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4 16:42:28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1教師直接對比法
比如在講到古希臘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時,如果按照傳統的教學方法一一介紹柏拉圖的生平、思想體系和對后世的影響就會顯得枯燥乏味。筆者在談論到這部分內容前會布置學生查詢和閱讀中國古代圣賢孔子的資料,在課堂上教師主要介紹柏拉圖,當遇到其經歷或者觀點上與孔子有契合處時會邀請學生講解有關孔子的相關內容。譬如筆者提到柏拉圖在早年時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開辦學校向青年們傳授他關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論,他所創辦的“學園”成為西方最早的高等學府。這時學生已通過前期準備了解到孔子的經歷,他們能夠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極大的一部分時間來周游列國,在從政失敗,沒能找到賞識他建議的君主后從事教育興辦私學,開創中國私學之首。學生們此時會驚異于東西方兩位先哲在經歷上驚人的相似,因此對了解柏拉圖思想表現出強烈的愿望,教師這時由淺入深,在學生建立了對柏拉圖初步了解后引入較為難理解的這位哲學家的思想體系,筆者從兩位先哲對人之本性的觀點開始,學生通過提前閱讀了解到孔子認為所有人本質上是善的,或者說經過教化后可以成為善的。筆者在此解釋柏拉圖與孔子思想的迥異,柏拉圖認為大多數人容易被暴君或貪欲欺騙,因此他們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權的人,即“護衛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鬃訌娬{的是廣泛的人類行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種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達人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觀念[4]。而柏拉圖則強調受過精心教育的統治階層的行為。通過解釋在人性看法上的差異,教師進一步擴展到他們各自對理想政府和社會規范等方面觀點的不同,并和學生一起探討他們對中西方文化產生的廣泛深遠的影響。讓學生在課堂講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夠加強他們對目標文化的興趣和理解力。課程中師生的積極互動改變了傳統文化教學中教師滿堂灌、學生被動、孤立學習的方式,將死板的教師“一言堂”變為輕松活潑的“中西文化歷史小型研討會”。
2按教學反饋對比法
除了邀請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進程中和教師一起通過中西方對比探討西方文化發展的特點外,教師還應該時刻密切關注學生對所講授內容的反饋。當學生表露出對某些歷史現象的發生表示不解時,教師應該認識到這樣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歷史發展上造成的文化差異構成了學生理解的障礙。筆者在開始講授古羅馬帝國時期時首先介紹古羅馬在進入帝國時期后從公元一世紀后期到西羅馬滅亡的三個多世紀內絕大多數皇是非正常死亡,這些貴為皇帝者的結局均十分悲慘,他們或被敵軍殺死,或被自己人殺死,抑或因絕望于別無選擇而自殺。學生對此表示非常驚訝和不解。這時教師應適時指出學生們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為這一階段的羅馬皇帝與我國歷史上大多數皇帝的命運千差萬別,因此文化教學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標文化的對比激發了學習者學習的興趣。教師需要進一步對比說明古羅馬帝王和中國皇帝主要的差別。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選不同。羅馬帝國的元老院、禁衛軍和軍團互相傾軋、不擇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內戰由此頻仍爆發,國無寧日。政局混亂導致皇位的風雨飄搖,帝王如同走馬燈似得更換。因此,對每一位羅馬帝王來說時刻都是危機四伏、性命攸關[5]。而中國從夏朝的禹開始實行王位世襲制到秦朝時確立了延續整個封建時代的帝王世襲制,這種世襲制通常有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兩種方式。雖然無法保障候選人有做明君的資質,但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皇位的平穩過渡和朝代的穩定[6]。因此與古羅馬歷史相比,因為爭權奪位導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國歷史上是較少的。在解釋完皇帝來源不同后,教師可擴展到皇帝權力方面,可以選取有代表性的古羅馬皇帝和中國皇帝,比如把開創羅馬帝國時代的屋大維和確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進行對比說明。通過教師及時的講解和闡釋引發學生對目標文化的反思,能夠提升他們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客觀分析能力。
一、轉變思想,更新教學理念,改變學習方式,合作探究進課堂。
新課程理念要打破以講授、灌輸為主的教學方式,倡導學生參與合作,師生互動,探究創新的教學模式,努力引導學生自主鉆研,鼓勵他們求異創新,主動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
1、合作學習是化學學習的一種重要手段。新課程的實施中更注重讓學生在合作學習中獲取進步,在互動合作中獲取知識應成為學生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同學之間相互取長補短,集思廣益,共同提高。所以在教學中要教會把學生置于集體之中,處理好個人和集體的關系,學會合作學習。
2、科學探究活動是學習化學的重要途徑?;瘜W是以實驗為基礎的一門自然科學,在教學中,提倡和鼓勵學生通過化學實驗進行探究性學習,要盡可能創造條件讓學生多動手參與實驗操作,努力發揮化學實驗在探究性學習中的作用,激勵學生改進實驗方案,參與設計。如在“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這節教學中,講述二氧化碳與水反應這一性質時,先把鹽酸滴到紫色石蕊試液中,然后又把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試液中,讓學生去分析二氧化碳使石蕊試液變紅的原因。給學生創設問題情境后,學生通過猜想與假設,收集資料,設計實驗,交流討論等環節,最終得出了科學結論。這樣就成功地把書上的演示實驗轉變成了探究性實驗,從而引導學生通過實驗去發現和探究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實驗中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使學生的學習方式實現由被動接受式向互動探究式的轉變。
二、培養和強化興趣,激發求知欲。
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興趣是求知的巨大動力,發明創造的源泉。興趣的培養在于誘導。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因勢利導,引導他們及時排除不利于發展學生認識興趣的因素。有針對性地幫助他們掃除學習中的障礙,喚起他們對學習的興趣,使他們能積極主動自覺地學習。
初中學生剛接觸化學,開始會對化學頗有些興趣,尤其對化學實驗更感到有意思。教師在給學生開始上化學課時,以實驗首先展示化學的奧秘世界:(1)?把一張已用酚酞溶液寫好“化學”晾干的掛在黑板上,再用裝有3%的氫氨化鈉的小噴霧器噴射在白紙上,立即呈現“化學”二字。(2)?水中生火(將一小粒白磷投入盛裝沸水的燒杯中,用小氣筒通入空氣)。(3)?清水變牛奶,白酒變汽酒。等上述實驗使學生情緒高漲,渴望知道其中奧秘,此時教師因勢利導告訴學生,這些奇特現象的奧秘,將在初中化學中一一學習。這樣學生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
三、貼近學生的生活,開發化學課程資源。
新課程要求教師是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新教材留給教師的空間很大,要求我們不僅能使用教材還要能駕馭教材、補充教材,開發一切可以開發的資源。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化學與人們生活越來越密切,日常生活就可以成為化學學習資源;只有將學生已有的生活知識和經驗設計成富有情趣的學習活動,使學生從熟悉的周圍事物中學習,理解知識,感受課堂知識與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變“教科書是學生的世界”為“世界是學生的教科書”,這樣才能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同時,我們的教學不能片面地停留在“是什么”、“為什么”上,還要更多地在“如何做”上下功夫,貼近學生的個體實際,貼近學生的生活實際,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任務型建構教學
任務型教學是以任務為中心,基于建構主義理論的教學法。其強調的是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和引導者,而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中心和主體,教師通過引導學生在課堂上完成任務來進行有目的的教學。任務型教學法還強調,學生的習得和知識建構過程,提倡交流參與的學習方式。因此,任務型建構教學要求教師應當圍繞特定的教學內容和目的,設計出具體可操作的任務,學生則通過探究、交流、合作等學習方式主動建構知識。當前的西方文化課仍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只能被動地聽,少量的問題設計也流于形式并沒引發學生真正地思考,從而難以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因此,在開學初就布置每組學生的課堂展示任務,每組按班級實際人數比例進行分組,負責完成對每小節教學內容的介紹與評價。學生圍繞這一任務精讀課本上的內容,通過各種手段查閱相關資料與信息,進行探究性學習。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通過合作進行深入學習,并對相關內容進行有選擇的拓展,在自身已有的知識體系和經驗的基礎上對新信息進行認知和編碼,建構自己的理解和新的知識結構。當然,為了避免除了每節內容展示小組成員外的其他同學抱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想,提問、練習、討論、課后作業等檢測手段也不可或缺。另外,每次課堂展示任務完成后,教師應根據學生完成任務的情況做出積極的評價,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和熱情。同時,教師還應對重難點以及學生遺漏或介紹有誤的知識點進行講解、補充和更正,對所學知識做出總結和歸納,并對重要內容做有價值的知識拓展和延伸。對于西方文化課程來說,課堂教學的組織和設計應以學生為中心,以任務為驅動,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和興趣,讓學生真正成為知識建構的主體。
互動式多媒體輔助教學
多媒體教學是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將文字、圖片、動畫、視頻和音頻等媒體形式與計算機集成起來,并在這些媒體間建立邏輯鏈接,快捷、直觀地傳授生動、豐富的教學內容給學生。然而在實際的教學中,學生還是改變不了處于被動接受知識的境地,“一言堂”、“滿堂灌”的教學模式仍然貫穿整個教學。從本質上講,多媒體教學的使用并沒能擺脫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這樣的多媒體課堂不過是紙質課本的電子版演示而已。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學習者在其原有認知結構的基礎上,在一定的情境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同伴)的幫助即通過人際協作活動,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以意義建構的方式而獲得的。因此,建構主義指出“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是學習環境的四大要素。“‘情境’是與學習內容相關的一切信息,其組織是有利于學生對所學內容進行意義建構;‘協作’貫穿于學習過程的始終,是教師及學習同伴為了建構所學知識相互幫助、相互合作的過程;‘會話’是學習者與教師、學習同伴之間的交流,‘意義建構’是整個學習過程的終極目標,通過一系列的活動,使學習者對事物的性質、規律以及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得到深刻的理解,從而完善其已有的認知結構,建立新的認知結構?!保?]37-40而Malamah-Thomas指出,“互動就是指人/物之間通過行為互動,互相影響的過程。根據互動對象的不同,互動可以分為人機互動、人人互動,學習者與學習內容之間的互動”。[4]87-89而多媒體應用的各種特征十分適合實現建構主義學習環境。自然,互動式多媒體教學打破了傳統的教師單一講授的教學模式,提高了教學效率,而且讓學生在準備展示任務時,展示任務中及展示任務后真正充分實現了在教學過程中生生、師生和學生、教師與學習內容、多媒體設備間的協作、會話和互動,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并且其還以良好的情境作為語境,以共享性、交互性和可理解性為保障,利用豐富的文本、圖片、視頻、音頻、影像等多媒體技術使課堂教學變得不再枯燥死板,這樣形象、生動和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多維度、多視角的教學活動可以幫助學生建立豐富的聯系,激活學生思維的各種邏輯鏈接,并且拓展了學生思維的廣度和深度,還增強了他們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從而加深了學習者的主體感受和主體意識,更好地建構了學習者自身的知識體系。
1.東西方文化淵源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而且這些文深深地影響了一個國家,更確切地講,雖然很多國家的具體文化不同但是他們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來源。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簡單地分為東方和西方兩大塊來研究,東方文化主要來源于長江-黃河流域文化和印度流域文化。東方文化的特點在于濃郁的懷舊思想,濃厚的神秘色彩以及重感性輕理性。然而西方文化主要來源于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的特點在于對人的尊重,對個人自由,獨立,平等的追求和強調個性的表現。由此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來源的不同造成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特點。
2.文化來源引起的東西方差異
文化來源的不同引起了眾多的差異,而了解這些差異對于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極大的作用。在此,我們主要研究三個方面的差異:社會行為,工作習慣,時間觀念。所有的相互影響和互動的行為都是一種社會行為,其中思維方式就是一種社會行為,東方文化強調曲線性思維方式,西方強調直線性思維方式,這種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就來源于文化來源的差異。東西方的公司員工在思維方式,交流習慣,工作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異,如果對這些差異處理不好,在工作過程中就會產生很多摩擦和誤解,這就會影響到同事之間的關系,公司的發展。在這里,我們將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天,美國總部派來的項目負責人‘Frank’ 想要聽項目進展報告,小李就帶來了厚厚的一疊項目文件和內容豐富的演示文稿,準備進行精彩的講解,但是在這過程中,小李不斷地被打斷。Frank想要小李講解重要的部分并且給出直接的建議,顯然他對小李的講解很不滿意”。在這個例子中雙方都沒錯,只是作為中國人的小李想要盡可能充分地詳細地解釋與項目相關的信息,這完全符合中國的文化特點。然而,Frank的講話方式也符合西方的文化特點。正是這種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了兩個人交流過程中的不愉快。東方傳統的農業文化和西方的工業文化在時間觀念上也存在很大差異,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土地和農業是傳統中國文化構建和形成的基礎。他們認為時間是個循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經歷了一定的時間之后就會回到原點,循環的時間觀念強調重復和標準化,比如晝夜交替,四季循環等。由于缺乏線性時間觀念,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觀念不是很強。相比之下,西方人具有積極,敏感,準確的時間觀念,在西方的哲學史上,有關于時間的純理論問題。古希臘哲學家說過一句名言“沒有人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所以西方的思想強調時間的不確定性。與東方社會相比,西方社會很少受過去事情的影響,整個社會在單向時間的影響下迅速變化和創新,但是,同時人們也面臨著時間的壓迫和緊張的人際關系的壓力。由此可見東西方文化來源的不同引起的東西方的差異。
3.這些差異對于跨文化交流的具體影響
跨文化交流指的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流。在這一部分,我們將討論文化差異引起的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以及跨文化交流過程中交流失敗的原因。這些具體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日常生活,跨國公司的管理,國際商務談判。在日常生活方面,有很多跨文化交流的例子,“一位意大利的項目經理來到中國的分公司考查,中方派了一名助理全天陪伴這位經理,這位助理盡心盡力,但是他們之間的關系并不和諧,融洽”。其實問題在于,這位助理的全天陪伴讓她沒有了個人空間。在跨國公司的管理方面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國有企業,大部分的員工都是上海人,公司采取的是傳統的管理方式和生產方式,但是不久后這家公司與一家外企合并,管理方式和生產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樣,起初員工們都有些不習慣,但是慢慢的大家都適應了,生產效率確實得到了大大的提高。這里的問題在于,員工們并不了解西方的企業文化,如果他們在此之前對西方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管理方式有所了解,他們就不會不習慣了。隨著商業全球化的發展,在商務活動中,文化多樣性的程度在不斷增長。所以文化差異將不僅影響談判雙方對于各種行為的解釋,還將影響談判雙方的思維方式,價值觀。無意識地將這些東西帶到談判桌上,所以是它們使得談判變的復雜。由于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存在差異,所以他們需要采取不同的談判風格和技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文化交流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作為一個外語學習者或者說一名大學生,我們應該關注其他國家的文化,這對于我們進一步的學習也是很有幫助的。(作者單位:遼寧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書目:
[1]Cao Jianhe.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M].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 Press.1996.
[2]Song,Li.Gateway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Harbin:Harbin Industrial University Press.2004.
中圖分類號:G6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3-0031-02
在全球一體化形勢下,西方文化單邊主義和“西方中心論”甚囂塵上,在此情形下,作為擁有悠久雄厚、博大深邃歷史文化資源的中國,更應堅守民族文化陣地,充分保持民族文化自覺,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勢資源向世界推廣,為營造健康和諧的文化生態貢獻智慧與力量。高校通識教育本就肩負著人文精神濡養的神圣使命,在此境遇下,更應承擔起民族文化傳承的莊嚴責任,培育具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全球視野、民族情懷的復合人才。
一、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生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文化逐步滲透至世界各地,特別是20世紀以降,全球化到來之際,西方文化以更加強勁的態勢席卷全球,在此進程中許多弱小國家甚至失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加入西方文化運程中。[1]
我國具有悠久雄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即便在強勢沖擊之下,仍然保持著鮮明的民族文化身份,然而對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可小覷。當下,特別是青年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可謂不大。舉例而言,街市中隨處可見牛仔褲和露臍裝,為數不少的青年人對阿迪達斯、耐克、LV、GUCCI等國外大牌趨之若鶩,看電影務求美國大片,手機非iphone不用,餐飲追慕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旅行非歐美不行。過度追求實用主義、功利主義,遇事先問“有什么用”“給多少錢”,若看不到立竿見影的成效,得不到隨手即得的收益要么干脆不做,做了也是百般不情愿。言必稱“民主”、行必追“自由”的大有人在,一些青年人不顧觀點是否正確,必須爭取發言權,不管師長的要求是否合理,必須追求絕對的自由。這些現象固然不是發生在全體青年人身上,但絕不應該視而不見。而提及原因,究其根本,不能不說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和沖擊。一些人對民族文化的評價是“土”“僵化”“過時”,而這些評價并不是建立在對中國文化的全面而準確的了解之上的,更談不上深入研究和分析。
西方世界希求全球一體西方化,這種企圖既不合理,也不科W,世界文化本就應該百花爭艷,豐富多彩,若單一推行一種文化,勢必導致文化生態失衡。在此情境下,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喚醒民族文化記憶,傳承、弘揚和推廣民族文化優勢資源,推進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促進全球文化生態的和諧穩健發展。
二、全球化語境下高校通識課程的目標與任務
首先,喚起青年學生的文化自覺。
青年學生心智尚不成熟,喜歡刺激,愛冒險,很容易被陌生而新鮮的異國文化吸引,并不加區分地加以模仿,形成追求物欲、注重實利、逾越長幼界限、盲目追求自由等不良品行。當前,高校通識課程的著眼點應落在培養學生的文化自覺上。教師通過帶領學生發現傳統文化經典的仁、智、和、美,通過引導學生發現傳統經典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喚起學生的閱讀和學習興趣,鼓舞學生深入閱讀和品鑒作品,并闡明全球一體化的利與弊,定能達到培養學生捍衛民族文化尊嚴、樹立文化自覺的效果。
第二, 著重培養學生的民族文化素養。
從本質上講,很多學生之所以追捧異國文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對我們的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一旦學生對民族文化產生了熱情,有了深入了解,便會主動地捍衛民族文化尊嚴,堅守民族文化自覺。高校通識課程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通過引領學生了解中國文化源流脈絡,結合品讀和鑒賞經典作品,學生自然會領悟到民族文化的智慧、仁愛與美,伴隨著理解的不斷深入,學生的精神與人格也會潛移默化地受到濡染,民族文化素養日積月累間得以形成。
第三, 兼顧世界文化,培養胸懷天下、匡世濟民的健全人格。
堅定了文化自覺,豐富了民族文化素養,在此基礎上,還應培養學生的全球化視野,通識課程中開設世界文化經典賞析,帶領學生了解和接觸異國文化,進行古典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觀照,不僅有助于培養學生強烈的科學意識和人文情懷[2],還有助于形成匡正天下的廣闊胸襟和豪邁情懷。
第四,提高學生的辨識能力。
通識課程教學過程中,講解心理學、哲學、美學、闡釋學、讀者接受理論等知識和原理,引入歷代學問家對同一問題的相似和不同看法,帶動學生從不同角度對同一事物做出判斷,從同一角度對不同事物做出比較和鑒別,啟發學生增強分析和判斷能力,提高辨識能力,形成正確而獨立的思考習慣,加強批判思考能力。
三、當前高校通識課程面臨的問題與因應對策
首先,在課程設置方面,進行統整性安排,在傳承民族經典文化的同時,兼顧其他東、西方文化經典,幫助學生鑄成心系民族、胸懷天下、匡世濟民、胸襟豁達、旨趣高遠的健全人格。[3]中國文化經典類課程可引領學生了解中國文化淵源流脈的同時,指導學生閱讀前秦時期儒、釋、道、名、法、墨各家經典作品,閱讀各朝代詩詞曲賦經典作品,其他東方國家文化經典課程可以有選擇地安排埃及、波斯、猶太、印度、阿拉伯、日本、印度思想文化和經典作品講析,西方文化經典類課程可引導學生了解西方文化發生發展,指導學生閱讀古希臘神話、哲學經典,閱讀西方各國文藝復興、古典主義、啟蒙時期、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典型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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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程內容采取“典”、線、面結合。[4]“典”即經典作品,線即時間脈絡,面即空間線索。以往國內高校通識教育往往以概論課形式為主,即側重關注“線”的脈絡,而忽視了對作品原典的關注及同時期各國作品的橫向比較,極易造成學生對經典作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只知其一,不聞其余的缺憾。實踐證明,了解線、面的同時,對經典作品展開真正的閱讀,才能切實體會經典的魅力,深切理解作品的內涵,并起到潛移默化的濡染作用。
第三,教學模式方面,以往國內高校以課堂教學居多,導致任務繁重的通識課程在極為有限的課堂教學時g里很難達成教學目標,最終不得不直接采用概論法或碎片法完成教學,效果往往不容樂觀。當前,我們不妨利用發達的網絡資源,將不足以在課堂呈現的內容以網絡授課或視頻教學的方式傳達給學生,這樣既增強了授課的容量又突破了傳統課堂的時空限制,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更為關鍵的是,通過采用網絡在線學習的方式,也可以實現在線討論、線上答疑、專題研討等交流互動,同步培養了學生的自主學習和泛在學習能力。另外,基于通識課程傳授的內容,可以組織相關知識競賽、征文比賽、朗誦比賽、讀書匯報活動等賽事活動,以賽帶學,以賽促學。
第四,教學評價方面,宜采用重過程考核的形成性評價。改變“一張考卷定全局”的局面,將平時考核比例提高至70%-80%,平時考核由考勤、作業、演講、讀書質與量、閱讀創見、品讀深刻程度、小組合作情況、參加活動
情況等部分構成,期末成績可以根據課程內容和授課方式采取論文、音視頻、創意作品等方式。教師可根據課程內容在授課之初將學生分組,小組的任務是互相輔助、監督、合作完成既定任務??己诵问桨處煷蚍趾托〗M成員互評、自評三部分。這種動態的重過程考核方式更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造性,且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合作學習和自主能力。
綜上所述,全球化格局下,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世界化”進程,面對西方霸權文化企圖單邊世界文化的嚴峻態勢,肩負著人文精神培養的高校通識教育更應承擔起民族文化傳承的神圣使命,以中國經驗和中國元素建構大學生的社會生活理念和生命價值觀[5],培養植根于民族文化傳統,有本有源的新時代知識分子生力軍[6],為創建和諧穩健的世界文化生態提供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和中國力量。
參考文獻:
[1]王岳川.“中國形象”在全球“國家形象”的地位[J].資治文摘,2012(6):24-25.
[2] [3]周景輝,聶英杰. 中美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比較與分析[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542-546.
在語言、文化、跨文化交際三者的關系中,語言反映文化,文化影響語言的使用和發展。在以一種語言為媒介的跨文化交際中,交際者應遵守該語言的文化語用規則。但不難發現,當一種語言在各種困素的作用下被廣泛傳播到本土以外、為眾多其他地域的人們使用時,語言與文化之間會呈現出一種頗為復雜的關系,而在以該語言為媒介所進行的跨文化交際中,交際雙方遵守的語言使用規則也可能會有所不同。在交際過程中,交際雙方都有一種強烈的愿望:希望交際成功。但愿望與現實往往存在距離。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參與跨文化交際的人越來越多,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交際受挫或失敗,產生誤解,甚至引起關系惡化的情況時有發生。很多人把這一點歸結為語言不通。語言是交際的工具,語言不通,交際很容易產生障礙,但很多情況下,交際受阻或失敗不是由語言引起。以英語學習為例,有不少英語學習者在具備相當的聽、說、讀、寫技能后,卻不能用英語有效地表達思想進行交際,對于這樣的學習者,與其說他們的交際存在語言障礙,不如說是存在與交際對方的文化障礙。文化是語言所承載的內容,語言和文化互為作用,兩者關系十分密切。語言和文化受到各國不同發展歷史、地理環境影響。盡管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各國間的距離已經縮短,但各種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卻依然存在。只有了解、理解和尊重這些差異,培養跨文化意識,我們才能跟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有效地進行交際。
一、文化差異和語言差異
語言的不同層次和相當層次的語言單位具有不同的文化蘊含內容。了解文化差異造成的英漢語言差異,是英語學習者有效進行跨文化交際的前提。詞是語言中蘊含文化的核心。文化差異造成詞匯語義理解障礙從而影響交際的例子非常常見,因此,英語學習者要了解文化差異造成的語言差異首先要了解文化差異對英漢詞匯的影響。文化差異對英漢詞匯的影響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1.英漢文化部分重合導致詞匯語義部分重疊。英漢文化中都有的實體,漢語加以明確區分,英語中可能不加區分。這種情況首先體現在概念詞上。論文大全,語言。論文大全,語言。英漢語言中的親屬稱謂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以“uncle”為例,英語中父母雙方的同輩男性親戚均用“uncle”表示,但uncle在漢語中可細分為伯、叔、舅、姑父、姨父、表叔等,不了解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對這些細致區分的親屬關系肯定束手無策。同樣,漢語中不加區分的實體在英語中會明確區分的也比比皆是。論文大全,語言。如漢語中“駱駝”一個詞,它相當于英語中的camel,可細分為dromedary(單峰駱駝)和Bactrian camel(雙峰駱駝)。漢語中一般只用“公”和“母”(或“雌”和“雄”)二字來區分動物的性別,而英語中則往往各有單獨名稱,小動物也另有名稱。如英語中公馬、母馬和幼馬分別為stallion、mare和foal。
2.英漢文化空缺導致詞匯空缺。以別的語言為參照,任何一種自然語言的詞匯中都可能出現“詞匯空缺”現象。所謂空缺 (文化上) ,是指有些表達方式為一國所獨有而別國沒有。如“冰糖葫蘆”一詞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詞匯,只能意譯為candied haws on a stick;又如“Mr. Potato Head”中文中直譯為“土豆頭先生”,如果不知道它是美國的一種深入人心的流行玩具,跨文化交際者勢必不能理解這一詞的意思。這種詞語使用上的空缺現象在英漢語言中非常普遍,而其在英語和漢語的諺語、成語中所呈現出來的文化差異尤為突出。如漢語中的諺語“夏練三伏,冬練三九”,激勵人們堅持鍛煉身體。英語中沒有“三伏”和“三九”的對應詞,如果你對外國人說 three fu 和 threenine,相信聽的人會莫名其妙。此時譯成英語要對其意義加以解釋,例如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days;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coldest weather。
3.英漢文化沖突造成詞義沖突。所謂文化沖突,有兩種情況:①有些表達方式,一種語言有另一語言也有,但涵義相反或意義相差甚遠。如英漢語言中都有“個人主義”這一詞,英語“individualism”在美國人眼里是個人的獨立自主,它體現了美國強調的個人奮斗、努力進取的價值觀,是褒義的。而中國人眼中,“個人主義”是“集體主義”的反義詞,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意思,是貶義的;同樣詞語貌合神離的例子枚不勝舉, 如“pull one’ s leg”不是中文中的“拖后腿”而是指“開玩笑”;“drop a brick”不是指“拋磚引玉”而是指“說話闖禍”。②含義相同但在兩種語言表達方式上不同甚至相反。論文大全,語言。如中文“紅”與“綠”或“白”相對,而中文中表示嫉妒的“紅眼病”英語中是“green-eyed”,如果用“red-eyed” 則是指把眼圈哭紅的意思;“酒肉朋友”英文是“a fair-weather friend”,這跟中國人朋友見面少不了吃吃喝喝,英國人見面喜歡談天氣的文化差異不無關系;中國是農業國家,很多習語都與農相關,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瓜田李下”等,英國是島國,所以很多習語與航海相關,如“put one’s oar in”、“walk the plank”等,“樹倒猢猻散”英文中譯為“ratsdesert a sinking”足見兩國的文化特色。
二、培養跨文化意識
1.培養正確的文化態度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人民通過創造活動形成并隨歷史發展而變化的產物。中西方文化由于各自人類文明進程不同。論文大全,語言。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所持的哲學觀不同。因而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眾所周知,中國文化以人本為主體,崇尚勤勞、謙虛、謹慎的美德;西方文化則以物本為主體,崇尚個體性、開放性、創造性的文化傳統。中西文化本質差異使中西方人們的生活大有不同,包括感情表達方式,解決問題的方法,行為方式等等。而這些無不對語言產生影響。因此。培養文化敏感性.即英語學習者在深刻理解本族文化的基礎上具備對異國文化的觀察、理解和反映能力應被視為實現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第一步。學習者對本族文化和異國文化要有正確的認識,擯棄民族主義,消除文化偏見的文化相對主義態度——即文化只有差異,而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基于正確的文化態度,學習者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察覺到與本族文化有明顯差異并可能發生文化沖突的異國文化特征,才能理性地理解與本族文化有明顯差異的異國文化特征,才能在交際中真正理解對方的所作所為,解決文化沖突,實現有效交際。
2.選擇蘊涵豐富文化內容的學習材料
蘊涵豐富文化內容的語言材料是進行文化滲透的重要途徑。英語學習者在選教材時應有意識地多選取一些出自英美國家的原文材料,旨在使自己通過大量接觸,潛移默化地培養跨文化意識。教材應具備以下幾個特點:(1)代表性。通過對語言和文化的學習,學習者在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同時,發展了合作能力。因此,在選擇教材時要注意選擇那些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觸及西方文化本質,反映西方文化深層內涵的內容。例如西方的社會制度、哲學流派、經濟理論、思想及價值觀等等,這些內容有助于學習者自己去分析,去探討,加深對西方社會的認識。得出自己的結論,最終達到跨文化能力的提高,自身素質的完善以及人生觀、價值觀的成熟。(2)多元性。語言材料從類型上應包括己方文化、異域文化和跨文化的范疇。一味強調語言學習中異域文化的導入和異性文化的差異、矛盾、和沖突,相對忽視中西不同文化間的相互滲透、影響、與融合,以及外語使用中本族文化的意義,也會使得跨文化交際陷入一定的局限性。為了加強學習者的主體文化意識,教材在選取上應當適當引入中國文化.語言材料應按不同角度來構建,對同一問題,可以用跨文化的角度來闡釋。通過對己方、異域文化的認識,在中西方文化的沖突中,達到對己方文化的再認識,對異域文化的真正理解.從而實現跨文化交際。(3)趣味性。教材不僅要符合學習者的知識水平和認知水平,還要盡可能通過提供趣味性較強的內容和活動,激發學習者自我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機。
3.充分運用各種媒介,吸收和體驗異國文化
音樂、電影、電視、多媒體課件等都是文化溝通的橋梁。一方面它們可以提供最新最生動的語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學習者對文化有直觀的了解,留下深刻印象。學習者可以收集一些有關英語國家的資料和圖片,了解外國藝術、歷史政治、風土人情;運用英語電影、電視等學習資源給自己直觀的感受,使自己對英語的實際使用耳濡目染,進一步增進文化知識的積累。電影、電視是了解西方社會的有效手段,反映不同歷史時期的故事片可以提供豐富的材料,使學習者對不同時期的社會習俗、衣著、建筑有所了解。通過電影、電視,學習者還可以觀察人們的舉止、表情非語言交際手段。這對語言能力的培養也是很有裨益的。此外,互聯網也是輔助英語學習的有效手段?,F在越來越普及的網絡給學習者了解和學習西方社會文化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窗口。西方眾多文化機構、語言機構、政府機構、科研機構以及大學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網頁。英語學習者可利用互聯網與世界各國使用英語的人們進行交流,創造真實的跨文化交際氛圍。總之,英語學習者應調動一切可用的資源體驗、感受跨文化交際。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響。論文大全,語言。因此,學習語言不僅限于學習語言本身,在語言學習中,目標語的文化知識也應是學習的重要內容。文化因素始終存在于外語學習的背后,即使優秀的語言學習者其交際能力也會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因此,英語學習者應培養自己對異國文化的敏銳感覺能力、對語言文化差異的正確理解能力,從而培養出真正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使自己成為既有語言知識又有交際應用能力的復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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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國從原始的氏族社會開始就有圖騰文化,圖騰信仰實質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觀念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觀念,龍便是很好的圖騰崇拜的代表。但是龍的形象在英語文化中則全然不是這樣的象征意義,龍在西方表示邪惡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兩部動畫—《怪物史萊克》和《花木蘭》里就有很好的詮釋。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兇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龍女人”。詞的人文涵義往往能折射出該民族特定時期尖銳的社會矛盾,如婦女的地位和種族歧視等(戴 2001: 1)。英語中的動物類詞語用來指女性時,貶義詞多于褒義詞或中性詞,在美國俚語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惡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這些詞語的文化內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飾地透露出了對女性的鄙視,反映出了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鑒于東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種差異,我們在翻譯的時候一定要謹慎處理,照顧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譯“亞洲四小龍”要翻譯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譯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動物名稱的文化內涵比較
(一)文化內涵基本對等
在中西方兩種民族文化中,豬都有“臟,丑的”涵義,所以肥的像豬可以翻譯成為對應的英語“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樂活潑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對應的中文“像百靈鳥一樣快樂”;猴子在兩種文化中都是調皮的玩物,所以“拿別人當猴?!笨梢苑g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對等現象或文化缺省現象
眾所周知的龍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內涵,代表性的還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誼”,是人類忠實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 lucky dog(幸運兒)等。但是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往往帶有貶義,所以有很多帶有貶義色彩的成語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勢”等。如果你在中國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會產生不愉快的情緒。當漢語的 “走狗”譯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覺這狗很好而且很可愛,活蹦亂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漢語中是罵人的詞,而英語中卻指“年事已高,卻經驗豐富的人”,故為“行家老手”之意,對應過來就像漢語中的“老馬識途”中的“老馬”。故這句英語譯成“像他這樣的行家老手,從來不會隨便發表意見,一旦發表,總有高見”。
三.翻譯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在翻譯中英文有關動物的文化內涵詞時,有以下幾種情況:1. 甲乙語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設喻形式或喻體略異。2. 甲乙語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體相異,即意合而“形離”。3. 甲語言中喻體帶有濃厚的文化色彩,乙語言中只存在與之有相同喻義的表達法(盧 2006:297)。
(一)直譯
對于中西方文化對等的動物內涵,我們盡量采用中英文中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譯, 這樣既沒有歧義,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離。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對等的動物詞語天鵝,豬,鴨子等等。天鵝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是優美,所以翻譯是就直接可以說“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態笨拙的時候就可以說“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譯或取其比喻義
雖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達,文化內涵意義相同的地方也時常碰到,但是作為兩種不同的語系,其大多數的文化內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對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內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詞語,要異譯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動物之王, 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權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線,讓位于獅子了。所以在翻譯這些的時候一定要做相應的調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譯成中文則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譯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語短語在中文中很難找出對應的有相同文化內涵的動物名稱時就要去其動物名稱的詞語,靈活得取其比喻義,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別翻譯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結論
本論文從比較分析了動物詞匯在中英兩種文化中的不同內涵,結論得出:文化內涵相等或極大相似的文化內涵詞可直譯;而對于具有相似內涵的動物文化詞,翻譯時要做相應調整;最后對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內涵詞,要意譯或取其比喻義。
但是就翻譯時是否要考慮受眾心理的問題,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國作家交談的時候,他曾經在提到美國作家大衛·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時,非常不解甚至是憤慨。他認為楊憲益的譯文很好地傳承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預想將中國文化變成西方人的東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國文化的原有韻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紅樓一夢。這位法國作家進一步解釋說,古典的東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蘊的東西,而讀書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所以翻譯時一定要忠實于原文,不要隨意篡改原本的東西;即使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對待這些不同內涵詞,翻譯時一定要綜合考慮,審慎處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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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差異無出不在,它們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看待世界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差異從民族誕生起就已經出現了。二十世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將所有的民族變成了“全球村”。全球化是一個融合的過程,不但但是金錢和商品--而是世界人民的不斷融合??缥幕浑H不可避免,也是必不可少的,當摩擦和障礙出現的時候,問題也就呈現了,等待我們去解決。文化會影響人們看對和理解世界的眼光,毋庸置疑,不同的民族在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不同的中西方思維。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注重邏輯和分析,而東方文化的意識形態更加注重直覺感官——這同樣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思維特征。作為中國傳統發文化影響的結果,中國人常常看重直覺,倚重學習過程、經驗和感覺,以及在交流中通過直覺“以己度人”。為了減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礙,毋庸置疑,這需要我們深入的探討中西方思維的差異,從而研究跨文化交際中的技巧,減少跨文化交流中的摩擦。
二、思維差異的根源及表現
1.差異的根源。美國學者David Brown認為,“文化是特定地理區域的人們共同的信念、習慣、生活模式和行為的集合體”。文化差異是思維差異的原因,東西方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文化系統是兩種獨立的系統。東方文化的根源主要來自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文化均發源于河流。在中國,母親河是黃河,而在印度母親河是印度河。中國文化淵源流長,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維模式。在中國的唐朝,中國文化逐漸傳播到日本,融入到日本社會,甚至重塑了日本文化。雖然和中國文化屬于不同的國度,卻仍然屬于同一系統。兩條母親河誕生了東方的文化,而另外一種文化卻誕生于波希米亞平原,這一文化發展成古希臘文化和古羅馬文化,這兩種文化是歐洲文化的基礎。就像東方文化,歐洲文化穿越了河流。由于地域等原因,中西方文化在最近的幾個世紀很少交流,所以它們仍然屬于不同的體系,仍存在較大的差距。
2.思維差異的表現。西方文化基于個人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例如,在美國,你同樣可以談論個人的權利,而非將社會凌駕于自己。在中國有明顯的不同,社會和家庭凌駕于自己之上。西方文化是以冒險和探索精神為基礎的。西方人喜歡發現新事物,發明和拓展。例如,蹦極在西方文化被認為是普遍的行為,但是在中國你將很可能發想沒有人做這樣一件事。西方文化以科學為基礎,這種文化嘗試著解決人民和自然的關系。西方世界使用法律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在中國的近代卻很難發現中國適合的法律,兩千年來,中國是一個以人情為基礎的國度而非法律。西方用上帝和宗教來解決人類和思想領域的問題。一旦問題發生,首先做的可能是向上帝禱告。
中國文化以集體主義為基礎。中國人將國家和家庭置于自己之上,中國文化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為了解決人和自然的關系,中國人一直努力做到天人合一,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國人主張中庸之道,為了解決人和思想的問題,中國人強調修身養性。中國人擅長平衡和中庸,即人們通常不主張走極端,平和的心態總是被強調,中國人對天地有一種敬畏之情,即敬仰天地,思鄉懷土。
價值是關于什么是對錯,什么是正常與非正常的,什么是正確與錯誤的。價值通常被一系列的因素所影響,例如家庭,媒體,學校,宗教,民族等。中西方文化之間世俗的差異導致了價值觀的差異。中國人注重集體主義而西方人則側重個人主義長達數世紀。西方人給出的個人主義的定義與中國人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完全不同。換言之,中西方用截然相反的觀點來看待個人主義。
三、跨文化交際中沖突解決方法
交流是相互的,所以影響也是相互的。他們能理解我們所表達的思想和文化嗎?它們的回答能表達他們的思想嗎?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會給我們交流一些提示。挑戰在于全球化的浪潮下,誤解常常發生,尤其是當不同的文化差異出現在跨文化交際中,誤解導致沖突,而沖突嚴重影響跨文化交際的進行。中西方在是一個地理差異,同樣也是一個文化概念的差異,所謂的思維模式意味著人們自覺不自覺的運用特定的方式來思維,并解決問題。思維模式與民族文化密切相關,思維差異在某種程度來說起源于國家的思維差異。
1.深刻了解中西方思維差異的方式。我們不能否認差異,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先通過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及特征才能逐步了解這個國家。所以我們不能說這種文化是好的或者壞的。平等與互相尊重對于每種文化都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學會協調對于同一種事情的不同思維甚至是同一人,同一個世界。我們說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每天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來往往。當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城市,同一片臨近地區,思維差異都越來越明顯,我們應該盡力避免沖突的發生我們需要掌握更多的關于其他文化的基礎知識,從而不至于誤解他人的行為和習慣,雖然在文化領域中不存在正確與錯誤之分,但卻有更先進或者更適合的區分。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拋棄自己的文化接受另一種文化。甚至文化對于地球的歷史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所以我們應該去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來完善自己。也就是說當我們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我們能夠更了解雙方的文化,從而讓交流順利進行。
2.跨文化交際意識。在溝通的過程中,由于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背景的差異,通常我們為了減少交流的誤解首要做的事情提高跨文化交際意識。雖然文化和交流模式之間的差異,文化的共同點不應該被忽略,因為能用共同點來融化差異,消除摩擦。跨文化交際意識對于加入到跨文化交際異常重要,時刻提醒自己注意跨文化交際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利用現行教材進行文化背景知識的了解,例如通過中外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化概論,外國文學史等書籍,通讀這些教材可以掌握英語文化背景知識和社會習俗,這為我們了解中外文化知識提供了豐富的文化信息資料。
四、結語
通過對比中西方思維的差異,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性文化,注重人本身和正義,重感性輕理性,喜歡附和他人,強調處事做人中庸;而西方文化注重科學,重物質輕精神,重分析輕感性,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學習一門外語并不單指學習語言本身,還包括文化、思想、習慣和價值觀等。在跨文化交際中我們應該具備跨文化交際意識,充分了解兩國的文化及思維差異,掃清障礙,讓跨文化交際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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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名稱通常反映的是該學科的研究對象、理論基礎、視域范圍和研究方法等。Ethnomusicology多名稱混用的狀況使得大家對該學科的內容、范圍和研究方法等產生了模糊認識。一方面,多數學者將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音樂文化學等同起來,視為同一學科;另一方面,少數高校同時招收民族音樂學和音樂人類學、音樂文化學等專業方向的學生,這委實令人頗為費解。那么,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和音樂文化學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區別;有無區分或統一的必要;如要區分,又當如何進行?本文主要就這幾個方面問題與業內同行進行探討。
一、Ethnomusicology的出現及多名稱并存現狀
眾所周知,“Ethnomusicology”一詞源自于荷蘭學者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的個人創造。1950年,吉卜•孔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著作《民族音樂學》,該書將“Ethno”(氏族、種族、民族,或泛指人)與“musicology”(音樂學)進行組合,創造了Ethnomusicology一詞,并得到了西方學者的普遍認可。毫無疑問,“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譯名當為“民族音樂學”(也有人譯為“人類音樂學”)。但由于音樂界對是否該用“Ethnomusicology”這個詞本身就存在很大爭議,致使大家在對該學科的認識上存在著分歧。
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音樂界就出現了Vergleichende Musikwikwissenschaft(比較音樂學)、musical folklore(音樂民俗學)、Anthropology 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Cultural musicology(文化音樂學)等諸多名稱。然而隨著該學科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研究內容變得更為寬泛,學科命名也就變得越來越復雜。如何準確地界定該學科名稱,成了當前世界音樂領域的一大難題。在當今中國就有民族音樂學、音樂文化學、音樂人類學、中國音樂學等多個名稱。
回顧歷史,中國最早接觸、學習、研究民族音樂學的是王光祈先生,其時為“比較音樂學”。自上世紀20年代王光祈先生率先將“比較音樂學”引入中國,到1980年“南京會議”①中國“民族音樂學”的確立,國內學者對Ethnomusicology的學科名稱一直存在著較大爭議,至今沒有統一。
在我國最早將Ethnomusicology一詞譯為“民族音樂學”的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羅傳開先生?!澳暇h”之后,這一名稱逐漸為國內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并流傳開來。如,伍國棟將其論著定名為“民族音樂學概論”,杜亞雄有本書叫《20世紀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但這一名稱受到了西方和中國相當一批學者的反對。管建華經常使用的是音樂人類學,出版有《音樂人類學導引》、《音樂人類學的視界――全球文化視野的音樂研究》等,并將音樂人類學與音樂教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持相同觀點的還有楊沐,楊沐在《漫談音樂人類學的定義與范疇》一文中明確將“‘音樂人類學’作為本學科的中文名稱”②。而蒲亨建等人使用的是“音樂文化學”。同時,蒲亨建認為,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和音樂文化學等“均名異而實同”③,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當前中國音樂理論界的普遍看法。
從近20多年國內外情況來看,西方學者對Ethnomusicology的學科命名和界定似乎已不感興趣,他們將研究重點更多地指向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概念、理論與方法,努力拓展研究的方向、范圍和課題,以適應該學科的發展需要。同時,國內學者在經過一段時間爭辯之后,或淡而忘之,或倦而厭之,很多人都覺得該學科發展得實在太快,所有爭論都不會有什么結果,以致避而不談了。
二、Ethnomusicology歷史演變及其受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影響
關于Ethnomusicology歷史演變過程很多論著(文)均有記載,在這里我不想多說。我想講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Ethnomusicology也是這樣。隨著研究內容、范圍、方法的不斷拓展,該學科已與其本體漸行漸遠。在與不同學科進行“聯姻”的過程中,Ethnomusicology已經逐漸脫離其“母體”,孕育出了許多新的不同學科。在今天之中國,該學科目前已從單一的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延伸到學科方法論、音樂民族志、音樂文化區劃、跨文化比較研究、中國域外傳統音樂文化、城市民族音樂學以及計算機輔助民族音樂學研究等眾多領域。學科研究內容的不斷擴大,使Ethnomusicology早已突破了原來留予的狹小空間,擴展到一個新的研究層面。
在Ethnomusicology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起著決定性作用。
我們都知道,音樂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音樂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主要根源是人類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會產生不同的音樂。陶瑪(美)在《文化變遷中音樂的純潔性》一文中就指出,音樂事實上可以將其描述為一種“非言語的交流方式并由該文化的成員們所實踐,它是宗教、語言和生活方式所勾畫的一種文化”。
東西方由于其歷史發展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它們在風俗習慣、、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民族音樂學起源于歐洲,承載著西方文化特性,深受西方思維習慣、研究方法、歷史進程和文化傳統等的影響?;仡櫄v史,民族音樂學的前身比較音樂學,是與西方文化侵略和對“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批評相伴而生的。在研究視角上,它將音樂與文化割離開來,進行物理的而非文化的研究,體現了西方人具體而微的分析型思維習慣?!懊褡逡魳穼W”取代“比較音樂學”的事實背后是東方文化的綜合型思維模式。由于東方文化的整體性特性,東方文化中的音樂與生活融為一體,使西方學者在對東方的音樂進行理解時出現了障礙,漸而將研究視角探向了產生音樂的環境和文化。
就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狀況來說,我們也不難從中看出一些端倪。比較音樂學被王光祈先生傳入中國以后,由于該學科當時只對“音樂本體”進行研究,忽視了音樂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片面性的思維方式與東方人綜合型模式是有沖突的,或者說,不符合東方人的思維習慣。筆者認為,這可能也是比較音樂學未能在中國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民族音樂學對“音樂”與“文化”普遍關注的綜合特性與東方文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很快受到了國內學者的普遍響應。在近20多年的學術討論和研究實踐過程中,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一直秉承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在翻譯、借鑒西方比較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成果的基礎上,努力構建本民族音樂學理論體系,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民族音樂學專著、譯著和論文,逐漸形成了有別于國外民族音樂學的獨特風貌。
既然民族學、人類學和文化學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有著嚴格的區別,那么以這三門學科為基礎的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和音樂文化學也理應當是有所區分的。
此外,我們還應當看到,西方一些學者在使用和理解Ethnomusicology一詞時其實是有所區分的,他們通常將側重于對音樂本體研究的稱為“民族音樂學”,側重于人類學研究的稱為“音樂人類學”,而將側重于音樂所處文化環境研究的稱為“音樂文化學”,并不像國內音樂理論界那樣混為一談。
四、結論
我國的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和音樂文化學均源自于Ethnomusicology,這是無可爭議的,但由于研究者的不同知識背景,該學科的研究逐漸邁向了不同的學科領域,其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在翻譯英文文獻時,應當根據其研究內容、目的、方法等的不同翻譯成不同的名稱,而不應統一譯為某個中文名稱;而在撰寫中文論著(文)時,則應當脫離Ethnomusicology的本義,根據論著(文)的內容來合理確定名稱。如果硬要讓我從中作唯一選擇的話,由于文化的多維和復雜特性,我個人認為采用“音樂文化學”這個詞可能更為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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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祥瑞.《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歷史與問題――兼論當代的“接軌情節”與中國現代學術的性質及任務》[J].武漢:《黃鐘》,2001(2).
[10]楊沐.《漫談音樂人類學的定義與范疇》[J].北京:《音樂研究》,2000,(3):p81―p87.
①1980年,由民族音樂學家沈洽、高厚永、趙后起、杜亞雄等人組織策劃,在南京藝術學院舉辦了“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會議首次采用“民族音樂學”這一國際性學科概念。音樂界一般習慣地將這次會議簡稱為“南京會議”.
②楊沐.《漫談音樂人類學的定義與范疇》[J].音樂研究,2000(3),p81―p87.
③蒲亨建.《對我國音樂文化學研究現狀的初步思考》[J].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5():5―p98.
④伍國棟.《民族音樂學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3,P14.
⑤趙宋光.《音樂文化的分區各層構成描述:關于音樂文化學學科建設的目標、方法、步驟的若干建議》[A].趙宋光文集[C].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綜觀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謂淵源深厚。中國的比較文學最早可追溯到漢代,那時候的中國古代比較文學雖有比較文學之實,但無比較文學之名,成就雖浩繁但卻零散,所以在比較文學學科還沒有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古人有求‘通’的關照意識,卻沒有獨立的專業意識”①,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比中國以往任何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都更具有深度和廣度,現代中國的比較文學也是在這種情境下產生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東西洋考》)打了西方文化大潮中的前站。它作為第一份在中國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由西方傳教士郭士立編撰,創刊于1833年,終刊于1838年,其傳播內容豐富,分別介紹了西方的歷史、地理、科學技術、天文學、經濟學、政治法律、文學等方面的知識,很多內容都開了中國之先河,對中國的新聞界、出版界、文學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打開了中國人看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子,使中國人耳目一新。在介紹西方文化的同時,又注意比較中西方社會因政治、經濟、文化等的不同而所產生的差異性,雖然介紹、比較都較為簡略,不夠深入,但是這可以被認作是第一次系統地對中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期刊。
《東西洋考》中始終貫穿著編纂者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明確的比較目的?!稓v史》是《東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欄目,編撰者除了序、論之外,《歷史》從創刊號起都是作為每一期的首欄刊發的,總共刊發了11期,這一專欄的標題是《東西史記和合》,從標題我們就可以看出郭士立的比較之意。東史即中國歷史,從上古傳說中的開天地開始止于明亡;因為郭士立本為傳教士,所以西史選用了《圣經》而沒有選用通常所說的希臘神話,從上帝造天地萬物和世人開始,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查理曼王朝)。而且他在這一專欄的序中說道:“與讀者觀綱目,較量東西史記之和合,讀史者類,由是可觀之。……善讀者,看各國有其聰明睿知人,孰為好學察之,及視萬國當一家也,盡究頭緒,則可看得明白矣?!雹诖宋碾m是轉述,但是這段話道出了郭士立設立這一專欄的真實用意,從此可以看出郭士立借用了中華民族傳統哲學中“和合”的觀念,目的是試圖用中西歷史比較的方式來促使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但“此文卻可以被認作中文著作中比較敘述中西歷史的首次嘗試”③。這一專欄在版式上分上下兩欄,其中中國歷史為上欄,西方歷史為下欄。后來,郭士立又在丁酉年(1837年)七月號上發表了《史記和合綱鑒》,補敘了清朝歷史和歐洲列國近代史。這篇歷史文章同樣借用了中國傳統的“和合”的比較手法:“自至堯舜之時,自亞坦到諾亞,東西史記庶乎相合,蓋諸宗族之本源為一而已,蓋前后異勢,疏密異刑,各族繼私風俗,故史記也不同,但諸國之,如身之有四肢,血脈相通,而相關。茲史記之和合,結其聊絡,及通疏遠焉。”④進一步說明進行中西方歷史比較,是為了說明中西方歷史因風俗不同結果歷史也不相同,但是宗族是同一的,所以他們不是蠻夷,也不是遠客,中國人、西方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癸巳年六月號的《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洪水之先》、七月同六月、八月號的《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洪水之后》、甲午三月號的史記《萬代之始祖》、甲午四月號的史記《始祖之衍》、甲午五月號的史記《洪水先世記略》、丁酉年正月號的史記《洪水后記》分別比較了中西方的上古神話,包括創世神話、人的起源神話、征服自然的神話和歌頌美德、仁義、智慧的神話,雖說這些比較是簡單的,但是通過對比我們知道了中西方上古神話的差異性,通過這些差異性我們了解到了民族歷史特征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遺傳密碼,民族精神的演變也會呈現不同的規律,但是祖先的共同之處是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仁愛之心,關心著他的所屬子民,教育他的子民向善去惡。在郭士立的論述中,德、仁乃是中西世界民族的共通性。
《東西洋考》的編撰者郭士立是站在世界文學的比較視域中來看待中西方文學的,他雖為傳教士,但他精通中國文化,熟讀儒家經典,喜好中國詩詞,不止一次地刊登了李太白和蘇軾的詞,在癸巳年十二月號上還刊發了署名為漢士的《倫敦十詠》。編撰者在每期的刊物封面上都引用儒家經典,期刊當中多引用孔子、孟子的話來解釋一些事情。丁酉年正月號上題為《詩》的專論,在文中高度贊揚了李太白之詩作,稱“李太白為學士之才華魁矣”⑤,但是又說“漢人讀誦李太白國風等詩,而不吟歐羅巴詩詞……歐羅巴詩書,萬世之法程于是乎備,善意油然感物,而興起。豪烈豪氣于是乎生,精神勇發樂而不過無一理而不具矣……諸詩之魁為希臘國和馬(荷馬)之詩詞,并大英米里屯(彌爾頓)之詩”⑥,推崇荷馬為詩中之魁,米里屯的詩是“其詞氣壯,筆力絕不類,詩流轉圓美如彈丸,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奧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⑦。戊戌八月號上的《論詩》之文,闡述了對中西詩作的看法,且對兩者的異趣有所比較,稱“漢詩之義為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外國詩翁所作者異矣”⑧。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妙不勝矣”⑨。呼吁中國有知識的人,不應該只流連于本國的文學,眼光應該更開闊,去讀讀外國的文學,必定收獲頗豐,受益匪淺。流露出中國文學在有自己民族特色和風格的同時,也應該引進、融入世界文學。
《東西洋考》在39期期刊中時時穿插有中西方比較的意識,譬如在癸巳年(1833年)九月號的《煞語》中論及比較了中西方關于靈魂的看法,西方主張靈魂永永遠遠不死不壞,并不像中國如范縝所主張的“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丁酉年(1837年)二月號的《侄外奉姑書》中就對比了中西方對待女子問題的不同。英人“產一子添丁,弄璋弄瓦不異,一均撫養成立,并無溺女及死罪,男女無別,父母一起眷愛之……設女學館教之,以樂、唱、畫、寫、作文、識地理、認文理,可誦史記”⑩,在婚戀方面“恐媒婆斧柯,自不識佳女之性情”而“不用執柯,乃親自造次成婚”,幾句話突出了中西方婚戀的不同,中方必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但是在西方則是主張自由戀愛。丁酉年(1837年)二月號的雜文中名為《本草木》的文章,比較了中西方對待科學的態度:“除非藥材,漢人不留草木,至于禽獸,未看一本書總括其綱領,此又可怪矣。蓋歐羅巴之士巡普天下閱草尋蟲,甚究察其類別,知之,就用之,若論金廠,就諸山領之地方有之……國家勤民專務此事,覓新法用之。”大意是說中國沒有自然科學,除了關注研究可以入藥的草木之外,不關心其他的動物、植物,更不要說礦藏了,而且至今沒有專門的動物著作,缺少西方專人專事研究觀察自然科學和學習其他國家自然科學經驗的熱情。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分三期連載了《英吉利國政公會》,介紹了一種與中國封建社會迥然不同的社會制度,雖沒有明確的“比較”一詞出現,但與中國封建制度作比較之意溢于言表。還有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因為思想觀念、社會體制等的不同造成的。
我們必須通過和其他民族的比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學的特色,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國詩人彭斯所說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賜予我們一種才能,可使我們以別人的眼光來審視自我”,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通過對比,我們就更會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特點。這樣我們既不會強求自己比附西方的標準,但也不會以為自己的標準就是一切而固步自封。通過郭士立系統的介紹和對比,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終于站起來“睜眼看世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一些全新的著作,如魏源的《》、梁廷的《海國四說》和徐繼畬的《瀛寰志略》等。而他們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東西洋考》的影響,其中魏源所受影響最大,“引用《東西洋考》的文字達28處,文章達24篇”,引用之時,對文字稍加潤飾和刪減,而且在引用的后面加了一些按語,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梁廷在《和省圖說》卷一的按文中,引用《東西洋考》文字兩處,一處說明“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稱愛漢者,所刻《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有《列國地方總論》”,引用文字600字,又稱“西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云”,等等。在郭士立的這種世界視域的比較文化視野影響下,促使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自覺地以世界文學的胸懷審視中西文化的差異,世界觀念逐漸進駐中國人的頭腦之中,中國人的思想、眼界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由原來的根據來自經典教條,唯書唯上縱向思維比較,由世界意識的不斷增長,轉向了橫向多元思維比較。這種轉變從后一直貫穿于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之中。在這種有意識的世界意識影響下,人們橫向世界比較意識的逐漸形成,使這一時期和以后的知識分子思考問題的參考系和著眼點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人士和以后的干將,由以前的恪守經典成規而逐漸轉向注重中外現實。取法泰西、借鑒日本也因此而成為一種新的價值取向??疾爝@一時期人們的時論文章,最明顯的是以往的傳統縱向比較已經為中西、中日之間的橫向比較所取代。凡是帶有若干時代氣息的論述,無一不引證泰西和日本作為其立論根據。據說有人對鄭觀應《易言》36篇統計,發現其中運用橫向比較的文章多達30篇,占全書篇幅的83.3%,比較的范圍也涉及30個方面的內容。此外,1893年以前的《申報》時論中,僅以“中西比較”為題的至少也有二三十篇之多。1907年,魯迅發表了比較文學論文《摩羅詩力說》,論述了以拜倫、雪萊為代表的“摩羅”詩人,稱贊他們的反抗精神,試圖給中國的文壇帶來新聲。這一切都在證明“泰西在變,中國安能不變?能行之于泰西,又何嘗不可行之于中國?”在中國已成為一種共識。這些做法無疑給中國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拓寬了中國文學的視野,促進了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為中國文學加入世界文學的格局加快了步伐。
但是《東西洋考》的編撰者在比較東西方文化的時候,雖有明確的比較目的和世界文化視域,但是沒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圈子,得出西方社會文明高于東方社會文明,東方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向西方社會學習的結論,有失比較的目的,比較乃是為了互補、互影、互取,最終形成世界文學,但是郭士立這種跨國家、跨民族、跨語種、跨學科的研究在那個年代仍不失進步意義,無論其是否有理論的合理性和現實的可行性,它對中國比較文學成為有意識的專業學科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借鑒。我們應該公允地看待此刊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注 釋:
①楊乃橋:《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愛漢者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頁。
這個教字是蕭永宏根據《申報》時論標題的一個粗略統計。
蕭永宏:《洋務時期中國人世界觀念的主要特征和作用》,《社會科學》,1998(3)。
參考文獻:
1.吳家榮:《比較文學新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