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美學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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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整個20世紀80、90年代，隨同中國美學界理論研究熱情的復蘇、高漲與回落，可以說，"文藝美學"的興起既是一個洋溢著激情與希望的學理事件，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理論擴張的艱難、學科建構的重重困惑的過程。盡管在此之前，20世紀初王國維拿叔本華美學的眼光來考察《紅樓夢》的悲劇世界、30年代朱光潛對于文藝活動的心理學探究和詩藝的審美發微、40年代宗白華之于中國藝術意境創構的深刻體察，以及鄧以蟄、豐子愷、梁實秋等中國學者對于文藝問題的諸多美學討論，實際都已經在美學上直接進入了藝術活動領域之中，并且也已經提出或構造了種種有關文藝的美學觀念和理論；甚至，再往前追溯，全部中國古典美學的行程，大體上就是一個在文藝創作、體驗活動的基點上所展開的美學思想發生、發展和變異的歷史；但"文藝美學"被正式當作一門特定的"學科"理論來研究，文藝美學研究之在一種學科意義上得到展開，畢竟還是80年代以后所發生的事情。wwW.lw881.com我們有理由認為，作為20世紀中國美學接受了西方美學學科方法以后在自身后期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努力，文藝美學研究活動不僅一般地追躡了中國美學的現代建構意圖，而且，它在某種程度上還超逸了人們對于美學的思辨理解，在20世紀中國美學進程上呈現了一種新的理論嘗試圖景。

然而，也正由于文藝美學研究是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現的事情，所以，迄今為止，在其學術經歷中還存在種種不成熟的方面，或者說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便在所難免--它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的某些學科困惑。本文主要就文藝美學研究的學科定位問題，提出一點個人的初步看法。

一

一般而言，"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涉及了"文藝美學何以能夠成立"這一根本問題，以及它作為一門特定理論學科的存在合法性--為什么我們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之外，還一定要設置同樣屬于純理論探問性質、同樣必須充分體現學科體系的內在完整性建構要求，并且又始終不脫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學理追求的這樣一種基本理論？因此，在我們討論"文藝美學"問題的時候，總是需要首先解決這樣兩個方面的疑問：

第一，"文藝美學"學科確立的內在、穩定和連續的結構規定是什么？也就是說，我們根據什么樣的方式來具體確定"文藝美學"自身唯一有效的理論出發點和歸宿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

第二，在"文藝美學"與一般美學、文藝學（詩學）之間，我們如何確認它們彼此不同的學科建構根據？又如何在這種根據之上來理解作為一門理論學科的"文藝美學"建構定位？換個表述方式，即："文藝美學"之成為"文藝的美學研究"而不是"美學的文藝學討論形態"的學科生長點在哪里？

顯然，在上面兩個問題中，有一個共同的癥結點，這就是：當我們把"文藝美學"當作一種自身有效的學科形態來加以對待的時候，我們總是將之理解為有別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具體規定（范圍、對象、范疇及范疇間的聯系等）的特殊理論存在；然而，由于這種"特殊性"又不能不聯系著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研究過程、討論方式和學理對象，甚至于還常常要使用它們的某些帶有本體特性的理論范疇，因而，對于"文藝美學是什么？"的理解，總是包含了對于"美學是什么？"、"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理解與確認。"美學是什么？"和"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問題，既是據以進一步闡釋"文藝美學是什么？"這個問題的邏輯前提，也是"文藝美學"確立自身獨立形象的學科依據。尤其是，當我們試圖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突圍而出，并且直接以"文藝美學"作為這種"學科突圍"的具體形式和結果，以"文藝美學"標明自己新的學術身份的時候，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確切把握，便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正因此，我們常常發現，絕大多數有關"文藝美學"學科定位的闡釋，基本上都這樣或那樣地服從了對于美學或文藝學的定位理解，而正是在這里，"什么是文藝美學"成了一個仍然需要廓清的學科定位的難題。

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各種有關"什么是文藝美學"的解答來看，在它們各自的定位理解中，基本上都流露著這樣一種一致的傾向："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問題的特殊化或具體化，而且還是一般美學自我發展中的邏輯必然。①

我們不妨可以拿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美學界出現的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來看一下：

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的一個分支……對藝術美（廣義上等于藝術，狹義上指美的藝術或優美的藝術）獨特的規律進行探討……文藝美學的首要任務是以世界觀為指導，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探討和揭示文學藝術產生、發展，以及創造和欣賞的美學原理。② 文藝美學是當代美學、詩學在人生意義的尋求上、在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上達成到的全新統一……文藝美學不像美學原理那樣，側重基本原理、范疇的探討，但文藝美學也不像詩學那樣，僅僅著眼于文藝的一般規律和內部特性的研究。文藝美學是將美學與詩學統一到人的詩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審美生成上，透過藝術的創造、作品、闡釋這一活動系，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的深拓和心靈境界的超越……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③一般美學結束的地方正是文藝美學的邏輯起點……一般美學是研究人類生活中所有審美活動的一般規律……文藝美學則主要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文藝美學的對象是一般美學的對象的特定范圍，文藝美學的規律也是一般美學普遍規律的特殊表現。④

這里，我們就看到，上述對于"文藝美學"學科性質的把握中，非常明確地包含有一個前提："文藝美學"理所當然地是一般美學的合理延續（發展），而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本身在這里乃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存在。如果說，一般美學以人類審美活動的普遍性存在及其基本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那么，"文藝美學"之不同于一般美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從一般美學"照顧不到"的地方--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開始自己的學科建構行程，并進而提出自己對"特殊性"問題的"獨特"追問，"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而如果說，文藝學（詩學）主要著眼于綜合考察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現象的內部本性、結構、功能等，那么，"文藝美學"則探問了文藝學（詩學）所"不涉及"的文藝作為審美活動的本體根據，或者是"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理論的疑云在這里悄悄升起！于是，我們不能不十分小心地發出這樣的詢問：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何以在學科意義上充分表明自己具有這種"不證自明"的可能性？

如果一般美學僅僅是以探討人類審美的一般性（共同性）規律、普遍性本質為終結，那么，為什么我們的任何一部"美學原理"中，都幾無例外地要詳盡表白自己在諸如"文藝（藝術）的審美特征和活動規律"、"文藝（藝術）創造的審美本質"、"文藝（藝術）活動中的主體存在"等等具體藝術審美問題上的討論方式和結論，甚至于將對于整個藝術史或各個具體藝術部類的審美考察納入自己的體系結構之中？就像黑格爾曾經向我們展示的那種美學形態--關于藝術審美問題的思考正構成了黑格爾美學體系的內在結構和具體特色。⑤

顯然，問題的重點，似乎不僅在于"文藝美學"是否能夠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中"邏輯地"延伸而來，而且還在于：一方面，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不證自明性"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實際上，就在最近二十多年里，中國美學界圍繞"美學是什么？"的問題一直存在著不休的爭論，有許多美學家曾經試圖對美學的學科定位作出自己的理論判斷，得出明確的結論。但直到今天，我們都很難說已經獲得了這樣一種令人確信的關于美學學科合法性的結論；圍繞美學學科定位問題所產生的許多似是而非的意見，甚至進一步困擾了我們對美學其他許多問題的深入探掘。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文藝學"的名稱本身就被指責為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它作為一種文學理論研究的總稱，既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界所受到的蘇聯理論模式和觀念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某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強調文學與社會的實踐關系，強調文學研究的社會總括性，始終是文藝學在學科建構方面為自己所設定的美學本位。因此，盡管"文藝學"作為一個二級學科名稱已經列入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所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但人們卻幾乎從未停止過對它的紛紛議論。⑥

由此可見，"美學是什么？"、"文藝學是什么？"作為問題仍然有待具體探討，亦即在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定位上，我們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所謂美學（文藝學）的"不證自明"的可能性，其實成了一種虛妄的理論假設。既然如此，以這種并非"不證自明"的存在當作確立自身學科特性的邏輯前提、理論依據，對于"文藝美學"的建構熱情來說，便已經不止于簡單的誤會，甚而是一種災難了--實際上，當我們企圖在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意義上來設計"文藝美學"理論宏圖及其合法性的時候，學科存在前提上的某種"想當然"，普遍地造成了對于美學（包括文藝學）無限擴張的幻覺性熱情，并且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又反過來嚴重危及到了美學（文藝學）本身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從學科對象和研究范圍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一般性"與"具體性"層面，來劃分一般美學與"文藝美學"之間的不同規定，把對于美的普遍性、審美規律的共同性的探討歸于美學范圍，而把"文藝活動、文藝作品自身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當作"文藝美學"的獨特領地，這里面又顯然充滿了某種學科定位上的強制意圖。應該看到，一般美學雖然突出以理論思辨方式來邏輯地展開有關美的本質、審美普遍性的研究，強調從存在本體論方面來尋繹美的事實及其內在根據，并且不斷在思維抽象中疊架自身。然而，一般美學又從來不曾離開文藝活動這一人類審美的基本領域，從來沒有在抽象性中取消掉文藝創造、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過程的審美具體性。事實上，不僅一般美學之于美的思辨是一種由"具體的抽象"而達致的"抽象的具體"，而且，這一"抽象"的所指也同樣是文藝之為人類價值實踐的審美特性與審美規律。這也就是為什么一般美學總是把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考察、分析放在一個十分顯眼和重要位置上的原因。更何況，在一般美學中，一切有關人類審美經驗問題的探討，以及對于人類審美發生問題的理論回答，都總是具體聯系著（或者說是依照了）人在自身藝術實踐過程中的具體行為而進行的。特別是當代美學，無論其具體定位方式和定位形態是怎樣的，幾乎都側重將對于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分析，包括對于文藝創作過程中的主體結構、文藝批評的價值標準、文藝文本的審美結構形式及其歷史特性、文藝文本的接受-闡釋活動等的思考，十分嚴整地包容在美學自身的結構性規定之中。可以這么說，一般美學的確是以思辨和抽象來展開美的問題的研究，但它又始終不脫人類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事實；其對于普遍性、一般性的發現，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對于文藝活動的深刻審美把握而體現出巨大理論意義的。至于文藝理論研究，當然就更不可能超脫文藝活動的審美具體性了。

由此，我們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只是把"文藝美學"定位為"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或者是"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難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為了使"文藝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能夠成立，就必須首先將一般美學從思辨層面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的探討、將文藝理論從審美的具體過程出發之于文藝活動的分析，統統"懸擱"起來，以便為"文藝美學"留有余地。否則，"文藝美學"所針對的"文藝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就不免要同一般美學所必然包容的文藝考察相重疊，其所討論的"藝術的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就會同文藝理論所實際研究的問題相重合。換句話說，為了保證"文藝美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合法性及其理論演繹順利展開，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必須無條件地出讓自己的研究范圍和對象。

且不說這樣的"懸擱"，實際是對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基礎作了一次流血的"外科手術"。即便"文藝美學"的出現真能讓一般美學和文藝學這樣做，我們也不禁要問："文藝美學"是不是真的已經實現了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發展的邏輯必然性？即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學科，"文藝美學"果然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所"顧及不到"的方面擔負起了"獨特的"理論任務嗎？這個問題，我們后面再予以專門討論。

毫無疑問，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一個悖論：如果說，建構"文藝美學"是為了克服一般美學抽象玄思的局限，那么，前者之能夠成立的前提，實際又要求后者徹底放棄對于文藝審美特性的具體深入；這顯然與提出"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初衷相矛盾。如果說，"文藝美學"有助于我們在強化文藝的審美本位基礎上，真正發現人類藝術實踐的本體特性，那么，把對文藝特殊審美規律的研究從文藝學中抽取出來，最終其實又更加孤立了文藝理論，并且也無益于我們真正理清文藝與特定社會政治的關系。

當然，"文藝美學"的提出本身有其理論研究上的積極性；最起碼，它強化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美學界對于文藝活動進行認真的審美研究，把美學的理論視野進一步引向了人類藝術領域。不過，由于"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不僅直接關系著其自身作為一種新學科設想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同時也關系到我們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學科性質的把握，因而，從學科建構的實際要求出發，對"文藝美學"的特性進行更加細致的具體探究，仍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而要準確定位"文藝美學"的合法性，下面三個問題不能不先行得到回答：

第一，如果說，"文藝美學"以一般美學的獨立分支身份出現，它將如何可能邏輯地體現一般美學的學科特性要求？這里，對于美學學科規定性的認識，是從理論上確定"文藝美學"存在合法性的基礎。

第二，如果說，"文藝美學"的學科合法性，是基于文藝理論研究無法有效完成文藝活動的審美本質探索，那么，文藝學的存在合法性又是什么？也就是說，作為文學理論研究活動的文藝學將何去何從？

第三，無論把"文藝美學"歸于美學的分支，還是將之視作文藝學的"另類"，其學科建構都首先要求能夠找到專屬自身的、無法為其他學科所闡釋和解決的獨一無二的問題（對象）。那么，這個問題是什么？解決這個問題的"文藝美學"的學科方式又是什么？二

至少，就目前"文藝美學"的實際形態來看，我們很難將它與一般美學或文藝學（詩學）體系相區分。在總的方面，現有的"文藝美學"要么程度不同地重復演繹著一般美學對于文藝問題的討論形式，盡管這種演繹過程可能具有某種形式上的具體性、形象性，即同一般美學的討論相比，現有的文藝美學理論往往更注意把討論引向"作品--作者--讀者"的審美聯系及其聯系方式的美學語境之中，試圖在一個較為實在的層面來反證某種美的觀念或概念，以此完成"美學的藝術化構造"；要么大體上與文藝學（詩學）框架相重疊或交叉，即突出文藝理論研究的審美基點，在"作者--作品--讀者"或"創作論--作品論--接受/閱讀論"的內在關聯方面形成某種本質論的美學解釋，從而實現對于"文藝學的美學改造"。因此，就實質而言，現有"文藝美學"在體系構架上還沒有達到一般藝術哲學的廣度--在丹納那里，藝術哲學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系統的理論，其中不僅有著種種本質論的觀念，而且還十分具體地深入到藝術發生、藝術效果和藝術史等的哲學與實證研究，廣泛論證了"藝術過程的美學問題"。更何況，由于某種非常明顯的人為意圖，既將藝術的美學本體論探討留在了一般美學領域，又將藝術過程的結構分析劃給了文藝學的討論，因而，現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仍然沒有真正達到抽象與具體、思辨與實證有機統一的理論境界，既難以有效地實現對于藝術的本體追問，同時也缺乏對于藝術內部結構的深入的美學證明。

這里，我們可以從研究對象的范圍構成方面，拿現有的幾種"文藝美學"著作同文藝學著作做一個形態對照：

作為國內最早出版的系統探討"文藝美學"問題的著作，《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除"緒論"專講"文藝美學"的對象、范圍和方法以外，其余六章分別為："藝術的審美本質"、"美的藝術和崇高的藝術"、"再現藝術和表現藝術"、"藝術創造"、"藝術作品"、"藝術欣賞與批評"。

《文藝美學》一書的體例為："文藝美學：美學與詩學的融合"、"審美活動：審美主客體的交流與統一"、"審美體驗：藝術本質的核心"、"審美超越：藝術審美價值的本質"、"藝術掌握：人與世界的多維關系"、"藝術本體之真；生命之敞亮和體驗之升華"、"藝術的審美構成：作為深層創構的藝術美"、"藝術形象：審美意象及其符號化"、"藝術意境：藝術本體的深層結構"、"藝術形態：藝術形態學脈動及其審美特性"、"藝術闡釋接受：文藝審美價值的實現"、"藝術審美教育：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

相似的，《文藝美學原理》雖出版于90年代，但在"序論"部分簡要表述了"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與地位之后，同樣也直接進入到對于"審美--創作"、"創作--作品"、"作品--接受"的論述，分別討論了"審美活動與審美活動范疇"、"文藝創作作為審美價值的生產活動"、"審美價值生產的基本類型"、"文藝創作中的美學辯證法"、"藝術品的魅力"、"審美智慧"、"審美形式"、"審美價值"、"藝術傳播"、"接受美學的遺產背景與課題意義"、"’讀’的能動性與歷史性"、"’釋義循環’及處置策略"、"’接受的幽靈’：文藝與歷史實踐"等。

蔡儀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主編的《文學概論》，是一部比較能夠體現1949年以后至"新時期"初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情勢的著作，發行量達到70多萬冊。全書九章，分別為："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文學作品的種類和體裁"、"文學的創作過程"、"文學的創作方法"、"文學欣賞"、"文學批評"。

而由童慶炳先生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作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產物，是目前公認較為完備的一部著作，在文藝學成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五編十七章，除闡述文學理論的性質、形態及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問題以外，更詳細列論了"文學活動"、"文學活動的意識形態性質"、"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活動"、"文學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文學生產過程"、"文學生產原則"、"文學作品的類型"、"文學產品的樣式"、"文學產品的本文層次和內在審美形態"、"敘事性產品"、"抒情性產品"、"文學風格"、"文學消費與接受的性質"、"文學接受過程"、"文學批評"等。

客觀地說，僅是這種對象構成形態的對照，就已經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現有"文藝美學"在對學科建構的把握上，基本沒有超出原有的美學、文藝學范圍。如果一定要說它們之間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也主要是敘述形式上的，而基本沒有體現本質性的差別。這就不能不讓我們疑惑："文藝美學"的建構究竟是為了一種敘述的方便，還是真的能夠從根本上找到自己的所在？

事實上，熱心于"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學者，也并非完全沒有看到這種學科體系構架上的重復性。只是出于一種"新學科"的設計，他們大多數時候更愿意將這種重復性理解為某種結構方面的序列性組織，亦即認為：在美學系統的縱向結構上，"文藝美學"處在一般美學和部類藝術美學之間的中介位置；在橫向上，"文藝美學"又同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一起組成了美學的有機部分。在文藝學系統中，"文藝美學"是文藝學諸多學科中的一種，與文藝社會學、文藝哲學、文藝心理學、文藝倫理學等相并列。顯然，這種結構上的歸類，至少從表面來看是有誘惑性的，它一方面"避免"了"文藝美學"在理論上的懸空，而讓其一頭掛在美學的大山上，一頭伸進了藝術的活躍空間；另一方面又"化解"了"文藝美學"在邏輯關系上的孤立--因為在一般美學理論與各種具體藝術部類的美學討論之間，當然要有某種中介、過渡，盡管這種中介和過渡本來可以、也應該由美學自身所內在的藝術話題來完成；而文藝學研究也總是必然會衍生出相互聯系的各個層面，包括哲學的、人類學的、倫理學的、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探討等，盡管所有這些探討在根本上都沒有、也不可能回避藝術的審美特性及其審美構造、審美規律。然而，且不說這種"結構序列"設計本身，就是建立在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那種對于"美學--文藝美學--文藝學"各自話題的人為強制之上；僅就把一般美學作這種縱向和橫向的結構排列而言，就是相當可疑的。我們很難同意，一般美學之于日常現實的審美方面和技術的審美因素、形式的研究，竟然同美學對于藝術問題的深入把握，是處在兩個不同結構序列中的；我們也很難設想，作為美學之縱向結構"中介"環節的文藝的審美研究，如何可能搖身一變成了美學橫向方面的一個部類？除非"文藝美學"是作為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點而出現。可是，這樣一來，既然"文藝美學"成了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在縱向上連接了美的哲學思辨與部類藝術問題的美學研究，在橫向上聯合著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等，那么，所謂"文藝美學"所研究的，不正都是美學的應有之義、美學的問題嗎？如此，則在一般美學之外再另立一種"文藝美學"，又豈非畫蛇添足？于是，問題其實又回到了我們原來的疑問上：美學究竟是什么？美學的學科定位該當何解？

況且，既在一般美學的結構序列上為"文藝美學"分配了座次，又如何能夠將"文藝美學"過繼為文藝學的合法子民？我們將何以在邏輯上令人信服地說明，已經是美學分支的"文藝美學"，如何在文藝學體系中獲得自身確定的學科規定性，而不至于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也許，所謂"文藝美學"的真正建構難題（矛盾）就在于：一方面，為了區別于一般美學的理論形態，必須有意識地淡化對于美本體的思辨，弱化美學思維之于具體藝術問題的統攝性；另一方面，為了撇清與文藝學的相似性，必須有意識地強化一般藝術問題的美學抽象性，增加文藝理論的哲學光色。應該承認，這種學科建構上的難題不僅沒有在已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相反，倒成了支持某種學術自信的理由。

當然，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領域里，同樣的情況并不僅止于"文藝美學"一家。從80年代初開始，許多自稱是美學分支學科的部類問題研究紛紛出現，例如文化美學、性美學、生理美學、服飾美學 中國美學界一時間仿佛一派"欣欣向榮"。然而，也正由于在學科規定性和理論特定性、獨立性方面的缺失，由于許多體系結構上的含混性和人為性，這些"學科"的提出除了造成一種學術虛腫、學科泛化的表象以外，既沒有能夠真正產生穩定的、自身規范的和有效的學科立足點，也沒有能夠在真實意義上為美學的現展提供新的知識價值增長。或許，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已經沒有任何統一的美學或單一的美學。美學已成為一張不斷增生、相互牽制的游戲之網，它是一個開放的家族"。⑦ 可是，作為"開放家族"的當代美學"游戲"，不應只是任意的名詞擴張，它同樣必須依照一定的有序性和內在規矩來展開自身，同樣應當在知識價值上體現出一定積累、變化形態的合理性與真實性。那種缺失學科建構的基本出發點和特定邏輯依據的"學科"增生，實質上并沒有能夠進入這張"游戲之網"。三 從以上分析出發，我們與其說"文藝美學"是一種新的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學科形態，倒不如說，文藝美學研究是中國美學在自身現展之路上所提出的一種可能的學理方式或形態，它從理論層面上明確指向了藝術問題的把握。由是，可能會更易于我們把問題說清楚。

這樣說的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就像我們已經反復指出的，迄今為止，"什么是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問題，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在學科建構意義上，"文藝美學"的獨特規定性仍然有待于證明和闡釋，而這種證明、闡釋能否真正解決問題也還是可疑的。

第二，由于幾乎所有"文藝美學"的討論話題，都可以在一般美學和文藝理論體系中找到其敘述形式或闡釋過程，而美學與文藝學的當展也正朝著人類藝術活動的審美深層探進；特別是20世紀的各種美學、文藝理論研究，更不斷將深入發現具體藝術活動的審美特性當作自己的直接課題--美學和文藝理論不僅沒有拒絕具體藝術的審美考察和發現，而且越來越趨向于把研究視點深入進藝術母題之中。⑧ 因此，所謂"文藝美學"其實不過是美學、文藝理論內在話題的當代延伸，而不是區別于當代美學、文藝理論發展的又一種學科存在方式，其建構本來就不可能超逸美學、文藝理論的當代維度。

第三，就此而言，文藝美學研究的任務，其實在于向人們提供一種從內在結構層面上觀照藝術的具體審美存在特性、審美表現方式、審美體驗過程和規律等的特定理論思路、討論形態；它不是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結合點上，也不是作為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中介，而是作為當代美學或文藝理論的自身問題而存在。換句話說，文藝美學研究（更準確的說，是藝術的美學研究）形態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它的學科不確定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它作為一種具體理論思路的穩定性與可能性之上的。

當然，我們現在依然可以在約定成俗的意義上繼續使用"文藝美學"這個術語，但同時我們應該清楚一點：作為藝術的美學研究，當前"文藝美學"所面臨的任務，不在于一定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科"來理解和建構某種"體系"。⑨ 也許，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棄在"學科"意圖上對于"文藝美學"的設計，而轉向依照美學、文藝理論的當展特性來找到深化藝術的美學研究的真實理論問題，⑩ 以對問題的確定來奠定文藝美學研究作為一種學理方式或形態的合法性基礎，以對問題的闡釋來展開文藝美學研究的合法性過程。

以下幾個方面似可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關注的重點：

1. 藝術現代性的追求與文化現代性建構之間的關聯問題。

在美學、文藝理論的各種討論中，藝術從來都是作為一種"人類生命價值"的自我表現/體驗形象而出現的。它不僅意味著藝術是人的精神解放的實踐載體，是人在自身內在精神活動層面上所擁有的一種價值肯定方式，而且還意味著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演化的自我敘事形式，其身份的確認總是同人在一定階段上的文化利益相聯系的。而在當代文化現實中，現代性建構之為一種持續性的過程，不僅關系著文化實踐的歷史與現實，而且關系著人對于自身存在價值的表達意愿和表達過程，關系著人在一種歷史維度上對自我生命形象的確認。所以，文化的現代性建構不僅涉及人在歷史中的存在和價值形式，同時也必然地涉及了人的藝術活動對人的存在和價值形式的形象實現問題。文藝美學研究在探討藝術的審美本體時，理應對此問題作出回答。這里應注意的：一是文化現代性建構的理論與實踐的具體性質；二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內涵及其在文化現代性建構中的位置；三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維度。

2.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及其歷史變異問題。

這本來是一個藝術史的話題。但在文藝美學研究的視野上，藝術史問題同樣可以生出這樣幾個方面的美學討論：其一，藝術發展所內含的美學理想的文化指歸，究竟怎樣通過人的藝術活動而獲得實現？其二，美學上的價值差異性，怎樣實現其對于藝術發展的控制、操縱？藝術形式的沖突與美學理想的沖突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其三，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的歷史樣態及其實踐性變異。應該說，這種討論過程，將有可能帶來文藝美學研究更為深刻的歷史根據。

3. 藝術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社會實現機制、過程與形態問題。

這個問題與上一個問題是相聯系的。所不同的是，這里更接近于探討藝術作為一種理想價值形態的社會學動機。也就是說，作為特定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定表現，藝術、藝術活動的內在功能是如何在社會層面上得到體現和認同的？尤其是，當我們常常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將藝術表述為一種"人對世界的掌握"時，其意識形態力量又是如何具體體現在人的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既不能僅憑審美的心理經驗方式去加以把握，也不能只是通過純粹思辨來進行主觀化的推論，而只有借助于藝術歷史與藝術現實的運動關系來進行說明。而這個問題的難點則在于：為了說明藝術的意識形態功能，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意識形態的歷史具體性；為了把握審美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我們又不能不把藝術與其他意識形態形式的共時性關系納入討論范圍，以便從中確認藝術的意識形態特殊性。

4. 藝術的價值類型問題。

這一研究，主要針對了藝術價值的形態學意義，即藝術價值的分化及其美學實現形態。在以往的美學或文藝理論研究中，有關藝術價值問題的探討常常被放在一種嚴密的整體性上來進行；藝術價值的美學闡釋并不體現形態分析的歷史具體性，而只是從審美本質論立場對藝術價值作出某種統一的概括，所反映的是藝術之為藝術的先在合理性。實際上，在藝術價值問題上，由于人的生存形態不同、人的價值實踐的分歧，藝術價值的實現方式和實現結果都是具體的、分化的和相異的。不僅不同藝術之間在價值形態上是有分化的，而且由于實踐方式、實踐基礎和過程等的不同，相同藝術的價值構造、價值取向、價值體現也是存在各種差異的--由于這樣，"藝術是什么"才會變得如此復雜。文藝美學研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這種不同、差異，并對之進行形態分析，從而使藝術價值問題落實在具體的類型層面上，真正體現出藝術的審美具體性。

5.藝術效果特征問題。

"藝術效果"一向受到人們的關注。不過，我們在這里主要關心的，還不是一般意義上藝術活動與人的精神修養、情感陶冶等的關系，而是當代文化語境中大眾傳播制度對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自身效果的具體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實現過程和美學意義。因為很明顯的是，當代藝術的美學變異，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其與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特性來決定的；所謂"藝術效果"，一方面取決于藝術的表現特性以及藝術在一定文化語境中的自我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則取決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藝術接受活動與整個大眾傳播制度的關系因素和關系結構。包括藝術效果的發生、藝術效果的集中程度、藝術效果的結構方式、藝術效果的體現形態、藝術效果的延伸和藝術效果的變異性轉換等等，都以一種非常直觀的形式同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聯系在一起。因而，把藝術效果問題與整個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問題加以整體考慮，是當前文藝美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獲得對于藝術審美本質的當代性把握，在理論上真正體現出現實的價值和立場；文藝美學研究也才可能產生理論的現實有效性。

6.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

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實際是對我們過去一直堅信不疑的那種藝術至上性觀念。按照一般的美學理解，在人類價值體系的內在結構上，"真"、"善"、"美"雖然有著某種內在的、穩定的統一性，但在發展邏輯上，它們又是有級別、有遞進性的；藝術在其中始終扮演了一種至上價值的表演角色，成為人類在自身實踐過程上的最高目標。這種觀念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其實已經呈現了某種風雨飄搖的景象。不僅人的現實生存實踐不斷置疑了這種內含著概念先在性的理想，而且，就這一觀念把美/藝術當作人類不變的既定實踐而言，它也是值得懷疑的。在當代文化語境中，不僅藝術本體立場的改變已經是一種十分顯著的事實，同時，藝術與美的關系的必然性和同一性也正在被藝術活動本身所拆解。由是，在人類生存實踐的價值指歸上，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便凸現了出來。我們所要討論的是：藝術在何種意義上可能是審美的？藝術審美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是如何通過藝術活動自身的方式而呈現出來的？藝術作為人的生命理想的審美實現方式，在什么樣的范圍內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價值尺度和客觀性？

7.藝術中的審美風尚演變問題。

我們經常說，藝術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關系、生活實踐、生活趣味等現實價值形式的反映；美學、文藝理論也常常論及這方面的話題。但是，這種對于藝術的談論往往還只停留在一般概念的歸結上，很少非常具體地從美學角度透徹分析過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接受與社會、時代的風尚演變之間的審美關系特性，也很少充分揭示藝術體現社會審美風尚的具體過程和規律問題。因而，把這個問題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就是要通過對藝術發展與社會審美風尚演變之間關系的探討，深入揭示：第一，藝術生成中的社會審美趣味、理想與觀念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第二，社會審美風尚演變活動所導致的藝術的時代具體性、意識形態性；第三，藝術創造如何能夠順應并體現一定社會審美風尚的特性；第四，藝術風格、藝術審美創造的改變，又如何融入社會審美風尚的演變過程之中；第五，藝術的歷史在什么樣的意義上可以反映為一種審美風尚的歷史；第六，藝術活動又是如何體現一個時代社會審美風尚的分裂性的；第七，具體藝術文本的風尚特征；等等。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藝術的美學規律，把握藝術發展的內在過程及其外部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對于藝術的民族審美特質問題的理解，就與這一研究直接相關。

8.藝術活動與日常活動在人類生存之維上的現實美學關聯問題。

這個問題的重點，是我們如何能夠在當代文化的現實性上，認真、客觀地理解當代藝術的美學轉移。由于當代文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及其影響，當代藝術和藝術活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甚至不是一般形式意義上的，它更帶有本體顛覆的特性。藝術和藝術活動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逐漸自我消解了自身肩負的沉重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藝術的"創造"本性正在急劇轉換之中。⑾ 原本超然于人的日常生活、普通趣味之上的藝術的"美學封閉性"，正在不斷被當代社會生活的世俗化、享樂化追求所打破；藝術不僅不再能夠必然地超度人的靈魂、提供超越性的精神方向，甚至它自己有時也不得不屈服于人的日常意志的壓力及其具體利益。這樣，把藝術活動與人的日常活動的現實美學關系放在一個現實生存語境中來加以把握，既是對于當代藝術的美學追求的一種具體體會，也是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體現自身當代性追問能力的內在根據。注釋：

①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具有一定現實性的新的理論話題，得到了中國美學界的關注。其時尚執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胡經之先生，首先在1980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美學會議上，針對當時中國高校文科理論教學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提出：美學教學不能只停留在講授哲學美學上，應該開拓和發展文藝美學的研究與教學。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一文（收入《美學向導》，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作為80年代中國最早的一份討論"文藝美學"的理論文獻，具體闡述了"文藝美學"的建構理由，認為"文藝美學是文藝學和美學相結合的產物，它專門研究文學藝術這種社會現象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是"文藝學和美學的深入發展"，促使文藝美學這門"交錯于兩者之間的新的學科出現了"。此后，"文藝美學"被正式納入80年代中國美學研究的范圍，并且引起美學界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興趣。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那些以"文藝美學"為名稱，或雖不以"文藝美學"標明身份但卻實際是作為"文藝美學"研究成果而出現的論著，大體上都是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產物"。這反映出：第一，"文藝美學"的提出，其實是一種現實形勢的結果，是"應時而生"的理論話題，具有較強的理論應用企圖。第二，對于"文藝美學"的種種建構設想，也是中國美學界在80年代"美學熱"的催動下，對于"美學的中國化"、"美學體系建設"的一種具體回應方式和成果，它在一定意義上既體現了中國美學家對待美學這門學科的現實態度，同時也體現了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美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態勢，即強調美學之西方傳統與中國固有思維成果的結合--把美學的純思辨過程延伸進感性形象的文藝活動之中，正是自王國維以來20世紀中國美學一以貫之的學理追求之一。

② 周來祥：《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緒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胡經之：《文藝美學》"緒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里，作者的說法同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中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差別，增加了對于文藝美學"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這一特性的強調。

④ 杜書瀛主編：《文藝美學原理》"序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⑤ 由凱"埃"吉爾伯特和赫"庫恩撰寫的《美學史》中，就這樣講道："努力把藝術概念從過分狹窄的理性解說中解救出來，為嚴格維護藝術的獨特性和自主性而奮斗（這種觀念意在使藝術同最高尚的精神活動并列，并揭示藝術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有這一切，又重現于黑格爾的《講演》中。"（《美學史》下冊，第57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⑥ 參見孟繁華：《激進時代的大學文藝學教學（1949--1978）》。《文學前沿》1999年第一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李澤厚：《美學四講》，第14頁。三聯書店1989年版。重點號為原書所有。

⑧ 西方美學自5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顯現了對藝術領域的關心和熱情。格式塔心理學美學、原型批評美學、現象學美學、符號學美學、結構主義美學、解構主義美學、闡釋-接受美學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美學等，盡管它們立場各異、指歸不同，然而卻都十分關注藝術領域的變動，對于藝術的審美分析成為它們各自體系結構上的重點之一。像《審美經驗現象學》（杜夫海納）、《情感與形式》（蘇珊"朗格）、《批評的解剖》（弗萊）、《藝術與視知覺》（阿恩海姆）、《走向接受美學》（姚斯）、《藝術與審美》（喬治"迪基）、《美學理論》（阿多爾諾）等，如今已成為當代美學的經典。

篇（2）

中國古典美學具有樸素的主體間性特征，儒家有“天人感應”學說、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觀點，道家直接提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思想內涵與西方現代主體間性理論遙相呼應。蘇軾是宋代學者型文人的代表，在思想上，融貫儒釋道三家精華，形成獨特的文學觀點和美學思想，在詩書文畫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對于他的美學思想，雖然沒有專門著述，但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卻時時可見，是中國古典美學的突出代表。在對傳統主客對立的二元論哲學的反思下，現代西方哲學、美學逐漸向主體間性過渡。主體間性打破了二元論哲學的桎梏，主張將世界納入主體范疇。在主體間的存在中，世界不再是被主體征服的客體，而是另一個自我，兩者是平等和諧的關系。審美主體間性理論則強調審美活動中自我與世界的平等，反對傳統的主體與客體割裂的二元論，通過了審美體驗、審美同情和審美理解等現象學的闡釋表達了對物我合一的本體論境界的訴求。主體間性理論由西方哲學家胡塞爾提出，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進入我國，金元浦先生在《文學解釋學》中較早地將主體間性理論運用于文學理論中，此書可稱得上是我國介紹主體間性理論的開山之作。當代學者楊春時教授則創造性地針對主體間性所針對的三個領域進行了劃分以及闡釋。

近年有陳士部先生撰寫了《論中國古典藝術的審美主體間性特質》一文將主體間性理論運用于闡釋中國古典藝術的特質，很具有啟發性。以上是針對主體間性較為宏觀的研究。而從微觀上看，許多研究者也開始運用主體間性理論分析具體的文藝理論著作或者理論家，如孫琳的《論文心雕龍的主體間性》，洪世林的《蘇軾文藝美學的主體間性》，后者對筆者有較大的啟發。蘇軾文藝美學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精華，具有中國古典美學的典型特征，本文試圖從本體論層面上的主體間性美學出發，對蘇軾的文藝美學進行闡釋與反思。對于審美活動中的主體，蘇軾沒有直接提出過相關表述。但是其豐富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創作卻使他產生了獨特的審美觀念，并通過其文學創作表現出來。他曾寫過有關道教丹訣的《大還丹訣》一文，蘇軾寫作此文雖在于講述道教煉丹之秘訣，但道教內丹理論與兩宋道學有著密切聯系，蘇軾的哲學美學思想受其影響很大，甚至許多觀點都根源于此。其本意是在構想一種內丹生成的過程，即“性靈”與“六華”生成人，再不斷汲取天地“六華”養成內丹。但以美學的視角來看，這段話可以說是蘇軾對于審美思想的總括，包含著蘇軾對于美的感悟。首先蘇軾提到形器之外的“英華”即其概括為“六華”者，實際上就是世界萬物“美”的具體表現。在蘇軾《赤壁賦》中曾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造物者之美，賦文中之略舉“聲”、“色”，而在《大還丹訣》中更加豐富，演變為“聲”、“色”、“光”、“味”、“力”、“膏”等六華。在蘇軾的美學觀念中，他不只把世界局限為個人審美的對象和客體，而是強調世界在與個人的交流中的主體性地位，這與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在下文中，蘇軾進一步提出審美過程的另一主體即“我”的存在，所謂“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合而生我矣”。從主體間性理論來看，“六華”無疑是世界萬物美的表現，而“了然常知者”可視作審美判斷力，只有在世界與個人的審美交流即“與吾接”的過程中，審美主體性與美的表現相融合，審美主體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在后文中，蘇軾進一步說道：“此了然常知者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于此矣”，通過審美主體的審美交流，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實現了超越個體與社會的本真存在。這也是現代主體間性哲學的核心觀點。可見在蘇軾的文藝美學中，在文學活動中的我與世界是平等的兩個主體，主體間的交流是審美成為可能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蘇軾文藝美學與主體間性美學的本質論遙相呼應。那么審美活動中主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在個人審美體驗的基礎上，蘇軾的文藝美學強調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平等關系，兩個主體之間不是主體對客體的征服，也不是單方面的認識，而是在充分交流的基礎上產生審美同情，從而相互融合，達到一種身與物化的審美境界。蘇軾關于這方面的論述有很多，如“人之所以信者，手足耳目也，目知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后得萬物之情。”“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以人之耳目和度量權衡設喻，蘇軾提出只有自我主體深入藝術對象中，擺脫外界干擾，擯棄個人的主觀判斷，即“無意無我”，去認知體會，才能獲得對藝術對象的審美理解，將其表現得真實可信。

在評論文與可等人的藝術實踐時，蘇軾將其成功歸因于“與物化”、“與物交”，亦是其物化主張的表現。蘇軾雖然強調了物我合一、以物觀物的審美境界，但同時也強調了審美過程中個人的主體性。以物觀物表現了一種物化的傾向，強調了審美過程中個人對萬物的體驗與同情，這種審美同情在老莊哲學中發揮到極致。然而經世致用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得蘇軾難以徹底成為老莊的信徒。他十分關注現實世界，有著致君堯舜的政治抱負，也有著不俗的政績。然而坎坷多舛的征途令他不得不回到了獨善其身的精神世界中。因此在審美過程中，他強調“寓意于物”的非功利態度，以獲得審美愉悅和自由，實現對現實的超越。這個觀點出自蘇軾《寶繪堂記》：“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在《超然臺記》中他也有進一步的闡述：“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蘇軾對比了自我主體的兩種態度，并指出只有“寓意于物”才能獲得審美愉悅，“微物”、“尤物”在這方面沒有差別，而“留意于物”則讓人難以得到審美愉悅和自由，而是為物奴役。這種論述與現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其美學著作《美學》中關于“非功利性關系”與“功利性關系”的論述有相似之處，黑格爾強調非功利性是審美活動是否成立的標志，蘇軾雖沒有上升到本體論高度，但談到非功利性對于審美愉悅的決定性意義。蘇軾的文藝美學中既有身與物化的傾向，亦有寓意于物的追求，表面上二者似乎是矛盾的，而事實上二者卻是對立統一的。身與物化從對象主體的角度出發，強調對象主體對自我主體的影響；而寓意于物則從自我主體的角度出發，強調自我主體的審美修養和判斷，尤其是非功利性的態度。兩者出發點不一，但卻互相補充，有利于審美主體間的和諧交流。這種和諧的交流在創作論上演繹為“與造物者游”，在創作實踐中表現為“隨物賦形”。陳士部先生在《論中國古典藝術的審美主體間性特質》時曾談到三個方面的內涵，“藝類融合的文本互滲性”是其中之一。孫根在《中國古代文論的審美主體間性特征研究中》進一步闡釋為“注重藝類滲透的文本融合性”。兩者都指出在抽象思維處于潛隱狀態的農耕文化語境中，古代文學理論中的許多范疇具有超越藝類的概括力，古代文人常強調“得意忘言”，而不甚介意文本的藝類歸屬。不同藝類間的融合是中國古典美學主體間性的表現。蘇軾文藝美學中也表現出了這一點，他主張打破藝術形式的束縛，進入一種時空一體的審美境界。

篇（3）

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有一些理論，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都因未能引起后人足夠的重視與探討而失去了理論自身發展進步的內在驅動力；而另一些理論，便會引起學術界不斷的研究和探討，這樣的理論便具有了積極而深刻的價值意義。我想，在整個文藝美學發展史上對占有重要地位的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美學思想的探討便屬于后一種，這已經成為中外學人有目共睹的客觀事實。他所提出的文藝美學觀點在多部論著中都有涉及，突出地體現在《詩學》，也散見于《修辭學》《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工具論》以及《政治學》等論著之中。亞里斯多德所建構的較為完整的文藝美學思想體系成為文藝理論研究“集前人之大成，奠后世之基石”的永恒豐碑。誠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言：“亞里斯多德是第一個以獨立體系闡明美學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1]亞里斯多德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發人深省的理論內涵，更是受到學界的高度贊譽。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亞里斯多德都是一部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失去風采的“經典文獻”。

反觀兩千多年來的學術歷程，相關亞里斯多德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慰、值得驕傲，但所取得的經驗更值得總結。概而論之，大多數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修辭學、邏輯學、美學以及文學等視角對其理論內涵進行分門別類的剖析闡釋、賦予其理論以當代價值，其中也不乏有將對象聚焦于亞里斯多德文藝理論的研究。即便這樣，將焦點投向《詩學》文本，在我國可查的相關《詩學》文本研究著作在大陸有藍天的譯本（1953年）、羅念生譯本（1962年）、苗力田主編的《亞里斯多德全集》（1990年）、陳中梅譯本（1998年）、王士儀的《論亞里斯多德〈創作學〉》（2000年）、李平的《神祗時代的詩學》（2004）等，在我國臺灣地區以姚一葦的《詩學箋注》（1993年）最具代表。在國外，尤以萊辛在《漢堡劇評》中以大量篇幅集中討論和解釋了亞里斯多德《詩學》極具影響。翻譯入我國的還有維謝洛夫斯基的《歷史詩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厄爾?邁納的《比較詩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等。此外截取“摹仿”、“美學觀”、“悲劇觀”、“詩學觀”等關鍵詞展開論述來揭示其理論內涵、影響以及進行國內外橫向與縱向比較研究的成果比比皆是，諸多西方美學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論文之中都有所體現，不再贅述。顯然，這些都理應成為我們研究的范圍，也為我們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礎和可資借鑒的觀點。但是，對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體系的理論建構問題卻鮮有人問津。

筆者考慮到當時古希臘人各類文學藝術形態“互不分開、聯為一體”的實際狀況，認為亞里斯多德相關文藝美學的論述已經建構起早期較為完整的文藝美學學科理論形態。故而文章從現代文藝美學學科觀念的視角切入來審視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的理論建構問題，旨在全面地考察和客觀地分析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美學理論內核，更好地理解與把握其文藝美學思想的精髓，為當下文藝美學理論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其人其事

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臘斯塔基拉人。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的弟子；著名軍事家、政治家，古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古典美學的最后一人、古希臘文明時期科學文化知識的集大成者，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教育家。作為哲學家，他宣稱哲學是“研究真實宇宙原因的科學”，主張把哲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以及創造的科學，創立了哲學的重要分支――形式邏輯。他對哲學的幾乎每個學科都作出了貢獻，豐富和發展了哲學的各門分支學科；作為科學家，其研究包羅萬象，幾乎涉獵古希臘所有學科，諸如邏輯學、倫理學、形而上學、心理學、經濟學、生物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地理學、地質學、物理學、解剖學、生理學、教育學、詩歌、風俗以及雅典憲法等。并在許多研究領域留下了堪稱經典的學術著作，如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的《政治學》、西方文學藝術理論的集大成論著《詩學》，自然哲學的代表作《物理學》《氣象學》《論天》等。最早論證地球是球形，最早分析了社會、自然、思維與價值的多種形式，在科學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的研究不僅為后來的諸多科學奠定了基礎，也把古希臘好學深思的精神推向了發展的頂峰。作為教育家，他創辦了呂克昂學校，建立了“逍遙學派”。首先提出兒童身心發展階段的思想，主張教育是國家的職能，主張把天然素質，養成習慣、發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大源泉。培養了大批杰出人才，以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亞歷山大（馬其頓國王）最具代表。

在美學研究方面，與其說他是“美學的集大成者”，還不如說他是“文藝美學的始祖”。他著有西方文藝美學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詩學》，也在《修辭學》《形而上學》《物理學》《工具論》以及《政治學》等作品中涉及文藝美學的諸多探討。盡管從標題上看他的著作主要討論的是具體的學科，具體內容如史詩、戲劇、音樂等具體的藝術門類，但他所提出的“命題”的意義卻不僅限于具體藝術門類，他的基本觀念具有更為寬泛的文藝理論內涵與價值。這與當時古希臘人認為“敘事詩、抒情詩和戲劇是互不分開的，他們借助音樂和舞蹈聯成一個整體”的觀點相印證。[2]亞里斯多德探討這一“整體”的美學思考在當代學科視域中被稱為文藝美學。而亞里斯多德的論述所“隱喻”的文藝美學思想及其建構的理論體系，不僅統攝著西方文學藝術的發展，也成為世界文藝領域研究的“法典”和“權威”。他的文藝美學研究“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3]。馬克思曾盛贊他是“偉大的研究家”[4]，恩格斯也把他視為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5]。

二、思想基礎

誠如恩格斯所言：“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6]一般，亞里斯多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和那個時代歷史、文化碰撞磨合的產物，是那個社會思想沖擊與蕩滌的結果，其文藝美學思想觀念與理論體系的建構也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繼承前輩哲人之基礎上凝練、創新的結晶。我們認為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基礎不外乎如下四個方面。

從文化背景論，古希臘文明位于世界最為古老的四大文明之列，古希臘時期的文學藝術高度繁盛，不論是建筑、繪畫、雕塑，還是音樂、詩歌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尤其是在喜劇和悲劇上的成就更加卓越。以至于德國古典藝術史家溫克爾曼曾用“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來形容。馬克思也說：“希臘人，在他們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7]博大的古希臘藝術，至今“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8]。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理論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從理論淵源看，它批判地繼承于前輩哲人；亞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臘文學藝術由繁盛趨于衰落的關鍵點上，它是前輩古希臘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不論是早期從自然科學視角解讀美學問題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和以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為代表的唯物主義者，還是主張從社會科學角度去看待美學問題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他們的觀點都能在亞氏的作品中找到影響因子。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第五卷中關于“美的客觀基礎”的言說，《詩學》第四章論述“文藝的心理根源”以及“文藝的社會功能”時就援引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和諧論”。從思想來源說，他作為柏拉圖的高徒，所受影響極大，其理論思想直接來源于柏拉圖。“他繼承了柏拉圖的學說，又批判了他的學說，從歷史上看，他批判和發展的部分比繼承的部分更重要。”[9]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第一章中論述文藝的本質在于“摹仿”時對柏拉圖“理式論”的批判，賦予了“摹仿說”以滑動的表征；再者，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文藝接受的心理效應問題上，拋棄了柏拉圖“情感影響正常理智”的觀點，分析了情感的后續效果，看到了文藝的“凈化”功能。從研究方法說，他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觀點統一起來認識問題，建立起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同時主張運用其他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文藝問題，如從生物學中借用“有機整體”概念來論詩與其他藝術的創作，提出“完整整一觀”。從歷史學中引來藝術起源與發展的觀點，指出藝術起源于真實世界的摹仿。是他“用科學的方法替希臘文藝的輝煌成就作了精要的分析和扼要的總結，因而寫成了兩部有科學系統的有關美學思想的專著：《詩學》和《修辭學》。”[10]但是，對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體系完整的理論把握又不能局限于《詩學》和《修辭學》本身，而必須與亞里斯多德涉及文藝觀點的《倫理學》《形而上學》《物理學》《工具論》以及《政治學》等建立起有機聯系，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地解讀他所建構的文藝美學思想體系與理論內核。

三、思想內核亞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臘文明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他運用嚴謹縝密的邏輯思維（見《工具論》）、綜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融入他個人的倫理觀念和生命體驗去解決文藝本源、文藝創作、文藝與現實的關系、文藝的社會功能、文藝傳播與文藝批評等問題，初步建構起較為完整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一）文藝本源思想關于文藝的本源與發生，亞里斯多德在《詩學》開篇明確指出，在研究詩的種類、功能、成分、結構之前，首先要闡明關于詩的本性的首要原理，即“史詩的編制，悲劇、喜劇、狄蘇郎勃斯的編寫以及絕大部分供阿洛斯和豎琴演奏的音樂，這一切總的來說都是模仿。”[11]“摹仿說”是古希臘哲學的傳統學說，既不是亞里斯多德的獨特創建，更不是他的發明創造，但卻是理解亞里斯多德文藝本源觀的核心概念。亞里斯多德正是以對當時這個在古希臘藝術理論界頗有影響的“摹仿說”的批評為其邏輯起點來建構起文藝美學思想體系的。他生前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留基伯、德謨克利特以及柏拉圖等人都曾有過“藝術起源于摹仿”的說法，只是未能形成系統的學說而已。德漠克利特就說過：“在許多重要的事情上，我們是摹仿禽獸，作禽獸的小學生的。從蜘蛛我們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12]柏拉圖也說：“從荷馬起，一切詩人都只是摹仿者，無論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們所寫的一切題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3]顯然，柏拉圖也承認藝術是一種摹仿，但他竭力攻擊這種對于物質感性世界的摹仿，認為藝術的摹仿是“鏡子的鏡子”、“和真理隔著三層”，否認這種摹仿的真實性和真理性，也從根本上否定了摹仿藝術自身。從表象來看，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說仍然是傳統的延續，但實質上他賦予了“摹仿說”以新的闡釋而具有了“滑動”的深刻意義。在亞里斯多德看來，現實世界就是具有多維意義的真實存在；詩摹仿真實存在的人的行動，在作品中創制的形象就是藝術的真實存在；“摹仿”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再現，更是能動的反映人的本性與活動，顯示人既合目的性又合規律性的真實存在。并且，“摹仿”既是人類的本能，也是人類的求知活動，它以形象的方式去探尋真理，形成關于人的創制知識；藝術的“摹仿”并非只受感覺與欲望驅使，它也憑借“實踐智慧”洞察人生，感悟藝術的靈魂，把握生命的真諦。因此，摹仿的藝術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

首先，亞里斯多德論述摹仿的手段、對象和方式的不同作為藝術門類劃分的標準，實質上闡明了藝術對人的外在活動和內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藝術的主體和主題，人與藝術互為本體；藝術以創制性的形象真實反映人的生活，藝術美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其次，從具體文藝體裁出發論證模仿藝術的本質規律。《詩學》第四章闡述了詩歌起源的兩個原因，其一是人天生具有摹仿的本能，并通過摹仿獲得了最初的知識；其二是人都能從模仿的成果中獲得滿足、體驗到。二者皆本源于人類“摹仿”的天性。這種論證方法，就是主張從人類心理根源上去探尋模仿藝術的存在依據――“本能”與“”。

再次，亞里斯多德在其著作《氣象學》中談到藝術模仿自然時說，藝術是對自然本能的幫助和補救，但不能代替自然。而《詩學》認為摹仿的對象是真實世界中“行動的人”（是性格、情緒和動作的綜合），這種由自然轉向人生的巨大進步，使其文藝理論中灌注著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藝術對人生是一種完滿、增補或矯形。

最后，亞氏認為詩人的職能不是記錄已經發生的事，而是描述處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發生的事，表現某種“類型”的人和事。可見，亞里斯多德的“摹仿觀”指的是根據對現實生活的感性體驗，通過創造性的想象，訴諸于典型化、形象化的概括方式來再現生活、創造生活，而不是機械、被動地照搬生活現象。（二）文藝真實思想亞里斯多德以自身對文藝本源――摹仿觀的論證為邏輯起點，詳盡地說明了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提出文藝真實觀。

亞里斯多德認為藝術的真實在于合乎情理的可信性，《詩學》第二十四章論道：“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事，比可能發生但卻不可信的事更為可取；編組故事不應用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有了……也要用別的技巧加以美化，使事情聽得過去。”[11]（P.170）在這里，亞里斯多德清楚地闡述了他的藝術真實觀，使生活中不近情理的得合乎情理從而使人信以為真。一方面，主張藝術真實以生活真實為根據、為源泉。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藝術的虛構成分。他接著說：“詩的真不同于政治科學的真及其他技藝的真。”指出藝術的真實有別于其他科學的真實，充分體現了藝術的特殊規律。又指出藝術的真實性，比現實更真實。《詩學》第九章說：“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歷史家與詩人的區別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寫作，而在于前者記述已經發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11]（P.81）這里亞里斯多德拿詩和歷史的比較作了清楚的說明。《修辭學》第七節也說：“當你把描寫得就像人們所做的那樣，這一事實，就會使人們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你是信任得過的。因此，不管你所說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他們都會把它當成真的。”[12]（P.92）這里所說的雖然是藝術欣賞過程中的一種現象，但卻強調了藝術的真實性就在于合乎情理所造成的可信性。

此外，亞里斯多德的藝術真實觀還體現在藝術模仿對象的客觀真實上，他認為，藝術不僅反映現實世界的個別表面現象，而且反映現實世界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揭示事物的內在本質和規律。摹仿對象的選擇，不僅要注重情節，而且要求“性格”的刻畫也應如安排情節一樣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因此說，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真實觀以客觀真實的物質世界為前提和基礎，以“模仿觀”為理論基石，展現了“可信性”的精神內涵。（三）文藝功能思想文藝的社會功能問題歷來都是學術界持續討論的問題，也是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的精髓之一。所謂文藝的社會功能，指的是文藝的社會效應。簡而言之，就是對“文藝給我們帶來了什么”這一追問的解讀。

《詩學》第六章提出：“悲劇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些情感得到凈化。”指出了文藝的道德作用和教育作用。第九章談到詩可以使人認識生活的本質：“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的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所謂‘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種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會說的話，會行的事，詩要首先追求這個目的。”第十四章談到，“人對于摹仿的作品總是感到”。屬于美感的范疇，亞里斯多德的“說”指出了文藝的審美作用。亞里斯多德在論音樂時，更明確地指出了文藝的社會功能。他說：“音樂應該學習，并不只是為著某一個目的，而是同時為著幾個目的，那就是教育、凈化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緊張勞動后的安靜和休息。”[10]（P.87-88）這里的凈化，亞里士多德解釋說是“心里感到一種輕松舒暢的”。

概括地說，亞里斯多德從心理學的角度肯定了文藝能使人們潛藏的情緒得到宣泄，達到一種舒暢、平衡與和諧的狀態，這實質上突出了審美活動中文學藝術對接受主體的心靈浸潤和人格塑造作用。他提倡通過藝術的影響將受眾納入到社會秩序中去，強調自由的、直接的情感表現與宣泄，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悅，心靈得到凈化，進而使個體意識提到普遍性的倫理層面，創造出真、善、美的人生。可見，亞里斯多德認為文藝具有教育、審美、娛樂的社會功用。（四）文藝創作思想從文藝創作觀的視角看，亞里斯多德借用生物學中“有機整體”的概念，從文藝創作（主要是悲劇）的六個決定其性質的成分，即情節、性格、言語、思想、戲景和唱段等藝術要素入手，從正面立論、深入探究來確立其文藝創作中的“完整統一觀”。所謂完整，在他看來一方面體現為結構的完整，即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第六章中提到文藝摹仿現實，創造比生活中更真、更美、更善的人物和故事，必須符合有機整一的要求。作品中所描寫的事件、刻劃的人物，不僅表面看來是一個整體，而且在它們的內部，也存在著有機、必然的聯系，表現出發生、發展和結局的必然趨勢，事件的各個部分，人物的前后行動，甚至語言、細節，都應該是藝術整體的有機組成，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不能是支離破碎、各自游離的歷史或現實碎片。此外，還體現在人物形象刻畫的典型上，在他看來，文學藝術作品中刻畫的人物形象的每一句話、每一樁事、每一個行動，都必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具有典型性。最后，亞里斯多德還指出文藝創作還要有光輝的思想。一出戲只要有光輝的思想，縱使它沒有魅力、沒有力量、沒有技巧，但比起內容貧乏縱然響亮而毫無意義的詩作，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即使不通過表演，其魅力仍然不失。

如果說上述三點是亞里斯多德關于文藝創作的美學思考，那么具體的創作實踐又如何操作呢？以亞里斯多德論悲劇創作為例，六種決定悲劇創作的成分，在他看來主次分明，其中情節（事件的組合）最為重要，居于創作的首位，是靈魂。性格（摹仿的對象，具有普遍性）次之，思想（創作的能力）第三位，言語（創作的手段，主要指用詞表達）居于第四，唱段第五，戲景第六。在《詩學》中說：“在作品中平緩松弛、不表現性格和思想的部分，詩人應當在言語上多下功夫，因為在相反的情況下，太華麗的言語會模糊對性格和思想的表達。”[11]（P.170）又說：“有人以為，只要寫一個人的事，情節就會整一，其實不然。在一個人經歷的許多，或者說無數的事件中，有的缺乏整一性。同樣，一個人可以經歷許多行動，但這些并不組成一個完整的行動。”[11]（P.78）由此，亞里斯多德的文藝創作主張選擇（創造思維）、取舍和凝練的“完整統一”。

（五）文藝傳播思想所謂傳播，確切地說它是人類通過各種手段進行信息交換、交流的行為和過程，其中包含著語言傳播、電子傳播、口語交際和書面傳播等多種理論形態，也包括人、書籍、報刊、影視、網絡等各種傳播媒介。亞里斯多德的文藝傳播理論，突出地體現在《修辭學》中，羅杰斯的《傳播史》就把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作為傳播學的源頭之一。《修辭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是語言表達或者說是傳播效果的規律，研究創作者如何根據題旨情境，運用各種材料和表現手段來恰當地表達思想和感情，指導人們如何運用和創造各種修辭方法來表現所要傳達的內容，以達到預設的良好效果。亞里斯多德修辭理論的本質內容是，“勸說應建立在聽眾承認的真理上，只有了解聽眾的心理，才能達到勸說的目的”。顯然這種本質與傳播是人類通過傳播媒介進行信息交流期待發生相應的活動一樣，只不過在《修辭學》中，這種活動更具體化僅限于演講場合，期望發生的就是希望得到聽眾們的認可和贊同，達到傳播與交流的目的。從傳播模式出發，傳播的基本結構模式是：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手段―傳播對象―傳播效果，如果按照這種結構模式分析，修辭的結構模式也可以表達為修辭主體―內容―傳播言詞―交際對象―修辭效果，二者的結構模式，大部分相同，甚至整個過程也相同，只是在傳播學和修辭學中運用的術語不同而已，并沒有改變其本質上的相同點。《修辭學》第二章說到，演講者要通過準確的用詞來表達確切的意思，這里的“用詞”應當是傳播的手法。

回顧西方傳播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其源頭指向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其內在的原因在于《修辭學》研究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傳播形態――面對面的傳播。他說，“講演者應當用合適的詞語表現自己的性格，以爭取聽眾的了解和支持”。在他看來，演說成功與否取決于三個要素――演說家、內容與聽眾。演說者其實就是傳播學中的傳播者，他對傳播者的要求是具備權威性、可信性和可接近性的特點；內容指的是傳播的技巧與邏輯，《修辭學》中主要講的技巧是“邏輯證明”，通過舉例法和三段論來討論，這些都和我們今天的傳播技巧緊密相連；《修辭學》中關于聽眾的研究涉及到聽眾的需要、接受動機和心理傾向的各個方面，這些理論的研究對于傳播效果的提升和改進有著重要的意義。可見，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確立了“可信性”的三維文藝傳播觀，其一是傳播者應具備值得受眾信任的品質；其二是傳播者要用“邏輯的證明”或“科學的手段”向受眾“顯示”傳播內容的“真實性”；其三是傳播者必須與受眾有深切的情感交流和共鳴，才能感染受眾，才能使受眾動情。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奠定了現代傳播學的理論雛形。

（六）文藝批評思想亞里斯多德相關文藝批評的論述，集中體現在批評的標準上。他指出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不同于藝術標準，而藝術標準就是文藝作品的情感必須適度，適度可以保持作品的完美。《倫理學》第二卷第六章明確指出，“以適度為標準來衡量它的作品”。并在文中反復使用“適度”二字，可見他對“適度”這種中庸之道的推重與格守。其文藝批評觀的核心思想便是“中庸之道”美學觀的體現。首先，亞里斯多德肯定了文藝作品應該表現情感，而柏拉圖反對藝術作品表達情感，亞里斯多德的“情感論”是對柏拉圖“理式論”的否定。其次，亞里斯多德又接受了柏拉圖“理性論”中的合理成分，并把它用于文藝批評，他所反對的是柏拉圖的“純理性”，并非一概反對“理性”，因為理性指導情感乃是人的理智控制的表現，沒有理性指導的不利于美感的產生，更不利于情感陶冶功能的實現，只有“適度”的情感表現才是最美的，此為亞里斯多德“中庸之美”倫理道德觀念在文藝批評領域的運用。

四、結論

概而言之，我們可以得出如是結論：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美學思想，是古希臘文學藝術高度繁盛的系統的總結，他首先從唯物主義哲學出發，開創了自然哲學與社會哲學結合的始端，認為現實世界是真實的存在。并通過物理、生物等科學實驗證明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都是真實存在的“現實世界”。創立了藝術源于現實生活，而美是對現實生活“摹仿”（再現、創造）的學說，賦予了“摹仿”說以嚴密的邏輯性與科學性。

正是他明確地回答了早期思想家們在文藝美學上留下的兩大問題：

其一是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他延續柏拉圖等人的觀點，肯定文藝摹仿現實世界。但又是柏拉圖否定現實世界真實性的反叛，明確指出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從現實主義的視角提出了“藝術真實觀”，有力地否定了柏拉圖的“理式說”。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客觀世界是真實的，真實的東西可以摹仿，所以文藝起源于摹仿。但這種摹仿不是簡單地機械地位移、照搬，而是要按照事物發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來再現和創新，這種再現和創造出的藝術作品，比現實生活更真、更善、更美。

其二是文藝的社會功用，亞里斯多德結合具體藝術實踐的心理分析肯定了文藝的認識功能、審美娛樂以及教育功能。就文藝創作，他從具體的藝術體裁出發闡述了文藝創作中的“整體統一觀”和“形象典型論”，亞里斯多德的論述已經具備了后來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所提出的共性與個性、一般與特殊相統一的藝術典型理論的雛型，后來的賀拉斯、布瓦羅等人的“類型論”，哥德、黑格爾等人的“藝術典型論”都可以在亞里斯多德這里找到“胚芽”。就文藝傳播，他從傳播者、傳播內容以及受眾的三維視角提出了“可信性”的傳播理念，奠定了文藝傳播學的早期形態；就文藝批評，他首先指出文藝批評的兩種（政治與文藝）形態，并提出文藝評判的標準是“適度”的情感表現。與此同時，他的這些觀點與其他著作如《形而上學》第五卷中關于“美的客觀基礎”的言說，論藝術與科學、形式與材料的關系；《倫理學》（第八卷）探討藝術創造、藝術家的修養等觀點共同構筑起他較為系統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

盡管亞里斯多德的某些論點明顯存在歷史的和思想的局限性，如：探討各種具體類型的文藝體裁時過分地強調獨立性，在對悲劇與詩的起源與發展的論述中，脫離了文學藝術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生成基礎；某些觀點如《詩學》中認為只有上層貴族階級的人才能做悲劇的主角，“現在最完美的悲劇都取材于少數家族的故事”（第十三章）等有失偏頗。誠然，亞里斯多德不是圣人，自然不會無所不知，但總還不至于淪落到孤陋寡聞的可悲境地。他研究問題的嚴密邏輯、多種科學方法的采用，及其提出的許多文藝美學觀點不僅具有揭示文藝本質意義的永恒性，而且在揭示藝術實踐規律與人類生存的關系方面，更具有前瞻性的啟示意義。其文藝理論內核所建構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給后世文藝實踐和文藝理論研究帶來的權威和推動作用不容置疑。（責任編輯：陳娟娟）

參考文獻：

[1]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論文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124.

[2]莫?卡岡.藝術形態學[M].北京：三聯書店，1986.127.

[3]《魯迅研究年刊》創刊號[J].35.

[4]亞里斯多德著，羅念生譯.詩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59.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386.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95.

[8]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83.

[9]何乾三.西方音樂美學史稿[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95.

[10]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66.

篇（4）

二、中醫整體觀——強調人與自然“和”的狀態

古人發現了“天人相應”的時空觀，表現在《靈樞•歲露論》中：“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這一理論地揭示了自然的變化與人的生理變化及疾病的發生的相互影響。中醫認為人與自然息息相關，人體各部分是共同合作的，構成一個整體。中醫學理論充分體現對人與人的生命尊重，同時，“天人合一”的理念顯示敬重人就是尊重大自然的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出發點。博大的中國古代文化為中醫藥文化的蘊育提供了溫床，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中醫的基本思想整體論。中醫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強調四季與晝夜的變化與人體的生物鐘是相對應的。中醫認為人的作息及行為必須與自然節律相協調一致。中華民族自古推崇生活規律，勤勞又有節制。平民百姓對中醫養生之道融會貫通，靈活運用，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崇尚飲食勞作皆有度。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手段也是中醫在診斷疾病的時候也非常重視的，它能通過最大限度地從病人身上收集“信息”。這些信息可以比較客觀地反映機體的特殊狀況及機體與環境的相關信息。比如，生活在較潮濕、寒冷的南方，易得痹證、濕證容易表現為消化系統的病癥如腰腿疼、腹瀉、惡心等；生活環境干燥的北方易上火出現口腔潰瘍、痤瘡、便秘等病癥，這是從人與環境著眼看中醫的“和諧觀”。總之，中醫以其獨特的人與自然的“和”美學觀，在疾病治療、衛生保健和疾病預防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大眾健康做出了貢獻。

三、治療原則——陰平陽秘之陰陽調“和”美

中醫理論中一個重要治療原則是以“陰陽”的相互關系為指南，同時講究寒熱、虛實和五行之間的相生相克。它將疾病看作是身體各個部位機能失衡的結果。陰陽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辯證關系。“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盛則寒”。《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的這一句話則概況了中醫理論的根本原則是以陰陽的關系為基礎的調和之法。從陰陽的關系入手，使陰陽調和，機體恢復常態。同時強調人與外界的自然環境也是一個陰陽調和的整體，因此中醫治療需考慮除人體自身之外的地域、時間、季節等等關系的陰陽關系，最終使陰陽達到“和諧”。《素問•至真要大論》強調：“謹察其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這個“平”就是陰平陽秘，就是“和諧”，就是機體內部的和諧。機體出現病態就是人體內部“不和諧”造成的結果。陰陽之和還體現在中藥的升降、散收、寒熱、攻補關系中。在方劑配伍中，常常注重藥物的升降配伍，如四逆散，方中用柴胡疏肝透熱，只是泄熱行氣，以此一升一降調暢氣機，透解郁熱。又如升中有降的補中益氣湯、升降通用的清胃散、降中有升的參苓白術散等。寒熱通用一般用于治療寒熱錯雜之癥，如半夏瀉心湯、黃連湯、定喘湯、九味羌活湯等都是寒熱并用的方。攻補兼施也是中醫治療法則中重要的一種治療方法，通過藥物的布藝與祛邪配伍，從而達到邪不傷正，扶正不礙邪的目的。如參蘇飲、人參敗毒散、烏梅丸等都是攻補兼施的代表方。

篇（5）

醫學美是醫務工作者維護與塑造人體美的創造性實踐的產物，是醫務工作者在維護人的生命力的實踐活動中體現出來的一種和諧的信息，是醫務工作者醫學道德美、學術理論美、專業技能與技巧美、服務行為美、醫學環境美以及它所維護、修復、塑造和強化了的富有形體美和生命活力美感的醫學人體美。恩格斯指出，科學的發生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無論醫學還是美學，其發生和發展都離不開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作為這兩者的結合，醫學美學也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逐漸形成和發展的。醫學美學思想的發展源遠流長，探尋其來龍去脈和科學內涵，對于認識美、維護美、創造美意義重大。

一、中國醫學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

1.中醫美學思想的發端（遠古——春秋）

數百萬年前，人類祖先經歷了漫長的原始群體生活。隨著物質生產活動的開展，出現了衛生保健和愛美傾向的萌芽。人類通過了解自身疾病的知識的積累和擴大利用自然物治療，回歸健康。通過實踐的探索，產生了醫學美的萌芽。

2.中醫美學思想的初創（春秋——三國）

人們對疾病和衛生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建立了醫事制度。一批醫學家撰寫了《黃帝內經》，形成為中醫早期美學思想的基礎。南陽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為我國辨證醫學的發展奠定了醫學審美的堅實基礎。外科專家華佗，創造了“五禽之戲”的醫療體操，開創了我國保健體操之先例。

3.中醫美學思想的豐富（晉——元）

西晉短期統一以后，經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至隋代又復歸于統一，到了唐代呈現出經濟文化的空前繁榮，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極盛時期，中醫美學思想隨之出現向縱深發展的趨勢。在醫學理論、臨證醫學、藥物學、方劑學等方面，都體現了醫學美的要求和醫學審美思想。

隋唐時期，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科學文化的進步，醫學獲得了迅速發展，醫學著作大量出版，臨證醫學、預防醫學出現了新的成就，擴大了醫學美學思想的范疇。

宋朝的全盛時期，由于醫學教育的發展、教育方法向真實性方面不斷改進。醫學繪圖在求真、求美方面要求更高。

宋、金、元時代的中醫學美學思想很活躍。人們常以劉、李、張、朱四家為代表。劉河間在闡發了《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時，大量地觀察了人們在生活環境中不協調而出現的疾病作為火熱證的辯證論治依據，充分發揚“亢害承制”的理論，在臨床上具有一定的控制疾病轉化的意義。李東垣強調要避免疾病的發生則應從增強胃腸機能著手，必須增加營養，加強人體對疾病的抵抗能力，著成《脾胃論》。張子和在治法上獨樹一幟，善用汗、吐、下三法，根據不同發病原因和疾病發生的不同部位進行辨證施治。朱丹溪以“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立論，提倡“收心養心”調養神明。除四大家外，養生學家丘處機，營養學家忽思慧，骨科專家危亦林，外科學家齊德之，治癆專家葛可久等，都以各自特長著稱于世，并豐富了中醫美學思想。

4.中醫美學思想的發展（明——清）

明、清中醫美學思想表現了曲線發展或持續過程。許多醫家在人與自然的協調中，追求整體美，內在與外在的統一，維護了人體陰陽的平衡。由于溫病的流行，溫病學派興起。葉天士系統地提出了溫病的衛氣營血辨證，吳鞠通又提出三焦辨證，從而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在防治疾病中的辨證美。

二、西方醫學美學思想的演進過程

公元前五世紀左右的古代希臘是歐洲醫學史上值得驕傲的時期，百家爭鳴的學術風氣，使醫學納入了理性的軌道。醫學美學思想以古希臘、羅馬醫學和美學為基礎，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和人們的審美意識不斷完善而逐漸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人體美與健康的和諧統一；基礎醫學的發展促進醫學審美認識的提升；醫療實踐豐富美的內涵；醫德與醫美相得益彰的演進過程。

三、醫學美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階段

1.樸素的自然哲學醫學模式階段。這一階段由于科學文化還很不發達，人們對自然和人體健康的認識非常模糊，認為患病的原因就是邪氣侵入，治病的手段也以驅邪為上，其理論是極其樸實的，施治方法源于某種簡單的推理，命運確定著人的健康歸宿。

2.生物醫學模式階段。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醫學家對于疾病有了借助認識的手段，也有了對抗病因的生產能力。這一階段，醫學家從細胞學水平上認識人體的健康與疾病，從消滅、控制生物學致病因素上驅除疾病，保護人體健康。抗菌素與磺胺類藥物的發明與產生，在這一階段被譽為第一次衛生革命。

3.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階段。這一階段，醫學服務的宗旨從生物學范疇向心理學、社會學方向擴寬，它不僅使人軀體上沒有疾病，同時還重視消除心理社會致病因素，從生物心理和社會適應維度確定健康的質量。

4.增強健美素質，提高生命質量階段。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社會人群對健康的需要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這就是軀體無病損，心理上要健康，社會適應上使人有美感。人們的生命質量層次從初級生命質量觀，經過中級生活質量觀正向著高層次的滿足生理、安全、愛與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過渡。要實現人們生命質量的高要求，必須把醫學人體美作為醫學審美對象的核心，進行醫學審美實施，評價醫學實施質量，從生物、心理、社會圓滿適應的基礎上，滿足人們的醫學人體審美需求。

四、醫學美學的科學內涵和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對于醫學美學及其研究對象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表述。

1.醫學美學是一門以醫學和美學原理為指導，運用醫學手段和美學方式的結合來研究、維護、修復和塑造人體美，以增進人的生命活力美感為目的的邊緣學科。它既具有醫學人文學科的性質，又具有醫學技術學科的性質。一方面，是由于它與傳統美學的親緣關系所決定；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它的醫學應用技藝的廣泛性特征所決定，人們可以運用醫學美學知識于美容醫學的各個方面，也可以把它廣泛地應用于預防、康復及臨床醫學各科的醫學實施中。醫學美學將會把傳統的“醫學科學”升華為一門“醫學藝術”。醫學美學的研究對象是醫學領域中一切美和審美及其規律，即醫學美與醫學審美及其規律。這是醫學美學研究的基本對象。醫學美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體美及其健康之美，即醫學人體美。二是維護、修復和塑造醫學人體美的一切醫學現象，包括有助于增強醫學人體美的醫學技術實施、醫學審美理論、醫學審美行為、醫學審美環境和醫學審美關系等。因此，醫學人體美是醫學美學研究的核心。強調“具有生命活力的人體美”。

2.醫學美學是一門研究和實施醫學領域中的美與審美的一般規律和醫學美的創造的科學。其宗旨在于調整和增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自身的高度和諧和統一，不斷提高人體素質和生命活力美感。它具有人文醫學和應用醫學的雙重性質。

3.醫學美學是在研究人的健康美的基礎上，對醫學領域中的一切美和審美及其規律的研究。

五、醫學美學思想發展展望

隨著醫學發展的進程，人們在醫療和醫學科學研究的實踐中，日益擴大了對醫學美的認識，重視和突出了醫學審美觀點在醫學中的應用。我國十幾年來，陸續出現了醫學文章論述醫學美學問題，但多數文章還是在探討各分支醫學和臨床各科醫學論述中，涉及醫學美和審美選擇，審美處理等方面。為了把醫學實踐求美的經驗提高到理論高度，推廣應用，使醫務人員、醫學生在工作及學習中按照醫學美的客觀規律更好地解除病人的心身疾苦，滿足人們追求健美的正當需求。全國第一次“醫學美學”學術討論會上對醫學美學系列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初步形成了醫學美學的理論體系。

愛美是人的天性，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人類對自身健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醫學美和審美理論將得到更普遍的運用。醫學美學研究和應用的發展前景將是燦爛的，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化

著名的瑞士醫史學家HSigerist指出：“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醫學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機體復元，醫學的目的還要使人調整以適應周圍環境，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為了做到這一點，醫學經常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但是最終目的乃是社會的……增進人的健康無疑是一項社會任務，要求政治家、勞資雙方，教育工作者和醫師等各方面協調努力。”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由于機械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滲透醫學領域，對健康和疾病普遍存在著“生物醫學觀”，形成了基于生物科學的單一醫療模式。但是，人作為自然界本身及社會人員的綜合體，人體的健康和疾病就不僅僅是生物體變化的一面，而且社會和心理等因素也不斷交融影響，原來的醫學模式已被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所取代。醫學美學的研究，正是適應全方位醫學模式的轉化。它要求研究人際關系的和諧、環境美、審美心理對健康的作用，還要求研究所有能增進人體健美的廣闊領域。我們還應注意研究因長期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所鑄就的中國傳統醫學的物質和模式：天地人綜合整體的醫學模式；以五行—臟象學說為主體的哲理性醫學理論；實用理性精神的醫療體系；倫理主義的醫學精神等等。

2.醫學重心從治病向防病的轉化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技術的興起，醫學美學對于指導防治疾病，保障人體健美將產生巨大的作用。貝爾納指出：“未來醫學所關切的，當是健康而不是疾病。”人類不希望一旦疾病纏身而去求醫，而是追求疾病的預防。因此，除了營養和適當運動維持健美的手段外，凡是有利于保障健美的因素都將是預防醫學中的課題。向保障“健康”人的健康發展，是醫學發展的前景。這些都將以醫學審美觀為引導，作出最好的抉擇。

3.健康需要從防治疾病到追求形體美

當今醫藥已進入日用品領域。如保健食品、抗衰老藥、藥用化妝品、藥物肥皂和藥物牙膏等，這些物品有助于維護機體和容貌健美，適應了人們追求青春常駐，推遲衰老的需要。還必須看到，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將并不滿足只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形體和容貌的健美措施，還追求能在原有基礎上增添健美的途徑。因此，對醫學，美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能真正改善、糾正形體容貌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的整形外科、整容外科、口腔科、運動醫學等產生了新的需求。不遠的將來，有助于人的形體美的醫學技能將不斷脫穎而出。

4.保健需要從單純延長壽命到提高生命質量的轉化

老年人比其他年齡組更易患病，特別是慢性病。因此，保健問題更為突出。近年來，老年醫學正在蓬勃發展。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福利設施和適合老年人娛樂的場所；在人際關系方面給老年人以尊敬和溫暖；開展適合于老年人的體育活動；創設能使老年人舒暢心情的美好環境；使老年人健美、長壽，也將成為醫學美學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1]李澤厚．中國美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2]甄志亞．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

[3]楊安．人怎樣才美．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篇（6）

而這些不同所包含的深刻內涵是除了母語國家之外所不能貫徹理解和掌握的。英國是英語的發源地，所以英式英語往往會因為文化傳承以及其，漫長的發展歷史而表現出一定的“正宗”優勢，但是這也同時會導致文學評論家們在使用英式英語的時候不能夠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當然，這種在文化傳承下形成的限制也是一種對傳統尊敬，將英式英語久經歷史沉淀的莊嚴與穩重完整的表現了出來。

雖然美式英語一定程度的將英式英語的大體繼承了下來，但是也會因為地域、文化、制度等的影響造成美式英語變得更加具有革新性和叛逆性。還可能是因為美式英語的歷史背景比較單薄，沒有那么多思想上的限制，而且美國文學史上的作家們在創作文學作品時又表現的異常極端創新，尤其是在1930年之后，涌現出了各個流派的作家，并陸續獲得了諾貝爾獎，使得美國文學體呈現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同時影響了文學評論者們在英語應用時具有較高的開放程度，正因為如此，美國文學評論相較于英國文學評論來說顯得更加自由、創新。除此之外，美國文學評論極易激發文學創作者們的創作激情，使文學思潮得到進一步的開化，這就是美國文學之所以能夠在世界文壇上后來居上的主要原因。

二、文化內涵的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與美國文學評論不同的是，英國文學評論一直都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與掙脫之間掙扎的。17-18世紀，英國文學評論的創作手法從具有明顯的宗教色彩轉變到具有荒誕的特征，這都充分說明了在這個時期英國文學評論都是一直在傳統文化的繼承與打破間糾結與抗爭的。但是，自20世紀以來，文學評論家們開始對傳統的理論進行思考與審視，這就造成了英國文學評論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說，英國文學評論界除了伊格爾頓TerryEagleto之外，再也沒有出現有影響力的文學論家。解構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后殖民主義等文學理論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國文學思想的影響。英國文學評論的發展趨勢是向著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的方向進行的。并且英國文學評論與英國所具有的獨特內涵息息相關的，可以說，英國文學評論的發展和變化是與英國時代的變遷分不開的。

正因為有了文學的產生，才有了文學評論，所以說美國文學評論的發展是與美國文學研究分不開的。并且美國文學受到其他文學的影響非常大，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是殖民地國家。而其中對美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就是英國文學和印第安文學。盡管美國文學受到了歐洲大陸文學的深刻影響，但是也具有其獨特的個性。美國文學是英國文學在美國這塊肥沃的土壤上生根發芽，并且最終結出了新的果實，不可避免的是其有著部分的“遺傳基因”，但最終還是會形成一個獨立的、極具特色的個體。當然，美國文學評論也和美國文學具有同樣的特征，美國文學評論也受到了歐洲大陸文學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受到英國文學和印第安文學的影響，但是美國文學評論也在其中發展出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篇（7）

宗白華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論述到“中國美學史上兩種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時說：“錯彩鏤金的美與芙蓉出水的美……代表了中國美學史上兩種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宗先生提及的“錯彩鏤金”的美與“芙蓉出水”的美這兩種說法，源自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理論家鐘嶸的《詩品》和唐李延壽撰《南史。顏延之傳》。鐘嶸《詩品》(卷中)評南朝宋詩人顏延之時記述了一段故事：“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南史顏延之傳》亦記此事，更詳細，提法略有出入批評者不是湯惠休，而是鮑照。原文說：“延之嘗問鮑照，己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公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噴滿眼’，延年(引者按：顏延之字延年)終身病之。’宗先生進一步指出：

 

這兩種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現在詩歌、繪畫、工藝美術等各個方面。

 

楚國的圖案、楚辭、漢賦、六朝駢文、顏延之的詩、明清的瓷器，一直到今天的刺繡和京劇的舞臺服裝，這是一種美，“錯彩鏤金、雕睛滿眼”的美。漢代的銅器、陶器，王羲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畫，陶潛的詩、宋代的白瓷，這又是七美，“初發芙蓉，自然可愛”的美。

 

漢魏六朝是一個轉變的關鍵，劃分了兩個階段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噺的方面，表現出一種新的理想。那就是認為“初發芙蓉”比之于“錯彩鏤金”是^更高的美的境界。

 

宗先生在此文中還詳細列舉了我國先秦以來歷代很多著名藝術家、理論家的相關論述，說明人類對不同的“美”的境界的追求，都與拓展新的生活領域、追求思想的解放和加深對真、善、美的關系的理解有關。宗先生的論述告訴我們：人類的美感、美的理想乃至藝術的審美形態可以有多種，但隨著社會生產實踐和審美實踐的發展，人們的審美追求，是會向著“新的境界”或新的“更高的美的境界”推進的。比如，在中國古代審美創造和審美鑒賞過程中，“錯彩鏤金”、“芙蓉出水”之美是兩種重要的美感和美的理想形態，而且，在我國歷代藝術和審美實踐中，這兩種形態都在發展，不斷推陳出新。但在漢魏六朝以來中國歷代傳統文人(今所謂精英階層)的深層審美心理中，還是更向往那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審美境界或藝術境界，這里有一個“美感的深度問題'宗先生的論述啟發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即：人類的審美心理結構的生成、發展具有歷史的具體性(包括民族性)、豐富性、復雜性和多層次性，不可簡單對待。有時，在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群體的審美心理結構中，其審美理想可能有多種，表現出復雜性或多元取向;乃至在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群體的審美心理結構中，不同的審美追求會居于不同層次，形成深淺有別、多樣統一的關系芙蓉出水”的美與“錯彩鏤金”的美之于中華民族，就表現出這種復雜關系。

 

那么，在中國美學史或藝術批評史上，為什么對“芙蓉出水”之美，或曰“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天然去雕飾”的審美形態(美的理想)如此重視呢?為什么“芙蓉出水”或“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審美形態與“錯彩鏤金”或“鋪錦列繡”、“雕噴滿眼”的審美形態相比，會居于“更高的”層次?筆者以為，要認真地而不是一般地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進一步研究中國美學史上“自然”這一重要美學范疇的生成及其東方生命美學特征，并從這一特征出發，去解釋“自然”作為審美理想在中華民族審美心理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和對中國傳統藝術創作與批評實踐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二、“自然”范疇的東方生命美學特征

 

在中國哲學史和審美理論發展史中，“自然”這一概念(范疇)與西方傳統哲學及自然科學史中把“自然”視為一種在“人”之外、與“人”相對而存在的作為客體呈現出來的“自然界”(natue或曰“自然環境”的觀念有所不同。它一開始一在中國先秦哲學中就與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筆者按：在中國道家哲學中，“道”被視為宇宙生命之形上本體或終極本體)關系非常密切。“自然”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是一個天人合一的范疇，是一個表示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的存在狀態的元范疇。“自然”指天地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自然而然地生成發展的根本屬性(首先指“天地之性”，也包涵屬于“天地之性”的有機組成部分的“人之性”，或曰符合“天地之性”的“人之性”的內容)，在中國思想史上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關于中國傳統哲學與美學中的“自然”范疇的含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己有相當多的文章與專著作出了比較系統的探討，亦有對中西“自然”觀“生態”觀作出比較研究的。本文僅從“自然”范疇的東方生命美學特征及其對中國傳統藝術創作與批評實踐的影響略陳己見。

 

愚意以為：“自然”范疇的東方生命美學特征，舉其大要，有三方面似應引起今天的研究者進一步重視：

 

(一)“自然”范疇是一個天人合一的概念，它的基本理論內涵是指天人合^大宇宙生命自然而然地生成發展的根本屬性。它首先是指“天地之性”，即指天地萬物(相當于今人說的“自然界”)自然而然地生成發展的根本屬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當然，“自然”又可指稱符合“天地之性”的“人之性”，因而也可包括人類社會和人心中符合“天地之性”的“人之性”的內容——這部分內容是具有主觀認定性的，是我們應當認真研究和對待的內容。

 

先秦時期，在中國道家哲學——一種把“道”提升為大宇宙生命終極本體的哲學中，“自然”范疇就是明確作為一個表示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的存在狀態的重要理論范疇提出來論述的。老子的《道德經》共有五處論及“自然”：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二十三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

 

其中每一處都無一例外地把“自然”作為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的根本屬性，即天地人及宇宙萬物自然而然、非人為地生成和發展這一根本屬性和客觀規律來進行論述的。其中，有“天地”所為的自然現象——“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又有“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及圣人“輔萬物之自然”而達成的符合“天地之性”的另一種“自然”因而，中國古代哲學中的“自然”是一個天人合一的概念。重視“天”，也重視“人與天一”(《莊子。山木》)老子上述五處論述中最著名的理論命題自然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一命題其實便是一座溝通天人關系的橋梁。其中明確提出了“人”、“地”、“天”和“道”都“法自然”，即都以“自然”為法，應當和可以以“自然”為“法'對這一命題人們不解的是：“道”既然是道家確認的大宇宙生命的最高本體，為什么還要“法自然”呢?是否“自然”是位于“道”之上的更高的元范疇?對這一問題，學界有不同解說?比如，一種看法認為：“道法自然”，即“道”取法自身，“自然”的“自”是“自己”，“然”是“如此”一說“自然”即指“大自然”，而老子的“道”正是存在于“大自然”的現象與本質之中的，因而，“道法自然”便是法“大自然”的非人為的“本性”等等②當代學者蒙培元在《人與自然——中國哲學生態觀》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頗具現代性的新闡釋——“道以‘自然’為法則”他說：“在老子看來，道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的。反過來說，‘自然’不是別的，就是道的存在方式或狀態。’“老子哲學是一種功能哲學或過程哲學而不是實體論哲學。‘道法自然’不是以‘自然’為對象，更不是以‘自然’為實體，而是以‘自然’為功能、過程就是說，道只能在‘自然’中存在。這里的‘法’是效法的意思，同時又包含著法則的意思，即道以‘自然’為法則，‘自然’就是法則。’③此說頗具新的啟發意義。其實，“道法自然”是指“道”以天地萬物“自然而然”的生成狀態為法。這種“自然而然”的生成狀態，正是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之“性”(根本屬性)，可總稱為“天地之性”早在漢代，王充《論衡自然篇》就指出：“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天地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又說：“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于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重點號為引者所加)可謂惑矣。……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王充這些論述，實際上己明確提出了“自然”乃“天地之性”，具有客觀性的觀點(但是人是可以效法的)魏晉時期，王弼在《老子注》中進一步指出：“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于自然無所違也。’也是把“自然”視為“天地”萬物及“道”之“性”(根本屬性)可見，“自然”作為中國傳統哲學及美學的重要范疇，是一個高度重視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的整體性的元范疇。

 

這里，還有一點應特別指出，即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們對大宇宙生命(天地人)之“性”的認識，原應是從對宇宙生命(天地人)存在、發展中之“象”的普遍觀察、體悟過程中產生的。說具體些，即古代哲人對“天地人”及萬物自然而然地生成、發展這一根本屬性的認識，其實是從中國人對客觀地生成的宇宙生命之“象”的切身觀察、感受與體驗中產生的(這與中國古代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有關)因而，中國哲學史上“自然”這一范疇的發展，就包含著一種“象”、“性”互動的現象。即：由對天地之“象”的普遍觀察，到對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之“性”的深層認同，再由對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之“性”的深層認同，回到對天地之“象”(尤其是宇宙生命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新現象)的更廣泛的觀察體認，形成一種循環反復、辯證統一的體驗與思維過程，使“自然”范疇呈現出豐富的歷史內涵與時代特色。這樣，在中國傳統哲學和審美理論的發展史中，“自然”這一概念(范疇)的發展，便具有了一種恒常性和與時俱進的開放性相統一的特點，呈現出絢麗多彩的歷史景觀。

 

(二)中國古代哲學中對“自然”范疇的理解，具有鮮明的重“生”(重視宇宙生命生成發展)與尚“和”(崇尚宇宙生命和諧共濟)的特征，因而，重“生”、尚“和”也就成為“自然”范疇中眾所矚目的重要的內容。當然，“重生”、“尚和”也要以符合“天地之性”為原則。違背“天地之性”的“重生”、“尚和”，當然就不能稱之為“自然”了。

 

應當做一點說明的是，這里說的重“生”的“生”，是指生命的生存、發展。中國古代哲學中的重“生”，即指重視大宇宙生命生存、發展這一根本屬性(而非重點研究宇宙萬物生命寂滅、終結方面的屬性)一這一特點，彰顯著中國古代哲學中藴含的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精神?《易。系辭》云：“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無以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r又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穎達《周易正義》釋“生生之謂易”這一重大理論命題時說：“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后生次于前生，是萬物恒生之謂‘易’也?前后之生，變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勸誡，獎人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程顥、程頤《二程集》釋“天地之大德曰生”云：“天只以生為道，繼此生理，即是善也丨’張載《橫渠易說》云：“天地之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德曰生也朱熹則云：“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己(《朱子語類》卷一)可見，重視大宇宙生命生生不息的精神是國人理解“天地之性”的重要內涵，也是“自然”范疇中包含的重要內容。

 

尚“和”的取向也是中國傳統哲學中宇宙論自然觀的重要內容。“和”、“和合”、“和而不同”或“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正是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和”的特征也就作為宇宙生命自然而然地生成發展的相關內容加以強調。

 

尚“和”有兩層重要含義：首先是重視“和而不同”，多元共生。也就是《國語。鄭語》載史伯與桓公論和、同說的：“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風長而物歸之。’天地間萬物如果趨同，則會導致“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這就沒有天地了，叫“同則不繼”“和”，不止指自然界，社會也必須如此。故《尚書。堯典》提出“協和萬邦”，《國語。鄭語》則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荀子。正論》篇又進一步指出：“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尚“和”的另一層含義是重視“陰陽對待”、“沖氣為和”老子《道德經。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沖氣”之“沖”，意為激蕩，《說文》：“沖，涌搖也。”老子在這段話中，指出了宇宙萬物無不包含陰陽兩個對立面，而陰陽二氣，涌搖激蕩，最終達到和諧統一，萬物方能在新的矛盾中進一步生存發展。因而“沖氣以為和”，實為大宇宙生命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特征。看不到天地萬物間“負陰而抱陽”的矛盾對立的一面，固然不對;但只看到矛盾對立，看不到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由矛盾對立、相互轉化最后趨于和諧統一的特征，則認識仍然不全面。中國古代哲學重“生”，因而尚“和'當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自然”范疇不包含、不研究“死”(寂滅、毀滅)或不包含、不研究矛盾對立與分裂方面的內容，只是對前者十分看重，這正是東方生命美學的特征之一。

 

(三)“無為而無不為'這是從“自然”是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的存在狀態這一認識中引發出來的必然結論。因為“天”(即宇宙)的存在狀態是自然而然的，但“天”又以“生物為心”，因而看起來“無為”，實際上則是“無不為”的。老子《道德經》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七十三章)又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三十七章)《道德經》有時強調“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有時則指出：“愛國治民，能無為乎?”(十章)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無為而無不為”，是老子對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的根本屬性一“自然”的生命特征所作的全面概括和辯證表述。后來人們反對那種執意違背大宇宙生命生成發展規律的“人為”，特別是有私心、不合乎“天地之性”的種種“人為”行為對“自然”的破壞，便大力突出“天道”“無為而無不為”中的“無為特點，把“自然”直接釋為“無為”，乃是一種有針對性的、強調人應當“順物之性”(即“法自然”)方能合乎“天道自然觀”的理論表述;并不等于提倡人類不要有作為。懂得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么莊子反復論述：“無為而才自然矣”(《田方子》)但也明確主張“無為為之謂之天”(《天地》)“天地無為也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r(《至樂》)王充則明確論及：“雖然自然，亦須有為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為之也”，“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自然》)王弼提倡“圣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老子二十九章注》)，并非不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更是眾所周知的。

 

另外，細說起來，“無為”中還有“二義”應引起人們進一步注意。詹劍峰在《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一書中對此作了闡述，他指出：“無為的第一義是無私”，“應當不以私情臨物，不以私意舉事”，“消除私意，然后乃可復于無為'正如《莊子。應帝王篇》所說：“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韓非子。解老》云：“所謂無為，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無為”之第二義是“無執”“無執”，就是不要“用己而背自然”

 

(劉安釋“有為”語)亦即不執于己意而違背自然。老子說的“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道德經》二十九章)之“為”與“執”，即指執于己意而違背自然④在審美及藝術創作活動中，反對牽強，反對不自然的人工雕琢痕跡，追求“與道俱往，著手成春”、“妙造自然，伊誰與裁?”(司空圖：《詩品》)強調“有法”與“無法”即“法”與“化”的有機融合(石濤：《畫語錄》)便是對“無為而無不為”的宇宙生命精神的向往。

 

三、“自然”論美學觀對中國傳統藝術理論中創作美學思想的影響

 

蔡鐘翔在《美在自然》一書中曾明確指出：“'自然’是中國傳統美學的元范疇，或核心范疇……浸潤到美學和文學藝術的領域，便形成了‘美在自然’的美學觀?‘美在自然’是中國美學的理論支柱，也是歷久彌新的美學命題。自然’作為一種美學思想早己有之，但在先秦兩漢畢竟沒有脫離哲學范疇。自然論被運用于文藝領域，以文藝美學的理論形態出現則肇自魏晉時代……”⑤筆者以為，此論甚有見地。下面，試對“自然”范疇作為文學藝術的審美理想的理論內涵及“自然”論美學觀對中國傳統藝術創作與批評模式產生的影響作出說明，以便通過對話與討論，加深對“自然”論的文藝美學觀在文藝創作中的價值與價值尺度的理解。

 

愚意以為，“自然”論美學觀對中國傳統藝術創作、批評模式的影響，可以從創作美學思想、作品美學思想和接受美學思想三個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創作美學方面主要是主張藝術家既要懂得“立天定人”，又要善于“由人復天”，并在創作實踐中達到二者的有機統一;作品美學則包括作品“象”之審美層次的自然而然、“氣”之審美(即“氣韻”審美)層次的自然而然及“道”之認同層次的自然而然——三層次既逐層升華又融通合一;接受美學方面的主張則表現為強調“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梅圣俞語)和批評家善于“博觀”、“深識”，對作品“沿波討源”，則作品的深層內涵“雖幽必顯”(劉勰語)等要求，即：以作品為中介，實現作者、作品、讀者三方面的合乎鑒賞與批評規律的自然而然的溝通、呼應與和諧，而不強調三方分離，或孤立突出某方或某方的某一因素，推到“某某決定論”(如讀者決定論等)的極端。限于篇幅，本文先對“自然”論美學觀對中國傳統藝術創作理論—-尤其是中國傳統藝術創作模式產生的影響作出說明。作品美學、接受美學方面的影響則留待以后再作深論。

 

 

(一)“立天定人”清代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說：“書當造乎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他說的蔡中郎指漢代著名學者和書法家蔡邕。蔡邕在《九勢》中論書法源于自然(即“天”，亦即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時說：“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文學藝術“肇于自然”，是“立天定人”的代表性觀點。因為懂得了文學藝術“肇于自然”，藝術家才能自覺確立“天”(即蔡邕在此說的“自然”，亦即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對于“人”及人的創造活動的制約作用這一觀點。不懂得“立天定人”，一是不懂得人及人文創造從何而來，二是不懂得藝術從何而來，三是不懂得藝術應當取法什么，四是不懂得藝術應當如何去創造才能產生真正的藝術作品。在這樣的所謂“藝術家”筆下，藝術將不是藝術而是藝術的異化。比如今天中外一些自命為“藝術家”的人由于不懂、否定或不尊重上述規律而“創造”出來的非人性、反理性、反審美的所謂藝術“作品”(如部分反人性的惡俗的“行為藝術”作品)還有某些以“遠離生活”、“表現自我”進行標榜的所謂藝術“作品”及無視內容追求形式至上的“作品等等文學藝術“肇于自然”這一根本原理，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創作理論一直非常重視?六朝時梁朝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作了相當完整的表述，這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具有典型性。他說：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劉勰在此表述了天地自然之“文”(華彩、文飾、美)“與天地并生”，而人文(包括文學藝術)的創造則肇源于“天地”，亦即肇源于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自然而然的生成發展規律的觀點。這是關于文學源于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的宣言書。在劉勰看來，既然土地自然之“文”作為天地萬物的屬性，與天地并生，人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創造出文學，肯定是合乎自然之道的。當然，《文心雕龍》所原之“道”，主要是道家之“道”、儒家之“道”，還是佛家之“神理”，至今仍有爭議。但即令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之后的《征圣》、《宗經》諸篇中，重點闡述了儒家的社會宗法倫理之“道”，其源頭，則仍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即宇宙萬物的“自然之道”，這一點則是無疑的。樂論方面，認為音樂源于“天地”的觀點很早就提出來了，《樂記》中早己有“樂者，天地之和也”的根本性命題，早于劉勰的晉代著名文學家阮籍在《樂論》一文中承接《樂記》的理論命題，兼容儒道，作了進一步發揮。他說：“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圣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性，體萬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和;均黃鐘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樂論之外，詩論、畫論、舞論、園林建筑理論乃至中國傳統武術理論中均有此類論述，而且幾乎把不同部類的藝術創造以及與藝術人生有關的技藝、器物的品評都與“肇于自然”即“立天定人”的根本觀點聯系在一起從而確立起中國傳統創作美學中藝術源于宇宙生命及其本體“道”的根本觀點，從多角度揭示出文學藝術與宇宙生命包括自然界及社會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

 

篇（8）

二、以活潑的教學互動為高效美術課堂增加活力

小學生生性好動、活潑可愛，尤其是在美術課堂這樣更具開放性和操作性的開放環境中，教師更要注意激發學生的活力，不能禁錮他們的天性，要以活潑的教學互動打造高效美術課堂。首先，教師在藝術欣賞領域不能代為包辦，要讓學生自己學會觀察，學會思考與表達，將自己對藝術的領悟用語言描述出來。教師重在指導學生學會觀察和欣賞美術作品，從造型、色彩以及明暗等方面鑒賞藝術作品，并學會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樣的引導過程不僅幫助學生加深了對藝術作品的理解感悟效果，而且有助于學生鑒賞能力的提升。在一些操作類、實踐類學習中，無論是繪畫還是手工創作，教師都要給予學生更加寬泛的自主空間，可以提示之后讓學生獨立的去完成，這既是培養學生動手能力、訓練美術技巧的過程，也是培養創新思維、激發創新靈感的重要路徑。教師對學生創作出的不同風格、不同類型、不同主題的作品，要以包容的思維進行評價，本著激勵性原則肯定學生在藝術創作中的創新思維，同時也要強化技巧技法的指導讓學生既能夠掌握本領，也能夠發散思維，提高創新創優能力。

三、以先進的教學手段為高效美術課堂拓展空間

小學美術教學僅僅依靠教材的圖片，不僅數量少，而且觀察效果也不理想。教師應當將多媒體手段的運用納入到高效美術課堂打造之中。一方面對教材中涉及的圖像通過教學課件進行生動演示，提高學生觀察效果，進一步感悟畫面所蘊含的意境思想，更加直觀地分析色彩比例等等，讓學生的感官刺激更加深刻，有助于提高學生鑒賞能力。另一方面。教師還可以運用多媒體手段直觀演示動物的圖片、景觀的圖片等等，讓學生邊欣賞邊臨摹，整個教學過程信息量更大，直觀性更高。教學手段在美術教學中的運用還可以體現在圖像演示與音樂播放的融合，讓學生在輕音樂烘托下，身心愉悅地進行欣賞和創作，讓學生感受到美術學習過程的輕松愉快。

篇（9）

一、軟陶材料在課堂教學中的應用

當前市場上出現的軟陶造型形式，往往以卡通玩偶、各式飾品、陳設品等藝術形式呈現，而這些藝術品是否真正具有藝術性、審美性，制作工藝是否恰當等大眾化的問題，又正是我們課堂教學中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因此，將軟陶這種材料引入課堂教學中，形成以市場為引領方向的軟陶制作工藝教學體系，對于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具有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增強了學生的社會實踐經驗，另一方面又增強了學生工藝技能水平，提高了動手能力。當前國內很多高校的藝術設計專業也開始對軟陶這種材料有所接觸，但大部分藝術院校并沒有把軟陶工藝作為一門課程納入到正規的藝術專業設置中，而且在現存的軟陶教學體系中存在極大的隨意性，教學內容往往與市場所需相脫節，極大地影響了軟陶教學的定位，也不符合工藝美術為實用服務的原則。軟陶工藝課程是我校工藝美術專業重要的專業課程，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都很強的學科，其課程內容是在市場調研的基礎上，依據市場需求，并結合當前高職院校藝術教育特點，以具體實踐項目為載體，進行工作任務訓練，然后進行行動領域歸納，之后向學習領域轉化，達到理論與實踐的有序結合。這學期軟陶課程開課之初，我校與某手工作坊合作，為圣誕節而設計一套紐扣，要求紐扣不僅要有實用性，而且要具有藝術性，紐扣造型要獨特、有個性，整體風格要協調統一，同學們在進行創作時不僅要考慮藝術性，也要考慮其商業價值，最終的作品是要作為商品而出售的，還要考慮銷量等問題，力求達到材料、造型、裝飾及工藝技法的有機結合。課程結束后，同學們都設計并制作了大量的作品，形成“產品式”教學成果。看著一件件作品，同學們在辛苦之余又透著一份喜悅。因此，將軟陶作品引入市場、社會需求的方向，可以不斷地推進我院工藝美術專業中軟陶工藝課程的不斷完善。在課堂教學中，我們不斷探索、創新，力求給軟陶這種材料更大的發展空間，這就要擴大軟陶設計應用范圍，不再僅僅局限于市面上已出現的軟陶公仔、首飾飾品、玩偶等產品類型，而是要進行大膽的改革創新，結合工藝美術專業的設計需求，以及市場需求，結合教學內容，綜合選擇材料，尋找具有實用性的創作載體作為軟陶創意的依據，這也是我們課堂教學的一大特點。由于軟陶的可塑性非常強，可以做出各種造型，因此，我們將軟陶材料與其它載體相結合，打破單一軟陶材質的使用，創作出更富新意的作品。例如，學生嘗試在確定主題風格的器皿上進行表面裝飾，按照設計主題要求以及不同的消費群體，進行多種材質的表現。將先技法后應用的傳統教學模式，調整為將技法融入到具體設計內容中，采用項目化教學模式，設置教學情境，在學習過程中增加實戰經驗。

二、結語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項目化教學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以及創新思維的培養，并在實踐教學中有針對性的進行藝術作品的創作，形成“產品式”教學成果。為以后大學生的自主創業提供先決條件，同時也拓展了傳統工藝與現代藝術結合的空間，提升了傳統工藝的意義與應用價值。

作者：戰怡紅單位：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

篇（10）

二、調整教學結構，順應市場需求

1.將現代教育理論作為指導

很多中職學校受到傳統教學觀念影響，所以其教學方式與現代人才培養的要求有一定差距，這種現象嚴重影響了人才培養效果，所以教師應將現代教育理論作為教學指導，教學方法的突破口是改善學習方式，提升學習水平，并積極探索并構建學生自主學習和探究學習的教學模式。教師應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并強化學生的主體地位，為學生創建一個能夠自主獲取知識的學習平臺。例如，在3Dsmax實踐教學中，教師最好不要單純的進行理論講授，應指導學生自己閱讀教材，并在了解和掌握理論內容的基礎上，自行進行設計和實踐，并結合3Dsmax的設計實例，重復操作，加深視覺美的體現，并結合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師生就設計實例的具體情況展開自主合作的深入探討。學生能夠在實際應用與深入的探討中，積極表達自己的觀點，課堂上氣氛熱烈。這時教師應發揮組織者的作用，積極做好現場調控，并進行全面而客觀的總結和點評，這種方式能有效推動學生學習方法的快速改變，向著有利于就業競爭力提高的方向發展，其發展性學習能力得到切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