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循環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生態循環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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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循環經濟條件下生態農業的基本特點

（1）資源化

也就是要以污染排放的最小化為主要目標。應當針對產業鏈之輸出端，即廢棄物，以充分提升綠色農業技術的發展水平，也就是要運用對廢棄物實施多次的回收、利用與資源閉合式循環，從而實現廢棄物排放的最小而。資源化原則是一種輸出端的方法，能夠將廢棄物再一次地轉換成為資源，從而減少最終的處理量，這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廢品回收以及綜合利用。為了和資源化的過程保持適應，消費者要提升購買再生產品之意識，從而促進循環經濟之實現。

（2）再利用

也就是以廢棄物利用的最大化為主要目標。這一原則屬于過程性的方法，其目的在于盡可能地延長產品與服務時間，盡可能地多次或者以多種不同方式來使用物品，從而避免其太早成為垃圾。要致力于發展白色農業，也就是要開發與利用各種微生物資源，從而生產出各類無公害的綠色食品、無污染的飼料和其他能源。

（3）減量化

也就是要用資源投入的最小化為主要目標。這一原則所針對的主要是輸入端，目的在于減少進入到生產與消費過程之中的物質與能源流量，對于廢棄物之產生，主要是運用預防方式而非末端治理方式加以避免的，能夠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對于各種不可再生資源之耗竭性開采與運用。對于廢棄物的產生與排放則應當實施總量控制，在農業上主要是運用好該原則，使用最為科學和靈活的方法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

3循環經濟下發展生態農業的幾點思路

（一）大力提升農民群眾的農業循環經濟意識

當前，循環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下并非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經濟發展模式，迫切需要得到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與引導規范。因為我國農民群眾受教育程度整體上較低，對于資源的利用和環保等公共意識顯得極為淡薄，所以在向農民群眾進行宣傳時可向其展示一部分典型示范項目，帶領農民群眾實地進行參觀、考察，并對農民群眾實施培訓，從而讓其更好地了解資源和環境對于農業生產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還應當注重于循環經濟發展中經濟效益之宣傳，運用可預見的經濟收益以激發出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從而做到自覺了解循環經濟原理，積極參與農業循環經濟進程，進而取得理想的經濟成效。

（二）立足農業生態環保推進農業標準化建設

（1）要逐漸增加生態農業建設方面的投入

從而形成支持我國生態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性體系。鑒于生態農業具備了人、財、物力的投入量相當大以及技術含量較高之特點，國際上通常采用投入和補貼等相關支持政策。我國的現代生態農業起步比較晚、層次相對較低、經濟效益也比較差、經營較為分散，生態農產品的市場規模也比較小，消費者的認知度相當低，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充分地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在資金投入、信貸支持、稅收減免以及補貼等多個方面實施政策傾斜以及必要扶持，從而更好地拓寬農業投資途徑，持續增加對大型農業生態工程以及農業資源保護區之投入。

（2）要建立健全生態農業建設激勵體系

要更加積極地倡導與鼓勵企業承包與租賃荒地、荒山和荒灘等，開展植樹綠化與水土保持等農業領域的綜合性開發，切實健全農業生態環境的獎懲機制。

（3）要強化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

切實有效地控制各類環境污染的出現。要積極引領農民群眾依據當地生態資源環境之實際來發展好生態農業，控制使用化肥與農藥等各類化學物質，不斷加大有機肥、無毒性的生物肥料的施用力度，從而切實減少因為農業生產而產生的各類污染，并且積極整治水土流失。四是要強化農業領域的標準化建設，更好地發揮出標準化對于生態農業建設所具有的導向性作用。

（三）提升創新我國農村生態環境管理體系

要妥善處理好新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與管理之間的關系，明確其職能，加強農村管理工作，做到管理和建設同行，這是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保障。有鑒于此，應當建立健全新農村生態環境建設之引領機制，有效改進與優化資源在城鄉間的有效配置以及重新組合，對各地方政府以及農民群眾的行為加以引導，對于環境友好的措施應當進行全力扶持與鼓勵。應當建立起政府資金和金融資金之間的相互聯動體系，切實形成社會資本引領機制，促進對新農村基礎設施以及生態環境之投資，并且致力于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要健全完善環境和發展的綜合決策辦法，各地政府要設置農業生態發展專業機構來健全農業生態環境管理機制，并且組織與協調農業生態環境取得可持續發展。

（四）強化農業技術體系建設以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

（1）要增加對生態農業技術開發加以支持之力度

不斷提升生態農業技術的發展水平。在持續增加國家財政對于生態農業技術投入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吸引社會各方資金用在生態農業科技建設與開發上，從而逐步形成和健全投資與收益相互掛鉤的新機制，并且形成多元化生態農業科技投入機制，為我國生態農業的技術創新提供相應的技術條件。

（2）要認真汲收傳統生態農業技術之精華

切實推動現代生態農業技術的創新步伐。因為我國傳統生態農業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間作套種、休耕輪作以及精耕細作等技術與經驗，因而對于發展生態農業具備了非常好的繼承與借鑒價值。然而，生態農業同樣還需要高新農業技術之支持，如今，一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工程技術、生物技術、現代信息技術以及遙感技術等均被廣泛地應用到生態農業建設之中，從而實現了生態農業的高技術化以及信息化，因而值得我們認真進行學習與借鑒。

（3）要健全完善生態農業技術推廣機制

積極培育我國農村生態農業技術服務、咨詢以及轉讓等各類中介機構，全面鼓勵與引導建設各種生態農業協會，從而健全完善生態農業領域的科技推廣網絡，提升農業技術推廣工作者的專業素質，進而為生態農業科技實現成果轉化奠定良好基礎。

（五）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應當說

農村生態農業與循環經濟之發展需要得到相關法律法規的切實保障。但是，目前階段我國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尚不夠健全完善，主要體現為不夠系統和靈活，通常是照搬與照抄城市環保立法，在現實之中很難加以執行。相關農村生態農業與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依然存在著大量空白，往往只能零星地散見于各類單項法規之中，缺少一部真正具備了統領性與可操作性的高位階法律。因此，要想發展以循環經濟為基礎的生態農業，迫切需要以整合當前較為分散的條文或者立法為基礎，形成一部以廣大農村地位為主要對象，在農村具備了極強可操作性的、系統性的農村領域循環經濟法律。在此基礎上，環境法當中也要明文規定各級政府一定要把生態農業、循環經濟等內容列入到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之中，從而把生態農業、循環經濟之發展狀況真正視為判斷當地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標準，明確相關監督機構以及人員，保障生態農業在農村地區得到又好又快的發展，進而有效減緩我國農村環境惡化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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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生態旅游發展的現狀與問題

生態旅游是現代文明標志之一的旅游產業，它有著一百多年的歷史，目前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產業。由于我國的生態旅游業發展起步較晚，因此大多還停留在初期發展階段。總的來說，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旅游資源缺乏規劃，盲目開發

縱觀我國許多新開發的生態旅游地，我們存在問題有很多。其中沒有規劃與規劃和建設不合理的問題尤為突出，成為生態旅游資源遭受破壞的首要因素。有不少的開發商、管理者，他們將景區的“精品化”建設誤解為多蓋建筑物，其結果造成了很多景區的“城市化”。

2.風景區生態環境的日益退化

一些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它們希望通過旅游業的收入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它們缺乏管理和經營人才，在對旅游資源認識不足的情況之下，采取掠奪式開發的手段，來追求明顯的短期效益，使得景區的管理顯得十分粗放。這種發展模式嚴重的毀壞了旅游資源的不可再生性，造成了旅游質量嚴重下降，景觀嚴重衰退的結果，使得真正的生態旅游難以開展。

3.監督機制不健全，缺乏科學的管理

生態旅游景區的多頭管理現象嚴重影響了其科學的管理。例如：水利風景區歸水利部門管理、森林公園景區歸林業部門管理、生態觀光農業園區歸農業部門管理等。統一的行業標準和管理體制，會降低旅游開發難度。然而在多頭管理之下，各部門會相互推卸責任，因而利益沖突等問題頻繁出現，沖突多于積極合作，自然環境必然會成為它們的犧牲品，風景區也不能真正做到有效管理。

三、推動生態旅游快速發展的政策建議

1.進行旅游區空間規劃

怎樣從整體上來保護生物和瀕危物種的多樣性，不僅僅要合理的設計好自然保護區，還要考慮到不同的棲息地之間物種的交換與遷移，考慮到它們與周圍區域的生態聯系。要求若干的功能相同的保護區的保護從散點狀走向網絡狀，從孤島式開發轉向開放式經營，協調景區的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

2.加強領導，建立管理體系

加強和完善市政府、市委對生態工作的重視。將生態旅游業列入全市經濟的發展計劃，來保證生態旅游業的積極健康發展。將生態旅游作為主導性旅游宣傳，搞好政府基礎性和引導性的投資。加強林業部門和旅游部門對生態旅游發展的綜合協調、督促檢查、指導服務、審查把關等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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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環經濟理論應用于生態城市建設的必要性

循環經濟理論應用于生態城市建設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點：

（一）自然資源的稀缺性

隨著各項科學技術地不斷創新，人們極大拓展了自然資源的利用深度和廣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整個社會的發展。但是，自然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正是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使得在生態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正視資源使用的持續性。循環經濟正是在“3R”原則下，為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另外，它還在一定層次上促進了社會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優化，提升了環境質量以及人們的生活質量。

（二）生態城市建設的高效性

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不僅注重經濟發展的數量和速度，更注重發展過程中體現的經濟質量。因此，生態城市建設是一種高效的經濟增長模式。生態城市不再將發展的速度單純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而是將經濟發展的重心偏向于經濟增長的質量，以及城市各要素間是否科學、合理，以期從全局出發，切實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水平。循環經濟追求資源的循環利用，立足于人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相處，改變了傳統低水平生產方式，恰好適應了生態城市建設的發展要求。

（三）循環經濟理論實踐的轉化要求

為保證循環經濟理論更好地在生態城市發展中發揮巨大作用，應對該理論實施提出如下實施要求：

（1）提升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率。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人們對資源需求量日益增加，如果不加以改善，生態環境將更加惡化，由于對環境問題認識不足，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出現了嚴重問題。因此，必須在發展過程中，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思路，引入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盡可能地用可再生資源代替不可再生資源，走可持續化發展路線，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2）確立和完善綠色消費制度。

綠色消費作為一種時尚、健康的消費方式，直接反映了循環經濟發展思路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程度。綠色消費與傳統消費方式相比，有較大的區別。傳統消費忽視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單純地建立以人的需求為中心，滿目追求超前消費、奢侈性消費等消費意識，無視消費行為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而綠色消費則是在現有資源合理利用的基礎上，降低人類消費行為對環境的破壞，是一種可持續性的消費模式。循環經濟的有效實施，不僅需要企業、大眾的積極參與，而且還需要政府的正向引導，倡導綠色消費，建立完善的綠色采購制度，在整個社會形成綠色消費的消費模式。

（3）轉變GDP核算體系。

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將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核心的評價指標，以此反映出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但是在傳統經濟模式下，人們僅單純地獲取自然資源發展經濟，而忽略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給自然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效應。國內生產總值（GDP）并沒有將這種負面效應計入國民經濟體系當中，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統計方式。基于循環經濟理論的增長模式摒棄了傳統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在綜合評價國民經濟時，應該引入可反映生態經濟發展情況的指標，以此客觀地評價循環經濟理論下生態城市建設的效果。

三、基于循環經濟理論的生態城市建設途徑

（一）發展生態農業、工業、旅游業以及環保產業

（1）大力推行生態農業。

積極引導生態畜牧業、生態種植業，合理使用農藥、化肥，降低白色污染程度，構建良性的大農業生態環境，促進生態農業的良性循環。

（2）積極發展生態工業。

工業發展應該堅持低環境破壞、低資源消耗，減少重復性建設。對于某些有污染的工業企業，應立足于產業結構發展方向，采取關閉、停業、并購等一系列措施。新上馬的工業項目，特別是化工項目，應進行嚴格的環境評估，并實行集中布點，使其處于遠離城區的下風位置，以減少工業企業污染物向城市的排放量。

（3）發展生態旅游業。

發展生態旅游業最基本的條件是維護本地自然生態環境。生態旅游業使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的互動機制，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低利用的現狀。

（4）推進環保產業發展。

政府應該從宏觀層面推進環保產業發展，并合理立法，制定完善的財政稅收政策，引導及提高社會各部分環境保護的綜合能力。對于個人，政策應增加個人污染的處罰力度，強化個人污染的約束性；對企業而言，政策可從企業稅收、水電、價格等方面給予優惠，正向強化企業環保產業的投入力度。另外，還需提高城市建設者的環保意識，加大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增強城市污水處理能力以及處理深度。

（二）從法律和道德層面強化形成綠色消費觀念

綠色消費不但涵蓋生產過程，而且與人們生活消費過程有緊密聯系。綠色消費觀念的形成，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從法律層面建立有關法令、法規，以強制規范人們的行為；第二，加大社會輿論宣傳力度，使人們從道德上意識環境資源對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要性，從而自覺規范自身行為。綠色消費觀念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應該建立長遠的消費激勵機制，保證生態城市建設順利開展。

（三）大力推行住宅生態化

現階段，房地產消費已成為人們的主要消費之一。隨著生態城市建設的不斷推進，生態住宅概念順應而生。生態住宅鼓勵資源節約利用，倡導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居住環境，著眼于城市居住環境的統一、協調以及人性，最終達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間的協調與統一。因此，大力推行住宅生態化，不僅順應了生態城市建設發展的方向，而且對循環經濟理論在生態城市建設的開展也具有突出意義。

（四）補充及完善綠色循環經濟核算體系

循環經濟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必然產生費用及效益，這也是許多企業不得不考慮的問題。為了適應循環經濟生態城市未來發展方向，應對傳統的會計核算體系予以補充，加入企業綠色資產、環境成本、社會成本、綠色利潤等核算項，以詳細反映綠色循環經濟核算體系各重大層面問題。在循環經濟核算體系未來發展中，應重點突出綠色會計的核算資料，充分披露綠色會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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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青海的資源決定了我們有條件在發揮特色上出優勢。青海地處世界屋脊,由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決定,它具有獨特的自然地貌和海拔高度,不僅山川藏珍、戈壁埋礦,而且具有其他地方少有的高原特殊氣候和在這一氣候條件下派生的珍稀生物資源,有在全國獨具優勢的水電、鹽湖資源,獨特的畜牧草地資源,太陽能、風能資源,獨樹一幟的高原地貌景觀,眾山之巔、眾水之源和頗具特點的民族文化、人文景觀等。這些豐厚的特色資源為青海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奠定了得天獨厚的基礎和條件。只要善于開發這些優勢資源,就能夠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產業發展模式。依據省情,青海特色經濟的構建可以從四個方面展開。第一,著力發展壯大鹽化工業,逐步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鏈。第二,重點發展中藏藥業、綠色食品業、有機食品加工業和高原生態農牧業,逐步形成國內具有影響力的產業鏈。第三,發展水電、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和特色高新技術產業,逐步形成在西部地區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鏈。經過努力,最終形成世界高原生態基地,全國鹽化工加工基地,中藏藥生產基地,西部水電——高耗能工業基地和石油天然氣開發基地。第四,以發展特色旅游業為龍頭,經濟推進現代服務業。在保護自然生態和歷史文化的基礎上,有規劃、高起點、高水平地面向市場開發各類旅游資源。

2發展生態經濟是青海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選擇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經濟與生態,二者是相輔相成、水融、互為條件的關系。生態系統對經濟活動有著極大的制約能力,經濟要想求得可持續發展,必須保護和建設好生態系統,發展生態經濟。生態經濟是以保護和發展生態產業為核心的一種新型經濟模式,具有生態系統性、公共性、全球性、持續性的特點。

青海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是亞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的區域,起著江河水文循環的重要作用。青海生態又十分脆弱,水土流失、沙化現象日益嚴重。尤其是湟水流域、青海湖流域和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已經成為青海發展特色經濟的嚴重阻礙和最大的隱患。因此,在青海未來的發展中必須把保護和建設生態作為根本任務。

青海生態總的看是在經濟發展滯后的情況下不斷惡化的。解決這一問題,關鍵還是在于加快生態經濟的發展,把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一是加大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力度。草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的農業走向現代化的標志。草業的發展可以興起一個大產業,推動產業化發展。種草本身(從種草到加工、儲存、銷售、繁育草籽)能創造出較高的經濟效益,同時拉動畜牧業。草既是經濟作物,又是生態作物;既可以體現長遠的生態效益,又可以當年轉化養畜,實現眼前利益。搞得好,就可以從根本上調動農牧民治理改善生態環境的積極性。因此,要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扶持,加大力度,不斷擴大退還規模。這里關鍵是要搞好規劃,把種草種樹同結構調整、產業化發展結合起來,退耕還林還草,恢復生態,發展畜牧業。

二是大力發展高效農牧業、促進生態保護和治理。在退耕還草的同時,要把著眼點放在高效農牧業上來。要圍繞結構調整和特色農牧業經濟大搞設施農牧業,在牧區進一步加大力度建設防災抗災基地,種植高產優質牧草,利用溫棚種植根莖類作物,大搞牛羊育肥、自繁自育,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改放牧為圈養。在農區把種草和種植經濟林結合起來,進行牛羊育肥和西繁東育,支持發展農畜果菜加工業,鼓勵發展新的高收益產業,開辟更多的收入增長渠道,對農畜產品龍頭企業給予更加優惠的政策,帶動廣大的農牧民獲得更高的市場效益,走經濟發展與生態改善的良性發展道路。

三是積極推動農牧區能源結構調整。我省電力、石油天然氣資源豐富,在農村牧區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推廣用電用氣取暖、做飯,替代傳統的燒柴燒草習慣,把林草效益轉化為養殖效益,這對保護生態,凈化空氣都有重大意義,應選若干地方進行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推廣。

3發展循環經濟是青海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戰略

循環經濟是人類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建構的經濟系統,并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去。其特征是自然資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廢棄物的低排放。所有的物質和能源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以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使環境合理性和經濟效率性得到了有效的結合。青海經濟的發展,更迫切需要循環經濟。

青海循環經濟實踐中,較成功的經濟體有錫鐵山鉛鋅礦循環經濟共生企業群,其產業鏈主要由西部礦業公司錫鐵山分公司鉛鋅礦及選礦廠、青海創新礦業公司的硫酸廠、中匯礦業鐵金礦、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產廠、大柴旦硼礦、大柴旦地區的八家硼酸廠以及擬建的硼鎂肥廠和余熱綜合電站組成。根據核心產品特點,該產業鏈中包含以錫鐵山鉛鋅礦開采為核心的鉛鋅礦生產生態工業群落、以青海創新礦業公司硫酸產品為核心的硫酸生產生態工業群落和以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產廠為核心的水泥生產生態工業群落。該企業群每年產生1000余萬元的循環經濟效益,同時也帶來了良好的環境效益和顯著的社會效益。

青海發展循環經濟,主要以提高資源利用率和減少廢棄物排放量為目標,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為動力,強化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意識,加強法制建設,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為此,要用循環經濟的理念和原則,規劃青海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強化政策導向,營造發展循環經濟的法制環境;加強組織領導,形成發展循環經濟的管理體制機制;以礦產循環發展為突破口,不斷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水平;以保護與開發并重,大力推進生態工程建設;加強廢物回收利用,積極開展城市循環經濟試點工作;突出重點,加快制定推進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型生態農業,努力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建立循環生產技術體系,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技術支撐;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發展循環經濟的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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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環經濟。循環經濟就是在物質循環、再生、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是一種建立在資源回收和循環再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核心是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原則是資源使用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再循環，生產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使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按照清潔生產的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實現經濟活動的“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動，容環保于生產和消費過程之中。

(二)生態產業發展。生態產業是具有較強生態系統承載能力、高效生態過程及和諧生態功能的集團型產業，是對行業生產、流通、消費、回收、環境保護及能力各環節建設的縱向結合和不同行業生產工藝橫向耦合。

二、寶雞產業生態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

(一)區位優勢。寶雞市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處在西安、成都、蘭州、銀川省會城市的交通中心，是連接西北與中原、中原與西南的重要通道。隴海、寶成、寶中鐵路交會在此，是連接包蘭、成昆線的全方位鐵路交通樞紐。境內公路里程12280公里，以310國道和GZ45為主軸，以西寶南北線及關中環線干線為骨架，以縣鄉公路為脈絡，形成了“三橫五縱一環”公路網絡。寶雞機場也正在規劃建設，是西部地區交通物流的重要樞紐。

(二)資源優勢。寶雞各類資源豐富，開發潛力巨大。特別是礦產資源優勢突出，有色金屬鉛鋅和金的儲量分別占到全省的77．36%和35．2%。化工、冶金、建筑的原材料石灰巖儲量居全省之首。煤炭遠期儲量約61．3億噸，埋藏深度1000M以上的淺煤層規模較大，形成了戚家坡煤，北馬坊、郭家河、麟游—隴縣煤礦區，是我國13個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境內有渭河、嘉陵江等大小江河三百多條，水資源總量55．45億立方米，占關中地區的44．8%。電力裝機容量210萬千瓦，總發電能力可以達到135億千瓦時，是西北電網的重要樞紐。

三、寶雞產業生態轉型與循環經濟建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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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土地污染嚴重有調查表明，我國化肥年使用量達到4214萬t，占世界的35%，平均施用水平為368kg/hm2,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所設置的安全上限，使得土地污染嚴重。以氮肥為例，它在土壤中會發生硝化反應產生硝酸鹽，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交換性氫離子，與土壤吸附性復合體相接觸時，會使土壤中的堿性離子淋失。此外，除草劑中所含有的阿特拉津、氟樂靈等在土壤中殘存1a以上，也會對土壤造成嚴重污染。這些問題都會降低土壤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使土壤中的污染物質難以轉化及降解，從而導致土壤嚴重板結和養分流失。

1.3農業生產規模過小制約生態循環農業發展若想使生態循環農業得到有效發展，適度的經營規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國目前的現狀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在農村，每戶耕地在0.53hm2左右，勞動力平均耕地約0.27hm2，而且在地區分布上也極不均衡。這種過小的農業生產規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成本的浪費，使得土地和勞動的生產效率不高；而生態循環農業技術在這種小規模的農戶中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很低，使得農民采用的積極性不高，使用率低，限制了生態循環農業的發展。另外，這種分散的、小型的生產規模，也使得農戶在農業資源的利用和農業生產上缺乏限制，隨意性較大，這都不利于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的推廣和使用，而通過政府使用強制手段、施加外力來督促農戶采用循環農業技術，也會因為交易費用和監督費用過高而行不通。

2農業配套種養結合型技術模式

隨著生態循環農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技術的不斷創新，多種多樣的農業配套種養結合型技術模式開始發展起來，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本文就選取幾個典型的農業配套種養結合型技術模式進行深入研究。

2.1稻—鴨共育的生態技術模式稻鴨共育是一項不需要使用除草劑而農藥施用量又少的低成本生態農業技術。一般情況下，20d左右大的鴨子按225只/hm2投放到栽種不久的稻田，以鴨糞肥田，基本能滿足水稻生長所需的追肥量，而且除草、除蟲效果顯著，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病蟲害藥劑對農作物的損害，從而促進稻田的良性生態循環。稻－鴨共育的生態技術模式的具體優勢有以下幾點：

2.1.1可以促進養鴨的發展由稻鴨共育養殖的鴨子，將原來的庭院圈養改為了田間放養，鴨子可以在田間自行覓食，減少了鴨子的飼料成本。據相關數據統計，平均每只鴨子減少喂配合飼料2.4kg,就可以節省4.8元/只的飼料成本，還能增強鴨子的體質，降低了交叉感染病菌產生的幾率，從而使得發生鴨子疫病的現象也大為減少，能夠大大提高鴨子的成活率，為農戶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2.1.2可以促進水稻增產通過鴨子在田間的各項活動，如：覓食吃草、松土渾水、增氧通氣等，既可以對影響水稻生長的有害物質進行有效防治，又能促進水稻根系延展及分蘗發育成稻穗；而且鴨子在田間游動時，水稻也會跟著擺動，進而增強其抗病蟲、抗倒伏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使用稻－鴨共育的生態技術模式對無公害、綠色、有機水稻的生產種植體系的推廣和完善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

2.1.3改善土壤結構鴨子在稻田間不斷的活動，使綠肥紫云英、稻草等在嫌氣條件中分解出來的沼氣、硫化氫等氣體能從水稻土壤中快速排出，從而使得水稻根系能夠深扎入土壤內，促進水稻的良好生長。而且與常規的水稻栽培相比，稻鴨共育能減少土壤中的大孔隙，增加容重和水穩性團聚體，使得土壤的物理性能獲得良性轉變。另外，稻鴨共育可以避免用農藥防治水稻病、蟲、草害時給土壤帶來有害物質，有利于水稻土壤環境向自然環境方向修復。

2.2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果園—雞生態綜合技術是利用果園間隙地等資源，以自由采食、自然飼料為主，人工科學補料為輔，在良好的自然環境下對化學合成物的使用進行有效限制，實行舍養和放養相結合的模式。能對果園的土地與資源進行合理、有效利用，達到養雞、果園雙獲利的目的。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在環保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一種新型、高效的養雞綜合技術。具體優勢如下：

2.2.1減少果園肥料施用量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能夠減少果園肥料的使用量，為果園的經營節約成本。這是因為雞喜歡采食草籽和嫩草，從而能夠降低雜草的生長密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與果樹爭搶肥料與養分的對象，使果樹吸收更多的肥分，使得肥料的效用得到充分發揮；同時雞糞也是一種很好的農家肥，可以降低人工施肥的用量和成本。

2.2.2增強雞群體質果園可以為雞群提供一個空氣新鮮、水源清潔的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對雞病的傳染進行有效控制，從而降低雞的死亡率。但是在果園里養雞時，要注重雞的免疫工作。在果園內為了滿足雞的飲水需求，要有足夠的水源而且要保證水的清潔。可根據雞的數量設置相應的水盆或水槽，白天放養時最好不要放飼料，以保證水的清潔；在陰雨天雞不能外出覓食時，需要及時提供飼料，最好將料控制在25g/只。為了防止果樹發生病蟲害現象，需要對果園噴灑農藥，這時就需要巧妙安排，穿插閑置進行，避免農藥對雞群造成毒害。

2.2.3增加社會效益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下培養出來的雞大都是無公害、優質的土雞，可以對當地的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與利用，從而推動農村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雙贏局面。而且也能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為農民的發家致富開辟了新的途徑，有利于規模效應的形成。

2.3豬—沼—魚生態技術模式豬—沼—魚生態技術模式主要是利用飼料養豬，將豬糞發酵產生的沼氣作為能源，將沼渣、沼液用于水產養殖的一種生態養殖模式。其主要目的是圍繞主導產業，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以增加農戶收入。對這種生態技術模式進行推廣，能夠將國家的“科學發展觀”理念在實際中落實，對于城鄉的經濟發展具有良好的統籌作用，對改善農村面貌、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發展現代農業有著莫大的助益。其關鍵技術主要有以下幾點：

2.3.1豬圈的設置在對豬圈進行設置時，要按照兩欄設計，最低養殖量不得低于3頭，從而能夠為沼氣池提供足夠的原料。建設地點要盡可能選擇在房屋的后面、地勢較高的地方，而且在豬圈的朝向上還要保證能夠避風、向陽，這樣不僅能減少豬圈的占地面積，在冬季時也能起到保溫、防治疫病的作用，同時也不影響所在地方的村容村貌。

2.3.2建設標準沼氣池沼氣池是“豬—沼—魚”生態技術模式的中間環節，有著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作用。所以在建設沼氣池時，要按照標準去建設，并且要分設多個沼氣池，以便輪換使用，確保原料在發酵過程中能夠正常運行。

2.3.3合理進行魚、豬放養在魚苗的選擇上要慎重，并不是所有的魚都能夠用沼肥飼養，目前的沼肥養魚以鰱、鳙魚為主要品種，對魚的放養量要以池塘條件和飼養管理水平為依據。通常情況下，精養魚塘一般每667m2投放大規格魚種1500～2000尾，粗養魚塘每667m2放養1500～1000尾，其中鰱鳙魚和混養魚的比例是3:2，而且混養魚要以底層魚為主，這樣才能對水層進行合理利用，增加單位面積產出，可選用名優新品種進行投放。

2.3.4加強日常管理工作要適時調節水質，魚種放養后要每周加1次水，加水量深度可控制在10～15cm之內，到6月中旬達到最高水位時，可以延長加水時間，每隔半個月澆1次水；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都要進行巡查工作，檢查的內容包括：沼氣設施運作情況、魚豬吃食情況、養殖水體水質情況、豬圈衛生情況等，一旦發現問題，要及時處理，以保證整個程序正常運行；要保證豬圈內溫度適宜，及時做好通風、降溫、保暖等工作；對沼氣設施也要進行經常性的檢修，防止泄漏、污染現象的出現。

2.4秸稈還田生態循環技術模式秸稈還田后，對微生物的活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能夠加強生物的固氮能力，避免氮素損失和作物中后期脫肥現象的產生，使土壤中代換性鉀的水平得以提高，同時還為土壤增加了硫、硅等微量元素。秸稈還田生態循環技術模式中要注意的問題有如下幾點：

2.4.1注意秸稈的翻埋量秸稈直接還田時，翻埋量不宜過多，一般每667m2最好不要超過500kg，否則就會使秸稈腐朽速度變慢，影響作物的正常種植。而且秸稈在腐朽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有機酸，對作物的根系具有嚴重的損害作用。

2.4.2注意翻壓時間和方法在翻壓時間上，最好是一邊收割，一邊耕埋，因為剛剛收割下來的秸稈含水量是最高的，如果這個時候進行回田處理，能加快秸稈的腐解。

2.4.3注意避免病害傳播農作物中一些特殊的秸稈很容易引起病蟲害的傳播，如病蟲害嚴重的水稻、玉米、大豆等秸稈，這類秸稈在還田前，要對其進行高溫堆漚處理，然后再施用，這樣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病蟲害的傳播。

2.4.4加強水分管理土壤中的含水量的高低對秸稈腐朽速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在秸稈還田時，要對秸稈進行切碎處理，然后再翻埋到土壤中，翻埋的深度可控制在20cm左右。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覆土時一定要嚴密，以免出現跑墑情況；對于一些墑情較差的土壤，在翻耕后要及時進行澆灌；而對于墑情較好的土壤應該鎮壓保墑，這樣可以使土壤變得密實，便于秸稈吸收水分和分解。

2.4.5加強養分補施加強養分補施是為了能更好地解決微生物與作物幼苗爭奪養分的矛盾，因為大多數糧食作物秸稈的碳氮比都很低，如果不增施化學氮肥，微生物為了分解有機物質，必然會與作物幼苗爭搶土壤中有限的速效氮素，從而對幼苗的正常生長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在秸稈還田的同時還要相應的增施氮肥，也可以選用過磷酸鉀，也能起到增加養分的作用，從而促進秸稈的快速分解，使肥料的效用能夠得到充分發揮。

篇（7）

筆者曾擔任研究生處長和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秘書多年，根據往年的工作經驗和兄弟院校的有關情況，對研究生畢業論文的規范和質量監控進行了較為詳細地分析研究，認為目前我國農業院校研究生畢業論文較普遍地存在選題重復前人研究、參考文獻收集不全、統計分析方法使用不當、論文書寫欠規范、研究工作創新性不強等問題。大家往往認為研究生畢業論文質量一定要通過同行專家才能進行評價，因而造成研究生畢業論文質量測評無法下手開展，使得許多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質量監控或名存實亡或根本就無人提及。而實際上上述大部分問題不一定要通過同行專家才能檢查和監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制訂規范化的要求，由學校統一組織的學術組織進行審查鑒別。在同行評價難于全面展開的情況下，可制訂一般性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質量測評指標體系，供學位評定委員會或由其指定的專家組對研究生畢業論文質量進行測評，而關于學術創新方面的內容則組織同行專家進行選擇性的測評，即規范性評價與創新性評價相結合，全面評價與選擇性評價相結合。這不失為當前狀況下監控研究生畢業論文質量的優選之策。由于研究生學科眾多，所屬門類較廣，不同門類之間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撰寫要求和質量可能存在較大差別，此處僅對農科類研究生畢業論文質量方面存在的問題、質量標準和監控措施分為如下幾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選題要求

目前，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重復他人研究，缺乏創新性及難度不當等。有的研究生為了保證論文工作的順利完成而選擇難度過小、工作量偏少的課題，或置理論和應用研究價值而不顧，完全照搬前人的研究路徑選擇相對容易的研究材料開展工作。

研究生教學行政管理部門應針對上述類似問題提出具體的規范要求以約束指導教師和研究生的選題工作。論文選題應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根據所學專業和研究方向來確定，盡量與指導教師的研究課題相結合。論文選題的具體原則及要求應包含如下內容：

（一）論文選題應具有-定的創新性研究生論文選題，一般分為基礎、應用基礎和應用技術研究等類型。無論是哪一類選題，都應重視其在學術方面的創新和開拓。所選題目應是前人沒有專門做過的；或已有人研究但當前還尚無理想的結果，有進一步探討的廣闊前景；或是目前在學術界有分歧，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或原研究方法、手段和技術過于陳舊落后，有待創新后得出新的結論。學校和基層培養單位應鼓勵研究生實行風險選題，向未知領域進行探索，但這必須要有相應的機制，避免造成研究生非個人原因而延誤畢業。

（二）論文選題應具有^定先進性研究生論文選題要注意在技術方法應用方面的先進性，即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技術應先進適用。基礎理論研究要選擇處于學科前沿，在科學技術發展與應用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應用基礎研究應選擇既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又有實際應用前景，力求是國家或部門的重點科研課題，或是企業、科研單位急待解決的科研課題。

（三）應用基礎和應用技術研究等類型的論文選題應考慮其社會經濟應用前景這類選題要密切結合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一些急需解決的科技難題，力求使其能產生一定的社會、經濟或生態效益。

（四）選題難度和工作量大小要適中，要體現較高的水平，杜絕照搬前人研究成果，重復別人做過的工作論文選題不宜過大，過大不能深入，也難以在規定時間內得出結果，但更應避免為了順利完成任務而有意選擇取材容易、難度偏小或路徑過于簡單的課題。在指導研究生論文選題時，指導教師要注意了解題目實現的可能性，充分考慮現有實驗設備、場地、資料、經費等具體條件。同時，還應考察課題涉及的理論范圍及數據計算方法與規模，并對試驗手段進行初步分析，以確定論文選題的可行性。

在具體進行畢業論文質量測評時，可重點根據上述幾個方面制訂測評指標，并確定相應的權重。

二、論文規范

學術論文是某一學術課題在實驗性、理論性或觀測性上具有新的科學研究成果或創新見解和知識的科學記錄；或是某種已知原理應用于實際中取得新進展的科學總結，用以提供學術會議上宣讀、交流或討論；或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或作其它用途的書面文件。

學位論文是表明作者從事科學研究取得創造性的結果或有了新的見解，并以此為內容撰寫而成，作為提出申請授予相應的學位時評審用的學術論文。研究生學位（畢業）論文即為學術論文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在撰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必須遵守學術論文撰寫的基本規范。

（一）論文格式在格式上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中有關“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中的有關規范要求，在數字用法、符號和計量單位使用等方面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使用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業標準》等法規條文中的有關規定。至于畢業論文中的各層次標題與序號、參考文獻、字體及其大小、各部分應包含的主要內容等方面的寫法除了應遵守學術論文撰寫的一般性要求和常識外，還應遵守學校有關此一方面的規定。很多高校為了統一研究生學位論文書寫形式，還相應制定了有關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形式規范。

目前，研究生畢業論文在規范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數字符號、略縮語和計量單位使用不規范，如有的研究生仍以畝來作為面積單位；論文格式失范，如有的學位論文未按規范要求使用三線表，參考文獻的排列和書寫格式不規范等；表達不夠流暢，邏輯性差，循環論證等。

（二）英文摘要目前，研究生畢業論文英文摘要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撰寫不符合學術論文摘要的基本規范，“漢語味”太濃，句式和詞匯使用不地道等方面。如在科技論文英文摘要中應用過去時態敘述作者工作，用現在時態敘述作者結論，但很多研究生未能按此要求撰寫，在時態使用上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除此之外，甚至出現文法不當和略縮語、代號及法定計量單位使用錯誤的現象。

英文摘要是應用符合英文語法的文字語言，以提供文獻內容梗概為目的，不加評論和補充解釋，簡明、確切地論述文章重要內容的短文。英文摘要必須符合“擁有與論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的原則，應重點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結果和結論4個要素。據此，農科類研究生畢業論文的質量標準和監控指標可包含：內容的完整性，英語語法錯誤率，符號和法定詞語使用錯誤率等。

（三）參考文獻目前研究生畢業論文中有關參考文獻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參考文獻收集不全面，部分研究生則為了湊數，竟然將二次文獻不經查閱原文甚至摘要都未看就列入，而將文摘性刊物中的文獻作為正式參考文獻列入的情況就更加普遍了。該問題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是部分參考文獻的年代過于久遠，這主要是因為部分高等院校或研究機構在某些領域的藏書和期刊訂購不夠全面，無法滿足研究生查閱文獻資料的需要，或盡管有相關的圖書和期刊收藏，但部分研究生仍然不愿花功夫查閱；現在各研究生培養機構信息化建設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但部分研究生仍不愿意花時間收集校外的文獻資料。

參考文獻應著重考察學生選用參考文獻的數量、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參考文獻發表的年代。具體進行測評時可就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列出具體的指標要求，供評估該項指標時使用。

三、創新工作

創新是學術發展的靈魂，是科學研究的原動力所在。創新在研究生學位論文方面可體現在研究思路的創新，研究方法、技術和手段的創新。在研究過程中對自然現象、實驗結果或實驗過程中出現的細微變化等超乎尋常的洞察力，并導致對此進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好奇心及由此得出的異于常態的結論，這更是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具體體現。

現在在學的研究生中很多人經歷的是從校門到校門的學習過程，由于我國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機制的束縛，使他們在過去的學習階段里較少接受到創新思維的培養和訓練，以至創新意識比較淡薄，他們在實際科研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較多的是“模仿式”的。這些研究生也“喜歡”閱讀本專業的文獻，但他們閱讀文獻的目的并不是找尋某一研究領域新的生長點，以便另辟蹊徑做出開創性的工作，而是從文獻中找尋他人的研究思路或是套用別人的研究方法、手段來完成自己的“學位論文”。殊不知，創新的對立面即“模仿”，創新最大的禁忌就是鸚鵡學舌、人云亦云，這種“邯鄲學步”式的研究方式最終必將遭到無情的淘汰。

篇（8）

掉了根的大樹。”的確，從整個中國歷史來看，道學的作用實與儒學不相上下，它們一隱一顯，

共同澆灌著中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對中國社會之發展和中華民族性格之形成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

響。

然而，長期以來，或者更準確地說，90年代之前，道學研究一直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如果說

儒學的研究可謂“門庭若市”的話，那么，道學的研究則可謂“門庭冷落”。有人將這種情況概

括為“儒熱道冷”，是大體符合實際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學研究開始步“儒學

熱”之后塵，受到學界的關注，并陸續出版、發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說用“道學熱”來揭

示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的特點，具有某種言過其實和“揚道抑儒”之嫌的話，那么，指出道學研

究構成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總的看，20世紀后半葉的20年特別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這種進展主

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關于老莊其人其書及其他道家人物與著作的研究；二是關于道家思

想淵源及學派演變的研究；三是關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質的研究；四是關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別是道家之道論與人論研究；五是關于道家思想的比較研究包括道家學派內部的比較研究，道

家與其他學派的比較研究，道家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六是關于道家之歷史地位與道學之現代

價值的研究；七是其他問題的研究，諸如道家與道教的關系研究，道學史研究，郭店道家簡研究

等等。前不久，筆者組織編寫《中國文化研究20年》一書，就中曾設專章，從上述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況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總結。通過這一總結，并通過與儒學及儒學研究

之情況的比較考察，我們感到，有幾個問題仍有必要提出來，以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和重視。

（一）關于道家之地位問題

80年代中后期以來，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和肯定，除

極少數論者執守揚儒抑道的立場外，絕大多數論者都普遍認同道家之重要歷史地位。這其中，有

一種看法尤為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這就是“道家主干說”。“道家主干說”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繼有陳鼓應，后有胡孚琛、呂錫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陳鼓應先生倡導最力最

勤。客觀地說，“道家主干說”的提出和討論，對于重新認識道學之歷史作用，推進道學研究的

深入，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然它與傳統的“儒家主干說”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隱含著學派的偏

見或門戶之見，潛存著發展為“獨尊道學”之可能。這是不能不讓人有所擔憂的。歷史上董仲舒

的“獨尊儒術”，給予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乃至中國社會的進步曾造成極壞的影響，教訓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們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認識，避免從重視道學、推崇道學走向“獨尊道

學”。事實上，儒學和道學在中國傳統哲學、傳統文化中皆有其顯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補互動，不論從積極方面抑或從消極方面，都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何以一定要人為地在二者之間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謂交叉主干，說的是，為中國社會不同時期

的歷史條件和文化需求所決定，儒、道在中國哲學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遞相變化和發展的。從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來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是儒學起著主導的作

用，占居基礎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歷史時期，則是道學起著主導的作用，占據基礎的地位。所

謂互補互動，說的是儒學的道家化和道學的儒家化。儒學的道家化傾向乃“道家主干說”論者所

持，道學的儒家化傾向目前學界尚無人這么提。事實上，這兩種傾向在歷史上都是客觀的存在。

前者說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補儒”；后者講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補道”。很顯然，

“互補”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是相互頡頏、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關于新道家、新道學問題

在儒學的歷史發展中，有所謂新儒家、新儒學。與之相對應，有論者認為存在一個新道家學派。

董光璧先生在《當代新道家》一書中明確指出：“當代新道家的思想幾乎是同當代新儒家并行發

展的，它是在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危機情勢下，由一批科學家發展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闡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義，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論證道家思想的現代性，美國科學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態智慧。“我把他們發展的道家思想的現代形式歸納為四個基本論點：道實論、生成

論、循環論和無為論。”這是“一種以科學新成就為根據的，貫通古今、契合東西的新文化

觀”，“一種基于文化趨同性的世界主義文化觀。”董先生稱李約瑟、湯川秀樹、卡普拉為當代

新道家的幾個“最引人注目者”。從中國學界來說，陳鼓應先生倡導“道家主干說”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對道學可謂推崇備至。盡管他們并沒有自命為當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稱之為中國

的當代新道家。與此相聯系，有論者如董光璧先生“確信重新發現道家具有地球船改變航向的歷

史意義”，有論者如胡孚琛先生進而提出創立新道學，以作為中華民族21世紀的文化戰略。這實

際上是要將道學提升為當代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礎地位或主導地位。從學術自由的角度

看，與新儒家、新儒學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一樣，新道家、新道學亦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理由。

但我們對“道學是參天地、贊化育、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學問，創立新道學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

史潮流中審時度勢，應變自強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戰略”（參見胡孚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的說法，眼下還只能保留意見。希圖新道學引領中國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許過高？不過，正如“道家主干說”的討論一樣，關于新道家、新道學的討論也將是有意義

的和必要的。

（三）關于道學與的結合問題

儒學研究中，人們曾就儒學與的結合問題進行討論，并取得一定的進展。雖然人們關

于二者能否結合的認識見仁見智，但多數論者普遍認為，“合則兩利，離則兩傷”。可是在道學

研究中，道學與的結合問題似乎未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依筆者看，探討道學與馬克

思主義的相同相異、相通相融關系，既是推進的進一步中國化，發展中國特色和中國

氣派的的需要，同時也是使道學獲得提升、獲得發展和發揚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馬

克思主義的進一步中國化，有賴與中國的經濟、政治特點相結合的同時，吸收包括道學在內的中

國文化的有益養分，從而充實和豐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學要實現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創造

性轉化，有必要以為指導，用理論來改造自身，使其獲得新的生機與活

力。現在，道學之現代價值和現代意義得到愈來愈多的人們的普遍認同，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實

現道學精神與的結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學之現代價值獲得充分體現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所謂“儒道互補”；在現代中國，顯然存在一個道學或儒道與的

互補問題。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學術界有人為之。

（四）關于道學的普及與大眾化問題

儒學研究中，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曾就儒學的普及與大眾化展開討論，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學普

及的實際工作，如儒家倫理的啟蒙教育，儒家經典的背誦等，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總的說，還

局限在學術討論的層面，從學術探討進入普及的真正的實際操作，還有很大的距離。然畢竟邁出

了可喜的一步。筆者認為，道學也存在一個普及與大眾化的問題。道學研究工作者在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為的。當然，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一方面，道學中有精華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們作出準確的價值判斷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學之普及化、大眾化不等于道

學之庸俗化、簡單化，其間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為如此，道學研究工作者更有責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養、理論素養、道學素養乃至語言素養，在道學之普及中發揮引導作用。現在的要務是

提高認識，重視起來，盡快將道學之普及與大眾化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五）關于道學史研究

隨著道學研究縱橫兩方面的展開，道學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在道學通史的研究

上，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黃釗先生主編的《道家思想史綱》，陸玉林等著《中國道家》，胡孚

琛、呂錫琛著《道學通論》等等。在道學斷代史的研究上，學術界較為注重者為先秦道學、魏晉

玄學、道教等。關于先秦道學，較為代表性的作品有：張松如、邵漢明著《道家哲學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學研究》，張運華著《先秦兩漢道家思想研究》等；關于魏晉玄學，較為代表

性的作品有：湯一介著《郭象與魏晉玄學》，許抗生著《三國兩晉玄佛道簡論》，趙書廉著《魏

晉玄學探微》，高晨陽著《儒道會通與正始玄學》，王葆玹著《正始玄學》等；關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國道教思想史綱》和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等。此

外，關于稷下道家、黃老之學、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問世。上述作品的先后發

表，對于人們克服揚儒抑道的傳統偏見，重新認識道學的歷史地位，無疑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

用。但總的看，與儒學史研究相比，道學史研究仍顯薄弱，至少現在還沒有一部貫通古今的全面

詳盡的《道學通史》。如果有一學界權威人士出來，牽頭組織編寫一部多卷本的《道學通史》，

當是道學研究與發展中之幸事。應該說，現在時機已經成熟。

（六）關于郭店竹簡與儒道關系問題

1973年，帛書《老子》的發掘，曾使老學研究取得新的進展。時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簡—

—《儒家簡》、《道家簡》的發掘，為儒學和道學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機和條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該方面已經取得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一些論文

集中反映在《中國哲學》第20輯、第21輯中。對于郭店楚墓竹簡的價值，學界給予了很高的評

價，海外學者甚至譽之為“中國的死海遺書”。還有論者說，郭店楚墓竹簡出土以后，整個中國

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需要重寫。在眾多研究成果中，一個頗為普遍的認識，是肯認儒道之相通

篇（9）

一、師生關系概述

前蘇聯著名的教育家克魯普斯卡婭曾說過：“教育的本質就在于建立個人與集體和社會這種實際聯系的關系和體系，以保證個人的社會化。”這句話說明了學校內部的關系系統是實現個人社會化的重要保證，而“師生關系是教育活動中最基本、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活躍的人際關系系統”[1]。師生關系是教師和學生為實現教育目標，以其獨特的身份和主體地位通過教與學的直接交流活動而形成的多性質、多層次的關系體系。師生關系不僅是人與人的關系在教育領域中的體現，而且是一個體現了人際、教學、管理等特征的關系。[2]師生關系的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和決定著教育活動的順利進行，作為教育系統中最基本的人際關系之一，師生關系是否和諧將會直接影響到教育的成效和成敗，也影響著學校的整體和諧。但新時期的師生關系卻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如師生校園暴力、師生關系淡漠、教師體罰、辱罵學生等，這些現象如果不認真對待和加以解決，將會直接影響教育改革的順利推進和發展。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在教育系統內部構建一種新型的和諧師生關系，以有利于使學生在和諧、愉悅的良好教育活動氛圍中健康成長。在新的形勢下，保持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學校各項教育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也是[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開展和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合格人才的必備條件。此外，“良好的師生關系是促進學生愉快地學習和減少學生問題行為的關鍵因素”，[3]它對學生學業的提高、智能的養成、品行的培養、健全人格的塑造，以及身心和個性等的全面發展和促進，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所以，如何有效應對和構建良好的師生關系并使之和諧發展，成為當今教育界亟待解決的重大研究課題，也是擺在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個突出而緊迫的問題，為此，復雜性科學領域中的自組織理論可以為我們構建新型的和諧師生關系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啟示。

二、自組織理論及其內涵

自組織理論是復雜性科學領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德國物理學家哈肯（H.Haken）認為，如果從組織的進化形式來看，可以將其分為他組織和自組織。如果一個系統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組織，就是他組織；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統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種規則，各盡其責而又協調地自動形成某種有序結構，即系統有序化的原因主要是內部的，這種有序化就叫做自組織。自組織系統與他組織系統的本質區別在于其組織力的來源。他組織系統的組織力來自系統外部，系統本身無進化的動力和可能（如機械系統）；自組織系統的組織力來自系統內部，即系統元素間相互作用以及系統和系統元素對外界輸入的物質、能力、信息的反應方式和過程（如復雜適應系統），其“微觀組元都是具有自身目的的積極活動的主體，它們的相互競爭和相互協作推動了系統的發展”。[4]

自組織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建立并發展起來的一種系統理論。自組織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復雜的自組織系統（生命系統、社會系統）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問題，它是研究在一定條件下，系統是如何自動地由無序走向有序，由低級有序走向高級有序的。自組織無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普遍存在的。一般來說，一個系統自組織功能愈強，其保持和產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強。自組織理論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它是研究自組織現象、規律，揭示復雜系統的形成、演化與消亡的一個理論群。自組織理論由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突變論和超循環論組成，但基本思想和理論內核可以完全由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學給出。[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從和自組織理論關系最為密切的三個方面即“耗散結構論”、“協同學”和“突變論”來談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

三、自組織理論視野下的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

我們知道，教育的基本要素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三個要素所共同組成的，其中教師和學生分別作為教育系統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體，師生關系共同構成了教學系統內部一對主要的關系。教學在本質上就是在一定的教育目的的指導下，由特定的學生和教師所組成的復雜適應系統，教師和學生構成了這一復雜適應系統的教學主體，二者以教育中介為交往對象，共同建構起來的一種旨在促進學生發展復雜適應系統。教育系統是復雜的社會系統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自組織的涵義和研究指向，我們發現教育系統也是一個復雜的自組織系統，這一自組織系統的組織力來自于教學系統內部師生之間的相互作用及系統外部之間各組成要素和組分之間的互相影響和作用，教學系統在這些組織力的作用之下，在有序和無序之間來動和轉換。在教學系統內部運用自組織理論來處理和研究師生關系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地嘗試，運用得當將有助于更好地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下面筆者就從自組織理論的三個方面來談如何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

1.耗散結構理論與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

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理論是比利時物理學家普里高津（LPrigoging）在熱力學的基礎之上于1969年提出來的。后來這一理論被推廣到包括社會系統在內的各種系統，用于解釋系統進化的動力、方式、途徑等問題。所謂耗散結構，是指“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系統通過不斷地與環境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會自動產生一種自組織現象，組成系統的各子系統會形成一種非線性相互作用，一旦系統的某個參數達到一定的閥值，通過漲落，系統就可以由原來混沌無序的狀態轉變為一種在時間、空間或功能上的[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有序結構，這種非平衡狀態下的新的有序結構稱為耗散結構”。[6]也即是說 ，一個開放系統在處于遠離平衡態的條件下，有可能突變為一個穩定有序的結構，這種具有有序結構的系統就稱為耗散結構。耗散結構需要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才能維持，并保持一種穩定性，且不會因外界的微小擾動而消失，它是一種“非平衡狀態穩定有序結構”。系統這種能夠自行產生的組織性和相干性，被稱之為自組織現象，所以，耗散結構理論又被稱為非平衡系統的自組織理論。

一個系統由混沌狀態向有序狀態轉化，形成耗散結構，至少要滿足和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開放系統；（2）遠離平衡態；（3）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存在著非線性的相互作用；（4）漲落導致有序。

學校教育系統是由教師、學生和教育中介等基本因素所構成的一個動態系統，師生關系是否和諧，將會直接影響到教育的成效。耗散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系統形成有序是需要條件的，作為教育系統中最為重要的師生關系這一主要關系，要想形成新的非平衡狀態下的新的有序結構即耗散結構，也需要具備和滿足一定的條件。那么教育系統中的師生關系是否滿足和具備耗散結構所需要的條件呢？首先，師生關系這一系統是開放的。系統要形成自組織結構，首要的條件就是要系統開放，因為只有系統處于開放狀態才能使系統與外部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之間的交換，使系統朝向有序的方向轉化。師生關系作為教育系統中一對關系，其有序和和諧的程度如何，既與師生內部之間如情感、心理、教學內容、課程、手段等有關，還與這一系統的外部環境有關，教育系統中的師生關系所面對的還有開放和價值多元的社會大環境下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無時無刻不對教育系統中的師生產生各種影響，使師生關系的有序結構不時發生著轉化，從無序結構走向新的有序結構。系統論告訴我們，結構決定功能，結構發生了變化，其功能也必然會發生相應變化。處于開放的教育系統中的師生關系必然隨著與外界進行各種能量和信息交換，使其結構發生變化，其功能也隨之發生變化，自組織現象也隨之出現，這樣就會使師生關系不斷趨向有序和和諧穩定。其次，耗散結構理論指出，一個系統要想形成新的系統和結構，系統還必須要遠離平衡。因為只有在遠離平衡時，系統才能實現不斷地與周圍和內部環境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從而保持系統內在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反過來又維持著系統的交換過程，如此來往反復，使新的結構得以自發形成。所以說，“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師生關系在與內、外界進行各種信息和能量的交換過程中，必然受到這些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響，使得師生關系產生震蕩，使師生關系系統內部的不平衡性加劇，這種不平衡又進一步促使師生關系系統與外界進行進一步的開放和交換，從而形成師生關系的新的有序結構，這樣就使師生關系這一系統不斷地與外界交換信息和能量，使師生關系充滿活力，形成新的有序結構。此外，要想實現系統走向新的有序，離不開系統內部諸要素的共同作用，系統內部要素作用關系是一種非線性的關系，即推動系統有序化的重要原因和動力在于各要素不是單獨作用的累加，而是系統內部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師生關系受到教師、學生、課程、方法、外部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師生關系不斷出現漲落和起伏，師生關系系統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征，也不斷地使師生關系從一個個不穩定狀態躍遷到一個個新的有序狀態。

所以，作為耗散結構的師生關系系統，是可以經由外界因素的影響而不斷發生變化的，這種因素既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教師與學生都是社會角色概念，師生關系是在教與學過程中形成的人際關系，師生關系主要受教與學指導與被指導職能活動的結構制約，而這種職能活動的結構，又因課程編制及其他相關因素有異。”[8]為了建立更加和諧的師生關系系統，我們需要使教育系統進一步與外界開放，不斷地使教育系統與外界進行盡可能多的能量和信息交流，教育及其行政機構要不失時機地對師生關系系統施加積極影響，使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不再僅僅局限在教育系統內部，而將其與周圍的外部環境結合起來，不斷地為師生關系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使師生關系不斷實現漲落和起伏，從而使師生關系不斷走向新的有序和和諧發展。

2.協同學對構建和諧師生關系的啟示

協同學（synergetics）是德國物理學家哈肯在激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是關于多組分系統如何通過子系統的協同行動而導致結構有序演化的一門自組織理論。哈肯認為，協同對系統的進化尤為重要，他認為“協同學”就是“協調合作之學”。[9]協同學研究的是那些極不相同類型的系統所普遍存在的共同特點，即一個由大量子系統所組成的系統，在一定條件下，子系統之間如何通過非線性相互作用產生協同現象和相干系統，使系統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組織結構，從而在宏觀上產生時間結構、空間結構或時空結構，產生新的有序狀態。[10]哈肯把協同學的基本原理歸納為三個方面：不穩定性原理、序參量原理和役使原理。不穩定原理指出，一個系統同時存在穩定性因素和不穩定性因素，其中穩定因素使系統保持穩定結構，不穩定性因素使系統產生震蕩，傾向于使系統離開平衡態，進而形成新的結構，不穩定因素是系統發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序參量在系統失穩時，能夠對系統中的其他參量進行綜合集成，使系統行為特征更加趨于持久穩定，它作為系統中的起決定作用的命令參量，一旦從系統內部自組織中產生出來，就成為支配系統的決定性力量，成為系統的組織者，支配著其他子系統和組分。在系統的穩定狀態下，系統各參量[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力量之間對比均勻，均無法主導系統的模式。但系統組分間的差異及非線性相互作用會使系統產生漲落，對系統產生擾動，使系統離開平衡態，這時，系統內部會出現變量來推動和役使系統朝新的結構和穩定性發展，使系統內部出現漲落，從而使系統趨于新的穩定和發展。這就是系統內部的協同作用。協同和競爭是系統內部組分相互作用的兩種方式，也是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動力。競爭使系統內部組分互相爭奪，努力使自己成為系統的序參量；協同使系統內部組分和各要素相互合作，共同行動，共同決定系統的狀態。競爭使系統內部各要素產生差異，使系統內部失穩，失穩產生序參量，序 參量導致新結構的形成，使競爭成為系統進化的動力。與競爭相比，協同使系統內部各組分和要素之間相互配合，共同行動，使系統形成新的有序結構和新的整體。“協同導致有序，有序需要協同。”協同是序參量實現對系統支配的重要手段，序參量支配系統的過程就是使系統組分與其協同運動的過程，因此，協同與競爭構成了系統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所以，協同學解釋了多組分系統通過組分間的競爭與協同產生有序結構的機制。

“協同學”作為一門“協調合作之學”，它對促進系統的進化和有序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系統內同時存在著穩定因素和不穩定因素，它們各司其責，共同維護著系統的發展。要想在系統內部實現新的有序結構，必須使系統離開平衡態，進入不穩定狀態，而不穩定因素是實現系統發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在系統處于震蕩和不穩定狀態下，需要發揮序參量在系統中的作用，因為它能夠對系統中的其他參量進行綜合集成，使系統行為特征更加趨于持久穩定。師生關系作為教育系統內一對錯綜復雜的關系，其內部也同時存在著穩定和不穩定因素，在師生關系系統中出現不和諧、不穩定狀態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利用這一系統中的“序參量”對師生關系系統進行綜合集成和協調，如師生關系僵化死板的時候，教師可以改變自己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另辟蹊徑，使自己的教學讓學生樂于接受和理解，這樣就會使師生關系得以緩解和改變。此外，為了使師生關系不斷走向新的和諧狀態，需要創造條件改變師生關系系統的結構，推動師生關系系統走向新的有序狀態。為此，需要在師生關系系統中引入協同和競爭機制，發揮二者在自組織演化中的動力作用。協同要求師生系統內的教師和學生等各要素之間相互合作，大家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共同努力和行動；而競爭使系統內的各要素之間互相爭奪，都努力成為系統內的序參量，這樣就會使系統內部產生差異，使系統失穩，產生序參量，使其成為系統進化的動力之源。為此，構建師生關系一方面要求教師和班級管理者強化同學們的團結協調意識，保持教育系統穩定，一方面要在班級管理和教學中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獎懲措施激發同學們的前進動力，合理拉開差距，在班級內部形成你爭我趕的良好局面，推動師生關系走向新的和諧和有序。

3.突變論與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

突變論（catastrophe theory）是法國數學家托姆（R.Thom）在1969年提出來的，它是研究客觀世界非連續性突然變化現象的一門新興學科，在生態學等各個領域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活動中，除了漸變和連續的變化現象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突然變化和躍遷現象，如種群動態的突然爆發或突然崩潰等。突變論是一門注重應用的學科，它與耗散結構論和協同論一起，在系統的有序和無序的轉化機制上，把系統的形成、結構和發展有機聯系起來，成為推動系統科學發展的重要學科之一。突變論特別適用于用來研究系統內部作用尚屬未知、但已觀察到不連續現象的系統。突變論的方法就在于試圖用數學方程來描述這種突變的過程，其研究的內容是從一種穩定組態躍遷到另一種組態的現象和規律。突變論的基礎是結構穩定性，結構穩定性的喪失，就是突變的開始。所以要保證系統結構不致發生突變，就要保證系統內部結構的穩定性。

師生關系作為教育系統內部一對重要的人際關系系統，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保持師生關系的穩定性非常有助于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突變論告訴我們，在自然界和社會系統內部，除了存在大量的漸變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突然變化和躍遷現象。突變的開始源于系統內部的結構穩定性的喪失，要保證系統內部結構不致發生突變，就要想方設法來保證系統內部結構的穩定性。所以，要想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就必須要保證師生關系系統內部結構的穩定性。師生關系系統內部結構包含有很多方面，既有物質層面的因素，也有精神層面的因素，這些因素共同決定著師生關系系統的內部結構，也影響著系統內部的穩定和功能發揮。“師生關系觀的構建，必須從多個視角出發，其中，人性論和教育學是兩個最主要的視角。”[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12]所以，對師生關系系統中所觀察到的那些不利于師生關系的萌芽因素，師生雙方要從尊重和民主的角度出發，要采取合適的方式將其化解在萌芽之中。如同一年齡段的學生，他們由于生活經歷、個性特征、心理結構等的不同，針對某個問題的看法和認識也不盡相同，做法也各不相同，教師要注意做到因材施教，對不同的學生和情況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避免傷害學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使師生關系產生矛盾。師生雙方要經常做換位思考，體諒對方的難處，在民主平等的基礎之上進行溝通，及時解決學習和生活所發現的各種問題。要盡量避免對發生于萌芽狀態的影響師生關系的不利因素置若罔聞，防止這些不利因素經過長期積累得不到解決而在師生關系系統中發生突變，從而改變師生關系系統的內部結構，使師生關系的穩定性產生突變，這樣就會影響到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甚至出現嚴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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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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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桂生.漫畫“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教育發展研究，2001（9）.

[9] 赫爾曼·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凌復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10] 顏澤賢，范冬萍，張華夏.系統科學導論——復雜性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篇（10）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嚴重的本土化現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還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開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開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