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文獻綜述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文獻綜述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關鍵詞： 西方經濟學 教學 文獻綜述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簡介：周聞崢（1981- ），女，湖北武漢人，貴州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在讀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學科教學論。

西方經濟學是我國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管理類專業核心課程之一，也是進一步學習經濟、管理類其他專業課的基礎，各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大都開設了該門課程且安排課時較多。為了完善我國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諸方面，許多專家、學者做了大量的探索與創新，但是目前關于此的文獻分析在我國還非常之少。筆者旨在各位專家學者研究基礎上，對近年來我國中文期刊刊發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文獻資料進行較為客觀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國西方經濟學教學現狀、熱點及趨勢，并以此進行思考獲得啟示，為進一步完善我國西方經濟學教學提供參考。

一、研究方法和過程

1.1 研究方法

筆者擬用內容分析法主要為研究方法，采用抽樣的方式在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進行抽樣，對在中文期刊刊發篩選出來的文獻進行較為客觀細致的分析，將非定量的文獻材料轉化為定量的數據，最后運用EXCEL等軟件的進行數據匯總和分析，從時間上進行縱向比較、從內容上進行橫向比較。

1.2 樣本資料來源

本研究通過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的標準檢索，以輸入檢索范圍控制條件中發表時間“具體時間從2001-1-1到2010-12-31”，輸入目標文獻內容特征中“主題”為檢索項、以“西方經濟學教學”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文獻檢索出來后，通過初步的內容分析進行篩選，把不以西方經濟學教學為核心的期刊文獻進行刪除，共抽的有效樣本200篇（政府宣傳、新聞廣告、編者按及由于名稱造成的不相關文獻等除外），其時間跨度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結果

2.1 樣本統計分析

通過分析筆者發現，近年來我國關于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研究文章在國內中文期刊上的發行數量呈上升態勢。依據對樣本文章的統計，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獻數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獻數有一個量的飛躍，文獻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詳細情況見表一。

文獻的主要內容涉及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指導方針、方法模式、重點難點、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幾個方面。依據對樣本文獻的統計，可以看到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于教學方法模式、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大量的文獻集中于對教學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學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的研究文獻數量近兩年上升很快，詳細情況見表二。

2.2 研究內容分析

筆者對樣本文獻進行了閱讀、篩選、分析、歸納，試圖從文獻研究的內容進行梳理，綜述如下：

2.2.1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經濟學具有概念多、理論多、流派多、圖形表格多等特點,針對這些特點學者們對教學的方法模式進行了大量探討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熱點之一。

梁靜溪（2002）提出：我國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應借鑒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成功經驗和先進成果，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應推行啟發式教學、案例教學；在教學中重視過程學習，嘗試游戲教學方法，開展個人演講、講演評價等活動。劉黎清（2007）認為應改變目前傳統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學理念。其將講授式、討論式、反饋式、啟發式、探究式等各種教學模式進行融合歸納，提出了幾種可以單獨采用,也可以聯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學模式――演示+講授模式、演示+講授+測試精講模式、提問+討論+評價模式和案例教學+小論文+評價模式，從而實現有效的課堂教學。

2.2.2 西方經濟學教學重點難點研究

許多學者從不同側面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重難點作出了分析。

王鐵（2005）分析了如何引導學生運用西方經濟學所學知識，正確理解和分析經濟生活中的問題和現象這個教學難點，認為在教學中應：增強學生在日常生活消費和個人職業生涯設計中的理性意識；有機介紹學術前沿有關問題，深化與相關課程之間的銜接關系等。

文嵐（2006）提出西方經濟學學習過程是人文資源養成的過程，應從大學教師、學生、環境的有機結合來實現。王洋和蘇興強(2006)指出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思想和技術的學習應該完美地結合起來,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紹了商業倫理與市場經濟的密切相關性，系統論證了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彰顯商業倫理的現實意義，認為：西方經濟學作為全面闡述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礎課程,在教學目標的定位中必須強化商業倫理和科學技能培養并重的原則。

2.2.3西方經濟學教學問題對策

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抽象性與邏輯性、內容的廣泛性與系統性，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相當的難度，同時使教學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

為了提高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曾令秋和杜偉（2002）認為要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應著重解決“三個問題”，要使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時知道是什么，還必須讓學生了解為什么，進而在此基礎上得給學生進一步分析怎么樣；在教學中要注重“四個分清”，即分清庸俗經濟理論與其具體分析方法的界限、生產關系的理論與生產力理論的界限、生產力理論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經濟學中主張所需條件與我國是否具備這些條件的界限。韓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學中操作性較強的方法，認為應從調整西方經濟學教學計劃、改革教學手段、創新教學方法等多個方面入手，來解決目前存在的重理論輕實踐、重工具輕思想、重講授輕啟發、重知識輕能力和重課內輕課外的問題。

三、研究啟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經濟學界的各位專家和學者應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研究給予高度的重視，在研究的廣度上和深度上進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分析總結出能為一線教師教學服務的理論和實踐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蓋西方經濟學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國具體國情能為我國經濟社會服務的教學內容，和使學生充分理解、掌握和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教學模式，為我國培養更多優秀的經濟學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丁堡駿.必須加強對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指導[J].當代經濟研究,2006,(1):54

[2]徐則榮.加強指導地位?改進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研討會綜述[J].當代經濟研究,2007,(7):70

[3]梁靜溪.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02,(6):79

篇（2）

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企業不過是投入和產出的生產函數，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組織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視了，因而長期以來企業理論被稱為"黑箱"。企業的契約性質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來，被稱為開創了現代企業理論的先河。企業不再被認為是一個生產函數，而是一系列契約的有機組合。新制度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企業性質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性質理論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來的，在其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將之用于經濟分析，將生產的制度結構納入經濟理論。他認為作為價格機制替代物的企業，實質上是企業家與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長期契約。在企業內部契約中，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獲得一定報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內服從具有一定強制性權威的企業家的指揮。

張五常[2]進一步發展了科斯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出現是用資本市場代替產品市場，或一種契約方式代替另一種契約方式。市場交易的是產品或商品，企業交易的是生產要素。如果交易成本為零，那么兩個市場是不可分割的，因為顧客向生產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項等于向產品銷售者支付的款項。而交易費用的存在是市場分離的前提。

楊小凱和黃有光[3]在《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一書中，通過消費者--生產者兩分法、專業化經濟和交易成本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個關于企業一般均衡契約模型。認為作為促進勞動分工形式的企業，盡管與自給經濟相比也許會使交易費用上升，但當勞動分工經濟收益的增加超過交易費用的增加時，企業就會出現。由于不同的結構會導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業的所有權結構安排是至關重要的。一種非對稱的剩余索取權結構在改進交易效率的同時，還能避免直接定價和貿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動，從而促進勞動分工。由于對管理者活動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產出水平的測量要花費極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權安排是一種有效率的產權結構。

阿爾欽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發表的《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中也對企業的契約性質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中的每個雇員與雇主之間只是一種簡單的報酬合約關系，企業契約與市場契約的差別在于一個隊對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約安排中有些團體處于一個集權的位置，他是一個隊生產進程中的集權的契約人--但它并不具有更為優越的強制性指令或懲戒權力。

二、不完全契約理論

不完全契約理論流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斯和哈特。威廉姆森[5]認為，現實的生產要素交易中，許多資產具有專用性。這使得事前的競爭被事后的壟斷取代，導致將專用性資產的準租金攫為已有的機會主義行為。用縱向一體化替代現貨市場則可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因為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中，機會主義要受到權威的監督和長期雇傭關系的弱化。顯然，威廉姆森也認為企業的本質在于節約交易費用，只不過他進一步將資產專用性及相關的機會主義作為決定交易費用的主要因素，從而對企業產生或存在原因的解釋更加透徹。

格羅斯曼和哈特[6]在堅持契約論的基礎上，通過引"不完全契約"概念將企業性質理論推進了一步。他們將契約分為完全契約與不完全契約，并且認為要素市場的交易契約是一個不完全契約。而正是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導致不能在訂約前把要素買賣雙方的一切權利義務全部規定清楚，沒有詳細規定的剩余權力就必須賦予投資決策相對重要的一方在履約過程中行使。因此，在他們看來，企業本質上是權利義務條款沒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權在履約過程中追加規定的一種特別契約。

三、委托理論

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中，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產活動具有團隊性質，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產的效率要高于他們分別生產的總和的效率，因此適宜采取企業的形式。但卻帶來了另一個問題：一個人的生產貢獻較難與另一個人分開，從而就較難按照生產貢獻來準確支付報酬，這就不可避免的會鼓勵偷懶，因此需要有人來監督。因此他們讓團隊監督者擁有團隊的部分剩余索取權，以激勵的方式約束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觀點為企業委托--理論的研究開辟了道路。

詹森和馬克林[6]在《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費用與產權結構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適當激勵人的方法和承受約束人越軌行為的監督費用的方法，限制人與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論與啟示》中提到："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無關緊要。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公司中所有個人可以被指揮去追求利潤或企業的凈市場價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個人因為對公司活動的結果毫不關心而只管執行命令。每個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種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補償，因此不需要激勵機制調動人們積極性，也不需要治理結構解決爭端，因為沒有爭端可言。"

張維迎[10]在其《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一書中，對于企業中誰應該是委托人這個問題，發展了一個企業的企業家--契約一般均衡理論。該理論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解釋了決定市場經濟中企業內部委托權安排的因素，資本雇傭勞動的原因等一系列問題。

綜上所述，科斯等制度經濟學家看到了企業的交易性質，把企業視為一組契約的關系，企業內的各經濟主體通過契約結合在一起，契約規定了各方的權利和責任，從而將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的生產的制度結構引入到企業理論中，強調了契約、產權等制度對企業效率的作用，使人們重新關注企業內部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性質理論可以說是一場革命。但是，無論是以科斯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理論，格羅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還是代表了新古典理論完全信息假設的委托--理論，實際上只是市場均衡論框架下的修正，認為企業的存在只是因為市場的失敗，企業沒有主動權。然而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是許多因素的綜合體，包括隱藏于這些有形和無形要素之后的能力、企業家的創新、企業的文化等等。因此， 如何在已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 構建起關于企業性質問題的綜合分析模式，將是今后企業性質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1]科斯.企業的性質[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張五常.企業的契約性質[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3]楊小凱，黃有光.專業化與經濟組織[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4]阿爾欽，德姆塞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5]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經濟學--兼并、協約和策略為[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9.

[6]哈特.企業、合同和財務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7]阿爾欽，德姆塞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篇（3）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如下：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轉貼于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文獻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篇（4）

中圖分類號：F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047-007

產業集聚不僅是單一產業在空間上的不斷集中，更伴隨著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對差異化產業之間的空間集聚現象進行了關注，并提出產業協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譯者稱為產業共同集聚），即不僅單一產業在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不同產業也傾向于在空間上彼此鄰近。產業協同集聚中的差異化產業之間通常具有某些關聯關系，例如投入產出關聯（垂直關聯）、技術關聯（水平關聯）等，通過集聚產生金錢外部性、技術外部性等空間外部性，以及協同集聚效應。與產業集聚（1）相比，產業協同集聚更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的空間鄰近以及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

作為現實世界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組織現象，學界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獻系統梳理和總結產業協同集聚相關問題的研究進展，特別是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機制與效應以及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從上述三個主要方面出發，首次回顧并歸納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成果及最新進展。

一、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集聚與空間外部性

（一）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間外部性就被認為是經濟集聚的關鍵因素。空間經濟學中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從區域和城市尺度分別對集聚機制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二者的討論均以馬歇爾關于外部性的思想作為研究的起點。馬歇爾外部性思想包括三個方面：（1）產業的投入產出關聯；（2）勞動力的可獲得性；（3）基于知識交換和“面對面”交流而產生的新思想（知識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規模外部經濟。Scitovsky（1954）[18]進一步將其概括為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

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業和生產業為研究對象。Krugman（1991）[19]發現美國大量制造業的生產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們傳統觀念中固有的高科技產業。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投入產出關聯、勞動力的可獲得性、知識溢出均對制造業集聚有顯著的促進，但在不同空間尺度（編碼區、郡縣和州）作用大小存異。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慮空間連續性下的產業區位，在K-density指數的基礎上以英國制造業的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大部分的產業集聚傾向于發生在小于50km的空間范圍里。中國的制造業產業集聚現象同樣得到了大量關注[21]-[24]，他們聚焦于制造業集聚的時空演化、成因和空間經濟績效，還就如何縮小地區差距提出了諸多建議。

隨著生產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生產業集聚問題也成為研究熱點。Keeble et al.（1991）[25]考察發現了生產業的集聚發展特征。Kolko（2007）[26]試圖揭示生產業與制造業不同的產業區位選擇模式，通過多個服務業協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認為這種協同集聚的動力源于知識外溢和直接貿易關系。Keeble & Nachum（2002）[27]認為生產業集聚源于知識溢出和學習效應，頻繁的知識交流和互相學習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傳導是形成生產業集聚的關鍵。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國巴黎為例，研究了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發現每個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各異，但都是產業集聚和擴散的綜合結果。

由于空間尺度的差異，新經濟地理理論與城市經濟理論對于空間外部性的側重也有所不同。具體而言，新經濟地理理論在區域尺度上關于集聚形成機制的解釋更加倚重金錢外部性。他們雖然也認同非市場行為的P聯效應（知識溢出）導致的技術外部性在集聚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種種考慮（主要是技術上的），技術外部性在區域尺度上的集聚機制研究僅代表了未來需要發展的方向。城市經濟學理論則更加側重技術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將城市尺度的空間外部性進一步歸納為共享、匹配和學習。城市經濟學者認為，城市中充滿了技術外部性[30]，這是由于人和企業作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傳送者”具有交流互動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這造成了產業集聚發展的挑戰。Ke（2010）[31]和陳建軍等（2016）[11]以中國地級市數據為樣本的實證考察發現中國城市存在明顯的擁擠效應。

（二）異質關聯視角的空間外部性再整合

產業關聯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關鍵，上下游產業的垂直關聯（包括前后向關聯）在市場機制主導下加強生產的空間集中，形成金錢外部性，并與集聚之間構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時，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是普遍存在的，處于相同或相近的產業鏈條上的產業，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聯系。[10]水平關聯是指臨近產業鏈條上的產業之間無形的交往和聯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經驗的分享、勞動力或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流以及知識技能的共享，也可產生集聚[32]，形成非市場作用下的技術外部性。

然而，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分類角度不盡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場作用角度和產業關聯角度兩個主流觀點（表1）。市場作用角度，將異質關聯分為經濟關聯和知識關聯，經濟關聯在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對應；知識關聯在非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技術外部性對應。產業關聯角度，按照上下游產業間的有形交往與相同或相近產業間的無形交往分為垂直關聯和水平關聯，同樣分別對應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顯然，兩種分類只是切入角度有異但無實質區別。

二、產業協同集聚機制與效應研究

（一）產業協同集聚機制研究

產業的協同集聚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一個城市是完全專業化（只有單一產業）或者完全多樣化（擁有所有產業）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間情形，幾乎所有城市的產業集聚都呈現出中性結構特點。[14]然而，現象上觀察到的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集聚事實上只是呈現在眼前的結果，而如何形成產業間協同集聚的內在微觀機制仍然是個“黑箱”。為尋求現實中多產業協同集聚的來源，諸多學者進行了微觀形成機制方面的研究。

產業間協同集聚形成機制研究同樣圍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在構建產業協同集聚指數（E-G指數）基礎上，利用美國的數據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探討，研究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協同集聚同樣源于馬歇爾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從結果來看三種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中馬歇爾因素作用均遠大于自然優勢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內部的產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進一步印證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觀點，區別僅在于各因素的系數相對大小不同，而這可能是由于在較小空間尺度考察下的結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時將運輸成本細分為物理和信息運輸成本，分析了異質運輸成本下的馬歇爾因素是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來源。Gabe & Abel（2013）[35]側重于考察馬歇爾第三因素的關鍵作用，發現具備相似知識的職業勞動力傾向于協同集聚，并且這種協同集聚導致的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級尺度；行業層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術、藝術與人文、制造和生產、數學和科學、工商管理、信息通訊等制造業和生產業行業由于知識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傾向于協同集聚。個案研究方面做出貢獻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別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業、德國家具內部產業間為樣本進行了產業協同集聚形成機制方面的補充研究。

（二）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

總結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部分學者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例如，陸劍寶（2013）[38]進行了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主要關注和測度了制造業集聚對生產業集聚的影響，發現無論在省級還是市級層面，制造業集聚顯著影響生產業集聚，制造業集聚是導致生產業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業對生產業的集聚帶動效應。盛豐（2014）[39]分析了生產業空間聚集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及其空間外溢效應，發現生產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對本地區制造業升級的影響，而且通過空間外溢效應對周邊區域制造業升級有明顯的促進。

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效應研究是關系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議題。高峰和劉志彪（2008）[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分析表明產業協同集聚可以促進產業升級，通過相關產業和支援性產業的集聚，以及產業間的外部經濟而與集聚產業之間產生的協同效應，不斷強化產業集群的“集體效率”和“外部經濟”，提升產業集群內在的“知識含量”和競爭水平。陳曉峰和陳昭鋒（2014）[9]研究了東部沿海地區十省市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演進關系及其效應，發現兩者協同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專業化水平及產業優化升級有促進作用，但其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艷和朱文霞（2015）[16]發現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效應明顯，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生產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效應在現階段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未能顯現。

不難發現，目前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產業間集聚互動影響的方面，而對于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方面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對于區域（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諸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關鍵議題。

（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

產業集聚發展與空間結構演化之間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產業集聚發展需要空間載體，產業要素的集聚會改變空間結構形態；另一方面，決定這種空間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和空間外部性，而這三者都與距離相關，故空間結構的不斷優化會降低運輸成本和便于經濟主體“面對面”接觸，縮短時空距離、加速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反過來又促進產業的集聚。

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方面，陳國亮（2010）[40]、陳菁菁（2011）[41]研究發現不同產業（包括制造業與生產業以及細分行業層面）在空間上存在“互補”和“擠出”，無論是城市尺度還是城市群尺度。陳國亮（2010）[40]認為生產I與制造業集聚之間的雙重集聚在時間序列上來看是動態推進的過程，二者作用強度的相對大小決定了體現出來的到底是“互補”還是“擠出”。此外，運輸成本和“面對面”接觸是主導制造業與生產業空間上協同集聚的關鍵：制造業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動制造業靠近生產業發達的地區以實現“互補性”的空間協同集聚；而生產業方面，運輸成本的降低（“面對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動生產業向城市中心的集聚來形成“擠出性”的空間協同集聚。[41]

產業協同集聚具有產業和空間二重屬性，產業區位選擇可以影響城市（群）空間格局，而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優化又進一步促進產業協同集聚，形成循環累積因果的產城互動發展模式。[11]然而，現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研究雖然加入了空間思維，但依然囿于產業間的互動對彼此造成的“互補性”和“擠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間形態，對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機制的闡述也僅限于定性的或者經驗的討論，并沒有將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問題納入統一的空間經濟學分析框架進行系統解釋。

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測度方法

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量化測度指標的選取和構建，不少學者根據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需要進行了諸多嘗試。例如，國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構建的E-G指數、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構建的D-O指數、Stephen & Erik（2016）[33]構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數等；國內方面，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陳建軍等（2016）[11]構建的？酌指數和？專指數等。

（一）E-G指數

最早提出并構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計算方法為：

其中，G表示產業i的空間基尼系數，X表示地區r的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HHI為赫芬達爾指數。E-G指數包含了產業、企業兩個維度，因此，能夠避免計算出來的產業協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間的不同產業（行業）之間進行對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時，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還構建了產業層面的E-G指數，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根據該E-G指數，衡量產業i和j協同集聚度的計算公式為：

E-G指數的應用非常廣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數分別以美國、歐盟成員國的制造業樣本數據考察了產業集聚狀況。羅勇和曹麗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剛（2006）[23]等利用E-G指數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狀況。然而，目前并沒有文獻利用E-G指數進行制造業與生產業、生產業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方面的測度和研究。

（二）D-O指數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參數密度估計模型分析構造了D-O指數來衡量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達式為：

D-O指數需要利用較為精確的廠商空間位置數據，并假設廠商的空間分布具有連續性突破了區域邊際限制[23]；同時，該指數的計算可以設置任意形式回歸函數，具有評價偏離隨機性的顯著性統計特征，可以規避與規模和邊界相關的問題。雖然D-O指數較為精確，但在我國的實踐性并不強，尚未有文獻利用D-O指數進行基于中國實踐的產業協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數

Colocalization指數（簡稱Coloc指數）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鑒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礎上所構建的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指數。Coloc指數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離決定。具體而言，指數的數值代表了產業J位移到產業K空間相似性的統計顯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義Wasserstein距離為：

Coloc指數貢獻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數只能衡量行政空間單元的產業協同集聚而導致的遺漏相鄰地區廠商信息的缺點，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數由于依賴廠商的成對距離而導致移除特定地區的信息后廠商與就業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點。另外，由于Coloc指數解決了可塑性面積單元問題，適用于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數實證檢驗了產業在城市內部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與E-G指數、D-O指數相比，各因素（自然優勢、投入產出關聯、消費者外部性以及知識溢出）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顯著正效應，差別在于相關系數大小不同。Coloc指數對數據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國數據限制其現實可操作性同樣較低。

（四）？酌指數和？專指數

國內方面，一些學者結合中國實踐，開始嘗試構建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認為E-G指數只能從產業層面反應國家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區（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因此，構建了？酌指數：

其中， k為地區（城市）；η為單個產業（i或j）的集聚水平，以區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數的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協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陳建軍等（2016）[11]借鑒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構建了新的適用于考察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專指數：

陳建軍等（2016）[11]通過比較E-G指數與之構建的？酌指數，在樣本范圍內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409。（3）他們認為，？專指數相對于以上產業協同集聚指數的好處在于，不僅能夠反映“協同質量”，還能夠反映“協同高度”，因為高度集聚的城市產業通常是優勢主導產業，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因此，考慮“協同高度”能夠全面反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評述

產業協同集聚是不同產業間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具有“產業-空間”二重屬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來，已有大量國內外文獻開始對這一典型的空間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已經處于“現象機制”分析階段。

空間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分別從區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統闡述了產業集聚和擴散的機制，在主導機制上新經濟地理理論較依賴于垂直關聯（前后向關聯）的作用，而城市經濟理論更為側重水平關聯（“面對面”接觸下的知識溢出）的作用，通過異質關聯的傳導形成了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并且二者構成的空間外部性與集聚之間又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互相強化。當然，這一過程也并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另外，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的空間外部性理論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產生了不同分類，本文對其進行了重新整合。

諸多學者圍繞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產業協同集聚微觀形成機制的研究，驗證了Marshall（1920）[17]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對于制造業與生產業之間的協同集聚、制造業和生產業內部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然而，產業協同集聚內在微觀形成機制僅是機制研究的一個方面，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的互動機制作為機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卻非常單薄。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對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經濟績效，例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亦即現有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并沒有形成“現象機制效應”這一完整分析脈絡，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產業協同集聚經濟績效及其空間效應研究也構成了未來研究重點，對于指導城市和區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最后，本文還全面總結了國內外現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觀比較了不同方法的適用性。

注釋：

（1）產業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樣是指產業在特定空間聚集的一種地緣經濟現象，既包括受自然資源稟賦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屬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間的自我強化過程（第二屬性）。

（2）詳細介紹可參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陳建軍等（2016）利用E-G指數和？專指數，對2003―2011年中國2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生產業與制造業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通過進行相關關系檢驗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均值為0.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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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眾所周知，對每個具體的圖書館來說，必須按照本館的性質、任務及本館讀者的實際需求確定藏書范圍。地方綜合性大學擔負著為本地區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為本地區經濟建設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服務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浪潮中，它在教學和科研上與本地區社會經濟建設的結合更加密切。與此相聯，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無論是為滿足本校師生在新形勢下對文獻的新需求，還是出于自身主動走向市場經濟、為本地區建設服務的目的，都必須有選擇地搜集反映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狀況的文獻資料——地方文獻，并把其作為藏書重點加以開發利用。但我們注意到，一些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由于片面理解地方文獻屬公共圖書館藏書重點的觀念，對地方文獻的搜集利用缺乏應有的重視，個別館甚至連最起碼的本地區經濟統計資料也無法完整地提供給讀者，這既不符合圖書館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需求的服務原則，也嚴重影響到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在市場經濟形勢下的服務效果。本文擬就市場經濟形勢下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圍、搜集利用手段作一淺述。

一、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必要性

筆者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不僅要搜集地方文獻，而且應把其作為藏書重點加以開發利用，這是因為：

1、為廣大在校學生服務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高校圖書館為在校學生服務集中體現在配合學校把他們培養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由于地方綜合性大學對人才的培養主要是滿足本地區的需要，因此，大部分在校學生來源于本地區，畢業后一般也留在本地區工作，甚至一些外地籍學生也因受本地區寬松的人才環境吸引，畢業后主動在本地區扎根。因此，大多數在校學生都希望了解本地區的風土人情，尤其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以便畢業后盡快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圖書館成了他們查閱有關地方文獻的最佳去處。有些學生甚至有意識地把研究本地區的政治經濟狀況與自己的學業結合起來。以我校經濟系學生為例，近幾年每年都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在撰寫畢業論文時，來館查閱寧波改革開放、對外貿易、經濟發展狀況等方面的地方文獻。特別是隨著高校畢業生分配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學生就業由原來的國家統包統配改為學生與用人單位的“雙向選擇、擇優錄用”，這迫使學生主動去了解本地區的人才需求狀況，他們除了經常查閱當地報刊上有關人才需求狀況、各單位招聘信息外，更希望圖書館履行情報職能，系統搜集本地區人才需求方面的地方文獻，及時供他們參考，以便找到最能發揮他們自身才華的工作崗位。

2、為本校教師服務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高校教師作為學校教學和科研任務的直接承擔者，是高校圖書館的重點服務對象。就職于地方綜合性大學的廣大教師，同樣需要本校圖書館為其提供地方文獻服務。 改革開放促進地方高校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及人才流動的加快。在地方綜合性大學尤其是建校歷史較短的地方綜合性大學，每年都有大批教師調入。譬如我校自1985年建校以來，年年擴大規模，每年調入的教師中，絕大多數原在外地工作，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是本地籍人士，也因長期工作生活在外，對本地區狀況反而人地兩疏。這些新調入的教師為盡快熟悉當地環境，適應當地生活，并且在對學生因材施教的同時做到因“人”施教，迫切需要圖書館能提供有關本地區歷史、現狀的地方文獻。我館所藏的《寧波實用大全》、《寧波大觀》等，歷來是我校教師的閱讀興趣所在。

地方綜合性大學一般是當地科技人才的集結地，學校也組織各學科力量承接了部分有關本地區的重點攻關項目，要完成這些科研項目，需要查閱有關地方文獻。我校兩位教師在參與編寫歷史上第一部有關寧波的綜合性詞典——《寧波詞典》時，就曾多次來館查閱有關文獻。我們所藏的有關寧波經濟研究、浙東文化史研究等專題資料，都是為不少教師所青睞的熱門資料。

3、為本校科技產業服務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不少地方綜合性大學為充分發揮人才優勢和科技優勢，主動引進市場經濟觀念，逐漸形成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的科技產業，如何積極主動地為這些科技產業服務，是當前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深化服務功能的一個重要課題。圖書館有必要把搜集地方文獻作為履行情報職能，為學校科技產業服務的重要手段，即著重搜集以本地區科技發展狀況、廠礦企業對新產品開發需求信息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文獻，供本校科技產業部門參閱。這樣，一方面便于這些部門集中力量開發當地市場急需的科技產品；另一方面，也便于他們為已有的科技產品找到滿意的“婆家”，使之盡快轉化為生產力。

4、圖書館自身走向市場經濟，向社會開放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高校圖書館在為本校教師和學生服務的同時，應以本館豐富的文獻信息資源為依托，主動投身市場經濟的浪潮，向社會開放，為社會服務，這已成為當前高校圖書館界的共識。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為社會服務的著眼點。首先是在本地區。但是，盡管圖書館文獻信息資源十分豐富，若不及時了解當地經濟建設對信息的實際需求，盲目投入人力物力搞信息開發，即使編成的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再多，也只是勞命傷財。因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要真正為地方經濟建設提供有效信息，工作人員首先就必須走出館門，及時搜集有關本地區的社會經濟動態，如市場經濟信息、商品供求信息、科技開發信息等地方文獻，然后才有可能根據本地區的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利用本館信息資源編成商務信息、科技產品信息等，提供給本地區信息需求用戶。而且，圖書館也可視具體情況向這些信息需求用戶收取一定報酬，使之成為一條開報資源、實行有償服務的新路子。

二、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范圍

綜上所述，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在市場經濟形勢下把地方文獻作為藏書重點加以開發利用是十分必要的。這也并不違反高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分工合作、資源共享的原則。我們知道，公共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收藏包羅一切，凡涉及到本地區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自然環境、資源等等的書刊資料，不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的，都是其收藏對象，而且，凡是能搜集到的都作為永久性史料保存。由于公共圖書館是面向社會公眾開放的圖書館，讀者類型眾多，不可能專門依據某一高校師生的需求來開發利用地方文獻。對任何類型的圖書館來說，從自身讀者需求出發收藏的文獻中，必有一部分與其它類型圖書館收藏的文獻重復。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正是出于新形勢下本校師生對文獻的新需求，并為自身走向市場經濟創造條件。也正是基于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決非照搬公共圖書館的收藏范圍，而應遵循以下兩個原則：一是實用性原則，即從本館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出發，有選擇地加以搜集；二是時效性原則，把地方文獻作為一種重要信息源加以搜集，力求搜集最新資料。因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當前搜集地方文獻的范圍應是：

1、介紹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風土人情的普及性讀物。

2、與本校所承擔的有關本地區的科研任務密切相關的專題研究資料。

3、反映本地區社會經濟信息的各類資料，如反映本地區人才需求、商品需求、科技開發等方面信息的資料，本地區社會經濟統計年鑒等等。

三、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開發利用手段

與本地區公共圖書館相比，地方綜合性圖書館與當地社會的聯系相對較少，搜集地方文獻確有一定困難。形勢的發展又要求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快、準、新”地向讀者提供地方文獻。因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必須把地方文獻的搜集作為日常業務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確定專人負責，又強調內部各部門的密切配合。在具體搜集過程中講究搜集方法的科學性和多樣性，力爭快速高效地收齊所需地方文獻。筆者認為，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主要途徑有：

1、訂齊公開發行的有關本地區的圖書、報紙、雜志。

2、從本館收藏的外地報刊中選輯有關地方文獻。

3、與本地區有關部門建立經常聯系，及時搜集由這些單位參與編寫的內部出版物，以及與本館搜集范圍密切相關的信息簡報等零星資料。這是一種極為簡捷有效的搜集方式。如與本地區人才交流中心等單位掛鉤，搜集本地區人才供需的最新信息；與統計部門掛鉤搜集本地區社會經濟統計資料；與政協文史委員會、地方志編篡委員會等部門掛鉤搜集本地區文史資料及其它介紹本地區的普及性讀物；與科技情報所掛鉤搜集本地區科技動態資料等等。

當然，與本地區有關部門掛鉤搜集地方文獻，并非一味索取。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可利用文獻信息資料豐富的優勢，滿足這些單位在實際工作中對地方文獻的需求，實行互相合作，互惠互利。這也不失為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在新形勢下向社會開放，為社會服務的一種好形式。

篇（6）

一、問題的提出

實施高中學生的素質教育，對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素質，增強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的核心領域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舉措，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新課程把重點放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更加注重學生個人的全面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新課程，在如何更好地發揮教育功能的背景下，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才華，是思想政治教師的嚴峻考驗。為了使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新課程的背景下，能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已成為在面對每一位思想政治教師的重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學思想政治教育課堂教學的成效更系統的研究將有助于新課程思想政治課程的整合，國家深化教育改革和培養新的人才一般要求，將有助于改善教師和學生的思維水平，建立和培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在中學課堂教學的有效性，不是只強調真理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體現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教學方法，教學不是固定不變的。“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必須重視在教學活動中靈活運用教學策略；把教師主導的‘目標一一策略一一評價’的過程與學生經歷的‘活動一一體驗一一表現’的過程結合起來；引導學生在范例分析中展示觀點，在價值沖突中識別觀點，在比較鑒別中確認觀點，在探究活動中提煉觀點，進而有效地提高學生理解、認同、確信正確價值標準的能力。” 教學是一門藝術，教師要精心設計，創意設計，主張在教學過程中一個獨特的，個性化的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涉及到每個人得到的思想啟迪，情感培養身心偷悅相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是一門科學，不僅有科學依據，而且還可以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推出新課程，關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如何用觀察，實驗和其他科學方法來研究教學問題，如理論教學，課堂觀察，教師和教學的理論基礎，學生的行為分析，教學和教學行為的結果變量的有效性的教學體系。思想政治課的課堂教學在這方面的成效是問題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融入科學、藝術的教學，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實現高效的課堂教學，注重成效，減少負面影響。

全面實施新課程后，在貴州省的中學，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教學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教科書編排系統多樣化，內容豐富，布局合理，學生的學習興趣，正在培養學生在課堂上更敢于舉手，敢于質疑的勇氣，發表不同意見的勇氣；同時，現代化的教學方法，教學資源和教師課堂教學帶來很多方便。當前思想政治課教學改革，對新課程的理念和方向推進，并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教師了解新課程理念，理解不到位，缺乏必要的經驗。教學改革的過程中，如何提高教學效果的能力和限制，已成為中學思想政治課改革教師教學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因此，作為一個站在中學教學工作者，探討教育的前列，到實踐，到真正需要為孩子的未來發展和終身發展的基礎教育，推進階段的責任教學改革作出貢獻。

本文對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學情況，教師的教學思想，學生的學習條件和學校教學資源做一些研究，并已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和嘗試，并有針對性的改善對策，形成新課程背景下課堂教學原則和課堂教學模式，以推動實施新課程改革的進程。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一）國外相同領域有關研究情況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外就開始出現對于有效的教學研究。經過有效的教學和研究的深化。有效的教學研究國外大多以心理學為基礎，側重于教師和學生的視野的意見和策略，學習任務，學生活動和學習經驗的特點，這兩個方面之間的聯系。在國外，課堂教學研究20世紀上半葉。早期的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樣的教學是有效的教學？什么樣的老師是一個有效的老師嗎？在研究中，找出問題，可能會影響教學和教師的課堂行為特征，如教師的特點，性別，年齡，知識和專業培訓教師的程度水平，在課堂教學中的“提問技巧和效益對學生的影響等。

1.關于教師特征與教學的有效性：

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斯蒂文思做了一項教師課堂提問的研究，他發現他對教師的研究中提到的問題，66％的課堂中提取直接從教科書類型的內存問題。卡特爾發現的受訪者使用最頻繁的話描述的優秀教師的質量如下：個性和意志，智慧，慈悲與智慧，豁達，幽默。賴安和他的同事們也取得了一項觀察性研究，找出有效教學的影響，表現為激情和理解，無情的形式肯定和否定兩極相對的，有組​​織和有效率的；激動人心的兩個主要變量，想象力和單調乏味，墨守成規。客觀地講，西方20世紀60年代前，“只是將教師特征與教育結果機械相連，幾乎忽視了課堂實際”教育成果，但后來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研究結論認為，老師的評分陽性到底是更貼近每個因素，那么，他是比其他接近教師的教學“更有效”的極端。目前的研究中，研究更加了解教師課堂教學行為和學生成績，學生之間的復雜關系，不只是從教師的人格特質，自我發展，教師的特點。

2.關于課堂教學活動與教學的有效性。

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在整個60世紀70年代，西方更加積極和富有成效的課堂教學的有效性研究。注意擴展到整個課堂活動，而不是一個單一的教師因素的這段時間，雖然，教師是影響教學成效的一個主要因素。

國外的研究表明，有效教學本質上取決于教師建立能夠實現預期教育成果的學習經驗的能力，每個學生都參與教學活動是實施有效教學的前提。自20世紀以來，許多心理學家學生學習心理狀態的研究，揭示了許多學習和促進學習的心理概念，規則和程序。加涅的學習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從早期的學生之一。 1965年，他在《學習的條件》出版，信息加工心理學和建構主義心理學思想的應用，形成一個學習理論可以解釋大部分課堂學習系統。除了加涅，布魯納，奧蘇貝爾等。布魯納認為，任何學科的基本原則，以正確的方式來教任何任何年齡的孩子可以使用。布魯納相反，另一種認知心理學家奧蘇貝爾還強調發展學生的認知結構的重要性，然而，就其促進認知結構的發展，從而導致教學理念的方式，卻沒有達成一致。但無論什么，這段時間一直關注學生和學生的學習，但應該指出，它關注學生學習的同時，并沒有否定教師的作用，相反，無論加涅的教學設計，布魯納的“發現學習”，或奧蘇貝爾的有意義的學習和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關注交往與溝通；關注教師的教學策略和學生的學習策略；關于教學環境與教學的有效性。

教學的一個中心任務是產生新知識，新技能和概念框架。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交流被視為一個良好的教學效果。教學成效的關鍵因素取決于教師的良好接觸。教學不再是取決于老師，但由雙方決定。例如，純粹的贊譽和學生成績之間的沒有一致關系。此外，利用在課堂上的認可和獎勵最大的缺點是，有些人往往可以得到的一致好評，有的則是很難獲得。更可怕的是，沒有得到表彰和獎勵學生開始考慮自己“不夠好”，這會給一些學生帶來的潛在危害。教師意識到這一點轉過來對全體給予過分慷慨的表揚和獎勵，但是學生們能看出實質，他們能把不自然的、不應得的表揚與獎勵或華而不實的獎勵與真實的事情鑒別開來。”所以，社會互動和文化環境的課堂內外成為研究的視角了。最近的研究都強調了合作與交流，對教學和學習，強調對學生的學習文化和社會影響的作用。 此外，社會文化理論和活動理論擴展了教學和學習的定義，以強調教學和學習社會、語言、文化和環境。在這些理論，學習是一個積極的合作施工過程中，存在于教師和學生，在教室的社會結構中存在的相互作用，存在于學校的更大的機構之中。

有效的教學是通過一定的教育活動，學生的學習，以達到預期的效果。預計可以達到最佳效果，除了教師、學生、內容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以及對環境的影響。考慮到課堂教學活動的環境，這是明確的教學情況和教學成功或在學校的教學環境.課堂教學和學習環境有關的許多方面可以是任意的。對于教師，他所面臨的任務是確定需要考慮環境因素是適合的學習活動。困難在于研究，教學和學習環境的研究只考慮對環境的某些方面，在一定時間內，此外，有證據表明，環境的一個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效果，取決于環境等方面在同一時間。如學校規模，富裕的社區和貧困社區是不一樣的。

評價：總之，豐富的物質環境，學習的過程。然而，最近的研究，不僅專注于教學的物理環境，充分重視教學的精神和文化環境。

（二）國內研究現狀及趨勢分析

中國一貫高度重視自學，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的教學是“不叩不鳴”，自學是教師有效教學的基本前提。現代教學方法的嘗試，自學輔導教學，指導和一脈相承的獨立自主學習。最新的研究表明，建議的內化學習，體驗學習與研究有效教學.國內的研究的新趨勢是兩個緯度上的有效教學標準的基礎和發展。較有代表性的是崔允郭教授寫的《有效教學：理念與策略》，有效教學的內涵，其核心思想是明確的界定。他提出了有效的教學理念：首先，“有效教學關注學生的進步和發展”。為此，教師必須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建立“一切為了學生的發展”的觀念，教師有“全人”的概念，學生的發展必須是一個”整體“的發展。教師不能高估了他們的紀律的價值，不能夠只在紀律紀律的價值目標，但應在一個完整的人的發展定位，第二個是“有效的教學涉及到教學效果，教師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和概念的有效性”。第三是“有效的教學，更注重可以測量和量化”。如與具體教學目標盡可能明確，以測試教師的工作成效。有效的教學不僅要反對拒絕量化，也反對過于量化。結合定量與定性，過程和結果應被視為科學，全面反映學生的學業成績和教師的工作表現。第四，有效教學要求教師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識，每一位教師不斷反思自己的嘴經常的教學行為，問：“什么樣的教學是有效的嗎？” “我的教學有效嗎？”有沒有比我的教學更有效？第五，有效教學是一種策略，他提出分兩個階段教學的教學，具體教學策略的制定，實施和評價，但也表明，教師應掌握戰略知識，所以，面對的具體情況。新課程改革以來，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和從事一線教育教學的教師越來越多地關注有效教學和有效的學習，決策從角度來探討互動式教學模式，研究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理論和實踐摸索。

現代課堂教學崇尚的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和諧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一些研究十分強調師生互動、動態生成，這是實現課堂教學改革的根本。思想政治課程有效教學的角度，從這個點，不僅可以進一步豐富了課堂教學實踐的內涵，教師和學生在政治課的活力，以實現真正的增長，這是值得在未來的喜悅引用和深化。國內學者研究的教學思想和政治效益的主要方面，包括：從利用研究性學習的角度，研究有效的教學思想和政治路線的變動；從思想政治上的焦點教學設計的角度來研究的思想和有效的教學動向；從一個有效的課堂提問，非智力因素的技能，有效的課堂教學點的觀點。這些研究的理論定義是有效的，什么是無效的，低效的，其性能的負面影響。有效的教學系統的經營理念，擴大教學理論的研究范圍，在理論的指導下，強調教學成效。從深層意義來理解的課堂教學結構和背后的促進課堂教學的原動力。

綜合在國內和國外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這項研究表明有效的教學和情景以下特點：1.在我國推進素質教育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有效教學；2.關注教師的有效教學，讓學生主動采取在一個特定的教學情境下教師教學行為的影響，建構知識，發展自己探索的知識和思維能力，以及應用知識的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有效的教學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教與學之間的關系，任課教師要使學生能夠采取主動調整根據自己的學習策略教學的教師風格或特點和步驟，教師必須調整自己的教學，達到教學相長。

有效的教學策略，把重點放在課堂活動，教師和學生參與創造性活動； 注重學習的背景化，根據學生的知識背景發展其新的知識和技能，開展教學和對話，以便學生表達，交流，對話，并展示學生的觀點，判斷和理性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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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職務

林至穎于2003年加入香港利豐集團，曾在利豐集團旗下的利豐（貿易）有限公司及控股公司利豐（1937）有限公司下若干子公司工作，在環球消費品采購、物流、經銷及零售方面擁有豐富實踐經驗。近年專注于協助利豐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市場的發展并從事與供應鏈管理、商貿流通及中國商業模式有關的研究。加入利豐集團之前，曾任職于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林至穎在中國證監會/深圳交易所第40期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資格培訓班畢業，擁有中國證監會認可的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資格并為香港董事學會會員。林至穎是國家工信部《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的專欄作者。曾公開在國家級經濟、社科類核心期刊及中國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三、主要榮譽

“供應鏈金融在泛珠三角區域的實踐現狀及對區內現代物流業合作發展的戰略思考”獲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及廣東省現代物流研究院聯合頒發“泛珠三角現代物流業合作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憂秀成果”二等獎（2011年）。“生物質能源價值鏈管理（Bioenergy Value Chain Management）”代表中國參加殼牌及美國時代雜志（Times Magazine）聯辦2010全球明日能源研究報告比賽（Energy For Tomorrow）獲得二等獎（2010年）。

四、主要論著

1、《以內外貿一體化為本位構建中國式跨國商貿集團的思考》，《中國經貿導刊》，2011年9月。

2、《中國與歐美流通發展比較及啟示》，《中國流通經濟》，2012年1月。

3、《中國發展供應鏈金融的優勢、經驗和對全球的啟示》，《經濟縱橫》，2012年6月。

4、《國內外銀發市場理論綜述及對中國的啟示》，《現代商業》，2011年3月。

5、《從聲譽風險視角看企業風險管理》，《商場現代化》，2011年5月。

6、《供應鏈全球化與企業組織變革》，《中國經貿》，2011年5月。

7、《可持續發展供應鏈國內外理論研究綜述及案例》，《中國市場》，2011年7月。

8、《基于SCP范式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分析及其實證研究》，《當代經濟》，2011年8月。

9、《中國與歐美流通業發展比較及對“十二五”中國現代流通體系創新的啟示》，《中國流通2011（國家商務部指導、中國流通三十人論壇（G30）2011年年會會刊）》，2011年12月。

10、《中國私人公務機市場發展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11—20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11、《供應鏈金融在國內的發展概況與戰略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告（2011—20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12、《利豐集團：沒有工廠的生產商》，《中國經營報》訪問，2011年12月26日。

13、《利豐集團：一家百年貿易公司如何打破企業發展“平原化”》，《商學院》雜志訪問，2012年4月。

14、《“盛世危言”達沃斯》，《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2月10日。

15、《中美TPP博弈》，《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2月25日。

16、《碳排放交易體系不能沒商量》，《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3月10日。

17、《新普京時代的中俄經貿關系》，《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3月25日。

18、《中美貿易摩擦何以加劇》，《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4月10日。

19、《經濟復蘇中的亞洲機會》，《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4月25日。

20、《全球價值鏈的開放變革》，《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5月10日。

21、《中日韓自貿區簸行》，《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志“經濟動向”專欄，2012年5月25日。

篇（10）

二、經濟效應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1.國外文獻綜述

從西方經濟學史上看，最早提出重視經濟因素中的教育、知識等因素作用的學者是英國的亞當·斯密，他認為勞動技巧和其熟練程度是導致資本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環節，而這必須通過時間和經費投入才能造就；1803年，法國經濟學家薩伊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1960年，美國經濟學者舒爾茨曾詳細探討了在1927-1953這些年間美國的人力資本（包括知識、技術、人才和教育經費等）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度，得出的數字大約為33%，這是對傳統的資本同質效應理論的有力突破；此后，阿羅提出“干中學”理論，將人獲取知識的途徑作為經濟增長模型的內生變量；另一位美國學者加里·貝克爾提出人力資本收益規律，豐富了這一理論的構架。

2.國內文獻綜述

張軍對中國省際人力資本積累路徑進行了估算，得出人力資本存量序列值；于桂蘭、袁寧提出學習能力的提高使得勞動者可以相對平時以較快的速度吸收新的工藝和操作方式，從而提高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出勤率；王金營提出人力資本存量的積累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其中人是人力資本的載體，人力資本持續發展帶來技術創新和擴散，這使得科技水平持續提高等。

三、湖北省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的現狀調查和問題

1.荊州市人力資本存量的形成機制和路徑調查

從傳統的人力資本積累推動因素來看，湖北省荊州市目前仍以公共財政支出當中的教育資金和為改善醫療衛生條件的投入經費為主。本文在兩大人力資本積累成因板塊，選取了2006-2013年這8年間的關鍵性數據分別的形成機制進行說明。通過對荊州市的財政經費當中教育所占比例的分析，說明該市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同時為了簡便，將衛生與健康專項經費投入繪在一張圖中。

2.人力資本積累中存在的問題

在調查中，除發現荊州市教育經費投入有著明顯與財政總支出費用不相稱的缺陷外，還存在人力資本積累相關的機制問題：一是相關教育部門偏重教學但比較嚴重地忽略了教學質量和育人效率；二是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重視程度不夠，申請基本教育經費困難，這類院校且普遍缺乏基本教學和科研思路；三是教育資金使用效率低下，這主要反映在資金的重復利用、教育資源的浪費和網絡教學等新型模式的推廣步伐較為遲滯等方面；四是為知識型人才所配備的醫療和衛生設備遠不能滿足這類人群的現實需求，導致科研效率低下和普遍身體素質不強；五是人力資本積累當中存在踩腳效應比較嚴重，企業單位的科研部門和大專院校等高技術人才集中的區域內普遍缺乏知識技術的交流和共享，使得同一種技術被反復創造，對各行業的總體運作效率帶來了負面影響，不利于宏觀層面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

四、對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方式的實證分析

1.模型的建立建立模型的主要理論基礎為美國經濟學家戴維·羅默提出的新經濟理論，這一理論又習慣上被稱為內生增長理論，在阿吉翁的《內生增長理論》中和內羅畢的《長期政策分析和長期增長》中都有對其詳細的論證。根據該理論，人力資本存量的形成除了取決于教育經費的投入，還取決于資金的利用率和知識外溢的程度。

2.湖北省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形成要素貢獻率計量分析

另外通過人力資本存量求出各年份的流量具體數據之后，結合上表中的其他各數據分別求自然對數，并且根據，兩邊取對數可得：其中，H（L）為人力資本流量，A（t）為技術因素，E為教育資金投入，S為醫療和衛生健康經費投入，而為隨機干擾項。分別代入求了對數之后的數據，代入Eviews5.0計量分析軟件，按照菜單指示，設置方程樣，年份選取2006-2013年，這樣經過計算可以得出教育資金和醫療衛生健康經費投入在人力資本存量中所占份額分別為26.47%與35.10%。根據Eviews5.0軟件中得出的結論，不拒絕零假設的概率為0.23，所以拒絕零假設。另外，杜賓檢驗和可決系數都正常。本文還針對參數的準確性進行了置信區間計算和平穩度檢驗，證明了上述測算結果跟實際是基本相符的。

五、有關荊州市人力資本積累效應的主要政策建議

1.繼續加大教育經費投入，積極尋找擴大資金來源的方式

拓寬教育資金的來源渠道，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一是積極尋找校企合作的有效方式；二是通過彩票、社會教育基金等形式擴大社會資金來源渠道；三是征收為興辦教育和擴建教育設施為主要目的的教育稅，并及時向社會公布資金利用狀況等多元化的資金來源。

2.營造較好的教育教學環境，注重人力資本積累的質量

教育要以人為本，以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提高為主要參考指標。在教學期間或者指導科研活動期間，教師可以施行豐富多樣的教學形式，以促進學生情感交流、提高學生協作效率。

3.教育公平公正，醫療衛生要消除歧視

教育公平公正，可以使得每個學生和科研人員平等接受教育，共享人力資本積累的環境，從而避免人才流失導致的生產要素損失。相關部門應該對在科研和創新領域有著較突出能力和已經做出一定貢獻的人才給予特殊的醫療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