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研究的特點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實證研究的特點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研究對象

市內初中三個年級段，共288人參加個性問卷調查，年齡范圍13～15歲。

（二）研究工具

EPQ的少年式，適用于7～15歲的少年兒童。E分量表測量內外向維度；N分量表測量情緒穩定性；P分量表測量社會適應性維度；L分量表測定被試做答的掩飾性。結合E、N分量表可以測得氣質類型。

二、調查結果

EPQ測試以班為單位進行，并以班級為單位提供結果。測查班級中，初一（3）班在年級學習成績、班級活動等的排名均處于中等水平，被確定為實驗班。以下測試結果以初一（3）班為例。

（一）E分量表總體狀況

調查結果表明：20%的學生內向，安靜、保守，傾向于做事前有計劃，瞻前顧后，不憑一時沖動。42%的學生外向，愛交際，渴望興奮的事，易沖動，回答問題迅速，隨和、樂觀，喜動不喜靜。38%的學生兼具了內向和外向的一些特點，有時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文靜，有時也比較活潑。

（二）N分量表總體狀況

調查結果表明：44%的學生情緒較為穩定，易平復情緒；56%的學生情緒不穩定，易焦慮、緊張，好抱不平，情緒不易平復。

（三）P分量表總體狀況

調查結果表明：38%的學生關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人際適應良好；62%的學生倔強、孤獨，不求實際，好挑釁。

（四）結合E、N量表的氣質總體狀況

調查結果表明：學生中膽汁質42%，多血質38%，粘液質8%，抑郁質12%。

三、實施班級管理措施

（一）運用成長記錄袋

根據學生性別、學習記錄、個性特點、身體素質、愛好特長等建立和完善了學生的成長記錄袋。這便于班主任全面了解學生和研究學生，及時反思自己，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把握好學生的思想傾向，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和幫助，真正將班級管理工作落到實處，收到良好的效果。

完善并正確運用成長記錄袋是新課改所倡導的對學生的評價方法，因此，它必然地成為班級管理工作的中心。

（二）成立班級管理合作小組

根據學生個性特點、性別、學習記錄、身體素質、愛好特長等，進行分組。大體遵從E量表（1內向、2外向、2兼內外向）；P/N量表（2低分、3高分）；氣質分布（2膽汁質、2多血質、1個粘液質或抑郁質），再兼顧學生的性別、學習記錄、身體素質、愛好特長等，將5人分成一組，從而讓這些異質的小組成員在合作管理中相互激發，各展其長，彼此受益，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性格。

正如新課標中說的，“合作交流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方式”，學生交流與合作不單是檢驗、糾正和完善自我的途徑，也是培養學生表達自己觀點的能力和傾聽別人意見的重要渠道。

（三）實行小組合作學習，全員管理制度

以班級管理小組為基礎，建立學習和管理公平競爭機制。實行小組內評定層次法，組與組之間展開競賽。這樣，小組內的每個人都積極合作，為自己所屬的小組贏得榮譽，從而使每一名學生在不同高度的起跑線上競賽，都受到激勵，在合作中找到了自信，不斷完善自己。進行“人人愛集體，爭做主人翁”活動，使每名學生樹立參與意識、管理意識和服務意識，增強自理、自立和自治能力，成為班集體的主人。

（四）班主任工作要求

1. 堅持對“好學生”和“后進生”一視同仁。在處理班級事務時，堅持對“好學生”和“后進生”應使用一個標準，尤其是獎懲方面。一般好學生易得偏愛，后進生易受偏見，所以班主任一定要處事公允，要一碗水端平，否則會助長好學生的壞習慣，壓抑后進生的上進心。對好學生和后進生的錯誤和缺點一視同仁，會贏得學生的尊敬和信任，扭轉班風。

2. 人人參與班級管理的各項活動，尊重每個學生。班主任首先要尊重每個學生，在課余時間里要積極深入到學生中，與他們一起交談、游戲、活動，成為學生的朋友。其次，引導學生積極參加班級管理的各項活動，讓學生人人都有自己的發言權，絕無局外之人，都有展現自己才能的機會。組織開展豐富多樣的集體活動，如讓學生自己設計班旗、班標、美化自己的班級，創設自己的評比臺。發動全班同學獻計獻策，再結合老師的見解，取得共識，大家共同制定和執行。再次，積極參與學校組織的各項競賽活動，通過參賽，增強大家的集體觀念和競爭意識。

3. 充分調動和運用學生家庭的力量參與班級管理。學校的職能是毋庸置疑的，家庭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學生平時的生活基本是學校和家庭兩部分的銜接。經常與家長聯系，尤其是借助于電話這一快捷的通訊工具，可以及時交換學生的有關信息，讓學生家長積極參與對學生的教育和管理，支持班級工作。充分調動和運用家庭的力量參與班級管理，可以提高班級管理工作的成效。

四、取得的成效

（一）班級日常管理效能明顯提升

在學校組織的班級日常管理評比中，班級考勤、早自習、廣播操、儀表、環境衛生、文明休息、愛護公物、黑板報、課外活動等方面的綜合排名明顯提升，成為年級進步最顯著班集體，連續兩學期榮獲校優秀班集體榮譽稱號。

（二）學生對班集體滿意度明顯上升

由開始時的很滿意84%，滿意16%，到一學期后的很滿意98%，滿意2%，學生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個個充滿陽光、積極上進，同學關系融洽，每個學生都為能成為班級的一員而感到榮耀。家長們一致的反應是遇到了認真負責的好班主任。

五、適應學生個性特點的班集體建設需注意的問題

（一）必須結合班級實際，創造出自己的特色。不同的班級有不同的特點，在開展班級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結合班級實際來進行。

（二）班級文化建設需要社會的榜樣支持，學校的活動支持，家長的教育同步支持，形成教育合力。

篇（2）

問題的提出

隨著電子商務消費的逐步崛起以及在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的份額不斷擴大，實體零售商業的消費增速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未來的實體零售商業不僅要面對線下產品的競爭，更要在線上產品的沖擊下找到自身的定位。而實體零售商業的成敗必然涉及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零售商業選址。

孫明貴、張高生、郭令秀（2005）分析了選址對零售商業影響的長期性、先行性、全面性，實則在說明選址在零售商業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有的學者從實證研究角度對零售商業選址進行了探討。劉申等（2009）在對長沙市肯德基布局調研的基礎上，總結了影響商業布局的主要因素，提出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加權評估法的現代商業微觀選址方法；郭崇義（2002；2003）分析了北京和上海的外商投資零售企業不同零售業態的區位選擇；齊曉迪、曾菊新（2006）對武漢雙匯兩種不同零售業態門店的分布模式與商圈結構進行了研究；郭崇義（2005）通過對北京、廣州等城市便利店周邊環境進行調研，研究了便利店的基本區位類型和組合區位類型；侯麗敏等（2004）也通過實地考察對便利店的商圈特性進行了研究，提煉出對便利店有重要影響的店址因素，并利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了店址因素對便利店經營業績的影響；白光潤（2006）探討了城市商業實際選址要考慮的空間尺度、邏輯次序和分析要點。

然而現代零售商業業態種類繁多，產品多樣，企業不可能完全依據上述對現代零售商業選址的探討進行實地選址。比如產品定位為保健及美容的屈臣氏專營店與定位于小型零售的7-11便利店選址方法和策略差異很大。因此本文只針對一個特定對象―屈臣氏進行探討，分析其選址特點，并利用此特點在一個實際項目中模擬尋找屈臣氏的意向店址。當然，也會借鑒上述文獻用到或得出的選址理論和方法對意向店址進行選擇，相信會對其他零售企業的選址一定意義上的參考。

實證研究

調研內容設計。通過文獻回顧確定最初的調研內容，并向有多年選址經驗的經理確認以及初步調研，本文設計最終的調查內容如表1所示。

調研樣本選取及描述。本調研選取重慶市大渡口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渝中區、江北區、渝北區19家屈臣氏店址。并對各樣本的店址、落位、相鄰門店、特征指標及所屬商圈等進行了分析。

屈臣氏選址分析

（一）屈臣氏店址單一特征指標分析

1.綜合購物商場入口。店址設置在綜合購物商場的入口，不僅能保證最優的可見性和易達性，而且還能保證最大有效人流量。根據筆者實際調研情況，有些店址位于綜合購物商場的主入口，如煌華新紀元店、春光百貨店、大洋百貨店、南坪萬達店、金臺大廈店；有些則布置在綜合購物商場的次入口，如富安百貨店、王府井店、大融城店、財富中心店；有些則通過建筑結構的改造形成屈臣氏獨門緊鄰主門或次門，如凱德廣場店、新華國際店，且能夠通過屈臣氏直接進入商場內部。

2.主力店出口。依托于主力店帶來的較大人流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屈臣氏店面有效客戶的進入量和產品的購買量。如：煌華新紀元店布局在卜蜂蓮花出口，凱德廣場店布局在沃爾瑪出入口，西城天街店布局在永輝超市出入口，上海城店則布局在家樂福出口。

3.可易建筑結構或空間布局。在19家屈臣氏店面當中，幾乎所有店面都進行了建筑結構或空間布局的改造和調整將店面設計成雙門或三門，創造最優的易達性和可見性。如CBM賽博店、凱德廣場店、富安百貨店、新華國際店、王府井店、新世界百貨店、協信中心店、大融城店、財富中心店通過改造建筑結構，形成雙門并與女裝店或首飾店連通且可以直接通過進入綜合購物商場內部；而煌華新紀元店、春光百貨店、西城天街店、大洋百貨店、萬達百貨店、MP大都會廣場店對空間布局進行調整和合理的入門設計，使得門口正對人流視線。

4.電扶梯上下口。電扶梯作為層與層之間的交接通道，必會引導大量的人流經過。而屈臣氏通過可見性和易達性的店面布置，更能夠吸引較多的有效人流量。如西城天街店、南坪萬達店、MP大都會廣場店、新世界百貨店、大融城店都布置于人流必經的電梯或扶梯附近。

5.街道拐角處。店址處于室內或室外街道拐角處最容易被顧客發現，即具有良好的凸顯度（白光潤，2006）。如春光百貨店布置于室外街道的拐角處，嘉茂店、西城天街店、南坪萬達店、MP大都會廣場店、財富中心店則布置于室內街道的拐角處，以達到最優的可見性。

6.緊鄰寫字樓出入口。寫字樓聚集了大量的具有穩定消費能力的女性白領，因此屈臣氏也有店面與寫字樓出入口相鄰而居。如CBM賽博店、富安百貨店、北城天街店。

7.相似定位客戶店面。針對相似目標客戶店面或者主打年輕、時尚消費的店面聚集可以有效吸引客戶，如煌華新紀元店、嘉茂店等18家店面附近都有類似的女裝店或首飾店或快餐店，有些屈臣氏店面甚至與女裝店連通，如富安百貨店、新世紀百貨店。

8.室內中庭。室內中庭便于人流的聚集和流通，如西城天街店、MP大都會廣場店的店面就處在商場室內中庭的邊緣。

（二）屈臣氏店址組合特征指標分析

屈臣氏實際店址的選擇，并不只考慮滿足單一特征指標的店址，而是在考慮組合特征指標下，在綜合購物商場中找到能夠最大化滿足易達性、可見性和最大有效人流量目標的店址。在所調研主城區19家屈臣氏店址中，很多店址都表現出相似的組合特征指標，如表2所示。

（三）隨機組合特征指標

基于所調研屈臣氏店址的組合特征指標，依據隨機組合相關理論，給出多個特征指標隨機組合形成的店址。隨機組合的特征指標數量從2個到8個，并推薦出沒有出現在調研的屈臣氏店址當中，但經典的隨機組合特征指標，如表3所示。

基于組合特征指標的屈臣氏選址模擬

在提出的隨機組合特征指標的基礎上，同時借鑒層次分析法和加權評估法，本文選取重慶市一個實際的商業地產項目模擬屈臣氏選址。因屈臣氏與萬達集團于2010年1月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因此有萬達廣場的地方必有屈臣氏，本文選擇重慶市巴南區萬達廣場作為研究對象。

假設從巴南區萬達廣場選擇兩個組合特征指標如下：主力店出口+相似定位客戶店面+街道拐角處+可易建筑結構或空間布局（組合1）和萬達百貨次入口+主力店出口+可易建筑結構或空間布局+相似定位客戶店面（組合2）。

層次分析法確定兩個組合特征指標判斷矩陣如表4、表5所示。用Excel求得兩組組合特征指標判斷矩陣的平均一致性指標分別為：0.080165、0.062050611，滿足平均一致性指標小于0.1的條件，因此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

假設n個專家根據經驗對兩組組合特征指標進行打分，每個特征指標的最高分值為10，最低分值為1，則每組組合特征指標征指標平均分值如表6、表7所示。計算得兩個組合特征指標的評估分值分別為：5.55742842、4.481467861，因此可以選擇組合特征指標1所在的位置。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實際調研的基礎上對屈臣氏店址特征指標和組合特征指標的討論，并用來對屈臣氏店址進行預測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際意義，但有以下要點需要進一步明確和重視：

首先，本文對屈臣氏選址特征和組合特征指標的研究沒有考慮到店面的租金、店址的可得性、對未來利潤的預測等影響屈臣氏選址的關鍵因素以及新建店址、既有店面改造店址等店址性質，但完全可以在實踐當中作為經驗法靈活使用。利用組合特征指標找到意向選址地點，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加權評估法進行選址決策。其次，選址的最終目的是要保證一定的利潤率和利潤，本文并沒有對屈臣氏店址的實際利潤率進行調查（屬于公司機密資料），但并不能說明屈臣氏店址的此種選擇特點沒能給屈臣氏帶來成功。可以從其2004年在內陸開設的第50家店面到2013年的第1500家推測出，重視選址并形成自身特色的選址策略是其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參考文獻：

1.孫明貴，張高生，郭令秀.國外零售店鋪的選址技術及其應用[J].現代財經，2005（12）

2.劉申，徐美，王麗娟.基于長沙市肯德基布局分析的現代商業選址研究[J].經濟地理，2009（12）

3.郭崇義，戴學珍.北京市外商投資零售企業區位選擇研究[J].經濟地理，2002（6）

4.郭崇義.上海市外商投資零售企業區位選擇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3（1）

5.齊曉迪，曾菊新.武漢市食品連鎖企業區位選擇研究―以武漢雙匯連鎖公司的發展為例[J].經濟地理，2006（1）

6.郭崇義.便利店區位類型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5（11）

篇（3）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品牌飯店大量進入我國，星級飯店數量增多，飯店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在此環境下，單憑管理者個體的知識和能力已難以保證飯店企業決策的正確性。為此許多飯店企業改變了依賴總經理制定戰略的方式，轉而注重發揮整個飯店高層管理團隊(Top ManagementTerm，簡稱TMT)的集體智慧。Finkelstein等指出，高層管理團隊由來自于不同部門和領域的管理人員組成，通過高層管理團隊能更有效地制定決策和執行決策，使企業取得更高的績效。

上世紀80年代以前高層管理團隊的研究一直局限于理論的描述和推導。1983年組織行為學家Pfeffer根據人際交往的“相似相吸”原則，提出可以利用人口特征模型來研究高層管理團隊的穩定性。在Pfeffer研究的基礎上，Hambrick等進行了重要擴展，指出高層管理團隊人口特征不僅直接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而且還有可能通過影響戰略選擇行為，進而對企業績效產生間接影響。隨后國外學者進行了大量關于年齡、教育背景等高層管理團隊的組成特征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與國外大量的實證研究相比，我國關于高層管理團隊的研究較少，針對旅游行業的研究幾乎是空白。飯店業是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飯店實行星級評定制度，其管理理念、手段和方法與國際接軌。基于上述考慮，本文針對我國中高星級飯店企業，探討其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與企業績效的關系。

二、文獻回顧

1、高層管理團隊的界定

由于各個國家在企業組織結構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所以學者們對高層管理團隊的定義不盡相同。例如，Bantel等將高層管理團隊定義為那些參與公司所面臨的重大決策的高級經理們；Finkelstein等認為高層管理團隊是在企業經營中做出那些影響企業績效的決策的團體。孫海法結合我國組織結構的具體情況，認為高層管理團隊是指公司高層經理的相關小群體，包括CEO、總經理、副總經理以及直接向他們匯報工作的高級經理，通常稱為“領導班子”。綜合國內外的相關定義，考慮到我國星級飯店的組織結構特點，筆者認為飯店高層管理團隊是指飯店企業高層經理，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以及直接參與飯店戰略決策或直接向總經理匯報的高級管理者。

2、高層管理團隊的組成特征研究進展

1984年，Hambrick等認為組織的領導是一個共享的活動，提出了“高層梯隊理論”(Upper EchelonsTheory)，標志著高層管理團隊研究的開始。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高層管理團隊的特征會影響到組織績效與戰略選擇，團隊成員不同的認知基礎、價值觀、洞察力以及這些特質的作用過程會影響到組織的競爭行為，因而有必要理解整個領導團隊的背景、經驗及高層管理者的價值觀。人口統計特征不僅能有效地反映管理者的偏好和認知差異，而且更容易測量，易于實踐操作，因此可以將人口統計特征作為這些特質變量的替代變量。隨后學者們進行了大量關于高層管理團隊人口統計學特征與企業戰略和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的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高層管理團隊的組成特征的研究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一是組成特征因素的總體水平。一般是由組成特征變量均值來表現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變量均值與企業績效正相關，年齡和任期等特征變量均值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還不確定。例如，有些研究發現年長的高層管理團隊傾向采取保守的戰略，因此企業喪失較多的市場機會，而魏立群等發現高層管理團隊成員的平均年齡越大，公司的績效越好。Becker發現高層管理團隊的組織任期越長，采取戰略改變的程度越低，然而Smith等發現高層管理團隊成員更長的組織任期對競爭對手的行動更敏感。二是組成特征的異質性和同質性。異質性是指高層管理團隊成員之間的特征變量的差異，包括年齡差異、受教育背景差異、認知性差異與經驗差異。同質性則指團隊成員組成特征的相似性。目前關于高層管理團隊的異質性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兩者之間負相關；有些學者的研究認為兩者之間正相關；另外一些學者認為不同人口特征變量的異質性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同。Smith等發現一些特征變量(如經驗)的異質性與企業績效不直接相關，一些特征變量(如受教育程度)異質性與企業績效直接相關，另一些特征變量(如職業背景)的異質性與績效沒有關系；Simons等也證明了與工作相關的異質性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比年齡異質性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更強。國內關于高層管理團隊異質性與企業績效的研究不多，而且結論也不相同。肖久靈發現教育背景的異質性與企業利潤率呈顯著正相關；職業背景的異質性與企業利潤率無顯著相關；張平發現職業背景異質性與企業績效負相關。

3、飯店高層管理者的研究

飯店高層管理者的研究一直是接待業和旅游業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重點，但是國內外學者對飯店管理者的研究還集中在個體層面。早期研究的問題是飯店高層管理者的職責和角色，特別是飯店總經理的職責和管理風格。以后發展到進一步探討飯店高層管理者的基本角色是處理突發事件還是制定戰略，再到研究高層管理者新的管理工作。Gilbert等強調隨著新的管理工作的出現，飯店業管理者開始支持以團隊的形式來領導，但是他沒有對飯店業高層管理團隊應該如何組建以及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更深入地探討。

總體說來，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但也存在相互矛盾的結論。這表明一些研究結論僅適用于特定的行業或特定地域。我國目前的相關研究多采用跨行業數據，缺少專門針對旅游業高層管理團隊的深入研究。

三、研究假設

高層梯隊理論的提出，意味著可以利用高層管理團隊的人口統計特征來反映管理者的偏好和認知差異。團隊的人口統計特征均值能反映團隊某一特征的整體水平，異質性能反映團隊某一特征的差異，因此本文主要從這兩個維度提出理論假設并進行實證研究。

1、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均值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理論假設

規模較大的團隊擁有更多的認知資源，在競爭激烈的外部環境下能有更多的創新，在制定決策時 能更好地集思廣益，制定出更好的戰略決策。但是隨著團隊規模增加也會出現意見不一致，彼此溝通困難。我國星級飯店企業是以提供無形服務為主，容易發生突發事件，并且這些突發事件往往涉及到飯店內部的多個部門，因此飯店企業會通過讓更多的人參與制定決策，減少信息傳遞的中間環節，使得決策執行的速度加快；同時也減少信息傳遞過程的“噪聲”影響，使得執行更加準確。因此，本文假設：H1――高層管理團隊的規模與企業績效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年長的管理者在關系網絡和經驗判斷方面具有優勢，然而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外界環境的變化不敏銳。高層管理團隊平均年齡越大，越趨向于回避風險，制定的企業戰略就越保守，因而企業績效下降。因此，本文假設：H2――高層管理團隊的平均年齡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個人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能反映自身的認知能力和技巧，國內外學者已經證明了高層管理團隊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與企業績效強相關。雖然我國飯店業從業者的整體素質不高，但本文仍然認為高層管理團隊受教育水平的均值越大，獲得的有效信息就越多，因而越有可能制定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戰略。飯店以提供服務來創造效益，非常強調對無形服務的有效管理，具有管理專業背景的人通常會對管理更熟悉，因此高層管理團隊中管理專業背景的人比例越高，越能勝任管理工作，創造出更好地經濟效益。因此，本文假設：H3a――高層管理團隊成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H3b――高層管理團隊管理專業比例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

管理者的行業任期能反映管理者對工作的熟悉程度，團隊任期能反映團隊成員相互之間的熟悉程度和合作的密切程度。Katz對研發團隊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項目團隊的任期和績效呈現倒U型關系，太長或太短的任期對績效都是有負面影響。Pfeffer認為當團隊成員的任期長到足以熟悉企業的內部情況以及了解實務運作后，則企業的績效將達到最高。樓嘉軍通過對上海市中外資飯店的高層管理者的調研發現，外資飯店的高層管理者通常在飯店企業工作了10年以上，而內資飯店高層管理者工作10年以上的不到一半。由此可見我國飯店企業高層管理者任期普遍不長。任期較長的高層管理者會對飯店比較熟悉，更容易制定出合適的管理策略和政策。因此，本文假設：H4a――高層管理團隊成員的平均團隊任期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H4b――高層管理團隊成員的平均行業任期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

2、高層團隊組成特征異質性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的理論假設

處于同一年齡段的管理者常常擁有相似的經歷和相近的價值觀，因而他們對外在環境的判斷較相似，溝通更容易，關系更融洽，易于在決策中達成一致。而年齡差距大的高層管理團隊會因為價值觀不同而產生沖突，團隊的凝聚力下降，進而影響到決策的制定和執行。因此，本文假設：H5――高層管理團隊的年齡異質性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受教育程度異質性程度越大，意味著高層管理層對問題的看法等會出現分歧的程度越大，成員之間的溝通更困難，因此團隊決策的質量受到影響。但是Smith等發現高層管理團隊受教育程度異質性與企業的投資回報率與銷售增長率正相關。因此，本文假設：H6――高層管理團隊的受教育程度異質性與企業績效正相關。

高層管理團隊的專業背景和職業經歷能代表著他們不同的認知模式，因此高層管理團隊成員背景的異質性將有利于改善決策質量和提高企業經濟效益。Hambrick等發現高層管理團隊的職業經歷異質性與企業市場占有率和企業利潤正相關。Smith等研究發現，高層管理團隊教育異質性，對組織的投資回報率與銷售增長率直接產生積極的作用。Hambrick等發現不管是在市場份額還是在利潤方面，高層管理團隊成員的所學專業的異質性均與績效的提高正相關。但是異質性也會造成團隊內沖突增加，影響到決策質量，進而影響到企業績效。因此，本文假設：H7a――高層管理團隊的職業經歷異質性與企業績效呈顯著正相關；H7b――高層管理團隊的所學專業異質性與企業績效呈顯著負相關。

一般認為，團隊任期的同質性促進了團隊內的整合，提高了團隊的凝聚力。由不同任期成員組成的高層管理團隊可以以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企業經驗為基礎形成多樣化觀點，有利于形成正確的決策。但人員任期的異質性程度越大，彼此之間不了解，因此容易激發沖突，且不容易解決沖突，從而降低企業績效。因此，本文假設：H8――企業高層管理團隊的團隊任期異質性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負相關。

四、研究方法

1、數據來源

廣東省旅游業發達，擁有星級飯店的數量在國內最多，飯店的經營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位于全國前列。湖南省與廣東省緊密相聯，飯店業較發達，經營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位于全國平均水平。選擇這樣兩個不同發展水平的區域進行調查，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國星級飯店的整體情況。筆者于2006年7月到2006年12月，以廣東和湖南兩省的三星級及以上飯店作為研究對象來發放問卷，共發放問卷356份，回收203份，有效問卷152份，有效問卷的回收率為73.3％。

本文主要以單個飯店為分析單位，回收的有效問卷涉及到114家中高檔星級飯店，這些飯店的基本特征如下表(見表1)。

2、變量設計

(1)因變量

Cohen等指出在研究高層管理團隊特征與企業績效關系中，研究者一般采用企業經濟績效來衡量其效益，最常用的是凈資產收益率、資產回報率、銷售增長率以及股東收益率。從國外文獻看，相對較多的學者采用資產回報率作為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我國飯店企業由于投資方式差異顯著，很難采用資產回報率指標來衡量。國內外飯店的研究文獻中常采用平均客房出租率來表示經營績效，但筆者實地調查，發現客房出租率不能有效地評估飯店經濟效益，因為我國部分飯店的經濟效益主要來源于餐飲，而不是客房。因此本文選取的因變量有平均客房出租率、人均勞動生產率兩個指標，將其作為衡量飯店經濟績效的變量。其中，人均勞動生產率反映飯店每位員工所能創造出的收益。

平均客房出租率(R)=全年實際出租客房數/(365×可供出租客房總數)

人均勞動生產率(r)=2005年營業總收入/員工總人數

經濟績效作為本研究的因變量，其測量的準確性直接影響到本研究的可信度。而以上計量尺度只反映了短期的經濟效益，沒有對飯店長期的經濟效益進行評價。在預調查中，發現大多數飯店不愿意提供經濟效益方面的數據，因此筆者在問卷設計上借鑒了曾曉華等的研究方法，請調查對象評價他們飯店目前的經濟績效、兩年以前的經濟績效、飯店目前的管理水平與兩年以前的管理水平，然后分析人均勞動生產率和客房出租率與管理水平的關系。

(2)自變量

本研究的自變量有：團隊規模、年齡均值、年齡異質性、團隊任期均值、團隊任期異質性、行業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質、受教育程度異質性、管理專業比例和職業經歷異質性。

其中H代表異質性程度，P是每個數值的個數占總數的比例，Ⅳ為種類的數量，H取值在0和1之間，H的值越大，表示高層管理團隊成員的異質性程度越高。

根據以往學者對受教育程度、專業背景、職業背景變量的分類以及飯店行業的特點，給出各個變量的分類編碼(見表2)。

對湖南省和廣東省的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均值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僅在行業任期構成上存在著顯著差異，其余特征都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選擇湖南省和廣東省兩省進行調查研究是可行的。

五、分析及結果

對飯店經濟效益采取了不同的測量方法，一種是比較客觀的變量，如人均勞動生產率，一種是比較主觀的測量，如對兩年前的和目前的飯店經濟效益、管理績效進行評價。采用不同的指標來測量飯店的經濟績效，這些指標之間應該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經相關性檢驗(見表3)，平均客房出租率僅與兩年前的管理水平存在顯著相關，而人均勞動生產率與飯店規模、目前的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兩年前的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都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與我國飯店業的實際情況相一致，人均勞動生產率能有效地衡量我國飯店企業的經濟效益。

1、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均值與飯店績效的關系

運用SPSS13.0對前面提出的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均值與飯店企業績效的關系假設進行了0階相關系數分析(見表4)。發現高層管理團隊的年齡均值與人均勞動生產率存在較顯著的關系(r=0.236，p

高層管理團隊的年齡均值、團隊任期均值、行業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值、管理專業比例與人均勞動生產率存在較強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可能是忽略了飯店檔次、飯店規模、區域因素和飯店所有制類型等企業因素的影響而發現的一些表面關系，因此還需控制這些變量的影響，進行更深入的層級回歸分析。表5顯示了層級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5)。

在控制了飯店規模、區域等因素后，飯店高層管理團隊的組成特征均值能有效地解釋飯店的經濟績效(增加對飯店經濟績效的解釋力R2=0.097)，高層管理團隊的平均團隊任期與飯店的經濟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標準化后的β=0.229，p

因此在控制了其他飯店特征變量后，高層管理團隊的團隊任期均值和受教育程度均值能有效地預測飯店經濟效益的好壞。而高層管理團隊的平均行業任期、年齡均值和管理專業比例對飯店的經濟績效不產生顯著的影響。

2、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的異質性與飯店績效的關系

相關分析發現，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特征的異質性對團隊效能、飯店經濟績效的影響比較有限。年齡異質性、團隊任期異質性、行業任期異質性和所學專業異質性與人均勞動生產率存在著負關系；受教育程度異質性、工作經歷異質性與人均勞動生產率存在著正關系。但是這些關系都沒有達到顯著水平。這表明我國中高檔星級飯店的高層管理團隊的年齡異質性、團隊任期異質性、行業任期異質性、職業經歷異質性、受教育程度異質性和所學專業異質性與飯店經濟績效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見表6)。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設H6、H7、H8a、H8b和H9都不成立，即我國飯店企業高層管理團隊組成的異質性對企業績效沒有顯著影響。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層管理者對“高層管理團隊人口特征異質性與飯店績效的關系”這一問題的看法，筆者進行了訪談，發現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雖然高層管理團隊有差異，但是由于最后由總經理決定，所以高層管理團隊的差異對決策和經濟效益等不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例如，一位國有四星級飯店的副總和一位民營四星級飯店總監都認為，所有的高層管理團隊都會由不同專業背景的人組成，肯定存在差異，但是由于工作目標一致，并且總經理才是最終決策者，所以這種差異不會影響飯店的管理。

有的認為高層管理團隊差異小有利于決策。例如，一位民營五星級飯店的總監認為：高層管理團隊要有差異，但差異不能太大。一位國有三星級飯店的副總認為：差異小有利于決策。差異大使得每個人對決策問題的看法不一致，難以溝通達成一致。

有的認為差異大比較有利于決策。例如，一位民營三星級飯店的副總認為：職業背景等差異大，比較利于決策。

由此可見，飯店業高層管理團隊的異質性可以集思廣益，但也增加了溝通的障礙。不論是國有還是民營飯店，總經理往往是最后的決策者，其他高層團隊成員服從總經理的權威而對最終決策的影響相對有限，因此高層管理團隊的異質性對飯店的決策效能和經濟績效的影響比較有限。

六、結論與討論

篇（4）

從廣義上講，“只要涉及到人力資源題材（而不僅限于管理與開發）的節目就是職場類節目。從狹義上來講，只有關注擇業與創業的節目才是職場類節目”[1]。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真人秀《學徒》自亮相電視熒屏，便迅速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一新穎的電視求職節目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參與和關注。隨后，挪威、瑞典等國電視臺也紛紛推出職場類節目。職場真人秀節目也很快在中國電視市場走紅。2005年，東方衛視開播了中國第一個創業體驗真人秀節目《創智贏家》，作為首個鼓勵青年人自主創業，通過一系列商業實戰呈現創業元素的直播真人秀節目，它以“我要秀自己，有什么不可以”為口號，最終選拔出優秀的創業人才，同時也展現了一批懷有創業夢想、商業才智以及在陌生團隊的組建磨合中不斷成熟的青年人群像。2006年3月，央視經濟頻道重金打造的類似于《學徒》的求職節目《贏在中國》亮相電視熒屏，提出“勵志照亮人生，創業改變命運”的口號，并且提出全民參與，平民色彩濃厚，更是達到了12萬報名的佳績。[2]后來熒屏上陸續出現了寧夏衛視的《中國職場好榜樣》、江蘇衛視的《職來職往》和天津衛視的《非你莫屬》等節目，更是將職場類節目推向。

電視職場真人秀節目興起背景

總的說，中國電視求職類節目的蔚然成風，與國民受教育程度等息息相關。

國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成就，主要表現在：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及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初步實現。“全國有2541個縣通過‘兩級’驗收，學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取得長足發展。高中階段，教育發展迅速，在校生達到3000余萬人，高中階段學齡人口毛入學率提高到42%左右。職業技術教育、承認崗位培訓和繼續教育大力發展，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培養了大批熟練勞動者和實用技術人才。”[3]教育事業的發展，使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科學文化素質得到了較大的提高。正是由于國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國民對于求職有了更高的期待。

高校擴招與就業競爭。目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據教育部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截止到2009年中國各類高校總數達到2663所，同年高校畢業生達611萬人，當年就業率約為68%。”[3]這么多的應屆畢業生，再加上往屆還未找到工作的畢業生，對就業市場形成巨大的壓力。一方面，大學生在校期間主要學習理論知識，大多缺乏實踐能力，從而無法滿足社會上各企事業單位所需要的相關人才；另一方面，大多數畢業生對面試技巧不熟悉，往往導致面試失敗，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因此，大學畢業生迫切需要一檔既能為他們提供展示舞臺，也能告訴他們面試技巧的節目。

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農業社會不斷向工業社會轉變，而這一過程既是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也是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的過程。“1999～2002年四年間，農村勞動力外出數量分別達到7072萬、7800萬、8961萬和9430萬人，四年間平均每年增加715萬人。但目前在中國的4.8億農村勞動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其中大專以上的只占到2.6%，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3]從總體上來看，我國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不高，從事非農產業的職業技能極其缺乏，職場類節目不僅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找工作的平臺，同時也加強了他們對于職業技能的重視與培訓。

市場經濟建設與職業生涯規劃。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然是最大的發展要務，而市場經濟倡導按規則辦事，同時推崇個人文化的最大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更多的人并不會為了就業而就業，他們會提出諸如“一生的規劃”之類的長遠要求。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中國的各個層次教育中，職業生涯設計方面的知識傳授得很少。職業生涯是指一個人一生連續從事和負擔職業、職務職位的過程，它不僅包括職業活動，而且包括與職業有關的行為和態度等內容。而新興的職場類節目教會人們如何根據自身情況制訂相應的職業規劃，當然受到大多數人的青睞。

電視職場真人秀節目樣態特征分析

不同類型的電視節目的樣態特征各有不同，中國電視職場真人秀節目也有自己獨特的節目特色。

篇（5）

目前，采摘的茶葉都是以人工為主，采摘的茶葉分支個數參差不齊，影響了茶葉的品質，同時也浪費了原材料。因此，對采摘的茶葉鮮葉的分選方法進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智能化茶葉生產的一個重要一步是對采摘的新鮮茶葉分支數量的識別技術。

在農業工程中，國內外研究者應用圖像處理和識別技術對農作物的識別和檢測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例如楊福增等通過研究顏色和形狀特征識別茶葉嫩芽[1]、唐仙等人通過閾值分割方法進行嫩芽識別[2]、陳全勝等通過計算機視覺方法識別茶葉色澤[3]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對茶葉的分支節點識別，目前國內外相關報道較少。唐仙[2]等針對在自然環境下的茶葉，利用RGB空間的R、B分量差進行多閾值分割嫩芽圖像。

本文采摘的新鮮茶葉圖像為研究對象，基于RGB顏色空間，利用顏色分量R-B，進行閾值比較獲得二值圖像數據。采用Zhang-Suen算法[4]獲得骨架細化圖像，通過八方向鏈碼初步計算節點位置，最后對初步的節點垂直坐標值進行排序，確定節點數量。對于茶葉分支數的識別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也可為智能化茶葉鮮葉分選的研究提供技術支持。

1.圖像采集

試驗試驗CCD攝像頭，在圖像采集過程中，在黑色背面下，采用漫反射三原色光源照射茶葉葉片。為了有效的識別出葉片的分支節點，應該避免大、小葉片完全重疊的情況。

本試驗共采集了100張jpg的茶葉樣本圖像進行分析研究。本試驗在配置CPU為I5、內存為2GB的PC機上運行matlab2013R對采集的茶葉鮮葉圖像進行分支節點識別計算。

2.茶葉圖像的二值化算法

茶葉的顏色大都呈現淺綠色，因此顏色特征是進行茶葉圖像與背景分割的一個有效依據，而且由于色差法R減去B可以減弱光照引起的干擾，很好的將茶葉圖像和背景進行分割。所以，本試驗選用RGB色彩空間的R-B分量對茶葉圖像進行灰度化。

R-B分量灰度直方圖存在明顯的波峰波谷，茶葉與背景在灰度特征上的差異。因此可以設定閾值將茶葉與背景分割開。

3.查找圖像中可能的分支節點

對二值圖像進行骨架細化處理。查找細化圖像中像素點值為1的所有點，并對這些點進行八方向鏈碼值和計算。

為八方向鏈碼值和;為二值化圖像的像素點值;

其中，保存可能為分支節點的當前像素點垂直坐標值。

j為當前像素點的垂直坐標。

如果，則表示該像素點可能為分支節點位置。記錄當前像素點的垂直坐標值到。

4.確定分支節點

上述采用八方向鏈碼[5]進行計算確定的是可能分支節點，真實節點包含在節點列表中。通過下述算法可以將真實節點篩選出。對記錄的垂直坐標值進行由小到大冒泡算法排序，并對序列進行后、前兩數差值計算，如果計算值大于2，則表示找到一個真正的分支節點。

5.識別結果

至此，茶葉的分支節點總數被確定，對采集的100組樣本進行算法有效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算法有效性分析結果

算法名稱 樣本數量/張 骨架圖像準確性 節點正確度

顏色骨架特征算法 100 95% 95%

其中，5%樣本分支檢測失敗原因是采集的茶葉鮮葉樣本葉片出現殘缺，使得骨架細化圖像結果錯誤，從而導致后續的識別出現錯誤。

6.結束語

本文根據茶葉的顏色和骨架特征，實現了茶葉分支節點數量的識別。實驗結果表明：根據顏色特征提取的茶葉葉片R-B分量能夠清晰地區分茶葉與背景的差異;通過對茶葉圖像二值化和骨架細化處理，有效識別出茶葉可能的分支節點，最后進行節點排序比較，成功的確定茶葉圖像的分支節點數量，準確率可達95%。

參考文獻

[1]楊福增，楊亮亮，田艷娜，等.基于顏色和形狀特征的茶葉嫩芽識別方法[J].農業機械學報，2009，40：119-123.

[2]唐仙，吳雪梅，張富貴，顧金梅.基于閾值分割法的茶葉嫩芽識別研究[J].農業裝備技術，2013：39（6）.

[3]陳全勝，趙杰文.利用計算機視覺識別茶葉的色澤類型[J].江蘇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26（6）.

[4]王曉靜.迭代骨架化算法在漢字圖像識別中的分析與應用[J].遼寧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40（3）.

[5]王要峰.基于方向鏈碼去除骨架圖像毛刺算法[J].計算機應用，2013，33（z1）.

篇（6）

電視公益廣告最早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美國，是為公眾服務的非營利性廣告。我國電視公益廣告起步較晚，其發展經歷了發軔期、成長期、提速期，并在發展中不斷改進和完善。在我國電視公益廣告作為社會導向和教化的一種重要方式，一直是大眾期待和關注的熱點，擔負著非常重要的責任。

1 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發展與現狀

近年來，中國廣告業迅速發展，與之相對應，中國電視公益廣告也發展迅速。我國電視公益廣告可以追溯到1978年，至今已有34年的發展歷程。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孕育期(1978―1985)；發軔期(1986―1993)；成長期(1994―2000)；提速期(2001―至今)。我國電視公益廣告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在平均水平上已經能達到國際標準。我國電視公益廣告在不斷發展的歷程中不斷精益求精，追尋最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始終都放在第一位。廣告市場不斷成熟，電視公益廣告也在不斷進步之中。在中國加入WTO之后，外國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對本土媒體廣告經營產生很大的沖擊。隨著數字電視和有線電視的興起，內在技術要求進化，同時手機、互聯網憑借自己的優勢擠壓電視的生存空間。運營模式單一、出資者數量小、制作人員管理不善、隨意等自身環境也是當前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現狀。

2 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特征

2.1 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特點

電視公益廣告作為公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面向大眾群體，通俗性和藝術性并存。概括的來講，我國電視公益廣告主要有以下特點：非營利性。這是電視公益廣告的首要特征，也是與商業廣告相區別的關鍵；觀念性。電視公益廣告并不像商業廣告直接顯示商品的功能與效應，而是傳播一種理念、觀念；導向性。公益廣告是一盞燈，為人們的行為指明前進的道路；受眾的廣泛性。電視這種媒介本身覆蓋率很高，加之公益廣告針對不是某一群體而是的社會公眾，電視公益廣告就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責任性。電視公益廣告擔負著提高人的審美情趣，陶冶人們的情操，激發人性之中的真善美的責任；藝術性。藝術性是增強電視公益廣告傳播效果的特色。

2.2 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特征

首先，視聽特征。我國電視公益廣告在視覺與聽覺上越來越注重藝術性追求，不僅向受眾展現真實的一面，而且還有藝術的一面。增強電視公益廣告傳播效果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在視聽上追求藝術上的美感。電視公益廣告以流動的聲音和畫面為載體，以聲、光、電、色等為表現元素，并運用造型、表演、蒙太奇、節奏、伴音、音樂、音響、特技等具體表現手段進行綜合合理的組織，給人視覺和聽覺上的審美享受。

其次，文字語言特征。一則電視公益廣告除了畫面和聲音是組成元素之外，文字語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電視公益廣告因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因此在廣告用語上都比較積極樂觀，宣揚某些正確的理念。在廣告文字語言的創作上，感性語言較多，理性語言大多處于附屬地位，旨在打動人心、深入理念，引起人們的共鳴。在一般情況下，文字是與聲音旁白或者對話相結合，用第三人來訴說廣告中所要傳達的內容，并且以字幕的形式顯現在畫面上，以求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公益廣告的廣告語上雖然不缺乏好的創意，但大多數公益廣告的廣告文案比較枯燥無味，以單純的說教內容來向受眾傳達信息，容易使觀眾產生厭煩的感覺。

3 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藝術表現形式

3.1 我國電視公益廣告的藝術表現形式

電視公益廣告是藝術和科技的統一，這就要求電視公益廣告善于利用各種電視技術手段，完美的表達電視公益廣告的涵義和主題。根據制作手段的不同，電視公益廣告主要有兩種藝術表現形式：一種是以拍攝為主的電視公益廣告，一種是以動畫為主的電視公益廣告，而動畫電視公益廣告又逐漸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以二維動畫為主，一個是以三維動畫為主。無論是拍攝類電視公益廣告還是動畫類電視公益廣告，都要進行具體的制作。首先針對電視公益廣告的主題進行風格的確定，確定風格之后就要進行前期的拍攝工作，在拍攝中拍要達到攝對象在畫面中比例合適，注意景別的運用、構圖的選擇、人物和鏡頭的調度等因素。最后就要進行后期制作，后期制作是化腐朽為神奇的環節，后期制作將剪輯、音樂、配音、調色、特效等多個環節綜合，將電視公益廣告的傳播效果最大化。

3.2 影響我國電視公益廣告藝術表現形式的因素

電視公益廣告的藝術表現的優劣直接影響到它的傳播效應，因此我們應該清楚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電視公益廣告的藝術表現形式。從宏觀層面來說，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是從大的層面影響電視公益廣告藝術表現。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經濟是最根本的因素，但是電視公益廣告作為社會的一種文化形態，無時無刻不受文化的熏陶與影響。我國公益廣告作為現實中的倫理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外化，也是對倫理道德傳達的精確方式。中國的文化比較內斂，重國、重家、重情，在我國電視公益廣告中也不斷體現著這種文化。從微觀層面來說，電視公益廣告的作品因素及制作團隊、制作費用是影響電視公益廣告藝術表現形式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中國電視公益廣告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來說起步較晚，在不斷地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中國電視公益廣告在我國的和諧社會構建中擔任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規范社會大眾的行為、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引導，促進人文理念的傳播等。我國電視公益廣告形式多種多樣，比如名人說服型、情景動畫型等；內容涉及范圍也很廣泛：環境、道德、交通等；創意也越來越新穎，由原來的宣傳語居多向創意故事性發展。新技術的發展，我國電視公益廣告還不斷融入3D技術，進行3D電視公益廣告的創作，將電視公益廣告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拉近。

篇（7）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在全部心衰患者中，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患者較多，占總數的60%左右。根據相關文獻表明，在我國的心衰住院患者中，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患者占35%左右，其發病率不斷的再增長，呈逐年上升趨勢，其預后也較差。本文對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患者進行了觀察，對其臨床特點進行了分析，現分析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2011年11月――2012年3月于我院收治的8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有男性患者44例，女性患者36例，患者的年齡為59-79歲，平均為〔67.5±7.5〕歲。其中42例有高血壓性心臟病，27例患者有冠心病，9例患者有擴張型心肌病，2患者有肥厚型心肌病。按照美國紐約心臟病協會心衰診斷標準，在心功能分級中，有19例患者為Ⅱ級，52例患者為Ⅲ級，9例患者為Ⅳ級。28例患者為合并糖尿病，22例患者為高脂血，有20例吸煙患者。

1.2方法

1.2.1診斷80例患者入院3d內，均行心臟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使用GEVIVID7彩色多譜勒超聲心動圖儀，探頭頻率為3.2兆赫。根據2007年歐洲心臟病協會公布的關于“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力衰竭”的專家共識，符合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力衰竭診斷標準為：①患者左室射血分數正常，或者為輕度異常，即射血分數不低于50%；②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癥狀或體征；③有左室舒張功能不良的證據[2]。

對于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患者而言，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患者的舒張功能主要為三類，分別為輕度舒張功能降低、中度舒張功能降低和重度舒張功能降低。①輕度為患者的左室舒張末壓正常或者為輕度增高，左房壓力正常或者為輕度增高，從而會引發心室舒張早期的E峰降低，或者能夠引發心室舒張中期的E峰降低，從而導致舒張晚期的A峰增加，而從E峰的減速時間來看，其時間得到延長。②從中度舒張功能降低來看，患者的舒張期左房內壓力升高，而患者左室舒張充盈的情況，其大多發生在快速充盈期，從而引發E峰出現假性正常化，而A峰亦出現假性正常化，E/A>1。③從重度舒張功能降低的情況來看，患者二尖瓣血流速度有變化，其呈快速下降的變化趨勢，故而引發E峰異常高尖，從E/A來看，E/A>2，而E峰的DT變短。

1.2.2臨床治療和隨訪對于患者治療，采取對癥治療，高血壓、高血脂或有糖尿病的患者，采取控制血壓、降糖降血脂的治療方法，運用ACEI和利尿劑為基礎治療方式。在基礎治療上，對于心房撲動或者心房纖顫、且合并有心率偏快的患者治療，采用β-受體阻滯劑來治療，可以對患者心室率進行控制。如患者伴有冠心病，那么再加用硝酸鹽制劑。此外，對80例患者進行360d的系統隨訪，對患者再入院情況進行記錄，并記錄患者因心力衰竭而出現死亡的情況。

1.3統計學分析組間采用SPSS14.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組間數據資料對比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對比采用卡方檢驗，以P

2結果

2.1發病率在80例患者中，射血分數不低于50%，有42例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患者，占52.5%，其中在舒張功能降低中，有10例為輕度，占23.8%，有29例為中度，占69.0%，有3例為重度，占7.1%。射血分數小于50%，有38例射血分數減損的心力衰竭患者，占總人數的47.5%。

2.2一般情況特征在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中，有23例女性患者，有27例高血壓性心臟病患者；有10例為心功能Ⅱ級；在射血分數減損的心衰患者中，有13例女性患者，有19例冠心病患者；有29例為心功能Ⅲ級；在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和射血分數減損的心衰中，前者的吸煙患者高于后者，前者合并高血脂患者高于后者。差異均P

2.3檢查特征在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患者心超檢查顯示中，其左室舒張末期內徑、左室流出道內徑、左室收縮末期內徑、左房內徑低，均低于射血分數減損的心衰患者。在X線檢查中，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患者平均心胸比例為49.9%，射血分數減損的心衰患者為89.0%。差異以P

2.4預后特征在360天的隨訪中，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有13例再入院，占30.9%，有1例死亡，死亡率為2.3%；射血分數減損的心衰有20例，占52.6%，有5例死亡，死亡率為13.1%。差異以P

3討論

對于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而言，其多是由于心臟舒張功能不全導致的，其機制包括主動舒張功能障礙[2]，其較多發于冠心病患者，即出現明顯心肌缺血，在出現收縮功能障礙之前，有較大幾率出現舒張功能障礙。對于機制中舒張功能不全類而言，其主要誘因為心室肌充盈障礙，或者是順應性減退，其多發于高血壓患者，在肥厚型心肌病患者中也較為多見。在左室舒張末壓過高的情況下，患者的肺循環出現病變，通常表現為高壓和淤血。對于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而言，其發病率較高，在本文的研究中，有42例，占52.5%。在臨床表現中，其與射血分數減損的心衰患者沒有明顯差異，在患者初期臨床癥狀中[1]，通常表現為氣短。對于左室射血分數正常的心衰患者而言，其心排量降低，血管舒張能力受到損害，并且其骨骼肌代謝異常，在患者的首發癥狀[3]中，通常為肌肉疲勞。在進行治療的過程中，應充分了解其臨床特點，以達到更為有效的診斷和治療。

參考文獻

[1]朱愨.左室射血分數正常及減損的慢性心力衰竭257例臨床分析[D].重慶醫科大學，2006.

篇（8）

【作者簡介】梁珊珊(1980- )，女，河北唐山人，唐山師范學院教育學院講師，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碩士，河北　唐山　063000。

中圖分類號：G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667(2012)09-0081-05

教師流動問題是各個國家都需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歐盟自其依據《羅馬條約》建立肇始，其政策一貫強調經濟合作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2010年3月歐盟公布的《歐洲2020戰略》更是將“建設流動歐洲”作為其四個優先發展的領域之一，將“鼓勵人員，特別是年輕人自由流動”作為保證未來十年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1]因此，教師流動，特別是教師的國家間流動，在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教育政策中具有獨特的意義和地位。在以上背景下，本文擬對歐盟中存在的教師國家間流動的現狀及其制定的相關政策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以期為我國實現教師合理有序的流動提供借鑒。

一、歐盟教師流動與教師國家間流動的含義

歐盟倡導的教師流動包括各個層級(從學前到高等教育)和各領域(普通教育和繼續教育)的教師在整個歐盟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其教師流動形式較為多樣。總體上，歐盟“教師流動”可以從3個維度上進行劃分：一是，按照流動范圍可以劃分為工作間流動(Job Mobility)和地區間流動(Geographical Mobility)，是歐盟政策中最常使用的一種劃分方法；二是，按照流動方向可劃分為向外流動和內部流動；三是，按照流動的時間長短可劃分為長期流動(Long-term Mobility)與短期交流(Short-term Exchange)。不同維度交疊在一起就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教師流動類型。

其中，教師的地區間流動是歐盟最為關注的。地區間流動按照流動方向可以劃分為：歐盟成員國家間流動(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Mobility)和本國內流動(Intracountry Geographical Mobility)。歐盟組織的教育政策主要針對的是教師在歐盟成員國家之間的流動。合理的國家間流動除了可以解決教師資源空間分布的不均衡問題外，對歐盟的教育一體化和政治、文化一體化也具有特殊意義。因而，教師的國家間流動是歐盟教育政策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本文也將集中探究歐盟教師獨特的國家間流動現象。

二、歐盟教師國家間流動的現狀與特點

第一，在流動的原因上，歐盟教師的國家間流動具有特殊的政治原因。歐盟教師的國家間流動其內在動因很多。一方面，歐盟的教師流動和其他地區一樣，具有按照師資需求調配教師資源的作用，因而，其動因包括：各國存在經濟狀況與教師工作環境的差異、各國教師供需情況和各國移民人群教育需求等因素；另一方面，歐盟教師的國家間流動對歐盟的政治、文化一體化和“歐洲維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歐洲一體化程度的逐步加深，歐盟從過去單純注重經濟一體化逐步擴展到政治和各項社會事務領域。在1976年的歐洲教育部長委員會決議中，首次提出了“教育的歐洲維度”(European Dimension of Education)，將教育納入了“歐洲維度”的范疇。[2]這意味著教育擔負起了幫助學生形成歐洲身份認同和歐洲歸屬感的任務。1993年歐盟委員會了《關于教育的歐洲維度綠皮書》，[3]其中將“通過促進流動和交流來促進合作”作為實現教育的歐洲維度的首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流動更傾向于學生流動，而非教師流動。其后，針對學生流動存在的一些問題，一些研究者指出，教師流動比學生流動在促進交流上更加有效。如：英國學者波扎利(Pozzilli)等曾針對醫學專業學生交流存在的教育體制不相容問題，提出教師流動較學生流動更加簡易、有效。隨著政策的發展，教師的流動和交流得到了越來愈多的政策支持。調查數據表明，1997年至2006年，“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中的教師流動數目穩步提高。[4]

第二，在流動過程上，歐盟教師國家間流動的過程較為開放和規范。歐盟及其成員國的相關教育政策和計劃為歐盟各層級教師流動提供了選擇多樣且較開放、明確的申請流程，并在核心問題上得到相應的立法支持。

第三，在流動的方向上，教師國家間流動的方向較為多元。在歐盟及其成員國的調控下，教師流動可達到優化教師資源配置和融合歐洲文化的目的。但是，歐盟的教師自由流動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流間。首先，由經濟原因導致的單向流動，特別是由東歐流向西歐的“向上流動”不利于師資的均衡配置。由于多數東歐國家為教師提供的工作環境遠不如西歐國家，一些東歐教師，特別是馬其頓和保加利亞的教師希望到收入、社會福利和生活水平更好的國家工作。而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卻很難吸引外來教師。這就導致發達國家的師資過剩和一些東歐國家的師資匱乏。另外，相關研究表明：由于語言障礙是教師跨國流動的主要障礙，因而教師更傾向于流向和本國使用相同語言的國家。[5]但是，教師在語言文化趨同的國家間流動不能達到融合多元文化的目的。

第四，在流動的規模上，雖然歐盟一直倡導教師在國家間進行流動，但其教師的國家間流動狀況并不理想。一方面，GHK的研究結果表明教師在歐盟國家間的流動水平較低。[5]若以外來教師數量與該國教師總數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歐盟各國的比例均偏低。其中，最低的比例是法國的0.45%，最高比例為比利時，也僅為3.77%。[5]另一方面，教師國家間流動的未來情況也并不樂觀。研究顯示：在2004-2005年間參加“伊拉斯謨計劃”的144，037名學生中，僅有4，626名參加教師培訓項目，在所有16類項目中人數排名為第12位。[5]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見歐洲未來的教師并不傾向于這種國家間流動。

三、歐盟及其成員國關于教師國家間流動的相關舉措

(一)歐盟的相關舉措

歐盟的教育政策是通過項目計劃的形式，以法律為指導，采取輔原則，為各成員國教育和發展提供支持和補充。

1.歐盟立法的支持與保障

歐洲委員會于2005年制定的《歐洲教師能力與資格共同原則》提出：流動性特征是教師職業的四個重要特征之一。2007年的《提高教師教育的質量》再次重申：“流動是教師的初始訓練和后繼職業培訓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應鼓勵教師到其他歐洲國家學習、進修和工作，以謀求職業發展。”[6]這些政策強調指出：促進在職教師、師范生和師范教育者流動的項目意義重大，可以加深他們對于文化差異和教育的歐洲維度的理解，促進教師的學習和職業生涯發展。這些政策為教師流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

歐盟除了倡導“教師流動”的指導性政策外，還提供立法保障。首先，歐盟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核心便是“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羅馬條約》、《歐洲單一法案》和《歐洲聯盟條約》等歐盟基本條約都規定了歐盟公民及其家庭具有在歐盟(或歐共體)內自由流動的權利。這對于歐盟教師意味著：在僅持有本國國籍的情況下，教師可自由僑居到其他成員國工作。這些法規為歐盟教師的國家間流動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另外，歐盟通過專門法律掃清了教師國家間流動中存在的重大障礙。1989年，世界教師組織聯合會發表的報告《歐洲的教師流動》[7]指出：歐洲國家的教師聯盟都明確支持教師流動，以促進教師對于他國文化的了解，但是這些機構卻沒有對歐洲不同國家的教育體系、國家教師資格認證、教師的工資與工作環境進行整合和控制，也沒有解決教師分布的過剩與不足問題。該報告總結了歐盟“教師流動”存在的核心問題。對此，自1992年的《歐洲聯盟條約》開始，歐盟便逐步通過立法來解決上述問題。《歐洲聯盟條約》[8]中的第126條，將“通過鼓勵，特別是證書和學習期限的認定，來促進學生和教師的流動”作為教育政策的重要目標，并且該目標在《里斯本條約》[9]中得以重申。另外，歐盟除了通過指導方針性的立法支持外，還于2005年了《關于承認職業資格的指示》，為教師職業資格的認定提供了執行標準。

2.歐盟具體教育方案的推動

推行具體的教育計劃(Mobility Schemes)是歐盟教育政策得以實施的重要途徑。歐盟推出的教育計劃中很多都涉及到促進教師流動問題，而大部分歐盟成員國也充分利用這些教育計劃來促進教師的國家間流動。1976年，歐共體正式出臺的最早的“聯合學習計劃”(Joint Study Programmes)，曾以促進各高等院校教師的短期流動為目標。而歐盟最新實施的“2007-2013年終身學習整體行動計劃”更是增加了對教師流動和教師教育機構間跨國合作的支持力度。

歐盟教育計劃在推動“教師流動”方面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全面性，在各層面的教育計劃中，都確立了推動教師或培訓者流動的具體舉措。例如：面向基礎教育的“夸美紐斯計劃”(Comenius Programme)為教師跨國工作提供了專用津貼；面向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的“伊拉斯謨計劃”，為高校教師在歐洲他國的合作大學開設短期課程提供支持；面向除高等職業教育以外的各類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達·芬奇計劃”(Leonardo da Vinci Programme)，通過職業部門提供的語言和文化準備項目來協助勞動力的跨境流動；而面向成人教育和終生教育的“格蘭特威格項目”(Grundtvig Programme)通過給一些交流實踐經驗的項目提供支持，來幫助培訓者獲得到其他國家的學習經驗。第二，歐盟的教育計劃多采用“教師短期交流”(Short-term Exchange)的辦法來推動“教師流動”。以“伊拉斯謨計劃”為例，該項目為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中的教師提供到其他國家的合作學校任教的機會。該項目的流動時間一般為短期，平均只有1周，最長的為6周。

(二)歐盟成員國的相關舉措

歐盟各成員國也以促進文化交流和提高師資質量為目標，采取了多種舉措來支持促進教師和實習教師的國家間流動。一些國家還制定了專門的政策來調控教師流動，以解決教師分布的過剩與不足并存問題。

1.促進國家間流動的方案

歐盟各國對于教師的國家間流動都持鼓勵促進的態度。各國一方面大力支持本國的教師參與歐盟的相關教育計劃，同時又開展本國的教師流動計劃。德國教師除了可以通過歐盟“蘇格拉底計劃”下的“德國學術交流”(DAAD)方案獲得跨國交流機會外，也可以通過各州文教部長聯席會議秘書處(KMK)下屬的“教學交流服務”(PAD)項目來參與跨國交流。希臘教育部每年向教師提供200個到歐洲其他國家修習碩士研究生的獎學金名額。而冰島、挪威和瑞士則致力于推動教師和實習生教師(Student Teachers)的共同流動。多數的教師國家間流動方案都是由教師本人申請參與的自愿流動，而一些國家也存在一些強制性政策。德國、立陶宛等國規定教師在他們教師職業發展中，必須完成到國外開展短期教學的環節。

另外，歐盟國家還有一些獨具特色的非國家層面的方案。其中的“崗對崗”(Post-to-post)教師交流項目是比較典型的跨國教育組織或機構層面的項目。它不是由某一國家組織實施的，而是通過歐洲在職培訓和歐盟學校合作伙伴關系等形式展開教師流動的。參與的國家之間達成雙邊協議，同時每個國家可根據本國和目標國的具體情況制定具體規定。這是一種中期交流，一般持續數月到1年。除此之外，一些歐盟特定國家間還簽署了旨在促進相互間教師交流與流動的雙邊或多邊流動協定。雙邊或多邊教育協定的目的并非在于教師在他國從事較長時間的跨國工作，而是更強調教師學習和了解對方國家的教育系統與文化，北歐國家間的多邊協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調控國家間流動的舉措

為了解決師資分布的地區不平衡和供求不平衡問題，歐盟成員國也使用了一些調控舉措。雖然各國的調控政策主要針對教師的“本國內流動”，但也同時對國家間流動產生作用。這些調控主要通過以下四種途徑：

第一，財政激勵。羅馬尼亞為了吸引教師到鄉村或偏遠地區工作，教育機構根據地區的特點為流動教師提供獎金，而獎金的金額相當于教師薪資5%到80%不等。同時，政府每年都會重新評審這些地區的工資漲幅。

第二，其他激勵措施。除去財政激勵，一些國家還采用了更為廣泛的激勵措施來吸引教師去那些很難招募到新教師的地區。捷克的某些自治州當局為流動到該地區任教的教師提供住房。英國提出一個所謂“關鍵員工生存計劃”(Key Worker Living Programme)。該計劃適用的關鍵員工包括中學教師和繼續教育學院(預科學院)的教師。英國的東南部和東部高昂的住房消費影響了教師的流動，該計劃通過保證教師購買住所或提供廉租房屋來解決高水平生活消費給教師流動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三，增加流動靈活性。一些歐盟國家尋求不使用某一特定激勵措施，而是結合諸如借調、固定配額和豐富的培訓計劃等細微措施增加流動的靈活性。

第四，采用訪學與短期交流。如“崗對崗”教師交流項目中保持教師的原有待遇，這意味著交換到經濟狀況欠佳國家反而具有了高工資而低消費的優勢。而對于交換到高消費地區的教師則提供額外補貼，解決住房等，幫助教師流動掃清障礙。總體而言，調控國家間教師資源分布不均本身是十分復雜的，需要歐盟和各個成員國之間的協調。因此，解決國家間教師資源分布不均的調控政策的制定是歐盟將繼續面臨的一個重要難題。

四、結語

雖然歐盟的教師流動與我國教師流動具有一些本質差異，但教師流動的現象中也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歐盟相關舉措為我國教師流動政策提供了以下可借鑒之處：

第一，通過立法保障、政策指導和具體方案推動等多層面舉措來切實促進和調控教師流動。教師流動首先需要立法的支持與保障，而我國的《教育法》和《教師法》中沒有關于“教師流動”的明確規定。其次，確立教師職業資格的統一認定標準是規范教師自由流動的重要途徑。另外，具體流動方案能夠更加有效地推動和調控教師流動。

第二，“教師為本”使得教師流動更加有效和更加人性化。歐盟的政策一方面關注流動中教師的切實需要，在制定政策和方案時充分考慮到教師在流動中存在的經濟、生活、語言文化等方面的現實問題，并通過具體舉措掃清阻止教師合理流動的阻礙；另一方面，教師流動的過程開放透明，體現了教師的自主性。歐盟政策指引下的教師流動不是自由流動，也不是簡單的強制性流動，這些流動具有明確、公開的申請流程，且由教師自主申請。

第三，教師流動的方式和對象多樣靈活。歐盟的教師流動不局限于現任教學人員，同時針對師范生、非教學人員等不同人群，這使得交流更加深入，而師范生的流動也為教師流動帶來了更大的活力。

【參考文獻】

[1]European Commission(2010). Europe 2020: 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COM(2010)2020. Brussels.

[2]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and of the Ministers of Education, Meeting within the Council, of 9 February 1976 Comprising an Action Programm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Official Journal C 038, 19/02/1976, pp.1-5.

[3]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3). Green Paper on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Education. COM(93)457 Final, Brussels, p.9.

[4]European Commission(2008). Erasmus: Mobility Creates Opportunities European Success Stories. Luxembourg.

[5]European Commission DG EAC(2006). Mobility of Teachers and Trainers(Final Reports). In Study on Key Education Indicators on Social Inclusion and Efficiency, Mobility, Adult Skill and Active Citizenship. 2005-4682/001-001 EDU ETU. p.96, 96, 6, 96, 108.

[6]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7).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COM(2007)392 Final, Brussels, p.12.

篇（9）

泰國古典音樂中的主旋律最初由大圍鑼創作并演奏，其他古典樂器的旋律均以它為基礎創作而成。主旋律是泰國古典樂隊的旋律核心，固定的主旋律與依附于它之上的各聲部運用支聲原則形成了多聲的

泰國古典合奏音樂。演奏中，主旋律是與其他樂器演奏旋律平行出現的存在于各個演奏者內心的音樂，并構成了泰國古典音樂的雙層音樂模式。在實際學習泰國古典音樂的過程中，老師們不會刻意強調主旋律的重要性，主旋律已自然地融入了泰國古典音樂的傳習、創作和演奏的過程當中，成為了泰國古典音樂的核心力量。

（一）“主旋律”的演奏樂器――大圍鑼

泰國音樂家認為“主旋律”就是由大圍鑼所演奏的旋律，是泰國其他古典樂器旋律的基礎。大圍鑼是泰國古典旋律打擊樂器中演奏速度最慢的樂器，在與其他樂器勻速演奏的情況下，大圍鑼一拍只需奏出一到兩音，這使它成為了最適合演奏簡潔又輪廓鮮明的主旋律的樂器，其他比大圍鑼演奏速度快的樂器再根據主旋律進行各自的旋律創作。

由于大圍鑼演奏了主旋律的緣故，泰國古典音樂的初學者都要首先學圍鑼，待熟練掌握大圍鑼演奏的主旋律后，再開始學習其他旋律打擊樂器或根據自身天賦選擇學習適合自己演奏的樂器。筆者在泰國烏東大學結識的泰國音樂家斯拉巴柴夫婦生長在傳統的音樂世家，他們的三個孩子從小也跟隨父親學習泰國古典音樂。在父親的嚴格要求下，孩子們每天都要練習各種樂器的演奏，并用大量的時間重點練習演奏大圍鑼。他們告訴筆者：“泰國的習慣是孩子們都先從大圍鑼開始學習，然后再學習其他樂器。大圍鑼的旋律記得越熟，其他樂器學起來也越容易。”[1]有了主旋律作為基礎，學生很容易學習和記憶從主旋律創作而來的其他樂器的旋律，對每一件合奏中出現的樂器也非常熟悉，并且都會演奏兩種以上的樂器。這種一人多技的現象在泰國精通古典音樂的藝人中十分普遍，無論演奏哪一種樂器，都能隨時喚起演奏者內心對主旋律的回憶，正如三弦胡演奏者拉涵寧先生所說：“演奏三弦胡時，美妙的旋律將包圍在你身邊，而當初大圍鑼演奏的主旋律會清晰地浮現在眼前。有機會你一定要學圍鑼，這是泰國音樂的一把鑰匙。”[2]

（二）“主旋律”在泰國古典音樂創作中的作用

與西方專業作曲的方式不同，泰國古典樂器的旋律創作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以一個動機或樂思展開一段旋律的創作，而是在已有主旋律的基礎上，對主旋律強拍部位骨干音以外的部分進行變化和填充。音樂學家泰瑞 米勒教授這樣描述泰國古典音樂的創作過程：“作曲家其實是把創作的音樂記在腦子里，用大圍鑼演奏自己創作的曲子的基本旋律輪廓。其他不同演奏員按照作曲家演奏的旋律輪廓，用各自的樂器奏出相應的聲部，由此，每一件樂器都會奏出同一內容不同的相應旋律。”[3]其中“基本旋律輪廓”就是指主旋律。潘尚教授[4]曾分別用大圍鑼和三弦胡為筆者演奏了主旋律與對應的三弦胡旋律：主旋律是十分簡潔的旋律，多為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三弦胡的旋律豐富了主旋律的節奏型，每一小節強拍上的骨干音與主旋律強拍上的骨干音一致，演奏中還加入了顫音、附點、滑音等三弦胡特有的演奏技法。其他泰國古典樂器旋律與主旋律的關聯亦如此，一方面需要在骨干音上與主旋律保持一致，一方面卻需要根據樂器的自然屬性，利用各自不同的演奏技法，去填充和變化主旋律。

在泰國古典樂隊中，不同的樂器根據各自的樂器屬性扮演了不同的角色[5]：大圍鑼的角色是父親，它的音色穩重而具有威嚴，最適合演奏主旋律；第一竹排琴（Ranad e）像一位英雄，有時與大圍鑼一起演奏主旋律；第二竹排琴（Ranatu）的角色則像頑皮的小孩，它自由地在以大圍鑼為基礎的旋律上做加花變奏，演奏出具有詼諧幽默感的音樂；演奏三弦胡時的姿態一定要優美，因為三弦胡的氣質就像一位高貴的女士；拉弦樂器的身份都為女性，它們用拉弦樂器特有的連弓和華麗的裝飾音，將打擊樂器清脆的音色裝飾的柔美悠長。演奏泰國古典合奏音樂的樂器，可以分成以演奏主旋律為主的旋律打擊樂器，如大圍鑼、竹排琴等；裝飾主旋律、對主旋律進行加花變奏的吹奏樂器和拉弦樂器以及彈撥樂器，如泰國豎笛（klui）、皮、三弦胡、鱷魚琴等。根據角色的分配，可以看出在整個樂隊中，大圍鑼是樂隊的核心；最接近主旋律的是竹排琴以及其他旋律打擊樂器，它們負責配合鞏固主旋律；其他吹奏、拉弦、彈撥類樂器，均圍繞著主旋律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旋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自由的即興演奏。從某種程度來說，其他樂器的旋律都是主旋律的變奏，每件樂器都根據自身的屬性形成了各自的旋律創作的規律，因而從主旋律變化的程度和方式才會各有不同。

（三）“主旋律”在泰國古典音樂合奏中的支聲原則

西方音樂在處理多聲部音樂時，使用的是縱向思維，各聲部之間依靠和聲的功能排列在一起，烘托著音樂中具有完整意義的旋律主題，達到對整部作品的音響、情緒等的綜合把握。泰國古典合奏音樂卻是橫向思維，每個聲部都是一條可以用來獨奏的完整旋律，每一條旋律都有它獨自存在的意義，并通過每一層旋律與主旋律之間的關聯將各聲部結合為一個整體。各聲部之間是按照支聲的原則結合在一起。仔細分析各聲部之間的關系，各聲部均從自己的樂器性格和技能特點出發，旋律間互相交錯、有繁有簡又各自獨立，但每進行到重要部位時各聲部音調必然會重合：“它們在每小節的強拍上齊奏旋律骨干音，而在其余拍子上則各自進行發揮，從而造成時而協和，時而不協和的音響效果。”[6]由此可見它們之間具有某種親緣關系，而這種關系都來自于固定的主旋律對于變奏衍生于它之上的各聲部旋律的約束。

支聲的合奏思維在我國傳統的合奏藝術中十分常見，如工尺譜在演奏中只是一個基本框架，演奏時藝人在框架之上靈活地即興創造出各個聲部的旋律；又如江南絲竹的合奏，聲部之間各自發展卻又萬變不離其宗。同樣泰國古典樂隊按照支聲原則，各聲部時而在強拍骨干音上匯合，時而又各自分離，加上貫穿整個演奏過程始終固定不變的主旋律，形成了紛繁多變又協和統一的音樂形態。在泰國古典音樂的發展中，創作與樂隊演奏，練習與樂隊演奏都是一體化的過程，這也是區別于西方專業音樂的特殊方式。許多流動的即興因素需要與演奏同時進行，只有在樂隊合奏中才能訓練出支聲的思維，達到每個聲部的演奏者對主旋律和各聲部旋律均能熟練把握的程度；也唯有參與了合奏，才能體驗出以主旋律為核心的支聲思維的重要性。

為了準備2012年中央音樂學院世界音樂周的演出，筆者參加了由五人組成的小型馬荷里樂隊，演奏泰國雙面長鼓（Thon）和手鼓（Rammana）。樂隊使用了四弦彈撥琉特（Kra-jub-pi）、三弦胡、泰國笛、雙面長鼓和手鼓5種樂器，加上歌唱，旋律復雜多變。由于每個聲部的旋律聽上去均不同，筆者很難在正確的節拍上演奏出看似簡單的8拍循環的鼓點節奏。而泰國樂手們卻仿佛知道彼此的旋律，甚至能很快意識到對方演奏中的錯誤。在他們的幫助下，筆者認識到自己無法順利演奏鼓的原因是不熟悉主旋律。樂隊雖然沒有大圍鑼演奏主旋律，但整個樂隊的音樂是在演奏者內心主旋律齊奏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在合奏中才能知己知彼、配合默契。不同樂器的演奏者需要在合奏中練習在傾聽其他聲部的同時靈活地對自己演奏旋律進行即興調整的能力，泰國古典樂器的學習也需要在合奏的環境里、在和其他樂器的配合中完成，這些都是為了不斷鞏固主旋律在演奏者內心的熟悉程度以及培養不同演奏者彼此對主旋律共同把握的默契程度。

二、以“主旋律”為結構模式的泰國古典音樂創造與演奏

“主旋律”在長時間的學習、創作、演奏中已經潛移默化地成為了泰國古典音樂家的思維習慣，主旋律與依附于它之上的其他樂器的旋律共同構建出了泰國古典音樂獨特的雙層音樂模式。在這一模式里，主旋律與其他樂器演奏的旋律是同時進行的兩條平行旋律，主旋律是內在的、不變的部分，其他樂器演奏的旋律是外在的、變化的部分。其他樂器旋律的變化都是基于主旋律的框架而產生的變化，而無論是版本的不同、后人的改變或演奏時的即興發揮，主旋律都不再有任何變動。

對于主旋律和其他樂器旋律關系的理解，可參考我國《十六板》中，[八板]與[十六板]的關系：“[十六板]的每次變奏均與固定不變的[八板]相結合，[八板]在這里作為一種穩態的對應曲調，實際上是從縱向上制約著[十六板]的每次變奏，使其時時顧及到變奏與[八板]間的結合關系，即原型結合中就存的支聲―派生關系。從而形成以[八板]為基礎的固定旋律變奏。”[7]泰國音樂中的主旋律也同樣是從縱向上制約著其他聲部的旋律，并且形成了泰國古典音樂的雙層的結構。如果只有由其他樂器演奏的外層面音樂而沒有主旋律的存在，泰國古典音樂就不再完整。泰國的三個古典樂隊中，真正有大圍鑼參與演奏的樂隊只有皮帕特樂隊，那么另外兩個沒有大圍鑼演奏的樂隊是否就不存在主旋律了？答案正相反，在泰國音樂家看來：“沒有大圍鑼演奏的樂隊中，每一種樂器都好似在演奏主旋律。”[8]正因為其他樂器的旋律都來自于主旋律，更因為主旋律在長期的學習和演奏過程中已經深深地扎根于演奏者的心底，在沒有演奏主旋律樂器的情況下，演奏者們完成了彼此內心對主旋律的齊奏，而各自演奏出的各聲部旋律，則是在主旋律基礎之上的變奏。因此在泰國古典音樂雙層模式中的關鍵一點，是主旋律不再只以現實音響的效果出現，而是無論有沒有大圍鑼或其他旋律打擊樂器演奏主旋律，主旋律都以意識形態出現在演奏者的腦海中，這以意識形態存在的主旋律，才是真正的泰國古典音樂模式雙層結構中的內在層面。

以主旋律為內在層面的泰國古典音樂模式，是在最初對大圍鑼所演奏主旋律的學習到之后對其他樂器的反復練習再到可以輕松地在主旋律上做其他樂器的旋律變化這樣一個過程之上建立的。如果在這個運行過程中，脫離了對主旋律的學習而僅掌握所需演奏樂器的旋律和技巧，脫離了以主旋律為基礎的創作方式而直接譜寫其他樂器的旋律，脫離了在合奏中以主旋律為核心思想的演奏方式而僅以演奏各聲部旋律為主，泰國古典音樂的核心也就不復存在。

“主旋律”體現了泰國古典樂器之間的聯系與共性，給予了不同樂器泰國音樂的身份標識，讓泰國古典音樂的創作和演奏成為個人風格與民族文化風格的共同產物。在泰國古典音樂的合奏中，演奏者將各聲部的旋律化繁為簡，以主旋律的形式將各演奏者的內心歸于統一，最終到達平和、安寧的演奏境界，表現出泰國人民內心對平和的追求。也正因為如此，泰國古典音樂被泰國人民視為泰國傳統文化的代表。

三、結語

“主旋律”的存在始終貫穿于泰國古典音樂的創作到演奏的全過程，是構成獨具泰國特色的傳統音樂思維模式不可缺少的環節。如今盡管泰國古典音樂在泰國社會仍十分活躍，但西方文化的沖擊和現代化社會的進程還是給它帶來了一些影響。部分學生跳過了學習主旋律這一步驟，直接記憶自己聲部的旋律，雖可以快速加入樂隊的演奏，但卻降低了對主旋律和其他聲部的熟悉程度。

“主旋律”容易被其他聲部富有個性的旋律覆蓋，往往在最初得不到很好的認識。對泰國或非泰國的、學習泰國音樂或剛接觸泰國音樂的朋友來說，通過對主旋律的了解，均可以更好地理解泰國古典音樂的構造，更準確地把握泰國古典音樂的要領。這一過程對分析我國的傳統音樂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泰國的學生尚且需要長時間潛移默化地學習主旋律，因而筆者短時間的田野工作不足以更深入和全面地去挖掘主旋律以及泰國古典音樂文化的內在，不足的地方還需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進一步地加強和改進。

注釋：

[1][5]2012年10月26日筆者在泰國烏東大學拜訪斯拉巴柴先生的錄音整理.

[2] 2011年11月19日筆者在泰國馬哈撒拉坎大學拜訪三弦胡演奏者拉涵寧先生的錄音記錄.

[3]泰瑞?米勒.當代世界中的傳統音樂：泰國和越南的兩大對比模式[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02）.

[4]潘尚教授是泰國曼谷孫素楠塔皇家大學藝術系老師，也是筆者的三弦胡老師.

篇（10）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時間里，中國學術界對該領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之上，繼續向前推進，呈現出了較多新的特點，也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那么，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現出何種特點？在比較研究方面，又呈現出哪些狀況？本文通過對發表于國內各類刊物上的有關文獻資料進行歸納和總結，現將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現出的主要特點

國內學界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隨著整個中國學術研究的蓬勃發展，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并呈現出了新的特點。歸納起來，其呈現出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寬，研究的深度不斷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樣化

在十年里，國內學者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取得了較為突出的研究成果。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期間，發表于國內各類學術刊物上的關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論文大約有400篇。可見，該領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態勢則表現為，無論是在廣度和深度，還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較大突破。就研究的廣度來說，則表現為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以往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歷史階段上也以先秦時期為主。而這十年研究，則不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還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縱橫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還涉及先秦以外的歷史時期政治思想研究，還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疇、方法的研究，還涉及社會思潮與政治思想專題的研究等等，這些都說明了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就研究的深度來說，則表現為研究的深度不斷加大。這種研究深度的加大具體體現為，一方面注重對政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結構的發掘，如靳平川的《論韓非的政治思想的邏輯線索》，另一方面則對政治思想做哲學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張師偉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質的哲學分析》。就研究方法來說，則表現為多種研究方法的運用。在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上，不僅涉及文獻研究法，還涉及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等。此外，還涉及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綜合運用。

（二）研究體現出的冷靜思考與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濃厚

由于，在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學者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學者經受過西方現代科學思維和方法的熏陶與訓練，特別是西方哲學的理性思辨方式的鍛煉，因而在考慮問題時更加傾向于理性化思考，再加上由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深入發展，學者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就顯得比以往更加成熟，同時也更加冷靜，而不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或粗略勾勒上。因此，這就不僅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發展，也體現出了這一時期研究的鮮明特點。例如，學者張分田的《關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就體現出了，張分田先生對于民本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冷靜理性反思。在該文中作者就指出：“在治學中，筆者發現一種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歷史現象，即規范性、制約性、批判性思維很強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而相關理論通常都是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規范性很強這個特點正是經過歷代統治思想代言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形成、發展并廣為擴散的。民本思想便是典型的例證之一。”[1]可見，張分田先生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進行了冷靜而理性的思考。

（三）研究以凸現時代價值為主流

在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章都富含有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當前時代價值與意義的討論。這些討論，要么是通過古今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進而來凸現出當前時代價值取向，如徐惠茹的《“以德治國”與傳統的禮治》；要么是通過對古代政治思想問題的批判性研究，挖掘出蘊含時代價值的精神與思想資源，進而能夠利用那些對當前時代有借鑒意義的精神資源和思想資源，如苑秀麗的《“德主刑輔”思想及其對中國現代政治的影響》。因此，在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章中，以凸現時代價值的研究占有主流地位。

（四）綜合研究與專題研究并重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體上以綜合研究的形式展開，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專題研究的形式展開，體現為二者的并重。在綜合研究上，既有對中國政治思想史文化體系探討的，如曹德本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文化體系》；也有對中國政治思想史體系探討的，如徐大同的《中西兩種不同的政治思想體系》；還有對中國古代政治觀進行研究的，如陳遠寧的《中國古代政治觀的批判總結》等。在專題研究上，既有對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歷史考察》；也有對治國方略探討的，如劉長江的《中國古代治國方略嬗變述論》；還有對法治思想進行研究的，如江偉的《試論中國政治思想中的傳統法治觀》等。這樣，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同時得到了展開。

二、比較研究情況

對于比較研究方面來說，它既是一種研究的方法體現，同時也是構成整個研究基本狀況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對于比較研究情況進行梳理，也有利于認識研究呈現出的基本狀況。

（一）比較的正當性問題

這主要是涉及占有主流位置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正當性問題。由此，引發了學界對該問題的兩類質疑，即：“一是歷史向度的價值正當性質疑，二是邏輯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質疑。”[2]對此，學者任劍濤在其文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正當性問題》中，對這兩類質疑做出了比較有說服力的論證。他首先從歷史的視角和邏輯的角度進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辯護的理據，是因為這種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當性資源，同時在理論研究的實踐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這種研究實踐展示的未來前景具有的顯示人類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潛力。”[2]180由此，任劍濤對該問題做出了比較有自洽性的說明。同時，他還在文章中提出了關于比較的合理定位的見解，即需要兩個內部條件和兩個外部條件。就內部條件來說具體是：“其一，我們對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體結構是否有一個完整的了解和評價。其二，我們是否具有足夠的耐心對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進行仔細的解讀和分析，進而對于政治思想的歷史延續、文本對比和個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2]182而外部條件則是：“一方面是現代的政治理念的認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態的樹立。”[2]182這樣，他就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正當性問題進行了較為完整而有說服力的闡釋。

（二）具體比較研究情況

對于近十年來，有關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進行的比較研究情況，可以從以下一些角度進行梳理。

首先，從形式上劃分，可以分為歷時性與共時性、縱向與橫向方面進行的比較研究。就共時性、橫向上的比較情況來說，主要涉及中外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特別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任劍濤的《中西政治思想中的倫理際遇》、薛麗蓉的《中西方傳統民主觀比較》、胡健的《中西“啟蒙”民主觀在價值源頭上的差異》、黃楊的《中西方傳統“德法兼治”的主導傾向及其歷史根源——中西方傳統“法律”、“道德”的歷史差異》、鄭慧的《中西平等思想的歷史演進與差異》等；同時，這也涉及相同歷史時期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的比較，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壽建綱的《亞里士多德與孟軻政治思想比較》、曉林的《中國古代治國思想比較》、劉艷琴和席賓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治與法治思想》等；此外，這還涉及具有相同或相異政治思想的比較，如陳德正的《管仲與梭倫法治觀同一性簡論》和《試論管仲與梭倫法治觀的差異》、趙玉芝的《簡析孔子與亞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點》、劉重春的《試論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國家思想之區別》等。就歷時性、縱向上的比較情況來說，既涉及古與今、傳統與現代等的比較，如張志澤的《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與現代民主之比較》，也涉及具有延續性或歷史繼承性的思想的比較，如汪高鑫的《論董仲舒對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王克奇的《墨子與老子、孔子、韓非關系論》等。

其次，從內容上劃分，可以分為人物、著作、政治觀點或主張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就人物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來說，涉及孔子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比較的，如程朝陽、李永偉的《柏拉圖、孔子之理想等級社會比較初探——談“賢人政治”》和孫守春的《亞里士多德與孔子的治國主張比較研究》；涉及孟子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比較的，如王顯峰、高劍平的《孟子與柏拉圖政治思想之比較》；涉及老子與亞里士多德比較的，如林國治的《老子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比較》；涉及墨子與亞里士多德比較的，如林振武的《亞里士多德與墨子政治哲學比較研究》；涉及韓非與馬基雅維里比較的，如孫曉春的《韓非與馬基雅維里非道德政治觀平議》；涉及先秦儒家與亞里士多德比較的，如黃旭東的《中西古代政治意識文明論——先秦儒家與亞里士多德之比較》；涉及管仲與梭倫比較的，如李懷國、陳德正的《管仲與梭倫法治觀之比較》；涉及盧梭與戴震比較的，如胡建、汪震宇的《中西啟蒙“平等”觀在價值源頭上的同與異——以盧梭的“平等觀”與戴震的“理欲之辨”為范本》等。就著作的比較研究來說，有代表性的是白真清的《從和看中西專制主義》。就政治觀點或主張方面的比較研究來說，有代表性的，如陳開先的《民本與民主——中西文明源頭政治理念之比較》、溫志強的《論中國傳統政治的主要觀念與西方自由主義政治觀念的比較分析》、仲崇盛的《倫理國家與道德城邦——孟子與柏拉圖理想政治模式比較》、孫守春的《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政體理論比較研究》、馬小紅和于敏的《中國傳統德治與法治的思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