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適應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文化適應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商業文化倫理教育課程與實踐環節設置

首先，在各門課程的教學實踐中強調各種職業崗位需具備的標準和準則，使學生在感知實踐的過程中，將遵從市場規則變成一種文化自覺性。其次，要專門開設文化倫理類課程，如商業倫理、會計人員職業道德等課程，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未來相關崗位的職業道德要求。具體課程設置如下：

（1）通過開發具有文化傳承功能的特色課程，如“商業文化倫理”，此類課程應當結合學校所處的地域特點和當地的經濟環境，通過編寫配套教材，強化商業文化倫理教育，在課程中強化學生的職業道德觀念，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營銷價值觀和培養學生優良的素質。所謂的優良的素質包括職業道德、科學知識、素質、審美觀點、勞動技能等方面。這些需要在大學生四年的學習生活中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才能夠深入學生的思想中，進而引導他們的行為。

（2）“商業文化倫理”課程還可以專題的形式進行講授。專題的內容包括：商業文化倫理的形成與演變，成功企業的文化倫理特點，產品因素中的倫理問題、渠道競爭中的倫理問題，營銷競爭中的倫理問題，服務營銷中的倫理問題等等。商業文化倫理所涉及的內容應該貫穿在營銷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實際的企業營銷管理實踐中，有關于營銷管理的環節確實需要高素質、高品德的管理人員承擔社會責任感，樹立榜樣，為企業發展貢獻力量。所以可以以專題的形式，將“商業文化倫理”研究的問題融合到營銷管理的方方面面，培養學生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以道德為準繩、以法律為準則、保持道德底線、不弄虛作假，這種企業人才才能夠真正的給企業帶來利潤和長久的發展。

（3）針對市場營銷專業人才培養的需要，設立專門用于培養大學生的“抗壓能力”、“人際溝通能力”的特色課程。同時大力支持營銷專業的學生參加營銷技能訓練、口才能力培養訓練、挫折訓練。對于企業針對大學生設立的各種技能評比和營銷大賽更要積極參與，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就能夠具有自主學習、創新、團隊合作等各方面的綜合能力。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很多企業都反映招進單位的營銷專業畢業生，學習能力很強，但道德品質欠缺，如離職后帶走客戶資源，甚至向競爭企業泄露企業的經營機密；更有甚者，離職時帶走產品銷售貨款。從大學校園走出去的營銷專業畢業生普遍存在適應能力差、抗壓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在于客戶打交道的過程中，遇到挫折后很容易放棄，不愿意再去嘗試的現象。而這些表現恰恰是企業最忌諱和反感的。所以要滿足企業對營銷人才的要求，就必須在大學教育階段就開始著重培養營銷專業學生的心理素質、抗壓能力、與人交往溝通能力和職業道德素質等。這些能力的培養絕不能僅僅靠書面和課程的培養，而是需要將學生推向實踐環節，多和社會接觸和企業接觸，通過營銷類的競賽活動培養學生的抗壓、抗挫折能力。

3商業文化倫理課程設置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1）“商業文化倫理”教育作為對大學生職業道德培養教育的專門課程，教師在講授中需要具有較為全面的社會文化知識和透徹的問題分析能力。大學生的大學生活是他們進入社會的最后一道門檻，很多學生沒有社會工作經驗，又不愿意強硬接收老師的訓誡。所以，在開設此相關課程時，教師講授一定要生動、有趣、具有說服力，通過深入淺出的講解將案例和理論相結合，多舉案例，以真實企業的發展成功與失敗來告誡學生，只有員工具有職業道德，能夠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學生才能夠真正對企業有益。

篇（2）

二、認真審題，仔細作答

做題前，一定要認真讀題。如選擇題，命題者常在其后面說明每一小題有一個還是有一至兩個正確選項，千萬不能憑想當然地都選一個選項了之。選擇題通常要求選出正確的答案，但也有要求選擇錯誤答案的。例如，下列玻璃儀器不能用來加熱的是（）。①試管②量筒③燒杯④漏斗，如果忽略了題中的“不”字，選出的答案就會定錯無疑。認真審題的另一層意思還在于要求大家一定要按題目的要求去做。如填空題及推斷題，到底是要求填序號、填名稱，還是用化學用語去表示等。此外，常見的含有裝置圖的實驗題，本來只要求指出錯誤，你卻偏偏答如何如何改正，這也是答非所問。

三、由易到難，珍惜時間

考場上的時間是有限的。拿到試卷之后，通篇瀏覽后，一般即可按試卷的先后順序做題，可有些同學卻上來就做計算題或占分多的題目，這樣做實在是不可取的。正因為這些內容占分多，因而難度也就大，一旦做不出來，必定影響情緒。

甚至造成簡單題的失分。所以希望大家要先做那些易答、易得分的題目。對于難題，可冷靜地分析、審清題目的條件及要求，找出解題的關鍵，順藤摸瓜，逐步攻克，若實在攻克不下，千萬不可花去過多的時間，以免影響后面題目的解答。

對已答出來但無十分把握的題目，要留出些時間去檢查，必要時可換換思路另解驗證。

篇（3）

【論文關鍵詞】傳統組織結構;組織結構柔性化;變革;途徑;方法

在當今信息網絡快速發展的知識經濟時代，組織在企業發展中究竟以何種形態出現，怎樣使組織有效地應對日益復雜動蕩的環境，這些在現有的組織結構理論中，僅為企業提供的是一般性的思想、原則和參照性的模式，對解決實際的組織變革問題還遠不夠。而這正是傳統組織結構在不斷調整中面臨的新挑戰，它要求新的組織形式應是一種具有較強彈性、靈活性、適應性、反應力的組織形態。因此，創建合理的企業組織結構，優化企業的組織系統，不僅成為管理創新、管理科學的任務，而且是企業實施有效管理，發揮組織職能的前提。

一、傳統組織結構模式及其存在的問題

從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時代起出現了大致六種常見的企業組織結構形式，它們分別是：直線結構，職能結構，直線－職能結構，事業部結構，分權結構，矩陣結構。這些傳統企業的組織結構模式以及在這以后的其他組織結構模式都是以工業經濟為前提，共同體現了工業經濟的特有屬性，即按照工業經濟社會工業生產的要求，組織與完善企業的微觀結構。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特別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各種組織結構理論越來越突顯出共同的問題：第一，簡單化分權，組織中或多或少帶有集權主義傾向。這使得組織成員缺乏責任感、自律意識，從而使下級的個人能力和創造性往往無法得到體現和發揮。第二，溝通成本加大，容易產生本位主義。組織間信息傳遞緩慢，層次間和部門間的協調任務重，這樣客觀上延長了信息的時效性，易產生“官本位”意識，無形中增加了組織投入。第三，中間層級的職能管理缺乏。常會出現有層級、無職能現象，致使管理的科學、規范性程度較差。第四，企業人文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缺乏組織政策認識上的清理、員工的文化慣性等為組織變革和戰略轉型增加了新的困難。

傳統組織結構模式的不足決定了它們與現代知識經濟的不協調，也同樣決定了其遲早將被現代知識經濟所淘汰的命運。當然，這并不是排除傳統組織結構模式通過對自身進行必要的修補以暫時適應新經濟要求的可能。在短期內，這對企業發展并無大的影響，但從組織長期發展的趨勢來看，構建一種新的組織結構模式來適應知識經濟時代下企業組織系統的彈性化要求是勢在必行。

二、企業組織結構柔性化的內涵

所謂柔性，同適應性一樣是指連續性地做出臨時性調整。由于組織是建立在個人、群體和組織內部子單位之間的動態合作以及與外部環境功能互補的基礎之上的，因而柔性已成為組織在不確定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柔性化組織正是要強調組織成員之間的信任、合作與信息共享，柔性化組織所隱含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現為：組織邊界網絡化、管理層級扁平化、組織結構柔性化和組織環境全球化。其中組織結構柔性化是以創新能力為宗旨,通過分工合作、共擔風險，以及適當的權限結構調整,向基層員工授權，并滿足員工的高層次需要，增強員工的主人翁責任感，使其不僅自覺提高各自的工作標準，從而把組織意志變為個人的自覺行動。組織結構柔性化的特點就在于結構簡潔，反應靈敏、迅速，靈活多變，以達到快速適應現代市場需求。

需要強調的是，組織結構柔性化產生的根本價值點在于其能從員工、客戶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多種需求出發，提倡“團隊式合作”的責任意識，使組織能夠根據環境的變化，迅速、有效地配置企業所有的資源，然后通過發揮整體資源優勢以解決組織發展中所面臨的特定問題。

三、組織結構柔性化的實現途徑和方法

企業組織結構作為組織發揮作用的支柱,在對其變革時就要從滿足企業成長的要求著眼,通過變革整合企業業務流程、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來增強本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優化企業的組織系統。從具體實踐來看,企業內要構造這么一個開放的、動態的組織結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組織環境，可以在以下幾方面著手進行柔性化變革：

（一）提高管理者職責能力，削除作風，對企業人力資源進行柔性化管理

在一個組織中，作為“掌舵手”的管理者如果不稱職，不但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務，降低企業運行的效率，而且很大程度上影響組織變革。現有學者經過元勝任力研究表明，認為管理者可分層來提高職責能力：高層應該更加注重創造力、系統思維判斷力、思維敏捷和綜合分析能力的提升，中層可以在實踐能力、解決問題的學習能力和溝通能力這幾方面進行重點發展，基層管理者可以重點發展反省、自我管理和信息管理這幾方面的能力。

不僅如此，對于那些喜歡寫又長又臭的報告，以及喜歡“站在別人肩上”空空而談者，具備了作風的這些人來領導企業必將嚴重阻礙組織的發展。要削除這種管理錯位，除了不斷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外，就要求企業做好內部提升和外部招聘制度，為企業尋找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建立一種靈活的、柔性化的引進人才和推動人才成長的機制。從而為企業組織結構變革掃清障礙。

（二）利用柔性化組織管理理念，構建“團隊”型組織，增強組織群體凝聚力

事實上，在一個企業組織中員工所擁有知識的多少已成為企業創造財富的主要來源。這里的知識存在形式一般可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在前者主要體現在如專利、科學發明、特殊技術等，后者則是員工的創造性知識、思想和主觀能動性的表現。顯性知識已為人所共知，隱性知識卻只存在員工的頭腦中，較難掌握和控制。強行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企業以人為本，注重對員工個體全面的培養和鍛煉，并提供機會，尊重他們的個體價值，使其認識到自身對企業的重要性，從而對組織產生歸屬感。在實際管理當中可運用如“激勵機制”這種柔性手段。

在企業構建團隊型組織的過程中，要注意“偽團隊”這種組織形式。沒有真正的相互協作與共同的責任的團隊，那么它的存在將會大大降低了組織的效率，不但不利于員工的和睦團結，而且挫傷員工的熱情和積極性。具體方法，可建立以組織任務為導向，強調工作能力與工作成績的臨時性的工作組，團隊成員可以是臨時選任的。通過這種靈活的組織結構形式實現組織結構的柔性化。當然在組織對外活動中可保留原來職務稱呼，但在新工作組中全都是一般職員，利用“目標管理法”對工作進行激勵。

(三)減少組織縱向層級，由集權向分權過渡

一般來說，管理層級越多，會增加信息流通成本，使組織對外界信息反映遲緩。為此，削減組織層級，推倒組織間的圍墻，向員工進行授權，實現管理層級扁平化，既有利于提高組織對環境的適應力，也有利于組織降低日常運行成本。這一點一方面可通過裁減冗余人員、重新招募工作能力強的員工為企業注入新鮮的血液與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定期地開展對現有員工的教育和培訓，使他們的工作進一步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例如，通用公司總裁韋爾奇認為，先前通用電器主管人員只是簡單地告訴員工該做什么，而員工們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主管交給的工作，但決不多做什么。因此他提出“通力合作計劃”，以使員工獲得更多的權力、工作自由，并運用自身的創造性來改進公司日常經營。

(四)適時轉變戰略，增強企業運行的柔性化

為了不斷適應未來的多變性，企業應根據經營狀況及戰略地位選擇轉變戰略，如通過實行彈性預算，滾動計劃。具體做法可以是：(1)企業在做戰略分析時，要在信息獲得能力的基礎上，做出適合自己企業特點的分析模型；(2)做好年度計劃和戰略規劃的結合。企業在制定3～5年滾動戰略規劃的時候，要包括最近1年的年度計劃，年度計劃根據滾動戰略規劃第一年的分目標來制定，要說明具體的完成時間和主要的責任人；(3)是以財務預算管理和目標責任制作為年度計劃的支持，一定要以財務預算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的管理來支持企業的年度計劃的實現，從而保證戰略規劃的可操作性。

另外，有效地執行戰略，必須有一個戰略控制系統。需說明的是，執行到一定程度，不得不調整，這也是一種控制。企業在對影響每個項目的變化的因素進行控制時，要先形成共識，沒有共識，公司的戰略行動將缺乏合力。提倡戰略創新，避免管理僵化。

【參考文獻】

[1]劉興國.知識經濟與企業組織結構[J].經濟師,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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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5-0139-05

在意境理論的古代生成與現展中，學界普遍認為，儒家主要從“言”、“意”、“象”的角度開啟了古典詩學及意境說的方向。儒家追求盡善盡美的倫理境界，滲透于文藝作品，成為審美意境的人格內涵之一。老莊道家學說則主要從“道”、“氣”、“象”、“陰陽”、“象罔”、“游”、“逍遙”、“虛靜”、“心齋”等方面的論述，促進了意象說、意境說的形成。道家追求自然自由的理想境界，主導了中國山水詩畫對于清逸淡遠的審美意境的追求。然而，在意境與佛學的關系問題上，學界有較多爭議，對佛學有興趣者往往特別強調古代意境說與佛學禪宗的難解之緣；另一些人則認為意境是中國文化的固有之物，是中國文化獨特精神在藝術審美領域的表現，其產生與佛教文化無關。對意境理論與佛教文化的關系到底應該如何把握？本文嘗試在廣泛清理材料的基礎上對此作一探討。

一、牽附抑或消融：對佛教文化與意境關系的不同解讀

對意境理論與佛教文化的關系，一種觀點認為盡管意境說的發展受到過佛教禪宗的影響，但意境說是中國文化的固有產物，是中國文化獨特精神在藝術審美領域的表現，其產生與佛教文化無關。

持此論者斷然否定佛學對于意境說產生的影響，主要是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充分自信。他們認為意境說乃是儒道兩家作用于詩學的產物，在佛教這一外來文化產生之前，意境說已經形成。夏昭炎是此論的代表人物，他在《意境概說》一書中專章對意境的源流進行考辯，指出意境“絕非由某種外來文化移植或衍生而來”；[1] （P179） 意境的發生年代久遠，意境之根深扎于中國文化的深層之中，其源可以上溯到數千年前的文化藝術活動中。夏昭炎分析了東周時代的青銅蓮鶴方壺，認為3000年前的藝術作品已具有如此精巧的結構，包蘊如此深遠的“言外之意”、“韻外之致”，顯示出意境成熟的特征。先秦的詩歌、音樂、工藝美術等領域都已經有了具有相當魅力的意境作品。在他看來，自有詩歌以來，意境即已客觀地存在于詩中，一部詩歌美學史，幾乎就是一部以意境說為審美理論核心的詩學史。蕭華榮也指出：“‘境’并不神秘，也并非佛家所獨擅，因而不必過分作牽附佛教教義的解釋，古代詩學也自始至終未作這樣的解釋，只不過因為佛教的流行故而其術語也成為人們樂于借用而已。”[2] （P129）

夏昭炎把意境作為一個藝術美的因素來分析，有其合理性，然而，作為藝術美的意境與作為理論概念的意境是兩回事，兩者的歷史并不一致，夏昭炎雖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并且作了分頭梳理，然而在得出“意境理論的出現與發展也有了三千年的歷史”[1] （P228） 這一結論時，顯然把意境的出現與意境理論的出現混同起來了，由此而斷定意境說是中國文化固有的產物，理由似乎并不充足。

另一種觀點認為意境說是在佛教或禪宗的直接影響之下形成的。如孫昌武在《佛教與中國文學》一書中指出，梁、陳之際的真諦已較系統地傳譯了印度大乘佛教、瑜珈學派的著作，至唐初，玄奘進行了系統的譯介，并以之為典據創立了中國的唯識宗，產生巨大影響。“唯識的‘內識轉似外境’的理論被借鑒、發揮，形成了中國文學理論中的境界說。”[3] （P349）

張節末對意境的產生與性質有獨特的看法。他指出，意境是禪宗的美學突破的產物，其感性基礎是現象空觀，主空的自然觀與看空的人格觀兩相結合產生出一門全新的美學：心造的境界－意境。他說：“禪宗的直觀方式向中國的山水畫、寫意畫導入了精神的深度，使之心靈化和境界化；向中國詩歌的緣情傳統導入了更為虛靈空幻的意，形成了詩的意境。”[4] （P23） 意境之“意”不是通過語言的傳達和理解得到的，要意會、妙悟，是直覺和直觀。“意境之意，與其說是言意之辯之意或者意象之意，還不如說是與六根之中意根相對的思慮之意，而第六識即是依意根起作用而形成的意識。這在禪籍當中是有重要根據的。”[4]（P202） 張晶也認為“詩論中的‘意境’，是指超越于作品的物質形式，在主體的審美經驗中生成的整體性美感，這個范疇源出于佛學，乃是無庸諱言的。而當它進入詩歌美學之后，可以說使中國的詩論以及詩歌創作產生了質的飛躍。”[5] （P100） 這種立場充分地信任外源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對于前述認為意境是中國文化固有產物的觀點來說，無疑是一種有力的反撥。

二、參禪與悟境：佛教文化對意境理論實施影響之表現

佛教文化的傳入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哲學、天文、醫學、風俗等方面都有較大影響。佛教對文藝的影響途徑之一，即是通過一些受佛學禪宗影響的詩人藝人而達成。近代學者有人認為意境說的形成完全得力于佛教禪宗，有些言過其實，但說王昌齡《詩格》、皎然《詩式》、司空圖《二十四詩品》，都潛藏著禪宗的影響痕跡，則有理有據。唐以前文論家劉勰即已有借用佛學之“境”，如“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文心雕龍?論說》）。唐人“以禪入詩”、宋人“以禪喻詩”，佛學禪宗對詩歌的影響可見一斑。從浩瀚史料中，我們可以窺見，佛教文化對意境理論實施影響之表現大約有以下三方面。

1. 讀經、參禪行為日漸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之中，為佛教文化對意境理論產生影響打下堅實基礎。

佛教自東漢傳入，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之后，到隋唐五代逐漸昌盛，在建立佛教各個宗派的同時，還創立了中國化的新教派禪宗。禪宗融合了儒道諸家的智慧，對佛經教義進行眾多“格義”、革新，改進了佛教僧侶固有的修行方式，促成了佛教走向開明化、本土化，成為影響最深遠、最中國化的宗教。禪宗對儒家的心性思想、老子的無為思想、莊子的逍遙思想都有所吸收，融印度佛學與中國文化于一體，具有寬容、自由、大度的生存智慧，因此較佛學傳入中國被本土化后產生的其它宗如天臺、華嚴、凈土等宗更具有包容性。至唐、宋，慧能開創的南宗禪以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悟道方式風靡于士大夫之間。

給意境命名的初唐詩人王昌齡，既出入佛寺又來往于道觀，對于佛道兩家的“境”都有體悟。王昌齡對“意境”的直接論說比“物境”、“情境”更簡捷：“三曰意境，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這里的“真”通于道家與佛家之“真”，實質上是一種表達內識、哲理、生命真諦的最高境界。

終其一生于佛門的中唐詩僧皎然，提出了對后世意境論影響甚大的“取境”說，提出“境”有“禪境”、“物境”與“心境”之分，在心物關系方面明顯接通禪宗“境不自生，因心故現”的主脈。佛學主張“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因此心外無境，境由心造。皎然的“境非心外，心非境中”，（《晝上人集》卷八）即是對佛學“心造”說的沿用。從“取境”到“造境”，從“象忘神遇”到“采奇于象外”，可以發現皎然的佛性修養對其詩論的影響，他的“但見性情，不睹文字”也是對佛學“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詩學發揮。皎然把“清、遠、神、靜”作為詩境的審美要點，并常常以禪入詩，如“釋事情已高，依禪境無擾”（《奉酬顏君真卿》）、“月彩散瑤碧，示君禪中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書冬夜》）等。

晚唐的司空圖強調“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并推舉王維等人的禪味山水詩為詩的最高境界。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是意境說發展史上不可多得的以詩論詩的杰作，充滿了獨特的禪之意趣與智慧。“《二十四詩品》乃唐代美學融攝佛學的垂范。在這一理論體系中，藝術世界的本體是剎那生滅的絕對存在；藝術世界的創造主體是能夠體現絕對存在的有覺生命；藝術世界的生成來自于有覺生命對于絕對存在的生命禮贊。”[6] 盡管司空圖在詩文中很少直接用到禪語，但不少學者發現詩情禪趣在《二十四詩品》思想層面上相通。如陳仲義認為：“司空圖《二十四品》的全部風格定位，幾乎都是貫穿著‘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的中觀思想。”[7]

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讀經、參禪行為對當時人們思想、行為的影響，而對于在意境理論形成過程中做出巨大貢獻的王昌齡等人來說，影響之大，不言自明。

2. 佛理詩、禪味詩畫的勃興，更是佛教文化對意境理論的形成施予影響的又一表現。

意境理論的形成不是一種自覺的理論行為。它首先潛藏于人們的文藝創作實踐中，而佛理詩、禪味詩畫的勃興，則是佛教文化對當時社會影響的進一步擴張。據統計，王維詩集中明顯與禪有關的詩作有81首，韋應物有67首，劉長卿有55首，錢起有25首，劉禹錫有50多首。[8] （P61） 其他如陶淵明、謝靈運、杜甫、王安石、蘇軾、白居易、李商隱、周敦頤等人的詩作中也常飄逸出佛禪的靈光神韻，就連傾心道教的李白，也曾體驗禪境：“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發。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廬山東林寺夜懷》）王昌齡、皎然、司空圖、嚴羽、王船山等人的詩論詞話中則折射出佛學的旨意天機，一些釋氏常典屢見于文人筆端。大量傳譯的佛學教義以及佛教本土化之后產生的禪宗關于“境”、“觀”、“境界”、“意境界”、“不立文字”、“掃除一切名相”等命題的論述，極大地誘導了古代意境說的孕育、萌生和命名。

3. 佛教文化對意境理論的影響更直接地表現在文藝品評中以禪喻詩等文藝現象上。

佛教自東漢傳入后，不斷發展，影響日盛，至宋代文人參禪則更為普遍，以禪喻詩成為一時風習，正如蘇軾所說“每逢佳處輒參禪”。用禪理參詩最為成功的，首推蘇軾。蘇軾50歲時曾出資30萬重新刻印《楞伽經》，使之重新暢行于世。在重印本中，他回憶當年偶見此經時“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足見《楞伽經》有著撼人心魂的魅力。《楞伽經》主張在禪境中體驗人生的無常感，如夢如幻。蘇軾詩中就有多處此類表述，如“愿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來已”，“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等。在《送參寥師》中蘇軾以禪的“空”“靜”觀論詩道：“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韓子蒼干脆把詩道與佛法相比擬：“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詩人玉屑》卷五引《陵陽室中語》）

至南宋，嚴羽《滄浪詩話》以禪喻詩，強調禪道與詩道相通于“妙悟”。他在《滄浪詩話?詩辨》中說：“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即是借用佛家的“羚羊掛角”、“鏡花水月”、“空中之音”等比喻來闡述唐詩之妙境及意境之特征。錢鐘書《談藝錄》中評論嚴羽道：“他人不過較詩于禪，滄浪遂欲通禪于詩。”

明清時期王夫之對佛教有專門研讀，他借用佛學“現量”這一術語來表達“心目相取”、“即景會心”的觀點，并綜合前人的“應感之會”（陸機）、“直尋”（鐘嶸）和“妙悟”（嚴羽）等說的詩學思想，他的“現量”說對后人研究意境的直覺體悟思維有啟示作用。

至于王國維思想中的佛禪因子，散見于他的“境界”論中對于“觀”、“見”、“不隔”、“兩渾”、“須臾之物”等的論述。

三、淵源與滲透：意境理論對佛教經典之汲取

作為美學范疇的“境”，最早出現于王昌齡的《詩格》中，如“心偶照境”，“搜求于象，心入于境”，他的“詩有三境”說對意境說影響很大。被嚴羽評為“在唐諸僧之上”的江東名僧皎然，比王昌齡更近佛教。他把佛經中拈出的“境”字大量入詩，據不完全統計，《皎然集》中含有“境”字的詩就有30多首，因此是皎然真正把佛學的“境”引入詩學。從淵源來看，文論家標舉“采奇于象外”（皎然《詩式》）、“境生于象”（劉禹錫《董氏武陵集記》）、“超以象外”（司空圖《詩品》）、“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圖《與極浦書》）、“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嚴羽《滄浪詩話》）、“風雷無形而有象”、“意伏象外”（王夫之《正蒙注?誠明篇》）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與道家“大象無形”的思想有淵源關系，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禪宗的無形滲透。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意境理論的形成受到了老莊思想與佛學禪宗的雙重影響。

佛學將心理現象分為“十八界”，包括“六根”、“六境”、“六識”。所謂“六根”即“內六處”，指眼、耳、鼻、舌、身、意。所謂“六境”即“外六處”，是與“六根”相對應的境界：色、聲、香、味、觸、法，均屬一心之變現。初唐高僧道世所編《法苑珠林》稱“法”為“意境界”，是意識活動中之境界，總攝從感官到意識的所有感覺、知覺、思維。所謂“六識”，即依據“六根”對于“六境”所產生的心理認識。“境”在古印度梵文中為“visaya”。“境”的要義在于它是精神與現象的同一、主觀與客觀的共存。佛學的“境”經王昌齡等人而詩化、中國化、美學化，引申到作品中，便是作者內心感發之境界，引申到文藝批評中，便是讀者經由作品而體驗到的藝術境界。在佛家看來，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不可割裂，宇宙自然本是渾然融合的一個整體，萬物萬象都是多樣而統一的諸相，“諸根會合”，才有可能形成境界。唐代山水詩畫注重創造渾融一體、圓通諧美的意境。佛學的空靈神韻更為顯明，如王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等句，詩意與佛理互滲，意境雋永。

禪宗對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般若智慧頗多推崇，般若無相論對古代意境說的影響值得注意。《金剛經》中的般若無相論認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色相、身相、法相、實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都是不真實的，應當破除世間的一切名相，掃除六塵，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一切識見也是虛妄不真實的、片面的，應當破除一切執，還原本心，世界的本來面目才能呈現。《金剛經》中的波羅蜜無我論認為：“我識”“我見”是我執、我迷的表現，只有徹底破除我識、我見，于人不取四相，于境不著六塵，掃除一切名相、法相、非法相，才能達到無我的波羅蜜彼岸之境。法如筏喻論豐富了古代詩學道法自然、法由心生、至法無法的詩法論。“舍伐筏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王士禎《帶經堂詩話》中的這些觀點有著相當明顯的佛學痕跡。

傳統詩學中關于“空靜”“虛靜”的說法，主要從創作心境、審美心境的層面給意境理論提供了心理學前提。“空”、“靜”、“虛”在古典哲學、佛學、理學中都是不可小覷的概念，且都帶有形而上的意味。佛學禪宗盛行后，“空”、“靜”、“虛”觀對文藝有進一步的滲透，漸漸演變為具有創造性、生成性的審美心境前提。“空”、“虛”在佛教禪宗中也是重要觀念。“空”、“虛”并非杳無一物，而是容納“所有相”的本體，能夠派生萬物。《金剛經》有“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壇經》云：“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六祖慧能有名言：“心量廣大，猶如虛空。”佛教“苦空”觀宣揚只有看空才能脫離人生苦海，禪宗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為基本命題，以心為“空”，將心置于本體地位。“靜”是佛門修習的根本要求，“靜”是心如止水，遠離妄念，但并非死寂，而是“求靜于諸動”。因此，禪宗中的“空”“靜”具有生成性與創造性，這對古典詩學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創作心境、審美心境等方面。張晶對此有細致的論述：“空與靜，都不是長久的、恒定的心理狀態……它是一種插入，暫時切斷創作主體與世界的功利的、世俗的聯系，使主體以審美的眼光來打量世界。……只有心靈‘空靜’，方能洞察、統攝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的種種物象，在自己的心靈中將之加工為審美意象。這里又涉及到中國古典詩學中的‘意境’論。”[5] （P47-48）

禪宗思想中雖然少有哲學、美學問題的直接論述，但其存在觀、人生觀、自然觀等方面卻有著豐富的哲學、美學意蘊。禪宗主張從日常生活的活潑生命中體驗作為宇宙本體的“真如”、“法身”、“般若”，以覺悟眾生心性本原為宗旨，主張人與外界的圓融，關注人的精神自由，無意中給文人學士提供了一種審美性的生活態度，敞開了那種空靈又微妙、虛幻又真實的精神世界，為人們走向澄明超越的審美境界提供了一種妙悟與觀照之路。禪宗主張的“空”是一種人與自然、外界渾然一體、圓融自在的蒼茫境界，即“梵人合一”的境界，人無限趨近于真如本性，存在的本真在物我通融的境界里敞亮，人與自然、世界的關系得到還原。“空”是不生不滅，超越有無，不執于虛妄。盡管禪宗的空觀不等同于道家對空、靜的主張，但兩者在強調天人合一的層面上頗有相通之處。禪宗主張獨特的直觀體驗，自觀自心，自識本性，自我覺悟，“‘禪’所重視的用直覺把握宇宙的思維方式，對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對審美藝術創造出來的意境，對意境給人以審美愉悅的理解都有不可忽視的溝通和影響。”[9] 禪宗尤其主張掃除語言名相。“名相”是種種以語言或符號為依據的東西，意境正是產生于“名相”之外。

禪境和意境在把握世界的方式、生物心理上都有著相通、相似之處，然而兩者的走向不同，禪境超脫苦難而走向佛境，意境則通過藝術而走向審美。禪宗詩歌的審美境界的范型就是一切現成現量境、水月相忘如如境、珠光交映圓融境、任運隨緣日用境。現量境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如如境能所雙亡，色相俱泯；圓融境珠光交映，重重無盡；日用境饑餐困眠，脫落身心。與現量境、如如境、圓融境、日用境相應的意境風格亦即平時我們所說的澄明高遠、色相俱泯、圓融諧美、質樸自然，這在禪詩中有著最為明顯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體證禪詩審美境界，對整合傳統詩學的境界論，探討佛教文化對意境理論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佛學禪宗對于古代形神論、以形寫神、窮形盡相、體物得神、傳神寫照、形神兼備、離形得似、離象得神、破形得似、神不在跡、神韻無跡、意象、興象、意得神傳、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以及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境外之境、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等有關意境的詩學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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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交際中的跨文化因素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我國很多學生學習英語多年，仍無法用英語進行得體交際的主要原因是忽略了目的語國家的背景文化知識的學習。隨著越來越多的教育者意識到語言的文化內涵，“文化意識”也首次作為獨立的內容被納入到高中課程標準中，并把它作為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新形勢下的高中英語教學在注重對學生傳授基礎知識的同時，應更注意對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而建構主義理論無疑為高中英語跨文化意識的建構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指導。

一、從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及新課程標準的要求看跨文化意識培養的必要性

1.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美國當代著名人類學家H. Goodenough在《文化人類學與語言學》中寫道:“一個社會的語言是該社會的文化的一個方面，語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體的關系。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現在:它是學習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學習和運用語言的過程中獲得整個文化。”他的觀點十分精辟地論述了語言和文化不可分離的關系，即:兩者既密切聯系，又相互區別。首先，語言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基本的文化，但它只是文化的組成部分，而并非它的全部。其次，文化是語言的一大特點，如果把語言看成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的話，文化就是語言教學中的重心。

正因為語言和文化有這樣一種特殊緊密的關系，杜道明在語言與文化新論中指出:“語言是文化的凝聚體。”因為語言系統中凝聚著幾乎所有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信息，這就促使語言成為文化總體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具有原文化的性質。而且，語言客觀地反映了人類歷史上不同時期的認識水平和每個民族特殊的認識方式，因此，語言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且還是一種特殊的、綜合性的文化凝聚體。掌握一門語言，實質上就是掌握該語言所承載的文化，語言只有通過豐富、深廣的社會歷史文化才能呈現出全部的意義。這種基于文化的語言觀提示我們:要學習一門語言，就必須了解其文化。

2.新課程標準的要求。高中英語課程總目標的其中一項就是培養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度、學習策略和文化意識等素養整合發展的基礎上。總目標指出:文化意識是得體運用語言的保障。高中英語課程目標結構如下圖所示:

從圖中可以看出，在課程目標結構中，“文化意識”是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涉及文化知識、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等內容。在目標結構的“情感態度”和其他項目中，對“文化意識”也有相關的要求。“標準”指出: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是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基礎，文化意識是得體運用語言的保證;“接觸和了解英語國家文化，有益于對英語的理解與使用，有益于培養世界意識，有益于加深對本國文化的理解與認識。在教學中，應根據學生的年齡和認識能力，逐步擴展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

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又稱作結構主義，是認知理論的一個分支，是學習理論中行為主義發展到認知主義以后的進一步發展，它最早是由認知發展領域最有影響的瑞士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于20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教學思想。該理論興起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強調意義不是獨立于我們存在的，個體的知識是由個人建構起來的，對事物的理解也不是簡單的由事物本身決定的，人是以原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來建構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教學并不是把知識經驗從外部裝到學生的頭腦中，而是要引導學生從原有的經驗出發，以建構起新的經驗，而這一認知建構的過程常常通過參與共同體的社會互動而得以完成。

這一理論對于我們認清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本質和建構跨文化交際意識具有重要的啟示。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是多維度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是一個綜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了知識向度外，還有思維向度、行為向度乃至情感向度。因此，這種意識和能力的培養需要教師引導學生去主觀感受現實的事物，去“親自經歷”各種跨文化情景，并做出自己對文化現象的解釋和判斷。簡言之，就是要“構建”自己的跨文化意識和能力。

三、以建構主義理論為指導，在離中英語教學中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

建構主義理論之所以被廣為接受和推廣，關鍵在于它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知識觀、學習觀和學生觀，重新解釋了知識的本質和學習發生的機制。下面，筆者將從學生觀和學習觀這兩個方面闡述建構主義理論對高中跨文化教學的指導作用。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并不是空著腦袋進人學習情境中的，在日常生活和以往各種形式的學習中，他們已經形成了有關的知識經驗，對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學習不是信息簡單地從外到內單項輸入，而是通過新信息與學習者原有的知識經驗雙向的相互作用來實現的，也就是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之間互動的過程。在對高中生跨文化意識的培養中，學生已經形成了與母語文化相適應的認知圖式，如果用這一認知圖示去預測和判斷與母語文化有較大差異的目的語文化，就必然會導致交流障礙，這就需要把新的文化整合到學生已經形成的認知結構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單是知識的呈現者，還應該重視學生對各種現象的理解，傾聽他們現在的想法，洞察他們這些想法的由來，并以此為依據，引導學生豐富或調整自己的理解。這不是簡單的“告訴”就能奏效的，而需要與學生共同針對某些問題進行探索，并在此過程中相互交流和質疑，了解彼此的想法，彼此做出某些調整。如教師在講解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陜西專用)第四冊第六單元CULTURAL CORNER中TheUniversal Dragon的時候，就可以先讓幾個同學談談龍在他們心中的形象。這樣，學生自然會談到龍是如何的神圣和尊貴，教師可以很快地判斷這種想法來源于他們的母語文化。在學生的母語文化中，龍是炎黃子孫的化身，是吉祥的象征，中國人自稱為龍的傳人，可見對龍至深的崇拜。隨后，師生最后總結龍在中國人的心中是圣潔權威的。接下來，老師再引導學生仔細去回憶所看過的有關龍的國外影片，并談談龍在影片中的形象，學生就會想起《侏羅紀公園》里的兇殘的恐龍形象，《指環王.2》中的“戒靈”，類似冀龍的怪獸形象。最后，師生共同總結得出龍在英美國家是邪惡的象征。在這一過程中，教師不是直接地呈現西方人對龍的認識，而是通過有效的師生交流，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對本國文化與英語國家文化進行對比，由此，英美人眼里的“龍”作為新信息和學習者對龍原有的認識經驗相互作用，加深了學生對中外文化的理解與認識，并形成了對龍在東西方文化中的差異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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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引言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蘊藏著豐富而深刻的市場營銷文化。在我國，長達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對人的影響非常之大，特別是傳統思想中以倫理為本位，強調社會需求和集體利益，祟尚道德誠信，對當代市場營銷管理起著重要作用，對消費者的影響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們在市場營銷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對傳統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徑，在日趨競爭激烈的二十一世紀市場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傳統文化精華，倡導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內容豐富。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東方文化的代表，儒家傳統文化是我國傳統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義禮智信”，是現代營銷道德必然繼承和發展的傳統道德，是當代市場營銷之根本。首先，樹立以“仁”為內核的市場營銷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釋為“仁者愛人”，重視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對待顧客，顧客何以仁回報其次，建構以“義”為特征的市場營銷準則。關于義利關系，儒家文化認為應該“貴義賤利”、“義以為上”，強調先利后義。在營銷管理活動中，要“義利合一”。“義利合一”追求的是企業、顧客、社會的和諧發展。重義，即避免人們成為“金錢的奴隸”，不搞欺詐行為，不發不義之財，不做不義之事：求利，即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通過全心全意地為顧客服務，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來獲得。要求在當代市場營銷中，既要賺錢又要講友誼，既重經濟交流，又重社會效益。第三，建立以“禮”為基礎的市場營銷規范。人們崇尚禮儀，能以寬容態度待人，推己達人。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不懂得協調人際關系，就不能立身處世。當代商戰更應遵守禮，遵守社會法律和道德規范，實現互利雙贏。第四，確立以“智”為動力的市場營銷策略。儒家倫理認為“智者，才智”、“待物為智”。強調對萬物的認識依賴于智。在當代，在制定營銷策略、預測市場需求、開拓國際市場、開展人才競爭等市場營銷管理活動中，無處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為核心的市場營銷原則。誠實守信是中國傳統美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儒家倫理認為“人若無信，不知其可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以誠為本”是塑造企業形象和信譽的基石，是企業獲得效益、贏得市場的法寶。市場只青睞貨真價實、真誠對顧客服務、對社會負責的企業和運營者。鄙視那些不誠信行為：產品假冒偽劣、價格欺詐、廣告虛假、售后服務質量差。

2軟營銷超越硬營銷。在營銷中重視品牌的傳統文化

以史為鑒，任何一個企業的興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樹立和自身形象的設計。企業刨品牌的途徑，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則是增加文化含量。過去對中國傳統文化在產品的運用上只是處于一個技術和符號層面以物質為基礎的硬營銷曾經起過決定作用。但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現在上升到一個心理層面，以文化為基礎的軟營銷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重視。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與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設計上可以體現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紅豆”是江蘇紅豆集團的服裝品牌和企業名稱，因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著廣大消費者。提起它，人們就想起唐代大詩人王維的千古絕句“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鄉酒，一句廣告詞“孔府家酒．讓人想家”勾起無數人對家的眷戀，對傳統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國外企業也在大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把中國元素充分運用到產品當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當那些外資品牌利用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之后，反過來在中國市場卻深得消費者的青睞。以著名手表企業瑞士國際斯沃琪集團為例，去年他們在中國設計的“狗來福”，首次推出以“生肖”為主題的特別款，迎接“狗年”的到來。這款產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國元素，整款設計以紅色為基調，紅色在中國的新年慶祝中具有特別意義，它象征著財富、繁榮、來年紅火。

3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調整與豐富現代市場營銷觀念

在當代市場營銷活動中，我們應汲取中庸哲學的精華，隨時調整與豐富營銷觀念，獲得最佳經營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觀念與現代“綠色營銷”思想。中國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現階段有些企業仍存在“重市場輕生態”的觀念，經銷一些不符合國家環境標準的產品，因此，犧牲暫時的經濟利益，引導綠色消費是可持續發展價值觀的體現。儒家文化價值觀是“中庸之道”，反對“過猶不及”，不按規律行事。儒家文化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天人整體觀，促使人們去尋求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自身機體的普遍規律，不僅要推己及人，還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會一自然的和諧。儒家文化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要求，適應了現代社會發展環保的需要，體現在營銷上就是樹立綠色營銷觀念，實行綠色營銷(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觀念與現代“社會營銷”思想。儒家文化強調“民本”、“民心”、“民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特點對營銷管理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企業營銷的全局觀念上，企業營銷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滿足消費者和社會利益，企業應為社會作出較大的貢獻。即企業在營銷中應樹立社會營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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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交流的工具，語言的流利性和準確性不能決定一個人的交際能力，得體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語言的不得體會造成說話雙方對彼此的誤解，不利于交流的順暢進行。語言的得體性離不開語言文化背景知識。語言中包含了一個群體所有的社會生活經驗，反映了該群體文化的所有特征。兒童在習得一種語言的同時，也在習得該群體的文化。所以，語言和語言的運用不可能脫離文化而單獨存在。由于語言是目的語國家文化的表現形式，不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無法真正學好這門語言。英語教學不僅只是追求語言的語法準確性，還要介紹語言背后的文化知識，最終使學生具有語用能力。文化適應理論強調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文化適應理論的提出給英語教學帶來了很多啟示。

一、文化適應理論

（一）文化適應理論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John.H.Schumann在實驗中發現，在第二語言學習者中，有的學習者語言習得速度非常緩慢，甚至停滯不前。Schumann試圖通過縱向研究探索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因素。通過考查6位移民到美國的西班牙學習者在自然狀態下習得英語的情況，Schumann和他的同事們發現，33歲的Alberto的英語水平和其他5位學習者相比，幾乎沒有提高。排除了智力和生理的原因，Schumann提出了“文化適應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Schumann認為，學習者對目的語群體的文化適應程度將決定其習得目的語的水平。文化適應強調第二語言習得是由學習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及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所決定的。距離越近，第二語言越容易習得。

（二）文化適應理論的具體內容

1.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指第二語言學習者群體和目的語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它影響著第二語言學習者與目的語群體接觸的程度，因而也影響著第二語言學習者語言習得水平的提高。具體來講，兩個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越遠，接觸越少，越不利于第二語言習得；相反，兩個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越近，接觸越多，越有利于第二語言習得。社會距離包括八項因素，這八項因素并非彼此獨立，而彼此相關。這八項因素包括社會主導模式、融入策略、封閉程度、凝聚程度、群體大小、文化相似性、態度和打算居住的時間。兩個群體處于平等地位、第二語言學習者對目的語群體文化采取同化和適應策略、第二語言習得群體的封閉程度和凝聚程度低、群體人數少、文化相似性高，對目的語群體的態度正面，以及居住在目的語國家的時間長都是有利于語言習得的。相反，則不利于語言習得，語言發展速度緩慢。

2.心理距離

心理距離指學習者個人對目的語及其社團的總體心理感受。心理距離是從個人與群體間的關系出發，考查作為個體的學習者由于情感因素造成的與目的語群體的距離。心理距離的大小將影響語言的輸入，心理距離越近，語言輸入量越大，越有利于習得。具體來說，心理因素由以下相互關聯的四項因素構成。一是語言休克，指學習者使用第二語言時的恐懼感。在說英語的時候，學習者可能因為害怕說錯而羞于張口或者覺得自己詞不達意，再或因為說不好而失去信心，這些都是語言休克的表現。語言休克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第二語言習得。二是文化休克，指學習者進入目的語群體時的一種焦慮。當我們進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環境后，許多人都會有手足無措的情況，原來的思維模式不被現在的社會接受，原來的行為舉止在現在社會中變得古怪，慣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再奏效。有的學習者會選擇拒絕新的文化，把自己封閉起來，有的學習者則選擇接受。在選擇接受的學習者中，有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融入新的文化中，甚至反復好幾次，有的則很快能度過文化休克期。文化休克的時間越短，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第二語言習得。三是學習動機，指學習者學習目的語的原因。學習動機主要有兩類，一種是融合型動機，指學習者學習目的語是對目的語群體感興趣，想和目的語群體有更多的接觸，想了解目的語群體的文化，想融入目的語群體。另一種是工具型動機，指學習者學習目的語是為了獲得實際的好處。如拿文憑，找工作，出國和晉升。一般認為，融合型動機比工具型動機更有利于習得，因為工具型動機的學習者只要達到了目的就不再繼續學習了，而融合型動機的學習者會因為對目的語群體充滿興趣而不斷深入學習。四是自我滲透性，指學習者能否打開語言屏障，以開放的態度接受語言輸入的意識。有些學習者之所以能達到較高的水平，是因為能夠阻礙語言疆界的建立，使語言輸入暢通無阻。語言疆界的建立并非不可控制，而是可以通過開放的態度消除，開放程度越大、滲透性越高，語言輸入量越大，可發展的空間越寬廣。

二、文化適應模式對我國英語教學的啟示

（一）在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教學

我國英語教學中一直以來都忽視教材中的文化部分，教師在講解課文的同時，沒有把語言里所體現的文化介紹給學生。這種教學模式導致學生不能正確地運用所學的語言，出現很多語用錯誤，結果導致很多人在與外國人進行交流時出現很多笑話和誤解。如遇到“individualism”這個單詞時，教師不能只告訴學生這個單詞的意思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義是不一樣的。西方的個人主義是指個人價值至高無上，強調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反對權威、宗教、國家、社會及任何其他外在因素以任何形式干涉和阻撓個人發展，強調人是價值的主體，相信每個人都有價值。而中國的“個人主義”是一切從個人出發，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之上，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錯誤思想。中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是利己主義的同義詞，是一個貶詞。如果中國的學生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就會把這個單詞的意思理解為自私自利。因此教師要在教學過程中及時講解有關的文化知識，讓學生明白每個詞的適用語境。

（二）利用多媒體手段進行文化教學

教師可以在課堂上給學生放映一些國外的圖片和電影，讓學生對外國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學生對外國文化感興趣，自然就更愿意學這個國家的語言。教師可根據所教課文的內容，準備一些相關的圖片和電影等，讓學生通過觀看了解外國的風土人情。學生通過對中西方文化的比較，能更深刻地理解語言的真正涵義，從而避免在交際中出現失誤。

（三）重視課外文化意識的培養

利用有限的課堂時間學習外國文化是不夠的，教師還必須指導學生利用課外時間了解外國文化。學生在課外可以閱讀一些英文報紙雜志，這有利于學生更加深刻理解考試中原汁原味的英語文章，鍛煉學生的英語思維能力。鼓勵學生在課外多看一些英美原版電影和電視節目，這不僅因為大部分電影或電視節目的內容本身反映了該國的文化，通過觀看片中演員的表演，學生可以了解和學到目的語群體的社會方式和行為習慣。還可以邀請一些知名的專家和學者做這方面的專題報告，使學生從中更多地了解英語文化，培養對其的敏感性，鼓勵學生多與英美人士交流，消除交際恐懼感。

（四）教師自身素質的提高

在我國，很多英語教師很擅長詞匯和語法的教學，但是不一定了解外國的文化知識，更別提在課堂上去涉及相關的文化知識了。其實，文化素質也是教師必備的專業素質，自身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才能將文化講得透徹、明白。這就需要廣大的英語教師在平時多積累相關的文化知識，只有自己了解外國的文化，才能把外國的文化更好地介紹給學生。學校也可以定期對教師進行文化意識的熏陶，組織教師到國外進行訪問和交流，讓他們對外國文化有更直接的感受。同時也可以開展一些座談會，教師之間可以互相聊聊彼此對外國文化的看法。這些活動在無形中會讓教師逐漸形成文化意識。

三、結語

語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傳達思想和情感的紐帶。理解了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交流才會變得更加順暢和自在。廣大英語教師要認識到文化差異的存在，并向學生講解兩種文化的相似性和相異性。學生了解了文化才能更加準確地使用每一個單詞，語言能力才會更接近目標語。語言習得的過程就是適應新文化的過程。在Schumann看來，文化適應是習得語言的關鍵，文化適應受阻，語言習得自然也受阻了。因此，在教學中要努力營造英語文化氛圍，讓學生在了解文化的同時也習得語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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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與變量

（一）數據選取本文構建面板門檻模型，對利率市場化關于地方銀行盈利能力的門檻效應展開研究①。其中以資產收益率作為盈利能力的變量，即模型的因變量；以銀行凈利差作為利率市場化的反應變量，即模型的核心自變量；以城市銀行的個體特征（市場份額、人均資產）以及宏觀變量（準備金率、基準利差）等為控制變量，以業務結構為門檻變量。本文搜集和整理了2008—2012年間河南省14家地市級城市銀行的數據，分別是鄭州銀行、開封市商業銀行（簡稱“開封商行”）、洛陽銀行、平頂山銀行、安陽銀行、鶴壁銀行、新鄉銀行、焦作市商業銀行（簡稱“焦作商行”）、許昌銀行、漯河銀行、三門峽銀行、南陽銀行、商丘銀行、信陽銀行②。數據主要來自歷年各家銀行的年度報告和歷年《河南金融年鑒》。部分數據來自Bankscope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部分數據來自城市銀行的債券募集說明書，還有部分數據根據歷年《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價報告》進行了推算。對比銀行選取了10家國內商業銀行在河南省的分支機構，分為大型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大型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以下簡稱“股份制銀行”）兩類。大型銀行包括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股份制銀行包括中信銀行、光大銀行、廣發銀行、浦發銀行、招商銀行和興業銀行。

（二）變量設計（1）資產收益率（ROA）。資產收益率衡量的是銀行的盈利能力，其計算公式為：ROAj,t=第j家銀行的第t年凈利潤/第t年末總資產。（2）凈利差（NIM）。凈利差的計算公式為：NIMj,t=第j家銀行的（第t年利息收入-第t年利息支出）/第t年末總資產。凈利差反映了商業銀行實際的經營管理水平和資金的運用效果，也是中央銀行放松利率管制與商業銀行謀求市場定價行為之間的動態博弈結果。（3）中間業務收入占比（IOIR）。中間業務收入占比的計算公式為IOIRj,t=第j家銀行的第t年手續費及傭金收入/第t年末總資產。該變量代表銀行的業務結構變化，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銀行的業務創新能力。（4）基準利差（JZLC）。基準利差的計算公式為名義貸款利率減去名義存款利率，即DKLLt-CKLLt，DKLLt為一年期貸款利率，CKLLt為一年期存款利率，兩者的差值反映了官方約定的銀行賺取利差收入的基礎空間。（5）準備金率（ZBJL）。按央行公布的歷次準備金率的調整期間，逐月計算加權平均后，求得各年的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6）市場份額（SCFE）。SCFEj,t=第j家銀行的第t年末總資產/河南省銀行業第t年末總資產。市場份額是銀行競爭能力的主要影響因素，該變量反映了商業銀行對市場結構的勢力分割。（7）人均資產（RJZC）。人均資產反映企業一定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RJZCj,t=第j家銀行的第t年末總資產/第t年末職工人數。

（三）變量描述性統計由表1可以看出，2008年以來，河南省銀行業的整體盈利能力快速提高。其中，城市銀行的盈利能力相對較高，一直呈持續增長態勢。2012年末，城市銀行的盈利能力已經超過了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盈利能力在2008—2009年間分別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隨后才轉為緩慢上升。2008—2012年間河南省三類銀行凈利差的變動方向是一致，呈逐漸上升態勢，2009年和2012年稍有下降。城市銀行凈利差高于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大約1-2個百分點。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銀行的貸款對象大部分為中小企業和個人，這些客戶的經營風險普遍較高，多數缺乏擔保或抵押，為了彌補風險，城市銀行就會對其要求較高的貸款利率。從2008年至今，河南省銀行業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逐年增加，但利息收入在總收入中占據絕對地位的現象沒有根本性改變。大型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相對較高，股份制銀行次之，城市銀行最低。不過，大型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近年來有下降趨勢，股份制銀行則保持平穩上升態勢。城市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說明城市銀行的業務轉型步伐相對緩慢。2008—2012年間，城市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市場份額有所上升，大型銀行的市場份額略有下降。盡管如此，2012年末大型銀行的市場份額仍然占到40.53%，股份制銀行次之，為13.79%，城市銀行占比最小，僅占9.53%。2008—2012年間，河南省三類銀行的人均資產呈上升趨勢，其中股份制銀行人均資產最高，大型銀行次之，城市銀行最低。股份制銀行的人均資產波動性相對較大，這與股份制銀行職工人數增加較慢，而資產規模快速擴張有關；城市銀行的職工人數增加較快，但是資產規模增加較為平穩。

三、實證檢驗

（一）面板單位根檢驗傳統面板計量分析方法隱含假設是時間序列均為平穩，實際數據并不如此。如果數據是非平穩的，運用傳統面板計量方法就會造成虛假回歸，因此有必要對各個變量進行面板的單位根檢驗。為避免單一檢驗可能形成的誤判，本文選取LLC檢驗、IPS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等四種單位根檢驗方法。其中，LLC檢驗是一種基于相同單位根的檢驗方法，IPS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則是基于不同單位根的檢驗方法，四種檢驗的原假設均為變量存在單位根。從表2中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觀察，絕大部分的檢驗方法拒絕了原假設，即變量并不存在單位根。表中變量均為I（0）單整，選擇上述變量進行模型估計不會存在虛假回歸現象。

（二）面板門檻模型估計建立關于銀行盈利能力的面板門檻模型，其中以NIM為核心解釋變量，以IOIR為門檻變量，如（3）式。基于（3）式估計門檻值及其95%漸近置信區間，所得結果見表3：結合表4可知，單一門檻模型和雙重門檻模型的F值都顯著，三重門檻模型的F值不顯著。因此，首先嘗試建立雙重門檻回歸面板模型進行分析。進一步對估計的門檻值進行檢驗（即γ1=0.050%，γ2=0.110%）。對γ1門檻值進行檢驗，發現估計導致置信區間過大而歸于無效，可見γ1的估計結果不可靠，γ2則為正常，因此選擇建立以γ=0.110%為門檻值的單一門檻面板模型更為合理。構造出γ門檻估計值的95%置信區間圖見圖1，其中所取95%置信區間是所有LR值小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7.35（對應圖中虛線）的各個門檻估計值所構成的區間。使用POLS方法估計（3）式，得到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5。該面板模型既考慮固定效應因素，又考慮了異方差因素，并經過了穩健性檢驗。由表5可知，銀行凈利差與盈利能力之間確實存在著較為顯著的非線性關系，可以將凈利差對盈利能力的影響過程劃分為低水平區制（IOIR≤0.110%）和高水平區制（IOIR>0.110%）兩個區制。當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不高于0.110%時，即銀行處于低水平區制內時，凈利差對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為0.407。當中間業務收入占比高于0.110%時，即銀行處于高水平區制內時，凈利差對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下降為0.287。反言之，銀行處于低水平區制時，其凈利差水平下降給銀行盈利能力帶來的不利影響要比銀行處于高水平區制更大。表6列示了2008—2012年分別處于不同區制內商業銀行的家數。可以看出，大型銀行全部處于高水平區制內，股份制銀行基本上處于高水平區制內。城市銀行正處于從低水平區制向高水平區制的過渡階段，大部分城市銀行處于低水平區制，只有少部分處于高水平區制。2010年以前只有洛陽銀行和漯河銀行處于高水平區制，2011年和2012年開封商行已經跨入高水平區制，鶴壁銀行、焦作銀行和南陽銀行則在區制分界點上下波動。各區制內極不均勻的分布說明了城市銀行與其他銀行在業務結構優化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其對傳統利息收入的依賴程度大大超過其他銀行。在當前中國的金融政策環境下，城市銀行依靠較大的凈利差保持著較高的盈利水平，但是這確實是一個暫時現象。一旦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金融市場日漸完善，競爭環境更加充分，城市銀行單一業務的弊端就會暴露出來。因此，對城市銀行來講，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盡快實施業務轉型，提高中間業務收入的比重，及早從低水平區制跨入到高水平區制。

四、結論和建議

本文利用河南省不同類型銀行的面板數據，以業務結構為門檻變量，考察了利率市場化對地方銀行盈利能力的非線性影響。估計結果表明：近些年來，較之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河南省地方銀行表現出更高的盈利能力。非完全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促使地方銀行形成得天獨厚的高凈利差水平，地方銀行獲得更多的政策紅利。但是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環境日臻完善，一旦改革完成，銀行凈利差水平收窄現象就會到來，這將給地方銀行帶來比其他銀行更大的價格沖擊和成本沖擊，地方銀行以利息收入為主、盈利靠規模驅動的發展方式和盈利模式無法持續。嚴峻的生存環境、激烈的同業競爭以及偏高的風險水平，將使地方銀行陷入發展困境，必須盡早考慮經營轉型戰略。

（一）積極調整信貸結構，保持穩定合理的凈利差水平一方面，地方銀行應該創新金融產品，豐富存貸款產品線，滿足客戶的差異化需求；提高服務質量，改善服務方式，以質換量，形成自身的獨特優勢和品牌效應，穩定和擴大客戶基礎。另一方面，地方銀行應該順應國家產業政策，立足于地方經濟，找準新的盈利增長點，并且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及時調整信貸結構，擴大信貸投放范圍，加快發展中小微企業客戶融資、個人消費貸款和信用卡等業務，以信貸結構調整獲取更多的利差收益。

篇（9）

通過對古爾曼的《黃色的墻紙》進行分析，采用新歷史主義對該文章進行分析，在文章中為了使故事特征更為突出，在語言使用上比較瘋狂，依靠《黃色的墻紙》敘述人的判斷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在文章中雖沒有描述到她的瘋狂，也沒有提及任何關于她的病情，這個病的表征或許是歇斯底里的，或許是厭倦的。文章中描述了敘述者如何了解她自己的狀況，以及醫生給她的診斷，是神經質，還有些憂郁，或者是一種不嚴重的歇斯底里。

古爾曼發表這個文章的時間是1892年，她的目的是為了否定米切爾治愈她神經質或歇斯底里的努力，他的治療是讓她服從完全的休息，不能有任何工作或刺激。在《黃色的墻紙》中，無名的敘述者不斷秘密地寫作，同時裝作屈服于休息療法，而她的醫生丈夫約翰，則堅持不讓她接見客人，并保證充足的空氣和休息，放棄所有的體力的或智力的勞作。夫妻二人的沖突再現了古爾曼的這段經歷。那么，這是一段有趣的傳記式語境，實際上從這個語境中我們能夠看到在精神病領域對待婦女歇斯底里病癥主要方法上，故事直接參與，并表示了拒絕和不同意。但一種福柯式的分析將指點我們從傳記式語境中移開到文本獨立于作者的作用上，轉移到文本作為瘋狂話語的組成部分上。然而用新歷史主義的方法分析時，吉爾曼的疾病表征不會作為了解的對象，對引起病癥的社會原因較為重視，對檢驗這個病癥發揮作用的話語也重點地考慮。文章故事分析過程中，對一些問題比較重視，首先是在這個文章中小瘋狂和疾病的話語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其次是故事怎樣參與了對待瘋狂和疾病的“普遍經濟”。

在《黃色的墻紙》中敘述者的病情起到了怎樣的效果？文章中她的疾病癥狀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允許我們看到的是敘述者和她的醫生丈夫約翰發生的矛盾。她丈夫在處理很多事時都和她的思路不盡相同。她的愛好寫作，她對事物的懷疑和對世界的迷信，這些內容對于她的醫生丈夫看來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議，那么怪異。如她十分喜歡殖民時期“怪異”的大屋，更相信這是神奇的鬼屋，然而對于她的丈夫來說感覺不可理解，并且“公開地嘲笑所有不能感覺不能看到沒有實在形狀的任何談論”。這也顯示了他們倆的觀點迥然不同，這種觀點的區別使她的意識形態也受到影響，并對她的病情產生一定的影響，也許這種意識上的區別和差異與她的病情有較大內在聯系。

文章還將權力和權威作為故事的重要支撐，將權力相互爭斗，權威認證以一定的方式表現出來，更好地烘托主題。她的兄長也是一名醫生，并且是“高級別”的醫生，她丈夫和她兄長都認為她的病情沒什么真正的嚴重性，應該是輕微的神經抑郁造成的。但這種觀點對于敘述者來說顯然她是不同意的，在對她病癥的診斷方面，她只能根據自己的感受問一個人應該做些什么，而她沒有詳細了解病癥性質的權威，因為沒有權威使得她的觀點和意見只是小范圍的個人觀點。從這篇文章看來，這又是病人的意識被醫生的主觀壓倒，盡管她在治病過程中時常講述自己的困惑、懷疑等感覺，但仍然擺脫不了她是病人，她是醫生的研究對象的身份。從中可以看到權威能使一種控制狀況進入醫學治療實踐。病人的病情為醫學話語所決定，其中病人就成為了主體。醫生從醫學觀點出發認為寫作是她病癥的重要誘導原因，因此在治療時醫生反對她寫作，這使她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進行寫作，否則醫生會強烈反對，這也可使她得病。醫生警告她說寫作時思考可以誘發她的病癥加重，所以她承認她的情況總是使她感覺到糟糕。她也講述她對她丈夫約翰的診斷毫無道理而感到憤怒，并將這一切歸咎于她遭受的“神經質狀態”。她兄長和她丈夫對她的診斷被她接受，她處于反對他們理性的“不理智”狀態。因此，她接受了醫學話語為她決定的病態狀況，她是心理方面的不理智者，是行動方面的不正常者，是處理事情的瘋狂者，并且需要對她治療，需要將她糾正到重新回到醫學話語中所描述的理智和健康狀態。

以這種觀點看來，醫學話語完全施加給她，醫生依照醫學話語運用各種控制技術來對她進行治療，這種治療的主要方案就是監禁。因此，約翰按照這一原則，將妻子有意或無意地放置在屋子中。這一治療原則其實就是將她作為一個真正的病人，只能夠被醫生監禁，她也不得不臣服于監禁后的限制和觀察。《黃色的墻紙》產生了西方理性話語的人文主體，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創造人物，從而創作了她白己，在創作過程中，她雖然解放了自己，但也監禁了自己。在創作過程中，她能夠認識自己，也能夠認識文中人物的她自己，這就產生出矛盾的一面。作者是自由的，其自己也可以認為是自由的，但是這對自己了解的基礎上她卻屈從于被控制和被監禁，在她被監禁的同時她被解放了，在她靠自己的時候她卻是瘋狂的。在這種自由和監禁的矛盾中，在理智和瘋狂的博弈中，人的主體就此產生。自由只是靠某個地方、某種形式的監禁的存在才得到保證。要想體驗自由和理智，必須遏制瘋狂的發展，通過一定范圍的話語和意識形態決定和制約，主體才能真正地刻畫和塑造她自己的個性。只有通過抵抗權力，人的主體才能被遞呈到權力的手中。因為對新歷史學家而言，抵抗、自由、人文主義這些符號都是權力、權威和臣服的標志和蹤跡。

自我塑造在新歷史主義背景下的再現

篇（10）

二、校園網絡文化對高校教師心理健康的影響

1．校園網絡文化對高校教師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

(1)通過網絡文化與校園文化的交互作用，可以實現校園網絡文化對高校教師心理健康的積極作用。

大學校園是一個由不同社會地位和文化層次的成員自主群居的集體，在傳統的大學校園文化傳播中，“生生”之間、“師生”“生師”之間以及“師師”之間要進行深入的互動流談心存在一定的困難。而校園網絡文化的平等性和隱匿性，是基于平等基礎上的成員，可以在網絡空間里匿名、自由隨意地交換彼此的觀點。一方面，高校教師通過校園網絡能直接了解學校的各種動態，參與各項活動，發表評論、反饋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等。另一方面，開展豐富多彩的在線科技講座、學術交流、文化藝術和傳媒娛樂等校園網絡文化活動可以繁榮校園文化。設立校際之間的文化在線聯動機制，如組建在線社團，開展在線聯誼會、交流會等活動，可以促進校際文化互通順利展開，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師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指數。

(2)校園網絡文化可以增強高校教師的角色適應能力。

網絡時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推動了高校教師從傳統的傳授課本知識的“單一”角色，向指導者、管理者、咨詢者、合作者、知心朋友等“綜合”角色轉換。校園網絡文化為高校教師快速適應各種角色轉換提供便利，他們可以通過校園網絡文化進行各種角色的研習，體會角色的情感需求，領悟角色的行為規范，分析角色間的沖突，并借助交往對象的不斷互動與反饋來提高自己角色扮演的水平，增強他們的角色適應能力，更好地應對教育信息化環境下的各種變革和壓力。

(3)校園網絡文化有利于豐富業余文化生活，提高高校教師的工作熱情。

校園網絡文化的開放性、便捷性與交融性，使高校教師在不出家門的情況下，通過閱讀網上大量的超文本信息，就可以快捷地享受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相互聯系又具有獨立特征的多種文化的熏陶與交流，了解更新國內外的時事新聞，不斷擴充信息和知識，豐富高校教師的業余文化生活。同時，高校教師還可以在一個地域、區域社會、階層和群體等特定的系統中，通過網絡用戶平臺同外界進行多元化的學術探討與合作研究，獲取多元化的信息和資料，有效填補傳統校園文化同社會上其他文化之間交流困難的缺憾，提高高校教師的工作熱情。

(4)校園網絡文化可以提升人際交往的自由度，促進人際關系的和諧發展。

社會是人與人之間有意識的互動過程，高校教師作為校園文化活動中的個體，需要與人交往、互相分享、共同進步。高校教師如果能夠有效利用校園網絡文化中的人際交往來引導、補充或促進現實中的人際交往，將有助于改善現實中不良的人際關系，建立并保持和諧穩定的現實人際關系，從而提高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

(5)校園網絡文化為高校教師提供良好交往環境，有利于緩解高校教師的心理壓力，養成寬容豁達的良好心理素質。

校園網絡文化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距離，為所有擁有共同興趣愛好的師生搭建起便捷交流的新通道，為高校教師的人際交往提供了良好的交往環境，使高校教師之間以及高校教師與外界之間的交往變得更加直接、方便和隨意。高校教師可以在校園網絡空間里打開閉鎖心理，自由發表評論、隨時記錄內心感想，盡情宣泄內心的壓抑等。

2．校園網絡文化對高校教師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校園網絡文化在促進高校教師心理健康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負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過渡依賴信息設備而引發肢體綜合癥。

校園網絡文化使高校教師的作息時間和生活方式不受傳統工作制度約束而更加自主，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習慣也越來越嚴重，如長時間保持同一種姿勢在電腦上工作而不注意休息，從而引發各種肢體綜合癥，如頸椎疾病、肩周炎、視力衰退等生理疾病，進而影響高校教師的心理健康。

(2)網絡信息侵襲校園網絡的主體文化而導致高校教師對信息資料的恐慌。

隨著校園網絡的普及與發展，由于對信息的控制技術和過濾技術還顯得相對滯后，使得那些不健康的、以假亂真的欺騙性垃圾信息，也隨著有用的信息資料混進校園，侵襲校園的主體文化。高校教師既要承受繁重的教學任務，又要從事復雜的科研腦力勞動，不僅要大量搜集、研究本學科的信息資料，還要吸收、消化其他相關學科的信息資料。魚龍混雜、真假難辨的超載信息資料，將導致高校教師對信息資料過于敏感而產生恐慌心理，從而擾亂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引發心理障礙或心理疾病。

三、對策與建議

1．重視校園網絡文化的建設與管理

第一，加強校園網絡文化的宣傳，積極開展豐富多彩的學術交流、專題討論、文化藝術、心理咨詢等師生感興趣的活動來繁榮校園網絡文化，使每位師生都能踴躍地參與、策劃校園網絡文化的組織與建設。第二，建立完善的機構和制度，加強對校園網絡文化的管理和監督，構筑“信息海關”，及時過濾、刪除校園網上的垃圾信息，嚴防各種危害性信息在校園網上泛濫流傳。加強學校機房的規范化管理和網絡信息的安全監控，設置網絡信息安全防火墻，阻止黑客攻擊破壞校園網絡系統，為校園網絡文化的安全穩定提供技術保證，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促進校園網絡文化的繁榮與發展。第三，加強校園網絡文化的人才隊伍建設，按照結構優化的要求，建立一支相對穩定的，政治思想水平高、網絡業務能力強的精干人才隊伍，促進高校校園網絡文化建設向高格調、深層次方向發展。

2．重視校園體育文化的輔助建設

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是相互依存、互為補充的。身體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前提與基礎，而心理健康又是身體健康的動力與保證。因此，學校除了要經常開展各類教職工體育競賽，組織教職工參加校園體育運動、體育觀摩等集體活動外，還應開設在線體育人文學科講座，并創造條件為球迷協會、體育欣賞等文化性體育組織提供方便，為高校教師積極參加體育鍛煉提供寬松的校園環境和文化氛圍，使校園網絡文化得到補充與發展。

3．注意勞逸結合，促進健康和諧

為適應校園網絡文化的建設與發展，高校教師必須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研究信息技術與所授課程的有效整合，不斷提升教育教學的質量和效率，使高校教師缺乏足夠的時間來緩解緊張的工作氣氛、消除心理壓力。因此，高校教師應學會根據目標的優先次序和事情的輕重緩急來合理安排時間，對時間進行有效的組織、預算和安排，避免超負荷工作，避免因過度勞累而產生心理異常行為，保持休閑生活與勞動工作相平衡。同時，校工會、人事處、學生處、研究生處等部門要多舉辦一些大型的聯誼文體活動，既豐富高校教師的校園文化生活，又能增進師生之間、同事之間的情感交流與互動，滿足高校教師的歸屬感與人際交往的需要，促進高校教師的心理健康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