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法律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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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D9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10)04-0031-09

一、宣告合同無效概述

(一)宣告合同無效

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以下稱《公約》)縮小了1964年海牙《國際貨物銷售統一法》(ULIS)第61條和第62條的規則范疇，在公約的救濟方法中不采用《國際貨物銷售統一法》規定的“自動解除合同”或“根據事實本身解除合同”制度，因為它會導致有關合同是否仍然有效或根據事實是否已經解除的不確定性。《公約》因此設置“宣告合同無效”制度，以列舉的形式明確“宣告合同無效”的條件及后果：(1)“宣告合同無效”必須以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通知為前提(第26條)；(2)“宣告合同無效”是《公約》賦予買方或賣方單方行使的權利(第49條，第64條)；(3)“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僅限于合同一方當事人在另一方當事人根本違約或在寬限期內仍未履行合同義務或聲明將不在寬限期內履行合同義務時行使(第49條，第64條)；(4)“宣告合同無效”將解除雙方當事人在合同項下的義務(第81條)。如果賣方或買方構成條款所列明的違約，買方或賣方便得以宣告合同無效；而如果買方或賣方沒有因此肯定地宣告合同無效，合同將仍然有效，從而避免了合同效力狀態的不確定性。

(二)宣告合同無效與解除合同的學理分析

《公約》賦予合同當事人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屬于自利，合同無須像法國法那樣，必須經法院批準而解除，法院在考慮違約的嚴重程度和被告的過錯程度后作出決定，而是在滿足《公約》規定的條件下，經當事人宣告無效而解除。實踐中，國內學人常常將此權利與合同解除相混淆。事實上，兩者確實有著共同之處，如：各自權利的行使都將解除雙方當事人的合同義務；各自權利的行使都產生溯及既往的效果。但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立法對兩者的適用與解釋是不盡相同的。因此，理順宣告合同無效與解除合同之間的關系顯屬重要。

1　權利形成的條件　國外一些國家的立法，如《美國統一商法典》(UCC)第2-106節規定的定義中“Cancellation”(合同解除)的概念即與《公約》“avoidance”(合同無效)的含義相似。而Black’sLaw Dictionary又將“cancellation”解釋為“An annUlment or termination of a promise or an obligation”，故合同無效和合同解除常常互用，各主要國家解除合同權利的形成條件也有所不同：《德國民法典》第325條規定：“在一部分不能給付而契約的一部分給付對他方無利益時，他方得以全部債務的不履行，按本法第80條第2款規定的比例，請求賠償損害或解除全部契約。”該法第326條還規定：“因遲延致契約的履行于對方無利益時，對方不需指定期限即享有第1款規定的權利。”因此，解除合同權利的形成取決于違約的后果，即違約后合同的履行于對方無利益。在英國的違約救濟制度沿革過程中，從違反擔保條款和違反條件條款到違反中間條款的救濟，決定根本違約的因素從違反條款的性質向違約后果的嚴重程度轉換；美國法有關違約救濟的制度則采用了重大違約和輕微違約救濟，認為違反合同的條件條款將構成重大違約，合同因此得以解除。

從我國目前的立法看，合同無效是指合同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合同有效條件，合同不發生履行效力和法律約束力的情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稱《合同法》)第5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1)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2)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所以，一般造成合同無效的原因都是法律直接規定的。而合同解除的原因既可由法律規定，也可由當事人約定。《合同法》第93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4條則規定了法定解除合同的條件，即：(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2)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示不履行主要債務；(3)當事人一方延遲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4)當事人一方延遲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5)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顯然，第94條(2)的規定與《公約》第72條有關預期根本違約的救濟規定相同，第9 4條(3)、(4)兩項解除合同的條件與《公約》規定的“合同一方根本違約或違約方在寬限期內仍未履行合同義務或聲明將不在寬限期內履行合同義務”的宣告合同無效的條件也基本相同。但是，第94條(4)有關根本違約的規定注重的是以違約結果的嚴重程度認定根本違約的標準、即得以解除合同的條件，而未能采用《公約》第25條有關根本違約的限定，即：以可預見條件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其解除合同的條件明顯比《公約》規定的條件寬松。

2　權利的行使與限制　鑒于他國合同無效和合同解除常常互用，宣告合同無效或解除合同的主體一般都是當事人的某一方，《公約》宣告合同無效和大多數英美國家立法有關解除合同的權利行使均要求當事人一方行使宣告合同無效或解除合同的權利必須以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通知為前提。但是，只要法律規定的或雙方約定的條件得以成就，一方當事人即有權宣告合同無效并通知另一方當事人解除合同，而無須征得相對方的同意或與相對方協商。而中國有關解除合同的權利行使規定雖與《公約》及他國的做法無異，但有關宣告合同無效的規定卻在權利主體和行使條件上有根本不同，如：無效合同主要指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及道德的合同，故無效合同的確認權屬于國家司法機構，宣告合同無效屬于國家行為。

3　法律后果　關于宣告合同無效和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居于不同的立法價值取向，各國際國內立法不盡相同。第一，《德國民法典》第325條和第326條以及《法國民法典》第1184條均規定解除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不得并行請求損害賠償；而《美國統

一商法典》第2－711條和第2－712條則規定若賣方不交貨，買方有權解除合同，且買方解除合同不妨礙其行使其他救濟方法的權利。中國與《公約》一樣在這方面采納了美國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救濟原則，即解除合同不影響損害賠償請求的原則。第二，有關宣告合同無效和解除合同的溯及既往問題，大陸和英美兩大法系的規定分歧較大。德國法和法國法的解除合同均具有溯及既往地消滅合同之效力，即：解除合同具有雙重效力，包括(1)免除雙方當事人合同項下尚需履行的義務；(2)使雙方當事人互負返還已經受領的給付的義務。而英國普通法中的解除合同并不具備溯及既往之效力，合同解除的效力只指向將來，即解除合同項下尚未履行的義務。《美國統一商法典》解除合同溯及既往的可能性也很有限，返還受領的請求只有在錯誤受領或賣方保留貨物所有權時方被認可。《公約》第81條有關宣告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和中國《合同法》第97條有關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卻都具有既指向將來、又溯及既往的雙重效力，從而較好地保護守約方的合法權益、有效制裁違約方。第三，中國法中合同無效雖是自始無效，不同于合同成立后的合同解除，但一旦宣告合同無效，其同樣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對于已經履行的，應當通過返還財產、賠償損失等方式使當事人的財產恢復到合同訂立之前的狀態。

4　小結　從以上權利的產生、行使及其后果的分析，筆者總結出以下結論：

(1)《公約》規定的宣告合同無效是違約救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定解除合同的前提。

(2)宣告合同無效必須以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通知為前提，因此排除了合同是否已經解除的不確定性。

(3)只有法定解除合同條件的成就，當事人一方才得以真正宣告合同無效。如：根本違約的違約后果、違約后果的預見性以及合同寬限期的效用，避免了解除合同權利的濫用。

(4)從權利的產生、行使上看，《公約》規定的宣告合同無效制度與中國法的合同無效有著根本的區別：1)前者是因違約而產生，后者是因違法而產生；2)前者的權利由當事人依法行使，后者的權利則由國家司法機構依法行使；3)前者合同有效成立后因法定解除合同條件成就依法宣告合同無效而解除，合同權利義務因此終止，后者合同因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及道德自始無效。

二、賣方宣告合同無效后合同的效力問題

根據《公約》第64條的規定，賣方得以宣告合同無效的依據有二：一是買方根本違約(《公約》第64條第1款a項)；二是買方不在賣方按照第63條第1款規定的額外時間內履行支付價款的義務或收取貨物(《公約》第64條第1款b項)。而賣方行使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依《公約》第26條的規定同樣必須以向買方發出通知為前提，因此使買方(違約方)及時知道合同所處狀態，盡快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并避免賣方(守約方)利用買方根本違約的機會取得不公平的利益。然而，實踐中賣方依法宣告合同無效并不必然引致合同解除。事實上，賣方基于買方根本違約宣告合同無效常常隱含著一種風險，即：一旦賴以宣告合同無效、解除合同的違約情事不被認定為根本違約，則賣方將得承擔由于錯誤宣告合同無效而引起的損失。同時，根據《公約》第64條的規定，賣方在適當合理的時間內行使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是極其重要的。賣方在(1)買方已經支付貨款的情況下；(2)賣方不在給買方的寬限期屆滿后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宣告合同無效，或者不在買方明確宣布他不履行義務后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宣告合同無效，都將喪失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顯然，能否正確行使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能否準確把握解除合同的條件都將極大地影響合同的效力狀態。

(一)關于根本違約(《公約》第64條第1款a項)

1　拒絕開立信用證　在《公約》第64條規定的條件下，賣方據以宣告合同無效的理由之一就是買方根本違約，而常見的買方根本違約事由即是拒開信用證或遲延開立信用證。但是，賣方是否遇有買方拒開信用證或遲延開立信用證情事就可宣告合同無效并解除合同及采取轉賣貨物等減少損失的措施呢?以下是澳大利亞昆士蘭最高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

澳大利亞公司Downs Investment(賣方)和馬來西亞公司Perwaja Steel(買方)簽訂了一份從澳大利亞購買廢鋼并將該批貨物運至馬來西亞的合同。合同約定，買方應在運貨之前開立一份受益人為賣方的不可撤銷信用證。在提供信用證的截止日期前不久，買方公司的結構和管理層發生了變動。在新的管理結構下，買方在開立信用證之前必須征得執行委員會的許可。由于執行委員會無法在短時間內做出任何指示，買方沒有應賣方要求提供信用證。收到買方的信件后，賣方答復說接受買方拒絕履行其合同義務的行為，并解除了合同。

法院依法適用《1986年貨物銷售法案》，并依該法案規定適用《公約》。根據《公約》第64條的規定，法院裁定，如果買方不履行任何義務，構成根本違約，賣方可以宣告合同無效。法院還根據《公約》第25條的規定，認為拒絕及時開立信用證就是《公約》第25條和第64條第1款a項意義上的根本違約。同時，法院還適用了《公約》第72條，認為如果在合同履行之前，明顯看出一方當事人將根本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宣告合同無效。如果時間許可，賣方須向買方發出合理通知，使買方可以對履行義務提供充分保證。而買方公司的結構和管理層的改變要求執行委員會核準信用證，執行委員會拒絕了該請求。從法律上講，這不成其為拒絕提供信用證的理由。

從以上案件的審理看出，賣方以買方根本違約為由宣告合同無效并解除合同，除了要滿足(1)有損害；(2)損害剝奪了賣方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等2個要件外，還需考慮(3)買方能否預見其違約的損害后果。本案難以確定的要素主要歸結到第(3)要件：《公約》第25條雖規定了違約方對違約結果的可預知性(可預見性)，但卻未明確預知的時間起點。從《公約》制定的本意而言，該問題將留給國內司法者在個案基礎上自由裁量和確定。有觀點認為：《公約》第25條沒規定，即應根據第74條的規定從雙方訂立合同時起算。而Honnold教授卻認為構成根本違約的可預知性應從故意違反合同時起算。因為第74條和第25條各自規定的預知性所針對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為限制違約的賠償范圍；后者則是為了將違約行為引起的宣告合同無效并解除合同的可能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筆者認為，如果只認定訂約時能預見違約損失的違約為根本違約，而否定訂約后可預見違約損失后果的違約為根本違約的話，即上案中買方便可以訂約時無法預見公司結構變故、執行委員會不予審核信用證為由將違約的風險轉嫁于賣方，這將是不公允的，且賣方(守約方)幾乎無法享有第64條第1款a項的權利。

2　拒絕收取貨物 依約收取貨物是買方在國際貨物銷售合同中最重要的義務之一。然而，因市場行情變更或其他經濟利益緣故，買方拒絕收貨或延遲收貨時有發生。此時賣方能否依法合理地行使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關乎合同效力狀態的確定性以及賣方(守約方)合法權益的保障。以下法國格勒諾布爾上訴法院審理的Ego Fruits責任有限公司

訴La Verja公司一案。即是很好的先例：

法國的一家公司向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定購了860000公升的純桔汁。合同約定從1996年5月至12月分批發貨。為了降低價格，雙方當事人商定9月份的交貨在8月底進行。交貨時買方拒絕收貨。但到9月份，買方卻又要求交貨。由于賣方拒絕交貨，買方通過其他渠道以高價買到所需貨物，并拒付前幾批貨物的貨款。

’

西班牙賣方就此案向羅芒商事法庭提訟，該法庭下令法國公司支付貨款。上訴法院撤銷了該裁決。上訴法院就賣方是否有權根據《公約》第64條第1款a項宣告合同無效作出裁定。認為買方拒絕8月底收貨并未構成《公約》第25條所述之重大違約行為。買方有權將收貨日期提前到8月底僅僅視為為了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而作出的對等讓步，不能指望其為了推遲幾天收貨便構成了自己這一方的重大違約行為。鑒于沒有發生任何重大違約行為，賣方本應再給買方一段時間(寬限期)收貨。因此，法官認為應將賣方單方宣告合同無效視為非法終止合同。

從以上案件的審理看出，理論上在買方延遲履行其在合同項下的基本義務時，賣方得以直接宣告合同無效并解除合同。但實際上第64條給予賣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要比第49條買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有限，如果不經過第63條的寬限期程序，賣方對于買方的延遲履行合同，如本案中買方的延遲收貨，賣方就必須等待和估算買方延遲收貨到何時才構成根本違約，以安全地宣告合同無效。否則，其將得承擔錯誤解除合同的風險。

(二)關于額外時間不履行(《公約》第64條第1款b項)與根本違約

在《公約》第64條規定的條件下，賣方據以宣告合同無效的另一理由就是買方不在賣方按照第63條第1款規定的額外時間內履行支付價款的義務或收取貨物，或買方聲明他將不在所規定的時間內履行上述義務。實踐中賣方在買方未能依約履行合同基本義務時，給買方以繼續履行義務的寬限期往往為其宣告合同無效并解除合同爭取了主動，得以確定解除合同的時間。既為買賣交易的穩定、兌現提供了可貴的機會，又在不得已的時候為自己爭取了較好的違約救濟。

國際商會的國際仲裁法院于1992年審理了以下案件：。涉案申請人為意大利泡沫板生產線賣方，被申請人為芬蘭的買方。因買方未能在規定時間內支付第三筆定金并開具信用證，賣方請求對方支付因此造成的損失與利息。

仲裁庭根據合同中合意適用《公約》的法律適用條款審理本案。仲裁庭根據《公約》第64條第1款b項的規定認可了賣方關于合同無效的宣告。仲裁庭認為，由于買方未能在規定之日開立信用證，因此，買方未履行《公約》第53條和第54條關于買方支付價款的義務。仲裁庭在研究了規定根本違約的第25條后指出，僅憑買方付款上的某種延誤其本身并不總能構成根本違約。在本案中，盡管買方顯然缺乏資金，但賣方還是等了好幾個月才宣告合同無效。仲裁庭把買方違約和賣方宣告合同無效之間的期間看作是賣方根據《公約》第63條規定所確定的“額外時間”。根據《公約》第63條第1款的規定，賣方有權設定一個具體的清楚無誤的寬限期，它表明買方在這一期限內履行對賣方至關重要，買方在此期間不履行相當于根本違約，賣方得以宣告合同無效、解除合同，。使賣方消除了買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構成解除合同的條件的不確定性。然而，本案仲裁庭卻在賣方未明確指定寬限期的情況下，通過對“額外時間”的推定將不能根據第64條第1款a項宣告合同無效的遲延履行轉變成可以根據第64條第1款b項宣告合同無效的違約。

(三)何時宣告合同無效(《公約》第64條第2款)

《公約》第64條第2款對賣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時間進行了限制，規定如果買方已經支付價款或賣方不在規定的合理時間內宣告合同無效，賣方將喪失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而根據第64條第2款b項，只要賣方在寬限期屆滿后的一段合理時間，或者在買方宣布他將不履行義務之后的一段合理時間及時宣告合同無效，即使買方事后反悔，決定履行合同、支付貨款或收取貨物，仍不能改變賣方宣告合同無效、解除合同的效力。反之，如果賣方超出前述合理時間未能宣告合同無效而解除合同，而買方在這一段合理時間已支付了貨款或履行了其他實質義務，賣方即無權宣告合同無效。當然，何謂“合理時間”往往有待個案確定。以下奧地利最高法院審理一案。似能說明一二。

德國賣方(原告)根據幾份訂單向兩奧地利買方(被告)出售珠寶，訂單載有一條款規定買方應預付購貨款。賣方在三次提醒之后，最后在信中為買方確定了一段額外的付款時間，稱限期過后將拒絕接受付款并隨后要求損害賠償或宣告合同無效。買方拒絕預付價款，稱當事人已商定交貨后付款。賣方的利潤受到損失，要求買方支付違約賠償金。法院根據《德國民法典》第326條命令買方支付賠償金。上訴法院確認這項裁決，但認為應適用《公約》，因為雙方當事人沒有排除適用《公約》。根據《公約》第63條和第64條的規定，即使只是在訴訟過程中宣告合同無效也被認為是及時的。最高法院確認了上訴法院的裁決，并強調根據第64條宣告合同無效不受任何形式要求或時限的制約，這種宣告對于合同失去效力是毫無疑問的。筆者認為，法院之所以認可這種宣告合同無效的效力是因為第64條第1款b項沒有明確賣方應在何時宣告合同無效，在買方未能在寬限期履行時，尤其是本案賣方已明確告知買方在寬限期過后將拒絕接受付款并隨后要求損害賠償或宣告合同無效，賣方宣告合同無效、解除合同的權利應自寬限期屆滿時得以行使，除非之后賣方怠于行使、超過了合理時間。

三、賣方宣告合同無效與違約補救

(一)買方違約補救制度及其價值

如果說合同理念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演變為違約補救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的話，那么對合同社會價值的追求則是違約補救制度的理想目標。《公約》在規定賣方宣告合同無效制度的同時，在第63條設立了買方違約補救制度。按照該條第2款的規定，一旦守約方賣方給予買方履行的寬限期，便不得在這段時間內對買方違約采取任何補救辦法，除非賣方收到買方通知稱他將不在規定時間內履行義務；同時，“當事人不得拒絕他已經邀請的履行”，一旦買方在寬限期內履行了義務，賣方必須接受，不得再宣告合同無效并解除合同。從立法的價值取向看，這一規定無疑具有維持合同的作用。違約補救制度的設立旨在挽救因違約行為而瀕臨解體的合同關系，因此，其具有維持合同、鼓勵交易、減少損失等效用。首先，維持合同通過鼓勵交易的方式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由于違約補救權的行使，合同關系得以維持、交易得以兌現。其次，維持合同能減少財產的損失和浪費。因為合同一旦被宣告無效而解除，如前所述合同解除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原則上雙方當事人理應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即當事人間產生相互返還已經受領的給付的義務。返還已經受領的給付的做法雖然在當事人之間是公平的，但對社會而言卻是浪費的：(1)合同的解除意味著當事人先前為履行合同所做的一切努力、負擔的一切成本付之東流；(2)雙方當事人還必須承擔解除合同后所產生的恢復原狀、返還財產的費用。

特別是在國際貨物買賣中，貨物無論是選擇回運還是境外處理，其成本都是極為高昂的。此外，解除合同也不可避免地會對其他交易構成障礙。因為在社會本位的視角下，交易不是單獨出現的，且合同是以鎖鏈的形式存在的。破壞一個合同關系所產生的經濟成本遠大于其所能期望的利益。因此，與其以解除合同來實現所謂形式上的公平，不如通過補救的方式來維持合同，以期減少財產的損失和浪費。

(二)賣方宣告合同無效與買方違約補救的關系

1　買方違約補救權優于賣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　實踐中，可補救性是判斷是否構成根本違約的標準之一。若買方履行不符存在補救可能，便不構成根本違約，因而賣方無法據此宣告合同無效并解除合同。同時，違約行為是否構成根本違約(1)有損害；(2)損害剝奪了賣方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3)買方能否預見其違約的損害后果三要件，有時是難以確定的。故賣方更趨向于給買方以繼續履行的寬限期。從這個意義上講，買方違約補救權優于賣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

篇（2）

在素質教育全面推行的今天，采取什么樣的課堂教學才能切實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綜合素質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是需要長期培養及潛移默化影響的，而課堂教學是學生學習的主陣地。因此，本文認為從學生終身學習著想，使課堂真正成為學生自主學習的天地，探究知識的殿堂，培養各種技能的樂園，應從以下八個方面來進行課堂教學：

一、重情境——使教學有滋有味

“創設情境”是數學教學中常用的一種策略。創設情境有利于解決數學的高度抽象性和學生思維的具體形象性之間的矛盾，其目的是讓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習有關知識，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情境創設應注意現實性和針對性，將學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興趣的事物作為教學活動的切入點，學生才會產生學習熱情，主動參與，便能迅速地進入最佳的學習狀態，掌握學習的主動權，身臨其境地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重情境應貫穿于整堂課的全過程，根據教學流程中各環節的需要，教師適時巧妙創設各種情境，如有導入時的趣味情境，“0距離”情境，解決問題時的問題情境、探索情境，應用實踐過程中的求異情境、猜測情境。如在解答數學例題：在一個長50厘米，寬40厘米，高30厘米的長方體玻璃缸中，水深20厘米，現在把一塊不規則鐵塊投入缸內，水面上升3厘米。求鐵塊的體積。情境設置：假如你現在就是一位企業的科技者，廠長要你立即測定一塊很不規則的鐵塊（石塊）的體積，你打算怎么辦？這一問題情境使課堂教學和社會實踐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激發了學生的解題熱情，也滿足了學生想做“小大人”的心愿，學生個個爭先恐后做實驗，通過注入情趣的操作，加上學生間的合作交流，學生自己解決了這道題，并且印象深刻，終身受益。

二、重生活——使教學有情有趣

教材是落實教學大綱、實現教學計劃的重要載體，也是教師進行課堂教學的主要依據，但是教材內容和教學內容并不是等值對應。新課標強調讓學生“從學習有用的數學”、“把數學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交流信息的手段和工具”、“重視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和已有知識背景中學習數學和理解數學”等。在教學過程中，應讓學生感知數學來源于生活，使數學知識成為學生看得見、摸得著、聽得到的現實，把抽象的知識具體化、形象化，使學生感到數學是有情有趣的，是那么親切、易懂、自然，而不是脫離現實枯燥乏味的。因此，教師應根據學生熟知的經驗和已有知識大膽裁剪、組合教材，對教材的具體情節和數據做適當調整改編，用學生熟悉的、感興趣的、貼近他們實際生活的素材來取代。如枯燥乏味的傳統題：甲、乙兩種兒童奶粉，甲種每袋400克，售價16元；乙種每袋500克，售價18元。每克價錢甲種比乙種貴多少元？改編調整后生活化的例題：甲、乙兩種兒童奶粉，甲種添加多種微量元素，每袋400克，售價16元；乙種添加鈣質，每袋500克，售價18元。如果你購買，你選擇哪一種？理由是什么？實踐證明，生活化的數學教學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學習能力，以及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三、重探究——使教學有理有章

所謂探究學習即從學科領域現實社會生活中選擇和確定研究主題，在教學中創設一種類似于學術（或科學）研究的情境，通過學生自主、獨立地發現問題、實驗、操作、調查、收集和處理信息，表達與交流等探索活動，獲得知識、技能、情感與態度的發展。

探索學習是一種學習方式，它強調探究的過程和探索的方法，其實質是讓學生經歷自己發現問題、自主探索問題、自行解決問題這一互動、自主過程，要求教師要革除陳舊的教學理念，突出學生主體地位順從學生的學習思路。傳統的教學重結果輕過程，這種教學實質上是簡單的模仿和記憶，不利于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和學生持續學習。蘇霍姆林斯基說過：在人的心理深處，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這就是希望看到自己是一個發現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兒童的精神世界中，這種需要更加強烈。

在教學過程中應積極鼓勵學生大膽觀察猜想、小組合作、動手操作、分析抽象、驗證假設、提煉歸納等方式，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引發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勵學生善于思考，使學生對知識真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四、重合作——使教學有商有榷

《數學課程標準》中指出：有效的數學活動不能單獨地依賴模仿與記憶，動手實踐、自主探索與合作交流是學生學習數學的重要方法。21世紀的人才不僅要學會學習，通過學習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而且要學會與人合作，這是創新型人才必備的素質之一。因此，小組合作學習是時代賦予數學教學活動的要求，合作學習有利于學生得到更多地展示自我的機會，有利于學會人際交往，互相幫助，取長補短，經過不同水平的學生在自己原有的基礎上得到提高和發展，有時還會受同學的啟發，迸發出智慧的火花。開展合作學習一要注意小組合作學習中的成員搭配，使合作成功愉快；二要注意教師的角色轉變，使合作民主高效；三要注意合作學習時機恰當，使合作不流于形式。

五、重應用——使教學有喜有得

學以致用，讓學生感受到學習知識、掌握知識的價值所在。能讓學生親近數學，養成運用數學的習慣。應用也是學生學習的必要環節，知識理解的延伸與升華，是創造發明的源泉。

掌握知識和技能不是最終目的，學習的目的是應用，只有應用才能使知識轉化為物質產品。學生通過應用，才能幫助學生形成對知識深層次的真正的理解，提高學生靈活應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的發展。

例如：教學“利息、利率”這一內容時，學生理解了利息、利率的含義，知道了計算利息的方法，學生躍躍欲試的心情可想而知，書上的習題學生感覺沒“味”了，此時，教師可安排學生做家庭小理財，幫奶奶算一算：存錢利息是多少了？到斯的應取回多少錢？怎樣存錢最合算？學生極有興趣，調查分析、計算、反復比較，最后去存錢。在這一系列應用中，學生對利率、利息這一知識理解極為深刻，因此學生的觀察能力、比較能力，連續推理能力都得到較大提高。

六、重質疑——使教學有思有辯

古人云：“學起于思，思源于疑，疑則進。”學生的積極思維往往是疑開始的。有疑問才會引起思考，才會引發創新的火花，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答一個問題更有價值，讓學生不斷懷疑，否認已有的東西，提出問題，使之更完美，更合理。“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不疑則不進”。在教學中，教師要努力創設情境，激起學生思考，鼓勵學生大膽質疑，使他們敢于向課本挑戰，敢于向教師挑戰，敢于向權威挑戰。教師要注意維護學生的好奇心、自尊心，不管其提出的問題是否合理、有價值，都給予鼓勵，引導學生敢問、善問，如果學生確實提出難以解決的問題，教師不能搪塞，應坦誠地給學生說明和解釋，以保護學生敢于提問的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學生好學精神，點燃創新之火。

七、重評價——使教學有情有意

《課程標準》指出：“對數學學習的評價要關注學生學習的結果，更要關注他們的學習過程；要關注學生數學學習的水平，更要關注他們在數學活動中表現出來的情感與態度，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建立信心。”傳統的教育單純以分數評價學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學生能力的提高，挫傷了學生的自尊心和積極性，隨著課程標準的深入開展，我們既要重視對學生知識的考查，又要注重對學生技能、能力的考查，同時還要注重對學生情感、興趣、意志、習慣等培養和評價，才能適應時展的需要。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不失時機地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自主性、獨創性等主體精神和品質進行激勵評價，使學生得到心理上的滿足，體驗到成功的快樂，以達到強化學習動機，增強學習信心和主動發展的動力之目的。

教師對學生的評價語言力求親切、真誠、肯定、到位，充滿激情和愛意，對有錯誤的結果，教師盡可能設立臺階，讓學生臉上留有光彩。如有學生思想不集中，做小動作造成答非所問，教師切忌大聲呵斥，應耐心地說：“請你聽清楚，相信你能行！”評價主體應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改變教師包辦評價的傾向，增加學生自評、他評以及學生對教師的評價，真正做到生生、師生交往互動，共同發展的目的。要求我們教師不僅要做到表揚時不吝嗇，同時還要注意該低調的不高歌，該要委婉時不過露，讓同學感到老師微笑、點頭、贊許的目光都是崇高的精神贊賞，真正把激勵評價作為促進學生發展的有效手段。

八、重個性——使教學有靈有性

教育就是培養人，所謂“培養人”，不僅是要使學生具有高尚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高超的技能，同時還要幫助他們形成良好的、完善的性格，成為個性心理上和諧發展的新人。素質教育強調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突出學生的個性特長，這就必然要求教師要有自己的個性特長，并以自己的個性特長來影響和帶動學生的個性特長的發展。前蘇聯教育家烏申斯基指出：“在教育中，一切都應當以教育者的個性為基礎……沒有教育者個人對受教育者的直接影響，就不可能有深入性格的真正教育。只有個性才能影響個性的發展和定型，只有性格才能養成性格。”如果沒有個性和特長，我們的教學也不會豐富多彩，學生也都是克隆人一個模樣。熱情、耐心、溫和這三個方面幾乎都是所有優秀教師都具備的主要心理品質，但像詼諧、幽默、富有同情心、善于尊重別人的自尊心、辦事果斷堅毅、強烈的責任感、廣泛的興趣愛好等這類性質品質，都應是教師具備的。教師在教學方面的這些個性和特長，對學生來說，本身就是一種示范、一種引導、一種教育，教師的字寫得好，他教的學生字寫得好的也多；民主的教師，其課堂氣氛活躍；文學修養高的教師教的學生寫作水平好的也多……

從以上八個方面的進行的課堂教學，可以突破傳統教學的封閉式，促進了課堂教學活動的全面開放，使課堂教學過程和教學效率得到了全面優化，為學生學會認識、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生生存，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途徑。

【參考文獻】

（1）小平邦彥：《數學中沒有捷徑》，《數學譯林》，第17卷，1998年第3期。

（2）張學軍、王一秀《新大綱呼喚新方法、新理念》，《中小學管理》2000.9.。

篇（3）

一談到裝修他人房屋的法律效果，民法人往往聯想到“附合”或者“所有權的附合取得”。處理本案的法院也是這樣，它正是依據民法中的不動產添附原理，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的。然而問題卻是，在裝修他人房屋關系中，附合取得有無適用余地？

（一）建材所有權因附合而消滅

裝修他人房屋，自裝修人方面而言，是對建材予以處分，使之附合于他人房屋。當這一附合實現之時，便是建材作為物消滅之日，它們從成為房屋不可分割部分的那一刻起，便不復保持獨立形態和獨立功能，不復充分物的要件。物消滅，自權利的角度看，以之為對象的物權也就消滅。李文認為“添附物”的所有權轉移至房屋所有人（“即使當時的裝潢為被告所建，其所有權也發生了改變，該裝潢已不為被告所有，已經轉移至原告”），對此，筆者不敢茍同。所謂“添附物”并不存在，又何來“添附物”的所有權？本無所有權，又何能移轉？如果所指的是建材所有權，則該所有權也因附合而消滅；消滅的原因是對象消滅，而不是權利移轉。

（二）房屋所有權不因附合而變更

上述附合，若自房屋的角度來觀察，那么，該物在吸附了建材被處分所形成的成分而變更地存續下來。雖然它的外在形態乃至結構、功能等等可能有變更，然而作為物，其概念的同一性卻得以維持，房屋在其裝修前后為同一物。民法上“物”的概念，為界定所有權之用。也就是說，作為所有權對象的是物，而不是物的屬性。縱然物的屬性發生了變化，極而言之，例如由“毛坯房”變成“五星”級標準的豪華房，人們也不認為裝修前與裝修后的房屋不再是同一物，從而需要重新界定其所有權歸屬。既然物同一，依據“一物一權”原則，所有權便不能不同一。房屋裝修后不形成新物，也就不存在所有權原始取得問題，附合取得無適用余地。也就是說，房屋在裝修之后，依據“一物一權”原則，其所有權得到維持，與添附取得毫無關聯。

（三）房屋所有人的回復原狀請求權

當基礎法律關系終止、房屋所有人回復對房屋占有時，基于所有權，有就被裝修房屋回復物之原狀的請求權，這是裝修他人房屋物法效果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裝修他人房屋的債法效果

在房屋所有權同一的前提下，當基礎法律關系終止，裝修人返還房屋占有時，裝修人便會失去裝修結果，這似乎意味著“利益損失”；自另一方面去看，房屋所有人受取裝修結果，則似乎為“利益受取”。對此一失一得，民法人通常會思考有否不當利得問題。李文也反映了這一思維定式。然而，上述場合，須否適用不當得利之債的規范加以處理呢？這要審查不當得利之債的法律要件是否被充分，才能決定。

在這里，首先應當定義：我們討論的范圍應限于基礎契約之債正常終止的場合。這是因為，倘若該債不成立、不生效以及非正常終止（主要是單方解除），那么，自應依據各該情形所對應的規范去處理，即確定對于該非正常情形之出現須負責任的當事人，并由該方賠償所致他方損失。其賠償范圍之中，自須包括裝修人所不能實現的利益在內。因此，依規范體系，自不應適用不當得利之債的規范。

在上述定義之后，我們可以討論不當得利之債的法律要件是否充分的問題。

我們看，不當得利之債的四項法律要件，并非處于并列關系，相反，其中的“一方有利失”這一要件，是其余諸項要件的前提。倘若裝修人并無利失，那么，依因果關聯要件，被裝修人便肯定無“利得”-不當得利之債要件中的利得須源自他方利失。惟其如此，利得人方須返該利得于利失人。足見“得利”須在有因果關聯的他方利失的約束之下來討論；而如果該方并無利得，那么該利得之有無規范根據，也就無從談起了。鑒于此，我們必須首先審查裝修人有無利失的問題。

然而，要判斷裝修人有無利失，又須澄清“裝修人利失”的意義。我們認為，所謂裝修人利失，應指該方就經其改良的房屋的使用利益因基礎法律關系終止而當然產生的損失。此一定義涉及三項要素。一是裝修利益；二是以返還占有為時間基準的該利益存量；三是該利益存量因返還占有而當然產生的滅失或者減少。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首先定義裝修利益，然后方能討論該利益的損失。裝修利益，應指裝修人就經其改良房屋的使用利益。該利益以房屋中的改良部分為對象。然而，該部分是內含于房屋的，成為其不可分的組成部分，而無獨立形態及獨立功能。惟其并無獨立性，便規定了它無從成為利益對象的性質，同時也規定了裝修利益無從脫離房屋使用權而成為獨立利益的性質。既然如此，裝修利益的實現便內含于房屋使用權的行使之中，無從脫離房屋使用權單獨行使，也無從在房屋使用權消滅后獨立存續。惟應注意，裝修利益是個變量，會隨使用過程而逐漸消耗。當使用權期間屆滿，便告窮竭。

在討論了裝修利益的定義之后，我們實際上已經得出結論：在返還房屋占有時，該利益的存量已為“0”。這便是對第二個問題亦即“以返還占有為時間基準的該利益存量”的回答。既然結論如此，第三個問題亦即“該利益存量因返還占有而當然產生的滅失或者減少”，便無須討論了。

然而，如此分析裝修利益的存量，并得出該存量為“0”的結論，與我們的經驗似難吻合，這公平嗎？開釋此一疑惑，需要進一步地討論。這就涉及裝修行為的理性以及利益的個人性問題。

首先來說裝修的理性。不爭的事實是，裝修是理，裝修人是基于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考慮，計算其裝修利益并實施裝修行為的。在其計劃中，必然考慮裝修利益與房屋使用權期間的關系，考慮裝修利益在該期間充分實現的問題。鑒于房屋使用權期間是已知的，從而預期裝修利益期間并不困難。縱在使用權期間無約定的場合，亦非不可合理估計。準此以解，裝修利益期間有預期的情形，是我們討論所考慮的常態。在這一常態下，包含了裝修利益與房屋使用權共同終止的必要內容。從而，在使用權期間之后的“溢出”利益，則是不真實的。倘若裝修人竟置房屋使用權期間這一約束于不顧，而“奢侈”地裝修，以至于出現其利益不能全部發揮而有剩余的情形，縱然我們有辦法將該利益準確地計算出來，那么，該利益也不值得保護-法律不應保護非理性帶

來的利益。退一步講，縱然我們宥恕裝修人的過失，法律原則也還是不許保護它。試想，倘若立法肯認裝修人的殘留利益，并進而認定被裝修人回復房屋占有便意味著有利得，那么，任何一個惡意的裝修人都不乏主張該利益的積極性。又假如判令被裝修人返還所謂不當得利，那么，在上述法律環境中，房屋所有人還有哪個肯將其房屋出租、出借？

篇（4）

小產權房是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城市房價過快上漲，新農村建設等過程中衍生出的一種新的房產存在形式。由于我國城市房地產迅速增長，普通的城鎮居民的工資增長速度無法追趕房價增長速度而只能“望樓興嘆”，為了解決基本的住房問題，越來越多人將視線集中在價格低廉的小產權房，小產權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的矛盾，解決了影響社會穩定的住房問題。但同時，由于小產權房的先天不足也引發了學者對其合同效力的廣泛爭議。

筆者認為小產權房合同的效力不應簡單一刀切似得認定為有效或無效，應分情況認定。

一、小產權房向城鎮居民轉讓的合同效力

目前該種情況，在實踐中普遍的認定為合同無效。而在理論上，國內較多的學者對合同的效力持肯定態度。筆者持合同無效論，主要基于以下幾個理由：

（一）違反我國相關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規定：“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根據這一規定得知，轉讓的房產必須是依法登記且具有完整權屬證書的。而小產權房是建立在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之上，其存在注定不能取得完整產權，根本無法進行登記領取權屬證書。

（二）違反我國房地一體主義

我國《物權法》第146條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轉讓、互換、出資或者贈與的，附著于該土地上的建筑物、構筑物及其附屬設施占用范圍內的建設用地使用權一并處分。該條規定的主要是指國有建設用地流轉原則，它表明房地產所有權轉讓之時，房產之上的土地所有權也隨房一起轉讓，該原則的實行，避免了我國房產交易市場出現混亂局面，維護了房產市場的穩定。對于這一原則對集體土地上的房屋買賣同樣適用。而小產權房恰恰違反了這一原則，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故小產權房流轉中城鎮居民根本無法取得土地的所有權，使得房地分離，較易產生糾紛。

二、小產權房向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轉讓的合同效力

針對這一情形，實踐中多數判定為合同無效，但筆者認為合同應認定為有效，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基于公平正義原則

國家將一部分土地劃分歸為集體所有，是為了保障農民最基本的生存及生活居住權，體現了國家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傾向。但與此同時，這也恰恰是限制了農民應享有的同城鎮居民一樣的權利，“農民與城鎮居民”，對稱謂及身份的區別本身就是違反公平的體現，為了農民的身份，他們無法享受房屋及土地所帶來的升值利益，他們與國家一樣擁有土地，但無法同國家一樣買賣土地，獲取收益，從另一層面上講他們不是被保護著，而是被禁錮在了這片土地上。

（二）維護農民合法收益權

基于我國現有規定及我國國情，允許小產權房在市場隨意流轉勢必將造成我國房產市場的混亂，引發各方利益矛盾沖突。但完全限制小產權房的流轉則是對公平原則的違反，農民對土地可以占有、使用，因無處分權而無法像城鎮居民一樣獲得房屋升值所帶來的利益，在目前我國現實情況之下雖不能立即實現同城市房地產一樣的大市場，但筆者認為可以嘗試在各集體經濟組織之間開拓一個獨立的小市場，允許各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房屋進行自由流轉，使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也能收獲房產所帶來的利益。

三、房屋合同無效后的利益平衡

由于小產權房的交易不在少數，其中涉及多方之間的利益，易引發多種矛盾。因此，在解決小產權房的問題中，平衡好各方之間的利益則顯得尤為重要。

（一）責任比例的確定

實踐中多數情況下是因房價的不斷增長使得賣方反悔而向法院主張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小產權房交易之時必然是雙方合意的結果，但賣方因利益驅使，違反當初協議，這是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違背，但是否能因賣方對誠實信用的違背而判定賣方承擔主要責任呢？筆者認為這是不妥的。小產權房買賣合同簽訂之時，雙方都明知這一行為在我國存在違法情況，即都存在過錯，雙方過錯大小應相同，不能因為房價的大幅增長而讓賣方承擔更重的過錯責任，因此，筆者認為在合同無效的情況下雙方仍是承擔相同的過錯責任。

（二）實際操作

既然雙方是同等責任，合同無效后，首先考慮的應是恢復原狀，即房款返還，房屋歸還。如果買房人使用房屋期間對房屋進行了修葺或裝修等，可以按照添附的原理處理，賣房人取得利益，應補償買房人因此支付的費用。當然，若買房人在居住期間對房屋造成一定的損害，也應對賣方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

對于房價的上漲，在房屋合同簽訂之時是雙方都不可預見的，房價是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雙方對此均無需承擔過錯責任。因此，合同無效引起的房屋返還，其中的房屋升值利益應當然的歸房屋所有人所有，即賣方所有。作為房屋的買方，明知小產權房先天不足而選擇購買，承擔房屋返還的風險應是其可以預見到的，當然，其因買房失去的一部分存款利息筆者認為是可以向賣方主張承擔的。

篇（5）

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25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下稱《解釋三》），并自2011年8月13日起開始實施。該司法解釋共19條，涉及親子鑒定、婚內財產分割、妻子單方面中止妊娠等多個方面的內容，其中，有關房產問題的兩條規定所引起的關注與爭議最多。《解釋三》第7條規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由雙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該不動產可認定為雙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資份額按份共有，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第10條規定：“夫妻一方婚前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個人財產支付首付款并在銀行貸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不動產登記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離婚時該不動產由雙方協議處理。依前款規定不能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該不動產歸產權登記一方，尚未歸還的貸款為產權登記一方的個人債務。雙方婚后共同還貸支付的款項及其相對應財產增值部分，離婚時應根據《婚姻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原則，由產權登記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補償。”

媒體和學界對《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之規定的批評不絕于耳，究其緣由，擔憂這兩條規定弱化了法律對家庭中的弱者（主要為女方）的保護，進而將擴大男女兩性之間在實質上的不平等，可謂是其成為眾矢之的主要原因。有論者認為，這種“公婆買房、兒媳沒份”的現象違反我國傳統的婚姻倫理，破壞了“修齊治平”的家國文化，它勢必將嚴重沖擊甚至于摧毀為國人奉行千年之久的婚姻倫理價值。摒棄特殊的國情和傳統文化對婚姻家庭關系的影響，違反“筑巢引鳳”的生物定律和性別分工的社會定律，一味地推行“誰投資誰受益”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司法的社會認可程度將會大打折扣，司法的實際功效將無從產生，司法的權威將逐漸損減殆盡”。　還有學者甚至稱其為“吹響了‘中國家庭資本主義化的號角’”，認為這樣的規定是“以個人主義壓倒家庭價值，使得涵養道德、培養善良風俗和民情的家庭細胞，感染上個人理性算計的病毒，父慈子孝傳統將煙消云散”。若將這一資本主義的個人財產原則引入中國的婚姻實踐，“破壞的就不僅是婚姻，還有人心”。

然而，這些口誅筆伐也引發了人們的思考：《解釋三》的改弦更張是否意味著我國的婚姻家庭法對女性和婚姻的立法理念發生了轉向？是否真如學者所說，是一個“調撥婚姻家庭關系、敗壞人倫親情”的“離間者”？

二、離婚房產規定的法律述評

《解釋三》的進步意義不言而喻。無論是從理論體系的厘清還是在司法實務的操作上，離婚房產規定的立法設計都是進步得，其積極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符合《婚姻法》夫妻財產制的發展趨勢

建國以來的《婚姻法》在夫妻財產制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從“夫妻一體主義”向“夫妻別體主義”轉變的趨勢。“一體主義”的財產立法傾向于將婚前和婚后的財產盡量納入夫妻共有財產。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規定：“雖屬婚前個人財產，但已結婚多年，由雙方長期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均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6條規定：“一方婚前個人所有的財產，婚后由雙方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生產資料經過8年，貴重的生活資料經過4年，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而“別體主義”的財產立法則會盡可能增加夫妻個人財產的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一改先前的慣例，明確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不會因為婚姻的延續而轉化為共有財產。《解釋三》更是將婚后取得的贈與房屋和獲得產權的按揭房屋從共同財產的范圍中劃分出來。可見，我國的法律制度對女性的保護卻是越來越全面的，并沒有隨著財產制的變化而減弱。《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恰符合現代家庭立法從“一體主義”向“別體主義”的發展軌跡，更側重于對女性的財產獨立與人格獨立予以雙重保障，不僅回應了新時代的性別平等訴求，也實現了立法理念的更新。

（二）符合《物權法》與《合同法》的基礎原理

依據“物權性的期待”理論，在物權合意做出后，獲得產權前，買受人享有物權期待，此時的債權具有物權的屬性。　買受人財產形式從債權到物權的變化都僅圍繞其自身為主體而發生，在買受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到獲得房屋產權證期間，插入一個結婚法律行為也不能改變按揭房屋為婚前個人財產的權屬界定。在“物權公示原則”下，按揭房產的取得與變更皆以權屬登記為依據，締結婚姻關系不能產生所有權變動的法律效力。

從合同的“相對性”理論出發，僅在買受人和銀行之間存在的債權債務關系既無需公示，也沒有因婚姻關系的變化而當然地將所欠貸款從個人債務轉化成為夫妻共同債務。“婚后以夫妻共同財產還貸，相當于買受人的配偶以默示的方式自愿償還他人債務，是典型的債務承擔行為”。　它只能在雙方之間產生債權返還請求權，而不是共有關系。值得注意的是，《解釋三》明確規定按揭房屋的首付方必須對另一方婚后還貸的款項及其相應的財產增值給予補償，此處實為新司法解釋的閃光點。

（三）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則

父母出資為子女購房所形成的是民法上的贈與法律關系。在此問題上，原權利人（出資父母）的意思表示對于財產的移轉起決定性的作用。從尊重現實的角度出發，由法律明確規定獲贈房產僅登記在出資父母的子女名下，即視為父母做出僅將房屋贈與自己子女而不包括其配偶的意思表示，也是最具有可信性、最接近贈與人真實意思和最符合民法意思自治之基本原則的法律推定。將獲贈房屋一概認定為夫妻共有財產很可能導致出資父母用大半生積蓄為子女買房但其子女在離婚時卻沒分得房子的不幸結果，這將嚴重違背贈與人的意愿和利益，完全違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如此一來，夫妻雙方的“財產自治”就被架空，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則也將嚴重減損。《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正是從民事法律關系的角度出發所做出的修正，明確承認了父母贈送房產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對自己兒女做出的這一“利己”的事實，使得贈與合同的標的不會因為離婚析產而“改名易主”。

三、離婚房產規定的助推效能

將《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放到更加寬闊的視野中，它將對現存法律體系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對此，我們不妨大膽的預測一下。筆者認為，它的助推效能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訴訟模式的轉變和契約精神的弘揚

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同仁反映，簽訂婚前協議的情況悄然增多，極具可能性的一個后果便是，以后離婚訴訟的模式或將有所改變——不僅僅是在法庭上進行博弈，還有簽訂婚前協議時的較量，其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中最直接的便是司法成本的節約和訴訟效率的提升。加之，雙方當事人于擇偶時、結婚時就已經明確了各自的權利義務，那隨后一系列的行為也將不再盲目，整個社會活動的成本也將隨之降低。另外，在個人財產權利優先原則確立后，當事人對雙方財產關系的自我治理將得到增進，進而，社會整體的契約精神也將得到推進。這種重視契約精神的私法理念既是發展市場經濟的結果，也會反過來促進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它對市民社會的形成、私法體系的完善和法治國家的建設都至關重要。

（二）傾向性立法的重視

有學者一言蔽之的指出，對離婚房產問題的爭議“實質上可以歸結為到底要用夫妻財產共有制還是用夫妻財產分別制來實現男女平等的問題”。　德國、英國、瑞士以及中國臺灣等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所采取的夫妻財產分別制在實際操作上的方法對保護女性、實現兩性平等這一立法目標有著異曲同工、殊途同歸的效果。在分別財產制下，女性擁有獨立的財產權和人格權，其實際上的劣勢可以通過規定家庭共同生活費用主要由男方承擔、增加離婚扶養費的數額、或者男方對女方做出補償等等制度來彌補。　畢竟，法律對權利的保護遵循的是其特有的發展規律，即“無財產即無人格”。

（三）婚姻家庭法多元化發展進程的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