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衛市場研究匯總十篇
時間：2023-06-08 15:53:42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環衛市場研究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TM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5）10（c）-0026-03
Set up the Battlefield Environment for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Research
Huang Zhijun
（Troops95934，CangzhouHebei Province， 061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tegrate heterogeneous flight training simulator of simulation performance for a practical environment.Based on high-level architecture HIA system integration， and through the agent state member of the bridge technology， based on optical fiber reflective memory real-time network of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system of real-time and interoperability problem， for the subsequent references are provided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reuse of simulation system.
Key Words：Flight training simulator;High level architecture;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近幾年來，我國軍用仿真裝備發展迅猛，為部隊提供了大量性能逼真的優良裝備，為新裝備的改裝和訓練單兵駕駛技能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實戰化訓練的深入，為了拓展仿真系統職能，節約成本，在不改變原有仿真系統的性能并能單獨使用的基礎上，對現有的飛行訓練模擬器進行集成，構建新的仿真系統，實現實戰對抗的仿真環境，成為模擬器集中使用和維護單位共同研究的課題。
對花巨資研制的異構模擬訓練裝備進行重用和互操作的研究工作在國內外一直探索推進，效果最顯著的是美軍。上世紀80年代后期，冷戰結束，美軍被要求縮減開支，同時又要對分布在廣闊地域的各種威脅提供國家安全措施。但當時國防領域的許多設施已不能適應面臨的新威脅，而國會、民眾對軍用系統的花費、漫長的生產開發周期和在有效投資方式下實現軍隊現代化所面臨的困難失去了耐心。面對這些難題，大部分人主張利用先進的計算機硬件、軟件和網絡通信技術，用較少的投入解決較多的問題。仿真作為提供這種技術的手段被特別看重。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SIMENT協議，實現了人在回路的實時仿真系統，創建了訓練的新途徑，在武器系統開發、建模和仿真方面創造了前所未有成就。于是建立昂貴的武器系統模擬器成為軍用系統開發的必經過程。戰爭形態在變，戰爭環境越來越復雜，就意味著要在綜合仿真系統的開發上投入也越來越多。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家財政進一步緊縮，國防部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為了國防需要如果繼續開發仿真環境，就必須采用更加有效的投資方式進行開發;不能再為解決一個新問題而開發一個新的仿真系統;更不能允許多個機構開發類似的仿真系統;而且還要把已有仿真項目納入到模擬訓練和演習任務中去。美國國防部希望找到支持國防仿真系統（包括不同機構研制的單一仿真和綜合仿真系統）重用的途徑，這樣以重用和互操作為目標的高層體系結構（high level Architecture，HLA）技術應運而生。1995年美國防部首次在建模與仿真大綱中提出，1996年就正式規定HLA為仿真項目的標準技術框架，取代了原有的DIS、ALSP等標準;2000年成為國際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的國際標準IEEE1516。
采用HLA技術體制，可以將單個仿真應用連接起來組成一個大型的虛擬世界，在這個虛擬世界中，可以進行大規模的多對多/部隊對部隊的戰術、戰略原則研究和演練仿真;可提供多武器系統的體系攻防對抗仿真和武器性能評估仿真;還可進行不同粒度，不同聚合度的對抗仿真和人員訓練仿真。
國內對HLA技術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也開展了廣泛的應用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立足半實物仿真系統，基于HLA技術研究組建更高集成度綜合仿真系統的方法報導很少，特別是針對異構系統集成也沒有給出很好的解決方案。
該文以飛行訓練模擬器半實物仿真系統為基礎，通過為其搭建空戰仿真平臺（HLA系統）并進行異構系統集成的方式，研究構建飛行訓練模擬器空戰仿真系統的方法和關鍵技術，重點對系統框架、集成方法、橋接組件設計等方面展開討論，給出了解決方案，同時還對原半實物仿真系統的適應性改造做了簡單的闡述。
1 綜合仿真系統框架
飛行訓練模擬器集成研究的出發點是將研制廠家不同、型號不同的飛行訓練模擬器基于HLA技術進行異構集成，在局域網構建分布式的實戰化對抗模擬訓練環境。也就是將集成的飛行訓練模擬器綜合仿真系統作為一個聯邦，作為載機、目標機的半實物仿真飛行訓練模擬器和相關仿真模型為聯邦成員。聯邦成員通過向運行支撐環境RTI（Run Time Infrastructure）請求服務加邦，并生成各自的對象實例，由RTI實現對對整個仿真系統的聯邦管理、聲明管理、對象管理、所有權管理、時間管理和數據分發管理，達到綜合仿真的目的。
由于該文重點關注是集成方法研究，按最簡單的作戰想定和作戰流程，構建最基本的仿真系統，所以只對構建仿真系統的核心組件進行建模。在這個以飛行訓練模擬器為基礎的實戰化模擬訓練綜合仿真系統中，有四個組件是必需的：一是載機、二是目標、三是導彈、四是導調和態勢組件，其它組件如地面雷達、預警機等可以在進行實際系統建設時再考慮，因為HLA集成的系統是開放的可以進行擴展。飛行訓練模擬器綜合仿真系統結構示意圖如圖1所示。
載機聯邦成員和目標機聯邦成員分別是基于光纖實時反射內存網的半實物飛行訓練模擬器，主要完成飛機的運動參數解算，輸出位置、速度、姿態、截獲、跟蹤、下達發射指令等參數。它們互為目標機，在屬性上沒有差異，都是飛行器，對方的載機就是己方的目標。
導彈聯邦成員是在vc++6.0環境下，依據HLA規則開發的導彈模型，主要完成空空導彈的飛行彈道計算，輸出位置、速度、姿態和爆點等參數。
導調/態勢聯邦成員是由語音設備、仿真計算機、投影儀、幕布等組成，生成飛機、導彈等對象實例，并實時接收仿真系統各自實例的運動參數等信息，以二維或三維的形式將整個作戰過程予以呈現;教員或指揮人員下達命令并根據態勢進行指揮引導。
仿真管理聯邦成員是由主控仿真計算機和控制軟件組成，完成對整個分布式半實物仿真系統的任務方案設定和各模型參數的初始化，實現模型間的信息交互與數據、時間管理，并對仿真系統監控，實時掌握系統工作狀態，進行協調控制，同時記錄仿真數據，用于系統分析與數據再現。
進行集成的飛行訓練模擬器是基于光纖實時反射內存網的 DIS的系統。在綜合仿真系統集成過程中，DIS系統和HLA系統之間數據信息轉換方式是集成的關鍵技術，出于時間策略和在互操作的考慮通常采用橋接的方法集成。橋接組件是聯系HLA系統與DIS系統的關鍵組件，它具有適合HLA與DIS雙重標準的接口應用，一般單獨進行設計。
在這樣的總體設計下，就只需要設計兩個組件，分別是以HLA標準設計的導彈聯邦成員和具有HLA和DIS雙重標準的橋聯邦成員。按HLA原則設計的導彈聯邦成員，提供導彈的運動學仿真數據和與其它聯邦成員的對象屬性及交互數據;作為集成關鍵組件的橋聯邦成員設計在后面再加以討論。
2 仿真對象建模
HLA（high Level Architecture）是分布式協同仿真的高層體系結構，它定義了聯邦和聯邦成員構建，描述了聯邦成員交互的基本準則和方法，為各種類型的仿真提供了一種通用的仿真技術框架，從而便于仿真“組件”（聯邦成員）的集成，最終實現聯邦成員之間的互操作和重用。HLA的主要支撐技術是分布式并行離散事件仿真技術和面向對象的建模與仿真技術。
HIA的協議規范主要由HLA規則、RTl的接口規范說明和對象模型模板（object Model Template，OMT）三部分組成。其中，對象模型模板是實現仿真聯邦成員間互操作和聯邦成員重用的關鍵，代表了HLA的基本原則，是HLA技術采用面向對象的建模與仿真技術的直接反映。HLA對象模型主要包括聯邦對象模型FOM和仿真對象模型SOM，其中FOM定義某個具體聯邦中各個聯邦成員之間交換信息的內容及其格式，SOM描述聯邦成員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換的能力。按對象模型模板建立的聯邦對象模型（FOM）和仿真對象模型（SOM）作為仿真系統的說明文檔，使用戶可以直觀、完整的理解仿真系統和仿真組件的功能與數據交互接口，極大的便利了仿真組件的重用和擴展。
OMT規范下的FOM/SOM文檔共13個表格，描述了交互對象的數據、流向等各個方面的定義。作為系統的共同理解基礎，這里給出擬為飛行訓練模擬器綜合仿真系統設計的對象類結構示意圖和交互類結構示意圖，如圖2和圖3。
圖2的繪出了載機、目標機（戰斗機，Fighter）和空空導彈（AAMissile）的對象類定義，他們是描述戰斗機或空空導彈的陣營、狀態、位置、速度、加速度等數據的集合。圖3的是參與仿真的交互類，他們是在仿真中可能由仿真實體（與對象類相對應）發出的動作，是瞬時數據。lockEnemy是戰機被鎖定時使用;fireMissile是給導彈的發射信號;beingKilled是飛機收到有效攻擊后給出的被摧毀信息;AAMissile類的Explosion子類指導彈發出對敵機進行攻擊的被爆炸信息。
3 飛行仿真系統改造
飛行訓練模擬器綜合仿真系統進行逼真的實戰化模擬訓練必須遵從時空一致性原則，所以參與集成的模擬器要有統一的地景庫數據;載機和目標機都是單一的訓練模擬器，在其原有視景中并沒有目標機及導彈發射視景，雷達顯示器也沒有截獲跟蹤目標符，必須添加，其中目標機運動仿真數據及雷達截獲數據由對方仿真計算機經聯邦成員提供;導彈是動態的，發射指令是由戰斗機下達，運動仿真是由導彈聯邦成員自己完成。
3.1 統一地景庫
時空一致是戰場仿真必須遵循的原則，所以必須把不同廠家研制的飛行訓練模擬器地景庫數據統一起來，這并不影響原有模擬器的性能且能增加空戰的真實感。
3.2 在視景庫中添加目標機
載機和目標機都是單一的訓練模擬器，在其原有視景中并沒有目標機，為增加實戰仿真的逼真性在視景庫中必須添加。由行訓練模擬器互為目標機，所以目標機的運動仿真數據由對方仿真計算機經RTI提供給攻擊機。
3.3 導彈發射邏輯控制傳輸
導彈發射邏輯控制由模擬器（DIS系統）中的載機發出，經橋聯邦成員轉到RTI后發至導彈聯邦成員。
4 橋聯邦成員設計
為解決半實物仿真與分布式仿真的實時性和互操作問題，在該仿真系統增加一個橋接組件。關于基于HLA技術的半實物仿真集成的橋接組件設計探討很多，都是基于實時性和互操作并針對具體的半實物仿真設備和整個系統考慮進行的。該方案出于既節約成本、盡量少的改動和編制應用程序又保證系統的實時性和互操作，經比較采用聯邦成員的方法。聯邦成員采用通用計算機，系統為 Windows XP操作系統。半實物仿真聯邦成員與聯邦其他成員間通過以太網調用RTI服務實現信息的交互。飛行訓練模擬器是基于光纖實時反射內存網的DIS的系統，只要在原系統中任意加入一個光纖反射節點，就可以獲得原仿真系統在網絡中傳遞的所有數據，所以這里稱新加入的光纖網絡節點為數據節點。聯邦成員仿真機接入實時反射內存網數據節點，通過網口實現信息的交互，所以聯邦成員是飛行訓練模擬器與HLA分布式仿真系統的連接紐帶，如圖4所示。
在仿真運行時，半實物仿真聯邦成員通過調用RTI服務訂購半實物飛行訓練模擬器所需的外部信息（目標的位置、速度、姿態信息），通過采用UDP協議的網口，發送到實時反射內存網上的數據節點，供半實物飛行訓練模擬器調用;同時，半實物飛行訓練模擬器又通過采用UDP協議的網口，將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態信息發送給半實物仿真聯邦成員，半實物仿真聯邦成員通過調用RTI服務公布半實物飛行訓練模擬器的運動信息，其他聯邦成員就可以通過調用RTI服務獲得這些信息。完成聯邦成員間的數據交互。
5 結語
飛行訓練模擬器以橋接方式進行系統集成，既解決了實時性又保證了半實物仿真系統的完整性，擴展了系統仿真功能，又不影響原系統的重用。論文研究并解決了HLA技術和半實物仿真系統集成設計的主要技術問題，對擴大仿真規模，完成系統的重用和互操作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篇（2）
2市場經濟環境下圖書館合理定位條件的缺失
2．1管理人員整體素質亟待提高
長時間受到管理和經營體制的影響，圖書館長久以來都沒有自主用人的權力，造成了具有專業技術的管理人員不能進來，而專業管理水平較差的人卻占這編制。因為圖書館在部分領導的概念中是一個工作相對較為清閑，而且待遇穩定而有保障的工作，而且部分事業單位對圖書館事業的長期發展不重視，導致圖書館成為關系照顧的重點單位，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圖書館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合理定位的能力;其次，因為專業建設和發展結構的不合理，加之部分人進入圖書館是通過關系進入的，形成了學非所用的局面，圖書館管理所急需的圖書館學、計算機和英語專業人才不能進入，導致整個圖書館的專業結構不合理，在信息資源分析、書刊分類標引以及文獻編輯等方面的能力較弱。所以，圖書館經營管理過程中要做好合理定位工作，首先要提高圖書館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
2．2圖書館的硬件設施相對較差，文獻量不足
該問題主要是受到當地的經濟環境以及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其中，硬件差表現在:①館舍面積較小;②網絡條件較差;③藏書、文獻資料以及文獻更新速度較慢等，這些是當前圖書館合理定位條件缺失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受到經費的制約和限制，圖書館的文獻建設及發展速度較慢，投資金額不足造成圖書館藏書陳舊新書量較少，各方面指標都不能達到評估標準。
2．3圖書館信息服務功能缺失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圖書館的信息化程度成為圖書館軟實力提升的重要方面。因為部分圖書館硬件方面的不足，導致當前圖書館的信息服務功能缺失，與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對圖書館信息服務要求不相符，存在較為明顯的供需沖突。其中，信息服務功能的缺失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其一，圖書館主要以提供紙質文獻資料為主;其二，大部分圖書館在信息編譯、課題查新以及咨詢參考等深層次的服務基本沒有涉獵;其三，在電子文獻查詢與獲取、打印、掃描、館際協作等服務方面基本沒有開展。這些問題都是造成圖書館管理定位障礙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3市場經濟環境下圖書館的合理定位策略
3．1確立合理的定位原則
當前，圖書館合理定位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以服務社會為基本原則，兼顧經濟建設的目標”。當前，社會建設的兩大主要任務是:①建設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②構建和諧社會。兩者之間通過相輔相成的關系形成內在的和諧統一。部分學者甚至認為，應該將市場鯨魚與和諧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而在這個過程中，圖書館都是精神文化服務的源頭，承擔著面向社會的教育責任和義務。因此，加強圖書館的管理建設必須拓展其服務社會的基本職能，從而為社會經濟的建設提供更加完善的學習與經濟環境，為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更加良好的精神食糧。因此，在當前市場經濟環境條件下，圖書館必須努力使自身走向社會，依然要堅持以服務社會為基本職能，同時將經濟建設目標作為一個輔助手段，通過合理把握兩者之間的關系，保證在不違背基本原則的基礎上，不過分追求短期的經濟效益。只有這樣，圖書館才能夠獲得長久的發展，為社會提供更加完善的知識和精神服務。
3．2以構建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綜合型圖書館”為最終目標
當前已經進入到以計算機技術、數字技術以及網絡通信技術為一體的信息化時代，這對社會生活狀況、管理體制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圖書館服務社會的職能主要體現在信息搜集、信息儲存以及信息傳播三個方面，是整個社會知識傳播的中心位置，因此極容易受到信息化帶來的影響與挑戰。現代文獻資料是數字化信息與傳統紙質文獻的集合，這也急需圖書館做出對應的調整，即實施圖書館的信息化。因此，在圖書館的建設和管理過程中應該定位綜合型圖書館理念，將傳統手工操作圖書館、自動化圖書館以及數字化圖書館結合起來，形成全新的圖書館建設模式。這也是圖書館在未來信息化時代的基本發展方向。綜合型圖書館是利用數字化技術將數字化的信息載體與紙質載體結合起來，開展文獻信息的搜集、傳播以及開發等工作，承擔在信息時代信息傳播的職責。從當前的發展趨勢來看，綜合型圖書館建設定位應該集中在幾個方面:①普通紙質刊物與電子出版物的合理結合;②紙質文本與虛擬文本的結合;③計算機軟件與有形硬件的結合;④館際間文獻資源的共享;⑤圖書館管理人員直接服務與讀者自助服務的結合。
篇（3）
[中圖分類號] F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7）04-0107-03
Abstract： A structural model of market cognition of exhibitors is b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integ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exhibitor market cognition. The presumptive model is examined with exploratory factor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s. In the meantime， the impact of exhibitor market cognition on anticipated results and behavior intention is analyzed by build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general， the cognition degree of tourism product market is not high. The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cognition has a prominently positive relation with anticipated results and behavior intention. In addition， the anticipated results also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behavior intention.
Key words： exhibitor， market environment cogni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ehavior intention
認知（Cognition）是指個體主動尋找信息、接受信息，并在一定的結構中進行信息加工的心理過程[1]。認知可以看作是一種知覺、記憶及訊息處理的心理歷程，透過該歷程，個人可以獲得知識，解決問題，并計劃未來[2]。鑒于當前研究的空白，本文以認知為視角，以中國國際旅游商品博覽會（簡稱“旅博會”）為實證平臺，通過對參展商的深度研究，剖析他們對當前市場的整體認知情況，并重點探討參展商的市場認知對其當前的行為結果預期，即預期成果和未來的市場行動傾向，即行為意圖的影響關系。
一、參展商市場認知結構模型構建
本文所提的參展商市場認知，是指參展商對市場的供給、需求、流通等流域的綜合認識情況。這種認知的過程，可以看作是其對自身與市場環境之間關系的評估過程。而這種關系又可解讀為外在的市場環境和參展商的內在市場動機之間的關系，即當前的外在市場環境對其內在的市場動機形成具體的市場目標和市場行為是否有利。該評估不僅取決于評價主體的內在因素，如企業因素、產品因素等，同時還受制于外在的需求、支撐、競爭等因素的影響。在已有的相關研究中，王朝輝等（2012）[3]對上海世博會旅行商（旅行社）的研究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通過對參展商市場認知內涵的解讀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鑒，本文從以下幾個層面實現對參展商市場認知結構假設模型的構建：一是對商品的研發能力、供應能力、質量品質、價格優勢以及市場競爭能力等反映供給市場的認知情況；二是對商品的市場需求潛力、需求規模、需求信息采集能力、消費者忠誠度等反映需求市場的認知情況；三是對商品流通平臺、流通渠道、流通能力等反映商品流通市場的認知情況；四是對參展商自身市場動機的認知情況。依據上述4個層面，本文構建了參展商市場認知結構假設模型（圖1）。該模型覆蓋了參展商對商品供給、需求和流通等市場領域的認知，同時也涉及到參展商對自身市場動機的認知。
二、⒄股淌諧∪現結構實證過程
（一）測項發展
為方便研究，本文選擇把中國國際旅游商品博覽會（簡稱“旅博會”）參展商作為研究對象。“旅博會”不僅是國內外優秀旅游商品的集中展示平臺，更是旅游商品交易的重要平臺，是能夠客觀反映當前我國旅游商品流通水平和能力的重要載體。因此，通過對“旅博會”展會平臺的認知，可以較為真實的反映出參展商對當前市場環境的整體認知情況。
基于上述思路，借鑒已有研究經驗[4-9]，采用以下三個步驟來獲取測項：（1）對已有的研究文獻進行全面解讀，找出已有的且已被驗證的成熟測項；（2）自行發展一些測項，以彌補現有文獻的不足和適應研究框架的需要；（3）將這些測項提交給“國家旅游商品研發中心”的部分研發人員，對他們進行初步調研，并根據他們意見對測項進行補充和修改。最終形成的調研問卷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客觀題，主要了解參展商基本情況，包括參展商的地域分布、業務性質、行業年限、參展次數等；第二部分是以李克特5級尺度測量法設計的問題，共20個題項，主要是反映參展商對我國當前旅游商品市場的綜合認識情況（簡稱“市場綜合認知”）。問卷還增設了“預期成果”和“行為意圖”問題項。如果被訪者對問卷中的某個題項表示“非常認同”，就選擇數字“5”，數字“1-4”分別代表“非常不認同、不認同、一般認同和認同”。
（二）數據收集與測項純化
調查期間共發放問卷800份，其中722家參展商完成了問卷，回收率達90.25%。后經過對回收問卷的進一步篩選，去除有遺漏未填寫和填寫不清楚的問卷，共得到692份有效問卷。進行數據分析前先對20個指標進行測項純化，其標準是：（1）測項與總體的相關系數小于0.4且刪除項目后Cronbach'sAlpha值會增加者刪除[10]；（2）旋轉后因子載荷值小于0.5或同時在多個因子上的載荷值都大于0.5者刪除[11]。根據上述標準，20個測項刪除1個，剩下19個測項形成一個用于分析的量表。運用SPSS19.0統計軟件對數據及變量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數據信度可靠，因素分析的適合度較好，適合做因素分析。
（三）探索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
通過最優斜交轉軸法（Promax），樣本數據測量指標匯聚成5個特征根大于1的有效因子，數據的前5個主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了67.54%，說明前5個因子保留了原始數據中的絕大部分信息，并將五個主因子分別記為F1、F2、F3、F4、F5。因子旋轉后得到因子載荷矩陣表（表1）。進一步分析可看出，X1、X2、X3等3個變量在F1上有較大載荷；X4、X5、X6、X7等4個變量在F2上有較大載荷；X8、X9、X10、X11在F3上有較大載荷；X12、X13、X14、X15在F4上有較大載荷；X16、X17、X18、X19在F5上有較大載荷。
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結論，利用AMOS17.0將5個公共因子及其對應的測量指標建立“市場綜合認知”測量維度二階驗證模型，并對樣本數據進行模型適配，對設定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顯著性檢驗和適配度評估。模型擬合指標、內在結構適配度、效度等方面均達到標準要求。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證明了19個測項與5個因子之間，以及5個因子與“市場綜合認知”之間的關系是存在的，且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并對各因子進行命名：F1為“事件認知”；F2為“平臺認知”；F3為“供給認知”；F4為“需求認知”；F5為“動機認知”。
三、市場綜合認知與預期成果及行為意圖關系的模型驗證
利用AMOS17.0構建市場綜合認知與預期成果及行為意圖的結構方程模型，并對樣本數據進行模型適配，并對設定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顯著性檢驗和適配度評估，檢驗結果顯示各項指標均符合要求。進一步分析看出（圖2），一階觀測變量的因素載荷（標準化路徑系數）在0.66-0.84之間，其中24個指標因子載荷在0.71以上。一階潛變量到市場綜合認知二階潛變量的標準化路徑系數介于0.54-0.81之間，其中4個指標因子載荷在0.71以上，且均達到顯著水平。市場綜合認知對預期成果和行為意圖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585和0.522，并在0.00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預期成果對行為意圖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177，p值為0.007，在0.0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四、研究結論
（一）從整體認知看，經營商對當前旅游商品市場的認知度并不高
從調查問卷的分析結果看，經營商對19個測量指標的認同度均值為3.89，低于“認同”。具體到5個維度，經營商除了對旅游類展會的品牌價值和影響力的認知情況，即“事件認知”維度的認同度均值為4.03，略高于“認同”外，對其它諸如反映展會的布展理念、宣傳力度、設施配套和服務水平等展會硬件質量和配套服務的“平臺認知”，反映旅游商品供給和需求的“供給認知”、“需求認知”等維度的認同度均小于4，也即低于“認同”。其中，對“平臺認知”的認知度最低，均值僅為3.74。這說明，作為以旅游商品展銷為主題的旅游類展會，“旅博會”等雖然在業內的影響力較高，但是展會本身布展理念、宣傳力度、設施配套和服務水平仍有待提升，尤其是宣傳力度，認同度均值僅為3.58，在19個指標中認同度最低。這在參展商的地域分布比例上也得到了印證，以“旅博會”為例，在所有的參展商中，來自浙江省內的參展商占到42.9%，遠遠高于其它地區的參展商構成比例，這說明展會在國際上，甚至省外的知名度還比較低，宣傳力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另外，“動機認知”維度的均值為3.95，其中除了力求推廣產品，擴大銷售量的市場動機較明確外，其它的動機并不明確
（二）從市場綜合認知的影響看，其對預期成果和行為意圖都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同時，預期成果對行為意圖也有著正向影響關系
從對市場綜合認知的影響看，市場綜合認知對預期成果和行為意圖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585和0.525，預期成果對行為意圖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177，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具體的影響效用來看，市場綜合認知對預期成果的影響效用為0.585，預期成果對行為意圖的影響效用為0.177。由于市場綜合認知對行為意圖存在直接影響的同時，又通過預期成果形成間接影響，因此市場綜合認知對行為意圖總的影響效應為直接影響效與間接影響效用之和，也即0.629（0.522+0.585*0.177）。這說明，參展商對旅游商品市場的綜合認知結果對其當前的市場行為結果預期和未來的市場行動傾向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即良好的市場供需和流通環境，加上良好的市場動機能夠使參展商對旅游商品市場前景充滿信心，并促使其進一步加大產品的研發生產、營銷推廣、品牌塑造等的投入力度，最終形成良性運轉的市場環境秩序。另外，大型旅游類展會能為參展商提供更為高效和集中的市場信息搜集平臺，使其能夠及時了解旅游商品市場的需求和供給信息等。如若參展商對參加展會的成果有著較為理想的預期，則會進一步增強其對未來市場的信心，并把這種信心付諸于未來的市場決策和市場行為當中。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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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圖分類號] X52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5）-9-308-2
擬建生活垃圾場所需要的地質、水文條件是很高的，尤其是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由于修建的地方不同，修建處理場對環境條件、水文地質的條件也是有所差異的，本文以昌邑市的新建場區為例，談談擬建垃圾場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
1項目工作類別判定
1.1確定項目等級
根據建設項目對地下水的影響特征，確定為Ⅰ類建設項目。本項目區內項目在建設及運營過程中，都會有生產污水、生活污水的產生，本區域地處濰北沖積平原水文地質亞區，淺層地下水含水層主要為第四紀松散巖類孔隙水含水層，含水層巖性主要為粉土、粉質粘土、粗砂，地下水水位埋深較淺，如果發生污水泄漏，若防滲不及時、不到位，地表污水可能對地下水水質造成污染。根據項目的具體情況，確定為Ⅰ類建設項目，指在項目建設、生產運行和服務期滿后的各個過程中，可能造成地下水水質污染的建設項目。
1.2評估排污性能
Ⅰ類建設項目對場地包氣帶防污性能，場地建設含水層易污染特征、建設項目場地的地下水環境敏感程度、建設項目污水排放量、項目水質復雜程度等關系在項目評價等級中的影響經過論證和計算，擬建垃圾處理場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不大。
2擬建場地地質水文特征
2.1結構特征
本區主要地下水類型為松散巖類孔隙水，該項目影響地下水環境對象主要為淺層地下水。主要補給來源為大氣降水入滲，其次為農田灌溉回滲及地表水體的滲漏補給，總體自西南向東北徑流。排泄途徑主要為徑流排泄和人工開采排泄。水化學類型以復雜，礦化度、總硬度偏高，水質較差。
2.2評價區水文地質特征
地下水環境質量現狀。評價區淺層地下水水化學類型復雜。溶解性總固體、總硬度總體偏高，水質較差，污染物指標未超過《地下水質量標準》三類的臨界值，特征因子中侯富莊村南的C16取樣點COD指標超過《地下水質量標準》三類的臨界值。
據實地調查，由于評價區地下水基本為微咸水，附近農村居民生活用水采用自來水供水管網供水，評價區內地下水的開采以農田灌溉用水為主，屬季節性開采。本區農業種植以小麥、玉米、棉花為主，少量蔬菜及其它農作物，農田灌溉用水開采均為淺層地下水，井深一般20～50m。根據調查資料，區內農田灌溉用水多集中于4、5月份。評價區外地下水開采主要為第一、第二水源地生活用水開采和城區北部的工業用水開采。第一水源地開采水量為1.4萬m3/d，開采井深度120m。第二水源地開采水量為3.0萬m3/d。開采井深度36m。城區北部地下水開采用于工業用水，現開采量為3.6萬m3/d，開采井深度45m。
2.3擬建區地下水環境質量狀況
本次評價還結合本項目情況，針對本次項目污染物特征因子，對評價區采集分析地下水全分析水樣10件，污染分析3件，污染物特征因子專項分析3件。以全面地了解淺層地下水環境質量現狀。評價區淺層地下水水化學類型復雜。根據本次全分析水質化驗結果顯示，地下水水質指標總硬度、溶解性總固體普遍超標，氯化物、硫酸鹽部分超標，半數取樣點F-超標。位于評價區西部遠東莊村北的C17取樣點NO3-超標，侯富莊村南的C6取樣點NO2-、NO3-超標，超標的原因可能受阜康河污染所致。總之，評價區內水質總體較差。
3地下水環境影響預測
本次評價遵循安全性原則，預測的范圍、時段、內容和方法均根據評價工作等級、工程特征與環境特征，結合當地環境功能和環保要求確定，主要預測項目建設及生產運行時期引起的地下水環境質量變化情況，同時給出污染物正常排放和事故排放兩種工況的預測結果，并根據預測結果進行地下水環境影響評價。
（1）對防污性能進行分析。對評價區包氣帶防污性能情況分析，在30m深度內，評價區巖土層的滲透系數均大于1×10-4cm/s，評價區附近水位埋深4.0～26.1m，包氣帶巖性多為粉土及粉質粘土，入滲性能較好，防滲、防污性能較差，且淺部不存在良好的天然隔水層，對照《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 地下水環境》（HJ 610-2011）中Ⅰ類建設項目包氣帶防污性能分級標準，場區包氣帶防污性能弱，淺層地下水較易受到地表污染物的影響，不能作為天然防滲層，應進行必要的防滲處理。本區未有古河道帶分布，區內淺層地下水主要補給來源為大氣降水入滲，其次為農田灌溉回滲及地表水體的滲漏補給。總體自南向北徑流。由于受城北集中工業區大量開采淺層地下水影響，已形成以城北集中工業區為中心的淺層地下水降落漏斗，淺層地下水流場以向漏斗中心匯聚為主，全部為工業開采，無生活飲用水。該區域處于深層地下水第一水源地排泄區（下游），深層地下水流向由南向北，淺層地下水開采漏斗對深層地下水流場無影響。
（2）地下水環境敏感性區分。地下水環境污染敏感性是地下水含水層抵御污染的能力。它由眾多因素決定，包括地質、水文地質、污染物排放條件及物理化學性質等。地下水污染敏感性分區是相對的，是本區地下水含水層對地表污染源相對的抵御能力。對照《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 地下水環境》（HJ 610-2011）中Ⅰ類建設項目地下水環境敏感性分級標準，評價區無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備用、應急水源地，在建和規劃水源地）準保護區；無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以外的國家或地方政府設定的與地下水環境相關的其他保護區；無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備用、應急水源地，在建和規劃水源地）準保護區以外的補給徑流區；無特殊地下水資源保護區以外的分布區以及分散式居民飲用水源等。因此，綜合確定評價區淺層地下水環境敏感程度不敏感。
（3）擬建場區，正常情況下落實嚴格的防滲措施，并保證飽和滲透系數≤10-7cm/s，采取相應的防滲措施后對地下水的影響較小；非正常工況條件下，擬建工程項目污水進行污水處理站應急處理，只要地面防滲措施不出現問題，輸送管線不發生滲漏，各易滲漏環節防滲措施到位，對地下水造成污染的風險較低，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較小；因此，本次地下水環境影響預測主要針對事故工況條件下地下水環境影響進行預測分析。填埋庫區、污水處理站調節池及場區內排污管道任一點瞬時泄漏情況發生后，污染物特征因子20年內在地下水中影響的最大距離為990m。影響范圍內對地下水環境造成污染，COD和氨氮出現不同程度超標，Pb濃度達到地下水Ⅲ類標準。
4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4.1嚴格按照要求進行施工，確保質量
在場區垃圾填埋庫區及滲瀝液調節池底部均采用人工防滲工程，包括水平防滲、地下水收集及導排系統、沼氣收集系統、封場系統，為保護地下水環境本次雙層HDPE土工膜防滲系統。認真落實相關制度。在場區內分別建立雨、污收集管網，實行雨污分流制。雨水經排水溝排出場區外，垃圾滲瀝液及生產污水經污水管網收集后進入滲瀝液調節池；滲瀝液經收集后進入滲瀝液處理站，采用“UASB+二級A/O+超濾+納濾+反滲透+紫外線消毒”工藝，廢水經處理達標后排入昌邑市城北污水處理廠深度處理后，排入堤河。
篇（5）
信用違約互換指的是信貸違約掉期，也稱貸款違約保險，是一種衍生保險品，旨在轉移債權人風險，也是場外信用衍生品。在我國公司債市場債券違約事件頻發的情況下，信用違約互換為我國公司債市場的風險防范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途徑。然而，要在我國公司債市場中應用信用違約互換，還需要解決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合約的定價問題。信用違約互換合約的定價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基于簡約模型的定價方法，一種是基于結構化模型的定價方法。由于這兩種方法的定價思路不同，其定價結果也有所相同。為研究兩種方法中哪種方法更為合理，本文以“11超日債”為樣本進行了具體研究。
一、定價方法簡介
1.基于簡約模型的定價方法
簡約模型假定一個公司的違約情況與該公司的價值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因此，該模型不探究公司違約的根本原因，而是直接通過市場數據所反映的公司信息來對信用違約互換進行定價。在基于簡約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進行定價時，遵循以下的基本思路，即：首先，假設公司的違約現象是一個服從泊松分布的隨機過程；然后，通過泊松分布的強度函數來刻畫違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根據違約強度的估計原理，得出違約概率；最后，應用無套利分析理論推導出信用違約互換的定價模型。
根據簡約模型的定價思路，可以對以公司債券為標的的信用違約互換進行定價，其定價公式可表示為如下形式：
式中：S表示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該價格是信用違約互換的買方每年度支付的價格；T表示合約的期限；d表示違約發生的時間；tn表示支付日；Δ=ti+1-ti=0.25，i（i=1，...，N，）表示第i次繳納保費；δ表示違約回收率；r表示無風險利率；p（t）為違約概率密度。
2.基于結構化模型的定價方法
結構化模型認為公司違約的根本原因是公司財務結構的惡化。因此，該模型從公司內部的資本結構出發，對公司的違約行為進行研究。該模型認為公司違約與公司的價值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如果在公司債券到期時，公司的價值低于公司的負債，則可判定公司違約。
基于結構化模型對以公司債券為標的的信用違約互換進行定價，關鍵是要計算出違約概率，計算出違約概率之后，就可以計算出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違約概率的計算公式可表示為如下形式：
二、實證研究
我國公司債市場所發行的公司債券都具有AA的信用級別或AAA的信用級別。目前，主要是信用級別為AA級水平的債券出現了違約的現象。自2014年3月以來，我國公司債券的違約就不斷發生，僅在2014年至2015年間，就有17個AA級公司債券發生了違約現象。而在這些違約的公司債券中，發生違約的第一支債券是“11超日債”。因此，本文選擇“11超日債”作為樣本，針對以“11超日債”為標的的信用違約互換進行實證研究。
“11超日債”的發行時間是2012年3月7日，上市日是是2012年4月20日，其相關信息是：發行額為10億元，面額為100元，期限為5年，票面利率為8.98%。在以“11超日債”為樣本進行研究時，1標準信用違約互換合約是針對1000萬元人民幣的“11超日債” 債券，可以保護1000萬元人民幣的“11超日債”債券免于違約損失。
1.基于簡約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價格的計算
基于簡約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進行計算時采用了兩組樣本數據，兩組樣本數據分別是2012年4月20日-2012年5月7日的日交易數據和2013年2月1日-2013年2月21日的日交易數據，具體數據分別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中所示的是上市后第一天到第十天的交易信息，可以看出，“11超日債”上市以后，市場行情是處于走高的趨勢，總體來看其市場價值高于債券的面值。表2中表示的是“11超日債” 是上市后的中期時間段的十個交易日的信息，可以看出，在“11超日債”上市以后的中期時間段，市場行情是處于走低的趨勢，總體來看其市場價值低于債券的面值。
根據表1中的數據和表2中的數據，利用公式（1）可計算出兩種情況下的信用違約互換合約的價格，其價格分別為每年42萬和每年89萬。由計算結果可知，當市場行情不好時，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會有所增加。假設“11超日債”的投資者在2012年5月8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每年只需要交42萬就可保1000萬債券免于違約損失。而假設“11超日債”的投資者在2013年2月22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每年需要交89萬才可保1000萬債券免于違約損失。
2.基于結構化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價格的計算
基于結構化模型計算信用違約互換價格時的思路與基于簡約模型的計算思路是不同的，因此，基于結構化模型計算信用違約互換價格時所采用的樣本數據與基于簡約模型計算時所采用的樣本數據也有所不同。基于結構化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價格進行計算時也采用了兩組樣本數據，兩組樣本數據分別是2012年3月31日的相關數據和2012年12月31日的相關數據，具體數據如表3所示。
表3表示的是“11超日債”發行初期和發行九個月后的公司情況，可以看出債券發行九個月后，其流動負債增加，資產總額減少，表明公司總體運行情況不是很好。根據表3所示的兩組樣本數據，由公式（2）即可計算出兩種情況下的違約概率，進而可計算出相應的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
根據第一組數據可計算出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為917萬，這917萬是5年的價格，將此數額進行換算，可得出每年的價格為183.4萬。根據第二組數據可計算出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為909萬，這909萬是4.17年的價格，將此數額進行換算，可得出每年的價格為210萬。由計算結果可知，當公司運行情況不好時，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會有所增加。假設“11超日債”的投資者在2012年4月1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每年需要交183.4萬可保1000萬債券免于違約損失。而假設“11超日債”的投資者在2013年1月1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每年需要交210萬才可保1000萬債券免于違約損失。
3.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的計算可以看出，基于簡約模型和結構化模型兩種方法得到的結果還是有較大差異的。
在基于簡約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價格的計算中，采用的樣本數據是2012年4月20日-2012年5月7日的日交易數據和2013年2月1日-2013年2月21日的日交易數據，其計算出的價格分別為每年42萬和每年89萬。而根據債券的票面利率8.98%，可以計算出投資者每年獲得的利息為89.8萬。如果“11超日債”的投資者在2012年5月8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根據合約價格和投資者每年獲得的利息可以計算出，投資者的平均收益率為4.78%。如果“11超日債”的投資者在2013年2月22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投資者的平均收益率為0.08%。
在基于結構化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價格的計算中，采用的樣本數據是2012年3月31日的相關數據和2012年12月31日的相關數據，其計算出的價格分別為每年183.4萬和每年210萬。而投資者每年獲得的利息收入為89.8萬。如果“11超日債”的投資者在2012年4月1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投資者的平均收益率為-9.36%。如果“11超日債”的投資者2013年1月1日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則投資者的平均收益率為-12.82%。
由以上分析可知，如果“11超日債”的投資者為了確保其購買的公司債券免于違約損失而購買了信用違約互換的話，其投資收益率是要受到一定影響的。但相比較而言，若按照基于結構化模型計算的價格購買信用違約互換，則平均收益率均為負值，表明對投資收益率的影響比較大，投資者會有較大的經濟負擔；而若按照基于簡約模型計算的價格購買信用違約互換，對投資收益率的影響相對較小，投資者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說，基于結構化模型計算出的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相對較高，而基于簡約模型計算出的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相對來說較為合理。
三、結論
我國公司債市場應用信用違約互換的關鍵問題是合約的定價問題。為研究這個問題，本文以“11超日債”為研究樣本，分別基于簡約模型和結構化模型對合約的定價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對結果進行了具體分析。實證研究表明，基于簡約模型進行定價的結果較之基于結構化模型進行定價的結果更為合理。
篇（6）
重癥顱腦損傷的發病較為急促且兇險，臨床致殘率和病死率較高。臨床診治過程中，對重癥顱腦損傷患者采取腸內營養支持，有助于增強患者機體免疫力，減少并發癥的發生，從而起到提高治療效果，改善患者預后的作用。針對這種情況，本文對我院收治的危重癥顱腦損傷患者實施早期腸內營養支持，取得十分滿意的效果，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12年3月～2014年5月收治的危重癥顱腦損傷患者84例，其中男性54例，女性30例；年齡19～60歲，平均年齡（42.7±6.8）歲。納入標準：①顱腦傷后12h內確診，格拉斯哥昏迷評分≤8分；②傷前無明顯嚴重臟器器質性病變；③無糖尿病及其他影響營養和代謝的內分泌疾病者；④無其他臟器嚴重合并傷者；⑤預計生存期≥15d。根據格拉斯哥昏迷評分將所有患者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每組42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降低顱內壓、預防感染等基礎治療，同時24h監測患者生命體征情況。治療組：傷后或術后24～48h進行鼻飼腸內營養，初始計量以小劑量為主，48h后給予能全力，初始計量為500ml/d，以50ml/h的速度持續鼻胃管滴注，然后逐步加至1000～1500ml/d。對照組：采用傳統延遲性胃腸營養，傷后1w出現腸鳴音給予鼻胃管腸內營養，營養液和劑量同治療組。
1.3觀察指標 對所有患者進行血常規和生化檢查，1次/d；行腰椎穿刺術取腦脊液行生化檢測和細菌培養；根據胸片檢查和患者臨床表現觀察兩組患者肺部病變情況。
1.4統計學方法 所有資料均采用SPSS 19.0 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療效比較 見表1。
從表1中可知，治療組血清總蛋白、白蛋白及外周淋巴細胞計數均明顯高于對照組，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見表2。
從表2中可知，治療組并發癥發生率31.0%，明顯低于對照組60.0%，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重癥顱腦損傷患者會因應激狀態，而導致腸道缺血性損害，從而引起腸蠕動及腸道黏膜細胞生長和代謝。相關研究表明，感染或創傷或引起腸道黏膜萎縮和滲透增強，從而導致細菌和內毒素發生位移，最終引起機體炎癥反應和多器官功能不全，甚至引起臟器感染[1]。
危重癥顱腦損傷患者機體多處于應激狀態，常表現為代謝紊亂、機體免疫力低下等癥狀，較易引發高血糖和低蛋白血癥。在本文研究中，通過對危重癥顱腦損傷患者進行早期腸內營養支持，結果顯示，治療組入院診治過程中的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組間差異（P
另外，經深入分析后可知，治療組各項生化指標明顯高于對照組，組間差異（P
綜上所述，對危重癥顱腦損傷患者給予早期腸內營養支持，可明顯改善患者營養狀況，減少并發癥和感染的發生，增強患者機體免疫力，促進患者康復及預后，值得臨床推廣及應用。
參考文獻：
篇（7）
試藥與儀器：植入用緩釋氟尿嘧啶，商品名：中人氟安，規格每瓶0.1 g，蕪湖中人藥業有限責任公司生產，國藥準字H20030345、批號20070625。高效液相色譜儀，Waters600型四元梯度泵，Waters2487型紫外光度檢測器，Waters Spherisorb C18柱，USA-WORTERS公司產。
2 臨床及藥動學試驗資料及方法
2.1 病例選擇 選擇我院普通外科2007年12月至2010年12月收治的40例胃癌及大腸癌患者，男23例、女17例；年齡36~73歲,平均48.5歲；病種分布：胃癌16例，結腸癌10例(其中1例為乙狀結腸癌術后復發)，直腸癌14例；病理類型：中分化腺癌18例，低分化腺癌12例，黏液腺癌6例，印戒細胞癌4例。
2.2 給藥方法 患者采取根治性手術方式，切除腫瘤及清除所屬區域淋巴結，在仔細探查的基礎上根據腫瘤分期,在手術結束關腹前，分多點植入緩釋氟尿嘧啶，總植入量400~800 mg:①常規行胃、賁門癌根治術，將緩釋氟尿嘧啶每點植入50~100 mg植入到可能發生轉移的區域，在無法進行局部植入的區域，將植入劑均勻地撒在其上。②常規行大腸癌根治術，將緩釋氟尿嘧啶400~800 mg植入到可能發生轉移的區域，直腸癌患者植于骨盆側壁側韌帶附著處、膀胱側間隙、閉孔血管周圍、髂血管周圍、腸系膜下動脈根部及腹主動脈周圍組織內；結腸癌患者植入手術創面、腸系膜根部、腸系膜下動脈根部、腸系膜上動脈根部軟組織內及肝、十二指腸韌帶漿膜下。③一般每一植藥點植藥不超過150 mg，為避免影響吻合口的愈合，要求植入的藥物距吻合口≥3 cm，術后每周復查血常規、肝腎功能。
2.3 血樣采集方法 全部患者分別于植藥前24 h和植藥后2、8 h及1、3、5、7、10、15、20、25和30 d時抽取外周靜脈血2.5 ml，以抗凝試管采集受試患者外周血，1 h內分離出血漿，于10 ml具塞試管內，-5℃以下保存，48 h內送實驗室處理。
2.4 血樣處理方法 高效液相色譜(HPLC)法。
3 結果
3.1 HPLC法的準確度和精密度驗證指標
取空白血漿0.5 ml 10份，各置10 ml具塞試管中，加入適量氟尿嘧啶對照品溶液，配制低、高濃度(0.10-2.0 μg/ml)含氟尿嘧啶的模擬血漿樣品。再按HPLC法處理及測定。得低濃度樣品的平均回收率為92.02%，日內RSD為3.2%；高濃度樣品的平均回收率為96.52%，日內RSD為4.5%。
另于5個工作日，各取空白血漿0.5 ml 1份，各置10 ml具塞試管中，加入適量氟尿嘧啶對照品溶液,配制含氟尿嘧啶濃度為0.50 μg/ml的模擬血漿樣品。再按HPLC法處理及測定。得各日樣品的測定值分別為0.45、0.48、0.46、0.52、0.44 μg/ml，日間RSD為6.7%。準確度和精密度均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0年版規定。
3.2 血藥濃度測定結果
術中植入緩釋氟尿嘧啶2 h后人體外周血中即可測到濃度均約0.12 μg/ml的氟尿嘧啶，約72 h血藥濃度達到峰值，平均約為(0.56±0.23) μg/ml，隨著時間的推移,血藥濃度緩慢下降并持續維持0.1 μg/ml有效濃度約20 d［7］。外周血藥濃度及藥時曲線變化見圖1。
4 討論
緩釋制劑具有獨特的長效特征和小的波動系數：藥物在體內迅速達到有效濃度，然后血藥濃度維持治療水平；有效血藥濃度時間延長，在體內保持較平穩的血藥濃度水平。這種給藥方式使全身正常細胞藥量負荷很少，從而將氟尿嘧啶的毒性控制在最小范圍。其意義在于及時殺滅腹腔內殘留微小病灶或腹腔內脫落之癌細胞，起到預防或推遲腫瘤復發的作用［8、9］。植藥結果顯示患者耐受性好, 植藥后3周內無明顯的全身、局部不良反應，多數患者經隨訪多數患者生活質量較術前有所提高。40例患者均未出現任何不良反應，因此800 mg可以作為胃癌及大腸癌術中植入中人氟安的臨床推薦劑量。本組患者生存期有待進一步觀察，但緩釋氟尿嘧啶植入劑及本實驗給藥方式，理論上可加大臨床治療期望。
此外，緩釋氟尿嘧啶術中植入區域性化療可大幅提高局部藥物濃度對作用時間之積分AUC，進而提高療效。化學藥物治療腫瘤的療效主要取決于腫瘤部位的藥物濃度及維持有效濃度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0版《臨床用藥須知》也指出氟尿嘧啶在類似的過程中作用時間越長“療效愈好而毒副作用相應減輕”。常規靜脈滴注給藥500 mg/m2(即約每人800 mg)，其AUC僅約10 μg•h/ml僅相當于本研究的1/14［10］。按臨床要求，氟尿嘧啶的有效血藥濃度為0.1 μg/ml,本試驗中40例患者均從約2 h起，外周血循環即形成有效濃度，并持續約20 d，且植藥后均未出現腹腔內出血、感染、吻合口瘺、腸梗阻，術后復查血常規、肝腎功能，未見明顯骨髓抑制和肝腎功能損害。由此可以推論：術中植入緩釋氟尿嘧啶安全可靠，且簡單易行，有利于提高臨床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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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Effect research of fast track surgery nursing measures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ZHANG Wei-hong. Operating Room， Shandong Jimo Ci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mo 266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ast track surgery nursing measures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8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ast track treatment group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with 54 cases in each group. Fast track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fast track surgery （FTS） nursing measure，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 for perioperative period nursing. Comparisons were made on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s， transfusion time， first evacuation time， first defecating time， and total hospitalization cos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the fast track treatment group receiving FTS had shortene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s， treatment time， first evacuation time， first defecating time， and lowered total hospitalization cost.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Fast track surgery； Colorectal cancer； Perioperative period； Nursing effect
近年來， 快速康復外科（fast track surgery， FTS）護理措施日益受到臨床的重視， 其主旨是減少患者的創傷和應激損害， 通過采用微創手術和一系列有循證醫學證據的圍手術期處理的優化措施， 減輕患者痛苦， 減少患者生理及心理方面的應激， 顯著改善患者術后康復速度， 縮短住院時間[1， 2]。本文應用FTS護理措施對結直腸癌圍手術期患者進行了有效的護理干預， 通過減少手術應激及并發癥， 加速患者術后胃腸道功能的恢復， 縮短了住院時間及住院總費用。現將研究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選取2013年10月～2014年12月在本院接受治療的108 例結直腸癌手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 隨機分為快速康復治療組和常規治療組。常規治療組患者54例， 采用常規護理措施， 其中男29例， 女25例；年齡28～72歲， 平均年齡（56.4±4.5）歲；其中升結腸癌8例， 橫結腸癌9例， 降結腸癌13例， 乙狀結腸癌13例， 直腸癌11例。快速康復治療組患者54例， 采用FTS護理措施， 其中男27例， 女27例；年齡27～73歲， 平均年齡（58.5±3.7）歲；其中升結腸癌9例， 橫結腸癌9例， 降結腸癌11例， 乙狀結腸癌12 例， 直腸癌13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在術前、術中、術后均進行病理診斷， 排除已發生遠處轉移、心肺功能差及嚴重器官功能障礙的患者， 現報告如下。
1. 2 治療方法
1. 2. 1 快速康復治療組 ①術前：首先對患者進行宣教告知， 進行術前風險評估， 評估項目包括患者年齡、 營養狀況、心肺功能及其他疾病情況等。對患者進行圍手術期心理護理， 詳細介紹快速康復外科護理的優點及圍手術期各個時間段需要患者及家屬配合的具體內容和方法， 進行心理護理， 減少患者的術前恐懼及焦慮心理， 采用FTS護理的患者， 不需進行常規機械性灌腸及口服瀉藥， 因機械性灌腸往往會導致脫水， 并增加術后并發癥的發生[3]。快速康復治療組采用術前1 d飲碳水化合物液體， 主要進腸內營養液的補充， 大量飲用葡萄糖電解質溶液并在術前6 h禁食， 術前3 h給予少量多次葡萄糖液體， 該方法可有效減少術后嚴重脫水和電解質紊亂。②術中及術后：采用硬膜外持續鎮痛， 控制液體輸入量， 注意保暖[4]。術后不留置胃管或在麻醉清醒后當即拔除， 術后24 h后拔除尿管， 直腸低位前切除于術后 2～3 d 拔除尿管， 盡可能不采用腹腔引流管， 排除低位直腸癌骶前切除吻合術患者， 其他結直腸癌手術者常規不放內引流管。手術當天可在床上輕微活動， 3 d后可下床自行活動， 逐漸增加每日活動量， 24 h后可飲用含蛋白質的營養液， 48 h后可進行半流質飲食， 72～96 h給予普通飲食。
1. 2. 2 常規治療組 ①術前：對患者進行常規宣教告知， 采用傳統術前3 d腸道準備法， 術前 3 d 開始口服瀉藥并聯合使用腸道抗生素， 實現全腸道機械性清洗， 術前晚清潔灌腸。術前12 h禁食、6 h禁水。研究表明， 長時間的禁食禁水易導致低血糖， 加重手術應激反應及術后并發癥的發生[5]。術前常規留置胃管。②術中及術后：采用全身麻醉， 術中不控制輸液量， 不采取保溫措施， 常規留置腹腔引流管， 導尿管保留 3～5 d， 胃管于排氣后拔出， 該方法增加了術后并發癥， 限制了患者術后的活動， 手術創口較大， 常規縫合需拆線。術后3 d內， 自行在床上或者在協助下被動活動， 3 d 后可下床活動， 胃管拔出后給予流食， 后逐步過度到半流食和普通飲食。
1. 3 出院標準 體溫正常， 無須靜脈補液， 能自主進食且不產生腹脹、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 切口愈合， 可自由活動， 術前癥狀消失， 無其他并發癥 。
1. 4 觀察指標 對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收集， 其觀察指標包括術后住院天數、首次排氣時間、首次排便時間及住院的總費用。
1. 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快速康復治療組與常規治療組患者術后首次排氣時間分別為（1.99 ±0.6）d、（3.3±0.8）d， 首次排便時間分別為（3.1±0.2）d、（4.5±0.5）d， 住院時間分別為（5.3±0.7）d、（6.9±0.5）d， 住院總費用分別為（15537±1368）元、（17324±1476）元， 兩組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篇（9）
[關鍵詞] 2型糖尿病；西格列汀；二甲雙胍；聯合治療
[中圖分類號] R58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4062（2017）03（a）-0032-02
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內分泌代謝疾病。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水平的不斷提高，2型糖尿病的發病率也呈上升趨勢，現已成為第3位威脅人類生命安全的疾病。胃癌是臨床上較為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發病率較高，一旦患者出現明顯的食欲減退或者發冷、貧血以及劇烈疼痛時就以屬于中晚期，而胃癌合并糖尿病的病情較為嚴重，因此有效的治療措施是保障患者健康的關鍵[1]，該文主要研究不同消化道重建手術方式對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及胃腸激素的影響，特選取2014年5月―2015年12月，57例患有2型糖尿病合并胃癌的患者進行研究，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5月―2015年12月，57例患有2型糖尿病合并胃癌的患者檠芯慷韻螅男性患者為30例，女性患者為27例，年齡28～70歲，平均年齡（41.5±2.5）歲，病程在6～9年。根據治療手法將這些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為29例患者，對照組為28例患者。經比較，兩組患者在年齡、病程及性別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氣管插管全麻，開腹行遠端胃切除、Billroth 式消化道重建及 D2 淋巴結清掃術等治療，根據患者的情況選擇相應的手術方式，保留殘胃 30% ～40%。
1.2.1 對照組 該組患者在手術中實施殘胃十二指腸吻合（ Billroth Ⅰ式）。
1.2.2 觀察組 行胃空腸吻合（ BillrothⅡ式），關閉十二指腸殘端，殘胃大彎和上段空腸端側吻合，胃空腸吻合距 Treitz 韌帶 10～30 cm。術中常規行腹盆腔沖洗，根據術中情況放置 1～2 根腹腔引流管[2]。
1.3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在治療后半年血糖（空腹血糖、空腹胰島素以及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紅蛋白、血脂、體質量指數）以及術后胃腸激素等的指標變化。
1.4 統計方法
采用 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 表示，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在治療前后血糖指標的對比
對照組患者術前的空腹血糖為（14.2±1.7）mmol/L、餐后2 h血糖為（19.7±8.9）mmol/L、空腹胰島素（13.5±7.8）mu/L、糖化血紅蛋白（7.9±1.1）%；觀察組患者指標：空腹血糖（13.9±2.1）mmol/L、餐后2 h血糖為（18.1±9.2）mmol/L、空腹胰島素（14.1±8.3）mu/L、糖化血紅蛋白（8.2±0.9）%， 兩組對比血糖指標無變化，對照組術后半年各項指標分別為（8.7±1.4）mmol/L，（7.9±1.6）mmol/L、（11.88±4.7）mu/L、（7.1±0.9）%，觀察組術后半年各項指標分別為：（6.1±1.2）mmol/L、（6.4±1.1）mmol/L、（8.7±3.4）mu/L、（6.3±0.4）%；兩組患者術后指標均下降，但是觀察組的患者在治療后的各項指標均低于對照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269 4，P
2.2 觀察兩組患者術后胃腸道激素情況
兩組患者治療前的空腹胰高血糖素樣肽-1（FGLP-1）及餐后 2 h 胰高血糖素樣肽-1（2 hGLP-1） 指標，對照組為（6.2±2.3）、（13.7±3.9）；觀察組為（6.1 ±2.1）、（13.1±4.2）；經治療1個月后兩組患者的這兩項指標分別為：對照組為（7.2±2.7）、（17.9±3.6）；觀察組為（8.3±2.6）、（23.4±3.1）， 經對比發現，兩組患者的空腹胰高血糖素樣肽-1（FGLP-1）及餐后 2 h 胰高血糖素樣肽-1 指標在術后 1 個月開始較術前明顯升高（t=0.364 8， 2.364 8， P
兩組患者治療前的空腹及餐后 2 h 葡萄糖依賴性腸促胰島素指標分別為：對照組為（11.5±2.1）、（15.2±2.2）；觀察組為（11.7±1.9）（14.3±2.6）。兩組患者經治療1個月后的空腹及餐后 2 h 葡萄糖依賴性腸促胰島素指標分別為：對照組為（11.1±1.4）、（13.1±1.9）；觀察組為（7.2±1.3）、（10.3±1.4）。對比兩組數據發現經治療后對照組和觀察組的兩項指標都明顯下降，但是觀察組下降幅度明顯優于對照組。
3 討論
現如今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類在飲食方面也不斷在變化，過多的攝入脂肪高和蛋白高的食物，加上運動的缺乏，導致糖尿病的發生。其典型癥狀為多尿、多飲、多食、消瘦等。目前主要治療方式是對血糖進行控制，但是單純的藥物治療并不能有效的控制血糖，而且還會引起患者出現低血糖的情況。在臨床治療中，手術治療糖尿病并不普及，多數均是采用藥物治療，但是長期的藥物治療會嚴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還會出現低血糖的風險[3]。
自上世紀末Pories等[4]發現胃旁路手術可以使 2 型糖尿病的患者手術后血糖恢復正常，進而手術治療開始逐漸應用與2型糖尿病中，但是單純的減容手術術后減重會出現反彈的情況，而胃腸轉流術則能明顯改善患者的病情。
現如今，對2型糖尿病的發病機制還是不明確，相關學者認為是腸、胰島素軸機制，其中認為 GLP-1是核心因素。GLP-1 主要由末端回腸的 L 細胞分泌，可以有效的促進胰島素分泌，進而導致β細胞分化增高，當未消化的食物過早的回到回腸，在食物的刺激下，會導致GLP-1 合成，同時導致其分泌并入血，刺激胰島素的分泌，進而降低血糖的濃度。而GIP 則是另一種“腸、胰島素軸機制”調節激素，是由K細胞分泌，進而抑制胃酸分泌，降低胃的蠕動，該物質也能刺激胰島素分泌，但如今飲食的不健康，高脂、高糖的大量攝入，會導致GIP 過度釋放，進而出現會肥胖、血糖升高及胰島素抵抗等情況[5]。
在該研究中，主要研究在手術過程中，實施不同消化道重建手術方式對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及胃腸激素的影響，采用的是殘胃十二指腸吻合（ Billroth Ⅰ式）和胃空腸吻合（BillrothⅡ式），其結果為采用胃空腸吻合的觀察組患者術后半年的血糖和胃腸道激素均優于對照組，這說明，將十二指腸和胃放空，可以降低食物對近端空腸的刺激，降低了GIP的釋放，緩解胰島素抵抗。而在沒有行轉流手術的 BillrothⅠ組患者中，由于食物依然會正常通過十二指腸及近端空腸，導致空腹及餐后 2 hGIP無變化，高濃度的GIP 對胰島素抵抗的作用依然存在，同時食物沒有提前達到回腸，不會增加GLP-1 的含量，導致降糖效果不理想[6]。
在研究中證實了胃空腸吻合（ BillrothⅡ式）在治療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的效果較高，可以降低患者的血糖，提高了胰高血糖素樣肽-1，但是該研究還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還需進一步研究調查。總之針對于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在實施手術后，選則BillrothⅡ式消化道重建術對其血糖改善明顯，提高患者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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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慧華，郭研，謅大進 .2 型糖尿病合并胃癌行胃切除后不同消化道重建對血糖代謝的影響[J].中華糖尿病雜志，2013，5（3）：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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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鴻浩，梁輝 .膽胰分流術與胃旁路術治療 2 型糖尿病的機制比較[J].中華胃腸外科雜志，2012，15（1）：134-137.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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