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長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4-08 11:26:54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新增長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由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不能解釋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新增長理論出現了。新增長理論吸收了斯密的社會分工思想，社會分工產生專業化，而專業化生產又導致規模收益遞增。但是社會分工同樣導致社會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長理論認為當這種收益與成本相等時，社會分工達到最優水平。分工的發展促進技術進步，正是由于這一思想，新增長理論把技術進步內生化，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內生的，因此新增長理論關注的是技術進步的形成機制，如社會分工，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邊干邊學，創新和研發等。
羅默（1986）認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是廠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并且假定知識不同于普通商品之處在于知識具有溢出效應，這使得任何廠商所生產的知識都能提高全社會整體的生產率。而正是知識溢出的存在，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才不會無限降低，也即稻田條件不成立。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導致廠商的收益低于社會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積極干預時，廠商缺乏生產新知識的動力，增長將放慢或停滯不前。因此羅默認為政府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
盧卡斯（1988）認為全經濟范圍內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造成的，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是提高廠商的生產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是提高全社會的知識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用全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來衡量這種溢出。而且根據這一模型得出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資本邊際生產力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都比發展中國家高，物質資本收益遞增將誘使外國資本和工人流向發達國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國家內部也會出現人才和資源從不發達地處向發達地區集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各個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巴羅（1990）認為政府服務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其中公共產品模型認為公共產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產品有部分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產品對所有的廠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產權保護可以促進私人廠商收益的提高，從而促進資本積累和生產。但是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對內生技術進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強調技術的外部性，而忽略技術進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擁有該技術的廠商生產力，同樣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除去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外，新增長理論認為資本的積累也促進經濟增長，Ak模型假定生產函數為：Y=AK，模型中的資本包括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并且它們之間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變，在AK模型中人均消費，人均資本都以相同的不變比例增長，經濟增長率與生產技術和消費者的偏好有關，這里消費者的偏好將決定是進行消費還是儲蓄，進而影響資本的積累。這類凸性增長模型認為：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資本的積累，而要使資本無限積累下去，則要求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能無限下降，而物質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因此雷貝洛認為只要經濟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響的核心資本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這種核心資本通常被認為是人力資本。
篇（2）
1.簡介
穩態增長理論是說，如果一個新古典增長模型展示了穩態增長， 然后技術變革必須增加勞動，至少達到穩定狀態。有時候還說，另一種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但是這確實包含在理論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在穩定的狀態下，技術變革總是被認為是勞動擴大的形式。這些沒有逃脫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不論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還是在現在，這都是一個非常嚴格的理論。我們常常希望我們的模型表現出穩態增長，但為什么技術變革是純粹的勞動力增加 誘導創新的文獻與費爾納、肯尼迪、薩繆爾森、德蘭大基斯、菲爾普斯仔細考慮過但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相聯系。最近，阿西莫格魯和瓊斯又重新思考了這個謎題。
也許令人驚訝的是，鑒于文獻發展的重要性，我們已經找不到一個明確的觀點和這一理論的證據。并且這就很好解釋為什么恰好結果什么也沒有提出。為什么技術變革的直覺是必須增加勞動？這一結果的證據通常歸功于宇澤的證明，并且毫無疑問的是他證明了這一理論。然而，宇澤主要關注的是哈德羅中立的技術變革（即如果利率不變是常數使資本份額不變的技術變革）和勞動增加型技術變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羅賓遜圖形分析的正式確定。當然對于穩態增長要求哈德羅中立的技術變革來說這是很小的但卻很關鍵的一步。但是宇澤的現代讀者將被兩件事所打擊。第一是缺乏穩態增長理論的觀點和直接證據。第二是缺乏經濟直覺，證明方法大多是紙上談兵。巴羅和薩拉 C 伊―馬丁所說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個明確的觀點和證明這一理論的證據。然而，他們這一理論的觀點有更多限制： 技術變革是一個增加了速度常數指數的因素，然后穩態增長要求勞動的增加。這就打開了一扇方便之門，可能會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術變革的可能性，使得與穩態增長保持一致。麥卡勒姆也提出了一個一般理論的證據并且和宇澤的方法非常相似：雖然堅持和宇澤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覺的結果仍然難以捉摸。
這一觀點填補了文獻中的空缺。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觀點和證明穩態增長理論的證據，以及為什么要提出這一觀點的簡潔的直覺。
本文的工作報告（瓊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個受宇澤觀點（1961）和關注發展直覺啟發的證據。根據我們的工作報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證據。羅素提出了一個快速證明這一理論的數學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證明，這些方法來自被稱為平流方程的類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獻中。
2.陳述和證明的定理
穩態增長定理適用于一個部門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我們首先精確地定義模型，然后定義一個平衡增長的路徑。我們將遵循通常的慣例也指的是一個平衡增長的路徑作為穩定狀態。根據下面的定義，我們陳述并證明這一定理。
定義2.1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經濟環境如下所示：
Yt=F （Kt， Lt； t）， （1）
Ct+ It = Yt， （2）
Kt = It -δKt， K0> 0， δ≥ 0， （3）
Lt = L0ent， L0 > 0， n ≥ 0 （4）
生產函數F滿足標準的新古典主義屬性：在K和L規模收益不變，K和L的邊際產品遞減。
定義2.2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中的平衡增長路徑是一個在常數指數率中所有數量{Yt， Kt， Lt， Ct， It}增長的路徑。
定理2.1（穩態增長定理，宇澤，1961）
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一個穩定狀態的開始日期記作Τ，人均產出增長速度記作g，并且It > 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 At Lt；Τ） （5）
當At1/At=g.也就是說，技術變革在穩定狀態是勞動增加。
證據：（斯克里克特，2006）根據生產函數Yt=F（Kt， At Lt；Τ）讓gx表示在穩定狀態下數量x的增長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 e-gy（t-T）=F （Kt e-gy（t-T），Lt e-gy（t-T）； Τ）
因為F體現了K與L的變量回歸，我們可以通過除以指數得到以下公式：
Yt=F（K e-gy（t-T）t， L e-gy（t-T）t；T） （6）
如果gy=gk，結果被證明，并且Ate-gy（t-T）但是眾所周知的是這一結論的提出――舉例來說，它是一個直接結果模型中不斷的投資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單調乏味的代數。
特別是，方程（3）需要的資本積累gI= gK。所以如果我們得出gI= gY。要與Yt =Ct+ It 區別開來必須遵循時間t≥Τ因此給出以下式子：
gY= Ct/Yt?gC+ It /Yt?gI.
再次區分這個表達式要遵循時間和以下給出的式子：
gC（gY - gC）Ct =gI（gI - gY）It.
如果Ct =0，那么等式的右邊必須為0，所以我們得出gI= gY。如果Ct ≠0，那么這個表達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樣的速度增長。但是這需要gI= gY。因此gY= gK。
3.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論的陳述中我們假設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證據中投資發揮的是積極作用，在這里我們可以得到gY= gK。特別的是，如果投資等于0，當gY> gK時，可能會出現一個穩定狀態，但是前提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增加。在零投資下，資本存量下降呈現指數級的速度貶值。因為資本不是輸出的積累，穩態增長定理的邏輯不適用于此。相反，技術變革需要增加資本：第一，以抵消貶值，第二“有效資本”與出口以同樣的速度增長――回見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論和證據遺漏了一個條件就是It > 0。
除了它的簡單性，斯克里克特的證明相對于宇澤（1961）的來說有另一個優勢。宇澤的證據結尾處出現一個新的生產函數G，就是F（Kt，Lt；t） = 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產函數中技術變革是勞動的增加。
4.結論
在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中，資本與勞動之間唯一的不對稱是，資本是每一單位輸出的積累，而勞動不是。這種不對稱背后蘊藏的是穩態增長理論 ，這是被確認的證據。
這里有一個簡單的方法來連接這種直覺與勞動力增加的結果。按照輸出量把雙方的生產函數分開，產生“平衡”表達式1=F（Kt/Yt， Lt/Yt；t）。資本積累和繼承了輸出的趨勢，所以資本產出率在穩定狀態下是一個常量。勞動力沒有繼承這一產量趨勢，所以Lt/Yt低于穩定狀態。為了達到等式平衡，技術變革必須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說，技術的變革必須是勞動的增加。 （作者單位：廣西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篇（3）
一、引言
2009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首次突破900萬，就業形勢嚴峻。CICC（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2010年公布的宏觀經濟形勢預測顯示，中國勞動力市場2011年勞動力供給可能增長3900萬，其中包括了2500萬失去與之前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相關聯工作的臨時工；與此同時，新增就業崗位可能只有800萬個，就業壓力明顯。
奧肯定律表明，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著一種穩定的關系，諸多經驗研究也證實了該關系在美國曾長期存在。國內學者運用中國數據進行檢驗時，卻得出奧肯定律在中國并不適用的結論；另一方面，通過對就業彈性的考察發現，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呈現出下降趨勢畢業論文模板，2005年之后的就業彈性徘徊在0.06-0.08之間，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的能力在下降，中國經濟進入“無就業增長”[①]時代。歸納國內學者對“無就業增長”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經濟體制改革（齊建國、常進雄；常云昆等）；二是產業結構轉變（蔡昉、都陽；諶新民等）；三是技術進步（胡鞍鋼；袁志剛；張軍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業研究報告顯示，增加就業不能從放棄技術進步，實施保護主義中尋找解決途徑，而應從改進市場流動性，恢復經濟與社會適應變化的能力來增加就業，在其對策建議中，首先就是加強技術知識的創造和擴散。作為實現技術進步的最基本手段，將R&D活動納入到分析就業問題中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旨在明確R&D活動與就業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其具體的傳導途徑是什么？并結合技術落后國家（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本文接下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相關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所需變量的選取及測算；第四部分是實證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關結論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概述
對于R&D的研究始于Romer，Grossman，Helpman等人發展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是將R&D作為“知識生產”的投入要素，由此克服了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的限制，經濟獲得長期增長。雖然新增長理論在就業方面有很強的政策性含義，但卻并沒有進行專門的研究。概括講，國外關于R&D與就業的研究主要歸結為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R&D活動與技術擴散兩個方面。
1．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
對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持樂觀態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運用搜尋和失業理論構建了流動的勞動力市場模型，通過對生產率增長與均衡失業率增長關系的研究，提出了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機制——“資本化效應”，認為技術進步提高了要素生產率，企業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傾向于擴大生產規模畢業論文模板，提供更多工作崗位，就業情況由此得到改善[②]。Pissarides的資本化效應機制隱含的條件是資本和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存在互補的關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則指出，資本和勞動之間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變的條件下，技術進步提高了使用資本的相對成本，出于理性的考慮，企業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失業率下降[③]。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鑒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論對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效應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應的就業補償機制[④][⑤]。實證方面，OECD（1996）在對其成員國有關創新與增長關系的研究中發現，創新、增長與就業之間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盡管短期內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相對于其巨大的創造效應可以忽略不計，由于這項研究包含了OECD國家近200年的數據，因此，對諸多尚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個國家的21個部門的經驗數據也證實了技術進步對擴大就業具有積極的作用[⑥]。
早在李嘉圖時期，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技術進步是一把“雙刃劍”：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會排擠工人。有別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學者更傾向于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破壞效應的觀點。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資本化效應的基礎上，提出了就業破壞機制，認為技術進步通過縮短產品生命周期，加速現有工作磨損，直接排斥就業；當生產率的增長是通過高生產率的工作取代低生產率的工作時，失業率將會上升[⑦]。Tobin（1998）從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發畢業論文模板，證明了工作崗位空缺與失業并存的情況是技術結構變化造成的[⑧]。同樣對技術性失業[⑨]進行過類似研究的還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3）、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對德國、智利等國家實證分析的結果也均顯示技術進步排斥生產性勞動。
2．R&D活動與技術擴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運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實證研究了TFP與R&D活動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呈明顯的正相關[⑩]。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續研究顯示了相同的結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選取OECD國家作為樣本，得出了R&D活動是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的結論[?]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Stiglitz（1981）在研究技術創新時已經指出，R&D活動的產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Romer（1990）關于R&D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最初的觀點認為R&D活動源于企業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進而研發過程中帶來的知識存量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長期增長[?]。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隨后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這一研究思路；經驗數據與理論分析同時顯示：企業是社會R&D活動的主體[?]。因此，對R&D活動與技術擴散的關系的研究首先是從企業層面上展開的，進而擴展到產業層面、國家層面。Arrow（1962）指出，企業R&D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與R&D活動呈反向關系，即越是在基礎研究階段，企業進行R&D活動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會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產業間生產率變化關系時發現，某產業的R&D活動有助于提高其關聯產業的產出率，從而提高整個國家的生產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經驗分析從生產成本、技術密集度等方面也證實了以上的觀點。國家層面上的經驗研究同時也證明了一國的R&D活動通過投資、貿易等渠道會對他國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Jones（2002）通過對二戰之后美國經濟的統計研究發現，美國經濟的增長有一半歸功于全球范圍內的R&D活動的溢出效應[?]。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國和日本為例，研究了發達國家之間R&D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通過技術轉讓及國際貿易，美國的R&D活動顯著影響了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了日本的技術密集程度[?]。
（二）國內研究概述
國內關于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關系的研究有四種觀點：一是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張軍，彭緒庶，姚戰琪等）；二是技術進步有利于擴大就業量（丁仁船，瞿群臻畢業論文模板，昌盛等）；三是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雙重影響（齊建國，龔玉泉，袁志剛等）；四是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并不存在明顯關系（畢先萍，吳曉松等）[?]。對于長期內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關系，國內學者的研究基本達成共識，即技術進步有利于擴大就業。姜作陪、管懷鎏（1999）認為技術進步在提升生產力水平的同時，長期內會擴大生產規模，對就業起到積極的作用[?]；龔玉泉、袁志剛（2002）指出，長期內，技術進步通過影響社會產出間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進產業結構演進，尤其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就業水平進而得到提高[?]。對于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短期關系，理論界存在較大的爭議。姚戰琪、夏杰長（2005）認為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機制與就業破壞機制同時存在，同時結合中國的經驗數據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對勞動力節約型技術的選擇帶來了嚴重的結構性失業[21]；王文甫（2008）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際數據的考察發現，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且技術進步呈現出明顯的就業替代作用[22]；何平、騫金昌等（2007）以制造業為例，從微觀角度探討了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對企業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但對就業增長沒有影響甚至是負面影響[23]。而丁仁船、楊軍昌（2002）則認為，1978年以后，就業的增長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資本深化對就業的擠出效應高于理論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各種補貼、稅收優惠政策造成了資本對勞動的過多替代[24]。昌盛（2005）畢業論文模板，瞿群臻（2005）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積極的影響[25][26]。綜上可以看出，在技術進步影響就業問題上，我國學者主要是從指標選取、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拓展的，盡管觀點各有不同，但理論分歧不大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在技術擴散問題上，我國學者立足于技術劣勢國家，主要研究了發達國家通過技術轉讓、FDI等途徑實現的擴散效應。沈坤榮等（2001）在Barro生產函數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動態化生產函數，通過考察1987-1998年中國29個省市及自治區有關數據，得出FDI是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資本水平的限制，我國對FDI所帶來的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27]、；張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況下，研究發現FDI之所以沒有帶來生產率的增長，主要原因是過低的R&D吸收能力[28]；潘文卿（2003）[29]，李平（2007）[3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近年來，我國學者童光榮、高杰（2004，2005a，2005b，2007）等對政府R&D支出與就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特別是對政府R&D支出乘數效應、政府R&D支出對企業R&D支出誘導效應等的研究具有創新性。
三、變量選取與測算
（一）變量選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動對就業的影響，所選分析對象是中國經驗數據，因此，選擇R&D支出指標和就業水平指標，直觀探討兩者的關系。
1.R&D支出指標
國內學者對有關R&D活動的研究通常將R&D投入的當期值及其滯后項納入分析框架，借鑒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31]等人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技術進步主要取決于前期研發的積累。因此畢業論文模板，在進行實證分析時，本文采用R&D資本存量數據（計為rd）。《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涉及到研發活動的主要有四組指標：國家財政科技撥款、科技經費籌集額、科技經費內部支出額及R&D經費，本文相應地選取R&D經費作為計算R&D資本存量的基礎數據。相關數據如表1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國R&D經費支出的當期額
單位：億元
年份
R&D經費
年份
R&D經費
年份
R&D經費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1997
509.16
2004
篇（4）
研究生教育在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奮斗目標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作為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體系的最高層次，研究生教育擔負著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培養高層次專門人才的重任，同時擔負著為國家培養未來的高層次理論研究人才的重任。這些高層次人才培養的質量如何，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大影響。不論是應用型還是理論型，高層次人才最基本、最關鍵的素質是創新能力，因此，創新能力的培養是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關鍵，也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轉變研究生教育觀念、加強研究生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切實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以適應現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研究生教育所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課題。這一課題不僅引起了現代政府的高度關注，也為許多學者所關注。如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學者Burton R. Clark(1993)認為，現代大學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就是要形成探究的場所，大學組織了很多學科發展和維持進行探索的運作團體，它們處于最好的地位，協力地訓練一代又一代的顯得好奇的有才智的人，生產科研成果。Nyquist(2002)認為，研究生教育要使得學位獲得者除了應該具有學科知識外，還要有能力在學科知識的基礎上，從事發明和創造。Gumport(1999)探討了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之間的相互依賴與聯系，主張研究生教育主要功能就是培養研究和創新能力。
研究生創新能力不足，是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普遍現象，因而成為研究生教學管理部門及研究生指導教師最為擔憂和關切的現實問題。在承擔研究生教學任務、指導研究生畢業論文和參加研究生畢業答辯的過程中，我們更加深刻感受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選題的重復與雷同、現代研究方法的缺失都是這一問題的主要表現形式。然而，在當前的研究生教學研究文獻中，鮮見對研究生創新能力測度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本文正是試圖圍繞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測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探索，從而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堅實基礎。
二、 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測度
（一） 創新的內涵
不同學科可能對創新定義不同，從經濟學角度看，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是經典的，他認為，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企業家實行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一種新的組合。他把這種組合歸結為以下五種情況：（1）引進新產品或生產出新質量的產品；（2）使用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新的市場；（4）獲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應來源；（5）實行了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創新不是一種例行工作，這是因為：將來是難以預測的，新計劃易于犯錯誤；人的心理往往對新事物持懷疑和保留態度，社會環境常常出現阻力，標新立異常會遭到非議。熊彼特的定義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從社會生產的側面對創新的定義。也許這一定義，對學術研究的側面并不完全適用，但其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創新的一些根本特征。借鑒這一定義，從學術研究的方面來看，創新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 提出了新的理論或將現有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即在揚棄的基礎上，對現有理論作出修正。我們考察一部經濟理論的演變史，可以感知到這一脈絡。如，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體現了經濟學家對增長問題的研究和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從單要素的增長模型（如哈羅德—多馬模型）到多要素增長模型（如索羅模型）；從外生的經濟增長模型（如新古典增長模型）到內生的經濟增長模型（如新增長理論）；從注重有形資本（即實物資本）到無形資本（如人力資本、制度因素等）。最典型的例子是，Solow增長模型將儲蓄率和技術進步等重要變量視作外生給定，因而其經濟增長取決于外生的增長率，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Diamond模型將儲蓄率進行了內生化，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模型將技術進步進行了內生化。新的理論或模型的提出都是對舊有理論的揚棄，是經濟學家們理論創新的結果。
2． 提出或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數學與經濟計量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運用，使得經濟學研究從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轉變，在計量經濟學的演變過程中，從傳統的時間系列或截面分析向面板數據分析的轉變，都代表著研究方法的創新。再如，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研究主要是從總量到總量的研究，而現代宏觀經濟學研究試圖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結合，最典型的例子是，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Diamond模型在將傳統經濟增長的儲蓄率內生化時，引入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數，從而將宏觀經濟的儲蓄率建立在微觀家庭決策的基礎之上。新研究方法提出與使用，常常會催生著新的理論。每一種研究方法的提出，都凝聚了經濟學家們的大量創新努力。
3． 使用新的研究樣本。經濟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解釋和預測經濟現象，并據此提出經濟政策建議。隨著現實經濟的發展，一些舊有的理論有的仍然有解釋力，但也有一些卓有的理論無法解釋新的經濟現實。對不斷發展著的經濟現實的研究，有時會催生新的理論和新的研究方法。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是典型的例子，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后，西方國家發生的滯脹現象，是凱恩斯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因此，凱恩斯學派的地位受到動搖，非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派得到了發展。對新研究樣本的使用，可以對舊有的理論進行檢驗，從而可以帶動對舊有理論的揚棄。
（二） 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測度方法
對于研究生來說，其創新能力應該說在培養之中，不能用大師的標準來要求，但應該用大師的標準作為楷模。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研究生創新能力是一個不可觀測的變量，它是研究生學術研究的綜合能力體現。然而，考慮到研究生教育的實際，我們可以從研究生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以及學位論文的選題及研究方法兩個主要角度進行測度：
1． 選題意義的重要性。選題是具有重要創新性或應用性，還是屬于重復性工作，是反映研究生創新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它反映了研究生發現新問題的能力。能否站在學科研究前沿，提出對國民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課題，決定了論文是否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是否具有原創性和挑戰性的關鍵所在。如果僅僅是簡單移植,只是對他人方法的應用和重復；如果僅僅簡單揭示表面現象,沒有深入研究事物發生、發展的內在聯系；如果僅僅簡單延伸,只是進一步證實他人的工作；如果僅僅簡單推理,只是采用一定的實驗證實已知的結論，那么選題意義就會大打折扣。選題意義的重要性，是個定性概念，如何定量化，有兩個方向：一是從論文所發表的期刊級別考察，國際和國內相關領域的頂尖學術雜志上發表的學術論文,往往都是學科最前沿的課題,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具有挑戰性和原創性,其學術價值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承認,我們可以根據的期刊級別這一變量，對論文的創新性這一定性變量賦值。二是采用國際上通常用“論文被引用次數”這一指標來衡量研究生創新能力狀況，大部分學位論文。
2． 研究方法的規范化與現代化。基于中國研究生教育的現實，以經濟學專業為例，能夠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尤其是碩士生學習階段，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是比較困難的。退而求其次，如果能夠熟練掌握和運用現代的、規范化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是確保論文創新性的方法論基礎。如果使用陳舊的甚至不規范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即使選題很有意義，也不會做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以經濟學專業為例，能否建立數理模型分析現實經濟問題，能否使用最新的計量方法進行經驗檢驗，是比較共認的規范化研究方法的判斷標準。
三、 研究生創新能力形成的影響因素
影響研究生創新能力形成的因素既有社會評價與用人制度、學校研究生教育與管理制度、導師的素質與責任心等外部因素，也有研究生自身主體因素等內部因素。這里，我們主要探討研究生自身的主體因素。 [ 1． 是否具有創新的意識。創新是研究生教育的靈魂，自1981年我國恢復學位制度以來,研究生教育始終以培養創新型人才、取得創新性成果為己任,并且在國家政策層面上對創新與研究生教育的關聯性予以明確闡述。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及其暫行實施辦法明確提出,“碩士學位論文對所研究的課題應當有新的見解”、“博士學位論文應當是作者在科學或專門學術上做出的創造性成果”；在國務院1999年下發的《面向求學網振興計劃》中明確提出,高等教育要“瞄準國家創新體系的目標,培養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的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要實施“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工程”；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及其若干配套政策中提出,要加強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的有機結合,創新研究生培養機制,著力培養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研究生自身在接受研究生教育時，就應該把創新看成是一種信念，而不是把接受研究生教育僅僅當作混取文憑的一種手段。樹立創新意識，必須養成逆向思維、不斷探求新奧秘的欲望和敢于質疑的膽量和勇氣，敢于發現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如果主觀上沒有創新意識，那么就沒有意愿做出創新性工作。
2． 是否把握學科研究前沿。要做出創新性成果，就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一步。如果沒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如果沒有把握學科研究前沿，其結果必然會導致兩種可能性：要么重復前人的研究，甚至滯后于前人的研究；要么缺乏必要的學術研究規范。前人的研究不僅將人類對相關領域的認知在歷史上大大向前推進了，形成了人類文明的成果，而且在此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規范的研究范式。如果重復前人的研究，那么我們選題的重要性和創新性就完全缺失，如果缺乏學術研究規范，那么我們的研究就象癡人說夢，缺乏邏輯、缺乏專業性、缺乏科學性。當然，一方面由于前人的研究也并沒有窮盡真理，另一方面由于隨著鮮活的經濟現實的發展，我們可以努力尋找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環節，這些前人留給我們的創新空間所在。因此，掌握扎實的理論基礎，把握學科研究前沿，是進行創新性研究的基本前提條件。
篇（5）
中國經濟經過近30年的持續穩定增長，經濟總量和多種主要產品的產量都已經在世界名列前茅，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中國經濟也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隨著經濟全球化、產業信息化和知識化的迅速發展，中國產業必須繼續積極加快發展，實施自主創新和走出去戰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一步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要真正實施自主創新和走出去戰略，就必須了解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制約因素。
1.1 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連續多年保持在10％左右，年均增長率也保持在10％左右。同時，經濟運行的穩定性也有所提高。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都在穩步提高，國內生產總值和出口總額已位居世界前列。通過下圖可知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
1.2 工農業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使工業結構升級步伐加快。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規模以上工業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9.8％，一批重大科技專項和產業化專項順利實施。重大關鍵技術和裝備國產化取得新進展。在農業方面，農業發展得到進一步加強，中央財政用于三農建設的支出再進一步加大，糧食播種面積及產量都在進一步增大。
1.3 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強
三峽水電工程、西電東送、南水北調等重點工程建設進展順利。青藏鐵路提前一年全線鋪通。縣際公路改造工程基本完成。新建公路13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457公里。新建鐵路投產里程1203公里，新增電氣化鐵路863公里，新增鐵路復線486公里。
2 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綜述
在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被規定為一國GDP(或者GNP)的增加。在理論分析中往往進一步以產量來代表GDP(或者GNP)。這里，產量既可以表示為經濟的總產量，也可以表示為人均產量。經濟增長的程度或者速度則用增長率來描述。多年來，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又分為以下幾種：
2.1 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
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是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于1948年分別提出的關于經濟增長的分析模型的統稱。該模型主要研究在保持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儲蓄和投資的增長與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增長理論和模型，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
2.2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索洛經濟增長模型是羅伯特?索洛提出的發展經濟學中著名的模型，又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外生經濟增長模型，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的經濟增長模型。
篇（6）
一、研究意義
作為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地區，重慶市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試驗，其文化產業在過去五年以年均28%的速度快速增長，為同期重慶市GDP增速的兩倍。2008年重慶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146.46億元，占全市GDP的2.87%。從重慶文化產業結構可以看出：以新聞出版、廣播電視、圖書出版發行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規模日益擴大,與此同時，以數字傳媒、動漫、網絡等為代表的新興文化產業市場份額也有所提升。
現階段對重慶文化產業的學術探討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如對重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研究、文化產業政策研究、文化產業集群研究等，而對于文化產業發展影響因素的定量分析較少。由于重慶文化產業發展起步晚，數據不甚完整，口徑亦不統一，缺乏使用回歸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需要的大樣本數據。比較而言，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彌補了采用數理統計方法作系統分析所導致的缺憾，它通過對“小樣本”、“貧信息”不確定性系統的研究實現對系統運行行為、演化規律的正確描述和有效監控。鑒于文化產業客觀條件的制約及灰色系統理論的特點，本文將文化產業和影響其增長的因素視作兩個灰色系統，考察兩者之間的灰映射關系，從而得出影響重慶文化產業發展因素的相關順序，以此對重慶文化產業發展提供相關參考。
二、研究方法
關于產業增長的影響因素，目前尚無經典理論加以詮釋，但中觀層次的產業是宏觀經濟的組成元素，可依循宏觀經濟增長理論來分析文化產業的影響因素。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以哈羅德、多馬、索羅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指出在技術水平不變的假設下，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作用；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則認為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結合產業興衰轉化規律，主導產業的形成過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場與政府政策的共同作用和影響，政府對新興產業進行培育、資助、扶持和保護的各項政策，對產業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與導向作用。此外，任何產業的形成都離不開市場需求的拉動，市場空間大小及其市場需求前景，對產業的發展有著直接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將從勞動生產力、資金、技術、財政撥款、消費需求、投資、重大項目帶動幾個方面為數據指標分析其對重慶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
三、指標選取及灰色關聯模型構建
灰色關聯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之間關聯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進行灰色管理鏈分析，首先要選準系統行為特征的映射量，本文將重慶文化產業增長和影響其增長的因素視作兩個灰色系統，隨后進一步明確影響系統行為的有效因素，即系統行為特征的數據序列及比較序列，設系統行為序列：
X={x(1),x(2),…,x(n)}
X={x(1),x(2),…,x(n)}
………………………
X={x(1),x(2),…，x(n)}
………………………
X={x(1),x(2),…,x(n)},i=1,2,.....,m
基于文化產業相關評價模型的建立原則及數據的可得性和可量化的原則，采集2005年至2008年的《重慶市統計年鑒》及重慶文化產業統計數據中選取數據，（重慶統計局2009年文化產業數據仍在整理中，本文的研究數據最新截止到2008年。）選取重慶文化產業增加值構成系統特征數列X,人均生產總值X;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純收入定為X及X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娛樂文化服務消費為X農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X;文化、體育、娛樂業固定資產投資X;科技經費支出X;文化體育傳媒財政撥款X;公共教育經費財政支出X見表1。
表12005～2008年重慶文化產業發展影響因素數據
年 份
指 標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重慶市文化產業增加值（億元）X
39.80
52.41
66.66
88.57
114.16
146.46
人均生產總值（元）X
8075
9608
10978
12437
14622
17575.1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
8093.67
9220.96
10243.99
13715.3
12590.78
14367.55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X
2214.55
2510.41
2809.32
2873.83
3509.29
4126.21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娛樂文化服務消費（元）X
1025.99
1200.52
1391.11
1449.49
1237.35
1498.95
農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元）X
180.28
198.65
249.71
189.73
195.97
211.83
文化、體育、娛樂業固定資產投資占重慶GDP比重X
4.21%
4.53%
6.27%
5.63%
6.11%
7.11%
文化體育傳媒財政撥款占重慶GDP比重X
1.93%
1.98%
2.03%
1.97%
2.57%
3.25%
公共教育經費財政支出占重慶GDP比重X
1.91%
1.87%
1.98%
篇（7）
貝克爾曾經提出，人力資本已成為人類財富增長、經濟進步的源泉。近年來，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人力資本的經濟增長潛力逐漸被企業家和學術界所認識和關注，尋求一個科學合理、適用性及實操性強的人力資本定價模型，對人力資本價值的量化以及為管理當局提供相對科學的數據、為人力資源管理提供參考具有重要意義。
一、研究綜述及問題
傳統的人力資本定價方法可歸納為兩類，即成本法和價值法。成本法是以凝結在人力資源中的投資成本來計量人力資本價值的方法，具體分為歷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和機會成本法；價值法是在預測人力資本的預期貢獻的基礎上，通過未來收益或現金流量折現的方式來估價人力資本價值的方法，包括工資報酬法、隨機報酬法、非購入商譽法及經濟價值法等。近年提出的完全價值法，從“必要勞動所創造的補償價值和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角度出發，綜合人力資本的成本補償和人力資本的價值貢獻來全面地計量人力資本價值。國內也有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創新性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李世聰在2002年依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和產品價值論提出來的當期價值理論，向顯湖于2003年在探討了人力資本期權特性基礎上，提出的無風險套期組合定價法，以及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模型（B-S OPM）的人力資本定價法。
成本法和價值法計量的人力資本價值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比較片面，完全價值法在理論上能夠全面地計量人力資本價值，但在實際應用時涉及到人力資本的價值貢獻難以計算的問題。期權模式下的定價模型涉及變量參數較多，模型理解起來較為晦澀，不便于在企業日常管理工作中應用。
二、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人力資本的內涵和特征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最早提出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人力資本是相對于物質資本或非人力資本而言的，是體現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收入的一種資本。我國學者李忠民從經濟學角度闡釋了人力資本概念，認為人力資本是凝結在人體內，能夠物化為商品或服務，增加商品或服務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價值。
不同于社會學的定義，人力資本在經濟學中的定義有如下特點：首先，人力資本是有意識地投資的產物，是員工對知識、技術水平等投資，從而獲得勞動能力，以此為企業帶來未來效用的資本化價值。其次，人力資本具備主動性，人力資本將自身的勞動作用于非人力資本，從而增加物質資本價值。最后，人力資本屬于價值范疇。所依據的理論主要是現代財務理論，如時間價值理論、風險價值理論、資本結構理論及企業產權理論。
（二）人力資本成本
人力資本成本由三個部分組成，包括人力資本的籌集成本、使用成本和再投資成本。
人力資本的籌集成本，是籌集人力資本過程中所支付的代價，主要指人力資本招聘費用。使用人力資本的代價則可劃分為契約性代價、法定性代價和分配性代價。契約性代價是指員工聘用合同上所簽訂的單位時間的薪酬，即底薪；法定性代價是企業按法律規定應為職工支付的勞動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費用；分配性代價是指人力資本作為具有所有者權益性質的資本，其享有稅后收益分配所發生的支付。人力資本再投資成本是指為維持或提升現有人力資本價值，由企業主體所發生或承擔的代價。包括獲取知識和技術的培訓和教育支出，以及維持或增強員工體力的醫療保健支付和激勵性支付。
（三）人力資本價值
從人力資本的價值形成角度來看，形成企業人力資本價值有三個部分。包括：人力資本的取得成本、為恢復人力資本消耗所支付的人力資本再生成本和為提高人力資本效用所支付的培訓成本和經驗積累成本。可見，形成人力資本價值的三個部分分別對應了人力資本成本中的人力資本的籌集成本，使用成本中的契約性代價和法定性代價，以及再投資成本。
從人力資本對企業的效用角度出發，人力資本作為企業資本的一部分，能夠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因而在測算人力資本價值時，應考慮到人力資本對企業新增加價值的貢獻。這部分價值的形成對應著人力資本成本中的分配性代價。
對傳統的人力資本價值計量方法所計量的價值進行成本歸屬，成本法認為人力資本的取得成本、契約性成本、法定性成本和再投資成本應當形成人力資本價值的一部分；價值法僅計量了對應于人力資本成本中分配性代價的人力資本價值。通過前文概念的界定和論述，本文認為人力資本價值按照其對應的成本來分部分計量，對應的成本分別為：人力資本籌集成本、人力資本使用成本、人力資本再投資成本。
三、人力資本定價模型的構建及應用
（一）全面成本維度的人力資本價值計量的分析
人力資本的籌集成本、使用成本中的契約性代價和法定性代價以及再投資成本稱為人力資本的投入成本，即補償成本，是直接被人力資源所耗的費用，對應著人力資本的補償價值。而使用成本中的分配性代價，是人力資本根據產權對企業剩余收益的要求權，即企業的人力資本權益性成本，該部分成本對應著企業實現的新增價值中人力資本創造的價值。
人力資本價值由補償價值和新增價值組成的觀點，符合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和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按照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淪，人力資本價值為必要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之和，必要勞動價值實際上是補償勞動消耗的部分，體現為人力資源當期價值的投入成本，剩余價值體現為人力資源當期新創造的價值，兩者之和為人力資源當期價值；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剩余價值是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力資源價值應包括其新創造價值，需要按一定的比例從共同創造新價值中分離出來。
（二）人力資本定價模型的具體方法
第一，人力資本定價模型的提出。人力資本價值為企業對人力資本投入成本的補償與人力資本實現的新增價值的總和。
V=C+E×R（1）
式中，V為人力資本整體價值，C為人力資本補償價值（包括：工資、福利費、培訓費、保險費及離職費等必要勞動補償），E為企業新增價值，R為人力資本對企業新增價值的貢獻比例。
第二，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計算人力資本對企業新增價值的貢獻率R。為了準確判斷和估計人力資本在企業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一個重要的途徑是計算人力資本貢獻在企業經濟增長中所占的份額，即貢獻率。本論文根據保羅?羅默提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依托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近似確定人力資本對新增價值的貢獻比率。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由美國數學家柯布（Charles W. Cobb）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根據1899―1922年間美國制造業部門的有關數據構造出的，可用來描述一國總的投入產出關系，也可用來模擬單個企業或部門的生產情況，并且由函數的自身屬性可直接讀取勞動對新增價值的貢獻份額。C-D生產函數用來預測國家和地區的工業系統或大企業的生產、分析發展生產的途徑的一種經濟數學模型，學者多將其用于宏觀經濟分析。近年來，利用C-D生產函數分析微觀企業的研究日益增多，國外學者Vijay ， Nigel ， Kenneth等從單一企業角度出發，研究并驗證了C-D生產函數用于企業生產分析的合理性，為本文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論基礎；在國內，C-D生產函數被初步用于計量某一煤炭企業各因素的生產貢獻，以及分析單個醫院效益等。本文研究企業整體的人力資本價值，是對一個企業主體的人力資本價值的“共性”估算；本文旨在計量企業層面的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不考慮個人角度的人力資本存量等問題；此外，人力資本是相對于物力資本而言的一種經過高度抽象化的投入要素，滿足C-D生產函數中的勞動力高度抽象的約束條件。因此，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計算人力資本投入對企業新增價值的貢獻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本文引用該生產函數的形式，并依據研究需要對其中變量賦予相應的意義，形式如下：
E=AK1-αLα （2）
式中，L為勞動力投入量，K為物力資本投入量，E為企業新增價值，A為技術系數，α為小于1的正數。根據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參數的經濟含義，α可以解釋為勞動對新增價值的貢獻份額，即人力資本貢獻價值在企業總的貢獻價值中占的比例。
（三）人力資本定價模型的應用與分析
1.模型中各參數的確定
（1）企業物力資本投入K，是企業物質資本存量總和。企業物力資本投入形式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產投資以及技術改造和新產品開發投資。柯布和道格拉斯認為，以原材料、半成品和倉庫里的成品為主要形式的流動資本投資，屬于生產過程的結果，自身不產生剩余價值，因此不包含在生產函數中的資本要素中。企業物力資本投入量可從企業資產負債表中的固定資產、開發支出等科目獲取。
（2）企業對勞動的投入L，主要是指企業在一定時期（這里為1年）用于人力資本取得、開發、保全和維護四個方面支付的總額。企業人力資本投入具體包括：選擇性的招聘配置和全面的培訓，發展期的教育和學習投資，服務結束時的離職費用等。人力資本投入不包括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獎金等薪酬，因為勞動報酬是資本家用以購買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價格，是企業對勞動者過去已付出勞動的補償，應屬于成本范疇。計算勞動投入所需的數據可從企業財務報表中應付職工薪酬的本期貸方發生額獲取。
（3）企業當年新增價值E，是企業當期因人力資本和物力資本的投入所獲得的收益，本文中E由企業當年稅前經營利潤替代，該組數據可從企業的利潤表得到。
（4）人力資本的補償價值C，對應了企業人力資本的籌集成本，人力資本使用成本中的契約性代價和法定性代價，以及人力資本的再投資成本。這部分數據來自應付職工薪酬的貸方發生額。
2.案例分析
本文選取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年報為數據來源，對前文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定價方法進行實際應用（見表1）。
首先，計算2008年人力資本投入對企業新增收益的貢獻比例。
根據上述資料，整理得出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投入以及企業新增價值的數據（見表2）。
將表2中企業2007年、2008年的增加值和人力資本、物力資本投入的數據代入公式3.2，求得α= 0.247，即為R值。
其次，測算企業人力資本價值。
根據表1中的數據，依照各參數的范圍，取相應數據代入公式1：
V=C+E×R= 707 411 684.87+2 271 174 042.45×0.247
= 1 269 370 032.09（元）
3.案例總結
模型測算出的R值比率（即人力資本對企業新增價值的貢獻程度）為24.7%，與統計測算出來的本省相鄰的市的人力資本存量對GDP的貢獻比率（23.57%）基本一致，反映該企業符合本國國情，可說明模型的適用性。另一方面，模型的數據可從現行的會計、統計核算中獲取，測量出的企業人力資本整體價值能反映企業的人力資本價值，為人力資源管理提供了科學的基礎，有較強的實用性。
雖然企業中人力資本對其新增價值的貢獻比率較低，但不意味著要減少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從宏觀角度看，由于我國人力資本投資（教育）的力度不足，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的增長率仍處于低水平，才使得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份額很小。因此，應更加重視對企業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引進高科技人才，并對企業員工進行培訓，從而提高企業人力資本水平，以期獲得更多的新增價值空間。
通過案例可以看出，該模型考慮到了人力資本的產權收益。認為人力資源的薪酬一方面來自于基本工資；另一方面與物質資本投入者一樣，來自企業稅后利潤。論文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定價方法，符合人力資本產權方面的理論，即人力資本價值包括企業的投入成本和與企業效益掛鉤的風險收入部分。
四 結論與展望
（一）結論
應用該方法能夠較實際地解決人力資本定價問題，突破了以往定價方法的障礙，在計量方面、理論方面以及實際應用方面都有優越性，可以使企業更好地認識人力資本價值，更高效地經營管理人力資本。
1.價值計量全面
該方法追溯了人力資本價值產生的根源，全面地界定人力資本成本，從而計算人力資本籌資成本、再投資成本、使用成本中的契約性代價和法定性代價所產生的補償價值，以及人力資本使用成本中分配性代價所對應的貢獻價值。故在量上能夠全面地反映企業人力資本的整體價值。
2.理論基礎堅實
在理論方面，該計量方法涵蓋了人力資源的體力和腦力消耗的補償價值，及人力資源所提供的勞動中的剩余勞動對企業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體現了勞動價值理論的思想。此外，模型中人力資本對企業的貢獻比例的提出，說明企業的新增價值是人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相關理論觀點。
3.符合會計制度要求
從會計核算角度，該方法核算時間采用一個會計年度，核算主體是一個單位，符合會計分期假設和會計主體假設。同時，該方法以一個會計期間為時間范圍計算人力資本價值，所采集的數據均為歷史發生數據，符合以當年為核算年度和按歷史成本計價的現代資產價值計量的特點和原則。
4.應用性較強
從案例分析結果來看，利用C-D生產函數計算出的人力資本貢獻份額基本符合相關統計研究測算出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說明該方法符合宏觀經濟情況，適用性較強。在應用部分，模型中各個參數的取得均來自企業財務報表及科目余額表，體現出該方法的客觀性和可行性。
總的來看，在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和社會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人力已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經營管理者只有充分認識并理解了人力資本在企業物質資本運行過程中充當的角色，以及在物質生產資料（物質資本）價值轉移和新增價值的產生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才能對其所擁有的人力資本進行足夠的激勵和科學的管理，才能有效地避免企業的不當經營，從而增加企業的綜合競爭力。
（二）研究展望
人力資本定價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復雜課題，涉及到經濟學、社會學和管理學多學科的知識。本文初步提出了基于當期價值理論和C-D生產函數模型的企業人力資本定價方法，但是對人力資本價值的系統研究還不很深入，對以C-D生產函數來確定人力資本對企業新增價值的貢獻份額的可行性需要單獨地進一步驗證。今后在條件許可時將進一步研究模型的適用范圍，改進生產函數自身的局限性帶來的缺陷和不足。雖然本文也進行了案例分析，但并未做廣泛的實證研究，所得結論的普遍適用性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企業人力資本定價問題對建立科學高效的人力資本經營管理體系至關重要，在日后的研究中需要考察人力資本價值形成的根源，并對人力資本定價模型的實踐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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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新經濟增長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和起因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學術界掀起了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熱潮，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針對新古典增長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兩個現實問題。第一，各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問題。經濟增長率的長期數據表明人均產出的增長是遞增而非遞減的，而在新古典增長理論是在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的前提下，資本的邊際產品增長率是趨于下降的。可見，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在解釋經濟的持續增長方面存在著缺陷。第二，不同國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異問題。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從長期的發展來看：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是可以與發達國家趨同的。而根據以往統計資料顯示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有不斷拉大的趨勢。面對這一事實，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解釋顯得蒼白無力。此時，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摒棄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一套全新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思想，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和問題的興趣，至此，“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潮流勃然興起。
二、新經濟增長理論的概述
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突破是將知識積累、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遞增假定，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斷地增長，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在長期內可以單獨遞增。其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為五種：內生技術變化的增長思路［知識外溢和邊干邊學的內生增長思路［線性技術內生的增長思路［開放經濟中的內生增長思路［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內生增長思路。其中，前兩種經濟增長研究思路尤為重要，對我國經濟增長無論在理論指導方面還是現實經濟實踐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發作用。因此，接下來，筆者將著重介紹Romer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以及Lueas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
1.羅默經濟增長理論
羅默模型建立的思路是通過引入期望從發明中獲利的研究人員從事的研究工作，將技術進步作用完全內生化。羅默把知識即新思想（或者創意）作為獨立因子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當中，由于新思想與其他的普通商品截然不同，它具有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這使得新思想所帶來的收益是規模遞增的。
羅默模型的總生產函數為 Y =Ka(ALY)1-a ，它描述了資本存量K，勞動力L以及新思想的存量A與產出Y之間的關系。對于一個給定技術水平A，上式方程的生產函數中K和L的規模報酬不變。然而，如果新思想A也被視為生產的投入要素時，就存在了報酬遞增。所以，新思想能提高經濟產出的收益， 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使經濟的規模收益是遞增的。遞增的收益保證著經濟的長期增長。這就能說明長期收益為什么能增長，也能解釋各國增長率為什么有差異， 為什么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要素邊際收益。 轉貼于 同時，羅默也指出了，既然新思想能夠帶來收益，也能夠作為商品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傳播和轉移。因此，各國間的貿易可以使知識在世界范圍內加速積累，從而提高全世界的總產出水平，特別是相對于后進國家來說可以產生趕超效應。
2.盧卡斯的經濟增長理論
盧卡斯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式，運用更加微觀的、個量的分析方法，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和索洛的技術進步結合起來。盧卡斯將人力資本引入索洛模型，視其為索洛模型中“技術進步”的另一種增長動力形式，視人力資本積累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并使之內生化、具體化為個人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認為只有這種特殊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才是增長的真正源泉。
同時，他強調了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因為人力資源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投人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資的副產品，即每一個廠商的資本增加會導致其知識存量的相應提高［另一方面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效應” 即一個廠商的新資本積累對其他廠商的資本生產率有貢獻。這意味著，每一個廠商的知識水平是與整個經濟中的邊干邊學，進而與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成比例的。通過這種知識外溢的作用，資本的邊際產出率會持久地高于貼現率，使生產出現遞增收益。
三、新經濟增長理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新經濟增長理論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總體來研究或比較，對各國經濟增長都具有建設性的指導意義。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力資源極為豐富，但人力資本存量較低［我國科研創新能力以及自主研發知識發展不足［政府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和鼓勵創新方面政策不到位。因此，面對這種現狀，新經濟增長理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啟示無疑是深刻和鮮明的。
首先，樹立重視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的觀念。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專業化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持續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的觀點對具有豐富人力資源的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以教育培訓為主體，加大的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及提高新知識積累效應對我國經濟增長率合收入水平的提高無疑是巨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拓寬教育渠道，加強教育投資力度。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和邊干邊學都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途徑，這對加速我國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積累、提高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發展科學技術教育事業并將教育事業的重點放在普及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上，繼續提高國家財政的教育經費支出比重使教育費用支出增長率高于國家財政支出增長率，鼓勵社會增加教育投入吸引和激勵海外華僑捐資辦教育［積極鼓勵各種社會團體辦教育［強化企業與事業單位的教育培訓職能提高各單位教育投入。
最后，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進行知識的傳遞與交換。新經濟增長理論還認為開放經濟有利于知識的積累，從而促使經濟發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經驗也表明，開放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顯著快于封閉的國家。
總之，知識經濟將逐步占據國際經濟的主導地位，知識經濟對發達國家而言，是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結果［對處于實現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則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因此，我國要借鑒新經濟增長理論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的儲備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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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隨著我國職業教育高速發展及競爭的加劇，能否安排其畢業生合理、及時而充分的就業對職業院校的發展和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近年來許多企業出現技術工人大量短缺、技術工人招工難的問題，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于中等層次的技能型人才仍然保持著旺盛的需求，職業教育仍然需要繼續大力發展。另一面，卻是許多職業學校學生和沒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崗位空缺與失業現象并存，凸現了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另外，職業院校傳統就業模式單一，造成目前初次就業率偏低，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已經凸顯出來。要解決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就應當充分利用畢業生較強的實際操作能力和對社會崗位需求的適應性，在就業的渠道和模式上進行創新，這已經成為職業院校生存和發展急需解決的重點問題。
一、國外職業學校的就業模式與形態變化
1.國外職業學校的就業模式
職業學校學生就業問題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國外對職業學生就業問題的研究主要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展開的，微觀分析主要涉及職業學生就業力的供給與需求，宏觀方面主要圍繞是否存在失業、失業存在原因及如何實現充分就業等就業失業理論展開研究。近年來，西方經濟學關于職業學生就業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積累了一系列的成功經驗，根據創造就業機會的不同方式可以把就業模式分為：美國模式、日本模式、荷蘭模式。美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經濟和高新產業的制高點戰略彈性市場，結果是美國不缺工作，但是缺錢，主要問題是在實現高就業的同時收入差距急劇拉大。日本模式具有東方文化的某些特征，準終身雇傭制，比較僵化的就業市場，福利較低，就業比較充分。目前荷蘭是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荷蘭的主要經驗是，不用對社會產生巨大動蕩的國家福利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來降低失業率，提倡通過協商解決問題，在工資增長的情況下，為關閉企業職工提供優厚的社會保障，反過來，由于社會保障優厚外包服務，大家能夠接受低工資增長。上述就業模式為我國緩解就業問題提供了參考，一是具有完善的就業模式，二是以社會力量為主導，加強對畢業生的技能培訓，三是具有健全的創新激勵機制。
2.國外就業形態發生的新變化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F·Drucker)曾經研究了美國1965-1984年間的就業結構，發現新增就業機會基本上都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并且幾乎全都是創業型和創新型企業。從當前世界各國企業結構和勞動力就業規律看, 95%以上的企業是微型和中小企業，每個微型和中小企業平均就業規模9—15人，65%—80%的勞動力在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就業,發展中國家每千人20—30個企業，發達國家每千人45—55個企業。新創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是吸收勞動力就業的基礎組織單元。資料顯示，包括具有微型和中小企業規模的個體經濟, 目前我國每千人只有4至5個企業，大大低于世界各國每千人企業數量水平。因此，大力發展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將政府投資、國家創業、勞動者就業的道路，轉變成大學生創業，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就業之路才會越走越寬。
二、目前我國職業學校的就業模式創新
我國就業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失業高峰形成，理論工作者才逐漸重視了對社會主義勞動就業的研究。傳統主流就業方式主要有學校主導型，學生主導型，校企聯合型和政府組織型四種模式。本文提出兩種就業新模式，即基于外包服務的靈活性就業模式和基于公民社會組織的“社會型”就業模式。
（一）基于外包服務的靈活性就業新模式
該模式是指大學畢業生不受雇于任何單位，根據自身專業技能與相關單位建立技術服務關系，接到任務后往往獨立完成，以工作量計算并獲取報酬。如IT市場的系統集成、軟硬件管理服務、房地產及二手車估價咨詢經紀、財會審核、保險人、圖紙設計、翻譯導游等。
1．美國外包產業創造新就業機會
許多跨國公司對“將IT工作外包即是使工作流失”的觀點表示反對，如通用電氣指出，近10年內公司在美國內的員工規模一直保持穩定。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海外工人更多時候是美國內工人的補充，即使大量低檔產品的生產發生在海外，像管理、研發、供應等環節仍留在國內。ITAA提出，從理論上講，利潤增加必然會導致企業購買新設備，建立新實驗室，最終增加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工人工資也會因為業務外包進一步提高。ITAA和勞倫斯·克萊因教授的研究均指出2003年外包為美國創造了9萬個凈就業崗位，2008年將增加到31.7萬個。
2．印度外包產業市場份額巨大
目前，印度是全球離岸IT服務外包市場的最大承擔者，占有了80%的份額，2001年其軟件出口為60億美元，2002印度在軟件外包市場年是77億美元。據統計，2004年，印度僅在業務流程外包的收入就達12億美元，占海外業務流程外包市場的67%。2006年印度占據全球離岸IT服務外包的24.89%，主要服務于美國市場論文格式范文。據麥肯錫公司預計，2011年，印度在全球軟件和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市場所占份額將達到55 %以上。
迄今為止，印度前四大IT公司均已經在中國開設分公司，并將印度公司的品牌優勢帶入中國。如同《世界是平的》所描述的那樣，在全球市場大開放的時代趨勢之下，以印度模式為代表的外包產業徹底席卷了全球市場。大量工作從高人力成本地區轉移到低人力成本地區，同時公司有機會到國際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在這個過程IT項目之外的外包業務量龐大，僅僅將外包與IT相聯系的時代己經成為歷史。非IT項目，特別是涉及企業咨詢管理等傳統歐美大型跨國公司特有的業務市場份額，現在正逐步被印度企業蠶食。
3．我國外包產業亟待發展，優勢明顯
我國具有高級人才豐富、日益完善的高端人才培養機制、眾多的科研院所、質量和數量均占有優勢的海外留學人員、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研發中心、質優價廉的人力成本、憑借風險資本而創業的服務外包企業、社會資本進入人才培養體系、我國獨有的日韓語言文化優勢等九項高級或專門性生產要素，在一般生產要素方面具有大量的質優價廉的職業教育畢業生等優勢條件，將會有力地支撐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我國具有優良及低成本的電訊基礎設施、巨大的電子信息制造業基礎、跨國公司在中國研發中心的運作、優良的通信業基礎和相關服務業基礎等多方面優勢，為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持，以及相關產業的互動。
（二）基于公民社會組織的“社會型”就業新模式
該模式是指由公共部門及民間組織等社會力量提供的滿足全社會或是一類社會群體共同需要的服務，具有公眾性、公用性和公益性。需要大量的社會力量去積極參與，包括教育培訓、公益慈善、福利保障、社會救助等。該模式在發達國家是一種重要的就業形式，在我國還只是剛剛起步，因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失靈，又能減少政府成為社會矛盾焦點的概率，有利于解決職業學生就業問題，從而使其成為一種新型的具有挑戰性的就業模式。
1． 我國社會組織具有吸納就業的潛力
2009年，我國每萬人社會組織數量為28.8個外包服務，社會組織就業占非農就業的比重為3.98%，占服務業就業的比重為7.23%。這表明我國的社會組織總體上還處于發展的上升階段，同時也說明我國社會組織還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和發展空間。在宏觀經濟保持預期增長速度的前提下，“十二五”時期，城鎮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在1130萬個左右，但城鎮新增勞動力的供求總體形勢是供給大于需求，供需缺口在1710萬人左右，城鎮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在社會組織吸納就業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著明顯差距。按動態計算，假設社會組織吸納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口的比重每年平均增長0.12個百分點，“十二五”期末該指標可達到4.82%，與國際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據此比例和預測的非農就業人員，可以計算出“十二五”時期我國社會組織吸納就業的潛力平均為127萬人。對比我國城鎮新增就業的供需缺口，社會組織吸納就業的潛力在彌補城鎮就業缺口方面的貢獻平均在7.9%左右。可見，大力發展社會組織確實是我國促進就業的一條重要渠道。
2． 加大政府財政投入，以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來創造就業機會
我國社會組織發展過程遇到的最主要問題是資金的缺乏，因而政府在發展引導社會組織吸納就業時就必須要對社會組織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以政府投入引導社會資金的參與，形成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多層次的社會服務事業發展模式，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模式。從國內外經驗來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在國外已經成為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國內卻很少。盡管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政府已經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就整體而言，政府購買服務仍然是零星個案。因而，目前可以考慮從國家和各級政府對有關民生、農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節能環保、災后重建撥款中明確劃出部分資金去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由社會組織去組織完成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需求。通過加大利用政府公共資金的使用，解決目前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瓶頸，有了充足資金支持的社會組織自身在公共服務的提供過程中，能夠充分提高在社會組織部門工作的就業人員工資福利待遇，能夠吸引職業學校畢業生進入社會組織部門就業。
3． 社會組織吸納職業學校學生就業的政策制度創新
在促進社會組織吸納更多具有一定職業技能的職業學校學生就業過程中，政府也應該進行制度創新，實現對社會組織的法制化管理。因而，國家應該加快對社會組織的立法，減少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阻礙因素，把在社會組織部門就業的人員納入國家正常社保體系當中。建立國家、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共同繳納支付的社保基金制度，解決職業教育畢業生到社會組織部門就業的后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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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目前個人手機終端設備已經邁入了網絡時代，在3G時代，各種移動電子設備也開通了上網的功能。銷售管理系統本身就是作為企業信息管理系統的一個重要分支。因此對于移動公司而言，建立智能手機銷售項目管理系統已經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由于現有的移動通信市場已經處于一種高度飽和的狀態，手機終端市場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于客戶保有量以及新增用戶之間的拉鋸戰。由于在手機終端銷售的質量管理方面涉及到企業多方面的而工作崗位，市場人員在具體執行銷售目標的過程中經常不能做到顧全大局，所以本文嘗試使用項目管理的方法。來實現企業手機終端銷售質量的控制，為拓展手機終端類的銷售渠道盡可能的提供一種標準化以及可執行的項目管理的方式。
1 手機終端銷售目前存在的問題
該公司在手機終端類銷售渠道質量的控制上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1）社會銷售渠道的投入與產出的效率偏低。該公司的銷售渠道的數量在經歷了初期的快速增長以后，手機終端的營銷商家基本上穩定在4000家，站到全市行業的70%以上，但是在每年新增市場的份額中卻不到50%，充分說明了該公司銷售質量的管理已經處于市場落后的狀態；（2）對手營銷能力的快速擴張，一方面，電信從2010年開始了3G渠道網點的飛速建設和升級，另外一方面聯通與IPHONE手機等移動終端展開深入的合作，通過明星移動終端來提高自己的市場核心競爭力；（3）手機終端的銷售渠道與用戶的使用要求并不匹配。該公司的仍是以傳統的銷售終端為主，在全球網上使用套餐、銷售質量控制和相關的服務功能嚴重缺失。（4）手機終端銷售渠道掌握較弱，違規現象十分的嚴重。
2 如何使用項目管理的方式來加強產品銷售質量的控制
筆者針對目前該公司手機終端銷售數量的下降，新增市場不斷下滑的問題，該公司的項目管理小組從市場人員管理、市場競爭形勢、銷售渠道管理以及相關銷售人員的薪酬體系等四個方面進行了相關的分析。
2.1 手機終端銷售的項目管理的定義與啟動
本項目小組成立的目標分為總體質量目標和次級銷售質量目標。總體質量目標為確保手機終端銷售總量在新增市場的占有率達到65%以上，并連續穩定至少三個月以上。所謂的次級銷售目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包括渠道酬金優化，其中酬金獲取來源種類不低于20%；其次是對公司的業務產品進行升級換代；最后通過銷售渠道管理來提升網點人員的滿意程度從而防止網點銷量被競爭對手搶走。該項目的周期共計6個月，主要包括銷售渠道資金的優化、產品的業務升級、網點布局優化、渠道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對于項目的四個階段采取里程碑的方式來逐一進行。由于手機銷售渠道提升的項目所涉及公司的項目較多，工作量較大，時間跨度較長，所以筆者根據該項目的具體特點，建議采用矩陣組織結構形式。這種矩陣形式的銷售人員的管理模式充分體現了公司的領導層對銷售質量提升的重視。
2.2 制定項目計劃
項目計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項目進度計劃和項目質量控制計劃。在具體的項目進度計劃中，對其中的該公司的業務與產品進行升級、手機銷售渠道的資金優化、銷售網點的布局調整以及手機移動銷售終端的提高四個方面的工作進行具體的細化。只有細致的劃分每個階段的具體工作內容和工作目標，才能夠確定手機終端銷售質量提升的項目總工期。對于該項目的執行質量計劃而言，是通過對該項目具體實施的過程的控制來實現的，在項目具體的執行過程中的每個階段，要針對這個階段所要實現的具體目標編制實際的質量計劃。
2.3 執行該項目所列出的計劃
在執行該項目的開始階段就要建立一支高效的項目團隊。在控制項目進度方面主要做兩個方面的工作，首先對該項目進行進度檢測，包括關鍵點檢查，所謂的關鍵點就是在項目計劃當中的每個里程碑的時間點；其次撰寫每周進度報告，在本項目的執行周期內，每周都要制作項目狀態的進度報告，從而報告給項目經理，目的是為了更方便的安排下周的具體工作。
2.4 本項目執行的結果進行質量驗收標準
對本項目執行結果的質量驗收，筆者認為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考核。（1）對手機移動終端在新增市場的占有率方面是否有達到項目的預期目標。（2）從手機銷售終端的社會渠道進行產出效能的相關評估，不僅對社會銷售渠道整體銷量進行評估，還要對具體每個銷售網點的實際銷售能力進行考核，從而判斷手機銷售的產出效能是否有所提升。（3）對手機銷售渠道的掌控能力，各個銷售網點要達到銷售目的，就必須加快銷售的流轉速度，很多銷售網點為了提高銷量都采取了降價的措施，從而進一步帶動了其它渠道商的降價，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費者的消費需求。（4）從銷售網點布局的改善進行考察，主要包括銷售渠道網點空白區的補點，實行一村一點和一廠一點的銷售模式。其次對銷售渠道的扎堆區進行集中清理，銷售網點的扎堆會直接導致消費者的忠誠度降低。
3 結語
隨著手機終端類3G時代的來臨，銷售市場的競爭逐漸激烈。本文通過大量的參考文獻的調研，主要分析了某公司在手機終端銷售市場目前所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筆者從項目管理的角度，闡述了如何使用項目管理措施來實現對手機終端銷售質量的控制，具體項目的實施過程主要包括四個階段，手機終端銷售的項目管理的定義與啟動、制定項目計劃、執行項目計劃、最終對項目的實際效果進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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