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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過對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過程中的行為以及心理過程(職業心理)的調查,并以人數比例為基礎,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心理的群體性特征,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新生代農民工“心之所向”的問題,從而為解決“高流動性”的問題提供啟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式開展。其中,問卷調查中所使用的問卷材料為課題組自行編制的問卷。采用了多階段抽樣法、分層抽樣法和隨機抽樣法,將問卷發放給浙江省制造企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共發放452份,回收有效問卷400份。
數據的整理和處理采用Excel 2010以及SPSS 18.0軟件包進行。
三、結果與分析
(一)存在價值之追逐:自我發展的群體性特征
新生代農民工相較之之前的第一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學習職業技能,并謀得比較好的發展空間。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如果企業提供培訓的機會,有57.3%被訪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想學習“專業技能”;而對于培訓頻率的態度上,45.6%表示渴望一個月甚至半個月進行一次培訓。一方面,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能一定程度上層次偏低;另一方面,專業技能意味著有一定的門檻,說明他們對于技術性崗位,或者說更高層次崗位的存在一定的追求,更好的發展空間促成了這種意愿。
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除了“專業技能”是新生代農民工渴望得到培訓的,“計算機網絡知識”是27.5%的被訪者渴望企業培訓的。比例雖然不大,但有一定的啟示:首先,如果是計算機娛樂活動,不需要培訓、更不會由企業組織培訓,因此這里的“計算機網絡知識”更多意味著工作用途,我們在訪談中發現有的新生代農民工對辦公軟件頗有興趣;其次,在企業中需要用到計算機的一般為部門主管,說明有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希望發展到管理層,在調查中也發現,如果有機會參與企業的發展和管理,36.9%表示“非常愿意”。
從群體的視角看,約六成的新生代農民工有謀得技術和個人發展空間的意愿,約三成希望發展成為企業管理層。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以城市作為自我生存和自我實現的平臺,有研究表明,“成長和能力”與離職傾向存在高度相關(0.433**),即對成長和能力要求越高的新生代農民工離職傾向越高,這一點在90后農民工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
(二)個人生活之動因:企業融入的群體性特征
項目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對企業組織“專業技能”的培訓存在明顯的傾向性,而另一個條目“企業發展史”,則僅有15.7%的選擇率,說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認同、融入企業的意愿或傾向,也就意味著較難形成對企業的情感依附。
如果僅將工作作為賺錢的工具,自然毋需認可或融入企業;若將其作為自己未來安身立命的平臺,與自己的命運連在一起,就會考慮企業融入的問題。然而,相比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已不再將外出務工作為“貼補家用”的工具,有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有近60%的勞動報酬用于個人消費。那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以“城市”的方式來生活和工作;但為什么不認可和融入特定的企業?
他們不依賴企業,而是通過勞動獲取報酬,以幫助自己在城市生存以及生活――因為他們的工作技術門檻低,轉換并不那么難,意味著不需要依賴特定的某家企業,甚至可以突破行業界限就業:這是“高流動”之所以可能,但為何必要?
筆者以為,農民工的期望和企業的態度之間存在偏差。我們的調查發現,在被問及希望企業關注自己哪方面時,33.9%表示是“工作的努力”,29.9%表示“某方面才能”,30.9%表示“工作的成果”。努力、才能、成果三項幾乎在群體中各占三分之一,說明群體希望企業可以關注個人的某種存在價值。如果新生代農民工只是賺錢謀取自己的生活而在各個企業流轉,他們毋需在乎企業關注什么。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432122
1 新型職業農民的特征
1.1 從職業意義看
新型職業農民首先是農民,具備傳統農民的基本條件,是在農村長期居住,以農業生產、管理、經營為職業的新一代農業勞動者,要符合占有或者長期使用一定量的生產性耕地,終身以農業為職業,主要以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為收入來源,同時要長期定居在農村,這些基本條件都是符合農民的特征的。
1.2 從社會地位上看
新型職業農民除了具備傳統農民的一些基本特征外,與傳統農民、兼業農民還有些不同,新型職業農民是市場的主體,其生產、經營、服務等行為都與市場緊密相聯,通過滿足市場需求而進行農業行為,盡可能使收入最大化,所以一般收入都較高,擺脫農民是貧窮的代名詞;新型職業農民具有高度穩定性,基本都以農民為終身職業,由于收入高而且相對穩定,所以能促使新生代農民也以職業農民為選擇目標,使農業生產后繼有人;新型職業農民的社會地位不斷上升,是受人尊重的職業,不再代表貧窮和落后。
1.3 從基本素質上看
新型職業農民不同于傳統農民,是一群具有較高文化素質,懂技術、會經營、能管理的具備現代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現代感,具備現代思維,其所從事的農業生產行為,對生態、環境、社會和后人都有責任擔當。
2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環境
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工程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需要社會各方面通力合作才能夠有效完成,必須具備良好的社會環境,要在政策、制度、資金、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營造利于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環境。
2.1 確立土地流轉和穩定的土地使用權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基本上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土地分散經營,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相對于集體生產無疑是比較先進行生產方式,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促進了我國農業的進步和發展,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農業生產中大型先進農機具的推廣,這種分散經營的模式越來越不適應未來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成為規模化、集約化生產的制約,一些大型農機具無法普及,在能耗、環保及農業標準化實施等方面都表現了一些弊端。所以國家要在土地承包制度上加以完善,確定土地承包關系,合理流通,實行土地流轉,這樣才能進行適度規模經營。為職業農民提供存在和發展的環境。
2.2 充分的社會尊重
我國是個農業大國,長期以來都是以農業生產為主,但農民的地位卻始終處于低位,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實行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更加劇了貧富的差距,農民收入少、文化低,在社會上農民長期是貧窮和落后的代名詞,也常常成為被歧視的對象,盡管近些年國家實行惠民政策,農民的日子比過去大有好轉,但仍然難以徹底改變農民貧窮的形象,雖然人口流動給農民帶來了進城的機會,但多數農民在城市所從事的都是臟累的工作,為城市建設貢獻了青春和汗水,但社會對農民的尊重度并沒有提高。這對于新型農民的成長十分不利。
2.3 系統的學習條件
新型職業農民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形成的,要逐步培育才能完成這項長期的任務,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專門的教育培養。國家要通過政策明確、制度設定、方案規劃確定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實施,從青少年抓起,進行全面的農業教育,強化系統的學習,并不是簡單片面的學習農業知識。這需要專門的培訓機構來完成實施,培訓機構要根據職業農民的需求及市場的需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為職業農民的素質及技術的提高提供有效的培訓和教育。
中圖分類號: F323.6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7.10.003
我國農村勞動力越來越多的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農村去城市中工作,新生代農民對土地的陌生感越來越強,目前傳統意義的農村農業人群數量下降、農民素質不高、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便顯得刻不容緩,一方面,解決“誰來種地”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解決“怎樣種地”的深層問題。
我國現有的職業農民培養體系,存在專業化分工不足、市場化不夠充分的問題,同時現行培養政策體系不夠完善,具體執行內容相對空洞,針對性差。只有認清這一現狀,同時結合我國國情進行職業農民培養,并研究更有針對性的培養支持體系。
1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方向
1.1 有文化
新型職業農民區別于傳統農民的最重要標準就是受過專業的知識培養,具有科普知識、地理知識、生物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例如,平原地區的地理特征、交通運輸能力、能源O備、水利設施等,這些專業的知識有助于他們有效開展生產,并對農業耕作過程中進行重點指導等。
1.2 懂技術
新型職業農民不應該只讀書,也不應該只懂得出“蠻力”,而應該學以致用,更好地將學到的知識來指導實踐,將經驗和知識進行結合,實現農業創新。例如,對農民進行技能培訓,鼓勵他們學習并取得相應的證書,鼓勵大中專院校開展相應的農業技能培訓課,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職業農民發展大軍。
1.3 會經營、能組織
新型職業農民是需要符合市場發展趨勢,具備市場意識,適應市場變化,滿足市場需求,獲取較大利潤。例如,提高新型職業農民的抗風險意識與應對風險能力。
2 新型職業農民支持體系
2.1 現代農業產業支持體系
產業布局作為農業發展的重點,需要充分考慮地理因素,如自然資源、降水條件、氣候條件等,因地制宜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同時,應該統籌兼顧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畜牧業等,使農業產業鏈均衡發展。保證生態、休閑、能源農業三者協調發展。擴充農產品的附加產業鏈,擴大涉農經濟組織的技術指導和必要的財政扶持。提供更多的農業型就業崗位,提高新型職業農民的軟實力,擴大新型職業農民培養土壤。
2.2 城鄉一體化制度支持體系
構建城鄉一體化制度支持,一方面有助于農業的規模化生產降低成本投入,使農業投資和產出水平獲得平衡,吸引越來越多的農民投身于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另一方面,農村人口的自由遷徙、城市化進程的深入,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降低,城鄉之間的邊緣日益模糊,提高城鄉一體化制度扶持,有助于農村公共設施和服務水平的提升,推動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進程。如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縮小城鄉福利差距,并且加快對縣級城市的建設,進一步幫助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同時,為農民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服務,例如,村內的交通建設、供水供電供網設施建設、豐富文化娛樂活動,留住農村現有勞動力。
2.3 農業經濟組織支持體系
對農業經濟組織的支持體系搭建,即整合現有農業資源,從產、供、銷的不同著眼點,根據各村的不同情況,設計合理的發展方向,實現職業農民組織化發展,根據不同的農場、農業、農民或農村合作情況,制定不同的組織化發展策略,評選優秀龍頭農業企業、農民企業家、優秀技術人才等,進一步推動農業生產經營的發展;加快農民、農村合作的步伐,擴充資金、企業和設備,使新型職業農民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服務觀念,進一步創造規模效益,推動農業經濟發展。
3 結語
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方向,需要具備專業的農業知識和技能,在市場宏觀政策的導向下,真正成為“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能組織”的職業化農民,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自我認同和職業化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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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啟臻.新型職業農民特征、地位與存在形式[J].農民科技培訓,2013,(11).
[3]李俏,李輝.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理念、機制與路徑[J].理論導刊,2013,(09).
一、引言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農村老齡化、空心化、農業兼業化問題不斷加重。為解決“誰來種地,如何種地”的問題需要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扶持和培養大量的“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目前國內外學術界關于職業農民培養的研究成果頗多,主要集中于從定性和理論層面研究職業農民的涵義,培養的必要性、存在的障礙因素,培養的基本思路、模式、途徑、政策,以及國外培養的經驗啟示等方面,而對其培養意愿進行研究的不多,代表性的有:Blundell Dearden & Meghir(2002)發現男性比女性、受教育程度較高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者更可能參加與職業培養。楊曉軍和陳浩(2008)認為性別、年齡、打工年限和培養經歷對職業農民培養意愿有顯著影響[1]。柳菲(2010)等將影響因素擴展至農民個體特征、農民家庭特征和農民對培養要求的選擇 [2]。汪傳艷(2012)得到包括實際年齡、初次外出務工年齡、性別、婚姻、收入狀況等個體特征對培養意愿的顯著影響,其他因素則沒有顯著影響[3]。王佳(2014)認為個體因素和家庭因素對農戶參加新型職業農民培養的意愿存在顯著影響。上述諸多研究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對職業農民培養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還不夠深入,同時從城鎮化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缺乏,本文擬在這方面進行探索,期望能為政府實際工作提供參考。
二、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湖南職業農民培養意愿的影響因素
(一)農民個體特征。(1)性別。一般情況下,男性是農村家庭的頂梁柱,承擔家庭主要生計負擔,面臨著更大的維持家庭生計的壓力,因此接受培養的愿望比女性要強得多。因此,性別差異對農民參加培養的意愿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男性參加培養的意愿可能會更高一些。(2)年齡。農戶年齡越大,對新知識、新技術的理解和吸收能力相對較弱,容易受前置信息的影響,思想較為保守,培養意愿可能越低;年齡對農戶參加培養意愿負相關。(3)受教育程度。農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其對從事行業以及自己收入預期的選擇。受教育程度越高,對新知識、新技術的理解、吸收、運用能力相對較強,信息的搜集處理能力較強,風險承擔能力、決策能力比文化程度低的農民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與參與培養的意愿呈正相關。
(二)農民家庭特征。(1)家庭勞動力人數。家庭勞動力人數越多,勞動力越充足,可以靈活安排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降低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降低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雇工成本和監督成本,發揮家庭成員的協作精神和技術專長,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的全員生產效率。因此,家庭勞動力人數與培養意愿呈正相關。(2)土地經營規模。家中耕地越多,農民更需要獲取相關的技能知識。同時,家中耕地越多的農戶,其農業收入和家庭經濟條件也相對要較好,也相對具有經濟實力去參加培養。因此,農民家庭經營土地面積與其參與培養的意愿呈正相關。(3)家庭總收入。家庭總收入對農民培養的影響方向不明確。一方面,家庭總收入越高,農民家庭的經濟能力較強,有較多可支配的收入用于參加培養,提高自身能力和經營水平。另一方面,農民的家庭總收入越低,生存壓力越大,迫切需要改變當前現狀,擺脫貧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環境,需要通過培養,提高自身能力、掌握技術技能、獲得增加收入的機會。
(三)農民培養要素的選擇。(1)對職業農民內涵的了解程度。一般來說,農民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內涵了解程度越深,對自身重要性的理解越深,越有愿望提高自身從業水平和經營管理技能,參加培養的意愿越強。因此,農民對職業農民內涵的了解程度越深,越希望參加培養。(2)培養經歷。培養經歷會影響農民再次參與培養的選擇。之前有過培養經歷的,如果培養效果較好,再次參加培養的愿望更強烈;如果之前的培養經歷效果不好,參加培養的意愿會降低。因此,農民的培養意愿會受到培養經歷的影響。
三、樣本數據來源及模型構建
(一)樣本數據來源。為研究湖南省職業農民培養意愿影響因素,在湖南省各縣(市、區)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回收280份。回收率達到93.33%,其中有效問卷270份,問卷有效率達到96.43%。在調查對象中發現,有188名農民愿意參加職業培養,占總人數比例的69.5%;有82名農民不愿意參加職業農民培養,占總人數的30.5%。
(二)模型構建。由于職業農民的培養的影響因素均是分類型變量,需要借助非參數檢驗方法,這里進行卡方檢驗,其公式為:
其中,r為培養意愿的各影響因素的行數,c為培養意愿的各影響因素的列數,fo為實際觀測頻數,fε期望觀測頻數。
四、湖南省職業農民培養意愿的實證分析
(一)交叉表分析。運用SPSS19.0對調聳據進行卡方分析,檢驗結果如下表1所示:
(二)實證結果分析。(1)性別影響培養意愿。調查顯示,男性農民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達到52.9%,女性農民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達到16.6%,說明男性和女性農民參加培養的意愿都較強,性別的卡方值通過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其卡方值為0.022
22.2%,而大專以上不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沒有。結果表明,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農民參加培養的意愿逐漸增強,受教育程度與農民培養意愿呈正相關。(4)家庭勞動力人數與培養意愿正相關。家庭勞動力人數為3個以下、3-5個、5個以上的農民家庭不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分別為20.4%、9.2%、0.9%。勞動力人數在3個人以下的不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最高。卡方檢驗的結果為0.022,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家庭勞動力人數與培養意愿呈正相關。(5)土地經營規模與培養意愿正相關。土地經營規模面積越大。培養意愿越強烈。0.5公頃以上的培養意愿最強烈,沒有不愿意參加培養的,其卡方值為0.006〈0.05。表明土地經營規模是影響農民培養意愿的因素。(6)家庭總收入與培養意愿負相關。數據顯示,隨著家庭總收入的增加,農民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越低,參加培養的意愿越低。卡方檢驗結果表明農民家庭月總收入越低,培養意愿更高。因此,家庭月總收入與培養意愿呈負相關。(7)對職業農民培養的了解程度與培養意愿正相關。對職業農民內涵了解程度越低,參加培養的意愿比例越少。而比較了解和知道的比例很高,分別占22.5%、44.2%。卡方檢驗值為0.01,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對職業農民內涵的了解程度與培養意愿呈正相關。(8)培養經歷與培養意愿正相關。沒有培養經歷的農民,不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高達
29.8%,有培養經歷的農民,不愿意參加培養的比例僅為0.7%。卡方檢驗結果為0.01,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是否有培養經歷與培養意愿呈正相關。
五.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完善湖南省職業農民培養的對策
(一)加大職業農民的政策扶持。職業農民的成長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要將強農惠農等扶持政策向新型職業農民傾斜,加大強農、惠農、富農的力度,將現有扶持家庭農場、專業生產的各項政策落實到職業農民頭上,形成綜合性的職業農民扶持政策體系。加強與信貸部門溝通,爭取在創業資金上有所突破,從簡化貸款手續,減免或降低貸款利息等方面著手,幫助職業農民規避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扶持職業農民穩步發展。
(二)理順管理制度,形成工作合力。打破現有多頭管理、頭塊分割的管理體制。建立省、市、縣、鄉四級管理體系,省委省政府要下文明確新型職業農民培養的牽頭部門和配合部門,明確各部門的職能職責,協調一致,負責做好培養的信息反饋工作,針對反饋的結果做出相應的調整。形成農業牽頭,科技、教育、人社等相關部門配合的職業農民培養工作格局,聯合出臺一些含金量高、打基礎、管長遠的政策措施,爭取出臺《湖南省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條例》,切實保障參加培養的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三)建立培養制度,遵循培養規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是一個復雜而又艱難的工程,必須狠抓制度建設,以制度來規范和引導職業農民培養的健康運行。隨著我國農業生產的集約化、標準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為了確保農產品的安全,首先是建立農業職業準入制度。二是要創立農業就業制度。將大多數的在農村工作的農民、返鄉農民工、農業專業的大學生培養成新型職業農民。三是建立激勵約束制度。建立健全的考核體系,充分調動農民的參與培育的積極性,職業農民自愿參與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四是建立土地流轉制度。在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情況下,為了充分調動農民的集體土地主動流轉,職業農民自愿接收土地的積極性。需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土地流轉平臺、土地流轉方式及相關的土地流轉政策法規。五是建立教育培養制度。將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養納入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農民科學素養提升的重要責任,作為崗位目標責任考核,實行培養、管理和考核三分離。
參考文獻:
[1] 楊曉軍,陳浩.城市農民工技能培養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8(11):46-53.
中圖分類號 G7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09-0341-01
山西省晉中市位于山西省中部,是晉商文化的發源地,有著悠久的農耕歷史,農業現代化水平處于全省前列。現有人口300余萬人,其中農業人口約200萬人,地形以丘陵和盆地為主。晉中市農業廣播電視學校成立30余年來,以提升農民文化素養、提高生產實踐技能為發展目標,努力工作,積極探索,為實現晉中農業的現代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晉中市現有農業廣播電視學校12所,其中市級校1所、縣級校11所,在職教師和兼職教師約50人。近年來,由于受機構轉變和人事調整的影響,整個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11所縣級農廣校中,有近1/3的學校名存實亡,正常的業務教學培訓工作無法開展,更談不上承擔新任務、新項目。
當前,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顯突出。然而農業教育培訓資源不足、機制不完善、條件不配套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如何搞好新型職業農民培養,筆者結合多年來從事農業廣播電視教育工作實踐,根據晉中市實際為例,粗淺地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1 建設和完善農廣校體系
建設和完善農廣校體系,光靠自身努力無法實現,必須借助強大的外部干預力。具體來看,從主管農業的最高行政部門中國農業部到基層縣市一級的農業局或農業委員會,均無權對農廣校增編增員。想要改變現有體系狀況,必須緊緊依靠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為農廣校體系建設“開綠燈”,在人員調入、干部配備方面給予更大的靈活性。同時也要在農業主管部門內積極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為農廣校的體系完善尋求有力的政策支持[1-2]。
2 確立職業農民培養對象和培養目標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快速推進,農業和農村的生產活動方式正在發生巨變。近幾年,晉中市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示范園區建設和現代設施蔬菜建設工程,全市農業發展迅速走在全省前列,農業的生產方式逐步向專業化、集約化方向發展,有效提高了農業的產出效益和經濟效益。在生產方式轉變過程中,對農民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目前的形勢是現代化農業生產發展需要大量專業化生產隊伍,另外一方面是專業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隊伍極其不穩定、不確定,供需之間矛盾十分突出,嚴重制約著現代化農業的深入推進[3-4]。迫切需要確立職業農民的培養對象和培養目標。當前,農村人口流動性極大,長年在外務工的青壯年占到多數,和全國多數農村一樣,晉中市廣大農村基本上為留守的老、弱、病、小,而且愿意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也極少。因而在廣大農村選擇一批精明強干的培養對象,并將其培養成掌握基本知識和熟練技能的職業農民困難重重。
選擇培養對象,目光首先必須放在廣大農村,特別是農業相對發達的地區,農民本身文化素質較高,生產、生活條件較好,務農收入并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例如,在晉中市的太谷、榆次地區,大棚收入一般可達60萬~75萬元/hm2,效益好的可達120萬元/hm2以上。如果青壯年勞力掌握了大棚種植管理技術,那么其經濟收入是相當可觀的。農民往往都是趨利而往的,讓其看到現實的利益,便有利于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和教育工作的開展。培養對象也可以在城市青年中選擇。目前城市就業壓力很大,有大量的大、中專畢業生無處就業。因此,可以把這一群體列入培養選擇對象,從中選擇有意到農業生產企業和專業合作組織中就業的人,進行一段時間的培養和實踐指導,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農民。
3 制定教學計劃,設置教學專業
3.1 遵循區域性特征
山區、丘陵和平川不僅地形地貌不同,生長期、光照、無霜期等自然條件因素也不同,因此農作物的種植和分布顯示出明顯的區域特征。具體到晉中市,中部平川適宜發展的農作物可選擇性很多,種糧、種菜均可。東部山區適合的農作物選擇性偏少,種糧、種菜不如發展果樹、中草藥。針對地域性特征,在制定教學計劃和專業設制時,就應在山區縣以林果專業為主,在平川縣以設施農業生產管理專業為主。具體到每個縣,可以根據縣域經濟特點,設置果樹、蔬菜、花卉、中草藥種植等不同的教學專業,因地制宜,制定教學計劃。
3.2 遵循季節性特征
因為農作物從播種到收獲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每年都必須遵循,自然在農業生產中就會出現農忙時節和農閑時節之分。因此在制定教學計劃時,就必須在農閑時節開展培養教育活動,具體到晉中市,每年中秋節之后到正月十五之前這段時間為農閑時節,利用好這5個月的時間,便可以基本完成全年的教學任務,切不可錯過時節。
3.3 遵循實踐性特征
農業科學本身就是實踐科學,一切生產活動都離不開實踐性規律。因此,在教學工作中必須把實踐課放到重要位置,根據不同的專業課程制定好相應的實踐課程,聘請實踐經驗豐富的教師,深入到生產一線進行學習指導和實踐操作,在學好理論基礎知識的同時,真正讓培養對象掌握生產實施技能。
4 結語
總之,培養造就一批合格的新型職業農民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農業廣播電視學校肩負著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需要全體教學工作者齊心協力、不斷探索、銳意進取,努力為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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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實提高農民集聚財富的才能。推進新型城鎮化是處理“三農”問題的基本出路,是具體建立小康社會的必經之路。當前,城鄉差距大,農民收入低,最首要的緣由是農民集聚財富的才能弱。因而,要經過職業技能培訓渠道,疾速提高。
(三)指導鄉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活動。鄉村富有勞動力向非農財產和城鎮轉移,是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定趨向。我們要加速推進新型城鎮化,走向現代化,就要指導鄉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活動。依照“政策指導、有序活動、增強治理、改善服務”的方針,做好進城務工農民工的各方面工作。鼓舞鄉村居民到鄉鎮地點地和交通相對便捷的公路沿線建房。指導鼓舞在外務工人員回籍購房,指導當前生活前提惡劣的遙遠山村農民逐漸向城鎮移民搬家。
(四)處置好城鎮化進程中的地盤占用和地盤流轉問題。地盤問題關于推進新型城鎮化可持續、健康發展至關主要。從當時的狀況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要高度注重地盤征占和地盤流轉這兩個問題。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地盤占用是不免的,但要避免自覺濫占。要做好地盤應用規劃修編。需要占用的地盤要賜與農民或被拆遷戶合理的賠償,避免開拓商侵犯農民的好處。地盤流轉是觸及農民親身好處的大事,地盤規劃化要與國家有關政策對接,要與縣情和城鎮化歷程相順應。
(五)施行新型城鎮化戰略,加大中產階級的比重。世界銀行以為,國家GDP到達1萬億美元時,是一個標記性臺階,意味著財富蘊蓄將步入新的航道。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到達1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到達了1萬億美元;我國的GDP總量在年到達了1萬億美元。美國那時的城市化率超越87%,日本的城市化率是64%,而我國的城市化率僅為36%,而我縣的城鎮化率遠遠低于全國、全省、全市的均勻程度,年只要19.4%,年全縣城鎮化率是30%,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7000元,農大家均純收入1665元。研討我國城鄉問題的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蓋爾·約翰遜曾指出,日本經濟起飛的進程中,農業人口下降了65%,美國經濟起飛進程中,農業人口下降了72%,而中國在1985年至1995年間,從農業人口轉移出去的,即便包括暫時活動人口在內也不超越10%,年至年時期,我縣每年均勻從農業人口轉移出去的只要5000人左右。這將大大限制我縣經濟總量的進一步擴張,我縣的新型城鎮化發展已成為新一輪財富增進必需面臨寬和決的大問題。而要完成新型城鎮化戰略,需盡快加大中產階級的比重,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新型鄉村工業是市場經濟大潮催生的、以農民工返鄉創業為主體、立足于鄉村區域發展的以工業為主的非農產業。新型鄉村工業的經濟體是工業,主要有加工工業、采掘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及商貿服務業等,表現為鄉村居民職業構成中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鄉村社會總產值中非農產業產值比重相對較高;座落區域在農村,具有本土化特點,在鄉村地區興辦,就地吸收、轉化農業勞動力,或成為完全脫離土地的“永久”工人,或成為亦工亦農的兼業型工人;所謂新型,是指它既不是傳統的落后的工業,也不是過去的鄉鎮企業,又不同于一般的民營經濟,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征。
新型鄉村工業的內涵決定了它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區位便捷,大都沿國道、省道發展,交通便利;二是投資主體多元,大多數是蘇浙滬等沿海發達地區轉移企業老板,還有本地在外務工返鄉創業人員;三是產品結構與農村資源密切關聯,一類是資源加工型,一類是勞動密集型,立足于農村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四是員工以農民為主,技術和管理崗位相當一部分是從外地打工返鄉就業的,普通崗位是當地農民;五是資金來源多渠道,一部分是沿海地區企業老板的支持,一部分是外出務工積蓄和親友資金拆借。
從以上可以看出,新型鄉村工業不論在經營體制、運行機制,還是在企業產品、員工素質等方面,已經和現代的產業接軌,和現代的市場接軌,這一切決定了它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活力。
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對以傳統農區為特征的宿州來說,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尤為重要和緊迫。
(一)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轉變發展模式的重要方向。從國家發展戰略上看,以擴張城市大工業為主的單一發展模式越來越受到挑戰,存在的弊端已經在沿海發達地區顯現,造成城鄉兩元結構越來越明顯,城鄉差別不斷拉大,急需統籌城鄉發展,實現科學發展。而發展鄉村工業,切合宏觀發展模式轉變的方向,可以通過一手抓城市大工業,解決總量和實力問題,一手抓鄉村工業,解決就業和民生問題,避免單一發展模式帶來的弊端。
(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重要平臺。沿海發達地區產業升級轉移步伐加快,急需把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地轉移,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生產力要素嚴重缺失,急需承接轉移、注入活力。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切合產業布局調整的趨勢,可以通過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帶動生產力要素向欠發達地區流動,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步伐。
(三)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從農民增收情況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務農收入徘徊不前,外出打工收入增長空間已不大,農民收入停滯在一個極限上,目前急需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切合打破農民增收瓶頸的需要,通過以土地入股、到企業就業,增加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成為亦工亦農的兼業型農民,改善收入結構,提高收入水平。
(四)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解決農民就業的重要載體。發展鄉村工業,能夠實現以創業帶動就業,使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半勞動力如老人、婦女等得到開發和利用,他們就近就業,既能料理農活,又能照顧家庭老小,對解決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問題極有幫助,也減少了外出務工長期在外地和家之間的奔波辛勞,緩解了節日期間大量農民工返鄉給交通帶來的壓力。以埇橋區支河鄉為例,全鄉70多名返鄉農民工創辦80多家企業,解決了5000多名農民特別是許多老人、婦女的就業,在企業兼業的農民年工資性收入達到6000萬元。
因此,從現實看,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承接產業轉移、解決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需要;從長遠看,發展鄉村工業是推進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村發展、實現農村和諧穩定的必然選擇。三、我市大力發展新型鄉村工業的可行性
我市發展新型鄉村工業不僅重要,而且切實可行。
(一)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具備難得的外部機遇。發達地區由于經濟不斷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社會保障日益完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弱,產業轉移成為必然趨勢,而且呈現加速趨勢。這幾年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高峰時期,我們面臨承接轉移的重大機遇。
(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具備良好的自身條件。宿州區位優越、交通便捷,資源豐富、勞動力充沛,具備承接轉移的基礎條件;通過多年的勞務輸出,我們擁有上百萬的高素質產業工人,他們有強烈的創業沖動,有一定的資金基礎,完全可以成為發展鄉村工業的主體;尤其要看到,我市鄉村工業具有“門檻低、收費低、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在承接轉移中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三)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具備一定的實踐基礎。據統計,全市目前已有4000名農民工返鄉創業,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各類經濟實體近3000個,吸納剩余勞動力達5萬人,年創產值超過15億元。返鄉者利用在沿海地區學到的專業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掌握的銷售渠道,創辦了大量的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農產品加工和服裝、鞋帽來料加工等,占返鄉創業的41%。
因此,我們要強化機遇意識,面對產業轉移的趨勢和浪潮,做好主動承接、積極承接的準備,只有早承接、快承接,才能多承接、接得上、接得好。
四、努力打造鄉村工業載體——新型鄉村工業試驗區
傳統鄉鎮企業村村冒煙、戶戶點火,后果使人現在仍心有余悸。發展鄉村工業如果采取傳統鄉鎮企業的做法,顯然不行,它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必須創新思路,實行區域集中;發展鄉村工業如果采取分散經營,很難形成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必須實行產業集聚;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如果不給以特殊的扶持政策,很難發揮自身優勢,激發發展活力,必須進行政策上的突破和試驗。因此,最有效的途徑、最現實的辦法是,建設新型鄉村工業試驗區,打造鄉村工業的載體和品牌。
新型鄉村工業是市場經濟大潮催生的、以農民工返鄉創業為主體、立足于鄉村區域發展的以工業為主的非農產業。新型鄉村工業的經濟體是工業,主要有加工工業、采掘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及商貿服務業等,表現為鄉村居民職業構成中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鄉村社會總產值中非農產業產值比重相對較高;座落區域在農村,具有本土化特點,在鄉村地區興辦,就地吸收、轉化農業勞動力,或成為完全脫離土地的“永久”工人,或成為亦工亦農的兼業型工人;所謂新型,是指它既不是傳統的落后的工業,也不是過去的鄉鎮企業,又不同于一般的民營經濟,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征。
新型鄉村工業的內涵決定了它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區位便捷,大都沿國道、省道發展,交通便利;二是投資主體多元,大多數是蘇浙滬等沿海發達地區轉移企業老板,還有本地在外務工返鄉創業人員;三是產品結構與農村資源密切關聯,一類是資源加工型,一類是勞動密集型,立足于農村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四是員工以農民為主,技術和管理崗位相當一部分是從外地打工返鄉就業的,普通崗位是當地農民;五是資金來源多渠道,一部分是沿海地區企業老板的支持,一部分是外出務工積蓄和親友資金拆借。
從以上可以看出,新型鄉村工業不論在經營體制、運行機制,還是在企業產品、員工素質等方面,已經和現代的產業接軌,和現代的市場接軌,這一切決定了它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活力。
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對以傳統農區為特征的宿州來說,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尤為重要和緊迫。
(一)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轉變發展模式的重要方向。從國家發展戰略上看,以擴張城市大工業為主的單一發展模式越來越受到挑戰,存在的弊端已經在沿海發達地區顯現,造成城鄉兩元結構越來越明顯,城鄉差別不斷拉大,急需統籌城鄉發展,實現科學發展。而發展鄉村工業,切合宏觀發展模式轉變的方向,可以通過一手抓城市大工業,解決總量和實力問題,一手抓鄉村工業,解決就業和民生問題,避免單一發展模式帶來的弊端。
(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重要平臺。沿海發達地區產業升級轉移步伐加快,急需把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地轉移,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生產力要素嚴重缺失,急需承接轉移、注入活力。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切合產業布局調整的趨勢,可以通過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帶動生產力要素向欠發達地區流動,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步伐。
(三)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從農民增收情況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務農收入徘徊不前,外出打工收入增長空間已不大,農民收入停滯在一個極限上,目前急需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切合打破農民增收瓶頸的需要,通過以土地入股、到企業就業,增加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成為亦工亦農的兼業型農民,改善收入結構,提高收入水平。
(四)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解決農民就業的重要載體。發展鄉村工業,能夠實現以創業帶動就業,使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半勞動力如老人、婦女等得到開發和利用,他們就近就業,既能料理農活,又能照顧家庭老小,對解決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問題極有幫助,也減少了外出務工長期在外地和家之間的奔波辛勞,緩解了節日期間大量農民工返鄉給交通帶來的壓力。以埇橋區支河鄉為例,全鄉70多名返鄉農民工創辦80多家企業,解決了5000多名農民特別是許多老人、婦女的就業,在企業兼業的農民年工資性收入達到6000萬元。
因此,從現實看,發展新型鄉村工業是承接產業轉移、解決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需要;從長遠看,發展鄉村工業是推進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村發展、實現農村和諧穩定的必然選擇。
三、我市大力發展新型鄉村工業的可行性
我市發展新型鄉村工業不僅重要,而且切實可行。
(一)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具備難得的外部機遇。發達地區由于經濟不斷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社會保障日益完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弱,產業轉移成為必然趨勢,而且呈現加速趨勢。這幾年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高峰時期,我們面臨承接轉移的重大機遇。
(二)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具備良好的自身條件。宿州區位優越、交通便捷,資源豐富、勞動力充沛,具備承接轉移的基礎條件;通過多年的勞務輸出,我們擁有上百萬的高素質產業工人,他們有強烈的創業沖動,有一定的資金基礎,完全可以成為發展鄉村工業的主體;尤其要看到,我市鄉村工業具有“門檻低、收費低、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在承接轉移中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三)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具備一定的實踐基礎。據統計,全市目前已有4000名農民工返鄉創業,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各類經濟實體近3000個,吸納剩余勞動力達5萬人,年創產值超過15億元。返鄉者利用在沿海地區學到的專業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掌握的銷售渠道,創辦了大量的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農產品加工和服裝、鞋帽來料加工等,占返鄉創業的41%。
因此,我們要強化機遇意識,面對產業轉移的趨勢和浪潮,做好主動承接、積極承接的準備,只有早承接、快承接,才能多承接、接得上、接得好。
四、努力打造鄉村工業載體——新型鄉村工業試驗區
傳統鄉鎮企業村村冒煙、戶戶點火,后果使人現在仍心有余悸。發展鄉村工業如果采取傳統鄉鎮企業的做法,顯然不行,它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必須創新思路,實行區域集中;發展鄉村工業如果采取分散經營,很難形成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必須實行產業集聚;發展新型鄉村工業如果不給以特殊的扶持政策,很難發揮自身優勢,激發發展活力,必須進行政策上的突破和試驗。因此,最有效的途徑、最現實的辦法是,建設新型鄉村工業試驗區,打造鄉村工業的載體和品牌。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農村醫療保障問題一直被社會各界所關注。“看病難、看病貴”是農村醫療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限制因素[1]。然而,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普及與發展,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上述問題,為農民看病提供了基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由政府引導、組織,多方籌資,并以農民自愿參與為原則的農民醫療保障制度。其本質目標是通過農民群眾互幫互助,以抵御疾病風險。在新農村合作醫療實施過程中,政府通過加強宣傳組織工作,讓農民對合作醫療的優勢充分了解,以提升農民參合率。當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其首要原則為“自愿參與”,農民群眾完全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參與到農村合作醫療當中,選擇權完全交給農民自己。總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經成為了當前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為農民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應給予重視。
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特點分析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傳統農村合作醫療的完善與延伸,它既借鑒了傳統合作醫療的成功經驗,又在其基礎上有所創新,并表現了一定特征,具體如下[2]:(1)籌資渠道多元化。與傳統農村合作醫療相比,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籌資渠道方面體現了多元化特征。傳統合作醫療籌資主要是以個人投資為主,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則將集體扶持、個人繳費與政府資助充分結合起來,有效擴充了籌資渠道,為合作醫療實施及發展提供了基礎。同時,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關注度及重視程度愈來愈高,政府與集體組織也加大了投資力度,保證了資金的持續性支持,讓農民長久看病的問題得到了緩解。(2)政府承擔責任有所增加。傳統農村合作醫療主要是農民自發組織的,其籌資責任由集體或個人承擔。然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明確指明了政府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無論是資金資助、監督管理,還是制度構建、宣傳推廣均由政府負責。通過政府調控、引導,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持。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運營過程中,政府發揮了絕對性的主導作用,在其作用下,讓醫療基金變得更加透明化、制度化,并通過政策扶持,為農民看病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支持。(3)監督工作更加透明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開展過程中強調了監督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把監管權、知情權賦予農民群眾。對于農村合作醫療而言,農民群眾才是其構成主體與核心,是最為重要的參與者與受益者,他們完全有權對醫療基金去向充分了解。地方政府通過成立農村醫療協調小組,并配合鄉鎮機構充分落實相關監督工作,讓醫療資金落到實處。同時,地方財政部門及審計部門會定期或不定期地將醫療基金使用情況、用藥情況、補助方式等公開展示,以增加新型農村醫療工作的透明度,使其能夠真正取信于民、服務于民。總之,通過落實相關監督工作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創造了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為其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促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的相關策略
盡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近年來發展較快,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部分環節上依然存在改進空間,具體如下。
1.加強合作醫療機制建設
合作醫療機制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開展過程中發揮了導向性作用,為促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深入發展,必然要加強合作醫療機制建設,通過完善相關機制,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指明發展方向。在加強合作醫療機制建設的過程中,應遵循公平與效率相統一、權力與義務相平等、收支平衡等原則,以保證合作醫療機制充分發揮作用。通過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體系,以適應各類發展需求。例如,可先建立分階段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再逐漸過渡至城鎮一體化的全民醫療保障體系,以實現農村醫療與城市醫療相互融合,讓農村醫療與城市醫療同步發展。另外,需要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農村醫療救助制度結合起來,為部分困難農民或弱勢群體提供幫助,讓更多農民享受到農村合作醫療服務。
2.完善合作醫療服務
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期間,服務質量優化與制度建設必須同步進行,才能讓相關工作充分發揮作用。但從當前現狀來看,服務質量較制度還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對此,可通過加強機構人員素質培養、加大醫療設備投資、轉變服務理念及模式等措施,進一步提升合作醫療服務質量。與此同時,還應該完善合作醫療信息化平臺建設,由此來提升服務工作效率,讓農民群眾能夠第一時間準確掌握合作醫療動態情況。利用合作醫療信息平臺還能促進互動工作順利開展,這對農民醫療電子信息檔案建設也具有促進作用,應給予密切關注。
3.重視合作醫療宣傳工作
新型股份合作社是對傳統合作社的制度創新。它保持合作制基本特征,并吸收股份制在要素配置和效率方面的優勢,與傳統的農村經濟組織存在著多方面差異。
一是股份合作社不同于單純的股份制。股份制遵循股權原則,股份額度直接決定股東的決策權力。而股份合作社不但集資的內容可以多樣化,包括資金、勞動、技術等的合作,更須遵循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并重的原則。為保證農民的權益,大部分股份合作社對外來(非農)投資者的決策權力有一定限制。
二是股份合作社不同于單純的合作制。普通合作社是以資金、技術為重點的基本合作,是松散型的組織。股份合作社是不同的參與者以資金或實物(如三權等)參股進行合作運營,是緊密型的組織。股份合作社在生產經營目標、管理結構、股權流動、分配制度等方面,均與傳統的普通合作社存在差異。
三是股份合作社不同于股份合作企業。股份合作的方式,可以分為勞資合一型和勞資聯合型。從實際運營來看,由于工業投資的可轉移性和流動性強,股份合作企業中勞資聯合的比例較大;而農業投資的專用性與長期性,決定了股份合作社中勞資合一的比例較大,更強調“利益共享”的機制,從而導致股份合作社與股份制企業在決策方式、股份流動、盈利模式等方面的差異。
新型股份合作社注重“民主管理”
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組織形式,為保障農民利益,農民股份合作社在合作社治理機制設計中,須充分考慮純粹的公司治理機制可能帶給農民的危害,以及傳統合作社治理中存在的農民參與治理弱化等問題。合作社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民主管理”,而股份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決策與管理權利與股份大小成比例。因此在農民相對弱勢的情況下,股份合作社應該在某些特征上不同于股份制企業;不僅強調股份的產權權利,還強調勞動者合作的民利和民主意識。
從股份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公司治理是在委托――框架下,尋找如何實現委托人的最優選擇。由委托人采取激勵制度、內外部監督制度以及各類競爭措施等,規范人的行為。股份公司實行“一股一票”的制度,無論從經濟激勵還是職位晉升、內部制度考核到外部市場監督,公司治理的措施都相對較為成熟。
從合作社治理的角度來看,傳統合作社主要通過合作社社員內部聯合的方式實現合作,委托――關系較弱。某些較小的合作社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一般是合一的。為保證合作社“弱者聯合”的本質屬性,使其真正惠及普通農戶,普通合作社實行“一人一票”的原則,為明確權利邊界、強化監督機制,建立包括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合作社治理機構。但與公司相比,合作社社員與合作社的關系以使用關系為主,社員與合作社的權利義務關系不清晰。
從股份合作社治理的角度來看,由于引入外部相關合作者,如資本、技術、加工、市場等,股份合作社治理也存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委托人與人之間不但存在股份之間的資本關系,還存在勞動之間的合作關系。因此,股份合作社普遍采用“一人一票”加“一股一票”的治理方式,為保證農民的權益,需要對外部資本的決策權進行限制,如外部資本的股份上限、表決權上限等。
制度安排保障農民權益
新型股份合作社作為對傳統合作社的改造升級,在積極引入外部人員的同時,必須堅持合作社保障弱勢農民權益的根本原則,否則就違背了合作社設立的初衷。為保障資本力量相對較弱、投入勞動到合作社中的農民地位權益,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制度安排。
一是通過股份合作社外部股份數量限制,保證農民在決策權中的相對多數。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的發展,應體現農民的主體地位。我國合作社法中對農民所占比例有明確的規定。股份合作社中,外部成員的數量可能較少,但其資本能力可能較強,如果不采取措施保障農民權益,由于股本量、管理技能等多方面優勢,股份合作社很有可能被外部成員控制。因此,可在股份合作社章程中,明確規定非農戶外部成員在股本占有、公司投票決策權中所占比例,不能達到相對多數,實行“一股一票”加“一人一票”等,從制度上保障股份合作社不被外部非農戶成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