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外文研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經歷了多年以來美國好萊塢電影對中國文化市場的狂轟濫炸之后,近幾年又迎來了以“大長今”為標志的“韓流”的侵襲。這一切對于普通民眾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禮和審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對于擁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著豐富文化資源的中國,這也應該是一個不小的震撼和沖擊,足以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關注。

一個有著深厚文化自省意識的民族,通常會不斷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適價值內核及其傳播傳承的問題。文化的積累與發(fā)展通常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展現出活力與豐富性。遺憾的是,中國人對于中國文化的認同、傳播和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仍然處在一個比較模糊與猶豫的狀態(tài)中。

我們經常在各級政府的報告中讀到類似于這樣的句子:“我們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我們要大力發(fā)展文化產業(yè)”。然而一個小小的韓國,在經歷了1997年金融風暴后,只花了短短幾年時間用他們創(chuàng)造的音樂、電影、電視等文化作品不僅席卷了東南亞,還進入了歐美市場,成為了全世界文化產業(yè)市場中的一支生力軍。他們不需要抽象的口號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臺,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一、中國對外文化貿易在當代世界范圍中的表現

在上個世紀,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國,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總額的5514%,同時它們成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進口國,占文化商品進口額的47%。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成為了文化商品的進出口大國,但遺憾的是中國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戲設備、文教娛樂和體育器材,這確實與中國近年來作為全世界制造業(yè)大國的地位相吻合,卻與中國是一個有最悠久文化歷史傳統(tǒng)的國家這一地位不相宜。

中國的實物商品貿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與服務的進出口貿易比例約為10:1;2001年以來,中國平均每年引進和輸出圖書版權的比例約為10:1。1992年以來,我國購進俄羅斯版權為世界第一,而向俄羅斯輸出版權幾乎為零。1998年我國高達300億元以上的圖書銷售中,出口才2000萬元。2002年,電子出版物的進口額是出口額的14倍。在表演、電影、音像制品、會展、期刊、報紙展覽等產業(yè)中,存在明顯的貿易逆差。特別是無論哪種級別和內容的文化慶典活動、會展和交易活動,我們都會看到外國文化團體的參與和文化產品的引進,不僅大大擠壓了中國文化的話語空間,同時也形成了更大的貿易逆差。

中國文化產品的生產與貿易一直停留在小規(guī)模、低檔次、低效益的水平。當代世界的貿易發(fā)展潮流是服務貿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為國際服務貿易中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文化貿易的比重又在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識在全球范圍的交流越來越多,知識和文化產品的服務貿易比重不斷增加。如美國2005年以版權和授權費用的出口增長達到近5000億美元,增長幅度超過了運輸服務和軍售。通過比較我們感受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這成為了我們研究中國文化貿易發(fā)展的動力。

二、改善中國對外文化貿易的建議

如何改善中國文化貿易,這要進行全方面的系統(tǒng)的審視,因為“文化”這個概念的寬泛性以及文化產品的多樣性使得人們對于文化產品貿易在認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務貿易困難得多。

(一)加深對文化概念和文化貿易的認知

“文化”有多種解釋,大致可以分為狹義與廣義。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一切物質和精神活動的過程和結果都是文化行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類的物質生產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產品和意識形態(tài)。狹義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識和精神產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識形態(tài)的積淀。

在探索文化對于人類生存狀態(tài)和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意義和價值時,我們希望從廣義的文化視野出發(fā),將人類文明進程中所積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來看待。但是在我們研究文化貿易時,我們又需要在一個特定的狹義文化的語境中對文化的內涵進行有限的詮釋,將文化看成是人類各種制度和觀念的成果。只有這樣,方可區(qū)別于其他物質領域的商品生產與貿易。

文化貿易屬于國際貿易中的一種特殊的服務貿易,它是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貿易活動。文化產品不僅具有商品屬性,同時也具有精神和意識形態(tài)屬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質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層次性,因此人類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對外文化貿易不僅具有經濟功能,而且能夠傳播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和文化理念。韓國電視劇“大長今”不僅版權熱賣于世界各地,獲得了象三星、現代公司一樣巨大的經濟利益,也向世界傳播了韓國人堅持誠信、尊重傳統(tǒng)、銳意改革、不畏艱難的勵志精神。好萊塢電影風行全球,將美國式的民主和個人主義的道德觀念向全球推廣,它的影響力決不只是支撐了美國的文化產業(yè),而是形成了全球意義的話語權力。因此,各級政府和廣大民眾對文化貿易的功能、意義和價值的認知還要普遍提升。這不僅僅是作為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存在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理念和精神資源的需要,同時也可以讓世界人民享受中國文化成果,使我國在經濟政治等多種領域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力。

(二)發(fā)展對外文化貿易,加快我國產業(yè)結構調整

在經濟增長中,我國產業(yè)結構呈現出不太合理的狀態(tài),第三產業(yè)在總量上的比重偏低,嚴重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fā)展。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發(fā)達國家第三產業(yè)對GDP的貢獻率已達到70%以上,而我國只有34%左右。文化貿易對第三產業(yè)的貢獻不僅是總量上的增加,更是內部結構的升級和完善。

全球服務部門按國際服務貿易分類標準,有八個大類142個服務項目,其中的四個大類是文化、體育及娛樂服務。文化服務貿易還包括第一大類商品服務中的F類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類通信服務中D類的視聽服務,這是經過日內瓦WTO服務貿易理事會評審認可的分類。

目前國際上流行的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產品和項目的交流,屬于國際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品貿易的平臺是構建在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基礎上的。在建構文化交流平臺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發(fā)達國家,教育產業(yè)的發(fā)展除了為數不多的公共財政支撐的公立學校外,社會力量辦學和市場化經營為發(fā)達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外匯收入,如美國的迪士尼樂園、NBA籃球運動通過向全世界的滲透為美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西班牙皇家馬德里足球俱樂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薈萃的優(yōu)勢,在聯(lián)賽空余時間造訪中國大陸、香港等進行文化貿易,既獲得了很大商業(yè)利益,又傳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這些都說明文化是可以作為也是應該作為一種產業(yè)進行生產與貿易的。

要發(fā)展對外文化貿易就要建構文化產業(yè)文化產業(yè)要用市場的觀念和手段去打造。這就要改變多年來中國各級政府在計劃經濟時代所習慣運用的行政思維和行政手段。我們需要政府對文化產業(yè)的規(guī)劃和管理,如盡快建立一套動態(tài)有效的文化產業(yè)運行機制,制定有利于促進文化產品生產和貿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貿易的項目審批、外匯管理、商品結構、稅收優(yōu)惠政策等。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要嚴格按照被認可的體制和法律框架辦事,而不是由某一個文化管理部門簡單的個人意志去掌握該地區(qū)的文化產業(yè)發(fā)展的權力。同時我們的體制設計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為從事文化產品生產的企業(yè)提供一個有法可依、有政策導向、平等公正的競爭環(huán)境。教育、文化、體育、出版、會展在計劃經濟時代通常被認為是政府公權力管轄最直接最嚴格的領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種政府對文化資源的壟斷,但對于中國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和文化產品的傳播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因此我們仍然要象其他產業(yè)發(fā)展模式一樣,放開搞活中國的文化產業(yè)和發(fā)展對外文化貿易。當市場的力量產生偏差時,政府應該有辦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調整和規(guī)范。如美國為了防止電影市場因為壟斷而削弱競爭,政府嚴格限制國內電影產業(yè)的壟斷,不允許建立從創(chuàng)意、制片到發(fā)行放映的垂直壟斷企業(yè)。韓國前幾年金融危機發(fā)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優(yōu)先發(fā)展文化產業(yè)的政策措施,短短幾年的市場化運作,文化企業(yè)象雨后春筍一般建立起來,形成了十分活躍的文化產業(yè)生產和貿易局面。我們應該充分借鑒外國文化產業(yè)發(fā)展體制和文化貿易策略,同時也應該借鑒我國二十多年來外貿體制改革的經驗。

(三)整合文化產業(yè)資源,實施品牌戰(zhàn)略,拓展國際市場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又具有從未中斷過的文化積淀。眾多的文化工作者和豐富的文化資源是我們發(fā)展文化產業(yè)和對外文化貿易的基礎。但是中國的文化企業(yè)數量多,層次低,資本缺乏,規(guī)模太小。前些年雖然經歷了廣播電視、新聞出版體制的變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業(yè),但集約化經營水平和產業(yè)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優(yōu)勢。

面對國外媒體大規(guī)模兼并重組勢頭,中國文化產業(yè)要加快重組步伐,打破地區(qū)之間、行業(yè)之間、所有制之間的界限,通過聯(lián)合、兼并、重組等資本運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業(yè)集團,實現企業(yè)規(guī)模經營和資源優(yōu)化配置,建立企業(yè)品牌和文化產品品牌,進軍國際市場。

我們從好萊塢的大成本制作電影、著名品牌廣告、國際文化活動可以看出,文化產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資本,有時候為了幾秒鐘的效果會耗資上億元,這對于分散作業(yè)的小規(guī)模公司是無法承受的;其次,文化產品制作過程中高科技含量越來越高,技術的開發(fā)費用很大;同時文化產品信賴的主要資源是高水平人才,他們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數字。這要求文化企業(yè)要有一定的資本和規(guī)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它們的推廣和傳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錢。當然文化產品原回報也是很豐厚的。中國雖然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大制作的電影、戲劇,但還只是簡單在形式上對西方藝術的模仿,由于內容上的單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響。

篇（2）

[關鍵詞]收益管理；協(xié)同；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

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進步，使航空、酒店、銀行等服務性企業(yè)的經營由壟斷轉向競爭，市場由以企業(yè)為中心轉向以顧客為中心，產品或服務由同質化轉向差異化，顧客需求由單一化轉向多元化。這些變化使得傳統(tǒng)的供求理論在解決有限資源約束下提高企業(yè)收益問題時，面臨資源閑置或因潛在收益流失造成企業(yè)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來，深受市場激烈競爭和價格血戰(zhàn)帶來收益嚴重下滑困擾的航空業(yè)，通過對自身經營戰(zhàn)略的反思，率先進行有效提高企業(yè)收益的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起源于航空業(yè)的收益管理理論正是在傳統(tǒng)的供求關系理論的基礎上，吸收運籌學、管理學、市場營銷和協(xié)同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計算機等先進技術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場和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細分和預測為基礎，以資源存量控制和價格控制為優(yōu)化機制，以協(xié)同環(huán)境為運營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論體系，逐步形成為現代管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論在航空業(yè)的成功應用，不僅推動了該理論發(fā)展，而且其應用領域逐步向酒店、銀行、汽車租賃、交通運輸、電信、電力等服務性行業(yè)拓展。正如國際運籌聯(lián)合會主席Bell先生預測管理科學未來50年發(fā)展時所指出：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經改變，并將繼續(xù)改變整個應用領域和管理科學的面貌。筆者通過國內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獻的分析梳理，系統(tǒng)地對收益管理理論的內涵、行業(yè)應用特征、發(fā)展演化及必要條件等基礎問題進行歸納研究，力圖為收益管理理論的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

一、收益管理理論的基本內涵

關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論的基本內涵，專家和學者眾說紛紜，并作出了不同的詮釋，主要觀點體現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從經濟學視角將收益管理定義為需求決策管理(DDM)，認為收益管理是通過對市場需求的細分和預測，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價格向誰提品或服務，通過擴大顧客有效需求來提高企業(yè)收益。該定義是對供應鏈管理(SCM)的必要補充，同時充分認識到市場細分和預測對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從企業(yè)的產品或服務的性質視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資產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該觀點充分認識到服務性企業(yè)的產品或服務有別于制造業(yè)產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產品或服務的價值或收益同時間有密切關系，且價值隨著時間而呈遞減趨勢。因此，持有該觀點的學者認為收益管理就是對不同時段的資源(如航空的飛機座位等)和價格進行有效管理，通過有效利用企業(yè)有限資源，并根據不同時段資源價值制定價格的途徑來提高企業(yè)收益。該定義意識到資源所具有的價值將隨時間變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學者從企業(yè)經營目的視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慮需求預測的基礎上，在需求淡季通過折扣等促銷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價格的方式來實現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國酒店和汽車旅館協(xié)會(AHMA)在Jauncey等的定義的基礎上，考慮了顧客取消預訂、顧客爽約和是否接受顧客預訂情況等因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內涵。Jauncey和AHMA對收益管理的定義強調實現企業(yè)收益最大化的目標，同時認識到市場預測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學者從技術視角對收益管理進行解釋，他們認為收益管理是一種企業(yè)生產能力的管理工具，通過對信息系統(tǒng)、管理技術、概率統(tǒng)計和組織理論、經營實踐和知識等理論和技術的優(yōu)化組合，以增強企業(yè)的收益能力和對顧客的服務能力。該定義強調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業(yè)收益的技術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學者從系統(tǒng)的視角出發(fā)，認為收益管理是為酒店業(yè)主實現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務管理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通過細分市場對盈利能力的識別，確定銷售價值、價格設定、折扣生成、訂房過濾準則以及對價格、客房資源進行有效控制，以實現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標。該定義強調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戰(zhàn)略地位，從系統(tǒng)的角度分析市場、價格、存量等要素對收益的影響，強調了整體收益最大化的觀點。

Kimes(1989)在綜合上述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并結合營銷學理論，提出4R理論，即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Righttimeandplace)，以正確的價格(Rightprice)向正確的顧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確的產品或服務(Rightproductorser-vice)，實現資源約束下企業(yè)收益最大化目標。4R理論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場、運作機制和企業(yè)目標等內涵，是目前對收益管理較為全面和準確的詮釋。

筆者以為，企業(yè)收益應由顯性收益和隱性收益兩個部分組成。傳統(tǒng)收益管理對收益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受價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響的利潤的這一顯性收益上。但隨著經營市場的開放和競爭程度的加劇，顧客、員工、企業(yè)內外環(huán)境等要素對企業(yè)收益的影響力加大，企業(yè)品牌和社會價值等帶來的隱性收益在企業(yè)收益的比重逐漸增大，因此，單一采用利潤一個維度來詮釋企業(yè)的收益已顯不足，企業(yè)的收益應該詮釋為由企業(yè)利潤、顧客滿意度和社會貢獻度三個維度共同構建的價值。故筆者將收益管理理論的基本內涵界定為：企業(yè)在有效協(xié)同影響收益的內外要素基礎上，利用先進的計算機等技術的支持，通過有效地對市場細分和預測，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以正確的價格向正確的客戶提供正確的產品和服務，實現由利潤、顧客滿意度和社會貢獻度構成的價值的最大化目標。收益管理系統(tǒng)是一個受多個要素影響，由市場分析、優(yōu)化機制(即資源存量控制和價格控制)、協(xié)同環(huán)境構成的復雜服務管理系統(tǒng)。

二、收益管理理論的行業(yè)應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論是一門由運籌學、管理科學、經濟學等學科融合而成的邊緣交叉學科。隨著收益管理理論在航空領域的成功應用，收益管理理論現已在其他服務領域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雖然各個行業(yè)的特點不盡相同，但適用于收益管理理論的行業(yè)一般具有共同的應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學者對航空、酒店餐飲等行業(yè)應用收益管理理論進行長期研究，將其共同的應用特征總結如下：

1.企業(yè)具備相對固定產能。以航空、酒店等行業(yè)為例。由于行業(yè)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資規(guī)模大(如購買新的飛機、修建新的酒店、開設新的營業(yè)網點等)，最大生產或服務能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固定不變，短期內不可能通過改變其生產或服務能力來滿足需求變化。企業(yè)只有在有限的產能條件下，通過提高管理水平來提高企業(yè)收益。

2.需求可預測性。航空、酒店、銀行等服務性企業(yè)的資源可分為有形資源(如飛機座位、酒店客房、銀行服務窗口)和無形資源(如酒店入住時間、銀行窗口排隊時間等)，其顧客可分為預約顧客和隨機顧客，其銷售可分為旺季和淡季。企業(yè)只有通過對計算機或人工預訂系統(tǒng)收集的顧客、市場信息進行分析預測，管理者才能夠了解不同顧客需求變化的規(guī)律和實現需求轉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資源存量配置和定價機制，實現企業(yè)收益最大化。

3.產品或服務具有易失性。與傳統(tǒng)制造業(yè)的產品不同，航空、酒店、銀行等服務性企業(yè)的產品或服務具有易失性，即時效性。其產品或服務的價值隨著時間遞減，不能通過存儲來滿足顧客未來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時間內銷售不出去，企業(yè)將永久性地損失這些資源潛在的收益。企業(yè)只有通過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資源的閑置率，以實現企業(yè)收益增長的目標。

4.市場可細分性。航空、酒店、銀行等行業(yè)面臨以顧客為中心、競爭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場。不同顧客對企業(yè)產品或服務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單一價格策略將會造成顧客流失或潛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場上存在兩類顧客，一類是對價格不敏感，但對時間和服務敏感的商務顧客，另一類是對價格敏感，而對時間和服務不敏感的休閑顧客。如果采用高價策略，休閑顧客可能選擇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資源閑置。反之，如果采用低價策略，商務顧客選擇低價或因對服務質量不滿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潛在收益下降。對市場進行有效細分，為不同需求層次的顧客制定不同價格和分配不同資源，是解決企業(yè)資源閑置或潛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徑。

5.具有隨機波動性需求。如果顧客的需求確定且無波動，企業(yè)可通過調整生產和服務能力來滿足顧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銀行等行業(yè)面臨顧客需求不確定，呈季節(jié)性或時段性波動。企業(yè)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時提高價格，增加企業(yè)的獲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時通過折扣等策略來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資源閑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的特點。航空、酒店、銀行等行業(yè)的經營屬于前期投資較大的行業(yè)，短期內改變生產或服務能力比較困難，但增售一個單位資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機型的航班為例。根據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機型成本數據，平均每個航班的成本如下：總成本大約6萬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約5.5萬元，而邊際成本僅為0.033萬元。固定成本是邊際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載旅客能在不明顯增加成本的基礎上獲取更大的利潤，提高企業(yè)的總收益。

7.產品或服務具有可預售性。企業(yè)面對需求多元化的顧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過提前預訂，以一定折扣價格將資源預售給對價格敏感的顧客，降低資源閑置概率；另一方面設置限制條件防止對時間或服務敏感的顧客以低價購買資源，造成高價顧客的潛在收益流失。同時，對預訂數據進行分析和預測，根據不同需求層次的顧客購買資源的概率分布情況，在確保資源不閑置的基礎上，盡量將資源留給愿出高價的商務顧客。

盡管以上特征體現了企業(yè)有限產能、產品和需求特性、市場和經營等特點，卻忽略了企業(yè)的技術特征。筆者認為，由于收益管理的實施需要進行復雜的模型計算和大量數據處理，沒有先進的技術支持，收益管理理論的應用將會受到嚴重的制約。因此，有效應用收益管理理論的應用領域應該還具備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礎。

三、收益管理理論發(fā)展的三個必要條件

從收益管理的發(fā)展歷程分析，市場環(huán)境、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持是促進收益管理理論發(fā)展的三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首先，競爭性市場環(huán)境是收益管理應用發(fā)展的前提條件。面對封閉壟斷的市場，壟斷企業(yè)可以憑借對資源和價格的控制來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企業(yè)缺乏對資源或價格管理的源在動力。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要求放松行業(yè)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提高效率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競爭促使市場由以企業(yè)為中心向顧客為中心轉變、由產品功能向顧客需求轉變，產品或服務由同質化向差異化轉變。面對這些變化，企業(yè)再難以通過壟斷控制資源或價格的手段來提高企業(yè)的收益，而是要根據市場和顧客需求，制定合理的價格機制，將有限的資源合理分配給不同需求層次的顧客；通過有效管理企業(yè)資源和價格，獲取潛在收益的方式來提高企業(yè)的總收益。也就是說，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業(yè)生存和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因此，開放性的市場競爭環(huán)境是收益管理應用和發(fā)展的前提條件。

其次，多學科理論交叉是保證收益管理應用發(fā)展的基礎條件。一個新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離不開成熟的多學科理論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論的應用和發(fā)展也具有同樣道理。收益管理理論是解決航空等服務性企業(yè)資源和價格均衡，實現企業(yè)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論和方法。它在傳統(tǒng)的供求管理理論基礎上，吸收和應用運籌學、管理學、經濟學、市場營銷學、行為心理學、協(xié)同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逐漸形成自身的理論體系。運籌學、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形成了解決資源存量機制、差異化價格機制等收益管理的優(yōu)化理論基礎；市場營銷學、行為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形成了解決市場細分、預測以及顧客行為等市場分析理論基礎；博弈論推動了收益管理聯(lián)盟資源共享理論的發(fā)展；人力資源、組織學、和諧理論以及協(xié)同學是形成收益管理協(xié)同運營環(huán)境的理論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論的形成與發(fā)展是多種學科理論支持的結果。新型學科的吸收和引進，將不斷地豐富和完善其體系。

再次，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是收益管理應用和發(fā)展的保障條件。收益管理的應用和發(fā)展離不開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計算機、數據庫和網絡通信技術的支持。航空技術的發(fā)展，降低了飛機制造成本和企業(yè)入市門檻；計算機、數據庫等技術的發(fā)展，如座位編目計算機控制系統(tǒng)(SABRE)、計算機預訂系統(tǒng)(CRSs)、全球分銷系統(tǒng)(GDSs)、動態(tài)存量資源分配和優(yōu)化系統(tǒng)(DINAMO)等，能自動、快速、準確地解決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數據收集、整理、存儲和分析及復雜的資源、價格優(yōu)化計算、市場預測和顧客分類等問題。網路通信技術，特別是互聯(lián)網技術拓寬了收益管理的市場分銷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進步都促進了收益管理及其應用領域的發(fā)展。

四、收益管理理論的發(fā)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業(yè)，有效地解決了航空業(yè)面臨的有限資源閑置或價格戰(zhàn)所造成總體收益下滑的現實問題。隨著收益管理在航空領域應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運輸、電信等行業(yè)得到廣泛的應用。通過對國內外關于收益管理的文獻的研究分析，筆者將收益管理理論的發(fā)展歸結為萌芽、優(yōu)化和協(xié)同三個發(fā)展階段。

19世紀20～30年代，航空業(yè)處于發(fā)展初期，飛機成本較高，市場供給遠遠小于市場需求，航空業(yè)主要經營運輸郵件等貨物運輸和富有階層的高端市場，市場主要由大型航空企業(yè)壟斷。大型航空企業(yè)通過高額壟斷價格策略獲取超額壟斷利潤。二戰(zhàn)后到60年代，飛機制造技術的發(fā)展使得航空運輸業(yè)可以采用大型噴氣式飛機，增強了航空公司的運輸能力，同時其高速性和舒適性刺激了公眾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飛機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運營成本，極大地推動了航空運輸業(yè)的發(fā)展。隨著航空業(yè)供給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單一的高額票價政策造成了飛機座位閑置，由機座位資源的不可存儲特點，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為了解決收益下滑問題，航空公司利于計算機技術加強顧客訂票的管理，將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漸應用于航空領域，如計算機訂票系統(tǒng)的使用；利用超訂管理手段預防顧客違約(如取消訂座、爽約等顧客行為)給企業(yè)帶來收益損失；利用折扣價管理手段來提高飛機運載率。這些技術和管理手段逐漸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論的雛形。英國學者Littlewood提出機票預訂折扣費用準則理論和二階分類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預期邊際座位值(EMSR)等理論，逐步揭開了收益管理理論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論的科學性得到了有效保障。20世紀70年代末，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國家政府放松了對航空業(yè)管制，許多低成本運營的中、小型航空企業(yè)紛紛涌入航空市場(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國激烈的航空市場競爭，引發(fā)美國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價格血戰(zhàn)”，造成了美國航空業(yè)近20億美元的損失。而此期間，美國航空公司市場部總經理羅伯特·克蘭德爾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礎上開發(fā)出收益管理系統(tǒng)，并將其應用到經營實踐中。通過利用收益管理系統(tǒng)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資源和價格，在全行業(yè)虧損的情況下，創(chuàng)造了6%的收益增長。收益管理理論在美國航空公司應用的成功，引起業(yè)界和學術界對收益管理的重視和研究。國際航空協(xié)會(IATA)、運籌協(xié)會國際聯(lián)合會(IFORS)等國際機構、科學機構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詢公司構成了收益管理理論研究和應用的組織與機構；運籌學、市場學、經濟學、管理學、信息學等多學科理論的發(fā)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論基礎；收益管理研究從靜態(tài)發(fā)展到動態(tài)、由單航程發(fā)展到OD網絡研究、由單資源發(fā)展到多資源、由二階分類發(fā)展到多階分類；計算機、數據庫和網絡技術的發(fā)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論向實踐轉化，收益管理應用領域由航空領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運輸、電力、電信、銀行等服務領域。此階段，隨著收益管理理論逐步完善和實踐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體系，成為現代管理科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以利潤為中心的收益優(yōu)化成為這一階段的研究主流。

篇（3）

海外漢學家是中華文明辛勤的傳播者。他們持久的譯介論說，已經培植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漢學研究。

了解國外漢學，有利于擴大國內學人的視野，有利于促進我們的學術研究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寫博士論文）；而且我們對漢學的評介再經外播之后，又會給海外漢學以啟發(fā)，也有利于它的改進與發(fā)展。所以，我們應該順應時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繼而積極作為，便會有力地推動這一利己利人、意義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紀必將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學術溝通日趨深入的時代，反饋這些漢學信息便成了歷史的必然。

一、世界漢學概況

簡單地說，“漢學”即是研究中國的學問。

世界漢學可分為三大板塊：周邊國家的漢學、俄羅斯?jié)h學和西方漢學。

周邊國家的漢學：主要是日本、韓國和越南。就日本文學來說，它接受中國較早，不僅

借用中國的語言符號，而且刻意模仿中國古典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采擷成句。這種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被稱作漢文學，后來才有了以假名創(chuàng)作的文學——和文學。所以，日本的學術也深受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影響。他們的漢學研究以編纂、譯注、訓詁、考證、梳理發(fā)展史為特色。

俄羅斯?jié)h學：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歐，間接獲得漢學信息，一方面注

重發(fā)展本國的漢學研究。它視野闊大，兼顧東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學術觀研究中國，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漢學：西方漢學具有濃重的西方學術的色彩，與日韓漢學、俄蘇漢學相比，它有著

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具體來說有如下數端：

1）中西文化屬異質文化，西方接受中國頗多曲折，漢學研究忠實地記錄或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程；

2）西方學術不斷求變，代有新學，這也影響到了漢學研究，如撰寫中國文學通史、敦煌學研究、中亞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國內同類研究；

3）西方漢學研究的方法論極為活躍，它明確反映出“西論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確操作，可為國內研究提供借鑒。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漢學這門綜合學科，都有一個逐漸分化的過程，甚至文史、語文等親緣學科也漸漸解體；中國文化各個門類的研究終于脫穎而出，并形成了自身的治學風格和學派傳統(tǒng)。從國外的中國文學研究來看，由于這一文學內容豐富，卷帙浩繁，漢學家又不得不精細分工，去專攻某代文學，某類文學，甚至某個作者。在各個領域，從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從文人作品到民間創(chuàng)作，國外幾乎均有一批各擅勝場的專門家。這是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走向成熟的標志。當今，日韓、俄蘇和歐美的學術實體，是堪與國內學術相媲美的三大板塊。

二、“漢學”定義的演變

“國外漢學”有時被稱作“國際漢學”、“世界漢學”，或者簡稱作“漢學”。

眾所周知，“漢學”是西文Sinology的譯名。此名首見于19世紀上半葉，從構詞法上看，它是“Sino-”（中國）加“-ology”（學問、論說）而成，意思是有關中國的學問。正如傅海博（HerbertFranke）所說：

“Sinology”是許多“-ologies”中的一種，它們被鑄造出來專指19世紀出現的知識領域。它用于英語相對較晚。1838年，首見“sinologist”（漢學家）一詞，稍后不久（1857）又有同義詞“sinologer”與之并用，但它容易讓人想起“astrology”（占星術士），令人不快，現已成廢字。“Sinology”的含義被解作“關于中國事物的研究”（thestudyofthingsChinese），甚至更晚些，據考證是在1882年。因此，大約在1860至1880年間，“sinology”這個希臘、拉丁語合成詞及其派生詞便被普遍使用了。這正是漢語研究和中國總體研究被認作一種學術科目之時。①

這里說的是西歐的情況。俄羅斯?jié)h學與之相近，它在早期頗多倚重西歐漢學，在學科概念上與西歐完全相同。如上所述，日本、朝鮮等鄰國的情況則有些特殊，它們均有借用漢字進行寫作的歷史階段，因此這些國家的傳統(tǒng)學術，幾乎無處不涉及中國。直到它們有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純粹的本土文學才得以滋長之后，漢學才漸漸分立門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過，在日本還有“漢學”、“支那學”、“中國學”之分。

西文“Sinology”一詞，也帶來一些麻煩。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學研究的旨趣、對象和方法有所變化，使得其含義也有所改變，這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的焦慮。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H.Schafer）曾經提倡廢棄這個字眼兒，②但后來他改變了主意，轉而主張“重新使用它的本初意義——漢語研究，特別是古代漢籍研究”，要求人們“在與通常所說的‘拉丁學’、‘埃及學’和‘亞述學’相同的意義上使用它”。而且，他明確地指出：

漢學即是有關中國語言遺存之物即漢語文獻的語文學。③

這是個比較罕見的傾向明顯的定義。不過，這里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分辨：一、薛氏所說的“語文學”（philology），類似于我國傳統(tǒng)的章句、訓詁之學，強調語言研究和文獻研究兩者并重；二、與之相應，他批評旨在審美的純文學研究，認為這是“一種不扎實的唯美主義研究”，其根基是龐德、費諾羅薩④等人的“東方學”（Orientalism）。⑤顯然，后一種意見不無失當之嫌。三、“漢學”一詞的外延

1）“漢學”和“國學”

如何稱呼這門學科，尚須看研究主體。如果研究者是我們自己，在習慣上應該稱作“國學”⑥，因為它指的是我國自己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如果是外國學者從事這一研究，這種學術自然就應該稱作“漢學”，盡管仍是同一研究對象。由此看來，徑稱“漢學”，顯然是外人口吻，研究主體當是外國學者，那么“國外”、“國際”、“世界”等意思通常也就包含在內了。

2）“Sinology”和“漢學”互譯帶來的問題

兩者互譯，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其實還有復雜一面。眾所周知，我國經學中有“漢學”、“宋學”、“清學”之分；中華民族有漢、藏、回、蒙等兄弟民族；漢字曾流播東亞，而“漢籍”中也可能記載他國的歷史與文化。諸如此類的情況，使得“漢”字的內涵非一，外延廣泛，“漢學”（若單從名稱上看，即是“漢”之“學”）的涵義如果沒有上下文加以限定，也就會變得曖昧不明。

實際上，在國外，尤其是在西方，起碼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藏學”和“蒙學”已具一定規(guī)模，其專門家分別稱之：“Tibetologists”和“Mongolists”。但目前尚無跡象表明這些學科已被認為是“漢學”名下的分支學科。

3）“漢學”和“中國學”

在國外學術史上“漢學”曾有貶義色彩，所以還有人主張應該以“中國學”代之。

由于上述情況的存在，要想使“漢學”這個術語一無糾纏，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⑦偶見有“華學”一詞行世，它不僅涵蓋面較廣，而且避免了語義上的交叉，只可惜它未得廣泛流傳。

四、“漢學”的定義

國外漢學是個綜合學科，包括關于中國哲學、歷史、語言、文學、科學、藝術等知識范疇的研究。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界定“漢學”似乎有兩種傾向。

一種是取其狹義，即“漢學”是關于漢語文獻以及相關文物遺存、文化活動的研究。

另一種是取其廣義，即“漢學”是關于整個中華民族文獻典籍、文物遺存和文化活動的研究⑧。

后者是否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認可，還有待于時間的考驗。

注釋：

①參見傅海博《探索中國：歐洲漢學史概述》（InSearchofChina:SomeGeneralRemarksontheHistoryofEuropeanSinology），載于明·威爾遜（MingWilson）和約翰·凱利（JohnCayley）所編論文集《歐洲研究中國》（EuropeStudiesChina，倫敦，寒山堂書店，1995）第12頁。

②參見《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1958）所載薛愛華的公開信。

③、⑤參見他的《漢學的內涵與狀況》（WhatandHowIsSinology?）一文，載于《唐學報》（T’angStudies）第8-9輯（1990-1991）。

④龐德（Ezra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評論家，西方現代詩歌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費諾羅薩（E.F.Fenollosa,1853--1908），美國詩人、文藝理論家，赴日訪學時接觸到了漢字和中國古詩，所撰《漢字作為詩歌媒介》一文在西方詩壇影響很大。

⑥“國學”，原指最高級學府，由國家設立。參見《周禮·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按：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小舞。”

⑦有一次我在講課時，列舉了以下纏夾情況：

一、經學有“漢學”、“宋學”、“清學”之分

二、中華民族有漢、藏、回、蒙等等之分

三、漢字曾流播東亞，“漢籍”可能記載他國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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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G252

1　引言

伴隨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飛速發(fā)展，文獻傳遞已成為圖書館開展信息資源共享的重要方式。它大大降低了信息資源共享的物質成本和時間成本，成為深受用戶歡迎的服務形式。國外圖書館文獻傳遞歷史早于我國，其文獻傳遞理論研究也較豐富，因此，介紹國外圖書館文獻傳遞領域的研究成果，對我國圖書館開展文獻傳遞的理論研究及實踐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國外諸多圖書館學專業(yè)期刊中，Interlending＆Docu―ment Supply一刊是文獻傳遞領域的核心期刊，基本可以反映國外圖書館文獻傳遞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因此，本文主要對Interlending＆Document Supply2000―2008年間發(fā)表的文獻傳遞方面的論文進行歸納、分析，以期對我國圖書館信息資源共享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有所啟示。

2　關于文獻傳遞的障礙研究

2.1　知識產權與文獻傳遞的相關性研究

現代信息技術提高了文獻傳遞服務的質量和速度，但也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通。這是因為先進的知識產權技術或嚴格的知識產權制度將導致信息所有權和公眾信息獲取權之間失去平衡。Mike McGrath認為當前歐美等國圖書館的“合理使用”權利受到兩個方面的限制：①數字版權管理技術的使用；②由于出版商對政府的游說，歐美政府不斷修改知識產權法。如美國自1790年誕生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后，美國國會不斷修改知識產權法，至今知識產權保護期限已經延長至個人作品為生前加死后70年，公司作品為95年。輿論認為這是受到大媒體公司不斷游說和施壓的結果。Joachim Schopfel認為法律是經濟問題的現實反映，而各種專業(yè)信息，特別是科學、技術、醫(yī)療信息已成為市場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因而知識產權法的實質就是為了解決各方利益沖突。而政府在制定相關法律時應意識到學術研究信息的傳播是一個國家教育、科學研究和發(fā)展的關鍵，應將公眾信息獲取權及學術研究需求納入利益方范圍。

Paula Dehlez等學者對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圖書館(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 Delft)文獻傳遞業(yè)務中各類型文件數量進行統(tǒng)計，發(fā)現PDF文件所占比例已超過80％(截止到2004年)，該數據表明電子文獻傳遞活動越來越活躍，但同時也將面對復雜的數字文獻版權問題。他支持各圖書館與電子資源出版商以對話的方式進行協(xié)商，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國外學者對數字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 manage―ment，DRM)系統(tǒng)在文獻傳遞中的作用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方認為是保護知識產權的最有效工具，另一方則認為“完全無用”。Andrew Braid對大英圖書館與Elsevier(學術期刊出版商)合作并使用新的DRM軟件情況進行觀察后獲悉：新的DRM系統(tǒng)控制了用戶的非法下載，從而保障了文獻傳遞的安全性；但同時嚴格的DRM系統(tǒng)也限制了各個圖書館之間的學術出版物傳遞。這將導致館際之間學術出版物的交換出現危機，破壞原有的穩(wěn)定合作關系。因此，Andrew Braid認為數字版權管理系統(tǒng)的應用，應該在上述兩種觀點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總之，國外學者一般支持“尋找平衡點”的觀點，即不宜采取法律和技術等過硬手段解決圖書館與出版商之間的版權矛盾。

2.2 圖書館經費對文獻傳遞服務影響的研究

經費一直是影響圖書館文獻傳遞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大圖書館紛紛制定各種策略，希望能夠減輕由于自動化系統(tǒng)的應用和電子全文的采購等問題所造成的經費壓力。如大英圖書館管理層建議以商業(yè)模式運營某些部門或服務，這些部門包括大英圖書館的文獻提供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BLDSC)及該中心的館際互借和文獻傳遞服務，以便所獲的額外收入能夠抵消自動化設備的部分開支。但Mike McGrath認為各種商業(yè)運作模式都不利于文獻傳遞服務的開展。如Google Scholar提供的快捷免費下載服務，將導致圖書館的收費文獻傳遞服務需求量在一定時間內持續(xù)下降。同時多個圖書館所采用的“big deals”(捆綁式電子期刊庫交易)策略也難以為繼。主要原因是“big deals”采取捆綁式運作，是一種不平等的商業(yè)鏈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出版商獲得了巨大利潤，而各圖書館將會陷入高成本與低利用率的困境。這對圖書館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如何保證支付了高額費用所訂購的新期刊恰恰是所需的核心期刊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Mike MeGrath認為選擇性價比較高的文獻傳遞系統(tǒng)要比訂購新的期刊更有效，而且能更好地滿足校園日益增長的研究需求，從而減輕圖書館的經費壓力。Joachim Sehopfel和Jae-queline Gillet則建議在和出版商談判過程中，各圖書館應向出版商闡述自身的要求，以核心電子資源、市場環(huán)境及供應方的服務標準作為談判的主要內容，如提供摘要和提供全文的售價應該有別等。

2.3　文獻傳遞的全球化服務標準相關研究

Mauriee B.Line認為文獻傳遞的工作效率較館際互借高，但文獻格式、搜索方式、應答系統(tǒng)、館員操作程序等規(guī)則存在差別，因而導致用戶無法準確及時獲取所需信息。隨著網絡化和數字化的進一步發(fā)展，文獻傳遞的標準問題也逐漸成為探討的熱點。Z39.50協(xié)議是一種在客戶／服務器環(huán)境下計算機與計算機之間進行數據庫檢索的通訊協(xié)議，目的是解決不同系統(tǒng)間的數據交換問題。盡管Z39.50經過了多次升級，但由于不是所有的圖書館都努力執(zhí)行該標準，因此還是無法真正消除信息檢索時各大圖書館之間的交流障礙。Niels Mark也認為雖然數據庫的搜索引擎功能刺激了服務標準的發(fā)展，Z39.50也很早就已經被提出，但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標準并不成功。因此，制定統(tǒng)一的全球化服務標準尤為緊迫。

3　關于新技術的應用與影響研究

3.1　信息通信技術的應用與影響

Paul Genoni和Margaret Jones認為圖書館文獻傳

遞工作的成敗取決于文獻所有權、文獻定位及傳遞機制三個關鍵因素，但信息通信技術革命促使這三個因素不斷變化。各大圖書館與其他機構都強調利用信息通信技術進行文獻定位和傳送的工作，但對文獻所有權和館藏方面的關注度相對較低。Joachim Schopfel和Jaequeline Gillet則將信息通信技術在文獻傳遞的應用劃分為前臺辦公系統(tǒng)與后臺辦公系統(tǒng)兩大類。前者是指由搜索引擎、網絡接入口、瀏覽標準、電子郵件程序和PDF閱讀器等技術所構成的辦公系統(tǒng)。自動化的前臺辦公系統(tǒng)使得用戶對人工方式的前臺咨詢依賴越來越低。后者則是從事文獻傳遞工作人員進行文獻定位并進行數據庫管理的集成系統(tǒng)。此外，后臺辦公系統(tǒng)還承擔著確保整個電子傳遞過程的安全責任。

信息通信技術改變了圖書館的工作流程，但也給圖書館的人力資源結構帶來了一定的變化。Anna Va-glio和Manuela D’Urso對意大利米蘭博科尼大學圖書館使用新的自動化系統(tǒng)情況進行了分析，發(fā)現從事文獻傳遞工作和流通部門的職員情況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如計算機技術人員的需求猛增，而一般職員人數驟減，圖書館的員工培訓著重于信息技術的普及等。

3.2　web2.0的應用與影響

web2.0并不是一個突然的飛躍，它更多的是一個糅合社會、商業(yè)和技術發(fā)展等相關因素的集合。網絡館際文獻交換系統(tǒng)(Network Inter-Library Document Exchange system，NILDE)即是典型案例。web 2.0為終端用戶提供了友好界面和較高的服務水平，使得NILDE的用戶數量不斷上升。此外由于NILDE遵守高標準和公平服務的原則，真正促進了資源共享。因此，Silvana Mangianracina等人認為，如果各圖書館都遵循NILDE的原則建設一個良性循環(huán)的網絡，將更能提高自身價值。

3.3　文獻電子化與網絡化對文獻傳遞的影響

Golnessa Galyani Moghaddam等通過對印度科學理工學院利用學術電子期刊進行個案研究，從閱讀方式和獲取方式兩方面證明了PDF格式的電子文獻更能夠滿足用戶的研究需求；同時指出，如果用戶能夠在任何時間通過他們的個人電腦免費獲得電子期刊，那么這將是電子化和網絡化最吸引用戶之處。電子化與網絡化對文獻傳遞的應用與影響具體還包括：

?影響文獻傳遞的市場。一方面，文獻傳遞在公共領域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盡管數字圖書館依然是市場的非主流，但是大規(guī)模的電子化進程還是對文獻傳遞服務的開展造成了影響；另一方面，具有商業(yè)性和全球性的文獻傳遞公司，如Infortrieve公司，提供著高質量的文獻傳遞服務，但是價格昂貴，致使只有能夠承擔該費用的用戶或群體可以優(yōu)先獲取科學性文章，而其他終端用戶卻無法獲取，這將導致數字鴻溝的不斷加深。

?傳統(tǒng)文獻傳遞服務影響。多方研究趨向于同一個結論：傳統(tǒng)文獻傳遞服務的需求量將持續(xù)下降。Rose Goodier和Elaine Dean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電子期刊訂閱量的日益增加是導致英國專業(yè)圖書館的傳統(tǒng)館際互借和文獻傳遞服務下降的重要因素。Cherifa Boukaeem-Zeghmouri等認為傳統(tǒng)文獻傳遞需求量持續(xù)遞減有4大主要原因：①STM(Scientific，Tech―nieal，and Medical)出版商日益遞增的在線全文數據庫；②越來越多館藏的數字化與網絡化；③搜索引擎有助于獲取網絡上的開放資源；④醫(yī)學用戶群的研究資料數字化。

但也有學者對現狀保持樂觀態(tài)度。他們認為某種程度上傳統(tǒng)文獻傳遞仍將維持正常需求量。Mercedes Echeverria認為由于現今的全文電子文獻仍然無法像印刷型文獻那樣最大限度地供用戶獲取，從而無法完全滿足研究者的需求，因此傳統(tǒng)文獻傳遞的需求將繼續(xù)維持。Stephen Abram也指出對需要尋找高質量學術信息的高校學生和教員而言，圖書館或專業(yè)信息機構的國際文獻傳遞能夠提供該項服務，而互聯(lián)網則無法滿足該項特定需求。

總而言之，新技術給文獻傳遞工作帶來了巨大影響，但圖書館不能忽略“以人為本”的基本思想。Janet Teresa Zambri強調，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所有的一切都依賴人的參與。我們作為圖書館員必須以用戶需求和圖書館管理作為工作基礎，兩者缺一不可。

4　關于文獻傳遞未來的研究

Paul Genoni認為，未來的圖書館將進人“后現代”時代。由于預算限制和電子館藏的更新，圖書館將停止擴建傳統(tǒng)館藏；多元化聯(lián)盟會員制將是合作的主要模式，沒有任何一個圖書館能夠置身其外；一套完善的收藏與服務標準將提高文獻傳遞服務的質量。而未來圖書館的文獻傳遞服務將從多方面滿足用戶的需求，從而提升用戶的期望指數。

4.1　新型服務模式與內容

對于一個組織(企業(yè)或其他群體)而言，自身潛能的發(fā)揮離不開知識，應將圖書館納入組織知識管理戰(zhàn)略中，并且與圖書館或其他信息中心建立友好關系。其中文獻傳遞服務被認為是建立這種關系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橋梁之一。

未來新型文獻傳遞服務模式與內容都應體現“用戶至上”的理念。Joachim Sehopfel和Jacqueline Gillet認為未來的文獻傳遞服務應包括如下內容：能夠為用戶提供各類有價值的信息(包括在線資源、灰色文獻等)；能夠提供簡單的操作和獲取方式；能夠提供及時的服務；能夠明確免責條款(確保活動的合法性)；能夠協(xié)調后臺的管理控制服務并且保障信息資源的可用性及合理收費等。同時，各圖書館文獻傳遞的策略應該是重點收藏、放棄收藏及資源網絡化共享三個方面，其中資源網絡化則是綜合性戰(zhàn)略。資源網絡化共享模式能夠解決用戶對內容高質量和高數量的需求，同時也能解決某個單一組織的經費短缺問題。

Ari Muhonen認為在為用戶傳遞有價值的文化信息的基礎上，也應提供配套的服務方式。如英國許多公共圖書館近年通過網絡借閱方式向市民開放館藏，并提供指定文獻配送上門服務。這種新穎的服務方式獲得了市民的好評，并能夠提高市民識別和獲取文獻(指目前無法獲取的文獻)的能力。

4.2

文獻傳遞工作人員職責的轉變

文獻傳遞服務的成功主要依靠圖書館從業(yè)人員的技能和經驗。在信息化背景下，館際互借和文獻傳遞活動仍將活躍并且貫穿整個信息資源共享活動，但這兩項業(yè)務工作者的服務范圍將有所變化。Avril Patterson認為從業(yè)人員的工作重點將由“提取和傳送”轉為“搜索和發(fā)現”，以滿足用戶的各方面信息需求，如為用戶提供自助獲取、完整超鏈接等新穎服務。同時他們的工作應達到如下要求：①提高自身對用戶的認識；②對其所提供的文獻版權問題必須確認無法律責任；③認真反復考慮其在線商業(yè)服務和其公共服務的范圍，而不是與商業(yè)出版商之間的較量；④加強自動化和數字化的技術應用；⑤進一步推進開放存取業(yè)務；⑥推動資源共享網絡的建設。

4.3　文獻傳遞工作面臨的挑戰(zhàn)與機遇

篇（5）

1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47例患者中，15例來自于本院燒傷治療中心，32例來自于院外燒傷患者，收治時間2003年9月至2007年6月。其中男41例，女6例，年齡5歲～69歲(平均29歲)，燒傷時間最長1.5個月，最短1周，均為深II、III度燒傷，合并外耳道燒傷8例。均住耳廓燒傷病房單獨管理。

1.2治療方法

患者入院后立即進行局部處理，在紅腫明顯處低位切開，取膿液送細菌培養(yǎng)+藥敏試驗，徹底清除膿性分泌物及壞死軟骨、肉芽組織，同時盡量保留健康的耳廓軟骨。切口要足夠大，以利于分辨清楚壞死組織和有活力組織。用大量無菌生理鹽水沖洗，放皮片引流，薄層無菌敷料覆蓋，局部不使用抗生素沖洗。經驗性使用以抗革蘭陰性菌為主的廣譜抗生素靜脈滴注抗感染，腫脹嚴重者短期內使用地塞米松3～5d，5mg/d，一般不超過1周；待細菌培養(yǎng)及藥敏試驗結果出來后改用1～2種敏感抗菌藥物，同時使用東莨菪堿類藥物改善微循環(huán)；如檢出真菌，及時加用大扶康或制霉菌素抗真菌治療。每日換藥1～2次，以無菌生理鹽水沖洗，保持引流通暢及創(chuàng)腔內干凈，及時清理壞死組織和老化肉芽，觀察全耳廓血供情況。每日紅外線照射15～20min，在換藥后進行，敷料盡可能少用，以利散熱，冬天天氣寒冷應注意局部保暖。外耳道的處理：以硅膠管支撐外耳道，同時每日以無菌生理鹽水沖洗耳道。硅膠管支架的制作：將一段長約2.5cm的硅膠管縱形剪開，可修整管徑大小，以適應外耳道大小。后期外耳道成形：待整個外耳感染控制后1周左右進行，在局麻下行外耳道游離植皮，磨去外耳道后壁骨質，至骨壁上有小血管滲血后作環(huán)形植皮。選用薄層皮片容易成活。石蠟油紗條支撐物3d后小心取出。感染監(jiān)測：主要依據細菌培養(yǎng)結果及局部紅腫情況。于入院后第1、8、15天取創(chuàng)腔分泌物做細菌培養(yǎng)。

2結果

入院首次細菌培養(yǎng)結果：銅綠假單胞桿菌17株，金黃色葡萄球菌14株，不動桿菌6株，大腸埃希氏菌9株，肺炎克雷伯菌10株，陰溝腸桿菌9株，糞腸桿菌5株，嗜麥芽窄食假單胞菌5株，白色念珠菌6株。革蘭陰性菌約占75%。藥敏試驗表現為較嚴重的多重耐藥性，敏感藥物種類平均只占19%左右。72h內選擇1～2種敏感抗菌藥物治療，25例患者在1周內感染得到控制，22例患者在第2周感染得到控制，無感染壞死擴大及耳廓畸形加重者。7例合并外耳道狹窄或閉鎖的患者于感染控制后1周左右施行外耳道成形手術，均獲得成功，1例放棄外耳道成形手術。

3討論

燒傷感染的特點是容易產生細菌耐藥，且易發(fā)多重感染，因此常規(guī)使用抗生素不易控制［1，2］，醫(yī)院內感染為主要感染源［3］。耳廓較薄，耳廓軟骨血循環(huán)較差，感染若不盡快控制可加重局部壞死，從而引起嚴重的耳廓畸形，甚至需要手術切除。早期經驗性使用抗生素對感染往往難以揍效，因此入院后72h內治療重點是清除膿液及壞死組織，保持通暢引流以防止感染壞死進一步擴大。本組47例患者所取膿液中，均培養(yǎng)出1～3種致病菌，大部分耐藥。因此選擇敏感抗生素及保證充分的引流是治療成功的關鍵。

作者認為，短期內使用地塞米松激素可減輕耳廓軟骨膜炎癥反應，對避免軟骨壞死及耳廓畸形有積極作用，但同時有誘發(fā)真菌感染的可能。患者入院前可能已長時間使用強效抗生素，部分患者營養(yǎng)狀況不佳，入院時及在院治療期間均可能并發(fā)真菌感染。本組患者在第1周和隨后的感染監(jiān)測中，共檢出白色念珠菌11株，2例對大扶康耐藥，1例對制霉菌素耐藥。真菌感染早期表現為耳廓及耳周紅腫加重，頭面部出現膿皰疹，進而向頸部、胸腹部及背部擴散。一旦有此臨床表現需及時送真菌培養(yǎng)，并及時選用大扶康、制霉菌素或特比萘芬控制。

促進局部血液循環(huán)的綜合治療手段可增強耳廓抗感染能力，可用紅外線光照射。局部應保持干燥、溫暖，用東莨菪堿0.6mg1次/d靜滴改善微循環(huán)，效果滿意。

燒傷后外耳道成形應在感染控制后早期進行，因外耳道有耵聹腺，如不早期重建外耳道，很容易引起耳道及周圍組織的二次感染，加重耳道瘢痕性狹窄或閉鎖。因耳道燒傷局部已無正常皮膚，外耳道重建需采用游離植皮。本組7例患者在感染控制后1周左右手術，移植皮片均成活，術后隨訪半年至3年未有外耳道再閉鎖病例。

耳廓燒傷初期常伴隨頭面部及全身大面積深度燒傷，早期治療及護理常被燒傷科醫(yī)生忽視，待全身燒傷病情穩(wěn)定時耳廓感染已非常嚴重，化膿性耳廓軟骨膜炎壞死迅速，一旦壞死將引起不可逆轉的耳廓畸形發(fā)生，因此治療上應強調及時、高效，燒傷科醫(yī)生與耳鼻咽喉科醫(yī)生的及時溝通可避免大部分嚴重的耳廓感染壞死。

【參考文獻】

篇（6）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1871年發(fā)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fā)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lián)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fā)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chuàng)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tǒng)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fā)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zhàn)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zhàn)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tǒng)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fā)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fā)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fā)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fā)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頁注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fā)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tǒng)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xié)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xù)到1920—1940年的大戰(zhàn)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fā)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zhàn)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zhàn)前就發(fā)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zhàn)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zhàn)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zhàn)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得到了發(fā)揚光大。新的著作發(fā)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fā)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fā)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fā)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fā)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fā)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fā)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yè)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zhàn)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yōu)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fā)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得到保存并發(fā)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zhàn)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tǒng)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fā)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qū)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fā)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fā)生在兩次大戰(zhàn)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zhàn)，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fā)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zhàn)的文獻就會發(fā)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fā)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yè)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fā)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fā)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wěn)定的世界中企業(yè)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fā)展（并且承認這些發(fā)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fā)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wěn)定環(huán)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tǒng)中得到了發(fā)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tǒng)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fā)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yè)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tǒng)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tǒng)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tài)。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lián)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篇（7）

2002年我國以527億美元，居全世界吸引外資直接投資總額之最，我國正成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qū)。在1999～2000年合并熱之后，雖然全球的兼并與收購數量大幅減少，2003年比2002年減少了40％以上，但是入世后國民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使得中國卻以不斷增長的并購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居于亞洲領先地位。根據湯姆森金融公司對跨國并購和國內并購總額的統(tǒng)計，中國2003年前3季度的并購額中，吸收跨國并購占16%，約為38.4億美元。但相比于世界跨國直接投資的80%以并購方式實現，我國目前以并購方式吸引外資的比例僅為5%左右，因此我國外資并購具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

近年來，中國政府放松了限制，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資參與國有企業(yè)改組改造的法律法規(guī)，公布了《外商投資產業(yè)指導目錄》（修訂）和《中西部地區(qū)外商投資優(yōu)勢產業(yè)目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guī)。修訂后的政策將原來禁止進入的電訊、燃氣、熱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網首次列為對外開放領域，增加了76條鼓勵類投資項目，減少限制類項目達2/3，在原來禁止、限制進入的行業(yè)，外資通過并購方式也可以快速進入。國務院有關部門相繼出臺的《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yè)暫行規(guī)定》、《外國投資者并購國內企業(yè)暫行規(guī)定》，對外國投資者參與國有企業(yè)并購重組作出了具體的規(guī)定，放寬了外資并購主體和外國投資者并購中國境內企業(yè)的出資比例等。這些改變，大大加快了外資并購國企的步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將加快外資并購國企進程，大力發(fā)展資本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積極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wěn)定發(fā)展，擴大直接融資，推動了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調整。

2外資并購國企的動機

外資并購國有企業(yè)，是作為一種產權市場中的商業(yè)行為與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綜合起來大致有以下動機：

2.1利用國企優(yōu)勢，布點全球戰(zhàn)略

我國國有企業(yè)具有自己的特點，它們在技術、人才、管理、設備、品牌等方面有優(yōu)勢,作為中國產業(yè)的龍頭企業(yè)，深受外資并購者的青睞。跨國公司同國有企業(yè)早期組建合資企業(yè)，其目的之一是利用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原材料價格便宜等優(yōu)勢，降低生產成本，占領中國市場。外資如今并購國有企業(yè)，是為了更有效地整合和利用這些資源，降低經驗成本曲線，和其全球戰(zhàn)略相一致。特別是在第二產業(yè)的制造業(yè)，外商通過多年的合資，已經同不少國有企業(yè)建立起產品聯(lián)盟，獲取了不菲的市場收益。現在并購國有企業(yè)，為的是在產權交易中獲得更大收益，并通過產權交易達到產業(yè)上的全球協(xié)同，使其成為全球戰(zhàn)略的一部分。

外資并購國有企業(yè)后，可迅速進行全球業(yè)務上的戰(zhàn)略整合。如香港華潤集團公司通過收購多家啤酒廠國有股,使其在短短幾年內迅速成為中國的三大啤酒集團之一，其業(yè)務分布南北東西都有，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并且還在迅速發(fā)展的啤酒市場上建立了較合理的布局，其中并購國企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也有一些外資并購國有企業(yè)通過拓展相關業(yè)務，進一步加速公司內的業(yè)務融合。如加拿大格林科爾公司（世界第三大制冷劑企業(yè)）用5.6億元和4.2億元的價格分兩次收購了科龍電器34.06%的股權，就是為了實現制冷劑與電冰箱的業(yè)務融合，以電冰箱副業(yè)推動制冷劑主業(yè)發(fā)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績。

2.2為在競爭中后來居上

中國經濟增長持續(xù)強勁，投資環(huán)境看好，吸引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那些捷足先登的企業(yè)取得了直接投資的先發(fā)優(yōu)勢。于是，較晚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特別愿意采用收購國有企業(yè)的方式，縮小同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以便后來居上。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柯達公司收購了汕頭公元、廈門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家感光器材公司，將先進入中國市場的日本富士公司甩在了自己的身后。這從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國國有企業(yè)經過改革開放已積累了一定的資源優(yōu)勢，如一定能力的生產基地和營銷網絡，收購國有企業(yè)就可以取得更大的后發(fā)收益。

2.3資源外取動機

改革開放20多年來，許多國有企業(yè)在中國市場中形成了許多較外國公司而言具有相對優(yōu)勢的資源，如營銷網絡、具有一定能力的生產基地等。這些資源，往往是外資所不具備的，雖然某些國企從表象上看不具備這些優(yōu)勢，但它們通過注資和對技術、勞動力、管理、設備、營銷渠道等各種資源和無形資產進行整合，使國有企業(yè)改善經營管理，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一些外資收購國有企業(yè)，目的就是為了獲取這些具有相對優(yōu)勢的資源。例如，柯達公司收購汕頭公元、廈門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家公司，目的之就是為了獲取三家企業(yè)的生產能力，雖然這三家企業(yè)在并購之前都是虧損企業(yè)，但這并沒有影響柯達公司的決定；阿爾卡特公司通過收購國有股達到控股目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獲取和利用上海貝爾的營銷網絡，這個營銷網絡對阿爾卡特公司開展其在中國的業(yè)務是十分重要的。

2.4充分利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開拓中國市場

中國眾多的人口、廣博的地域所形成的潛力無限的市場，對國外公司無疑是有巨大誘惑力的。例如，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大啤酒市場、第一大手機市場、第四大汽車市場并且很快將成為第二大市場，從上面這些簡單的數據就可以看到它們對相關的跨國公司意味著什么。德國大眾汽車公司作為世界六大汽車公司之一，目前在中國的利潤占其全部公司利潤的80%以上，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且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快速增長、政治和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進一步增大了對外國公司的吸引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我國政府相繼出臺了《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關于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和《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yè)暫行規(guī)定》等一系列法規(guī)規(guī)定。這些政策已經突破了以前外資只能采取間接方式并購投資國有企業(yè)的限制,確立了外資并購國有企業(yè)的合法地位。這是外資難得的市場機遇,誰抓住了這一機遇,誰將在中國市場立足更穩(wěn)。中國利用外資先后經歷了合資、后合資和并購國企的三個階段。目前的并購國企,具有廣闊的前景，它是在中國資本市場不斷完善和國有企業(yè)改革深入發(fā)展中出現的新機遇。聰明的外資能領悟到中國外資政策的轉變精神,懂得并購國有企業(yè)的無限商機，為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服務。

2.5其他國際慣例下的跨國并購動機

跨國公司并購國企同時也存在著在別的國家并購存在的相同動機。例如，通過并購，可以使跨國公司繞過關稅壁壘和貿易摩擦,有效地實現內部化管理，降低交易費用；可以降低跨國公司進入新行業(yè)的障礙，減少原有企業(yè)的抵制，避免引發(fā)價格戰(zhàn)；可以降低發(fā)展的風險和成本；可以使跨國公司將自己在東道國的潛在競爭對手轉化為合作伙伴，加強競爭優(yōu)勢，形成自己的價值鏈；可以使跨國公司實現合理避稅，如采用換股并購方式可以免稅，或者通過先轉換為可轉換債券，再轉換為股票實現免稅。另外，如果跨國公司并購國有虧損企業(yè)，還可以根據國際慣例，利用虧損遞延條款享受東道國的免稅政策。

與組建一個新的合資企業(yè)相比，并購國有企業(yè)，是跨國公司更為便捷的資本轉移方式和快速盈利途徑。中國有10萬億國有資產存量和1000多家上市公司，為外商提供了巨大的選擇空間。中國入世后，外資普遍傾向于采用并購國企的方式取代傳統(tǒng)的合資或獨資，在于它能夠縮短建設周期，加快投資周轉速度，以實現更快更好地盈利。一般情況下，收購企業(yè)比新建企業(yè)形成一定的投資規(guī)模所需要的時間可縮短2～3年。

3外資并購國企的效應分析

經營機制的僵化和管理水平一直是制約國有企業(yè)發(fā)展的根本問題。在企業(yè)形成了巨大的內部利益而無法從內部突破時，只有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來打破阻礙改革的利益鏈條。跨國公司正是這樣的一個外部力量，其雄厚的資本和高水平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國企改革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東西。但外資并購國企，尤如一把雙刃劍，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深刻而又廣泛的影響，具有不同的效應：

3.1正面效應

3.1.1有利于深化國有企業(yè)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

現代企業(yè)制度是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企業(yè)制度，為了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我們需要在產權、公司治理結構等方面做相應的調整。為了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解決國有企業(yè)出資者行為不到位問題，一些競爭性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yè)產權結構實現多元化，已經是一個明確的改革方向。據統(tǒng)計，我國目前擁有國有企業(yè)近40萬家，對其進行資產重組至少需要資金3萬億元。面對如此龐大的國有資產，要使其產權結構多元化，國內非國有投資者能力明顯不足，而跨國資本則是重要的現實來源。目前，跨國公司正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新一輪戰(zhàn)略性資源重組，這為我國引進優(yōu)質的外國資本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因此，利用好外資是有利于我們國企的改革。

3.1.2有利于國企競爭力的提高

跨國公司不但擁有雄厚的資本實力，而且擁有強大的研發(fā)能力、先進的技術、龐大的營銷網絡、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法。因此，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不僅可以引進大量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引進技術、營銷、管理等知識資本，促進我國企業(yè)戰(zhàn)略重組和技術升級，提升企業(yè)的競爭力。而要想迅速提高國企的技術研發(fā)能力、經營理念和管理水平，往往需要較多的時間和較大的資金，而跨國公司的進入，可以部分解決這些問題。

3.1.3能夠使國有企業(yè)資產存量變現獲得大量的資金，有利于國企改革

這些資金一方面可用于企業(yè)發(fā)展，另一方面可用于彌補社會保障資金的不足，為解決國有企業(yè)改革過程中富余人員的安置問題掃除了障礙，為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創(chuàng)造條件。國有企業(yè)由于歷史原因，存在著大量的富余人員，解決好他們的安置問題，是國企改革的重要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資金的問題，即人員安排的資金，外資的并購可以為我們提供安置富余人員的資金。

3.2負面影響

3.2.1產業(yè)安全和經濟安全受影響

目前，國內一些行業(yè)的龍頭企業(yè)被外商控股后，使外商占有相當的市場份額，特別是在輕工、化工、醫(y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yè)中，有不少已被外商占有約1／3的市場份額。如果我們完全不加以控制，就有可能損害我國的相關產業(yè)和國家的經濟安全，在這方面拉美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教訓，特別是在關系一些國計民生的戰(zhàn)略產業(yè)上，一定要保持本國企業(yè)的控制權。

3.2.2沖擊我國現有企業(yè)

外商并購國有企業(yè)與國內企業(yè)的兼并不能同日而語，跨國公司具有雄厚的資金，一流的管理和技術水平，全球化的運作經驗，國內企業(yè)往往很難抗衡，如果不對其加以控制，就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國內企業(yè)受到嚴重沖擊，損害我國的國有經濟，不利于我國一些新興產業(yè)的興起，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能因為一些外資所帶來的暫時利益而放棄了長遠的利益。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外資并購國企是有自己的戰(zhàn)略目標和動機，它所帶來的影響也是各有利弊，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保持清醒的判斷，只有這樣才能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興利除弊，不斷成長壯大。

摘要伴隨著當前中國入世后各項開放政策的陸續(xù)實施，外資并購國企成為關注的焦點。外資并購國企，有它自己的動機和目標，尤如一把雙刃劍，對我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此，對外資并購國企要有充分而又正確的認識。

關鍵詞外資并購國企動機效應分析

科技創(chuàng)業(yè)

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新經濟浪潮洶涌澎湃，國際跨國并購活動規(guī)模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結構正在進行戰(zhàn)略性調整，國有經濟改革進入關鍵階段，加入WTO更使我國直面國際競爭，外資并購國企也一浪高過一浪。本文就當前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并購國有企業(yè)問題，探討了外商控股并購國有企業(yè)的動機及正負效應。

參考文獻

1董雪梅．我國企業(yè)兼并的發(fā)展現狀及對策分析［J］．經濟問題，2002

篇（8）

是兩次結匯，投放了雙倍的人民幣現金，最后，外匯又回到了中央銀行作為外匯儲備。因此，所有從匯金公司出去的外匯資金，無論是注資給商業(yè)銀行還是證券公司等，這些資金都不能結匯使用。

再比如，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拿外匯儲備去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或用于扶貧，或者把這些資金用來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想法很好，但不是很正確。如果貧困問題解決所需要的物資、設備、技術的采購來自國內，工資的發(fā)放是人民幣（如果發(fā)外幣允許結匯，與發(fā)人民幣是一回事），那么，運用外匯儲備解決這些問題并沒有減少外匯儲備，不過是外匯儲備在國內轉了一圈，由被資助者結匯成為人民幣使用，外匯最后又回到了中央銀行。這樣的外匯儲備使用，仍然是雙倍的基礎貨幣投放。與其這樣，還不如讓中央銀行直接發(fā)鈔票進行扶貧，而這是不可能的。當然，如果解決上述問題是在境外采購，設備、資源在境內使用，這才是真正使用外匯儲備，這確實可以減少儲備。

外匯儲備確實是國家可以支配和動用的戰(zhàn)略資源，但凡是在國內使用的外匯儲備，只要使用者要求結匯成為人民幣使用，這樣的使用都是不可行的。只有純粹使用外匯的項目，才能動用外匯儲備。比如石油戰(zhàn)略儲備，戰(zhàn)略物資的進口儲備等。

二、外匯儲備可以給商業(yè)銀行用嗎？

這么多的外匯儲備在國外投資和使用，國內不能使用，不是浪費嗎？資金就是如此矛盾。企業(yè)、銀行、個人都預期人民幣升值，都不愿意持有外匯，但愿意使用，但銀行沒有足夠的頭寸。因此，已經有建議提出：是否可以建立外匯平準基金，借款給商業(yè)銀行使用，這樣，可以解決企業(yè)需要外匯貸款而銀行缺乏資金的情況，解決商業(yè)銀行的外匯頭寸短缺；也有建議提出中央銀行建立外匯再貸款機制，和人民幣一樣，這樣，也可以解決商業(yè)銀行的外匯資金短缺問題，或者允許商業(yè)銀行向中央銀行直接拆借外匯儲備；還有建議提出，在境內發(fā)展外幣債券市場，允許外幣債券發(fā)行人向中央銀行發(fā)行外幣債券。應該說，這些建議是可以操作的，需要政策部門去研究。問題在于，如果這樣外匯資產縮水的風險就完全由中央銀行承擔了。

p;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于要使企業(yè)和個人具有持有外匯的意愿。文章來自：/論文幫人民幣升值預期會降低和減少個人持有外匯的意愿，但如果政策允許個人、企業(yè)進行外幣投資，情況會好一些。這需要政策部門研究允許個人、企業(yè)到境外進行各種投資，包括證券投資等。這樣，就會有需求和保留外匯的意愿。當然，國內發(fā)展外幣債券市場，允許外幣債券買賣，也可以增加投資渠道。如果沒有這些政策，在預期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背景下，要實現“藏匯于民”很難。

三、外匯儲備是多了還是少了？

1．討論合適規(guī)模的意義不大。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外匯儲備主要用途是：支付進口、償還外債、干預匯率。因此，只要能夠滿足這三個需求，外匯儲備的規(guī)模就足夠了。進口和外債償還需要的外匯儲備，有國際計算標準，也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和創(chuàng)匯能力去準確預測，不需要特別大。最近，夏斌同志提出7000億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是合適的，計算依據是進口按6個月計算，外債按全部外債余額計算，這是明顯偏高的計算（中國經濟時報2006.4.11）。國際上進口用匯儲備一般是按3個月計算，外債是根據短期外債（包括長期外債當年需要償還的）規(guī)模來計算，最多再考慮未來1年的擴大趨勢，考慮對外擔保。但不需要如此大的口徑。干預匯率的外匯投入一般是在匯率完全自由浮動的情況下，或特殊背景下才需要比較大，一般也不會很大。

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非儲備國家普遍認識到外匯儲備不僅影響國家信譽和信用評級，也是預防貨幣危機的重要手段，是打擊投機力量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國家必須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應對投機力量的沖擊，保持貨幣的信譽和國家的信用評級。但到底需要多少儲備來應對投機沖擊和貨幣危機呢？這主要看投機力量的資金規(guī)模和投機期限。因此，這也是可以計算的。但我國現在沒有人民幣的離岸外匯交易，這個因素需要的外匯儲備不需要很大。

國家匯率制度的改革以及開放的擴大等，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這也需要一定的外匯儲備。當然，中國內地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對維護香港貨幣穩(wěn)定和金融穩(wěn)定也很重要。我國目前沒有人民幣的離岸交易，將來有可能發(fā)展。因此，可以有部分儲備考慮。

2．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出風險是否也需要外匯儲備來應對？這需要具體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無論是現金還是有形、無形資產，最后都要轉化為機器、設備、廠房或技術、品牌、股權等。正常情況下的外商投資，是通過投資期限收回投資、得到利潤流出的。外商直接投資在非正常情況下的撤資制度是許可的，但這些設備、廠房已經在折舊中了。因此，將來只有凈股權和凈資產的轉讓，拍賣等，可以流出，其價值沒有那么高。唯一存在的風險是外商直接投資應分配而未分配、已分配而未匯出的利潤，這可以作為風險存在。外匯儲備需要考慮這些因素。但如果這些已經作為人民幣再投資，情況就不同。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很大部分是國內企業(yè)從境外的返程投資。真正流出的風險不是那么大。考慮一年的規(guī)模即600億美元就足夠了。

3．外匯儲備規(guī)模需要多大？即使將所有這些因素都考慮了，從需要和使用來說，目前中國外匯儲備有5000億美元就足夠了。

但是，從供給和運用來說，現在討論外匯儲備的合適規(guī)模意義不大，因為儲備本身已經成為政府可以動用的資源和力量，另外也在于它已經成為一種資產，可以進行投資、經營增加價值的資產，成為一種財富，不是單純的貨幣概念。因此，純粹討論規(guī)模大小已經沒有必要了。更多關心其他問題，考慮其所帶來的其他金融、經濟問題和矛盾更有意義。

4．人均外匯儲備指標不可使用。在討論外匯儲備是多少的時候，有一種看法認為我國的人均規(guī)模不大。這樣來說是不周全的。我國的人均外匯儲備與日本或新加坡等比較確實不高，但不能這樣簡單比較。如果可以這樣比較的話，是否可以拿美國、歐洲、英國等發(fā)達國家來比較呢？他們的人均外匯儲備比中國還低。是否說明他們需要增加外匯儲備呢？不能這樣講。因為從道理上說，不能以外幣在國內計價和流通使用。

如果說我國的人均外匯儲備不高，讓人們理解起來就會覺得政策還在追求增加外匯儲備。如果外匯儲備個人可以使用，本國人均擁有的外幣越多，說明本幣的信譽和地位就越低。

因此，不能用人均來說明問題。外匯儲備也不是被個人使用的，只有個人使用和占有的資源等才能以人均來比較，比如人均水資源、土地、房屋面積等，凡是不能被個人占有和使用的，都不應該以人均來衡量。

四、外匯儲備的風險在哪里？

各國外匯儲備的管理和經營一般都遵循三個原則：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因此，正常情況下，外匯儲備的管理和經營不把盈利作為首要目標，安全性是第一目標，流動性是第二或者說與第一目標并列重要。

從外匯儲備的用途來說，當外匯儲備有限的時候，干預匯率的儲備力量不足以抵御投機資本的力量，用外匯儲備去干預匯率幾乎都是白白浪費，墨西哥、泰國都曾經有過這方面的教訓。但是，當儲備充足的時候，為保持匯率穩(wěn)定的被迫投放就是值得的，投機資本將付出代價。1998年的香港貨幣保衛(wèi)戰(zhàn)就是很好的經驗。因此，理論認為政府干預匯率幾乎是白扔外匯儲備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當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真的很多，它的風險是什么呢？那就是外幣的風險。外幣在本國沒有清算通道，也沒有外幣市場，因此，賬戶都要開在國外。

但外幣本身因為種種原因貶值的時候，持有的外匯儲備將遭遇損失。但這不是主要的，因為正常的匯率波動損失或風險是可以采取風險防范的，最大的經濟損失是外幣本身發(fā)生通貨膨脹，幣值嚴重貶值或實行幣制改革。

外匯儲備最根本的風險是風險，本國的外幣儲備資產被外國凍結、強制沒收。“過多的外匯儲備也可能被美國扣為人質”（參考消息，2006.4.6）。論文幫這種情況一般不會發(fā)生，但特殊情況下會發(fā)生，如兩國政治關系惡化乃至交戰(zhàn)。當然，真的出現這種情況，雙方都會采取對應的措施。

五、外匯儲備增加的原因

自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影響消失以后，以2001年為分界線，我國的外匯儲備又進入了危機以前的高增長率狀態(tài)，2003年以后進入超常增長狀態(tài)，每年增加2000億美元以上。如果把對商業(yè)銀行的注資也計算進去，外匯儲備增加的規(guī)模更大。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的原因復雜，但比較歷史發(fā)展過程可以肯定，儲備高額增長的機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存在，1994-1997年上半年，國內關于外匯儲備規(guī)模是否過大的爭論也反映了儲備超常增長機制的存在，只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發(fā)生使人們覺悟到當時我國的外匯儲備并不大，在危機期間，政策部門是期望增加儲備。1997-2000年的4年期間，外匯儲備增加300億美元不到，政策部門曾經把2000億美元作為目標。沒有預料到的是危機以后，外匯儲備出現了超常增長，

因此，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不是沒有規(guī)律，而是確實存在著高增長的機制。這個機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們現行的諸多涉外經濟政策，包括我們的直接投資、外債、境外上市和貿易政策都是鼓勵資金流入的，地方政府則是把這些工作作為第一要務。再加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優(yōu)惠政策及其導致的高利潤回報和利率差距，對各種外資利益的保護和補貼，必然導致境外資金大量流入出現持久順差。

可以肯定，如果這種機制和制度下的政策還不做大幅度的調整，2006年9-12月之間將突破10000億美元，2008年將達到12000億美元。

我們真的需要如此大規(guī)模的外匯儲備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真的需要繼續(xù)目前的各種外資、外債、境外上市和外貿政策嗎？各個部門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外匯儲備的增加是部門政策的必然，已經成為無奈的結果，外匯局自身對此無能為力。需要各個部門真正把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與國內政策協(xié)調起來。

六、外匯儲備增加帶來的問題和矛盾是什么？

應該說，長期的國際收支順差大大提高了我國涉外經濟的國際競爭能力，也提高了我國經濟和金融的抗風險和抗危機能力，使我國經濟和金融發(fā)展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改變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國際收支持續(xù)較大順差與逆差一樣，是一國經濟對外失衡的表現，帶來諸多問題，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1．造成貨幣升值壓力。近年來，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我國較長時間的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持續(xù)大規(guī)模的國際收支順差通常會強化市場升值預期，對國際游資產生很大的吸引力，使貨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失衡的時間越長，涌入的游資就會越多，對經濟穩(wěn)定的沖擊就越大。

2．導致基礎貨幣過量投放，加劇資金過剩。2001年到2005年，外匯儲備增加6533.5億美元，基礎貨幣投放增加27089.8億元，為防止基礎貨幣過量投放導致的通貨膨脹，央行每年不得不發(fā)行大量票據對沖外匯占款，2004年底，對沖累計金額（央行票據留存余額）達到11707億元。2001-2005年，外匯儲備增加導致的基礎貨幣增加額占同期人民幣過剩資金增加額（存款和貸款差增加額31859.08億元）的85.03%。

表11993年以來我國外匯占款簡表

單位：億元人民幣項目

外匯占款占央行總資產%占M0%占M1%占M2%

年份

19931431．800．110．240．090．04

19944503．900．260．620．220．10

19956774．500．330．860．280．11

19969578．700．361．090．340．13

199713467．200．431．320．390．15

199813728．300．441．230．350．13

199914061．400．401．050．310．12

200014814．520．381．010．280．11

200118850．190．441．200．310．12

200222107．390．431．280．310．12

200329841．800．481．510．350．13

200445939．990．582．140．480．18

2005．958904．420．602．640．580．20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文章來自：/論文幫

3．導致利率政策不能發(fā)揮作用，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基礎貨幣投放過多，貨幣供應量過大，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應該調高利率。但調高利率，擴大本外幣利差，會形成更大的資本流入，結匯后形成更大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發(fā)行巨額票據對沖外匯占款，也面臨提高票據利息的壓力，而這與國債市場和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的利率走向往往會形成矛盾。

基礎貨幣投放會有巨大的乘數效應，據計算，我國M2的乘數為4.78，這意味著我國每年貨幣供應量的增加2.6-3.2萬億元人民幣，基本上是由外匯儲備因素所產生的（由于貨幣乘數沒有時間概念，因此，基礎貨幣投放導致的貨幣供應量增加，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貨幣供應量的過量擴張，會導致信貸擴張和投資過熱，而這反過來要求提高利率，但目前經濟發(fā)展和物價狀況不允許過高提高利率。

可見，儲備過量增加會使利率政策不能發(fā)揮作用，貨幣政策受制于國際收支，獨立性受到影響。目前，外匯占款占M2的比重已高達20%。

4．容易引發(fā)金融資產、產業(yè)和不動產泡沫。由于國際收支持續(xù)大規(guī)模順差，導致貨幣供應過快增長，流動性充裕，容易產生信貸擴張。過剩的資金，一有機會，便會涌向有暴利的產業(yè)和行業(yè)。流入股市，容易引發(fā)股市泡沫；進入房地產市場，容易產生房地產泡沫；涌入金融行業(yè)，會產生金融泡沫。而金融資產、不動產和產業(yè)泡沫的產生，會引發(fā)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一旦泡沫破滅，容易引發(fā)化學科學家走訪了美國相關的部門，以此比較兩國的研究狀況和拓寬年輕科學家的視野[6]。

4.4問卷調查

調查問卷是學科評估中使用最頻繁的一種方法，幾乎每個學科評估都曾采用過。調查問卷一般是面向大型項目的主持人或相關人員及重點實驗室的負責人發(fā)放，通過他們了解本學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如何，科學研究資助機構的資助程序是否合理，經費是否充足，能否及時地開展研究工作，學科發(fā)展對于社會的貢獻如何，今后的學科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是什么等問題。ARC在對“大氣和海洋地理學”進行評估時，向ARC大型項目負責人發(fā)放了一份問卷，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普通信息）包括個人和職業(yè)信息，如姓名、所在單位、最高學術資格、獲得最高學歷的時間、開始科研的時間、目前的職位等，也要求列出研究職業(yè)中的出版物數目、同時要向他們了解申請不成功的項目并且說明是否從其他什么地方得到資助，以及他們未來的研究方向，今后是否繼續(xù)申請ARC的項目等問題。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申請到的項目的一些具體信息等內容[4]。

4.5信息收集

隨著通訊技術的迅速發(fā)展，網絡成為人們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學科評估中，通過網絡可以收集社會方方面面的信息，可以匯集除了本學科領域內的專家以外的一些社會人士對該學科的看法以及發(fā)展意見，進一步全面了解學科的狀況。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在對“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的評估活動中，為了從更廣泛的渠道得到的信息，在《校園評論》上廣告，類似的信息還通過電子郵件發(fā)給澳大利亞天文學會會員，希望通過這兩種方式有更多的人參與討論和評估[7]NSF在對“重大海洋研究計劃”的評估中，也在互聯(lián)網上發(fā)放問卷，了解諸如以下的一些問題：海洋學重大研究計劃已經帶來對海洋認識的顯著增加嗎？海洋學重大研究計劃已經為你提供了研究中使用的其他研究設備和設施嗎？并且還通過問卷收集各界人士對海洋學重大研究計劃的建議措施。

4.6國際比較

對學科的評估不能只是在縱向進行比較，橫向的國際比較往往更加重要。學科評估中不僅要了解本學科在國內的發(fā)展狀況，同時也要清楚該學科在世界上的整體概況，從中了解學科今后發(fā)展的趨勢，明確本國在該學科今后的發(fā)展占據什么樣的地位，進而確定一些優(yōu)先發(fā)展領域，保持本學科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如BBSRC在對“結構生物學”的評估中評估小組經過調查分析認為，在當前的世界上“結構生物學”有三種不同的發(fā)展路線，分別是：基于整體基因的方法（結構基因）、基于系統(tǒng)和加工的方法、個體目標（individualtargets）。目前美國、日本和歐洲主要的研究集中在“結構基因”方面，其它的研究方向散見于其他的一些國家[5]。

5啟示

我國目前對科技經費的投入力度越來越大，經費的使用效率也越來越受到關注[12]。如何有效的利用科技經費，使之達到最大的效益產出，更加合理有效地對基礎科學進行績效評估，是科研管理工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通過以上介紹的國外科研資助機構的學科評估，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重要的啟示與借鑒。

5.1學科評估是提高我國科學基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

科研資助機構通過開展學科評估工作，可以了解學科發(fā)展和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方法和建議，有利于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得資助方法和模式更加科學有效，也使得有限的科學基金能發(fā)揮出最大的效益。我國的科研管理部門開展過許多類似項目評估和人員評估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學科評估針對的是學科整體的發(fā)展及基金管理機制等問題，是在整體上把握科學基金資助工作的績效和管理工作概況，具有項目和人員評估等方式無法觸及的角度和深度，是一種值得借鑒的方式。通過學科評估工作可以了解我國科學基金對學科發(fā)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明確目前的基金項目評審和管理過程是否科學有效等問題，從而提高我國科學基金的使用效率。

5.2學科評估是制定我國學科規(guī)劃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基礎

科學研究必須體現國家的目標和需求[13]。在學科評估中可以了解該學科目前的國際趨勢和本國的發(fā)展狀況以及未來的需求，為制定學科規(guī)劃的發(fā)展戰(zhàn)略打下基礎，從而引導學科的發(fā)展為國家目標服務。目前我國開展的科學研究績效評估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是過于強調微觀的、針對研究人員個人的評價，而宏觀的評價不足[14]。學科評估本質上是一種宏觀評價，并不過多考慮細節(jié)，而是分析學科的綜合影響力，注重學科的發(fā)展戰(zhàn)略等問題。因此，在我國開展學科評估可以拓寬我國科研人員的視野，明確國家的需求和目標，同時也為國家制定學科規(guī)劃的發(fā)展戰(zhàn)略打下堅實的基礎。

5.3學科評估可以增加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基金工作的了解

當今社會科學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加，人們對科學的興趣也逐漸濃厚。為了使人們更好地了解科學，了解科學基金工作，開展學科評估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通過學科評估的工作，向公眾展示科學基金在科學研究和學科發(fā)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提升公眾對科研資助機構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時，這也是我國政府管理機制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國的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目前不盡如人意，除了其他的因素，與我國的科學宣傳和科普工作不力有很大關系。公眾對于科學及科學研究一知半解，這也使得目前各種偽科學大行其道，損害了科學的正面形象。通過向公眾展示學科評估的結果，一方面讓公眾掌握當今科學發(fā)展的最近進展，另一方面，讓公眾明確我國科研經費的投入方向及取得的成果，提升公眾對科學研究和科學基金工作的支持力度。

5.4學科評估的前提和基礎是相關數據資料信息的積累

篇（9）

比利時某基金管理公司最近正在辦理1元1股增持中國某基金管理公司49％股權的手續(xù)。這家比利時公司已擁有該公司33%的股權。外方預計，他們投資4900萬元人民幣，5年之后可以從這家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股權投資收益每年6億元人民幣以上。

德邦證券有限公司總裁、經濟學博士余云輝認為，如果中國設立20家類似的基金管理公司（自從2004年底外資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寬至49%后，我國目前合資基金公司已達18家），未來每年境外投資者從中國攫取的財富將達到120億元人民幣。這還僅僅是基金業(yè)的狀況，銀行業(yè)、保險業(yè)的狀況可能更甚于此。

中資銀行的股權價格“太便宜了”？

近來，外資爭奪中國金融企業(yè)股權的消息不絕于耳。

美洲銀行出資25億美元入股中國建設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和淡馬錫分別出資31億美元各購得中國銀行10%的股份；高盛集團和安聯(lián)保險等出資30億美元購得中國工商銀行10%的股份；德意志銀行出資1.1億美元入股華夏銀行；美國凱雷投資集團等出資4億美元收購太平人壽25%的股權并有權增持到49%；施羅德投資管理公司與交通銀行合資成立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公司。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01年開始到2005年8月，境外投資者至少已參股中國6家股份制商業(yè)銀行和5家城市商業(yè)銀行，幾乎在每家銀行都占有接近20%的股權。

在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中，外資以4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得到建設銀行約15%的股權，以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得到中國銀行10%的股權。

上海某銀行會計學博士駱德明認為，從目前看來，贏得了大量國家注資之后的國有商業(yè)銀行盈利已經開始大幅改善。匯豐銀行2001年以每股2.49元人民幣的價格入股上海某家銀行，獲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報，5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資，并擁有了這家銀行8%的股份。

外資入股參股的中國金融企業(yè)也確實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雞。交通銀行自匯豐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一下子從虧損19億元多的丑小鴨變成了盈利46億元的金鳳凰。按此估計，投資者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投資，以后將是純粹獲利，并獲得了對中國第五大銀行的股權。

據分析，這并非匯豐入股及境外上市發(fā)揮了“特異功能”。因為交通銀行在匯豐入股之前，已將不良資產剝離出去并進行了財務重組（剝離的不良資產由國民財力來消化），使上市后有個好的財務表現。

駱德明分析，交通銀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價屢創(chuàng)新高，兩個月內已上漲了近30%。這說明發(fā)行當初定價過低，按市凈率定價時沒有考慮交通銀行覆蓋全國中心城市與國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戶等無形資產，導致本該由國內投資者享有的無形財富白白地被外資瓜分了。

投資中國回流本土獲取爆炸式增長機會

德邦證券有限公司總裁、經濟學博士余云輝說，從國家的角度分析，外國投資者實際是以虛擬的貨幣符號換取中國金融企業(yè)現實的股權甚至控制權，并分走巨額財富。

其中的真實游戲過程是：外資投入國內商業(yè)銀行美元等外幣換得股權，而我國拿這些美元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國債，美元又回到美國，只能獲得較低的利息回報。

以高盛當年購買平安保險為例，中國以高收益的保險股權為代價換來的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國國債市場，“支援”美國的經濟建設，美國僅僅支付了很低的國債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國之旅之后回到美國時，帶走了中國金融業(yè)的股權和高利潤。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別以3500萬美元投資平安保險11年，共獲得9.7億美元的回報，但我們取得的3500萬美元資本金如買成美國國債，11年只能取得大約2000萬美元的收益。

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首席分析師陳功指出，從被入股的銀行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實際控制力和市場影響力來看，幾十億美元的價格太便宜了。以工商銀行為例，在國內擁有2.2萬個網點，控制著中國銀行業(yè)近20%的資產。境外投資者入股工行，將贏得分享中國金融業(yè)潛在的爆炸式增長的機會。

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指出，銀行的價值主要在于網絡、品牌和信用度，客戶是銀行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在中國，由于監(jiān)管當局對銀行業(yè)的準入進行管制，銀行特許權本身也有很大的價值。而對于中國的國有商業(yè)銀行來講，其巨大的網絡、品牌和信用度的價值，都遠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上。

外資入股中國金融業(yè)“路線圖”

匯豐銀行一位高管仰望浦東的交銀大廈說道：“交銀大廈不久將要更名為匯豐銀行大廈。”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險，平穩(wěn)地笑納交行的控股權，再擇機控股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資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國設立金融控股集團的布局。這就是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的戰(zhàn)略。

上海某銀行會計學博士駱德明認為，境外資本入股中國金融企業(yè)，除了追逐利潤這一資本的本質特性外，其更長遠的目標是要控制中國的金融企業(yè)和金融產業(yè)，最終達到控制中國經濟的目的，從而的經濟資源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有關專家指出，根據外資金融機構常用的策略，可以粗略模擬出他們在中國本土攻城略地的“路線圖”。

第一步，小比例參股，進入董事會，了解被投資企業(yè)情況，同時了解和掌握所在行業(yè)趨勢和市場狀況。

第二步，通過增資或收購等途徑把持股比例提高到離控股國內金融企業(yè)僅有一步之遙的某個臨界點（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過外資所在國的政府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借助中國經濟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使外資機構所持有的人民幣資產（中國金融企業(yè)股權）升值。

第四步，人民幣持續(xù)升值導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國內需求因財富外流卻難以提高，最后導致宏觀經濟環(huán)境逐步惡化。

第五步，在中國宏觀經濟環(huán)境逐步走向惡化的過程中，人民幣匯率已經處于高位。此時，外資機構通過政府組織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

第六步，在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伴隨中國經濟增長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權不僅分紅豐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雙重收益，他們通過金融企業(yè)上市減持股份，并把投資和利潤兌換成為外匯撤離中國。

第七步，當這種撤離行動變成一種一致行動時，人民幣不得不大幅度貶值，國內金融危機爆發(fā)。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機和人民幣貶值之際，境外機構把外匯回流回來再兌換成人民幣，并進一步增持或收購中國金融機構股份，達到控股目的，完成對中國金融業(yè)的進一步控制。經過一系列的有序進攻，大部分中資金融企業(yè)將變成外資金融機構在華的分支機構。

如果外資金融機構像血管一樣深入到中國各個產業(yè)的肌體之中，它們可利用金融資本控治國內產業(yè)資本，并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和轉移；中國大型金融機構的董事會里都有境外的金融機構的代表或董事，國內企業(yè)的任何國際并購活動都可能通過銀行的渠道透露到國際市場或競爭對手一方，中國企業(yè)的一舉一動都處在競爭對手的監(jiān)控之下；外資機構還可將其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風險通過關聯(lián)交易和衍生工具轉移到其控股的中國金融企業(yè)之中。從而，達到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開疆拓土的最終目的：轉移風險，收獲利潤，掌控經濟命脈。

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的“無間道”

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首席分析師陳功指出，“中國的國有銀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從外資競爭對手那里吸引資金和專業(yè)技術，為此，境外各投資銀行改變它們與中國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態(tài)度抬高要價。”

引外資入股能否提升銀行水平？駱德明博士介紹，“從國內一些銀行引入外資后的公司治理運行結果看，隨著外資的引入，也設立董事會、監(jiān)事會，但實際運行還是按照原來的模式運行。再從經營管理來看，匯豐銀行入股某銀行后，簽訂了一系列的技術援助協(xié)議。但是，所謂的技術援助，只是搞些有關銀行業(yè)務的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已，從未傳授核心管理技術即使像成本分攤方法這些并非核心的技術，外方也不肯透露。”

2007年以后，中國銀行業(yè)將對外資全面開放，屆時進入中國的銀行將更多地以獨資銀行的形式存在，必然包括當前的這些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自己所設立的各個嫡系分支銀行，這些戰(zhàn)略投資者銀行的嫡系分支將和它們在中國參股銀行的旁系分支發(fā)生面對面的爭奪，包括市場和高端客戶群。境外戰(zhàn)略投資者將自然會通過各種渠道把參股銀行的優(yōu)質客戶群提供給其嫡系分支機構，

篇（10）

“經濟越發(fā)展，會計越重要。”會計作為世界通用的商業(yè)語言，在我國加入WTO，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建立與我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和資本市場完善程度相適應的，與國際會計慣例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相協(xié)調的會計準則理論和方法體系過程中，為更好地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本文擬就中美會計制度進行一些對比，以供參考。

一、中美會計制度不同的環(huán)境基礎

會計制度的建立和發(fā)展離不開社會環(huán)境。由于受經濟發(fā)達程度、政治體制、法律體制和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世界各國的會計制度都存在很大差異。一般雖然認為，會計通過價值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來提供有關企業(yè)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信息，但無論是美國的會計準則還是國際會計準則，都只涉及會計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并沒有會計記錄的相關規(guī)范，也就是不涉及會計科目設置及相關會計事項分錄的內容，而在我國，由于會計人員業(yè)務素質普遍不高，只能通過統(tǒng)一企業(yè)會計制度，把這一部分內容進行相應的統(tǒng)一和規(guī)范，以確保企業(yè)會計信息的真實完整。同時，就中美兩國看，從會計屬性、會計目標設置、會計核算的側重點、會計核算的靈活性、政府對會計的干預程度、企業(yè)的預算編制、內部審計機構設置等方面均有所不同，這些都最終反映了兩國的會計準則也有所不同。

那么，為什么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會成為人們研究的重點，并為許多國家所效仿，除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原因外，主要還是因為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在形式上具有獨立性，在內容上具有兼容性，在程序上具有完整性。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把會計理論研究的重點轉移到信息技術對會計的影響、軟資產的確認與計量、金融風險與會計信息、會計師和審計師的地位等問題上，在會計研究方法上以實證會計研究為重點。我國雖然已走出了過去主要局限于對會計本質、職能、任務等方面的研究模式，開始討論會計準則目標、原則等問題，但同國外的會計理論研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有些理論問題確實還有待解決，如會計信息使用者到底需要什么信息，會計準則有哪些局限性，會計和會計準則到底是什么關系等等，只有明確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為會計準則的理論研究找準突破口和切入點。

二、中美會計管理制度的不同

在會計目標設置上，美國企業(yè)會計人員有自己工作的目標，其中既包括對外的財務會計目標，還包括供內部決策使用的管理會計目標；而在我國，企業(yè)的會計目標則較少采用精確的定量設置，只采用定性方式來表達，即使在會計準則中也未明確區(qū)分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目標。

在會計核算上，美國許多著名的會計學家及企業(yè)界都強調收益是會計核算的中心，把收益作為表現企業(yè)管理人員的工作成果和衡量企業(yè)管理人員有效利用投放資本的一個重要指標；而在我國，會計核算的側重點是成本，成本處于整個會計體系的主導地位，在考核評價企業(yè)管理人員時，不僅注重他們創(chuàng)造了多少效益，還要看他們的成本開支是否符合規(guī)定，在降低成本方面付出的努力是不是足夠大。

在會計核算的靈活性上，中美兩國也有著很大的不同。在美國，立法機構國會對會計問題極少關注，因而會計核算十分強調靈活處理，允許會計人員可以依據個別情況，運用個人專業(yè)判斷選擇最適合的會計方法；而在我國，在會計規(guī)范體系方面，會計法、財務會計報告條例、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中都對會計人員必須遵循的規(guī)范，加以強制性管制。

在政府對會計的干預程度上，美國的會計專業(yè)團體規(guī)模很大，會計人員對會計實務的處理享有較大的自由權，會計規(guī)范與國家的法律關系較為松散，這在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方面表現較為顯著；相反，我國會計實務具有高度的統(tǒng)一性和嚴肅性，會計實務是根據國家立法進行的，會計人員所應用的會計原則一般都體現于政府的法規(guī)之中。

在企業(yè)預算的編制上，由于受中美文化環(huán)境對時間的取向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多數中國人更傾向于面向過去，而多數美國人則傾向于迎接未來。這反映在企業(yè)預算編制上，美國公司將預算看成是真實而必要的，在制定預算中考察了諸多將來可能出現的新情況，并十分強調長期投資決策和進行全面預算，對預算制度制定了大量程序、規(guī)章、進度和限期等指標，即使其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也必須要求統(tǒng)一執(zhí)行。這對于中國的會計人員看來，只有真正的會計業(yè)務發(fā)生后的結果才是真實的，對預算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對編制預算也還沒有嚴格的規(guī)定，甚至在一些企業(yè)把預算制度作為可以敷衍的一項工作。

在審計監(jiān)控方面，美國的審計業(yè)十分發(fā)達，企業(yè)中都有十分健全的內部審計制度，他們把職員的遵規(guī)守矩歸于有這種監(jiān)控制度的存在；而我國內部審計起步較晚，其審計的范圍只局限于財務會計方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效益審計和業(yè)務審計。

三、中美會計準則的不同

首先，從會計準則理論框架比較，中美兩國都從會計目標出發(fā)來構建會計準則的理論框架。通過對會計目標的研究，明確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及其用途，為會計準則的建立指明方向，為會計要素的構建、財務報告的設計找到依據。但同美國會計理論結構相比，我國會計準則理論框架主要有兩點不同：（1）我國把會計質量特征分成兩個層次，即信息的質量要求和管理決策的質量層次，決策的質量取決于信息的質量，而美國會計理論結構把可靠性和相關性作為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2）我國的會計理論結構把會計法規(guī)、會計制度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和會計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聯(lián)結部分，而美國則未將其納入框架結構。

其次，從會計準則模式比較，由于中美兩國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不同，所實施的經濟政策有別，因而其制定會計準則的基礎出發(fā)點和會計模式也就不會相同。

四、中美會計要素的不同

會計要素是會計對象要素的簡稱。在會計要素方面，美國與我國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美國有10個會計要素，而中國只有6個。

首先，涉及權益的要素不同。如我國“權益”一個要素，而美國僅涉及權益的要素就有“權益”、“業(yè)主投資”、“業(yè)主利得”三個。原因是美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fā)達國家，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權益業(yè)務和事項不僅數量多，而且十分復雜，通過增設“業(yè)主投資”和“業(yè)主利得”兩個要素，將會提供更為詳細的權益信息。但由于我國涉及業(yè)主和業(yè)主利得的經濟業(yè)務不多，也不復雜，且業(yè)主利得可以通過“現金流量表”（“支付股利支出的現金項目”）和損益表反映出來，故沒有將其納入會計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