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和金融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際經濟和金融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然而，經濟增長過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問題卻不容忽視，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如何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戰略問題。另一方面，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展開，特別是2005年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資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大漲大落”等金融因素對我國宏觀經濟的沖擊也更加明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則更是凸顯了國際化背景下金融體系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幾個問題進行回答：一是我國金融部門的發展是否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在我國的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二是開放背景下，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我國地區經濟開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夠解釋金融發展效應的地區差異？所帶來的啟示是什么？對此，我們首先基于數據包絡分析和永續存盤法對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深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我們繼而深入分析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并對我國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效應的差異進行了對比分析。最后，我們在開放的視角下，進一步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有關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強調金融中介的資金動員職能，認為功能完善的銀行能夠通過發現和支持具有較大成功概率的創新項目而刺激創新，繼而推動經濟增長。此后經過Gurley和Shaw（1955）對Schumpeter思想的發展、Patrick（1966）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論的提出，金融發展理論漸成雛形。而在實證研究方面，結構主義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則首先應用跨國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的興起以及計量工具的迅速發展，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大量涌現。在理論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論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場的假定被逐漸放松，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渠道被加以細致分析。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對金融發展風險識別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對金融發展配置資源，促進產品和服務交換職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實證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樣本選取、控制變量選擇、金融發展指標選擇、分析方法等幾個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為以后的實證研究奠定了一個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隨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進一步爭論（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產業及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也大量出現。（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雖然總體層面上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層出不窮，但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具體渠道的分析卻仍然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采用截面回歸和廣義矩估計兩種方法對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資本積累、生產率進步和私人儲蓄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銀行部門有利于動員儲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的長期增長的結論。而Rioja和Valev（2004）則在Beck（2000）研究的基礎上，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研究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效應的差異。Rioja和Valev（2004）認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促進生產率提高實現的。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在資本積聚方面的作用則更為明顯。

伴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中介的快速發展，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現。這其中包括曹爾階（1992）、尚明、吳曉靈和羅蘭波（1992）對信用擴張與中國經濟增長和穩定性的研究；盧峰和姚洋（2004）、張軍（2005）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研究等。從現有研究來看，雖然在整體層面上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較為豐富，但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進一步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渠道，以及我國金融發展地區效應差異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獻仍然相對較少。同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逐步展開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生產企業的融資渠道與融資方式必然會與封閉條件下的情形有所差異。因此，在開放背景下，重新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二、方法和數據

（一）經濟增長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變量的符號均能在經濟學意義上加以解釋，說明我們控制變量的選取是合適的。重點考察金融發展對各經濟增長變量的影響，我們發現：

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統計上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發展在總體上有利的推動了我國地區經濟的發展。比較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變量系數的大小，發現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差異較大，中部地區最為明顯，其次是東部地區，金融發展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小。

具體分析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渠道，發現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進了各地區間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還對人均資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只不過，在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形成的相對貢獻有所差異而已。在東部地區，金融發展主要是通過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在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資本深化的特征較為明顯。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異。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從開放的視角下，對我國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效應存在差異的原因加以解釋。使用的模型見式（5）。

從表2可以看出，當在回歸方程中加入開放變量的交叉項，將視角由封閉轉向開放時，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又有所差異。注意到在以人均產出和人均資本形成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中，金融發展變量的符號顯著為正，而經濟開放變量與金融發展變量交叉項的符號顯著為負，這說明雖然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和資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作用隨著經濟開放水平的提高卻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中，金融發展變量及其交叉項的符號都顯著為正，則說明隨著對外經濟開放水平的提高，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逐漸增大。開放經濟條件下，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這一特征是與當前我國的發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對應的。這一點，在金融開放時，更容易理解。隨著各個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的增多，地區經濟發展中，生產活動面臨的融資約束有所降低，對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依賴也就相應減少，反映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便是資本形成效應和經濟增長效應的減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往往蘊含著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貿易部門相對于非貿易部門也往往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因此在貿易開放水平較高的地區，銀行部門會有更大的機會將貸款投放給那些制度完善、生產率較高的生產企業，金融發展對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也就更加明顯。

四、結論

綜上，對于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整體上看，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顯著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金融發展對我國地區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差異較大。金融發展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促進作用最為明顯，西部地區最小。從具體渠道來看，金融發展主要是通過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而在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資本深化的特征較為明顯。

第二，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同封閉條件相比也有顯著不同。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資產和私人部門信貸數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對信貸市場干預的減少對經濟增長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越來越為顯著。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更為有利的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變。

第三，為保證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盡快調整當前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實現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變。而這其中，金融部門的發展至關重要。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我國金融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對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所以在積極完善各地的制度環境和改善產業結構的同時，應繼續堅持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在繼續推動貿易開放逐步深化的同時，應謹慎有序的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以及通過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進一步促進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方式轉變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篇（2）

泛北部灣區域，包括一灣相擁的中國與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等東盟國家。泛北部灣區域合作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海上次區域合作，其中各國和地區間的金融合作與金融服務至關重要。

我國融入泛北部灣金融合作的意義

金融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其強大的杠桿功能使地區發展的原動力快速增強。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充分發揮區位和資源優勢，我國融入泛北部灣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各國金融機構之間的技術合作減少了銀行的損失。如加強跨行跨區域銀行承兌匯票查詢、復查業務的合作，減少托收過程中的“惡意延付、無理退票”等行為。其次，實現資本合作，強強聯合。建立合資金融公司，通過參股、入股等形式，依托資本紐帶建立資本型合作模式，充實銀行資本，降低銀行經營風險。這樣的合作方式可以使金融機構奠定業務上融合的基礎。再則，增強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能力。金融機構可以共同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建立對風險的協同反應機制，以加強風險預警，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最后，加快銀行業務結構調整，創新金融產品。

泛北部灣區域金融合作現狀

為加強區域內多邊經濟聯系、交流與合作，探討區域內經濟金融問題，亞洲地區成立了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且通過了一些合作協議，并以此為基礎構建起了泛北部灣金融合作框架。

(一)亞太經合組織(APEC)

APEC是亞太地區最具影響的經濟合作官方論壇，成立于1989年，目前共有21個成員國。在APEC組織下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建立各國財長論壇，為各國交流觀點和信息提供平臺，推動金融機構的發展和自由化。2001年6月，中國政府在海南三亞APEC財長會工作組會議上提出“APEC金融與發展項目”倡議，項目總規模250萬美元，其中由中國政府出資200萬美元，通過舉辦培訓、論壇和研究等活動，促進亞太地區金融與發展領域的能力建設。

(二)《清邁倡議》

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10+3”國的央行行長及財長會議正式通過了《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的倡議》(簡稱《清邁倡議》)。該倡議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東盟貨幣互換安排，建立“10+3”雙邊互換和回購協議網絡，促進資本流動的數據和信息交換，在金融監督體系的基礎上建立危機預警機制，以防范區域貨幣危機，維護區域金融穩定。按照安排，“10+3”框架內各國之間相繼簽署了一系列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尤以中、日、韓三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協議為主。《清邁倡議》對于防范金融危機、推動進一步的區域貨幣合作具有深遠的意義，也使東南亞貨幣金融合作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

(三)亞洲債券基金

2003年6月，11個亞太地區國家的中央銀行宣布成立亞洲債券基金，第一期總金額10億美元。2004年4月，又發行第二期，總額約為20億美元，投資于以亞洲本地貨幣計價的債券。亞洲債券基金的建立，表明東亞地區金融合作已從危機應對機制與流動性安排開始向實質性的旨在促進區域金融市場一體化和投資深化的安排轉變，有助于提高外匯資產的安全性和收益率，為區域內各國提供政策反饋的渠道。

泛北部灣地區絕大多數國家都屬于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金融合作盡管已經取得一定的進展，但由于地區的歷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及金融合作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復雜性，使得其金融合作也面臨不少困難。

我國融入泛北部灣金融合作面臨的困境

(一)經濟發展水平在區域內層次較低

區域金融合作對參與國之間經濟金融發展的一致性與同步性的要求，要高于對多樣性和互補性的要求。泛北部灣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各國人均GDP差距較大，經濟存在著發展階段和模式上的差異，呈明顯的梯形態勢(見表1)。新加坡、文萊為第一層次，馬來西亞為第二層次，中國與印尼、菲律賓為第三層次，越南為第四層次。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在區域內層次較低，增加了金融合作的難度。

(二)金融機構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

我國金融機構對政府依賴性的核心表現就是嚴重依靠國家投入資金來化解風險，導致金融不安全程度增高。除發行特別國債、用外匯儲備為國有商業銀行補充資金外，我國在1999年專門成立了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來剝離當時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不良資產剝離的狀況(見圖1)。我國金融機構自身化解不良資產的能力弱，對抗金融風險的能力不強，對國家的依賴度偏高，這也為區域內的金融合作帶來障礙。

(三)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較低

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主要局限在本國范圍內，開放程度、國際化程度較低。資本管制程度和資本流動量體現了一國金融一體化的程度。我國資本管制程度較高，在金融市場的資本流動量也不大，這意味著我國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不高，限制了我國融入區域金融合作。

另外，我國參加區域金融合作還存在其他困難。首先，人民幣沒有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是人民幣走向世界貨幣的必要前提。無法自由兌換的貨幣，其國際接受范圍將十分有限，風險度也相對較高。其次，金融市場不發達，銀行系統當前還存在不少問題。多數銀行的管理和業務水平不高，資產質量較差，各銀行財務指標參差不齊。

推進我國融入泛北部灣金融合作的對策

(一)大力發展經濟以構建金融合作平臺

中國現已成為亞洲地區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也使我國在亞洲乃至世界經濟舞臺上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發言權。2001-2006年中國GDP值(見圖2)，由圖2可知，中國經濟從2001年到2006年，連續6年保持8%至10%左右的增長速度。但同時也要看到目前中國還依然是一個人均GDP為2000多美元的國家，國民收入水平仍較低。在未來時期，中國仍應繼續大力發展經濟，保持國內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夯實經濟基礎，同時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承擔起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所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

(二)提高銀行的獨立性以增強抗風險能力

金融風險是以不良貸款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信用風險，銀行依靠國家注資來改善經營狀況，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必須通過不斷挖掘新的金融業務，增加優良資產，同時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處置不良資產，實現資產結構的優化，提高銀行的獨立性。一方面，我國當前開展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對銀行改善信貸期限結構，在宏觀上提高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大有裨益。同時從微觀角度也有助于促進銀行轉變盈利模式和提高資本充足率，從而積極提升銀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資產證券化發展程度是衡量市場經濟體系成熟度的指標之一，而且其在作為為企業發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資途徑的同時，也成為一般投資者進行資本市場投資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深化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展。

(三)金融機構業務創新

通過金融創新擺脫對傳統信貸業務的過度依賴，加大中間業務占比，從而實現資產結構和盈利模式的優化，逐步與泛北部灣國家的金融業務接軌和融合。金融創新包括業務創新和機構創新。業務創新主要是順應利率匯率政策的變化，主要通過表外業務來實現，包括貸款承諾、擔保、金融衍生工具和投資銀行業務等。而機構創新則是與證券化相伴隨的，包括融資的證券化以及資產的證券化，即將商業銀行貸款債權等流動性差的資產以證券形式進行轉讓，這就要求金融企業開展綜合經營，對傳統的中間業務進行創新。近年來，受資本約束和金融脫媒影響，國內金融創新發展步伐明顯加快，創新產品不斷推出，從某種程度上說，金融創新是未來衡量金融機構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四)加快融入區域內金融一體化進程

區域金融市場一體化是指國內和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緊密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逐步走向一個統一的金融市場的狀態和趨勢。其實質是通過區域內金融資源的自由流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區域內金融機構之間通過相互聯動來提供整體性的跨區域金融服務，包括區域支付結算體系的構建、金融機構間業務合作與跨境經營許可、投資自由化等。如:我國可以通過加強地區間金融機構的聯系與溝通，鼓勵金融機構開展跨地區股權合作;創造條件，引入外資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或投資入股境內金融機構;鼓勵金融機構之間開展銀團貸款、融資業務等合作;支持金融機構聯合進行業務創新，進一步提升經濟區的金融輻射和帶動作用。

參考文獻

篇（3）

引言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全球金融業成為了重要的發展趨勢，這種全球化金融模式、能夠加快金融行業的發展，但同時也將造成全球性的負面影響，例如當美國出現次貸危機時，就直接造成了其他國家的金融沖擊問題，這種連帶的影響力已經極大的影響了各國金融的穩定發展。從金融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到，金融部門在經濟波動發展中有著重要意義，當中國出現金融風險時，其將沖擊到金融行業的發展，進而引發一系列的金融發展問題，如銀行的錢荒現象，基于這一現象，在規劃宏觀經濟的發展時，必須要重視對金融摩擦與金融沖擊的深入研究[1]。我國經濟學者在進行宏觀經濟建模時，必須要充分考慮到金融沖擊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從而盡可能降低經濟的波動幅度，從而保證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1金融沖擊概述

企業的經營活動與經濟發展將直接受到融資情況的約束，這一論述雖然缺少宏觀數據的支持，但仍然擁有大量的研究對這一結論進行了論證。金融摩擦是指在發展不完善的金融市場中出現的金融市場摩擦。再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的相關數據進行了分析之后，可以發現我國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比例出現了一定變化，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點就是國內貸款占比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并且在經濟周期頻率上也出現了顯著波動[2]。這一數據波動情況表明，我國企業受到的融資限制越來越嚴重，相應的能夠獲得貸款金額也不斷下降。而市場中多數企業的借貸與還貸能力直接受到金融部分的影響，當金融部門出現擾動時將直接增加對企業的融資限制，并進而影響到企業的借貸能力，這種現象就被稱為金融沖擊。

2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的研究情況

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情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許多歐美國家的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這兩者存在的潛在聯系，并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在深入研讀了現有的關于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的文獻后，可以發現許多研究都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加入了金融市場不完善的因素，并在充分認識這種不完善性在不同機制中的影響作用，同時也分析了金融沖擊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存在的聯系對這種影響的削弱作用，這些研究充分奠定了對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研究的理論基礎[3]。在國內，我國經濟學家也對這研究問題展開了系統的探究，學者們普遍從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周期之間的練習、經濟波動特征以及相關約束因素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3金融沖擊對我國企業資本市場運行的影響

通常情況下，市場經濟發展與國家的企業市場經濟發展有著密切聯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企業數量與規模也得到了不斷擴大，這進一步促進了我國企業資本市場的發展，同時這一良好的企業資本市場環境也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在影響我國企業資本市場運行狀況的諸多因素中，外部環境中的金融沖擊仍然是最為主要的影響因素，國家為了更好的促進企業集團發展，在企業發展中提供了一定的“交叉補貼”，而實際情況是，當發生金融危機時，企業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發展、降低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有效避免自身經營風險，往往會刻意忽略對其他合作兄弟公司的經濟與業務援助，這直接導致在金融沖擊下，我國企業資本市場就會轉變為企業內部資本市場，而這種現象將給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從歷史上幾次金融危機中都可以看到，金融沖擊將給中國的企業資本市場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甚至會直接導致企業集團的破產，金融沖擊對我國企業資本市場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4]。

4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的關系

4.1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一直處于波折上升形式，而發生顯著經濟波動的階段主要集中在上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這一時期，在這段發展時期內，我國經歷了多重沖擊，包括亞洲金融危機、洪水自然災害以及非典侵襲等，這些災禍的發生直接造成了我國市場經濟增長形式的波折，并嚴重破壞了我國的金融市場環境，給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并造成了這段時期內社會經濟波動幅度過大的結果。從金融發展歷史情況中可以看到，我國金融市場環境的優劣將直接影響到市場經濟的波動情況，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維護金融市場的和諧秩序，能夠對控制我國經濟波動情況提供有力助力，從而始終保證市場經濟波動幅度處于合理幅度范圍之內。

4.2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之間的聯系

在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進行數據分析之后，能夠對現階段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進行深入研究。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可以被分為五個方面，包括自籌、外資引進以及國內貸款等，本文將重點對國內貸款進行深入分析。國內貸款就是企事業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的貸款行為，而獲得的貸款資金將用于企事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對我國的國內貸款數據進行了分析后發現，我國國內貸款在總貸款中的比重存在明顯下降，這一比例在2015年僅為19%，這一數據表明我國企事業存在借貸困難的發展問題，并面臨著巨大的融資約束限制。而根據市場研究結果，金融沖擊是造成我國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的重要原因，金融沖擊對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包括就業市場形勢波動、工資波動以及債務增長等，金融沖擊已經成為了我國經濟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必須要充分重視兩者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從而為更好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一定的參考意見。

4.3銀行利率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

社會發展形勢將影響銀行利率的變化，而銀行利率又將進一步影響市場價格的變化，并能夠間接反映出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我國銀行利率變化將受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而銀行利率也是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市場中的金融產品、金融服務將會隨著銀行利率的變化出現相應的調整，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而言，銀行利率對于金融市場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5]。我國一直采用的是傳統的資金共計方式，而這一方式已經不能較好的滿足市場投資中的資金需求，在這一背景下，銀行等一些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存儲能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穩定、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對市場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在當前階段，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證市場經濟的投資水平，避免因出現金融沖擊時投資者的行為變化而造成的市場經濟的劇烈波動。

結論

本文首先對金融沖擊進行了概述，并進一步分析了金融沖擊與金融波動的研究情況，同時也分析了金融沖擊對我國企業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探究了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的關系，從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金融沖擊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以及銀行利率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這三個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論述。當出現金融沖擊時，必須要保證較好的市場整體性，并充分掌握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的制定全面、科學的經濟調控策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國靜，田國強. 金融沖擊和中國經濟波動[J]. 經濟研究，2014，03：20-34.

[2]陳利鋒. 金融沖擊、企業生存狀況與中國經濟波動――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J]. 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5，05：1-13.

篇（4）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4（8）-0044-04

一、日本金融業綜合統計的基礎：資金流量賬戶

（一）概況

日本央行從1958年開始編制資金流量賬戶統計（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Statistics，FFA），記錄部門（金融機構、企業及住戶）間金融工具（也叫交易項目，如存款、貸款）引起的金融資產與負債的流動，涵蓋范圍遠遠超過美國和歐元區資金流量賬戶（見表1）。賬戶數據每季度公布一次，初步數據在報告期3個月后公布，最終數據在報告期6個月后公布，每年3月份對往期數據進行修訂。

（二）主要內容

1、統計框架。日本資金流量賬戶是反映不同經濟實體間金融交易以及相應的金融債權債務存量的矩陣。矩陣的“列”由各經濟實體構成，矩陣的“行”由金融資產與負債構成。矩陣包含三張表，其中，“交易表（流量表）”記錄某一時期的資金流動，反映每一經濟實體在金融交易后資產與負債的增減變化；“資產負債表（存量表）”記錄某一時期末經濟實體持有的資產與負債。總的來說，存量數據是流量數據的積累。但是，當交易項目的價格發生變化時，期初和期末余額就會不一致，這時就需要“調和表”來調和存量和流量之間由于價格變化導致的差異。流量與存量的關系如下：

（T-1）期的存量 + T期的金融交易流量 + T期的調和量（由于市場價值變化等）= T期的存量

2、矩陣的“列”與“行”。構成日本資金流量賬戶統計的“列”的經濟實體分成六大部門，包括“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政府部門”、“住戶部門”、“服務住戶的私人非盈利機構”以及“海外部門”。構成日本資金流量賬戶統計的“行”的金融工具（交易項目）包括“貨幣和存款”、“貸款”、“除股票之外的證券”、“股票和其他股權”以及“保險和養老準備”等等，以及上述的細項。總共有45個分部門和51個交易項目。

3、細化的補充信息。“資金流動賬戶細化數據”以及“非金融部門融資渠道”作為資金流量賬戶統計三張矩陣表（“交易表”、“資產負債表”及“調和表”）的參考材料。“資金流動賬戶細化數據”總共有4張表，分別是資金部門間流動表――國內債務證券（存量數）、資金部門間流動表――國內債務證券（流量數）、資金部門間流動表――貸款（存量數）以及資金部門間流動表――貸款（往前追溯5年的存量變化數）。矩陣反映每一個部門的金融交易，但是并不反映誰是融出方、誰是融入方及其融資工具。“資金流動賬戶細化數據”則彌補了這一缺陷。“非金融部門融資渠道”反映了國內非金融部門及海外部門是如何融資的。該表提供融資的流量及存量數據，以及存量（年末余額）同比增長率。

（三）編制方法

1、垂直法與水平法。資金流量賬戶的編制方法包括：一是垂直法，即通過使用各部門的財務報表來確定每一部門每一單元格的數據；二是水平法，即將每一個部門持有的資產/負債合計數分解到每一單元格。換言之，垂直法估算部門數據，水平法估算交易項目數據。

2、會計計量原則

（1）按市價計值（Mark-to-Market）。日本資金流量賬戶統計通過市場價值來同時評估資產和負債。例如，作為資產持有的股票以市值評估，同時，該股票作為其上市公司的資本也是以市值評估。即使是企業債券這種由經濟實體按面值償付的債務，資金流量賬戶也按市值進行估值。

（2）權責發生制（accrual basis）。日本資金流量賬戶統計原則上遵循權責發生制來記賬，這也是1993年SNA和IMF手冊采納的原則。權責發生制按借方/貸方關系發生的時點記錄交易情況，而不是按照現金轉移的時點。

3、統計的準確性。日本資金流量賬戶數據有時候也需要使用估計。例如，當只存在年度財務報表時，季度數據就必須估算得出；當數據延遲獲得時，有時候也使用上期數據代替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存在估算誤差。鑒此，當獲得更準確的原始數據時，日本資金流量賬戶統計就回溯修訂。日本央行指出，大約60%的資產估算的準確度為“高”，不到5%的資產的估算準確度為“低”。

二、將證券業信息納入金融業綜合統計

確定證券持有者的準確信息一直以來都是統計人員面對的最有挑戰性的工作。近年來，一些國家中央銀行開始建設證券數據庫以存儲證券持有人的準確信息。歐央行從2009年開始建設“中央證券數據庫”，國際清算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后一直致力于收集證券統計中持有方的信息。金融穩定委員會在2009年強調掌握風險在不同部門實際潛伏情況的重要性。日本央行從2009年開始探索將證券業信息納入金融業綜合統計。

（一）日本“中央證券存托”的主要特征

1、非中央政府債券的唯一簿記轉讓平臺。日本有兩套債券簿記轉讓平臺（book-entry transfer services），一是中央政府債券簿記轉讓平臺，由日本央行維護；另一個就是非中央政府債券簿記轉讓平臺，由日本證券存托中心（Japan Securities Depository Center， Inc， JASDEC）維護。該中心是根據“日本債券股票轉讓法”注冊的私人證券公司，為包括企業債券、股票、商業票據及投資信托在內的證券提供簿記轉讓服務。簿記轉讓系統從2002年開始運作，目前商業票據轉讓對該系統的使用率幾乎達到100%，其他證券交易對該系統的使用率也接近100%。“日本債券股票轉讓法”規定了該公司的簿記轉讓職能，但并不要求其向央行或統計部門提供統計信息。

2、鏈式賬戶。日本證券存托中心使用層疊式的賬戶結構（見圖1）。投資者首先在直接（或間接）賬戶管理機構開戶，當達成交易后，交易信息就從開戶機構發送到交易對手的開戶機構。如果圖中的投資者（i）向投資者（G）賣出證券，交易信息就流經機構E、A以及日本證券存托中心，并最終到達C，這時售出的證券就被登記在客戶G的賬上。然而，如果投資者（i）向投資者（ii）出售證券，交易信息僅在機構E內部進行處理。

賬戶管理機構（通常是銀行或證券公司）也可以直接擁有自己的賬戶（自有或自營賬戶），在交易系統中與客戶賬戶分離。截至2010年5月，系統中有直接賬戶管理機構89家，間接賬戶管理機構407家。

3、最終所有權（直接體系vs.間接體系）。日本證券存托中心與其他一些國家證券存托體系不同的地方是證券的最終所有權。在日本，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賬戶管理機構，都不會接收客戶賬戶中交易證券的所有權。這種體系稱為“直接體系”，意即賬戶管理機構僅僅保管投資者賬戶及提供簿記轉讓服務，證券的法定所有權歸投資者。

與“直接體系”相對應的是“間接體系”，在一些國家，一家賬戶管理機構從法律上持有資產，同時投資者在這些資產上保持權益，或是一項證券的權益從投資者轉移給賬戶管理機構。在間接體系下，很難判斷證券的最終持有者。

4、以單一證券為基礎（security by security）。在簿記轉讓系統中，所有數據都是以“單一證券”為基礎的。每一證券的信息都包括：證券名稱、證券發行方、面值、到期日等。對于那些向公眾開放的企業債券數據，可以從日本中央證券存托中心的網站上，通過證券名稱或是ISIN識別碼輕易查到。這種以單一證券為基礎的系統便于統計人員按照國民賬戶核算體系的要求對數據進行排序。

（二）將中央證券存托數據應用于資金流量賬戶

日本央行從2009年底開始陸續將中央證券存托數據納入資金流量賬戶，目前的進展包括以下方面。

1、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資產支持商業票據是結構化融資工具，在修訂前，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的數據通過估算得出（Sato，2009）。通過與日本證券存托中心的商討，日本央行明確了中央證券存托系統中的數據與日本央行對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的定義是一致的，因此決定使用其作為新的數據來源。

2、地方政府債券。地方政府債券無紙化是從2006年開始的，之前發行的債券信息是從已經注冊的債券信息進行推算，因此準確性大打折扣。無紙化開始后，絕大多數的地方政府債券信息都進入了簿記轉讓系統，因此央行能夠從系統中查找符合統計定義的債券信息。

3、向私人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日本央行目前還在審查其他結構化融資工具，如向私人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情況，因為需要通過抵押物的類別來對這些證券進行分類，以便將其歸類到資金流量賬戶中不同的交易項目（證券化產品或其他類型的企業債券）。

（三）目前面臨的挑戰

1、賬戶信息的層次太多。投資者信息只掌握在其賬戶管理機構手中，中央證券存托系統并不直接掌握。例如，中央證券存托系統和直接賬戶管理機構都處在鏈式結構的上游，無法知道一筆發生在間接賬戶管理機構內部交易的情況。大多數國家通過其他輔助信息源來克服上述困難。美國在統計非金融企業發行的債券和股票時，同時使用中央證券信托系統的數據和私人數據供應商的數據進行相互驗證。英國中央證券存托系統的數據并不直接用于統計，只是用作數據質量驗證。英國證券統計信息的數據源是倫敦的發行和支付機構。西班牙從中央證券存托系統中獲得本國居民發行并被非居民持有的債券信息，但該信息僅涵蓋債券第一次交易的對手方信息，如果債券多次交易，系統無法提供最終持有者信息，因此西班牙央行也向本國證券托管機構采集信息。在德國，中央證券存托機構僅是約2000家向央行報數的機構之一。在日本，中央證券存托中心可以直接提供的信息僅限于那些直接在該中心開戶的客戶，如圖1中的A、B和C。

2、客戶賬戶的保密性。在賬戶管理機構與客戶簽訂的協議中，客戶通常要求賬戶信息保密。為了克服這一困難，中央銀行需要與證券存托機構簽訂協議，只要求提供匯總數據。例如，美聯儲與中央證券存托機構簽訂的協議中有一條保密條款，禁止獲取單個公司層面的數據。

3、數據采集的合法性。美國、澳大利亞和智利都與其中央證券存托機構簽訂了合同或協議。德國和西班牙則制定了專門的中央銀行條例，對數據采集工作提出了強制要求。但是在日本，中央銀行僅是與證券從業機構達成某種共識。

三、政策建議

（一）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編制金融概覽方案

加強國際交流，梳理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在統計立法、監測框架、指標設置、數據共享等方面的經驗，重點研究將非銀行金融機構納入金融部門整體統計框架，擴大核心指標采集范圍，加大對創新金融工具和產品研究力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概覽編制方案。

（二）加快推進標準化建設，夯實金融統計基礎

標準化的優點是保證金融統計數據的客觀真實性，為監測跨機構、跨市場、跨境金融交易提供“搜索引擎”，同時保證金融統計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從根本上減輕微觀金融機構的報數成本和負擔，提高工作效率。可以考慮由人民銀行牽頭建立基于數據倉庫的金融業綜合統計信息平臺，實現統一、高效、方便、快捷的部門合作和信息共享，同時應進一步深化與國際組織統計標準的趨同性，增強國際信息共享。

（三）完善金融統計法規，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應在研究國內外相關統計法規和國內上位法的基礎上，由人民銀行牽頭對“一行三會”的統計管理規定進行梳理，盡快起草“金融統計管理條例”，在機構上覆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金融機構以及各行業交叉環節；在業務上覆蓋金融機構全部表內、表外業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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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urostat， IMF， OECD， UN and World Bank （1993），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1993 （1993 S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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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enture Enterprise Center， 2010 Survey Results on Trends in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December 2010.3.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A Case of Japan

ZHAN Yunsheng

篇（5）

文章編號：1003－4625（2009）03－0074－03中圖分類號：F831.59文獻標識碼：A

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美國第三大投行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華爾街新一輪金融危機由此爆發，當日道瓊斯指數（Dow&Jones）、標準普爾（S&P 500）、納斯達克(Nasdaq)收盤比前一個交易日分別下跌4.4%，4.7%，3.6%。此后美股一路下行，投資者對市場的迷茫和恐慌使得金融市場動蕩加劇。截至10月10日，美國三大股指道瓊斯指數，標準普爾、納斯達克分別比危機前一個交易日下跌21%、28.1%、27.1%。并且道瓊斯指數在10月6日至10月10日這一周還創下了道指歷史上最大周跌幅。此次美國股市短期內大幅下挫是繼1929年經濟大蕭條，1987年10月19日美國股市“黑色星期一”，1997年8月15日亞洲金融危機后最為嚴重的一次。

道瓊斯工業指數變化率（%）

美國股市下挫令美國陷入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熊市之一，也使得這場由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此次金融危機不斷從金融市場向實體經濟蔓延，流動性的危機更導致冰島銀行體系的崩潰和整個冰島國家陷入破產邊緣。

一、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機制

由于全球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24小時不間斷交易，金融市場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和地區其接受和釋放金融危機信號就越快。因此金融危機一旦爆發，首先通過一國金融市場傳導到另一國金融市場，進而再向實體經濟蔓延。一般認為，金融危機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傳導的。

（一）季風效應（Monsoonal Effect）

季風效應最早是由Masson（1998）提出的。Masson分析金融危機的傳導路徑時認為金融危機的傳導途徑通常有三種：季風效應，溢出效應和凈傳染效應。所謂“季風效應”是指由于共同的沖擊引起的危機傳導。比如主要工業國家實施的經濟政策會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政策產生相似的作用和影響。也有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共同危機”（Common Shocks）（Rudiger，Yung，Stijn 2000）。在這種共同危機的作用下，Corsetti, Pesenti, and Roubini（1998），Radelet and Sachs（1998)分別用實證的方法證明了美國利率政策的變化是導致拉丁美洲大規模資本流動的主要原因。同樣的，此次金融危機在次貸危機的共同沖擊下而引發了全面的流動性危機，這也印證了季風效應是危機傳導的途徑之一。

（二）溢出效應（Spillovers）

溢出效應通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金融溢出，另一種是貿易溢出。由于一國與他國經濟的聯系主要是通過貿易和金融，因此金融溢出和貿易溢出成為金融危機傳導的兩個重要途徑。當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該國出口、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資本流入都會大幅減少。比如1997年發生在亞洲的金融危機，泰國方面就備受金融和貿易的雙重打擊。泰國貨幣受到重挫后，與其有著貿易往來的各國也就相繼卷入這場危機中。Geriach和Smets (1994)研究了金融危機貿易聯系途徑的傳導機制，他們證明如果一國的貿易伙伴或者競爭對手貨幣貶值，則投資者預期改變，一國的貨幣也要發生相應的貨幣貶值，否則本國經濟將遭受投機性攻擊。Glick和Rose(1998)用實證研究表明貿易溢出是解釋危機傳導的重要途徑。受此次金融危機影響，美國國內需求急劇下降，與美國貿易較多的國家出口大幅度減少，使得以出口為導向的企業經營陷入困境，比如，玩具巨頭合俊集團的破產，在金融溢出和貿易溢出的雙重作用下金融危機加快了從金融市場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速度。

（三）凈傳染效應（Pure Contagion）

所謂凈傳染傳導是指金融危機是由宏觀基本面數據不能解釋的原因所引起的。其主要涉及的是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和多重均衡理論（multiple equilibriums）。在這一框架下，一國陷入危機后會引致另一國經濟走向“壞的均衡”，然而這種新均衡的特征卻是貨幣貶值，資產價格下降，資本外流和壞賬增加。Diamond 和 Dybvig’s (1983)建模對銀行擠兌事件進行了分析，證明了存款人是持有還是提取存款取決于其他存款人所采取的行動。因此在經濟危機發生時，這種均衡只有一種壞的結果，存款人由于恐慌心理而發生銀行擠兌。此次當金融危機使得冰島銀行體系陷入全面崩潰時，其主要存款人所在國英國立即查封了該國在英國的資產，以此避免冰島金融危機通過凈傳染效應使得英國金融業受到沖擊。

（四）羊群效應(Herd Behavior)

由于缺乏足夠的信息，投資者一般認為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其他國家也會發生類似的危機。Calvo 和 Mendoza證明了信息不對稱性以及收集和處理信息的高額費用是導致羊群效應的原因。Agenor 和 Aizenman（1998）證明了大部分中小投資者是沒有能力負擔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費用的。因此小投資者更愿意根據其他投資者的決策來作出自己相應的決策。小投資者往往跟隨大的投資者作出決策。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大投資人減持或賣出資產或投資組合時，小投資人會跟進減持和賣出，這就導致所謂的羊群效應。

二、華爾街金融危機背后的原因探討――道德，誠信，監管缺失

美國對于金融監管的態度有兩種經濟學觀點。一種是加強金融監管，第二種是放松金融監管。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就持第二種觀點。1929年的大蕭條后到20世紀80年代將近50年的時間里美國的金融監管實行的是加強監管“Regulation”為主。在這50年里美國建立了一整套對銀行的監管體系。20世紀80年代以后基本上是以放松監管“Deregulation”為主。在這期間美國金融市場蓬勃發展，新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不斷涌出，然而卻沒有相應的監管制度對其進行有效的約束。

8年前Ghosh就撰文指出了華爾街的這一弊端，D.N.Ghosh（2000）指出華爾街的繁華不是在有秩序地設計下建立起來的而是在不斷追求利潤的創新中發展和壯大的。Fred Hirsch 在他的“Limits to Growth”一書中指出華爾街“自我利益的實現為整個充滿競爭的市場提供了動力，然而道德、誠實和自我約束也是這個系統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強大的華爾街繁華下，沒有人去認真地研究這一問題。不幸的是這一次金融危機光顧了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

三、美國金融危機的實證研究

數據的選取：我們選取了自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的法國CAC 40指數，英國富時100指數，德國DAX指數，道瓊斯指數和上海上證綜合指數。以周平均指數計量，共145個觀察值。我們選取了有代表性的世界主要股票指數作為分析的對象。我們用股票市場指數來判斷一國經濟和另一國經濟的關聯程度，如果在一段時間內兩國股指變化有因果關系說明兩國經濟關聯程度較大，反之，說明兩國經濟關聯程度較小。

（一）單位根檢驗平穩性

由Granger 因果關系的定義知，所檢驗的時間序列必須保證嚴格平穩的前提，否則容易出現“偽回歸”，所以在進行Granger 因果檢驗之前先對單位根進行檢驗。這里采用的是LLC的ADF單位根檢驗。

yit=?琢yit-1+■?茁ijyit-j+x′it?啄+?著it

假設檢驗: H0??琢=0，H1??琢

H0假設存在單位根。如果接受原假設H0，而拒絕H1，說明序列yt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的；否則說明序列yt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

Null Hypothesis: Unit root (common unit root process)

Date: 10/20/08 Time: 15:54

Sample: 1 145

Series: DOWJONES, CAC40, DAX, FTSE100, SSE

Exogenous variables: Individual effects

Automatic selection of maximum lags

Automatic selection of lags based on SIC: 0

Newey-West bandwidth selection using Bartlett kernel

Total (balanced) observations: 720

Cross-sections included: 5

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H0說明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是1.645。

（二）Granger葛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yt=?琢0+?琢1yt-1+...?琢iyt-i+?茁1xt-1+...+?茁ix-i+?著t

xt=?琢0+?琢1xt-1+...?琢ixt-i+?茁1yt-1+...+?茁iy-i+?滋t

使用聯合假設：

?茁1=?茁2=...=?茁i=0

虛擬假設H0?X不是引起Y的葛蘭杰原因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Date: 10/20/08 Time: 15?48

Sample: 1 145

Lags: 4

從上面的Granger 因果檢驗可以看出在10組數據中，涉及上海上證綜合指數的4組數據中全部為單向因果關系，沒有雙向因果關系，而剩余的6組不含上證綜指的數據中有2組數據具有雙向因果關系，2組數據具有單向因果關系。由此可見中國的經濟與美國和歐盟關聯性較弱。

（三）脈沖響應分析

**F檢驗10%顯著水平的臨界值分別為1.99，表示具有雙向因果關系。*表示具有單向因果關系。

結論：由以上分析可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股指變化更具有因果關系的特征，而中國股指變化與上述四國因果關系較弱，說明中國經濟與其他幾國經濟的關聯程度較低。從脈沖分析圖可以看出危機發生后，中國受到美國市場的沖擊最小而其他幾國市場受到沖擊后脈沖圖下滑趨勢明顯。通過分析我們認為經濟關聯程度高的國家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并且沖擊的程度越大；相反，經濟關聯程度低的國家受危機沖擊的程度要小。

參考文獻：

篇（6）

金融普惠性聯盟執行主席、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研究員阿爾弗雷德·翰尼葛（Alfred Hannig）認為：“金融普惠的目的在于將‘無銀行服務’人群納入正規的金融系統，從而使他們有機會得到儲蓄、支付、信貸和保險等金融服務。”這里強調的是一種獲取金融服務的機會，正好對應了受到金融排斥的人們獲取金融服務的問題。金融普惠概念的提出，就是為弱勢群體提供平等地享受現代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有效地為社會所有階層、群體以及公民提供金融服務。

金融普惠阻止了金融排斥的盛行，金錢指導和教育使人們能夠很好地使用金融產品和服務，以最大化金錢的使用價值；銀行賬戶增強了存儲、保存和使用金錢安全性；電子支付能夠使人們通過網絡或電話購物買到更便宜的商品，同時銀行賬戶也是人們使用其他服務的一個通道，例如建立信用評級、了解金融、使用促銷商品等；負擔得起的信貸和儲蓄可以在人們遇到收入或支出變化時，甚至是一生中平衡消費支出，應付意外狀況時的緊急需求；保險可以補償在遇到火災或者盜竊一類危機時失去的財產，或者在旅游時受到保護；債務建議幫助人們管理應對危機。

金融普惠和金融排斥作為金融發展領域密不可分的兩個部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對立。金融排斥從現有問題出發，指出問題的存在性及現狀，金融普惠是對現有問題采取補救措施，應對問題解決問題，為解決金融排斥問題做實質性的行動支持。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金融普惠的提升可以有效解決金融排斥。

英國的慈善機構和金融普惠

就應對金融排斥、提升金融普惠而言，需要很多方法共同開展此類工作，該領域工作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必然首當其沖，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在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門機構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例如構建金融能力和提供債務建議，改善金融產品的設計和供給，宣傳和游說更廣泛的金融市場改革等，可以根據部門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這些都為第三部門機構發揮自己力量提供了舞臺空間。對慈善機構和捐贈者而言，正好可以利用自己的基金做一些金融普惠的工作，同時由于沒有先例可循以及不知道該如何干預工作，因此這些工作又是具有挑戰性的。

慈善機構的活動

慈善機構最明智的選擇是謹慎分配它們的基金，在應對金融排斥的過程中，按英國經驗來看，慈善機構在決定投資何處之前，有必要看一下所選領域目前已有的基金去向并比較各自的效果，從而科學地投資。對于試圖將自己定位在金融普惠部門的捐贈者們而言，一般僅僅只針對受到金融排斥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特定群體開展慈善工作，例如無家可歸者或受虐待兒童一類的特殊群體，以開展金融普惠的某一個或幾個特定功能，很少有組織能全面兼顧。在英國實際的操作中，有相當多的慈善機構表現出對“金錢指導”之類的問題感興趣，許多特定組織為受到排斥的群體提供債務建議和貨幣教育，也有越來越多的住房協會和一些扶貧慈善機構加入進來，主要目標對象是無家可歸者或難民一類的受排斥群體。該領域的慈善機構主要幫助客戶處理個人金融問題，從技術上來講，慈善機構在這里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產品。許多慈善機構隸屬于某一特定的貧困地區，而并未給自己貼上金融排斥慈善機構的標簽。

基金情況

如果基金情況反映了慈善機構應對金融排斥的程度，那么對捐贈者而言，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了解基金的情況到底如何。

金融服務產業。評估銀行在金融普惠工作中的花費是件很困難的事情，部分是由于無法從公共渠道獲得所有的數據，部分是由于銀行有時僅通過它們自己的基金會為金融普惠籌集資金。據英國的實踐來看，涉及的金額大約幾百萬英鎊，然而，分析人士一直無法將這些花費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衡量。在該領域的參與者包括蘇格蘭皇家銀行和巴克萊銀行，而且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已經成為公民建議局的堅強支持者，英國保誠保險公司開展的教育計劃為受到金融排斥的人們提供生活上的金融技能的培訓。英國慈善基金會常常開展關于提升工作能力方面的工作，而且通常情況下的目標對象是學校和孩子們而不是專門針對受排斥的個體。

金融服務公司也有助于提供債務建議，像消費者信貸咨詢服務一類的慈善機構有一個關于債權人支付債務建議的安排，在“公平份額貢獻”活動中，不管慈善是否幫助客戶償還任何債務，債權人都同意為慈善捐贈一定比例（通常是10%），通過最大化債權人的貢獻，消費者信貸咨詢服務的債務建議模型現在是獨立進行，通過一兩家銀行刻畫出一個支持第三部門放款人的獨特角色。如巴克萊銀行通過由信用社理事會發展出來的金融監控和業務規劃系統，給予信用社技術和金融上的幫助。此外，設計應對金融排斥的一些機構不僅僅是捐款，例如，匯豐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和巴克萊銀行設計出了金融培訓資料，并且招募教育和建議工程中的員工志愿者。

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會。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會也致力于為金融普惠問題捐贈資金，但是和銀行遇到的情況一樣，無法直截了當地確定他們總花費的數目。從整體上來講，通過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影響，使得信托基金和基金會能夠比銀行獲得更廣闊的資助，而且資金能相對均勻地擴散在金錢建議、金融教育和第三部門借款人之間，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和評估已經得到了廣泛支持。大多數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會對金融普惠活動的開展采取了一個微妙的方法，即通過支持旨在低收入者和特定的受剝削的特殊群體推行金融普惠工作，包含一些高度參與的捐贈者在內的慈善信托，菲爾巴恩基金會等一些基金組織在該領域內已經具備了公認的專業水準。

捐贈者和金融普惠

在英國，捐贈者們選擇支持特定組織的一種方式是使用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建議，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報告會列舉許多不同的慈善組織以及他們在應對金融排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而且對一小部分基金會自認為特別有效的慈善機構的名字突出顯示，在每個領域都盡可能地選出一兩個具有優先權的組織，這些組織的名字掛在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官網上，而且捐贈者們可以免費下載下來參考。分析員們試圖根據英國慈善基金會的推薦、取得這些成績的能力以及評估這些結果的風險來均衡地選擇慈善機構，研究慈善機構的標準是按《成功資助》概括的標準執行，也可以在英國慈善基金會的網站上下載英國慈善基金會評估慈善基金會的方法來參考。盡管英國慈善基金會的推薦并不一定是最權威的組織排名，但從廣泛的關注程度來看，他們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在這部分里的推薦將跟隨時間進行更新，分析師們也試圖定期確認組織的性能，并定期地添加新組織的名單。

當然，英國慈善基金會并不可能訪問所有致力于金融排斥工作的慈善組織，事實上這種組織真的是太多了。如果捐贈者想要支持英國慈善基金會沒有調查到的慈善機構，也可以利用《成功資助》里概括的標準自主進行審查。

捐贈者們在上面涉及到的金融排斥領域的工作，同時也會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

第一，這個領域是迅速變化的，有許多正在開展的活動，而且跟蹤新的政策舉措也非常困難，更不用提新興的實踐了。

第二，政府是一個占據主導地位的資助者，應當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另外一些金融服務公司和基金會也熱心于支持有效的或創新的工作。

第三，每個領域的選擇范圍并不是太寬，許多對金融排斥感興趣的組織在結構上非常相似——而且大多數是債務建議提供者。

此外，英國慈善基金會發現在金融排斥領域有一些跨部門的問題，需要捐贈者提供更多的捐贈，需要他們在產品設計和供給上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因為該領域沒有組織資助，而且并不單單只在一個獨立的部門內部就可以解決問題，還有究竟需要在這個問題上做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對這些捐贈者而言，援助可能有時是帶來更多的影響、能力、技術和合伙關系，而不僅僅是提供資金。

英國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總體來說，再有效的措施都會有些不足之處，而且都有一些顯著的負面影響，同樣對基金組織而言總可以找到不參與這類活動的原因，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不足也正好為慈善機構提供了很多投資機會，因此，英國慈善組織參與到金融普惠的工作在帶給中國慈善事業一些經驗參考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應對危機

在進行全面綜合的考慮時，肯定會優先考慮債務建議，主要是因為來自英國慈善機構的報告稱這方面的需求太多以至于無法全部滿足。涉及到公民咨詢處和住房協會以及授信機構之間的關系，兩者都是幫助確定性受到金融排斥者的好方法。捐贈者可以支持致力于給出債務建議的機構，而不是只具有“事故和急診”功能的組織，例如反對貧困的基督徒模型，在債務解決以后仍然持有一個繼續進行的儲蓄和分期付款的賬戶，意味著將來客戶再度陷入金融難題的可能性更小。混合供給可以有更廣泛的影響，消費者信貸咨詢服務已經是開發有效的電話和網絡建議的市場領導者，而且在已經提供的電話服務的基礎上還有一系列更深的計劃。

對于中國慈善機構而言，在已知債務建議是一種有效減輕一個人金融壓力的情況下，捐贈者在這里可以資助更多的活動，但是應該注意將目標定位于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同時還需要注意最大化由電話和網絡提供服務的質和量問題，以及盡可能多地爭取來自政府或金融服務產業的長期贊助。為了達到預防的效果，有關債務的建議應該更有整體性，而且爭取做到盡可能早地干預。贊助者還可以改進針對受排斥群體的推廣建議一類的申請上的贊助模式，也可以資助更早申請一類的方式。

提升金融能力

英國慈善基金會為捐贈者們找到了一個可以明確發揮作用的領域，包括諸如產品教育一類的產品鏈接，針對家庭或社會網絡的方法。英國的貴格社會行動已經由其造錢計劃開創性地嘗試了一個試點方法，即同等看待家庭金融和創造性的組織活動及討論，通過試點發現這種教育方法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目前就英國經驗來看，在提升金融能力的領域中金融教育具有優先權，主要是由于提升能力的潛在收益很高。然而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尚不能恰當地對許多現存的規定進行評估，而且在繼續教育學院以外暫時還沒有專門為成人使用的小規模的政府資助金。英國的社區發展金融機構的開展的公平金融會給那些正在申請貸款的人們有關建議和教育的資料，但是卻不肯給予他們貸款。

對于中國的捐贈者而言，可以支持提供這類服務，并且伴隨人們真正使用到的商品一起推廣。更一般地說，可以利用特定的教育方法影響的縱向證據進行評估，投資于那些評估中起作用的因素很重要，進而影響政府投資。為成年人開展的貨幣教育同樣也需要達到更大規模，像信貸行動那樣通過使用材料教育的活動來實現這一目標，而且目標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慈善機構是惠及金融排斥者，則實施的方法之一可以是通過已經致力于排斥組織的中介機構執行，信貸行動也可以在其他慈善機構幫助塑造員工的信心來教育客戶建構能力。對于已經獲得過諸如債務建議或信貸一類的金融服務人們而言，他們對金融教育也比較容易接受。還有一個研究、創新和游說改變人們金融違約的方式的領域供捐贈者自由發揮，該領域比較不容易確定贊助什么，因此捐贈者可以參考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自主決定，開拓創新。

設計和供給產品

第三部門放款人更感興趣是提供更靈活的金融產品，例如信貸、儲蓄和銀行賬戶等，這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規模和影響程度。支持應對潛在技術和組織約束，對于解決這些障礙非常重要，捐贈者們可以和個體信用社或借款人一起拓寬可用產品的范圍，也可以在行業層面上和主流協會一起協作。像保險、分期付款和儲蓄一類的主流產品的供給是明顯不足的，慈善機構可以針對主流供給培育出更合適的產品。最后，捐助者可以參與游說金融服務公司改善產品，比如說服分支機構人員更尊重地對待低收入消費者，說服保險公司不對顧客因年齡不同加以區別對待，或反對關閉郵政網點等。

金融服務市場

篇（7）

一是全球經濟正處于長周期的下行階段。熊彼特認為，企業家創新的集群式出現推動世界經濟呈現出長周期波動，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歷時54-60年。一般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信息產業革命開啟了新一輪世界經濟長周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這一波周期進入了下行階段。這意味著中低速增長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新常態。

二是如何從危機中走向復蘇仍是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任務。鑒于1929年大蕭條的巨大破壞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無前例的集體救市運動。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紛紛實行量化寬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國際流動性;其他國家跟隨出臺極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中國也第一時間推出四萬億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在托底全球市場需求、穩定信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短期內，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對理想的效果，主要國家金融體系的有毒資產被有效隔離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國家銀行體系及時恢復了融資功能。在極寬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國家資產價格很快迎來新一輪漲勢。

然而，寬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債臺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機強度和烈度的同時，也延緩了市場出清，直觀表現在企業層面，大量“僵尸企業”茍延殘喘，妨礙資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層面，有毒資產長期得不到徹底清理，金融機構融資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觀經濟層面，實際利率居高不下，資產價格高漲和實體經濟疲軟并存，全球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調整期，某些經濟學家甚至討論陷入“L”型復蘇的可能。

三是復雜和分化是當前和未來全球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觀經濟變數，因此全球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各國復蘇進程不一，各經濟板塊運行差異明顯。總體看，美國等彈性較強、市場出清和結構調整較快的經濟體表現出更強的復蘇勢頭;歐元區受制于統一財政政策的缺失，不斷爆發的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經濟復蘇;日本受人口老齡化困擾，難以走出長期通縮困境;新興經濟體易受外部沖擊影響，金融市場波動增大。從短期看，造成這些板塊經濟分化的基本因素難以得到徹底改觀，因此，復雜和分化仍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全球經濟運行的基調。

四是推進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是引發此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失衡主要表現為：一是美國經常項目巨額逆差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大量順差長期持續。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驟增，其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1.6%飆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常賬戶順差快速增長，其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1.1%飆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長期背離。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制造業中心轉移到新興市場，而貨幣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國等少數發達市場國家。于是就形成了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西方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用出口換取的外匯去購買這些產品;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的失衡甚至“荒謬”的全球經濟布局。三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造成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權利與義務的失衡。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發行失去了黃金儲備的制約，在理論上具有了無限發行的權力。在現實中，由于美元一家獨大，儲備貨幣發行缺乏有效競爭，美元發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從于美國國內經濟需求，往往表現為其他國家分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未來全球經濟能否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根本上取決于能否推進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縮是全球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量化寬松政策直接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意味著大量基礎貨幣的投放。與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聯儲、英格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膨脹了4倍。但全球卻面臨普遍的通貨緊縮壓力，主要國家的通脹率始終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歐元區核心通脹率更是長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這種現象的背后是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不暢。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在全球性調整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難得的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總體仍在合理區間。當前國內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不足，主要表現為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增速緩中略升，進口降幅擴大。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總體仍在合理區間，為結構調整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需求迫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延緩了我國經濟的調整，造成失衡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結構性短缺和過剩并存，投資和出口驅動依賴嚴重等。中國經濟亟待通過結構調整重新激發經濟活力，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紅利加速消退。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報告顯示，2010-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人口紅利面臨加速消失的風險。這將對經濟潛在增速產生深刻影響，進而對勞動生產率、利率、匯率等政策變量產生重大影響。

四是改革動力有待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已度過了帕累托改進的增量改革階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階段，面臨的阻力空前增長，改革的動力亟待進一步增強。但“危”也意味著“機”，國際金融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國內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速釋放改革紅利。

中國的應對

在當前挑戰與機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國能否迎難而上，這是關系到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能否躍過“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國過渡到強國的關鍵所在。

一是銳意改革，加快結構調整，集中釋放制度紅利。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國經濟要行穩致遠，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場“雙引擎驅動”，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造升級傳統引擎。

篇（8）

除正規金融外，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著大量的非正規金融，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信貸市場失靈，尤其是為農村地區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非正規金融卻在農村蓬勃發展起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非正規金融是一種在世界各地存在的金融現象，但理論界對其發揮的作用并沒有達成一致。基于此，本文從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現狀出發，側重研究非正規金融對我國農村發展的社會經濟效應、存在的內在缺陷和引導與規范非正規金融健康發展的對策。非正規金融與農村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的關系，非正規金融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理想途徑之一，成為農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農村經濟可以通過非正規金融更好地提高經濟效益。首先，非正規金融對我國農村發展天然地具有較強的市場親和力，它的存在和適度發展有利于彌補農村地區正規金融供給的不足。其次，非正規金融能推動農村金融體系形成多樣化競爭格局。再次，非正規金融的存在和發展屬民間自發性制度創新，這種創新若經過政府的合理引導，對我國金融制度的積極演進將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2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現狀

2．1發展規模

改革開放之初，非正規金融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不明顯。從1986年，非正規金融的規模開始超過正規金融的規模，1999年農村合作基金會關閉后，農村非正規金融更加活躍。農業部農業經濟研究中心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294個農戶的常規調查表明，2000年農戶貸款來源中，有68．4％來自私人借貸。2002年，這一比例上升到72．3％。從地區分布看，越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戶從非正規金融借貸的比重越高；從融資用途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非正規金融主要用于非生產方面，而東部較發達地區則主要用于生產和經營活動。

2．2趨勢特征

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主要表現在：

（1）公開化。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政府對非正規金融活動的打擊措施比較嚴厲，處于萌芽期的非正規金融活動較為隱蔽，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盈利性質的非正規金融活動逐漸被人們接受。一些地方基層政府開始認識到農村民間借貸對地方經濟的積極作用，并逐漸放松對民間借貸的打壓措施，使得農村非正規金融由隱蔽逐步轉向一定程度的公開。

（2）組織化。過去，農村非正規金融借貸的主體絕大多數是個人，現在一些村鎮集體和企業也參與到非正規金融的借貸活動中。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借貸主體由傳統的個人行為向組織結構發展。

（3）規范化。以往的農村非正規金融多以口頭信用約定為主，符合人們文化水平較低的現實。現在，隨著人們風險意識的加強，出現了以存單、債券、房地產等抵押、質押的情況。農村非正規金融交易活動逐步規范化。

3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存在的問題

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雖然在彌補正規金融不足和促進金融機構改革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內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諸多問題。

3．1規模和范圍上存在劣勢

農村非正規金融只能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才有效率，這導致了農村非正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的劣勢。農村非正規金融在活動范圍和規模上的劣勢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范圍和規模的狹小使得小范圍內的經濟主體面臨的風險無法通過多樣化進行有效分散，導致了較高的關聯風險；其次，農村非正規金融活動范圍狹小，資金的轉移只能在小范圍內實現，不利于資金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損失；再次，金融是一個特別追求規模效益的行業，然而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小規模經營會使得單筆金融業務的運作成本無法通過規模的擴大進行分攤。

3．2內部經營管理混亂，經營風險較大

由于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制度不規范，內部經營管理較為混亂，大部分非正規金融機構沒有建立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及審計稽核制度，其籌資、征信、信用審核、授信、風險承擔等能力低下。同時，由于大多不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帳準備金以抵御風險，經營風險較大。

3．3影響農村社會穩定

由于農村非正規金融是一種自發、盲目、分散的信貸活動，交易方式相對簡單，借款手續不規范，極易引起債權債務糾紛和集資欺詐等問題，嚴重時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債不還的情況下，不少債權人通過暴力收回借款，民間也因此出現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追債公司，直接影響農村社會穩定。

3．4不利于國家對農村經濟的宏觀調控

農村非正規金融分流了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吸收存款的能力，從而削弱了正規金融貸款的能力，進而影響金融的宏觀調控效果。一些不符合農村經濟宏觀政策的項目由非正規金融為其融資，結果造成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4規范發展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對策

4．1賦予農村非正規金融合法地位

國家應正式承認民間借貸的合理性，讓其獲得與正規金融同樣的發展空間。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曾通過使民間金融“合法化”的方式來規范民間金融，并取得了較好成效。當前，應引導私人錢莊、民間合會等組織走向前臺，向規范化、合法化金融轉變。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部門開始正視并肯定民間金融的作用。2005年4月，央行副行長吳曉靈表示，能為小企業和小額貸款需求者提供最好服務的還是非正式金融，政府不應該對民間的合法的金融行為進行過度的干預。2005年5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明確指出“要正確認識民間融資的補充作用”，這被普遍看做是央行首次對流行于中國農村的民間借貸的正面的積極的評價。最高監管機構對民間金融的肯定態度加快了民間金融的規范化進程，2005年央行選擇山西平遙、貴州江口、四川廣漢和陜西進行民間小額信貸的試點工作，引導民間金融的融資活動走向正軌，并將民間融資納入金融監管機構的正式監管之下。

4．2加強對非正規金融的規范與管理

政府應允許非正規金融組織注冊登記，按正規金融的要求進行監督管理。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要求持有一定的資本金數額，但不能強求一致，可按地域做出不同的規定，發達地區適當要求高一些，欠發達地區低一些。規定管理人員與從業人員的資格。對管理人員與從業人員的資歷作出限定。限定非正規金融組織的業務范圍，不容許其經營風險大的股票交易、黃金交易、外匯交易等金融業務。從上述各方面加以嚴格監管，健全市場契約制度，使非正規金融組織合法規范運作。除此之外，政府及有關部門還要加強對非正規金融的監測。建立監測系統，掌握資金來源、去向、運行情況、利率水平等等。隨時監測風險，隨時警報，以便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非正規金融帶來的金融風險。

4．3改革農村正規金融，替代部分農村非正規金融要大力發展和完善正規金融機構

首先，拓展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范圍，采取有力措施以保證資金能真正用于農業領域。改造發展農村合作金融，推進信用合作社改制。財政支持商業銀行農貸業務，引導商業性金融對農業的投入。改革郵政儲蓄業務，防止資金流人城市。其次，鼓勵正規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例如，正規金融機構對農業龍頭企業提供貸款，農業龍頭企業可對農戶采取生產資料賒銷，發放農業生產預付款等商業信用的方式使農戶得到資金融通。還可通過證券市場，如農村龍頭企業發行股票債券等融資方式拓寬籌資渠道。

對農村新技術新成果的研發推行也可試行風險資本投資業務。商業銀行還可通過創新信托業務為農戶提供服務，如委托貸款，為民間借貸雙方牽線搭橋。銀行根據委托人確定的貸款對象、用途、期限、利率等代為發放，監督使用并協助收回貸款，收取手續費，不承擔貸款風險。完善健全非正規金融及相關法律制度國家通過立法制定規范農村非正規金融借貸行為的法規條例，對農村非正規金融借貸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交易方式、契約要件、利率管制、稅務征收、違約責任、權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確。

首先，為合會形式立法，解決農民融資難的問題。可在法規中規定合會人數、標金、利率，不允許會套會等，可借鑒日本或中國臺灣的經驗，給予非正規金融基本的法律規范框架，以防范化解倒會風險。其次，為民間借貸立法，要針對民間借貸特征，制定管理法規。準確界定民間借貸合法與非法的界限，推動民間借貸的正規化運作。

最后，制定反壟斷法和合作金融法，打破金融業的國有壟斷局面，創造一個有利于金融業發展的公平競爭環境。反壟斷法是市場經濟國家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法律。而我國反壟斷法仍然缺位。長期以來合作金融在我國就以不同形式存在，如自發形成的合會、信用合作社等，但由于合作金融法制的缺位使得農村信用合作社功能異化，未能很好地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對此應盡快制定《合作金融法》，體現合作制的思想原則和法律導向，對現有的合作金融形式加以引導、規范，將一些金融形式辦成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金融。

4．4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

篇（9）

一、我國大型國有企業競爭力仍待提升

2008年下半年以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關鍵時期，國有企業充分發揮骨干作用，為實現經濟回升向好作出積極貢獻。今年以來，國有企業作為經濟回升向好的主戰場，生產經營持續穩定增長，各主要行業實現利潤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改革發展邁出新步伐，創新研發進一步加快。今年前8個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營業收入快速增長，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194016億元，同比增長37.6％；經濟效益大幅提升，累計實現利潤12644.7億元，同比增長46.7％；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進一步增強，已交稅費16383.7億元，同比增長24.4％。其中，中央企業表現突出，1～8月，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05731.2億元，同比增長40.4％；累計實現利潤7235.5億元，同比增長50％：已交稅費總額8883.3億元，同比增長22.6％。在前不久揭曉的“全球500強”榜單上，中國企業數量不降反增，30家國有大企業邁入“全球500強”的行列，展現出我國國有經濟的強大活力。

但是我們的國有企業在競爭能力上和國外企業有較大差距，特別是在智力密集型、勞動附加值高的業務領域差距顯著。

例如，ENR(工程新聞)上榜的企業，中國有22家，總收入為14.08億美元。在前200強收入中占比為2.7％。而美國上榜企業75家，占全球工程市場份額的38％。同時，市場區域上我國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欠發達國家。業務領域集中在在亞洲、中東地區和非洲等地，其業務比重占95％以上，歐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不到5％。在業務環節上，歐美的工程公司做設計和項目管理等智力密集型工作，而我們還是以傳統的土建為主。行業上我國集中在房屋建設和交通道路建設領域，國外發達國家集中在電信、石油化工和新能源建設等高利潤行業。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的國有企業很大，但是競爭力不足，我們賺的錢更多的是血汗錢，大型國有企業在全球資源的重新分配上話語權還不足。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的國企現狀

自國資委成立以來，國企經歷了五年左右的幸福時光，在國民經濟中的帶動力、影響力日益劇增。究其原因，與國資委管理加強、企業治理水平提升以及人世后經濟的景氣都不無關系。正是因為這些成績，導致我們對國企發展改革的認識出現了較多偏差，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恰恰讓國企多年存在的頑疾暴露無遺。

從目前來看，由于政策性因素占據核心因素。市場化需求還未完全打開，企業去庫存化的過程還未徹底完成，而且世界經濟形勢依然沒有很大起色。以此判斷，中國經濟形勢雖然總體趨于好轉，但回升的基礎還不夠穩固，國企下半年的盈利預期依然不容樂觀。

(一)外因方面：外部需求持續下降，產能過剩

長期以來，中國很多行業的產能是按照出口量占總產能20％～30％來配備的。但在目前國際市場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前些年經濟高速增長所形成的一部分產能，其所對應的需求已經不復存在，而且很多國企為了穩定就業，沒有及時調整產能。產銷矛盾進一步拉大。盡管國家刺激經濟的措施已收到一定成效，但消失的需求和啟動的需求并沒有很好地匹配，同時，以大量財政支出和貨幣投放為主要內容的4萬億元投資政策不具備持續性，其拉動效應已經在逐步減弱。從制造型企業相對占多數的地方國有企業上半年累計實現利潤1370億元，同比下降41％(與整體數據相差14個百分點)的數據可見一斑。

(二)內因方面：國企自身存在的問題

一方面大部分國企對自身的資源能力與市場競爭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沒有建立真正適應市場化競爭的核心資源和能力。另一方面，對國企從一些領域退出，對產業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和結構升級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加上政策機制調整的相對滯后，面對危機的結果自然不容樂觀。政府相關政策的不穩定性造成國企的政策性虧損。凡是敢于“政策性虧損”的，基本上屬于壟斷行業，而壟斷之所以為市場經濟所不容，就因為“政策性虧損”只是表面的、暫時的，而“政策性暴利”才是根本的、長遠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企的政策性虧損是長久以來政策性暴利的必然。

國企盈利能力相對較弱。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利潤率水平高于其他類型的企業，但是勞動生產率和資產周轉率最低，最終影響了國企的盈利水平。從上半年的數據來看，國企茸業收入的下降遠小于利潤的下降，這表明國企盈利能力出現下降。而這一數據還是在4萬億投資主要由國企承擔的情況下實現的，這更加說明國企創造利潤的能力很低。

三、關于危機背后國企出路的幾點思考

(一)加大力氣調整產品結構、優化產業鏈，成為企業金融危機之后打造競爭力的當務之急

一些企業因產能過剩沒有死在危機中，反而死在危機后。這些現象必須值得企業重視和思考。盲目重復投資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痼疾，在經濟危機導致需求絕對或相對萎縮的情況下，產能過剩再次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不僅已經從鋼鐵、電解鋁、氧化鋁、造船、水泥制造、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蔓延到風能、光伏等新興產業，而且程度也在不斷加深。壓倒一切的應對危機舉措客觀上加劇產能過剩之勢，因為啟動消費曠日持久，大規模投資則可立竿見影。

在總體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企業在金融危機之后首當其沖面臨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和風險。首先，要有效應對產能過剩、產品結構老化的問題。金融危機后，這類的風險會迅速顯現，并且要求應對的時間是短的。其次，可能會面臨近幾年由于擴張過度、整合能力滯后帶來的問題。金融危機后，這類的問題也會由隱性轉為顯性、逐步顯現出來。從本質上看企業過度擴展，是用新的潛在矛盾掩蓋舊的顯性矛盾。第三，經營模式滯后、資源整合體系落后帶來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金融危機后，這類問題會在中長期逐步顯現，要求時間不急，但是應對的難度最大。

這些問題的應對和處理，是企業在金融危機之后打造競爭力首先面臨的問題。應對的措施大概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積極有效地處理過剩產能，主要體現為落后產能的淘汰和調整、產品結構的優化、資產重組等具體舉措。第二個方面是科學地進行產業擴展，優化產業鏈。主要體現為協同、整合效應的實現。

(二)凝聚變革的動力，有效推進各項改革、革新成為企業在金融危機之后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從企業發展的狀況看，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所推行的各項改革依然處在探索的“路途”中。依然有相當多的改革沒有推進到位，甚至還存在部分需要“實質性創新突破”的任

務沒有完成，但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市場機會眾多的光環下，很多矛盾被忽視了。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幾年內，我國企業“高歌猛進”的發展態勢掩蓋了不少的深層次問題。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雖然暴露出了一些企業競爭力不足的問題，但是隨之被國家“保增長、保就業”大目標下，這些問題沒有被足夠重視和得到應有的關注。

金融危機之后，著眼于競爭力的提升。企業必須有效地深化各項改革，由此促進競爭力的提升。關鍵舉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要加大力氣進一步推進現代產權制度改革，并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體系。對于我國企業而言，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依然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國企業公司治理體系的完善，既牽涉到體系的完善問題，還牽涉到外部環境的成熟和發展問題，更牽涉到文化層面的問題。另一個方面，積極有效地推進組織變革。組織模式是企業整合內外資源的保障，也是體現企業生存理念的重要表征。我國企業在組織模式上的落后是個不爭的事實，由此帶來的分工不合理、協作不到位、流程不順暢、權責不清的現象必須的得以足夠的重視。組織變革是一件系統性、復雜性、創新性、艱巨性兼具的一項變革活動，我國企業必須能夠有效地推進組織變革，從而實現競爭力的重塑和提升。

篇（10）

一、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分析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全球經濟進入低迷階段，其傳導機制是：美國金融自由化過度，政府對金融風險監管不利，金融衍生產品出現損失，導致其他與之相連的金融產品出現損失，進而導致金融體系混亂，由于各個國家的經濟相互依靠相互影響，顧金融危機很快從一國傳導到另外一個國家，形成國與國之間的連鎖反應，最終以加速效應或者乘數效應的方式從虛擬經濟導向實體經濟，最終形成多國多產業損失慘重。所以這次的金融危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個危機，而非某一個因素能推動其傳導的危機，爆發似乎不可避免。

（一）國際金融危機形成條件和傳導機制

美國經濟實力雄厚，美聯儲連續降息，刺激外來資金流入，外表一片繁榮，房地產經濟泡沫越來越嚴重，再加上美國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疏于監管的行為，成了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一只推手。使得次貸危機發生后世界金融體系處在嚴重失衡的狀態。危機形成的傳導機制研究，美國民眾的超前消費，貸款消費的方式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而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的泛濫，把資產證券化推到了極端，為這次危機的發生創造了生存條件，并將風險逐步轉向全世界。

（二）金融傳導機制的深層次原因

美國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國財政賬戶赤字龐大，日本中國歐洲等國家對美國有大量的貿易盈余，美國通過向這些國家出售資產或借款，使這些國家成為美國的債權人，所以這些國家的投資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匯率和經濟波動的影響。顧全球經濟結構失衡是當今美國不斷積累的金融風險危機導致的。更具體更深層次的講，美國金融危機是資金流動性過剩導致的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經濟處在總需求不足與總生產供給過剩的狀態中，是低效無序的不良狀態，大量的閑置資金找不到投資的項目，進而購買了沒有實體經濟支持的金融衍生產品，這樣美國本地資產價格嚴重泡沫化，一旦美國泡沫破滅，必然引發全球的金融危機。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

我國在這一輪美國次貸危機中也受到不小的影響，但是略小于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國際金融危機在通過各種途徑沖擊我國的實體經濟，主要表現在倆個方面：一個是我國在海外的投資嚴重縮水，一個是國內資本市場下跌，房地產等支柱企業不景氣，外國熱錢流出等。具體的說：

（一）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深層次矛盾凸顯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同時也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這次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引爆點的國際金融危機更加重了我國深層次矛盾凸顯。首先，我國是出口導向型國家，商品生產屬于勞動密集型，但是從長遠的發展來看，這樣的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本次經濟危機的爆發就嚴重打擊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業紛紛倒閉，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紡織等領域。另外，很多國家制定新的環境標準，使得我們國家的出口產品遇到了綠色貿易壁壘，威脅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我們國家的經濟必須轉變這種以依賴資源的消耗，以破壞環境和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經濟模式，不然談不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外我國經濟還缺乏有效的引導拉動消費增長的機制。一個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市場的資金從中國撤離，國內市場感到壓力并且投資信心不足，導致民營資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導，另外，雖然經濟不斷發展，但是城鄉差異依然很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消費提高不多，農村的消費市場沒有很好的得到啟動，而城市居民雖然收入提升，但是隨著房價醫療教育等領域的開支不斷的加大，城市消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國經濟結構不平衡，金融發展滯后，致使經濟危機發展迅速，沒能很好的起到導向的作用

我國因為在外國有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隨著這次金融危機的縮水而縮水，此外我國國內找不到優質的投資項目使得外匯儲備無法投資，而由國外直接引進的投資項目又要支付巨大資金給海外投資人，這就導致了國內金融市場發展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處于劣勢，國內的商業銀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風險，在為非金融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約。國內金融市場在發展大方向上呈現滯后和不景氣的現狀。

三、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重點

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經濟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機構中的大量存款沒有得到有效利用，資本充足，勞動力過剩，因此需要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及時調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適合中國市場的經濟運行機制，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使我國經濟找到新的增長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一）轉變貿易模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改變原有貿易增長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約式轉變，調整貿易政策及發展思路，從全局出發，協調進出口關系，對進出口商品結構進行調整優化，使貿易更具競爭力，實現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樹立一批有競爭實力的在國際上能叫的響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產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引進外資方面要調整引進政策，重視技術含量，優化外資服務，以此來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整合優化。在加工貿易方面要制定長期的發展規劃，延伸其產業鏈，加速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同時實施綠色貿易增長戰略，創新綠色產業發展戰略，制定相關政策，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推進產品的環境標志制度，實行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并鼓勵企業注重環保技術，研發綠色產品，開拓綠色環保的新市場。

（二）建立并完善我國經濟體系中有效擴大內需的制度和相關配套政策

國內需求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點，因此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消費拉動和投資驅動是擴大內需的兩個要素，二者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在國內經濟增長上起到了重作用。實現有效的擴大內需一方面要擴大投資，要加大投資力度，實行積極、相應寬松的財政及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擴大內需措施，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尤其是要加強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如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民生領域”的投資以及如節能減排等的企業技術項目改造的投資。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費，重點是提高城鎮居民、農民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強化并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減輕農民各項負擔，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水平，加大農業生產農村建設的財政補貼和農業產業化的扶持力度，完善農村養老和醫療體制改革。

（三）加強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

國際金融危機是并不是全球經濟化的終結，市場經濟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國際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們認識到，國際社會經濟要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方面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我國做為國際社會中重要的一員，也要在經濟危機中吸取經驗教訓，審視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及劣勢，加大金融改革開放的力度，實現金融政策的主動性、預見性及可控性。同時要在交易機制、市場結構上加強對金融的監管，創新金融產品及金融衍生產品，擴展資本市場規模，提高資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結構，化解金融風險。深入推進交易機制市場化改革，深化融資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創新。

（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應抓住美元因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而做為國際貨幣核心地位有所動搖的契機，強力推進人民幣國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的確立，使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提升我國國際地位，減少匯價風險。由于國際貿易“三無悖論”的影響，我國人民幣匯率上升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因素，如對出口行業的影響。這就需要我們調整相應的政策及相關制度，選 擇長期對我國存在貿易順差的國家為切入點，分步驟的穩步推進我國貨幣的國際化，提高人民幣國際協議計價貨幣的作用和地位，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使人民幣在國際上被認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