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學研究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情報學研究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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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數字化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通訊技術綜合而成的現代信息技術，引發了人類社會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人類業已邁入知識經濟時代。新的社會環境使包括情報學在內的學科研究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我們需要新的理論和方法來加以研究和利用，情報學的傳統方法在面對新的問題時，就要進行自身的轉化。如面對浩瀚的網絡信息資源，傳統的文獻計量學方法就顯得力不從心，相應地網絡信息計量學（WebmetricsorCybermetrics）就應運而生，用新的研究方法如鏈接分析法來描述和組織網絡信息世界。

1網絡信息計量學

網絡信息計量學是在網絡信息環境下迅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作為信息計量學的一個新的發展和重要的研究領域，它的出現使傳統的基于文獻和信息的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面臨著新的變革。關于其定義主要有：網絡計量學是一門計算機科學，是一門研究互聯網上數據相互引用的科學，是一門對網絡文獻規律進行統計分析的科學，基于Web和軟件計量分析工具，集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計量學方法、統計學方法于一體，其應用范圍覆蓋了所有基于網絡通信技術的信息測度。網絡計量學是綜合采用文獻計量、信息計量、統計學方法、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網絡文獻規律進行統計分析的一門科學。網絡信息計量學是采用數學、統計學的各種定量方法，對網絡信息的組織、存儲、分布、傳遞、相互引證和開發利用進行定量描述和統計分析，借以揭示網絡信息的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一門新興學科。它主要是由網絡技術、網絡管理、信息資源管理與信息計量學等相互結合、交叉滲透而形成的一門交叉性邊緣學科。

2鏈接分析法研究現狀

2.1鏈接分析法的內容

鏈接分析法是網絡信息計量學中一個重要方法，它可以看成是文獻計量學中引文分析法在網絡環境中的應用。網絡超文本通過鏈可以將結點鏈接起來，一般使用兩種方法——索引鏈和結構鏈進行鏈接，它既可以表示信息之間的關系，又是構成網絡的手段。在將網絡相關信息資源內容鏈接起來形成新的信息鏈或信息集合的基礎上，融合了參考文獻鏈接功能，并通過引文關系來分析鏈接網絡信息資源的方法。可以按照引用程度和引用權威信息源來分析，在網絡信息組織、檢索、評價、服務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2.1.1鏈接分析法在網絡信息組織方面的作用

網絡信息資源生產者如網頁創作者使用鏈接分析，創建一些對訪問者有用的鏈接，可以鏈接到不同主題或相同主題質量更優秀的網頁。一般來說鏈接類型大致有：合作鏈接（被鏈接網站和鏈接網站之間存在合作關系）、友情鏈接（網站之間可能由于在資源或其它相關方面有關系，相當于影視術語中的友情客串）、推薦鏈接（被推薦網站由于質量好、人氣旺、訪問用戶多或是熱門網站等原因鏈接）、內容鏈接（被鏈接網站和鏈接網站在內容上存在著互補或相通關系等），可以起到網絡導航的作用，大大方便用戶在網上沖浪。Google還通過鏈接分析來確定網絡上的權威信息源來進行相關的排名。Google認為網頁制作者僅創建他們認為重要的網頁的鏈接，鏈接到另外的網頁就像一本書的引文，網頁之間的這種引文關系“像是對網頁進行評論的過程”。例如，網頁的制作者們創造了幾千個Yahoo的鏈接，困此Yahoo被當作一個重要程度點；如果許多重要的網頁都指向Yahoo，則其重要程度會更高。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網頁制作者不可能誤導網站的排序，并且擴展性極好——當網絡增長時，產生更多的重要網頁的鏈接，自然更能確定該網頁是否是權威的信息源。

2.1.2鏈接分析法在網絡信息檢索方面的作用

鏈接分析主要應用于網絡信息檢索方面，如搜索引擎收集信息、檢索結果的排序等。網絡信息檢索為用戶提供海量信息多媒體數據庫，采用超文本技術使檢索空間比傳統的信息檢索范圍更廣泛，以結點為單位組織，以超鏈接的方式鏈接相關內容，更加符合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線性存儲的限制，真正實現多維檢索。Web信息檢索系統可以利用鏈接信息來優化對相關文獻的查詢，能夠極大地提高檢索結果的相關性。在搜索引擎收集信息的過程中，J.Kleinberg認為搜索引擎的Robots直接訪問Web提取出權威頁（AuthorityPage）。但是如何提取出權威頁，這需要一個原始積累和評價過程。先給出一批起始網頁，Robot從這些源網頁開始收集，可以按照深度優先或廣度優先的算法進行。當網頁提取回來后，采用鏈接分析技術（具體用遞歸算法）來計算出權威頁。有了權威網頁，Robot在收集Web信息時，就有針對性地、高效率地訪問Web網頁。搜索引擎檢索結果排序方面也運用了鏈接分析技術，由于索引數據庫容量大，若用戶輸入一個關鍵詞，有可能會有成千上萬條記錄相匹配，搜索引擎對如此龐大的結果如何排序，如何把最相關的幾十條記錄顯示出來？搜索引擎按記錄號的順序提取結果集中的前幾十條記錄，再按鄰近圖（NeighborGraph）算法對這幾十條記錄排序，最先顯示給用戶。這種檢索結果排序就是利用鏈接分析技術，大大減輕了搜索引擎的負擔，Yahoo、Google等搜索引擎就采用了超鏈接分析技術來對檢索結果排序。2.1.3鏈接分析法在網絡信息資源評價方面的作用

傳統的引文分析法在學術方面衡量學術期刊重要性的指標之一是“影響因子”（IF），哪家期刊和論文被引用次數多，影響因子就高，誰就被認為是權威，論文也就是優秀論文。在互聯網上IF對應于統計指向某一網頁的鏈接數目后對該網頁作出的排序，網站引用分析對應的是某個站點網頁被其它站點引用的情況的統計分析，也就是網頁可能被其它網站搜索提問命中的結果數的多少，采用計分法和線性代數方法對中心網頁和權威網頁分數進行迭代求和，以確定權威網頁和中心網頁。這與百度搜索引擎的創始人李彥宏1996年提出的搜索引擎的第二定律：“人氣質量定律”相一致。根據這一定律，用鏈接分析法進行統計網站被鏈接和訪問次數，可以作為評價網站和網絡信息資源質量的一個指標。再加上相應的鏈接文字分析，就可以用在搜索結果的排序上了，對搜索結果進行的按相關性排序，不完全依賴于詞頻統計，而是更多地依賴于超鏈分析。在Internet上鏈接關系反映的是網頁在全世界范圍內、同一學科類屬的影響力，評價范圍是很廣的、甚至全球性的。目前主要利用搜索引擎工具在網絡上檢索網站和網頁的鏈接情況，并按相關性對檢索結果進行排序，大大方便了用戶在浩

翰的信息海洋中迅速準確地獲得有用的信息，易于操作、實用且可以節省用戶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同行評議等定性方法的缺陷。

2.2鏈接分析法對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蘇聯科學家巴甫洛夫說過：“科學是隨著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向前的。研究方法每前進一步，隨之我們面前也就開拓了一個充滿種種新鮮事物的更遼闊的遠景。”情報學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邊緣學科，是一個開放的綜合性知識體系，它善于吸收其它相關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上世紀60年代后，隨著科學的日益發展，科學研究中應用研究、實用研究和開發研究比重逐漸增大，情報學研究方法體系取得了長足進步，表現在：一是情報研究的領域、對象、內容等的擴大和深化；二是現代科學學科與方法的創立和發展。情報學研究方法體系是動態的、發展的。情報學科要想在原有的基礎上實現學科研究模式的更新

、學科結構的變革和學科體系的拓展，就必須研究和采用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研究方法，及時反映最新的學科學術動態和最新的理論學說，移植、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如哲學方法、數學方法、社會學方法、經濟學方法、信息技術方法等來豐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創造和大膽創新，不僅引起自身學科結構的變革和深化學科前沿的研究，而且不斷發展新的分支學科，促使學科研究充滿時代氣息。

鏈接分析法大大拓展了信息計量學在網絡環境下的應用，充實了網絡信息計量學的內容，是情報學研究的新領域，完善了情報學方法論體系。它是情報學逐漸成熟的一個重要歷程碑，標志著情報學理論方法的一個新的飛躍。

2.3鏈接分析法目前存在的問題

在文獻計量學中，傳統的引文分析法只要統計參考文獻數據就可完成引文分析的任務，但是在互聯網上，鏈接分析法的研究對象是網絡信息資源，網絡信息資源覆蓋范圍廣、動態性強，具的信息量巨大、不確定性、缺乏合理組織、難以預測等特點，且信息過載（InformationOverload）和信息污染（InformationPollution）現象嚴重；引用與被引用關系也變得十分復雜；鏈接分析法的適用范圍也是有限的；Internet是在一個商業化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一個網站的被鏈接數量還與它的商業推廣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這種評價體制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客觀性。因此，在使用鏈接分析法時要充分考慮以上問題，盡大可能保證其結果的可靠性。

3結束語

由于鏈接分析法借鑒了引文分析法的方法和思路，是情報學研究方法在網絡環境下新應用，目前鏈接分析法主要實驗工具是搜索引擎，但隨著網絡信息技術如人工智能、網絡信息檢索、計算機網絡、知識挖掘、自然語言處理等的發展，必將為鏈接分析法的研究和開發應用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持。情報學也必將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吸收其它學科的先進方法來深化、完善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建立起更為完善的體系結構，從而改變情報學學科的面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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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鄒菲.試論網絡信息計量學在數字圖書館中的應用.圖書情報知識，2001，（1）：16-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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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G350

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范式，開展情報學的多學科研究，是當前情報學研究的主流模式。眾多研究者根據自己的學科背景和他們對于情報學的理解，各自從不同的學科范式(如圖書館學、社會學、交流學、信息論等)出發，開展情報學研究。在此過程中，這些被用作情報學研究工具的諸學科范式可以看作為情報學的研究視角。在伯頓?克拉克(Burton R.Clark)看來，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如“戲院里的聚光燈，當用強烈光線照射舞臺前方的某些動作時，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動作，同時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邊緣的地位。”研究視角并不能全面反映研究對象的總體特征，它追求的是“片面的深刻”，因而只是一種富有啟發意義的“偏見”。這種以“偏見”為基本特征的研究視角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1.1選擇、確定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利于準確設定話語環境

語境的設定能使同一研究領域中的不同研究者遵循共同的“語言游戲”規則，提高不同研究成果之間交流和共享的可能性，避免多種研究活動之間的簡單重復。反觀學術界中近年來的某些學術爭論，人們之所以會對同一問題爭論不休，誠然與當時學者們的認識能力，與問題本身的表露程度密切相關，但是更為常見的原因卻存在于學者們本身，即：爭論者們較少深入思考和仔細分析雙方針對研究客體所選定的研究視角的異同，也較少對比權衡雙方在闡發自己的思想觀點時所預設的隱性語境之間的差別。因此，爭論雙方的觀點看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則有如平行的鐵軌，產生不了嚴肅而有力的理性撞擊。這種狀況從反面給予我們以重要的啟示：要想使學者們的研究探索成果不但有能力保持“自明性”，而且可以保持“他明性”和多元理論之間的“親和力”，必須在研究視角的選擇和話語環境的界定上保持各自的明確和彼此之間的一致。

1.2選擇、確定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利于明智圈定研究視域

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與研究者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與反差，決定了研究者只能從特定學科視角出發，選擇、圈定一定視域中的部分問題進行研究。而且，研究對象往往是有爭議的、自成系統的“問題”性存在。作為系統化的“問題”，它在學科不斷分化，學術研究領域不斷細化的今天，常常被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專業人士肢解和劃定為不同學科體系的研究對象，從而形成問題研究的原發性視角，即學科性研究視角。選擇特定的研究視角，圈定特定的問題論域，實質上就是不同學科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初步分工，使各門學科在“有所為”和“有所不為”之同保持平衡，防止“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勉強。

1.3選擇、確定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利于不斷拓展研究深度

對于特定研究領域的學術問題而言，可供選擇的研究視角是多元的，而且各種研究視角之間也是相互交叉、各有優劣且需彼此借鑒的。但是，由于學科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及其內在矛盾運動和內部規律的獨特性，它必然能從根本上選擇、決定最能契合自身本質和規律的獨特研究視角。選擇不同視角研究同一研究客體的不同問題，它能夠最直接，也最有可能深入地挖掘出問題的本質以及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認識不斷進化和深化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人類研究視角不斷更新、不斷優化的歷史；而惟有具有理性的人類，才會不斷更新和持續優化同一研究對象的研究視角。也惟其如此，“人的思想由現象到本質，由所謂初級的本質到二級的本質，這樣不斷地加深下去，以至于無窮。”

2　情報學多學科研究視角的效用及其限度

情報活動存在的歷史雖不算短，但是以情報活動為問題對象的學術研究史，特別是情報學的研究史卻不太長，大規模的情報學研究與二戰后情報學大發展的實踐基本同步。在這短暫研究史中，情報學研究的學科范式并未得到充分發展。情報學的研究者們，要么借鑒甚至照搬其他相關學科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要么向哲學、社會學等伸手求援。這正如迪爾凱姆所說的，“毫無疑問，當一門學科正在產生的時候，要想取得進步，必須借鑒所有現成的科學，將這些學科中寶貴的經驗棄之不用，顯然是很不明智的”。于是，情報學研究的元范式特征在事實上導致了多學科研究視角的客觀后果。

薩拉切維奇(T.Saracevic)深刻地認識到了情報學研究在理論上不成熟、方法論上不獨立的現狀，并非常贊賞情報學的多學科研究。他強調：“沒有一種研究方法能夠揭示一切；寬闊的論述必須是多學科的，所有的燈光都照射，眼睛往整個舞臺前后漫游。但是學科的觀點是非用不可的，因為我們正是在專家們所發展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情報學的研究也是這樣。如果我們手邊沒有進行這種研究的各種不同的分析觀點，沒有圖書館學、交流學、信息論等所提供的觀察方法，我們將不得不發明它們……而且多學科的視角都各自抓住了情報學的某一方面或某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此認識為基礎，他又撰寫了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有關情報學特性的論文。勿容置疑，無論是多學科的研究視角，還是由此而形成的諸多研究成果，都將成為我們進一步提升情報學研究的理論品位、拓展情報學的研究視域、深化情報學的研究深度的有益借鑒和必要基礎。

但是，彼此分散的多學科研究及由此所形成的多元化研究視角也面臨著以下四大難題。

?難題之一是，多學科研究視角仍然無力打破分散、多元的學科性研究視角之間的“坑道視界”。不同學科之間的話語溝壑和“坑道視界”，使同屬情報學研究領域中的不同研究者之間難以互相對話、相互借鑒。對此，Holland也指出，不同學科之間的“專家們有不同的詞匯，難于了解彼此的語言……多元、分立的多學科視角使研究者們在更有知識的同時卻更加無知……那些分裂知識的人有責任把知識整合起來”，并提出這樣一種解決之道――組建由分屬不同學科領域的成員所組成的研究小組，針對情報學開展集體性的多學科研究。

?難題之二是，在情報學多學科研究的挾裹下，如何保持情報學學科本身的學術獨立性。在研究界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憂慮：情報學如果沒有“嚴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沒有建立起自身獨特、獨立的學術規范體系和理論研究范式，它不但有可能成為“別的學科領地”，甚至還有可能面臨著“終結”的危險。面對這些憂慮，有學者曾對情報學的研究提出如是一種對情報學研究同樣適用的希望：“假如情報學希望盡可能嚴格

地保持自身的概念，并進而培植出獨立的思想，從而可能成為研究范圍的中心。”也正是由于多學科研究視角效用的有限性，甚至還在學界引起了這樣一些誤解：即認為情報學并沒有也無必要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認為情報學學科“主要借用了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也借用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還造成了這樣的認識誤區：認為這些學科根本不是以某種特定的方法來建立的。

?難題之三是，如何提高情報學作為獨立學科所必需的理論嚴密性。有學者曾概括了這種不足：“應當特別注意的是，情報學研究并沒有專門的方法論，因為情報學的研究方案可以對大量的學科和運用各種不同方法的研究者開放，而使之不局限于任何一種方法論上的傳統做法。但這種邊緣性的研究領域缺乏方法或科學上的嚴密性，從而使人無法‘提供’精確的概括”。

?難題之四是，如何統合多學科視角對于情報學的研究興趣的多元性，并將這些多元化的研究興趣整合成一股彼此協調的整體力量，共同探討、理清并深刻把握情報學的內在邏輯和特殊矛盾關系。

3　超越之道：構筑情報學研究的獨特學科

情報學研究在思想方法上的不統一，部分地決定了目前的情報學研究只能算是一個研究領域，還沒有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學科研究，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情報學研究。

學科主要有兩種涵義：一是指“學術的分類”，即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二是指“教學科目”。在現代教育體系中，作為“教學科目”的學科，有利于傳播作為“學術分類”的學科，并推進它的發展和成熟，而作為“學術分類”的學科的成熟程度和理論水平，表征學科學術研究水平之高低，決定學科能否成為獨立的“學術分類”的概念是學科研究的“范式”。

在庫恩看來，學科研究的獨立范式，存在于前規范時期和科學革命時期之間，是常規科學時期用以規訓、指導研究者的主要手段；而且，它能成功地排除前范式時期的多范式紊亂，多方面地促進知識的增長，不斷豐富知識基礎。學科范式不但有助于知識的增長和精細化，更為重要的是，它能為本領域的初級學者提供基本的知識框架，促使他們自覺運用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解難規則。因此，對于情報學研究而言，為了不斷推進學科研究的水平，提高學科研究的成熟程度，必須致力于特定學科研究范式的構筑。

在情報學多學科研究已取得大量碩果的今天，之所以較具信心地提出構筑情報學特定學科研究范式的任務，并把它作為未來情報學研究的重要目標，是因為已具有了如下必備的有利條件。

首先，情報學的多學科研究已為之積累了必要的思想操作素材。當然，為了使情報學研究的思想操作素材進一步豐厚，還有必要從兩個方面進一步加強積累：一是借助于外國情報學的理論和實踐情況；二是加強本土資源的研究和開發。

其次，情報學理論和實踐的初步發展已為之培養了一支實力較強的學術專業隊伍，這正是構建情報學獨特研究范式所必需的思想操作主體。我國情報學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自恢復學位制度以來眾多情報學類碩士點、博士點的建立和幾十年來情報學專門研究人才的培養，使得情報學研究逐漸成長為一個獨立的學術專業。

第三，最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情報學研究隊伍的人才培養系統中，逐漸構建、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學科規訓制度。對于情報學研究這一學科而言，特定規訓制度的建成，能夠使之借助于書寫、考試、評分等教育實踐方式的綜合作用，培養既能按照學科規訓要求進行自我規訓，從而使情報學研究具有了不斷擴張的繁衍一發展機制。

綜上所述，現在我們已面臨著將“嘗試構建情報學研究的獨特學科范式”這一重任提上日程的成熟時機。為此，應該在情報學多學科研究的基礎上，厘定并圍繞情報學的內在邏輯和特殊矛盾關系，從整體和根本上反思情報學研究獨特的學科范式，全力完善情報學研究的學科邏輯體系。

第一，嘗試構筑情報學研究的學科理論結構。學科的理論結構在邏輯上開始于基本的概念范疇；在遵循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的基礎上，概念范疇將構建成眾多層次各異的理論命題，最終共同形成完整的學科邏輯體系。情報學研究學科范式的構筑，應立足于并加強基本概念范疇的辨析，加強基本理論命題的概括和提煉。

篇（3）

圖書情報學是一門新興學科，正式被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至今仍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目前圖書館學已成為單獨學科，本研究著重研究情報學。世界科學情報系統 （UNISIST）對“情報學”的定義是：“情報學是一門研究情報的性質和特點、影響情報流通的因素以及有效查取和利用情報的加工技術和方法的科學，情報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情報學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時期：

一、萌芽期（公元前5 世紀至1891年）

在春秋戰國時代， 各國十分重視農業和軍事，以便更好地鞏固政權、維護利益進而稱霸天下，這是開展的對土地、人口、軍隊和錢糧等進行的統計，就是最早的國情國力調查分析。西方的國情國力調查研究開始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時期。那時， 希臘的城邦之間戰爭頻繁，競爭激烈。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者開始研究各國家的國情國力，其中比較突出的是亞里士多德，他與弟子們收集各方面資料，對歷史上和當時各城邦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藝術等進行了情況匯總，編著形成了最早描述各城邦國家國情國力的專著--《城邦狀況》。

二、理論孕育期（1892年至1949 年）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 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 由于專業文摘雜志及評論性雜志的出版，從此，文獻交流活動正式開始。1892 年奧特萊和拉封丹在布魯塞爾創立了國際文獻目錄局，這標志著文獻目錄正式走入國際視野。1910 年第一屆世界文獻目錄大會勝利召開。這段時間文獻、目錄的發展正在逐步走上正軌。1939 年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戰使人類社會生活發生了畸變， 由于戰爭的需要， 許多科學家被拉上了軍事的戰車，科技文獻創作的數量急劇下降，但是許多國家為了戰爭，成立了大量的情報機構， 專門從事情報的搜集、研究和利用工作。情報學最初階段的理論基礎是美國和英國的科學家V.布什和S.C.布拉德福奠定的。前者于1945年發表了文章《誠若所思》，首次提出了“開展機械化的檢索文獻縮微品”，后者于1948年發表了文章《文獻工作內容的改進和擴展》，研究分析了文獻工作的蓬勃發展以及當時文獻工作需要改革的各種形勢。

三、理論形成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情報學”這個名詞是1950年開始在美國出現的。1957年這一時期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科學家C.柴瑞在美國把文獻等相關的各種研究與活動統一于情報學。同時，美國的情報手工檢索也逐步地轉為計算機機械檢索系統。我國的社會科學情報事業起步較晚， 1956年5月， 國家在制訂我國科技發展12年遠景規劃時， 就曾把建立情報機構、開展科技情報工作列為我國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之一。同時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國家情報機構--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1957年5月， 國務院批準了《關于開展科學技術情報工作的方案》，擴大和加強中國科學情報研究所并改稱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5。

四、發展與壯大期（二十世紀60～70年代中期）

就國外先進工業化社會而言，情報學在這一時期已成為一門成熟的而且仍然在不斷發展的獨立學科。 這個時期出現的全數字通信網絡和大型計算機為聯機情報檢索技術提供了支持。1979年由英國、 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和蘇聯6國情報學家所舉行的亞特蘭大“情報科學研究計劃圓桌會議”稱這一階段為情報學的實用研究階段，重點在于發展適用性情報技術，支持國家情報系統的建立，支持和加強專業化情報服務系統，解決情報用戶與情報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和關系問題。在西方國家的情報學發展和壯大的這一時期，中國的情報學只在60年代初期經歷了短暫的發展。1962年袁翰青與曹昌等10多位學者編寫了“科技情報工作講義”，為創立中國的情報學理論作了可貴的嘗試。60年代初期建立健全了中國情報刊物體系，提出了3大類，9小類的理論。1963年，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成立了情報方法研究室，購置了布爾檢索機，進行機械檢索與計算機自動翻譯等的試驗與研究，這是中國有計劃地研究情報學的開始6。

五、提高與充實期（二十世紀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

隨著局域網、地區網、國際網等多種情報網絡系統的建設，情報學的研究范圍和深度大大拓寬和提高。在這一時期，英國B.C.布魯克斯發表了《情報科學基礎》系列論文，表明了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主觀精神世界與客觀精神世界相互作用”。學者F.W.蘭開斯特提出了“無紙化社會”的觀點，科學家肯特開始研究情報傳遞的經濟學，都為未來的情報學研究和利用提供基礎的理論結構7。1978年以后，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情報學也進入了繁榮的局面。 1978 年中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成立，1982年《情報學報》創刊。1978 年后， 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吉林工業大學等數十所高等院校開設了情報學方面的專業，并編出了“情報學”、“情報學概論”與“科技情報工作概論”等有一定學術水平的教材或專著。

六、持續發展期（二十一世紀至未來）

隨著以光纖通信和高級多媒體智能終端為一體的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使用，基于Internet 的網絡化環境已悄然形成。21 世紀將會將是知識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 也將是人類社會空前信息化的時代。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情報學將獲得新的發展。一方面不斷地向縱向方面分化（ 即研究向精細化發展） ， 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學科， 即真正屬于自己的學科體系， 推動著情報學向深層次拓展； 另一方面， 向橫向綜合發展， 形成新的交叉學科。這是飛速發展的時代， 這是最美好的時代， 這個時代為開創新理論、誕生新概念提供了極好的機會。情報學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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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敏. 區域產業競爭發報系統構建及優化研究[D].中南大學，2011.

[4] 文燕平. 21世紀情報學的發展趨勢及其哲學思考[J]. 情報科學，2003，05：458-46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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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G352

在上世紀90年代，Ingwersen提出在國際情報學界已形成了北歐方法(Scandinavian approach)。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以丹麥皇家圖書情報學院、芬蘭坦佩雷大學和瑞典哥德堡大學為代表的北歐情報學研究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學術風格，且頗多建樹。領域分析就是典型代表。在我國，文獻較早地介紹了領域分析學說。近年來領域分析在國內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擬對領域分析的研究進展做一系統的論述，以促進學界更深入的探討。

1　領域分析概述

丹麥情報學家赫約蘭德(HjCdand)和愛布瑞森(Albrechtsen)首先提出了情報學中的領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概念。兩人合作發表的文獻全面闡述了領域分析的歷史淵源、理論思想和方法，被視作該學說建立的重要標志。盡管領域分析學說提出的時間不長，但發展卻很快，至今已形成了涵蓋從原理到應用各個方面的成熟思想體系，既可把領域分析稱作元理論，又可稱作范式和方法論，具有所指意義的多元性。領域分析的經典表述是：

理解情報學中情報的最佳途徑是研究作為社會勞動分工一部分的知識領域，即話語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在不同的領域中，知識組織和結構、合作模式、語言和交流形式、信息系統和相關性標準都是話語社群的工作客體和社會角色的反映。個體的心理、知識、信息需求和主觀相關性判斷標準都應當從這種視角來看待。

2　領域分析的關鍵概念

總體來看，領域分析意指情報學的最佳研究對象是知識領域，它是一種集體知識結構。情報學視角下領域的信息結構分析包括知識規模、知識組織、引文模式、傳播、范式、知識組織等方面，目的是使知識傳遞、使用和中介的效果達到最優。不同領域中這些方面的結構不同，這是領域特殊性的一種適應性表現。工具、概念、意義、信息結構、信息需求等都是在知識領域即話語社群中得以塑型的。

在領域分析的經典表述中，“領域”與“話語社群”是兩個相關聯的關鍵概念。作為領域分析的創始人和主要推動者，赫約蘭德認為領域可以是一個學科或學術區域，也可以是與信仰、職業或慣例相關聯的話語社群。話語社群形成的標志則是在某一群體中存在著有序的、由概念結構、制度柵欄(enclosure)和話語場域的管控共同加以結構化的交流過程。赫約蘭德的關注重點放在了領域的維度分析上。他指出：領域可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社會學三個維度來認識，其中后兩維度是核心所在；領域是動態的，三個維度之間也是相互作用和變化的，領域的研究應考慮本體論、認識論和社會因素之間的復雜交互。

但應指出，維度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概念的界定，泰尼斯(Tennis)就曾指出領域的界定和邊界存在著混淆，這可形象地比喻為：赫約蘭德提供了領域分析這個“錘子”，可是領域這個“釘子”是什么還沒有定論。為此泰尼斯提出兩種分析工具，即調節域和專業化程度，前者可通過領域中成員與領域分析學者的溝通協商來設定領域的名稱和外延，從而解決領域的界限問題，后者設定領域的內涵，關注的是其核心議題和領域問的交叉情況；這樣，使用兩種工具及其包含的參量就可以定義一個領域。這是方法論角度的定義，所謂確切的“釘子”還是沒有找到。赫約蘭德對此則認為，領域的質化研究應始于對主體或興趣群體的高層次詮釋研究，要找到構成領域中不同現象基礎的旨趣，再通過磋商取得理想的定義。

麥(Mai)采用與赫約蘭德相似的思路，明確指出領域是指分享共同目標的人類群體。領域的概念要把形式化(formality)結構和實際工作與活動結合起來考慮，后一方面跨越學科專業界限而聚焦于人的活動、合作以及共同目的。這表明領域概念與人類活動密切關聯，所定義的領域是以活動為中心的。筆者認為，這種定義實質上是以活動理論作為元理論基礎的反映，活動理論強調的活動這一核心概念規制了領域的本質和界限，正是以包括共享目標在內廣義上的活動作為標桿，領域的輪廓才得以勾畫清楚。因此，可以將領域定義為“以社會中有機聯系的共同活動(包括共享目標、任務、合作、交流)為基礎、結合專業的形式化結構而形成的群體”。依此定義，我們繼而可以把學科和專業看成是具有相似結構或特征的多領域聚類而成的領域簇。

3　領域分析的社會認知觀

3.1　社會認知觀的理論內涵

領域分析將認知問題當作核心關注之一，所持的觀點是社會認知觀(socio-cognltive view)。其思想基礎是包括維果斯基的社會歷史文化理論在內的活動理論；此外，杜威的實用主義也是重要的思想來源，赫約蘭德將它們合而稱之為實用實在論。同維果茨基的觀點一致，社會認知觀認為，當習得了語言符號之后，人的認知過程更多地就以符號、意義和記號為媒介，此時個體存儲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主要地依賴于他掌握的符號系統；而這些符號系統首先是在個體外部、在文化中發展起來的，具有文化社會及領域特殊性，其后才被個體內化并塑造改變了個體的認知，這樣人的認知發展對文化和社會的依靠比生物構造的依靠就大得多。總之，認知首要地由社會文化情境因素所決定，并通過掌握社會文化因素的中介載體工具――語言符號系統來實現從發育早期的生物心理驅動向社會文化歷史驅動的認知功能的改變。

3.2　社會認知觀與傳統認知觀的比較

社會認知觀是以情報學傳統認知觀的批評者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現的。傳統認知觀秉承兩個基本假設：一是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把個體認知功能和知識結構當作核心問題，堅持社會現象可層層還原為心理現象的觀點；二是認為心智模型與人頭腦中的先天神經結構存在聯系，認知科學同神經科學密切相關。社會認知觀對此持有否定的態度。社會認知觀認為，傳統認知觀研究的是脫離社會歷史文化情境的孤立個體認知和內部心理結構，而恰恰是這些情境因素對認知形成起著決定性的意義。社會認知觀雖然對個體認知感興趣，但并非從研究孤立個體的心智科學或腦科學的角度來探究，而是采用社會情境的方法來看待認知問題，認為對個體知識結構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對群體導向的分析上，即特定個體的知識水平、個體從信息系統使用中的獲益以及知識利用中的障礙，從根本上說，并不是通過大腦功能和機制的心理分析就能闡明的，而是憑借著對個體的社會角色、工作、任務、教育背景和學科關聯這些社會情境變量的充分認識才能解釋清楚。通過由外及內的方法路徑，社會認知觀把焦點從抽象的個體轉移到社會一文化情境，強調存在著將源于文化的符號內化于主體之中的過程，認知

過程要以文化、歷史和社會所構建的意義作為中介，需要從社會文化、實用主義和實在論的理論高度研究認知。這些觀點再一次體現出社會文化歷史理論和活動理論的要義。

4　領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種成熟的理論必然有其系統與完善的方法，領域分析也概莫能外。赫約蘭德在被評為《文獻學雜志》2002年度最佳論文的文獻中列舉了領域分析的11種研究方法，分別為：編制文獻導引與主題網關、構建專業分類法與敘詞表、專業學科中的標引與檢索、基于經驗主義的用戶研究、文獻計量研究、相關的史學研究、文獻和文獻類型研究、認識論和批判性研究、術語學和專門語言學研究、科學交流中的結構與制度研究、科學認知與專家認知及人工智能。領域分析的這11種方法既有傳統的，也有新產生的，彼此間互為補充。當它們共同應用于同一知識領域時，情報學的獨特學科視角就能最好地凸顯出來，情報學的學科“核心競爭力”也因而得以形成。

當然，這11種方法在領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正如領域分析的別稱社會學一認識論范式所昭示那樣，認識論方法與社會學方法統領了領域分析的方法論綱領，認識論方法則是領域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舍棄這種方法，其他所有方法都會變得淺顯”“。情報學任何理論問題歸根結底都要推演到其認識論假設的這一基礎性問題上。認識論滲透到用領域分析思想研究情報學的各個方面，如知識組織、用戶信息行為等。基于此，赫約蘭德專門建立了討論認識論的學術網站，并命名為Epistemoloogical Lifeboat，把認識論之于情報學比喻成救生艇，意在強調情報學未來理論發展關鍵要依靠認識論。

社會學一認識論范式也是社會認知觀的另一同義表述。從該范式的角度看，傳統的認知觀研究個體心智模型，可是社會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個“心智模型”，因而缺乏普適性和將模型一般化的可能，而認識論是關于人如何獲得知識的理論，是一種廣義層次上普適性的“認知模式”研究，可以提供最一般化的“心智模型”；換言之，社會學一認識論范式自頂向下宏觀地把個體知識看作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把心理學問題予以認識論化聚焦在認識論的框架內解決問題，使研究具有了較強的普適性。

5　情報學分支學科的領域分析視角

5.1　信息用戶及行為

領域分析反對信息行為研究重心從客觀實在轉向主觀現象，認為后者是沒有任何現實解釋力的，用戶的信息查尋行為應當在檢索的客觀可能性的知識和用戶如何利用這些客觀可能性的基礎上加以詮釋；不能把用戶當作毫無區別的整體進行全局性的研究，抽象或適用于所有知識領域的用戶模型是不存在的，要認識到用戶隸屬于不同的文化、社會結構和知識領域，知識的生產者、中介和用戶在社群里以不同程度相關聯，在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同的語義距離。認識論是信息用戶與信息查尋行為研究的理論根基。

5.2　信息檢索

從領域分析的視角看，主題檢索點的信息價值隨所處知識領域的慣例和著述文化的不同而變化，并無固定值。不同檢索語言各有長處互為補充，要根據知識領域、用戶群體以及文獻和媒介的不同類型來應用適宜的檢索語言。用戶在信息源及其描述用語等方面的期望與客觀實在的相符程度、用戶的專業知識、提問式與具有既定潛在信息價值的文獻之間的語義距離是任何檢索理論都必須予以考量的。目前研究通常關注如何構造出好的計算機“心智模型”如布爾邏輯、段落標引等，而更應重視“專業文獻的心智建模”(“Mental modeling”of subject literatures)這一核心議題。認識論提供了理解專業文獻心智建模內容的理論基礎。在相關性判斷上，相關性應看作是客觀而非主觀現象；不管用戶的主觀偏好和判斷如何，如果某一事物對欲達到的目標有用，那它就同目標相關，同樣，一旦給定目的，基于該目的的特定文獻的相關性也就客觀地確定了，用戶是否有能力認識到這一客觀實在的相關性是另一回事情。認識論理論是相關性研究最基礎和最廣義的理論。

此外，領域分析在數字圖書館、知識組織、知識服務等諸多分支學科的應用中也產生了新穎的觀點。文獻就對面向領域和話語社群的知識服務理論進行了闡述。

6　領域分析的理論意義與學術評價

領域分析經過十余年的發展業已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思想體系，在情報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拓展了情報學的眼界，提供了一種思考問題的新方式。領域分析對于強化情報學的職業和學科身份、從而與計算機科學和認知科學相區別有重要的貢獻。具體而言，它的理論意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提供了情報學理論全面系統的視角；②將理論與實踐相聯系，對于學科中所有主要概念的觀點立場在邏輯上連貫一致，使情報學與自身學科發展史一脈相承；③能夠整合情報學中不同分支學科；④使信息系統和技術更好地適應異質用戶群體及其興趣。此外，從元理論角度來看，領域分析的元理論基礎――實用實在論和活動理論，在其學說中得到了明確的闡述，正是因為自身元理論基礎堅實、思想明確，上層的理論才能夠很快得以發展。率先采用元理論――理論――應用三位一體的學科理論構建模式使得領域分析在情報學理論大廈的建設中成功地占得先機和優勢。

篇（5）

[關鍵詞]嵌入性理論　情報學　情報研究

[分類號]G350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初是由人類學家波蘭尼于1944年在《偉大的轉折》一書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個人的經濟動機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經濟行動屬于社會活動的一部分。1985年美國新經濟社會學學者馬克?格蘭諾維特在《美國社會學刊》上發表了“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標志著學術界正式提出了嵌入性理論。格蘭諾維特認為經濟行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中，對經濟問題的研究，除了考慮交易成本以外，還要考慮人際互動和信任等社會情境對經濟行動的影響。目前，學者們利用嵌入性理論已經成功地解釋了經濟領域和社會活動中的一些重要現象，嵌入性理論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世界原本就是錯綜復雜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相互影響、相互借鑒的，學科間的交叉和融合已經成為當代科學研究的重要趨勢。例如：將數理和計量原理運用到語言學產生了計算語言學，將模擬、仿真等實驗室原理運用到經濟學則產生了實驗經濟學，生物學與化學交叉更是產生了一門新的學科――生物化學。情報活動是為經濟服務的，人際情報網絡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網絡，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嵌入性理論應當可以用來說明和解釋情報活動中的一些現象和問題，而且還會將情報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有鑒于此，筆者嘗試著利用嵌入性理論對情報學中的幾個問題做一點非常膚淺的探討，權當引玉之磚。

1　情報學研究的深化問題

“嵌入”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嵌入性理論提倡把一個事物的產生、發展和特點與其周遭環境聯系起來，放到更大的社會背景中去考察。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與其他事物的聯系中而存在、發展的。同一個事物由于周遭環境的不同，會表現出不同的存在形式和運動軌跡，這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桔生淮南便為桔，桔生淮北便為枳”。1973年格蘭諾維特對美國企業員工求職行為進行調查時發現，弱聯系在求職成功者中所占比重較大。中國學者邊燕杰對天津勞動力市場求職成功者的調查則顯示強聯系占主導地位。都是求職，為什么調查結果截然不同呢?這是因為美、中兩國存在著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異。

中國的情報機構是一個集期刊閱覽、文摘出版和腦庫于一體的綜合機構。自1956年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1958年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成立以來，已有50多年的歷史，但是，中國至今沒有出現一個像美國化學文摘出版社、蘭德公司和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這樣聲名顯赫、蜚聲海內的機構。對于中國情報工作的詬病，學者們過去多從機構設置、經費來源、人員素質等層面進行探討。

從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來看，情報活動嵌入于人際情報網絡，人際情報網絡又嵌入于社會制度文化之中，歸根結底，情報活動必然受到社會制度文化的影Ⅱ向。因此，對于中國情報工作的運行規律，尤其是存在問題和發展瓶頸的探討，應當把它們放到一個更大的背景空間，例如政治制度、傳統文化、社會認知、道德倫理中考察，方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也才能使情報學研究逐步深化。

2　人才流失問題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圖書情報機構被一部分人認為是一個休閑養老的場所。改革開放以前，圖書情報機構的準入門檻比較低，社會地位不高，加之收入不豐，因此人才流失嚴重。20世紀80年代中期鐵道部情報所某君討論會上的幾次精彩發言受到領導青睞，連升三級，調到部里當了政策研究室主任。大約也是20世紀80年代，江西情報所一位中年才俊被南方某大學相中挖去當了老師，不久就晉升為教授。從嵌入性觀點看，這種人才流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賦予情報工作更加高遠的目標，比如提供專深的學科和專業咨詢，提供戰略決策支持等。而且，隨著計算機應用的普及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情報人員需要掌握相當專深的相關知識和技能。上述兩種因素的結合，大大提高了情報工作的準入門檻。從嵌入性理論的角度來看，員工的知識和技術一旦與其目前從事的工作和未來的職業生涯目標相吻合、相匹配，就初步形成了工作嵌入關系。在這種環境中，員工對他所從事的工作感興趣，愉快勝任，有晉升的機會。這時，員工就能自覺抵御外界的誘惑，不會輕易跳槽。因為倘若跳槽，他(她)將付出較高的轉換成本，比如和諧、溫馨、順意的工作環境，領導和同事對其的認同與尊重，為了重新勝任工作而支付的培訓費用與時間等。

學習是一項終生的任務。作為組織的情報機構，可以聘請本單位或外單位的專家，定期或不定期地開設一些專題講座和職業培訓，為員工更新知識和學習技能提供一個平臺。組織所創造的這些粘性要素越多，員工與組織之間的粘性越強，員工就越不愿意離開他所從事的工作和他所依賴的組織。

3　情報獲取問題

中國情報工作長期以來存在情報獲取數量不多、質量不高的問題。對于這類問題，過去多歸咎于情報人員的素質，比如專業不夠專深，外語水平不高，情報意識不強等，很少有研究者到人員素質以外去求解。接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以后，我有一種撥云見日的感覺，仿佛悟出了一些事情的真諦。

篇（6）

[分類號]G350

目前，“元情報學”這個概念在國內還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概念。關于元情報學的定義和性質，它的對象、任務、方法和功能，亦即什么是元情報學，什么問題屬于元情報學問題，怎樣研究和解答這些問題，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說法。元情報學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更是一個足以引起學界廣泛討論的問題。本文把元情報學看作一般元理論在情報學領域的一種具體化，試圖從討論一般元理論的起源、涵義出發，通過考察一般無理論的本質特征，對上述諸問題提出一管之見，以期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

1　情報學元理論研究概述

1.1　元理論的起源、涵義與發展

元理論是關于理論的理論，是學科領域理論建立的邏輯層面的起點，只有以元理論層次作為基礎，理論才能得以發展并形成體系。元理論的廣泛研究興起于西方。“元”的西文為“meta”，意即“……之后”、“超越”，它與某一學科的名稱相連構成一個新的學科名稱，這一新學科專門針對一定對象學科進行元研究。目前已經建立起來元理論學科有元哲學、元數學、元邏輯學、元科學、元社會學、元心理學、元教育學、元倫理學等，這些學科通過對各自對象學科的元研究，對對象學科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每一個已有的或者隨時有可能再發生的學科名稱被冠“元”的現象，就都可以看作是這種一般元理論的一次具體化。對各種不同學科理論進行一般元理論研究，就分別形成與這些學科相關的無理論。

那么，對于目前處于發展中的情報學，是否應該相應地建立一門元情報學來專門對它進行元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

1.2　情報學元理論研究概述

自1997年Vickery關于情報學元理論的后，西方國家尤其是北歐(丹麥、芬蘭)的情報學界對元理論研究興趣日增，在2000年后進入了快速發展的研究階段，涌現出了不少的學術成果。實際上我國一些學者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關注元理論的問題。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范并思與劉迅兩位學者。在通訊稿中兩人認為“元理論研究的是某種對象理論的邏輯結構，研究這種對象理論的基本原理、概念的構成方式、證明方法以及這種理論和它本身所反映的現實的關系等等。元理論研究具有明顯的哲學特征。”并提出尋找一種圖書館學的元理論體系，因為這種理論體系可能成為圖書館學的學科支撐點及其理論前提。他們在當時就能意識到元理論并非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元理論所構成的一種“體系”，這是難能可貴的。這比2l世紀初在西方興起的情報學元理論研究要早了近10年，而與第一屆CoLIS國際會議對元理論的重視相比也幾乎是同時的。早在1990年，張永東先生發表了《展開對情報科學元理論的研究》一文，該文認為，情報科學發展到今天，需要人們采用綜合、整體的研究方式，以便從更高的層次上展望其發展的未來，進而導致“情報科學學”的建立，明確主張“展開對情報科學元理論的研究”。我國圖書情報學者敏銳的理論洞察力由此可見一斑。只不過后來種種原因，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未能持續下去。

2007年南開大學的王芳博士從歷史主義的視角入手，分析了國內外關于情報學身份的討論，包括多學科與跨學科的研究、多學科來源及基礎概念的歧義等問題。然后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情報學的元理論，并運用庫恩的范式理論分析了情報學的范式變遷，指出人類社會中的信息運動過程范式將是具有整合與包容意義的情報學基礎范式。北京大學的王琳博士介紹了元理論的概念及其在情報學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性。用現代哲學思想作為元理論基礎，對情報學中實證主義、建構主義、語言游戲論和詮釋學等元理論的主要觀點和思想進行平述。

1.3　元情報學是以情報學理論為對象理論的元理論

我們認為，元情報學應該是以情報學理論為對象理論的元理論。元理論本身屬于一般科學層次；元理論研究本身屬于一種科學分析和科學考察行為，因此也可以說，元情報學是對情報學理論的一種科學研究。元情報學的基本任務是分析和研究情報學理論的論證結構，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構成方式、定義和證明方法，提高情報學論證的明晰性，推進情報學研究的精密化和嚴格化；并通過明晰理論的結構，析出情報學論證所依賴的最高前提，推進情報學基本問題深化發展，預示情報學“轉向”的前景、趨勢和可能性。具體地說，元情報學分析程序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①對所分析的情報學理論進行重新表述。闡明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定義和證明方法，使整個理論的結構明晰化。②按照一般元理論的理論性原則或指標分析對象理論的論證結構，對情報學論證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做出判斷。③以其新的進展充實、深化和發展情報學基本問題，預示情報學“轉向”的趨勢和可能性。

元情報學作為一種元理論，它是把自己的對象理論(情報學理論)看作已經存在的東西，而對其進行后研究。元情報學本身也并不提出亦不試圖研究和解答一些更高或更深邃的情報學問題，它只是把情報學理論自身內在的(包括那些未明言的)問題分析出來，通過發揮元理論研究的科學功能，推動情報學向更高或更深的境界發展。

2　元情報學建立的必要性

從世界范圍來看，對情報學的探討具有較為悠遠的歷史，但把情報學作為專門領域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則興起于20世紀中期。

2.1　中國情報學學科建設的簡要回顧和存在的問題

從布什1945年發表情報學奠基之作《誠若所思》算起，情報學已有了60多年的發展歷史。如果將學科的萌芽上溯到上世紀初La Fontaine和Otlet創辦的國際書目工作協會，情報學則已有了上百年的歷史。在這樣一個不算短暫的發展史中，情報學隨著社會的變遷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過程，期間既有工業文明時期的發展與繁榮，又有信息文明時期的沖擊與轉型，現在更面臨著數字化時代的挑戰和學科融合與創新的問題。從此中外學者對，情報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在我國，情報學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現在已進入21世紀，人們仍舊在探索著情報學的方向，為學科的發展做著不懈的努力。我們在這里所進行的情報學元理論的探索，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嘗試，能夠為我國情報學學科建設和發展提供一些基礎和鋪墊。

回顧我國情報學學科建設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在情報學的學科性質、對象、理論體系等重要課題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對于學科建設重要性認識模糊、缺乏科學和系統的方法，使我們的學科建設存在許多先天性的不足。這幾年，

隨著各種各樣的邊緣交叉領域不斷興起、崛起，情報學研究的重心轉移到競爭情報、知識管理、信息經濟、知識經濟、信息資源管理，甚至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等等，這些領域發展十分迅速并成為情報學新的學科前沿問題，這是非常有意義和非常必要的，但同時學科建設工作基本上處于停滯不前狀態卻令人擔憂。我們認為，基礎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先導，基礎理論研究應保持與應用研究的平衡比例關系，從目前我國情報工作的實踐來看，加強情報學基礎理論研究、加強學科建設研究乃當務之急。

2.2　加強元情報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因此，筆者認為情報學學科建設工作必須重新加以重視，而且要上升到元情報學學科的高度上來進行。相對于一般的學科建設中的元研究，元情報學是元研究的學科形態和高級階段，它具有以下主要特點：首先，它是一種“超越”的視界。“超越”意味著更高一個層次的研究。元研究并不直接關注具體的情報現象，也不直接提出理論、構建體系，而是以已有的情報學理論、體系、方法為研究對象，分析這些理論、體系、方法的正當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最終是為了更好地構建情報學的理論體系；其次，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元情報學不停留在零散的思考層次上，而是以元理論學科的形式對情報學本身進行整體性反思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它的研究領域將比原來的學科建設研究有很大的拓展；第三，它具有一套更為科學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元情報學并不排斥原來學科建設所采用的各種方法，如比較法、文獻法、多學科的研究方法等，相反這些研究方法仍然是元情報學的主要方法，這符合情報學的學科特點。同時，元情報學還將引進邏輯論證和浯言分析的方法，這些方法將和其他“傳統方法”結合起來，使得元情報學的研究更為科學、規范和有效。總之，通過建立元情報學把原來對情報學學科零散的反思和研究綜合到一個更大的背景框架中，這樣使我們可以隨時鳥瞰整個情報學，分析和批評情報學學科建設的缺陷，幫助尋找改進情報學的路徑和發展方向，這對于情報學研究和情報理論研究的繁榮發展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3　元情報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和方法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明確了建立元情報學的意義。那么元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呢?從元情報學的名稱來看，它毫無疑問應該以情報學學科為研究對象。以“學科指向”為特點的中國情報學研究，當前元情報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對情報學學科的元研究，分析、檢驗、判斷有關情報學學科理論的合理性、正當性和有效性，以構建科學的情報學理論體系。對情報學學科的元研究包括以下很多方面的課題，如：對“情報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對“情報學研究對象理論”的研究；對“情報學學科性質理論”的研究；對“情報學若干術語、概念、命題”的語言分析和邏輯論證；對“情報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研究，對“情報學理論與情報實踐關系”的研究；對“情報學國際化和本土化問題”的研究；對“情報學學科史和情報學研究史”的考察；對“情報學研究隊伍和研究機構”的研究；對“情報學研究成果評價”的研究，等等。下而以對“情報學理論體系”的元研究為例，來具體探討元情報學如何對情報學進行元研究。

情報學的理論體系是什么?這不僅是元情報學直接關注的問題，而且是情報學家都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因為嚴謹科學的理論體系是學科獨立的基礎，是學科成熟的標志。盡管要建立起比較科學完善的情報學理論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但中外許多學者都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存

?布魯克斯(B.C.Bmoks)：屬性結構情報理論。布魯克斯認為，“從哲學上看，目前情報學還沒有確定的地位，也沒有理論基礎”。他主張拋棄情報學萌芽時期那種狹隘的限制性概念，在更廣闊的背景下考慮情報的本質和情報學的一系列問題，使其在科學之林中獲得應有的哲學地位。

?米哈依諾夫：社會傳播和科學交流理論。他把情報學限制在科學交流范疇而提出了科學情報的概念，其學術思想具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他的情報學研究范圍主要限于科學情報；二是把理論建立在科學交流的基礎之上。

?錢學森情報學的三個層次理論。第一是資料的搜集；第二是怎樣把資料整理、貯存起來并能有效地提取；第三是把死的知識變成活的情報，即情報的分析與綜合。

?盧泰宏：三個研究規范論。面向情報源，面向傳遞過程和面向情報用戶。三個規范問軸向原則、問題域、研究對象和方法、研究基點和目標不同，且三者間又存在遷移互補關系，具有明顯的時序性。

?劉植惠：宏觀情報學／中觀情報學／微觀情報學論。宏觀情報學從整體上研究人類社會中產生、傳遞、利用情報的現象及其規律；微觀情報學研究情報單元及人腦吸收情報單元的機制；中觀情報學研究起中介作用的文獻。

?王崇德：全球情報外延論。提出全球情報概念的外延將得到擴展和延伸，對情報科學的學科發展和走向進行了清晰的描繪。研究了六大原理：相似原則、耗散結構原理、馬太效應原理、最小努力原則、大世界悖理和隨機過程原理。

這些理論的提出都是上個世紀的成果，由于各理論體系的局限性，未能形成有主導地位的統一的理論體系框架，但在情報學理論發展的歷史上均有較大的影響力，對情報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情報學者已經提出了不同的情報學理論體系框架，有的是“屬性結構情報理論”，有的是“科學交流理論”，有的是“社會傳播理論”，有的是“三個層次理論”，有的是“三個研究規范”，有的是“原理體系，學科體系／學體體系論”，有的是“全球情報外延論”……。元情報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包括語言分析和邏輯論證在內的多種方法，來對各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做如下思考和分析：為什么情報學要以“屬性結構情報理論”“科學交流理論”、“社會傳播理論”、“三個層次理論”、“三個研究規范”、“原理體系／學科體系／學體體系論”、“全球情報外延論”……等為理論體系?上述學者所提出的理論體系是否揭示出情報的本質?是否超出情報學的研究范圍?上述學者所提出的理論體系與情報學的實際研究過程和內容在邏輯上是否保持一致?上述學者所提出的理論體系研究具體表現為哪些情報現象和要素?是否注重情報本身，而忽略了外部環境對它的影響?上述學者所提出的情報學理論體系在語言表述上是否明晰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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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數學方法的運用是現代科學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學術界甚至出現了這樣一種傾向：以數學方法的運用程度作為科學研究研究水平的評判標準。情報學由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數學方法越來越多地被引入情報學研究。[1]

由國防科工委情報所八室編科技文獻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情報數學》是中國最早論述情報科學技術和數學之間的結合部的一本專著。[2]

數學這是所有學科中的基礎的學科，如果哪門學科沒有加入數學很難說其已經建成了真正的科學。因此，數學方法對于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方法、實踐領域以及所拓展的研究方向，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3]

2、 數學方法在情報學中的應用

2.1計量學

計量學是情報學領域最為常用的數學方法之一。1934- 1960年是文獻計量學的奠定時期。這一時期的研究比較注重理論研究與規律的發現。獻計量學中大量的規律和定律都是在這段時間內提出的， 其中包括文獻計量學中著名的三大定律中的布拉德福定律和齊普夫定律。在此階段， 除了對文獻計量學的基本規律進行了研究以外，還對其他規律進行研究。例如文獻的引用規律、文獻的增長規律及文獻的老化規律。之后，又有許多文獻計量學的概念、規律和方法被提出。從科學引文索引的發行以來， 從實際應用的角度計量學分成兩種類型類型： 評價類和關聯類。

計量學很好地利用了數學的思維方式，即運用數和量來發現事物的規律和聯系。

2.2集合理論

假如一個系統可以劃分成N種類別，并且各個類別之間的關系可以被清楚地表達出來，那么這個系統就能很方便地建立起一個集合模型，例如集合論在的主題詞系統中的應用。

情報集合是一個集合，由許多條情報組成。也就是說一條條情報便是集合中的元素。實際上每條情報也是一個集合，它是由一個個概念詞組合而成。為著錄和查詢情報而編制的主題詞索引也組成一個主題詞集合。主題詞集合與對應的情報集合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系，即存在一個映射F，能夠完成主題詞集合到情報集合的映射。

2.3模糊數學

模糊數學又被叫作Fuzzy 數學，是用于研究和處理模糊性現象的一套數學理論和方法。它是模糊拓撲、模糊測度論等數學領域的統稱，是在模糊集合、模糊邏輯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數學工具，用來研究現實世界中許多界限不明確以及存在模糊性 的問題的。

情報學領域存在大量模糊現象，僅靠隨機數學和明確數學方法很難解決所有問題。模糊數學的引入提供了很好的視角。情報學領域經常采用的模糊數學的方法包括模糊算法，模糊匹配，模糊評價法，模糊聚類，模糊推理，模糊加權等。模糊數學在情報學中的應用，如信息檢索的動態模糊聚類現象，可以使用模糊數學理論和方法描述作出模糊判斷。模糊數學在該領域迅速地應用，顯示出獨特功能。如建立網絡信息聚類的模糊模型。

2.4概率論與統計學

統計學是一門相對綜合的科學，主要是通過搜集、整理、分析等技術手段達到推斷所測對象的本質，甚至能預測對象未來的科學，在此過程中運用大量的數學及其它學科的專業知識，它的使用范圍極廣泛，幾乎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統計學在情報學領域的應用跟計量學有時候不太好區分，但是兩者的應用領域還是比較明顯的。統計學在醫學情報學這個大的情報學分支上應用相對較多，而且也已經相當成熟。在處理情報的過程中的遇到的事件大多為隨機事件，比如情報用戶需求，情報的分布情況等。對于研究這種類型的問題，常采用數理統計方法。情報數理統計分析包括多種分析方法，例如情報分布統計分析，情報用戶需求的統計分析，情報統計分析與預測，建立情報檢索概率模型等。一般可將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方法結合來進行處理，目的是可以看出變動的趨勢，并且可以計算出各種可能出現的結果的比例和分布。例如情報分布情況的概率統計模型，情報檢索系統的概率統計模型等。[4]

2.5線性代數

向量常常用來描繪與多個因素有關的一個問題，而矩陣描述的是與多個因素有關的一組問題， 其中最特殊的問題是線性代數中的線性方程組問題。

情報學中對于類概念詞（包括主題詞、關鍵詞、標引詞、類名等）的組配規則， 它們之間存在的多維性及它們因整體所顯示的某種線性空間的性質的重視， 是矩陣理論與向量理論運用到情報工作中的前提條件。因為情報工作中亦存在著多維概念空間， 或者說存在著需要通過多個因素的量進行描述的問題， 這為線性代數應用于情報工作創造了最為堅實的基礎。矩陣和向量在情報學中的應用主要是在計算機檢索， 線性代數方法既是計算機檢索系統模擬方法之一， 也是計算機擴檢和縮檢的手段之一。 情報檢索系統采用的矩陣向量模型改進了傳統檢索的思路， 檢索速度更快， 檢索效率更高。線性代數方法還用于解釋和預見情報活動中的實際具體問題，如著名的普萊斯指數增長模型，引文檢索系統中的矩陣向量。[5]

3、 數學方法在情報學應用的發展趨勢

首先，新的理論成果與新的方法滲透到情報學的研究工作中。數學方法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適應各種科學研究的特點，最重要的是數學中的各種理論方法不斷吸收自然科學研究中的新成果來完善自身。[6]

其次，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結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日益成為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主流，數學方法能夠有效地把兩種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由定量分析上升至有相對數量依據的定性判斷，最終形成具有足夠根據的科學結論。

第三，利用計算機輔助建模及模型求解是發展的新趨勢。情報系統涉及的因素、變量經常是眾多的，有時計算量之大超出人的能力。計算機計算速度快、信息儲存量大、計算結果準確的特點，特別是專業性軟件的開發與應用可幫助研究者處理復雜問題。（作者單位：吉林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劉達. 情報學的新領域——情報計量學[J]. 情報學刊，1981，04：48-51.

[2]張芝蘭. 《情報數學》[J]. 圖書情報工作，1989，05：30.

[3]賴茂生. 數字化時代的情報學[J]. 圖書情報工作，2007，04：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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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息”是iSchool的核心要素首屆iConference就明確地指出信息以及與信息活動相關的研究和教學活動是iSchool院校的重點關注內容。信息在iSchool各要素中處于核心地位，只有以它為基礎，其他各專業的跨學科研究才可能開展，iSchool院校才會對諸如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以及某些人文社會科學等學科進行相關的教學與研究。

1.2“技術”是iSchool的關鍵要素在現代社會，信息技術的發展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加強對信息技術的研究、運用，關注由于新信息技術的應用而產生的新的社會關系成為iSchool的重點關注。在各iSchool學院中，包括通訊技術、人機交互、軟件開發等方面的IT課程成為主干課程。但需要強調的是，任何先進技術都只是信息活動中的手段與工具，它的作用在于推動信息活動的進行而不能主導信息活動的目的與方向。

1.3“人”是iSchool的主體要素iSchool致力于探討與理解信息在人類活動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促進“人”的能力的提高。因此，“人”對信息運用能力的提高作為iSchool運動的最初動機與最后歸宿，始終在iSchool中占據著主導地位，“人”是該運動的發起者、運行者，也將是最后的受益者，是iSchool的最終歸宿和落腳點，如“德州大學強調人處于整個信息生命周期的中心地位，信息技術必須服務于以人為核心的用戶需求”［3］。從另一個角度講，iSchool強調的以人為中心的理念也是對傳統圖書館學情報學以人為本理念的一種呼應與回歸。

2國外iSchool的教學情況

2.1國外iSchool學院的教學特點目前美國參與iSchool項目的有19所學院，其中在美國“最好的研究生學院排名榜”位居前10名的學院都是iSchool聯盟的成員。這10所大學是:UniversityofIllinoisUrbana－Champaign(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SyracuseUniversity(美國雪城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Michigan(密歇根大學)、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UniversityofPittsburgh(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ofTexas(德克薩斯大學)、FloridaStateUniversity(佛羅里達州立大學)、Rutgers，theStateUniversityofNewJersey(羅格斯，新澤西州立大學)。通過對這10所大學的學位教育進行分析，可以看出ischool學院的教學具有以下特征:

2.1.1教育層次多樣化，以研究生教育為主以上10所院校中，有6所學院都開設了本科專業，而全部10所學院都開設了碩士、博士的學位教育。這種多層次的教育模式使iSchool學院的學位教育兼顧了學士、碩士、博士的3個層次，但其顯然更加傾向于通過碩士、博士層次的專業教育培養出本領域內的專家、學者以及具有實際技能的專業從業人員。

2.1.2教育重點向信息學和技術領域傾斜在設置了本科教育的6所院校中，其專業設置主要在信息及信息相關方向，并沒有出現圖書館學專業，甚至在碩士和博士階段，純粹以圖書館學作為專業設置的也很少，而是大多數與情報學、信息科學、信息技術等共同出現，顯示出iSchool學院向情報學和信息管理與技術領域的研究與探索。

2.1.3跨學科研究趨勢明顯在ischool學院的學位設置中，出現了哲學(DoctorofPhilosophydegree)、電信和網絡管理(TelecommunicationsandNetworkManagement)、通信和信息研究(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Studies)等專業學位，顯示出其學科與其他相關專業的交叉、合并，也是ischool“信息、技術、人”這一宗旨在學位教育中的體現。

2.2iSchool學位教育課程體系的特征國外iSchool的課程體系大概可以做如下分類。基本上，國外iSchool學院教育課程體系具有以下特征:

2.2.1技術類課程成為必修，并且比重日益增加美國的圖書情報學學校很早就將關于多媒體及其使用等方面的課程增加到了教學中，而隨后的計算機的普遍應用也在圖書情報教育得到了體現，并且該類課程所占比重也日益增加。到了iSchool階段，網絡技術和計算機使用幾乎成了圖書情報學課程體系的必備組成，www資源設計與檢索、知識網絡可視化與導航、信息多媒體技術、元數據理論與實踐等課程幾乎和傳統的編目、檢索課程一樣成為學生的必修課［3］。在華盛頓大學和匹茲堡大學，信息技術已經成為圖書情報學碩士研究生的核心課程之一。

2.2.2課程安排多樣化、個性化和自主化同我國的圖書情報教育相比，大部分iSchool學院的學生在課程安排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性。學院將必修課程外設計和選擇課程的權利交給學生，使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自主的選擇安排選修課程，這一方式在擴展學生學科背景，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自主性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依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Urbana－Cham-paign)圖書情報學研究生院在要求情報學碩士必須學習兩門基礎課程(信息組織與獲取;圖書館、信息與社會)之外，還為學生設計了7類參考課程體系:信息組織與知識展現、信息資源、利用和用戶、信息系統、歷史、經濟與政策、管理與評價、社會、群體與組織信息學、青少年文學與服務。每一個體系都包括10～15門不等的課程，學生可以根據對未來職位的設想選擇課程體系［4］。

2.2.3課程名稱突出iSchool特色iSchool學院設計包含了人機對話、信息服務、信息職業的法律問題、系統設計中人的因素等課程，這些課程名稱明顯體現出了跨學科的特征，契合了iSchool強調的信息、技術和人三者缺一不可且相互作用的核心理念，體現了iSchool利用信息及信息技術為人和社會服務的理念。

2.3其他

2.3.1多類型的輔助教育手段提高了教學效果除了通常的課堂教學形式外，很多iSchool學院采取了多種多樣的輔助手段，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各類機會與實踐平臺，提高了教學效果。如:SyracuseUniversity(美國雪城大學)設置7個研究中心或者實驗室，為專項師生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環境和設備;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圖書情報學院定期舉辦教師討論和講座，為教職工教師、學生提供信息和智力交流平臺;大多數學校都為學生提供研究項目，鼓勵參與;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圖書情報學院出版了2種期刊，展示研究成果，并建立學院內的研究論文交流制度。

2.3.2多層次的教育模式形成了完整的iSchool教育體系在學位教育以外，iSchool教育還包含了各種形式的非學位教育，如資格認證教育、遠程在線教育和繼續教育等，而遠程在線教育正成為iSchool教育的重要形式，形成了完整iSchool教育體系。

3iSchool對我國圖書情報學教育的啟示

3.1iSchool對我國圖書情報學教育理念的啟示iSchool研究的是信息、技術和人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因其改變了以往只以某一要素為研究方向的研究理念，為圖書情報教育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史上，曾出現過多種不同的發展思路，一種是以信息為導向強調技術教育，這一教育理念至今仍為眾多圖書情報學院所認可并實施，但其過于強調技術特征而忽視了圖書情報學以人為本的傳統理念;另一種是以信息為導向的強調人的視角的教育思路，這一思路沿襲了圖書情報學一貫的傳統，但忽視了技術手段對手段對信息社會的推動作用;直至iSchool聯盟成立以來，將信息、技術和人三者共同關注，而不再單方面發展，同時將三者的關系納入研究中心，為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拓展了空間，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構建了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框架。在這一發展趨勢下，我國圖書情報教育首先應當堅持其已形成的在信息收集、檢索、傳播和利用等方面多年形成的學科優勢，其次，應當借鑒iSchool的學科理念，將研究領域向信息、技術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發展，并重點研究因其三者的相互關系而衍生出的交叉學科，“在與相關學科的交叉滲透和知識融合中確立自己的核心知識范疇和學科特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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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250.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規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撐，圖書情報學同樣如此。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坎坷和紛爭，在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很多研究者都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淺嘗輒止，形成了相當熱鬧但也相當混亂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識到方法論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將有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對于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所形成的概念體系五花八門，不能很好地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因此，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

1 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層次

1983年，喬好勤[1]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說，即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1985年，隨著吳慰慈、邵巍[2]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該論說，層次論逐漸得到學界的確認，并成為圖書情報學方法論研究的主流觀點。

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層次論的三個層次，錯誤地理解為三類方法，并且由此開始了對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實，喬好勤[3]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到，哲學方法是一切科學方法的基礎，其他一般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都是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專門科學方法以哲學方法為指導，是一般方法論的具體化。金勝勇[4]也曾在《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方法論都是由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三個層次所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其用以彰顯圖書情報學學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專門研究方法都是來自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獨立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層次之外的專門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建議圖書館學界停止使用。雖然筆者不同意王子舟將工作方法與研究方法合二為一的觀點（吳慰慈[6]曾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著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區別），但是并不反對王子舟所持的沒有專門研究方法的觀點。陳慧鵬[7]在《嬗變與回歸：論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研究》一文中雖誤讀了金勝勇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的態度，但是筆者卻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專門方法的界定其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歸研究實踐，結合具體問題探討研究方法，才能將方法論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設定的用以指導圖書館學研究實踐的軌道” 。

2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科學哲學

如上所述，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是三個層次而非三類方法，準確地說，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對圖書情報學具體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種關照，它必須也必然要通過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來體現其方法論價值。很多研究者從辯證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9]、本體論[10]、價值論[11]、發展觀[12]、歷史觀[13]、三個世界[14]、信息哲學[15-16]等不同角度對圖書情報學的哲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討論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哲學方法，首先要討論的是圖書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科學哲學。

金勝勇曾在《論科學哲學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觀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種對圖書情報學研究起到重要指導意義的科學哲學[17]。其一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切知識命題，只有能夠被經驗事實證偽才是科學的，否則就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基于這種思想，我們需要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尋找反面例證，挑戰經典，懷疑權威。其二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科學的發展經歷著“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常規科學”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該科學哲學指導圖書情報學研究要勇于面對危機與挑戰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決了波普爾和庫恩所未能解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區別標準”問題，并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科學哲學為科學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為科學提供思想基礎，審視基本問題，檢驗基本假定[18]。圖書情報學研究者世界觀和方法論都發乎于某一種科學哲學，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活動。科學哲學為圖書情報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據一定的科學哲學才能尋找科學研究的精神動力和研究方向。

3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邏輯

邏輯是思維、思維形式的規律，是指導人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準則。圖書情報學研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必然離不開邏輯，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研究能夠脫離邏輯，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邏輯。某些研究者將邏輯概括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種具體方法[19]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些非邏輯的方法（即可以脫離邏輯的方法），這本身就不符合邏輯。

邏輯有兩種基本思維進程，即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兩者都存在著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歸納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或然性，即結論未必是可靠的；演繹邏輯雖然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卻強烈依賴歸納邏輯為其提供前提。科學研究在規避兩種邏輯局限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種獨到的研究邏輯——假設檢驗。其基本步驟是：①通過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設；②運用邏輯推演，從研究假設中推導出一組經驗命題；③通過操作化過程將經驗命題和概念具體化為測量指標；④搜集有關資料；⑤整理與分析資料；⑥檢驗與批判研究假設，形成研究結論。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針對個人文獻進行等級劃分的分類系統進行了研究，其研究過程就遵循了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

根據假設檢驗這一研究邏輯的基本過程，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體分為準備階段、搜集資料階段、分析資料階段和總結階段四個階段。其中搜集資料階段和分析資料階段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階段，下文所討論的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和具體方法都是以這兩個階段的工作為依據的。

4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

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圖書情報學研究也分為許多研究類型，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將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混為一談[21]。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過程中，只有準確定位研究類型，才能設計和采用更適當的研究方法。

4.1 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過程都包括搜集資料（信息）這樣一個核心階段。根據資料發生（信息源）的情況，可以將所有的科學研究分為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兩大類型。如果資料（信息）獨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觀存在，無論存在于文獻中（包括網絡文獻）、人的頭腦中、還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無論是已經發生過的還是正在發生的，都屬于調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員根據研究需要而“設計”或“制造”出來的，無論是在實驗室“設計”、“制造”出來，還是在特定的社會現場“設計”、“制造”出來，則屬于試驗研究。

由此可見，調查和實驗并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學研究的兩種類型。這其中，試驗研究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比較普遍，而在包括圖書情報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調查研究。因此，經常有研究者將調查法概括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對調查研究的片面的、狹義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性質，社會科學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兩種類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對象的狀態和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用以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解釋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題或假設為前提，運用假設檢驗的邏輯過程探討事物內部的系統功能或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做出明確的闡釋。解釋性研究根據研究具體著力點的不同又分為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對象“為什么是這樣”或“將怎么樣”的問題。

對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研究類型劃分，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研究類型定位對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十分關鍵。如前所述，以解釋性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應遵循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但純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設，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邏輯過程中，需將“提出研究假設”調整為“建立描述框架”，這將對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方法的采用產生重要影響，也因此決定著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研究過程。

目前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兩類研究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例如，比較趙俊玲等人[23]在《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研究》一文中對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所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試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評價標準》一文中對中文搜索引擎的相關評價標準所做的解釋性研究，楊文祥等人[25]在《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所做的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描述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對于研究過程的不同側重便顯而易見。

4.3 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就不得不論及實證研究。當前，圖書情報學領域的實證研究讓許多研究者愛恨交加。曾幾何時，圖書情報學的傳統研究方式特別是關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視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也嘗試用“思辨研究”的價值為傳統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當實證研究的浪潮襲來時，傳統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這股清新與混濁并存的大潮吞沒之勢。實證研究，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分析來自實踐的證據來獲得研究結論。當前圖書情報學界有些研究者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單純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26]，卻置實證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本質屬性于不顧，簡單地將實證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認為有龐大的數據支持或者構建了某個所謂的數學模型就是實證研究了。事實上，個案研究、實地觀察或訪談，這些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研究類型或方法，才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實證研究的基礎。

此外，當我們討論實證研究時，經常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是什么，難道都籠統地稱作“非實證研究”嗎？偶有研究者將思辨研究同實證研究對應起來[19][26]，但這種觀點卻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從實證研究的邏輯基礎入手。實證研究通過搜集分析第一手資料從而得出關事物情況的普遍性結論，這是歸納邏輯在發揮作用。而同歸納邏輯“從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進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繹邏輯，因此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規范研究應該是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規范研究中的規范有兩種解釋，一是這種研究的結論經常以規范命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得出“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結論；二是規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而演繹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結論被視為可靠的（研究是規范的），這同建立在歸納邏輯這種或然性邏輯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稱為規范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中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兩種研究類型，而非兩種具體的方法。這兩類研究對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同樣重要，那種片面強調實證研究的經驗性或片面強調規范研究的理論性的認識都是非常荒謬的。圖書情報學界利用規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會磨滅，而實證研究的實證價值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蘭開斯特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無紙社會”的大膽預測[27]，并描述了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發展前景[28]，雖然有些預測并未如期實現，但他的研究被認為是“走在科學的道路上”[17]，而這樣的預測性研究顯然必須通過規范研究得以實現；而當前學界對于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則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夠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結論來。

4.4 普遍研究、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

隨著以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為代表的民調機構興起以及大規模社會調查活動的開展，“抽樣研究”結合“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調查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方式。但實際上，抽樣是一種確定（調查）研究范圍的方法，而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范圍所劃分出來的一種研究類型，與之相并列的研究類型還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個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過對研究總體所包含的每一個個體進行無一遺漏的考察和分析，從而得出關于研究對象的普遍性結論的研究類型。同其他幾種研究類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結論最為全面、準確，也最具有普遍意義。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圍往往涉及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經費和時間，因此這種研究類型很少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采用。

抽樣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從總體中抽取一定的個體形成樣本，通過對樣本調查分析來推斷總體的情況，其本質是以樣本的統計值來推斷總體的參數值。根據是否遵循隨機原則，抽樣研究分為概率抽樣（也稱隨機抽樣）和非概率抽樣。概率抽樣的主要方法有簡單隨機抽樣、等距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和多階段抽樣；而非概率抽樣經常采用的抽樣方法有偶遇抽樣、立意抽樣（主觀判斷抽樣）、配額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等。圖書情報學領域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對隨機原則有錯誤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樣等非主觀判斷抽樣誤解為隨機抽樣。其實概率抽樣不同于非概率抽樣的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抽樣過程中必須編制抽樣框（也稱抽樣范疇），二是其抽樣誤差可控制、可測度，因此概率抽樣是我們在從事圖書情報學抽樣研究時的第一選擇。當然，有些情況下因為很難編制抽樣框，所以研究者往往會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樣，這時應盡量采用配額抽樣的抽樣方法，通過對研究總體進行科學細致的類型劃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帶來的抽樣誤差。

典型研究是指從研究總體中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個體進行調查研究，從而認識同類研究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研究類型。典型研究過程中，對“典型”的確定主要依靠主觀判斷，并且典型研究的結論只能反映同類研究對象的情況，并不能對研究總體產生普遍性指導意義。由此可以得知，我們一些研究者經常把先進經驗或突出案例作為典型進行研究，從而得出關于圖書情報事業或圖書情報學某方面普遍性結論的做法[29]，是違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結果往往會產生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全方位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研究類型。上述幾種研究類型，從普遍研究到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其研究廣度呈遞減趨勢，而其研究深度則呈遞增趨勢。因此，進行個案研究必須放棄研究結論的普遍意義或外在效度，轉而追求個案的內在機理和研究深度。那種以一個研究個體為例，就得出關于某類研究對象總體結論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30]。在當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實證研究的氛圍中，個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特點，理應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各種研究類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區別。在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確定研究類型，從而進一步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對待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去追求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時尚性”或“傳統性”，從而背離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5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當我們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中的研究層次、研究邏輯、研究類型等分支概念闡釋清楚時，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終于要清晰簡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據研究過程中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兩個核心的研究階段，圖書情報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從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分析資料的方法兩個方面來表述。

5.1 搜集資料的方法

任何科學研究都要經歷搜集資料的過程，即使是有些學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過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多是之前已經搜集好的。搜集資料有問卷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法和實驗法等五種方法。這其中，問卷法是調查研究中經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問卷法謬稱為調查法。除一般問卷以外，量表法作為對主觀社會指標進行測量的特殊問卷，也經常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對用戶滿意度的調查。問卷法和抽樣、統計分析相結合，成為現代社會調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文獻，文獻法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獻是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所以文獻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傳統紙質文獻的范疇，而拓展至網絡文獻和數字資源。基于研究對象、研究特點等原因，文獻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和直接，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各種檢索法，其實質都是文獻法。

5.2 分析資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研究結論。分析資料的方法有統計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大類，即我們平時所稱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而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經常采用的理論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和結構-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獨立于理論分析而存在，任何統計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方法做邏輯基礎。例如，統計分析中經常采用的相關分析，實際上就是以理論分析中的共變法（一種因果分析法）為邏輯基礎的。

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科學研究的“跨時空”模式逐漸盛行，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時空界限、各研究環節之間的階段性界限逐漸模糊。許多研究工作已經將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階段合二為一，也產生了諸如“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這樣兼具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性質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這種情況也比較常見。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圖書情報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這類綜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等等。

但是，這類綜合性方法的產生需經研究實踐的長期積淀，也必須符合研究方法概念體系的邏輯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內容的創新，還非常熱衷于進行研究方法（名稱）的推陳出新，經常“創造”出一些“新穎”、“時尚”、“前沿”的研究方法。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嘩眾取寵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根據研究客體“創造”研究方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等各種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這些所謂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對象或途徑，并沒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質，即到底是怎樣分析的。第二，根據研究方式“創造”研究方法，例如檢索是文獻法實施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但圖書情報學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創造”出數據檢索法、事實檢索法等眾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國外有些研究活動中采用的某種研究方式如“名義群體”、“互動小組”等，經由國內研究者的翻譯和理解，往往就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據工作內容來“創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堅持認為工作方法應該屬于研究方法，并且舉例說明索引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應用。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圖書館工作中編制《經濟學論文索引》，那應該屬于圖書館學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呢？第四，通過望文生義“創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時采用了歷史法和文獻法，豈不知歷史法就是文獻法。類似的情況還有調查法（往往是問卷法）、邏輯法（任何一種方法都離不開邏輯）等等。

6 結語

1957年，劉國鈞[31]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明確指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條件之一。這一重要論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圖書情報學研究者走上探尋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筆者在對本學科的方法論研究現狀不無微詞的同時，對這些研究者充滿了真誠的敬意。但是相比總結和升華圖書情報學的“專門”研究方法，如何使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規范、表達更準確，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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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 G250.2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11

Abstract Big data will inevitab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needs to make use of big data to improve its research paradigm， and to avoid negative effects of big data on i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under big data environment，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radigm of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must be adjusted： data being one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becoming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science. The research paradigm， with big data integrated， should avoid the problems of the latter： relying 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ut ignoring causality analysis； advocating universal data but despising people's intelligence； worshiping technology but neglec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human being.

Key words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big data；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公安情報學是近年來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主要研究社會信息化發展條件下公安機關如何從海量信息、數據中獲取有價值的情報。大數據的興起將推動公安情報學的發展與變革。將大數據思維、理論、方法和技術等融入公安情報學，要求公安情報學的研究范式必須探索新的發展路徑，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1 公安情報學研究范式及其不足

20世紀60年代，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創造性地提出了范式理論。所謂范式，是指“一個成熟的科學共同體在某段時間內所接納的研究方法、問題領域和解題標準的源頭活水”[1]。它建立在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共同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的基礎之上，為這一共同體提供共同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它規定了學科的發展方向、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等，是學科發展達到成熟階段的產物和標志[2]。范式理論總結了科學和科學思想發展的規律特征。隨后，這一理論移植、滲透到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領域，成為一個普適性理論。

公安情報學是2011年以后才獲得正式認可的一門新興學科。然而，與公安情報相關的實踐活動可以追溯至1927年中央特科的成立，有關公安情報的理論研究已經歷了30多年的積淀。我們可以借用范式理論，來梳理、分析公安情報學發展演變的過程及其規律特征。公安情報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大致經歷了秘密情報、情報資料、信息資源開發、情報主導警務等四種范式。不同范式在轉換的同時，相互交織、融合與整合[3]。當前，公安情報學主要采用情報主導警務范式開展學術研究。這一范式建立在國內外豐實的警務情報實踐基礎上，并有大量情報理論及警務理論為支撐。然而，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情報主導警務范式仍處于發展、完善階段。它尚未清晰界定公安情報學的研究對象、范圍，還沒有構建成熟的理論框架和方法體系，且對實踐活動的指導作用還不明顯。

首先，這一范式未就公安情報學研究對象完全達成共識。公安情報學以“公安情報”為研究對象，然而，關于公安情報概念的理解特別是其外延的界定長期以來存在較大分歧。至情報主導警務范式，這一爭議仍懸而未決。概念之爭，既牽涉公安情報學最核心的理論問題，也反映出公安情報學研究對象、范圍、內容尚未明晰。這顯然影響到公安情報學的健康發展。

其次，這一范式未能提供較為豐富、科學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圖書、科技、競爭、軍事、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情報理論、方法，對公安情報學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公安情報學如何厘清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這仍是一個艱難而長期的探索過程。情報主導警務范式有比較堅實的理論基礎，并從其他領域移植或借鑒了一些研究方法。然而，這些理論、方法如何與我國國情、警情結合起來，仍需要不斷探索。

再次，這一范式未能為公安實踐提供具體闡釋及理論支撐。情報主導警務作為公安機關一項戰略部署，目標高遠而宏闊。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往往難以落地并產生實效。如存在普遍的“情報”匱乏現象，這樣無法為情報主導警務提供充足的情報來源；受情報分析能力的制約，公安機關情報“主導”能力的不強；情報未能廣泛應用于警務活動的各個方面，并未真正實現情報主導“警務”[4]。面對實踐活動所面臨的困境及發展瓶頸，情報主導警務范式未能提出解決問題的合理理論框架。

2 大數據環境下公安情報學研究范式的調整與變革

隨著大數據的興起，我國公安機關開始積極探索大數據在公安工作中的應用。大數據融入公安情報實踐活動中，推動其工作模式、思路、方法的變革與發展。大數據也為公安情報學發展提供了契機，兩者具有相似性、相關性，完全可以對接、融合。公安情報學應順勢而為，主動適應大數據發展的需要。如，兩者都需要采用“數據+工具方法+專家智能”的模式框架，即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數據開展定量分析，同時也離不開定性判斷，需要與人的智能有效結合[5]。公安情報學原本擅長定性分析，將大數據先進的定量分析技術結合進來，可以促進公安情報水平與質量的提升。同時，兩者在工作流程方面基本一致，都由數據或信息資料的采集、處理、存儲、檢索、分析、傳遞等環節構成。公安情報學在這些環節的研究方面已積累了較多的理論成果，大數據則可以深化與拓展公安情報學這些領域的研究，還可以為它提供新的研究課題，如情報的可視化分析、情報產品的可視化呈現等。

大數據對公安情報學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那么，是否會導致公安情報學研究范式轉型，進入到大數據范式階段[6]？筆者認為，目前尚無法得出公安情報學將進入大數據范式階段的推斷。當然，大數據發展必然會對公安情報學現有的情報主導警務范式產生深刻影響，要求其作出調整與革新，在現有研究范式中融入大數據思維、理論、技術和方法。

2.1 將數據納入公安情報學研究對象

一般認為，公安情報學以公安情報為研究對象。然而，不同歷史時期，對公安情報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其研究對象也不斷變遷。傳統公安情報概念是指用于同國內外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作斗爭的各種情況、消息和資料的統稱[7]。這時，公安情報學的研究對象特指敵情、特情等秘密情報。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公安情報逐步拓展至各種刑事犯罪情報資料。隨后，在公安信息化發展的推動下，公安機關內外部各種信息資源都成為公安情報工作對象。這時，公安情報泛指由公安機關通過各種途徑獲取的各類情報信息及其分析研判后的成果[9]。公安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已經擴展到各類信息，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成為公安情報實踐活動與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數據具有重要的情報價值，情報鏈理論也描述了情報轉化、生成的過程，即：事實數據信息知識情報[9]。情報產生于事實，而數據可以直接、準確地反映事實，因而完全可以氖據中獲取情報價值。而且，數據不必經由信息，即可直接轉化為情報。數據和信息都是對同一對象不同角度的具體表述，它們并不存在絕對的界限[10]。由數據到信息并不完全是一種線性方向的轉化關系。數據泛化為數字、文本、圖片、圖像和視頻等資料的統稱，它已成為“信息”的代名詞。嚴格區分數據與信息概念，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11]。這樣，數據成為公安情報學研究對象也就順理成章了。

運用大數據技術，從數據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情報，這是大數據為公安情報學發展提供的契機。公安情報學將數據納入其研究對象，既是社會實踐提出的客觀要求，也是公安情報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公安工作主要圍繞各種社會現象，特別是人的社會活動展開，而數據是社會信息化背景下反映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載體。因此，數據是公安機關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切入點。公安情報學將數據作為研究對象，是公安實踐提出的現實要求。從學科發展而言，以數據為研究對象，將為公安情報學注入新的活力：將情報鏈向數據延伸，拓展了公安情報學的研究領域，可以從更加廣闊的視野來研究公安情報學；豐富的數據資源進入公安情報視野，解決了情報主導警務范式中“情報”匱乏的困境。而且，形態各異、類型多樣的數據，能為公安情報學帶來豐富的研究內容。這些數據，從形式上看包括網絡數據、時間與位置數據、視頻圖像數據、車載信息服務數據、文本數據、射頻識別數據等，從性質看包括實時數據、動態數據、關聯數據、社會網絡數據等。公安情報學應深入研究這些數據的本質屬性，以及情報價值的來源、表現形式和獲取方式等。

2.2 將公安情報應用列為公安情報學的重要內容

在理想化狀態下，公安情報可廣泛應用于預防與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各項警務活動中。基于此，公安情報學應全面研究公安情報在各項警務活動中的具體應用。然而受到公安情報活動自身的限制，如信息資料采集受限、數量不充足，情報人員受學識、經驗、能力的限制而不可避免的存在情報失誤，事物的動態變化讓分析預測的準確性受到影響，公安情報往往僅應用于低風險、易于駕馭的個別領域，如偵查破案、追逃緝捕、治安防控等。

大數據是在廣泛而有實效的社會應用中獲得認可的。目前，它已經在商務、物流、公共管理、金融保險、醫療保健、交通、旅游、科技、教育等領域得到推廣應用。大數據在公安工作中的應用同樣可以為情報主導警務范式研究內容的拓展，特別是在情報如何主導“警務”方面創造條件。在大數據環境下，公安機關能夠越來越及時、全面地掌握各種類型的數據，比較準確、客觀地還原事物的“已知”狀況；“推既往以占將來”[12]，由此開展預測分析，推演“未知”的事實或趨勢[4]。充分利用數據說話，情報主導“警務”也能夠減少失誤、降低風險，公安情報就能在各個領域得到普遍性應用。

情報主導警務范式將公安情報應用――公安情報工作與具體公安業務相結合，以實現公安情報引領警務[13]――作為公安情報學的核心，極大地豐富了公安情報學的研究內容。引入大數據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則可以解決公安情報應用難以落地的難題。因此，將大數據與公安情報應用相結合，公安情報學的研究內容將不斷拓展、延伸，日益豐富、充實。具體來說，可以從兩個維度開展基于大數據的公安情報應用研究：一是研究大數據及公安情報在各警種業務工作，如刑偵、國保、經偵、禁毒、治安、反恐、交管、出入境等方面的應用；二是研究大數據及公安情報在公安機關具體職能活動，如偵查破案、預警防范、維穩處突、領導決策、社會管理，以及服務社會民生、政府決策等方面的應用。

2.3 將多學科交叉研究方法引入公安情報學

情報主導警務范式在研究方法方面，并沒有多大的創新，這樣影響了公安情報學的深入發展。大數據將為推動這一范式研究方法的創新與發展提供動力。

公安情報學原本屬于綜合性學科，廣泛借鑒、移植了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新聞傳播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學科理論、方法。在大數據環境下，更需要采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數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軟件工程、系統科學、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學領域的方法。多學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融合，可以為公安情報學帶來研究思維和視角的革新。同時，大數據自身也能為公安情報學研究提供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如以往公安情報學在情報分析中，以因果關系分析為主，倚重人的經驗、智能來獲取情報。大數據分析建立在相關關系分析的基礎上，采用眾多計算機智能化新技術，從各種實時動態的數據中挖掘出有效的情報。公安情報學應具體研究這些技術、方法和工具如何融入到公安情報實務中，以提高情報能力。

大數據還可以推動公安情報學研究方式的變革。大數據是科學研究的基礎和工具，人們是基于數據來思考、設計和實施科學研究的。大數據帶來科學研究范式的嬗變，即“第四范式”――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14]。第四范式理論來自于自然科學領域，它對其他領域的研究也具有適用性，對公安情報學同樣有啟示與借鑒意義。公安情報學研究本身一般不會產生密集型數據，但可以將與研究課題相關的、來自于公安機關或社會上的海量數據引入到研究中。如在關于特定犯罪類型的案件數量、作案手段、發案時間及地點、嫌疑人員或侵害對象的研究中，可以通過臚列大數據來分析問題、闡明觀點。顯然，采用大數據方法，可以增加研究的科學性。

3 公安情報學研究范式應避免大數據之弊

當然，在認識到大數據對公安情報學研究范式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應看到大數據存在的一些弊端與不足。應堅持公安情報學自身學科規范、研究范式，理性認知大數據不完美的一面，可以將大數據融入公安情報學研究范式。

3.1 倚重相關關系分析而忽視因果關系分析

相關關系分析通過識別有用的關聯物來分析事物或現象，而不必深入揭示內部的運行機制[15]72。它是大數據分析的核心，有助于人們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特別是偏見的影響，獲得更多新的洞察與發現。然而，認為相關關系分析可以取代因果關系分析，人們只需發現“是什么”而不必探尋“為什么”，甚至聲稱大數據將導致“理論的終結”[16]，這顯然是荒謬的。事實上，任何大數據分析的統計模型必須以假設即理論為前提；不是建立在因果關系之上的相關關系分析，數據再多，也是沒有意義的[17]。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指出，情報學是思S科學的一部分；任何情報最終都要與人的意識、思維產生交互作用，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情報[18]。人之思維超越于技術，即在于借助人的思維、智能，可以不斷探索客觀世界的本質。因此，情報學之核心即在于追尋“為什么”。大數據中的相關關系分析可以為公安情報學提供新的視角，但也不能以此取代因果關系分析。

3.2 崇尚數據萬能而忽視人的智能

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逐步實現了“量化一切，一切皆可量化”。憑借越來越豐富的數據，讓數據自己“發聲”――只要擁有足夠的數據，“數字自己就可以為自己說話了”[17]。然而，并不是所有事物及其運動都能轉化成為數據，無論數據總量達到多大級別，所謂“足夠的數據”這種理想化狀況幾乎是不存在的，實現所謂的“全數據模式”也是不可能的[15]37。數據“發聲”同樣也會出現錯誤。更何況，數據無法自己說話。任何數據集及分析工具，仍然是人類設計的產物，因而曲解、偏見和盲區同樣存在于大數據中[19]。

情報是“Data-Knowledge-Intelligence”的融合，其中Intelligence是核心要素，所有情報都含有Intelligence的性質，都是智能、智慧的結晶[20]。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推行基于大數據的預測警務模式（Predictive Policing），大數據提高了警務預測及情報分析的科學性，但警察仍應該以最恰當的方式使用他們的知識、技能、經驗去應對犯罪[21]。公安情報學在吸納大數據，重視數據的量化研究的同時，應突出Intelligence指向，不可忽視定性分析方面的研究，不能忽略人的智能。

3.3 崇拜技術至上而取消人的主體地位

大數據以現代技術為支撐，擁有強大的數據管理能力。通過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以實現數據的自動采集、實時處理與智能分析。大數據技術在不斷發展與擴張，延伸、拓展人的各種能力，然而它甚至有可能會取消人存在的必要性，導致非人道、非人性和非自由等異化現象的出現：如果一切都拿數據說話，“人”就被降低成了“物”；如果人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那么，到底是大數據技術控制人類，還是人類在控制大數據技術[22]？這是大數據技術崇拜所導致的荒謬結果。

在公安情報活動中，如果一味推崇數據而忽視人的主體地位，將會帶來災難性后果。因為公安情報關乎個人生命財產以及社會和國家安全。如果讓數據取代人成為重大決策和行動的主導者，則有可能帶來重大風險和嚴重后果。在公安情報學研究中，崇拜技術至上會導致該學科走入沒有出路的死胡同。因為這樣就會消解Intelligence的價值，公安情報學就淪為了大數據的附庸。

4 結語

我國各地各級公安機關都在積極開展大數據建設，情報部門都在利用大數據推動情報工作的變革，因而在學術研究中，闡述大數據環境下公安情報學研究范式的發展，這是一個難以回避的課題。這既因大數據對公安情報學的影響已然是一種客觀存在，又因公安情報學現有研究范式（情報主導警務）需要借助大數據予以突破與調整。當然，關于大數據對公安情報學及其研究范式影響力的判斷與評估，應持謹慎而客觀的態度。要準確察覺大數據所存在的局限性，避免一頭扎進大數據，而造成公安情報學的迷失，甚至取消其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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