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金融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實體經濟金融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國房地產業的流程可以概括為四個環節和兩大流程，即：“拿地―貸款―建房―賣房”四環節，“拿地―貸款”和“建房―賣房”兩個流程。通觀上述流程及其后面的博弈，可以發現以下特殊現象：

第一，“土地貨幣化”成為樓市金融化的第一個通道。在“拿地―貸款”階段，開發商、地方政府、銀行三者之間，由于國情的復雜性和當前市場的不規范性，出現了與一般市場要求相背離的現象。正常的市場應該是：開發商出“土地出讓金”從政府手中拿地去銀行貸款。但現在，市場異化為下述流程：拿地以土地抵押貸款交付土地出讓金。在這里，開發商扮演了一個“中介”角色，即：把國家的貨幣（銀行信貸）和社會的資源（政府控地）連接起來，完成了一個“土地貨幣化”過程。該過程對社會的影響非常大，它扭曲了社會資金流的正常路徑。比如，從“開發商自有資金率”這一角度來衡量，健康的房地產這一數據約為70%，即開發商需要70元的自備開發資金，銀行體系提供資金30元。也就是說，在健康的市場體系中，銀行只為樓市提供30%的流動性。在這種情況下，信貸是反映社會實體經濟的基本資金需求的。但從2003年起，中國的房地產自有資金率允許35%，這意味著更多的流動性進入了樓市，此時的信貸需求不是真實的中國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在這個意義上，“限貸”和“約束貨幣”對樓市的“去金融化”具有直接影響力。

第二，“房子投資化”成為樓市金融化的第二個通道。在“建房―賣房”階段，正常市場化運作流程是“開發商出資建筑商建房現房賣房”，但實際流程變為“建筑商墊資開發商期房預售內部認購”。在這個階段，一方面，開發商不需要把資金開支在建筑成本上，在時間上，相當于“節流”，同時又開通“期房預售”的融資渠道，相當于“開源”。這樣，通過“節流”和“開源”兩手并進，開發商加強了樓市“資金鏈”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在賣房時，開發商又實行“內部認購”模式，即跟開發商有利益關系的內部人購房，然后再退購，高價賣給市場。這樣，通過內部購房，或者把銀行貨幣變現為房款，形成“銀行信貸=付房款”的資本運作模式（投資資本），或者把部分黑色或灰色貨幣洗成合法貨幣（洗錢資本），意味著樓市不再是簡單的商品運作對象，而逐漸變成資本運作新領域。尤其是，2003年以來推動房地產業支柱化的政策取向（尤其是原有80%“經濟適用房”轉變為“保障性商品房”），客觀上實現了全國房地產政策框架的重構。通俗地說，2003年以前，房地產格局是，100套房子出來，80套經濟適用房（用來住），10套廉租房，10套商品房（用途無限制）；2003年以后，房地產布局是，100套房子出來，除了10套廉租房不變，其余90套都是商品房，這些房子無“必須要用來住”的政策限制。這意味著，90套房子可以用來投資。

綜合上述“銀行信貸=付房款=資本運作”、“90套房子可以用來投資”，可以這樣判斷房子――2003年以后，房子具有了金融產品（用來投資）的性質，即樓市開辟了金融化的第二個通道。自此以后，房子金融化進程加速了。反映在生活中，2004年全國房子普遍漲價。

應該說，樓市在市場化進程中，既會出現“商品化”又會出現“金融化”，這是自然現象，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健康的樓市需要“商品化”和“金融化”的有機協調布局。今天，中國樓市的金融化已比較明顯。因此，必須改變這個布局，否則，異化的樓市會危及中國整體經濟。

樓市金融化形成的社會力量博弈格局

從國際資本看，2002―2013年，是美元貶值區間，按照美元數據的統計規律來看，美元貶值周期約為10年多，而美元貶值，全球資源資產市場就一定會火爆，全球非美貨幣就一定相對升值。因為在全球格局中美元有兩個蹺蹺板結構：美元―全球資源資產；美元―非美貨幣。

這兩個蹺蹺板背后有兩種職業性國際資本。“美元―全球資源資產”后面是“全球對沖資本”，該資本運作的邏輯是：美元貶值，就追逐全球資源資產，反之則反（如，美元貶值，大家就買黃金；黃金貶值，就買美元。這種運作就是對沖資本運作的主要模式）。“美元―非美貨幣”后面是“美元套利交易資本”，該資本運作的邏輯是：美元貶值，非美貨幣相對升值，升值前進入，升值后至貶值前退出，反之則反（例如，一個美國人，在人民幣匯率是8∶1時，拿著1美元來到中國，換成8元人民幣；人民幣升值了，假設升值到1∶1匯率，那么，這位美國人放在中國的8元人民幣就可以換成8美元，然后回國，就會賺7美元。資本按照這種模式運作，就是美元套利交易）。具體到中國，2003年中國樓市金融化通道打開（“土地貨幣化”），則意味著，中國資產市場一定有利可圖。所以，一則，對沖資本會進入中國布局房產；二則，美元套利資本會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中進入并布局。二者合力，迅速擴大了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2002―2012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了3萬多億美元。當然，3萬億美元中不光包括這兩類資本，但是，排除中國貿易順差部分和正常的經濟項目資本，幾乎大部分都是這兩類。由此可大致評估國際資本在中國樓市中的影響力。

從國內資本來看，2003年后，三大力量共推了樓市的金融化。第一，信貸規模增加，利率逐年走低直至長期負利率，這意味著，國內貨幣供應量在加大，社會資本在渴求投資機會。第二，開發商在“土地抵押貸款支付出讓金”、“建筑商墊資”、“期房預售”、“內部認購”等環節獲得政策默許，意味著房子金融化已經形成了大氣候。第三，地方政府的財政需求（土地財政）、中央政府的房地產業支柱化（國18條），在政策層面形成巨大背景支持。而深入市場內部看，隨著一些現象的出現，市場內部的“資本構成”也逐漸顯現化，如：房奴的出現，意味著“剛需”是存在的；股市神話消失，投資者進入樓市，意味著“房產投資者”是真實的；外匯雙逆差長期持續（貿易賺錢和資本自己進來，且二者比例為1∶2），表明“國際職業資本”（美元套利交易和國際對沖資本）在樓市布局；“房姐”“房叔”現象屢屢曝光，揭示了大量“洗錢資本”的存在，等等。

綜合國際國內資本運作來看，中國樓市金融化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在這個現象中，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樓市如何走，從節奏上看，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影響；第二，樓市走成什么樣，從趨勢上看，主要取決于國際國內資本運作。

樓市金融化在2014―2020年面臨的國際風險

在全球視野中，樓市屬于資產領域；在全國范圍內，屬于投資領域。過去10多年（2002―2013年），美元貶值，資產火爆，中國樓市后面聚集了大量的美元；過去8年多，樓市金融化，房子后面積聚了大量國內資本。如今，美元流動的6年升值周期已經開啟，中國樓市的世界背景將翻轉。

國際上，1970年代后，美元成為全球經濟變動的按鈕，它形成了三個蹺蹺板：“美元―全球資源資產”，“美元―非美貨幣”，“美元―國債”。美元運行具有顯著的周期性。美元升值，全球美元現金相對短缺，全球資源資產低迷，世界經濟蕭條；美元貶值，全球美元現金相對寬松，全球資源資產火爆，世界經濟繁榮。這源于美元從“美金”向“石油美元”的轉換。

1970年代前，美元被稱為美金；1970年代后，美國黃金增量跟不上全球對美元需求的增量，所以，“35美元=1盎司黃金”標準作廢，轉而按照“市場需要多少美元就印多少”的標準發行美元，即“金本位”轉換為“需求本位”。這一轉換帶來美元的信任危機。為維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實施基辛格三大戰略框架――“控制石油，即控制世界各國；控制糧食，即控制全人類；控制貨幣，即控制全世界”。之后，世界形成一種新的交易秩序，即“現代化需要工業化，工業化需要石油，買石油必須用美元”，由此，美元被稱之為“石油美元”。

比較1970年代前后的美元，不難發現，“美金”變為“石油美元”，背后是一種全球經濟格局的重構。這是因為若把美元看作紙條，那么美金等于以黃金作抵押，石油美元等于以暴力（指美國強大的軍事存在）為抵押。以暴力作抵押的紙條風險很大。由此，全球閑置的美元現金就進行了下述選擇：美元不可靠，就去買全球資源資產避險；全球資源資產不可靠，就持有美元現金避險。這樣，一種新的美元全球性結構就形成了，即“美元―全球資源資產”的蹺蹺板。不僅如此，在邏輯上，匯率是以美元為基準貨幣的，所以，美元與非美貨幣之間也具有反相關關系。“美元―非美貨幣”，又是一個蹺蹺板。兩個蹺蹺板，共同一端均是“美元”。所以，1970年代后的第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美元成為了全球經濟變化的“按鈕”。

研究這個“按鈕”，可以發現，美元可以有序引導全球經濟變動，其機制是：（1）美元是一個類似于手的雙面結構，手心=美元現金，手背=美國國債，二者關系類似，“印1美元=發1美元國債”。（2）美元印得多，貶值；美元印得多（手心多）=國債發得多（手背多）發得多，國債便宜便宜，國債就賣得火賣得火，國債就會升值，即“美元-國債”之間反向運動，這又是一個新的蹺蹺板。（3）美元越貶值，為避險，人們就越需要購買國債，國債就越火，而買國債必須用美元，這意味著，國債火=美元需求高=美元升值，本來，美元是貶值的，但經過一段時間，美元反而又升值了。所以，美元就像蹺蹺板那樣，下跌到地面就會慢慢上升，其漲跌具有周期性。

歷史數據顯示：美元貶值約為10多年，升值約為6年多。基本數據是：1971―1980年，美元貶值（10年）；1980―1986年，美元升值（6年）；1986―1996年，美元貶值（10年）；1996―2002年，美元升值（6年多）；2002―2013年，美元貶值（10多年）。以此類推，2014―2020年，美元升值（6年多）。

篇（2）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6.004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經濟增速放緩，實體經濟有效供給與市場需求不匹配，產業結構亟待優化升級。因此，借力于金融業的發展，立足于滿足實體經濟的有效需求，提升金融管理效率并實現金融創新，助力于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1 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

1.1 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基礎，實體經濟促進金融業的發展

金融與實體經濟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二者的聯動只有形成良性循環，相輔相成，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才有可能。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實體經濟都是發展的根基，沒有實體經濟的發展，產業被架空，產業空心化問題必將出現，經濟的發展也不可持續。我們知道，美國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一直用了6年的時間通過實體經濟的增長來化解金融風險，經濟才逐步回歸到正常運行軌道。所以，產業結構的漸進式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產業形態高級化也會對金融業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金融資源重新配置，進而影響金融業發展。

1.2 金融要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金融同時也能夠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金融是資金的運動，是實體經濟運行的血脈，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金融既可以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也可能成為實體經濟發展耗損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要通過金融來化解實體經濟風險，避免金融業自身做大做強而擠壓實體經濟。金融業的發展要為實體經濟創造寬松的發展環境，充分發揮貨幣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引導作用。經濟結構調整，是資源配置格局重新組合，進而實現產業升級。如果沒有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其規模及資源配置的效率都得不到優化。金融通過投資改變資本結構，促進產業內技術創新，同時金融業作為第三產業的主要組成部分，也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重要影響。

2 我國金融業服務于實體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

2.1 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發展未形成良好互動

實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而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直存在，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發展未形成良好互動。第一，融資成本較高，對經濟的加快轉型有一定制約。我國企業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還是間接的銀行貸款為主，即使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加快發展，間接融資成本依然較高，阻礙了企業的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第二，金融業本應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但由于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所以對產業升級支持力度不夠。銀行等金融機構以規避風險為目標，故而主要是以為大型企業提供融資便利為目標，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難以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造成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

2.2 金融業仍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多層次資本市場還沒有形成，金融創新不足

首先，國際經驗表明，直接融資在資本市場中的作用，比間接融資的銀行體系更富有效率。成熟的市場體制應該是以直接融資為主，間接融資為輔。而我國金融結構中間接融資占大部分比重，直接融資比重小。其次，我國金融業政府行政干預多，甚至政府直接插手金融市場的情況頻頻出現，我國銀行等金融機構實際上是國有資產絕對控股，一股獨大，這樣的治理結構及產權結構使銀行間競爭不足，服務水平有待提高。再次，我國中小商業銀行依靠規模擴張和存貸款利差為主導的增長模式沒有發生改變，創新業務的品種、渠道及內容都不夠完善。

2.3 我國金融系統運行效率有待提高，風險增大

通過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密切聯系，我們得知，如果金融業不提高其服務水平，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就會抑制。我國金融服務總水平不足，特別是基層金融服務總量更是不足，服務水平及服務質量與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協調不匹配，同時我國金融系統缺乏內在質的提高，導致金融系統運行效率低，金融業累積的風險不斷增大。只有資金向最有效率的產業部門配置，才可促其發展。另外，傳統產業中如鋼鐵、建材等行業信貸風險逐漸顯現，企業舊債依賴新債來償還，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占用更多金融資源，金融風險又具有傳遞性、擴散性等特點，所以金融業整體經營風險較大，面臨的金融資產壓力也大。

3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3.1 進行金融體系的頂層設計，加快改革金融管理體制，提高金融系統效率

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金融壓抑、甚至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破壞都是非常大的，甚或引發經濟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則通過科技創新與生產效率提升，化解了金融風險，推動了實體經濟發展。因此，金融體制改革需要搞好頂層設計，制定好改革路線圖，各項改革要力爭協調配套，同步推進。更要進一步加強機制體制建設，建立健全與當前經濟形態發展相適應的金融管理體制。一要加快社會資金的配置格局，形成產融有效融合，充分發揮政府政策性金融的導向作用。對落后產能及過剩產能行業，要限制金融企業對其支持，并在適當時機退出，倒逼傳統行業進行轉型升級。對高新技術企業，新興工業等則需要更多的金融扶持；二要加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要以改革的方式著力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多措并舉引導實際利率下行，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三要加快與互聯網的融合創新，實現“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服務方式。

3.2 優化金融結構，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提高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水平

篇（3）

關鍵詞：

金融虛擬化；實體經濟發展；關系

我們都知道，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虛擬化和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活動至關重要的兩個部分，其中，實體經濟能夠通過實體物質的轉換，為我國社會提供實質性的收益，而虛擬經濟是在金融虛擬化的基礎上，通過虛擬的資本運作手段來對未來的資本價值進行獲取并使之增值的經濟活動。這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進程的決定性作用不僅不可小覷而且意義深遠。因此，我們必須明確和深入了解金融虛擬化和實體經濟實際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中關于經濟的各種相關理論知識和各種基本觀點，根據現如今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現狀以及基本國情，并拿出相應的、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對其進行正確、妥善的處理，在促進我國工業化發展進程的同時，加快我國經濟的發展步伐。

1金融虛擬化的定義

虛擬化經營的發展觀點是由肯尼斯•普瑞斯等學者所提出的“虛擬企業”概念引申而來的。然而，金融的虛擬化也可以看作經濟的虛擬化，這些都是相對實體經濟而言的，經濟虛擬化發展的必然產物就是虛擬經濟(FictitiousEconomy)的實現。金融虛擬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最終結果，它貫穿于社會實體經濟發展的始終，服務于其發展。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金融虛擬化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其實力也可以使其獨立于市場經濟之中。和實體經濟的定義相比，金融虛擬化的流動性、風險性和投機性都比較高，其不穩定性也比較大。

2我國實體經濟的實際發展形勢

目前，我國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建立和完善其現代化企業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工作有了質的飛躍，主要表現在我國的許多重點企業都對其公司制度進行了有效的改革，使得企業虧損的現狀得以扭轉，并且有著十分顯著的成效，實現了其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在公有制市場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同時，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也隨之較快地發展。市場運營體系的建設、改進和完善進程日益加快，使市場得到了迅速發展，明顯地增強了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巨大作用。財稅體制的建立、改進和完善，使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城鎮住房制度的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政府機構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的飛躍。我國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也日益健全，這就是我國實體經濟目前的實際發展形勢。

3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的相互關系

3.1實體經濟是實現金融虛擬化的基本條件我國社會的實體經濟主要是指股份制企業所發行的股票和債券等有價證券，因此，實體經濟是實現金融虛擬化的基本條件，沒有實體的經濟就沒有虛擬的資本，也就不可能實現金融的虛擬化。

3.2實體經濟的運行是金融虛擬化利潤和價值的實現途徑實現金融虛擬化的目的是實現其利潤的最大化以及體現其創造價值，然而，我們必須通過實體經濟的運行來實現其利潤和價值。

3.3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及其對社會實際資本的需求量影響著實現金融虛擬化的進程，它決定著金融虛擬化的發展規模，限制和制約著其發展。

4實現金融虛擬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實體經濟實際發展的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的實體經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的經濟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互相混合的必然產物,這也使得我國金融虛擬化的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虛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實現金融的虛擬化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必要性。

4.1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社會經濟資源配置得到進一步優化虛擬資本(例如股票和有價證券等)具有較高的流動性,是金融虛擬化衍生的重要工具之一。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社會經濟資源配置得到進一步優化，因此，我們要通過靈活運用現代先進的信息通訊技術來對各種資本進行引導，使得效益較低的企業和地區轉化為效益較高的企業和地區,最終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大效益,因此，我們應該盡可能地促進金融的虛擬化進程，對我國的社會資源進行積極有序地引導，使我國的社會經濟資源得到高效的利用。

4.2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得到戰略性的調整實體經濟的各方面成本都比較高，其流動性也比較低。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得到戰略性的調整，因此，我們必須加快金融虛擬化的進程，將實體經濟轉化為虛擬的金融形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實現對我國國有經濟布局的結構性的進一步調整，并且使之符合我國經濟戰略發展的要求。

4.3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有效地促進我國國有企業體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有效地促進我國國有企業體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因為這些改革需要我國資本市場的大力支持，對國有企業進行有效的改革并對其進行深化，實現金融進一步虛擬化的必要條件。

4.4提高金融的虛擬化水平對民間投資的啟動具有促進作用目前，我國民間投資的啟動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例如儲蓄轉向投資的渠道不夠順暢和投資產品單一等，導致其啟動進程停滯不前。因此，我們必須提高金融的虛擬化水平，促進實體經濟資產的證券化，使消費信貸業的進步和發展得到促進,使銀行貸款的各種風險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最終促進各種金融資產品種的多元化發展和創新。

5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和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關系的正確處理方法

5.1為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創造健康良好的基礎環境為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創造健康良好的基礎環境，首先，我們要建立、改進和完善我國社會的各種信用制度；其次，我們還要做好各國有企業的轉型工作和利潤控制工作，為金融虛擬化創造健康、良好且輕松的基礎環境，加快對企業機制的轉換速度并且加大對其行為方式的調整力度,使企業的各種行為得到相應的規范和約束,避免出現金融虛擬化背景下的金融投機行為和經濟欺詐行為。此外，我們還要對社會各個保障體系進行建立、改進和完善,使人們的各項基本權益和經濟權益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

5.2對金融虛擬化實現的非勞動性成果給予充分的肯定實現金融的虛擬化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勞動性的貢獻，我們必須對其進行充分的肯定，只有這樣，我們才會重視它的重要作用，為促進金融的虛擬化提供至關重要的思想基礎。

5.3正視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它們之間既互相促進又互相矛盾，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確和正確處理其關系，進一步提升金融虛擬化的重要地位，做好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工作和改革、完善工作。同時，正確處理金融虛擬化和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6結語

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在實體經濟的實際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其關系密不可分且相輔相成，它們兩部分的有效結合，不僅能夠加快我國實體經濟的實際發展進程，還能有效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步和發展，使我國社會的經濟水平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實的改善和提高，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有著不可小覷的促進作用和發展性作用。因此，我們不僅要明確和深入了解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還要正視其作用和關系并對其實際關系進行正確的處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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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靖婧,白俊鵬.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考略[J].經濟研究導刊,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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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跨國公司的發展，世界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各個國家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日益融合，形成相互依賴的態勢，全球的生產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合理流動，生產資源得以優化配置，從而提高了世界生產水平。

二、推動國際投資的發展，促進了一些新興市場的迅速興起

由于可以便利地進行國際間資金的劃撥和結算，從而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關于國際FDI數據，參見表2-1-1）。同時，金融市場一體化也使一國的資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圍內調配，閑置的資金可以轉變為盈利的資本，使一國的經濟發展可以不完全受置于國內儲蓄和資金的積累。這就為世界經濟和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尤其是為一些低收入的發展家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國民收入創造了機會。當今世界上許多戰后新興的化國家和地區，實現了經濟的高速起飛，離不開世界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如日本與新加坡經濟的騰飛，與亞洲貨幣市場的繁榮緊密相關。甚至，金融一體化也為開發一些投資巨大的工程項目提供了便利條件，如英吉利海底隧道工程得以實施，和國際范圍內的資金籌集渠道是分不開的。

三、推動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提供分散風險的工具

金融一體化也推動了金融商品的開發，各種衍生商品大量出現，并傳遞到世界各個市場，甚至金融創新還成了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個顯著特征。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 instrument）源自金融工具，金融工具又稱金融商品，是用于交換、結算、投資、融資的各種貨幣性手段。金融衍生工具，也有學者稱之為金融衍生商品、金融衍生產品、衍生金融產品、金融派生品等。通常，金融衍生工具是指以另一(或另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為前提，以這些金融工具為買賣對象，價格也由這些金融工具決定的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工具，是從傳統的金融工具派生出來的新的金融工具。傳統的金融工具主要有現金、銀行和商業票據、債券、股票等，這些金融工具早已為人們熟知和了解，也都有一套較為成熟的處理。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來，由于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國際金融市場呈現出強勁的革新動力，新的金融市場工具層出不窮，整個市場呈現出金融工具不斷創新的局面。金融衍生工具就是此次金融工具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這次創新浪潮中的高產品，它是在傳統金融工具基礎上衍生出來的，通過預測股價、利率、匯率等未來行情走勢，采用支付少量保證金簽訂遠期合同或互換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興金融工具。能夠產生衍生工具的傳統金融工具被稱為基礎工具。 在世界金融一體化背景下，全球金融衍生工具飛速發展，例如，以利率掉期交易為例，根據國際掉期與衍生工具協會（ISDA）的統計，2003年底全球未到期的利率掉期名義本金達142.31萬億美元，相當于我國2003年GDP的100倍。

由此，世界各投資者和籌資者通過金融市場，進行投資組合，不但獲取了更多的機會，而且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金融風險。促進了國際金融機構的競爭，提高了資金的流通效率，有利于降低籌資成本，提高金融服務質量。 四、加快了信息傳遞，提高了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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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2-0009-05

一、文獻回顧

(一)金融一體化衡量方法

從現有文獻來看，金融一體化測量方法較多且不一致。具體而言可從兩個層面衡量：微觀測度與宏觀測度。金融一體化的微觀測度是指具體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它反映了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產品價格趨同程度，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等。衡量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方法具體又包括價格法、Feldstein-Horioka法、歐拉方程法和動態計量方法①。金融一體化的宏觀測度主要指跨境資本流動的制度安排和真實資本流動現狀或是反映一國資本項目開放程度。下面簡要概述金融一體化宏觀衡量方法。

最早從跨境資本流動角度衡量金融一體化水平的是《IMF匯率制度與限制年度報告》(AREAER)，該報告列出從1966年至1995年間各國貨幣當局是否對資本流動存在法規限制，并采用虛擬變量方式應用到以后的實證研究中。由于虛擬變量無法準確反映各國資本管制程度的差異，一個標準的改進是通過AREAER構建一個變量反映資本流動無約束年份占總樣本年份的比例，即份額測度(Share)。但改進之后面臨的問題是不能反映實施或取消資本控制的具體年份，也不能反映貨幣當局政策的反復變更。

Quinn(1997)在IMF方法的基礎上對資本項目收入與支出分別給定分值來反映資本項目控制強調(即Quinn方法)。通過特定計分原則②，Quinn在研究中計算出OECD(1950-1977)和部分發展中國家(1958，1973和1988)資本項目自由化過程中金融一體化總體趨勢。但該指標隱藏了同一期間不同類型國家的顯著差異性。因此，在Quinn增長回歸中使用了金融一體化指標的增量(AQuinn)。Klien和Olivei(1999)在Quinn方法的基礎上構建了11個分類項目，更詳細地反映OECD國家金融一體化程度。Montiel和Reinhart(1999)基于15個新興市場國家年度數據構建資本控制強度來反映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指標(MR方法)，將對資本項目控制強度分為無限制、輕度和嚴格限制三個層次，從而勾勒出不同國家金融一體化水平。此外，一些學者基于上述類似方法構建了對股票市場一體化測度的方法③。上述方法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從資本流動的法規性限制角度建立衡量指標，這些方法實質是從定性角度獲得衡量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數量尺度，優點是能直接反映一國資本控制程度，缺陷是不能準確反映資本控制的效率和程度，并帶有一定主觀性。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不少學者從資本實際流動角度來衡量金融一體化水平。如Kraay(1998)使用實際資本流入和流出量與GDP比值來衡量金融一體化水平；Lane和Milesi-Ferretti(2001)使用累積的證券和直接投資存量與GDP比例來衡量不同年度的金融一體化水平。此類方法將上述比值作為金融一體化信號，比值越高，金融一體化程度越高。由于可能存在較多因素影響到資本流，所以上述比值不能完全代表一國金融一體化程度。但與第一類方法相比，其優點是適用范圍較大且不受主觀影響，特別是適合分析單獨衡量一個國家金融一體化程度。在分析我國金融一體化水平時，我們采用此方法來測量。

(二)金融一體化與經濟增長關系

無論是從新古典增長理論，還是從效率市場和完全市場理論視角來看，金融一體化能通過多種渠道促進一國經濟增長。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出發，資本是一國經濟增長基本生產要素，資本的缺乏將約束一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而金融一體化能有效地解決全球資金需求與供給的地理差異，進而促進各國經濟增長。Fischer(1998)認為伴隨著金融一體化的資本自由流動，國際閑置資金流入到資金貧乏的國家或地區，提高了資本的全球配置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和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一體化除了通過直接資本流動促進經濟增長外，隨著股票市場國際化與一體化的推進，金融一體化極大地促進國際證券資本流動，從而提高一國股市流動性和資本配置效率。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認為北南資金流動有效地解決了一些國家發展的資金瓶頸，增加其國內儲備和投資。這不僅為閑置資本提供了較高的資本回報率，而且降低了吸收資金國家的無風險利率，從而達到雙贏福利狀況。

金融一體化能有效促進國際風險分擔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在收入和消費波動較大的國家，金融一體化能通過國際風險分擔來增加國民福利，減少消費、產出的波動，其原因是一個國家能通過多元化來消除與國內消費波動相關的具體國家風險。van Wincoop(1996，1999)通過對OECD國家基于金融一體化風險分擔的增益為11％至35％之間。Obstfeld(1995)發現在發展中國家通過金融一體化能有效地消除消費波動，其福利增益在054％至531％之間。金融一體化除平滑消費波動而對一國經濟增長產生正向效用外，眾多學者還分析了基于股票市場一體化的國際風險分擔及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增益。Martin和Rey(2000)認為股票市場一體化能起到風險共享，降低融資成本，消除投資障礙，降低交易成本(如換匯成本)和信息成本。金融一體化能通過國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外國直接投資能提高東道國的技術水平與管理能力，進而推動該國經濟更快增長(Borensztein，De Gregoria和Lee(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隨著一國經濟整體水平的提高，專業化水平也隨之提高。專業化有利于提高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專業化所帶來的單一產品結構意味著其產出受消費波動的影響增大，企業將承擔更大的市場風險。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業分散集中的風險，減少一國經濟波動。Kalemi(2001)等分析了發達國家之間金融一體化能有效地分散專業化所帶來的風險。此外，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國外金融機構的進入亦能產生眾多益處。國內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而外國金融機構的進入能促進國內金融發展，為國內提供流動性和降低資本成本，從而刺激投資和促進該國經濟增長。Mishkin(2005)認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金融全球化能促進國內金融發展，進而促進一國經濟增長。外國金融機構的進入不僅直接促進一國經濟增長，而且能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如通過提高金融行業競爭程度促進本國銀行改善金融服務能力和提高其資金效率(包括學習外國銀行管理經驗和引入先進技術，levine，1996；Goldberg，2004)；有助于提高一國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市場的能力；有效地改善國內銀行的監管水平與能力(Mishkin，2003)；促進一國制度優化和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緩解國內金融抑制而促進一國經濟增長(Rajan and Zingales，2003)。

從理論分析來看，金融一體化能改善經濟外部環境和調整內部經濟效率而促進該國經濟的更快發展。但是，經濟現實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實現上述潛在的益處。相反，很多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伴隨著國內經濟劇烈波動。Razin和Rose(1994)分析了138個國家從1950-1988年間金融一體化對產出、消費、投資波動的影響，認為金融一體化程度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Mendoza(1994)使用隨機動態周期模型發現產出與消費的數量變化對金融一體化程度具有較小的反應。Baxter和Crucini(1995)發現隨著金融一體化程度提高，消費波動減少而產出波動增加。Gavin和Hausmann(1996)研究了1970-1992年發展中國家產出波動的來源，認為外國資本流入與產出波動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從理論與實證研究的結論來看，并不存在一致性結論。

二、中國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測量

分析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經濟增長效應的關鍵是如何測量金融一體化水平。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若從跨國資本流動的法規限制角度測量金融一體化進程，將無法分析金融一體化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過程。因為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國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法規性限制并沒有差異。即使發生較小的法規修改，其測量的可操作性仍是較低。相反，以實際資本流量衡量我國金融一體化水平，既具可操作性，又能反映我國資本項目漸進改革進程。我們選擇的衡量指標包括以下幾個：

1．資本總流量。該指標反映流入流出資本量與GDP比例。Kraay(1998)使用該指標來測度一國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由于資本項目開放程度對資本流量具有較大影響，故此指標可用來反映一國金融一體化水平。該指標從總體上反映一國金融一體化水平，但不能分別反映資本流入和流出占GDP的比重，所以還必須包括其他指標才能全面反映一國金融一體化水平。在分析中，流入和流出資本量用FDI與證券投資之和來反映④。用公式表示為：fil=(OFCt+IFCt)/GDPt，其中，OFCt表示第t年本國資本流出量，IFCt表示第t年外國資本流入量，GDPt表示第t年國內生產總值。

2．外國資本流入量。該指標等于各期流入的外國資本量占GDP比重。與資本總流量指標不同，該指標沒有包括本國資本流出量。由于相對于本國流出資本而言，外國資本流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所以為了反映外國資本流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以此指標反映我國金融開放度。用公式表示為：fi2=IFCt/GDPt。

3．資本總存量。上述兩項指標均是從流量角度反映我國金融開放程度，但僅僅從資本流量角度反映金融一體化程度是不夠的，一項更直接的指標是外國資產和負債總量占GDP的比重。該指標等于流出資本存量與流入資本存量之和占GDP比重來反映金融一體化水平。用公式表示為：fi3=(TOFCt+TIFCt)/GDPt。其中TOFCt表示從樣本開始到第t期本國資本流出的總額，TIFCt表示從樣本開始到第t期外國資本流入的總額。

4．外國資本流入存量。同樣地，為了單獨反映外國資本流入存量對我國經濟增長效應，用累積的外國資本流入總量與GDP比重反映金融一體化水平。即用一國對外長期負債占GDP比重表示一國利用國外資本的程度，進而反映金融一體化水平。用公式表示為：fi4=TIFCt/GDPt。我們將其發展趨勢表示如圖1所示。

圖1：我國金融一體化程度測度指標

從上面四個指標結果來看，金融一體化存量指標比流量指標與經濟增長相關度更高，且穩定性更高，這與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的觀點一致，即資本存量比資本流量更能反映一國金融一體化的實際水平。故后面的分析中，本文采用存量來衡量我國金融一體化程度。

三、金融一體化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

考慮到一個標準的經濟增長模型，國民產出(Y)的增長依賴于物質資本(K)、勞動力(L)及全要素生產率(A)。這樣，得到C-D生產函數：

該模型將增長的源泉分為兩類，一是生產要素的投入；二是生產效率。金融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彌補國內投資資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改善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質量，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改善國內金融服務與效率等，通過影響要素使用效率而最終影響經濟增長。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國內儲蓄水平與投資水平大體相當，而從1995年開始，國內儲蓄開始高于國內投資。但即使在國內資金剩余的情況下，外國資本還是快速流入國內。因此，我國吸收外國資本主要目的是提高國內技術與管理水平，改善國內宏觀環境，即金融一體化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效應主要體現在后者。為此，將國內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來源分為兩部分：金融一體化和其他因素。并假定金融一體化對生產效率具有指數形式的作用⑤。表示為：

其中：efi示表示金融一體化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指數形式作用

fi表示金融一體化水平(存量指標)

B表示其他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

將(3)式代入(1)式，并對兩邊取自然對數可得本文估計的基本方程：

(二)數據來源及方法

本文所用數據全部為年度數據，GDP、資本形成及就業人數(萬)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份；其他項目數據來源于國際金融統計數據庫(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計量中均按各年有效匯率換算成人民幣。在實證分析中，我們使用OLS方法進行回歸。

(三)回歸分析

在方程(4)基礎上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表明：第一，資本形成、勞動力與以存量指標衡量的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經濟增長均具有正向的影響，且具有統計學上意義上的顯著性。這表明實證結論支持經濟理論的解釋，也符合我們的預期。第二，資本形成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相對較大，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具有投資拉動的總體性特征。第三，勞動力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作用也比較明顯。這說明經濟發展進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效應較大。這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就業緊張，也有助于在國際貿易中獲取比較優勢的益處。但同時也引起了我國對外經濟關系失衡與國際沖突。第四，金融一體化兩個存量指標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需進一步分析。以存量指標為變量進行的回歸結果說明，通過吸引外國資本流入能顯著地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同時，金融一體化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需謹慎分析。從數量上看，fi3和fi4對經濟增長效應分別約為0．25％和0．34％，由于我們使用衡量金融一體化水平是與GDP的比值，在GDP總規模較大的情況下，跨境資本流必須發生較大的變化才能引起金融一體化指標發生變化。

四、動態分析：金融開放的動態沖擊效應

為了反映經濟增長與金融一體化之間的動態影響，下面將建立自量自回歸模型(VAR)考察我國經濟增長對金融一體化的動態響應。具有ρ階滯后期的VAR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其中yt為m維內生變量，A1、A2、…Aρ為待估參數矩陣，εt為擾動項且服從白噪聲向量形式。由于我們主要目的是分析經濟增長(LnY)對金融一體化夠(fi3、fi4)動態擾動的反應，所以需推導出脈沖響應函數。假定yt滿足協方差平穩條件，由(6)式可得VAR的向量移動平均MA(∞)方程：

從圖2可以看出，國民產出對金融一體化兩個指標的擾動均表現出相似的動態反應過程。在五期以內，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小的正向作用且在三期以后呈現降低的趨勢，并在第五期以后逆轉為負面效應。這說明在現有的資本跨境的制度安排框架下，金融開放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效應。對此動態過程合理的解釋是：首先，從金融開放的進程來看，由于我國對金融自由化持較為謹慎的姿態，對資本項目開放采取漸近方式，故跨境資本總量與GDP比值比較低。從數據上看，1982-2003年期間外國資本流入占GDP比例在10％以下，2004年雖然提高到15％，但本文分析對象是1982-2004年的整個區間。因此，整個樣本期間來看，跨境資本總量在我國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其對整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有限。其次，從結構上看，我國對跨境資本流動采取有選擇的政策，外國資本主要以FDI形式流入。在這樣一種外國資本流入結構約束下，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屬于投資拉動型。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受投資水平的影響比較顯著。當投資水平穩定時，前期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呈下降趨勢。當其他條件不變時，外部投資減少，其對我國經濟增長效應也將呈現負面效應。最后，我國對外國資本需求呈階段性變化的特點影響到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從我國對外部資金需求來看，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引入外國設備和技術急需大量外匯，而國內企業出口創匯能力較弱。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外國直接投資對實現進口替代戰略具有重大意義。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出口導向戰略的有效實施，外匯儲備劇增帶來貨幣供給擴張和居民強烈的儲蓄傾向等因素，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國內資金出現過剩的勢頭。在國內儲蓄和投資關系出現逆轉時，外部資本流入進一步降低國內資金成本，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其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呈下降趨勢并出現負相關現象。這也進一步說明我國金融開放度增大并沒有內在深化為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效率，而仍然是停留在投入增長型的低層次模式上。

五、結論

首先，本文從跨境資本流的視角建立起衡量我國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流量和存量指標。從樣本期間1982-2004年來看，我國金融一體化水平逐年提高，反映出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漸進進程。具體來看，存量指標更能反映出一國對外金融開放的程度。

其次，實證結果顯示，以存量指標衡量的金融一體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結合資本與勞動力投入因素，認為我國經濟屬于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增長。其中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勞動力要素次之，而用兩種指標衡量的金融一體化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幅度存在差異。這反映出現階段金融開放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仍然有限。

最后，我國經濟增長對金融一體化擾動的VAR脈沖響應分析發現，從跨境資本流角度衡量的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仍然表現為投資拉動式效應，而沒有內在地深化為提高我國經濟增長效率。這凸顯出我國對外金融開放的結構性及方向性問題。

注釋

①詳見《國際金融研究》“金融市場一體化衡量方法及評價”一文，2004年第6期，P28-33。

②當完全被禁止時，分值為“0”；當存在數量或法規的限制時，分值為0.5：當交易被征收高稅時，分值為1；當交易稅有所降低時，分值為1.5；而交易無限制時，分值為2。將兩類分值加總后，金融一體化程度最后的分值是0和4之間。

③這些學者包括Levine和Zervos(1998)，Henry(2000)，Bekaert、Harvcy和Lundblad(2001)，Edison和Warhock(2003)，Warnock(2004)等。

④在本文分析中，若無具體說明，我們均用FDI與證券投資之和來表示跨境流動的資本水平。Edison，Levine(2002)在分析國際金融一體化與經濟增長時，采用此方法測度各國的金融一體化水平。本文采取類似方法衡量我國金融一體化水平。

⑤包群、許和連等(2003)研究我國貿易開放度與我國增長的關系時使用此方法，本文參照處理。詳見《世界經濟》2003年第2期，P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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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2.003

1 廊坊市金融服務業發展基本概況

近年來，廊坊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下，區位優勢凸顯。在京津產業外溢的帶動下，廊坊市經濟增速明顯，各類經濟指標日趨河北省前列。三次產業結構逐漸調整，11∶54∶35的比例逐漸構建出金字塔型產業體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勻速保持在11.30%的比例。整體金融實力增強，金融業態逐漸齊全，商業銀行26家，保險公司30家，證券營業部13家，融資性擔保機構107家，小額信貸機構53家，典當行18家，財務公司1家，日漸形成功能齊全、層次分明、形式多樣的金融布局。

2015年以來，為了積極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廊坊市金融系統貫徹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各項金融指標走在河北省的前列。截止到去年末，各項存款余額達到5011億元，比年初增長27.4%，增速穩居全省第一；各項貸款余額3421億元，比年初增長30.6%，增速也居全省第一；2015全年，外匯收支78億美元，跨境人民幣業務149億元，居全省第三；金融業年納稅27.3億元，增長24.7%，占廊坊市6.2%，納稅行業排名第四，金融環境日漸優化。

同時，為加速提升全省的金融服務效率，河北省規劃建設“中國北方金融后臺服務基地”，廊坊市為“金融產業后臺服務基地（A區）”，在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日漸形成明確的金融定位。

2 廊坊市金融服務業存在問題分析

雖然廊坊市金融服務業呈現快速發展態勢，但在金融發展貢獻度、金融發展結構、金融多元化創新方面仍存在深層次問題，本文結合廊坊區位發展定位，從金融發展主要影響因素對上述問題進行細致分析。

2.1 金融服務業對經濟貢獻率偏低

盡管廊坊市金融指標居全省前列，但是，廊坊市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卻沒有對廊坊市經濟增長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究其原因，雖然廊坊市地處京津腹地，地理位置優越，但在行政區劃上卻隸屬河北，與京津發達的金融環境相比，河北省金融體制相對落后，金融市場化程度低，金融服務業的水平也是被動的追隨整體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因此，并沒有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主動性的主導作用，所以，廊坊市金融服務業仍需深化改革。

2.2 金融結構發展相對單一

廊坊市經濟發展雖然正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在融資結構上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所占比例不高，融資結構相對單一。事實上，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廊坊市也意識到作為主要助推力量的金融服務業，如果單純依靠銀行間接融資，將極其不利于經濟快速有效轉型。廊坊市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銀行間接融資在金融資源配置結構中的穩定性和主導型地位，這樣，一方面會使企業融資渠道單一，加大中小企業融資的難度和風險性；另一方面會繼續擴大區域性產業增長和經濟增長差異；再者，還會增加銀行資金體系回籠的風險系數。

相比較銀行間接融資渠道，直接融資的成本其實更低，并且非常有利于創新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這就需要廊坊市大力構建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完善多樣化層次化的金融發展結構，拓寬資本匯聚渠道，提供豐富便捷的融資方案。廊坊市雖然依托金融改革的政策優勢，在直接融資渠道和新興金融機構建設方面有了快速的發展，但在規模和種類上依然不夠豐富，直接用于實體經濟的資金也相對不足。

2.3 金融多元化創新能力不足

在河北省規劃金融服務產業集聚的態勢下，河北省在金融改革上已賦予廊坊市極大的政策空間，要想用好用活這些政策，就要求金融服務業具有多元化、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從河北省出臺支持政策的過程來看，廊坊市金融改革雖然有了一定的創新，但創新方向更多的體現在金融機構的引進和設置上，在金融產品和服務形式等方面的創新力仍然不足，金融機構經營依然呈現趨同化。

金融創新能力不足具體表現在創新意識有待提升，創新環境不夠優化，新人才相對匱乏，創新產品形式單一，創新規模較小，創新層次性不強，創新科技含量低下。

3 廊坊市金融服務業發展提升路徑

3.1 全方位優化金融服務環境

利用地理優勢，把握京津冀協同規劃機遇，在地鐵和新機場建設契機下，營造惠商利民的金融發展環境，將金融環境與地理優勢融為一體，形成金融服務優質競爭力，形成區域梯度差。加大金融扶持力度、拓展銀企對接渠道、豐富金融服務創新形式、提高非法集資打擊力度，優化金融環境。同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保障優質信用環境。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為基礎，聯動多部門信息共享，重點打造企業信用體系，著力構建多渠道、立體化、全覆蓋的社會信用綜合管理體系。

3.2 借助金融投入支持實體經濟

首先，提升金融形勢研判能力，隨時關注金融政策的波動，為金融投入方向提供快速準確的判斷，找準實體經濟投資缺口。其次，繼續發揮國有銀行的規模報酬優勢，完善重大項目信息融通機制，提升新機場、萬莊經濟區等重點項目的支持力度。再次，打造多層次銀企對接平臺，創新對接方式，拓寬合作渠道，利用好再貼現、再貸款等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優化中小企業融資對接平臺，重點關注小微、創新型企業的融資渠道。最后，拓寬票據融資渠道，加強外匯資金集中運作管理，積極推進涉外經濟的迅速發展。

3.3 重視直接融資，降低債務杠桿

3.3.1 多層次鼓勵企業上市融資

借助某些銀行和證券機構的優勢，加大上市政策宣傳力度，多市場、多渠道、多形式地逐步推進各類企業上市融資。引導銀行依靠“投貸聯動”等融資扶持手段，重點鼓勵科技型創新企業進入多層次資本市場掛牌。

3.3.2 落實推動債券融資渠道

全面落實貫徹《金融支持廊坊市經濟社會發展合作備忘錄》，加大非金融類企業債券融資的推介力度，逐步提升企業的認知度，完善債券融資協調機制，推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資產支持票據等債券融資工具的全面使用。

3.3.3 積極扶持投資基金設立

積極推動企業與各類投資基金公司的接洽合作，正面扶持產業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等各類投資基金的設立。

3.3.4 利用產權交易推動股權融資

利用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如北京產權交易中心、天津產權交易中心、河北產權交易中心等周邊區域市場資源，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促進非上市企業開展碳排放交易、金融資產交易、文化產權交易、股權場外交易，促M區域間股權流動，提高非上市企業股權融資能力。

3.4 調整金融結構，推動轉型升級

領會宏觀評估政策框架，推動信貸總額持續穩步增長的同時，調整優化金融結構，研究相關政策，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多渠道爭取上級政策性資金的傾斜。甄別不同行業的信貸需求，區別對待，針對性有步驟的促進產業升級，適應供給側改革的趨勢，重點發展京津冀產業轉移項目，如新電子信息產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鼓勵產能過剩行業借助金融機構并購貸款業務進行兼并重組，綜合授信新的重組企業。積極支持居民合理性住房貸款需求，有效落實差異化住房信貸業務。

3.5 防范金融風險，鞏固金融穩定

加強風險預警機制，警惕交叉性、跨市場金融風險，加大重點行業和企業的風險排查力度，增強對票據類業務、新興理財方式、連環擔保、第三方支付、民間資本借貸等業務領域的風險關注，動態追蹤資產擴張較快、輕資產類企業的資金動向。嘗試構建債權銀行為主導的共進退機制，強化風險會診體制，鼓勵金融機構不斷貸、不壓貸，共同協助企業渡過關鍵性難關。持續深化推進銀、證、保穩定評估工作，定期排查風險隱患，嚴肅查辦金融違法違規行為，保障金融系統依法合規高效經營，降低金融風險。

3.6 加強創新力度，實現多元化發展

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探索金融一體化發展模式。嘗試建立京津冀金融實驗區，確保區域內的金融資金的統一調度、統一結算，設立跨區域審貸中心，建立跨區域大區商業銀行分行，打造金融產品創新統一平臺。

整合區域區域資源，完善區域性擔保機構功能，提升擔保實力，滿足區域經濟快速發展需求。探索小微企業信用再擔保機構，加大對弱勢企業和群體的金融支持力度，創新融資擔保方式。設立完善三農貸款準備金，積極補償符合條件的三農貸款風險損失，鼓勵貼息優惠利率的三農貸款，面向有資金回轉能力并且符合支持政策的農業企業提供應急轉貸業務，針對部分無抵押能力的農戶開展小額貸款擔保業務。

參考文獻

[1]田雪豐.“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的廊坊市金融發展研究[J].質量管理，2015，（10）：5354.

篇（7）

維持和推動多邊貨幣自由兌換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原則。這也充分體現在IMF的宗旨之中。IMF雖然經歷了三次修改，且其生效以來的成員國與活動范圍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基金組織的基本宗旨仍維持不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一條的規定，基金組織的宗旨為：(1)為會員國在國際貨幣問題進行磋商和協作提供所需的機構，促進國際貨幣合作；(2)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大與均衡發展，實現高水平的就業和增長，以此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3)促進成員國匯率的穩定和有秩序的匯率安排，以此避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4)為會員國經常易建立一個多邊支付和匯總制度，并設法消除妨礙國際貿易發展的外匯控制；(5)在有充分保障的條件下，向成員國提供暫時的融通資金，使其不必采取有損于本國或國際繁榮的措施來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6)爭取縮短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持續時間，并減輕其不平衡程度。

根據IMF有關年報文件的概括，基金組織的根本目標是在成員國之間進行貨幣政策協調并監督成員國的貨幣政策，使其在國際貨幣金融活動中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以最大限度地實現成員國匯率的穩定、有秩序的外匯安排、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和保持國際交易之匯兌自由。

20世紀80-90年代中期，IMF 100多個成員國基本上實現了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并準備進一步推進全面的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但是，世界金融一體化背景下，日前嚴重的投機活動、頻頻發生的金融危機等問題并未引起國際貨幣體系的相當重視。最終，1997年7月以來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演變成一場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受此影響，一種有悖于國際貨幣體系原則的現象出現了：一些原來已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智利等，在遭受嚴重的金融危機沖擊后，又重新實話了資本項目的管制，一些發達國家也對短期資本流動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一定程度上在偏離IMF與國際貨幣體系所要達到的目標。

二、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現行貨幣體系多種匯率制度安排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之下，各國推行了多種匯率制度，IMF所總結的八種匯率制度，確實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多樣化的國家層次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過，在世界金融市場一體化背景下，外匯交易規模日益擴大，目前日交易額已近2萬億美元，幾乎等同于全球外匯儲備總額，外匯交易與貿易和投資的相關性越來越小，各種短期資金流動和衍生交易已成為決定和影響匯率的最重要因素。同時，現行匯率制度假設匯率浮動會對國際收支產生自動調節作用并將其決定權完全交由各國自行確定，自主管理，缺乏應有的國際監督與協調機制。同時，從各國實行浮動匯率的實際經驗來看，浮動匯率制度本身有貶值的趨向，加之未受到有效監督，這一趨向更為明顯。這也與國際貨幣體系所追求的物價穩定目標相悖。因此，多種匯率制度安排之下的匯率扭曲和無規則的波動成為常見現象，并成為危機頻繁爆發的重要原因。

在這種多種匯率制度安排的體系之下，首先是浮動匯率制度本身的缺陷。在一戰之前，各國執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在那個時候，主張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協調各國經濟運轉是不可想象的。主張浮動匯率最有力的理由是：浮動匯率讓國內有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的自由，可以任意改變貨幣供應量或利率來刺激經濟，或者通過匯率的變化來對付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不平衡。但歷史一再證明浮動匯率不具有這樣的功能。相反，浮動匯率無一例外地總是導致通貨膨脹、匯率動蕩和經濟波動。然而，由于世界上絕大多數決策者（尤其是美國、歐洲、日本、IMF和世界銀行的決策者）相信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協調世界經濟運轉，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就永遠提不上議事日程。然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動蕩卻永遠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不確定性因素。例如，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2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中國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三、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信用本位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實行的是美元與黃金并重的雙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全球步入了浮動匯率時代，1978年，IMF成員國達成協議，宣布實行黃金非貨幣化，由此開始，步入到了現代信用貨幣本位時代，實行的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對于這種貨幣體系，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特里芬難題”。但是，這種貨幣體系，使得儲備貨幣國家在幾乎毫無保留的情形下可以大量向世界傾銷其貨幣，并進而產生出以金融創新面目出現的數量更為宏大的衍生金融資產，形成金融危機的誘因。

長期以來，這種多元化的信用本位制下，美元一直居于中心地位，很容易形成美元霸權：世界各國越是需要美元，美元的地位越高，則美元可能享受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尤其是經常項目逆差，并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例如，2003年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84%。全球外匯交易68%是關于美元的，全球的貿易結算68%是通過美元進行的。

美元的特殊地位與美元霸權，使得美國可以從中獲取巨大福利：

1．獲取“鑄幣稅”

在何帆（2004）看來，美國獲取的鑄幣稅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外國居民持有的美元，二是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和投資者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由于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可以為其國債支付較低的利率，這種利差也可以算作是鑄幣稅的一部分。美國經濟學家Frankel曾經對此進行了較為保守地估計，美國每年借助美元霸權向全世界征收的鑄幣稅達到120億美元[1]。此外，由于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和投資者也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美國得以大力推行赤字政策，這也是鑄幣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鑄幣稅帶來的豐厚收益使美國大量進口的同時卻無需等量出口。

2．享受“無淚赤字(tearless deficit)”

世界需要美國通過貿易逆差以輸出美元來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償能力。美國可以拿著源源不絕的用印刷機印出來的美元到世界各地進行采購，擴大國內的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被高估了的美元價值使得美國不但將其他國家生產的最優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國，而且從中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也即所謂的“無淚赤字”。

日本學者吉元川忠（2000）曾經對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日美貿易關系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日本是將自己貿易順差所產生的剩余資金注入到美國，美國則利用這些資金維持市場繁榮和日本商品的進口，這又反過來刺激了日本貿易順差的膨脹。說得極端一些的話，日本用自己的錢買自己的產品，并把這種現象當成了貿易順差。當前，中國也購買了多達1800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克魯格曼(2003)強調，這是美國支持其貿易赤字的主要方式之一。考慮到2003年，美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之間，美方赤字高達1240億美元，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也差不多在重復當年日本一樣的故事。

3．轉嫁風險

其他國家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儲備，承擔了巨大的貶值風險。美國政府可以通過將美元貶值的方法，使它事實上免除大量債務。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美國就曾通過美元貶值變相減少海外債務。當前，亞洲各國持有約2萬億美元外國儲備，其中，中國大陸外匯儲備到2005年6月底達到7110億美元，約60%為美元儲備。鑒于2002年以來美元已持續貶值，則亞洲各國面臨的潛在損失是巨大的。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指出，美元貶值是陰謀，在轉嫁國內經濟風險，在變相獲取亞洲國家的經濟成就（謝國忠，2004）。美元貶值減少了美國的外債的同時，還可一定程度上刺激出口以減少貿易逆差。

4．用貨幣影響他國政策

美元的獨特地位使得美國事實上成為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和匯率的決策部門，美國可以通過美元波動來影響他國幣值波動獲取福利。比如，1985年，在美國主導下，通過了“廣場協議”強迫日元升值。當前，美國又不斷以貿易不平衡為借口，向人民幣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

四、世界金融一體化之下頻繁的投機活動挑戰IMF穩定匯率的能力

匯率監督是IMF的一項重要職能。IMF實行匯率監督的根本目的是保證有秩序的匯況安排和匯率體系的穩定，消除不利于國際貿易發展的外匯管制，避免成員國操縱匯率或采取歧視性的匯率政策以謀取不公平的競爭利益。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體系從此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其后的牙買加體系確定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匯率經常變動且變動幅度劇大，即使是美元，其匯率的變動幅度也大得驚人，1998年7月，美元兌日元曾達到90年代的最高峰1：147，但到1999年10月，其兌換比價接近1：102。2002年，歐元與美元的最低兌換比例達到1：0.82，而其后受美元大幅度貶值影響，2005年歐元兌換比例一度高達1：1.42。匯率的劇烈波動，為投機者提供了外匯投機的溫床，導致國際游資的大量流動，造成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不安，使一國金融資產的價值與價格的偏離的幅度加大。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方面通過國際信用的乘數效應，使游資(Hot Money)成倍增長（據估計，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游資多達8萬多億美元）；另一方面，世界金融一體化的特征使游資生存的國際環境更具投機性。它們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投機性強，流動性快，傾向性明顯。在其沖擊下，金融市場尤其是新興市場的脆弱性暴露無遺。當大量游資短期內集中侵入本國匯市時，往往高估東道國貨幣，從而不利于東道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導致經常項目的失衡；當大量游資逃離東道國時，又會使東道國貨幣急劇貶值，誘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及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當前的日交易量巨大的外匯市場上，僅僅從穩定匯率的角度看，各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很難單獨依靠自身的力量來有效干預。以1997－98年之間的香港為例，危機之前雖然其經濟結構較為合理，外匯儲備充足，外債幾乎沒有，卻依然遭受到了投機者的狙擊。即便是外匯儲備量最大的國家日本，1999年9月以來，為抑制日元不斷升值的趨勢，在外匯市場上賣出日元，買進了價值100億美元，仍沒能阻擋日元的升值趨勢，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達到40個月來的最高點。可見，在當前的無序的匯率體系之下，不但有利于投機活動，而且極容易人為地制造投機機會、投機活動，進而導致金融動蕩。于是，金融界期望IMF這樣的超國家性質的國際機構在維護匯率和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希望建立某種機制，以對日益泛濫的國際游資進行有效的監管，對猖獗的國際投機活動進行某種必要的監管。

五、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IMF監管與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在世界金融一體化背景之下，各國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加，金融體系中出現的任何差錯都會涉及到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即所謂的“伙伴風險”在不斷增大。進入90年代以來，世界金融風波接連不斷，如1992年席卷歐共體各成員國的歐洲貨幣危機，1994年日本出現的住宅金融專業公司巨額不良資產危機，1994年年底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7月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由此而引起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不斷顯示了國際金融領域的“伙伴風險”以及有效監管的失控和乏力。1998年、2000年又相繼爆發了俄羅斯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各國的金融波動，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為此，需要一個超國家性的組織從全球范圍內協調各國的經濟政策。

篇（8）

金融全球化在給世界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使得各國在金融風險發生時難以獨善其身。2007年4月，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對全球經濟產生的巨大沖擊，給各國政府再次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給各國政府加強國際金融業務合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自身金融體系不健全從而對金融風險的抵抗力顯得脆弱，所受到的影響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風險防范與監管就成為國際金融界關注的焦點。

一、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凸顯的風險分析

1978年以前我國的金融處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國際化狀態。1984年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分水嶺，之后我國開始建立起以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大行業為支柱的金融產業，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開始加快，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地參與到了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金融安全問題引起了全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提高了各國政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的共識。我國金融體系雖然近年發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還存在比較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環境變化時就有可能被放大并產生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銀行業

我國銀行業遵循審慎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分層次、分階段地對外開放，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特殊原因，我國銀行業存在著特殊的問題。

1、信貸質量差

近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持續增加，信貸質量惡化。這些不良貸款的增長，在銀行發生信用問題時風險有可能被放大并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銀行業的持續發展導致銀行業進入一種表面繁榮，在這種表面繁榮之下實際上隱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價虛高，房地產泡沫不斷膨大，房屋空置率超過國際警戒線并有繼續擴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給銀行造成大量壞賬。所以，國家必須投入大量精力去處置銀行信貸質量，否則銀行業就極有可能發生危機。

2、資金來源單一，資金缺口大

我國銀行資金來源主要以單位和居民存款為主，其中尤以居民儲蓄存款為主。由于目前銀行大部分為國家所有，在有國家信譽做保證的情況下，人們普遍沒有存款方面的顧慮。盡管如此，基層單位卻依舊出現資金供給小于資金需求的現象，放貸方面普遍存在著盲目放貸、違規放貸的問題。

3、資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爾協議》的規定，銀行資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國銀行資本金率長期與此相差甚遠。與此同時，風險權重資產也非常之高，其抗風險能力可想而知。高風險、低資本的現狀暴露了國有商業銀行抵抗風險能力方面的問題。

4、內部監控機制薄弱

我國銀行業依舊缺乏良好的權力監管機制，業務流程不科學，監督不力，表現在對操作風險認識不足、風險防范意識差、組織結構設計不合理、治理機制不完善以及監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銀行業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行業，按理應是內部控制機制更為嚴格的部門，但屢屢發生的內部監守自盜問題，說明現有銀行內部控制機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銀行業的內部監控機制，對銀行業來說已是迫在眉睫。

(二)證券業

我國證券業自1992年以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我國股市自建立起就遺留下很多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國股市很難擺脫政策市和暴漲暴跌的困境，這使得國內證券市場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

1、股市暴漲暴跌，股民投資心態不穩定

我國股票市場受政策影響很大，政策取向的變動在市場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過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確定和獲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場炒作中追漲殺跌的慣性很大。因此，滬、深兩市自開市以來就表現為股價的暴漲暴跌，價格波動幅度巨大，這除了市場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態的不穩定和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

2、證券業融資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證券業融資都是股權融資，債權融資極其有限。從發達國家相對成熟的資本市場來看，債券融資占到整個融資渠道的大部分。美國資本市場中債券的發行規模和當年未償還的債券額度都分別占到總量的50％以上。美國公司債券的籌資額度為同期股票籌資的3倍，成為美國公司主要的籌資渠道。由于這種籌資渠道不僅僅能吸取大額資金，而且能夠傳達一個積極的市場信號，顯示公司的經營能力和市場信心，因此，美國公司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

3、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科學

我國上市公司多數是國有企業通過改制而來，國有股占絕對比重，“一股獨大”現象突出，導致了我國公司特殊的委托問題——“大股東操縱”和“內部人控制”，使銀行債權約束表現出無效性，債權人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無法進行股權的治理。一旦出現國際股市的異常，“內部信息”相應放大，就會人為加大股市的不穩定性，引致垃圾股驅逐優良股的現象，從而降低股市的質量，增加股市的風險。

(三)保險業

我國保險行業自建立以來，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長速度，但作為新興資本市場，仍然存在很大的風險。

1險公司的資產實力相對薄弱

與國外市場相比，中國的保險公司實力普遍比較弱。2001年后隨著中國加入WTO、金融市場開放，中資保險公司規模小的弱點日益凸顯。

2、資金運用效率低

我國保險資金運用主要限于銀行存款以及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中國保監會指定的中央企業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這樣的限制導致了我國保險資金大量囤積于國有銀行，存在著較大的利率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每一次利率的變動都會使保險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損失，降低了資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險公司缺乏有效監管

雖然我國1995年頒布了《保險法》，1997年頒布了《保險人管理規定(試行)》，1998年頒布了《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定(試行)》，2000年頒布了《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但我國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在保險監管方面，我國1999年成立了保監會，對保險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國保險業發展比較迅速，而保險監管組織和制度建設相對落后，這就導致監管不到位。同時，保險業規模較大，細節繁瑣，其內部監控也沒有達到快捷有效的程度，這些缺陷的存在進一步加大了保險業的市場風險。

二、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應對風險的措施

(一)完善我國金融體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1、完善市場競爭體制，提高金融業競爭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轉向培育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維持金融秩序、鼓勵金融創新、加大監管力度的軌道上來。從我國國情看，國企改革和政府行為是與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造密切相關的外部條件，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國有商業銀行競爭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為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國企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再者，在傳統體制下，政府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經常干預銀行的貸款決策，不但加大了企業的依賴性，也使得銀行的競爭力不斷減小。目前，急需對國有商業銀行內部進行治理，建立經營權、所有權和監督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實現與政策性金融的徹底分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機制和嚴格的激勵與約束機制，規避風險，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第二，積極發展民間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國有銀行由于體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為民營經濟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這一方面造成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缺失，另一方面使國有商業銀行缺少體制外的競爭，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力。因此，積極發展規范的民間金融機構，培育金融業競爭機制，已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舉既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營造競爭的金融業體制環境，使國有金融機構的改革獲得必要的壓力和動力。第三，金融機構要適時調整貸款結構，關注那些具有國內市場需求前景，能夠推動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大中型客戶，在貸款規模上向它們傾斜。避免過度依賴外向型企業的傳統習慣，以提高風險資產的風險分散轉移能力，優化貸款結構。

2、加快金融創新

針對目前我國金融創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首先要修正過去主要以行政手段為依托對金融創新所采取的單向驅動行為，代之以宏觀間接調控機制，正確引導企業的金融創新沖動，控制金融創新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其次要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選準創新的突破口，實行金融制度、金融業務、金融組織創新，并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在借鑒國外資本市場先進經驗的基礎上，走一條既符合中國特色又同國際接軌，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風險的金融創新之路。我國金融機構之所以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與金融機構本身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不無關系。

3、加強金融機構風險資產價值計量和風險度量

要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風險資產定價方法和定價工具，對金融機構的風險資產及時計量，并結合我國實際進行創新，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風險資產定價體系。在風險度量方面，要大膽引進國外已經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和改進，通過實際檢驗，逐步建立更科學、更符合我國自身特點的風險度量模型和工具，為決策者提供詳盡的風險信息。

4、加強金融監管

第一，加強對金融業的內部約束。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系統，確立內部監控的檢查評估機制、風險業務評價機制以及對內部違規行為的披露懲處機制，做到對問題早發現，早解決。建立嚴格的授權制度，各級金融機構必須經過授權才能對相關業務進行處置，未經授權不能擅自越位。要實行分工控制制度，確保授權授信的科學有效性，建立對風險的分割控制。第二，進行金融業行業自律建設。要對所屬成員定期進行檢查，包括業務檢查、財務檢查和服務質量檢查；要對成員經常性業務予以監督，包括對業務運作的監督指導，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違規行為的預防與處理。第三，加強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金融立法，以規范各種金融業務的運作。央行及金融監管當局要強化金融執法的力度，嚴格執行市場準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的相關法規，建設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第四，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重視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確保銀行的清償力；提高呆賬準備金比率，充實風險準備金；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建立國家專門的金融危機防范機構，統一權限，協調行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完善援救性措施，對遇到臨時清償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資金援助。在整個宏觀層面，應加強國內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國外相關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實施對金融市場貨幣流量的監控，并制定相應的風險預警標準，及時將有可能引致金融風險的信息傳到各金融機構，建立有效的預警機制。

(二)加強國際合作，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

篇（9）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業跨國發展，世界范圍內各國的匯率、利率、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金融要素互相影響，金融市場按全球統一法則運行，同質的金融資產價錢趨于同等，巨額國際本錢經由過程金融中心在環球范圍內敏捷運轉，從而構成環球一體化的趨向。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是20世紀70年代初，跟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1973年石油危機的發作、1972年美國通貨膨脹的飛速加快，首要發達國家進入“滯脹”時期 。資本主義為了擺脫危機，恢復經濟，極力推進經濟全球化，隨后由歐美波及發展中國家，拉美、非洲、東南亞的許多國家紛紛進行自由化改革，在這種條件下，金融全球化得以迅速發展。

金融全球化的形成原因可總結為三點：其一是科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交通運輸變得更加快捷，通訊技術得以迅速進步，這些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資本得以最大限度地擺脫時空的束縛在全球范圍內涌動；其二是70年代初；其二是70年代初，固定匯率軌制的解體，金融市場的開放，新興市場的異軍突起，新自由主義的海潮，信貸自由的進步；其三是各??金融機構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金融自由化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推動。但是貨幣資本循序漸進地實現對投資部門標的目的和節奏的管制，這個過程從中國擴張到國際范圍，各個國家間資源的流動使每個國家內部社會階層和社會階級對財產發生轉移和變化從而對債券和股票市場的控制力發生一系列的變動，這個才是金融全球化的根本動因。

金融全球化的特點主要有如下三點：投資的全球化，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機構及其資產收益的全球化。

二、金融全球化下城市商業銀行面臨的挑戰

金融全球化導致一場城市商業銀行與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和國際金融潮流的角逐競相展開；中國的商業銀行應做金融全球化的弄潮兒，而不是在角逐中喪失競爭地位，淹沒在洪流中；就目前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發展狀況，在全球金融化中仍存在一些問題，接下來我便對這些問題做一些詳細闡述。

（一）中國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新的戰略定位不夠清晰

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在之前為城市商業銀行的時候吸收了部分當地自然人入股，其主要是投資給當地事業單位，財政，企業，是在以往基于服務于地方、服務于市民、服務于中小企業而出現的。在初期確實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而快速擴張，但在近幾年，由于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上升動力不足，內部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協調區域化發展，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以跟隨世界整體經濟發展步伐。中國城市商業銀行與地方關系密切，因此迫切的需要制定新的發展戰略，提高盈利能力。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受政府干預較大，其發展歷程中的幾次戰略定位，變遷也是受政府主導的，這種變遷是強制的。因此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沒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戰略定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城市商業銀行跟國外銀行和中國工、農、中建四大行比較而言，沒有差異化優勢，沒有清晰的戰略定位，沒有較大的競爭力。

（二）金融全球化增大了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

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是由20世紀80城市信用社發展而來，2001年增資擴股，提高了風險抵抗力，而中國加入WTO后，中國銀行面臨著國外銀行巨大的沖擊，尤其是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成立時間較國際銀行時間較短，實力距中、農、工建四大行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還沒有進入穩定大型銀行階段。而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一直受國家政策照顧，自身競爭力較國際銀行不高，抗風險能力差。跟著經濟下行、產能過剩、部門行業不景氣和市場利率化歷程加速致使利差收窄的情形呈現，城商行的信貸風險、不良貸款不竭上升，面對的資產質量壓力不竭加大。金融全球化又使得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和國際銀行一起競爭，國際金融市場競爭激烈，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將面對更大的經營風險。金融全球化沖擊著傳統商業銀行的布局；金融全球化的金融要素重新配置使得中國商業銀行的管理重心偏移，經營風險加大。

（三）中國商業銀行的品牌知名度不高

開放、平等、協作是目前各商業銀行的主要經營理念，而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依然處于追求地域，追求速度的陳舊理念，對新的創新理念，人力資本，知識產權，技術能力提高帶來銀行品牌價值的提升認知不足。隨著金融全球化，西方商業銀行的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和中國商業銀行經營理念有很大區別，并且西方商業銀行注重潛在客戶的開發；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的傳統經營理念和文化還未和西方商業銀行帶來新的理念文化相適應，傳統經營理念遭到挑戰，陳舊的經營理念將很難適應經濟全球化。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只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知名度，而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相比其他聞名中外的銀行更加沒有品牌優勢。

三、商業銀行發展對策

（一）全面思考相對優勢，深化戰略定位

近年來，深化戰略定位應該成為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經過翻閱資料獲悉，在2014年一部分銀行分析研究它們自身優勢特點和周圍環境之后，找到了更適合它們自己發展的道路。比如鄭州銀行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專注于商貿物流的銀行、精益求精的社區銀行和為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的專家，而嘉興銀行又在現代化的今天，決定將科技融入金融，泰隆銀行將電商作為主攻標的目的、摩拳擦掌“立等貸”，哈爾濱銀行開始提供對俄金融服務，威海市商業銀行開通的對韓特色服務，蘇州銀行建立三農業務部、推出三農產品等等。上述銀行只占全國城市商業銀行的一小部分，或許借鑒它們的戰略能夠幫助其它各地城商行正確的定位自己，抓住自己的發展機遇。

（二）加??金融監管、提高風控能力

篇（10）

企業債券的最大特點是募集資金指定項目用途，能夠為項目建設提供“點對點”融資支持。2015年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陸續出臺了城市停車場建設、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養老產業、雙創孵化、配電網改造、綠色債券等七個專項債券發行指引，這些專項債券是在企業債券制度框架內“量身定制”的債券品種，主要是針對相關行業和產業發展特點，統籌各項債券支持措施，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相關領域并發揮示范效應。2016年，上述專項債券核準規模達到1115.1億元，其中城市停車場建設專項債券495.2億元，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專項債券248.8億元，有力支持了相關重點領域、重點項目的建設。此外，為積極支持企業降低杠桿率，有效防范和化解債務風險，助推經濟轉型升級和優化布局，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6年率先推出了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專項債券品種，支持符合條件的實施機構發行專項用于市場化債轉股的企業債券，債券資金與債轉股項目直接掛鉤，解決債轉股實施機構的融資難題。

二是開展融資政策巡講，打通服務實體經濟的“最后一公里”

為更好地推動融資政策落地見效，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6年11月啟動全國發展改革系統融資政策巡講，巡講專家包括研究機構、企業債券技術評估機構、證券公司負責人等，巡講內容既包括企業債券的政策解讀，也包括債券的實務操作和典型案例，巡講對象為地方各級發展改革部門分管融資工作的負責人，相關部門以及地方企業有關負責人。截至2016年底，巡講已覆蓋17個省區市，預計今年上半年將完成全國所有省區市的巡講工作。此次巡講活動參與度高，覆蓋面廣，各地高度重視，平均每場參加人員超過300人，巡講過程中還進行了充分的溝通交流和政策答疑，受到了各方尤其是債券發行人的高度關注和好評，成效顯著，影響深遠。

三是簡化申報審核流程，主動探索向企業債券發行注冊管理制過渡

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對企業債券的受理和業務接待全部在政務服務大廳進行，實行陽光審批，并在60個工作日內按時辦結。為落實“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完善債券發行注冊制”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積極探索企業債券由核準制向注冊管理制過渡的有效途徑，將企業債券審核中的合規性審核、財務指標審核等技術評估工作委托中央結算公司和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兩家技術評估機構負責，建立了完善的技術評估規則，國家發展改革委則集中精力負責品種創新、準入和信息披露相關規則的制定。

四是加快信用體系建設，創新企業債券事中事后信用監管方式

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持續推進企業債券信用體系建設。一是開發完成了企業債券信用檔案信息系統并上線運行，整理了相關機構的基礎檔案資料和債券業務數據。二是開展了企業債券主承銷商和信用評級機構信用評價工作，通過案例評價、社會信用評價、主管部門評價、發行人評價、技術評估和登記托管機構評價、市場機構評價、專家評價等多個評價維度，對主承銷商和信用評級機構在債券承銷、發行和存續期管理行為進行全面評估，評價結果向社會公開，并納入企業債券信用檔案，以督促相關機構進一步提升服務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