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學習化社會理論所具有的個體功能主要表現為能夠促進學習者的個性化和社會化發展,提高適應社會發展的謀生能力。學習化社會提倡學習者的自由發展和個性化的實現,個性化的核心是學習者在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獨特性的形成。學習化社會能夠促進學習者自由、個性和全面的發展,個體的社會化是學習者個性和全面發展的體現。個體的社會化主要體現在學習者的價值觀、行為習慣、生活方式以及生存所必要的生存技能等方面。學習化社會的最終目的是要提高學習者的謀生能力和生命品質。高校通過促進學習者的社會化發展,學習社會生存的規則和行為方式,強化其社會角色,通過在高校期間的學習來提高社會生存的技能和手段,提高在未來社會生活中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學習者的生命品質。學習化社會理論能夠引導學習者樹立科學的生命觀念,改變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的發展方式,能夠幫助學習者滿足其精神上的需求。

1.2社會功能

傳統的教育觀念認為隨著學校教育的結束也就意味著學習者的學習進程也已結束。但是,學習化社會理論則認為,隨著社會知識的增長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在其短暫的學校期間的學習是不可能獲取人類所有知識的,即使是某一專業領域內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也是不可能全學完的。學校的教育具有相對的滯后性,這就決定了學校教育不可能使學習者獲得可以享用一生的知識和技能。所以,這就決定了學習者在結束學校教育之后,要不斷的接受該專業領域的持續學習,將學校、工作和日常生活相融合進行終身學習,不斷的促進學習者實現其社會化。

2對體育教育專業發展的啟示

2.1實現有效教學

體育教育應該注重多元化的教育與創新,充分利用各種教育資源,發揮教育資源的最大化,有效提高體育教育專業的教學質量。這是體育教育專業發展的根本目標也是發展的動力坐在。只有提高了教學質量才能夠實現體育教育專業發展的突破。首先,這要重視師資力量的培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教師水平的高低對教學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體育教育專業而言,需要教師言傳身授,沒有高水平的理論知識和標準的動作指導很難達到有效教學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教學的資金投入。對體育教育專業而言,不僅需要專業的訓練場所,更要在教育軟件方面的投資。例如,現場觀看職業球員的訓練、錄像教學等等,這些軟件方面的投入對提高教學質量有著重要的幫助。

2.2強化學習者的主動學習

傳統的體育教育學習最突出的方式是填鴨式教學,教師通過言傳身授讓學生學會最基本的專業技術和理論。在這種教育觀念下教師居于主導地位,學生只能被動的接受學習,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不高,學習效果不佳,技能考試甚至成為了一個過場。學習化社會理論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赫欽斯認為:“教育不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責任[2]”。這就意味著體育教育專業需要以人為本,改變傳統的填鴨式教育方式,教師由原先的主導者變為引導者。教師通過“問題—構建”的教學方式,針對教學目標結合錄像觀察等方式提出學習中的重點與難點,引導學生去聯系。其次,還要針對不同學生的身體素質來訓練和指導學生,并幫助學生自我分析所存在的問題,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實現自我學習和自我教育。這些都有助于學習者由被動的學習轉變成為積極主動的學習。

2.3注重培養與完善學生的人性教育

篇（2）

1．體驗哲學下譯者語言認知的社會性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的體驗哲學認為，客觀世界是人們體驗和認知的基礎，認知是人們對客觀世界感知與體驗的過程，是人與外部世界、人與人之間互動和協調的產物，是人對外在現實和自身經驗的理性看法。人的認知包含了推理、概括、演繹、監控、理解、記憶等一系列心智活動［3］。體驗哲學與傳統認識論哲學的區別，就在它強調客觀實際對認識的優先地位，認為主體的認識活動必須依據客觀規律，從現實中來，回到現實中去，把握其本質，在此基礎上堅持身體體驗的核心作用。在體驗哲學那里，人的主觀作用和想象力十分重要。當然，體驗哲學的體驗不是天馬行空的純個性化身體演繹，而主要依賴于個體基于社會現實或潛在經歷，在特定空間關系和力量運動的感知中形成。換句話說，體驗基礎上的認知形成是個體在不同的身體體驗基礎上與社會環境互動形成的。我們周圍存在的客觀現實只有一個，但不同主體對現實的身體體驗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距離，由此形成了差異化的心理認知和范疇隱喻系統。體驗哲學基礎上衍生出的認知語言學，其核心觀點就是承認語言的體驗性。王寅認為，語言符號必然遵循“現實－認知－語言”的發展進程。語言是人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統一和辯證關系。體驗具有社會性，語言也具有社會性;體驗有人文性，語言也具有人文性。語言體驗性的應有之義就是“語言人文性，強調了以人為本的主體認識作用，認知語言學就是要研究語言背后的人文特點和人文精神，分析語言表達背后的認知機制，透析出人們認知世界的基本方法”［4］。語言的形成與發展總是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中實現的，脫離了社會，語言就不復存在了。這是因為“語言能力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是人類一般認知能力的一部分。人類對于世界的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認知系統是語言形成的根本理據之所在，人類的體驗感知和一般認知能力對于語言的形成起著決定的作用”［5］。不管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后結構主義的系統功能語言學還是今天的認知語言學，都無法繞開語言的社會性單獨進行。體驗哲學觀照下的認知語言學，對譯者主體研究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根據道格拉斯•魯濱遜的翻譯身體學觀點，譯者的身體體驗中存在著普遍性體驗即翻譯的觀念身體學(Theideosomaticsoftran-saltion)和個體性體驗級翻譯的個體身體學(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前者是指譯者在與他人共有的、普遍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固有的、被內化了的個人感受，屬于社會心理學范疇。后者是指譯者的個人感受，不同的審美表現傾向和語言使用傾向等，同譯者的知識積累、個人修養密切相關［6］，屬于普通心理學范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決策實際上是兩種認知心理對話協商的結果。(1)從共時的觀點來看，同一時代同一原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譯本，呈現出豐富多元的表現形式和別樣的文化風采，是因為譯者個體具有千差萬別的個體體驗和審美傾向。(2)從歷時的觀點來看，譯者為社會成員共有的那部分觀念體驗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某一時期譯作的整體風貌，透露出鮮明的時代特色，成為該時代的文化符號。正因為如此，同樣的原作在不同時代允許產生適應不同讀者需求的譯作，使重譯或復譯成為可能?；隗w驗哲學上的譯者主體研究，本身就包含了認知的社會性、人文性或文化性。文化范式下從宏觀社會文化角度引發了對譯者普遍性的關注。在認知范式下譯者主體研究不僅不應受到排斥或弱化，相反更應將社會文化和心理學結合起來，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的維度出發，以宏觀社會文化和主體的群體性為基點，探究譯者群體與社會文化客體，譯者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交互作用及其在個體心理上的投射，進而系統解釋譯者的翻譯行為。實際上，國內已經有學者嘗試從社會學、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對譯者認知進行研究。如陳吉榮從人類學角度討論了典籍翻譯的策略研究［7］，唐文生也注意到了翻譯認知研究中的社會性因素［8］，劉宓慶在《文化翻譯論綱》一書中系統論述了文化心理的范疇，文化心理與語義生成和文本組織形態間的相互關系［9］;王宏印認為文學翻譯批判必須考慮到不同層面的文化含義，因為文化是國家、民族和社會的結合，是歷史傳統的民族的社會生活方式的總和［10］。盡管上述研究本身聚焦于文學研究的框架內，但無疑為后來人從文化人類學或社會心理學等更廣闊的維度去研究譯者認知心理開啟了一扇新的窗口。

2．總體性哲學下譯者主體的社會性自翻譯文化轉向以來，傳統研究中的隱形譯者逐漸現身，成為翻譯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歷史主場。譯者主體研究從“發現主體”走向了“主體性的黃昏”，迎來了主體間性的出場。然而，無論是主體性還是主體間性哲學下的譯者研究，都存在天然的嚴重不足:忽視了對翻譯主體或主體性受動層面的探討，無視主體與主體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僅強調個體譯者的差異性，忽略了譯者群體的存在和作用，且多采用單一的共時研究［11］。傳統哲學對主體及“主體性”的理解，往往從認識論出發，主體的存在是相對于客體而言，由此構成“主體－客體”關系。與之相對應的，肇始于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主體性，總是從自我意識中的“我”出發，體現對一切存在的認知與理解。這一以認識論為中心的主體性哲學體系，強調了人作為主體的“認知主體”屬性，卻自覺不自覺地掩蓋了主體在社會實踐中的價值實現，遮蔽了主體范疇中“價值主體”這一屬性。現代主體性哲學重新發現了這一點，認為主體是認知主體與價值主體的結合，在認知主體與價值主體的關系上，前者隸屬于后者，后者擁有對前者無條件的優先權。之所以說價值主體優先于認知主體，是因為“知識最終必須服從于道德價值，知識的繁榮最終服務于道德實踐的福祉，一切關系都是實踐的，只有在實踐的應用中知識才是完整的，有意義的”［12］。對主體性哲學的反思，突破了傳統哲學下主體規定的一切存在，確認了“主體并不如它所設定的那樣是一個獨立、自因、透明的實體:它并非本源性建構者，相反，它由某種更深層的力量所建構;它并非知識的根據，相反，它是知識活動的產物;它并非人與社會的規范性源泉，相反，它是社會規范規訓的結果”［13］。也就是說，任何主體的認知都根源于一定社會生活及衍生于其中的倫理道德、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而且本質上也是為之服務的。對此，俞吾金先生說道，“就認識主體而言，他在認識任何對象之前，已有認識前結構和先入之見的參與。這種認識的前結構和先入之見正是意識形態通過教化的方式植入認識主體的。認識主體受教化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化的過程，他與社會的認同乃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媒介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人稱之為‘意識形態中之存在者’，把認識者稱之為‘在意識形態中之認識者’”［14］。主體的認知、實踐與價值三重特性與現當代哲學主體批判的三種形式即主體性及其理性的心理學批判，對制度化同一性邏輯理性及其主體的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批判，對自明理性及其意義構成的主體的語言哲學批判彼此照應。同時，它也和馬克思哲學中關于人的本質屬性(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社會本質(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和單個人的本質(自我獨特性)［15］相重合。這就是說，主體的人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是實踐主體，認知主體和價值主體的統一，是總體性的主體。整體先于部分，部分存在于整體之中。從共時的角度看，在某一特定時刻，無論政治、經濟、思想、法律等局部都必須同整體聯系起來，讓整體賦予局部以意義;從歷時的角度說，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每一歷史片斷都必須同歷史整體聯系起來，讓整體賦予片斷以意義。人這個主體不是一種純粹觀念的現實產品，而是在特定社會形態中生成的具有某種價值理性的價值主體，體現出全面的“存在意義”。譯者主體研究，單一的文化途徑和認知途徑，揭示的都只是譯者主體或主體性的某一方面。完整的譯者認知研究，應建立在主體總體性哲學的基礎上，建構起完整群體主體和個體主體，結合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或文化人類學及語言學加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把譯者片面的“語言認知者”身份還原為完整的以語言為介質的“社會活動者”身份。

3．本體論哲學中翻譯及譯者的社會性翻譯文化研究把翻譯置身于宏大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加以描述，認為翻譯不是在假想的真空中發生的，而是譯者在真實存在的社會環境中與各種主體和客體互動的結果。較之以往的譯者研究來看，文化途徑下的譯者更為真實客觀，更具有立體的人物性格。然而，隨著譯界對文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學界就翻譯本體研究和翻譯研究本體展開了一場爭論。批判者總結說，該范式脫離了語言學這一翻譯研究本體，認為“文化轉向的研究取向走錯了方向，其切入點為文化，重點放在文化及文化制約翻譯的因素……引發了翻譯研究多元性、混亂性和彌散性，淡化了翻譯學建構的本體論范疇，沒有找到和明確確立普遍的翻譯原理”。有人甚至作出結論，文化范式“從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關于翻譯本體的一切見解和結論幾乎都是偏頗的、錯誤的”“其消極面遠大于積極面———其不全面、不客觀的研究導致了偏頗乃至錯誤的結論，對翻譯理論和實踐都有很大的誤導作用”［17］。與此同時，肯定者則認為文化反對派之所以作出這樣的結論，是混淆了翻譯研究本體與翻譯本體研究。謝天振明確指出，翻譯研究本體與翻譯本體研究所囊括的范疇是不同的。如果說翻譯本體研究回答了“翻譯是什么”這一翻譯學上的本體論問題，承認翻譯是語言文字的轉換過程，那么翻譯研究本體就旨在探究“翻譯是如何運作的”這一認識論問題。翻譯研究本體決定了翻譯學不可能是一門單純的語言學科，而是一門綜合性的、邊緣性的獨立學科。針對文化范式批判反思上引發的“語言學回歸”轉向，國外學者霍恩比持否定態度。她指出，這種回歸是一種重復和倒退，導致重復和倒退的原因有兩個:(1)這些學者局限于自己傳統的語言學學術框架中;(2)這些重談語言學的學者們仍然將翻譯學科的本體看作是語言的轉換。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是翻譯學者對文化研究的一種有益的輸出，跨學科領域(神經心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在翻譯學科中令人矚目，翻譯學科的內部建設，應拓寬學術視野。此外，英國學者貝克(MonaBaker)也表達了相同觀念，認為所謂的范式轉向不過是“興趣點的變化，新的研究視角，對研究者作用的新認識……都可以從語言學、社會學、哲學等的新發展中找到淵源”，“翻譯研究的發展動態同人文科學中其他學科的發展動態是互相聯系的”。實際上，無論是翻譯的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抑或是認知轉向，都只是研究的不同視角，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完善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各種轉向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也不是相互取代、獨樹一幟的，而是繼承延展、相互補充的，這正是翻譯學科的動態性體現。目前翻譯學的認知轉向，無需重回語言學的老路，而是要繼承文化研究成果，把原本拓展的文化疆界同認知語言學結合起來，借助社會語言學、社會心理學、跨文化交流學等研究成果，來研究翻譯過程的方方面面。具有明顯社會性的翻譯主體———譯者研究尤其如此。譯者主體認知研究的社會學途徑，早在1972年Holmes提出描述翻譯學時就已初露端倪。1977年，美國文學研究者韋勒克和沃倫也認為，一部遺作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傳的變化情況，或有關一個譯者的聲望和聲譽的變化情況，主要是一種社會現象。文化轉向后，國外譯界相繼發表出版了翻譯社會學的相關論文和著作，標志著翻譯研究的“社會學轉向”。伍爾夫(MichaelWolf)在《構建翻譯社會學》中劃分了翻譯社會學的三個層次:行動者的社會學、翻譯過程的社會學以及文化產品的社會學［22］。在國內譯界，也有不少學者注意到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在翻譯中的應用。胡牧認為翻譯社會學有三個方面的內容:(1)從翻譯史中反思翻譯的社會作用;(2)從翻譯批判中更好地剖析翻譯主體、翻譯過程與翻譯成品的社會性;(3)從翻譯的目的、行為、結果中依據可行的社會理論，剖析譯本的生產、傳播、消費。其中，第二個方面主要涉及了翻譯過程中的譯者主體或主體間性研究，包含了譯者主體認知的社會性。上述關于語言學翻譯本體研究和翻譯研究本體跨學科的論戰以及新近出現的社會學研究視角，都證明了一個關鍵性問題，那就是語言學研究。無論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后結構主義語言學還是其它語言學，都只是翻譯學跨學科中的一部分，不能過分倚重認知語言學，更不能取代、摒棄甚至顛覆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而應在此基礎上開啟更深入、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認知之旅。

篇（3）

(二)建立社會責任會計理論框架有利于建立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應該將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為了社會效益的實現,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刻不容緩。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責任會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同時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也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提供相應的保障。

(三)建立社會責任會計理論框架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府必須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運用其行政力量對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考核，這就要求我國企業積極踐行社會責任會計。要想讓政府的相關部門能夠準確、全面的評價企業的業績和企業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同時讓政府部門能夠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所披露的信息制定國家的經濟政策和配置社會資源以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社會的和諧發展，就必須積極構建社會責任會計理論框架。構建和諧社會不僅要求企業要對股東負責,還要求企業對員工、客戶、顧客、供應商、消費者等利益相關群體負責。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對構建和諧社會的認可,社會各界也越來越希望企業提供的財務會計信息中能夠包括企業對社會責任履行的情況，從而形成社會各界人人關心企業社會責任的良好氛圍，推進和諧社會的加速發展。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存在的問題

在西方的許多發達國家中，社會責任會計的已經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但是我國對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則起步比較晚，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在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方面還比較落后，存在著以下主要的問題：

(一)披露內容不全面根據一些調查，我們不難發現有關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還不是十分充分。在我國的所有企業中，能夠披露與自身相關的社會責任信息的企業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企業進行披露，披露的也僅僅是企業已經履行的社會責任，對于一些負面信息則避而不談。在近年的信息披露中，與社區有關的信息披露是最多的，而關于產品和職工方面的信息披露則一直較少。在我國上市公司年度報表中有關社會責任的披露也只有員工的數目和構成等相關情況，幾乎不存在對于其他有關員工的詳細披露。這樣做會大大降低社會對企業所有涉及領域的了解程度，忽視企業的某些缺點和不足，使得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意義大打折扣。

(二)信息披露形式不規范且缺乏法律保障在我國企業中，信息披露的形式很少用數據來表現，大多數都是用文字來描述的，也沒有統一的格式來進行信息披露，使得企業所披露的信息失去了一定意義上的可比性。除此之外，我國的會計信息披露還缺乏法律、法規的保障。正是因為如此，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許多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還有太多的漏洞，對于自己本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有所逃避。雖然我國某些部門對此問題起到了一定的重視，并且也頒布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例如，我國自2003年實行《企業會計準則》，此后又陸續了一系列具體會計準則，并于2006年了與國際準則趨同的新的《企業會計準則》和新的《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修訂了《公司法》、《刑法》等相關法規，出臺了一些關于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和《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但有關社會責任報告的規范仍然不夠充分，企業的信息披露大多是采取自愿的模式，所以相互之間可比性欠缺的問題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此外，除了企業自身對社會責任不予披露外，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和企業的內部審計也都沒有對社會責任會計披露的相關內容給予足夠的重視，再加上企業不具有獨立報告意識，也不單獨編制社會責任會計報表，因此，對社會責任會計的監管將無法開展。

(三)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的研究欠缺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的研究還有許多的不足之處。首先，我國對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的研究本身起步就比較晚，也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因此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在西方，很早就對社會責任會計進行了研究。法國從1975年開始建議各上市公司每年對外公布其社會資產負債表，到1997年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便正式出臺。在法國政府出臺的這些法律中，明確規定那些職工超過250人的企業必須每年編制社會資產負債表，并向外界公布。在法國政府采取措施規范社會責任會計的披露內容之后，英國政府也做出了相應的舉措，比如要求具有一定規模的公司在進行會計信息披露時必須包括員工狀況、社會捐贈等與社會責任有關的信息。其次，社會責任會計自身具有一定的特點，比如社會性、模糊性、復雜性以及間接性，這些都會導致社會責任會計與傳統會計之間的差異。另外,由于交叉學科的存在,它們的滯后性也給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的研究帶來了一定的阻礙。

三、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構建的建議

(一)完善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我國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內容不充分是阻礙社會責任會計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所以必須對其內容進行相應的補充與完善，使其能發揮真正的作用。首先，我們應該對人力資源的開發與使用情況進行詳細披露，具體應包括工資報酬、企業文化、福利待遇和職工結構等等。其次，企業的經營成果及其分配情況也應該得到披露。這就意味著各利益集團在為企業提供服務的同時，也會從企業內部獲得相應的報酬。此外，企業還應該披露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信息，因為它是對傳統信息披露的有效補充。最后，產品或服務的性能與安全方面的信息也必須進行披露。與此同時還要使產品的安全指標和服務性能得到強化，以使社會各界對企業的信息能夠得到全面、充分的了解。

(二)建立和健全與社會責任有關的法律、法規由于社會責任會計所包含的內容十分龐雜，所以很多方面都沒有得到法律、法規的保障，使得一些企業沒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要求，社會責任會計的作用就很難得到切實的發揮。所以我們逐步建立健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并配套以相關的法律保護，讓社會責任會計的開展能夠有法可依。這樣不僅可以推動企業的發展，更可以帶動全社會健康、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因此，建立和健全與社會責任有關的法律、法規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篇（4）

一、社會能力與培養研究在美國的興起和發展社會能力的實證研究源于研究者對兒童同伴關系的研究興趣。20世紀初期,一些著名學者如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皮亞杰等就提出社會群體對個體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1]在兒童時期,兒童的同伴關系對兒童的發展至關重要,20世紀30年代研究者著手進行兒童同伴關系的實證調查,研究兒童同伴群體的性質和兒童的特點與他們在群體中的地位的關系問題,其中社會行為與社交地位的相關研究是最早有關社會能力的實證研究。

[2]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斷了研究者對社會能力的研究。直到20世紀60年代,關于動物和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重新激起研究者對社會能力的興趣。哈羅(Harlow)對幼恒河猴的研究發現,由母恒河猴飼養但剝奪了同伴聯系的恒河猴未能發展其基本的社會技能,進而影響了以后與同伴的交往;研究還發現年幼時恒河猴的同伴交往可以補償由母性剝奪造成的社會行為缺失。根據相關的研究,研究者假設:同伴在人際能力的社會化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技能影響了個體的長期適應。這個假設被同時期的一系列追蹤研究和回溯性研究進一步證實。為了說明生命后期社會問題的起源,研究者收集了大量關于潛在問題兒童的前因后果的材料,結果一致表明兒童期不良的同伴關系往往是后來社會性發展異常的原因。

[3]同伴關系研究成為該時期的研究熱點,與同伴關系的改善、建立和發展相關的能力研究則構成了20世紀70、80年代社會能力研究的基本內容。

(一)社會能力結構的研究和發展社會行為技能與社會能力。針對同伴關系和社會適應之間的關系,研究者采用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進行同伴關系和社會行為之間關系的探討。在社會能力研究上,以同伴接受、友誼作為社會能力的指標,探討社會行為與良好的或不良的同伴關系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表明:和破壞往往引起不良的同伴關系(同伴拒絕),親社會行為導致積極的結果如同伴接受;導致兒童的友誼行為的前因研究則揭示了特定的(主要是溝通)技能與增加兒童成為同伴朋友可能性存在相關。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些結果得到了實驗研究的支持,研究者使用指導范式,對同伴接受程度低的兒童進行技能行為的訓練(這些技能行為被確定為能導致同伴接受)。研究表明,與控制組相比,只有受訓的兒童在同伴接受中獲益。社會技能的增強可加強同伴接受、友誼或者其他積極關系結果的行為的產生。相反,有問題的關系是以技能缺失假設來解釋的,同伴拒絕和缺乏友誼是因社會行為技能的缺失發展而來的。

[4]社會認知技能與社會能力。在社會行為技能訓練研究中,研究者發現,一些兒童因技能獲得而表現出社會能力的改善。但也有兒童并沒有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已獲得的社會行為技能。針對這一問題,研究者開始關注社會能力的另外一個方面———社會認知,從社會信息加工的角度探討兒童的社會能力問題,研究包括兒童的人際認知(例如目標、策略、結果期望、同伴歸因)和兒童的內心認知(例如自我知覺、覺察的能力、自我效能)與社會能力之間的相關。結果表明受同伴歡迎和排斥的兒童在構建同伴互動類型的目標和策略時是不同的,為同伴忽視的兒童更可能擁有工具的或自我強調的目標,采取無效的和攻擊的策略,并相信自我中心目標和攻擊策略對積極的同伴后果是有效的。

[5]在模糊的刺激情景下,傾向于攻擊同伴的兒童往往表現出敵意的歸因偏見。研究者還發現兒童的社會自我知覺與他們的行為及相關的同伴能力之間的聯系,為同伴喜歡的兒童和愛社交的兒童要比不為同伴喜歡和社會退縮的兒童有更高的自我效能。

[6]社會認知技能的干預研究如社會問題解決訓練、社會觀點采擇(socialperspec2tive-taking)訓練則進一步證明了社會認知技能與社會能力之間的關系。社會情緒(感)與社會能力。社會能力和社會情感關系的探討在20世紀70和80年代文獻中就已涉及,但社會能力研究對社會情緒的重視卻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情緒研究的進展和社會認知對情緒的認知和理解研究的發展,研究者發現情緒的認知和理解與社交地位有關,社交地位較高的兒童在要求把情緒表現與假設的情景相匹配的作業上要比一般的兒童更好;對于情緒調節的研究發現,情緒傾向或氣質(個體體驗到情緒的強度)、情緒調節(如對內部情感狀態和過程的控制)和行為調節(如對由情緒驅動行為的控制)之間是相互影響的,在調節情緒上有困難的兒童易傾向于情緒外向化(例如攻擊),并且這種傾向在那些體驗到強烈情緒的兒童中加劇,行為調節未能緩沖沖動行為成為兒童后期問題具體化的重要預測指標。

[7]教師對學生處理消極情緒能力的評定和社交地位關系的調查也表明了兩者之間的正向關系。干預研究的結果則進一步表明社會情緒方面的干預確實改善了兒童的社交地位,如通過生氣控制的訓練,教給攻擊性兒童認識生氣的行為、環境和身體的線索并使用自我交談技術來控制自己的情感,有助于兒童的同伴關系和社交地位的改善。

(二)社會能力培養的干預技術的發展隨著對社會能力結構的探索和拓展,研究者根據心理學和教育學原理,發展了針對社會行為技能、社會認知技能和社會情緒技能的相應的干預技術,來培養和發展社會能力。

1.針對學生的社會行為技能方面缺陷的干預方法。研究者著重于社會行為訓練,一方面建立個人足夠的行為技能貯備以應對社會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促進已獲得的社會行為技能的運用。這是社會能力研究中形成較早、運用較廣的干預方法。主要的干預技術有:直接教學:其理論基礎是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直接教學包括的內容有:根據教學內容,用可觀察的術語來詳細說明這種行為的動作成份及行為發生的條件;對這些行為技能的學習制定教學計劃;對學生社會行為技能的學習的進展建立檔案并對此做出評估;為所學的行為技能在不同條件下的遷移擬定計劃。[8]在直接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引發學生積極的反應,進行教師控制下的練習和反饋并創設更多獲得成功的機會。觀察學習:其理論基礎是社會學習理論。研究者認為有四種成份是社會能力培養所必需的,即合適社會榜樣的存在;與特殊行為相聯系的強化;與特殊行為相聯系的懲罰;許多練習社會技能的機會和觀察到合適社會互動的機會。[9]觀察學習的主要過程包括建立清晰的學習行為的期望;提供一致的社會行為的強化;提供好的社會榜樣和提示并確保社會互動是能成功的;提供結構化的和成功的機會互動;推動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自我指導教學:其理論基礎是維果茨基的高級心理機能理論和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強調社會行為教學中語言的作用。其教學程序為:認知示范(教師示范并出聲思維);外顯的指導(教師示范指導,學生操作相同作業并出聲思維);外顯的自我指導(學生操作作業并出聲思維);淡化外顯的自我指導(學生操作作業并輕聲地出聲思維);隱蔽的自我指導(學生操作作業,思維過程內化)。[10]

2.針對社會認知方面缺陷的干預方法。研究者著重于對學生社會認知加工過程的知識、過程和結果評價方面的干預,增加對社會和他人的社會理解能力和社會問題解決能力,以產生期望的社會行為。主要的干預技術有:社會問題解決訓練:這是針對社會認知方面的缺陷而發展起來的旨在提高社會問題解決能力的技術。社會問題解決技能一般包括:認識問題的能力,如對問題、目標及解決問題的障礙確定;產生可替代選擇的解決方法的能力;預期和評價行動對自己和他人可能產生的結果的能力;理解人際動機和行動之間關系的能力;對執行有效的反應進行強化的能力等。[11]社會問題解決訓練著重于兩個方面,一是不同問題解決方案的產生訓練,提供社會問題情景,要求參加者產生盡可能多的問題解決方法;二是關于結果的思維,根據產生的問題解決方法,或提供參加者各種不同的解決問題方法,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要求參加者預測各行動的結果。社會觀點采擇訓練:主要是促進學生對他人的認知或情緒等心理狀態的理解,使得學生能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12]并據此預測他人的行為,調整自己的行為,增加對他人的適應性。社會觀點采擇訓練一般通過提供社會情景,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看待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提高學生的社會理解能力。

3.針對社會情感缺陷的干預方法。研究者著重于對他人情緒的理解和情緒的處理能力的干預,在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能力的培養中得到了重視。由于情感是以認知為基礎,并通過行為表現出來,社會情感的干預通常與行為和認知的訓練結合在一起。移情訓練是社會情感干預的主要方法。移情訓練:是通過體察他人的情緒、理解他人的情感,從而與之產生共鳴,促進學生社會情緒能力發展的一種訓練方法。移情訓練一般包括四個成份的內容:情感的辨別區分,訓練學生對形象、聲音、姿勢或它們的結合來判斷他人的情感狀態;角色采擇(role-taking),讓學生能站在他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情感匹配,確定他們自己對可觀察事件的反應并比較這些反應;事件分析,推論行為和情感狀態的原因,打破原來的思維定型和錯誤推論。[13]

二、現代美國社會能力培養研究發展的新特點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20多年發展過程中,社會能力培養在理論和技術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而且,這些技術的運用確實改善了部分兒童尤其是社會適應不良兒童的社會適應能力。但對這些干預研究效果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卻表明社會能力干預只有短時的效果,缺乏長時效果的證據。[14]也就是說,社會技能訓練在短期內對兒童是一種有效的干預,但難以對兒童的社會適應產生長期的影響。圍繞社會能力干預缺乏長時效應問題,研究者對社會能力及培養研究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使社會能力培養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一)注重社會能力研究的概念框架的重新構建與教育培養技術的整合針對元分析的結果,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對從理論到實踐過程的社會能力研究進行反思,重新考慮社會能力的構建問題。[15]一些研究者認為沒有證據表明干預是有計劃或者有目的進行的,所有干預研究的基本目標只是含糊地證明系統的、控制的自變量變化與因變量變化有關,對各變量在社會能力干預中的作用缺乏準確的判斷,因而,影響著對社會能力更深入的理解。[16]另外,一些研究者還認為目前以社會技能干預為中心的社會能力培養模式只能解決社會能力的部分問題,并不能最終解決學生的社會能力培養。[17]社會能力培養必須以對學生的社會系統的完全理解為指導,包括學生和其他個體環境、期望和變量之間的互動。以已有的社會技能研究為基礎,吸收其他學科的思想,重新構建社會能力的框架已受到了許多研究者的重視,社會能力發展的綜合觀就是其中探索的一個典型,它把社會能力的發展視為生物、心理和社會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根據這種觀點,個人的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雙向互動,影響了行為的發展。在新的、潛在有效的變化條件引入時,可能會因為因素間的相互影響,出現因素間的相互強化和維持,促進穩定性。因此,社會能力的概念框架應該把原來社會技能框架擴展到包括生物、生理和社會特點的更大的社會系統框架下。[18]與社會能力概念框架的重新思考相應的,在社會能力干預的技術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分層次的社會能力培養模式已經在學校的社會能力培養和人際關系的訓練中出現,例如在自然環境下的年幼兒童的同伴關系促進的層次干預方案,在干預的初期,對于具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可以進行個別的干預并在課堂范圍內通過對所有兒童的情感干預,以影響兒童的態度,在此基礎上進行自然干預,通過設計自然情景下的友誼活動和利用非人為情景下自然發生的社會行為進行社會能力的教學,最終達到改善與同伴互動相關的社會能力。超級秘書網

(二)出現了從以干預訓練為主向常規課堂中社會能力培養轉化的趨勢社會能力研究和社會能力培養一開始就是針對具有特殊需要的個體發展起來的,屬于特殊教育的范疇。隨著主流教育的實施,越來越多的特殊兒童進入常規學校,與正常兒童一起接受教育,如何在常規教育中促進這些問題兒童的社會能力,已成為當今美國社會能力研究的關注點。同時,從社會能力干預技術在促進兒童社會適應的短期效果分析看,一些研究者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社會能力的培養和不良的社會能力的改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社會適應不良的學生只是把他們從正常的群體中分離出來,希望通過短期的干預是難以產生長期效果的。社會能力的培養應該把特殊教育與常規教育結合起來,把社會能力的培養整合到常規課堂的教學中。許多研究者也認為,即使是一般的學生,也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在常規課堂中進行社會能力的培養,有助于個體的發展。[20]在學校教育中,社會能力可以在三種水平上進行干預,第一級水平(初級干預),包括對全體學生的干預,如建立共同的學校范圍的紀律方案和學校范圍的社會技能教學;第二級水平(次級干預),包括直接的、更強烈的小群體或認為有情緒行為失常的學生的社會技能教學,在這兩種水平上的社會技能訓練一般強調親社會行為的促進;在第三種水平上的干預,干預的強度增加,更加個體化。那些表現出長期有過失的、暴力的或者破壞行為的學生不僅要接受高強度的和特定的社會技能訓練,也要接受更高強度的咨詢、個體化治療方案等。目前,第一級水平的干預已經在社會能力培養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美國教育工作者在中小學開設社會技能、情緒情感指導和對自我和他人的認識方面的社會能力培養的課程,就是針對這一水平的干預服務的。對于社會適應性上有問題的學生,可以先進行專門的社會技能的干預,但最終還要放到常規課堂背景下與其他學生一起接受正常的社會能力的培養。[21]

(三)重視社會能力培養的社會生態化效度取向社會能力培養缺乏長期效果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過分注重人為情景的干預,即在人為的、限制的和去背景化的情景下的弱處理的使用來教社會行為。[22]受訓的學生常常從學校中分離出來,在小群體中進行訓練,干預的內容往往是在特定條件下進行的,如溝通技能訓練中,溝通的對象往往是熟悉的人,往往不考慮更廣的社會行為發生背景,其結果是在處于新情景時,如溝通對象是陌生人時,較難導致訓練結果的遷移,同時,新獲得的技能在自然情景下還會碰到許多更強大的競爭刺激,由競爭刺激引起的行為要比習得的社會技能行為更有效,因而兒童表現出由競爭刺激引起的行為。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年幼兒童的哭訴和抓食物在獲得食物時要比禮貌地要求和等待食物更有效。因此在社會技能訓練時,不考慮社會背景中的刺激因素往往可能會遇到技能的遷移問題。為了更好地促進習得的社會能力方面的技能更好地遷移,從而對學生的社會能力產生長期的影響,研究者提出在學校的干預教育中,應該把正式的教育和非正式的教育相結合。在學校教育中,社會技能干預可以發生于學校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正式的社會技能課程主要發生在課堂場景下,整個課堂都是處于社會技能課程教學之中,或者從課堂中分離出來的小組場合之中。這些安排往往是經過挑選的,是特定的社會能力的干預;非正式的社會技能干預是利用自然發生的行為事件的偶然學習(incidentallearning)來教兒童社會行為,在家庭、學校和社區場合下的許多社會技能教學是以非正式和偶然為特點的,家庭、學校和社區場合中成千上萬的行為事件可以為社會行為的成功學習提供機會。[23]正式的社會技能教學與非正式的偶然學習的結合,有助于提高社會能力干預的生態學效度,更好地促使習得的社會技能遷移到新的情景中。(四)強調社會能力培養要與學生的類型、特點相匹配造成缺乏明顯的社會能力培養長期效果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社會技能的訓練與社會技能缺失的類型不匹配或者與學生的年齡特點不匹配。一些研究表明:大多數研究并沒有對作為社會技能干預的目標行為———學生真正缺乏的且需要的社會技能進行系統的評價。[24]弗蘭克•格雷斯曼(FrankGresham)把社會技能缺乏分為社會技能獲得缺失、社會技能表現缺失和社會技能的流暢性缺失。對這三種缺失的社會技能干預是不同的,社會技能獲得缺失是社會技能的真正的缺失,特殊的干預策略包括示范、指導、行為演練和操作的反饋,而且往往是在保護的、小群體中進行的;而社會技能表現缺失是已習得的社會技能未能表現出來,所采用的干預策略主要是在自然的情景中通過同伴的指導、偶然教學等進行;流暢性缺失則需要行為演練和表現的反饋來確保流暢的行為表現,流暢性缺失的干預可以在小群體或者自然情景中進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根據元分析的研究結果,多模式的訓練優于單模式的干預對兒童的社會行為有更大的效果,但是相對于年長兒童,年幼兒童的單模式的干預要產生更大的效果。對于這個結果,有研究者認為年幼兒童在社會能力上往往是社會行為技能的缺乏,而年長兒童往往是已擁有的技能的失常使用。如果要獲得問題合適地校正的話,對于6-11歲兒童的干預需要考慮學生的社會能力缺失和年齡特點兩方面,根據這些研究結果,研究者建議社會能力干預應該把發展心理學的研究結果更多地整合到訓練方案中,[25]使得社會能力干預的方案與兒童的年齡特點相匹配。

三、啟示盡管美國學者關于社會能力培養的研究還在不斷地探索和發展中,但是他們幾十年的社會能力培養的理論與實踐卻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這勢必對我國開展素質教育,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以諸多啟示

(1)改變教育觀念,重視學生社會能力培養。盡管在我國的教育方針中一直強調要使學生得到全面的發展,但是在學校教育實踐中,往往只強調發展學生的學業能力,忽視學生社會能力的發展。隨著信息和科技的發展,對人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適應社會已成為教育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學校教育理應承擔起這一歷史的使命,把學生社會能力的培養納入到學校的教育目標之中。

(2)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這是實施社會能力培養的必要條件。一方面,學生社會能力提高與發展需要教師的指導,如果沒有教師的有效指導,學生的社會能力將保持在同一水平,在早期社會能力處于較低水平的兒童,在中小學時期甚至日后仍將處于較低或更差的水平;另一方面,隨著學生年齡的成長,盡管同伴關系在學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教師在學生發展中的作用仍然存在,教師對學生社會能力培養的意識和方法的掌握以及對學生社會能力發展的狀況和特點的把握,都會對學生社會能力培養和促進產生影響。

(3)社會能力培養要注重學生的參與性。學生社會能力的形成和發展是在一定的社會交往情境中進行的,只有在與他人的交往過程中,學生才能體察、理解他人作為與自己相同的主體需要,才能促進其社會能力的提高。在學校教育中要重視創設學生交往的環境和機會,在課堂教學可更多地以活動的形式,強調學生之間的合作交往和教師的指導,在交往中促進學生社會能力的發展。

篇（5）

一是承接政府職能轉移日益增多。通過杭州市政協科協界別組組織科技工作者積極開展調研，以提交提案、調研報告、大會發言等形式積極建言獻策，近年來每年被采用提案達20個以上，其中1個提案獲得杭州市政協主要領導批示。二是學術交流廣泛深入。杭州市科技社團圍繞杭州發展的重點、熱點問題，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和課題研討等活動，在促進人才成長、科技創新、學術交流、科學普及、服務群眾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各類學會作為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周、科普日、科技下鄉、重大節日及紀念日等科普宣傳活動中，組織開展科技咨詢、科技講座、編印資料等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存在問題

一是發展水平整體不高?？偭坎蛔?，以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的數量計算，杭州市每萬人只擁有5.4個，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內部管理也不盡規范，專職工作人員少，少有高層次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到科技社團工作，自身能力建設弱，較少能真正承擔社會事務管理任務。二是規章制度供給不足。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實施意見》，明確了政府向科技社團購買服務的范圍，但仍停留在原則性意見階段。杭州市也出臺了《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的指導意見》，由于實踐經驗不足，這些規定還遠遠不能達到指導、考核評價的要求。三是購買資金管理分散。雖然杭州已開放了向科技社團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新渠道，但缺乏一個對購買服務資金申請、受理、審核、撥付、驗收、審計等環節進行全程跟蹤、統籌、協調和監督的綜合部門，導致科技社團在項目前期和后期都存在回款困難。四是機制建設不盡完善。因為專業人才缺乏和沒有引入獨立的第三方組織評價，不能對政府購買服務過程中專業技術問題進行及時有效監督。有關政府職能轉移或購買服務規定中，各職能部門職能轉移工作如何考核，購買服務質量如何考核，如何建立行政問責規章，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三）主要優勢

一是人力資本優勢。杭州市科技社團匯聚了各行各業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具有學術權威、知識密集和人才薈萃的優勢。二是組織網絡優勢。目前，杭州市擁有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及其相關科學的學會（協會、研究會）76家，多學科、跨部門、橫向聯系廣泛的學術性、群眾性和社會性特征突出，與政府聯系廣泛。三是政府支持優勢。從國家到省市各級政府都支持科技社團積極承擔從政府轉移出來的部分管理職能。政府機構改革需要廣大科技社團發揮溝通信息的紐帶作用，協助政府維護市場和社會秩序，從而減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四）制約因素

一是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由于杭州市科技社團的組織特征，其籌資渠道和規模均不穩定，科技社團或多或少地存在資金問題。多數科技社團僅僅依靠掛靠單位支持和業務主管單位的補貼，自主創收能力較差，發展不平衡，影響了參與社會管理轉移的能力建設。二是部門利益保護嚴重。一些政府部門囿于既得利益，不愿將職能向體制外轉移。同時對于哪些職能應該轉移、如何轉移、誰來協調轉移也缺乏相關的規定，使得相關部門無所適從，不知道將自己的職能轉給誰，也不知道怎么轉移，無法明確轉移的范圍與程度。

二、科技社團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對策

（一）加強和完善科技社團立法和政策支持，盡快出臺購買服務機制和清單，為科技社團有序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提供指南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需要從法律法規層面明確政府和科技團體各自職能，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關文件、規章中應明確將有關政府管理職能轉移給科技社團，有關部門應積極支持配合該項工作。適時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發展規劃》和《杭州市政府職能轉移實施方案》，加強對全市政府職能轉移工作的宏觀指導，促進杭州市科技社團的健康有序發展。要破除在傳統的政府職能體系中形成的“全能政府”形象，實現由政府與社會高度統一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管理格局到政府與社會分離，實行社會職能社會化、社會事務社會辦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格局的轉變。逐步釋放政府“權力清單”，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和購買服務清單，培育具備“接單”能力的科技社團。建立杭州市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制度，明確購買公共服務的相關內容：實現預算管理，將購買公共服務的費用納入預算；強化契約式管理，政府和科技社團的責任、義務以及服務要求，全部在合同中體現；建立評估機制和規則，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做到對科技社團在項目合作前進行資質審查，合作過程中進行跟蹤了解，在合作完成后進行社會績效評估。規范購買程序，有關部門要制訂購買公共服務的試行辦法，確保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可操作、有實效。

（二）進一步創新工作模式，以點帶面，重點突破，使有條件的科技社團穩步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

選擇有獨立法人地位、有較大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運作規范的科技社團作為承接者，選擇科技獎勵、職業資格評定、科技評估等職能作為科技社團參與社會事務的具體事項，采取委托授權、契約和招標等方式進行。杭州市級科技團體發展尚處在初級階段，需要提供較為寬松的發展空間，應在加強管理和規范的同時，注重培育和扶持。杭州市政府應在以下方面給予扶持：對市級科技團體用于公益性事業發展的經營性活動，給予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政府對市級科技團體開展的各種學術活動應給予資金的扶持；鼓勵杭州市級科技團體以招投標等方式開展咨詢、論證等工作，形成多渠道的資金來源?？萍忌鐖F參與社會管理轉移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持，資金和資產也是科技社團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大力爭取政府的資助，協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開展公益活動，從一定程度代替政府部分工作，有效地彌補“政府不足”和“市場失靈”。

（三）進一步提升科技社團的服務能力，為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夯實工作基礎

要健全內部治理結構，以組織價值目標為主旨，進一步規范組織結構的設置和運行規范。形成權力機構（會員大會）、執行管理（學會或理事會）與運營決策機構以及監察機構之間權責明確、相互制約、運轉協調和決策科學的統一機制，同時還應接受外在的監督。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堅持社會化、職業化的人員管理原則，提高服務素質，提升組織聲譽，擴展服務對象，增加服務性收入，增強會員認同感與歸屬感，吸收儲備人才；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訓等一系列科技社團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發揮人力資源的積極性、創造性，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要完善財務管理制度，重視科技社團財務管理的規范性，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和科學合理的預算制度以及加強社團內部財務管理和內部控制機制，尋求在滿足公益需求的同時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提高自身社會公信力。要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提高杭州市科技社團工作效率。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公益運作流程，實現組織的網絡化，廣泛應用于杭州市科技社團決策、籌資、營銷、服務和信息共享等各個環節。

篇（6）

1．2社會因素：許多女性會擔心子宮切除后會導致婚姻破裂，這也是子宮切除術給女性帶來最大的困擾，護理人員要做好患者配偶及家屬的思想工作，動員其多給患者關愛。同時要明確告訴患者手術不會影響正常的性生活［6］以及女性性征，盡量減輕患者的顧慮，讓患者以輕松的心態接受手術。術后患者有疼痛、易激惹、不愿運動、睡眠不佳等狀況，要多與患者談心，同時囑咐患者家屬多給患者一些心理支持，適當情況可以組織患者相互交流，給患者更多的認同感，降低患者的孤獨感。

1．3抑郁與焦慮的判定標準

評分標準采用焦慮自評量表和抑郁自評量表。焦慮與抑郁自評分越高，患者的焦慮與抑郁情況越嚴重。

1．4統計學方法

發放護理滿意度調查問卷，建立Excel數據庫，并采取SPSS19．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表示，采取χ2檢驗，計量資料以（x珚±s）表示，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2組焦慮與抑郁情況比較根據實驗結果得知，術前未經護理干預時，2組焦慮與抑郁自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護理干預后觀察組焦慮與抑郁自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2．22組護理滿意度比較觀察組發出150份調查問卷，回收147份，有效130份；對照組發出150份調查問卷，回收142份，有效126份。觀察組的護理總滿意度為96．92％，對照組為85．71％，2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篇（7）

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經濟職能促進經濟子系統內部的聯系，通過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這一系統的和諧。(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分散的農戶聯系起來。古代中國國土遼闊，小農經濟又使人們處于十分分散的狀態，無力應對天災人禍和興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需要它來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蔽覈糯鱾€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它們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道路和運河來滿足農業生產的灌溉和交通運輸等需求，保證經濟子系統的順利運行和發展。封建皇權還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農業生產，通過委派地方官吏來“勸民農?！薄⑿獭稗r本”政策、促進農業技術傳播，督察農業生產。這樣，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經濟子系統內部分散的諸要素一定程度上聯系起來了。(2)封建皇權通過消除子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維護經濟子系統的穩定。為了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極力消除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維護農業生產系統的穩定。一方面，他們經常扮演調和階級矛盾的角色。如實行“均田制”，讓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獲得一份土地，這是傳統社會的政府利用其強制力進行土地資源配置的正式制度。這使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與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強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維持這個系統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們也賑災，救助受災農民。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災害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威脅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統治者也不敢掉以輕心，通過賑災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并以此來顯示皇權統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權的強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脅鄉村社會系統的不穩定因素。

2．通過“鄉紳自治”維持鄉鎮政治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鄉紳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間的意見，聯系廣大農民。社會系統的維持并不能完全靠壓制，尤其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鎮地區，權力的運行不能完全單向度的由上而下，因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保?1］皇權止于縣，把鄉鎮管理的權利交給了鄉紳，這樣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饋民間意見，實現一定程度的上通下達。鄉紳與異地為官的官員不同，他們沒有離開故土，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鄉里百姓往來密切并且有著休戚與共的厲害關系。他們能夠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關鄉村與村民的信息反映給當地的官員，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對數目龐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錯誤決策而導致官民的直接沖突。因此鄉紳起著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保持了系統信息的暢通。(2)“鄉紳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與農民的利益，維護政治子系統的穩定。鄉紳一般都是官方舉辦的科舉考試中獲取功名的儒生，他們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權在廣大鄉村的人?！凹潤唷币揽康牟⒉皇潜┝?，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13］所以，鄉紳是一種農村社會的內生型權威，它不具有國家這一外生型權威的暴力性質，因而，有功名而無官職的“鄉紳”成為把封建皇權與鄉鎮居民聯系起來的橋梁。鄉紳因其來自民間的身份，決定了鄉紳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地方利益。通過鄉紳自治，可以形成中央與地方利益盡可能地協調。鄉紳的角色是雙重的，即起到保護鄉民和鄉里社會的作用，也起到替統治者管理鄉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鄉紳管理廣闊的農村地區，不僅得到鄉紳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賴，也維護了整個子系統的穩定。

3．通過“科舉考試”維持鄉村文化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通過科舉考試有效整合鄉村的文化精英?？婆e考試的成熟與完善對意識形態下沉到鄉村，形成廣大鄉鎮地區的文化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婆e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對廣大鄉村開放，它不論出身、不論門第，使廣大農村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14］這給許多農家子弟帶來了希望，他們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這一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廣大鄉鎮的文化精英凝聚起來，成為對中央皇權的積極支持者。而且這一選官制度也注意到選拔人數在地區之間的平衡分布，極力消除地域差異，保持各地之間的文化聯系。各地儒生由于對儒學的共同興趣而相互往來和交流，促進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在廣大鄉村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統一。(2)通過科舉考試維護了儒家意識形態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獨尊地位，保證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封建皇權緊握科舉考試這一“指揮棒”，以儒家學說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樣促使了儒家學說在廣闊的鄉村的傳播，一些農家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舉考試也造就了一批鄉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鄉紳往往成為當地弘揚儒家文化的中間力量，即使是沒有獲取功名的儒生，在傳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說、戲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文藝中，深刻影響了居住在鄉村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使鄉村居民對封建皇權的統治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同時鄉村有條件的村民通過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讓他們考取功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系統輸送人才，形成一個內部的良性循環。儒家意識形態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又通過封建皇權的大力弘揚，并且與植根于鄉村的選官制度相結合，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識形態的競爭，保持了“獨尊”的地位，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系統，并且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

(二)強化社會子系統相互之間的制約，維護社會大系統的穩定

1．通過鞏固小農經濟，防止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失控(1)落后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下，廣大農村居民保持一種分散的狀態。他們這種分散的狀態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沒有團結起來的力量，無法對抗封建皇權。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組織，只能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的宗族組織。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組織是中國封建統治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家族組織通過儒家意識形態而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封建君主就是這個放大了的家庭的總家長。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子系統就是矗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及這樣的經濟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之上。封建皇權保護小農經濟就能夠維護鄉村社會的宗法結構，宗法結構的穩固保證了家國同構的中央皇權的行使。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流動，從而導致宗法關系的松散，威脅到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小農經濟而遏制商品經濟的原因之一。(2)鞏固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意識形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也為這一基礎服務。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15］沒有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封建家庭結構，儒家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權通過保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可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則必然改變封建家庭結構，產生多元的思想，最后沖擊到儒家意識形態。

2．通過政治權力強化對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制約(1)通過政治權力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萌芽的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因為封建統治者認識到經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們“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保?6］他們“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17］這樣商人的人身和財產自然就得不到保護，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手工業為官方所壟斷，民營手工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說的，“后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上已盤旋而不進”［18］就是這樣導致的。這種狀況有利于皇權的統治，小農經濟的落后和封閉，使廣大的鄉村農戶就像一個個的“馬鈴薯”，分散而無力，需要統治者“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19］(2)通過政治權力進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權對農村的管理單靠武力或嚴密的官僚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廣為群眾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通過政治權力，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統治者大力弘揚儒家文化。自漢朝以來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獲得明顯的效果，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權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達到對鄉村的意識形態控制。科舉考試使鄉民可以通過學習儒家學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使廣大的鄉鎮儒生專注于研究儒家學說而放棄對其他學說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廣設“文字獄”進行思想控制。對任何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和文化進行徹底的清洗，這樣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3．通過弘揚儒家文化，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維護封建皇權對鄉鎮的政治統治(1)鞏固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有利于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包含著“重農”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張“民以食為天”、“不奪農時”、“不違農時”等，把農業生產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認為財富只能從農業中產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強本論”，把農業生產與富國富民聯系起來，并且明確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成為后來很多朝代重農抑商的理論根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極力維護小農這一經濟基礎。它有一套與農村家庭倫理緊密相關的完整價值觀，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范，有利于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2)大力弘揚儒家學說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單靠武力就能夠統治的，所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導致對統治者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封建皇權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弘揚，達到了降低其統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學能夠順應專制皇權發展的需要，通過文化制度對皇權的充分肯定，把皇權的統治法理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達到“對權力的無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構建?！保?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鄉紳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達到管理的目的。這種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编l紳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員或者退休官員組成，精通儒家學說，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輸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達到教化民眾進而控制思想、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在鄉紳的幫助下，使廣大鄉村“形成了國家官僚機構枝干下的廣泛而穩固的根基，從而把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不可思議地組織起來了?！?/p>

二、我國傳統社會鄉鎮社會治理的教訓

(一)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使一切新生事物無法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封建皇權為了維持系統的平衡，扼殺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經濟方面，除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外，還極力阻止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的形成?；实劬哂袑τ谔煜乱磺胸敭a的最高所有權，只有在這個最高權力的有效統攝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權才可能是“合法的”。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統治方面，封建統治者除了維持高度中央集權外，在農村則極力維護鄉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過家族的力量實現對個人的人身控制。個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受到父權、夫權和族權的嚴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發展。德治與法治是對現代社會進行良好管理的兩大法寶，我國的傳統社會的管理者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卻阻礙了法治社會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對最高皇權的制約，但是我國傳統社會皇帝的特權凌駕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罰臣民對神圣君權制度和宗法社會秩序的觸犯。［24］這樣就使得法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皇權制度的法律只能越來越多地屈從和服于權力的專制性，所以與這個進程相同步的，就是人們對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義，給予越來越多的懷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權對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處于“萬馬齊喑”的狀態。思想文化領域由領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的社會治理無法改變一治一亂的循環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強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利用無形的組織，紳士之間的社會關系，去防止權力的濫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權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痹谶@種體制中，人民發揮的作用甚微。單靠皇權制約的官僚機器，難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仍然無濟于事。歷史上開明的皇帝總是少的，昏庸的皇帝總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時一個開明的皇帝，短期內開明是可能的，而長期的開明卻是少見的。當皇帝昏庸時就無法有效監控整個官僚體系，也容易導致宦官和外戚專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龐大的官僚集團就會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破壞了經濟子系統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識形態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換代也隨之發生。這也是我國傳統社會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循環的原因。每次改朝換代都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國家陷入動蕩中，若干年才能恢復。而且每次改朝換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樣就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p>

三、我國傳統社會治理對當前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管怎樣，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為我們今天創新鄉鎮的社會管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益的啟示。

(一)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社會，我國的經濟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場是當今能夠把廣闊的農村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場的存在，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對鄉鎮的有效管理就應該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在鄉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起符合市場發展的健全的法制環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機制，有利于市場良性發展的產權機制。鄉鎮政府機關，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在市場意識淡薄的廣大鄉村，擔負起市場培育的職責。鄉鎮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認識市場的規律，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并根據市場規則來檢討自己的行為，減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間接手段，引導鄉鎮居民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創立合作社等，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服務，引導他們積極有序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通過市場的發展，把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與全國乃至世界聯系起來，把農村這個經濟系統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全面開放的系統，改變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況。

(二)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與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相適應我國傳統社會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但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畢竟只下沉到縣一級，為廣大農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間，這也恰恰是封建統治能夠長期維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先生認為，要提高鄉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的，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啟發和領導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逐漸多元，社會事務繁雜多樣，以前的管理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實踐中，要轉變管理理念，拋棄傳統的為民做主的思維，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鄉鎮等政府部門不是把政府權力下沉到鄉村的每個角落，而是積極推行村民自治，落實“群眾事務，群眾管理”的原則，讓群眾成為管理的主體。只有給鄉村社會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間，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傳和下達，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內信息的暢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發展，也可以避免公權力的過度干預而形成好心辦壞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對抗。政府甚至要主動培育鄉村民間組織，讓它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分擔鄉鎮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責，形成一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管理模式。同時也要通過群眾的積極參與，來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改變傳統社會權大于法，使權力無法真正得到制約而造成基層政權無法無天的現象。

(三)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為指導，這一價值體系為維護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統一人民的認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在今天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輿論不一”也成為常態。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除了要繼續執行主席提出來的“”外，還需要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達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統一認識和整合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產物，它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協調，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綜合所有認識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具有“最大公約數”的特點，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必然要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相協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來檢討政府的管理行為，做到行有依歸。同時鄉鎮管理部門也要通過自己有效的管理行為引領鄉村的社會輿情，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新時期凝聚廣大鄉鎮居民，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篇（8）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網絡是什么?十多年中有過許多回答。今天重提這個問題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實并非已經清晰。首先聲明，我不是從工程技術的角度來探討網絡的本質，而是追問網絡的文化社會意義所在。似乎可以說，本文探索的是網絡對于“人”或“人類社會”來說是什么。網絡無疑已經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響，它向前延伸的每個新進展，都使網絡在遠離起點的時候越來越需要人們反思它的社會本質。

一、網絡概念的變遷和網絡發展以及與此對應的人們認識的豐富和深化

網絡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時間的順序，出現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說網絡是“第五媒體”，是排在包括雜志在內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是“第四媒體”，是排在不包括雜志在內、在新聞傳播意義上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只提“網絡媒體”，而回避了“網絡作為一個整體是什么”的問題。還有的說，網絡實際上是“信息平臺、虛擬空間和商業平臺”。有的說網絡開辟了“第二媒介時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問“網絡是什么”，而只是用經驗和直覺來從傳統的框架來觀察網絡新媒體，如博客、維客、流媒體、網絡電視等等。

這些概念的變遷真實地表現了我國學者、研究者和業界對網絡認識的軌跡。從泛泛地談網絡是什么到具體地談論網絡的形態——“網絡媒體”、“新媒介”；從既成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框架“內部”來理解網絡到從更大框架——與傳統社會、傳統媒介時代對立的大視角——來理解網絡；從具體的媒介形態的遞進和演化上升到能夠意識到媒介代際的更迭；從試圖研究網絡的本質到暫時放棄本質等待網絡自身發展成熟后解答。這個軌跡明顯地體現出人們對網絡研究的深入，也從側面折射著網絡自身的成長。

二、網絡的本質在爭議和反復中漸漸顯露

如今網絡已走過童年期，童年期的網絡遠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輪廓，人們只能根據有限的、暫時的現象近于臆測網絡的本質。今天的網絡展現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現為：網絡發展從早期的直線上升到現在的平穩上升，無論是網絡用戶，還是網絡的技術的原創推出，都展現了同樣的趨勢。網絡用戶告別了此前的瘋狂的增長，而原創性的技術也放緩了研發的腳步了。“三個月一年”的“互聯網年”節奏[1]和“光纖定律”[2]已經成為一個沉入歷史的輝煌記憶。這些現象都證明這個網絡的本質已經漸漸浮出水面。我們知道每個新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成熟期，也就是形態和屬性基本“定型”的時期，甚至是“類型化”的時期。這就是我們追問網絡本質的根據，這是一個網絡相對定型可以理解的時期。

不懂得歷史，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同樣，不知道網絡在歷史上出現的概念和理解，我們也無法直接推斷網絡的本質，從源流開始梳理，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質，而且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時期的網絡研究，懂得它的價值和意義，明了它的缺點和局限。下面對歷史的角度對網絡的概念進行梳理：

（一）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的階段

“網絡是什么”的問題最早是用“網絡與媒體的關系”的方式提出來的。這是因為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媒體關系到人類“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們最渴望理解的是，網絡對于當今時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眾媒體有何種影響的問題。研究者首先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把網絡看成是傳統社會中大眾傳播系統中的一個媒介形態。這種理解很顯然無法容納網絡中表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異質的、非大眾傳媒的特點和屬性。把不同的東西混淆到一起，顯然是牽強而缺乏說服力的。這個思路無法真正解決網絡的定位問題，更無法達到對網絡本質的思考。

作為“媒體形態的一種”，先后出現了“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體考察，從時間序列上說，網絡不是“第五媒體”，更不是“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這點已有公認；從承載內容的性質和符號載體上說，網絡也不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點有些復雜，我想從“媒介的特質”和“傳播的意義”兩個角度來說明。

首先從“媒介的特質”的角度考察。我們知道，信息的載體是符號，符號傳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質。新聞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媒體。他們的最大特質是各自擁有獨特的符號系統。報紙主要靠文字；廣播主要靠音響；電視靠以影像、聲響為主，文字為輔。獨特的符號系統，是識別三大傳統媒體的基本依據。而網絡的符號仍然是文字、聲音和影像，只是綜合利用，并沒有創造出新的傳播符號。

然后，從“傳播的意義”的角度做考察。傳播的內容是新聞、神話傳說還是歷史知識也是媒體定位的標志?！叭竺襟w”都是在“新聞的意義”上談的。所謂在新聞的意義上，是指他們都以新聞為本位，為重要任務。而網絡顯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實時聊天、電子郵件等等。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旨趣，從總體上網絡傳播是“大雜燴”，并沒有形成對新聞的重點強調。

以上分析看出，把網絡從“媒體”或“媒介”的角度，進行傳統或習慣意義上的排名歸隊，無論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當的。

（二）把網絡的討論分解到“網絡具體形態——網絡媒體”的討論的階段

網絡與媒體關系探討的突破，就是把“網絡媒體”的概念從宏觀抽象的網絡的大概念中抽取出來，而從網絡的一個形態組成來考察，單兵直入的討論獲得了成果。

“網絡媒體”的提法，就是在這個認識背景下升溫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體”的概念，“網絡媒體”成為人們討論網絡時的主要探討對象。[3]“網絡媒體”的界定有很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網絡傳統新聞網站媒體和商業網站媒體，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具有某些大眾傳播媒體特征，具有“準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因為龐大的網民規模支持著網頁的瀏覽率。當然“按照傳播學的定義，一種媒介使用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1/5，即可被稱之為大眾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著龐大的受眾群，也不能斷言它已經成為大眾傳媒；但是根據互連網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肯定“網絡媒體”成為大眾傳媒是未來的必然。這個階段的探討進入了網絡的具體形態組成，討論因為具體化而更為集中，對象的特性也更為清晰，“網絡媒體”概念的出現表明人們對網絡的認識開始深化。

“網絡媒體”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問：網絡作為整體不是媒體，但網絡的組成部分“網絡媒體”是媒體；我們可以暫時擱置是“第幾媒體”的爭論，至少從“網絡媒體”概念中，我們長期感覺到的網絡具有的“大眾傳播”的性質終于落到了實處，而不必忍受這樣的困惑：一方面強烈感覺網絡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屬性和特點，一方面卻清楚地察覺到網絡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巨大差異。這兩個感覺形成了一個在傳統認識框架里解決不了的悖論?！熬W絡媒體”概念破解了這個難題。

“網絡媒體”回應了此前我們關于網絡是“第幾媒體”，是不是媒體的討論；同時網絡與“網絡媒體”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網絡是什么”的復雜和困難。

（三）“網絡媒體”不過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延伸”

進一步的追問是，“‘網絡媒體’究竟是什么樣的媒體”？具體化這個追問，我們需要搞清楚“網絡媒體”有哪些特點和意義。它與傳統媒體有怎樣的不同？是本質意義上的不同還是表面的差異？前面擱置的問題再次提出，它與傳統的三大媒體是什么關系？網絡媒體是一個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還是一個和睦友好的鄰居？是一個熟悉的同類還是一個陌生的異類？

從媒介符號來說，傳統媒體各有自己獨特的符號語言系統；而網絡媒體沒有?！熬W絡媒體”的新聞載體仍然是傳統媒體的符號語言系統，包括文字、聲音和影像。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媒體”似乎并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類，而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鄰居?！熬W絡媒體”并不具有本質意義的特殊性，更多地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模仿”和重新組合。

從內容上說，無論是網絡傳統新聞媒體網站，還是商業網站的新聞傳播，都是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的“延伸”。新聞網站從內容到形式，極大程度地依賴著傳統媒體的資源。商業網站在主要意義上也只是傳統媒體新聞的重新組合，而非本質意義上的顛覆或反叛。

所以，把“網絡媒體”理解為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發展延伸”，是一種合理的邏輯。網絡媒體是延伸，而不是創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闖入；是文明的變遷，而不是文明的斷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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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網絡看成是“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階段

這個階段，人們看到了網絡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復雜的性質。正像“網絡媒體”概念的提出一樣，“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同樣表達了人們分門別類研究的努力。既然整體的認識很難達到，我們不如分別表述這個復雜的對象。“網絡媒體”概念是對網絡組成形態的個別研究，而“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提法則是對網絡功能的總體上的分類研究，前者是微觀的，后者是宏觀的。這些認識終于深化和豐富了人們對網絡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為網絡做一個定義。

同時，“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的意義還在于，超越了“媒體”的說法。這個提法能夠從更宏觀的層面認識網絡的社會本質，為未來更準確地理解網絡提供了一個臺階。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一個分類的視角，如果網絡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更本質的概括。

（五）網絡就是虛擬世界

具體的、分類的角度看問題解決了許多基礎性的問題，那么我們來從宏觀的角度考慮問題。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相互映照，那么“網絡媒體”的母體網絡呢？網絡的對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網絡的對照物和聯系，我們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網絡是什么”的答案。這個思路接近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質是什么”的思路，馬克思如此定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5]

經由關系、聯系來解釋本質，是一個合理的路徑。由此知道，“網絡是什么”，當然也可以從網絡與對照物和網絡的全部聯系中，認識網絡的位置、特點和作用，那么“網絡是什么”的問題也就得到一條清晰的出路。

“網絡是什么”的長期爭論展現了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其復雜表現為網絡上形態眾多，作用和影響各異；其多變性表現為網絡上原創技術出現周期很短，網絡組成部分新成員不斷增加，新功能不斷開發，原有的形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這里出現了問題：我們長期從“網絡和媒體”的角度來試圖認識網絡的本質。結果證明不成功。我們在探討“網絡是不是媒體，是第幾媒體”的時候，長期糾纏不清，認識混亂。我們把“網絡是不是媒體”這個問題拋開，跳出這個狹隘的怪圈，直接討論網絡對于人意味著什么？

用信息流的觀點來看待網絡可能更能接近網絡的本質。信息總是從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復雜流動，也可稱為精神交往，成為信息時代的非常重要的內容。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就是一個推動信息流動的計劃。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為乘客；那么網絡上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網絡就是道路。三者的關系就是“乘客、汽車和道路”的關系。同樣，我們觀察另一個系統，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種形態的傳統媒體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車，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現實世界可比喻為道路。那么我們面前有兩條道路，道路奔跑著形態不同的汽車，汽車里坐著乘客。

這個比喻的意義在于，把網絡和現實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對存在，互相作用和影響。那么，網絡能夠承擔這樣大的比喻么？網絡有資格成長為足以與現實相對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從歷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日本學者藤竹曉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6]這些概念都傳達出這樣的含義：在一個走向信息社會的時代里，大眾傳播媒體營造的信息空間，已經構成了一個區別于現實環境的“第二環境”，也即“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盡管當時這個環境還沒有足夠完整、真實和獨立。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環境”、“擬態環境”在網絡的催生下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學鑾使用的“網絡社會”[7]，開辟了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時代”[8]，發展出一個張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們將面對著劉建明提出的“雙重存在”的“社會”（即領土意義上的國家社會和超級信息和觀念全球化的社會）。[10]

我們深知，網絡在傳播技術方面的優勢遠勝傳統大眾媒體，它對“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的構成起到更為巨大的作用。社會演變的信息化，信息傳遞的網絡化，這兩個趨勢就決定了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現實社會和虛擬社會，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對立而存在。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聯結和影響。

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車”的比喻，可以置換為比喻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顯然存在著兩種“大地和房子”，現實大地上建造著現實中的傳統媒體形態；虛擬大地上建造著虛擬中的網絡媒體形態。在本質上，虛擬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現實大地的一個變形的折射；同樣在本質上，網絡媒體形態不是“創新”的產物，而是傳統媒體形態在虛擬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這個比喻超過了傳播的意義，而是建造了一個“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說，傳播畢竟強調的是信息的流動和疏離個體的連接；那么“世界”的概念顯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駐留和傳播，固守和變遷，穩定的秩序與流動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筆者的觀點水到渠成，“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超過了“作為傳播媒介的網絡”，更充分而且有說服力地解決目前網絡理論解釋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糾纏，也是我們對網絡本質認識發展的新階段。

[參考書目]：

[1]方興東：《“網絡社會化”新時代的來臨》，參見陳衛星主編：《網絡新聞和社會發展》，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2]閔大洪：《網絡傳播研究亟待加強》，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閔大洪：《網絡媒體定義與中國網絡媒體生態環境》，參見鄧炘炘李興國主編：《網絡傳播與新聞媒體》，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4]杜駿飛：《網絡新聞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陳力丹，第1版，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7]彭蘭：《網絡傳播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篇（9）

二、政府誠信能夠增強社會管理的軟實力

政府誠信與社會管理的關系還表現在政府誠信能夠增強社會管理的軟實力。由于社會管理涉及到的范圍是相當廣的，而且社會管理還存在難度大、強度高等一些問題，所以社會管理很需要一定的軟實力去保障社會管理的順利進行。在我們當今的社會管理中，由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誠信缺失的例子是非常多的，而且因為誠信缺失所導致的社會問題也是相當多的。為了進一步緩解社會管理中各種復雜利益的協調，以及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加強社會管理的軟實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作為社會管理的主導力量，顯然，增強社會管理的軟實力責任就落到了政府的肩膀上。因此，政府應該樹立一個高大的形象，做出榜樣的力量，來保障社會管理的軟實力，這就涉及到了政府誠信。政府樹立良好的公信度，從而來帶動社會誠信的建設，進一步促進社會管理的順利進行。所以說，政府誠信能夠增強社會管理的軟實力。

三、政府誠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市場失靈”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由于市場失靈所造成的是新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在我國的社會管理中的誠信建設是非常薄弱的，不僅出現很多的問題，還有許多的矛盾出現。政府在社會管理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而且政府誠信能夠促進社會管理的順利進行，促進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從另一方面來講，社會管理有助于政府誠信的建設，社會矛盾消除，社會秩序穩定，都會歸功于政府，顯然政府誠信就樹立起來了，政府因此也會具有一定的公信力，進而可以去解決一些市場問題。因此說，政府誠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市場失靈”。

篇（10）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會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會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導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為社會管理提供思想保證，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國家才能健康有序的發展。思想政治工作社會管理功能具有導向作用。現如今社會在高速的發展，社會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務就是引領主流意識形態，引導人們擁有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思想政治工作必須著力加強思想文化建設和宣傳工作，形成先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良好局面，保證人們的利益，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時，在堅持主流意識時，倡導形成包容、多元、互補的文化氛圍，為創新社會管理提供思想保證。

2.發揮社會教化功能，讓社會擁有良好的氛圍

思想政治工作應充分發揮其社會教化功能，不斷凈化社會風氣，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讓各種工作高效運轉。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會效率，當今社會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文化多元給管理社會帶來了不小的麻煩，當代的年輕人更加追求新鮮事物的刺激與享受，追求與眾不同、標新立異。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發揮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導年輕人的心態，減少人們因為價值取向、價值判斷上的差異所帶來麻煩摩擦，減少社會問題。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會管理的應變性

社會管理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關鍵是人，每一個人都會有屬于自己的個性，性格特點，在社會中每個人之間都會或多或少的存在差異，不同人的生長環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狀態都會影響人的社會行為。而社會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強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對比較柔和。思想教育是將良好的社會觀念，社會觀、人生觀、價值的判定在無形中傳播給人們，讓人們自己先進行判斷什么是對與錯，這樣無形中的傳播不會讓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補社會管理中規章制度所帶來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開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會道德，社會規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們的價值判斷，價值選擇，人們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回報社會，讓社會良好運轉，不斷發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進社會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國擁有廣大的人口數量，人是社會動物，在一起必然會出現一些問題，其中社會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會正常發展，必須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個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F階段我國正處于發展中階段，部分體系可能還在完善當中，滿足不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時社會競爭壓力的不斷加大，普遍讓人們情緒無法得到有效的緩解。這時候就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讓人們從認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變，提升人們對于生活的幸福指數，讓人們擁有幸福感，不會出現消極的態度，所以必須由思想政治工作推進社會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會管理中協調社會關系

社會的長治久安，長遠發展，必須有長久的眼光，從全局出發，不能僅僅只局限于一隅，看問題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會拖動社會管理的有序運行，想要得到更好的發展，就要從實際存在的問題出發，積極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斷提升科學文化水平，發展經濟，發展科技，了解國家各個地區的經濟生活，民俗現狀，尊重不同地區的不同的價值觀念，調整發展的方向及目標，讓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體現。同時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深入貫徹落實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完善到社會的機制當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滿足人們對于社會當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訴求，從而使社會高速有效地運作，讓社會得到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