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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2-0006-06
東亞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學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論文《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時提出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赤松要對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紡產業發展進行實證研究,注意到日本產業的發展通常都要經歷進口新產品、進口替代、出口和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在圖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陣,故而給予了如此命名,這是雁行模式假說的最初表述。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后來又經過了很多學者尤其是山澤逸平的發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對日本國內產業發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東亞區域內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是小島清,之后赤松要根據小島清的研究將“雁行模式”分為原型和兩個引申型,原型表現的是在后進國發展過程中,工業品呈現出進口、國內生產最終到出口三個環節繼起的形態;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國內消費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到資本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或從低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的過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產品的進口、生產到出口的過程在國與國之間傳導的過程。實際上,我們對“雁行模式”的認識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體含義是區域內的發達國家通過直接投資將成熟或具有潛在劣勢的產業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興工業國,待到這些產業在新興工業國逐漸喪失比較優勢,新興工業國將這些產業轉移至具備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又向新興工業國投資,建立相對高級的產業。它主要描述通過國際投資所實現的東亞國家間產業分工和產業傳遞的格局,也用來描述東亞國家經濟依次起飛的現象。這樣最終形成了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特征、以比較優勢為產業轉移標準和依據的具有梯次差異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動東亞經濟發展上功不可沒,它促進了東亞區域內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向更高層次的轉換,形成了東亞國家依次起飛和整體發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終作為領頭雁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條件為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們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后東亞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來出現長達十余年的經濟低迷,作為雁頭的領飛與帶動能力日趨衰弱;其次處于雁身位置的亞洲“四小龍”和東盟諸國正不斷進行經濟趕超,產業不斷實現升級,不甘處于相對落后的地位,與日本的產業結構差距不斷縮小;再次中國正和平崛起,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經濟取得巨大的發展,2004年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從以上原因可以看出東亞發展的“雁行模式”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東亞“雁行模式”的變遷
――“后雁行模式”
依賴日本投資和技術擴散的雁行模式現在已經沒有原來那么明顯,而在此基礎上東亞經濟體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這種新的分工格局被稱為“后雁行模式”。所謂“后雁行模式”,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東亞區域分工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傳統“雁行模式”的延緩,這是由當前東亞各國(地區)之間依然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所決定的。第二,東亞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過渡。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特點是:在宏觀上,東亞國家(地區)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工關系逐漸增強;在微觀上則存在著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工,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在東亞地區進行區位上的優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認為雁行模式的運行條件依然存在,同時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從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一起構成了新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衡量及判斷區域生產網絡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據主要是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而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又可以從區域內貿易的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兩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1.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發展
近年來在東亞地區的貿易發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區域內貿易比率1980年僅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這一比率雖然低于經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歐盟(2002年歐盟的域內貿易比率為62.50%),但已高出NAFrA 6個百分點。同時從1980到2003年間,東亞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雖然在1980年東亞的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份額均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可是到了2003年,這一數值已經超過了NAFTA,而且其增長速度是包括歐盟15國和NAFrA在內的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比擬的,東亞區域內貿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在雁行模式時代,東亞各國(地區)對美國的出口依賴程度很高。而在東亞區域內貿易蓬勃發展的今天,形勢有所變化。下表1顯示的是東亞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矩陣。貿易結合度反映國家間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貿易結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計算:貿易結合度=(A國對B國的出口額/A國出口額)/(B國進口額,世界進口總額)。貿易結合度以1為平均值,比值越大,說明兩國間的貿易結合越緊密。
從橫向來看,在2002年,東亞國家或地區與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結合度一般來說都要大于其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而且東亞國家之間的貿易結合度絕大多數都大于1。從縱向來看,從1991年到2002年,東亞國家區域內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出現顯著上升,而東亞國家或地區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卻普遍下降。這從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結合度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東亞區域內貿易在迅速發展。
2.東亞區域內產業內貿易的崛起
區域內貿易又可以分為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過去的以雁行模式為主導的東亞發展模式以比較優勢產業轉移為主的,因而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的。東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后,產業內貿易也開始慢慢地崛起。產業內貿易可以由中間品貿易來反映,而中間品貿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貿易來衡量。下表2和表3給出了一些國家的零部件出口和進口貿易情況。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貿易占工業品出口貿易的份額從20.7%上升到25.4%,
進口份額從21.7%上升到24.5%。而東亞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其增幅明顯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長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對較發達的NAFTA、美國和歐盟也不及東亞。到2000年,東亞的零部件進出口貿易份額都要大于NAFTA、美國和歐盟,說明當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同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相當,這主要是由于東亞國家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而NAFTA、美國等其進出口份額差距均相差較大且進口份額小于出口份額,東亞則相反。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的零部件貿易相對比較活躍,這有力地說明了東亞產業內貿易正在逐步崛起。
3.東亞區域內產業間貿易仍占主導
東亞的貿易新模式中,雖然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原來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們仍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分析各個國家的優勢行業和由此引發的東亞產業間貿易的發展情況。
我們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對產品的分類,采用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的顯性比較優勢方法來考察東亞國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較優勢。其計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Xi表示某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出口額,X表示該國所有商品的總出口額。這種現行比較優勢的計算方法是用某國第i類商品在世界同類商品出口市場上的份額占該國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場上份額的比例來衡量的。如果該國某類商品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可以推斷該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下表4給出的是2000年東亞各國的行業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我們看到日本的比較優勢集中在機械、電子與運輸設備行業,韓國、新加坡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電子行業,除新加坡外的幾個東盟國家的比較優勢體現在農產品、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中國的比較優勢表現在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上表亦顯示了雖然東亞雁行模式在慢慢地發生變化,但是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差異,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間貿易依然存在。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行的東亞貿易模式中,與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所不同的是,東亞產業內貿易與產業間貿易同時存在,并正在逐步的發展起來,從而東亞的貿易模式就從雁行模式發展成為“后雁行模式”,而此種“后雁行模式”表現為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東亞“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機理
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除了東亞各經濟體比較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及其推動的投資一貿易關聯機制的出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消費需求大幅擴張等因素外,還存在以下幾點原因。
(1)國際分散化生產(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進了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所謂分散化生產,是指將一種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東亞地區獨特的區位特點恰好為跨國公司在該地區進行分散生產、構建區域生產網絡創造了條件。首先,區域內各經濟體相對自由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框架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和中間產品的跨國流動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區域內不同發展層次的經濟體擁有不同的比較優勢,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跨國公司將根據不同區位的優勢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從而促進了不同區位間的聯系。分散化生產的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有時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動,從而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
(2)模塊化推動了產品生產的垂直分離,東亞發展中國家因而獲得了參與貿易的機會。模塊化是將一個復雜的系統或者過程按照一定的聯系規則(界面)分解為可進行獨立設計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統。目前rr產業的大部分產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塊化特點。據資料顯示,辦公設備部件(37.5%)、通信設備部件(27.7%)、開關設備(12.7%)、電器部件(6.7%)四種產品占東亞中間品區域內貿易的八成以上,這四種中間品大部分屬于IT產業產品。這樣生產廠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術也可以進入某產業的生產領域,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品牌廠商退出產品的生產制造領域,而專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營銷活動。這為東亞企業以OEM和ODM方式開拓國際市場以及美國EMS企業進入東亞設立全球性供應據點創造了機會,模塊化的發展無疑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
(3)跨國公司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東道國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資的環境,跨國公司的投資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如今,跨國公司尤其來自東亞內部的跨國公司不僅是最為主要的貿易主體,而且是區域內貿易的組織者。在跨國公司的戰略中,東亞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作為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塊化生產的出現,跨國公司從其自己的利益出發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在東亞區域內貿易中充當了組織者的角色。石戶和深尾等人的研究發現,日本企業在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和經營規模與該地區的產業內貿易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跨國公司在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中所起的推動作用。
東亞“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問題及應對策略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是整體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內部的貿易流向中,單向的商品貿易流向占主導地位。這種區域內貿易結構的非均衡也就導致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面臨的最大問題。
首先,東亞地區內商品貿易從總量上看基本是小額赤字;然而從區內各經濟體來看,東亞的進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內,出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外。區域內貿易逆差國主要靠對區域外(主要是美國)貿易順差平衡,因此東亞地區保持了區域內貿易逆差國通過對外部市場的順差這種單向貿易流動來實現整體上的平衡。
關鍵詞:世界貿易組織 救濟措施 戰略性 政策
Key word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lief measures strategic policy
一、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救濟措施
從世界貿易組織的性質分析,它是一種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的一種法律行為,但終其目的而言是為了實現國家的行政管理。正因為它的行政管理性質,就賦予了它單方性、強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點。然而,從權力的實施主體而言,世貿組織的貿易救濟措施的實現是通過進出口國際貿易管理機構實施,而貿易救濟的發起者大都要經過申請人的申請才能實施,但這并不否認存在少數當局者根據現有的調查數據而主動進行調查程序的啟動措施。因此,歸根結底,世貿組織的貿易救濟措施是一種公共權力的行使行為。但若從其實施的效果而言,貿易救濟措施的實施是由受害國的國際貿易管理機構來決定,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關產品的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以及進出口貨物數量限制等,這些措施的實施均可對進口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二、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
(一)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概況
世界貿易組織為其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定義為“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品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某種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該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獲得的收益)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簡而言之可概括為“利潤轉移理論”以及“外部經濟理論”兩項,同時這兩個理論又包含了利用關稅方式,從而抽取外國壟斷行業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并且采取以進出口行業競爭的方式,促進進出口以及因進出口所獲得相應補貼,為本國寡頭企業爭取更大的國際份額。
(二)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行意義
1、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旨在增進本國的福利。在針對寡頭壟斷、存在規模經濟的行業領域以及不完全競爭行為采取相應的貿易措施。然而,這些高端產業對本國國民經濟技術產生外溢效益并能獲得超額壟斷資金。
2、世貿組織的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競爭以及規模經濟的基礎上,是一種隨機的、動態的國際分工體系。在該體系中,政府政策的規劃與制定以及各企業戰略決策的選擇均是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
新修訂的《外貿法》對加強與完善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第一,新外貿法增加了“對外貿易調查”一章。第二,新外貿法還對對外貿易救濟、指定經營、限制和禁止進出口等制度進行了完善。第三,新外貿法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中國貿易救濟措施的法律體系。
3、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競爭優勢作用。國家興亡的根本取決于該國在國際競爭力的大小,取決于該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然而,一個國家在國際上具有比較優勢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競爭優勢。尤其在高端產業中,發達國家已熟練運用世貿組織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優勢。
4、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中應重視政府作用的發揮。一國企業可以通過借助本國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創造出更加雄厚的國際地位。例如,一國政府可通過對國內產業進行集中引導,培育并發展大型跨國企業,以此來增強本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此外,國內一些大型企業還可通過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補貼,從而提高企業產品的科技含量,最終也能提高該企業的競爭優勢。
(三)加強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國對外國產品采取貿易救濟措施,是在我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之后,按照世貿規則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按規則辦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也體現了作為世界貿易大國和世貿成員的形象,證明我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像那些歐、美等老資格世貿成員一樣,充分運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賦予我們的權利,維護自身利益。
綜合所述,世界貿易組織被定義為“是一個獨立于聯合國的永久性國際組織”。該組織于1995年運作以來,始終負責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的維持工作。因為世界貿易組織在國際上具有法人地位,因此在各成員國爭端調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戰略性貿易政策主要是通過征收關稅、提供出口補貼和數量限制等措施來扶持本國的產業,提高競爭優勢,在市場上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今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組織和法律基礎。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經歷了八輪貿易談判后,關稅大幅度降低,一些補貼也不允許使用,這對成員方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為了維護世界貿易的公平公正原則,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救濟措施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是至關重要的。
一、2009年世界貿易走勢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全球需求因素
與上世紀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不同,這次危機不只是一個同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需求都在下降。據世界銀行的估計,當前的貿易大幅下滑主要是全球需求的萎縮造成的。然而,從當前情況看,全球經濟仍然處于收縮階段,據同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將下降1.3%,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也分別預測將下降1.7%和2.7%。南于金融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經濟也持續下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日本、美國和歐元區今年經濟將分別下滑6.2%、2.8%和4.2%。另外,實體經濟增長也缺乏后勁。據世貿組織統計,2008年全球投資額下降了13%,2009年1--3月的投資總額與2008年相比也已下降了19%。因此,實體經濟增長由于嚴重缺乏后勁也會導致貿易滑坡。總的來看,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大幅下滑短期內難以恢復,所以,2009年全球貿易從全球需求方面回暖的機會不大。
(二)貿易融資因素
除全球需求之外,貿易融資顯然也是影響貿易的重要因素。即在有需求的情況下,由于融資困難也會抑制貿易恢復。據估計,目前國際貿易大約有70%都是通過貿易融資進行的,因此,貿易融資將直接影響世界貿易的變化。當前由于金融危機流動性短缺導致跨國公司母公司資金回流、對外投資減少和銀行謹慎等因素使各國貿易商融資困難,貿易量大幅下滑。世貿組織預計,當前全球貿易融資缺口為1000億美元,與4個月前相比,全球貿易融資短缺額增加了3倍;而世界銀行則更悲觀地預測2009年發展中國家對外部融資的需求預計會增加到1.3萬億美元,鑒于資本流量減少,將導致2700--7000億美元的融資缺口。盡管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相繼啟動貿易融資計劃,但考慮到這些計劃實施需要的時間、融資規模和融資方式等因素,融資困難短期內難以解決。所以,2009年貿易融資困難仍將是制約全球貿易復蘇的重要因素。
(三)貿易保護因素
即使產品有需求并且可以獲得貿易融資,貿易仍然有可能受到保護主義阻礙。據世界銀行統計,盡管去年11月在華盛頓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宣稱反對保護主義,但自那時起,該集團中有17個國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護主義措施。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各國推出或擬推出的保護主義措施大約有78項,其中47項已付諸實施。這還不包括許多已經反映出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趨勢的事件。比如,去年下半年各國提起的反傾銷措施快速增加,去年全球反傾銷調查發起數量較前年增加了15%;最終被認定為傾銷并課以懲罰性關稅的案件數增加了22%。其他還包括各國出臺的傾向于拯救本國企業的金融和行業救援措施、限制雇用外國勞工的措施等。雖然許多措施對整個市場的影響可能較小,但對特定出口商來說,這些措施意味著市場的封閉。可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將進一步加劇了貿易的萎縮,延長經濟衰退的時間。
中圖分類號:F75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1-0061-06
一、引言
中美貿易逆差是中美貿易摩擦的一個核心問題。雖然中美兩國對雙邊貿易差額的統計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和爭議,但是中美貿易失衡近年來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是不爭的事實。Feenstra等(1998)認為,產業轉移和兩國儲蓄率的差異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海聞等(2000)認為,中美之間貿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源于兩國國際貿易數據處理方法的差異。石磊等(2004)認為,中美兩國源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產生的需求結構差異以及美國對華貿易管制恰恰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沈國兵(2005)在其研究中對1995―2003年中美貿易差額的數據進行統計調整,并考慮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出口和服務貿易因素,結果表明美國對華商品與服務逆差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估計值已非常接近。不難發現,學術界對于中美貿易失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貿易逆差的規模上,對于失衡原因的探討也主要局限于兩國的經濟結構和政策。筆者認為,只有把中美貿易失衡放到全球產業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下去考察,探究其深層次原因,方可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提供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本文將嘗試在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基礎上完成這一分析。
二、國際分工格局的演進及中美貿易比較優勢分析
(一)國際分工格局的演進
中美貿易格局的形成和中美貿易失衡問題與國際分工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因此有必要對國際分工的發展史進行簡要回顧。國際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紀晚期資本主義工業國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形成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垂直型國際分工體系。直至今日,垂直型分工仍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種重要的分工形式。二戰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國際分工逐漸形成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產業間分工和以部門內專業化為標志的產業內分工。國際分工總體上表現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斷深入拓展的格局。
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在繼續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同時,將一些勞動密集型和傳統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本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服務業轉移。以美國為例,早在1980年,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高達63.77%,現在已超過70%。而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普遍較低,中國僅為40%左右。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現代服務業已經發展成為以知識、技術和信息密集型為主的產業部門。隨著服務產業的迅速發展,國際服務貿易也隨之不斷擴大。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5年全球服務貿易總額高達4.8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服務貿易總額為642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在人力資本、技術、知識等方面的優勢,發達國家服務貿易的綜合競爭力遠在發展中國家之上。發達國家在全球服務進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達75%以上,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微乎其微。世界貿易組織2006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服務貿易總額在全球排名前十的國家中,只有中國和印度兩個發展中國家。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上都有比較大的順差,并呈逐年上升趨勢,而發展中國家大都處于逆差的狀態。總體來看,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服務貿易中基本處于從屬地位,僅有為數不多的發展中國家在少數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部門擁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由于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發展中國家自身在制造業方面擁有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在商品貿易方面的比較優勢明顯大于服務貿易。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正在由以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制造業高端產品與低端產品為主的格局逐漸向以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的分工為主的格局轉變,而且這一變化受路徑依賴的影響有繼續強化的趨勢。我們在考察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時,必須考慮這一重要的經濟背景。
(二)中美貿易比較優勢分析
在包含服務產品的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法則同樣是適用的。這最早由Deardorff(1980)給出了嚴格的數學證明,Hindley等(1984)對此也作了深入的分析。這里我們將對新國際分工格局下中美雙方的比較優勢做一個簡要的理論分析。
假設兩國經濟中均有兩種生產要素,分別是資本要素K和勞動要素L;兩種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勞動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資本密集型的;中國(C)勞動要素相對比較充裕,美國(U)資本要素相對比較充裕;資本可跨國界流動,勞動則不可。需要特別指出,這里的資本要素(K)是一個廣義的概念,除了傳統的物質資本外,還包括生產者服務,如管理咨詢、技術服務、金融服務等,它們也是生產的中間投入要素。生產者服務和一般商品一樣是可以進行貿易的。在單純的商品貿易條件下,美國在資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而中國則在勞動密集型商品X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兩國比較優勢的對比可由如下的相對價格給出:
(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JY](1)
(1)式的含義非常顯見,即,由于兩國要素稟賦的不同,美國國內X商品和Y商品的相對價格要高于中國國內X商品和Y商品的相對價格;(1)式給出了兩國在生產與貿易中的比較優勢。
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并存的條件下,中美兩國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對比不僅可以由(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給出,而且還可以由如下比較容易遭到忽視的相對價格給出:
(r/P[HT7]X)[HT7]U<(r/P[HT7]X)[HT7]C(r為資本要素K的價格,下同)[JY](2)
(r/P[HT7]Y)[HT7]U<(r/P[HT7]Y)[HT7]C[JY](3)
其實,(2)式、(3)式的含義都不難理解,而且與(1)式一樣直觀。(2)式表明,由于美國的資本要素相對比較充裕,故其國內資本與商品X的相對價格要低于中國國內資本與商品X的相對價格。也就是說,若中美雙方的貿易僅在資本要素K和商品X之間進行,則美國在資本K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較優勢,而中國則在商品X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較優勢。類推,(3)式的含義在于,美國資本與商品Y的相對價格要低于中國資本與商品Y的相對價格。即,若貿易在資本K和商品Y之間進行,則美國的比較優勢在于資本K而非商品Y,而中國的比較優勢則在于商品Y。這可能稍有些費解。這里的資本包括生產者服務,因此,將(2)式、(3)式理解為美國在服務出口上相對中國具有比較優勢,就豁然開朗了。
美國是世界上頭號經濟科技強國,資金實力雄厚。高度發達的教育和自由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國的人力資本要素極為富裕,研發投入約占全球研發總額的40%左右。相比較而言,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僅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科技實力嚴重不足。由于現代服務業大都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知識、技術和信息)密集型的,因此決定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關鍵因素是物質資本要素和人力資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尤其是知識、技術和信息等人力資本要素。美國擁有上述要素的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中國,其在服務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十分明顯。中國在服務貿易上如果說有比較優勢,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少數資本密集型的服務部門(如工程承包、遠洋運輸等)。因此,若中美雙邊貿易是同時包括服務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貿易,則美國相對中國而言所擁有的比較優勢是廣泛的。美國既可以在資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產上對中國保持比較優勢,也可以在資本K(生產者服務)的生產上保持比較優勢,又有可能同時在商品Y和資本K上保持比較優勢。中國則沒有這般幸運,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產上保持明顯的比較優勢外,其他潛在比較優勢的獲取必須要被動地依賴于美國的分工選擇。故而,在中美貿易中,美國對于貿易模式的選擇也就由于其自身在雙方比較優勢對比中所占據的獨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動權。
三、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互補下中美貿易平衡的理論可能性
國際分工格局決定了中美兩國的貿易必然是同時包括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因而,對于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的探討應該在這一前提之下進行。筆者參照Melvin(1989)的相關研究,基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構建一個包括中美兩個國家(分別用C和U表示)、兩種要素(資本K和勞動L)、兩種商品(X和Y)的模型來具體分析中美兩國分工和貿易的模式,進而說明兩國貿易的平衡問題。模型的基本假設同上所述。另外,兩國的要素供給既定且充分就業,資本要素可以跨國界自由流動,勞動要素則只能在一國范圍內使用。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一國資本要素,特別是其中的生產者服務出口到他國以參與他國的生產,即為服務貿易的發生。
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表現為不可跨國界自由流動的勞動力要素相對充裕,而可自由流動的資本要素則比較稀缺;美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剛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中美雙方在分工與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對比,即美國的比較優勢要更為寬泛。這一比較優勢對比決定了中國在雙邊貿易中可選擇的貿易模式非常有限,而美國則比較靈活。通過模型可以非常直觀地進行說明。
如圖1所示,T[HT7]UT′[HT7]U、T[HT7]CT′[HT7]C分別是美國和中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在X、Y兩種商品的國際相對價格為P的情況下,若美國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與中國從事傳統的商品貿易,則必然選擇生產并出口Y商品,同時進口X商品;中國則生產并出口X商品,同時進口Y商品。在貿易平衡時,美國在QU點生產,按照國際相對價格P出口Q[HT7]UB單位Y商品,進口BC[HT7]U單位X商品,并在C[HT7]U點消費,貿易三角為Q[HT7]UBC[HT7]U。同時,中國在Q[HT7]C點生產,按照國際價格出口X商品,進口Y商品,并在C[HT7]C點消費,貿易三角(圖中用虛線表示)與美國相同。中美兩國通過傳統的商品貿易同時實現了生產和消費的均衡。
由于美國所擁有的相對充裕的資本要素是可貿易的,因此進一步思考,我們會發現,美國在同中國的貿易中還有其他的選擇。美國可以選擇只將其全部資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國內生產,同時將其余部分出口到中國以為中國的生產所用,比如進行技術轉讓、設備出租或管理咨詢等,作為貿易報酬,美國將獲取X商品。與此同時,中國從美國進口資本要素(生產者服務),將其同國內充裕的勞動要素結合起來,用于生產X和Y商品,并將部分X商品出口到美國用于支付資本要素的價格。仍如圖1,美國將其部分資本要素出口到中國,從而導致其生產均衡點沿羅勃津斯基線R[HT7]K從Q[HT7]U點移動到D點。作為貿易回報,美國從中國獲得DC[HT7]U單位的X商品,然后在C[HT7]U點消費。由于所假定的市場效率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此,均衡相對價格仍然是P。對于中國,均衡生產點則沿著其羅勃津斯基線R′[HT7]K向上移動,并且仍在C[HT7]C點消費。顯而易見,美國和中國通過此種貿易模式仍然能夠實現上述純粹商品貿易所達到的均衡。
如果我們將視野再拓寬一些,就會發現,對于美國這種可貿易的資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國家,還有更為不可思議的貿易模式可以選擇。那就是,根據比較優勢法則,在滿足貿易條件(r/P[HT7]Y)[HT7]U<(r/P[HT7]Y)[HT7]C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資本要素,同時進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資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們這里進一步假定商品Y和資本要素K是可貿易的,同時商品X不可貿易。如圖1所示,美國將一定量的資本要素出口到中國以用于中國的國內生產,由于美國國內資本要素隨之減少,故其生產點沿著羅勃津斯基線R[HT7]K[ZW(]隨著一國國內某種生產要素的改變,其生產可能性曲線亦隨之外展或內縮,但向密集使用該要素的產品移動的幅度更大。相對價格線與不斷變化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的軌跡即為羅勃津斯基線(R線),最早由Robert A. Mundell提出,詳見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7 (Jun., 1957), pp. 321-335。[ZW)]向下移動至G點,作為回報,美國獲得C[HT7]UG單位的商品Y,從而消費在C[HT7]U點得到滿足。中國從美國進口資本要素,生產X商品和Y商品,并將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美國以支付資本要素的價格,消費均衡亦在C[HT7]C點得以實現。兩國貿易均衡再次實現。
若我們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將除勞動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視作可貿易品,使之更加貼近貿易現實,則不難想像,在貿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美國還可以選擇同時出口資本要素K和資本密集型商品Y,進口勞動密集型商品X。上述貿易均衡仍然可以實現。
綜上所述,美國由于其資本要素稟賦上的優勢,在同中國的雙邊貿易中擁有更多的主動權,可以選擇多種出口模式:既可以選擇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選擇出口服務產品,或者同時出口商品和服務產品。中國受制于要素稟賦因素,出口商品的選擇屈指可數,且只有在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動權;從美國的進口則幾乎無一不受美方先行選擇的掣肘,現實中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處處設限可為證明。
在上文的理論模型中,中美貿易的平衡是應然之義。只是貿易平衡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商品貿易平衡,而是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同時發生情況下的總體平衡。若只單純考慮中美雙邊貿易中的商品貿易項目(事實上中美兩國的貿易統計均未涵蓋服務貿易),美國自然存在大量的貿易逆差。但是,商品貿易的逆差可能只是其服務貿易順差的反映。在理論上,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并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
四、中美貿易結構性失衡及進一步思考
上文分析的一個結論是,美國在對華商品貿易中若持有逆差,則服務貿易項目必然持有順差;中國對美商品貿易若持有順差,則服務貿易項目必然是逆差。中美貿易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據美國商務部經濟調查局的報告,在跨境服務貿易中,自2000年開始,美國對華順差一直在20億美元左右,2005年擴大到了25.73億美元。服務貿易統計體系中存在的缺陷使得大量的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漏登,縮小了美國對華服務貿易的順差規模,從而也就間接夸大了中美貿易逆差的數額,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Fung,et al,1998,2003)。但是不難發現,近年來中美貿易逆差的規模遠超出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的規模。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美貿易沒有如理論預想的那樣實現總體平衡呢?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一家之說可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美國實施對華貿易管制造成的貿易扭曲、外商直接投資伴隨的貿易轉移以及兩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產生的需求結構差異等無疑是中美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綜合上文的分析,筆者認為,中美貿易失衡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結構性失衡,即服務貿易項目和商品貿易項目的不平衡。而造成這種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滯后于商品貿易的自由化進程。
眾所周知,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尤其是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商品貿易中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日益受到限制。中國自加入WTO以后,即按照入世關稅減讓承諾進行降稅,至2007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降至9.8%。美國作為世界頭號貿易大國,關稅水平已低至3%左右。中美在多邊貿易體制下開展合作,兩國商品貿易的自由化程度總的來說是不斷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卻相對滯后,直到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簽署后,服務貿易才被正式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框架。其后,WTO有關服務貿易的談判雖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總的來說進展緩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導致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滯后。首先,是服務貿易的貿易收益問題。因為服務貿易自由化不僅涉及經濟利益問題,而且與政治、文化等敏感領域有著難以斬斷的復雜聯系。這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長期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其次,貿易壁壘的隱性化也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服務貿易中的貿易壁壘更多地是采取非關稅壁壘(NTBs)的形式,其隱性化和難以量化的特點給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就中美兩國來說,服務貿易的自由化短期內難以取得更大的突破。美國在同中國的貿易交往中,以高額的貿易逆差為理由頻頻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開放更多的服務貿易市場。但是,中國在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承諾水平可以說是相當高了。在入世議定書中,中國針對149種具體服務活動做出承諾的比例達55%,僅次于發達經濟體的承諾比例(64%),遠高于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承諾水平(16%)。中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總的來說已經十分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目前,包括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在內的100個服務貿易部門已經陸續開放。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包括中國許多服務業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要求中國開放更多的服務貿易市場是不現實的,也是有悖于貿易互惠原則的。
因此,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下,實現中美兩國服務貿易自由化仍然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美國急于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在服務貿易領域獲得更多順差的愿望在短期內是難以實現的。從這個角度講,中美貿易的結構性失衡在一段時期內將繼續存在。但是,也不能據此斷定中美雙邊貿易逆差無法大幅降低。如果美國真的有意降低其對華貿易逆差,根據上文的模型分析,美國只需減少在商品出口上的人為限制,消除貿易扭曲,利用其在商品Y上的比較優勢增加對華出口即可。至于美國一直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以改善其對華貿易的不利局面,雖然不能完全
視為緣木求魚,但根據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斷定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五、結 語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來已久,學界對其原因進行了多種解釋,如兩國儲蓄率的差異、貿易統計體系的不同、相對價格扭曲問題以及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導致的產業轉移等。這些因素都從某個角度對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給出了解釋和說明,但仍難免使人有種意猶未盡之感。筆者認為,如把中美貿易置于國際分工的新格局下進行剖析,不難發現,中美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雙邊貿易的結構性失衡,即世界頭號服務業強國與世界頭號制造業大國之間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上發生的失衡。中美貿易的結構性失衡與全球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在自由化進程上的非對稱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考慮到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緩慢進展,以及中國對服務貿易自由化已經做出相對較高的承諾水平,中美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在短期內難以取得很大的進展,更無法達到商品貿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筆者認為,中美兩國貿易的結構性失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難以消除。但是,在目前的商品貿易框架內,美國如果放開對高科技等產品出口的限制,則可以通過增加商品出口來減少其對華貿易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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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T5BZ](1.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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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5HZ]Abstract: [WT5B1]An analysis of SinoUS trade im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hows that the root cause for SinoUS trade imbalance consist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impinges on the asymmetry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and goods. Allowing for the slow progress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 and the commitment China has made for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SinoUS trade imbalance will not be extinguished for a long time.
[WT5HZ]Keywords: [WT5B1]SinoUS trade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rade in service.[WT][JY](責任編輯 彭 江)[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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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5”H](上接第17頁)
Ecoefficiency Differences 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ce[JZ)]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1990―2006
CHENG Danrun1 LI J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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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上最大的區域性貿易集團是歐洲聯盟。
2、歐洲聯盟(德語:Europ?ische Union,法語:Union européenne),簡稱歐盟(EU),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是由歐洲共同體發展而來的,創始成員國有6個,分別為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該聯盟現擁有27個會員國,正式官方語言有24種。
3、1991年12月,歐洲共同體馬斯特里赫特首腦會議通過《歐洲聯盟條約》,通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3年11月1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生效,歐盟正式誕生。2012年,歐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來源:文章屋網 )
摩托車工業作為我國的傳統工業強項,在我國機電產品出口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具有技術密集、勞動密集和資金密集的產業特點,對于我國的鋼鐵、電子、石油和橡膠等重要產業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升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國際摩托車市場主要分為了三大層次,排氣量為50ML以下、50ML-250ML和250ML以上的摩托車,即微型便攜摩托車、經濟型摩托車和運動豪華型摩托車。而意大利、中國和日本分別是這三類摩托車中的主要制造商,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世界市場局面。但從目前摩托車市場的發展趨勢來看,意大利國家由于勞動力成本日益增高從而將主要產品市場集中于歐洲等發達國家,特別是制定了比較嚴格的排氣環境規格的地區,繼續擴大市場份額的可能性不大。而日本具有良好的技術優勢和成熟的世界市場銷售網絡,以及目標市場直接設廠經營的成熟模式,其優勢地位將有望繼續擴大。而我國通過引進技術,充分利用國內廉價勞動力資源和海外投資設廠的成功嘗試,具備同日本一較長短的實力。根據國際貿易市場數據顯示,我國的摩托車出口數量穩步增長,已經成為第一大摩托車出口國家。目前我國摩托車出口充分實現了自主品牌生產出口,例如宗申、隆鑫、中裕、金城、力帆、南方輕騎和建設等中國知名品牌在海外市場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目前摩托車出口和諸多生產制造行業一樣,其生產制造模式主要分為了簽訂合同、原材料和配件購入、生產制造、海外發貨和售后服務五個環節。但貨款的支付進度卻與其生產制造模式不相匹配,目前主流的支付方式如下表:
可以看到摩托車產品出口時,大部分貨款在海外發貨環節進行支付,其中絕大部分交易在出口摩托車后即期支付,余下的部分交易通常采取發貨后進口商以延期支付的形式支付。針對這樣的銷售特點,目前主要的支付方式可以分為四種:
從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摩托車出口貿易的多環節和分階段的特性,摩托車出口商在銷售過程中面臨著較大的資金占壓,其銷售回款在出口后需要在摩托車到港或摩托車銷售實現后才能正常回收。此時通常會花費去幾個月左右的時間,使得出口商面臨著一定的流動性風險和進口經銷商違約的信用風險。對于一些資本金不足的摩托車制造商和規模較小的配件或貿易商,有限資金的占壓將會嚴重影響其后的訂單生產。在通常的貿易實務下,進口商還可能因為欺詐套匯等原因惡意拒絕接貨,此時出口商將面臨無法收回貨款的風險。進口商也在全額付款收貨時刻承擔了巨大的資金壓力。
2、結構性貿易融資技術對于摩托車出口的適用性
為了分析結構性貿易融資技術可否有效地解決摩托車出口融資問題,本文將以具體的貿易融資案例為場景,進行可行方案的嘗試性設計。
2.1、摩托車出口貿易融資范例
2012年2月3日,我國大型摩托車制造廠商A公司與非洲某國摩托車海外經銷商B公司簽訂了10萬輛雙沖程摩托車出口貿易合同,貨物單價為295美元/輛,合同總金額為2950萬美元,預定一次性發貨,合同規定的最后發運日期是2012年8月3日,采取海運和陸運聯合運輸方式,貨運條款為CIF,運期定為2個月。銷售條款為簽訂合同時,B公司提前支付30%貨款,共計美元885萬美元;余下款項將于貨物到達目標市場實現銷售后結清,通常情況為6-7個月,故合同規定的支付方式為托收項下的付款交單(D/A)。
在該貿易場景下,大型摩托車制造廠商A公司在簽訂合同時收到了30%的貨款,也就是說A公司墊付了70%的合同貨款,約2065萬美元的資金,直至貨到港并實現銷售時,最短也是2013年2月3日,也就是說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因此該短期的貿易融資需求可以通過短期出口信貸來實現。因為摩托車屬于機電產品,故中國進出口銀行為該大型摩托車制造廠商A公司的該筆業務提供融資,同時也必須獲得進口商B公司的銀行提供的擔保。提供的信貸金額總計2065萬美元,期限為1年,具體的信貸產品可以多樣化,接下來的各結構性貿易融資方案將進行基于ROE的橫向比較。
2.2、資金缺口識別和定量分析
按照摩托車出口貿易流程可以被劃分為大致簽訂合同、原材料和配件購入、生產制造、海外發貨和售后服務五個環節,那么在該貿易場景下,各個環節的資金缺口可以通過下表進行展示:
在目前情況下,該出口商A公司還將面臨1年的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主要原因是國際匯率市場和國內利率市場的劇烈波動。
2.3、結構性貿易融資方案的設定
2.3.1、可供該融資方案選擇的融資工具
目前針對摩托車出口市場的四種主流交易模式――信用證(L/C)、電匯(T/T)、托收項下的承兌交單(D/A)和 托收項下的付款交單(D/P),各大銀行能夠使用的融資工具并不多,且只能針對特定的貿易流程。下面將以摩托車出口業務從合同簽訂時間點開始,列出相應的融資工具,從融資比例、融資期限、適用商品、結算方式和有無業務追索權等方面,對相關各種貿易融資工具進行綜合比較。在銀行具體實施貿易融資方案設計時,可以從中選取相應的融資工具和風險緩釋工具來構建特定貿易場景的融資方案。
2.3.2、結構性貿易融資方案設計
根據上述分析,銀行在可以從多種貿易融資工具和風險緩釋工具中組建出多種貿易融資方式,具體情況如下:
方案一:出口訂單融資+出口托收押匯+外匯賣出期權+短期出口保險和國內貿易保險。操作流程為:(1)出口商A公司同進口商B公司簽訂貿易合同并支付定金;(2)出口商A公司向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保險和國內貿易保險;(3)出口商A公司向所在地銀行申請出口訂單融資,銀行根據其資信情況和短期出口保險向其提供貿易融資;(4)出口商A公司購入原材料等進行生產,并按期發貨,獲得貿易單據;(5)出口商A公司憑借著發票和運單等貿易單據向出口地銀行申請出口托收押匯,用以替換到期的出口訂單融資;(6)B公司通過銀行允許銷售貨物后資金歸集于指定賬戶;(7)銀行收到B公司全部銷售回款后扣除出口訂單融資本息后,將余款劃入出口商A公司。
方案二:銀行承兌匯票+國際保理+短期出口保險。操作流程為:(1)貿易雙方簽訂貿易合同,B公司作為買方提前支付定金;(2)出口商A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保險;(3)出口商A公司開立低保證金的銀行承兌匯票,用于支付國內原材料和配件的采購;(4)出口A公司完成摩托車制造后裝柜出港,獲得全套單據。(5)出口A公司向銀行申請國際保理,將應收賬款無追索權地轉讓給銀行,再用相關款項用于支付到期銀行承兌匯票。同時由于不存在遠期收匯的問題,故不必采用外匯賣出期權。
方案三:國內信用證+應收賬款貼現+外匯賣出期權+短期出口保險。該方案的具體操作程序為:(1)A公司同B公司商定條款,簽訂合同并支付定金;(2)摩托車制造商A公司向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保險;(3)A公司向出口國銀行申請授信,以低保證金開立國內信用證,用于支付國內原材料和配件貨款;(4)摩托車出口商生產完畢后進行裝船發貨,獲得相應的單據;(5)出口商A公司通過應收賬款貼現獲得資金用于償付到期信用證;(6)出口商同時應購買外匯賣出期權以防范遠期收匯風險;(7)銀行通過海外銀行獲得進口商的銷售匯款后,扣除貿易融資本息后將余款劃回客戶帳戶。
方案四:存貨融資+票據貼現+外匯賣出期權+短期出口保險和國內貿易保險。該方案的執行步驟:(1)A公司和B公司就摩托車出口達成協議并支付30%的貨款;(2)A公司就該項交易投保短期出口保險和國內貿易保險,并依靠國內貿易保險的付款保證進行原材料和配件采購;(3)A公司完成訂單后向海外發貨,并要求進口商履行票據承兌手續。A公司再向出口國所在地的銀行申請票據貼現,款項用于歸還存貨融資款;(4)此時A公司購買外匯賣出期權以應對外幣匯率大跌的情況;(5)B公司實現銷售后付款,出口地銀行收回后扣除貸款本息后將余款歸還給A公司。
方案五:出口賣方信貸+出口買方信貸+貨幣互換+短期出口保險。本方案的履約步驟分別是:(1)A公司和B公司簽訂摩托車出口合同,B公司支付30%的貨款;(2)A公司向出口方銀行申請出口賣方信貸;(3)B公司通過進口方銀行出具的保函,向出口方申請以A公司和B公司合約為基礎的出口買方信貸;(4)出口方銀行分別向出口方和進口方提供出口賣方信貸和出口買方信貸,以及提供貨幣互換的服務;(5)A公司用信貸資金購買原材料和配件進行生產并發貨;(6)B公司用出口買方信貸支付貨款,待實現銷售后歸還出口買方信貸;(7)A公司收到貨款時,如果結匯時匯率不利,貨幣互換業務可以很好地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以上五種貿易融資方案均能夠很好地解決摩托車出口貿易項下的進出口融資需求,但是各個方案仍然各有各的的側重點。方案五能夠很好地利用國家信貸支持來開展外貿業務,重點適用于國家鼓勵出口產品和重點扶植企業出口;方案四可以很好地利用摩托車零部件賒銷后延后付款的寬容期,并充分利用存貨來融資,可以有效解決部分企業抵押物不足的問題;方案三和方案二均是出口企業利用較少的保證金來得到延期付款和融資的目的;方案一則可以將融資時點向前推至合同簽訂初期,能夠解決部分原材料或配件商要求現款交易時的資金短缺問題。各摩托車出口商可以根據實際貿易交易的特點來選擇符合其要求的融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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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責任意識、服務意識和辦事講效率、工作講質量、行政講成本的意識,勤儉節約、自覺節能。切實改進作風,提高工作效率。各處室進一步強化工作人員時間觀念和崗位意識,堅決糾正辦事拖拉、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的行為。改進作風,克服形式主義。
二、抓制度、明責任。制定針對性措施,以制度創新為抓手,逐步實現以制度管人管事,進一步建立健全節約型機關建設長效機制,按照“誰使用,誰管理,誰負責”的原則,各處室要按照各自的工作職能和職責分工,密切配合,切實把各項資源節約工作的措施落到實處。分管領導負總責,各處室負責人具體負責,把資源節約工作落實到日常工作中。
三、抓考核、重長效。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進一步健全考核機制,將資源節約責任和實際效果納入目標責任制和干部、職工考核體系中,并形成一種長效機制。局機關內部建立定期統計分析制度,按期準確地統計本單位辦公用品、水、電、車輛使用等資源消耗的數據,監督機關內部資源消耗情況,針對消耗大的問題,及時總結,提出辦法。
四、抓落實、促成效。從1月份開始,從以下七個方面開展建設節約型機關活動:
(一)節約用水。節約每一滴水、人走水停,隨手關好水龍頭,加強用水設備的日常維護管理,嚴禁跑冒漏滴,堅決避免長流水現象的發生。
(二)節約用電。節約每一度電,在自然光照較好的條件下,要盡量少用照明燈具,最后下班的工作人員要自覺及時關閉電源。電腦、傳真機、打印機等用電設施在下班時要及時關閉,并盡量減少待機時間。嚴格控制辦公室空調溫度,做到夏季不低于26攝氏度、冬季不高于20攝氏度;空調房間要隨手關閉門窗。辦公室無人辦公時做到不開燈、不開空調,杜絕能耗空放現象。
(三)節約用材。要重點做好節約用紙工作。打印機支持雙面打印的,要盡量使用雙面打印。加大局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力度,特別是要充分利用好個人郵箱系統。減少紙質文件發放量,各類文件處理能在局域網進行的,不發紙質文件;簡報類、通知類、告知類文件只發電子文件。減少文件復印量。移動硬盤、U盤的使用要嚴格執行相關規定。節約每一支筆,提倡鋼筆書寫,一次性筆盡量少用或不用。規范辦公用品購買、申領、登記制度,嚴格控制發放數量,每半年公布一次辦公用品申領情況。
(四)節約用車用油。加強車輛調度管理,機關工作人員進行一般性公務活動時,盡可能乘坐公交車,參加同一活動的人員用車盡量集中,統籌安排,盡量不要分別派車。公務車在使用前,控制好開啟空調預冷時間;在非使用狀態下,公務用車不得開啟空調。駕駛人員要注意維護好車輛,保證行駛安全,提倡駕駛員自己清洗車輛,每季公布行駛里程和百公里耗油數。嚴禁駕駛員私自出車,不經各線分管局長與局辦公室同意,視為出私車,駕駛員負相關責任。
一、引言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貿易合作關系自1950年以來隨著兩國政治關系的發展跌宕起伏。中印貿易關系真正開始出現大規模增長是在2000年以后,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印貿易發展進入了黃金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至今,中印貿易總額增長近14倍,平均年增長率為19.7%。①
盡管中印兩國的貿易發展速度不斷增快,然而總體貿易規模不大。與對外貿易發展程度相比,中國和印度的貿易總額都處于彼此的初級階段。根據聯合國貿易數據庫顯示,2015年中印貿易總額僅為中國與美國的12%,中國與歐盟的10%,中國與日本的16%。除此之外,中印兩國的雙邊貿易從新世紀以來,開始從兩國各有逆差逐漸發展到印度對中國的全面逆差,兩國雙邊貿易發展出現不平衡。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對印度的貿易順差已經達到了300億美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兩國貿易往來的不斷加強,貿易結構的互補性也開始凸顯。
二、中印貿易結構互補性分析
(一)貿易互補指數分析
貿易互補指數是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與顯示性比較劣勢指數的乘積,進口百分比越大,說明該國在此類產品生產上的出口競爭劣勢越大。其計算公式如下:
Cab=RCAai*RCAmbi
本文選取2015年中印兩國商品進出口貿易數據,根據SITC-3分類標準細化到二位數編碼。通過計算可以總結出中印商品貿易中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對印度進口的貿易互補產品。在中國對印度出口互補的商品貿易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最大,包括辦公自動化設備、精密儀器和其他運輸設備。其次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包括紡織類產品。在印度對中國出口互補的商品貿易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初級產品領域,以及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
(二)產業內貿易指數分析
產業內貿易指數是產業內貿易理論模型的核心,其計算公式如下:
Ti=1-|Xi-Mi||Xi+Mi|
本文通過計算中印產業內貿易指數,觀察兩國之間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即兩國之間是否形成了有效的專業化分工。通過數據計算可以看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走向。中印產業內貿易水平較高的產品類型是食品和活畜類、化學成品和有關產品、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幾乎占到中印貿易總額的50%。通過不同產品類別產業內指數的對比發現,中印兩國在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指數較高,說明這兩類產品異質化程度較高。
具體來說,原料類產品、化工類產品、紡織類產品和機電類產品是中印貿易往來的只要產品類型。首先,中印兩國在初級產品領域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總體呈現低位運行并且逐漸下降趨勢。中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內市場呈現出了一次“洗牌”現象。初級產品已經不再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主要產業,在今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對外貿易將呈現出以高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新常態。其次,化工類產品逐漸由產業內貿易向產業間貿易轉化。作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之一的化工行業,中國在不斷實現突破。隨著國家產業政策的扶持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我國在化工行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優勢產業――無機化學品。反觀印度,印度一直以來的優勢產業是電子產業,國家也把大量的政策傾斜到電子行業中,因此在化工領域里也主要是以傳統優勢產品――醫藥產品為主。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印兩國在化工類產品領域中的產業間貿易不斷增強。
(三)產業內與產業間貿易指數分析
當我們把中印兩國的貿易互補指數和產業內貿易指數相結合起來分析,就可以看出兩國之間的商品貿易發展的動力來源,究竟來自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
通過互補指數和產業內貿易指數結合計算,可以看到產業內貿易,即專業化分工并沒有在中印商品貿易中產生。無論是在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中,產業內貿易指數高的產品類型幾乎很少。因此,我們可以明顯地得出中印商品貿易互補性的形式,是以產業間互補貿易為主,產業內互補貿易為輔。
三、促進中印兩國商品貿易結構優化的對策建議
通過前文的實證與分析可以看到,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和印度,由于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性,使得兩國之間的貿易水平相較于其他國家,仍處于初級階段,貿易結構還有巨大的優化空間。但是兩國之間的發展策略有所不同,優勢產業也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貿易產品互補性在不斷增強,這也為中印兩國中間的貿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印兩國應互相努力,在政治上不斷克服不利因素,早日在經濟上共同實現雙贏。對此,本文提出了幾點建議:
第一,中印雙方要共同努力,不斷促進和實現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世界經濟一體化已進入到以雙邊自由貿易為主的新階段。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歐盟的順利發展,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提供了思路。中國和印度同為金磚四國,在地理位置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由于兩國都屬于人口大國,有著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和發展潛力。中印兩國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上,應加強合作與交流,努力實現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提升兩國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多贏。
第二,不斷促進產業間貿易。通過前文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印兩國之間的互補產品類型不斷增多,這為兩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在金融危機過后,面臨著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階段。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對于能源類產品的需求也不斷增強,這類產品也正是印度目前主要出口產品之一。而從印度來說,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國內市場對于家電類產品、辦公類產品的需求也不斷增強,這兩類產品也是中國目前的優勢產品,在今后也將成為中國向印度出口的重要領域。
第三,促進專業化分工,形成產業內貿易。由于中印兩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巨大的相似性,因此雙方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產品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中。因此,中印兩國應加強競爭性產業產品的專業化分工,擴大產品的多樣化和差異性,促進產業內貿易,針對具有競爭性的產品加強專業化分工,促進良性競爭。(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希望學院)
注釋:
① 數據來源:根據2002-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整理所得.
參考文獻:
[1] 閆成海,從貿易結構看中國與印度經濟間的競爭關系[J],世界經濟,2003(1).
[2] 楊文武,后危機時代中印經貿合作研究現狀探析[J],南亞研究季刊,2012(4).
[3] 葉世隆,張偉,建立中印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意義[J],大理學院學報,2012,1(1).
[4] 溫耀慶,戴錦賢,金磚五國合作機制下的中印經貿合作[J],國際貿易,2012,8(20).
[5] 文富德,論中印經貿合作的發展前景[J],南亞研究季刊,2008,3(21).
中圖分類號:F7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0-0193-02
改革開放以來,甘肅省遵循傳統比較優勢原則,利用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大力發展經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甘肅省仍是我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與發達省份的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貿易條件惡化、貧困化增長的趨勢。究其原因,除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因素外,也與現有進出口貿易方式結構不能完全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有關。
一、貿易方式結構與產業結構的互動關系
按照傳統比較優勢原則,發展中國家應主要出口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而從發達國家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按照這種國際分工模式,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之路將變得非常艱難。傳統的比較優勢原則與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道路之間的矛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差距的擴大、貿易條件的惡化和貧困化增長趨勢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審視、反思并分析建立在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的國際分工模式、貿易方式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適應性,力圖打破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局面,將目光投向動態比較優勢,以確立與產業結構形成良性互動的國際分工模式和產業結構。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進步和要素的不斷積累,該國的比較優勢會發生變化,從而導致該國的貿易方式、貿易規模、貿易流向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又是拉動該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因素。因此,貿易方式結構和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互動轉型升級關系,而要形成這種良性互動關系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兩者的相適應性,即該國貿易方式結構的構建與產業結構的升級要存在相互促進、相互拉動的關系。
二、甘肅省進出口貿易方式結構現狀分析
甘肅省進出口貿易方式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在進出口總值中僅占較小的比重。如表1表2所示,甘肅省加工貿易出口額從2001―2006年的發展情況來看雖然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是,在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卻在逐漸減小,一般貿易得到了更快的發展。而同期作為全國主要貿易方式的加工貿易出口額卻一直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2以上,而這種貿易方式卻占了不到甘肅省出口總額的1/3。加工貿易制成品實際上只是在我國組裝加工的外國產品,我國企業承擔的只是價值鏈中附加值較低的簡單加工裝配環節,而附加值高的環節大多都由外資企業掌控,許多產品只是“在中國制造”而不是“由中國自己制造”,絕大部分貿易利益被國外公司所分享。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一般貿易出口額有逐漸超過加工貿易出口額并成為主要貿易模式的趨勢。而由表1可知,甘肅省出口貿易方式與全國貿易方式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但事實上,由于特殊的社會歷史原因,我國東中部發達省市走的是“一般貿易――加工貿易――一般貿易”的貿易發展之路。最初通過發展一般貿易出口初級產品換取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品,然后通過引進國內短缺的資金和技術,形成強大的加工制造能力。當資本、技術得到一定量的積累后,部分國際競爭力強的企業就會進行技術模仿創新,利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生產高新技術產品,開始向一般貿易轉變,最終形成以一般貿易為主的貿易方式。而從甘肅省貿易出口額和進出口貿易商品種類可知,盡管一般貿易是甘肅省主要貿易方式,但這種貿易方式是低層次的,與我國部分省份較高層次的一般貿易在商品內容上有著質的差別。
三、甘肅省貿易方式結構與產業結構的有限適應性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甘肅省進出口貿易雖然得到了一定發展,但無論從總體規模上還是內部貿易方式結構上來看,都不能滿足當地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其貿易方式結構與產業發展的適應性非常有限。
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甘肅省應提高一般貿易的層次,進口用于發展經濟的資本品,出口工業制成品,同時,注重吸引外資,通過大力發展加工貿易來提高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但實際上,甘肅省一般貿易出口主要以粗加工的硅鐵為代表的賤金屬及其制品,很少涉及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產品則主要為非合金鋁、非合金鎳等低附加值的簡單加工品。低層次的一般貿易所占比重過大和加工貿易在低端市場的緩慢發展,既嚴重阻礙了甘肅省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也不利于甘肅省貿易方式結構的優化和資本品的積累。“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資源型)型企業的大量存在和快速發展,既污染了環境、耗竭了資源,又造成了暫時的GDP增長,誘導投資向初級產品或原材料市場發展,而對礦產品等初級生產要素的密集使用使產業結構進一步失調,從而又惡化了貿易方式結構,最終形成了貿易方式結構與產業結構的有限適應性關系。因此,要打破貿易方式結構與甘肅省產業結構之間的這種惡性互動關系,必須著眼于甘肅省經濟發展現狀,構建有利于促進甘肅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貿易方式結構,形成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四、甘肅省目標貿易方式結構的構建
甘肅省現有貿易方式結構既不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也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因此,甘肅省應正確處理好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的關系,著力構建有利于甘肅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貿易方式結構,有利于傳統比較優勢產業快速發展和動態比較優勢產業加快建立的國際分工模式,不斷提升甘肅省的產業競爭力和促進甘肅省經濟的快速發展。
首先,提高一般貿易企業的產品層次和技術含量,努力提升一般貿易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近幾年,全國部分省市一般貿易額已超過加工貿易額而成為主要的貿易方式。同時,國家也開始逐步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和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面對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甘肅省一般貿易企業應優化一般貿易進出口商品結構,嚴格控制“兩高一資”型企業的規模,抑制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提高一般貿易進出口商品的層次,增加收益。同時,保證一般貿易在生產經營上享有與加工貿易同等的待遇,給予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為一般貿易的發展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通過政策導向作用引導資金轉向較高層次的一般貿易生產,提高一般貿易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附加值,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
其次,我國開始逐步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和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促進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和向更高層次的升級換代,并最終進入貿易方式的第三階段即高層次的一般貿易階段。但這些政策的出臺,是以我國加工貿易產品和企業競爭力有了明顯提高為基礎的,而甘肅省由于仍處于低層次的一般貿易階段,加工貿易企業競爭力不強,發展不充分。因此,甘肅省應優先支持加工貿易發展,提高加工貿易企業的競爭力和發展層次,縮短加工貿易階段的發展時間,通過加工貿易引進甘肅省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資本、技術等資本品,引導外商投資流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業部門,通過技術擴散和滲透效應,逐步實現這些產業的本土化,為高層次一般貿易的發展積累力量。具體來說,甘肅省可以利用國外第二資者更多地把資金投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業和交通運輸業,將優惠政策更多地傾向于污染少、附加值高的加工制造業,努力扶持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并重點培植部分石化、機械設備等高新技術企業,實現甘肅省商品進出口結構的轉變,為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由于藝術創作的需要,皮毛材質在當代藝術創作中產生了很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總結一下,主要有以下幾類:最基本的表現形式 、美學視野下的人體毛發、活體動物在藝術創作中的介入、人造皮毛與其他皮毛材質。
一、最基本的表現形式
皮毛材質的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一種常規的表現形式,也是最為常見的表現形式,包括動物皮毛挪用(見圖1-1)和動物標本(見圖1-2)。
圖1-1 《墻上的動物》
圖1-2《唱》
二、美學視野下的人體毛發
人體毛發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它充滿了極其豐富的社會、宗教、文化和情感價值。從物理性質上來講,人體毛發同動物皮毛一樣具有相同的特點,美學視野下的人體毛發是皮毛材質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2007年8月,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圖書館內展示了一大堆人類毛發,總重量430磅,共計42350人無償為藝術家提供了這些材料。這塊龐大的毛發織物就是谷文達的新作,被騰空懸掛在學校圖書館的大廳入口處。谷文達自1993年起就開始了以毛發為材質的藝術創作,這成為他以后創作最理想的材料,一直運用至今。
《黑金》是谷文達的另一件作品,是作者以作品以中國人發為材料編織而成的彩壁,長達25公里的。頭發是從全國各地收集過來的,作品前后歷時三年時間。同時他把中國人的頭發研磨做成了墨粉,作為一種繪畫工具。
三、活體動物在藝術創作中的介入
在當代藝術作品中,其創作材料無所不用,在某些藝術作品中,尤其是行為藝術,觀眾會看到有活體動物介入到其中。由于大多數動物身上生長有皮毛,在這里,我把活體動物看做是一種特殊的皮毛材質,是皮毛材質的特殊表現形式之一。
因為有活體動物的介入,使某些作品充滿了滑稽和戲劇性,讓作品第一眼就會內心一笑,笑過的一瞬間,觀眾便會受藝術作品的引導進入到對某一問題的思考。這就是作品的精妙之處。這類作品往往揭示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1994年作品《文化動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一個鋪滿了書籍的豬圈里面有一公一母兩頭豬,母豬身體皮膚描有漢子,公豬身體皮膚描有英文,公豬不停地趴在母豬身上做的動作。公豬累的氣湍吁吁的,但還是賣力的趴在母豬身上做的動作。整個作品呈現出一個完美有活體動物參與的場景,給人一種強烈的感官刺激。通過這樣一件充滿智慧和巧妙地作品,提出了西方文化對本族文化的侵略,和奴役觀點。
四、人造皮毛與其他皮毛材質
任何一種材質都有其獨特的屬性和品質,藝術家把任何一種材質運用恰到好處都可以創造出精美的藝術作品。人造皮毛和其他皮毛材質同樣如此。他們同樣是皮毛材質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人造皮毛、棉絮以及泥漿等這些隨手可得的材料在英國藝術家馬修·阿爾巴內西手里變成了壯美的自然景觀,他的作品包括日落中起伏的草原和陰森恐怖的龍卷風等。盡管這些作品尺寸都非常小,但制造出來的效果卻令人驚嘆不已。瑞貝卡·霍恩是德國頂級裝置藝術大師,她善于將利用鳥類羽毛做裝置作品。著名的作品就是其身體“改形”。
參考文獻:
[1]李云慧,對雕塑材質運用的思考[D],石家莊.黃興國,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