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綜述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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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F407文獻標識碼： A

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享受到家用電器所帶來的便捷生活。然而千瓦級以上的電器大量使用，也使農村用電需求的節節攀升。加上許多地區電力設施的落后，造成農村電壓不夠穩定。這不得不使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大打折扣，關于低電壓現象的投訴日益增多，由之造成的不滿也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因此，如何治理農村“低電壓”，提高電能質量水平，就成了民生問題和發展農村經濟的當務之急，更是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重要一環。我國之前的農網改造技術相對落后，改善電能質量水平方案和技術相對單一。

1農村低電壓原因分析

1.1技術原因

在對農村“低電壓”原因實地調查和研究分析后發現，高峰時段電壓偏低的現象確實存在于部分農村低壓地區，個別地區甚至連正常供電都難以保障。以季節劃分，夏季為這種現象的高發期。這主要是因為夏季是全年用電的高峰期，負荷電流超出了平時的水平，最終導致配變重載或超載，尤其是配變負荷三相不平衡的出現。空調等制冷設備的集中使用是配變負荷達到高峰值的直接原因，因此電壓不穩定的現象十分頻繁。除人為用電原因外，地形狹長的農村地形和不夠集中的村落分布，使部分10千伏線路的供電半徑增加，造成部分線徑較細的線路或負荷偏重。因此，要解決現在部分農村的“低電壓”和電能質量過低的困境，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配電變壓器容量不足

由于建設進度較慢，建設水平不高，我國農村的配電變壓器相對城市普遍偏小。加上農村經濟發展迅速，農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攀升，導致農村配變無法適應急速提升的農村電力消耗，在越來越多的高功率電器的普遍使用中已經超負荷運作，因此農村電壓過低的現象才會頻繁發生。只有重新更換大容量的設備，提升其配電變壓能力，才能夠應對用電高峰期。

（2）三相不平衡的問題普遍存在

農村地區在裝電表的時候，供電所通常缺少對三相負荷的使用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欠缺考慮。居民的兩相表的安裝不夠嚴謹。同時單相農機的使用也加劇了電壓降低和三相不平衡的現象。這都是在應對農村“低電壓”時的需要詳細考慮的問題。

（3）電路使用年限過長，導線線徑小，電能效率低

我國農村建設電網的時間比較久遠，再加上缺乏足夠專業人員，維護工作沒有到位，改造滯后。這些共同加劇了電路的老化速度，隨之帶來的各種損耗使農網電壓極不穩定。

（4）電源點缺乏合理布局，供電半徑超過適用范圍

部分電源點受制于投資成本和地理條件，布局不夠合理。個別地區10kV供電半徑過長，造成末端電壓偏低。例如，部分鄉鎮村居在建設時考慮不充分，缺乏長遠眼光，建設過程中亂象叢生，最終導致民房過于密集，部分臺區離負荷中心過遠，增加了低壓供電半徑，引起末端電壓偏低。

1.2管理原因

（1）改造難度大，用電量激增

除了技術上的難題，農村電網管理難度高也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復雜的電網結構給線路架設增添了不小的困難，加上管理人員的缺乏，使得農村電網的管理建設舉步維艱。農村電網管理以及“低電壓”現象在電網體系中長時間得不到重視，進一步加大了農村用電的問題和隱患。與此同時，不斷增多的功率電器，也加劇了農村用電供需的矛盾。

（2）缺乏有效及時的管理機制

“低電壓”現象的檢測標準和系統管理在我國農村遲遲未能完善，因此難以對“低電壓”進行科學分析。農村急需建立系統的電網數據檢測和分析制度，來使農村“低電壓”現象的管理工作科學化，使治理方案的執行高效化。

2農村低電壓的具體治理措施

2.1技術手段

依據農網實際狀況，以改善農村低壓客戶的電壓質量為中心，協調中低壓互補，從而優化電網無功補償能力，使電壓在穩定條件下工作。然后在農村部分地區大力建設綜合補償網絡，為無功優化提供技術支持。最后要對10kV線路、配電變壓器低壓側進行優化補償，確定無功補償設備的安裝位置及容量，實現線路末端電壓的提升，促進電壓的穩定。有如下幾個方面。

（1）增大線路的導線截面，縮短低壓線路供電半徑

我國山嶺臺區的農網改造普遍落后，建設標準過低，對此可以適當減少低壓線路供電半徑，加長10 kV線路的長度，加大導線橫截面。在這些地區進行大面積更換線路導線，同時保證導線截面大于50mm2。針對個別低壓線路負荷分散、供電半徑長的問題，可以采取安裝低壓調壓設備的方法。

（2）提高設計標準，合理規劃配電變壓器布點

在一些山嶺區及部分未進行農網改造的“低電壓”臺區，可以適當增加配變布點。而針對負荷較小、相對集中的山區，則采取單相變壓器供電的方法。如果部分客戶居住分散，難以進行電源的統一布點，就應該以低壓調壓器進行調壓的方式來供電，從而改善“低電壓”現象。

（3）在“低電壓”區增設無功補償裝置

在治理農村“低電壓”現象時要以改善農村低壓客戶端的用電質量作為中心，并根據每個地區的情況區別對待，以中低壓協調的方式對電網電壓進行補償。為此，應在部分農村地區安裝無功優化補償裝置，一方面，可以在感性負荷密集地區建設集中式自動無功補償站；另一方面，還要對線路末端的電壓進行調節，對供電半徑超過15 km的10 kV線按需配備線路調壓器。通過以上方法，可以有效提高10 kV線路末端電壓質量。

2.2管理手段

（1）加強中低壓配網的運行管理，增加配變的巡視次數和檢查力度。對電壓情況進行實時監查，及時調整配電變壓器的分接頭。停電檢修計劃的制定要與線路及配變地區結合起來，根據農村不同的季節特點做出應變。

（2）重點關注低壓用戶的用電需求，盡力避免三相不平衡發生。加大對低壓用戶報裝接電的管理、充分分析營銷數據，合理制定裝接容量。結合營銷流程，對單相用戶所接相別進行清晰分類，對分相用電量進行量化分析，結合現場數據測量，對單相用戶所接相別做出及時更改，最終實現對三相不平衡問題的控制。

（3）為低壓用戶提供優質服務，努力減少居民關于“低電壓”問題的投訴。

可以采取建立居民聯系卡機制，安排專職人員負責在居民間進行聯系和回訪，第一時間了解居民供電的難題，確定具體解決時間，最大程度地降低居民的不滿，及時幫助用戶擺脫“低電壓”所造成的不便。

3結束語

電力工程是民生建設的重要部分，直接關系到居民的生活質量。因此“低電壓”問題的解決必須得到高度關注。農村用電負荷的劇增，是使得“低電壓”現象在多地區反復出現的直接原因。只有堅決依照規劃，從技術手段和管理手段兩個方面全面落實綜合治理的各項工作，才能夠促進農村電網工程改造有序進行。同時建立農村“低電壓”綜合治理工作的常態機制和專項工作，保障實地考察和及時回訪。只有技術和管理雙管齊下，才能遏制“低電壓”頻繁出現，優化農網供電服務水平。

參考文獻：

篇（2）

[中圖分類號] R473.7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36-0086-03

The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AN Weiqin1 YE Xinqing2 YE Hong2

1.Wuyi County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hua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Wuyi 321203，China；2.Breast Surgery，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ed Tumor Hospital，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Seventy-two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36 case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ized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symptomatic car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focu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care，chemotherapy extravasation treatment， chemotherapy intervention， diet car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toxicity of care. The patient's mental state parity group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nursing satisfaction， clinical symptoms. Result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atients mental stat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1.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mtrol group 75.0%（P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sychological status； Qual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care

乳腺癌是女性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近年來發病率每年以3%～4%速度遞增，且發病日趨年輕化。化療是目前治療乳腺癌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乳腺癌患者術后行化療均存在焦慮、抑郁、恐懼、失落等不同的負性心理狀態，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1]。隨著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改變，做好乳腺癌患者術后化療的綜合性護理干預對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減少患者的病痛、使患者積極配合治療、使其順利完成化療計劃至關重要[2]。

1 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取2011年1月～2013年1月在我院進行輔助化療的乳腺癌患者72例，意識清楚，無智力障礙，對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男性乳腺癌患者以及由于復發或轉移而致住院并行二次手術治療的乳腺癌患者以及合并其他嚴重疾病的患者。年齡38～71歲，平均（45.7±3.2）歲，其中48例行乳腺癌根治術，24例行乳腺改良根治術。兩組患者分別采用CEF化療方案（環磷酰胺+表柔比星+5-氟尿嘧啶）、TC方案（多西他賽+環磷酰胺）、TE（多西他賽聯合表柔比星）、EC-T方案[CTX（環磷酰胺）、EPI（表阿霉素）化療4周期后，改用紫杉醇類的藥物再化療4周期][1]。兩組患者根據護理方法不同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各36例，兩組患者的年齡、婚姻史、手術類型及化療方案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護理方法

兩組患者均于術后2～4周接受化療，化療6個周期。對照組根據患者臨床癥狀采取隨機對癥護理，干預組著重實施綜合性的系統護理干預，具體內容如下。

1.2.1 心理護理 多數乳腺癌患者術后情緒低落，甚至缺乏治療信心，護理人員應多與患者溝通，根據患者的文化修養、經濟狀況、家庭情況等方面進行針對性的心理護理，認真傾聽患者的訴說，耐心解釋患者提出的問題，用療效好的典型病例鼓勵患者積極配合治療，解除其緊張、焦慮、恐懼等消極的心理狀態，使患者對疾病及治療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以良好心態和穩定情緒積極配合治療，確保化療的順利實施。同時邀請家屬（尤其是配偶）、同室病友共同參與，可以取得很好的心理治療效果。

1.2.2 化療藥物外滲的處理 化療藥物一旦發生外滲，立即停止注射，回抽針頭中殘余的化療藥物，推注地塞米松5 mg后拔針，24 h內冰袋局部冷敷，24 h后50%硫酸鎂濕敷[4]，也可取金黃散用清茶水或紅花酒調成糊狀局部外敷。抬高患肢減輕腫脹，局部已明顯壞死、潰瘍者需外科清創處理。

1.2.3 化療反應干預 向患者及家屬介紹化療的相關知識，告知其化療的意義、目的及按時正規化療的重要性、化療藥物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同時選擇性格開朗、樂觀自信、康復效果較好的患者及家屬進行化療成功經驗的交流。在不影響治療的前提下，盡量選擇不良反應小、對癥使用的藥物，盡量減輕患者的不適。

1.2.4 飲食護理 告知患者化療前進食蛋類、乳類、瘦肉、禽類及豆制品等高蛋白飲食，化療期間多食含維生素及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西紅柿、胡蘿卜等。對腹瀉患者予香蕉、去脂肉湯等含鈉鉀食物，少食產氣食物。最后，化療后2～3 d予雞蛋羹、米粥、酸奶等易消化食物。

1.2.5 行為干預 教會患者常用的行為控制技術，如疼痛、惡心嘔吐時放松、催眠、意向控制等[5]。通過行為放松療法、音樂療法和注意力分散療法來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

1.2.6 毒副反應的護理 ①一般化療用藥后2～3周頭發出現脫落，發生脫發時要注意保護頭部，避免日曬，外出時要帶帽，不要使用對頭發有刺激性的洗發液，可戴假發或帽子，以消除患者不良心理刺激。②對于嘔吐劇烈無法進食的患者可適當應用止吐藥。護理人員要密切觀察患者嘔吐物的性狀、顏色等，幫助患者做好口腔護理，保持口腔衛生。③化療后最嚴重的毒性反應是骨髓抑制，主要表現為白細胞、血小板下降，因此化療后應密切觀察患者的血常規，定期復查，當白細胞低于1.0×109/L時，要暫停化療[6]，立刻報告醫師及時給予注射升白細胞、血小板藥物等，多休息，避免感染。

1.3 評價指標

1.3.1 心理狀態的評估[6] 通過調查問卷將乳腺行化療后患者的心理狀態歸納為焦慮悲觀、孤獨無助、自憐、主觀感覺異常、猜疑、期待、希望七類，觀察患者對待疾病的態度，分為有效（樂觀向上，積極配合治療）、好轉（心情時好時壞，對治療結果信心不足）、無效（心理護理干預失效，患者精神萎靡不振）。

1.3.2 乳腺癌患者化療反應癥狀評價[8] 主要觀察兩組患者化療期間發生疲倦、惡心、嘔吐、疼痛、呼吸困難、失眠、食欲喪失、腹瀉、便秘等癥狀改善情況。

1.3.3 生存質量的評估 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生存質量測定量表（WHOQOL-100）進行評估，該量表涵蓋生理（physical domain，PHD）、心理（psychological domain，LID）、獨立性（independence）、社會關系（social relationshipdomain，SRD）、環境（environment domain，ED）和精神/宗教/信仰（spritua1ity/religion/personal belief domain，SRPD）6個領域24個方面的內容以及一個評價健康狀況和生命質量的評分。各個領域及各方面的得分均為正向得分，得分越高，生存質量越好[9]。

1.3.4 護理滿意度調查 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進行調查，包括護理人員的工作態度、技術水平、專業知識情況、健康教育、主動巡視及知曉度等；滿分100分，評分標準：>85分為滿意，84～60分為較滿意，

1.4 統計學方法

全部數據均采用SPSS12.0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心理狀態改善情況

見表2。干預組患者心理狀態改善情況有效率達91.7%，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5.0%，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心理狀態改善后的效果比較[n（%）]

注：*與對照組比較，P

2.2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化療期間臨床癥狀改善情況

見表3。干預組患者化療期間出現疲倦12例、惡心嘔吐10例、疼痛8例、呼吸困難3例、失眠16例、食欲喪失13例、腹瀉11例、便秘6例，均分別明顯少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3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化療期間臨床癥狀改善情況[n（%），n=36]

注：與對照組比較， *P

2.3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生存質量各項評分比較

見表4。干預組患者的各項生存質量評分分別為：生理（77.36±15.78）分、心理（49.24±13.30）分、獨立性（51.12±9.12）分、社會關系（65.32±7.49）分、環境（60.81±6.27）分、精神/宗教/信仰（66.12±7.48）分，均分別高于對照組（72.63±12.58、（42.38±10.69）、（48.37±8.31）、（60.11±9.67）、（55.23±7.12）、（60.49±8.59），差異具有顯著性（P

表4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生存質量各項評分比較（x±s，分，n=36）

注：與對照組比較， *P

2.4 干預組和對照組出院時護理滿意度比較

見表5。干預組出院時護理滿意度評價為91.67%，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2.22%，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5 干預組和對照組出院時護理滿意度比較[n（%）]

注：與對照組比較，*P

3討論

乳腺癌是女性腫瘤最常見的疾病之一，近年來發病率逐年上升但死亡率逐年下降，這主要是由于乳腺癌知識的普及，使得部分患者得以早發現、早治療以及完善的治療方案與護理方法，其中輔助化療在乳腺癌患者的治療中占據重要的作用。但任何一種化療方案均產生不同的不良反應，術后由于生理功能的喪失以及化療的毒副反應，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改變，使患者發生軀體、心理等問題，如出現憤怒、恐懼、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對患者的康復過程和日后的生存質量帶來不良影響，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11]。

術后化療期間化療的副反應給患者帶來較大痛苦及負性情緒，如脫發形象的改變會使患者出現回避社交等心理障礙；心、肝、腎等臟器的損傷可造成患者身心兩方面的傷害。因此，在化療期間對患者實施綜合性的護理干預措施，可以減輕化療中出現的各種毒副反應。要使乳腺癌患者順利地完成化療療程，同時護理人員應具備較強的專業技術和理論知識，對每一位化療患者采取及時的針對性的護理干預，尤其是心理護理干預[12]。表2顯示，觀察組乳腺癌患者心理狀態改善后的效果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部分乳腺癌患者術后接受化療后常出現惡心、嘔吐、腹瀉、便秘等胃腸道不良反應。本研究表3的結果證實了上述觀點，干預組患者化療期間出現疲倦12例、惡心嘔吐10例、疼痛8例、呼吸困難3例、失眠16例、食欲喪失13例、腹瀉11例、便秘6例，均分別明顯少于對照組，說明對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進行護理干預，尤其是健康的飲食指導，可以減輕或緩解患者的各種消化道癥狀，使患者能順利地完成化療。

護理人員在工作中通過積極主動與患者進行溝通，取得了患者及其家屬的理解和信任，樹立了良好的護患溝通關系。同時護理人員要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和操作技能，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護理滿意度和教育效果[14]。本研究結果表明，對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實施綜合性的護理干預，使患者及家屬對疾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幫助患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對于治療和護理的積極性，使患者掌握自我護理知識，鞏固了臨床治療效果，提高了患者護理滿意度[15]。本研究表5結果顯示，干預組出院時的護理滿意度評價為91.67%，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2.22%（P

綜上，對乳腺癌術后行化療患者實施綜合性護理干預措施，如心理護理、飲食護理、 行為干預、化療毒副反應等的護理干預，可以明顯提高治療效果，改善患者的負性心理狀態，提高護理滿意度，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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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圖分類號]D6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7-0067-09

本次調查由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小組辦公室委托開展;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NCET-10-0430)的資助,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項目批準號10ZD&018)的一項成果。調查問卷由袁方成副教授設計。本次問卷調查得到浙江省安吉縣、永嘉縣和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農村綜合改革部門的大力支持。調查問卷在博士生周純義指導下,采取Epidata軟件,由華中師范大學2012級、2013級地方政府學碩士生錄入。特此一并致謝!

一、調查的緣起及基本情況

早在2008年，浙江省安吉縣立足縣情，提出了“中國美麗鄉村建設”。兩年后，“美麗鄉村”建設升級為浙江省委、省政府決策。近年來，浙江“美麗鄉村”建設成績斐然，成為全國“美麗鄉村”建設的排頭兵。如今，安徽、廣東、江蘇、貴州、廣西等省區也在積極探索本地特色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但在許多地方，“美麗鄉村”建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導并自上而下推動的，它是否滿足了人民群眾對新農村建設的期待和要求呢？對于基層干部、群眾而言，他們又是如何認識“美麗鄉村”建設的？他們的所思所想是什么？

為了了解當前基層干部群眾對“美麗鄉村”建設的看法和要求，課題組在2013年暑期跟隨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小組辦公室領導到浙江省安吉縣、永嘉縣和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等地調研時委托當地農村綜合改革部門進行了問卷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379份，其中，安吉縣樣本數為167份（占44．18％），永嘉縣樣本數為45份（占11．90％），高淳區樣本數為166份（占43．92％）。

表1是這次被訪者的基本情況。被訪對象涉及鄉村干部、農民、農村事業單位職工等不同職業群體；他們的平均年齡為33．5歲，以中青年為主（21～50歲之間的占72．87％）；家庭平均年收入79072．37元，人均年收入24926．04元，但收入結構總體趨向分散，人均年收入不足1萬元和超過4萬元的分別占14．16％和11．50％，因此本次調查的數據反映了基層干部、群眾不同階層的需求、態度和觀點。

本報告主要以這次問卷調查數據為依據，在對基層干部群眾態度、需求和“美麗鄉村”建設狀況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建議。

二、農村衛生環境

從調查來看，在一些“美麗鄉村”建設的縣區，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了較好治理，但部分農民囿于既有的生活習慣，并沒有按照要求處理生活垃圾，仍然存在隨意棄置生活垃圾的現象。與之相比較，農業生產產生的廢棄物治理較差，而鄉村工業污染情況尤其嚴重，成為當前農村衛生環境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一）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一定處理

這次問卷調查的三個縣區較早開展了“美麗鄉村”建設，其農村衛生環境得到較好治理，被訪者對本村的衛生環境狀況評價較高，3／4的人表示滿意。不過，也有21．66％的人評價一般，3．74％的人不滿意。①

這些調查的村莊，絕大多數都對生活垃圾進行了處理。其中，不少村莊有專門的保潔人員進行垃圾清理。對被訪者所在村莊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選擇“設有垃圾處理池”一項的被訪者有55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4．75％；選擇“設有垃圾收集箱”一項的被訪者有21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8．45％；選擇“有專門的保潔人員進行清理”一項的被訪者有249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6．76％；選擇“其他”一項的被訪者有2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43％；選擇“沒有對垃圾進行處理”一項的被訪者有32人，占被訪者總數的8．58％。

被訪者家庭的生活垃圾也進行了一定的處理。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一些農民因為仍然延續著原有的生活習慣，并未對自家的生活垃圾進行任何處置。例如，10．16％的被訪者是將自家的生活垃圾隨手扔到路邊、溝道里或門外空地上。①6．37％的被訪者將自家生活污水潑到院子里，更有26．60％的被訪者只是將它排到室外，未作任何處理。②

（二）農業生產性廢棄物有待進一步治理

盡管這些地方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了一定治理，但是農業生產性廢棄物的處理仍然不盡如人意，需要進一步加大治理。譬如，使用過的農用薄膜，29．44％的人將它混同生活垃圾扔進垃圾箱，未作特別處理；還有8．51％的人將其直接丟棄在田地里，5．05％的人從田地取出后隨意棄置。③

又例如，相當多的秸稈（稻稈）只做簡單處理甚至未做任何處理。27．85％的人將秸稈爛在田里做肥料，15．65％的人在田里焚燒秸稈，5．84％的人隨意棄置秸稈。④這些隨意棄置的秸稈，不但影響農村衛生環境，而且極容易引致火災，威脅農民生命財產安全；而焚燒的秸稈，則直接污染空氣，成為近年一些地方頻遭霧霾的“元兇”。此外，還有5．85％的被訪者承認，將自家飼養的禽畜糞便隨意棄置。⑤

對于農業生產使用的農藥，11．44％的被訪者認為，它使人畜飲用水受到了影響，但還能使用；高達13．56％的被訪者認為，它使人畜飲用水變質，不能使用。⑥

從這次調查來看，農業生產形成的廢棄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三個“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縣區尚且如此，我國其他農村地區的情況想必更加不容樂觀。

（三）鄉村工業污染應該加強治理

相對農業生產造成的環境污染，鄉村工業污染的危害更大。而且，調查顯示，鄉村工業污染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在有鄉村工業的村莊里，只有30．24％的被訪者表示，本村的工業廢棄物經過了嚴格處理；13．29％的被訪者表示，這些鄉村工業廢棄物沒有經過任何處理；37．12％的被訪者表示，這些工業廢棄物雖然經過了簡單處理但仍有污染。此外，還有19．35％的被訪者不清楚情況。

三、村莊文化生活

調查數據表明，被訪者的日常文化娛樂活動包括看電視、看書或看報、玩電腦、玩手機、聽廣播或聽音樂、跳舞等健身活動、看戲或看電影、打牌或下棋、打球等體育運動、KTV唱歌、參加禱告、禮拜等宗教儀式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被訪者做的最多的是看電視（占59．32％），其次只有14．41％的人看書、看報，僅有5．51％的人去KTV，4．66％的人做禱告或禮拜，3．81％的人玩手機、玩電腦，2．97％的人跳舞等健身活動。說明人們日常文化娛樂活動比較單一，而且，基本上是一種私性文娛活動①，當前農村公共文化生活尤其匱乏。

調查的數據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情況。從調查來看，只有38．61％的被訪者表明本村經常開展各種公共文化活動，26．94％的被訪者反映本村很少開展公共文化活動，24．72％的被訪者表示只在某些節日開展公共文化活動，9．72％的人說本村從未開展文化活動。

農村文化生活貧乏與當前農村的文化設施匱乏不無關系。從調查來看，59．60％的被訪者反映本村有文化廣場，另外將近一半的人反映本村有社區圖書室、運動場、戶外健身設施等（參見表2）。不過，人們去得最多的地方主要是文化廣場（占比42．54％）（同時，文化廣場和公園也是被訪者最希望政府建設的②）。此外，僅有13．60％的人光顧運動場，9．65％的人去社區圖書室（參見圖2）。這表明，目前農村的文化設施不僅少，而且僅有的文化設施使用效率也非常低。它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主要局限于衛生環境的整治，對農村文化建設重視不夠。

對于是否有必要保護本村的特色文化，高達83．65％的被訪者認為有必要，只有6．27％的被訪者認為沒必要，還有10．08％的被訪者認為無所謂。當然，人們之所以贊成保護本村特色文化，其目的是不同的。有不少人認為，保護本村特色文化，有利于鄉村經營項目的開發，把保護特色文化視為鄉村經營的一種手段；也有部分人認為，保存本村的特色文化，有利于人們加強對村莊共同體的認同，提升家園意識。

從調查來看，在安吉、永嘉和高淳這些“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區，當地政府對本地鄉村歷史遺跡遺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一半左右的被訪者認為，當地政府對本地的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樹名木采取了保護措施，對當地特色的民俗文化也進行了一定的保護和開發。還有部分地方建設了民俗文化公園。①在這些地方，它們被當地政府納入“美麗鄉村”建設之中統一規劃、建設，取得了較好成效。

四、美麗鄉村建設

從調查來看，71．93％的被訪者反映本村正在進行“美麗鄉村”建設，另外，也有11．76％的被訪者明確表示本村沒有開展“美麗鄉村”建設，還有16．31％的被訪者不清楚情況。對于已經開展的“美麗鄉村”建設，人們大多給予了積極評價。73．17％的人表示滿意（其中39．35％的人非常滿意，33．82％的人比較滿意），22．75％的人認為一般，僅4．08％的人不滿意（其中，2．33％的人不太滿意，1．75％的人很不滿意）。

依據被訪者的需求排序，在當前，他們希望“美麗鄉村”建設首先應注重生態經濟建設，其次依序是生態環境建設、生態人居建設、生態文化建設②。也就是說，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人們所注重的依然是經濟發展方面的指標，改善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他們的首位要求。

同時，被訪者又認為，“美麗鄉村”建設中最具示范意義的是“生態旅游”（占比36．89％）和“環境保護”（占比35．45％）。僅有11．53％的人認為是“特色產業”，16．14％的人認為是“居家環境”。這在某種程度上跟當地所選擇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及其宣傳有關。從我們的實地調查來看，許多地方的“美麗鄉村”建設也主要是在生態旅游上做文章。很顯然，“美麗鄉村”建設并不局限于鄉村旅游的開發，其根本目的不是為城里人提供休閑娛樂之地，而是為農民建設美好家園。

那么，結合本地實際，如何發展本村經濟呢？60．86％的被訪者選擇擴大本村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生產，48．26％的人選擇發展“農家樂”等休閑旅游業，還有45％的人認為應該促進本村規模生產經營，建立現代農業園區，打造特色品牌。③

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面，72．39％的被訪者贊成對本村垃圾進行集中收集、轉運和無害化處理，68．36％的人贊成改廁并對糞便進行無害化處理，60．32％的人贊同對本村企業、農家樂、農戶污水、煙塵等排放物進行治理，55．11％的人同意建立健全環衛保潔制度，配備專門的環衛保潔人員，42．9％的人認為應該加強森林環境保護與加大綠化面積。（另有1．88％的人選擇“其他”選項，在問卷中，改善本村生態環境的措施這一問題設置為多選）。

在改善人居環境方面，75．80％的被訪者同意完善本村基本公共服務設施，67．37％的人贊成整治本村水利設施、加固山體和改造危舊房，52．66％的人建議重新規劃村內房屋布局、統一美化村莊建筑外觀，51．99％的人同意引導本村人口集中居住、推進中心村建設，38．20％的人對規范村內宣傳與廣告牌設置持贊同意見（有5．57％的被訪者選擇“其他”一項）。

在保護本村文化方面，67．73％的被訪者建議引導村民向科學、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轉變，62．67％的人贊同開展形式多樣的生態文明宣傳、培訓活動，59．47％的人希望保留本村的歷史遺存并建議制定相應的政策加以保護，59．07％的人同意對村民開展“民主法治村”、“平安鄉鎮”等活動，提高人們的民主法治觀念，此外還有接近一半的人主張發展文體教育事業、豐富村民文化生活（所占比例為48．53），有6．67％的受訪者選擇“其他”一項。

調查表明，75．07％的被訪者認為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符合村民的利益，超過一半的人（所占比例為54．25％）認為建設的項目沒有超出現有的村莊能力范圍。另外，36．16％的人表示村民可以自愿決定建設項目，32．05％的人經過了村民商議，26．58％的人允許在可接受范圍內分攤資金和勞動力，但僅有13．97％的人表示項目建成后經過村民商議進行管理。這說明，一些地方比較重視“美麗鄉村”建設項目的民主決策，卻相對輕視對建成項目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進行管理。

從調查了解到，被訪者認為推進當前“美麗鄉村”建設應加強財政支持、提高村民參與、加強組織領導、加大宣傳發動以及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加強后續日常管理。如被訪者中有282人選擇政府財政投入作為美麗鄉村建設的保障，占被訪者總數的75．00％；受訪者中認為美麗鄉村建設保障依賴于村民參與程度、組織領導方式、宣傳動員力度、社會資金參與、科學技術支持、后期日常管理以及績效獎勵與獎懲激勵的各有214人、209人、177人、173人、154人、142人、66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56．91％、55．59％、47．07％、46．01％、40．96％、37．77％、17．55％。另有66人針對美麗鄉村建設保障一題選擇“其他”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2．33％。

從調查來看，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資金主要來自上級政府補助（占79．48％）、村集體組織投入（占66．49％）、部門項目資金（占56．21％）。①因此，如何積極引導社會、企業加大投入，是“美麗鄉村”建設亟待探索解決的一項課題。

60．78％的被訪者贊同政府補助、部門幫扶、社會捐贈、企業贊助、鄉村自籌和農民籌資籌勞相結合的籌資方式。不過，也有26．61％的人依賴上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投入。對“以村民分攤為主”、“以社會捐贈和企業贊助為主”、“以村集體組織自籌為主”、“不需要村民出資出勞就行”以及“其他”方式持贊同意見的被訪者人數相對來說較少，各有8人、11人、2人、23人、1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2．24％、3．08％、0．56％、6．44％、0．28％。

五、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美麗鄉村”建設是一項新事物，從調查了解到，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不符合“美麗鄉村”建設的要求。“美麗鄉村”建設倡導科學、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可否認目前仍然有相當一些農民因為傳統的生產和生活習慣，隨意棄置生活垃圾和生產性廢棄物現象隨處可見。這在傳統的小農社會里或許不會產生問題，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農民的生活垃圾和生產廢棄物基本上是生物性的，可以自然地溶解、分解，甚至成為農業生產的自然肥料，成為再生性資源。但是，在一個日益開放的工業化社會里，農民由于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塑料等化工產品以及大規模耕作，使得農業生產廢棄物和生活垃圾不可降解或者不能盡快分解還原，從而導致環境污染。尤其是在一些農房聚集的地方或新建的農村社區里，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如果這些生活垃圾和生產性廢棄物不能及時得到處理，環境衛生問題會更加嚴重。

2．鄉村社會個體化阻礙“美麗鄉村”建設。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村社會日漸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農民公共意識大大衰落。農民不但從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義國家中相脫離，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從地方性共同體、家族、家庭乃至親密關系中解脫出來，把日常性生產和生活關系轉變為即時易關系。這些從舊有社會性關聯中脫離出來的個體，他們行為關照的對象由傳統村落社區、社會主義集體、家族乃至家庭轉變為個體自身。他們對村落社區的認同越來越淡漠，跟集體幾乎沒有任何利益聯系，“為自己而活”是其信條，除此以外別無價值信仰。人們主要關注自身利益，卻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1］。

從這次問卷調查來看，這種個體化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農民文化生活個體化。農民的文化生活不但單調，而且基本上是一種私性文娛活動，村莊的公共文化生活日益衰落。其實，農民文化生活個體化只是當前鄉村社會個體化的一個側面而已；二是鄉村衛生環境治理呈現“差序格局”。一般地，農民比較重視自家的生活衛生，卻不顧及自家門院之外的衛生環境。對于生活垃圾、農業生產廢棄物、鄉村工業廢棄物的治理依次變弱，呈現出“差序格局”。在一個日漸個體化的社會里，“公地悲劇”越發突出；三是農民難合作。如今，農民越來越難以通過合作的方式進行村莊公共建設，即便像“美麗鄉村”建設這樣關涉農民利益的事情，許多農民也只是一味地仰賴政府的投入和外力支持。四是農民公共意識淡漠，對村莊公共事務、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日益冷漠。

3．當前“美麗鄉村”建設主要依靠政府推動。調查了解到，在許多地方，當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的。譬如，通過加強組織領導、財政投入，建立部門協同、層級聯動機制，將它納入干部績效考核體系等傳統行政動員方式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沒有積極地去探索如何激發鄉村社會內部動力和活力，通過農民群眾的有效參與，建立“美麗鄉村”建設的持續發展機制；沒有積極地去探索建立一定的激勵機制，引導社會性力量的必要參與，形成多元參與、共同建設“美麗鄉村”新格局。

尤其是，政府主導有余、農民參與不足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以致部分農民群眾認為，“美麗鄉村”建設是政府的事，養成“等靠要”思想。這就難免會出現“美麗鄉村”建設“上熱下冷”、“外熱內冷”的現象，甚至出現“干部熱情高，農民冷眼瞧，農民不滿意，干部不落好”的情況，其主要癥結就在于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沒有發揮出來。

4．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內容單一。在許多地方，“美麗鄉村”建設目前僅僅局限于農村衛生環境治理和鄉村生態旅游開發，對于“美麗鄉村”建設的豐富內涵缺乏深刻認識。而且，還普遍存在“重建設、輕管護”、“重經濟、輕文化”、“重硬件、輕軟件”、“重外觀、輕內涵”以及“重基礎建設、輕制度創新”等現象。“美麗鄉村”建設不等于村莊整治，更不等于鄉村旅游開發，也不簡單是改善鄉村公共服務，而是鄉村社會“人”、“文”、“地”、“產”、“景”的綜合性建設，是建設美好鄉村的系統工程。衛生環境的改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產業發展固然重要，精神文化生活建設同樣重要；不僅要讓鄉村美觀、讓農民富裕，還要增強農民對鄉村的認同感、歸屬感，把“美麗鄉村”建設成為農民的幸福家園。

“美麗鄉村”建設還要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著力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鄉村社會治理機制創新上積極探索，真正融入到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最終建成“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

5．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同質化嚴重。從調查來看，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贊同保護本村的特色文化，而且在安吉、永嘉和高淳這些“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區，當地政府對本地鄉村歷史遺跡遺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但是，毫無諱言一些地方“美麗鄉村”建設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同質化問題。首先是由于認識的誤導所致。對于什么是“美麗鄉村”，有不少人片面地以城市人的眼光、思維去想象、設計所謂的“田園風光”，或者簡單地以所謂的“工業文明”取代“農耕文明”，甚至以“消費主義”的“美學”去曲解乃至剪裁“美麗鄉村”。以致一些人認為，所謂的“美麗鄉村”建設就是把農村建成歐陸風情小鎮。其實質，乃是將文化問題簡化成美學問題，即“裝飾和美化問題”，而不是從人們如何使用生活環境并與之發生關系的人類學角度去考慮［2］。之所以產生諸如此類的誤解，最根本的是由于他們沒有尊重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也沒有尊重農村特色、尊重農耕文明。

六、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建議

1．重建鄉村公共生活，大力倡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一個真正的美麗鄉村，應是農民所向往的幸福家園。然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以及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農民從鄉村社會舊有的社會關聯中解脫出來，鄉村公共生活日益衰落，人們的集體觀念和公共意識隨之消解，這些個體化的農民只注重個體的利益，而不再關心集體的或公共的利益，它勢必影響乃至破壞“美麗鄉村”建設。顯然，這種個體化的鄉村不是人們所期待、所向往的。因此，開展“美麗鄉村”建設，必須注重鄉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大力倡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重建鄉村公共生活，除了要建設鄉村公共設施、公共空間，開展公共活動以外，還要建立公共參與機制，讓越來越多的農民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公共建設中來。

2．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建構群眾民主參與機制。村莊不僅是農民的居住地，也是農民生產生活的家園，農民才是“美麗鄉村”的主人。進行“美麗鄉村”建設，單靠外力輸入是不可能持久的，關鍵在于要激活“美麗鄉村”建設的內在發展活力，最根本的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發揮農民群眾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主體性作用。

“美麗鄉村”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在本地的農民提升幸福指數。評價“美麗鄉村”建設的根本標準是增進農民民生福祉，讓農民真正享受“美麗鄉村”建設成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提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因此，從規劃、建設到管理、經營，自始至終都要建立農民民主參與機制，從而保障政府規劃建設的“美麗鄉村”和農民心目中想要的“美麗鄉村”相統一，而不是政府的一廂情愿，更不能淪為顯現政績的形象工程。通過一定的群眾參與機制，切實讓農民成為“美麗鄉村”建設的主體，充分發揮自身的主動性與能動性，真正擁有“美麗鄉村”建設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真正共建與共享“美麗鄉村”建設的成果［3］。

3．積極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形成“美麗鄉村”建設的長效機制。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財政獎補資金為引導，鼓勵吸引工商資本、銀行信貸、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投入大，不能靠政府用重金打造“盆景”，不能靠財政資金大包大攬，否則不可持續，也無法復制推廣。建立有效的引導激勵機制，鼓勵社會力量通過結對幫扶、捐資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種方式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和“美麗鄉村”建設，形成“農民籌資籌勞、政府財政獎補、部門投入整合、集體經濟補充、社會捐贈贊助”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對“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一些具體項目（譬如鄉村垃圾的收集、運輸和處理）的實施，要積極探索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交由企業或市場去運作，形成長效運行機制。村莊內部的公共服務設施的維護和運行，也須積極發揮村民自治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大力培育和發展鄉村社會組織，探索農民自我組織、自我維護、自我管理的社會民主治理機制，最終形成“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美麗鄉村”建設新格局。

4．尊重鄉村特色，因地制宜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無論是聚集發展型、舊村改造型還是景區園區帶動型、古村保護型“美麗鄉村”建設，都要注意尊重農民意愿、尊重鄉村本地特色，切不可簡單地用同質化的建設標準裁剪、改造鄉村。“美麗鄉村”建設的生命力在于鄉村特色的保存、彰顯和弘揚。

5．不斷提升內涵，促進“美麗鄉村”建設向前發展。“美麗鄉村”建設在抓好村莊整治、鄉村外形美的同時，應該更加注重提升“內涵”美。“美麗鄉村”建設要“形神兼備、內外兼修”，既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也要以硬件建設為引導，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金融體制創新、鄉村治理機制改革等軟環境建設，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憑借“美麗鄉村”的內涵建設，提升“美麗鄉村”建設的活力與生命力，供給“美麗鄉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6．堅持城鄉統籌，把“美麗鄉村”建設跟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

“美麗鄉村”建設不能與城鎮化相脫節，也要城鄉統籌，實現以鄉村推動城鎮建設、以城鎮帶動鄉村發展的聯動發展戰略，促進城鄉共同發展。“美麗鄉村”建設既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抓手，又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然結果。要把“美麗鄉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統一納入到“美麗中國”建設大體系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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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理財、吳孔凡.美麗鄉村建設四種模式及比較.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2014,(1).

①此次問卷調查將被訪者自家生活垃圾的處置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被訪者中選擇“扔到路邊、溝道里或家門外空地”一項的有3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0.16%;選擇“扔到田地里”一項的有3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8.99%;選擇“扔到垃圾池(桶),自己處理”一項的有6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7.99%;選擇“賣給收廢品”一項的有9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5.93%;選擇“扔到垃圾池(桶),并有專人收集清運”一項的有271人,占被訪者總數的71.88%;選擇其他方式的有1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3.7%。

②此次問卷調查將被訪者自家生活污水的處理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被訪者選擇“潑到院子里”一項的有2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37%;選擇“澆到田地里”一項的有19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05%;選擇“通過排水溝排到屋外”一項的有100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6.60%;選擇“下水道收集后排到村外”一項的有5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5.47%;選擇“排入自家挖的污水下滲池”一項的有7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0.74%;選擇“下水道收集后并統一凈化”一項的有19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1.73%;選擇“將污水集中,喂養家畜”一項的有21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59%;選擇“其他方式”一項的有1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3.73%。

③將被訪者家里使用過的廢棄農用薄膜的處理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其中被訪者中選擇“直接丟在使用過的田地里”一項的有3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8.51%;選擇“從田地里取出后隨意棄置”一項的有19人,占被訪者綜述的5.05%;選擇“交給薄膜收集站統一處理”一項的有6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16.49%;選擇“混同生活垃圾扔進垃圾箱”一項的有111人,占被訪者綜述的29.44%;選擇“賣給收廢品的”一項的有79人,占被訪者綜述的20.95%;選擇“其他方式”一項的有2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5.84%;選擇“家里不用薄膜”一項的有141人,占被訪者綜述的37.50%;

④對被訪者家里收割后的秸稈處理方式的調查(問卷中將其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除文中所示外,選擇“交給秸稈收集站”、“發酵秸稈產生沼氣”、“使用秸稈燒飯”、“其他處理方式”以及“家里沒有秸稈”的各有30人、30人、61人、20人、153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7.96%、7.96%、16.18%、5.31%、40.69%。

⑤對被訪者家里的禽畜飼養點(場)廢棄物的處理方式的調查(問卷中將其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選擇“加工禽畜糞便生產有機肥料”一項的被訪者有51人,占受訪者總數的13.56%,選擇“建立禽畜糞便收集站”一項的被訪者有34人,占受訪者總數的9.04%,選擇“發酵禽畜糞便制造沼氣”一項的被訪者有38人,占受訪者總數的10.11%,選擇“將禽畜糞便堆積作農田肥料”一項的被訪者有101人,占受訪者總數的26.86%,選擇“隨意棄置禽畜糞便”一項的被訪者有22人,占受訪者總數的5.85%,選擇“其他處理方式”一項的被訪者有28人,占受訪者總數的7.45%,選擇“家里沒有禽畜飼養點(場)”一項的被訪者有179人,占受訪者總數的47.61%。

⑥針對被訪者家里因使用農藥造成的影響的調查(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除文中所示外,選擇“使用規范、保護得當,對人畜沒有危害”、“使用的是無害農藥”、“沒有使用農藥”選項的各有113人、89人、157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30.05%、23.67%、41.76%。

①為了便于描述當前農村文化活動,筆者將它劃分為“公共文化活動”和“私性文化活動”兩種類型。前者一般是指超出家庭以上的單位(如村莊、社區、政府或民間組織)組織的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動,如廟會、歌舞會、民俗表演等活動;后者主要是以個人或家庭私性活動場域為單位而進行的文化活動,目的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文化需求,不能給其他更多人提供文化享受的文化活動,如看電視、上網等。請參閱吳理財、夏國鋒:《農民的文化生活:興衰與重建――以安徽省為例》,2007年第2期《中國農村觀察》。

②59.2%的被訪者最希望政府在本村建設文化廣場或公園。

①針對受訪者所在鄉村歷史遺跡遺存的保護情況的調查(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有194人選擇“保存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例如祠堂、牌坊、古橋、古塔、革命舊址等)”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2.72%;有218人選擇“保存古樹名木”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9.24%;有148人選擇“保存當地民俗文化(如節日習俗、婚喪嫁娶禮儀、宗教等)”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40.22%;有73人選擇“建設民俗文化公園”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19.84%;有28人選擇“其他”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7.61%;有28人選擇“沒有采取措施”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7.61%;有19人選擇“不清楚”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18%。

篇（4）

[10]張朝枝，保繼剛. 美國與日本世界遺產地管理案例比較與啟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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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張鴻雁. 城市社會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篇（5）

【理論分析】

1.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要求我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鄉村優質教育資源緊缺，教育質量亟待提高；城鎮教育資源配置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大班額問題嚴重。因此，國務院要求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

2.掌握系統優化的方法，要著眼于事物的整體性、注意遵循系統內部結構的有序性、注重系統內部結構的優化趨向。

用綜合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事物。深化義務教育治理結構、教師管理和保障機制改革，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布局相適應的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建設機制，完善義務教育治理體系，提升義務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3.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們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針對東中西部、城鎮類型、城鎮化水平和鄉村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選擇發展路徑，科學規劃城鄉義務教育規模，保障教師按需配置，引導學生合理流動。

4.主要矛盾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作用，要求我們抓重點，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國家必須保障的公益性事業，是必須優先發展的基本公共事業，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事業。

【創新試題】

1.近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加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意見》的出臺表明（ ）

①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②發揮主觀能動性是認識事物的基礎

③思維能夠正確認識存在④意識是對客觀對象本質的反映

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2.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要深化義務教育治理結構、教師管理和保障機制改革，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布局相適應的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建設機制，完善義務教育治理體系，提升義務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這體現的哲學道理或給我們的啟示是（ ）

①用綜合的思維方法認識事物

②看問題要分清主流與支流

③立足整體，統籌全局④部分的功能之和大于整體功能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①④

3.各地要在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礎上，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探索市（地）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實現路徑，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在更大范圍開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試點，發揮引領示范作用。這一要求的辯證法依據是（ ）

A.矛盾的個性與共性相互聯結

B.矛盾的個性寓于共性之中

C.矛盾的個性優于共性

篇（6）

中圖分類號：C916.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4）05-0123-06

引言

集權的簡約治理由來已久，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治理的有效形式。自秦始皇一統天下以來，中央集權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治理，這種治理形態匯集韋伯所言的世襲君主制和科層官僚制于一體，其治國理念即法家主張的高度認同國家的權威，但是，它卻無法解決官僚體系復雜化和自我延伸帶來的國家與地方的隔閡問題，這是法家在治理過程中遭遇的困境。因此，在社會治理上，儒家成為解決這一困境的有效武器，儒家主張社會在差別規范“禮”的指引下，通過非正式的社會機制進行自我治理，官方主要負責在社會自我治理失敗時的非常態性介入。儒家踐行的就是一種集權的簡約治理模式，即半正式治理。因此，傳統而言，這種治理模式高度認同中央的集權特性，認為中央的權威是絕對和不可分割的。同時，這種治理模式又是利用半正式官員的簡約形式，治理效果良好。

簡約治理一般不依賴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主要依靠道德、風俗、習慣以及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這種簡約治理可以達到節制國家官僚體系和節約社會治理成本的雙重目的。這意味著簡約治理不可能是一種社會對抗國家意義上的治理機制，而是一種國家與社會實現良好互動和合作的治理機制。一直以來，簡約

治理仍然是中國治理的一個重要特色。只不過中央集權被賦予了民主的理想，這個治理模式被總結為民主集中制[1]。

但是以上所述卻與作者在村莊實踐中得出的判斷迥異。2013年清明前后，筆者跟隨“三農”研究團隊，對位于宜昌市的一個城郊村進行了20天的駐村調研，發現村干部利用各種非正式人員和非正式組織進行村莊半正式治理的現象十分突出。糾紛調解和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是其簡約治理的主要治理實踐，然而，從后果來看，半正式治理帶來的卻是村莊治理乏力、混亂和灰色化。經驗證明，簡約治理越來越不可維系，田野調查表明，它們需要對近年來持續不斷的基層治理困境負主要責任。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圍繞這一學術敏感性話題，我們對這一現象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解和分析，從半正式治理的角度出發，以求探索出城郊村莊治理困境的原因所在。

一、相關文獻綜述

準確認識基層政權的性質和鄉村治理的邏輯是理解中國基層治理變化的關鍵。在總結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經驗時，半正式的治理實踐一直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半正式的治理實踐既是傳統中國社會集權的簡約治理的主要表現形態，又是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建設的主要領域。其相關研究可以追溯到經典理論社會學家，而后，中國學者對其進行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論證。

韋伯對兩種不同的治理類型進行了的劃分，他認為世襲君主制強調“家長式”的權威主義，科層官僚制則強調“經驗式”的實用主義，它們原本是兩個獨立的治理模式。然而，當運用到對的分析時，韋伯發現的治理不屬于這兩個治理類型中的任何一個，而是二者的結合，因而他用“君主世襲的官僚系統”（patrimonial bureaucracy）來定義的治理模式[2]。但是韋伯的研究限定了簡約治理的產生，他能夠考慮到士紳和宗族在鄉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最終的研究都局限于政府的正式機構的治理功能層面。因此，他對中國國家治理形態的概括并不到位。

在韋伯之后，Michael Mann在政府正規權力中區別了“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層滲透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3]。和韋伯的分析一樣，Mann 的分析也不能闡明政府正式機構之外的治理。他的雙向區分的權力結構仍然只是一種與民間權力對立的正式機構的權力，并不能說明筆者所要討論的半正式治理。但是這些理論資源卻很好地為中國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關于鄉村基層政權的性質與鄉村治理的邏輯的研究，較多學者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實踐作為分析對象。圍繞半正式治理，目前有兩種不同的理論預設與經驗證明。一種觀點認為，半正式的治理實踐承載了諸多歷史和地方的智慧，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治理模式，成為現代國家治理轉型的有益因素。如，黃宗智通過對傳統中國明清時期的司法實踐、稅務管理及行政實踐等領域的研究表明，政府與社會的關鍵匯點的實際運作，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準官員的使用以及政府機構僅在糾紛發生時才介入的方法，這一方法的部分內涵在近代國家政權建設的過程中仍廣泛存在[4]。他不僅很好地揭示出晚清以后中央高度集權與簡約治理官僚制、高專制權力和低基層滲透權力，以及法家和儒家相結合的特點，同時還提煉出了行政實踐的特征即“簡約治理”。李懷印認為非正式制度安排即是在國家權威和村民共同體的需求下產生的內生性制度安排，從治理的效果來看，這是一個官民兩便的“實體治理”[5]。談蕭從中西比較的角度出發，得出了中國治理模式的特點，即中國治理以善政為導向，其要素包括人事關系的模糊治理、中央集權的簡約治理和意識形態的教化治理。中國的治理模式首先是中央集權的，……同時，中國的治理模式是簡約的，這種簡約治理一方面可以使國家節制官僚體系，另一方面可以使社會節約治理成本。所以，從治理結構上看，中國特色的治理可以總結為中央集權的簡約治理[6]。賀東航認為，黃宗智的“簡約治理”理論在對解釋林改公共政策落地具有重要的說服力[7]；另一種觀點認為，半正式的治理實踐是“現代”國家政權建設需要改造的領域，因為其直接導致國家治理陷入困境。杜贊奇通過對華北農村的研究，提出的鄉村治理機制的“經紀機制”以及國家政權在基層的建設問題，他將其視野放在了國家與社會遭遇的鄉村二級，關注的是鄉村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他的研究試圖表明，國家政權建設并沒有有效地改造傳統中國的基層治理體制，卻破壞了權力的文化網絡，并最終使得國家政權建設為國家經紀體制內卷化[8]。陳柏峰通過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混混的生存狀態的變遷的研究，成功地論證了傳統鄉土社會的秩序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轉而變成為灰色化的社會[9]。

“簡約治理”是黃宗智研究中國鄉村治理邏輯的一種嘗試性解讀，他從另類角度解讀出中國基層治理的特點，那就是正式治理之外還存在一種半正式治理的結構形態，這種行政實踐誕生于一個高度集權卻又試圖盡可能保持簡約的中央政府，在伴隨人口增長而擴張統治的需要下，所做出的一種適應。這種簡約治理實現了“低投入、低負擔，且高效率”的治理績效，他進而認為這可能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效形式和一種制度遺產。由此可知，黃宗智遵循的是一種樂觀主義的治理路徑。也有學者指出非正式體制的優勢，與體制性主體相比較，他們的政治性、組織性治理資源較弱，他們主要依靠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獲得權威，較多地獲得了村莊內部村民的支持和認可而得以參與治理[10]。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治理的基礎發生了改變，從鄉村社會的簡約治理的實踐后果來看，這種簡約治理并不十分有效，甚至直接引發基層治理的乏力和癱瘓。這就充分應征了半正式與正式的行政實踐并不必然互補且有效融合。

基于村莊調查的經驗，筆者在實踐中發現了這一半正式治理引發的嚴重后果，并試圖通過對糾紛調解及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的治理實踐的分析來佐證這種判斷。最終，我們得出了半正式治理在村莊基礎發生改變后陷入困境，這種困境在沒有國家及時介入的情況下，直接導致鄉村秩序混亂和鄉村治理內卷化等問題。

二、半正式治理及社會后果：基于江漢平原的經驗

半正式治理在改革開放后的鄉村社會的實踐后果是極其嚴重的，這種社會后果主要表現為鄉村社會的復雜化、灰色化和內卷化等問題，這是基于村莊調研得出的基本判斷。因此，筆者擬通過對村莊糾紛調解及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的深度分析，來進一步了解半正式治理是如何形成及其衍生出的社會后果。

（一）半正式治理的村莊場景

大洋村文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是按照社會科學研究的匿名原則，經過了字名化處理，并不是真名。位于宜昌市，是一個典型的城郊村，距城區3.7公里，轄區面積14.5平方公里，1 235戶，3 514人，3 100畝耕地，10個村民小組。宜萬鐵路和翻壩公路穿村而過，地理位置優越，引進的項目較多，如磁電子、月亮灣、金苗科技等項目。作為城郊村，大洋村擁有其他城郊村類似的所謂資源密集型村莊的共同特點，大型項目不斷的下鄉進村，村莊的利益不斷密集，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的征地拆遷更是直接導致大量糾紛和矛盾產生。圍繞征地拆遷，村干部花費大量精力來治理糾紛，當治理無效時就引入“第三方”，即拆遷公司。

（二）半正式治理的“復雜化”：關于糾紛調解的分析

1.糾紛的產生及治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許多城郊村不斷被納入到城市規劃中來，征地拆遷成為村莊常態。圍繞征地拆遷，各種矛盾和糾紛不斷產生和激發。這種態勢以2004年國家宜萬鐵路在村莊中征地為開端，目前為止，村莊共經歷了2008年的翻壩高速和2010年的磁電子兩次大型征地活動。村莊被征地潮流所席卷，由此引發的矛盾和糾紛也在不斷飆升。下面是2004～2008年涉及到的土地糾紛（含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及田界等）數量的統計。

村莊糾紛隨著征地拆遷不斷涌現，傳統內生規制力量的缺失使得村干部、小組長、村民代表及黨員等扮演“調解員”的角色。國家利用非正式人員嵌入熟人社會的特性來開展基層治理，這樣，鄉村社會的半正式治理就基本成型。

2.村莊糾紛調解機制及矛盾“不出組不出村”。城郊村的一個典型的特點是利益不斷密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關于基層治理秉持的理念是“將矛盾和糾紛化解在村莊內部，做到‘小事不出組不出村’”，意即構建出以村莊為基礎的調解機制而不是以國家法院為主導的判決方式。地方政府對鄉村治理的態度如同黃宗智所說的“縣令基本像在民事案件里一樣作為，他的優先選擇是讓社會機制解決糾紛”[11]。

由于缺乏家族和宗族力量的調解，村莊只能依賴于村委會，村委會則依靠村組干部、黨員、村民代表及信息員等非正式力量。村莊中的調解程序一般是由小組上升到村一級。然而小組長能調解小矛盾和小糾紛，村民代表和黨員作用也日漸式微，這樣矛盾“不出組”的愿景就無法達成。而村對組的要求是矛盾“不出組”，因此，許多矛盾會被強制壓在組內，小組內部就就形成一種矛盾越積越多的怪圈。僅當組內的矛盾危及到村莊治理時，村干部才親自出面解決。村干部參與調解，仍然需要借助非正式力量。糾紛盡量遵循“不出村組”和“不出事”的邏輯。村干部在鄉鎮一級的行政壓力和制度激勵下，采用擺平理順的策略，利用人情、面子和私人力量執法。但是村莊治權在稅費改革之后也不斷弱化，村級層面調解失效。矛盾需要上升到鄉鎮一級，鄉鎮一級主要通過司法所、派出所和辦進行專門調解，但是這些部門在調解的過程中，同樣也陷入困境，他們仍然會多次與村干部商談，了解事情的原委，并與村組干部一起開展對糾紛的治理。司法局只有調解而無判決的權力，當他們的調解作用失效時，事件才會走訴訟的程序，最終由法院判決。法院是糾紛的最后一道解決線，通過法院的判決大多是很有效的。但法院一般不會輕而易舉地接受這類案子，尤其是涉及到征地拆遷引發的糾紛。僅只有法院判決才能保障村莊治理的連續性和平穩運轉時，法院才會受理。但是在基層社會，法院的判決與基層的實踐是錯位的，即法院的執行力得不到有效貫徹。真正能上升到鄉鎮一級的案例是不多的，通過法院判決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為了節約治理成本，鄉鎮一級會盡量將案件壓在村里，村在無正式治理支援的情況下，只能尋求各種擺平理順和“正式權力非正式利用”的治理策略和技術。

總之，在糾紛調解過程中，“矛盾不出組不出村”的地方性規則成為鄉鎮一級“不作為”的幌子，鄉鎮一級擠壓村一級，而村一級就擠壓組一級。鄉村基礎發生了變化，半正式治理失效，繼而引發出一系列問題。

3.糾紛調解的社會后果：治理的高成本和村莊的無序化。非正式力量和村干部踐行的群眾路線對于糾紛的調解作用幾乎是微乎其微的，這是由于鄉村社會基礎發生變化，而直接導致半正式治理的失效。鄉鎮一級將糾紛壓在村里，村干部“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成為治理常態。利用人情、面子、私人力量等治理資源，他們通過“磨”和“纏”的方式，通過多次做工作的形式來實施治理。同時，他們也熱衷于運用各類非正式的權力技術與策略“擂”、“媒”、“示蠻”和“懷柔”關于“擂”、“媒”、“示蠻”和“懷柔”等治理技術和手段，吳毅在其編著的《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一書中對其有深刻的描繪。 以及“拔釘子”、“開口子”、“揭蓋子”和將問題懸置起來冷處理等“擺平術”“拔釘子”、“開口子”、“揭蓋子”和將問題懸置起來冷處理等是應星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中提出來的幾種“擺平術”。 ，其中的一些運作技術具有“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非理性特點。國家為了節約治理成本，盡量將糾紛壓在村莊層面。村莊對案件處理則常常陷入循環調解的境地，當村莊對糾紛的調解無效，而鄉鎮一級又消極行政時，糾紛就只能在村莊內部打轉，簡約的半正式治理在基層社會的實踐中就表征為一種復雜治理，這種治理需要動用大量鄉土社會的資源和規范，從而導致村莊治理呈現出高成本、復雜化和無序態勢。

從表面上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實踐似乎是節約了國家治理的大量成本即國家利用最小的成本，達到最好的績效。但是，從鄉村社會內部來看，一旦簡約治理需要動員大量的資源，則這種治理方式實際上是復雜的。國家基礎性權力不斷滲入鄉村社會，國家治理成本就轉嫁給村莊，村莊承擔著一種較高的隱形治理成本。即便糾紛和矛盾在鄉村社會中得以解決，但這種矛盾也是經過了數次甚至是數百次的回合，由此產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村干部在缺乏正式治理資源的同時，只能被迫選擇各種擺平理順的手段，而這種治理實踐極易導致村莊結構混亂和治理的內卷化問題。

（三）半正式治理的“灰色化”：拆遷公司參與征地拆遷的分析

1.拆遷權的下放及村莊遭遇釘子戶。拆遷權位于鄉鎮一級，鄉鎮可以預留工作經費，有巨大的利益空間。但是，隨著征地拆遷工作進展的難度加大及和諧拆遷口號的提出，再加上鄉鎮干部對村莊的“去熟悉性”而引發的對釘子戶的瞄不準現象，這導致鄉鎮直接將拆遷權下放到村一級。責任權下放，鄉鎮政府考慮的是，村干部做工作更容易，可減少鄉鎮的治理成本，同時，也實現了風險的部分轉移。

責任主體的下放并沒有鄉鎮一級預想的那樣好。村莊一級囿于自身的事務繁多和治權的弱化，拆遷工作老是做不下來，涌現出越來越多的釘子戶。這樣，在具備權力的同時，村級承擔的義務也加大，村莊運轉出現超負荷態勢。村組干部自身在治理釘子戶上是失效的，村里就只好引進拆遷公司。因為他們具有豐富的經驗，且精通各類“擺平術”。因此，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博弈就演變為與拆遷公司之間的博弈。

2.拆遷公司的“軟硬兼施”和符號暴力。拆遷公司被引入，實際上是政府在和諧拆遷壓力下將村莊的治理行為轉換為一種市場行為。拆遷公司的前身是勞務公司，經驗豐富。村民說，“他們常常是談到深更半夜，非得談，不談是不行的”，這種磨和纏的方式顯然讓村民不得不用大量的時間來應對，這顯然已經演變為一種軟暴力。同時，村干部看重的還有拆遷公司的硬暴力，村干部說，“沒有策略是不行的，搞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就會請外面的人進來，混混能講狠話，幫忙做工作，效果很好”。對于那些實在很難纏的人，講狠話和威脅是很管用的。據村里的治保主任介紹，拆遷公司在市里有“”，他講的“”其實就是指涉混混的圈子，這部分人很受拆遷公司或基層干部的歡迎。

村莊依賴拆遷公司展開對釘子戶的治理，這只是村莊應對其治理能力衰弱的一種策略，是村莊實現其行政和治理目標的一種重要手段。原本屬于基層治理范疇的征地拆遷在面臨釘子戶失效的情況下，激發出的一種集市場與行政于一體的半正式治理，而這種市場權力又將黑灰勢力裹挾其中，他們甚至介入到基層治理政治權力的談判范疇，成為一種隱蔽的治理。

3.半正式治理的社會后果：隱蔽治理與鄉村社會的“灰色化”。引入拆遷公司，是村莊在治權和治責雙重弱化的境況下采取的權宜之計，這種半正式治理的實踐是建立在重復做工作甚至使用灰色符號的基礎之上。后稅費時代的混混不再是以裸的暴力展現在村民面前，而是隱蔽在制度和規范范疇中，呈現出一種隱退和監控的后臺景象，操控著鄉村的前臺。這是一種隱蔽的治理，是半正式治理失效后的一大表征。拆遷公司成為混混隱藏其中的有效庇護所。而這樣的公司在基層社會遵循的是一種人治和私人治理的邏輯。從國家治理層面而言，借用這樣的力量進行軟硬兼施，達到了治理釘子戶的目的。但是從鄉村社會的秩序與基礎方面來看，這種隱蔽治理打破了鄉土邏輯和地方性規范，挑戰著法律和政治原則，直接導致基層治理結構陷入灰色化境地。村莊利用拆遷公司的符號暴力開展對治理釘子戶，取得了短暫的治理效果，但是，從長遠來看，鄉村的基礎和建立其上的村莊治理將會徹底遭遇異化，進而村莊治權與治責就會更加弱化。同時，非正式權力溢出監督之外，這會對中國基層民主和基層法治建設起到釜底抽薪的瓦解作用。

三、結論

黃宗智給我們描繪出一幅簡約治理有效性的圖景，但是這種半正式治理卻有極強的情境性。20世紀90年代之后，囿于村莊基礎發生了變化，半正式治理呈現出越來越不可行的發展態勢。在對糾紛調解及引進拆遷公司參與治理的行動邏輯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半正式治理在基層社會引發的系列社會后果：

一是，基層治理的內卷化。糾紛調解的手段目的化，注重策略和治理技術，造成村組干部權力的虛置和基層治理的乏力，簡約治理失效和更趨復雜化。混混等地方非法勢力嵌入到基層治理中來，成為一種典型的隱蔽治理力量。隱蔽治理是半正式治理無效的一種表現，而在國家不及時介入或回避的情況下，隱蔽治理不但瓦解半正式治理的基礎（鄉土性），而且還瓦解正式治理的基礎（政治性和規則性）。因此，鄉村治理結構灰色化和內卷化更為明顯。

二是，基層民主的萎縮和法治根基的破壞。村組干部在“矛盾不出村組”的壓力下，采用各種治理技術和治理策略，他們實踐的是一條策略主義的邏輯而不是治理的邏輯，這樣的策略性治理極易扭曲國家規則治理的本意。半正式治理的失效問題得不到正式力量的支持，直接導致鄉村治理結構陷入灰色化境地。這樣，國家基層民主表達機制受到損害，國家法治根基也遭到侵蝕。

因此，鄉村社會的基礎發生了改變，半正式治理的基礎不存在。國家政策的“頂層設計”經過半正式治理環節后化為“村莊實踐”，直接造成了鄉村社會的復雜化和灰色化，進而導致國家基層政權合法性的喪失及鄉村治理和治權的混亂和弱化。如果放任不管，不僅“混混治村”成為鄉村社會的常態，更為嚴重的是當代中國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根基將永不存在。我們必須警惕這種現象，并推動國家基層民主法治社會的建設。因此，半正式治理在基層社會遭遇的異化現象提醒我們，鄉村社會更需要國家正式權力的引導和干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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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當今的中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向現代的快速轉型時期，要理解當今社會的深刻變革，首當其沖應該考察鄉村社會的變遷，而要研究鄉村社會的變遷，鄉村社會關系的嬗變無疑是最基本的視角。同時，為了實現鄉村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和諧發展，僅僅重視基礎設施和物質層面的改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鄉村社會關系有深刻的認識，從這個角度說，考察研究鄉村社會關系也是鄉村社會治理、構建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會關系的定義

在村民的日常實踐活動中，個體所能涉及到的關系主要有三個層次：村民與村民之間交往所形成的關系；村民與組織（村委會、基層政權）之間互動所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村民個人所屬群體與整個社會的關系。韋伯認為“社會關系”是“根據行為的意向內容，若干人之間相互調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為”；青井和夫將其定義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互動的模式相結合，形成一個功能性單位”；本文中“社會關系”的釋義參照賀雪峰關于“村莊社會關聯”的定義：“村莊社會結構的基礎是內部人與人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具體關系的性質、程度和廣泛性就構成了村莊社會關聯，它是村民在村莊社會內部結成的各種具體關系的總稱”。

二、國外學者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

西方學者也曾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杜贊奇用“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對中國國家政權和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解讀，認為村莊并非是封閉性的，總是以各種各樣形式和外界發生聯系；韋伯則認為中國的鄉村是一個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偽能力較強的村莊聯合體；黃宗智認為中國的傳統鄉村是一個關系緊密且封閉的關系共同體，因為鄉村有著高度的自給自足性；施堅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國鄉村的鄉鎮集市貿易，認為中國農民經濟活動的中心并不在村莊，而在基層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框架內，認為村莊共同體中農民有著社會公正和倫理道德的觀念意識，并會把集體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這就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塞繆爾，波普金則有著跟斯科特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村莊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村民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會擱置集體利益，而奉行個人利益至上原則。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論題”，也即“道義經濟”還是“理性小農”之爭。對于中國村落共同體是否存在這一問題，日本學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爭。平野通過考察村落傳統的祭祀儀式、集會情況和社會治安等活動認為，廟就是村落共同體的表征；戒能通過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權問題，認為村民和村民之間、村民和村落之間的關系非常疏散，從而否認村落共同體關系的存在。

以上國外學者對于中國鄉村社會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鑒和可取之處，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和性質，不應該單純的從“經濟的”或是“政治的”視角，而應該以傳統鄉村的社會關系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倫理本位”的本土社會，這樣才會使研究結果更具精確性和適用性。

三、本土化的鄉村社會關系研究

自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學界就開始重視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探討，因為了解鄉村社會關系的概況和發展有利于學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國鄉村組織的運行和農民的行動邏輯。其中，對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視角：

（一）傳統的文化和心理視角

傳統的文化視角以中國儒家價值取向為基礎，作為研究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起源。有著濃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傾向，因其深刻的解釋力度一直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過程缺少實證數據資料的支撐和動態意識，導致對當今鄉村社會關系的解釋力減弱。典型的代表就是的“差序格局”論、梁漱溟的“倫理關系本位”論、林耀華的“關系均衡”論等。特別是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對鄉村社會關系研究的開拓性概括，對后來的鄉村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比如孫立平就指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差序格局’實際上是一種對社會中稀缺資源進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傳統社會中血緣與地緣關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為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是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進行分配的，而建國后稀缺資源的配置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此也帶來了‘差序格局’的變動；”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模式；翟學偉的“緣、情、倫”三位一體的人際關系模式；陳俊杰、陳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倫理、情感、利益”的三維建構等，都是對差序格局模式的補充。

（二）變遷中的結構視角

從結構視角研究中國鄉村社會關系，把整個鄉村社會內部看成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從分析的層次上看，它屬于宏觀或是中觀層次，其中最能體現這個分析視角的是對中國家族和宗族組織的研究。宗族組織的研究假設是傳統的“皇權不下鄉”思想，認為整個農村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鄉村共同體，村民們在這個共同體內可以得到情感、生產和生活上的全部滿足。“鄉紳階層”是鄉村社會關系的主要研究對象，傳統農村“士紳階層”不僅是鄉村秩序的主要維護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關系的調節者，是農村社會和國家政權互動的緩沖地帶，孔飛力的“士紳統治”和黃宗智的“第三領域”反映的就是中國傳統農村士紳的力量。

自中國社會學重振以來，農村的家族或宗族組織就是社會學關注的焦點，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村社會的轉型和新農村建設的不斷開展，宗族組織和宗族活動卻沒有隨著現代因素對農村社會的影響而式微，相反，許多學者在研究近年來的農村宗族問題時，卻發現宗族組織和宗族活動在農村有復興的趨勢。王滬寧從功能主義視角深入地分析了當代中國的村落家族文化；楊善華、劉小京從變遷的視角詳細解讀了中國農村宗族在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賀雪峰、全志輝從社區記憶的層面分析了村莊中國家、村級政權和村民三層之間的社會關系；而肖唐鏢則從鄉村治理的角度探討了家族的各項功能。自實行村民自治制度以來，鄉村治理的一系列問題都是社會界的研究熱點，近年來，隨著宗族的復興，不少學者開始挖掘農村家族在鄉村治理中和農村社區建設中的積極作用，而對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鄉村社會關系網的窗口。

（三）日漸流行的網絡分析和社會資本視角

相對于文化和結構視角，運用網絡分析和社會資本專門研究鄉村社會的視角還比較新，研究成果也比較少，研究的問題一般都集中在社會網絡與地位獲得、不同階層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公司企業等組織的網絡和社會資本等。其中，專門對農村關系進行考察的有：張文宏對天津農村居民的社會支持網進行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天津農村居民的社會網是以高趨同性、低異質性、高緊密性為特征的。同傳統中國農村相比，以血緣和婚姻聯系起來的親緣關系在社會網中的重要性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關系；胡榮運用普特南共同體趨向的社會資本理論，測量了中國農村基層社區的社會資本狀況，并據此探討了社會資本與村民政治參與及村級選舉的關系；林聚任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維度，調查了山東農村的社會資本狀況，調查結果顯示，農村社會資本呈現出傳統性、關系主義、家族主義、特殊性信任、社會參與性低的“明流”特點；也有學者研究了關系與信任在農村社會的地下“”蔓延中的運作邏輯，鄧燕華通過對湖南某村長期的田野調查，發現了關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過程中，存在著“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規則，關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結語

長久以來，學者都視中國鄉村為一個村落共同體，在滕尼斯對共同體和社會所做的對比分析中，共同體內親屬、鄉鄰和朋友的交往原則是情感、認同和依戀；而社會中成員的交往原則則為理性、功利和弱認同。顯然，村民的社會關系狀況深受所處的共同體結構的影響，然而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來看，村民之間的互動也在重塑和改變著鄉村共同體的結構和內容。村民對原有鄉村共同體的認同已經逐漸弱化，功利主義不斷侵蝕著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情感，因此不少學者預測鄉村發展的終點將是城市化，鄉村社會關系和鄉村人際交往最終將成為城市社會關系和人際交往的特征在鄉村的復制。然而鄉村社會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鄰里、共同的血緣和共同的集體利益都是在短期內無法完全消除的，這些村莊特征仍然將日益個體化的村民聯結在一起。村民仍然對鄉村共同體有著最原始的認同，這可以解釋，雖然村民間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斷增強，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滿鄉土氣息的人情味。這種充滿人情味人際關系的存在也就決定了村莊變革的未來絕不是簡單的對城市的復制，而是帶有自己獨特之處的鄉村秩序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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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篇（8）

“性即理”與“心即理”本義辨析

關于構建我國跨境破產管理人制度的思考

勞動關系中罷工自由入憲的可行性分析

“死亡之城”與大都市的未來

漢代政治型都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對經濟型都市的影響

香港和新加坡城市綜合體建設的啟示——以中環和IONOrchard購物中心為例

明清社會近代轉型及轉型障礙

留日士官生與民初軍革研究

20世紀英國離婚動因的內在考察——基于社會性輿論的轉型分析

1970年代的英國工黨與工會關系述論

FDI對我國內資工業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分析

嵌入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鄉村治理研究

吳夢窗蘇州倉幕時期淮安詞考辨

論乾嘉漢學與文學的同構

母性·妻性·女性——論賽珍珠的長篇小說《母親》中的母親形象

我國出口果蔬食品農殘控制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中國食品安全監管機制改革的思考:安全信息不對稱的視角

從歐盟與我國有關法規的對比看有效防止食品非法添加的途徑

《奧義書》關于宇宙、事物自生性的過程論思想

試論舍勒倫理學中的社群共同體

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的信息哲學思辯

社會轉型時期的學術權力探析——基于對高校權力結構的審視

儒家思想的生活特質

面向生活本身——“儒學生活向度”的另類闡釋

儒學與現代化之契合如何可能

從信仰層面看儒學與現代社會之關系

和諧社會理念下的城市公共安全體系建設探討

運動式治理與地方政府治理轉向——以N縣社區建設為個案

必然、實然與應然:高校法律援助機構服務社會研究

證據的可反駁性——對高科技證據材料的防御

20世紀英國離婚法變遷及其發展趨勢探析

英美法不當得利制度適用探析——以反壟斷領域超高定價為例

論編寫現代地方史志的異同點

楊蔭榆與“女師大風潮”

唐休璟晚年歷官考論

產品內國際分工條件下我國產業升級路徑探討

基于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取向研究

袁殊編辦《文藝新聞》的策略和社會影響簡論

蘇州城市文化的詩性特征

唐代江南的都市醉歌

科學結構、科學革命與科學家的創新精神

羅伯特·施佩曼的善惡觀論析

略論中國祭祀禮儀中的宗教精神

凈空的佛教觀探微

佛教倫理與吳地人的生存方式

中國農村工業化及其環境污染的原因初探

安全與公平正義的視野下我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探究

“人肉搜索”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挑戰與對策

論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保護和限制

嫌疑人近親屬受牽連境遇重塑

唐政府貶降官員的幾個原則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江南農村農業倉庫述論

淺論英國“農業革命”中貴族鄉紳的歷史定位

利益集團博弈與決策均衡點的形成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機電產品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以江蘇與廣東為例

篇（9）

引 文：近年來，由于農用地膜使得農業環境的污染問題日益突出，不但使耕地質量受到損害，而且也阻礙了美麗鄉村建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有委員提出，我國農用地膜使用量很大，而且我國每年地膜殘留量高達45萬t，連續覆膜15年的土壤，殘留量在20kg/667平方米以上。因為耕地中殘存的廢舊地膜給農村環境保護帶來了眾多危害，因此，我們必須予以重視。

1農用地膜污染的危害

城口縣2014年使用農膜99.3t，其中地膜約47.5t。據調查測算，城口縣農膜回收約85%，年殘留量高達14.9t，殘膜率達15%。部分殘膜進入農田土壤后，分解產生有毒物質污染土壤，改變土壤理化性質，造成耕地理化性狀惡化，通透性變差，阻礙農作物根系吸收水分及根系生長，導致農作物減產。殘留在土壤中的地膜對環境造成了很大危害，"白色污染"問題日益嚴重。

1.1破壞農村氣居環境

在田間地頭，有大量殘存地膜被丟棄，從而在耕作、風刮等作用下，造成地膜亂掛在樹木、枝頭、民房上，或散落于河流、水庫中，使鄉村景色得上了"牛皮癬"，使 "農村美麗的風景遭到嚴重破壞。殘膜造成的"白色污染"，不但阻礙了農村山美水美環境美、吃美住美生活美、穿美話美心靈美"的美麗鄉村建設，而且對農村環境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農業可持續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1.2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

農膜是一種化工產品，并含有一些添加劑。殘留地膜中的化學成分及分解物會向土壤、水流和空氣中釋放，污染農村環境。地膜中的有害物質還會通過土壤和水分富集于作物之中，對農作物產生毒性，對人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1.3影響農業生產

大量殘膜難以在土壤中自然分解，破壞土壤的通透性和團粒結構，造成農作物根系生長發育困難，導致作物減產。殘膜會抑制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動，影響有機肥養分的分解和釋放。廢舊殘膜碎片還與桔稈、飼料混在一起被牛羊等家畜誤食，造成牲畜發病死亡。殘膜還會引起土壤次生鹽堿化等嚴重后果。鑒于殘留地膜的危害性，各級各部門要把廢舊農膜回收利用、防治農田"白色污染"工作作為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2農用地膜污染的成因

農用地膜污染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膜質量標準低。當前，因過于追求經濟效益，我國主流農膜厚度一般為0.005一0.008mm，易破碎，造成農膜的清理和再利用較為困難；二是廢舊地膜回收加工的人工成本高，再利用率低；三是農膜回收多采用人工撿拾的方式，勞動強度大，費工費時，導致農民回收地膜的積極性很低；四是沒有建立廢舊農膜回收利用管理體系，沒有全面促進殘膜回收利用的政策支持，企業不愿意參與回收；等等。

3農用地膜污染治理的對策

農用地膜污染問題已經成為破壞生態環境，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雖然近年來國家和各地政府部門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解決農膜污染問題，但效果還不夠明顯。為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必須積極探索農用地膜污染的有效措施。

3.1加強環保宣傳，提高環保意識

各級政府和農業、環保部門應加大宣傳力度，提高農民治理地膜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增強農民回收地膜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采取多種宣傳形式，提高農民對殘存地膜污染耕地、降低農業生產率、影響身體健康的認識，把回收地膜與春秋整地結合起來，減少農膜對環境的污染。

3.2規范生產標準，提高生產工藝

從地膜生產的源頭抓起，科學制定農膜的生產、使用和銷售標準，規范超薄農膜的生產和使用，推廣使用厚度大于0.008mm的地膜。加強科技研發和推廣，開展可降解和無污染農膜的科技攻關和技術研發。近年來，吉林省通過示范帶動，在全省推廣使用可降解地膜，力爭在短期內消除非降解地膜。重慶農科院研制的玉米可控降解地膜，可以在鋪設兩個月以后，通過光合作用自然分解，并能夠提高土壤中的微生物數量，促進營養物質的轉化，從而改善土壤理化性狀，提高作物產量。

3.3強化部門協作，推進農膜回收與再利用

按照"政府倡導、企業帶動、農戶參與、市場運作"的原則，各有關部門協作配合，共同推動農膜回收和加工再利用。在各鄉（鎮）設立一批布局合理的舊農膜回收站點，鼓勵農民開展地膜回收和以舊換新工作。要及時做好田間地頭撿拾廢舊農膜的指導和組織協調工作，指導農戶將撿拾的廢舊農膜統一堆放在地頭，嚴禁焚燒、填埋，甚至直接丟棄。

3.4加強監督管理

工商部門和農業綜合執法大隊在春秋兩季用膜關鍵時期聯合執法，加強農膜市場檢查執法，嚴查劣質膜、超薄膜的銷售，嚴格地膜使用標準，強制生產、銷售、使用抗拉強度滿足要求的地膜，從源頭上治理地膜生產環節不規范問題。各鄉（鎮）廢舊農膜撿拾量通過加工企業回收量和抽查地膜殘留進行核實，做到有據可查，帳物相符。對加工企業的監管主要通過稱量初加工產品、檢查各鄉鎮和回收網點的臺帳等方式進行核實。同時，按照項目資金優化整合的原則，將地方配套資金、農民自籌資金以及項目資金捆綁整合，認真審查資金投向，保證整合資金合理使用。項目資金實行封閉運行管理，專款專用。項目資金管理工作要定期接受財稅、審計部門的監督。

3.5嚴格督查考核

縣財政、審計、監察、農業等部門聯合嚴格審核檢查，確保補貼資金安全到位，健康運行。農業主管部門做好廢舊農膜回收指標分配和考核工作，將廢舊農膜回收工作納入鄉鎮年度工作考核，制定考核細則，定目標、定任務，層層簽訂責任書，認真督查檢查。政府在安排春秋兩季覆膜任務的同時，提出廢舊農膜清理回收指標，以機械化覆膜面積與用膜量、機械化回收殘膜面積與殘膜收集量、殘膜交售量與加工量三個雙約束作為檢查驗收標準，嚴格殘膜回收利用工作督查考核，確保土壤中的殘膜撿拾率達到85%以上。同時，加強加工企業的考核，采取先建后補的原則，經驗收后，對按規定完成回收加工數量、建立回收網點、土地殘留達標的企業落實優惠政策。

4結語

舊地膜回收與再利用作為一項利國利民的公益事業，對保護農村人居環境、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促進農業生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各有關部門應加大工作力度，與社會各界一同推進此項工作。

參考文獻

篇（10）

貧困縣農村女性人力資本總體水平低，加上農村勞動力外出從業流動的單向度、年輕化、男性化，尤其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勞動力大多外出就業，嚴重削弱了貧困縣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使貧困縣農村女性人力資本形成緩慢，有的貧困縣農村人力資本形成在目前一段時間甚至處于停滯狀態。究其原因，她們的人力資本形成緩慢是因為受到家庭、女性自我定位、職業流動差、政府投資不足、鄉村干部及培訓男性偏好等到諸多因素制約。

1.農村家庭對女性人力資本投資不夠重視

從古至今，重男輕女的思想一直是影響我國對女性人力資本投資的關鍵因素，在農村尤為突出。一是因為在農村的勞動主要是體力勞動，而在體力勞動方面男性具有天然優勢。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依靠男性，女性處于次要地位，因此，在有機會和能力進行教育投資的時候，首選男性，不重視女性教育投資也就成為自然。二是我國的婚居模式，是男娶女嫁，一旦成婚，女方嫁出，定居男方。在我國農村一直存在“出嫁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的觀念，父母的養老主要依靠兒子、兒媳，因此，養女兒是幫別人養的，不愿在女孩子身上多投資，成為自然，成為習慣。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生男生女都一樣”思想的宣傳，農村家庭重男輕女思想有所改變，但是，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在貧困縣農村，由于經濟能力的限制，能把有限的資金投資到女孩身上的仍然不多，更不可能把女孩教育投資作為重點，農村家庭對女孩，對女性人力資本投資仍然不重視。

2.農村女性自我定位制約

農村女性人力資本投資、積累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女性自己的觀念和自我從屬定位。女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次于男孩子的地位，是幾千年形成的，人們已經習慣成自然。女孩子自己通常也認可父母事事以男孩為重，認可自己的從屬地位，自然不會去爭取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因此，很多女性人力資本形成的機會就在自愿或不自愿的情況下丟失，人力資本水平低就成為必然。女孩子成人后，嫁入男方，把自己定位于照顧男方父母、養育孩子、承擔家務瑣事的角色，即便有一定資金可以進行教育或培訓投資時，首先并不會考慮自己。在沒有孩子的時候，第一投資順位是丈夫；有孩子之后，孩子是獨一不二的選擇，當然男孩子第一，女孩第二，在還有多余資金的情況也首先投資在丈夫身上，最后才會考慮自己。也就是，在任何時候，女性的人力資本投資的行為，總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但是，在貧困縣農村家庭資金一直都是十分緊缺的，能保證孩子接受國家規定的義務教育就不錯了，因為盡管政府這些年義務教育投資力度大，各個方面都有改善，但是，對于貧困縣農村家庭而言，孩子接受教育仍然是一筆投資，加上孩子接受教育的相關機會成本，對許多家庭仍然不是件輕松的事情。因此，大多沒有寬裕的資金進行自己的知識技能培養，自然制約女性人力資本的形成。

3.繁瑣的家務制約

在傳統觀念中，女性相夫教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正是這種偏見，使得一些女性放棄了個人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女性生活空間早已不再局限于家庭，但這并沒有改變女性在家務勞動中的地位，仍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農村女性，無論成年與否，都是家務事的主角。要打理好一個家庭，有很多瑣事要做，而且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并且還看不出對家庭建設的貢獻，自己沒有成就，別人也不認為家務事有多重要。農村女性在承擔農活的同時，還要長年累月的承擔家務活，無論是時間還是精力都嚴重受到影響，都極大地減少了用于提高自己知識技能的機會，即便能夠有了一些機會，由于繁瑣的家務，使她們無力、無心認真學習以提高自己。因此，繁瑣的家務活制約了農村女性人力資本的形成。

4.鄉村干部偏好男性

從普遍的情況看，中國農村婦女在鄉村治理中人數少，地位不高。盡管國家通過政策法律干預、推動農村婦女進村委會，農村村委會選舉結果表明，仍有相當數量的村委會是“和尚班子”。原因在于，首先，諸多原因造成客觀上農村女性人力資本比男性低；其次，人們在進行能力評價時往往偏好于男性，同等水平下，會認為男性強于女性；第三，鄉村干的工作需要較強的談判能力和社會資源調動能力，幾千年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和習慣造成女性的談判能力和社會資源協調能力弱于男性；第四，村民在選舉鄉村干部是更傾向于選男性，只有個別婦女精英能夠成為鄉村干部，等等。這在客觀上形成鄉村干部偏好于男性，減少了女性在鄉村管理中的參與性，女性得到的鍛煉和學習機會少，外出參觀機會，接觸外界的機會減少，同樣也減少了女性人力資本形成的機會。因此，鄉村干部偏好于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女性人力資本的形成。

5.鄉村組織培訓偏好男性

由于農村的勞動生產形式，形成長期的男性主導地位，男性是主要的體力，尤其是重體力勞動者，也是各種活動決策的主導者，盡管如今大多體力強，素質較高的男性外出務工，留守勞動力中大多是女性，這種男性主導局面并沒有改變，男性比女性強仍然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在農村各種培訓、學習機會偏好于男性。無論是哪個層次組織的學習和培訓，在對培訓對象的選擇上，存在性別歧視，偏好于選擇男性，在接受經營管理培訓的人員中，女性占的比例很少，從而進一步擴大了人力資本形成的性別差異。并且這種培訓男性偏好不會引起矛盾，女性也不會認為不公平，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能力提高以及潛能的挖掘，也限制了女性進入重要的領導崗位，鄉村組織培訓偏好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制約女性人力資本形成的因素之一。

6.職業流動相對狹窄對女性的限制

工作經驗和職業變換是人力資本增加的主要途徑之一。由于農村女性的文化素質較低，選擇工作的范圍窄，人力資本增加的途徑受到限制，決定了她們大多數集中在技能含量較低或先前從事過的職業中，改變職業地位和社會經濟地位的可能性明顯少于男性，使女性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存量少于男性，造成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地位，導致農村女性群體不能適時轉向非農業，只能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農業勞動或者服務業的某些簡單勞動。選擇工作范圍狹窄，流動受限制，獲取工作經驗和學習新知識技能的機會減少，影響農村女性人力資本增加速度，制約其人力資本形成。從長遠看，這還將影響到我國農業人口城市化、非農化的轉化。

7.女性人力資本投資的相對成本高

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的差異在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可以不一致，而且同樣的投資有時結果會有很大的差異，并且人力資本投資屬于長線投資，人力資本最初的投資要十多二十年，才能有所收益。加上本文前面提到的，由于婚居模式，女兒一旦出嫁就是別家的人，基本不承擔父母的養老。因此，在父母看來投資女兒不劃算，是一種支出，而不是投資；對于農村婦女的人力資本投資，由于她們不但要進行農業生產，還受到繁瑣的家務、贍養公婆、撫養孩子等因素干擾，她們通常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因此，在時間和資金投入相同的情況下，多數女性學習效果比男性差，相對成本高，即相同的投入，收獲卻比男性少；受就業、擇業、用人等觀念影響，農村女性就業面窄，投資之后難以得到與男性一樣就業機會和收益，相對而言，成本就高于男性人力資本投資。這成為制約農村女性人力資本增加的關鍵因素之一。

8.政府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不足

盡管我國實行了多年的九年義務教育，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我國無論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的素質都有所提高，但是就農村而言，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仍然不足，尤其是女性人力資本存量仍然很低。從“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近期的研究結果顯示：農村女性接受九年以上教育的比例是42.3%，比男性低20.8個百分點；8.8%的女性受教育年限不足6年，比男性高21.9個百分點；女性文盲率為13.6%，比男性高9.6個百分點。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明顯低。從文盲半文盲的性別構成來看，女多男少，并有增多趨勢。在廣大的偏遠與貧困地區，女性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的現象尤為突出，主要表現為女性人口的文化素質低，女性文盲率高，女性人力資本存量低，女童失學輟學率高，青少年文盲率有不斷增大之勢。只有政府增加貧困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力度，尤其是關注女童教育、婦女的各種培訓經費投資，才能切實提高農村女性人力資本的存量。

9.貧困

貧困是制約貧困縣農村女性人力資本形成的根本原因。因為貧困，經濟不發達，才會形成重男輕女的思想，導致女性社會地位不高；因為貧困，沒有資金投資社會文化建設，社會文化不發達，文明進步慢；因為貧困，資金有限，才會選擇將有限的資金投資男性；因為貧困，女性才會把自己定位為從屬地位，放棄許多學習機會；因為貧困，具有相對較高文化和身強力壯的勞動力才會外出就業，使留守勞動力呈現女性化，加重女性工作負荷，弱化女性人力資本投資效果；因為貧困，人力資本存量低，就業選擇面才會狹窄；因為貧困，造成諸多因素不利于貧困縣農村女性人力資本的形成。

總之，貧困縣女性人力資本難以形成，形成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不發達。由于經濟不發達誘發和形成了許多制約貧困縣女性人力資本形成的制約因素，從表面看，這些因素比如家務瑣事、女性自我從屬定位、投資男性偏好等，似乎沒有多大影響，也沒有得到相關人士和有關政府部門的重視。然而，在貧困縣農村人力資本實際投資活動中，這些因素確實干擾和阻礙了女性人力資本的形成。筆者撰寫本文，是想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使有關政府部門能夠關注這一現實問題，消除這些制約因素，使貧困縣農村女性人力資本能夠得到改善，推動我國農業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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