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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職業院校混合所有制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相關概念
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是指借鑒經濟領域改革的成功經驗，對國有資產、民有資產、私有資本等經濟主體進行混合重組，將非國有資源（資本）引入職業教育領域，形成具有現代企業特色的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反映的是一種經濟組織成分，同時是一種股份制經濟組成形式，其主要特征為產權結構的多元化、管理的現代化及運行機制的現代化。
混合所有制的本質是產權主體和管理模式的混合，其可消除原有校企之g各自為政、相互封閉的體制頑疾，實現校企聯合、互補，減少政府對相關資源的行政配置，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作用。
二、發展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的重要意義
21世紀以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得到了迅猛發展。高職院校數量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在校生人數約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總人數的40%多；人才培養質量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但現階段與社會需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特別是在“中國制造2025”、“供給側結構改革”等經濟社會背景下，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應用性、針對性及綜合素質等方面仍與社會需求存在較大差距。當前一些高等職業院校仍存在實踐條件落后、教師綜合實力有限、體制機制僵化、特色不明顯等問題。職業教育作為一種跨界的教育，一頭連著學校，一頭連著產業，要辦好職業教育，必須推倒封閉的圍墻，與行業、企業、產業合作，充分調動社會要素，大膽試水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
1.混合所有制高等職業教育可增強學校辦學活力，推進學校體制機制及教學改革。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是多方優勢資產（資本）的混合，充分發揮合作方的優勢資源，緊密聯系市場主體，可較大提升高等職業教育學生實習實訓條件；迅速改變教師結構，特別是企業有實踐經驗的工程技術設計人員的加入，提高教師團隊的綜合素質。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產權主體、投資主體的多元性，必然要求其管理的現代化，強調民主管理，最終必將形成決策、執行、監督三方權力相互制衡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必將促進職業教育更好地服務企業、服務產業、服務社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和發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職業院校管理體制機制的創新，增強辦學活力，提高辦學效率；有利于深化校企合作，增強人才培養的針對性和應用性；有利于改革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提高人才培養的綜合質量。
2.發展混合所有制高等職業教育是探索“現代學徒制”的有效路徑之一。2010年以來，教育部提出大膽試行“現代學徒制”、全面深化校企合作。但企業的“逐利”性使其面臨尷尬境界，混合所有制較好地解決了“現代學徒制”中的系列問題。一方面，混合所有制高等職業教育可從頂層設計，在職業教育集團（或股份企業）中成立學生培養（實習實訓）相關部門，明確相關人事、職責、資金及考核辦法，徹底解決校企合作“兩張皮”問題。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下校企合作雙方形成了利益共同體，使“現代學徒制”的招生招工一體化、工學交替實崗培訓相關實踐設施及師資建設、雙主體育人體制機制建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及課程改革等均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和良好的載體，同時是學校、混合所有制企業事業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當前發展探索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的現實困境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明確提出：“引導和鼓勵民營企業利用產權市場組合民間資本，促進產權合理流動，開展跨地區、跨行業兼并重組。”但在當前社會相關法律制度和經濟條件下，探索發展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仍然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不同所有制主體的混合沒有一個成熟的交易平臺，國有資產、集資產的評估、轉換依舊面臨很多制度方面的約束，致使雙方、多方不易混。二是目前職業教育屬事業性單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屬不同性質的企業法人單位，多種不同主體混合后法律上沒有明確其屬性地位。混合所有制高等職業教育在享受政府教育補助、教師身份等相關資源方面存在諸多制度，使雙方或多方不想混。三是在法律層面，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屬于新鮮事物，當前還沒有明確的不同所有制資產的評估、轉換、監督、退出法律法規，致使不同所有制資產不敢混，甚至無法混。
四、發展探索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有效路徑
近年來，全國各高等職業院校校企合作發展如火如荼，混合所有制也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筆者結合所在學校混合所有制多年實踐探索和相關課題研究，提出兩種發展混合所有制有效模式：協議模式和股份制模式。
1.協議模式。在當前現有管理及政策條件下，校級層面開展股份混合所有制辦學涉及面較廣、難度較大，因此較多高等職業院校選擇了在二級學院基礎上進行協議模式混合所有制。就是學校選取部分機制靈活、富有特色的下屬二級學院或相關專業與之對應的行業、企業深度合作，雙方簽訂協議成立新的合作二級學院或專業學院。學校在保留原有人事、財務、管理權的基礎上，增加合作企業相關資源，以協議形式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的一種辦學模式。例如常見的××學院××公司通訊學院、××學院××軟件學院、××學院國際學院，等等。協議雙方優勢資源互補、共同建設、協同管理、風險共擔。
企業利用自身市場優勢投入先進設備、高素質工程技術人員及先進的培訓理念，有效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和改革熱情。尤其是對于一些新型、高投入的專業，選擇針對性企業可迅速彌補學校在師資、設備、課程改革、頂崗實習等方面的不足。
2.股份制模式。股份制模式就是將公辦職業院校其全部或部分資產按相關法律及規定合理地折合成國家股或法人股，面向社會團體及個人發行，成立一個以教育、培訓、科研和社會服務等為目的的教育股份集團，教育股份集團再分類重組成立以教育教學為主的股份制教育機構，以技能培訓及生產、科研及社會服務等項目為主的股份制公司。教育教學機構以公益性為主導，股份制公司在注重社會公益的同時，實現集團的收益。各方股東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理念及相關制度參與學校的經營管理，并承擔相應的風險。集團收入扣除學校日常開支、公e金等必要的費用外，可按實際投入取得相應的回報。
就改造方式和企業介入教育程度而言，職業教育集團化股份制改造可分為三種方案：一是將高職院校整體打包實行資產置換和股權轉換，這種方案下的學校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二是高職院校將其部分資產進行股份化改造，僅將學校中科研、生產性實訓企業、社會服務等相關機構進行資產評估，參照股份制企業經營形式，吸納社會資金參與，各方按一定比例投資組建職業教育集團。實行該方案進行股份制改造后，由學院分管領導與各社會合作團體成立董事會，董事長由董事會任命，該集團具有企業性質，但應主動接受、周密安排學生的實習實訓等相關教學工作，一切經營活動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運行。三是高職院校將其部分資產與相關企業部分資產共同進行股份制改造，聘請社會服務機構進行資產評估折算，以確定雙方或多方各占股份，運行后根據發展的需要再向社會融入新的資金。改造后的職業教育集團是獨立的法人單位，接受校企董事會的領導，按市場方式進行成本核算和自主運行。例如隨州職業技術學院2016年引進浙江機器人制造企業、培訓企業相關資源，并吸納社會資金，在學院內組建成立了湖北億夫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學校以實訓大樓、工業機器人技術專業相關資源入股，占公司30%的股份。公司成立董事會、企業化管理，除正常開展工業機器人組裝、銷售和培訓外，公司還全程參與學校工業機器人技術專業招生、教學及就業等全過程人才培養工作。
相比而言，協議模式組成形式簡單，雙方以協議形式固化在師資、設備及招生、就業等人才培養全過程中各自的權利與義務，共同完成相關人才培養。股份制模式的優勢在于與市場結合得更加緊密，以市場的形式募集資金，以現代公司的體制機制形式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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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71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7）10-0035-05
2014年，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前作出批示，要求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由此職業教育體制機制改革被提上重要議事日程。“混合所有制”作為經濟學專用術語被首次引入職業教育領域，并寫入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由此引起了理論界和學術界的熱議。“混合所有制”被引入職業教育領域的原因是在現有辦學體制情況下，作為公辦職業院校，其產權屬性單一，屬于國家所有，政府是職業教育唯一的投資方和利益相關方，學校本身沒有辦學自，進而導致其辦學活力相對較弱。而作為民辦職業院校，雖然其辦學活力相對較強，但其投資主體更多地考慮經濟利益，而忽視其辦學質量，進而也會導致職業教育治理能力較低。由此，“混合所有制”就成為一種能夠較好解決上述矛盾的體制，在公辦職業院校內部引入其他形式的所有權，在民辦職業院校引入國有資源等要素，實現職業教育辦學主體多元化，使不同利益相關方相互制衡，這樣既能保證職業教育質量，又能提升職業院校的辦學活力。基于此，本文從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本質屬性、形態樣態及其治理架構等方面進行探索，擬為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撐和行動依據。
一、職業教育辦學體制的瓶頸
（一）校企合作辦學機制的形成受到阻礙
現有辦學體制下，政府作為唯一投資方和利益相關者，推進校企聯合辦學的力度不夠，統籌協調校企合作辦學體制機制缺位，校企合作辦學體制機制的政策法規缺失，進而使得校企合作辦學機制難以形成。行業協會作為行業企業的代表，是獨立于政府和市場以外的主體，能較為準確地了解市場需求和發展趨勢，同時也是職業資格標準的主要制定者和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制定的參與者，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重大[1]。但在現有辦學體制下，行業協會支撐校企合作辦學的權威性不夠，政府越俎代庖，導致行業協會形同虛設，行業標準也無法發揮作用。企業作為職業院校畢業生的主要接納單位和人才紅利受益者，最該積極參與職業教育，但現實卻是其參與校企合作辦學的積極性不高，究其原因是企業在校企合作中的主體地位和利益訴求不能體現，企業與學校追求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不能有機對接，企業合作意識淡薄，崗位準入標準模糊，企業價值鏈缺少高級技能人才培養環節，導致其品牌觀念、質量觀念淡薄。作為校企合作的另一個重要主體，職業院校參與校企合作辦學的自身能力欠缺，很難滿足企業對人才的需求。
（二）抑制社會力量參與職業教育辦學
現有辦學體制下，政府部門不僅對職業院校的資產經營活動有嚴格的規定，還對職業院校的專業設置、招生就業、經費劃撥、學費標準等都有明確的制度加以限定，進而導致職業院校鮮有辦學自，更不用談社會力量參與職業教育辦學[2]。近年來，雖然各級政府已經意識到此問題，也采取了相應措施或出臺了相關規定來吸引社會資本參與職業教育，但整體而言效果甚微，目前職業院校辦學主要還是依靠政府投入，盡管出現了一些社會資本參與職業教育辦學，但還是沒有實質性的進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社會力量在參與職業教育之前，會充分考慮其盈利模式及投資回報率等經濟性指標是否達成。職業教育是一個長線投資的領域，短期無法彰顯效益，這無疑極大阻礙了社會資本參與職業教育的廣度和深度。
（三）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需求無法滿足
現有的職業教育辦學體制對職業院校的固定資產等有嚴格的管理規定，職業院校的固定資產無法盤活，不能參與資a經營活動，導致職業院校管理者進取精神缺失，進而使得職業院校的辦學活力受到抑制。現有的辦學體制雖然能保證固定資產不流失，但卻無法盤活現有的固定資產，從而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能讓國家的投資實現增值，并且還可能存在無形資產無法發揮作用的現象。長期以往，職業院校就會一方面因為有固定的政府投入而缺乏創業精神和進取精神，另一方面政府投入的資產也因職業院校的積極性低下導致自我造血功能減弱，最終導致可持續發展能力喪失。
二、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本質屬性
所謂本質屬性就是指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征。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屬于一個較為新鮮的事物，具備有別于其他事物的自身屬性。概括起來，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具有如下幾方面本質屬性。
（一）民辦屬性
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其最本質的屬性就是“混合”，即有不同主體參與職業教育辦學，使職業教育產權結構多元化。多元化產權主體使得職業院校要按照民辦機制來運行，且國家引入混合所有制的最終目的就是激發職業院校辦學活力，改革原有的運行機制。當前，社會資本參與的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辦學過程中一般采用董事會或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即職業院校的重大決策權歸董事會，而校長只是董事會重大決策的執行者，負責職業院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另外，根據三權分立原則，混合所有制辦學過程中還會設置監事會，主要負責對董事會和校長進行監控，以此來保證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辦學工作的高效運行，最終實現投資者和各利益相關方的權益[3]。為此，職業教育投資者和各利益相關方就必須首先能正視、接受改革，并能采取措施激發各利益相關方的熱情，提升其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參與度，其中較好的經濟利益是根本。除此以外，要想讓混合所有制辦學正常運行，政府要學會放權，不能事無巨細，政府部門此時的作用就是政策的引導和各利益相關方困難的排解者。只有體現民辦屬性，才能更好地調動混合所有制各主體的積極性，挖掘其潛力，實現多方共贏。
（二）經濟屬性
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依附于職業院校，無論是依附于公辦職業院校還是民辦職業院校，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都是一種組織結構。從法律角度看，公辦職業院校屬于事業單位法人，民辦職業院校屬于企業法人，而根據目前相關法律的規定，介于其中的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屬于民辦非企業法人，同樣也是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的一種組織類型，其經濟屬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混合所有制辦學的資金來源于投資者的投資，既包括部分國有資本，也包括其他類型的資本投入，譬如民營資本、外資資本等。混合所有制辦學不是民營企業或者外資企業捐資辦學，所以歸根到底出資者是想通過投資舉辦職業教育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效益。其次，混合所有制辦學主體追求的目標具有雙重性，既要追求一定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希望投入的資金能在較短時間內就能回收，即混合所有制辦學主體追求的目標兼具效益和效率雙重性[4]。因此，從本質上講，混合所有制辦學應當屬于民辦性質，其資金來源非國家財政撥款。鑒于此，國家就應當既要充分考慮出資者的投資回報，同時又不能忘卻教育的公益性質。那混合所有制辦學如何實現經濟性呢？要求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辦學面向市場需求，培養適合企業需求的人才；需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結構，有效解決委托問題；政府需要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明細產權結構和權益分配，引導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辦學實現健康發展。
（三）公益屬性
根據上述經濟屬性的分析，混合所有制辦學既具有經濟屬性，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性，要體現出教育的公益作用[5]。與以往傳統的公辦、民辦職業院校相比，混合所有制辦學由于自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導致其具有較強的特殊性。那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公益屬性如何體現呢？第一，混合所有制辦學以培養教育社會需要的人才為根本任務。無論混合所有制程度如何，即使是兩個極端公辦職業院校和民辦職業院校，都是以培養國家、企業需要的人為主要任務。第二，混合所有制辦學的目標更加明確，要按照行業企業的要求進行人才培養，使得被培訓者具備相應的職業技能。在具體辦學實踐中，需要從師資、教育內容及實訓基地等方面來保證其公益屬性，以上三方面如果有一方面或幾方面缺失，就會導致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公益屬性難以體現。
三、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形態和樣態
以是否切實涉及產權混合為區分點，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形態和樣態大致分為三大類形態。
（一）涉及實質性產權劃分的混合所有制辦學
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如果涉及實質性產權劃分，則就會有兩個以上（含兩個）涉及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主體進行教育投資，他們或者以資金、實物等形式投資，或者以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投資，投資各方按照投資額度的大小進行權力分配，進而參與學校決策、管理及其他事務。由此，經過參閱文獻、走訪調研發現，涉及實質性產權劃分的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形式主要有：一是個人與企事業單位共同舉辦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投資各方根據投資多少確定股權，進而決定享受的權利大小，這種形式產權很清晰，能夠達到風險與利益均沾，進而能夠充分調動各主體的積極性，但也存在功利、短視等缺陷。二是公辦院校與社會力量共同舉辦獨立學院。這種形式目前較為普遍，投資主體根據投資大小約定權利分配方案，組建治理結構，并能夠借鑒原有公辦院校的管理經驗，因此目前整體效果較好。三是政府、國企等國有資本與其他民辦資本合作舉辦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以上涉及產權劃分的三種類型混合所有制職院校整體運行效果較為理想，也體現了其較強的生命力。
（二）不涉及產權劃分的混合所有制辦學
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如果不涉及實質性產權劃分，嚴格意義上不能稱之為混合所有制，充其量表現為各教育主體進行生產要素優化重組或者不涉及產權變更的經營管理權受讓。其主要表現形式有：一是各投資方建立公私伙伴合作關系，共建圖書館、體育館、實訓室等教學場所，此時主要表現為政府積極性較高，且不以盈利為目的；二是不同所有制職業院校間的相互委托管理。即某些辦學能力較為欠缺的職業院校為了轉變現狀，將自身管理實務的權力以委托的形式讓具有較強經營能力的專業機構經營，從而使得雙方均能獲利的一種方式。以上兩種混合所有制辦學模式因為不涉及產權劃分，投資主體之間沒有嚴格的約束關系，也不存在經濟屬性，反而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公益屬性，進而導致辦學主體各方的積極性不高，辦學效果有待提升。
（三）產權劃分處于半產權狀態的混合所有制辦學
除了以上涉及產權劃分和不涉及產權劃分的辦學模式，還存在另外一種處于半產權狀態的混合所有制辦學形態。這種半產權形態雖然不涉及產權交割，但存在著利益的分配。其主要表現形式有：一是公辦職業院校引入企業資本共建二級學院。如無錫職業技術學院引入華飛航空集團1000萬元資本，雙方共建二級學院華飛航空學院。這種合作模式不涉及產權的變更，但同時也會帶來其他矛盾，不符合企業經濟性特征，除非企業向社會做公益活動；二是中方辦學機構與境外機構進行合作辦學。這種辦學形態下有兩種模式，一般情況下中方投資者以資金入股，外方投資者以技術、管理、品牌等參股，雙方組建聯合管委會對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進行管理，這種合作模式雖然表面上有法律規定，不能以經濟利益為追求目標，但實際上，雙方還是以利益關系為紐帶，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輸送問題，一旦其中一方，尤其是外方，沒有經濟利益或者其他利益可圖時，這種合作模式維持的時間就會較短。
四、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架構搭建
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明確要求，職業院校要制定章程和制度，完善治理Y構，不斷提升治理水平。在對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治理過程中，涉及面很廣，除了管理主體、客體、目標等，還包括要有一個完善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這樣才能確保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高效運行。具體而言就是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在辦學目標的指引下，通過治理結構的構建和治理機制的制定，作用于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治理客體，進而產生相應的治理效果，實現混合所有制辦學的目標。
（一）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的整體框架
根據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這一名詞的界定，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主要涵蓋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兩個方面，外部治理主要是指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與政府、行業企業、社會等之間的相互作用規則或者機理機制，內部治理主要是指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運行過程中不同主體在產權分割和利益分配上的相關規則和機制，無論是外部治理還是內部治理，都是以辦學質量的提升為目標，主要針對治理結構、管理機制等進行運作，進而產生效益的治理過程[6]。據此，本文構建了適合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辦學治理的整體框架，見圖1。
圖1 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整體框架
（二）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結構
1.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股權分配
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辦學若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須要有合理的權益分配機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如何調動多元主體的積極性和辦學熱情，就需要對辦學收益進行股權分配，形成合理的股權分配機制。根據上文分析發現，目前我國混合所有制辦學過程中股權的分配主要包括三種形態，一是國有資本在股權分配中占主體地位，二是非國有資本在股權分配中占主體地位，三是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在股權分配中處于均衡狀態[7]。根據上述三種形態，也決定了相應的控股比例，進而導致不同的決策權、管理權等的劃分，因此，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的股權分配是其治理工作的基礎和前提，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2.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結構
根據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經濟屬性，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依附于職業院校，無論是依附于公辦職業院校還是民辦職業院校，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都是一種組織結構。從法律角度看，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屬于民辦非企業法人，同樣也是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的一種組織類型。既然是一種組織結構，就可以參照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構建出能夠體現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實現現代企業經濟效益的治理結構。鑒于此，本文借鑒企業管理的知識，構建了涵蓋股東大會、董事會（理事會）、監事會、總經理（校長）及中層機構在內的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結構[8]，見圖2。其中，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組成，主要負責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重大決策的制定；監事會受聘于股東大會，負責對董事會（理事會）進行監督，行使監管、督促等權力；董事會（理事會）與股東大會間屬于委托關系，主要負責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辦學目標、戰略方針、總經理（校長）選聘等，需要向股東大會負責；總經理（校長）受聘于董事會（理事會），雙方以契約的形式確定權責關系，總經理（校長）需對董事會（理事會）負責，并根據董事會（理事會）決議行使相關權力，可列席董事會（理事會），總經理（校長）有權選聘中層職能部門負責人；中層機構是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執行機構，需對總經理（校長）負責，具體執行總經理（校長）的決議，確保職業院校辦學目標的實現；基層執行機構是在總經理（校長）層構建的整體組織結構指導下，由中層職能機構提出基層組織設置方案，報總經理（校長）層批準后所形成的基層組織，負責具體執行總經理（校長）層的相關決策，基層組織機構的執行效果直接影響組織目標的實現。
（三）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治理機制構建
現代職業教育混合所有制辦學若想有效實現法人治理結構，就必須要有完善的配套治理機制。所謂配套治理機制就是指能夠保證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各主客體間有效作用的制度和規則。具體而言，配套治理機制包括績效評價機制、人員選聘與激勵機制、質量監控機制等。
一是績效評價機制。混合所有制治理結構的優劣主要以績效評價為準，因此就需要建立董事會（理事會）對總經理（校長）的績效評價機制，績效評價機制的構建既要兼顧經濟效益，同時又要兼顧社會效益，這樣才能切實體現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屬性特征[9]。
二是人員選聘與激勵機制。這里的人員選聘和激勵主要針對總經理（校長）和中層職能部門。在人員選聘時，要能夠體現任職標準和動態調整理念，就是說在選聘時要以標準為依據，制定具體目標任務，如果在規定期限內無法完成，則就可以實行淘汰制；除此以外，不能光要求完成任務、達到目標，還要制定相應的激勵機制，切實調動總經理（校長）和中層職能部門的積極性，挖掘其潛能，從而幫助組織實現預定目標。
三是質量監控與信息披露機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辦學主體本身是多元的，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質量監控機制，辦學質量就無法保證。因此，需要構建一個多元多維的監督機制，邀第三方監督機構協助進行監控，進而確保辦學質量的螺旋式上升。另外，要構建能夠展現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運行、收入、支出等信息公開機制，從而有助于各辦學主體間相互監督，最終有助于學校創造良好的績效。
四是自主運行機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形成就是基于公辦職業院校辦學活力不足、民辦職業院校辦學質量不高等原因而產生的，因此對于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的辦學自要予以確保，這樣才能切實激發各個辦學主體的辦學熱情，要在教學管理、教師選聘、職稱晉升等方面給予一定的自。
總之，職業教育實行混合所有制辦學模式在體制上屬于重大創新舉措，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國家從頂層設計、細節實施、制度制定等方面進行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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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Patter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Mixed Ownership 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Yu Lin， Cui Jinggui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引導所有制結構調整由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延伸拓展，國務院在2014年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要引導支持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探索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允許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并享有相應權利”。把“混合所有制”這個經濟學概念應用到職業教育領域，意味著現代職業教育的改革發展將迎來新的契機。因此，深刻理解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概念、意義，具體分析混合所有制辦學的經驗、問題，認真思考混合所有制辦學的發展路徑非常必要。
一、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基本認知
要積極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基本前提是要進一步梳理和厘清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含義和實現形式。所謂“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在社會經濟形態中，不同的產權主體多元投資、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產權配置結構和經濟形式。[1]作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向教育領域的延伸，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是指由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境外資本等不同所有制中兩個及以上主體共同舉辦的新型教育模式，其本質特征是產權主體和治理結構的混合，使不同性質的產權主體相互滲透融合成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2]
雖然混合所有制辦學是近年來職業院校新出現的概念，仍然沒有相對統一成熟的辦學模式，但部分地區的職業院校已經先行先試，率先在實踐中進行積極的探索與創新。綜合來看，主要有兩種辦學模式：一種是在辦學之初便實現混合所有。比如，海南職業技術學院在建院之初就確定由海南省教育廳、海口農工貿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廣播電視大學三方按照產權股份化的模式共同創辦。
二、混合所有制辦學的重要意義
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新路，從大的方面來講是國家立足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做出的一項重要決策，從小的方面來講也是各高職院校增創發展優勢、釋放發展活力的一個重要契機。概括而言，高職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至少有四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1.有利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制改革。高等職業教育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產物，其改革發展雖穩步向前，但行政化色彩仍然較為濃烈，特別是公辦高職院校的辦學自主權仍不可能在現行教育體制下得以充分落實。考慮到現代職業教育與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缺乏充分辦學自主權無疑會對公辦高職院校的改革發展形成制約。探索發展混合所有制辦學，按照股份制公司模式運作，將有助于破除公辦高職院校的體制機制弊端，有利于根據市場需求靈活辦學，促進辦學形式多樣化、辦學主體多元化，進一步增強辦學活力，提高辦學效益，加快實現協同創新和協同育人。
2.有利于強化職業教育的經費保障。教育投入是一國謀求長遠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投資。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保障水平連創歷史新高，高等職業教育領域也逐步建立起高職院校生均撥款制度。但由于我國職業教育投入普遍低于同級的普通教育，而且高等職業教育的實訓基地建設和技能培訓投入相對較大，經費投入不足仍然是大部分高職院校加快發展面臨的普遍性難題。只有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吸引各種所有制資本進入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建立健全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多方投入機制，才能有效緩解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經費短缺的問題，實現常態化的經費保障。
3.有利于促進學校與行業的需求對接。當前，高職院校仍然是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主體。雖然各高職院校一直把加強和深化校企合作作為服務當地經濟建設和企業發展的重要抓手，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調動起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只有當相關行業、企業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成為辦學的股東并享有相應權利，真正意義上的校企合作、產教融合長效機制才能有效建立起來，高職院校才能直接對接企業需求培養人才，企業也能夠直接對接學校招聘合格優秀的員工，實現校企雙贏。
4.有利于增強教育對地方的人才支撐。高等職業教育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服務地方經濟發展。通過建立政、校、行、企聯合參與的混合所有制辦學模式，將最大限度地對接和服務地方人才需求，強化人才保障。比如，東莞市建筑市場具有“建設規模大、市場開放”的特點，但嚴重缺乏施工現場一線的高素質管理人員，各鎮街質量和安全監督站也非常缺乏具備專業素質的監督員。由東莞職業技術學院、建筑企業及相關行業指導單位通過混合所有制模式共建建筑學院，培養直接上崗操作的技能人才，將有效解決當地建筑技能人才缺失的問題，緩解建筑人才培養與就業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三、混合所有制辦學的主要困難
雖然高職院校開展混合所有制辦學已經破題，但當前仍然是熱議比較多、實踐比較少，熱情比較高、能力比較低。客觀而言，任何改革都必然要經歷曲折發展的過程。就高職院校混合所有制辦學而言，仍然存在一些主客觀的問題。
1.法律依據不夠充分。發展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兩種主要形式包括公辦職業院校引入社會資本和不同資本合作投資新辦職業院校。但無論是哪種形式，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都必然會牽涉到處理教育公益性與資本逐利性之間關系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簡而言之，在當前的法律法規體系下，公辦職業院校開展混合所有制辦學之后的法律地位、法人屬性、治理結構、產權歸屬、監管方式等都沒有有效有力的法律法規支撐，高職院校探索推進混合所有制的實踐將步履蹣跚。
2.體制障礙仍然存在。正如前文所述，高等職業教育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產物。特別是公辦職業院校的行政化色彩非常濃厚，雖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但在具體行政管理中實際相當于政府的二級單位，其自身的運作管理也往往沿用政府行政管理的那套模式，與現代企業管理模式相去甚遠。將兩種管理模式混合，必然將面對混合所有制院校的“決策權、收益權、監督權”等核心權力怎樣科學界定和實施的問題。此外，由于公辦高職院校屬于國有資產，在混合的過程中意味著國有資產和私有資產產權的交易和融合，潛在的民營資本利益被國有股東侵占或者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都將或多或少地加大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建立和發展的難度和阻力。
3.觀望情緒比較強烈。職業教育作為跨界教育，一頭是學校，一頭是產業。因此，職業院校普遍將校企合作列為重要工作，與相關行業協會、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但如果要將當前一般性的合作關系上升到有資產紐帶連接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關系，在當前國家層面沒有很好提出混合所有制辦學的頂層設計的情況下，無論是學校還是企業都有所保留。學校方面，公辦職業院校有天然的優勢心理，不愿改變身份，同時認為改革有風險，擔心對國有資產造成沖擊;民營資本則主要擔心公辦職業教育領域，法律地位和投資收益難以保障，沒決心試水“混合所有制”的職業教育。
四、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探索路徑
在國家的大力引導和社會的自發實踐下，高職院校開展混合所有制辦學已經破題，但是由于在現行教育體制下的辦學難度比較大、涉及面比較廣，少數已開展試點的高職院校并沒有形成混合所有制辦學的統一模式，大多是結合當地資源情況，先行先試進行探索與創新。為加快釋放混合所有制辦學夾帶的改革紅利，實現院校專業建設與行企資源支持的雙向融入和有效對接，迫切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把加強頂層制度設計作為首要任務。一方面，要運用法治思維推動混合所有制辦學改革。加快清理不適應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特別是不適應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法律條文，盡快從法律法規層面為辦學改革松綁，為不同性質的資本參與混合所有制辦學營造公平統一的法治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出臺推動高職院校開展混合所有制辦學的指導性意見，解決好公辦職業院校開展混合所有制后的法律地位、法人屬性、治理結構、產權歸屬等問題，并明確混合所有制辦學的基本條件和行政審批程序，掃清機制體制上的障礙。
2.把二級學院混合所有作為主要方向。《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提出，鼓勵企業和公辦職業院校合作舉辦混合所有制性質的二級學院。特別是在國家還未出臺相關頂層設計的時候，以二級學院為平臺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更顯務實。關鍵是建立健全二級學院的管理模式，在運行機制上，可考慮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由董事會聘用院長、副院長，給予更多的辦學自主權;在人事管理上，可參照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人事與薪酬管理模式，實行以績效目標管理為核心的人事聘用和崗位管理制度。
[中圖分類號]G71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5）15-0012-03
[作者簡介]楊繼唐 （1969―），男，湖北孝感人，碩士，武漢航海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國際物流學院院長，研究方向：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
2014年國務院頒發的《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探索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允許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并享有相應權利。[1]各地也相應出臺各種配套落實政策，職業教育改革進入全新的形勢，混合所有制改革方興未艾，職業教育也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目前中國高職教育的主辦者一般分為五類：國家省市教育部門，國家行政行業辦學，私人老板或者民營大型企業資本辦學，大型國家企業辦學，混合所有制經濟辦學。大型國企興辦的幼教、中小學子弟學校已經在國企改革中被剝離，全國所有企業子弟教學已經交給了地方教育部門，而職業教育，包括中職教育和高職教育繼續由企業辦學，沒有交給政府相關機構。以武漢為例，武漢航海職業技術學院隸屬于中外運長航集團，武漢工程職業學院隸屬于大型國企――武漢鋼鐵總公司。隨著國家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企業辦學到底如何改革、如何順應市場，成了很多企業辦學領導層高度關注的問題。
一、國企興辦職業教育的現狀
沒有企業資源，職業教育只能自娛自樂。沒有好的職業教育，多數企業只能吟唱“陽春白雪和者蓋寡”老歌，只能哀嘆年薪20萬請不到一個好電焊工一類的悲歌。我國的很多國有企業曾經利用自己龐大的優質企業資源，興辦自己的技校和職工大學，做到真正的校企合作。后來在企業剝離辦社會職能中紛紛離開企業辦學，走向政府公辦的職業教育。一部分職業院校因各種原因沒有離開企業，如今卻成了一個歷史的遺留問題而存在。相反，一些職業院校又紛紛轉而投靠有良好實習實踐教學資源的企業。
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大型國有企業，是我國海運和物流的龍頭企業，分公司遍布全國和海外。該國有企業在湖北舉辦了一所有60年歷史的航海學院，就業一直較好，其品牌和特色一直不錯。每屆畢業生并不多，按理說，其舉辦企業足以提供強大的海運和物流等對口就業崗位與實習資源。然而，由于企業效益下滑，多年來企業沒有給予學校教育撥款，學校靠自給自足，還按企業管理模式給企業繳納一定的利潤，學校軟硬件等條件多年沒有改善，四處租賃校區，失去競爭優勢，近年招生銳減，走向崩潰邊緣。[2]在湖北還有另外兩所大型國有企業興辦的高職學院，一所大量壓縮社會招生，退回到以為企業培訓為主的職工大學模式，另一所學院改變原來直接撥款給學校模式，轉到以為企業培訓換少量撥款，不足部分自己靠社會招生補足，也進入自給自足模式。總之，這類學校深受企業效益波動影響，國有企業辦職業教育成收縮之勢。按公辦學院申請政府生均撥款未成功，企業剝離辦社會職能把學校剝離未果，按民辦院校政策申請招生指標放開無門。國企辦職教成了在“不公不民”的夾縫中生存的院校，對應該享受與其他高職教育同等待遇的學生來說是不公平的。據調查，這并不是湖北特例，同類國企辦高職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困局。如果在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新浪潮中，不給予這類職業教育配套政策，如適當的生均撥款或相對靈活的招生政策，把舉辦企業的教育費和附加劃轉為對學校的投資，這類學校只能維持，沒有與公辦院校或民辦院校競爭的優勢。很多高職院校無論是公辦還是民辦，都非常羨慕這些大型國有企業所擁有的得天獨厚的企業資源，是學校實習實訓就業“漂浮的校園”，但這些都并沒有順利地轉變為國企辦職業教育的優質資源，學校和教職員工反而想脫離企業辦學，有些企業也想剝離這種社會職能，形成“城外人想進去，城里人想出來”的尷尬局面。這算不算是一種國企資源浪費？逼其轉向改革、另謀生路算不算一種折騰？對現有國企舉辦的職業院校就地改造成新興模式辦職教是不是一種可行的出路？這些值得我們深思。
二、國企舉辦高職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國家政策沒有對國企辦學傾斜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7）04C-0004-02
教育部《關于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深化校企協同育人，充分發揮企業的重要主體作用。完善職業教育行業指導體系，提升行業指導能力。推進專業教學緊貼技術進步和生產實際，有效開展實踐性教學”。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努力探索尋求校企合作發展的道路，但是在實踐中，發現企業積極性還沒有調動起來。為此，校企合作不能停留在讓政策扶持、企業支撐的發展道路，應堅決避免專業建設中學校“一頭熱”而企業參與熱情不高的“掛牌式”合作形式的尷尬局面。本文試以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交通土建專業群為例，提出產教融合背景下高職院校專業群建設的三條路徑。
一、依托交通背景，立通事業，發展交通土建專業群
（一）依托交通背景，把可持續發展落實到行動。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實行廣西教育廳及廣西交通廳的“兩廳協管”機制，在公平、公開、公正享有教育廳資源前提下，依托交通背景下的優勢，大力發展交通土建專業群。如何加強企業服務意識，合理設置高職院校的專業布局，是評估一個高職院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構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是職業院校要“落地生根”，對接地方交通企事業單位，謀求地方交通行業事企業的認可的專業發展方向；二是學校主動出擊，探索校辦企業，利用土地及人員優勢吸引企業“參與”創辦校企公司。其中，“對接”要求職業院校主動為專業謀求生存空間，得到行業認可，招聘自己的畢業生；“參與”則是發揮協同創新理念，以自己“場地、人才、設備”優勢，以開放的態度與企業合作，建立校辦企業，為師資培訓、人才培養、技術更新、實訓基地服務，加強交通專業群的內涵建設。
（二）立通事業，加強協同作戰，實現企業經濟效益。依托“2015年廣西高職示范特色專業及實訓基地建設項目”，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獲得1000f的實訓基地建設財政支持資金。學院把該項目列入學校黨委工作會議的討論議題，明確作為學院“十三五重大項目”，成立項目建設的保障機制體制，集全院智力、財力支持完成。經過系部與學院各部門多次溝通，借此機會向行業表明學校對交通土建群建設的決心，向廣西交通規劃勘察設計研究院及廣西路橋總公司等行業企業發出邀約，共同參與廣西交通事業人才培養基地的建設，實現對外窗口的“蝴蝶效應”，促進學校對外合作深度，促進企業參與的積極性，推動校企合作的“雙贏”模式的發展。
（三）發展交通土建專業群，集中優勢資源，打造全國名牌效應。校企深度合作，應在教育的各個階段發揮自己的長處，將交通土建專業打造建成特色鮮明、區內領先、國內具有影響力的優秀專業。為了完成建設目標，達到建設效果，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路橋教研室全體教師多次走訪企業，圍繞1000萬財政資金作項目規劃及建設方案進行深入而全面專業剖析。兩個月內教師代表團與企業專家團開了大大小小十余次會議，從最初的校方提出的“原則”（60%進行基礎建設，40%完善軟件建設）到全部1000萬投入到基礎建設中，后期追加500萬元完善整個專業群的仿真實訓基地建設，再到全面實訓基地選址，提出“建設地標，以專業建設帶動校園文化建設”的理念，把實訓基地放在教學樓與學生宿舍樓中間的黃金地帶，同時確立了一次性完成專業群實訓基地建設目標，學校額外追加700萬余元。這就向行業發出一個信號，全力支持打造品牌效應，1700萬余元的全力支持，以促進“理實一體化”教學改革。
搭建“基礎實訓平臺―強化實訓平臺―生產性實訓”三級能力訓練平臺，既滿足理論教學、仿真實訓、工程實體的實驗、檢測等教學活動需求，又實現規劃建設項目與校園建筑和諧統一。在發揮校內通行功能的同時，作為校園景觀和地標性建筑之一，美化校園景觀，達到以專業建設帶動校園文化的作用，最終達到集教學、實踐、專業技術研發、培訓、服務社會于一體的路橋專業校園工場。
二、整合資源，堅持以校企合作帶動專業群發展
（一）積極探索新型校企合作。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初步提出“探索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允許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教學并享有相應權利”；2016年教育部發文《關于征集職業院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鼓勵全國職業院校積極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踐。
股份制的核心是股東按股分紅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而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從資產的組織運營方式角度提出的，簡單來說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建立在股份制的優化及對現代錯綜復雜的資源更合理配置、整合的協同合作。校辦企業是促進行業生產技術發展、幫助企業推進技術升級、加大地方經濟服務能力的責任與義務的新力量。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成立教育發展集團，開展混合所有制公司（企業）的發展探索道路。積極創新校企合作模式，對設備、人員、政府、企業、高校的資源進行整合。高度配合政府的政策，充分調動企業的參與力度，高效使用校外優良設備，以高校為基地，集中各個方面的高端技術人才，達到校企共贏目標，效應政府號召，完成國家及區域科技、生產的優化布局，是地方高校的義務，也是科技人才的社會價值體現。創新校辦企業是產教融合背景下，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的校企合作的改革，努力致力于提高新型企業的活力與創新。第一，可以解決企業用地緊張、學校設備更新速度不滿足現代職業技術要求的雙方“剛需”；第二，能夠實現校企間的設備、人員、技術的協同創新功能；第三，可以促進行業的技術更新速度，更好地配合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及優化的戰略目標；第四，校辦企業對于提高師資隊伍的業務水平、提升企業的科研能力、穩定壯大研發團隊、彌補教育基金的不足也作出顯著貢獻。
（二）協同創新合作形式，務實完成專業群建設目標。隨著政府參與及政策支持力度加大，通過“政府、企業、學校、人才”的深度協同，校辦企業的蓬勃發展不單是高職院校利用自身優勢獲得發展的契機，獲得社會影響力的有效途徑，在榮譽的背后更應該看到提學校辦企業對行業的生產效率及行業競爭力的提高是高校促進行業生產技術發展、幫助企業推進產業升級速度、加大服務地方經濟能力的責任與義務。
現代職業教育要求學生不單是技能型人才的培養，而是適應企業升級后要求達到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培養，首先要掌握專業理論知識，同時要熟練本專業操作技能應用，綜合培養學生的生產、經營、管理的能力；而要達到這個目標，興辦校辦企業，實行深度“產教融合”必不可少。深度“產教融合”興辦職業教育，使得院校與企業深度融合，讓企業用工標準與人才培養目標掛鉤，專業發展與行業發展掛鉤，教育事業與企業升級掛鉤。這樣實習單位才會樂于接受學生實習，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三、推進校企深度合作，促進專業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一）深度校企合作以學生受益為準則。校辦企業是“產教融合”的重要依托，用企業的用工標準去衡量學生的學習效果，用企業的觀點去評價學校的人才培養質量，是實現培養企業用工標準優秀人才的重要教學環節。教室和實習基地是理論聯系實踐的重要環節，校內設備完善后，校外實訓基地的建設就是學生能力提升的場所，那是從學生到員工適應期的第一步，是技術與技能轉換為生產力的潛化過程；搞好校辦企業，是把教育目的和社會效益有機結合的有效途徑，把企業生產、運營、管理當作必要的教學環節，學生就能獲得真正的實踐鍛煉，把學生當作員工進行綜合能力培養。用企業的用工標準去衡量學生的學習效果，用企業的觀點去評價學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學校才能培養企業用工標準人才，讓學生長期收益。
（二）產教深度融合，讓師資隊伍業務能力及專業素質得到提升，實現自我增值。校辦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總結起來就是實行教學、實習、生產、科研、經營、管理六位一體，使教學與實踐緊密結合。在具體運行機制下，專業教師不能參與企業的管理，但是可以參與到具體項目的運作，及時更新自己的專業眼界，提高專業素質。教師的“企業員工”的身份可以協調教學、實習及生產的關系，而企業員工也可以作為“兼職教師”的身份從事項目建設的同時參與教學，校企一體的師資隊伍遠比到外面聘請“兼職教師”有利于學生，更有利于學校管理。學校教師與企業員工的雙重身份保障了教師隊伍的專業素養，同時保障了企業員工具備“教師職業道德”，既能加強教學需要的專業師資，又能充實企業人才儲備；既把前沿技術和市場信息及時傳入課堂，彌補教材的不足，又能把生產問題反饋于課堂，調整人才培養的知識結構。借助校辦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有利于企業的人才儲備，有利于專業教學團隊建設，提高教師專業素養，掌握行業前沿技術，優化專業設置及發展。
綜上所述，產教深度融合，有利于開拓校企合作的多樣形式，加強與行業的聯系，是推進理實一體化教學、增加校外實訓基地、把控實訓質量、培養優秀人才的需要，是跟蹤行業前沿技術，提高行業地位，提高行業認同感與地位，有利于學生，有利于教師，有利于專業建設，有利于學校樹立品牌的大事。應以企業對專業人員的用工缺口為人才培養規模，以企業升級后的產業布局調整做專業設置，以滿足于企業用工標準致力于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應加強校企深度及廣度上的合作，提高企業服務意識，務實執行“企業獲近利、學生得遠利、學校求發展”的政策指導，努力尋求企業的協同發展，實現共贏，促進學校及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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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院校的辦學主體作用有待加強。改革開放以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濟源市的職業教育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注重規模擴張到注重產業對接的曲折發展歷程。到2012年，濟源已初步形成了擁有16所職業院校（含1所本科、1所專科、5所中職）、90多個對口專業、年輸送4500多名畢業生的中高職銜接的現代職業教育發展格局。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府直接抓管理、計劃式培養的職教發展模式，也越來越不適應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最突出的表現是，我們往往對調動職業院校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辦學的主觀能動性重視不夠，或者說是忽視了職業院校“主體”功能的發揮，導致職業教育的培養成果與產業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從而出現企業招工難與學生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而實際上，職業教育是一種面向工作崗位技能的教育形式，其在保持制造業增長和區域競爭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不可能直接管理好市場化趨勢日益明顯的職業教育。當前，政府的職能作用應著眼于“管”，放手讓職業院校的“辦”來反映市場需求，并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自身的辦學思路。從這個角度講，職業院校始終應該是辦學理論創新、機制創新、實踐創新的主體。只有進一步擴大職業院校的辦學自，才能有利于學校形成以就業為導向、面向社會的辦學機制，有利于學校成為面向市場、靈活開放的辦學主體。
適應產業發展需求是職業院校的辦學生命。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的緊密結合，是職業教育能否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也是職業院校發展的活力所在。近些年，濟源圍繞戰略性產業的發展需求，在校企合作、公辦民助等方面積極探索，促進了工業結構的優化。但是，職業院校的主體作用發揮仍然不容樂觀，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受政府辦學體制下的職業院校屬于事業單位的管理制度束縛，其與企業、社會、市場對接時受到行政事務監管、財政預算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公益產權管理的制約。
充分賦予職業院校的辦學自。在辦學模式上，鼓勵學校主動的與企業等用人單位的“零距離”對接，讓用人單位深度參與到職業學校從專業調整到教學計劃制訂、課程設置、教材開發、師資隊伍建設、實訓基地建設、學生實習、考試考核等辦學全過程，并大力推行“依托專業辦產業、辦好產業促專業”、“校內辦廠”、“廠內辦校”模式。在辦學條件上，積極探索國有土地、設備資產與多種所有制共存的辦學體制，大力倡導、鼓勵職業學校面向企業、行業和個人，以股份制方式吸納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入職業教育，使得職業學校的設施設備等辦學條件與現代化企業的生產條件相適應，且具有一定超前性。在教學內容上，職業院校應針對學生的個人興趣和個性化發展，創辦“教育超市”，進行“菜單式”培養培訓，并把行業標準、職業規范、企業文化引入課堂。在教學模式上，應變革以學科體系為主的教學模式，探索實施項目教學法、任務驅動教學法、案例教學法等，把企業人才需求分解成能力模塊，把企業崗位需求分解為一項項生產任務或一個個工作過程，讓學生從技能模塊入手學習，從生產任務入手學習，從工作過程入手學習。
二、走市場化的校企合作之路
校企合作是職教發展的首要任務。首先，校企合作是世界各國職業教育的普遍規律和基本特征。不論是德國雙元制、瑞士三元制，還是新加坡的“教學工廠”，均是“廠中校”的“學徒制”模式。其次，校企合作是雙方共同發展的需要。當今世界，新產品、新材料、新工藝不斷涌現，社會對專業人才需求和質量要求不斷提高，學校里能滿足教育要求的師資嚴重不足，實訓設備和設施也需要更新換代。要增強學校辦學實力，必須解決好觀念、經費和師資問題，三者的更新是教育發展的前提。而良好的校企合作機制能夠密切校企雙邊關系，可通過教師到企業參加教學實踐或請專業技術人員到校任教來解決師資問題，而企業也可通過合作增強發展后勁和活力。第三，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職業教育不僅要為社會、企業系統的培養輸送學歷性人才，也要承擔起一些社區、企業多元化的短期培訓需求，可以說，職業院校從招生到教學直至學生畢業就業都受到社會經濟、企業發展的牽動和制約，因此，職業教育必須要加強與社會、企業的多邊合作。
健全校企合作機制的任務艱巨。當前，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仍處于職業院校推薦學生就業、訂單式培養的初級階段，與深層次的企業參與學校教學、學生到企業頂崗實習、校企雙方資源共享以及校企一體化發展還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政策扶持機制不夠健全。目前的校企合作多為學校和教育部門自主推進，而政府層面的統籌協調、財稅激勵、人才規劃等方面的作用較為缺位，如激活職業學校建設用地使用權、行業企業技能人才需求的統計、制定提供實習崗位企業的財稅補貼政策等等。二是公辦職業院校動力不強。由于公辦職業院校屬全供事業單位，而并非與合作企業對等的公司法人主體，故其與合伙企業的經濟往來必然掣肘于審計、預算制度。沒有發展經營自的公辦職業院校，很難機動靈活地調整專業設置、聘請專業教師、購進實訓設備和原材料，也沒有利益來驅動其積極創辦“校中廠、廠中校”，建立真正與企業需求對接、校企聯合培養人才的新機制。三是企業參與職教途徑不暢。由于缺乏有效的財稅激勵或政策引導，加上部分企業的人力資源意識缺位、校企合作缺乏平臺、人才供需信息不對稱等因素，企業往往不愿意主動地將人才培養工作納入到企業的價值鏈條之中，甚至有部分企業考慮到實習崗位的利益損失，而淡漠與學校的合作。
利益分配在校企合作中至關重要。近些年，在開放辦學思想的主導下，濟源的校企合作呈現了雙方共建專業學院、實習工廠、組建第三方公司等發展模式，在滿足學校實習崗位需求的同時，也解決了企業人力資源難題，取得了較好成效。如濟源職業技術學院以1.8萬平方米廠房折合3400萬元入股、富士康投入6000萬元設備入股，組建了濟源市準源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開發教材、培養師資、訓練技能，既滿足了學院機電、電子和工業管理學生的崗位實習需求，也承擔起了富士康科技集團干部培訓任務，實現了學校教學與企業發展的雙贏。下一步，校企合作應側重于如下模式，一是校辦產業企業模式。有實力的學校可根據專業特點興辦企業，實施科技和經營理論成果轉化，或建立開放性、企業化管理、集教學生產科研為一體的實踐教學基地。二是行業企業辦學模式。即行業企業自主辦學或政府將原有學校劃歸行業企業來管理的校企合作。事實上，歷史上的中等專業學校多為此種模式。三是校企股份合作模式。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學校和企業以股份制形式合作，組建第三方的現代企業性質的市場主體。合作企業可以是國內企業、國外企業、國有企業，也可以是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企業以設施、場地、技術、師資等多種形式向高職院校注入股份，并以辦學者身份直接參與辦學全過程。但是，不論何種形式的校企合作，都必須認真處理好設備購置資本、實訓場地使用、技能教師選聘、學生就業安置、企業人才需求等方方面面的利益關系，最有效地方法是組建由國有資本、企業資本、社會資本多方參與的混合所有制職業教育實體，通過規范的現代企業管理機制，來實現學校辦學目標、企業人才需求、學生全面發展的多方共贏。
三、走集團化的規模辦學之路
集團化辦學是職業教育生存發展的需要。國家曾在1992年將教育歸入第三產業并作為發展重點，直接催生了職業教育的集團化發展。當然，職業教育的“集團化”不同于經濟學領域的“集團化”，后者的內涵是將經濟領域分散的、生產規模較小的實體，以集團形式有機結合起來形成規模較大的經濟運行實體，而前者不僅包括緊密型組織機構，也包括松散型組織機構，主要是以集團化的形式，借助規模效應、品牌效應和對口效應，來實現職業教育的資源共享、結構優化和功能擴展，促進人才培養的高質量、集約化以及集團實力的提升。具體到濟源，面對職教資源布局分散、規模較小、占地較多的狀況，2013年市政府在濟東新區高標準規劃建設了占地700多畝的職教園區，順利實現了1所高職院校、5所公辦中職學校和2所民辦職技院校的集中進駐，并以濟源職業技術學院為依托，組建了由5個政府部門、6家職業院校、28家企業參與的濟源職教集團，在整合教育資源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濟源職教集團并非現代企業性質的“集團”，依然是松散型、協會式組織，尚存在公辦職業學校重組整合不徹底、園區內公辦民辦學校招生競爭激烈、設備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不高等客觀問題，職教集團的功能發揮空間仍然十分廣闊。
目前，學院在信息安全與管理專業的基礎上與相關企業合作，成立了“信息安全與管理專業現代學徒制試點實驗班”。將試點班招生計劃納入到學院的年度招生計劃統一管理，并將這一舉措向社會、考生公布，大力宣傳。校企共同研究、制定招生與招工方案，并將試點專業、學制、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形式、就業方式、退出機制等信息告知學生和家長。校企共同制定試點工作實驗班學生的遴選辦法，制訂學生、企業、學校三方相關協議。按照遴選辦法對專業新生進行選拔，學生、企業、學校三方之間簽訂協議，以確保各方權益，在明確分組劃分后，師徒之間簽訂培養協議。對簽訂協議的學生組建“信息安全與管理專業現代學徒制試點實驗班”獨立運行。
（三）實行校企“雙導師”
培養制度落實“雙導師”制，對試點工作實驗班的學生進行有效的分組，為每組分配一名學院師傅和企業師傅作為學生的導師，建立學徒與導師的溝通平臺，以便于定期溝通。在試點工作實驗班成功運作的基礎上，逐步過渡至招生錄取、培養和企業用工一體化，真正實現“招生與招工一體化”。
（四）建立體現現代學徒制特點的管理制度
中圖分類號 G71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20-0064-04
我國校企合作起步相對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2008年，《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中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將“工學結合、校企合作、頂崗實習”確認為“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和中等職業學校基本的教學制度”。目前，全國已建職教集團約700個，覆蓋100多個行業部門、近2萬家企業、700多個科研機構和50%以上的中職校、90%以上的高職校。雖然，校企合作總體發展速度較快，但校企合作的層次較低、質量不高，甚至出現“學校熱、企業冷”的不良現象，已成為制約職業院校助推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
一、我國企業參與校企合作動力不足的表現
不少企業認為校企合作收益甚微，最后也就沒有了原來的那份熱情和投入。據調查，沈陽市93.1%的職業學校建立了校企合作人才培養制度；66.7%的職業學校與行業、企業及相關專家組成學校咨詢委員會。但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普遍較低：參與學校培養方案設計和制訂的企業只占50.6%，提供實訓設備的僅占39.1%[1]。職業教育的特點在于通過實踐訓練提高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而單純在學校學習而不進入企業實踐鍛煉的學生，難以有效滿足企業實用人才的需求。據麥可思報告顯示，2012屆受雇全職工作的高職高專畢業生中，工作與專業相關度為62%；其中，輕紡食品大類和電子信息大類相關度最低，僅為52%。“學非所用”的現實背后，另一種尷尬也隨之凸顯――畢業生“就業能力不足”[2]。校企合作制度為何成為學校一頭熱的單邊行動？深入挖掘制約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內在根源是解決當前我國校企合作問題的前提和關鍵。
二、企業參與校企合作動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有理性的且總在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總是傾向于選擇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經濟利益的機會。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既包括社會人，也包括企業、行業等社會組織。在校企合作過程中，作為經濟人的企業也會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權衡自己的利弊得失，表現為對自己參與校企合作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對比分析。如果收益大于成本，企業則具有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否則，便缺乏參與校企合作的動力和激情。
（一）合作機制不健全：企業難以獲得緊缺人才
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擁有大量的技術和技能型人才，是提高企業競爭力、推動產業優化升級的核心驅動力。針對人才短缺的社會現實，通過校企合作滿足人才需求是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直接目的，但由于我國校企合作機制不健全，企業難以從校企合作中獲得緊缺人才。一是企業參與學校專業課程設置的權限相對較少，難以在校企合作過程中開設滿足企業、產業發展需求的專業和課程，從而難以為企業培養大量急需的技術和技能型人才。二是企業缺乏參與學校管理的權限，難以用企業標準對學生的學習和實踐過程進行監督、評價與考量，導致不少學生的專業技能水平和基本素養難以滿足企業需求。三是企業缺乏優先錄用權，即便通過校企合作能夠培養出優秀人才，但無法確保該人才就一定能簽約到企業，為其他企業培養人才的現象屢見不鮮。正如企業人士所言，“通過校企合作雖然培養了不少人才，但畢業后，一些好的學生另謀他就。盡管是專門培養，但輸入的人才離企業的實際需求仍有一定距離，需要花大力氣，花投入做培訓，才能上手”[3]。可見，企業雖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參與校企合作，最終卻難以獲得緊缺人才。在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的情況下，具有理性經濟人特性的企業便不會持之以恒地參與校企合作。
（二）激勵機制不健全：企業的責權利不對等
目標設置理論認為，目標是人們行為的最終目的，是人們預先規定的、合乎自己需要的“誘因”，是激勵人們有形的、可以測量的成功標準。其中，目標的清晰程度以及實現目標的難易程度是決定人們能否為實現目標而積極努力的兩個重要因素。對企業來說，利潤是生命線，最大限度“盈利”其參與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目的，當然也是為了盈利。只有當企業從校企合作中獲得大于投入的收益時，才具有長期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否則便缺乏激情和動力。
在當前的校企合作中，國家規定的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義務較多，而給予企業的權利則相對較少。這便造成企業缺乏從校企合作中獲得收益的制度保障，從而增加了盈利目標實現的難度和模糊程度，致使企業看不到目標實現的希望。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雖然也制定了《關于接受職業院校學生實習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但這只是一項引導性政策措施，并無強制性。一些地方政府只是把校企合作停留在口頭上，對企業并沒有給予補貼或稅收方面的優惠措施。由此可見，我國校企合作的激勵機制不健全，導致企業無法從中獲得更多收益，參與校企合作的責權利明顯不對等，從而制約了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主動性。
（三）約束機制不健全：難以規避企業的機會主義傾向
約束機制是指為規范組織成員行為，便于組織有序運轉，充分發揮其作用而經法定程序制定和頒布執行的具有規范性要求、標準的規章制度和手段的總稱。如國家的法律法規、行業標準、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以及各種形式的監督等。德國企業參與校企合作比較成功的原因，不僅因為企業能從中獲得一定的“回報”、有利可圖，而且國家制定了嚴格的法律法規，使企業認識到必須參與校企合作，否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4]。而我國在校企合作機制和激勵機制都不健全的情況下，約束機制也相對滯后。表現為企業即使不參與校企合作也不會受到相關規章制度的懲罰，從而導致企業缺乏參與校企合作的壓力，以致難以規避企業的機會主義傾向。
三、提高企業參與校企合作主動性的對策與建議
作為具有經濟人特性的企業，既然是有理性的，那么在校企合作過程中首先要建立一個互利共贏的長效合作機制，在滿足學校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基礎上確保企業人才需求和盈利目標的實現，以有效調動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同時還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約束機制，規避企業在校企合作中的機會主義等不良傾向。
（一）建立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確保企業人才需求
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首要目的是為企業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支撐，解決專業技術技能人才短缺問題。讓企業參與學校的專業課程設置、教育教學管理、專業技術技能人才的考核與認證，特別是享有優先錄用權，是確保校企之間人才供需無縫對接的前提。如德國在法律上賦予行業協會足夠的職業教育管理權限，具有包括企業在內的培訓資格認定、技能考試等話語權。企業全程參與職業教育教學并具有人力資源使用的優先權[5]。瑞士則引入“參與式管理”制度，讓利益相關各方都積極參與到與職教相關的決策過程中來。澳大利亞最主要的特點是行業在制定全國培訓政策、培訓重點和職業技術資格過程中扮演關鍵的、核心的角色，確保所培養的人才能真正滿足行業發展的需要。無論在德國、瑞士還是澳大利亞，校企合作制度能夠解決企業的人才短缺問題，因而企業具有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依據國際校企合作先進經驗，提高企業參與職業院校辦學與管理的權利，確保預期目標順利達成，是提高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積極性的前提。2014年2月26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探索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允許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并享有相應權利。針對當前校企合作不暢的現實，建立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確保企業以合理合法身份參與職業院校的辦學與管理，是提高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有效選擇。一方面，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的管理權利參與職業院校的專業課程設置，確保專業人才供給與企業需求無縫對接。另一方面，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的管理權和受益權，預先培養并優先錄用優秀人才，確保能最大限度滿足企業的人才需求。再一方面，企業作為與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榮辱與共的利益共同體，為學生的實習實訓提供設施設備和場地、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也是為企業自身培養后備人才。
（二）完善校企合作法：確保企業責權利對等
目標設置理論指出，目標的清晰程度和實現目標的難易程度是決定人們能否為實現目標而努力的兩個重要因素。在國外，法律明確規定了參與校企合作的企業享有責權利對等的權益，因而國外企業具有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德國的《職業教育法》、《職業教育促進法》規定企業可以按照給予學校的資金投入比例來分享教育和研究成果；接受學生實習的企業，可享受免交部分國稅、財政補貼以及專項資金支持等優惠政策。加拿大實行帶薪實習教育稅額抵扣的項目，接收帶薪實習學生的企業每個工作學期課享受25%～30%的抵稅比例。這無疑對企業參與校企合作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解決當前我國校企合作法不健全、企業參與校企合作權益不明確且難以實現的問題，需要做好以下五項工作。一是完善《職業教育法》和《企業所得稅法》，明確規定參與校企合作的企業享有財稅、土地、金融等相關優惠政策，使企業能切實看到具體享有哪些權利。目標清晰便于企業將預期收益與前期投入進行對比分析，從而做出效用最大化選擇。二是提高法律政策的執行力度，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確保執法必嚴。要求政府機關和相關單位，嚴格按照相關法律落實賦予企業的相關權益。建立行政問責制，追究不落實相關權益或政策的相關責任人的責任。最大限度降低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目標實現的難度，以提高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激情和動力。三是借鑒中高職示范校建設項目，啟動校企合作試點計劃。根據校企合作規模、合作深度設置百萬乃至千萬元的校企合作專項資金，用于獎勵校企合作成效顯著、具有一定示范效應試點，以此帶動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主動性。四是將企業參與校企合作作為必須履行的義務納入職業教育法。在我國經濟處于提質增效升級的關鍵時期，能否為經濟發展提供足量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是決定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能否切實提高的關鍵。從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角度看，參與校企合作、培養技術技能人才也應當是每一個企業所必須履行的義務。五是建構一個校企合作監督管理機構，負責日常管理工作。雖然每個企業都有參加校企合作的義務，但并非每個企業都有機會參與。必須通過校企合作監督管理機構進行評估和遴選，如同征兵工作的體檢，擇優錄用。同時定期對校企合作工作進行監督、檢查，形成定期評審、考核和驗收機制。采取一定措施對考核不合格、不認真履行義務的企業進行懲罰，以規范企業行為、規避機會主義風險。最終確保企業在激勵和約束雙重規范下，積極有效地參與校企合作，切實培養大批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為經濟提質增效升級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助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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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就業觀、教育觀、用人觀都該轉了[N].光明日報，2013-06-14（6）.
[3]王姿.突破校企合作難題 游戲培訓從雙輸到雙贏，，2011.4.6.
[4]本刊編輯部.當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的課題與問題――訪華東師范大學職成教研究所所長石偉平教授[J].教育發展研究，2008（9）：53-59.
[5]黃雨田.高職制造業校企合作實踐困境與應對[J].教育教學論壇，2012（S1）：220-222.
Underpowered Caus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YANG Gong-an1， ZHAO Ying-hua2
（1.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中圖分類號：G71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1-0147-01
一、吉林地區職業教育體系客觀上存在的五方面問題
一是職業教育體系結構的不足。這方面的問題可從兩個角度去看，一是職業教育體系僵化，與時俱進的靈活性不夠，循常規，走老路，即使有所變化也與市場需求的銜接不足，所培養出的學生在專業能力上不夠突出；二是在專業、課程、教學、評價等方面銜接不足，相互之間銜接和作用的科學性和高效性不夠。
二是對職業教育存在認識誤區。從家長到學校都還持有對職業教育的輕視和弱化的觀點，家長的不正確認識影響到學生選擇學校、學習態度和就業觀念。學校對于職業教育的不正確認識導致辦學理念和辦學模式的僵化，影響到了教育教學質量。
三是職業教育資金投入不足。從職業學校現有的軟硬件設施看，普遍存在還不能滿足教學需要的問題，而且兩部分資金投入明顯短缺，即實訓條件、學校經費、教育教學設備和實驗實習設施投入不足；師資的緊缺，尤其是高質量“雙師型”師資隊伍比較匱乏，使學生實踐技能的培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四是職業學校課程設置分散，專業性不強。職業教育是一種以職業為導向、以能力為本位的教育類型，職業學校培養的學生需要專業化程度更高，而當前職業學校的課程設置過于粗獷和陳舊，教學缺乏系統性。
三、吉林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策略
（一）深化職業院校體制機制改革，激發辦學活力
可嘗試職業學校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辦學，允許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的投資。把校企合作作為基本辦學制度，不斷深化產教融合。成立全市和全省校企合作指導委員會，統籌推進校企合作，促進企業與職業學校形成聯合辦學的關系，或更好地發揮職業學校的辦學主體作用。
（二）強化頂層設計，促進職產合作
發展職業教育需要強化頂層設計的作用。首先從職業教育上要提供法律保障，實行法制管理，能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職業教育辦學模式要打破傳統的封閉的舊有模式的束縛，實行同產業界合作，在二者之間建立起合作辦學、訂單培養人才的辦學關系，在學校辦學和企業用人這兩個基本點上尋找雙贏的辦法，注重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顯著改善職業學校的辦學條件，尤其是要加強實驗實訓基地建設。
（三）創新職教模式和育人思路，搭建人人成才的“立交橋”
完善中高職銜接體系。在中職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和取得中級職業教育資格證書的前提下，根據畢業生求學和就職意象給予不同的指導，在滿足學生意愿的前提下，給他們當好參謀，讓他們理智地作出選擇，適度調整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課程體系、課時比例，擴大技能訓練，增加實用性和技術操作性。
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建立以企業用人需求與崗位資格標準為服務目標，以校企合作為基礎，以學生（學徒）技能培養為核心，以課程為紐帶，以工學結合、半工半讀的形式，學校、行業、企業深度參與，教師、師傅深入指導，貫徹“做中學、學中做”的培養理念，大力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利用吉林市作為我國現代學徒制試點城市的有利條件，在一些院校先行試點，實行“政府引領、院校培養、企業支持、協會參與”的育人模式，不斷創新現代學徒制試點。
（四）根據社會需求設置課程，更好地與崗位對接
社會需求就是職業院校所學課程的溫度表，職業院校的課程設置既應該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又要瞄準市場需求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適，實行動態管理。從課程的動態管理看，應能夠突出課程建設的專業性、應用性和實踐性，并以市場需求為訊號，快速靈活地反應，將新工藝、新技術及時充實進課程內容中。
（五）提高教師的實踐操作能力，增加職業院校“雙師型”教師比例
鑒于職業學校的辦學特點，要增加職業院校“雙師型”教師比例，將生產和經營管理一線的技術尖子和優秀人才納入師資隊伍，增加教師隊伍中富有時間操作能力的專業人員的比重。創新教育模式，提高教師培養培訓質量，鼓勵專業教師要通過參加生產實踐、專業培訓、技能競賽等途徑，提高實踐操作能力，獲取“雙師型”教師的職業資格或技術等級證書。
著名的職業教育專家姜大源最早提出“職業教育是一種跨界的教育”，由此揭開了職業教育的“跨界”研究。“跨界”不僅僅是語詞意義上的“跨越界限”，也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跨界”的提出為職教理論創設了新語境，提供了研究的新角度和發展的新思路。
首先，從職業教育的語詞概念看，職業教育本身就是一個“跨界”之后的“混合型”教育概念，職業教育包括職業技術教育、技術教育與職業培訓，是技術教育與職業培訓的“跨界”。其次，從職業教育的功能看，職業教育是“跨界”之后的作用鮮明的多功能教育。除具有提高教育者素質的基本功能外，職業教育還具有鮮明的就業導向功能，職業教育是基礎性教育與就業教育的“跨界”。再次，從職業教育的組織形式看，職業教育是一種“跨界”之后的“多樣性”教育，是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的教育，是階段性職業學校教育與終身性繼續教育的結合，是就業教育與轉崗、創業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因此，職業教育是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的“跨界”。最后，從職業教育的舉辦主體看，職業教育是一種“跨界”之后的辦學主體“多元化”教育。基于職業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其普適性和普惠性決定了政府是職業教育的舉辦主體。但是，職業教育作為提供準公共產品的教育，則應采取政府和市場共同分擔的原則，職業教育應建立“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
基于職業教育的上述“跨界”現象，研究者視“跨界”為職業教育的重要屬性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視其為職業教育的本質屬性則值得商榷，因為職業教育的根本屬性仍是它的教育性。近代職業教育的先驅、著名的教育家黃炎培指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獲得生活的供給及樂趣，一面盡其對群眾之義務，此教育名曰職業教育。”這就進一步明確了職業教育是“學與用聯系”“手與腦并用”“做與學結合”的教育。
“跨界”是職業教育鮮明的外在屬性。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與生產領域的聯系，表現在關系上是“直接聯系”，表現在程度上是“強聯系”。從系統論的角度看，教育領域與生產領域是人類社會這個系統中兩個不同的子系統，兩個系統間必然會發生能量的滲透。職業教育作為教育的子系統，與生產領域的相互作用表現為極強的“雙向跨界”。“跨界”屬性是職業教育非常“鮮明”的屬性，因此，職業教育的發展與改革，要“跳出學校看學校，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知識看知識”。而且，國內外職業教育的辦學實踐已經證明，沒有用人單位尤其是企業參與的職業教育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職業教育。
“育人”是職業教育固有的內在屬性。關于教育本質的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和爭論的話題。由于人們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對于教育是什么的回答也不盡相同。從教育的對象看，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作為一種教育類型，職業教育歸屬于“教育”大類，其本質亦是有目的、有計劃地培養人的社會活動。當然，由于不同教育類型呈現的實然狀態以及研究者研究維度（視點、視角、視域等）的不同，人們對不同教育的本質把握程度和踐行狀態以及人才培養規格等的語詞表達也不盡相同。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規格與普通教育人才培養規格相比，有共性也有個性。相同之處就是“人之為人”的必備品格，不同之處在于“人之為事”的關鍵能力。因此，職業教育所培養的人才因其指向紛繁復雜的職場而呈現出較強的“角色要求”，也就是負載在工作崗位上的必備品格與關鍵能力活化為不同職業崗位的職業素養――既包含職業態度又包含職業能力的一系列綜合性的能力集合與行為表現。簡言之，職業教育是培養適應不同職業情境所需的、具有一定職業素養的“職業人”。誠如教育家黃炎培所言，職業教育的功能就是在“謀個性之發展”基礎上，“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