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士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法律博士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運營—移交，是指政府授予私營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經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并準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并賺取利潤；特許權期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1](P142-143) BOT是國際上利用私人資本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而采取的一種新型融資方式，正式提出于1984年，首倡者是土耳其總理奧扎爾，并首先應用于該國的公共設施的私有化項目，具有融資能力強，自有資本需要量小，投資收益有保障等眾多優點，現已受到各國的高度重視和廣泛采用。中國舉辦BOT項目是一項較新的工作，人們對此缺乏系統的了解和認識，現行立法與BOT投資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保障尚有一定差距。因而分析我國BOT的立法現狀及推行BOT方式存在的法律障礙，建立和完善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BOT方式的產生與發展

BOT投資方式的產生，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紀羅馬法（Rocles）的有關規定，這在雅典法中有所記載。如當時通行于地中海地域的關于“海商借貸”（Maritime Loan）的規定，[2] 即以海運提單作為抵押的借貸制度的內容。在BOT投資方式下，承包商或發展商自己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借貸。靠項目建成后的收益與該項目資產的擔保得到回報，這種金融借貸性的項目投資與“海商借貸”的規定相類似。二戰后，各國紛紛加速本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發達國家在進行資本與技術的輸出過程中，其所采取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等形式受到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資金不足的限制。而資金和技術輸出的強烈要求，又迫使其不得不考慮采取其它方式，加之發展中國家因急需資金和技術，又不得不多方式引進資金，于是BOT這種自籌資金能力強，無須資金擔保的投資方式便創造性地應運而生，并且很快發展、強盛起來。它不僅解決了東道國資金短缺的困難，完成了東道國因資金困難不能完成的工程項目，也使東道國比較容易地引進了先進技術，學到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并且培養了技術骨干和技術工人，促進了東道國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BOT投資方式實際上是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就基礎設施建設所建立的特許權協議關系，是“公共工程特許權”的典型形式，其在實際運用中還演化出許多類似形式。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世界發展報告》：BOT還有BOOT（Build —Own—Operate—Transfer）和BOO（Build—Own—Operate）兩種方式。

二、BOT投資方式特征

（一）BOT項目以東道國政府特許為前提和基礎

BOT投資領域一般屬于政府壟斷經營的范圍，外國投資者基于許可取得通常由政府部門承擔的建設和經營特定基礎設施的專營權，所謂基礎設施通常包括港口、機場、鐵路、公路、橋梁、隧道、電力等社會公用設施，如果沒有東道國政府特許，外國私人投資根本不可能涉足公共設施等政府專營壟斷的領域，也無法籌集到足以支撐項目建設所必需的巨額資金，因此,東道國政府允許外國投資者以BOT方式進入基礎設施行業,實質上是東道國政府以特許協議的方式授予外國投資者的特許權,將原本只屬于政府的一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暫時轉讓給BOT項目公司經營。

（二）BOT項目眾多當事方相互關系通過一系列合同進行安排

BOT項目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法律關系眾多，除主要主體是東道國政府還包括項目籌建集團、項目公司、銀行金融機構、承建商、經營管理公司、保險人等一般主體，它們之間通過簽訂一系列合同、協議來確立、保證和調整各當事方之間的法律關系，這些合同協議共同構成了BOT投資方式的法律框架。如前所述，BOT的核心是政府特許，外國投資者要進行基礎項目投資，首先要獲得東道國政府的許可以及在政治上的風險和商業風險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而其表現載體就是特許協議。因此，特許協議構成了BOT法律框架的基礎。其他所有合同如貸款、工程承包、經營管理、擔保等合同均是以此協議為依據，并為實現其內容服務。 [3](P66-68)

（三）BOT合同雙方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權利、義務基本對等

BOT投資方式下的合同是通過不同方式簽訂的，有的是由政府通過招標、投標、選擇出一個各方面能力都較強的私人企業，然后再與談判、詳細擬定BOT投資協議的條款，有的是先由外商本人或外商通過其中合作者向政府提出申請，該申請被批準后，政府再與項目發起人通過談判，簽訂BOT投資協議，無論哪種方式，BOT合同的主體雙方都有簽約或不簽約的自由以及同意或不同意協議中某個條款的自由，因此，雖然BOT投資方式下合同主體的一方是政府，但當事人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他們經過談判，最終在合同上簽字，每一個步驟都是雙方當事人積極努力的結果，都反映了雙方當事人的合意，不存在一方強迫或欺詐另一方簽約的問題。

（四）特許權期限屆滿，BOT項目無償交給東道國政府

篇（2）

關鍵詞：

發展旅游；環境保護；博弈；監管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24001401

1問題的提出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推進，旅游業在我國得以迅猛地發展，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旅游企業往往從個體理性的角度出發，一味地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對生態的保護，使得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等問題日趨明顯。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和企業經濟利益目標常常難以實現統一，這就給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為此，研究旅游企業、政府部門和旅游地居民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決策及行為，從而實現各方在環境保護模式中的納什均衡狀態，應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2旅游業發展中環境保護問題的博弈分析

考慮到決策環境的復雜性，為了便于分析，做出如下基本假設：首先，參與人都是“理性經濟人”，即旅游企業、政府部門和旅游地居民都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其次，參與人對各方的策略和收益都有準確的知識，即屬于完全信息。再次，參與者在做出決策前都不知道其他人的行動，可以認為是同時進行的，即模型為靜態博弈。

2.1旅游企業之間的博弈分析

假設有A、B兩家規模相同、產品同質的企業，在發展旅游的過程中，他們對當地環境的態度均有兩種，即保護和不保護。當企業不保護環境時的收益為I，保護環境時的收益為R。由于環境改善具有長期性和正外部性，使得企業對環境保護的投資往往大于從其中得到的短期直接收益，因此IA>RA，IB>RB。先分析A的決策，假定B選擇保護，那么A選擇保護時的收益為RA，選擇不保護時的收益為IA，因為IA>RA，所以A的最優決策為不保護；與之相同，當B選擇不保護時，A的最優決策仍為不保護。由此可知，無論B如何選擇，A的占優策略為不保護（IA>RA）。同理，B的占優策略也為不保護（IB>RB），因此，（不保護、不保護）構成納什均衡，對應的收益為（IA，IB）。

2.2旅游地居民之間的博弈分析

假設附近的C、D兩戶居民，同樣的從旅游發展中，獲得了經濟利益，也受到環境污染的損害，他們對當地環境的態度都有兩種，即干涉和不干涉。如果行動干涉，則需要花費的代價為P，能獲得的福利為W。先考慮C的決策，假定D選擇干涉，那么C選擇干涉時，將獲得W/N-P/2的凈收益（總收益W的1/N減去總成本P的一半），選擇不干涉時的收益則為W/N。因此，C的最優決策為不干涉。如果D選擇不干涉，那么C選擇干涉時，將獲得W/N-P的凈收益（

2.3旅游企業和旅游地居民之間的博弈分析

類似的，假如某旅游地有N戶居民，環境改善后可以額外獲得的福利為W，考慮到其他居民的搭便車行為無法阻止，當某戶居民選擇干涉時，則要獨自承擔全部的成本P，卻只能分享到W/N的福利，而單戶居民獲得的福利往往難以補償其承擔的費用（W/N-P

2.4旅游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博弈分析

從上述情況來看，博弈各方都趨向于不參與保護環境，其結果均是非合作的，并未達到帕累托最優。這是明顯的“公共悲劇”現象，而市場的失靈給政府的干預提供了機會和理由。下面就構建模型來進行分析，博弈的參與人包括旅游企業和政府部門，企業的純戰略選擇是保護或不保護，政府的純戰略選擇是監管或不監管。表中概括了對應不同戰略組合的支付矩陣，C是政府的監管成本，F是被查處企業所繳的罰款，p是企業損害環境被政府查處的概率，I是企業參與環境保護的投入，R是環境改善帶給企業的額外收益。結合現實我們假定，政府的罰款收入大于監管成本（pF　>　C），企業的環保投入大于改善環境的額外收益（I　>　R），企業所繳罰款額度大于不參與環保的凈收益（pF　>　I-R）。在這種情況下，參與人面臨的選擇為混合戰略納什均衡。用α代表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β代表政府監管的概率。

解，πg（1，α）=　πg（0，α），得：α=（pF-C）/pF，即：如果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小于（pF-C）/pF，政府的最優選擇是監管；如果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大于（pF-C）/pF，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監管，如果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等于（pF-C）/pF，政府隨機選擇。

給定β，企業選擇保護環境（α=1）和不保護環境（α=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πc（β，1）=（R-I）β+（R-I）（1-β）=　R-I

πc（β，0）=-pFβ+0（1-β）=-βpF

解，πc（β，1）=πc（β，0），得：β=（I-R）/pF，即：如果政府監管的概率小于（I-R）/pF，企業的最優選擇是不保護環境；如果政府監管的概率大于（I-R）/pF，企業的最優選擇是保護環境；如果政府監管的概率等于（I-R）/pF，企業隨機選擇。

因此，混合納什均衡是：α=（pF-C）/pF，β=（I-R）/pF，即企業以（pF-C）/pF的概率保護環境，政府以（I-R）/pF的概率監管。或解釋為，市場中有許多家旅游企業，其中有（pF-C）/pF比例的企業選擇保護環境，有C/pF比例的企業選擇不保護環境；政府隨機地監管（I-R）/pF比例的企業參與環保的情況。在此博弈中，各變量均影響納什均衡解。其中，政府部門的查處概率p越大，對企業不參與環保的懲罰F越重，而政府監管成本C越低，那么，旅游企業自覺地保護環境的可能性α就越大。

3結論

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環境保護所具備的外部性使其不能與經濟利益同步。因此，在沒有施加外力的情況下，企業不會主動地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使得先發展后治理的困局難以避免。為了實現旅游業的良性發展，應由政府有關部門執行其監管職能，改進博弈的納什均衡，促使企業自覺地參與環境保護。首先，政府要提高對被查處企業的懲罰額度，除一定金額的經濟處罰外，還要求其承擔法律責任、名譽損失等，使逃避環境保護的企業得不償失。其次，政府要提高有效的查處概率，建立由旅游、工商、公安、衛生、文化等多個政府部門綜合執法的體系，實現監督力度的加強。當然，政府還要努力降低自身的監管成本，通過建立完善的機制和隊伍，來高效率地履行其職責。

參考文獻

［1］　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篇（3）

旅游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從旅游業的表面看，其發展歷程帶有很強的經濟因素，但從需求上講，旅游業主要源于旅游者精神享受和發展的需要，任何旅游如果沒有深刻的文化形式和內涵。就無法激發人們的旅游動機，就不可能產生旅游活動。

旅游既然是一種文化活動。因此，在旅游市場的開發過程中，文化傳播就顯得至關重要，旅游市場開拓的過程實質是旅游文化的傳播的過程，旅游市場的開拓離不開文化的傳播。旅游市場的開發，正是通過傳媒廣泛的傳播旅游景區、景點的文化信息，促進受眾了解這些景區或景點，選擇這些景區或景點作為旅游目的地。

旅游市場開拓過程中的文化傳播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傳播，它有其特殊性。這主要是由兩個方面決定的：一是旅游的時間性，旅游是旅游者在異地的短期生活行為。二是文化的差異性，旅游是旅游者在感受和體驗另一種文化和生活。

正是由于文化的差異性，才促成旅游的發生。這種差異是由人類聚居的地域差異導致的，也就是說，人類聚居空間上的差異造成了文化空間上的差異，這種區域文化差異構成的恰恰是區域問旅游行為產生的巨大動力。為了更有效的分析文化傳播在旅游市場開發中的作用，我們用拉斯韋爾(harold．d．lasswel1)文化傳播“5w”模型來作為工具。

1948年，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在其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提出了人類的傳播活動是由：誰(who)——說了什么(savwhat)——通過什么渠道(inwichchan—ne1)——對誰說(towhom)——產生什么效果(withwhichef-fect)——五要素組成。這即是著名的“拉斯韋爾5w模型”。

“拉斯韋爾5w模型”總結了人類基本的傳播現象，說明了傳播學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概括了傳播過程中傳播者、信息、媒介、受傳者、傳播效果的幾個環節。進一步，演繹出“拉斯韋爾分析模型”。(圖1)

根據“五w模型”，我們從控制、內容、媒體、對象、效果五個方面的具體分析，來指導旅游市場開發中的文化傳播，以增強其傳播效果，促進旅游市場的良性發展。

一、通過控制分析。解決文化傳播由誰組織的問題

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是由開發商為組織者還是以政府為組織者來進行，這是一個應該首先弄清楚的問題。在我國各地的旅游市場開發過程中，由于政府資金的不足，大都采用了多種形式的開發模式，引進了民間資金進入。但是，從實際情況看，民營開發商在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中，帶有濃厚的商業，氣息，主要是基于經濟利益的商業炒作，在開發商的宣傳過程中帶來了很多的負責效應。因此，在旅游開發的文化傳播中，政府應起組織者的作用。從資源角度講，旅游資源是一種公共資源，旅游資源是特定國家、民族或者人群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積淀而成，反映了特定國家、民族或者人群的歷史與現實的社會狀況，是特定國家、民族或者人群的特性的文化積累，政府在其開發和利用中應該起到主導作用。當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導作用更應該體現在宏觀層面。在旅游市場的開發和利用過程中。不是包辦一切，指揮一切，而是側重于制度層面和政策層面的引導。具體地講，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這幾方面：

第一，政府是實際工作的組織者。

旅游市場的開發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沒有政府力量的參與，任何保護、開發、利用都是一句空話。應該說，這幾年，中國旅游市場開發、旅游產業的興起，出現這么速度的效果，沒有政府的積極組織和倡導，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在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過程中，政府還應該進一步加強組織和領導，對其進行控制和規范。

第二，政府是實際工作的指導者。

在具體旅客市場開發過程中，政府對其文化傳播在規劃、政策、法律等方面給予著具體的指導。政府承擔著文化傳播“守門人”的作用，必須要考慮開發什么?保護什么?用什么樣的戰略和速度進行開發?用什么樣的路徑和方法使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取得一致?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必須要進行正面引導和指導的。不能完全由市場機制來調節文化，這樣勢必使文化淪為單純賺錢的工具，失去了文化價值，許多旅游景區或景點也就毫無價值。

第三，政府是各方利益的協調者。

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從大的方面講是一種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但從其產生和使用的具體過程來看，是有其區域性、個體性的特征。也就是說，在旅游市場的開發過程中，各利益主體是不一樣的，旅游景區或景點有自己的利益、開發企業有自己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在這種利益沖突中，應該充當調解人的角色。在文化傳播中要了解各方面的訴求，平衡各方面的關系，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使各方在旅游市場開發中，既使各方的利益得到照顧，又使旅游景區或景點在開發過程中得到應有的保護，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通過內容分析，解決文化傳播訊息內容的問題

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不可能是對旅游景區或景點的鏡像似的全面反映，而是經過了一定選擇的結果。這也是傳播的重要作用的體現。“當一個信息被‘放大’時，就意味著它引起了共鳴，即無意識的認同，它因此產生了～種新的意義：成為大眾心理歸宿的符號。”怛是。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的選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引起高度重視，才能使文化傳播達到應有的效果。

1．要注意內容選擇的真實性

內容的真實性是傳播學的最基本原則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也不例外。旅游市場的發展，對文化傳播帶來了機會也帶來了挑戰。機會是帶來對旅游文化的重視，危機是為了追求商業價值，可能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不惜扭曲和改革原有的文化面貌，使其向某個方面或方向極端發展。如許多旅游景區或景點與歷史遺跡、神話傳說、宗教寺廟等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注意引導，就可能成了宣傳和擴散封建迷信內容。一些地方為迎合旅游者的需要，不惜歪曲歷史或虛構歷史，大量制造“文化贗品”。一些地方以保持和恢復傳統文化的本原面目的名義，不顧當地社會文明進化的事實現實發達的狀態，硬是保留甚至制造一些原始部落來，還煞有介事地標上正宗傳統文化的標簽，冠以“人類學的活博物館”的美名供人觀賞。

2．要注意內容選擇的層次性

旅游市場的傳播不能僅僅停留在“新”、“奇”、“怪”等表面層次，必須要注意深層次的文化傳播。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文化遺產旅游將成為一個熱點，文化內涵深厚的旅游項目和產品將受到青睞。高層的旅游活動應該“是一種主要以獲得心理上的為目的的審美過程和自娛過程。”僅僅只限于直接的感觀刺激，帶給旅游者的是低層次的淺薄的審美體驗，只有通過文化因素的加入，才能不斷提高旅游者的審美情趣和審美意識，才能使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真正達到賞心悅目的審美境界。所以，對于旅游市場深層次的文化傳播一定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要加大對旅游景區或景點中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民俗文化等等的宣傳和傳播，以提高旅游的檔次和水平。打造出叫得響的旅游品牌，增強其旅游業的競爭力。

3．要注意內容選擇的認同性。

從內容上講．旅游文化具有極強的地域性，其接受面往往會受到區域文化、民族傳統的限制，在甲地非常受歡迎的文化可能在乙地無人問津。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性，一方面可能對旅游者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使旅游者在感知和經歷這種差異時感到無所更從。難以接受。因此，我們應該通過有效的文化傳播去尋求傳播者與受信者之間的含義認同，即傳播者與受信者對含義的共同感受。

“旅游也是一種文化認同的過程。沒有文化認同，旅游就失去了意義。旅游文化是文化求異和文化認同之間的平衡，是不同文化的沖突交流所以發展旅游既不能不求民族和地域特色．又不能片面強調民族、地域特色，而是要慎重考慮古今中外文化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間相容與不相容的關系。只有這樣，旅游業才能得到健康、快速地發展。”

三、通過媒介分析，解決文化傳播實施渠道的問題

文化傳播是需要一定的物質載體的，這個載體就是我們常說的媒介。從現有的媒介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紙質媒介(報紙、期刊、書籍等)，又有電子媒介(廣播、電視、電影等)，還有新型媒介(互聯網、手機短信等)，這些媒介在文化傳播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效果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在旅游市場開發的文化傳播中，要根據媒介的特點來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媒介的優勢，選擇正確的媒介形式，來促進旅游市場開發過程中的文化傳播。

1．要根據不同的受眾選擇媒介

受眾作為受信者是為了達到某種滿足和需求而使用媒介的，而受信者的這種選擇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個人需求和興趣來決定的。受信者受其民族習慣、文化水平、職業、經濟水平等因素的影響，使他們對不同媒介的形式喜愛程度不同，對不同媒介內容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不同媒介在進行文化傳播中其訊息所能送達的顧客類型必然是不同的。電視、廣播、報紙及其各節目時段或欄目通常都有其相對固定的一部分觀眾、聽眾和讀者。因此，旅游文化傳播要針對不同需求和興趣的受信者，有針對性地選擇媒介。使文化傳播達到應有的效果。試想：如果用互聯網去傳播旅游文化，有幾個農民能夠知曉。在中國農村，電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人們更多的是通過電視來獲得訊息的，因而，在農村通過電視加強對旅游的文化傳播應該是更有效。更能獲得這些居住區的人大多數人的接受、承認和信賴。

2．要根據不同的特性選擇媒介

各類媒介的特性是很明顯的，都有其優點和不足。而任何景區或景點的文化內容和樣式也是不盡相同的。所以，在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中，應該把某景區或景點的文化特和媒介特性結合起來，有目的地選擇媒介。需要展示其文化樣式的形狀或動態，就盡量不采用普通黑白報紙和廣播來作為傳播媒介，而是盡量使用電視或網絡媒介乃至電影。電影《少林寺》生動形象去展示了少林豐富多彩的武術文化，讓人們知道了“十八羅漢”、“梅花樁”、“易筋經”、“雙節棍”等少林武術文化的精化，促進了中岳嵩山的旅游業的興旺和發展。需要展示其深刻的文化理念，在使用電子媒介的基礎上，還應加上一些紙質媒介，更能增加其效果。如對中醫文化的宣傳，在其電子媒介感性認識的基礎上．通過紙質媒介(特別是醫學報紙、期刊)更能增加受眾的理性認識。

3．要根據技術的發展選擇媒介

互聯網的興起，使傳播媒介有了革命性的變化。互聯網對于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同樣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旅游景區或景點的文化傳播其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互聯網的超大容量，使旅游文化的傳播有了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互聯網在傳播過程中構建起的立體的互動性強的感知環境，營造出的融合性強的文化氛圍，可以使旅游文化的傳播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

四、通過對象分析，解決文化傳播向誰傳播的問題

確定了傳播組織者，弄清了傳播的內容，選擇了傳播的渠道，就是要進一步明確向誰傳播的問題。也就是要明確旅游文化的傳播面臨的對象是誰?這里可以確定的回答．就是旅游者。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與一般的文化傳播是有區別的，它在進行普通人群傳播文化的同時，更側重于對特定受眾一旅游者的傳播。從這個角度講，在旅游市場文化傳播對象的選擇過程中，選擇哪些人比簡單地選擇人數多少更為重要，也即使是說，選擇哪些人最終可能成為旅游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才是最重要。

第一，以提高旅游者素質為目的，確定對象。

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對象就是旅游者，通過加大旅游文化的傳播，提高旅游者的素質，提升對旅游景區或景點的文化內涵的認識，不僅可以提高旅游參與的人數，而且有利于旅游品質的提高。文化內涵深厚的、文化特色越突出、鮮明的旅游項目和產品將受到青睞。

第二，以細分客源市場為目標，確定對象

旅游文化的傳播要針對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經歷下的旅游細分市場，確定對象，傳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從地域角度出發可以把旅游的客源市場分為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海外客源又可細分為以日本、臺灣、港澳、東南亞、韓國等東方文化圈客源市場和美國、歐洲等西方文化圈客源市場。因此，在進行旅游市場文化傳播時，對于東方文化圈市場的游客可以進行一些具有深厚的東方文化內涵的文化內容和樣式的宣傳和傳播，而對于西方文化圈市場的游客就以介紹一些簡單的東方文化內容和樣式的宣傳和傳播。就國內市場而言可以以年齡把文化傳播的對象分為處于不斷成長的青年人市場、數量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市場、活躍在經濟社會舞臺的中年人市場，文化傳播要根據這三個市場客源的不同文化經歷，分析他們的旅游消費心理，分別針對層次、不同年齡乃至不同國籍的人、因時、因地。靈活的的需要，傳播不同特色的旅游文化，推出不同的旅游產品和服務。

第三，以客源組成形式為目標，確定對象。

從游客在旅游活動中的組織形式來看，我們一般把它分為團體市場和散客市場。對于團隊市場，旅游文化傳播的對象重點是它的組織者一旅行商。旅游文化的傳播要通過各種傳播渠道影響旅游商，由他們去對游客進行再傳播。對于散客市場，旅游文化傳播的復點就是有可能接受某種旅游產品或服務的潛在游客受眾。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交通基本設施的改善，自備交通工具的普及．旅游市場越來越向個性化發展，旅游者開始由團隊組織方式向自助組織方式轉化，自助方式已成為一種時尚。所以在旅游文化的傳播過程中，應該更加重點觀注散客市場，針對散客市場，組織和開展有效的旅游文化傳播，開發散客旅游市場。

五、通過效果分析，解決文化傳播完成好壞的問題

拉斯韋爾模型主要注重對傳播過程的描述和控制。拉斯韋爾認為傳播是一種目的行為。因此，拉斯韋爾模型對其傳播效果非常重視。對于旅游市場的文化傳播而言．“成功的旅游市場的意識傳播，就是對傳播進行有效的控制、對文化進行全方位的傳播、利用各種媒體優勢、針對不同興趣的受信者、以統一鮮明的形象、積極主動的文化旅游文化傳播，達到長期的效果，促進旅游業良性發展。”它所取得的效果主要看以下幾方面：

第一，旅游市場文化傳播的組織者是否明確。

第二，旅游市場文化傳播的內容是否在真實的情況下吸引受眾。

第三，旅游市場文化傳播的傳播媒介是否充分利用了各種媒介的優勢。

第四，旅游市場文化傳播的傳播對象是否明確和具有針對性。

篇（4）

從這番辯論看來，“鹵雞味”博士論文并非不務正業，不是一些人指責的“職業學院的水平”，也不是調侃中的“新東方烹飪學校歡迎你”。當然，如果僅僅到此為止，此事不過一場網絡玩笑，給大家普及了一點科學常識，讓人們知道了一些別的專業的奧秘，供網友們自嘲一下“做個吃貨也不簡單”。但是，若站在博士論文創新的角度去思考此事，不妨讓“鹵雞味”散得慢一點。

這些年，博士論文甚至教授們的學術論文惹出的風波可不少。輕則充斥著“八股文”的味道，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滿紙假大空，從頭到尾套話官話，讀來哪里是論文，儼然就是黨政會議的公文;重則不乏“文抄公”的身影。2014年8月，一名中國社科院的女博士后，就被知名學術期刊披露其論文全部翻譯、照抄外文原著。這兩種行為都違反了起碼的學術道德，人們往往對其持“零容忍”的態度。人們也會追問，博士們又不是傻子，明知網絡時代風險無限大，一不小心就會身敗名裂，為什么還要鋌而走險大抄小抄呢？

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創新太難。很多領域，比如那位女博士后研究的東西，已經被無數前輩翻來覆去研究得差不多了，似乎出新成果很難。故紙堆就那么幾頁，畢業的壓力、考核的時限，很容易讓人抓狂，臨時抱佛腳也就只好“一抄了之”。恰恰是在這一點上，“鹵雞味”帶來了有益的啟發――科研創新沒有想象中的那么費勁，很多時候是學者自縛手腳、閉門造車，忘卻了科研的規律與樂趣。

“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這是德國思想家歌德的名句。搞科研、做學問，無非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之一。為了研究的方便，人們劃分出食品、生物、物理或者經濟、法律、哲學等學科的邊界。但實際上，各種問題并不是以單一學科的面貌呈現的，比如“鹵雞味”的生產就覆蓋了農學、化學、生命科學不同的領域，研究好了，能解決食品生產中“工藝質量穩定性差”的問題。這其實可以激勵理工科的學子們，沿著實踐線路，抓著學科邊界，鼓起勇氣做出哪怕一丁點的小創意，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篇（5）

論文選題題目：(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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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師：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評審項目及意見：

[1] 該論文選題屬

句法學 語音學

語義學 語系學

心理語言學 語用學

詞典學 語言測試

第一語言習得 第二語言習得

計算語言學 文體學

跨文化交際/ 英美文學、文化 社會語言學

語料庫語言學 法律語言學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該生對選題所屬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相關文獻的熟悉程度

了解所有與論題相關的理論、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結論，并能在基礎

上對研究現狀的長處與不足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了解與選題相關的主要理論、主要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和結論，并

能在此基礎上對研究現狀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深度不夠。

對與選題相關的研究和文獻有一定的了解，但仍有不少重要的理論和研

究成果被遺漏。無法對研究現狀提出個人見解。

完全不了解與選題相關的研究現狀。

[3] 該生對所選課題要解決的具體問題是否明確

十分明確。

基本明確。

不甚明確。

完全不明確。

[4] 該生所選課題范圍

選題恰當，能在一年半至兩年半之內完成。

選題過大，無法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

選題過小，達不到博士學位的水平。

[5] 選題的理論和/或實踐意義

具有重大的理論和/或實踐意義，具有前瞻性和開拓性。

有相當的了理論和/或實踐意義，但只是對現有研究的局部補充。

理論和/或實踐的意義不大，只是對現有研究的模仿。

沒有任何理論和/或實踐意義。

[6] 該生是否已經找到結局問題的方法

已經找到。

有些想法，但仍不具體。

尚未找到。

[7] 該生所提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完全可行

基本可行，但仍需進一步完善

完全不可行，必須推倒重來。

[8] 該生在開題報告中所顯示的語言和文章組織能力是否能勝任博士論文的寫作

完全能勝任。

基本能勝任，但還需進一步加強。

不能勝任。

二、論文選題評審結論：

[ ] 我認為該生論文題目可以通過，不用修改。該生可以開始學位論文撰寫。

[ ] 我認為該生選題可以通過，但必須根據以下意見進行重大修改，并得到導

師的認可。該生可以開始學位論文撰寫。。

[ ] 我認為該生論文題目應暫緩通過。該生必須根據以下意見進行重大修改，

篇（6）

作為山西省唯一一家“211”院校，太原理工大學出臺了《太原理工大學學術道德規范》(以下簡稱《規范》)，其中規定凡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發表或撰寫學術論文、學位論文有弄虛作假、抄襲剽竊者，除對學生進行處理外，根據指導教師負有責任的大小，對指導教師給予如下處理：通報批評，暫緩招生，取消導師資格等。

對于違反學術道德的教師，情節輕微者，給予警告、通報批評、記過、中止項目并責令其改正。對情節嚴重者則要給予降職、解職、辭退或開除等，并要求其終止項目，收繳剩余項目經費，追繳已撥付項目經費，在一定期限內，不接受其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的申請。違反學術道德特別嚴重而觸犯法律者，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另外，《規范》還要求在編的從事教學、科學研究和其他有關工作的教師、研究人員、研究生(含博士后)、本科生，凡引用他人觀點、方案、資料、數據等，無論曾否發表，無論是紙質或電子版，均應注明出處；引文原則上應使用原始文獻和第一手資料，凡轉引文獻資料，應說明轉引之處。引證的目的應該是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所引用部分不應構成本人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實驗記錄用藍黑墨水鋼筆或簽字筆書寫，字跡清晰整潔；寫錯作廢的張頁，不得撕毀。學術成果不應重復發表，另有約定再次發表時，應注明出處。不準以任何方式抄襲或變相抄襲他人的學術觀點、學術思想、調查資料、實驗數據、專利產品等研究成果。

對有明顯違反學術道德行為者，實行一票否決。違反學術道德規定的學生，經查實后視情節輕重給予處理。對情節輕微者，可給予責令改正、批評教育、延緩答辯、取消相關獎項和取消申請學位資格等處理。對嚴重違反學術道德、影響惡劣者，給予記過、留校察看、勒令退學直至開除學籍處分。對已授予學位的學生，提交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判定，對授予的學位予以撤銷。

論文引用超30%就延遲答辯

山西大學較早地使用了同方知網學位論文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該系統資料庫中儲存有大量的各學科期刊和論文，在將學生論文輸入時，系統就會識別出該篇論文引用內容所占全篇的百分比。山西大學近年來都是通過該系統對研究生學位論文進行初審，如果論文引用率超過一定的百分比就會讓學生進行修改或延遲答辯。

“對于碩士研究生，一旦發現引用超過30%就延遲答辯，嚴重者重新開題，取消給學生再次修改、同批答辯的機會。”山西大學研究生學院副院長張云波說，“這個百分比還要逐年下降。”除此之外，山西大學對碩士論文采用按一定比例進行匿名評審、博士論文全部省外匿名評審的方法，采取一票否決制，即只要有一個評審專家提出異議即宣布論文不合格。

張云波說：“這個檢測系統也不是判定論文是否合格的唯一標準，數據只能從一個側面來評定論文。不同學科的論文，引用量也不盡相同，例如法律專業，引用所占百分比就會多一些。”

論文全部匿名送往外省評審

同山西大學一樣，山西財經大學、太原理工大學也將碩士論文的作者和導師名全部匿名送往外省評審。山西財經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崔滿紅說：“論文作者和導師不知道論文送往何處，更不知道哪個人評審，這樣就能杜絕評審過程中的暗箱操作。對待博士論文會更加嚴格。”

篇（7）

以“誠信”之名

“本科論文1500元、碩士論文4000元、博士論文來電咨詢。”一家名為“”的網站這樣明碼標價。記者以買家身份咨詢時，客服人員說：“內容原創，版權歸您。”

盡管淘寶網明確禁止論文交易，但記者輸入“”后，搜到相關商品3311件。不少賣家只是在“論文”前加了一個“議”或“社”字后，就避開了淘寶禁令。在一家名為“西邦以誠為本中心”的網店中，僅一款“議論文”的商品，30天內銷量就達18萬余元。

合法網站、配備客服、明碼標價、支付寶交易，不少腐蝕社會信用的網站甚至打著“誠信”的名義，在權威門戶網站發廣告、拉生意。據業內研究者最新調查，目前最熱門、以為主營業務的網站已發展至800多家，且多數網站由成熟團隊運營，以在校碩士、博士研究生為主，產業鏈條完整，有愈演愈烈之勢。

另外，記者發現，信息的獲取渠道正由傳統搜索引擎拓展至電子商務網站、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網站等。以QQ群為例，截至2012年4月18日，以“”進行檢索，可搜索到491個群，其中400人以上的有6個。

不可思議：

網站屬于監管空白

采訪過程中，多家網站客服人員均保證，“只要你自己不說，誰也查不出來，只要查不出來就不違法。”

記者就此咨詢了教育、通信管理和法律界人士，得到的答案均是——網站屬于監管空白，令人不可思議。

篇（8）

2.理論性,即指論文運用充分占有的材料,經過嚴密論證將法學中某個或某幾個問題“升華”到理論高度,從而找出帶規律性的東西的思辯性。

3.創造性,即指論文論述的法學問題“發前人所未發”,探求法學中前人沒有發現的規律或匡正通說的獨創性。

 “理論”,是指科學的論點、論據及論證的體系。法學學術論文,就其功能而言,它既是探討法律科學問題,進行法律科學研究的一種手段；又是闡述法律科學研究成果、進行法學學術交流的一種工具。法學學術論文,一般包括:論點、論據、論證三個要素。

法學學術論文,就其性質而言,屬于論文中高級別的具有創造性的論文。它要求作者對法學學術理論界的某個問題有新的發現,提出新的學說,新的構想；或對以往的法學理論、法學觀點有較多的新發展或深入開拓。

或對法學中的舊學說提出不同的獨立見解；或論證法學舊學說錯誤、疏漏之處；或提出新的法學預見、構想,啟迪后人研究,等。凡法學學術論文,其要求均應如此。本文所言之法學學術論文的寫作,僅指篇幅一萬字左右的立論方式的法學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等法學畢業論文除外)的寫作,至于駁論方式的法學論文的寫作暫不涉及。專業性,即指法學論文對法學學科中的某個或某幾個專門問題進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具有供法學專家、教授、學者研討和交流的專業性。

（二）法學學術論文的主要要求是:

1.所研究和論述的法學問題,觀點正確,對社會主義革命和法制建設有促進作用；

2.能推動法學領域學術理論的研究向前發展；

3.具有學術論文的諸特點；

4.全文觀點與材料統一,層次分明,條理清楚；

5.論證中邏輯嚴密,推理正確；

篇（9）

一、 引言

2002年美國薩班斯法案實施、2008年我國五部委聯合下發關于上市公司實施內部控制的指導意見，以這兩次事件為標志，內部控制開始成為國內外公司治理領域的一項重要研究內容。本文對近幾年來，尤其是2013年、2014年企業內部控制的研究熱點做了梳理，總結成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實施后果、有效性評價、內控缺陷披露、在行業中的應用等五個方面進行了綜述。在此基礎上，對企業內部控制的研究現狀進行了評論。

二、 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

當前的研究主要是從董事會特征、股權結構特征、管理層特征、公司經營狀況等方面入手，研究其對內部控制的影響。

1. 董事會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研究董事會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是一條很自然的思路，因為內部控制的實施程度和執行水平取決于董事會的重視程度，董事會越重視，內部控制實施得就會越好。在這一領域，當前的研究趨勢是細化，細化是指研究者將董事會特征細化分解，研究的問題很具體，并且大多通過上市公司數據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會、監事會規模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宋寶（2014）、朱彩婕、韓小偉（2013）等均以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董事會、監事會規模與內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關。

有研究者研究監事會會議次數、審計委員會設置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步磊、范亞東（2014）研究發現，董監兩會的會議次數對內部控制有效性有顯著正相關關系。朱彩婕、韓小偉（2013）研究發現，審計委員會的設置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林斌和饒靜（2009）發現，設置了內審部門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報告。Hoitsh（2009）發現，審計委員會成員的會計和財務監管經驗與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個體對內部控制的影響。陳漢文、王韋程（2014）的研究發現，董事長年齡、受教育程度、任職時間、薪酬水平等與內控質量正相關。步磊、范亞東（2014）的研究發現，獨立董事對內部控制有效性影響不顯著。朱彩婕、韓小偉（2013）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內控信息披露水平顯著負相關。張橫峰（2014）研究發現女性董事比例與內部控制有效性顯著正相關。

2. 股權結構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這方面研究的思路和研究董事會相似，都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進行研究，其理論基礎都是委托-理論，其研究方法大多是以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與內部控制的關系。朱頤和、張娥（2014）研究發現，股權集中度能夠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效率和減少公司的違法違規行為，從而提高內部控制有效性。郭桂花、岳利玲（2013）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國有控股公司的內部控制有效性顯著高于非國有控股公司。朱頤和、張娥（2014）研究發現，股權制衡度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

有研究者研究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的關系。步磊、范亞東（2014）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宋寶（2014）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有效性正相關。朱頤和、張娥（2014）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

3. 管理層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對管理層特征和內部控制的影響，多是從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進行研究。

趙息、許寧寧（2014）的研究發現，建立在經濟動因和政治動因基礎上的激勵機制，以及源于內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昂貴顯性和隱性成本，是管理層隱瞞內部控制缺陷的驅動力，而管理層所擁有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權范疇的管理層權力又為其在信息披露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保障。張西栓（2013）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高管權力的過度膨脹，往往導致高管凌駕于內部控制之上，使內部控制失靈，內部控制與高管權力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4. 公司經營狀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脫離了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對內部控制進行研究，主要分析公司一些經營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也有研究是從公司外部環境的角度進行分析。

有的從財務狀況分析其對內部控制的影響。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發現，財務風險較高、財務狀況較差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內部控制缺陷。這兩篇文獻在內部控制領域地位顯赫，幾乎所有研究內部控制的文獻都會引用這兩篇文獻的研究成果。Franklin（2007）的研究發現，公司的盈利能力、負債程度顯著影響其內部控制運行有效性。宋寶（2014）研究發現，公司盈利能力與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關。林斌和饒靜（2009）發現，財務狀況差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有的從公司業務狀況和組織結構狀況進行研究。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發現，經營業務復雜、近期組織結構發生變動、內部控制可投入資源較少的企業更有可能存在內部控制缺陷。林斌和饒靜（2009）發現，織變革程度高及發生違規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張旺峰（2011）的博士論文發現，審計費用與內部控制有效性之間存在著不顯著的負相關性。有的研究公司規模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宋寶（2014），朱彩婕、韓小偉（2013）均研究發現，公司規模與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關。

有的研究公司面臨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控制的關系。趙淵賢、吳偉榮（2014）研究發現，市場化程度、法律制度、媒體關注等外部制度性因素與內部控制有效性呈顯著正相關。張仲元（2012）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政治聯系會嚴重削弱內部控制設計的完善性和實施的有效性，而市場化程度則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 內部控制的實施后果

這方面研究主要研究內部控制給公司運營帶來的影響。目前來看，對經濟后果的研究多一些，并且大多數是用財務指標來衡量經濟后果進行實證研究。

1. 內部控制對經營的效率和效果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非常關心，因為公司實施內部控制要耗費人力和物力成本，如果不能在經營的效率和效果上有正向的影響，那無疑會降低內部控制的影響力。好在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多數研究結論是正面的。

從經營效果看，Ashbaugh-Skaife等（2007）；Doyle等（2007）；董望、陳漢文（2011）等均發現，內部控制可以提升應計質量。袁蓉麗、陳黎明、文雯（2014）發現，上市公司中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權益資本成本低。程智榮（2014）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更好的內部控制和更高的經營業績、更低的股權成本正相關。宋常、徐國偉、張士強（2014）發現，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正相關。路曉穎（2011）的博士論文表明，內部控制與企業并購績效正相關，上市公司中，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和審計報告的，其并購績效好于未披露的。

從經營效率看，鐘瑋和劉洋（2011）發現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與公司經營效率正相關。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內部控制對經營效率的影響研究較少，其實這也是實務界比較關心的問題。

以上這些研究都對內部控制的經濟后果得出了正面結論，但也有研究得出了反面結論。Engel等（2007）發現上市公司實施內部控制后，私有化交易的頻率有所增加。Caner等（2009）、方紅星和金玉娜（2011）、吳益兵（2012）的研究發現，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可以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2. 內部控制對財務報告的影響。財務報告的可靠性是內部控制的重要目標，因為公司實施內部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在財務報告中向投資人體現出其經營的合規性，如果財務報告的可靠性不能保證，實施內部控制的意義也就打了折扣。程智榮（2014）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更好的內部控制與更好的信息質量正相關。張旺峰（2011）、Hogan和Wilkins（2008）發現，內部控制可以降低審計費用。Goh和Li（2011）的研究發現，內部控制可以提升財務報告穩健性。Bargeron等（2010）發現，內部控制可以減少企業冒險行為。

3. 內部控制對遵守法律法規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實證研究中對遵守法律法規不好測量，因為違規公司是少數，樣本數量上受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法律法規是紅線，公司經營中無論是否實施內部控制都不能觸碰。

李志斌（2014）研究發現，內部控制作為公司制度性體系對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彭玨、陸瑤（2014）實證研究表明，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是否披露對大股東占款有顯著影響。李曉慧（2013）研究發現，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越高，對債權人的保護越好。

四、 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評價

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評價可以說是研究內部控制的關鍵。因為幾乎在所有的實證研究中，都需要確定樣本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目前，國內研究中對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評價主要有三種方法。

一是廈門大學陳漢文教授及其項目組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該指數由廈門大學管理學院陳漢文教授帶領項目組進行研究和，目前是國內內部控制領域比較權威的指數，很多實證研究中都應用了其指數。該指數確定了四級共一百多個評價指標，從2007年開始，每年對國內所有實施內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進行測算，得出內部控制有效性指數，并進行。

二是深圳市迪博企業風險管理技術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該指數由中山大學和深圳迪博公司共同研究和，目前也是國內比較權威的內部控制指數，很多實證研究中也在應用其指數。該指數的評價指標包括三級共63個評價指標，同樣每年對實施內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進行測算，得出內部控制有效性指數，并進行。

三是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研究的評價體系。孫h[、魏敏、伊凡、向若琪（2014）應用模糊層次分析法對內部控制進行定量評價。方紅星、金玉娜（2013）構建了一套度量方法，并且實證檢驗了這種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張蕾、李敏強、陳富贊、趙秀云（2013）構建了一個企業內部控制監督的最優投資分配模型。這些評價體系的共同點就是借助數理工具進行評價，在準確性上可能有所提高，但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研究者使用其方法進行研究時，由于數據來源不全和程序復雜，可能無法對大樣本量進行處理。

五、 內部控制的缺陷研究

侯增輝、朱頤和（2014）從對內部控制的理解、管理者的粉飾行為、相關的法律規定和懲處機制四個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的問題。李瑛玫、戴榮華（2013）研究發現，聘請國際"四大"事務所的公司以及被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披露內控缺陷的可能性更大，被證監會等部門處罰的公司披露內控缺陷的概率更大，但會計師事務所是否變更與公司是否披露內控缺陷沒有關系。

六、 內部控制在行業中的應用

這方面研究的是某一個行業、某一家公司如何實施內部控制。這方面研究將內部控制從理論到實務操作進行了研究，對公司如何思考實施內部控制有著很好的示范意義。

鄭曉薇、紀士鵬（2014）以上海W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為例，探索構建了有效的子公司內部控制體系。李鐵寧（2013）的博士論文研究了擔保集團的內部控制機制。張子英（2013）的博士論文構建了我國電信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理論模型。

七、 對內部控制研究現狀的評述

通過對內部控制領域近兩年來研究現狀的梳理，我們發現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內部控制研究都更加規范、細化，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研究不足和空白。

1. 對研究內容的評述。內部控制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各個研究者都試圖在這一領域中發現自己的研究問題，經過上述文獻梳理，我們把內部控制領域研究的優點總結成兩個方面。

一是范圍全面。目前內部控制的研究基本涵蓋上述五個方面。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研究，把內部控制作為因變量；對內部控制的實施效果研究，把內部控制作為自變量；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評價研究，是關于內部控制研究的關鍵；對內部控制缺陷的研究，以及對內部控制在行業中應用的研究，是對內部控制研究的拓展。

二是選題細化。在五個方面的每一個內部，研究者都在試圖通過細化研究問題找到創新點，因此目前每一個方面的研究選題都越來越細化。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研究，我們梳理出四方面研究內容；對內部控制的實施效果研究，我們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內容；對內部控制有效性評價的研究，我們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內容；對內部控制缺陷、內部控制在行業中應用的研究，我們也梳理了最近兩年的相關研究。

同時，通過文獻梳理，我們也發現了當前研究的兩個問題。

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當前，研究者對“什么影響內部控制”和“內部控制影響什么”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趨勢是細化，研究者的出發點都是就某一更細的問題進行研究，以圖在創新性上有所突破。例如在研究董事會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時，從研究董事會特征、到研究董事長特征、再到研究女性董事的特征，就是這樣一個細化的研究趨勢，是一個研究“樹木”的趨勢。但這樣過于細化的結果是對內部控制的整體研究不夠，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內部控制不論在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還是新生事物，對內部控制的整體了解還處于初步階段。尤其是在實務界，上市公司更關心的不是細節問題，而是從整體上看內部控制對上市公司到底如何產生影響、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樣才能決定是否真正實行內部控制。但目前，在這一點上，目前的理論研究是缺乏的，還沒有研究系統地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和實施結果進行研究，沒有畫出一張全景圖來。

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當前的研究多是以內部控制為自變量或因變量，再研究另一個變量與其相互間的關系，也就是從A到B的關系。但另一個變量通常是一個結果性的變量，是公司在運營過程中一系列行為后的結果，所以，到底在這一系列行為中哪些因素影響了內部控制，內部控制又是通過哪些因素影響了公司運營結果，目前還沒有更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說，目前的研究缺乏對內部控制影響機制方面細化的研究，真正的內在機制還沒有完全被發現。

2. 對研究方法的評述。目前對內部控制的實證研究中，大多數都采用多元回歸分析的方法，近兩年來，本文僅發現張西栓（2013）的博士論文用到了結構方程模型。這是由目前的變量設計決定的。在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變量設計上，研究者多用廈門大學內部控制指數或迪博公司的內部控制指數，或者自己設計一套評價體系，最后仍然是得出一個指數。在影響因素的變量設計上，多使用一個財務指標或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一個數據來代替。如果嘗試使用結構方程模型、跨層分析等實證研究方法，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測量變量不夠。這兩種方法都要求每一個潛變量至少有兩到三個測量變量，由于目前多用財務指標來代替變量，要找兩三個財務指標代替一個潛變量在以往文獻中還沒有出現過，況且這兩種方法都要求測量變量之間“不相關”，即使有兩三個財務指標可以代替潛變量，也難以保證“不相關”。因此，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是目前比較合適的方法。

參考文獻：

[1] 李鐵寧.擔保企業集團內部控制機制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學位論文，2013.

[2] 張西栓.內部控制、高管權利與并購績效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學位論文，2013.

[3] 路曉穎.內部控制對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影響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學位論文，2011.

[4] 張旺峰.內部控制有效性與審計定價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學位論文，2011.

篇（10）

“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外來的博士卻未必。近兩年來，在教授委員會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導下，法學所博士后流動站進一步從嚴管理，嚴進嚴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進站人員的數量更加嚴格控制，還有幾位博士后沒能通過出站答辯或推遲出站。按說，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們開了這個門，既然各位進了這個門，不論博士后本人，還是所屬的導師組和導師，我想，還是應該根據法學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訓，按照我們秉持的信念和標準，全方位地嚴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當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義上，博士就是獲得博士學位證書的人。在文化意義上，博士就不大好講了。在中國文化傳統里，士是一個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與“王”同形或形近，在涵義上原本是男子的大號，后來則指學習道藝、“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藝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識技藝為國家做事的人們，特別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說法，自道統與政統相分裂后，以師道學統而立身的人們。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國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強國”篇說，“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內的古之士大夫，則是那些在操守上講究修齊治平，秉持仁、義、禮、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輕民貴”，而且能夠做到“茍利國家生死與”的人們。那么，今天的“士人”應當是怎樣的呢？

我想，既然稱“士”，首先就應當學習和承續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然后再結合時代的要求，把傳統發揚光大，并讓我們的創造沉淀為新的傳統。具體到法律領域，士還應該有特殊的要求。記得上一次研究生畢業典禮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辭時強調，從事法律職業的人應當樹立“自由、平等、博愛”的信念，樹立正義的信念。在這里，我覺得還要特別注意樹立法治的信念。我從1978年開始學習法律，真正形成比較正確的法律觀念，樹立比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社會為什么需要規則，國家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規則背后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來保護人，如何通過法治來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來促進社會的穩定、團結與和諧，當代中國為什么必須走向法治，回答好這些問題，無論是研究法理學、法史學、憲法學的，還是研究各部門法學的，都要認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會現象，琢磨中國的實際。把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過來貫穿到自己的專門研究中去，的確需要一個過程。

博士是博學之士，按古代的講法，已經算得上“國子”、“國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學位，就應當懂得以品德和才藝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財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為販夫計，逞匹夫勇。博士后當然要比博士強。博士后是一個高級研究職位。獲得這個職位，就是要繼續在學問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關鍵是注意一個“后”字。這里談幾點建議，供各位參考。

第一，在選題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階段的連續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論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選題的時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爐灶，而要以博士期間的研究為背景，就某一個問題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學貴在精專，這樣容易出學問，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的時候，所在的項目里有一個成員50多歲了，據說此生已經斷斷續續在幾個學校做過好幾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題目都變化不大，但導師仍然認為有繼續做的價值。現在，我們有些人選擇了很好的題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畢業了或者發表了就“拉倒”了，這是很大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