶在《四川外國語學報》（1999年01期）發表的《一脈相承 異曲同工――和比較分析》通過對兩部作品的創作背景、動機、人物刻畫、主題等方面的比較分析，探討了菲次杰拉爾德對以麥爾維爾為代表的美國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對美國小說創作技巧的完善。楊金才的《從看麥爾維爾與狄更斯的近緣關系》（《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8期）比較分析了兩部作品中的人物描寫和主題意蘊間的近緣關系，并指出麥氏對狄更斯進行了借鑒。

4、作品分析型

絕大部分研究都屬于這一類。這類論文除了少數幾篇涉及到《奧穆》、《皮埃爾》及其詩歌創作外，主要集中在對《白鯨》的研究。大致從以下方面進行分析：

（1）對作品中的人物進行分析。吳格非在《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年02期第27卷）發表的《荒謬境遇中的生命抗爭――麥爾維爾小說的存在主義解讀》運用存在主義闡釋了該小說的現代意義。此前已有很多評論家對該作品其進行過各種解讀，運用存在主義進行新的解讀，不落俗套，發人深思。

對亞哈進行解讀的文章也很多，但對他的評論卻褒貶不一，有人說他是人類進取力量的化身，也有人說他是魔鬼的化身。主要論文有：戴雪芳的《論亞哈船長的“瘋狂”》（《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8年02期），王傳順和楊敏的《亞哈之死》（《美與時代》2006，01）。

（2）運用原型批評理論進行解讀。這類文章一般運用原型批評理論尋找《白鯨》中主要人物的原型，這類研究重復現象比較明顯。主要論文有：韓德星《外國文學研究》（2000年02期）《談人物形象的“圣經”原型》；雷鋒蓮《論中的圣經原型》（西北師范大學，2001）等。

馬文霞在的《對中原型意象的探析》（《時代文學》2009年02期）指出麥爾維爾并非“為原型而原型”或“原型至上主義”。這一原型解讀并不是一味地尋找作品中人物的原型，而是注重于追溯其神秘原型產生的原因，不落窠臼。

（3）解讀《白鯨》的宗教意義。評論家在這一方面的爭論較少，一致認為《白鯨》表現了麥氏矛盾的宗教觀。他一方面懷疑《圣經》中上帝的仁慈，但又不愿拋棄《圣經》教義的約束。主要論文有：孫筱珍的《的宗教意義透視》（《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04期）；朱喜奎的《中的宗教思想》（《時代文學》（下半月）2008年12期）。

（4）從生態倫理批評的視角分析作品。隨著近年來生態批評熱潮的興起，從這一視角研究《白鯨》的論文急劇增加。這一方面的主流觀點是《白鯨》表現了作者前瞻性的生態危機意識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持這些觀點的主要論文有：郭海平的《中人與自然多維關系的倫理闡釋》（《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03期）；徐明和李欣湘的《論的生態意識》（《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06期）。

有些觀點認為《白鯨》表現了作者矛盾的生態倫理觀。周海燕和楊正和的《解讀的生態倫理困惑》（《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6年05期）闡釋了麥爾維爾在生態倫理問題上的思想沖突和內心困惑。

（5）探討《白鯨》的主題

一直以來學者們對《白鯨》主題的闡釋都沒能達成共識，有的視其為一部反映現實的作品，有的揭示其復仇主題，眾說紛紜。

韓軍利的《中復仇主題的神話原型分析》（《世界文學評論》2009年01期）從原型批評的角度對其復仇主題進行分析。用原型分析解讀主題，可謂別出心裁。熊偉和侯鐵軍在《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03期）的《清教預表法與美國文學中的救贖主題――以、和為例》指出作品中救贖主題與《圣經》中三種救贖主題的相似性，論文把救贖主題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6）探討《白鯨》的象征意義

這類論文所占比例也較大，一般探討白鯨、主要人物、白色等的象征意義。

張立新的《對于美國文學與文化中“白色”象征意義的重新建構》（《國外文學》2006年03期）指出：麥氏不僅支解了美國文學中“白色”的神話，并對“白色”的內涵和象征性進行了重新建構。陳秋紅發表于《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02期）的《象征意義的文化闡釋》從三個不同層面對《白鯨》的象征意義進行了剖析。

三、結語

縱觀國內對麥氏的研究，可以發現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研究廣度和深度都不斷增強，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美中不足的是重復現象極其突出，例如關于《白鯨》的悲劇性、象征意義和生態批評解讀等一再重復。雖然我們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然而一些毫無新意的重復顯然是應該避免的。此外，國內的研究只涉及到麥爾維爾的一部分作品，主要集中在《白鯨》，他的詩集和其他作品如《雷得本》、《白外衣》等則少有涉及，以后的研究可以致力于這些之前不被關注的作品，這樣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位作家。另外筆者注意到國內與國際麥爾維爾研究的對話與合作研究幾乎沒有，以后應多加強國際合作。總體而言，我國對麥爾維爾作品的研究仍處于初步階段，整體學術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參考文獻：

[1]Robert S. Levine. Herman Melville [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韓德星.談《白鯨》人物形象的“圣經”原型[J].外國文學研究，2000（2）.

[3]韓軍利.《白鯨》中復仇主題的神話原型分析[J].世界文學評論，2009（1）.

篇（8）

我先說說什么是比較文學。

給比較文學下定義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一些比較文學家認為比較文學這個詞本身就是當初未起好的名稱，容易造成誤解。韋勒克認為，“比較是所有的批評和科學都使用的方法，它無論如何也不能充分地敘述文學研究的特殊過程”。同時，由于各國對“比較文學”一詞在表達和翻譯上的差異，使其所強調的重點也有所區別。如“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在法語中是過去分詞(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學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各國文學關系；在英國，comparative是作為literature的修飾語，是形容詞；而在中國，“漢語中的‘比較’二字更容易讓人想到比較的動作，同時，漢語中比較文學一詞字面上也沒有文學研究的含義”。盡管各國對比較文學的理解不盡相同，但由于語言本身的契約性，“比較文學”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國約定俗成，人們普遍接受了這一簡略說法。在本書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一詞被理解為方法的代名詞，它包括考證、演繹、統計、對比等多種方法；“文學”在這里也是廣義的，它不僅僅指作品，也包括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批評等，即具有文學的綜合性研究之意。

給比較文學下定義的困難還不僅僅在于它的名稱，更主要的在于它發展過程中的動態性。由于比較文學對象和方法的開放性，使任何對它的概括都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較文學的新動向》一文中指出：“我認為任何給比較文學下精確細致的定義，把它上升為一種準科學體系或者把比較文學家同其他學者分開的企圖都是不妥當的。”但是要從事理論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構造自己的基點，需要人為的劃界，這就構成了給比較文學下定義的悖論。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的“比較文學”詞條中界定：

比較文學是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它是歷史地比較研究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以及其他意識形態相互關系的學科。這是一種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義，主要說明了比較文學的歷史發展及研究范圍。這一定義雖在中國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著一些需要探討的問題。必須承認，任何定義都是一種片面，確定事物的某種性質必然以忽略該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質為代價。隨著人們對比較文學認識的深化，更多的比較文學定義將會繼續出現。

接下來，我談一下學習比較文學的意義和作用。

比較文學是一門最具國際性的課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育的國際標準分類”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學歷層次、研究內容作出了十分具體的規定。在我國，比較文學已被國家教育部列為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成為文學系學生的必修課。比較文學在人才培養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僅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談學習比較文學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視野的拓展和治學方法的改進

比較文學是以一種跨越國界的視野研究文學現象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將全世界的文學視為一個整體，把各國文學置于一個整體結構中加以認識和比較，從兩種或多種文化體系上觀察文學現象，發現文學之間以及文學與其他人類活動領域之間的種種關系，從中揭示和把握文學的規律和聯系。杜甫詩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比較文學猶如為我們提供了一副望遠鏡，它使我們能夠看得更遠，思考得更多。在思維方式上，比較文學提倡多元思維，或曰立體思維，即從線性轉向發散，注重文學的多方面聯系。法國結構學派的代表阿爾都塞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歷史現象或事件從來就不只有一個原因，而是有眾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歷史時期，就必須看到歷史現象的錯綜復雜性。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綜觀各國文學史，其發展就不僅僅是縱向的歷史繼承，也有橫向的多因素的滲透以及文學與社會其他各層面的百動。

這種整體化的視野和思維方式必然帶來研究方法上的改進。傳統的文學研究立足于國別文學，將對象限定在一個特定范圍之內。人們習慣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國別為界將各國文學分割開來，再以歷史分期為線將國別文學加以劃分，以致最后人們的注意力僅僅停留在某一時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這是一種原子論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有助于對對象的深入開掘，但由于分工過細，使文學之間缺乏貫通。比較文學將采用一種聯系的和比較的方式，在世界范圍內考察文學現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一書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傳統的以古證古、單純作背景、源流、注釋的研究方法，有意識地把中國古代文論同馬列文論、西方文論對照著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錢鐘書的《管錐編》也是采用這種聯系和比較的方式，在討論一個問題時，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說明那“無心契合”而“會心不遠”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

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他者”的立場和眼光，這對于研究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都是很有用的。比較文學將以世界文學為背景，以他種文學為參照，重新認識和評價本國文學。

中國文學要在世界文壇尋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學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較文學的視野。通過對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之間的聯系、異同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對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藝術價值有一個參照性的判斷，從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傾向。例如，只有把《離騷》、《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還有李白、杜甫的詩歌等作品與世界文學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較，才能向世界顯示出它們的美學價值。同樣，在將中國文學與相似的外國作品作比較之時，也可以看出外國作品的價值和特性，如《紅樓夢》與《追憶逝水年華》的比較研究，使得我們對《追憶逝水年華》的藝術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敘事作品的映照中，人們對中西的敘事藝術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作者勃蘭兌斯曾對這種比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這樣的比較研究有兩重好處，一是把外國文學擺在我們跟前，便于我們吸收，一是把我們自己的文學擺到一定距離，使我們對它獲得更符合實際的認識。”此外，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義和貢獻，還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國外的流傳情況，如范存忠的《(趙氏孤兒>雜劇在啟蒙時期的英國》就是一個范例。通過這些研究，將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把握文學的價值，多方面地觀照自身的文學和文化，同時對作家作品也會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中外文學史和文學理論

自人類文明產生以來，一個民族的文化、文學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學的影響，同時也會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學產生影響。從比較文學的眼光看，文學的發展歷史是一個不斷與世界各國文學交流、吸收和改造的歷史。比較文學介入文學史，研究的重點是文學史上的外來滲透和對外影響。首先需要考察外來文化、文學對本國文學的影響。就中國文學史而言，我們可以研究魏晉時期印度的佛教、音韻學、文學對中國的影響，唐以來西亞文化對中國的影響等，以豐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鄭振鐸曾說：“因為受了印度文學的影響，我們乃于單純的詩歌和散文之外，產生出許多偉大的新文體，像變文，像諸宮調等等出來。在思想方面，在題材方面，我們也受到不少從印度來的恩惠。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印的結婚，如果佛教文學不輸入中國，我們的中世紀文學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種發展情況。”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國文學對外國的影響，也會看到中國文學的輝煌。這種新的文學史將既包含本文化系統的縱向發展，也包含對他種文化系統橫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質。

就理論建構而言，文學的共同規律也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文化體系內完成，必須在各種文化體系的對話中尋求。只有將不同民族的文學現象加以綜合考慮，才能面對和解決文學上的一些共同問題。正是在這些意義上，楊周翰先生認為：

我想比較文學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文學史起的作用。一個民族的文學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狀態中發展，往往要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因此，要說清楚本國文學的發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國文學。同時，為了說明本國文學的特點，也需要同外國文學對比，這種對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識到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不同之處。第二，比較文學的目的還在于通過不同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來探討一些普通的文學理論問題。這兩個目的都是一國文學的內部比較所無法達到的。

4.有助于促進各國文學和文化的聯系與交流

比較文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開拓世界市場的歷程誕生的，是在文學和文化交流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人文學科中，比較文學處于文化溝通的前列，它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促進各國文學和文化的聯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國文學之間架起一座理解和溝通的橋梁。

當今是一個文化交流空前頻繁的時代，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理論與批評，都不可能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往往一旦問世，就借助各種媒介廣泛傳播。就我國而言，首先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和文學的問題。毋庸諱言，我國20世紀文學創作、文學批評都深受西方文學和理論的影響。如何在中西文學和文化的碰撞、交匯中建構中國自身的話語體系是人們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設20世紀中國的文學與理論，就必須借助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國當論的構成。可以說，在今天，試圖封閉地“自足”地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已經不可能了。

而我國的文學研究在向世界敞開大門的同時，也有責任把中國的文學與理論推向世界，參與世界文壇的對話，使其他國家的人們對中國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國豐富的文學遺產應該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共享；我國傳統的文學理論和批評也應成為世界正在尋求的文學理論綜合構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切都必須借助比較文學的話語。而在這方面，我國做得遠遠不夠。世界對中國的了解特別是對中國文學和文藝理論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虛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獲得聲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仿佛在證明西方人對東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國主義(或日一體化)之單極文化的發生，又遏止文化觀念上盲目自守、拒絕對話、否認先進與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狹隘文化部落主義的生成，是擺在比較文學面前的一個嚴峻的課題。

比較文學并不追求某種終極意義，而是通過聯系與比較，尋求不同文化的理解與和諧共處。一方面，使各國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國文學與文化，分享他國文學與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減少敵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認識和評價自身文學與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實和豐富，這就是比較文學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較文學的目的。比較文學學者弗朗索瓦?于連說，穿越中國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我們也可以說，穿越西方也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最后，我還想講一講比較學者的素養問題。

比較文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難度較大的學科。從事比較文學需要廣闊、扎實、合理的知識結構，需要縝密的思辨力、敏銳的感受力，尤其是對文學美的領悟力。法國比較文學家艾金伯勒在《比較文學的目的、方法、規劃》一文中表達了對“理想的比較學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們的比較學者……除了受到一個歷史學學者應受的訓練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個社會學學者應受的訓練，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觸總體文化。此外，他應該具備他所選擇的那個時期有關造型藝術和音樂的較完備的知識，而不滿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這方面產生他自己的見解!”并且“在不久的將來，處于最理想狀態的比較學者會是這種人：具有極為廣泛的愛好，通曉幾種將在2000年前后用來寫作的最重要的語言，并且具有對文學的美的深切體會”。總之，“我希望我們的比較學者盡可能博學多聞；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書編纂者那樣的雄心，狄德羅那樣的雄心”。比較學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和訓練，其中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比較學者應該掌握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比較文學并不是將兩部作品隨意拿來比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則和方法。必須認真地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較文學的歷史和性質，掌握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論自覺的基礎上，才能從事科學的比較文學研究。

第二，比較學者應盡可能地熟悉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是文學關系，沒有深厚的文學素養是難以勝任的。而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特殊性還在于比較學者不僅要了解本國文學，還要了解外國文學，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進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貿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準確的判斷。因此，努力并深入學習兩國或兩國以上的文學，是對比較學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較學者應具備比較深厚的文化素養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各國文學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要進行可靠的比較研究，必須對研究對象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有一定的認識，否則就會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愛情小說時，我們發現，中國的才子佳人小說與西方的騎士傳奇中女子的擇偶標準很不相同，中國深閨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滿腹經綸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貴夫人則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兩個民族源遠流長的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歷代實行文官治政，以科舉取士；而西方靠功業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會女子婚嫁圖的是終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會上的不同地位和實力構成了中西女子擇偶的區別。這一解釋已經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見，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需要掌握比較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并進行認真的思考。

篇（9）

基金項目：本文為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項目“全球信息化時代語言規劃與語言教育政策的國別研究”（2010JK011）系列成果之一。

自歌德(1827)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到波斯奈特(1886)提出“比較文學”的名稱，如今“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正式學科業已走過100余年的歷程。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自19世紀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強勁，以至到了20世紀中期差不多成了文學研究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學科，但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比較文學研究每況愈下，幾近死亡，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比較文學卻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有學者斷言，“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已經移到了中國[2]”。但在分析考察這些大量的成果之后，我們依然“能看到明顯的分歧，由此也隱含著若干爭論，并反映出眾學者認識上的一些困頓[1]”。

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

在一門學科已經發展了近百年還在探討其學科性質是不得已的，“這是因為它‘患’有一個自它誕生之日起即有的‘病’，一個與生俱來的‘病’：學科地位歸屬不明。眾所周知，作為一門新興的、年輕的邊緣學科，比較文學的學科地位一直歸屬不定:在美國的某些大學，比較文學本來已有自己獨立的系，但近來卻被歸屬于英文系了；在中國，自80年代初起，比較文學一直是歸屬在‘外國文學’學科下的，但是從前幾年起它卻被劃歸到了‘中國文學’學科的門下。比較文學被如此劃來劃去，不是基于對這門學科的科學論證，而是出于人們對這門學科的主觀印象，即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覺得，研究比較文學是外國文學研究者的事，而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又覺得，研究比較文學是中國文學研究者的事，于是比較文學成了我國人文學科中的‘蝙蝠’”[3]。

我們認為：比較文學屬于文學，既不屬于外國文學學科，也不屬于中國文學學科，嚴格講來，應該屬于普通文學，（就這一點看，與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學的關系相當），是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上位學科。

此外，比較文學與翻譯學，譯介學的關系也值得探討，張旭（2007）對此有深刻的論述，此不贅述。

比較文學的學科目的

如果前文對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判斷正確的話，那么，比較文學的學科目的就會相對清晰。這一點從比較文學的命名上也可略窺一端，運用“比較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就是“或同或異”。所以比較文學的宗旨就是“探求文學的普適性與差異性。”樂黛云先生（2009）認為：“沒有差異就不成其為世界。但是差異在世界上并非各不相干，而是在某種普適性之下共存……應該說，普適性寓于差異性之中，正是有了差異性，普適性才有意義，反之亦然。只強調差異，把差異變成了各個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而排除了差異之間對話、溝通、互補的共同基礎，結果只能是既取消了普適性又取消了差異性……人為地使差異性和普適性之間發生深刻的斷裂，片面強調差異之間的“不可通約”顯然是不可取的。特殊性與普適性之間的斷裂，影響了各方面的和諧，使對話難以進行，社會難以發展。重新溝通和彌合這種斷裂，回返普遍與特殊的正常關系是發展多元文化、保護文化生態、緩解文化沖突，更是使比較文學得以蓬勃發展的重要環節。[4]”

法國學派偏重于“法國文學給予其他民族文學的同”，美國學派則側重于“沒有影響的各民族文學之間的同”，相對而言，對各民族文學的差異關注不夠。當代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則在關注文學“普適性”的同時，給予了“差異性”相當的地位。

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

篇（10）

“外國文學經典”課程是我校秘書學專業的一門專業拓展課，一般安排在大學四年級開設。它主要講授從古希臘文學至后現代主義文學約三千多年各個時期的經典作家作品，是秘書學專業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幾年來，隨著新的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外國文學經典”成為了選修課，課時量也隨之減少。通過筆者近兩年的講授發現，在選課的學生當中，有的是出于純粹的興趣使然，但大多數僅僅是為了修夠學分，“外國文學經典”教學由此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一、當前“外國文學經典”教學面臨的困境

(一)學生作為接受者，缺乏主動性

作為一門專業拓展課，“外國文學經典”課程囊括了古希臘古羅馬文學直至20世紀當代文學的內容，時間跨度大;而且本課程包含了歐美文學和亞非文學，所涉及到的民族和國家非常多，代表作家作品更是不計其數;此外，在幾千年文學發展史中，文學思潮迭起，流派紛呈，學生作為接受者在學習過程中，有一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錯覺。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太多，再加上外國人名太長，不好記憶，容易混淆，總是張冠李戴，讀作品時往往很難順利讀下去。如古希臘文學中的古希臘神話，在神話體系中涉及到幾十位神話人物，幾乎每一位神的名字都很長，到古羅馬時期一些希臘神的名字又被改為了古羅馬姓氏，學生在剛開始學習外國文學時便遇到了難關，這些冗長難記憶的外國人名已經讓學生望而卻步、難以理解了。二是經典文本距離現實生活久遠。許多學生更喜歡富有喜劇性、輕松化的作品，如《傲慢與偏見》;偵探推理類的作品，如《福爾摩斯探案集》;科幻類、魔法趣味類的作品，如《哈利波特》、《指環王》等。學生審美趣味與教學內容背離的現象令人擔憂。三是“外國文學經典”是在大學四年級開設的，之前已經系統學習了“中國文學簡史”和“現當代文學研究”，中西文學的迥異性使得學生認為只有中國文學才是經典，中國文學容易學，學好中國的就夠了，對外國文學缺乏興趣。

(二)教師作為講授者，缺乏創新性“外國文學經典”

任課教師由于受到傳統教學方法的影響，再加上學歷結構參差不齊，在授課過程中容易持保守心理，缺乏創新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教師在講授作家作品時，往往拘囿于教材中所持的觀點，如“哈姆萊特性格上的延宕揭示了當時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性”、“安娜是追求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貴族婦女形象”等等。這種批評方法拘囿于政治性和階級性，缺乏深刻的人性內涵解讀，使得本來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變得暗淡無光，單調乏味。二是“外國文學經典”教學多年以來幾乎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即主要講授經典作家作品的“時代背景”、“作家生平”、“創作分期”、“思想內容”、“藝術成就”、“地位影響”等，這種常令學者詬病的教學方法將文學現象和文學內容割裂開來，使學生認為“外國文學經典”教學即是由這些固定板塊組成的，缺乏整體的把握和審美上的定位感。三是大學課堂和中學課堂最大的不同，即“一言堂、滿堂灌”的教學模式也被應用到了“外國文學經典”教學中。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方法導致教師本人在唱獨角戲，而學生的參與互動是缺席的，不在場的。這使得本應豐富多彩且充滿幻想的異國文學世界變得沉悶、枯燥。

二、當前“外國文學經典”教學對策研究

針對上述問題，如何改變目前沉寂的狀態，讓“外國文學經典”課程釋放出新的活力，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不僅是學科建設的要求，也是高校培養綜合性人才的要求。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改進:

(一)發掘人性內涵，提升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作為外國文學教學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其教學目標之一。從某種程度上看，外國文學就是一部關于“人”的發展史，是一部人類認識自身、發現自身的歷史。因而，教師對于“人文精神”的講解一方面需要貫穿整個“外國文學經典”課程，另一方面也要結合學生的日常生活，使他們能夠真切的感受到“人文精神”。如現代人在紙醉金迷的社會中迷失了自我，片面追求錢財，淡漠感情，造成了人的異化，已成為廣泛現實。20世紀的奧地利作家卡夫卡深刻洞察到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在其代表作《變形記》中，對人的生存狀態和人性的卑微做了最大限度的表現。工業化生產給人類帶來豐富物質享受的同時，卻并不能給人帶來持久的幸福，靈魂與肉體的對立仍然在困擾著人類，精神上的失落和迷茫在呼喚著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回歸。

(二)引入比較意識，注重中西對話

“外國文學經典”課程一般安排在秘書學專業四年級開設，學生們已掌握了一定的中國文學基礎知識與理論思維能力。學習本門課程時，能較容易地將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加以比較認識，并且均可將兩者置于世界文學背景下進行新的闡釋，這樣更能顯示各自的特色，使學生加深對不同民族和國家文學的認識。中外文學比較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在講古希臘神話時，可以將中國神話引入其中，通過中希神話的比較來使學生加深對古希臘神話特點的認識。首先，希臘神話具有系統性，分為譜系分明的三代神族，而中國神話則相對零散和雜碎;其次，希臘神話中，每一代神王都是通過暴力性奪權來成為新一代的統治者，而中國神話中的權力更替則通過和平的方式即“禪讓制”來獲得;最后，希臘神話中的神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點，中國神話中的神與希臘神相比，在外貌上具有“半人半獸”的特點，但是他們道德高尚，注重節操，都是人類心目中的“道德楷模”。古希臘文學作為西方文學的源頭，它重視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強調主觀能動性，崇尚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而中國神話衍生的中國文學則以“教化至上”、“文以載道”為文學傳統。再如，《荷馬史詩》中的兩部作品由于塑造了眾多的英雄形象，在此種情境下可以帶領學生引入對“中西英雄崇拜”的討論，分析中西英雄界定標準的差異;在古希臘悲劇的講解中，讓學生思考“中西悲劇的異同性”;在莎士比亞的代表作品《哈姆萊特》中，引入的《原野》，讓學生討論哈姆萊特和仇虎“復仇”主題的差異性、奧菲莉婭和金子兩位女性形象命運的不同性;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中西文學比較的例子，如西方的浪漫主義詩歌和中國的古典詩歌對比、西方的象征主義詩歌和中國現代派詩歌對比、作品《飄》中獨立自強的郝思嘉和《紅樓夢》中精明潑辣的王熙鳳女性形象比較等等。通過這些比較，學生已不再被禁錮在某一個民族的文學世界中，而是本著拓寬視野、積極思考的方式，使不同民族和國家的作家作品進行交流碰撞融合，實現中西文學的深層次對話。

(三)創新教學模式，提升課堂品味

“外國文學經典”的課堂教學本應充滿人文性、社會性和生活性，但是傳統教學忽視課堂教學中人的生活體驗，重視書本知識的“記誦之學”，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大都習慣于不動腦筋的被動的“聽”學。聽老師講課，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考試完后把筆記忘得一干二凈。“外國文學經典”教學面向現實生活世界，需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與手段，創新教學模式，對學習環境進行重新建構設計。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張世君提出可在教學中創建以“視、聽、讀、寫、做、編、演”于一體的教學模式，這對當下的傳統外國文學教學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如“聽”即欣賞經典音樂歌劇作品，《費加羅的婚禮》、《茶花女》、《浮士德》、《奧賽羅》等等皆是歌劇界的翹楚;“寫”即撰寫外國文學論文，將文學作品上升到理論層面進行論述;“做”即制作多媒體作品，在課堂上與教師同學進行雙向交流;“演”即演出外國文學經典作品，使學生切身地去體驗作品角色。這種模式是實施課程內容設計的保障，學生由“要我學”變為“我要學”，角色發生了改變，并對其創造性學習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夠積極發展自我，承擔起主動學習的責任。與此相關，為了調動學生參與教學模式活動的積極性，還可改革考試形式，采用多樣化的教學評價機制，平時成績可占到總成績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加大其在總成績中的比重。平時成績的內容除了最基本的考勤和提交作業之外，還包括學生的研究論文、讀書心得筆記、多媒體作品、演出外國文學經典作品等，將評價機制貫穿于學生整個的學習過程當中，促進課程的多元化發展。

三、結語

當然，在“外國文學經典”教學過程中尚有許多其他問題需要我們突破傳統的思維模式去思考和總結，“外國文學經典”教學理應走出原有的局限，教師應及時改進與教學相關的各個環節，引發學生學習興趣，順應時代的潮流。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外國文學經典”課堂教學質量，推進“外國文學經典”的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的進程。

參考文獻:

［1］鄭克魯．外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林精華，吳康茹，莊美芝．外國文學史教學和研究與改革開放30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謝南斗．外國文學教學改革新思路［J］．外國文學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