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7 17:03:34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農業投資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中國農業經濟的轉型期可定義為1978年以來至今的農村經濟改革期。自此,中國農業經濟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邁進的步伐。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重要轉折期。與此相伴,中國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在這個時期以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動。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都空前增長。
1.1轉型期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變動與農業增長水平變化
農業投資規模是指各個年份或各個時期農業投資的總量。按照本文的統計口徑(中口徑),我國農業投資規模在各個五年計劃期是不同的,總的趨勢是增長的,尤其從“七五”開始,我國農業投資力度明顯加快,其累計投資額是“六五”時期的兩倍還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長(見表1[3])。
資料來源:轉引自陳錫文.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如果將政府農業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情況聯系起來,并使用逐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可以發現,自1978年以來,無論是農業GDP還是農業增加值,其總的趨勢也是增長的,雖然個別年度間存在著波動。尤其在近期,這兩個指標的增速開始加快,增幅明顯。(均以當年價格計算,未轉換為可比價格)。將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及政府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畫在一張圖上,如圖1所示[4]。
圖1()略
自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增長曲線比較陡峭,證明增速很快。農業GDP、農業增加值也呈現出相同的增長趨勢,即先緩慢、平穩增長,后急速增長。如果將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財政支出比重和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的比重計算出來,發現后者較低,見表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04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
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農業發達國家中,政府對農業提供的財政支持相當于農業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國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也達到了10%。(當然,我們這里所說政府農業投資與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口徑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國政府對農業支持的力度)。在我國,雖然財政的總體實力有限,財政支農支出僅占農業GDP的5%~6%,但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維持著相對較高的水平,近10年來,大體在8%~10%之間。建國以來,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1950年為27.4億元(當年價格,后同),1960年增長到90.52億元,1970年曾降到49.4億元,1980年為149.95億元,1990年增長到307.84億元,1998年已達1147億元(這一年的數字包括當年增發國債用于農業方面的支出),增長速度還是相當高的。特別是1978~1998年間財政支農投入年平均增幅達到11.4%[5]。所以,從投資規模上來看,我國政府農業投資逐年增長,對農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國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的關系分析
運用計量經濟學實證分析方法,對1978年以來的我國農業GDP和農業財政投資的變動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兩者間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假定兩者間存在一元線性關系,以農業GDP為因變量(用Y表示),政府農業財政投資為自變量(用X表示),在有限觀測數據下進行擬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決系數R[2]=0.87,調整可決系數為R[2]=0.86,F值為124.95,回歸方程總體顯著性檢驗通過,擬合程度較好。該模型說明,每增加1億元的財政農業投資,我國的農業總產值就會增加17.71億元??梢姡黾诱r業財政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其顯著的。當然,這一結論并不否認其他生產要素(諸如勞動力、土地、技術、制度等)在農業增長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率也不相同,本文暫不討論。
1.3地方政府對農業的投資與地方農業增長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對農業的投資情況,由于我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實行分稅制,這種體制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地方政府投資的數額、方向、結構、目標與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財政農業投資中,很多情況下要求地方政府進行配套,但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但地方財力的大小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就導致我國各個地方政府農業投資有很大的差距。這種投資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經成為各地區間農業增長差距的一個極其關鍵的原因呢?這成為我們分析的重點。
這里我們僅僅選用兩個省份進行對比,即選用經濟發達省份江蘇省與一般省份河南省為研究對象來觀察政府投資與當地農業增長的關系,以及地方農業差距產生的部分原因(顯然,各地區農業經濟增長產生差距的原因不僅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暫不述及)。
1.3.1地區農業增長與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
首先分析各省農業增長與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選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數據,江蘇省數據來源于《2002年江蘇統計年鑒》(電子版)[6],河南省數據來自《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7]),發現無論是發達省份還是一般省份,其農業增長和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與全國的變動趨勢一致,即先緩慢增長,后快速增長。采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對兩者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蘇省農業GDP,X[,j]表示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Y[,h]表示河南省農業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資,設定模型y=a+bx+ε,ε為隨機擾動項,在有限觀測值條件下可分別得到如下一元線性回歸擬合模型:
江蘇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調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該模型表明,江蘇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可得到39.84億元的農業GDP增長。
河南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調整后的R[2]=0.95,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此模型的經濟含義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則可以產生72.75億元的農業GDP增長。兩個省份的政府農業投資對農業的增長作用都是很明顯的,不過兩省的投資力度不同,農業GDP的增長幅度也不同。見圖2:
圖2(略)
資料來源:河南省統計局,《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數據經過計算整理。
1.3.2地區差距與政府農業投資的關系
除個別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均大于河南省農業政府投資,而且這種投資差距越來越大。那么,兩省的農業GDP變化是否呈現出同樣的差距呢?為了消除兩省間由于巨大的農業人口差額而形成的誤差,在這里選用農業人口人均農業GDP進行比較。從圖中結果很容易地看出,兩省在農業增長方面的差距竟然與兩省在農業投資方面的差距變動很一致。可見政府農業投資是中國農業增長的充分條件,也成為地區農業增長差距產生的充分條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狀況,這種差距將會繼續存在,也可能會導致差距繼續發散而形不成收斂的態勢。
2.中國農業政府投資的使用方向和結構變動與農業增長
農業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不但表現在數量規模上,也表現在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上。所謂的投資方向和結構指投資的資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資項目構成。我國農業投資主要由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和其他費用這幾部分構成。農業基本建設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設、農業水利設施等的建設以及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環境給農業生產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改進投入與產出的質量,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投資形成的農業科研成果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中,支援農村生產支出主要通過轉移支付補貼農戶,降低其生產成本,調動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加農業產出;農業事業費支撐農業事業單位的運轉,并通過農業事業單位提供的各項服務,擴大農戶生產及交易的規模,減少農戶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農業產出[8](39)。
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各項支出中,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漸降低,而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長,90年代后期有所趨緩,進入2000年后又開始增長,并占據著財政農業支出的絕對比重[9]。見表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第81頁,計算整理
表3中,由于資料所限,項目的分類比較粗,比如未能將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與事業費分開,基建支出也很粗略,這與我國農業投資方面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有很大的關系,這里是按本文開頭所定義的農業支出中口徑來計算和劃分的。上表也充分說明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顯,即農業投資中的主體部分投向了農業事業費、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基本建設,這幾項所占比重超過了按這一口徑計算的90%,投向農業科技(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只是農業科研投資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項目很少。農業基本建設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設。有觀點認為,不同的投資項目對農業增長與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國6個農區的農業科研公共投資與3種主要糧食作物產量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10],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研公共投資對各種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具有明顯的正效應;錢克明[11]研究了農業產值增長與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農牧戶自身投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技投入的邊際回報率最高,農村教育投資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次之,農牧戶自身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最低。李煥彰、錢忠好的一項研究結果[8](40)表明,中國財政支農支出項目中邊際產出效應高低的次序為:科技三項費用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次之,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最差;而現行財政支農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為: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比重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項費比重最低?,F行財政支農支出政策與投資結構效應方面出現了較大的偏差,效應小的投資過多,效應大的反而投資過少。
3.簡短結論
在我國農業投資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社會和私人投資不足,政府農業投資在整個農業投資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農業在某些方面的準公共品性質,政府對農業進行投資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財政體系的重要內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國財政支農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投資規模與國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雖然縱向比較中一直保持增長勢頭;投資結構與方向不合理,投資效應與投資方向錯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差異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響了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因此建議,在公共財政方面應該做到:在中國財政支農資源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大幅度增加農業科技投入;適度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根據需要確定農業事業費支出,保持原有規模不變甚至有所壓縮;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結構的方向和目標;構建促進地方政府投資農業的動力機制,以避免地區差距拉大??偟脑瓌t是不但要加強農業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規模,還要優化投資結構。
【參考文獻】
[1]羅劍朝.中國政府對農業投資的增長方式與監督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蘭.我國農業增長中的政府投資影響[J].財經科學,2006,3:75-79.
[3]陳錫文.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116.
[4]國家統計局.2004中國農村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81-98.
[5]張元紅.財政政策與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J].中國農村觀察,2000,4:2-9.
[6]河南省統計局.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M]內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煥彰,錢忠好.財政支農政策與中國農業增長:因果與結構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8:38-43.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F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王朝菜,傅志華.“三農問題”:財稅政策與國際經驗借鑒[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趙紅.國外農業財政政策的考察與借鑒[J].經濟問題探索,2004.11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及研究方法的選取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
1.影響農業投資環境的因素。農業投資環境的優劣體現在很多方面,有的體現在光熱條件、水土水文、基礎設施等方面,有的表現在投資政策、市場發育程度、居民收入等方面。本文將影響哈薩克斯坦農業投資環境的因素分為兩類,投資“硬環境”和投資“軟環境”。投資“硬環境”主要涉及土地資源、交通運輸和通訊設施;投資“軟環境”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發展環境和社會管理環境。由于是在一個國家宏觀管理的大背景下評價不同州、市的農業投資環境,可以認為政治法律環境同質,因此“軟環境”只考慮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兩個要素。2.指標的選擇。由于反映“硬環境“和“軟環境”所涉及到的土地資源、交通運輸、通訊設施、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的具體指標較多,以及鑒于哈薩克斯坦地區數據獲取的可得性,本文根據德爾菲法選擇了13個指標來反映哈薩克斯坦14個州和2個直轄市的農業投資環境。選取的指標有農作物種植面積M1(土地資源)、貨運量M2(交通運輸)、百人擁有固定電話數量M3、互聯網滲透率M4(通訊設施);國內生產總值M5、人均GDPM6(經濟發展)、農業產值M7、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M8(農業發展水平)、高等院校數量M9、科研機構數量M10(教育科技水平)、居民月平均收入M11、居民月平均消費支出M12、每萬人擁有衛生人員數量M13(居民生活水平)
(二)因子分析方法
1.因子分析的思想。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數幾個因子去描述許多指標或因素之間的聯系,即將相關比較密切的幾個變量歸在同一類中,每一類變量就成為一個因子,以較少的幾個因子反映原始資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法可以減少變量的數據,指標的綜合性強,可以突出主要的因素,且該方法主要適用于對多個區域的比較分析。2.因子分析的具體步驟。首先,確定待分析的原始變量是否適合因子分析;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主軸因子法、極大似然法等構造因子變量;最后利用回歸法、貝葉斯法等方法計算因子得分。使用該方法得到的因子得分是有偏的,但計算結果誤差較小。
三、實證分析
(一)樣本的確定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哈薩克斯坦14個州和2個直轄市為樣本,研究其農業投資環境。指標數據均來自2010年哈薩克斯坦地區統計年鑒和哈薩克斯坦國家統計署。由于各個指標均為定量指標,并且大部門指標均有不同的計量單位或形式,為了統一綜合評價尺度,需要將各種不同計量單位和形式轉化為無量綱形式。通常無量綱化的方法主要有線性歸一法、指數化轉換法、標準化轉換法等(周麗娟、許敏,2007)。本研究擬采用線性歸一法來進行無量綱化,從而實現各指標標準化。
(二)實證分析過程
1.統計量的檢驗。表1給出了KMO檢驗和Bartlett球度檢驗結果。其中,KMO值為0.521,根據統計學家Kaiser給出的標準,KMO取值小于0.6,不太適合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度檢驗給出的相伴概率為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絕KMO的假設,適合進行因子分析。2.公因子的提取。根據因子分析方法的原理,運用統計軟件SPSS17.0計算出各因子所對應的特征值、貢獻率、累計貢獻率以及各指標變量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提取4個公共因子,這4個因子作為公共因子已經對大多數數據給出了充分概括,損失只有8.932%(見表2)。3.因子命名。表3是由最大方差旋轉得到的因子載荷矩陣。由于第一個因子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數量、互聯網滲透率、每萬人擁有衛生人員數量、居民月平均消費支出、百人擁有固定電話數量和國內生產總值這7個變量上具有較高的載荷,并且這些指標主要反映了社會服務設施(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因此命名為社會服務因子。第二個因子在農作物種植面積、農業產值占GDP比重以及農業產值這3個變量上具有較高的載荷,并且這些指標主要反映了農業經濟發展狀況,因此命名為農業發展因子。第三個因子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月平均收入這2個指標上具有較高的載荷,并且這2個指標直接與經濟發展相關,因此命名為經濟發展因子。第四個因子在貨運量上具有較高的載荷,并且設計到交通運輸環節,因此命名為交通運輸因子(詳見表4)。4.各因子得分。根據4個因子的得分系數矩陣,運用回歸方法得出4個主因子的得分,并依據4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占總的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加權得到各州、市的總得分(見表5)。
(三)實證結果分析
1.社會服務環境分析。在社會服務因子上,阿拉木圖和阿斯塔納這兩個直轄市得分分別為1.0455和0.4870,阿拉木圖市得分最高,遠遠高于其他州,說明阿拉木圖市和阿斯塔納市的社會基礎服務設施要遠遠好于其他14個州,尤其是阿拉木圖市的社會基礎服務設施最優;其次,科斯塔奈州、卡拉干達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薩克斯坦、阿克糾賓斯克、東哈薩克斯坦和巴甫洛達爾的社會基礎服務設施較好,社會服務環境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別為0.2763、0.2675、0.2610、0.2582、0.2553、0.2489和0.2286;而曼格斯套州和阿特勞州得分較低,分別為-0.0097和-0.0316,說明這兩個州的社會基礎服務設施最差。2.農業發展環境分析。在農業發展因子上,北哈薩克斯坦、科斯塔奈州和阿克莫拉州的得分分別為1.0800、1.0314和1.0230,遠遠高于其他州和直轄市,說明這三個州的農業發展水平要遠高于其他地區;其次,阿拉木圖州、東哈薩克斯坦和巴甫洛達爾農業發展水平較高,農業發展因子得分分別為0.5407、0.4759和0.4135;而曼格斯套州的農業發展水平最低,農業發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僅為0.0834。3.經濟發展環境分析。在經濟發展因子上,阿特勞州的經濟發展水平要優于其他州和直轄市,經濟發展因子得分最高,為1.0921;其次是阿斯塔納市和曼格斯套州,經濟發展因子的得分分別為0.7113和0.6629;而南哈薩克斯坦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差,經濟發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僅為-0.0719。4.交通運輸環境分析。在交通運輸因子上,卡拉干達州和東哈薩克斯坦的因子得分較高,分別為0.9871和0.7123,遠高于其他州以及直轄市,說明這兩個州的交通運輸條件較好;其次,科斯塔奈州、阿特勞州、曼格斯套州和阿拉木圖州的交通運輸條件次之,其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別為0.4161、0.2617、0.2563和0.2480;北哈薩克斯坦和西哈薩克斯坦的交通運輸條件較差,其因子得分分別為-0.0043和-0.0062,遠低于其他地區。5.投資環境的總體評價。2009年哈薩克斯坦14個州和2個直轄市的外商農業投資環境的綜合得分及排名見表5,阿拉木圖市的外商農業投資環境的綜合得分最高,為0.593,說明阿拉木圖市的農業投資環境相比其他地州最優,盡管阿拉木圖市農業發展因子得分不高,但因社會服務因子以及經濟發展因子等得分較高,因而使其成為哈薩克斯坦外商農業投資的最優地區;其次,科斯塔奈州、北哈薩克斯坦、阿克莫拉州和阿斯塔納市的外商農業投資環境相對較好,外商農業投資環境綜合得分排名分別位列第2位到第5位,其中,科斯塔奈州、北哈薩克斯坦和阿克莫拉州農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是哈薩克斯坦重要的農業生產區;江布爾州、南哈薩克斯坦和克孜勒奧爾達州的外商農業投資環境綜合得分排名分別為最后三位,說明這三個州的外商農業投資環境較差,投資風險較大。
一、 引言
農業是海峽兩岸交流與合作的重點領域之一,在兩岸關系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農業投資在兩岸經貿關系發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兩岸關系還未達到完全正常化的形勢下,農業投資幾乎是臺灣農業技術、農業資金和農業人才與大陸農業生產要素直接結合的唯一途徑和載體。農業是臺商對大陸投資起步較早的領域,在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的80年代初期,就有臺商開始在東南沿海地區進行試探性的投資創業。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已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來大陸發展創業的臺資農業企業不斷增多,臺商投資大陸農業的規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兩岸農業交流從大陸沿海地區拓展到中西部、北部地區,從畜牧業、種植業等向農產品加工、休閑農業等二、三產業延伸。兩岸農業交流與合作逐步形成了寬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雙贏的發展模式,成為兩岸合作當中最活躍和重要的領域。
二、臺資農業企業投資大陸的現狀與特征
1、臺資農業企業投資大陸農業的步伐不斷加快。目前,在大陸發展的臺資農業企業日益成為大陸農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09年底的不完全統計,在大陸投資發展的臺資農業企業有6100多家經濟學論文,投資大陸農業的臺資達72億美元。截至目前,大陸在16個省(區市)設有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和臺灣農民創業園,已發展成為臺灣農業資金、優良品種、技術、設備、管理經驗以及人才進入大陸的持久、穩定的高效合作平臺。目前,進入園區發展的臺資農業企業已達5000多家,占在大陸臺資農業企業總數的82%左右,實際利用臺資58億美元,占臺資投資大陸農業實際金額的81%左右[1]。來大陸投資的臺資農業企業普遍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為優化大陸農業生產結構、建設現代農業做出了貢獻。
表1:1991-2009年大陸吸收的臺資農業直接投資額(單位:萬美元)
年份
合計(萬美元)
1991
1741.6
1992
12469.9
1993
331684.1
1994
39622.1
1995
10927.1
1996
12292.4
1997
43343.1
1998
20346.2
1999
12527.8
2000
26071.4
2001
27841.5
2002
67230.6
2003
76987.8
2004
69406.6
2005
60069.5
2006
76423.4
2007
99705.5
2008
2生產要素的投入彈性
首先,從全國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彈性來看,技術進步(θ)為正值,說明農業技術進步在我國農業生產中得到有效的轉化,能有效的提升農業生產效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β1)、農業機械總投入(β2)、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β3)、化肥及農藥總投入(β4)和水電及灌溉總投入(β5)也為正值,說明這些生產投入要素的增加亦能提高我國的農業生產效率,其中化肥及農藥總投入的增加對我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效果最顯著。其次,從10個省區農業生產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來看,各省區農業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差別性顯著,說明我國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要素結構及區位因素等條件影響,存在明顯的地域差別,并非同質結構體。具體來講,(1)遼寧、吉林、河南等7個省區農業技術進步的投入彈性θ均為正值,說明農業技術進步在農業生產中得到了有效的轉化,對提升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有著積極的作用;而湖北、甘肅、新疆由于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的生產函數沒有通過假設檢驗,說明農業技術進步在農業生產中沒有得到有效的轉化,對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貢獻不明顯。(2)遼寧、吉林、河南等4個省區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產出彈性β1為正值,說明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增加對農業生產效率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耕地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農作物播種面積不可能持續增長,這就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提高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而山東、江蘇、福建等6個省區β1為負值,說明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增加對農業生產效率產生負的影響,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限制該地區農作物播種面積,優化農作物種植結構和質量。(3)河南、江蘇、福建等8個省區農業機械總投入的產出彈性β2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業機械總投入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政府和農戶應該在該地區增加農業投入,提升農業機械化生產水平;而遼寧和吉林2個省區β2為負值,這可能是由于該地區農業生產機械的擁有量存在過剩,導致其不能充分發揮出生產效率。(4)遼寧、吉林、山東等6個省區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的產出彈性β3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能進一步提升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而河南、四川、湖北等4個省區β3為負值,說明增加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總投工量會導致農業生產效率的下降,這可能是由該地區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引起。(5)河南、江蘇、福建等5個省區化肥及農藥總投入的產出彈性β4為正值,說明增加化肥及農藥總投入對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提升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可以提升農業產出水平;而遼寧、吉林、山東等5個省區β4為負值,說明在農業生產中該地區化肥及農藥的總投入過多,已超出了土地的承載能力,因此,在日后的農業生產中應該控制化肥及農藥總投入的增長。(6)除了遼寧、吉林、江蘇等3個省區水電及灌溉總投入的產出彈性β5為負值外,河南、山東、福建等其他6個省區β5為正值,說明增加水電及灌溉總投入會帶來該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
3農業技術效率
通過表3我們不難發現,2003-2009年間全國農業平均技術效率為0.70,說明我國農業技術效率水平并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具體來講,遼寧、吉林、河南、山東、江蘇和福建農業技術效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四川、湖北、甘肅和新疆農業技術效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從農業技術效率變動的趨勢來看,除了四川農業技術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外,全國及其他9個省區農業技術效率均呈現上升趨勢,其中河南增幅最快,由2003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0.81。
4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
首先,基于全國層面的模型測算得出,2003-2009年間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和農戶自有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分別為-0.31、-0.38,說明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和農戶自有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具有促進作用;而農業信貸資金和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分別為0.10、0.04,說明農業信貸資金和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其次,從10個省區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看,各省區農業資金投入結構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各不相同。具體來講,(1)遼寧和吉林2個省區財政支農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1為正值,說明在該地區政府財政支農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不明顯,而河南、山東、江蘇等8個省區δ1為負值,說明增加政府財政支農資金能夠有效提高農業技術效率水平。(2)遼寧、吉林、四川等6個省區農業信貸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2為正值,說明農戶農業信貸資金的增加在該地區不會對農業技術效率的提升有促進作用,而河南、山東、江蘇等4個省區δ2為負值,說明農戶農業信貸資金的增加可以提升農業技術效率水平。(3)遼寧、吉林、福建等5個省區農戶自有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3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戶持有自有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不能夠在該地區對農業技術效率產生促進作用,而河南、山東、江蘇等其他5個省區δ3為負值,說明增加農業持有自有資金對農業的投入能夠對農業技術效率產生促進作用。(4)遼寧、吉林、山東等7個省區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技術效率損失的參數值δ4為正值,說明增加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不能夠有效提升該地區農業技術效率水平,而河南、四川、新疆3個省區δ4為負值,說明增加農村集體資金對農業的投入能夠有效提升農業技術效率水平。
(一)從農民工供給狀況情況來看:1.從數量上看根據表1的情況可以看出:一是數量巨大。到2013年達到了26894萬人,這個規模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人口總數。二是農民工人數占農村勞動力比重很大并且占比越來越高。2008年農民工人數占農村勞動力比重是51.87%,2012年達到了66.3%的水平,這表明,我國農村勞動力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再從事傳統的第一產業了。三是我國農民工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越來越突出。從增長的絕對數來看,2011年之前是不斷增加的,但從2011年開始,每年也都在增加,但增加的絕對量是逐年遞減的;從增長率的情況來看,2011年之前其年增長率是逐年提高的,從2011年開始農民工每年的增長率是不斷下降的;從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近年來的變化情況來看,從2008年到2011年是逐年增加的,從2012年開始是逐年下降的;從農村勞動力數量來看,2008年到2012年是逐年下降的。從這四個方面的情況來看,除勞動年齡人口數是從2012年開始下降的外,農村勞動力數量、農民工絕對增長量、增長率從2011年開始就明顯在減少、降低??傊M管我國人力資源豐富,農民工數量巨大,但我國勞動力供給無限增長的情況已經不存在了,勞動力資源作為最重要的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更為顯現了。2.從質量上看從質量上看即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存量狀況看。一是從農民工的受教育的狀況來看,農民工的文化知識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從表2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包括初中學歷及以下的農民工中低學歷的比例是逐步降低的,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其所占比例分別從2003年的1.9%、16.7%、66.3%降到了2012年的1.5%、14.3%、60.5%。與此同時,具有高中、中專及以上學歷的農民工其所占比例正好相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其所占比例分別由2003年的10.8%、4.3%提高到了2012年的13.3%、4.7%。這一高一低兩種情況的出現充分說明了我國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知識水平已經有了較大提高。二是從農民工接受相關培訓的情況來看,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接受過包括職業技能培訓在內的相關培訓,2003年我國農民工中只有16.8%的人接受過相關的職業技能培訓,2013年,有32.7%的農民工參加了相關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了12個百分點。因此,我國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存量盡管有提高,但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
(二)從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來看1.數量上需求較大勞動保障部專題調研組在2006年組織了一次專題調研,他們在調查中發現許多企業招不到員工或者招不滿所需數量的員工,究其原因有高達42.4%的企業認為是“求職的農民工人數少了,選擇的余地小。被調查的企業中有90%的計劃在春節后招收新員工,用工需求比春節前凈增12.9%[3]。由此可見,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是客觀的、現實的。2.質量上對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要求較高勞動保障部的專題調研顯示:企業有87.7%的新增崗位要求農民工要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并且其中有23.8%的崗位要求農民工要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有37.3%的崗位要求農民工要具有初級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9.2%的崗位需要具有中級工以上的技能水平。而此時,只有65.5%的外出農民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45.3%的外出農民工從未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培訓,25%的人只接受過沒有超過15天的培訓,只有13.1%的人接受過正規培訓。即使到了2012年,具有初中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的農民工也分別只有60.5%、13.3%,離企業在2006年所要求的水平還分別差了27.2%、10.8%,由此可見,農民工自身素質與企業對員工的要求是有比較大的差距的。綜上所述,農民工數量上的有限性、質量上的差距,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具有巨大的影響,嚴峻的現實、殘酷的市場競爭對企業開展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必定會產生巨大的內部推動力。
二、對良好社會形象、社會聲譽的崇拜是企業開展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的很大的內驅力
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云南是一個高原山區省份,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狀逐級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復雜,比起國內的其他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欠發達。同時又由于經濟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農業的投入少,農村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農業增效難、農民增收難、農村社會進步慢的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要發展農村經濟,就要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變投資結構,使投入主體、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斷完善農村產業投資體系。
一、云南省農業產業投資構成
云南省涉農產業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機構、社會投資等。其中支農財政投入,政府擔負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職責,故應重點投資于那些風險較大、收益期長,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的大中型項目;銀行等金融機構起到的是調節社會余額資金的作用,因而對農業的貸款主要應用于生產經營用的暫時周轉資金;而社會投資從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資額還比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對農業的投資,主要有財政預算內安排的支農資金、基本建設資金、專項扶貧資金以及對農民的直接補貼。農業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來的,主要用于投資農田的水利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維持農業發展外圍環境的作用。2007、2008兩年全省的財政支出總額為1135.22億和1470.24億元,而財政支農支出分別為 127.60億和177.77億[1],農業支出所占財政支出比例分別是11.24%和12.09%,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貸款是農業投資中另一個較大的來源。2007和2008兩年,我省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業貸款分別是444.6億元和747.2億元[1]1,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對農業投資的主體論文格式范文。
農業投資中社會投資目前規模不大、影響范圍較小。農戶投資僅限于種籽、化肥、農機具等方面,由于資本積累額的限制,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開辦第二、三產業,故農戶投資對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過投資結構的變動來影響農村產業結構,主要還要依靠財政支出和銀行農村信貸。
二、云南省農業產業資金來源:
(一)財政投入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對農業發展提供的資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直接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資金,如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安排的間接支持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如各種用于農業的財政補貼支出、農業稅收減免等[3]。財政投入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財政對農業的有效投入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歷年省委省政府都將農業作為重點,采取各種投資方式,提高農業產值,增加農民收入。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保持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1998年的34.66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億元,上漲了約5.13倍,其中漲幅最大的為2007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較上年增長了52.16%。漲幅最小的為2005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僅比上一年增長了2.23%。從農業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看,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1998年為10.57%,2000年為9.47%,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現恢復性增長,為10.83%支農財政投入,到2008年為12.09%。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農業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依舊較小,不能夠適應農業的快速發展。
表1云南省歷年財政總支出與農業支出對比情況
年份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
支出(億元)
農業支出
(億元)
農業支出增長
比重(%)
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很小,但最近幾十年來,這一比例有了新的趨勢。最近幾年,貿易份額比例小幅度上升。在這一時期,非洲的工業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礦物質和其他農產品的出口增長,不僅反映了其工業化和外向型農業生產,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尤其是礦泉資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給不斷上升和國際貿易開放的情況,似乎能消除與經濟增長、非工業化以及國際價格波動有關的缺陷。因此,這些新的變化對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對兩個區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具有新的貿易機會和增加進出口貿易的來源。
實際上,非洲的進出口貿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高度依賴于發達國家的需求,或者20世紀80年代時所遭遇的債務危機。隨著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作為非洲的重要貿易伙伴,SSA的貿易一體化降低了非洲國家(SSA)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之間,非洲與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份額從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論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聯盟地區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本論文的目標是要用OLS+穩健法比較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之間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為:在第二節中,我們將介紹這兩個經濟地區的一些特點(共同點和差異點)。第三節將要回顧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獻。第四節將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第五節將總結并給出本論文的結論。
二、中非和西非經濟貨幣聯盟的歷史和經濟狀況
(一)歷史
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縮寫CEMAC)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是兩個不同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組織。兩個聯盟(MAC和WAEMU)是該法郎區域的成員,法郎區域有15個國家成員。②
作為以前的貨幣地區和貨幣合作機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羅法郎貨幣未受影響。CEMAC包括6個國家(喀麥隆、中非共和國(縮寫CAR)、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該地區擁有4780萬人口,該組織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合作,促進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如資本流動性和人力的流動性。
此外,該條約的其他目標為:協調成員國家的經濟政策,監測成員國(包括金融與貨幣政策)的經濟收斂(包括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部門政策,逐步創建同一市場。CEMAC成員國家在區域內使用同一貨幣,但是,CFAF又與CEMAC和WAEMU的區域不同,它們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縮寫CFAF)也成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碼,該區域貨幣的代碼是(XAF)。CEMAC的條約國家于1994年被批準,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時期非洲赤道法語聯盟(AEF)。③
(二)經濟貨幣聯盟經濟狀況
正如克魯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對傳統策略出口貿易導向的國家,一般都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傳統出口產品,但非傳統出口產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長。為了確認KRUEGER的結論,可以看出兩個地區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對GDP的份額,其經濟的一級部門的份額都遠遠高于第二級部門。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國家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對非洲國家的出口貿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0~1979年間到2000~2008年間,SSA(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東南亞成員國家(ASEAN)還有中國、韓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從6%增加到12%,在同一時期,非洲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量從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資的增長也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例如,從1990~1999年間與2000~2011年間,在整個非洲的投資率(包括資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從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員國家的投資總額增加了。
關于通貨膨脹,這兩個地區在整個非洲(SSA)的通脹平均水平相當低。2008年CEMAC的通貨膨脹率到5%,而WAEMU的通貨膨脹利率達到7%。雖然這個水平比其他非洲國家(SSA)的平均水平還低,但是兩個水平已超過兩個聯盟通貨膨脹的最高水平。④雖然在平均水平的情況下,CEMAC與WAEMU的通脹與其他SSA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來相當低,但是兩個聯盟的有些成員國家里的通貨膨脹遠遠高于平均水平。
三、實證分析
(一)分析法
本論文將從理論上解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將使用數據做出實踐研究。本論文使用兩個地區(CEMAC和WAEMU)做出一個比較的實踐研究。上面我們討論了理論上,投資、經濟開放度(作為全球化的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隨之我們也給出幾個實踐研究的結果。本論文主要利用面板數據和OLS+穩健法,研究從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員國。
(二)數據的來源
本論文的變量包括匯率(ER)USD/CFAF美元對非洲法郎GFCF(固定資本形成總和)FDI(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開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貨膨脹(為國內生產總值緊縮指數),凈官方發展援助(NODA),農業產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數據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著重研究SSA的兩個地區:中非和西非經貨聯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考慮到兩個地區的一些相似性和差異,本論文想補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貨幣之外兩個地區的宏觀政策,其是貨幣政策的收斂水平似乎一樣(法國銀行報告)。所以本論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進入了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的變量。
(四)模型的設計
由于本論文的目標是研究CEMAC和WAEMU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利用下面兩個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異在于農產品的變量。因為有些CEMAC國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數據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所以在模型當中沒有加上其變量。
四、模型的介紹
考慮CEMAC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時,模型沒有加入農業產品占GDP份額,因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礦泉資源。有些CEMAC國家的石油出口是從1998年和2000年開始的,如赤道幾內亞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國(CAR 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縮寫)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沒有區分石油出口產品的種類所占GDP的比例。為了研究WAEMU影響GDP的決定因素,在第I個模型中再加上一個變量,也就是說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數據,所以在第II個模型當中我們忽略了這個變量。
一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對數,Y=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國家,?t=誤差項,Xi=為解釋變量。
關于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這樣考慮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資本形成總和占GDP比例的對數,L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例的對數,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對數,LOPEN是貿易開放度(貿易總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對數),LER是匯率的對數,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對數,LINF是通貨膨脹的對數(國內生產總值緊縮),LNODA是凈官方發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對數,LAGRIVAL是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對數,所有的變量都是用自然對數的。
我們使用OLS回歸+穩健法,因為它會處理自相關和異方差的相關問題。陳強(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關于中非經濟與共同體(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變量與第一個模型的變量一樣,但是不包括LAGRIVAL這個變量。
(五)結果分析與和討論
第二個模型(CEMAC)的擬合優度R2等于86.99%,第一個模型(WAEMU)的擬合優度R2等于66.1%,兩個模型都沒有問題。因為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超過50%,這意味著兩個樣本回歸直線的解釋能力都超過了50%。兩個模型的F檢驗也是一致的,F檢驗在1%的水平下都是顯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這表明兩個模型的線性關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變量都不是顯著的。模型I和II當中有幾個變量t檢驗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顯著的。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應(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個體效應(individual effect))。其結果表明兩個模型之間沒有個體效應的問題,證明了模型的齊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結論
本論文的實踐研究結果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且其變量對于兩個經濟與貨幣聯盟來說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是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經濟活動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對于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兩個區域內固定資本形成雖然對經濟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兩區域應該努力通過環境與政策優化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而且為了提高和優化固定資本的作用,也要努力優化經濟政策。
凈官方發展援助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而且在兩個區域內結論是一致的。這個情況讓我們考慮到經濟結構和政府結構的績效。該援助的目標應該是結束世界的極端貧困,增加儲蓄和投資,以及提高發展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為援助對高級績效的經濟機構和政府更為有效,所以無論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國家(CEMAC 和WAEMU),都應該提高其機構的績效,這樣的話會優化援助的作用。
注釋:①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
②法郎區域包括15個國家。貝寧,布基納法索,赤道幾內亞,赤道比紹,多哥,剛果(布),加蓬,喀麥隆,科摩羅,科特迪瓦,馬里,尼日爾,塞內加爾,乍得,中非共和國。
③想多了解該組織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與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兩個聯盟有共同的通脹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斂水平。這個水平是3%。
(作者單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作者簡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歐瑞),剛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參考文獻
[1] 陳強.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Abdoul’ Ganiou Mijiyawa.Africa’s Recent Economic Growth:What Arethe Contributing Factors?[J] .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2013,25(3):289-302.
[3] Adeyemi A.Ogundipe,Paul Ojeaga,Oluwatomisin M.Ogundipe. Is AidReally Dead?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J] .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14,4(10).
[4] Banque De France.1994, ,2014.Annual report franc zone[Z] .
[5] ?EN,Ali,?ENTURK,Mehmet,OZKAN GOKCEN,Ducan,Engin,External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anel dataAnalysis[J] . Marmara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14:15-28.
[6] Hector Sala,Pedro Triv?n.Openness,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J] .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14,23(2):257C289.
(一)現代化大農業發展資金總需求與金融機構資金總供給矛盾突出,涉農金融機構較少且高度集中,農村信用社“一農支三農”格局仍占主導。
據保守測算,黑龍江省2億畝耕地,每畝生產投入500元,按60%貸款需要600億元;發展5000萬頭生豬和1000萬噸奶,按50%貸款需要450億元;農村1800萬人、600萬農戶,按20%的農戶每戶建房貸款10萬元,需要120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0億元;全省1200億斤商品糧,加上包裝貸款可達1500億元以上。上述四方面信貸總需求就達4000億元。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為3821.9億元,滿足不了上述四方面測算的需求。
目前,金融支持農業發展面臨四大突出矛盾,即農業弱質性與信貸資金趨利性的矛盾,農業金融服務需求結構多樣性與金融功能單一性的矛盾,農業資金需求量大與資金吸納能力差的矛盾,農業地區閑置資金“充裕”與金融機構使用效率低的矛盾。
農村金融發展受到四大突出矛盾的影響。截至2011年末,黑龍江省擁有省級銀行類金融機構65戶,其中發放涉農貸款年末平均余額超過10億元的只有8家。“三農”所需貸款主要依賴農村信用社等縣域銀行類金融機構。2009至2011年,省農信社累計投放農業貸款2472億元,農業貸款增量份額占全省金融機構的85%以上,支農主力軍作用凸顯。
(二)大農機、大合作和城鎮化的推進,悄然催生信貸主體和資金需求量發生質的變化,銀行類金融機構涉農產品創新及信貸投放能力,尚不能適應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現實需要。
據統計,截至2011年末,黑龍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已達2.1萬個,其中農機專業合作社1774個。農民社員發展到20.6萬人,帶動農戶近100萬戶,約占全省農戶總數的1/4。合作社服務內容由初期的以生產技術服務為主,逐步向銷售、運輸、貯藏、加工等環節延伸,許多合作社經營活動已擴展到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等生產經營全過程。農村經濟組織以及經營結構的變化,使得信貸主體和資金需求量均產生了質變。僅以黑龍江省558個千萬元規模的大型農機合作社為例,每個合作社承包流轉1萬畝土地需支付300萬元左右承包費,加上購買種子、化肥、柴油和農藥等生產資料需300多萬元,每年籌集正常生產資金600多萬元,558個合作社每年需要33.5億元。但因合作社缺少有效抵押物等原因,省內銀行類金融機構發放貸款較少,造成合作社融資難,融資貴。近三年來,省內銀行類金融機構累計發放農民專業合作社貸款僅為84.26億元,與千萬元規模大型農機合作社每年生產資金需求相差近一半。
(三)農村信用社現有體制已不適應現代化農業發展的需要,與肩負的支農責任、主力軍作用不相匹配,急需逐步分類推進產權制度改革。
目前,黑龍江省農村信用社實行省、市、縣三級法人體制,全省設立了7個市地級聯社(法人管理機構)、6個辦事處(省聯社派出機構,非法人管理機構)、81家縣級機構(法人經營機構)。絕大多數農村信用社股東小、股權分散,真正意義上的法人治理結構尚未形成,原有高度分散、小額多戶式的傳統信貸經營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現代化大農業發展的需要。
(四)國有銀行占有存款資源數量巨大,綜合存貸比率較低,支農貢獻度極低。存款資源大部分上存,較大程度上造成縣域存款資源嚴重外流。
據統計,截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至2012年9月,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儲銀行等6大國有銀行省內分支機構存款余額合計為10197.3億元,占全省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總數的66.8%;貸款余額合計為4084.7億元,占全省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總數的40.49%,存貸差6112.6億元。其中,涉農貸款投放746.7億元,占其貸款余額的18.28%,占其存款余額的7.3%。存款資金的大量外流,使本來十分短缺的農村資金更顯捉襟見肘。同時,還帶來“擠出”效應,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可貸資金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農業信貸資金需求,于是采取高息拆借資金方法,間接加重農業信貸成本。
目前,金融機構正在逐步轉變“三農”弱質產業觀念,一系列針對專業合作社及農業產業鏈條的金融創新模式應運而生,集約化、批發式“大農金”的概念正在形成。但省內金融機構多限于本系統內實施推廣,銀行間相互借鑒較少,農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二、財政促進金融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財政金融政策一端連著財政,一端連著金融,是引導金融資源合理流動的有效杠桿。要充分運用財政金融政策,積極引導金融資源支持方向。
(一)采取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市場化運作的方式,積極扶持地方金融機構發展,發揮地方金融機構了解省情、貼近“三農”的優勢。
1.在貫徹實施國家對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貸款公司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助政策的基礎上,省政府注入村鎮銀行資本金。建議通過有資質的省屬企業,每年有重點地選擇10戶擬組建的村鎮銀行注入資本金,每戶不超過500萬元,省財政股權5年內不參與分紅。按照黑龍江省目前村鎮銀行每戶資本金平均3200萬元測算,每年大體需要省級財政資金3200-5000萬元。
2.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參與農村金融,給予村鎮銀行民營資本初始投入額5%的財政獎勵政策。按照每年15戶村鎮銀行每戶有3戶非銀行類民營企業(每戶占總股本5%以上的大股東)參與占總股本30%測算,每年大體需要財政獎勵資金720-2250萬元。
3.在深入貫徹實施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獎勵政策的基礎上,擴大政策實施范圍,給予小額貸款公司涉農貸款增量獎勵政策。對小額貸款公司年末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長超過15%的部分,給予2%獎勵,促進小額貸 款公司加大支農力度,實現持續發展。按照2012年全省381家小額貸款公司涉農貸款年末余額超過15%部分約25億元測算,需要財政獎勵資金約5000萬元。
(二)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以財政扶持政策為支撐,依托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圍繞解決農村“信用不足”問題,發揮政府“增信”和“調控”功能,促進金融機構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興貸款主體發展。
1.重點選擇和支持部分縣(市)建立縣域融資性農業擔保機構。借鑒美國等國家為農場貸款擔保成功經驗,選擇糧食主產區、地方政府有意愿的縣(市),建立縣域融資性農業擔保機構,主要為區域內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興貸款主體提供貸款擔保,有效解決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等貸款有效抵(質)押不足造成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2.研究制定農民、合作組織等農業貸款主體既有的直補資金、農業保險受益權等預期財政補助資金作為銀行貸款擔保的措施,引導和撬動信貸資金投向農村。例如:銀行根據農民未來應得到的財政直補資金情況,為農民設計直補資金擔保信貸產品,解決農民資金需求,同時降低銀行貸款風險,提高涉農金融機構發放農戶貸款積極性。
3.試行縣級財政資金存放與銀行類金融機構支持農業發展貢獻度掛鉤,發揮財政“調控”作用,有效引導和激勵商業銀行加大涉農貸款投放力度,有效遏制縣域存款資源嚴重外流問題,實現不花錢也能辦成事??h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域金融機構處于“金融支農”的最前沿,縣(市)財政部門可結合縣域農業發展實際情況,以銀行類金融機構涉農貸款貢獻度為主要考核指標,按照“統籌安排,獎貸掛鉤;存量(暫時)不變,增量調劑;動態管理,考評兌現”的原則,研究制定“縣級財政資金存放銀行類金融機構考核激勵辦法”,加快實現縣域內金融機構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當地發放貸款的目的,有效解決存貸比過高的縣域銀行類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短缺問題,促進和拉動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長。
4.發揮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政策,促進農民工就業和創業,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將經工商注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視同勞動密集型小企業,納入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實施范圍,以緩解合作社貸款難、銀行難貸款問題。
5.研究探索擴大政策性農業保險規模和險種,開展銀行與保險合作,充分利用農業保險“增信”作用,促進參保農戶容易獲得貸款。目前,黑龍江省農業保險分為種植業(水稻、玉米、小麥、大豆)和養殖業(奶牛、能繁母豬)兩大類、6個險種。建議結合實際,開辦森林、甜菜、馬鈴薯等方面的農業保險,在穩步擴大原有保險基礎上,積極研究開辦新險種,為農業生產“保駕護航”。
6.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風險分擔和擔保機構風險補償機制,有效降低和分散銀行、擔保機構涉農業務風險。借鑒國內部分省市的做法和經驗,研究制定銀行類金融機構新增涉農貸款風險補償辦法,對其年度新增涉農貸款,按照一定比例(5‰)給予風險補償。研究制定擔保機構涉農貸款擔保代償風險財政補助辦法,對擔保機構為涉農貸款擔保新發生的代償,按照日均擔保責任額的一定比例(10‰)給予風險補償。
7.積極支持農村物權改革,促進農村產權市場發展,擴大農村有效擔保物范圍。財政部門應積極配合和支持有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關部門推進農村物權改革,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深化林權及流轉制度改革,推進農村宅基地和房屋流轉管理制度改革,激活農村靜態資產,擴大農村有效擔保物范圍,使農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權、林權、土地經營權、土地收益權等均能夠作為銀行貸款擔保和抵押物。促進農村產權市場發展,加快農村各類可流轉資產權益的確權、頒證進度,完善市場化流轉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轉平臺和機構,建立有農村特點的物權、產權價格形成機制,促進農村資產和權益合法、有序地轉化為可交易金融資產。
(三)探索建立財政資金市場化、金融化運作模式,充分利用金融機構專業優勢、市場優勢,形成政府資源與市場資源有機結合,支持農業重要領域的發展。
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爆發兩周年,國內外各種有關研究和反思這場危機的著作和文章鋪天蓋地般不斷涌現。從中國的角度考察,這場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下降曾帶來農民工大規模失業返鄉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沿海地區某些出口行業的產業結構偏低和工資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業出現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問題。
國內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非常多,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千差萬別。當今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共同體,從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演變的角度來研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影響并找出應對之策,應成為今后我們重點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農民工返鄉和“民工荒”現象都是“開倒車”
20世紀的幾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國家金融政策的失誤和金融市場管制的失靈,而發達國家總是試圖把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而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后果就是歐美國家消費中國產品的能力銳減,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外貿出口。金融危機發生后,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大量減少員工雇傭數量。據農業部的統計測算,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約為1.3億人,2008年,其中約有15.3%的農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人力資源管理論文,致使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不得不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農民工返鄉的“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迅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大大減緩我國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們知道,我國政府出臺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勵農村地區開展大規模機械化農業,使留在農村的農民能夠迅速富裕起來,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農民工返鄉的新情況,導致我國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的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這種現象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有效的處理方式,這種“開倒車”的形勢在短期內將得不到扭轉,將給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出口形勢出現復蘇增長的較好局面,然而又出現了新的“民工荒”問題,東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為例,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需求總人數為60.3萬人,求職總人數為35.4 萬人,用工缺口達25萬人!用工需求無法滿足使出口企業不得不放棄大量海外訂單,企業生產設備大量閑置?!懊窆せ摹眴栴}的根源在于我國沿海地區原來的很多出口企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吸引力越來越小。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減少,加上未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民工荒”問題可能會愈演愈烈,并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從宏觀經濟層面考察,我國現階段在農村人口比例依然較高的背景下就過早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實際上減緩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開倒車”,應引起國家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資本和勞動力要結合起來“走出去”
當前,隨著我國企業資金實力的逐步增強,“走出去”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外投資的總量和投資的產業也越來越多。但是,由于企業本身屬于贏利性組織,其投資決策的目標主要還是在國際市場上追逐更高的利潤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國內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最終的情況可能是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將打造更多的中國跨國企業財團,使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行列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同時卻又導致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失到海外,而我國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居高不下。
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學上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兩大生產要素。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出現了資本過剩和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一方面,國內的過剩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大量涌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樓市泡沫,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數依然較高,“民工荒”現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國就業機會過多,而是能夠提供給農村剩余勞動力預期工資水平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總體上還比較低。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也應該緊密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必須以對外投資為依托,在國內就業市場的基礎上去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就業市場,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將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三、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的若干政策建議
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采取的若干應對措施來看,主要側重于保就業、保增長、保穩定,如果從國內層面分析,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我國的出口行業也出現了企穩回升的勢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態勢。但我們有必要打開視野,從全球化的角度來進一步研究探討我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全球就業問題,讓資本和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變得切實可行。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去”創造機會
當前,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匯儲備資金主要都是通過國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主權財富基金操作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對美國黑石基金的投資,但投資的效果并沒有我們設想的明顯,投資的風險卻又大大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國龐大的政府外匯儲備主要投資美國國債,雖然能避免較高的投資風險,但這種投資的收益率又比較低。在西方國家資本市場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輕工業、礦產資源開采、服務業等方面的直接投資,這種海外直接投資不僅能夠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夠將我國國內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資中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必將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國際壓力。堅持商業化、市場化運作,將有利于降低我國海外投資面臨的種種國際政治阻力。例如,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都是由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通過股份制改造來優化資本結構并同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然后重點考慮對海外地區進行農業投資,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再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進而帶動我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這種投資以市場化為導向,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可以很好地解決深層次的經濟體制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政治阻力,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幫助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海外就業。而且,這種對農業技術項目的投資,有利于吸引廣大農民工在海外長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設項目勞務輸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穩定、臨時性等問題。
(二)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鼓勵國內企業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
從發達國家的國際投資發展路徑來看,來自大型企業的國際投資是主體。目前我們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對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其資本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解決我國國內就業問題方面。因而,在指導思想上,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對外投資戰略的目標定位之一應是為國內失去就業機會的農民工開辟一條全球性的就業道路,將資本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
目前,我國很多企業都有強烈的海外投資意愿,但在海外投資實施方面又存在種種顧慮,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經濟法律制度、缺乏國際投資經驗、擔心海外投資中遭遇政治障礙等等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在法律法規制度、金融資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務、信息系統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和支持。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的對外投資應以企業為獨立主體,以市場化運營為基本手段,以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為背景,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帶動我國的商品、資本、勞動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資源管理論文,這其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關注考慮,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
(三)提供培訓、外交協調、護照辦理等系列服務,切實幫助農民工“走出去”
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國內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做好信息支持、技術、語言培訓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幫助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穩”,并盡快在海外取得較高的預期經濟收入。
由于中國現在具有比較充沛的外匯儲備、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夢想正在逐步變為現實,但這一趨勢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愿意看到的?,F在西方國家在宣傳“人權高于主權”等意識形態的同時,又同時利用簽證護照等國家行為限制中國人走向世界,這些都客觀上限制了我國農民工順利走向國際勞務市場。為此,國內外交部門應盡量協調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也應盡量配合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
(四)提供貸款資金支持與保險保障服務,切實支持農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個農民工要出國就業,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費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許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我們建議,為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鼓勵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同時在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的同時,還必須向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適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險、醫療險等在內的綜合保險服務。保險服務的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保費支出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同時還應鼓勵出國務工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對于出國務工期間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享受養老保險待遇,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外出務工者的后顧之憂。
既然西方國家把金融危機的影響帶到了中國,那我們也應該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為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確保我國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不被中斷,解決我國人口多資源少的矛盾,我們必須統籌安排,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將國際投資戰略與“走出去”戰略結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確保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1]黃婧、紀志耿.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民工荒”問題探析——基于小農“生存倫理”的視角[J].經濟問題探索,2010,(2).
[2]簡新華,黃錕等.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