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哲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正是鑒于其著之“創建性”和“非常卓越的貢獻”，以及一個“標志”的“開始”，本評論將主題擬為“篳路藍縷開生面”。探尋中國哲學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是該著主題。相應的是糾正百年來中國哲學研究中存在的“多史少學”、“以史代學”，或“‘中國哲學史’一路而單邊的強勢傳習發展”（第7頁）和“史與學混同”（第8頁）的現狀。在回望百年中國哲學研究，特別是諸如謝無量、、馮友蘭、張岱年、侯外廬、牟宗三、勞思光、成中英等的研究之后，陸教授申論他對哲學與哲學史關系上的觀點。在陸教授看來，學科應以學與史兼備示其健全，而“學”顯然是突出學理，“史”則偏重學理演進的歷史。二者的關系應是“先學而后史，學是史的本體，史是學的進程”，尤其是“學理形態應當自體呈示邏輯進程，而非沒有自我實體的發展進程”。因之，“哲學的學與史是哲學科目本質統一性下的兩個性質差別的異域”。（第7頁）還說：“哲學之為學科的機體，本然地包含著哲學之‘學’與哲學之‘史’的差異性論域^哲學之‘學’是哲學之為學科的學理形態自體，它是決定哲學之‘史’的實體質素。”(第15頁）由此自然涉及黑格爾“哲學史本身就應當是哲學的”那個著名的思想論斷。這個思想后來又以“哲學就是哲學史”的命題而廣泛流傳。在陸教授看來，“哲學就是哲學史”這個命題成立的條件是有限的。它不能掩蓋二者有區別的事實。我們并不能因此把哲學歸結為哲學史，也不能把哲學研究局限于哲學史研究。從這里，作者試圖開出他的《中國哲學》的立根之基來。陸教授說：“學術生命力在于與時俱進地開新其生機途道。應世之需與綜合創新是《中國哲學》生成的動因條件。”（第8頁）該書比照一般哲學所關注的問題域而論中國哲學的所謂理論論域，也同時就是中國哲學之“學”所關注的問題。

除了緒言和結束語外，作者大體以此為依據將中國哲學的“學”分為本原論、格致論、名辯論、美識論、倫理觀五大板塊，各板塊有概述，且每個板塊也工整地區分為六章，全書共三十章。分述先秦諸子百家、儒、釋、道各家哲學思想，而以六經之首《易經》作為全書之開篇。不僅如此，陸教授還將他所思考編排的板塊、章名和節名分別稱之為“宏觀的板塊論域”、“中觀的致思問題”和“微觀的語義概念”三個層次。于此我們看到該書特殊的邏輯結構。陸教授說：“宏觀的‘板塊論域’進向中觀的‘致思問題’，中觀的‘致思問題’在（再）進向微觀的‘語義問題’，是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的層次結構邏輯鏈。”(第17頁）又說：“篇名意義的‘板塊論域’、章名意義的‘致思問題’、節名意義的‘語義概念’是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的主體質素要件。論域、問題、概念的等差層階，堅實地組構并支持著中國哲學大系及其學科理念運動的法則性。論域、問題、概念是哲學的形態質素，也是哲學之為學科合法性的實體部件”。這是說根據“論域”劃分板塊，而以“問題”構成不同的致思路徑，以“概念”區分語義。論域、問題、概念就不僅成為構成橫斷面的《中國哲學》板塊與板塊、章與章、節與節之間的內在邏輯，且它們又縱貫性地是論域、致思、語義間相互聯系的環節。陸教授嚴厲批判無視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存在的錯誤看法，以及那種輕鄙中國哲學研究者和教學者的不適之言。他說：“人們似乎不應該設想某個民族國家的哲學史不合法的問題，倘若執意擬設這一表示少數哲學工作者奇思妙想的‘問題’，那就需要等待他們拿出地球表面確實存在著‘生活著而無思想’的人類證據，同時還需要回答地球表面以思想為本質的哲學是否必要與某洲某國哲學相一致的終極難題！”.

篇（2）

2、時代性

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政權的更迭，戰爭的創作……都會令許多人從精神的角度出發，用哲學的目光去審視它，中國哲學的時代性日漸清晰。在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戰亂之中，百家爭鳴的局面之下，各國都需要一種思想體系指導它擺脫弱勢，謀求強大，在對各家學說的體驗中，法家得到了各國的認可，戰國后期各國推行法家思想，變法圖強。這其中對法家哲學利用最為徹底的秦國實現了華夏的首次統一，可以說這是各個國家的選擇，更是時代的選擇。而在漢初要廢除秦的苛法與民休息的大背景下，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又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待到漢朝元氣恢復，道家哲學出就不再適用，維護君子與小人區別又根據德、才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新儒學被推到漢代歷史的前臺，同時也被推到了中國歷史的前臺。當儒家哲學成為中國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以后，它的內容與深意就在隨著時代的發展日益完善、充實，且名聲遠播，倍受珍視。可以說它滲透到了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它沖擊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2009年央視的開年大戲《走西口》中，落泊書生田青為求重振祖業，心懷以儒家思想精華匯聚而成的祖訓“大忠大愛為仁，大孝大勇為義，修齊治平為禮，大恩大恕為智，公平合理為信”踏上了走西口的征程。當時主人公的目標非常明確，心態非常平和，他只求通過走西口能掙到錢，讓娘過上好日子，收回祖上的田家大院。所以祖上的家訓就是他全部的精神依托，最穩定的世界觀。當他認識了一些革命人士，接觸到革命思想以后，對于革命志士為他修正的“祖訓”“天下一統為仁，民族興亡為義，自強不息為禮，福虧自盈為智，以義取利為信”他沒胡反對，他接受了，并把它做為自己所開辦的“志同貿易公司”的行業準則。

篇（3）

2.教學方法創新之實效性實現傳統文化價值導向的教育目標，除需精要的內容安排，亦需生動、活潑的授課形式和教學方法為助，最忌“灌輸”和“絕對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可以活躍課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動學生對傳統文化特質與精神的領會，當下啟發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國哲學史講座》、《中國佛教文化》課堂教學中，梵樂靜心、經典誦讀、內觀靜修幾大亮點設計使課堂教學大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樂或佛教梵樂靜心、凈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過程中，音樂之教化作用非同尋常。昔日孔子在齊國聽“盡美也，又盡善也”之韶樂，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嘆音樂之美竟達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極之音樂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統一，給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靈魂的凈化，故儒釋道三家皆以音樂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來說，八萬四千法門皆為凈心之法，其中梵樂更是極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導和啟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嚴經》中說：“此方真教體，清凈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屬耳根最利，最為靈敏。因此，音聲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產生教育效果。傳統文化課堂當然也離不開音樂化人之絕佳手段，創設優美、寧靜、高雅的課堂音樂情境是非常獨到的教育手段。在課前二三十分鐘，我們選擇與本次課程內容相關的儒道音樂或佛教梵樂進行播放，或課中讀誦、講解儒釋道經文時配以背景音樂。儒道音樂清雅、寧靜、中和，佛教梵樂則具虛、遠、淡、靜、莊嚴肅穆之內涵，可謂雅而不俗、覺而不迷。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樂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帶給青年學子的心靈震撼是無與倫比的。大多數學生會主動提前到教室，靜靜地聆聽梵樂，感受音樂帶給他們的全新心靈體驗，雖未上課卻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狀態之中了。課前和課中的音樂不僅達到靜心、凈心的效果，更創設了寧靜、愉悅、平等、高效的課堂氛圍。尤為難得的是，師生在共享美樂的同時得到了身心的凈化，不自覺敞開各自的心靈，無形中消除了彼此間的心靈隔膜，加強了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進一步激發了教師內心對學生的愛與期待，亦大大增強了學生對教師的認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親其師，信其道。”學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納教師，在人格上尊重教師，才能聽從師之教誨。從教育心理學角度來說，師生之間建立的“愛”與“尊”的情感認同，是實現教學目標的重要前提，因為從本質上說教學過程就是建立起教師和學生之間一種“坦誠、平等和接納”的人際關系的過程。所以，一切課堂之成敗關鍵在于“師”與“生”、“教”與“學”這些關系通道是否通暢，而傳統文化的課堂因更多人文關懷、終極關懷，更具打通這些關系通道之優勢。觸動靈魂深處的儒道音樂和梵樂教學法，便是打通關系通道的極佳手段，成為傳統文化課堂不可替代的教學方法。其二，課堂內外開展經典和美文誦讀。儒釋道經典是經過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具原創性、奠基性的書籍或文章，蘊含無量智慧精華。經典誦讀是傳承中華文化的鑰匙，也是中國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啟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著深刻的科學內涵。孔子曰：“誦書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書，與古人謀。”專心誦讀不僅可達到攝心、靜心、提高專注力、記憶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復誦讀、吟詠、熏修就是與古圣先賢進行精神對話，必能促使人見賢思齊、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說，如能長期凈心誦讀漸次達到“隨文入貫”，將智慧經文一一消歸自性，便能直契經典深義，這就是經典內化、智慧開啟的過程。當經典已然化為生命中的一個部分，必將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導作用，完成倫理道德的養成及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的構建。此為從誦讀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過程。因此，從教育角度看，經典誦讀是達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簡單、高效、科學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的極端否定使經典教育法被長期摒棄遺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損失。而在今天的傳統文化課堂上，經典誦讀法無疑是還原傳統文化、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學生每日晨讀、午讀或晚讀經典，為了創造高效課堂氣氛，我們還在上課之始，讓幾十名甚或近300名學生齊誦儒學經典《大學》、《中庸》，道家經典《道德經》，或佛學核心經典《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金剛經》等。從教學反饋來看，學生非常肯定和喜愛讀經尤其是莊嚴肅穆的集體誦讀環節。當經典在他們的生命中產生作用，內在的純真、良善、光明被激發出來時，他們的文字感受讀來也是令人感動，甚至唏噓不已的：“每次背誦心經，都有種清涼的感覺，如夏日一陣涼風襲過……。又好似與心靈進行了深層次的對話，對周圍萬物都有了一種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觸與交流，真想熱情地擁抱自然，給與他人和社會最清新恬美的奉獻。這讓我感覺到了久違的輕松和自在，這是一個自我放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徑。還有一種有與無之間的奇特感悟，一種大到沒有邊際又明凈勝過月光的空間感，妙哉妙哉！”下課前，再讓學生齊誦短文《能量朗讀》。此文彰顯中華文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特質與精神，多次誦讀強化，不僅能激揚志氣，幫助學生重獲人生之希望、重尋人生之夢想，亦能促進學生樹立感恩、包容、尊重、精進的人生態度和原則。“《能量朗讀》很勵志，激發人心中的希望。‘愛’不是口頭上的，愛就在身邊，原來生活如此美好。在誦讀后，常常會釋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壓力，能心平氣和地處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確了應該心中有大愛，要放開心靈的境界，容納整個世界。”其三，課堂內觀靜修體驗。中國哲學是高度實踐性的心靈學問，教理教義的理論探究并非談玄說妙，而是用來指導身心變革之實踐。儒釋道三家皆有內觀靜修之法，其不僅可以修身養性，更是求學問道之入門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導其學生：“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3.而在佛學中，禪即為靜慮，亦指“心一境性”。禪的智慧不僅可以促進對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幫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園，理性對待塵世的喧囂和功利，還可以開發自性潛能，創造安樂祥和、灑脫自在、富有價值的人生。更為現實的是，禪的具體修習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消除熱惱、平復情緒、撫慰心靈的方法和途徑。在西方國家，一些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就很樂于用禪來引導人們順歸人性和自然，還有一些心理學家和精神病理學家，更把禪與西方心理治療方法結合起來，將其作為調節心理和治療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學生也是社會中人，面臨著來自學習、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壓力，內心有著諸多的焦慮、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內觀靜修開啟的智慧之引導，在實際生活中學會疏導情緒、掌握認識自心、調控自心、凈化自心的方法與技巧，以擺脫痛苦、憤怒、沮喪、忌妒等負面情緒，改變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個良好積極的心態面對生活。課堂內觀靜修雖然條件有限，沒有專用的靜修室和坐墊，時間也很短暫，但是同學們頗感新奇，整個過程都能主動、積極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極其明顯的。在靜定內觀的體驗與學習中，同學們初次品味了禪的清涼甘露，驚異、震撼地體會和享受到內心深處久違的寧靜、安詳與博大。“課堂體驗內觀靜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覺得內心非常安寧，更加遠離物質社會的喧囂與煩躁，讓人通達，讓人更加冷靜地去應對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禪修啟發人思考人生的意義是什么，它不是無盡的物質財富，而是無窮的、廣袤的心靈世界……”而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的美妙感受，又會進一步促使學生以全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看待世界、社會和周圍的人，體悟“萬物一體”之真實內涵：“課堂音樂禪修時，覺得身心正漸漸趨于平靜與淡泊，此時周圍的一切都已無法干擾我。而我，正全身心地與宇宙融會貫通，每一個細胞都是打開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斷傳輸，輸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環著。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響著整個宇宙萬事萬物的我，我的情緒、心境、思想正時刻傳向宇宙萬物，影響著整個世界。”可以說，雖然課堂的內觀靜修因時間、地點等限制，不能深入內觀修習，但正如運動可以促進身體健康，幾次這樣的課堂精神訓練不僅已起到了培養心的專注力、控制力，激發學生自覺調控內心的目的，還讓學生直觀內在地體驗到個體與他人、社會、宇宙的和諧一體，從而在內心中生發起平等、感恩、愛與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內觀靜修還初步培養了一定的覺知力，這種覺知力會隨著日常練習的增加不斷增強。而這份覺知在平日生活中極其有用，它能讓人洞察問題的實質，不會被錯覺、假象所蒙蔽，不會盲目地跟隨舊有的習氣產生恐懼、焦慮、嫉妒和憎恨等等，進而以真實、自由、有創意的行動來幫助他人。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獨立人格的建立。顯然，內觀靜修的作用，是言語說教所根本無法企及，也無法代替的。課堂內觀靜修體驗，將成為傳統文化課堂教學中必不可少、頗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國傳統文化課外實踐模式體驗式情景式拓展

鑒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高度實踐性之特質，必須積極探索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多元化教學模式，注重學與思結合、思與行結合，大力提升課程的教學實效性。長期以來，不少課程的課外實踐僅僅停留在參觀游覽的層面，難以取得良好的實際效果。中國傳統文化課外實踐是輔助課堂教學的重要部分，應引入現代教學理念的開放性、情景性、體驗式教學理念，達到全面提升教學效果的目標。事實證明，實地參訪的體驗式新教學模式在開拓學生文化視野、激發學習興趣、開發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實非課堂教學所能比擬。幾年來，《中國哲學史講座》、《中國佛教文化》課外實踐以帶領學生多地游學、拓展體驗的多內容、多形式展開。儒家文化課外實踐以合肥國楨書院為本校實踐基地，學生在基地先后開展為期一周的活動。活動以儒學文化為背景，結合現代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時代性，實為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有益嘗試。如，家庭禮儀實踐以“孝”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感恩知恩”、“反哺圖報”的家庭禮儀意識，并學習家庭禮儀知識，開展家庭禮儀訓練；職業禮儀實踐以“敬”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處事敬”、“與人忠”的職業禮儀意識，并學習職業禮儀知識，開展職業禮儀訓練；生活禮儀實踐以“謹”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居處恭”、“言行謹”的生活禮儀意識，并學習生活禮儀知識，開展生活禮儀訓練；社交禮儀實踐以“信”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誠則明”、“信則任”的社交禮儀意識，并學習社交禮儀知識，開展社交禮儀訓練。同時，還指導學生面向社會公眾開展了文明禮儀現狀調查和文明禮儀宣傳，具體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誠實守信、愛崗敬業等四個主題內容。整個活動過程由國楨書院老師全程帶領，以講座、觀看影片、小組體驗、討論、分享等形式展開，實現了“探索中認知”、“體驗中學習”、“行動中教育”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生中引起很大反響，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學效果。佛教文化課外實踐更是依托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場所，開展情景式、體驗式學習，形成了一個新型立體、系統有序、頗具震撼力的參學模式。為開拓學生文化視野，盡可能實現多地參訪，。寺院實地參訪由法師全程帶領，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參觀以上四大寺院及東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聽儒學講座，了解儒家文化實質，把握孝道、人倫精神；聆聽佛學講座，把握佛學文化特質，了知佛學精神對凈化心靈、和諧身心、促進向上人生的積極作用；體驗晨鐘暮鼓的叢林生活和禪修實踐，掌握心理調控的方法、感受心靈的震撼及來自生命深處的寧靜感、愉悅感、尊嚴感和崇高感；舉行傳燈活動，體驗合作、奉獻、愛和感恩的真義；品味素齋，思惟五觀堂“五觀”之義，體會儉以養德、節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報恩、敬畏生命之心。從活動現場及學生的反饋信息來看，已采取的參觀、聽講座、傳燈、叢林生活體驗等活動方式，文化內涵深厚、新奇多樣，且緊緊貼近現代生活和大學生思想狀況，學生們頗感歡喜，也收獲良多，耳濡目染中不僅對儒釋文化有了較為準確的理性認知、啟迪關于生命、道德等問題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內省、確立止惡行善的人生原則。幾天的體驗式生活雖然短暫，卻得以零距離的感受佛教文化，成為大學生活中難以忘懷的記憶，其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從這幾年的教學過程來看，課外實踐起著全面提升教學效果的關鍵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當然，還可以就實踐地點、活動內容及形式等多個方面進一步調整完善，形成更為成熟、高效的參學模式。比如，在實踐地點方面，為解決因經費缺乏導致的課外實踐難以可持續的困境，計劃通過多方溝通、協調，以合肥開福寺為大學生傳統文化實習基地，長期合作開展活動；在有經費來源的情況下，則應盡可能拓展外出實踐地點，如可就近參學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廬山白鹿洞書院，了解古代書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學精華。而就活動內容方面來說，可安排更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如可在參觀、聽講座、禪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腳的活潑內容。在叢林山水間一路行腳、聽法，參與討論與分享，帶給大家的感受應該是長時難忘的。既可沿途游訪多個人文景觀，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讓學生舒展身體、放飛心靈，培養堅強的意志品質。更重要的是，在親近自然的行腳活動中，極易打開塵封已久的心靈，不管是老師與學生之間，還是學生與學生之間，都會顯現出率真自然的一面，營造出一種自由輕松的學習與交流氛圍。在融于自然、回歸本真的狀態中，享受聽聞真理帶來的內心的深度喜悅，感受生命的律動，啟發內在的精神資糧，從而達到開拓生命深度與寬度的目標。而這些，其實就是大學素質教育的根本實現，僅憑課堂教學是無法達到這種效果的。

篇（4）

分析哲學起源于對語言的研究特別是對語言的邏輯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詞，首先只是表明人們感興趣的只是分析的結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語言表達形式的組成部分以及它們的組成方式，但分析哲學的內容和性質卻遠超過對語言和邏輯形式分析的結果，它不僅是揭示了語言和邏輯形式反映世界的結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語言和邏輯形式反映世界的結構的方式最終是以對哲學思想的表達而實現的，所以對邏輯和語言的分析自身實質上是一個超越的思維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被當作一種哲學活動，即哲學思想的方法和過程，因而被分析哲學家們稱之為“治療術”，即對語言和邏輯表達哲學思想的混亂不清的情況的清理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成為基于語言和邏輯表達的認識論，而且它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分析哲學的存在論觀點。

二十世紀對語言的研究有兩個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純粹、抽象，如數理邏輯，另一方面則走向日常和具體，但這兩個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學化困境，一方面，邏輯與形式語言具有同語反復的性質，它不能表達哲學問題，另一方面，日常語言能表達哲學思想，但它充滿了混亂，分析哲學的任務實質上是這兩個方向的綜合，把日常語言中的哲學問題以純粹的方式表達出來，傳統哲學中因語言誤解而糾纏不清的命題可以用語言分析清除掉，但它達到的結果卻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學不等同于邏輯學，邏輯是思維的形式，分析哲學不直接研究思維形式，也不通過對邏輯形式的研究來研究思維自身；它也不同于語言的語義、語法學，語義和語法研究語言的表達方法，而分析哲學是以表達哲學思想的語言自身的形式為對象，但實質上探討語言表達哲學思想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從日常的語言中清理出這種表達哲學思想的語言的純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會一般哲學研究中的存在和認識論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已經化解在這種語言的形式和它們的關系之中，他們的任務只是發現和糾正以語言形式表達的哲學思想的錯誤，因此所有的哲學問題成為語言問題，但是分析哲學并沒有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對哲學問題的解答，相反，他們認為用語言表達哲學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實際上他們的結論是語言沒有表達哲學問題的能力，在分析哲學的意義上最終將導致的結論是：哲學的最終問題是無法用哲學語言來表達的。

但是這并不是問題最后的結果，分析哲學的意義是潛在的，首先，在人類的哲學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過語言對思想的表達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類自身的一個本質——思想自身，他們至少揭示了了一個事實；語言可以呈現哲學思想過程，但人們應當對此保持在語言表達上的沉默，這是西方哲學最大的自覺，它意味著在科學的或實證的意義上它接觸到了自己的非先驗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將為具有自身動力性和統一性中國思想打開中西哲學匯合之門。

“分析哲學”幾乎與“語言哲學”相同地使用，但語言哲學強調語言表達的世界的結構問題，而分析哲學，在它的最深刻的意義上，是語言對存在論問題表達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認識論的意義，或者說它是關于認識自身的認識論，而且在它的最終方向上，以顯現的方式表達了它的存在論。

對表達的分析

雖然人類還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達意義，如手勢，圖像等等，但毫無疑問，語言是最精確、方便的表達方式，這主要源于二個特點：第一，語言具有標準性的語法形式，即具有表達的社會性；第二，語言具有自身本質上的邏輯性，即它自身是表達的。當然還有第三點，語言是思維的形式，這是與表達的本質有關的更進一層的性質問題。

一般語言陳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詞和謂詞，主詞提出對象，謂詞進行陳說，但人們總是在雙重方式上運用語言，第一是以語言的方式表達意義，這是運用語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運用語言自身的語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語法形式說出或寫出句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成是語言表達自身。因此一個句子在日常使用時如果被認為是正確的就應當同時滿足這兩個要求，但實際上日常語言往往是在這兩重意義上混亂地運用，因此表現為語言的使用與使用的環境有關，為了能純粹地進行表達，人們就首先應當從心理、歷史環境中清理出正確的語言形式，弗芮格和羅素就是在對語言表達進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開了一個新的領域，也帶來更多的意想不到的問題。

把語言的兩種表達區分開來就是把語言對意義的表與表達的形式分離開來。即把對意義的表達與對自身的表達與區分開來。實際上，這種區分由來已久，這就是從語言中抽象出邏輯型式。對邏輯的研究幾乎和對哲學的研究是同時開始的，而且正是西方傳統哲學的奠基人亞理士多德建立了傳統的邏輯系統，并以思維的形式的研究作為邏輯學的本質。傳統邏輯以日常語言作為對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傳統邏輯學是以自然語言作為表達工具所組成的邏輯型式與邏輯關系為研究對象，比如命題與復合命題，命題的關系與推理等等。

邏輯研究一開始就是在表達型式所表達的內容和表達型式作為表達的工具自身這雙重意義上進行的，比如一個作為研究對象的命題既表達了它的內容，又表達了自己的形式，這種情況幾乎和語言的表達一樣。為了表達的純粹化，把語言符號抽象為純粹符號，這就是數理邏輯的方法，即以純粹符號作為表達工具。所謂純粹符號是只表達型式自身的符號，依靠這種符號，邏輯型式可以直接表達型式自身。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礎上，羅素首先以對命題和命題函項的區分成功地分離了命題和命題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純粹邏輯符號表達出來[1]。命題可以表達內容，命題函項則只表達型式，命題函項即是普通命題的邏輯型式，命題函項包含了未定成份(邏輯變元)，當把這些未定成份賦予一定的命題值時，它就成為普通命題，用數理邏輯的語言說，一個命題函項是其值為命題的函項。比如，“羅素是一個哲學家”，作為普通語言，它既表達了內容，又表達了邏輯型式“某某是怎樣的”，后者就是一個邏輯函項，在一定的邏輯符號系統中可以用純粹符號表達為邏輯命題，如“p^q”等等。

邏輯分析方深入一層下去，由命題分析進入謂詞分析，羅素的摹狀詞理論把命題中的摹狀詞從作為名稱的名詞中區分開來[2]。所謂摹狀詞就是具有屬性描述意義的詞組，比如“‘數學原則’的作者”就是一個摹狀詞，它只表達一個屬性事實，它與具有指稱的名詞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稱的人物或事物對象。羅素稱摹狀詞是“不完全符號”，因為它單獨出現時即不指稱一個對象，也不能作為一個命題成立，如“‘數學原則’的作者”作為一個摹狀詞，并不指稱羅素，它只表達著作與作者的屬性關系，因此不具有單獨的陳述意義，它只有在一個適當的陳術中才使這個陳述成為完整的，比如“羅素是”數學原則“的作者”才是一個完整的陳述。日常語言中，作為具有指稱的名詞如“羅素”與摹狀詞“‘數學原則’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別，人們用“‘數學原則’的作者”和“羅素”相互代用，但是這種不加分別的混用就帶來了混亂和悖論。在日常語言中，“羅素是‘數學原則’的作者”這個陳述如上所述具有兩重表達，第一是它表達了它的意義，第二是它表達了自己，即它的語法結構和邏輯形式。這樣“羅素是‘數學原則’的作者”與“羅素是羅素”或“‘數學原則’的作者是‘數學原則’的作者”在日常語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義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義表達，因意義而真，后者則單獨陳示自己的語法結構和邏輯形式，是一個同語反復的恒真的命題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羅素語）。這樣摹狀詞理論就使邏輯形式可以從日常語言中清理出來。羅素的摹狀詞理論被譽為分析的典范，這并不僅僅是指這種分析的結果，即不是指這個分析從名詞中區分了出了摹狀詞，而是指摹狀詞理論表現了典范的分析活動，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現。

分析的表達與不可表達

真正在內心深處困擾著分析學家的是，邏輯型式雖然是從日常語言中抽象而來，但它的普遍性保證似乎不能由這種抽象過程得到，而是由這種型式自身所保證的，前者是從經驗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純粹型式上，表現了它的普遍適用性，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幽靈是無法驅散的,分析哲學并不是像分析哲學家所宣稱的那樣能真正地超越傳統哲學問題，只是真正的傳統哲學問題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義上，邏輯真理是命題真值函項結構性的表達，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過程產生的，這種真理性從何而來？這最終將使語言和邏輯研究進入到認識論，成為真正的哲學。

羅素的邏輯分析基于語言形式的邏輯關系，它從語言中抽象出純粹的邏輯關系——邏輯型式，即從語言對意義的表達分離出對邏輯型式的表達，邏輯分析的研究對象就是作為形式關系的邏輯常項即命題函項，這樣語言作為對語言意義的表達和邏輯型式對邏輯關系的表達而得以區分開來；而維特根什坦的“邏輯哲學論”把邏輯常項也抽象掉了，即把邏輯型式對邏輯的表達與對自己的表達區分開來，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絕對純粹型式，實際上它只是分析活動自自身的影子，成為維特根什坦所說的哲學活動自身。因此分析哲學在更進一層的意義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語言與邏輯作為型式自身表達的結果，而是在分析下所顯現的語言與邏輯的層次的表達關系，而且正是由于這種分析過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過程得到顯現，這種顯現不是別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動自身，因此分析哲學的分析本質是對透過語言和邏輯表達而表現的人的哲學思想活動。在這種意義下，邏輯連接詞既不表達邏輯對象，也不表達邏輯函項，所以它們即不表達意義，也不表達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顯現分析自己。這樣的推廣是具有終極哲學意義的，在這樣的推廣下，命題既不表達真值，也不表達復合關系，它們都只是分析意義上的顯現。但是分析哲學并沒有直接做出這樣的明顯結論，他們的結果只是：由于邏輯命題即不是對抽象對象之間關系的描述，也不是對宇宙中最普遍事實的描述，因此邏輯命題是無意義的，也就是什么都沒有說，只是重要的胡說。

在邏輯分析的意義上，邏輯命題是對自身的表達，因此無論是名詞或者是摹狀詞的使用，它們與邏輯形式無涉，并不妨礙邏輯形式的自身表達，甚至意義上不正確的表達，如“‘數學原則’的作者仍然在世”雖然在事實上是不真實的，但在邏輯形式上并沒有錯。當然在分析的情況下，這兩種陳述的區別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況下，包括一般哲學思維中，人們并不能時時自覺到這一點，甚至無法區分這兩種情況，比如“存在”是在作為摹狀詞被使用，或作為具有指稱意義的名詞被使用就是無法區分的，只有對這種情況的覺察人們才會碰到了分析意義的哲學問題，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學以無意義為據，不是解答哲學問題，而是取消了哲學問題。

但是，這并沒有取消哲學，維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覺到，表達的無意義自身是一種顯現。盡管一切邏輯命題都在同語反復，重言式卻顯現了證明，每個重言式都是證明的形式過程。維特根什坦的結論就是語言與邏輯表達在哲學問題上是無意義的，但它以“顯現”的方式顯現了它不能表達的東西——在終極推廣的意義上，它們是分析意義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說”的“神秘的東西”。

分析哲學取消了企圖用語言方法表達的哲學，在認識論上語言就是認識的界限，因此語言就是世界的全體，語言不能通過自己表達自己界限之外的東西，更正確地說，哲學意義上的語言表達是無意義的，這實質上就是關于認識的表達可能性，這是真正的認識論問題。雖然表達最終即不能表達意義，也不能表達自己，但仍然顯現了不能表達的東西，這就是“無意義”的意義。維特根什坦的研究在“顯現”上中止了自己前進的腳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沒有進一步研究它，因為它已超出了他的視野，當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學活動顯現了它，這也就是他的哲學，因此他并沒有真正地取消哲學，在分析的認識論上：“對不可說的東西，必須沉默”——這也是一種哲學，它以分析的認識論表達了對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達了分析哲學的存在論，因此分析哲學在雙重意義上都是特殊的，作為分析方法的認識論和作為分析的認識論的存在論。表達、分析與思想

以往的哲學主要都是研究客觀、主觀和它們的關系，哲學研究不斷深入和拓展，從存在論到認識論，從認識論到方法，人類就像一個磨鏡人，在不斷清晰起來的鏡子中看到自己不斷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霧。當人們滿懷躊躇地對人對于世界的認識和可能性，人的認識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識的本質，以及認識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識，等等展開討論的時候，總是發現一次又一次回到起點。比如就分析哲學而言，為了表達真理而探尋語言自身的確定性和純粹性，分析哲學努力地擺脫日常語言的模糊性，感覺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達的純粹形式化，但當他們認為成功在即時卻發現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語言表達的形而上學真理，因此一切哲學問題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學認為"存在"問題只是一個語言問題，但是如果"存在"是一個謂詞，那么關于存在的命題就什么都沒說；但如果“存在”不是一個謂詞，它就只能是一個有所指稱的名詞，這樣分析哲學就又回到了它的起點——日常語言。

分析哲學自己研究對象的狹窄，表面上矛盾的論說性陳述和大量的反駁的意見表明，分析哲學遺忘了什么，遮蓋了什么。實際上，語言的表達，在日常活動中不僅是在語法、意義、和邏輯形式的層面是展開，它而且是在思想中進行，就是說，一方面語言以精確的方式表達了思想內容，同時思想以語言表達的方式進行思維活動——語言是思維的形式，分析哲學實際上是對以哲學思想的語言表達、表達關系、表達可能性為對象，因此它不是關注一般的語言表達，而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表達，即語言作為哲學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問題，因此分析一詞就不僅僅是對邏輯和語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礎之上，對它們的表達關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動。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分析不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動意義上的研究活動，這正是分析哲學家們強調的分析哲學的根本性質，這時分析哲學一詞不僅具有相當于康德哲學中批判一詞的意義，而且是自身的“哲學活動”，即哲學思想和哲學思維過程。因此分析哲學可以簡捷地說：哲學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學活動，而哲學活動就是哲學思維，只是我們應該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條件：在語言和邏輯表達的分析意義上。

語言的本質之一是它的社會性，不同主體通過共同規則使彼此交流成為可能，這種共同的規則就是語言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中的規則一詞不過是“邏輯型式”一詞在日常語言中的代稱。但“游戲規則”的“游戲”一詞則揭示了日常語言的另一個本質——語言的過程性，正是這一本質體現了語言與思想的同一性。維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學研究強調了語言行為，反對語言的意義與使用的分離，其實這正是在強調了基于語言表達的思想的過程即思維活動。

羅素的類型論和摹狀詞理論把語言的邏輯結構即語言的表達形式與語言對意義表達的功能區分開來，但他沒能把語言的語法過程、邏輯過程與思維活動相互纏繞、滲透的表達與表現的復雜關系精細地區分開來，也沒有把語言行為與思想過程分離出來。比如在類型論中，可以用加引號和多重引號的方法表達不同的類型層次，比如羅素、“羅素”、“‘羅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們才能建立這種理解，并找到表達這種類型區別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語言中存在許多混亂，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達，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維。對意義的表達和對形式自身的表達在表達中是無法區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經過思維自己的訓練后才能被無誤地運用，因此理解像“無意義”的自身表達即“無意義”的意義之類的問題，要在能自如地運用哲學思想的基礎上才能把握。

我們可舉一個“邏輯哲學論”中一個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邏輯哲學論4.126）[3]。型式概念對應于固有概念，類似于命題型式，因此也應當可以稱之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義上，一個概念在表達它的意義的情況下不能表達作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問一個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無意義的問題，因為沒有命題能回答這種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它只能顯現作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們仍然能夠思維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則，一切討論就不可能了，這才是哲學上的終極的無意義。

顯現與無意義的意義

前面的討論已經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雖然從語言到邏輯，從邏輯到分析自身，層次地分離了意義的表達與自身的表達，但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問題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對精確、純粹表達的最終追求都被分析的認識論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顯現，那就是被分析哲學所遺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學思想活動自身，這正像諺語所說，騎在牛背上尋牛，因此，雖然維特根什坦說了：“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邏輯哲學論”4.）“哲學的目的是對思想的邏輯闡明”（“邏輯哲學論”4.112），但他并沒有深入到語言、分析與思想之間的本質關系之中去，只是輕描淡寫了它們：“日常語言，是人類機體的一部份，其復雜性并不低于機體。”“人類不可能直接從日常語言中得知語言的邏輯，語言遮飾思想。”在這個即將跨入的最重要哲學問題前，他止住了腳步。但是維特根什坦仍然以顯現表達無意義，借此可以擺脫分析哲學自身的悖論：一方面，分析用于語言和邏輯，這相當于分析的“意義”；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說分析精神，只能作為方法在對語言或邏輯的分析中顯現，這相當于對自己的表達，所以分析哲學自身也是雙重意義的，這樣維特根什坦的“邏輯哲學論”即是對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時又顯示這個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來自身的詰難：“邏輯哲學論”是無意義的，但他可以回答：它顯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雖然維特根什坦提出了顯現和無意義這樣非常重要的哲學問題，但他并沒有發掘到它們在存在論上的意義，只是以預言的方式說出了“邏輯哲學論”的格言：“誠然有不可言傳的東西。它們顯示自己，此即神秘的東西。”人們認為分析哲學取消了世界觀等傳統的哲學問題，這只是由于分析哲學未能把對分析的分析繼續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語言哲學階段。但是維特根什坦卻深刻地理解語言表達哲學思想的可能性問題：“歷來對于哲學所寫的大多數命題，并非謬妄，乃是無意義。”所謂謬妄，是說表達的錯誤，而無意義是指無法表達的。維特根什坦基于這種理解，以對語言和邏輯的分析替代了哲學，而不是取消了哲學：“哲學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哲學應該把那些沒有哲學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給以明確的界限。”羅素，卡爾納普等人都表達了同樣的意見，把哲學的唯一任務看成就是邏輯分析，正是以這個理由，他們才被以一種哲學思潮被歸屬到分析哲學的范圍內。分析哲學所說取消了哲學并不是取消了作為認識論的和存在論的哲學，而只是取消了對終級問題的語言表達，他們認為分析哲學是一種治療術，這種說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學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結果，它是一種沒有治療結果的治療活動本身，因此這正是表明他們只是在進行哲學活動，即積極的哲學思維。因此分析哲學就是哲學思想的活動方式，它的對象雖然是語言和邏輯，但它的結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語言和邏輯結構，而是語言和邏輯在被分析過程中出現的表達關系，而且這種表達關系是在分析中層次遞進的，也正是在這一層層的遞進分析中，它們分析顯現為分析意義的哲學活動。然而，語言表達和邏輯表達、表達與哲學思想，特別是分析作為哲學思想的活動，這之間復雜、深刻、本質性的關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學只是冰山的一角。維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學研究在非表達的意義上觸及到了無意義問題，比如他曾舉例如顏色樣品、巴黎標準米等，問它們什么是紅色或一米的長度這樣的問題同樣地也是無意義的，或許他企圖建立一種行為主義的意義理論，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繼者如牛津哲學家在這種意義理論方向上發展了它；而劍橋哲學家則繼續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認語言是混亂的基礎上，企圖進一步弄清語言為什么是混亂的這個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討論，但所有這些工作都未在一種全面、系統的意義上達到傳統哲學的深度和廣度，因此也就未能在傳統哲學的意義上集聚起來，沒有能夠形成為一個公認的學派，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一般認為，分析哲學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結論是有限的，但這只是一種近視，分析哲學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發現了語言與邏輯的不可表達問題，并把它導向了認識論和存在論，因而揭開全部哲學的新的一頁，雖然它沒能最終在語言、邏輯與思想之間發掘出它們之間的深刻隱藏著的本質關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學思想活動顯現了它，這將引導哲學分析最終走向思想的源頭，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將是中國思想的一個再生之地。

篇（5）

一、孔子的德性倫理思想——仁愛、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論的基礎是人性論。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主張性善論。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閉儒家德性論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是“天人合德”。認為人類社會倫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質屬性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表現。因而。第一，作為人類社會基本秩序和行為規范的道德綱常。是天經地義的。第二。人類的社會生活和一切行為都是以天為最根本的法則的。第三。人類社會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體現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維持社會最和諧、最穩定的秩序。總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模式之中.又全面滲透于中國傳統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論的創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總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內容。孔子對“仁”的用法極其靈活.每次針對不同的學生的不同問題從不同的方面對“仁”做出解答，賦予其不同的意義。“仁”的根本含義即“愛人”。“樊遲問仁。子日：‘愛人’。”“仁”是以對人的真誠之愛為基礎。愛人的基礎是真誠的情感的培養.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義的行為。“巧言令色。鮮矣仁”用。“剛、毅、木、訥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無以為“仁”。“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血緣之愛.生而具有，情深意切，這種深刻的愛護之情才是為仁的根本。但這還不是仁愛本身，仁愛并不僅僅局限在血緣家庭之中.必須擴充出去。“泛愛眾而親仁”以至于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進展到“民胞物與”.把整個世界都當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內在構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標是“立人，達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這樣，仁愛之心，就不再是軟弱的情感.它有著深刻的正義感.有著寬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內在規定——“忠恕”

子日：“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日：“唯。”子出，門人問日：“何謂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論語·里仁》)“忠”是盡其在我.對人要盡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與人忠”舊，反對“為人謀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統一，孔子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為人處世，實現“仁”的美德。“忠恕”的具體內容就是五德：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日：“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孔子認為，能做到這五個方面：莊重，寬厚，誠實，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層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來，德性是有層次的：子貢日：“如有博施與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要使別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礙通.同時也要使別人事事行得通。能夠就眼下的事實選擇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說是實踐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個層次是仁德，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應具有寬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舊君子應具有中庸之德。君子應群而不黨。“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如此等等，做到這些才算是個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現實德性。

德性還有第三個層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備的德性。孔子雖深受弟子愛戴，但孔子認為自己是一個凡人。還不具備君子的德性。他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從這也說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應該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倫理思想——仁、義、禮、智四位一體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義禮智”四德并提。他從人之深層細微的心理情感活動尋求仁愛之心的內在根據.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義路、居仁由義，從內在與外在、基礎和行為的統一確立了“仁義”道德的根本內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從孔子那豐富龐雜的概念群中將仁、義、禮、智提取出來，重新規定，稱之為四德，以此作為倫理哲學概念內核。標識道德之善。孟子從人性善的角度探討四德的根源.認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說，“仁義禮智”四德是人內心所固有的.它發端于人之善。他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四德的基礎，認為四德來自人們的四種心理狀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他從人自然內在地具備“四心”的意義上認為.人之為人在于人之有仁義禮智四德：“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舊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他是以仁義禮智道德作為人的本質規定之所在。他從相互補充、相互制約的角度探討四德之l'n-J的聯系：“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仁義札智四德是他的倫理哲學中最重要的四個范疇.以四德為骨架而建立起來的邏輯結構就是他的倫理學的整個體系。

孟子認為.仁和義作為德性.其表現形態和層次是不一樣的。仁是人的心，義是人的路。仁是內在的，深層次的，義是外在的，淺層次的。他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強調我們要深刻認識仁義禮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當人的生命和幸福與道德理想、原則發生沖突時：應該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衛仁義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這是孟子倫理思想中光彩奪目的一頁。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還提出了存心養性、反身內省的德性修養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養之道在于從“心”內求，因此，在道德實踐上，孟子主張“反求諸己”。他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罰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倫理思想——居敬、窮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倫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礎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個和諧與美好的社會秩序。

朱熹首先對“理”作了三方面的規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為是物者”，是物之規律;二是物之“所當然之則”，是人應當遵循的行為規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為也”。朱熹認為，“所以然之故”和“所當然之則”，都是“非人之所能為也”的必然。他說：“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pt他認為德性的目的就是維護社會的穩定.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達到一種和諧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德性。他說：“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類麗存在，這種超時空、超感覺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倫理道德準則都是由它派生出來的。“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問者.又各得之而為性。其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明。他說：“理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萬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義、禮、智。”這就是說，“理”不僅是諸種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時又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則是仁、義、禮、智。要達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須做到“居敬窮理”。“居敬”就是做事專心致志。謹慎小心，不受的干擾，不喪失心中的“天理”;“窮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觸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認為將君、臣、父、兄、弟、夫、婦、事師長、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規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禮、信等方面，這種規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個角色都應當嚴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這種一一對應的倫理規范.整個社會就能順應天理.因而也就能達到一種和諧。社會就得以健康穩定的發展。

朱熹主張重德輕欲，認為人欲是罪惡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這個人。道只是這個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這就是說，堯、舜、禹三代帝王心術是天理流行，社會上所有的現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術都是人欲之私.社會的一切現象也都是混亂、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標就是鏟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復三代的天理。他強調天理并不是要消滅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從天理，人正當的欲望是與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當的欲望才與天理相違背，這時只要統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只要把握好一種尺度.就能達到一種和諧的境地.這樣.世界就將處于一種美好的境界。

在治國德性上他提倡“仁者愛人”。他認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養的目的.只有戰勝了人欲，恢復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閱。他認為只有實行德治，統治者才能使天下歸心，才能以靜制動。也才能“以寡而服眾”。

朱熹還特別重視道德修養。認為“私欲凈盡，天理流行”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是圣人。人們應當以圣人作為修養的模范、標準。他認為加強道德修養應該積極促使青年實踐、立志、堅毅、用敬、求知、踐實。他說：“學者大要立志。”對于立志.朱熹認為“為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卻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綿密。”聞“凡人須以圣賢為己任”聞。立志是朱熹求知進學的出發點.因為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嗍不然.則無從下手。道德修養貫穿于人的始終。而學校之道德教育對于一個人道德品質的形成和完善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朱熹將學校劃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小學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倫理規范“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大學階段就要在此基礎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步驟.使其“明明德”，最后達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篇（6）

靠行政命令強行指派、橫加干涉或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緊跟“時政熱點”的話，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無從談起。既然是創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過，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學術自主，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擾去關注學術本身，去關心如何能夠揭示真理、發現規律。當然，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學術自，并不是說要鼓勵一味閉門造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享有學術研究相對獨立性，更重要的一層意義在于，使他們養成尊重真理、實事求是、不畏強權的獨立人格，“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也是知識分子良知和風骨的內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學術自和獨立性是統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環境下必須為學者內外兼修創造條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是一項艱苦卓絕的事情，沒有始終如一的專注與鉆研精神就想侈言創新，無疑是癡人說夢。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經濟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學術上卻絕不可能，沒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沒有打破習見的理論勇氣和詳細周密的論證，創新成果幾乎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費數年甚至幾十年之功。

這是創新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路徑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須要緊跟時代、植根實踐。一個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實踐，并為其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才能獲得新生。離開了時代主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將是無水之源、無本之木。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必須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國、時代問題。當前我國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難點問題，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等，需要哲學社會科學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去進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廣大人民改造世界、創造幸福生活的偉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動力和源泉，脫離了人民群眾的實踐，理論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就不能對人民群眾產生感召力、對實踐發揮指導作用。”

篇（7）

二、張立文的“和合學”

“和合學”哲學體系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所創建。“和合”緣起于《國語》境域的和生意蘊，旨在用和愛化解人類面臨的五大價值沖突（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和危機（生態、人文、道德、信仰、智能），用“和合起來”的愛智樂章使中國哲學成為世界哲學在新世紀創新的愛智序曲。“和合”的主旨是“生生”，而“和合學”則是對“生生”之理的追求。張立文說：“和合學是對如何生生的為什么的追求，即諸多差異元素、要素為什么沖突融合？為什么沖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及新結構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當然的所以然的探討，亦是對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尋求。因此，和合學亦即新生命哲學、新結構方式說，即生生哲學。”［4］87很顯然，和合學中的“生生”體現了整個宇宙處在變化日新、大化流行的過程之中。生生既有“沖突”，也有“融合”，反映了張立文構建和合學的創見。按照張立文的構想，“和合學”是對傳統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創新和轉生。依照和合學的理論思維邏輯結構，轉化為“地”的生存世界、“人”的意義世界、“天”的可能世界，轉天、地、人的空間次序為地、人、天的思維邏輯次序。以生存世界的活動變易和合學，意義世界的價值規范和合學，可能世界的邏輯結構和合學，構成和合學的總體框架［5］。和合學所成和合三界可以分為六層：和合生存世界的境與理，和合意義世界的性與命，和合可能世界的道與和。和合三界和六層是立體性的整體貫通，其又差分為同一世界內部縱向層間貫通、三界之間橫向界際貫通兩類貫通機制。張立文認為，和合學內在層間轉換和界內流行以及界際轉換和跨界貫通，達到和合學三界貫通無礙，通則上下、內外、左右、表里無有不通；自然、社會、人我、心靈、文明無有不通；通則透，透則相對相關；然后能生，生則能合，合則和，便是太和。太和通達最優美的和合境界［5］。“和合學”是從世界哲學視域以觀五大沖突危機，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化解原理。“和合學”是以《易傳》的“生生”為邏輯起點的，其整體建構又再現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創造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正如張立文先生所言：和合學乃中國哲學的創新形態。它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學以及當代哲學資源，它自己敞開自己，海納百川，使自己置身于和合的懷疑之中［5］。因此，該哲學體系存在缺陷也是在所難免，主要表現在：第一，張立文過分注重論證三個世界內部及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忽視了對本體世界的論證，使得張立文的“和合學”體系，自始至終似乎都在把“方法論”問題作為研究的核心［6］。第二，張立文宣稱，和合學旨在化解一切基于二元對待的沖突和危機，用生生法、創新法、意境法區別于傳統的求一法、對立法和寫實法等。但張立文并沒有對自己的方法論與傳統方法論進行詳細的優劣比較。第三，張立文哲學體系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學的元素顯得不夠明晰。

篇（8）

二、以形寫神，暢神達意

中國畫壇先輩很早就提出“以形寫神，形神兼備”的原則。傳統中國畫不滿于“形似”，而以“傳神”“氣韻”為最高標準，講究教化功能，追求悅情養性，強調澄懷觀道、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可見，人物傳神的刻畫關鍵在眼睛，力求“含情得神”。相傳顧愷之畫人物，數年不點目睛。②顧愷之的“傳神論”奠定了中國畫以形寫神、重在傳神的基礎框架。元代畫家倪瓚的“逸筆草草，不求形似”，齊白石的“在似與不似之間”，這種“物外求似”“緣物寄情”“物我交融”的境界被諸多畫家紛紛效仿和追慕，這種精神超越了對具體物象的描摹再現，強調對事物“精神性”的把握，體現了中國畫對“寫意”的重視。何謂“寫意”？“寫”，就是表達和抒發；“意”，指意志、意趣、意志，是畫家的主觀感受。“寫意”就是畫家通過繪畫來表達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即“寓情于景”“緣物寄情”，作畫旨在“寫意”“寄情”。倪瓚的《六君子圖》，表現的是江南秋色，近景有松、柏、樟、楠、槐、榆6棵樹，疏密掩映，直立挺拔，每棵樹都有其象征意義。枯而顯潤的筆墨，清疏幽淡的畫面，空寂荒寒的意境，既是畫家崇尚天真審美理想的體現，又是超然物外心理情緒的宣泄，作為中國畫的特殊表現風格，寫意體現了中國畫的特殊審美取向，成為中國畫區別于其他外來畫種的總的藝術特點。中國畫中，不論是放筆馳騁、疏放簡括的寫意畫，還是層層渲染、細膩工整的工筆畫，雖然筆墨、技法迥異，但對寫意韻味意趣的追求是一致的。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撲面而來的懸崖峭壁墨色凝重，一瀉千尺的瀑布細如弦絲。曲曲小路、款款商旅、潺潺溪水與漸行漸近的馬隊鈴聲相應和，動靜相映，韻律和諧，令人如臨其境，充溢著閑適悠淡的詩情畫意。畫面既工整細膩，又開放有度，既是工筆又是寫意。透過畫面我們不難感受到畫家的生活閱歷及其對人生的感悟。

三、以虛帶實，虛實相生

自古以來，中國畫往往在構圖上經營有方。或層層渲染，密不透風；或寥寥幾筆，疏可走馬。虛實結合，疏密有致。尤其擅長留白。馬遠③的《寒江獨釣圖》中，老者，扁舟，寒江，獨釣，雖寥寥幾筆，卻是煙波浩渺。大幅留白，渲染出江面的空曠，氣氛的蕭寒，有力烘托了漁翁凝神貫注于一線的神氣。馬遠最擅長描繪山之一角、水之一涯，取舍剪裁恣肆，無拘無束，人稱“馬一角”。其《山徑春行》如出一轍，只在左下角繪以山間小徑、樹木人物之外，其余大幅留白，筆斷意連，發人幽思，意境極佳。同時代的夏圭在構圖和筆墨技法方面與其非常相似，景物簡潔，常取半邊，遠近呼應，虛實結合，素有“夏半邊”之稱。其《溪山清遠圖》，近景突出，遠景清淡，半實半虛，大幅留白，令人產生無盡遐想和審美愉悅。齊白石畫蝦，畫蟹，畫面雖并不著水，但空白之處皆為明凈之水。與馬遠、夏圭一脈相承。中國畫這種“虛實”、“疏密”的美學觀與中國哲學思想密切相關，其“天人合一”“計白當黑”的美學思想帶有濃厚的道家色彩。《道德經》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即畫中實處，即濃墨重彩處；“無”即畫中虛處，即筆墨虛靈清淡處。畫中虛實，對立統一，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無虛便無實，無實便無虛。正所謂“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④要使虛處靈，應求實處工，傳統中國畫這種“知白守黑，計白當黑”的審美觀，體現的正是中國古典哲學中虛實結合的辯證思想，與老子講的“知其白，守其黑”意出一轍。“空白”作為中國畫表達審美意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中國畫的神韻所在。

四、散點透視，以大觀小

西方繪畫常用焦點透視法，中國畫則多用散點透視法。即畫家通過不斷移動立足點來進行觀察，畫面組織不受視域的限制，不同觀察點看到的東西，皆可組織進畫面中來，也稱“移動視點”。這種“散點透視法”，使中國畫構圖可以突破時空限制，把大量的千里萬里之景色，曲折迂回之境界充分地表現出來，尤其自“長卷”出現以來，更是將這種透視詮釋得淋漓盡致。尤以《清明上河圖》為典范。畫面以汴河為中心，遠至郊野，近至市井。橋上行人，河際船舶，亭臺樓閣，街道河港，盡入畫來。通過視角轉換，表現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兩岸繁華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繁盛的景物。傳統中國畫那種“咫尺千里”遼闊境界的表現，正是得益于這種散點透視、以大觀小的技法。所謂“以大觀小”，沈括《夢溪筆談》說：“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意即以高觀下，鳥瞰俯視，山川之景盡收眼底。“如人觀假山”一語道出山水畫家對空間的處理技法。當然，這里所說“假山”是指置于案頭供人觀賞的山水盆景。意即畫家只要站在跟前就可以將其盡收眼底，仿佛于高空俯視千巖萬壑。千山在胸，盡收眼底。

篇（9）

2.希臘與中國的異同

希臘的國民生產總值僅占歐盟的百分之一。雖然希臘的產品質量與商務航運業均有實力，但其物質財富和產品的貢獻率卻微不足道。然而，希臘卻給世界提供了精神財富，提供了人文哲學與民主制度，提供了自由、平等、自決、公正與合作等觀念與價值。所有這些東西不像食品，是沒有報廢期的。中國是一個國民生產總值巨大和人口眾多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擁有偉大歷史、創造了巨大精神財富和文化的國度。雖然在物質財富的生產總量方面，希臘與中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但我們兩國對于文化發展和精神進步所作出的貢獻，卻使得我們感到倍加親近，因為希臘和中國都擁有可以追根溯源的共同人文價值基礎。在中國的終極精神創作中，《尚書》涉及倫理和政治，不僅闡明了政府責任，并且探討了有德之臣如何輔佐無德君主的問題。《詩經》涉及生活、愛情、友誼、戰爭、節慶、自然、人類及其日常狩獵和打魚等活動。《易經》涉及陰陽八卦，從辯證的立場出發，論證了事物的變化特征。這讓希臘人不由地聯想到希臘最古老的創作，其中包括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等，同時還聯想到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們或“七賢”的時代，這些人物幾乎誕生于同一時期，似乎專為他們所信仰和培育的共同價值而生。

3.孔子與蘇格拉底

孔子在魯國辦學，教授“六藝”，強調和諧的意義，重視自然和人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還斷言人格發展的過程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這說明他對音樂極其關注。據說，孔子在學習的過程中，屢屢發生下述情況：“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論語?衛靈公》）無獨有偶，蘇格拉底也常常靠在墻邊數小時，沉浸于思考之中，全然不知周圍發生了什么。[1]這兩位古代思想家的情景何其相似乃爾！在同一時期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也在辦學，也教授算術與音樂，同樣重視自然與人類關系的和諧。如其所言：“美德即和諧。和諧使得萬物存在并聚合。友誼即和諧式平等。”?隨后，柏拉圖在其靈魂說中注人了和諧觀點，視其為公正靈魂和公正城邦的特征，藉此抵制靈魂和城邦中的貪欲部分。[3]孔子和蘇格拉底均無任何著述，其教義均由學生在他們過世后整理成文。在教學實踐方面，孔子堅持如下原則：其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其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論語?衛靈公》）蘇格拉底和孔子一樣，均不自詡圣賢，反稱自己無知，因此不恥下問；而且刨根問底，一生都在堅持不懈地探索真知，以各自特有的方式達到了“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的境界。

4.人性問題

依照孔子所言，“仁者”就是“愛人”（《論語?顏淵》），這意味著人之為人的本質在于人性與仁愛道德的結合。對于“仁”這一概念，漢語詞典里提出表意解釋，卡爾?雅斯貝斯也曾接受這一說法，艮P:“仁”字左邊是“人”，右邊是“二”，以此表明仁愛之心體現或展示在兩個人以上所組成的人際關系和人際交流中。這正好應和了雅斯貝斯的下述論斷：“要做人就意味著要交流”[4]，因為交流是社會的基礎。亞里士多德亦持類似觀點，認為就本質而言，人是社會性動物。自然已將社會本能植人所有人，人就是社會性動物。在社會之外，人要么是神，要么是牲畜。[5]孔子給人倫賦予了特殊意義，斷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由此看來，他是受包容性社會共同體觀念的引導，認為人只有在此環境中才能成其為人，該環境使每一個人都作為這個整體的一部分去感覺和行動。人性的品質，如善與愛及其回報，都是在家庭和社會中培育起來并付諸實踐的，而家庭在整個中國的文化傳統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古希臘詩人品達曾言，人之為人，習而成之。尼采對此觀點加以引申，認定此乃人之為人的途徑所在，同時還將人生與藝術緊密地聯系起來，聲稱“我們是生活的詩人。”[6]頗為有趣的是，孔子和雅斯貝斯都曾借用樂隊這一隱喻，形象地將生活與藝術聯系在一起。子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雅斯貝斯則這樣寫道：“社會猶如管弦樂隊，以同步與和諧的方式演奏多種樂器所形成的和聲。”t7]在古代希臘，德謨克利特提出了著名的“原子說”。亞里士多德因循這一思路，認為人類由多種部分、各種系統與其相互之間的多種關系組成。這適用于每一個活的機體和社會整體。主體、客體與各個部分均通過彼此之間的關系而存在、運作和進化。例如，自我與他人的關系確定了個體的身份，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形成了自己。所有這些說法無疑具有倫理學含義，這意味著我們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是相互關聯的，我們人類的生命最終也是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相互關聯的。

5.道德教誨

孔子的全部教誨在根本上是道德教誨，其目的在于塑造人的道德化生活方式。他所傳授的“六藝”，其主旨側重培育道德品質，而不是發現真理。[8]在古希臘“七賢”的警句中，特別是在蘇格拉底的代表性警句“認識你自己”中，都折映出與孔子所言相似的用意。蘇格拉底曾言：“未經檢驗的生活是不值一過的。”W這就是說，生活需要檢驗，不僅要檢驗生活的意義與價值，而且要檢驗生活的真知與道德。無獨有偶，孔子和蘇格拉底都相信美德基于知識，認為真誠熱愛知識的人一生都會走在正途之上。當然，知識有別于意見，蘇格拉底特別強調這一區別。由此，他提出“概念”一說，認為“概念”與“意見”相反，“概念”由客觀事物的共同因素組成，可以確保使用同一概念或同一術語意指相同的事物。蘇格拉底還從理性基礎出發，考察了雅典么、民的意見、行為和生活；并從客觀出發，界定了美德，認為反映個人看法的“意見”是主觀和易變的，是缺乏真理性內涵的。追隨蘇格拉底的思想理路，柏拉圖提出“理念說”，將“理念”視為認識的對象、衡量價值的尺度、永恒不變的實體。柏拉圖還從本體論的立場出發，斷言某些東西之所以被視為美的東西，原因在于它們分享了美的理念；某些東西之所以被視為善的東西，原因在于它們分享了善的理念。一旦任何事物與行為牽涉到相應的理念，它們就會從理性角度予以評判。在柏拉圖之后，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共相”的概念。依照其“四因說”，物質的種系由物質和形式構成。物質與形式，猶如外在世界里的一塊石頭與其在心靈中的形象，是“一”而非“二”。孔子、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頗為相仿，都未分別構建一個事物世界和一個理念世界。而柏拉圖則不然，他試圖將事物世界與理念世界分離開來，認為前者只是后者的摹本，后者才是前者的始基。[W]這樣的原則決定了孔子和亞里士多德對于靈肉概念的認知角度，他們二位都是一元論者，都相信靈肉的統一關系；而柏拉圖則不然，他始終堅持靈肉二元論的觀點。另外，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人類通過良好的教育和有德之為，可以在生活中獲得完滿。在“公正”問題上，他們都認為僅僅說明何為“公正”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人應當采取公正的行動。依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踐行美德，成為習慣，由此建構人的第二天性，這樣才能使人成之為人，反之則會使人成為動物。對于在生活中遵從價值觀念且有高貴品格之人，孔子極其尊重和推崇，稱其為“君子“。按照孔子提出的道德標準，“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與“質”都要符合“中庸”之道，不能失去兩者之間的平衡，否則就會走向反面，因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孔子宣稱“中庸之為德也。”(《論語?雍也》）他對“中庸”這一美德賦予特殊地位，就像古希臘“七賢”那樣，均強調“合度”原則，凡事把握分寸，既不要過多，也不要過少，要避免過度或走向極端。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里，專門論述了這一“合度”原則及其相關特征。孔子還審視了面對生死抉擇時的“剛毅”德性，認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在荷馬時代的希臘，阿喀琉斯的生死觀與此有些相似。阿喀琉斯的母親曾告誡過他，如果他要為朋友派特羅克洛斯復仇的話，他自己最終也會喪生。然而，阿喀琉斯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死亡。在古希臘，蘇格拉底選擇死亡而非逃避死亡的做法，也昭示了他對生死的評判觀念。["]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亦有這樣的表述：“一個不怕死的人，在打仗的時候能寧死不屈或不做奴隸嗎?”[n]亞里士多德也有如下論述：“公民戰士認為逃跑是可恥的，他們寧愿去死，也不愿逃跑而得救。”[13]孔子還提出一項重要法則，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雅斯貝斯認為：“如果踐行這一法則，人們就會想到一種平等感。”[14]孔子的上述觀點，讓人聯想起蘇格拉底的道德立場：“如果讓我在踐行不義與遭受不義之間作出抉擇，我寧愿選擇遭受不義。”

6.政治理念

孔子對于政治問題有過諸多見解，涉及許多重要概念，如國家安全、社會公正、集體團結、信任、善治原則等。孔子念念不忘政治倫理原則，經常教導一切掌權者（如皇帝、藩王、大臣、刑部與家長等）都要恰當行使手中的權力，正確認識自己的責任，努力確保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有效性和穩定性。例如，齊景公曾問政于孔子，后者回應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這使人想起柏拉圖的如下說法：每個人都應專注于自己擅長的事情，而不應越出邊界而忙于其他事物。這就是說，每一個人均應以恰當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職責。在論及社會分配時，孔子斷言：“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在子貢問及行政管理時，師徒二人有過這樣一段對話：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由此可見，孔子對社會公平和社會公信力是極其重視的。時至今日，要想實現社會和諧與社會成員的團結，建立社會關系中的平等、信任和安全感則是首要條件。在人類社會同一時期，希臘的政治家和哲學家也對平等、團結、信心、安全和安定等社會價值進行了諸多討論。比較研究中國與希臘哲學中的相關論述，在當今依然是一件有意義的重要工作。

7.言說的意義

孔子重視言說的意義，強調言說反映現實。他確信：“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為了審時度勢，取得行動成功，孔子不僅強調言語與現實相結合的重要性，還特別強調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他一再提醒人們要恪守諾言，言行一致。對此，漢納?阿倫特也曾形象地論述說：“在無確定性的大海之中，具有確定性的孤島乃是通向未來之路。”[16]在《論語》中，孔子對于“人言”的力量和“忠信”的意義有過諸多論述，認為這是維系社會關系和確保正常交往的根本所在。如果君王失信于民，朋友失信于人，家人失信于親，那將是后果極其嚴重的道德倫理問題。故此，他告誡人們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在古希臘，哲人賢達也強調言語與現實相結合的重要性，也強調明確界定言說與語詞的必要性，由此導引出邏各斯的力量問題。例如，亞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有兩件事情可公正地歸之于蘇格拉底，一是歸納推理，二是普遍定義，這兩者都與科學的始點相關。古希臘修辭學家高爾吉亞認為，言說是一重大壓迫者，即可引發快樂與輕松，也可導致傷感或憂愁。[18]柏拉圖也曾堅信，詞語與名稱具有重要意義，并在《克拉底魯篇》中對此進行了分析與論證。與此同時，柏拉圖也曾強調保持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在《拉凱斯篇》里，他以蘇格拉底的名義指出，“我非常高興地看到言說者與言詞之間所存在的適宜與和諧，這兩者會產生最美的和諧，會讓人因言行一致而過上和諧的生活。”

8.思想遺產

希臘與中國哲學中的共同價值觀與思維方式，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或比較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因時間所限，我不能就上述問題展開充分論述。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歷史的同一時期，也就是在公元前6世紀前后，希臘人和中國人并沒有實際往來與交流溝通，但是，他們對于人性、生命、道德與政治等問題的追問和思索，為后世人類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其相關的觀念與理論，作為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均以不同方式反映在人類社會、自然規律、人際關系、人品人格、倫理行為、公平正義、言說意義等不同領域。所有這些思想遺產，在諸多方面為人類世界建立共同價值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當然，希臘與中國不同的社會政治條件，必然會造成多種差異與特點。概言之，這些差異產生的主因在于：作為政治體制的“城邦”出現于古希臘。這類“城邦”在地理上類似于國家，由平等和自由的公民組成。這些公民有權直接參與政治對話，參與公共協商，參與城邦管理事務和相關決議。在古希臘，“城邦”與“公民”的產生，是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事件。就這兩者的相互關系而論，“公民”不僅是“城邦”組織的成員，更是“城邦”事務的裁決者與“城邦”職權的參與者。[2°]后世不同形態的民主政治體制，都與古希臘民主城邦制度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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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5833（2012）09009909

作者簡介：許蘇民，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淼，美國阿姆斯特學院中國留學生（江蘇南京210032）

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本題為《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是拉丁文本，1727年出版于德國的布倫斯維加（Brunsvigae），作者是德國萊比錫大學教授、薩克森尼的御前歷史學家約翰·伯克哈特·門肯（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1674-1732）。此人曾擔任德國第一份科學期刊《博學通報》（Acta Eruditorum）的主編及萊比錫詩歌協會會長，其最有名的作品是兩篇題為《論學人的欺詐》（De charlateneria eruditorum，1713與1715）的演說，被看作是17世紀巴洛克式的輝煌向18世紀純粹化的理性主義轉型的見證。還著有《主要歷史學家目錄》（Catalogue des principaux Historiens，1714）等書，以斐蘭德·馮·德·林德（Philander von der Linde）的筆名發表過《加蘭特之歌》（Galante Gedichte）和《雜歌》（Vermischte Gedichte）等詩作。其《中國哲學史》（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一書，可謂世界范圍內的《中國哲學史》之開山，所以筆者對此書有著特殊的興趣，特將此書介紹給國人。

一、論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

門肯的拉丁文本《中國哲學史》，第一章題為《中國哲學史的定義與劃分》，第二章題為《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目的》，這兩章的內容雖然十分簡略，卻扼要地論述了中國哲學的特點，提出了一些影響深遠的觀點。如中國哲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學，西方人的女神是學堂、中國人的女神是生活（中國哲學具有注重實踐性的特點），中國人的神學造詣雖不如西方，但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著作頗豐，中國哲學中有為求知而求知與為政治服務兩種傳統，漢語是一種無與倫比的語言，中西民族雖然以往不相聞問，但卻有著相同的發現和創見等等。

第一章的內容實際上只是全書的一個框架：“I、這部中國哲學史闡述中國哲學的發源與發展。II、如此分為三部分：（a） 概論：闡述哲學之概要。（b） 詳述：講述中國的智藝與學術。（c） 細節：關于中國學者，學術理論與信條，著作以及發明創造等等。III、任何歷史都應分成以下三部分來看：（1）目的。（2）對象。（3）方法。”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5Brunsvigae，Apud L，Schroeder，1727盡管這個所謂“第一章”只有寥寥幾行文字，并沒有作具體論證，但卻頗具學術研究的規范性。如我們今日所知，研究任何一門學科，總要先確定其研究的目的、對象和方法，既要講其起源，也要論其發展，既要有概論，又有詳述和細節。

其第二章內容才真正進入主題。他說，我們著手寫作的《中國哲學史》之目的，就是要驅除無知的黑暗，使我們認識到中國的經典文獻有其起源和發展，這些文獻支配著那個國度的學士們的心靈，其中的信條、智慧和知識被人們廣泛地利用引證。然而，不知有多少的內容得此待遇，又有多少因為被忽略的緣故而從文字世界里銷聲匿跡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 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他在這一章中把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哲學作了對比，認為中國哲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學，指出：“視其年歲很榮耀，希臘抑或蠻族的哲學沒有什么能與古代中國哲學相比。”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但他又說：“全部中國哲學中沒有任何東西原理上能與我們的《圣經》可比。”“在神學造詣上，僅有基督教徒開了雙眼，猶太教徒僅具一只眼，而其他民族以及中國人在這一問題上似同盲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這一觀點明顯帶有基督教徒的某種偏見。

但以下一段關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論述卻頗為精彩和獨到：“我們在理論的嚴謹，對事物獨到的解釋上優于古代中國人，卻在踐行，對于事物的善加利用和操作演練方面上不如他們。以至于我們的繆斯是學堂，他們的是生活。”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這一觀點與同時期西方哲人萊布尼茨、沃爾夫等人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又說，中國人沒有語言學、邏輯學和形而上學，也沒有為一切之首的神學，但中國人在倫理哲學與政治哲學方面著作頗豐，而西方人這些方面的典籍則相形見絀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他之所以會作出這樣的論斷，是因為當時還沒有人把中國先秦墨家和名家的學說以及魏晉玄學家的學說等等介紹給西方人，傳教士們向西方介紹的主要是中國儒家的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同時，由于其學術視野的局限，他甚至不了解古希臘羅馬甚至中世紀的西方也有極其豐富的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著述。

關于中國哲學的發展，他說：“當代中國人哲學造詣較其祖先差距懸殊驚人，僅僅在名義上維持孔門弟子的身份。”又說“中國哲學像一條河流，離源頭近則純凈，離得遠了就雜質漸多，濁浪橫流。”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 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這一觀點顯然是接受了耶穌會士們宣揚的關于中國上古典籍和先秦儒家學說與基督教哲學相一致，而后來的中國哲學則背離了先儒學說的思想。

關于中國哲學的流派，他說：“中國的學養世界一分為二，一是為文而文（status in statu），二是為政治服務。”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在伊壁鳩魯之前和之后中國都有伊壁鳩魯主義。”“他們的寂靜主義也在我們之前誕生。”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這里所謂“中國的伊壁鳩魯主義”是指老子創立的道家學派。門肯稱老子為“中國的伊壁鳩魯哲學之創始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4。而所謂“中國的寂靜主義”，可能既是指老子提倡的“致虛極，守靜篤”的“無為”哲學，也是指道教和佛教禪宗的寂靜思想，他們都與17世紀在西方流行的寂靜主義有相通之處。

他說：“中國人知識的光輝來自他們統一與持久的語言。它把各門知識技藝推向高峰，學問成為長期的經驗積累，塵世的萬千至寶，但其中常生分歧，難以統一。當我們知道學者們使用的是中文這門無與倫比的語言時這點不難理解。”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他認為中文是一門“無與倫比的語言”，不像后來西方學者連中國的語言也要貶低，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又說，與中國相比，“在我們的世界里，希臘和拉丁文獻傳承下來的語言遭到白話的毀滅、移除，以至于古代典籍和那些曾經被用以傳播知識的工具難免遇難，人類回到了原始的樸拙，之后的事情還未可知，只是自然的和奇事異物刺激著人們的心靈”。然而，究竟是希臘和拉丁文獻的語言好，還是歐洲各民族新興的白話好呢？門肯也拿不定主意，他帶著猶豫不決的口吻寫道：“古代和當今著述孰優孰劣也并非沒有分歧，是新近收獲發現的新學好還是從傳世經典行列中被除去的舊學好呢？”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

門肯根據他所掌握的中西哲學史知識，斷言：“天下分開的許多民族有著相同的發現創見，距離遙遠的人們在其假設和推測中不謀而合。”因此，他認為東西方人類的心靈是相通的。又說：“為了文典世界的繁榮，天下學人要有同一語言；分裂即形同于無；空想不做形同于無；有知無德形同于無；貴而無知形同于無。”人們應該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來促進中西哲學和文化的交流。他慨嘆西方人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知識實在太少了，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實在太缺乏了：“神像多，酒神的真身少；嘗試傳授中國哲學史的史家多，真正傳下的東西少。”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他之所以要寫這樣一本《中國哲學史》，就是為了促進中國哲學知識的傳播，讓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國哲人的智慧。

二、論中國哲學的起源和發展

該書第三章題為《關于中國哲學史的對象》，篇幅最長，內容也最豐富。在這一章中，門肯首先概述了中國哲學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進而著重論述了中國哲學的實踐品格和儒家倫理，接著又考察和梳理了中國哲學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認為17世紀的中西哲學交流帶來了中國哲學的復興，促使中國哲學進入了一個興盛發展的新時期。

1、論中國哲學的起源、作為漢學博大巨著的九部經典，特別是《易經》

他說中國哲學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年的伏羲，那時中華民族原本散布于原野與森林，又因為某種原因聚集在一處，馴服了蠻荒。他們以繩結作為最初的記事工具，后來文字發展為我們今天看到的形態。承蒙天佑，公元前30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自伏羲到孔子的這段時間里——中華民族繁衍生息，茁壯成長。在這一歷史時期內，中國產生了作為漢學的博大巨著的九部經典，它們是《五經》和《四書》。

門肯介紹了《五經》和《四書》的主要內容及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在《五經》中，《書經》主要是記載帝王們的言行。《詩經》是通過頌歌與詩的形式傳達古老的民風民俗。《易經》由伏羲（Fahi）所著，非文字寫成，而是通過或連或斷的線的排列變化造成64種不同圖形；它們神秘且紛繁，很多中國人不能洞悉其義。《春秋》由孔子整理成集，以歷史敘事的形式追溯君王們的所為，他們的美德、惡習、罪責與善報。《禮記》是對職銜、職責及儀式的記錄，由孔子從各種古書集成。《四書》的前三部出自孔子，由柏應理譯成拉丁文，唯獨第四部出自孟子，由衛方濟（PFrancisco Noellio）編輯。雖然《四書》只是《五經》的注解，可是也同樣享有盛名，以至于在文章上追求高階與桂冠者必須背得《五經》中的一部，對《四書》必須全部爛熟于心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8-9。

他認為漢學的九部經典中的知識有些是“非哲學的”，但也反映了中國古代教育的內容和中國文化的特點。如六項紳士的技藝（六藝），又如書法，即寫字的藝術，其高妙簡直無與倫比，以至于門肯不禁驚奇地問道：“為何中國人在這個精巧的消閑上投入并永遠保持著如此嚴肅的訓練？”再如文法，語言在構成上極為精繁，分割成許多方言，但有一種全國通行的官話由此脫穎而出；漢字有330個名詞，且全是單音節的，它們的意義通過不同的發聲和重音變成了許多，但在結構和語句上又不亂；有80000個字符，一字表示一物。還有音樂，它“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美德而創，為了在心中澆灌甜美的德行和倫理的歌，把它的裨益簡明地印在少年心里”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0。

門肯把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分為“理論性的”和“實踐性的”兩大部分。理論性的基本原理主要是指《易經》，實踐性的則主要是指儒家倫理。他說《易經》把萬物的原理一分為二：完美與不完美。前者用實線表示，后者以斷開的短線表示。所謂完美是自我昭著（prodire focas movere），控制對象的移動、舒展、延伸、增大、張開。從屬這一類的事物有天、日、火、熱、白晝、陽性、陽氣（生命之熱，calorem vitalem）、健康、運氣。所謂不完美是自我隱藏，潛入、靜默、緊張、凝聚、下降、萎縮、殘障。這一類的事物有月、地、水、冷、夜晚、陰性、陰氣（humorem radicalem）、疾病、損害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0-11。他說在中國歷史上，《易經》的原理具有權威性，“在無數的編輯、注釋、理解中被深深地銘刻于中國人的心中”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9。

2、論中國哲學的實踐品格和儒家倫理

門肯認為，中國哲學是“實踐性的，始終在思與行中傳授美德，不從規章中得到覺悟，而是通過范例、事實做無言之詮釋”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1。他說中國的倫理學包括知性認識、意志培養和控制情感三方面。在知性認識方面，教育人如何匡正意志，辨別良莠，并把這一能力用在每一個行為中。“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第一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之于人’，欲求人愛必先愛人。方法是利用那些因果報應廣為人知的具體案例，從中得到一般性的認識，以判斷美善之事物。”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1在意志培養方面，要人們首先關注內心和它的微小活動，直到完全摒棄違背天意的思想。美德的追求有三個境界：知其要求、給予重視，最后欣然付諸實踐，其回報是快樂，結局是榮耀，動力來自模范，媒介是日常的檢驗。美德要求愛蕓蕓眾生，尊重責任和秩序，孝敬父母、謹慎智慧、恪守誠信、公正堅強，崇尚平和而不尚暴力，以終有報應之念面對他人種下的傷害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1-12。在控制情感方面，強調要防止四種不該有的感情：一是好高騖遠；二是自戀成狂；三是暴躁易怒；四是貪得無厭。這些情感很難連根滅除，應加以控制，使其轉化成對美德的追求，從而像音樂一樣使情感成為美德的載體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2。門肯在這里所講的應該加以控制的四種感情，很像孔子講的“四勿”之旨，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門肯還指出，中國倫理學很注重外在的行為，認為一個人在行為方面能夠成為他人效法的楷模乃是其智慧的體現。他詳細列舉了中國哲人關于行為規范的條目，包括：行為中應祛除矯情、做作，只應有恰如其分的修飾；話不宜多也不宜少，跟親友談話時以直爽為佳；要時刻準備學習朋友們身上的優點，為了這些優良品質與他們相處，而不是為了享樂。——的確我們要珍愛朋友，他們使我們變得更好。朋友之間要相互承擔責任，這些責任包括：在追求美德的過程中提供幫助，在行為上互相監督，朋友之間應該分享財產，對于窮困者要予以幫助。在公開場合，既不針對任何人，也不針對重大的禮節習慣作評論。要敬畏那欽定的德高望重的仲裁者，注意言語誠實，行為謹慎。遇有疑惑時要探索釋疑解惑的途徑，遇到令人憤怒的事情時要據理力爭，復仇時要做到適可而止。君子愛財，取之有道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2-13。

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哲學包括治家、為臣、為君三方面。在治家方面，中國人的觀念是家庭即小社會，社會即大家庭。父母應當教導、訓誡孩子，孩子要服從父母（哪怕他們很難取悅），要贍養父母，父母去世要服喪三年。父母與孩子在家庭里有如官員與公民在社會上，沒有哪一個被社會認可的人不是在家庭中樹立了謹慎、服從的楷模的。在為臣方面，要具有四項德行：溫和自律、忠于君王、善良仁愛、公平正義；在君王和人民面前證明了自己的忠誠的人，能夠力諫君王、驅馳萬民并全身而退。在君王行為偏離正軌時進行勸誡，哪怕要冒生命危險。在為君方面，天授王權，四海服從，乃是天經地義。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君王應該做到以下七條：一是完善自己的德行，二是栽培有才有德之士，三是遵循禮法，四是榮耀臣子，五是愛民親民，六是任用各行各業的人才，七是保護外國人。保持人民的服從有兩種辦法：一是君王以身作則，二是國家法律昌明。懲罰威懾要少而適度，征稅必須溫和適度，不從人民手中大量撈錢，以使他們忠于君王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3-14。

3、論中國哲學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

在論述了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之后，門肯將視野投向了中國哲學的更為廣大的領域，考察和梳理了中國哲學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

他說在公元前6世紀，老子這位與孔子幾乎同時的哲人創立了自己的學派。他也是中國的伊壁鳩魯哲學之創始人。老子主張大道（神deum）是物理性的（物質的、具形的corporeum），而眾學派的智藝玷污了它。后起的各學派的信眾們始終在詮釋“道”，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公元前5世紀，孔子的弟子孟子為先賢教誨被忽視遺忘而感懷。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盡毀人倫學養，以至無人敢反抗其，也無人能逃脫其肆虐。然而中國的繆斯并沒有被徹底擊敗，盡管秦始皇要把所有的學術經卷付諸一炬，僅僅保留農業、醫學與嚴酷法律的著作。那之后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其間文典不是被徹底忽略就是深受鄙夷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4-15。

公元1世紀，佛教在大衛王后的一千年由印度的信徒傳入中國，并傳播開來。發源于公元前11世紀印度的靈魂轉世說在公元1世紀來到中國，直到今天它還被給予重要地位。靈魂轉世說和無神論的學說并行于國中，佛教徒對社會造成的腐化潰爛最為嚴重，他們的教師、教條與經卷都污穢不堪。與此同時，中國哲學也陷入了追求異國情調和怪異理論的混亂之中。在此之前哲學已與神秘主義和無神論的玄學信條有染，后來其無神論色彩就更是昭然若揭。到2世紀時，道教（米教，Mikiao，五斗米教）創立，宣稱要信徒交出一定數量的米，其疾病會被符咒治愈。3世紀時，禪宗由印度的武僧引入中國，它旨在培養登峰造極的高人：他們能為了試圖接近一尊塑像或一棵樹的本質而長久地端坐入定，沒有任何肉體的動作或心靈的思慮，沒有揮而不去的，而從禪定中產生快樂。5世紀時，哲學家范縝試圖說服人們，萬物之命運無常，靈魂與肉體同滅。10至11世紀時，程子和朱子的無神論以及他們對四書五經的新詮釋出現在文典世界。15至16世紀，中國哲學由另一些有稟賦的注釋家繼續加以擴展，其結果是從注釋家的文獻中產生了極為危險的繁瑣系統，尤其是“八股文崇拜”的誕生。這些和其他一些可悲的事件使中國的學養世界被頹敗的因素所控制，而衰落自從孔子的時代就已開始了。但它并沒有滅亡，它的光芒尚未被抹殺殆盡。至今在黑暗的最深處還有諸門科學的小火苗在燃燒，就是在孔子到來前閃耀著的光。古老的倫理與政治學和自然神學雖然在那個時代里被震撼摧殘，但其他的一些科學卻沒有遭到同等的破壞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5-16。——猶如西方近代啟蒙者把中世紀看作是“千年的黑暗時期”一樣，門肯也把秦漢以后的中國思想界看作是一個“濁浪橫流”的時期，這未免帶有簡單化和片面性的弊病。但西方啟蒙者的極端之論乃是由于其思想理念與基督教中世紀的根本對立，而門肯對于秦漢以后中國哲學的簡單化描述則主要是由于時代所造成的對于中國文化的視閾局限。

門肯認為，從17世紀以來，中國哲學進入了一個復興的時期，“利瑪竇是歐洲試圖重建頹喪之中國哲學的第一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4。“在耶穌會神學家的幫助下，中國哲學于頑疾痼瘡中得到凈化，人們開始漸漸走出那些弊病的陰影，認識到他們所習慣的文字游戲的空洞與虛榮。由于中國人先接納了利瑪竇，而后有湯若望、南懷仁及其他人，他們以傳授數學為名從我們的文明世界出發去往中國。當中國人有了對數學的需求，那么數理科學、幾何學、天文學、民用與軍用的建筑學、地理學與歷法學都將在中國的學校里逐漸繁榮，而南郭先生們的占星術會漸漸失效，銷聲匿跡。科學成了煉丹術的牛虻，蜇醒那些相信自己擁有了永生之杯的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7

三、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與哲學史料

門肯《中國哲學史》的第四章題為《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他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有兩條：一是沉思探討，此門學問的路徑正在此中；二是典籍的閱讀講習。門肯對閱讀中國古典哲學原著給予了特別的重視，他說：“若不是事先對典籍準備充分，花功夫細致研究，就只能是用中國文典歷史中的名著來充充臺面而已。”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9他認為這些方法可以用于研究西方學界已經擁有的27種漢學著作。從他列舉的這些著作來看，他已經盡其視野所及，把當時中學西漸的主要資料都搜羅在其中了。可以把這些著作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西方學者編譯的中國古代哲學典籍

1《孔子，中國人的哲學家》。拉丁文版，由柏應理等四位耶穌會修士編纂，1687年于巴黎出版。門肯對這部書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此書收錄了三種中國經典（《論語》、《大學》、《中庸》），均出自公元前6世紀中國最光輝的導師孔子之手，并且無論意圖如何，已被人從中文譯成拉丁文，亦與我語經典著作有相通之處。它們蘊含了廣博杰出的智慧，對我們的倫理學與政治學百無一害。”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0

2《六經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三字經》——譯者注）。拉丁文版，由耶穌會士衛方濟（PFrancisco Noellio）在1711年4月成書于布拉格。門肯認為，此書與前面的著作一樣涵蓋了中國的倫理學、政治學，用典型的中國風格寫就。我們不應懷疑衛方濟對這些知識的真切認識，以及他進行后續理解探索的能力；因為他的確20年如一日地對中國語言作了鉆研，對中國書籍翻閱不輟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0。

3喬格·伯納德·畢芬格（Georg Bernhard Bulffinger）的《中國倫理學信條詳例》（Specimen Doctrinae Veterum Sinarum Moralis et Politicae）。1724年8月出版于法蘭克福。門肯認為，“這本書著實是第一本把原先由于疏忽而造成混亂的孔子作品重新理出次序，以便閱讀的著作；也是第一本把各民族的哲學應用于公共事業上的書，而且以此為據創立了實用主義；還是第一本把中國哲學與基督教進行比較的書。它在我們有關中國哲學的書中被評為最好的一本”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9。

第二類是介紹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

這一部類的著作最多，包括《馬可波羅東方行記》，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新簡明中國史》，蒂奧非·斯皮澤（Theophil Spizel或Gottlieb Spizel）的《中國文史評析》，契爾學（Athanasius Kircherus）的《中國圖說》，喬萬尼·皮耶特羅·瑪非（Giovanni Pietro Maffei）的《耶穌會東方諸事紀》。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根據湯若望的通信整理的《中國正統信仰起源發展史敘述》，白晉的《皇輿全覽圖》，艾薩克·沃斯（Isaacus Vossius）的《博聞》，M大衛·奧格維（David Algower）的《中國的數學》，路德維克·孔德（Ludovicus de comitibus）的《今日中國》。埃狄納·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受路易十四之命與來法的中國人黃嘉略（Arcadio Huang）合寫的《中國官話》等等。

在這些著作中，門肯對門多薩的《新簡明中國史》評價頗高，說“他是繼馬可波羅之后第一個為我們帶來對中國公正評價的人，將這個民族不可忽視的政治與文典世界介紹與我們，而我們無法說那些世界不識真理”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2。他也很推崇艾薩克·沃斯的《博聞》，說該書“介紹了中國的不同城市和各種科學；他成功地說服了讀者相信這個民族在城市的規模和除去數學之外的其他科學的造詣上無與倫比”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5-26。

第三類是關于中國禮儀之爭的文獻

這方面文獻主要有萊布尼茲的《中國近事》、查爾斯·勒·戈比恩神父（Charles le Gobien）的《中國皇帝為基督教所頒圣旨及中國人對孔子及先人祭拜之歷史闡述》、JF巴德烏斯的《論中國人對祖先的迷信崇拜》，該書更常見的名字是《記中國的耶穌會與多名我會傳教士1645年后于亞歐同時激起的爭辯——論中國人祭祖之風究竟為宗教還是禮儀》。門肯在評論戈比恩神父的著作時說：“在這部作品里，戈比恩的觀點與萊布尼茲那部斬釘截鐵的《中國近事》中約瑟夫·蘇亞雷斯的觀點交鋒，戈比恩的見解顯得更為充分、準確且優美。蘇亞雷斯的則較貧乏、沉悶、局限。耶穌會的神父更加執著，而多明我會的則頗為兇悍。”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7他對巴德烏斯的著作的評論是：“這位最為博學的作者通篇相當出色地介紹了這場論戰的經過，卻沒有給它下個定論以使愛好真理的人們得以安寧。并且這位最為博學的作者還直接對多明我會關于這種祭儀的描述信以為真，然而這正是耶穌會士們拒絕承認的。同理，假使作者認為耶穌會士的敘述符合事實，本應向多明我會士們下反對結論。然而事情并不是直截了當地屬于宗教儀式或倫理禮節其中之一，因為他給出了第三種可能，這樣一來混雜了兩方（中國人和耶穌會士）詮釋的祭儀便不是原來的那個祭儀了。”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7-28他的評論明顯地傾向于耶穌會士的立場。

第四類是西方學者撰寫的評論中國哲學和文化的著作

一是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的《中國哲學演講》。該演講于1726年4月在法蘭克福發表。對于這篇演講，門肯評論說：“演說辭藻富于哲學性，而這并不適合一個演說者。作者以偏狹的熱情評論中國哲學，……蒂奧非·斯皮澤、路德維克·孔德、契爾學和其他人在中國文史方面的重要著作他都沒有通讀。柏應理的《孔子》他也只是在發表完演講后才見到；他手邊僅僅有衛方濟翻譯的著作。此外，他還對我們的神學大放厥詞，反對基督教神論與詮釋信仰的那些類比。沃爾夫大談實用的中國哲學，卻不予證明。……如果這位最博學的作者愿意更多地接受真理而不是名譽的統治，在所有的哲學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們就必須排除他那些偏執否認的東西。”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8從這一評論可以看出，門肯是站在維護基督教神學的立場上的。

二是克里斯蒂安·沃爾夫的演說《談中國儒家智慧》。該演說與蘭格博士經過遴選的作品于1726年4月在法蘭克福結集出版。對于這篇演說，門肯評論說：“淵博之至的沃爾夫先生的此篇演說并不出名，而且既好斗又乏味，勉強在名義上值得認可；它并非完全是既無雄辯之花又無真理之光，然而這樣的作品在它的類別里也不是沒有才藝或見識上相似的伙伴。此作中有許多不確定、虛構杜撰與錯誤內容，而作者卻不能把它們僅僅留給自己，放肆瀆神的話也說了不少。可是其中也有許多作者加入的東西，是用更平和的心態講述的。”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9

三是卡斯達里奧·尼奧克利（Castalio Neocori）的《哲學史語錄》。1711年4月出版于法蘭克福和萊比錫。該書第五章第33—40頁講到中國哲學，只是篇幅稍短，晦澀艱深。該《語錄》來自1705年出版的NH鯀德林（1671—1729，德國哲學家）《道德哲學史》（Historia Philosophicae Moralis）的第一部分。托馬斯·伯內（1635—1715，英國神學家）的《哲學考古》（Archaeologia Philosophica，1699年4月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第三章中也講到了中國哲學，然而只是匆匆一帶而過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30。

四是《魯濱遜·克魯索的沉思》（Robinson Crusoe Betrachtungen）。該書于1721年8月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在書中的第192頁到205頁中，作者借角色之口說到中國人的才智，認為中國人天性愚鈍、遲緩，缺少令人稱頌的敏銳；他們在機械領域顯然有些進步，而在哲學、法學和神學上幾乎毫無發展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31。

五是英國主教弗朗西斯·葛德文（Francis Godwin）的《月球飛旅人》（Der Fliegende Wandersmann nach dem Mond）。該書于1667年12月出版。這是一本早期科幻小說，寫主人公訓練了四十只野鵝來拉他的飛行器，最后飛到月球去了。門肯評論說：“故事創意很妙，出自一個對教會哲學不無癡迷的人之手，他試圖統一基督教信仰與哥白尼的系統、駁斥普遍的哲學謬誤。在第115頁，這本獨特的小書保證事情會遵循和實踐中國的模式；然而作者并沒有如他所許諾的那樣做。”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31

從門肯所列舉和介紹的27種著作來看，既包括很多肯定、贊揚中國哲學和文化的著作，也包括了個別批評、甚至詆毀中國文化的著作，可見，他是力求立足于學術研究的價值中立立場來盡可能客觀地介紹這些著作的。盡管他批評沃爾夫借評論中國哲學“對我們的神學大放厥詞”，但他卻沒有因此而對中國哲學有任何貶低，反而認為中國哲學中所蘊含的廣博杰出的智慧“對我們的倫理學與政治學百無一害”，這是一位嚴肅的學者所采取的治學態度，值得予以肯定。

作為世界上第一本《中國哲學史》，門肯的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第一，以“中國哲學史”為題目，具有非凡的意義。顯然，在門肯的心目中，中國之有哲學，乃是一個不言而喻、毋庸爭辯的事實，不像如今一些中國學者還在質疑“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甚至斷言中國是沒有“philosophy”的。

第二，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對象和方法進行了探討，盡管還顯得很不成熟，但卻是一種極為可貴的探索。他把中國哲學的原理分為“理論性的”與“實踐性的”兩大部類。在理論性的部分，他闡述了《易經》的基本思想；在實踐性的部分，他闡明了中國“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第一原則”。他說“中國的學養世界一分為二，一是為文而文，二是為政治服務”，也別具眼光。這些對于今天的中國哲學研究仍具有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