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政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匯率政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發達的貨幣信用基礎上的，將貨幣政策作為主要的、常規的宏觀經濟調控工具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貨幣政策一般應包括政策目標、實現目標所運用的政策工具、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中介目標及政策效應等諸方面內容，其中目標的選擇是首要問題。1995年央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將我國貨幣政策目標定位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所謂幣值穩定應該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的含義，對內要力求貨幣供需總量長期均衡，對外則要保證匯率基本穩定，所以匯率政策應當視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匯率制度對貨幣政策又有著重大影響；因此只有妥善處理兩者關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順利執行并取得預期效果。

1我國施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總供求關系極不平衡，基本上處于供不應求的背景之下。與這種宏觀經濟不均衡狀況相適應，我國只能施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

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社會總供求關系出現巨大轉變，但是由于改革過程中某些矛盾沒有得到恰當處理，也是由于我國的具體國情使然，1997年出現了始料未及的市場需求不足態勢，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使得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貨緊縮的跡象初步顯現：1997年下半年我國GDP增長率開始下降，物價指數持續下跌，國內市場萎縮，失業增加。為了防止經濟滑坡，政府適時地提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方針，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央行從1997年10月份開始在堅持適度從緊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靈活微調的松動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準備金賬戶，并先后兩次調低法定存款準備率，適當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從1996年起央行8次下調利率，優化了利率結構和利差水平；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8年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保證了國內及亞洲經濟的穩定，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

然而西方國家多年的實踐經驗表明，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經濟滯脹。中國實行擴大內需政策之后并沒有出現嚴重地滯脹，但近年社會總需求的增長往往過于依賴少數部門，高增長、無通脹的背后掩藏了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諸多跡象表明，雖然現實的通貨膨脹沒有出現，通貨膨脹預期卻開始上升，比如2002以來的住房信貸的持續擴張，2003年以來難以控制的局部“投資熱”。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時作出調整，2003年以來采取多種措施以期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控緩解通脹壓力。

（1）法定準備率的調整。2003年9月起央行兩次決定將存款準備率提高，以抑制投資過熱造成的信貸擴張，并降低由于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帶來的流動性增長；同時根據金融體系不良貸款率高而資金充足率低的狀況，對金融機構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以強化其風險防范作用。(2）再貼現率的調整。2004年1月央行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擴大到1.7倍，農村信用社擴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決定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均上調0.27個百分點，同時放寬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浮區間，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實行下限管理，城鄉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上限擴大至基準利率的2.3倍，并允許金融機構存款利率下浮。

（3）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面對銀行體系流動性劇烈波動和投資過熱、信貸增長過快等情況，2004年央行共開展110次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通過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凈回籠基礎貨幣6690億元。全年共發行105期央行票據，發行總量15072億元，年末央行票據余額為

9742億元；開展正回購操作43次，收回基礎貨幣3330億元；開展逆回購5次，投放基礎貨幣1490億元。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實現預期的目標，可能還有待時間的驗證；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央行始終將保持幣值穩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國民經濟長期均衡地增長。

2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

所謂匯率即兩國貨幣折算的比率，或者說是以一國貨幣單位所表示的另一種貨幣單位的價格。匯率是一種特殊的價格，之所以說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現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國貨幣表示另一國的貨幣；二是在于它作為一種價格指標，對于經濟社會中其他價格變量有著特殊的影響。

作為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之間價值聯系的橋梁，匯率在本國物價和外國物價之間起了一種紐帶作用，它首先會對國際貿易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對本國的國民生產結構產生影響。因為匯率的高低，會影響到資源在出口部門和其他部門之間的分配。此外貨幣領域也會因為匯率的變化，大量資金相應地從一種貨幣流向另一種貨幣；在國內金融市場上則可以看到匯率隨著貨幣供求狀況的變化而進行適應性變動，反過來匯率對國內貨幣狀況也會產生極大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走過了一個先貶值后升值的過程。

第一階段為改革開放至匯率改革時期，此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國外匯儲備不足、物價大幅上漲，而國內又急需擴大出口。在實施貶值后，緩解了國內工資水平大幅上漲的壓力，也吸引了更多國外投資，為我國這一期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

第二階段為1994年至今，這一階段人民幣幣值基本保持穩定。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取消官方匯率，形成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此后的幾年里，人民幣匯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間浮動。即使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依然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由于人民幣穩定，我國出口減少、經濟增長放緩，但卻保持了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并促使亞洲金融危機盡快結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機，這一行為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我國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而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了其對外價值，所以在國際經濟波動不大的條件下，保持匯率穩定也是我國貨幣政策的要求；從我國近年匯率政策實踐和實際匯率變動狀況來看，基本上也與我國的貨幣政策相一致。

3我國穩健貨幣政策下匯率的變動趨勢

1994年以后，我國實質上施行的是單一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及固定匯率的維護措施限制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利于短期和中期內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克魯格曼進一步提出固定匯率、資本流動與獨立的貨幣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即著名的“三元悖論”。所以從理論上看，我國匯率的任何變動將可能影響國際收支的均衡并導致原有貨幣政策的失靈，匯率政策的調整需要特別的謹慎。

影響我國匯率形成的因素眾多，2002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美元近來數次加息，一直以來盯住美元的人民幣由于需要保持幣值穩定，升值預期增強；多方國際勢力因為其切身利益需要，指責中國政策操縱人民幣匯率、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要求中國政府解除外匯管制；外匯儲備增加，人民幣供應壓力增大；中國對歐美貿易長期的順差也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當前的宏觀經濟過熱也需要貨幣當局采取類似升值等緊縮性政策。

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判斷匯率問題的主要標準應該是國內經濟狀況，關鍵是看國內經濟在現行匯率制度下的運行狀態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保持經濟的穩定性將更為重要：匯率穩定將為中國的企業提供一個內外一致的穩定的貨幣環境；穩定的幣值也有利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和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周期也主要表現為投資周期，穩定的投資有利于我國增加國內的有效需求、緩解就業壓力，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提升人民幣在周邊地區經濟中的可信任度，同時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這一作用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已得到充分表現；當今世界金融市場充斥著投機行為，人民幣貿然改變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將有可能引發中國甚至是世界的金融危機，中國近年來外匯儲備的巨額增長就與國際金融投機行為不無關系。

所以，一直以來力求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和穩定的政策在現實中也顯現了良好效應。

但是匯率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規律可循，一國貨幣的相對價格首先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了其對外價值；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伴隨著一國經濟和貿易迅速發展，其貨幣幾乎無一例外地趨向升值。中國經濟經過近20多年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人民幣升值將是必然的趨勢。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度必然提高，適度提高人民幣估值，也有助于多吸收外部資源并減輕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篇（2）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發達的貨幣信用基礎上的，將貨幣政策作為主要的、常規的宏觀經濟調控工具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貨幣政策一般應包括政策目標、實現目標所運用的政策工具、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中介目標及政策效應等諸方面內容，其中目標的選擇是首要問題。1995年央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將我國貨幣政策目標定位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所謂幣值穩定應該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的含義，對內要力求貨幣供需總量長期均衡，對外則要保證匯率基本穩定，所以匯率政策應當視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匯率制度對貨幣政策又有著重大影響；因此只有妥善處理兩者關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順利執行并取得預期效果。

1 我國施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總供求關系極不平衡，基本上處于供不應求的背景之下。與這種宏觀經濟不均衡狀況相適應，我國只能施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

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社會總供求關系出現巨大轉變，但是由于改革過程中某些矛盾沒有得到恰當處理，也是由于我國的具體國情使然，1997年出現了始料未及的市場需求不足態勢，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使得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貨緊縮的跡象初步顯現：1997年下半年我國GDP增長率開始下降，物價指數持續下跌，國內市場萎縮，失業增加。為了防止經濟滑坡，政府適時地提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方針，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央行從1997年10月份開始在堅持適度從緊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靈活微調的松動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準備金賬戶，并先后兩次調低法定存款準備率，適當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從1996年起央行8次下調利率，優化了利率結構和利差水平；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8年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保證了國內及亞洲經濟的穩定，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

然而西方國家多年的實踐經驗表明，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經濟滯脹。中國實行擴大內需政策之后并沒有出現嚴重地滯脹，但近年社會總需求的增長往往過于依賴少數部門，高增長、無通脹的背后掩藏了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諸多跡象表明，雖然現實的通貨膨脹沒有出現，通貨膨脹預期卻開始上升，比如2002以來的住房信貸的持續擴張，2003年以來難以控制的局部“投資熱”。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時作出調整，2003年以來采取多種措施以期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控緩解通脹壓力。

（1）法定準備率的調整。2003年9月起央行兩次決定將存款準備率提高，以抑制投資過熱造成的信貸擴張，并降低由于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帶來的流動性增長；同時根據金融體系不良貸款率高而資金充足率低的狀況，對金融機構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以強化其風險防范作用。

(2）再貼現率的調整。2004年1月央行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擴大到1.7倍，農村信用社擴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決定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均上調0.27個百分點，同時放寬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浮區間，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實行下限管理，城鄉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上限擴大至基準利率的2.3倍，并允許金融機構存款利率下浮。

（3）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面對銀行體系流動性劇烈波動和投資過熱、信貸增長過快等情況，2004 年央行共開展110 次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通過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凈回籠基礎貨幣6 690億元。全年共發行105 期央行票據，發行總量15 072億元， 年末央行票據余額為

9 742億元；開展正回購操作43 次，收回基礎貨幣3 330億元；開展逆回購5 次，投放基礎貨幣1 490 億元。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實現預期的目標，可能還有待時間的驗證；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央行始終將保持幣值穩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國民經濟長期均衡地增長。

2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

所謂匯率即兩國貨幣折算的比率，或者說是以一國貨幣單位所表示的另一種貨幣單位的價格。匯率是一種特殊的價格，之所以說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現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國貨幣表示另一國的貨幣；二是在于它作為一種價格指標，對于經濟社會中其他價格變量有著特殊的影響。

作為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之間價值聯系的橋梁，匯率在本國物價和外國物價之間起了一種紐帶作用，它首先會對國際貿易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對本國的國民生產結構產生影響。因為匯率的高低，會影響到資源在出口部門和其他部門之間的分配。此外貨幣領域也會因為匯率的變化，大量資金相應地從一種貨幣流向另一種貨幣；在國內金融市場上則可以看到匯率隨著貨幣供求狀況的變化而進行適應性變動，反過來匯率對國內貨幣狀況也會產生極大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走過了一個先貶值后升值的過程。

第一階段為改革開放至匯率改革時期，此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國外匯儲備不足、物價大幅上漲，而國內又急需擴大出口。在實施貶值后，緩解了國內工資水平大幅上漲的壓力，也吸引了更多國外投資，為我國這一期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

第二階段為1994年至今，這一階段人民幣幣值基本保持穩定。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取消官方匯率，形成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此后的幾年里，人民幣匯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間浮動。即使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依然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由于人民幣穩定，我國出口減少、經濟增長放緩，但卻保持了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并促使亞洲金融危機盡快結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機，這一行為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我國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而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了其對外價值，所以在國際經濟波動不大的條件下，保持匯率穩定也是我國貨幣政策的要求；從我國近年匯率政策實踐和實際匯率變動狀況來看，基本上也與我國的貨幣政策相一致。

3 我國穩健貨幣政策下匯率的變動趨勢

1994年以后，我國實質上施行的是單一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而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及固定匯率的維護措施限制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利于短期和中期內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克魯格曼進一步提出固定匯率、資本流動與獨立的貨幣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即著名的“三元悖論”。所以從理論上看，我國匯率的任何變動將可能影響國際收支的均衡并導致原有貨幣政策的失靈，匯率政策的調整需要特別的謹慎。

影響我國匯率形成的因素眾多， 2002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美元近來數次加息，一直以來盯住美元的人民幣由于需要保持幣值穩定，升值預期增強；多方國際勢力因為其切身利益需要，指責中國政策操縱人民幣匯率、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要求中國政府解除外匯管制；外匯儲備增加，人民幣供應壓力增大；中國對歐美貿易長期的順差也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當前的宏觀經濟過熱也需要貨幣當局采取類似升值等緊縮性政策。

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判斷匯率問題的主要標準應該是國內經濟狀況，關鍵是看國內經濟在現行匯率制度下的運行狀態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保持經濟的穩定性將更為重要：匯率穩定將為中國的企業提供一個內外一致的穩定的貨幣環境；穩定的幣值也有利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和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周期也主要表現為投資周期，穩定的投資有利于我國增加國內的有效需求、緩解就業壓力，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提升人民幣在周邊地區經濟中的可信任度，同時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這一作用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已得到充分表現；當今世界金融市場充斥著投機行為，人民幣貿然改變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將有可能引發中國甚至是世界的金融危機，中國近年來外匯儲備的巨額增長就與國際金融投機行為不無關系。

所以，一直以來力求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和穩定的政策在現實中也顯現了良好效應。

但是匯率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規律可循，一國貨幣的相對價格首先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了其對外價值；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伴隨著一國經濟和貿易迅速發展，其貨幣幾乎無一例外地趨向升值。中國經濟經過近20多年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人民幣升值將是必然的趨勢。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度必然提高，適度提高人民幣估值，也有助于多吸收外部資源并減輕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篇（3）

2010年6月19日央行表示將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此次匯改主要有以下顯著特點:一是人民幣匯率不會一次性重估調整;二是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三是人民幣匯率不會出現大幅波動;四是央行繼續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因此可以看出,此次匯改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不會一次性重估,將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也將繼續保持不變。

人民幣匯率變動一直是市場和公眾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動必須從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入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就是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讓市場引導人民幣匯率的走勢,真正建立起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是逐步推進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和匯率市場化機制的完善是相輔相成的,其中包括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和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市場化,以及匯率作為貨幣政策的工具將逐步被市場化的匯率所代替等等,通過這些改革措施將有利于真正的人民幣市場化匯率水平的形成,有利于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

一、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的改革

2005年7月21日我國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彈性有所增加。當時人民幣匯率一次性升值2%,同時央行規定每個工作日閉市后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因此2005年7月2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確定為8.11元/美元,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此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將受到這個初始匯率和每天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的影響,如匯改后的第一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8.11上下千分之三的區間內變動,第二天在第一天收盤價上下千分之三內變動,以此類推。由于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同時央行對人民幣匯率每天的波動幅度有所限制,人民幣匯率呈現持續小幅升值的態勢,如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5年底,人民幣只升值了約0.49%,升值幅度并不大。由于對人民幣初始匯率和匯率波動幅度限制,人民幣匯率制度體現兩個特征:一是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區間很窄;二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變動很小。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很難充分反映外匯市場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也就是說,如果匯率變動超出人民幣匯率的限制區間,則必須由中央銀行的干預來平衡,即如果外匯供給過多,人民幣升值將超過所限匯率區間的下限,多余的外匯將由中央銀行吸收;如果外匯需求過多,人民幣貶值將超過所限區間的上限,則央行賣出外匯滿足多余的外匯需求。總之,央行的干預保證匯率的波動不要超出所限的人民幣匯率區間,人民幣匯率變動是有限彈性的,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并不高。同時央行規定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1.5%幅度內浮動,并且前一天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第二天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開盤價,因此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變動也難以反映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和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之間三角套匯關系很難維持,往往存在一定的匯率差價。也就是說,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有一定的浮動幅度,但由于匯率波動幅度小,同時又由于是以頭一天收盤價作為第二天開盤價,容易形成匯率之間的三角匯差,不利于外匯市場的穩定,央行必須對此進行改革。

2006年1月4日,央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引入了詢價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即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于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央行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后,將剩余做市商報價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這一改革雖然促進了匯率定價機制的進一步完善,但也面臨一些新問題。一是詢價能否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盡管銀行間外匯市場中間價采取詢價方式確定,但是由于做市商考慮到人民幣匯率最終會有中央銀行的干預,并不完全由市場的需求和供給來決定,它的報價往往會偏離自己預期的市場價格。例如,如果是美元的凈買入者,美元對人民幣匯率會報的較低;如果是美元的凈賣出者,美元對人民幣匯率會報的較高。如2008年12月初,我國外匯交易中心詢價系統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幾個交易日跌停,人民幣貶值預期上升,就是由于做市商預期央行可能會采取貶值措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報價逐漸走低。二是匯率權重的確定問題。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匯率權重是影響匯率變動的重要因素,它的確定直接影響匯率變動,人民幣匯率的權重確定比較復雜,既要考慮到技術因素,又要考慮到市場因素,同時由于我國人民幣匯率還承擔央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功能,人民幣匯率的變動還要考慮到國內外宏觀經濟因素,如通貨膨脹、貿易收支、利率、資本流動、美元匯率的變化等因素,因此合理權重的確定是非常困難的,權重確定依賴于央行對宏觀基本面和市場變動等的判斷。我們認為央行雖然可以自主確定權重,但是由于中間價的確定主要是根據做市商的報價,因此人民幣匯率也主要是參考美元匯率變動,而難以參考一籃子貨幣。實際上,做市商的報價主要是根據美元匯率指數的走勢、市場供求情況等因素來報價,而央行是根據他們的報價進行加權平均,這樣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的變動幅度被限制了,不管你怎樣取權重,中間價總是在整個報價范圍之內。也就是說,央行雖然可以變動權重,但人民幣匯率也主要是參考美元匯率變動,因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是根據做市商的報價確定的,而不是根據有效匯率來確定的。這里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人民幣匯率目標是人民幣跟著美元走,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小,但隨著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大幅度波動,人民幣對歐元、英鎊和日元等貨幣波動幅度變大。反過來如果假設央行確定人民幣跟著歐元走,人民幣盯住歐元,則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幅度將加大,同時人民幣對其他非美元貨幣的波動幅度將變小,因此匯率變動取決于央行主導匯率的選取,長期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是我國匯率體系的主導匯率,因此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

2008年8月以后,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了相對穩定,匯率基本穩定在6.83左右(見圖1),沒有大的起伏,期間人民幣和美元匯率保持小幅雙向波動,隨著美元升值,人民幣對美元微貶;隨著美元貶值,人民幣對美元微升,但是均在窄幅內變動。

2010年6月19日我國進行新一輪匯改,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我國匯率改革目標是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人民幣有效匯率應該成為央行關注的一個貨幣政策目標。我們認為,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必須解決兩個技術性問題,一是貨幣籃子里的貨幣種類;二是人民幣對籃子里每一種貨幣匯率的權重的決定問題,只有確定了這兩個問題,才可能確定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現實的問題是建立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參考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確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人民幣有效匯率是對多邊匯率的綜合反映,也是全面反映一國貨幣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盡管BIS和IMF等都公布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但是我國央行必須公布自己的有效匯率指數,籃子貨幣的選擇、匯率權重的選擇等都由央行自己確定,建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有效匯率指數之間的關系。這樣只要確定了有效匯率的目標,就可以確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不過,我們認為建立參考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也只是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改革中的一個過程,最終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也將由市場供給和需求來決定。

二、人民幣對非美貨幣匯率、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的形成機制

如果人民幣盯住美元,則人民幣對歐元、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幅度都較大。2008年8月以后,人民幣對美元穩定,人民幣對歐元匯率波動幅度較大,根據三角套匯原理,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則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和美元對歐元匯率的走勢基本相同(見圖2),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反映了美元對歐元匯率的變化。2010年上半年在歐洲債務危機的沖擊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資產,美元走強,美元對歐元、英鎊等貨幣紛紛升值。隨著美元走強,人民幣也跟著升值。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的條件下,美元對歐元匯率升值的變化必然會反映到人民幣對歐元匯率上來,隨著美元對歐元升值,人民幣對歐元匯率也跟著升值。隨著美元對歐元走弱,人民幣也會跟著走軟(見圖2)。

從2010年美元匯率變化來看,美元對歐元匯率從1月4日的1.4389美元/歐元升值到6月17日的1.2363元/歐元,美元對歐元升值了16.39%。同樣從人民幣匯率變化來看,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從1月4日的976.35元/100歐元升值到6月17日的838.78元/100歐元,人民幣對歐元升值了16.40%,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人民幣對歐元升值幅度較大。

人民幣有效匯率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加權平均,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是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套算出來的,因此人民幣有效匯率也主要是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加權平均得到的,因此從美元有效匯率變化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就能夠基本判斷人民幣有效匯率的變化。由其中NEERt為t期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NEERt-1為t-1期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Si,t為t期人民幣對i國貨幣的匯率,Si,t-1,t為t-1期人民幣對i國貨幣的匯率,Wi,t為t期人民幣對i國貨幣的貿易權重。根據三角套匯原理,Si,t=S1,t*Xi,t,其中S1,t是t期人民幣對美元貨幣的匯率,Xi,t是t期美元對非美貨幣的匯率。

Mt表示美元貨幣對這n-1種非美貨幣升值或貶值幅度,也是一個指數化的數值,盡管Mt和美元有效匯率指數的權重不同,但是由于包含多種相同的貨幣,同時又由于兩個數值都是指數化形式,因此Mt和美元有效匯率指數走勢比較接近。而S1,0是一個固定值,S1,t將影響NEERt的走勢。

盡管統計上人民幣和美元的有效匯率的權重不同,但這不影響我們對有效匯率總體趨勢的判斷。隨著Mt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化,人民幣有效匯率和美元有效匯率之間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至2010年6月19日匯改。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因此,人民幣有效匯率走勢和美元有效匯率走勢基本保持了平行走勢(見圖3)。

因此如果人民幣釘住美元,則人民幣的有效匯率也基本上跟著美元的有效匯率走。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形成機制也決定了人民幣對非美貨幣的變動和人民幣有效匯率的變動。

三、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完善

自2005年7月21日以來,我國銀行間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我國的匯率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要依賴于這一匯率套算決定(見表1)。

目前為了防止投機者套匯,人民幣兌歐元、日元和港幣匯率中間價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分別根據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與上午9時國際外匯市場歐元、日元和港幣兌美元匯率套算確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直接影響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水平的大小,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市場化程度也直接影響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市場化的程度。2005年9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交易價的浮動幅度作了調整,由原來的上下1.5%擴大到上下3%。盡管浮動幅度有所擴大,但是匯率的中間價的變動決定了匯率區間的位置,如果匯率中間價偏離了市場匯率,匯率區間也就很難反映外匯市場供給和需求的變化。2007年5月21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根據三角套匯的原理,若知道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幅度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波動幅度,我們就能計算出美元貨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幅度。由于我們采取的是上午9時國際外匯市場歐元、日元和港幣等對美元匯率,因此就能套算出當天人民幣對這些非美貨幣匯率應該在9點匯率水平的上下3.5%幅度內波動。但值得指出的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匯率并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一旦國際金融市場的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變動幅度超出上下3.5%的幅度,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變動幅度就不能夠滿足三角套匯原則。也就是說,央行鎖定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幅度,也就間接地鎖定了美元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幅度,但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幅度是由市場自動調節的,央行對此不能夠控制。實際上,即期外匯市場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交易價的浮動幅度、人民幣對美元貨幣波動幅度,以及美元對非美元貨幣的波動幅度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制約關系有利于防止投機者套取匯差,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一旦國際金融市場美元對一些非美貨幣匯率波動幅度超過了鎖定的幅度,央行必須通過第二天的中間價調整來消除套利機會。因此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央行將來應逐步放寬人民幣對美元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波動幅度,讓人民幣變動有更大的彈性,更多地讓市場力量決定人民幣匯率的變動。

除了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幅度以外,外匯局還要完善銀行對客戶掛牌匯價管理,放寬掛牌匯價波幅限制。實際上,2005年7月21日后,央行規定銀行對客戶掛牌的美元對人民幣現匯買賣價不得超過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2%,而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見表2)。這樣柜臺市場的區間幅度小于銀行間市場的區間幅度,會出現銀行柜臺市場買入美元的價格可能低于銀行間市場賣出美元的價格,銀行存在經營虧損的可能。因此銀行為規避經營風險,不得不把每天掛牌匯率確定在規定浮動幅度的兩端,客觀上導致了銀行對美元掛牌匯率只能是每天價格不變。

而現在美元現匯賣出價與買入價之差不得超過交易中間價的1%,而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5%的幅度內浮動,柜臺市場區間幅度基本等于銀行間市場區間幅度,且是不對稱管理,更具有靈活性。如果央行進一步放開銀行對客戶掛牌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我們認為央行必須得同時調整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如果只放寬柜臺市場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柜臺市場區間幅度大于銀行間市場區間幅度,銀行同樣可以套取匯差。如果柜臺市場美元買入匯率越低,則銀行在銀行間市場賣出美元,獲得的差價也就越大,商業銀行可能會把美元價格壓得很低。因此:如果柜臺市場的區間幅度小于銀行間市場的區間幅度,銀行存在經營虧損的可能;同樣如果柜臺市場的區間幅度大于銀行間市場的區間幅度,銀行可以套取匯價之差,央行需要協調柜臺市場和銀行間市場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幅度。

四、人民幣匯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障礙還體現在我國人民幣匯率是央行貨幣政策工具,要承擔央行的宏觀調控功能,往往還需要在多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促進宏觀經濟的平穩增長。首先人民幣匯率需要兼顧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如2008年上半年我國通貨膨脹較高,專家呼吁通過人民幣匯率升值降低進口商品的價格,同時人民幣升值,中央銀行買進同樣的外匯資產所投入的本幣會下降,外匯占款會減少,貨幣供應量增速變緩,這都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但是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盈余的不利影響,央行又不希望人民幣匯率升值過快。2008年底隨著國內對外貿易形勢的惡化,人民幣貶值呼聲較高,企業希望通過人民幣貶值促進產品出口。其次央行需要在人民幣對美元貨幣匯率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之間取得平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往往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央行還需要在人民幣對美元貨幣匯率和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之間取得平衡,維持人民幣幣值總體水平的穩定。最后需要在人民幣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間取得平衡。2008年上半年,隨著美元利率下調,人民幣的基準利率比美國的基準利率高,根據利率平價的原理,只要人民幣保持升值的步伐,投機者就可以獲得套匯和套利的雙重收益。因此上半年我國為了防止“熱錢”流入,在中美利率倒掛的情況下,必須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限制投機者的獲利空間。由于我國的人民幣匯率一直作為央行貨幣政策的一種調控手段,央行干預是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重要因素,匯率的市場化改革需要央行逐步放棄匯率工具,通過基準利率的調整來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匯率將不再直接作為央行宏觀調控的工具。

另一方面,匯率制度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人民幣釘住美元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央行必須要干預外匯市場,貨幣政策要服務于匯率穩定。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不僅僅人民幣對美元保持穩定,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港幣和美元是聯系匯率制度,香港就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由于香港是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資本自由流動,所以根據“三元悖論”,港幣釘住美元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可能同時存在,也就是說,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香港要么選擇固定匯率,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要么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放棄固定匯率。在這兩者之間,香港選擇了固定匯率,放棄了獨立的貨幣政策,意味著香港為了維持固定匯率,香港的利率水平必須跟著美國走,如美國降低聯邦基金利率,香港也必須同時降低基準利率,保持利率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就大陸而言,稍有不同,人民幣釘住美元,但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資本不能夠完全自由流動,大陸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相對較高。不過,隨著我國不斷擴大金融開放,資本流動增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會有所下降。央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必須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被動買進美元,投放本幣,貨幣政策必須服務于匯率釘住,獨立性受到一定影響。因此在人民幣釘住美元的條件下,大陸也面臨著香港類似的情況。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強,熱錢流入增加,央行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必須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外匯占款增加,同時央行又必須發行央行票據進行沖銷,控制基礎貨幣,防范通貨膨脹。

從人民幣、港幣和美元三角固定來看,香港釘住美元,放棄了貨幣政策;大陸釘住美元,但由于資本不完全流動,貨幣政策部分獨立,只有美國才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在三角固定中,美國居于主導地位,香港和大陸處于從屬地位,因為港幣和人民幣主動釘住美元,而美元是自由浮動貨幣,不用維持美元對港幣、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因此美國可以獨立地決定自己的貨幣政策。而香港和大陸沒有選擇,為了穩定匯率,不得不跟著美國貨幣政策走,這是三角固定匯率的特點。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大陸人民幣不能夠完全自由兌換,資本不能夠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相對獨立,但是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和經濟高度開放的情況下,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日益增大,如美國的貨幣寬松政策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壓力上升,為了穩定匯率,央行必須買進外匯,投放人民幣,貨幣政策處于被動地位。就三角固定的整個匯率系統而言,港幣和人民幣主動釘住美元,美國處于貨幣政策的主導地位,不會干預匯率,干預匯率的任務主要由香港和大陸自己完成。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美國調整貨幣供給和利率,必然會影響到香港和大陸,如美國貨幣增加供給和利率調整,流動性上升,熱錢流入,為了維持匯率穩定,香港和大陸必須吸收這些流動性,港匯占款或人民幣外匯占款會增加,資產價格上漲,通貨膨脹預期上升。因此美元貶值,港幣和人民幣升值壓力上升,沖銷干預的壓力加大。同時美元幣值的變化對港幣和人民幣影響也較大,如美元走弱,人民幣和港幣也跟著美元貶值;如果美元升值,港幣和人民幣也跟著美元升值。另一方面美元走軟,美元的吸引力下降,意味著港幣和人民幣的吸引力上升,港幣和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上升,升值壓力增大。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整必須要考慮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變化。

總之,人民幣與美元匯率保持穩定,資本不完全流動,貨幣政策是部分獨立的,而美國貨幣政策是完全獨立的。實際上,我國央行往往會陷入調控困境,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必須投放本幣,流動性上升,通貨膨脹壓力上升,這樣央行又必須大量回籠流動性,會推高貨幣市場利率,如果存貸款利率提高,資本將進一步流入。因此為了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必須加強對資本流動和利率變動的管理,這樣才有利于央行在維持匯率穩定的同時,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實現國內經濟目標。不過,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最終還是需要人民幣匯率增加彈性,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是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既定目標。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增加和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能反映市場需求和供給的變化,匯率對貨幣政策調控反映更加靈敏,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中也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人民幣匯率機制會如何演變,北京:中國證券報,2009年7月2日。

篇（4）

然而，研究流通領域經濟運行的流通經濟學卻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陷入了低迷狀態(紀寶成，2001)。21世紀是商業的世紀，正是大商業、大流通、大市場形成和發展的時代(黃國雄，2002)，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卻陷入了貧困狀態(夏春玉，1999)。應該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復雜的、多樣的流通實踐更加需要正確的流通理論予以指導，研究流通理論應該得到重視，流通理論應該得到大發展。但現實卻是：流通經濟學被作為三級學科，流通經濟學的博士點為數極少(只有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幾個單位)，全國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經濟學專業，或改為市場營銷，或改為國際貿易，或改為產業經濟學，如今，保留流通經濟學專業(貿易經濟)的只有16家。流通領域研究的專業期刊只有幾家，即《財貿經濟》、《商貿經濟》、《中國流通經濟》、《商業時代·理論版》、《商業研究》、《商業經濟與管理》(其他流通類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減少)。

這種現象不能不令人思索。為什么在市場經濟大發展，流通成為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劉國光，2001)和基礎產業(黃國雄，2002)的時代，流通經濟學卻被社會遺忘，卻出現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點：一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見面的假設使流通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視野中消失；二是經濟學的格式化過程間接影響了經濟學對流通的關注和研究；三是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和經濟學家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經濟學關注流通的視野；四是馬克思的流通理論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論。全國高校商經教學研究會主持的《關于貿易經濟學科建設的思考》課題報告(2001)認為，西方理論缺少對交換問題的專門研究和馬克思流通理論的一般性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是流通經濟學出現低潮的主要原因。紀寶成(2001)指出，對貿易經濟學科沖擊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內部因素表現在：學科分離，內外貿專業的分離；缺乏與新學科、新專業的相互協調；非盈利專業與盈利專業相混淆；隊伍建設問題。外部因素有：政府機構改革，撤銷了貿易局；教育部對專業目錄的調整；盲目照搬別國經驗；教育學科的重理輕文等等。

這些認識也許并沒有抓住流通經濟學貧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交換貿易的研究，從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論到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交換論，從德國歷史學派的貿易保護論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換契約論，無不充滿著對交換、貿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如新制度經濟學也是從交易出發，研究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關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費用在交易中的關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為三類，其中一類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換，楊小凱、黃有光(1998)等人還嘗試從分工交換的角度研究流通，楊小凱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之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其次，馬克思的流通理論是十分完整的流通關系論，馬克思從商品的二重屬性開始，從分工入手，詳細論述了商業資本的流通和商人、商業的地位和作用，闡述了商業勞動的性質和商業利潤的來源，研究了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同時還創造性地研究了國際貿易問題。再次，內外貿學科分離本身有一定道理，因為國際貿易畢竟是不同國家的經濟貿易交往，這種貿易和國內貿易不同，它時時要受匯率、關稅、國家的貿易政策所制約，因此，在研究領域上與國內貿易有相當大的區別；教育部對學科調整并不會妨礙一個學科的深入研究，只要這個學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會形成研究群體。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入門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教育部并沒有規定理論經濟學中有制度經濟學的學科，然而還是有眾多學者樂于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可見，流通經濟學的貧困問題還是要從流通經濟學的內部人手才能解決。本文嘗試從核心概念和學科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分析，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流通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求教于國內專家同仁。

二、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種規范的經濟學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該概念是對眾多經濟現象的高度邏輯抽象，概念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同時又是對事實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連續不斷的商品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可見流通應該作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因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實質，更能體現出流通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這表現在：商品流通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運行的過程，而且是社會化大生產中商品多次不斷的運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溝通地位，錯綜復雜的商品循環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復雜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運行的規律，研究如何有效地處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資源配置。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換，又涵蓋了市場，還暗含了商業出現的必然性，因為如此復雜的商品交換沒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業是不可想象的。可見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應該成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對流通的專門研究，是政治經濟學所難以涵蓋的。因為政治經濟學雖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揭示商業資本的增值和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資本和剩余價值。西方經濟學也研究交換和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如要素稟賦理論、比較利益理論、H-O理論等，但它側重于把交換看作一種外在的機制，沒有觸及商品流通的內核，把國際貿易作為開拓市場的手段，輕視對國內貿易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把一國內的商品流通當作一種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經濟學有必要把流通作為核心概念對商品流通進行專門的研究。

三、研究對象的確定與學科體系的構建

確定學科研究對象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學科對象確定后，才能確立研究范式，進而建立研究的邏輯框架，才能進行演繹推理，結合實證研究，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目前，對流通經濟學的對象有四種觀點：關系論、規律論、服務論、主體論。

關系論認為，由于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經濟學一方面要研究流通與生產、分配、消費的外部關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領域內的商業內部關系。規律論認為，社會商品交換既受普通經濟規律的影響，也受流通過程特有經濟規律的作用；流通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動中的這些特殊規律。服務論認為流通產業是由處于商品交換和流通過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構成的一個特定的產業，商人從事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進行商品交換，實質上是在流通產業內提供以“為賣而買”為核心內容的商業服務活動，即為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務活動；既然商業活動的本質是提供商業服務，那么，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商品或商品交換活動本身，而應該是商業服務。主體論以流通領域中的每一個行為主體如商人、商業企業等為研究對象來研究流通領域中的具體問題。

以上這四種研究對象論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視了一點，即作為一門經濟學科應該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流通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經濟學科，必須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問題。即研究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推動商品運動的各種行為，如采購、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等不斷地社會化、規范化最終達到最優化。由于現代流通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因此流通領域資源合理配置問題實際上就演變為流通產業的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這里有一個難題，就是流通領域與流通產業的關系。領域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資本論》里，流通領域包括兩個環節，即G-W階段和W-G’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商品與貨幣的轉化都需要有流通組織的勞動耗費，從事這類活動組織的集合就成為流通產業。因此，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配置，具體到流通產業才能夠體現出來。從實踐來看，人們把研究農業、工業、流通業分別作為一、二、三產業，并分別叫做農業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服務經濟學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流通經濟學稱為流通產業經濟學。如果不從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研究過渡到對流通產業資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經濟學只能是停留在關系論、規律論的層次，無法上升到從產業層面來研究的高度。那么，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難以深入。

明確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大致構建流通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設。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有該學科所公認的基本假設，一個學者的研究要形成一個體系，也必須有貫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設，否則，其提出的理論模型之間容易出現自相矛盾而難于前后一致。筆者認為，流通經濟學基本假設主要有：流通時間節約假設，假設t1<t2，設U1為花費t1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U2為花費t2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則必有U1=F(t1)>U2=F(t2)；流通費用最小化假設即滿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經濟人假設，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組織理論，即流通組織的SCP分析，流通產業組織的博弈分析，流通產業的競爭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結構，即流通產業的不同業態之間的比例關系，流通產業的規模，流通的空間結構、地區結構的均衡，流通產業布局的合理化、產業的投入產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產業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產業政策的變動對流通增加值的影響，同時研究各種政策的配套和協調。第五部分，研究流通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流通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總體效應和溢出效應，分析國內商品流通與國際商品流通的相關關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的發展趨勢，運用產品生命周期假設等研究流通業未來的發展。第七部分，流通經濟學專題，主要研究流通經濟學中的電子商務問題，物流現代化問題，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業的跨國經營問題等。

四、流通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