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投資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跨國投資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是建立在商品貿易基礎上的，而服務貿易存在某些與商品貿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國際服務貿易是勞動與貨幣的交換，而不是物與貨幣的交換；第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大多同時同地發生，服務不可儲藏；第三，統計方式不同，國際服務貿易在各國國際收支表中統計，而貨物貿易由各國海關統計。盡管服務貿易存在這些與眾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經濟學觀點仍然堅持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應用于國際服務貿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進行了一系列服務貿易的實證研究，其主要結論是：“傳統貿易理論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標準的H-O模型框架下，通過改變個別的約束條件成功地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目前國際經濟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服務貿易領域同樣存在比較優勢的合理內核”。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時，我們仍然沿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方法。

我們分析的起點是假設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在國際市場上每個國家都是小國，每個國家產品產量的變化不會引起國際市場產品價格的變化，而且假設一國由兩個經濟部門組成，M是制造業或農業部門，S是服務業部門，兩部門都以資本K和勞動L作為要素投入，體現消費者效用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

外資的流入增加了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通常情況下都假定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產部門間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們認為跨國投資是與具體的行業相關聯的，也就是說，FDI不會在本國的各行業間自由流動，資本流入之后就鎖定在特定的行業中，這樣的假定對各國生產函數的影響與通常的情況不同。當FDI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對兩部門的生產能力都造成了影響，而當FDI與具體行業相關聯時，只改變該行業的生產能力。

在對跨國投資的特性作出規定之后，我們首先分析外國資本流入發達國家的情形，發達國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用圖1的產品空間來表示該國的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情況。在圖1中，坐標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該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產品產量，M[,1]S[,1]是其生產可能性曲線，P[,1]P[,1]′是相對價格曲線，在不存在要素變化的情況下，可知該國在A[,1]點生產，在C[,1]點消費，該國的凈出口量是B[,1]A[,1]。考慮FDI流入該國，由于其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所以流入的FDI中相當大比例的部分投資于服務業，于是該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務業增產的比例高于制造業。因為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價格曲線的斜率也保持不變，平行外移到P[,2]P[,2]′，此時，該國將在A[,2]點生產，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所以在C[,2]點消費，服務凈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該國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證明在此服務生產的增加大于服務消費的增加，所以，服務凈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凈服務出口，增加了該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1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達國家）

其次，我們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情形，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對而言其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或初級產品產業，此時可以用圖2的產品空間來表示其生產、消費和貿易。在FID流入前，該國的生產和消費點是A[,1]′和C[,1]′，是服務凈進口國，服務凈進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為該國的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業，這樣，生產可能性曲線從M[,1]′S[,1]′向外移到M[,2]′S[,2]′，而國際市場相對價格不變，FDI流入后生產和消費點分別是A[,2]′和C[,2]′，凈進口量變為B[,2]′C[,2]′，我們發現該國的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均增加了，可以證明服務消費的增加要大于服務產出的增加，也就是說服務的凈進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服務凈進口量，降低了該國的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2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展中國家）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得到如下的結論：在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促進了凈服務出口，擴大了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FDI流入增加了凈服務進口，擴大了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變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改變其服務貿易進出口量和比較優勢外，還有別的作用途徑。外資企業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對服務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有明顯的國別傾向。由于東道國對外匯的管制、利潤稅收制度等原因，跨國公司希望將利潤轉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傾向于選擇母公司所在國的服務提供者；與東道國在語言、文化方面的差別也促使跨國公司更多地傾向于選擇母國的服務供給。但是，這種選擇外國的服務供給的傾向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顯著的程度差別，發達國家的服務廠商的國際化水平較高，服務質量較好，企業信用較好。因此，在發達國有境內的跨國公司選擇其母國服務供給的傾向性相對較小；而在發展中國家，服務業水平低，服務質量不理想，而且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障礙更大一些，所以在發展中國家境內的跨國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國特別是其母國的服務。由此我們認為，雖然跨國公司在對服務供給選擇上的國別傾向均導致了東道國服務進口的增加，但是，這種效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發達國家較弱，而在發展中國家較強，因此可以認為對發達國家的跨國投資仍然增加了其凈服務出口，增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發展中國有，跨國投資增加凈服務進口的效應更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更小了。

二、計量檢驗

1.數據和基本模型

從上一節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得出結論：外國資本的流入對一國的服務貿易存在重要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極不相同，由于發達國家多數擁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外資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務行業，促進了服務出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服務業不是其比較優勢，流入的外資投向服務業的比例非常小，從而增加了其服務進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在這里，我們希望使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建立計量模型來檢驗上述結論。

當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在計量模型中我們需要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作為控制變量，以準確地估計FDI對服務貿易的作用。

在計量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各國的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度量某一行業比較優勢的方法較多，本文選用服務業凈出口與服務業進出口總額的比值SeRNX作為該被解釋變量，各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值均來自各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

附圖

其中Xs是服務貿易出口值，Ms是服務貿易進口值。

對外資流入用各國的FDI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的比值rFDI來度量，FDI數量來自各國國際收支平衡表，GDP數據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會影響服務業的發展，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個人對服務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額也相應提高，較高的服務需求會帶動服務業較快發展，從而建立起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但是另一方面較高的服務需求也意味著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貿易流通度量的比較優勢。這兩方面的作用輕重如何，需要用數據來估計，用各國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對數值lnGDP度量，數據也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政策顯然也是對服務貿易產生作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服務業部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務行業中的金融、電信、郵政、運輸、教育和研究與開發等部門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和國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多數國家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均采取謹慎態度，發展中國家因為其在服務行業不具有優勢，擔心在服務業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對開放本國的服務業市場作出了嚴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因此，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程度是影響服務貿易的另一個重要變量。Hoekmon1994年在《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協定評估》（注：轉引自楊圣明主編：《服務貿易：中國與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種度量各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方法，他將服務業開放分為三類：完全自由化、不開放、其他。每一類分別計數為：1;0;0.5。然后，把《服務貿易總協定》中服務業的155項部門的每一項分為4種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國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個國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談判中對這155個部門的每一種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減讓承諾，這樣總計有620項承諾，根據對每一項減讓承諾的程度按三類計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項分數累計加總，得到一國的總分數，這個總分數即為該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度量。我們選用該文中對各國的服務貿易開放程度的估計分數作為變量SeOPEN的數據，這些估計分數是在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結果的基礎上計算出的，我們用它度量了每個國家1990年至1999年的開放程度。

一國的人口素質，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對服務業的比較優勢顯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質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務質量也就相對較好，有利于建立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質高，對服務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會導致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可見人口素質的高低對服務業優勢也有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孰輕孰重，需要實證檢驗。本文用各國15歲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來度量，數據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國教育和識字統計數據庫。需要注意的是，多數發達國家教育水平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數據，我們用100%來表示這些國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對數值。

另外還有一些變量如文化習俗、自然條件和對研發的投資等也會影響一國的服務業比較優勢。但是這些因素大多難以定量，所以在我們計量回歸方程中不包含這些控制變量。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建立基本的計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國別下標，t是時間下標，[,i]表示有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在這個效應中包含了一些回歸方程中不考慮的因素，如各國的文化差異，自然資源等，[,it]是隨機擾動項。

本文選用12個發達國家和11個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至199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回歸。12個發達國家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奧地利和新加坡；11個發展中國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墨西哥。

2.回歸結果

這是一個跨國的時間系列模型，這類模型對αi的處理有兩種方法，固定效應(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具體的常數，隨機效應(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隨機變量，當α[,i]與回歸變量存在相關性時，使用固定效應方法，應用變量的最小二乘回歸(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計跨地區（跨部門）時間系列數據(PanelData)的回歸方法，在此類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區（部門）的差別由回歸方程的常數項表示，這樣相當于對每一個地區（部門）設定了一個變量(DummyVariable)，N個地區就有N個變量，在估計解釋變量系數值的同時，也要估計變量的系數值，具體的估計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一致有效的。我們用Hausman-test檢驗了模型，發現α[,i]與回歸變量SeRNX具有相關性，所以決定用LSDV方法進行回歸。為了消除擾動項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選用了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體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

表123個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212個發達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我們用23個國家的數據做了一次總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較穩定，也比較顯著；而人均GDP的系數估計值也是正的，但不顯著；服務業開放程度SeOPEN對SeRNX的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也比較穩定；人口素質HR對SeRN

X的影響是負的，比較顯著和穩定。所有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不足0.3，擬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斷，總體上來說，FDI流入對一個國家的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不是很確定，這與人均GDP水平對服務業比較優勢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有關；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其比較優勢的效應非常顯著；而人口素質對服務業的優勢卻有很顯著的負作用，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與所用的數據有關，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質沒有能夠更細致地刻劃各國間勞動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關注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因此不再對人口素質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論分析已經說明，跨國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斷定，對這兩類國家，揭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計量方程有不同的結構，也就是說方程3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系數。我們用Chow-test檢驗檢查了方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確實存在結構變化。因此把這兩類國家分開進行回歸。

表2是對發達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號，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比較穩定；而人均GDP對SeRNX的影響同所有樣本回歸結果一樣，也不顯著，但是為正號；SeOPEN對SeRNX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而且擬合優度比所有23個國家回歸時有明顯的提高。

表311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對發達國家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確實如我們理論分析中所預測的，跨國投資進入發達國家促進了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開放也對其服務業比較優勢有正向的影響。

表3是對11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看出，rFDI對SeRNX的作用變成了負的影響，而且不顯著了；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成了負的影響，也不顯著；而SeOPEN的影響仍然很顯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也有所提高。

觀察我們所使用的數據，我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埃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出口遠遠超過了進口，顯示出很強的服務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將埃及的數據從中刪除，對余下的1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回歸，而且回歸方程中rFDI變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結果在表4中顯示。

從表4中我們發現，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為解釋變量后，FDI流入對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影響顯著性有明顯提高，T統計量的數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這種作用仍然是負的影響，與我們理論分析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預測一致；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得顯著了，表現出負的作用，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的提高，對服務進口的需求增加較多，而對服務出口的促進作用不是很重要，這樣反而導致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下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優勢的建立與對發達國家一樣有促進作用，而且是很顯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

三、結論和政策含義

綜合以上理論分析和計量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跨國投資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有迥然不同的表現。

發達國家一般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服務業資本要素的相對增加更加增強了發達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進口國，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投入到服務業的比例很小，在初級產業和制造業中資本要素的增加增強了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的表現，被我們的實證檢驗所證實。而這一結論也啟發我們，國家吸引外資的政策會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重要影響，在發達國家，外資流入自然地就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對在服務業沒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大量的外資流入對該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不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一定量的外資投向該國的服務行業，以保證在這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個結論也從一定的角度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并非越多越好，外資的進入會對某些經濟因素造成反面的影響，適當的利用外資水平和正確的外資引導政策是必需的。

各國在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建立其在服務行業的優勢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表明，各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作出的各項服務行業的減讓承諾，增強了其在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所以一國服務業的開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會使該國的服務業被國外的服務提供者占領，相反，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對發展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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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現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服務貿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注：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篇（3）

正文：

筆者曾經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是提起跨國投資，然后觀察人們的反映，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什么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提到外資，更多的人關心的是如何引進和利用外資，很少有人將這些同中國的企業聯系到一起。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金缺乏的確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殊不知，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和中國加入WTO，贏得了國際化的資源配置環境，大多的中國企業都應該走出國門，為自己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跨國投資是公司為了獲取預期未來收益而將資本投放到國外的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和國際產業資本實現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以資本增殖，生產力提高為目的的國際跨國投資活動是科學進步，國際分工細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投資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跨國投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踏步發展，十多年來跨國投資金額超過了10000美元的大觀。在過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國投資保持了極高的增長速度，投資金額從1995年的3311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億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億美元。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總數超過了60000家，擁有30萬個海外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占全世界對外國投資的70%以上，占全世界總產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其余49個是國家，也就是說，有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中等發展中國家。時隔五年，以跨國公司的發展勢頭，不難想象其規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實證明，跨國投資是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對中國企業而言，盡早地加入國際競爭當中，顯得尤為迫切。

按照國際資本輸出的規律，各國吸收國外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資，對外投資可達到1.44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0.43，而我國目前的比例為1；0.26左右，尚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的1/2多一點。隨著我過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工業門類的齊全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經驗的大量積累，我國對外投資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潛力。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并且已經達到快速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他指出，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目前中國人均收入雖只有1000美元多一點，但是由于地區差異，上海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蘇、浙江、廣州等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都遠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國外投資是萬事俱備，只差行動了。

近幾年來，中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緊縮，很多領域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就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即產業升級后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和技術的轉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內陸欠發達地區，再就是向國外此產業仍然處于比較優勢的地區，尤其是了解國外市場的企業，向資本缺乏而勞動力密集的地方轉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應該選擇那些市場程度比中國慢半拍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一方面有著充足的經驗，一方面對這種轉型中的市場有超強的適應能力。他將之成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早半拍”準則。早半拍準則可以在國際貿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說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論（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經濟學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國家之間需求結構相似來解釋工業制成品貿易發展的理論，這對跨國投資同樣適用。林德認為，影響一國需求結構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國的需求結構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國家，其消費偏好和需求結構越相似，產品的相互適應性就越強，貿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其選擇消費品的質量要求也就較低，因為他們要讓有限的收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掌握生產技術，也只能選擇通用的技術，簡單的資本設備，而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剛好相反。這就給人一種感覺，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最好走這條路。徐滇慶教授根據他的早半拍準則得出結論：中國資本輸出最佳的地區是東歐地區，并切舉了豐佳集團的例子加以說明。其依據是這些地區國內市場化程度，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都遠不如中國，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結構和中國類似。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一、這種理論只能解釋水平上的跨國投資問題，卻忽視了垂直跨國投資問題。二、這種理論只叢經濟發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視了政治等其他的條件。以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為例，其投資環境存在以下的問題：1、法律煩瑣，透明度低，且優惠政策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2、經濟困難，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期望值較高，反過來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穩定；4、處于美俄爭奪激烈，經濟不穩定，麻煩事多的灰色地區；5、腐敗、、行賄受賄嚴重，投資風險大，成本高，等等。豐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這些一下都抹去。三、這種理論引導的資本流向的產業基本上是一些低級產業，不利也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準則倒不如歸結為一種跨國投資戰略，即打發展程度的時間差，利用這種時間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導資本的主要流向。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應樹立多元化的發展觀念，不應該過分依賴一些國家、地區和產業，更不能一哄而上。應該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礎上，對投資市場和產業有所取舍，以發揮資本的最大效用。

實際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歐美發達國家及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才是優先考慮的對象。原因如下：1、這些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政治環境穩定，雖然競爭激烈，但也為投資者提供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2、這些國家有著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和豐富的營銷經驗，是我國企業“練兵”和“取經”的最佳場所，能對我國國內企業的質量和水平有所推動和提高；3、這些國家的技術開發和產品較新，可以是企業對前沿技術和管理有較快的反應能力，有利于我國企業發揮后起者優勢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升產業層次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4、歐元美元作為硬通貨，幣值堅挺，匯率風險小而增殖能力強；5、目前歐美國家都實行鼓勵外來投資政策，提供各種低息貸款。另外已有的工業基礎能為企業提供相關的產業支持，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中國資本投向正是這些地區。

解決了區位選擇問題，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樣走出去了。一個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議無外乎考慮企業自身狀況和國外的投資環境。在此問題上，也沒有完全適用的法則，中國企業完全可以深練太極之道，將中華武功的精髓思想運用到走出去的戰略中來。

對付強者，避實就虛，攻敵弱點。我國企業與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對比相差懸殊，所以不能硬來，應該采取迂回的策略，發揮靈活的優勢，攻擊敵人薄弱的環節。從大型相關產業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廣自己的國際化品牌。

以己之強攻敵之弱，發揮比較優勢。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依托的跨國經營可以物美價廉的產品占領國外市場，中國的很多產品（勞密型）占據世界大量的市場分額，甚至引起一些國家的恐慌，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進行內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減少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進而發揮勞動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靜制動，發揮后起者優勢。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比較優勢的戰略適用的是貿易領域，雖然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貿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國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固化。在現有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與高新技術的結合來提升產業結構是我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發揮后起者優勢，敵未動我不動，敵動，我動在先。具有選擇的使用國外在付出巨大代價才獲得的支持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科技成果，這樣就可以跳國許多技術發展階段，直接采用新技術甚至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發實現企業質的飛躍。如首鋼集團收購美國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獲得了650套設計圖紙，46個設計軟件包，從而增強了首鋼集團設計和制造重型冶金設備能力，擴大了中國鋼鐵工業作為整體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2002年9月TCL集團控股的TCL國際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與德國施耐德達成收購協議，利用巧勁，達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資和銷售渠道。

篇（4）

跨國公司

環境污染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國際直接投資日益活躍，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愈益深廣。跨國公司在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技術轉讓、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就業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對我國的環境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環境的影響

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的生產受到政府和環保主義者的限制，環境成本正在朝著內在化方向發展。所謂環境成本內在化，是指將環境成本納入到生產成本之中，體現資源的稀缺性及污染付費原則。環境成本內在化在各國有權制定本國環境標準的情況下，使各國環境標準存在差異、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存在差異，企業在不同國度和地區生產同樣產品，所承擔的環境成本不同。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環境標準成本要高，由此必然引發直接投資主體——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尋租”活動。即將資本從環境標準高、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撤出，投向環境標準低、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低(實際上是一部分環境成本外部化)的國家和地區，以獲取源于環境成本差異的“租金”(超額利潤)。因此，在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背后，是環境惡化的代價。跨國公司大量開采能源，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污染避風港”，將污染嚴重、耗費量大的生產制造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還有一種觀點是“污染光環”論。持這種論點的經濟學家認為，受國內較嚴規則管制的外國企業所使用的新的清潔技術以及環境管理體系向東道國擴散。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內要面臨更嚴格的環境標準以及政府、社會、消費者的環境要求，跨國公司相應的具備更先進的環保或污處理技術。跨國公司在向東道國投資的同時，不僅能改善資源的使用效率，還可以通過技術外溢、知識擴散，來解決東道國本土企業的污染問題。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考慮，跨國公司這種“污染光環”的做法，正是達到帕累托最優。跨國公司的投資活動給東道國帶來的正面影響，在于它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國民對環境標準的要求提高。跨國公司在投資過程中，通過技術轉讓、資金投入促進了東道國環保工業和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國家之間深層次、廣泛的環保合作，這對實現東道國的可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跨國公司影響環境的效應

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了經濟活動通過三種效應影響環境：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類似的，跨國公司對環境污染的效應也分為三種：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一方面，生產和消費的增長(規模效應)會導致更多的環境壓力，例如自然資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環境(空氣、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結構變化和技術效應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產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對環境的結果依賴于這三類效應的綜合變化。

(一)規模效應

因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動而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就是“規模效應”。隨著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增加，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在污染系數和生產結構一定的情況下，由于生產規模擴大使用大量資源，并帶來大量的廢棄物，經濟增長對環境的規模效應應當是負的。但是規模效應究竟有多大，要取決于研究定的環境要素。

事實上，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環境污染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的。也就是說，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回加重環境污染。當經濟發展到某一程度的時候，環境污染將會逐漸減少，這就是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它說明了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曲線關系。規模效應究竟對環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的效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戰略及其所產生的經濟格局。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很難對跨國公司的環境規模效應得出定論。

(二)技術效應

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給東道國帶來了先進技術。先進的技術使得生產效率提高，同樣的產出使用更少的投入并排放更少的污染，對環境的危害更小。除技術轉移外，外國投資者還會給東道國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仿效跨國公司的技術、雇傭跨國公司的技術職員，以及提出一些必要的條件(比如更高的環境標準)等。而東道國廠商能否效仿跨國公司的技術通常取決于東道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嚴格程度。

(三)結構效應

結構效應指跨國公司通過投資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結構，進而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影響。結構效應與由于資源使用方式改變而帶來的各種經濟利益之間或者各經濟體內部的調整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跨國公司投資加速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變動，進而對東道國環境所產生的結構效應被認為是積極的。跨國公司的投資加快了東道國專業化分工，東道國更依賴于自己的稟賦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推動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變使東道國的產業結構由污染嚴重的第一、二產業為主導向污染較輕的第三產業為主導轉變。正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的狀況一樣，跨國公司的投資為東道國的環境帶來巨大的改善。從環境的角度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服務業的投資，產生的經濟結構變化是積極的，對東道國環境的影響是正面的。有研究表明，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結構從第一產業轉向資源處理，向輕工業、服務業轉變，帶動了環境質量的提高，而服務業也將從環境的改善中獲益。但是由于每一種服務業對環境影響各不相同(例如，金融業和航空運輸業)，所以必須要做更多的量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結構調整對環境的作用。

三、跨國公司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努力

一般來說，美國或歐洲的跨國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要求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廠商的環境保護標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00年6月修改了跨國公司的指導方針，明確指出跨國公司必須遵循高標準的環保規則。由于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可以經由國外直接投資的途徑直接監督投資于東道國的分公司，所以跨國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及其相關企業會因所在國不同而面臨不同的環境保護標準。一旦跨國公司的某一海外分公司發生環境爭端，就會影響到整個跨國公司的商譽。所以跨國公司已經無法規避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

目前，國際上大多數的跨國公司都在公司內部制訂了保護環境的原則和方針，對東道國也作出了相應的環境保護和治理污染的承諾，并且不少跨國公司已經付諸實踐，比如美國的道化學公司、日本的NEC公司等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已經明確提出在東道國要普遍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歐盟國家也開始要求所屬跨國公司不僅要在歐盟內部，而且在海外投資時都要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此外，在我國投資的其他跨國公司雖然沒有采取母國的環境標準，但其環境保護意識較高。這些跨國公司把先進的污染防治技術、環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帶到我國，在我國的環境保護領域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并通過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的手段更新了我國本土企業的環境技術，提高了他們的環保意識。

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以及快速的技術改進，有力地促進了節能環保事業。高效的使用自然資源，能夠不斷降低能耗和污染強度。清潔技術越來越有效地解決各種環境問題；市場的力量能夠矯正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嚴重的價格扭曲，有效防止資源過度利用，大大降低資源退化的風險，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環境收益。全球化的趨勢下，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大大強化了技術和市場的力量，這是一種更為革命性的力量。它使一國在開放的條件下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的技術、資源、資金和管理，加速經濟轉軌，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從而有助于形成一種能源高效利用、低環境損害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機理在于：由以原料為基礎的高污染的傳統制造業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無污染或低污染的服務產業轉移；促進清潔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減少貧困和與貧困有關的環境負效應；為支持環境投資創造外部資源。通過這些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使經濟增長同產生污染及消耗資源分離開來，進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刺激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FDI，可以轉移環境敏感技術，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工具。除了鼓勵發展中國家中更多的FDI，跨國公司集團還希望聯合國制定高標準的全球環境規則。很明顯，這對于環境是有利的，但是也可以認為這僅僅是為了提高跨國公司的全球實力。它會淘汰當地產業和較弱的跨國公司，因為只有擁有大量財富的跨國公司才有達到環境法規要求的資本資源。

有時跨國公司的環境保護行為卻是被動的。當跨國公司認為自身的生產和投資對實現公司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很重要時，它們就會在環境保護方面表現得積極。這些跨國公司也許有關于環境、健康、安全的部門，但是這些部門可能僅僅是提出了“良好的實踐的聲明”，而不是達到實踐的具體目標和行動。在這樣的跨國公司內部，環境保護的管理戰略仍然處于雛形。

篇（5）

2.引進技術。技術引進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手段之一。跨國公司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引進提供了便利的通道。首先跨國公司到東道國直接投資需要的機器設備是跨國生產所需的。但是，即使沒有引進先進的機器設備，跨國公司只是經營東道國的工廠和企業，效益也會提高，原因在于跨國公司帶來的技術除了硬技術，還有軟技術，例如，先進的管理制度能夠提高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的技術是附著在人身上的，所以，從廣義的角度講，跨國公司的人才和技術引進使得發展中國家既可以從跨國公司獲得技術來彌補技術落后的不足，也可以利用跨國公司彌補人才的不足。

3.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擴散效應和外部正效應。一方面，跨國公司的技術和人才引進通過運行網絡向上游（即原材料供應商）和下游（如銷售商）擴散。由于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嚴格的規格和標準，因此給予上游供應商和下游銷售商嚴格按標準供貨和銷貨的約束。無形中提高了其上游和下游網絡的技術和人才水平。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培訓的人才對發展中國家有很強的正外部效應。跨國公司職工或管理人員“跳槽”和獨立創業都使跨國公司的技術和管理不可避免地外泄。給社會帶來正向的外部效應。

4.跨國公司的“學習曲線”效應：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競爭力。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者還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了示范效應，大大提高了其產業競爭力。很多發展中國家借助于跨國公司的國際市場網絡大大提高了出口能力。

除了上述渠道，發展中國家還充分利用跨國公司的其他生產要素，以做到雙贏合作。但是發展中國家利用跨國公司提升本國的經濟也是有條件的。跨國公司到發展中國家投資，并非出于道義和政治考慮，而是出于其全球性戰略的動機。跨國公司的全球性戰略是其全國戰略的延伸，其本質是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以獲取最大利潤。因此跨國公司的投資一般流向企業交易成本低或存在優惠政策的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為了達到充分利用跨國公司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勢必付出一定的代價，協調跨國公司和國家的利益關系，尋找一個平衡點，以達到雙贏互利的目標。

二、跨國公司的本質及其與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關系特征

一國政府是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即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經濟發展、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而跨國公司首先是作為經濟人的企業，其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它又是一種全球化的企業，其生產、貿易活動是跨越國界的，因此模糊了它的國民性質，使之帶上了新的全球性的特征。

1.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及實質。主流經濟學派從價格和資源配置的角度，在傳統的價格體系框架內看待私人的外國直接投資，他們認為，廠商的設置地點和組成、有關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和分配取決于市場力量，把跨國公司簡單地看成是由資本收益的國際差別所決定的資本跨國流動。制度經濟學派則從經濟組織的角度看待跨國公司，海默（1960）認為，從事外國直接投資的廠商的動力主要是特定市場的競爭條件，而不只是利率差價。跨國公司作為管理組織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競爭戰略。跨國公司全球化競爭戰略的實質是壟斷市場，實現全球范圍內的利潤最大化。跨國公司的投資可能形成對某一商品市場，特別是市場價格的壟斷，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給東道國帶來很大的影響，妨礙政府目標的實現。例如：中東國家由于跨國公司的壟斷，經濟命脈掌握在跨國公司的手里，限制了政府調節經濟的作用。

2.跨國公司通過游說和“投票”機制，削弱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投資，把東道國作為其全球化戰略的一環，充分利用東道國的各種優勢以及全球網絡間的協同效應來實現全球利益的最大化。為了達到跨國經營的戰略目標，跨國公司必須通過政治影響、政治壓力和政治優勢，才能取得和保持有助于實現其擴張、降低成本的國際性網絡，以實現全球性戰略。

首先，跨國公司是資源配置全球化的載體。跨國公司從東道國獲得對各項資源的主導和控制，并通過自己的全球生產和貿易網絡重新配置，其次，跨國公司迫使東道國政府制定對外資的優惠政策，比如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再者，跨國公司游說政府建立寬松的市場環境和投資環境。跨國公司游說東道國政府，創造有效率的市場和公平、自由競爭的制度，否則將資源轉移向其他國家。跨國公司還以他們的實際行動“投票”。如果東道國的政策對他們不利，即使其他的機會有限，他們也會轉向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好前景的政府。

3.跨國公司的融資活動增加了金融風險的可能性。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而跨國公司的各種行為都有帶來金融風險的可能，使一國的金融體系受到破壞，甚至引起整體經濟的動蕩。跨國公司的間接投資規模巨大，并且由于跨國公司出于投機需要進出市場，使間接投資具有一定程度的投機性，容易造成金融市場的混亂。另外，跨國公司的利潤匯出及轉移，會使國際收支平衡失調，從而引發金融危機；三是跨國公司為跨國界的企業內部交易制定轉移價格，隱蔽地將稅前利潤轉出東道國，使其總的稅后利潤最大化，影響東道國的國民福利和政府財政收入，并產生誘發金融風險的因素，四是跨國公司的撤資容易引發金融市場的混亂。

4.跨國公司通過母國政府干預東道國政府的經濟決策和運行。由于跨國公司多來自于發達國家，而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尋求利潤的眼光投向世界各地，本國投資再生產逐漸淡出，大量資金、技術投向國外，甚至公司總部也遷往國外，使發達國家喪失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造成失業率增高，尤其是大量的稅收流失，財政難以維持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大量削減福利開支，這些勢必激化民眾與政府的矛盾，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懷疑。為此，發達國家在制定全球化的游戲規則時不得不力圖解決這些矛盾。許多國家制定了一些條款來限制跨國公司的活動范圍，使其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朝著更有利于本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5.對發展中國家自主性的影響。發展中國家通常發現，跨國公司的活動常常與本國的對外政策相抵觸。跨國公司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東道國除了考慮經濟增長問題，還要考慮社會的穩定、公平、民族工業的發展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跨國公司反對東道國政府的政策，他會做出限制或關閉當地生產而在其他國家生產的威脅。對于一些缺少社會責任的跨國公司，衛生要求、勞動安全、福利環保標準低的國家比較有吸引力。因此，想吸引外資的發展中國家很難設定這方面的高標準。跨國公司在財政和稅收優惠方面還能與東道國討價還價。

另外，跨國公司的國家貿易多為企業內貿易。由于企業內貿易屬于企業內部的事務，與國家間貿易不同（國家間貿易可以通過金融、價格、匯率等宏觀經濟政策來調節并有效預期），政府不能明確地預期金融和財政政策對跨國公司的影響。

此外，跨國公司利用企業內部貿易的“轉移價格”來逃避稅收，跨國公司通常從工業國出口半成品到發展中國家，然后在那里加工成品在市場上出售，如果工業國實行低稅收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實行高稅收政策，那么跨國公司就提高轉移價格從而宣稱在工業國（母國）獲得高利潤。這樣，跨國公司避免了總稅單的增加，提高了稅后利潤，而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都會發現財政收入與預期的正好相反。

再者，通訊的全球化，尤其是國際互聯網的出現，使政府很難控制跨國交易，很難可能損害國家穩定和安全的信息的跨國界流動。國家控制邊界信息流動的自主性大大削弱。

跨國公司給予東道國政府的上述壓力迫使東道國政府修改政府管理方式、市場管理范圍以及勞動用工制度，甚至迫使政府修改或制定相應的政策來應對跨國公司的游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的權力，約束了政府的經濟管理范圍和方式，甚至削弱了政府的經濟控制能力。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政府也面臨著全球化帶來的種種壓力。

三、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政策

政府和跨國公司的關系表明：首先，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經濟基礎的影響是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的統一，制定對跨國公司政策的目的就是盡量減少副作用，利用跨國公司的優勢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其次，政府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是有限度的，它直接受到其他國家跨國公司政策的影響和制約。第三，決定跨國公司與政府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各自擁有的優勢。對我國來說，是否對外國資本有吸引力取決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經濟增長潛力、市場潛力。基礎設施狀況、貿易壁壘、生產經營環境、政策的穩定性和對外開放政策等。

在封閉經濟下，發展中國家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國家設置各種貿易壁壘和投資壁壘，保護國內市場不受外來競爭者侵蝕，同時支持本國企業發展，支持他們占領國內市場。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內現有資源，傾向于實行“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的對外政策。在開放經濟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做出重大調整，由封閉式發展轉向在充分利用本國資源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在開放經濟中增強國家的競爭能力。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也由過去的以貿易和投資壁壘為主，逐步轉變為以改善投資環境，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資本、技術和專業人才向本國流動，并增強“本土”各種類型的企業競爭力為主。與此相適應，政策重點轉向在本國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特別是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為主。

1.更新反托拉斯政策，防止不正當競爭。跨國公司的合并和其他行為可能會導致明顯的成本節約，但在全球提高企業效率的壓力給其帶來負擔。反托拉斯法劃定相關市場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確定適當的競爭地理分界線，需要改變傳統的關于市場范圍的概念。在全球市場中，原有的認為在國內可能相當集中的產業可能并不是很集中。如汽車、鋼鐵、化工等行業。目前在許多相當集中的產業中，當地公司正在與可能比他們大得多的外國公司展開直接的競爭。國外政府還可能對國際貿易進行干預（包括對本國公司的補貼及時外國競爭者的限制）。

另外，應該完善市場機制，采用適當的競爭政策。加強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防止跨國公司的壟斷或不正當競爭。

2.培育和完善符合全球化規則的市場體系。經濟全球化要求參與成員國增加其政策的透明度和外貿政策法規全國的統一性，必然對目前國內自成體系和按“條塊”分割形成的經濟格局產生巨大的沖擊，這有利于打破地區封鎖、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促進公平競爭，從而推動國內經濟秩序的整頓和統一，規范全國性市場體系的建立，逐步建立適應國內外兩個市場變化和資源有效配置要求的機制，打破壟斷和割據狀況，并使競爭范圍不斷擴大，競爭手段日益多樣化、科技化。

篇（6）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來看，環境污染直接受到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技術的影響，污染排放與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重污染化同向變化，污染排放與環境技術反向變化。FDI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某種程度上的重污染化，因為外商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一般以污染度較高的工業為主。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低，接受外商投資一般也就定位在包括大量重污染型產業的工業上，對于環境保護還沒有提到重要的位置。發達資本輸出國或地區利用FDI瘋狂從中國大量掠奪一些耗竭性資源(如開采礦石等)，或者集中投資于污染密集型產業，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一些外商將在本國已經淘汰的高污染環境的技術和設備想方設法轉移到中國境內，造成了中國的環境日趨惡化。由于跨國公司的最終目的是獲得高額收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污染產品生產上的國際比較優勢也是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誘因。盡管中國政府也在不斷強化環境治理，十報告首次專門論述了“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和理念，首次提出了“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但是人們擔心的是外商投資企業的“污染轉移”問題并沒有解決，有的行業還很嚴重。如我國工業主要污染排放指標(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以及工業二氧化硫)從1992年至今基本上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其中，工業廢氣持續增長，在1992—2010年間增長高達479%;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在1992—2006年間快速提高，增幅達到69%，隨后出現緩慢下降，相對于1992年依然增長41%［5］。工業廢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持不變，這凸顯了政策選擇對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沿海地區是中國加工貿易的重鎮，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其環境也日趨惡化。2002年國家環保總局的《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探查研究》報告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超標，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全國范圍內，遭受工業固體廢物危害與生活垃圾危害的耕地已經達到1000萬公頃，每年損失的糧食已經達到120億公斤。全國13億畝草原嚴重退化和沙化。全國七大水系均遭受污染，全國90%以上城市水域嚴重污染，有50%城市缺水。2014年4月17日，國土資源部和環保部聯合《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結果表明，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達16．1%，其中污染點位輕微為11．2%、輕度為2．3%、中度為1．5%、重度為1．1%。從土地利用類型看，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林地為10．0%、草地為10．4%。從污染類型看，無機型污染占比大，有機型相對次之，復合型污染占比較小。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是工礦業生產活動和農業生產等活動。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污染事件頻發，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根據《2012跨國公司中國報告》:2006年6月33家在華知名跨國公司因環保違規違法而被國家環保總局曝光，主要有超標準排放廢水的上海松下電池公司、超標排放污染廢水的長春百事可樂公司、主體設施未驗收私自投產的上海雀巢公司，還有3M上海公司、德國諾爾起重機設備等公司。上述案例僅是在華跨國公司涉及環境污染問題的冰山一角。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以來，大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產品基本由中國企業來生產，然后跨國公司進行內部貿易或者出口，而將污染留在中國，造成了我國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

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

第一，外商投資過度進入制造業是環境污染的一個主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FDI與引進制造業投資同步進行，外商對制造業的投資從1999年開始就不斷增加，在2004年和2005年時，制造業占比已經達到70%以上;之后，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處于下降狀態，到2012年降到43．7%(見表1)。從FDI在華的產業分布看，引進外資中大約有60%進入制造業，給外商帶來的88%的FDI工業增加值來源于污染密集型的產業，其中30%屬于高度污染密集型的產業［8］。從“三廢”排放量來看，制造業帶來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其廢水排放量已經占到工業排放量的79%;廢氣排放量占到63．7%;廢棄固體物排放量占42．1%。從國際競爭態勢看，由于中國的制造業產品在國際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制造業生產擴張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的轉移。這也說明外商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并沒有整體上改善環境污染，或者技術外溢不足或者是技術吸收不足。當然，從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業利用外資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量的比重自2006年不斷下降，到2012年比重已經降到43．7%。這也反映出中國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與升級，第三產業處于上升態勢，對環境污染程度的降低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和效果。

第二，環境標準的國際差異性導致發達國家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目前，國際上有《多邊環境協議》、《卡塔赫納生物議定書》和《蒙特利爾公約》等國際性的相關環境保護條約。然而，這些條約或者是單邊條約，或者是與WTO的有關規定相悖。在WTO的框架內，有關環境保護的協定尚不完善，更沒有如國際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那樣的協定對相關方面的明確限定與約束限定。制造業的輸出國基本都是發達的西方國家，而這些國家對環保標準的制定有嚴格甚至苛刻的限制，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對于能耗高、污染嚴重等行業的懲罰相當嚴厲，開出的罰單動輒上億元。但中國對相關污染的外資企業開出的罰單僅為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外資企業通過污染生產獲得的收益遠大于遵守環境規制所付出的相關成本，根本起不到應有的懲罰作用。另外，發達國家主要依據本國的產業發展概況，以及國內的基本條件而制定制造業標準，他們不會過多考慮或者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利益。同時，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期推進階段，這就導致發達國家在其國內發展高污染制造業的成本不斷上升，迫使其只好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當然，也有相當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中國與其母國的環境標準“壓力差”將污染轉嫁到中國。

第三，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觀，造成了地方政府間的惡性引資競爭，導致了環境污染的加重。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須獲得相當的財政收益，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行政費用支出的需求。同時為了政治上的晉升極力追求經濟增長率。而要在“為增長而展開的競爭”中取得優勢，選擇“資本推動型”發展模式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斷地創造或者改善軟硬環境，以為招商引資創造條件。相對于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中國對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嚴格的限制，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就會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經濟權力，通過“放權讓利”的方式以盡最大可能獲得外資的審批權。這種基于對經濟資源最大化的不斷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逐外資的利用規模和數量，造成了全國范圍內對外資引進的瘋狂追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傾斜式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了外資進入基本上從東南沿海地區向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逐步梯度推進的格局，然而FDI在華地域分布的失衡，又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東部地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劇。

從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地方政府基于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和取得顯著的“表面”政績之目的，往往不惜以犧牲環境保護為代價，突破環境底線，引進了一批技術水平低、污染高、能耗高的外資企業，結果使得本已脆弱的本地生態環境更趨惡化。特別是外資偏向于投資制造業的引資結構更是加大了中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壓力。第四，大量“洋垃圾”進口到中國，造成國內環境污染。由于發達國家對環境污染的嚴格限制和巨大的懲罰成本，發達國家進行跨國垃圾轉移就成為他們處理污染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其具體做法就是將產生于發達國家內部的大量工業與生活垃圾，特別是產生的有害廢棄物，通過各種方式轉向環境標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這必然給進口垃圾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環境問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不斷遭受到洋垃圾進口的影響。洋垃圾進入中國的途徑主要有貿易、走私、捐贈等形式，對中國的環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其主要涉及工業垃圾與危險廢物垃圾等。來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2000年至2011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額由最初的7．4億美元增加到115．4億美元，2011美國出口給中國的垃圾交易額占中國從美國進口貿易總額的11．1%，其總量僅次于從美國進口的農作物、電腦和電子產品及化學品和運輸設備等。更觸目驚心的是，全球每年產生5億噸各種電子垃圾，其中70%以各種方式流入中國。某種程度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電子垃圾的聚集地。

第五，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高污染產品在中國主要是指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造紙及紙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壓延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與化工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生產、消費和出口國，出口占全球貿易量的一半以上。然而中國的焦炭生產技術與工藝整體上落后于世界水平，技術落后的土焦占有較大比重，我們生產一噸焦炭就要平均排放大約一噸的廢水、廢氣和廢渣。隨著中國出口焦炭數量的增加，環境污染指數也在不斷上升。

三、提升環境質量的應對策略

第一，提升我國治污技術創新能力，加大先進治污技術引進力度。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環境污染的根本治理要依靠技術創新的突破。技術創新能力對環境的改善作用體現在:一是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企業能用更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更大的產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環境壓力;二是治污技術的發展與突破可以大大降低治污成本，從而獲得有效的收益，有利于調動企業生產者的治污積極性;三是從環境監管視角看，檢測技術的進步能大大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所以，從長遠和根本上看，環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賴于技術創新能力提高。發達國家具有成熟和先進的治污技術和產品，我們要促進我國環保產業的整體水平提升，就必須引進國際上已有的先進環保技術和設備。要用高新技術來改造環保產業，以提高環保產業的技術含量，解決我國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鍵技術，增強環保產業的市場競爭力，推動中國環保產業發展。要鼓勵引進國外先進的環保和清潔生產技術與科學的管理方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要完善政策引導，大力促進國內清潔生產與循環生產技術的不斷創新。

第二，調整引進外商投資的戰略定位，注重提升引進外資質量。在引進外資過程中必須遵循環保優先的原則，設立產業發展環保標準門檻，嚴把環境保護關，把能否節約資源和提高環境效應作為引資的標準，大力引進節能減排型企業。要健全和強化對外商投資企業利用外資的政策導向，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全程環保監管，要對具體的外資項目進行環保評估，并實行嚴格的生產審查制度和程序，嚴格限制水平低、能耗高、污染高的外資項目的進入。

第三，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優化我國產業結構。針對外資過度進入制造業的現狀，我們必須改變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應當限制其投入那些技術含量低的加工制造業，鼓勵其投向高技術含量領域和能夠帶動大量相關產業發展和就業增加的基礎產業。我國目前使用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不同的行業劃分為鼓勵、許可、限制及禁止類，在未來的產業調整中要更多側重于環保因素，在限制和禁止類中添加調整部分污染嚴重的行業，從源頭上控制污染物的產生。在發達國家更加強化對高污染和高排放行業限制的背景下，基于環保理念，有選擇地引進外資并加大對高污染企業的監管和控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必然選擇，這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使中國經濟朝著“綠色發展”方向邁進。第四，加快完善吸引外資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的法規和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環境保護方面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立法，這造成了利用外資過程中的監管漏洞。我國有關控制外國污染轉移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關于加強外商投資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的通知》等。涉及環境風險評估預警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一部法律，即《環境影響評價法》;兩部國務院規范性文件，即《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的通知》;5個部級文件，即《關于開展環境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的若干意見》、《環境風險評估預警技術指南———氯堿企業環境風險等級劃分方法》等。由于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和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的時代背景局限，上述法律法規面對現實環境存在各種漏洞，如技術性不強、檢驗標準不統一等問題，使得監管效率不高。

發達國家針對環境污染和保護方面的立法比較超前，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如美國在環境污染規制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大氣污染規制、水污染規制、噪聲污染的規制和固體廢棄物污染規制等。美國針對大氣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規有《能源供應與環境協調法》等;水污染規制法律法規有《聯邦水污染控制法》等;針對噪聲污染制定的法律法規有《噪聲控制法》等;固體廢棄物的規制方面有《固體廢物處置法》等。英國首都倫敦曾經被稱為“霧都”，這是英國長期工業化發展而沒有重視和有效解決環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基于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英國于1956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潔空氣法》，并逐漸實行了能源結構轉換，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倫敦的空氣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環境質量達到較為令人滿意的結果。倫敦環境保護的成功經驗在于有效的法律手段和科學的規劃與管理。我們要科學借鑒發達國家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規，充分結合中國的發展實際，制定統一規范有效的外商投資環境管理的相關法規。第五，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推動環保產業快速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對環保的投入占同期GDP比例始終不到2%。根據實踐和預測，如果要真正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一個國家和地區對環保的投入需要達到GDP的2%～3%。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國家已經或即將啟動大氣、水、土壤等領域的污染防治計劃。當然，這些計劃的實施需要大量的環保投入，其中僅大氣污染防治計劃的總投入預計5年就要達到1．7萬億元，年均3400億元，中央財政總投資2700億元。但實際上，2013和2014年中央財政累計投資只有1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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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戰略概念

全球戰略本身是一個歷史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可以有多種戰略模式。按企業經營國際化程度劃分有本國中心戰略、多中心戰略、地區中心戰略和全球中心戰略4種類型；按國際經營一體化程度區分：為獨立子公司戰略、簡單一體化戰略和綜合一體化戰略3種類型。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從本質意義上來理解，是以全球的長期目標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協調統一企業的內外資源，合理安排企業的投資、生產、銷售、服務等一系列的技術開發活動，讓有限的資源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能有效地運用。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否定了原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國際性生產模式，通過對各項資源的跨國界配置、管理與協調來實現采購一體化、生產一體化、研發一體化、營銷一體化、財務一體化，生產專業化，并將資源的協同效應充分發揮，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發揮到最強，最大化。

3、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現狀分析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在華進行的以R&D為目的的投資行為。經分析發現，目前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發展速度快，但規模較小。從1994北郵－北電R&D中心開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R&D機構逐年增多，增加速度明顯加快。但由于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尚處于初級階段，R&D機構的規模普遍較小。

2、行業分布分散，其中以信息行業為主目前，跨國公司在華R&D機構涉及計算機、軟件、通訊、化工、汽車、生物制藥等領域，其中，計算機、軟件、通訊等信息行業是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最多的行業，占總比例的一半以上。

3、投資方式多樣，但主要以獨資方式為主一般說來，跨國公司在華設立R&D機構的形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在華獨資設立R&D機構；二是在合資企業內設立R&D機構；三是與我國的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合作設立R&D機構。從目前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的情況來看，跨國公司更趨向于以獨資的方式設立R&D機構，其原因主要是基于價值取向和技術控制兩個方面的考慮。

4、跨國公司在華經營投資的主因：

筆者認為跨國公司海外R&D投資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六點因素的綜合考慮：

1、市場因素。立足于迅速擴大的現實市場。面對迅速擴大的現實市場，跨國公司紛紛選擇在華設立R&D機構，一是希望能夠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和技術條件，實現科技成果的本土化，支撐其在華的生產和銷售；二是希望通過R&D投資，直接了解我國市場需求的新趨勢，從而有針對性地研究和開發相關產品，以支持其產品的先進性和在技術行業的壟斷地位，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

2、戰略競爭因素。獲得競爭優勢。隨著我國不斷地引入外資，跨國公司之間以及跨國公司和我國本土公司的競爭也日益激烈。為了應對其競爭對手在華設立R&D機構帶來的競爭優勢以及國內企業研發力量的提高，跨國公司不得不加快在華設立R&D機構的步伐，希望通過在華設立R&D機構將產業內優秀的科技資源集中起來，實行對產業技術的控制和國內企業研發能力的抑制。3、人才因素。獲得高素質、低成本的人才。我國擁有著大量高素質的，而且工資成本相對低廉的科技人力資源，還擁有一大批高素質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可以進行從基礎研究到新產品開發的各個層次的研發工作，這對于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R&D機構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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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國際直接投資日益活躍，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愈益深廣。跨國公司在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技術轉讓、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就業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對我國的環境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環境的影響

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的生產受到政府和環保主義者的限制，環境成本正在朝著內在化方向發展。所謂環境成本內在化，是指將環境成本納入到生產成本之中，體現資源的稀缺性及污染付費原則。環境成本內在化在各國有權制定本國環境標準的情況下，使各國環境標準存在差異、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存在差異，企業在不同國度和地區生產同樣產品，所承擔的環境成本不同。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環境標準成本要高，由此必然引發直接投資主體——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尋租”活動。即將資本從環境標準高、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撤出，投向環境標準低、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低(實際上是一部分環境成本外部化)的國家和地區，以獲取源于環境成本差異的“租金”(超額利潤)。因此，在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背后，是環境惡化的代價。跨國公司大量開采能源，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污染避風港”，將污染嚴重、耗費量大的生產制造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還有一種觀點是“污染光環”論。持這種論點的經濟學家認為，受國內較嚴規則管制的外國企業所使用的新的清潔技術以及環境管理體系向東道國擴散。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內要面臨更嚴格的環境標準以及政府、社會、消費者的環境要求，跨國公司相應的具備更先進的環保或污處理技術。跨國公司在向東道國投資的同時，不僅能改善資源的使用效率，還可以通過技術外溢、知識擴散，來解決東道國本土企業的污染問題。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考慮，跨國公司這種“污染光環”的做法，正是達到帕累托最優。跨國公司的投資活動給東道國帶來的正面影響，在于它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國民對環境標準的要求提高。跨國公司在投資過程中，通過技術轉讓、資金投入促進了東道國環保工業和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國家之間深層次、廣泛的環保合作，這對實現東道國的可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跨國公司影響環境的效應

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了經濟活動通過三種效應影響環境：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類似的，跨國公司對環境污染的效應也分為三種：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一方面，生產和消費的增長(規模效應)會導致更多的環境壓力，例如自然資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環境(空氣、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結構變化和技術效應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產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對環境的結果依賴于這三類效應的綜合變化。

(一)規模效應

因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動而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就是“規模效應”。隨著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增加，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在污染系數和生產結構一定的情況下，由于生產規模擴大使用大量資源，并帶來大量的廢棄物，經濟增長對環境的規模效應應當是負的。但是規模效應究竟有多大，要取決于研究定的環境要素。

事實上，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環境污染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的。也就是說，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回加重環境污染。當經濟發展到某一程度的時候，環境污染將會逐漸減少，這就是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它說明了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曲線關系。規模效應究竟對環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的效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戰略及其所產生的經濟格局。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很難對跨國公司的環境規模效應得出定論。

(二)技術效應

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給東道國帶來了先進技術。先進的技術使得生產效率提高，同樣的產出使用更少的投入并排放更少的污染，對環境的危害更小。除技術轉移外，外國投資者還會給東道國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仿效跨國公司的技術、雇傭跨國公司的技術職員，以及提出一些必要的條件(比如更高的環境標準)等。而東道國廠商能否效仿跨國公司的技術通常取決于東道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嚴格程度。

(三)結構效應

結構效應指跨國公司通過投資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結構，進而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影響。結構效應與由于資源使用方式改變而帶來的各種經濟利益之間或者各經濟體內部的調整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跨國公司投資加速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變動，進而對東道國環境所產生的結構效應被認為是積極的。跨國公司的投資加快了東道國專業化分工，東道國更依賴于自己的稟賦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推動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變使東道國的產業結構由污染嚴重的第一、二產業為主導向污染較輕的第三產業為主導轉變。正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的狀況一樣，跨國公司的投資為東道國的環境帶來巨大的改善。從環境的角度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服務業的投資，產生的經濟結構變化是積極的，對東道國環境的影響是正面的。有研究表明，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結構從第一產業轉向資源處理，向輕工業、服務業轉變，帶動了環境質量的提高，而服務業也將從環境的改善中獲益。但是由于每一種服務業對環境影響各不相同(例如，金融業和航空運輸業)，所以必須要做更多的量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結構調整對環境的作用。

三、跨國公司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努力

一般來說，美國或歐洲的跨國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要求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廠商的環境保護標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00年6月修改了跨國公司的指導方針，明確指出跨國公司必須遵循高標準的環保規則。由于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可以經由國外直接投資的途徑直接監督投資于東道國的分公司，所以跨國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及其相關企業會因所在國不同而面臨不同的環境保護標準。一旦跨國公司的某一海外分公司發生環境爭端，就會影響到整個跨國公司的商譽。所以跨國公司已經無法規避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

目前，國際上大多數的跨國公司都在公司內部制訂了保護環境的原則和方針，對東道國也作出了相應的環境保護和治理

污染的承諾，并且不少跨國公司已經付諸實踐，比如美國的道化學公司、日本的NEC公司等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已經明確提出在東道國要普遍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歐盟國家也開始要求所屬跨國公司不僅要在歐盟內部，而且在海外投資時都要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此外，在我國投資的其他跨國公司雖然沒有采取母國的環境標準，但其環境保護意識較高。這些跨國公司把先進的污染防治技術、環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帶到我國，

在我國的環境保護領域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并通過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的手段更新了我國本土企業的環境技術，提高了他們的環保意識。

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以及快速的技術改進，有力地促進了節能環保事業。高效的使用自然資源，能夠不斷降低能耗和污染強度。清潔技術越來越有效地解決各種環境問題；市場的力量能夠矯正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嚴重的價格扭曲，有效防止資源過度利用，大大降低資源退化的風險，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環境收益。全球化的趨勢下，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大大強化了技術和市場的力量，這是一種更為革命性的力量。它使一國在開放的條件下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的技術、資源、資金和管理，加速經濟轉軌，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從而有助于形成一種能源高效利用、低環境損害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機理在于：由以原料為基礎的高污染的傳統制造業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無污染或低污染的服務產業轉移；促進清潔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減少貧困和與貧困有關的環境負效應；為支持環境投資創造外部資源。通過這些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使經濟增長同產生污染及消耗資源分離開來，進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刺激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FDI，可以轉移環境敏感技術，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工具。除了鼓勵發展中國家中更多的FDI，跨國公司集團還希望聯合國制定高標準的全球環境規則。很明顯，這對于環境是有利的，但是也可以認為這僅僅是為了提高跨國公司的全球實力。它會淘汰當地產業和較弱的跨國公司，因為只有擁有大量財富的跨國公司才有達到環境法規要求的資本資源。有時跨國公司的環境保護行為卻是被動的。當跨國公司認為自身的生產和投資對實現公司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很重要時，它們就會在環境保護方面表現得積極。這些跨國公司也許有關于環境、健康、安全的部門，但是這些部門可能僅僅是提出了“良好的實踐的聲明”，而不是達到實踐的具體目標和行動。在這樣的跨國公司內部，環境保護的管理戰略仍然處于雛形。

篇（9）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

根據國家的原則,一個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聯大1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國家而享有充分的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損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的行為,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10%,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包括國有化風險)提供法律保證,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其二,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證。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日本的《輸出保險法》等等。

第二,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簽訂的保護投資的雙邊條約。母國為了對海外投資者面臨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通常與東道國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為國有化風險提供條約,使其成為兩國政府的共同保證,以與其國內法的保證相互配合,加強其保證的效力。而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給外資以安全感。各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關于國有化的規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國有化的方式;二是關于國有化的條件。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條約都規定國有化必須遵守的某些條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視性、補償和司法審查。如日本與埃及1977年的協議規定:締約國各方國民和公司的投資和收益,在締約地方的領土內不得實行征收、國有化、限制或具有相當于征收、國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1)該措施是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當法律;(2)該措施不是歧視性的;(3)給予及時、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的樣板條約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定。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與上面的規定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國與瑞典1982年的投資協定第3條規定:“締約任何一方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的投資,只是為了公共利益,按照適當的法律程序,并給予補償,方可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或采取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補償的目的,應使該投資者處于未被征收或國有化相同的財政地位。征收或國有化不應是歧視性的,補償不應無故遲延,而且應是可兌換的,并可在締約國領土間自由轉移。”〔4〕

第三,母國通過參加多邊條約和多邊投資保險機構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有化風險保證。

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條約保證,該公約在其承保的險別中規定,該機構承保征收和類似措施的風險,即“由于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其作用為剝奪保權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剝奪其投資中產生的大量效益,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措施不在此列”。

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世界銀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邊投資保險機構。該機構的業務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資的國家的議會組織或政府剝奪投資人的所有權或應有的經濟利益遇到風險時”,以及“對接受投資的國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資者無處申訴,申訴被無故拖延和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時”,“凡加入這一機構的國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機構可以申保,這一機構則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邊投資保證機構和保險機構承保對外直接投資國有化風險,因此,當跨國公司成為該公約或機構的成員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制,國有化賠償問題可能會成為國際求償的對象,這樣就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有利于促進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發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控制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東道國方面

防范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雙方都有好處。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向利潤豐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占領更大的市場,推行全球性戰略;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可以從大量的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吸收高質量符合本國發展要求的投資,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國資本中的先進技術,并且可以消除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有利于雙方的友好合作,推動國際經濟向前發展。

為了保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許多東道國都通過憲法或外資立法對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明確規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條件下才實行征收或國有化,并給予補償,以此來維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關于國有化保證的國內立法,各國的實踐均不相同。有的國家只通過憲法作出國有化保證。如印度憲法規定:“除非根據規定對取得資產給予賠償外,對任何財產不得進行強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亞憲法規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據特別征用法所定條件的命令,并通過司法程序協商,確定支付公正補償,對任何人的財產不得進行剝奪。墨西哥憲法規定:“除非為了公用并支付賠償,不得征收私人財產。”阿根廷、馬來西亞、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國的憲法也明確規定,征收財產必須為了公共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補償。中國憲法第18條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中國法律規定在中國投資及從事其他活動,它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受中國法律保護。

除了在憲法上的保證之外,許多國家還在其外資立法中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保證,保證的范圍通常還較為廣泛。印度尼西亞外資法規定:“除非國家利益確實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資企業的所有權,不得采取國有化和限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時,“政府有義務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種類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國際法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協商解決。”埃及關于外國資本投資及自由貿易區法規定:“除通過合法程序,項目不得被收歸國有或征用,投資也不得被沒收、扣押和查封。”蘇丹198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除非為了公共利益,依據法律并對投資者支付公正補償,不得實行國有化,補償的價值是在國有化時對投資者的財產估價后的時價。”泰國1970年的《投資促進法》則保證不對所鼓勵投資的企業的活動實行國有化。我國的外資立法對國有化也有規定,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第5條規定:“國家對外資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6〕

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保險制度不同于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為了外國或港澳地區投資者在我國境內的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將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列為重要的財產保險內容,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的政治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國公司

從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對國有化風險進行防范時,跨國公司本身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跨國公司對國有化風險的防范可以三個階段來進行,一是投資前期,二是投資中期,三是投資后期。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1.投資前期階段。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前期階段,主要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評估投資的風險程度并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跨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對具體的對外投資項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這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國別評價報告”,說明東道國在國有化風險方面所具有的客觀狀況。

在“國別評價報告”中,在對國有化風險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第一,東道國國內法即外資立法中關于國有化風險的保證狀況。第二,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是否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協定中是否有國有化風險的保證條款,保證的內容和范圍如何。第三,東道國是否參加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是不是公約的成員國,是否承擔公約所要求履行的國際法義務及其保證責任。投資前期階段的風險防范的目的是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盡可能避免風險,防患于未然。

2.投資中期階段。

投資中期的風險防范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根據在其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嚴重影響投資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事件與因素,隨時采取調整措施,以保證對外直接投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變化,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彈性的調整手段,具體辦法有:

第一,投資主體的調整。即跨國公司采取與東道國當地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這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手段,通過投資主體的分散從而使投資風險也分散,因為共同投資要求投資主體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采用這種方式可以將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合資者身上,從而可以避免當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將風險分散。

第二,投資對象的調整。即跨國公司將投資的地域、行業、產品等分散化或多樣化,這種調整方式的實際應用價值較大,如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家跨國公司,投資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業,隨著當地國有化呼聲的高漲,該公司迅速將一部分投資轉移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了國有化的風險。

第三,投資方式的調整。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互換。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是常用的兩種投資方式,前者以購買股份和成為合資企業投資者等形式投資,按資產產權比重定期分紅,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銀行信貸、企業、商業信用等方式投資,這可獲得穩定的利潤。當國有化風險增大時,跨國公司將股權出賣或轉為銀行信貸、母公司的買方信貸等債權形式;而當債務危機增大時,跨國公司又將其貸款轉換為股份投資,這種轉移盡管有一定困難,但可以減少風險。二是進行投資幣種的轉換,即跨國公司為了防范風險將其投資幣種轉換為當地貨幣。

第四,投資戰略的調整。即跨國公司推行當地化的投資戰略,增大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程度。本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實行外國投資當地化,即“逐步國有化”,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使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并使國有化風險大大降低。

第五,投資經營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能否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地調整投資經營策略,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當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發生沖突時,跨國公司應從長遠利益出發,盡量與東道國保持友好的關系,寧可犧牲眼前利益,采取積極合作的政策,這有利于避免國有化的風險。

3.投資后期階段。

當國有化風險嚴重危及跨國公司的生存,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時,只能從東道國撤退。抽回投資采取撤退的戰略,必然會造成許多經濟損失,應當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同時采取多種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損失〔7〕。

注:

1〕〔3〕〔4〕〔6〕參見姚梅鎮主編:《比較外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頁。

篇（10）

（一）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由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貝格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其主要思想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具有不完全性：產品市場不完全；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關稅收、關稅、利率和匯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二是壟斷優勢：市場壟斷優勢；生產壟斷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國家的市場進入或退出障礙，導致企業通過跨國投資利用其壟斷優勢；信息與網絡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為后來的理論奠定了基礎，但是無法解釋不具有技術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二）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由英國學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學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觀點是：企業內部建立市場，協調企業內部資源的配置，從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國公司是內部化經營跨越國界的產物。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主要從企業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國際客觀的經濟環境。

（三）競爭優勢理論。競爭優勢理論，是由哈佛大學商學研究院邁克爾波特提出，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模型（又稱鉆石模型）包括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和兩種外部力量。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包括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產業，公司的戰略、組織以及競爭。

（四）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國投資企業要具備以下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即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組織管理能力、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即將企業的資源內部化，以保證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區位優勢即東道國在投資方面所具有的優勢。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從比較全面與綜合的角度研究企業跨國投資，是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但它仍是一種靜態的、微觀的理論。

（五）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是近年來由西方學者提出來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由直接誘發要素與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是指投資國和東道國擁有的各類生產要素，間接誘發要素是指生產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環境要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避免了單純研究發達國家的實踐而得出結論的弊端，但是此理論仍然是局限于靜態上的研究，缺少從動態上對跨國投資的發展進行分析。

二、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現狀

（一）跨國投資快速增長。自2002年以來，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持續快速增長期，并呈現出不斷加速趨勢，近十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38.5%，年同比增長率平均達到43.1%。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2008年，該類投資比2007年增長了一倍多，達到559.1億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億美元。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仍有較大增長空間。一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能夠反映該國對外投資相對其經濟的發展水平。2011年，我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的1/2，在金磚四國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國投資目標市場日益廣闊。我國對外投資的目的地由上世紀80年代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擴展到周邊國家及發展中國家，2008年成為一個分水嶺，對亞洲的投資流量占比呈現出明顯的“倒V”型，而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變化趨勢。2008年后，對歐洲的投資增加也比較明顯。

（三）跨國投資行業、領域不斷拓寬。我國企業在各個行業均有投資。從具體產業看，以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為主，2011年末這三類產業企業數量分別占30.8%、25.3%和12.5%，合計占境外企業總數的68.6%。我國對外投資已由初期的進出口貿易、航運和餐飲等少數領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資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務業等國家鼓勵的領域。隨著全球化浪潮的發展，各國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開放度越來越大，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行業的跨國購并成為推動跨國投資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國投資主體日趨多元化。我國對外投資主體從初期以國有外貿商業公司和工貿公司為主，轉變為目前已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為主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多種投資主體相互配合，發揮各自優勢，豐富國家投資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資類型。

（五）跨國投資形式日益豐富。我國對外投資從建點、開辦窗口等簡單方式，發展到投資辦廠、資源開發，并開始采用收購兼并、股權置換、境外上市和建立戰略合作聯盟等國際通行的跨國投資方式。尤其是近年來跨國并購投資明顯增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金額較2007年增長了379.4%，隨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億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過250億美元，顯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統計，中國跨境并購數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占全球并購交易案數的份額2008年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一）跨國公司的管理體制不完善。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還屬于起步階段，管理模式還在摸索。管理體制還不穩定，不完善。大部分企業尚未形成科學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體制，對境外企業或管得過嚴、干預過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質、具有跨國管理經驗的國際化人才更是匱乏。

（二）東道國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對中國跨國公司形成挑戰。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業打破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把對人的關注作為重要尺度，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當今的跨國公司需要承擔更多的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我國過去長期粗放增長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為開展跨國運營的隱形障礙。部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不夠強，對當地政治、社會、環境關注不夠 ，也亟須改變。

（三）跨國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跨國企業資金規模小，投資領域、行業比較落后，投資模式比較單一，研究與開發能力較弱，投資結構較差。

四、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策略

（一）政府應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國投資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國投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應高度重視跨國公司的發展，為其進行商業活動提供一個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與國際市場接軌，調節各類投資主體跨國投資行為、促進跨國投資活動的健康發展。政府應健全跨國投資制度，保護投資主體的利益。督促跨國公司建立內部經營體制，提高抵抗風險的能力。

（二）培養國際化跨國投資專業人才。在中國進行跨國投資的進程中，人才的培養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穩定性也是應該注意的問題。通過內部培訓，外部鍛煉，建立多樣化的人才隊伍。設立國際化人才培訓專項基金，匯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訓機構和企業傳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機配合，加強國際化人才培育。

（三）實施發揮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經營戰略。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全球一體化經營是跨國公司的一個主要特點，但全球化應該是各國各地區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達國家在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時，更加重視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要尋找合適的當地人、律師，熟悉當地法律法規、商務習俗，注重在經營管理實踐中培養本地管理人員。要進行本地研發，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節約運作成本，研發出有針對性的產品，保持技術優勢。要與本地政府建立雙贏合作關系，與本地企業建立長期誠信的友好合作關系。讓產品滿足當地人的需求，經營方式符合當地的法規習俗，經營目標符合東道國的發展戰略。通過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東道國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并強化自身整體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拓展經營領域，更好發展中國的跨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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