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人口問題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從2003年出臺政策至今已走過12年的歷程，2005年西關虎屯成功爆破拉開了鄭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十年間，城中村改造取得了豐碩成果，小李莊、燕莊、西關虎屯，一躍成為鄭州商業新地標；十年間，西史趙、燕莊華麗轉身為鄭州華麗高檔小區典范，形成了風靡全國的“鄭州模式”；十年間，陳寨、廟李、劉莊構成鄭州最大的流動人口集聚地。鄭州市城中村改造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鄭州城區228個自然村，如今已有170個獲批改造。截至目前鄭州市三環以內最后一個城中村西韓砦村改造計劃已正式公布，鄭州三環以內將再無城中村，而針對三環以外的城中村也將陸續啟動拆遷改造。但城中村改造過程中但始終存在這樣一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即流動人口問題。稍作觀察即可發現，隨著城中村拆遷改造的步伐，流動人口越來越向還未被拆遷改造的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集中且規模越來越大，在沙門村，和一位年輕小伙交談中得知，他來鄭州兩年了，剛到鄭州時是關虎屯（鄭州市二環以內城中村）的租客，沒多久關虎屯就要拆了，現在搬到沙門村（鄭州市三環以外城中村）。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將使流動人口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難以解決，這也將是城市城中村后期改造中面臨的首要難題，因此，不可能再像城中村改造之初那樣忽略居住在城中村的這些流動人口了。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這以特定群體的安置問題，在城中村改造后期如果處理不好這一問題的話，將造成城市人才外流，城市住房危機，城市不和諧等一系列不利于城市發展的社會問題。

（二）城中村現狀分析

1.從外觀上規劃欠缺

布局凌亂，存在各種安全隱患。走進鄭州的城中村，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由于城中村土地資源珍貴，加個房租收益可觀，村民自己建的到處是握手樓、接吻樓，并且在走訪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現過坍塌的事件，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幾條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稱不上道路，最多可稱為“小巷”，擁堵嚴重；城中村沒有什么配套的設施，環境臟亂，隨處可見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沒有配備消防栓等應急設備，況且道路狹窄，一旦發生火災，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

2.城中村流動人口遠遠超過本村村民

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十三萬多人，但本村村民僅一千八百余口，外來租戶卻有十幾萬人。這十幾萬外來人口人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對便宜

但“見風長”現象嚴重。廉價的租金是流動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們租不起小區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見風長”現象嚴重。隨著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的不斷進行，流動人口向沒有拆遷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瘋長。在沙門村調查中，一位被調查的外來人口說：“一間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個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現在漲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觀，每戶每年房租收入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這些村民大多沒有工作，坐等收租，他們的后代也大多沒有穩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鋪林立，小商販集中

通過調查發現，他們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靠城中村擺攤收入維持生計，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導致這部分人大量失業。

二、鄭州市城中村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分析

（一）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及作用

1.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

流動人口是指來自非鄭州地區的、非鄭州戶籍的、在鄭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員。他們主要由剛畢業的大學生、農民工構成，這些人員幾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鄭州市流動人口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第一，人數多，增長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鄭州市區流動人口達340萬，且每年以25%的速度遞增，城區人口密度僅次于廣州，居全國第二位。第二，流動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壓力大。流動人口工資相對較低，他們買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帶口，精神和物質上承受較大的壓力。并且隨著城中村的拆遷改造而不斷搬遷，越來越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動人口對鄭州城市發展的作用

流動人口提供了城市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所需的勞動力資源。城市建筑方面最為明顯，城市建筑行業絕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用辛勤勞動換來了城市發展的日新月異。流動人口拉動了城市消費，為城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需求動力。流動人口帶來了不同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溝通，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有助于建立開放的城市文化。流動人口中有著許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長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通過創業或就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為城市的發展不斷注入新鮮活力。

（二）城中村滿足流動人口生存與發展的需要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現在，城中村成為鄭州市流動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1.城中村暫時解決了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

以高皇寨為例，我們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13萬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來租戶十幾萬，這些租戶主要是畢業大學生、農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們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對較低。如柳林村不遠的二十一世紀社區居易國際一間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樣面積的房子每月房租僅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決了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

2.城中村解決了一部分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

城中村的個體戶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他們以在城中村擺攤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這些外來人口年收入頗豐。當問及對是否贊同城中村拆遷改造時，他們明顯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拆遷就等于失業。

3.城中村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鄭漂族”中的多數青年人是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往往具有一定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知識技能，他們主要尋求在文化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一展抱負，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發展下去，他們很多人選擇暫時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為農民提供了逐漸適應城市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念的場所，為進城農民融入城市起著橋梁紐帶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城中村也為中國城鎮化的推進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篇（2）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篇（3）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篇（4）

目前，北京舊城內有3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總占地面積16．1平方千米，居住人口約30余萬人．由于歷史的原因，保護區內危房多，設施差，老百姓居住的條件仍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保護區更新的難題最突出的是人口問題．保護區內多數房屋面積狹小，基礎設施陳舊，私搭亂建嚴重，存在著大量的結構隱患和消防問題，此外，保護區內產權方式復雜，有公產、私產、軍產、集體、宗教等多種產權形式，這種現象阻礙了單位個人購房、修房的積極性．這些都與保護區內人口密度過大、人口構成不合理等因素有關．因此，解決人口問題是保護區更新的關鍵．人口問題包括人口疏散、人口結構調整等方面，以及應采取的方法和步驟．妥善解決保護區人口問題關系到加快保護區更新的進程，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環境，同時對于調整城市功能、實現總體規劃目標、建構和諧社會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國內外相關經驗

1．1關于吸引資金的經濟優惠政策

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各國對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更新采用了多種經濟優惠政策．在美國，利用開發權轉移的方式進行更新，即開發商在歷史街區所建項目的虧損，可由城市其它土地上的項目予以補償．在德國，舊城更新項目依據《特別城市更新法》獲得政府資助，更新中無盈利開支費用60％由州政府負擔，40％由地方政府負擔．在日本，1968年設立了日本觀光資源保護財團，基金經審批后可用于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更新．

1．2關于居民自助參與1日城更新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被稱為“社區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由居民參與對居住區進行改造的做法．公共參與是歷史街區保護與更新的重要環節．法國地方議會確立保護區后要進行三項重要工作：發表公告、公眾調查、公眾投票表決．日本民間成立了，通過調查向行政當局反映民意。為政策決策提供依據．美國社區保護遍及各州，基層社區和居民積極參與保護活動以達到改善居住狀況，爭取環境公平與提高社區品質的目的．

1．3關于人口外遷

日本東京周邊地價較低，人們為了更經濟，紛紛遷居到城市外圍，形成了城里人的外流，減輕了市區拆遷的壓力，這是東京舊城風貌得以保留的最根本原因．西安調整城市結構，在外圍建設11個組團疏散市中心過于密集的人口；蘇州古城區1986年開始在古城的西面和東面開辟新區，經過近l0年努力。蘇州古城人口已減少了10萬人．這些方法都要依賴便利快捷的交通．

2北京舊城四城區保護區更新實踐

近年來北京舊城四城區在探索保護區更新方式和疏散人口的對策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現將典型個例簡述如下：

2．1東城區

東城區以交道口“微循環”改造為試點，該地區占地1．47平方千米，共1940個院落，其中平房院1600多個．自2003年起，采用“引入社會投資人，群眾自愿，街道組織，產權人實施”的方式，對50多個院落進行了改造．在危改過程中，社會穩定，“微循環”漸進的更新方式得到了各方的好評．

在資金來源方面，主要是引入社會投資人，包括開發商、私有企業等．區政府搭建平臺。提供相關服務，解決可能遇到的問題，吸引社會資金．在決定哪個院落可以改方面，采取“群眾自愿”的原則．居民的安置以貨幣補償為主，也有定向提供經濟適用房、購買二手平房或租房等措施．“街道組織”主要體現在街道辦事處入戶進行摸底調查。了解不愿搬遷的居民的訴求，進行協商，爭取做到全院同意．在產權方面，微循環改造的起步階段的對象主要是居住在院落中的直管公房承租戶，但私房院落、單位自管房經產權人(單位)同意，也可以提出改造申請．可以通過“招、拍、掛”等方式對產權進行公開拍賣，完成產權轉換，可以吸引更多資金，形成良性循環．

2．2西城區

西城區保護區更新以什剎海煙袋斜街為試點，該地區現有居住院落140個，950戶，總建筑面積5．7萬平方米，其中私房197戶，建筑面積0．48萬平方米；公房753戶，建筑面積1．5萬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5～10平方米居多．對于保護區人口的去留，一是政府采用降低人口密度、鼓勵外遷的政策。用貨幣補償、異地安置的方法．外遷居民貨幣補償參照文市政府87號文執行，外遷居民需要異地安置的，安排購買經濟適用房。

對困難戶采取廉租房政策．二是落實保護和修繕責任，愿意留住的現住房人，必須接受保護和修繕規劃的要求。按保護和修繕原則進行保護修繕，獨院落私房產權人應根據保護規劃要求，拆除院內違法建設，按規定進行房屋修繕或更新，非獨立院落私房產權人應當服從整體院落的保護更新要求參與保護與更新，私房產權人如修繕資金不足，可申請協助辦理銀行貸款．

煙袋斜街地區保護更新的成功經驗是以深入調研為基礎，更新速度快、風貌保護得好．

2．3崇文區

崇文區前門地區危改試點已實施三年，目前仍處在外遷人口階段．該地區占地105公頃，現有居民20417戶，人口61600人，人口密度4．38萬人／平方千米．前門地區人口稠密，房屋危舊，文保單位多．針對這些問題，該地區在危改過程中提出了“人房分離”的模式，即采用貨幣補償的方法，將保護區的人口全部外遷．人口全部遷出后，以便對建筑進行認定和維修．房屋拆遷補償標準和辦法為：房屋拆遷補償款=(5400k+1000)元乘以房屋建筑面積+重置成新價，k=1。3(容積率修正系數)；建筑面積=使用面積乘1．33；居民在獎勵期內搬遷可獎勵5．5萬元；簽訂協議后在三環至四環購買住房的給予一萬元獎勵，在四環至五環購買住房的給予二萬元獎勵，在五環以外購買住房的給予3萬元獎勵；對于外遷居民，全市7個經濟適用房項目可提供定向供應．

崇文區“人戶分離”成功的方面在于調整了城市用地性質，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

2．4宣武區

目前宣武區正重點進行大柵欄地區的改造，大柵欄改造建設項目是2008年奧運人文項目和北京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該地區占地79公頃，居民約4萬人，2003年12月8日，大柵欄改造建設項目正式啟動．現已完成了一期月亮灣地區環境整治工程，該項目占地2．2公頃，需拆遷居民107戶、單位40家，預計總投資約3億元，其中拆遷費用約2．2億元(居民拆遷費0．3億元，單位拆遷費1．9億元)，目前，區政府已投入8500萬元，居民拆遷率完成了75％，政府投入巨資，是危改工作順利完成的關鍵．

3存在的問題

根據各區的情況，保護區外遷人口面臨著如下幾方面的問題：

1)速度慢．保護區絕大多數居民贊成改造。但難以做到人口疏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能夠把握的房源較少，現在有房源大多房價過高居民即使得到拆遷補償也買不起；二是即使部分居民想外遷，但又怕外遷居住生活條件不完善，存在子女就學、老人就醫等問題，因此對外遷產生抗拒心理．

2)整院實施難．東城、西城均采取“居民自愿的方式更新，一個院落內70％居民同意外遷少數居民不愿外遷而延緩整個院子改造的情況非常普遍，即使院內有一戶居民不愿外遷，整院的更新也難以實施．

3)資金緊．對保護區居民實行搬遷，重新安置需要的資金量非常大，而且，由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改造模式改變為政府組織動作，勢必要求政府先期加大投入，用于居民拆遷補償、外遷專項住房建設政府財政壓力加大，如前門、大柵欄地區居民外遷的資金缺口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

4)無“法”依．由于保護區外遷人口無法律依據，對于“釘子戶”辦法不多．另外，對保護區的土地轉讓政策、拆遷補償政策、居民安置政策、稅費減免政策等，還沒有完整統一和可操作的明確規定．

5)市場亂．相關政策的發展和市場發展不配套．比如在貨幣補助環節上，一些開發商出高價外遷院落居民，開發商自行決定每一戶的補償安置情況，政府部門不清楚，居民相互之間也不清楚．如此既不向居民公開，也得不到社會監督，容易出現補償安置標準不一的情況，導致了市場價格的混亂．

6)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問題，即原有居民的保留問題．盡管北京市也專門出臺了，制定了相關優惠政策，鼓勵單位和個人購買四合院，但基于原有居民的經濟條件有限，很難承擔改造修繕后四合院的購買費用，所以回遷率很低，這在保持舊城傳統文化的無形資產方面很不利．

4措施與建議

4．1統籌兼顧處理好重點與一般的關系、“點”與“面”的關系

所謂“點”上的工程指以前門、大柵欄地區為代表的奧運人文項目，其范圍大，任務急，政府需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盡快外遷保護區的居民，推動保護區更新工作的順利實施．目前，其他保護區多屬于“面”上的項目，可采用交道口“微循環”的模式，漸進更新．在具體的措施上，應靈活對待，對于院內少數不愿外遷的居民，可集中在一個區域，建普通四合院，在滿足基本居住條件的前提下，就地安置；或可考慮將原有院落重新劃分，其改造的資金缺口主要由投資人補償，此項工作需政府、開發商、居民共同協商解決．見圖1、圖2．

4．2加快平房產權私有化的進程，活躍“二級市場”交易

“政府引導，社會改造”是保護區更新的長久之計，為此應理順現有平房的產權關系，推動平房產權私有化的進程，鼓勵平房上市交易，使平房、四合院出售，購買，轉讓，租賃等行為規范化、合法化，讓社會資金通暢流入．鼓勵有條件的業主修繕房屋，對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項目政府予以補貼．同時研究軍產、單位產權房屋的私有化政策．

4．3劃定專項用地，建設經濟適用房

建議政府在四環周圍劃定專項用地，為保護區外遷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交通便利的經濟適用房，用補償政策和較好的居住環境吸引保護區居民外遷．經濟適用房宜選擇小面積戶型以適應保護區人口外遷需要。保護區居民享受經濟適用房優先購置權，政府可對低收入家庭予以一定的補償，用市場經濟的杠桿引導保護區居民的外遷．

4．4配套相關法規，規范市場環節

建議政府制定保護區人口外遷的相關法規，對于影響城市重點工程的“釘子戶”，應采取有效的辦法，制定相應的法律標準，以便拆遷工作有法律支持，對于人口外遷過程中住戶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應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同時，政府應規范保護區外遷人口的補償標準，避免補償差距過大的現象，使保護區人口外遷工作順利實旌．

4．5制定優惠政策。吸引社會資金

篇（5）

一、我國財政供養人口的基本情況

目前我國財政供養人口比例較高。從縱向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說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說是1:28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干部)。從橫向看，1999年中國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 : 187人。為支付眾多供養人員的工資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費，我國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出現典型的“吃飯型財政”現象，其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人的80 %--90%，政府基本上沒錢去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1997年我國行政管理費支出占全部支出總額14.7%， 1998年為14 . 8 % ， 1999年為15.3 % ， 2000年為17.4%， 2001年18.6%。這些行政管理費中包括極不合理的公車費、接待費等支出。“八五”期間，全國公車年遞增27，是GDP增長速度的3.5倍，到1999年，全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乘人員在內的耗用為3000億元，而1999年我國的地方財政收人不到5600億元。中國烹飪協會統計，2002年中國餐飲業全行業年度營業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公款消費為1000億元。2003年干部出國(境)達427萬人次，按每人花費1萬元計算，一年干部出境就要花費4.27億元財政資金。雖然美國各層級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也占到了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財政支出主要用于為納稅人服務的公共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貧困救濟等項目，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比例卻很低。而在中國，“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費和競相攀比、極其不合理的小車費用)在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用于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比例卻非常低。

這幾年全國平均每年的財政支農資金有1000多億元，但70%以上用在了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上，而沒有用于農業生產本身。在不少傳統農區，縣一級90%左右、地市一級80%左右的財政支農資金是用于“吃飯”。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我國的機構臃腫和人員膨脹在某種程度上講已到了極限，財政成為“吃飯型”的財政，財政再分配的其它職能大受制約，嚴重影響許多重要的投人，如此發展下去，國民經濟的發展將嚴重受阻。財政供養人口的膨脹導致政府機構的臃腫，不僅嚴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劇了官僚主義作風，妨礙了政府的有效運作，極大地加劇了財政負擔，導致各級財政陷人困境而難以自拔。政府機構每年增加一個財政供養人口，國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財政支出2萬元以上。據此計算，近年來財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資性支出達600多億元，占國家新增財力的60%以上。

二、從勞動價值理論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口存在的問題

1，財政供養人口過多造成勞動力經濟學上的過多浪費

馬克思商品價值理論認為，商品價值是交換價值，即只有進行交換的產品才具有價值可言。“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政府機構的勞動產品并非為了交換，而主要是為公眾提供一種無償的服務，因此，其勞動產品并非商品，其所供養人口的勞動也并沒有創造價值。財政供養人口越多也意味著越多的勞動力沒有參加商品價值的創造。雖然政府職能對于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供養一定的人口是必須而又在所難免的，但因為其供養人口的勞動力沒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因此更應該注意供養效率問題。原則上，在政府機構中，一個人能干的活決不能給兩個人干。否則，在社會總勞動力一定的情況下，會減少商品價值的創造總量。

2，財政供養人口范圍過大不利于所供養行業價值的創造

根據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財政供養的對象應該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市場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領域，比如大型基礎設施、義務教育、基礎科研、衛生保健等公共社會事業。我國在1982年、1988年和1998年進行了三次機構改革，雖然在精簡政府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財政供養范圍過大的問題，政府職能“越位”的問題并未完全解決。因為政府機構所從事的勞動并沒有創造商品價值，所以財政所供養的行業也就無所謂像市場上的其他行業一樣，為追逐剩余價值而充滿競爭，因競爭產生極高效率，因效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而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財政供養人口結構不合理造成部分勞動力價值無法實現

根據國家人事部統計，目前我國政府機構中大專及以上的學歷約占80 %。有些地方招考公務員時明確規定非本科及以上學歷不可。不可否認，高學歷、高素質的財政供養人口能較好地履行國家職能，提高政府機構運行效率，但同時也應冷靜地思考，政府機構中例如文件收發等工作是否一定得是本科生或研究生。這里，不是否認收發等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對一于這些工作而言，只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和文字語言功底的人就能很好地勝任。不可否認，政府職能中諸如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法律、規章制度的解釋和實施等等確實需要高素質、高層次人才的參與，但不少崗位卻無須這樣的人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三個方面決定，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勞動力的教育、培訓、學習費用，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價值應高于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工資制度尚未能較好地體現教育程度對勞動力價值大小的影響程度，因此，往往出現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差距拉不開，也就造成高層次、高學歷人才勞動力價值無法完全實現的問題。

三、勞動價值論為解決勞動供養人口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為了解決財政供養人口比重大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學術界建議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構筑公共財政，一致認為應該精簡政府機構，降低行政成本。問題的關鍵在于應該精簡什么機構，保留什么機構;哪些行政成本能帶來效益，是有效成本，哪些成本是沒必要花費，是無效行政成本。

篇（6）

l、利益群體的利益差別與利益協調

利益群體（interestgroup，又稱利益集團）是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都關心的一個問題，由于學科的研究對象差異，因此對利益群體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別。在西方社會中利益群體經常被看作是致力于影響國家政策方向的組織，最典型的利益群體是院外活動集團和工會。M．奧爾森是利益群體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對利益群體作了分類，指出過分強大的利益群體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M．奧爾森，1993、1995）。

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利益群體在規模上和活動能力上與西方都有很大的差別。在本文中，利益群體指的是在某些問題上有共同利益，并且有類似人口特征的群體。在外來人口管理問題上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利益群體：

外來人口群體。一般說來，外來人口群體在他們工作的城市里可以得到比家鄉高的收入，但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生活主流之外。在許多情況下，外來人口群集而居，甚至出現北京的“浙江村”這種獨特的景觀（王春光，1995）。無論他們在城市生活多久，只要沒有得到城市戶口，他們很難為自己的權益辯護。M·奧爾森把這類群體稱為“忍氣吞聲的集團”，這樣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外來人口在為城市創造財富的同時，也損害了一些城市人口的利益。不過在外來人口當中，還可以根據他們的經濟收人和職業劃分出不同層次。

城市戶籍的容易被替代職業勞動者群體（簡稱替代群體）。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中，有一些職業并非需要很專門的技能，例如體力勞動。簡單的技術工作、一般的商業和服務業、普通的文職工作等等，本文把這些稱為容易被替代職業。外來人口在城市里主要是在這些容易被替代的職業中謀生，因此產生一些外來人口集中的行業，如環衛工人、建筑工人、服務人員等等。由于外來人口可以接受低工資，可以不要參加社會保險，因此在一些行業中對城市戶籍的勞動者的就業構成威脅。甚至于擠占了城市戶籍人的工作機會，因此替代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與外來人口有利益沖突。

得利群體。客觀上說，大部分城市戶籍人口都不同程度地從外來人口身上得到一些利益，不過有些群體得到的利益特別多，本文把從外來人口身上得到利益特別多的群體稱為得利群體，得利群體主要有大大小小的雇主、一些管理部門的成員、一些主要依賴外來人口生存的人，如城鄉結合部出租屋的房東。在許多情況下，雇主如可果用低薪雇用外來人口以節省工資成本，而且常常可以不支付外來人口應有的社會保險費用。因為在目前一些管理部門向外來人口收取各種管理費，而有的管理費用超過管理成本，導致管理外來人口是有利可圖。在城市中，還有一些人是依賴外來人口獲利，比較典型的是一些出售中低檔商品的商店東主和出租屋的房東。

超脫群體。雖然城市里很少有人能夠與外來人口沒有任何關系，但是有一些人相對說來與外來人口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多，例如離退休人員和未成年人等等，本文把這些人稱為超脫群體。

在外來人口問題上，不同利益群體間有著不同的利害關系。外來人口希望城市對他們打開大門，外來人口與城市戶籍者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得益群體希望多一點外來人口，他們可以增加利益。替代群體則希望少一點外來人口，特別是在就業機會的競爭時，沒有外來人口。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就引出利益協調問題，如果沒有利益協調就可能產生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而目前我們靠什么來協調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呢，除了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之外我們別無選擇。從理論上講，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但是人民是可以劃分為許多利益群體的，在發生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時，政府又應該為哪個群體的利益服務呢。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也成為一個利益群體，因為地方政府肩負著發展地方經濟的任務，地方政府明白廉價的外來人口提供大量勞動力是降低成本，提高本地產品競爭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時由于得利群體中有些就是政府有關部門，直接影響到政府決策。然而當替代群體中就業問題日益嚴重時，地方政府就陷入一種兩難的局面，一方面要保護有本地戶口的人就業，另一方面又要維持相對的低工資以增加本地經濟的競爭能力。由于得利群體往往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權力，因此多少對地方政府的決策存在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在利益分配上有兩個錯誤的傾向，第一只講整體利益，不談群體的利益，更加沒有研究如何協調群體利益；第二是過分期望得到一種“帕累托最優”（就是讓某些人得到利益而不傷害他人的利益），而這在人口管理中是很難實現的。由于上述兩種思路的誤導，地方政府往往不注意尋找一種各利益群體都能接受的方案，很難在人口管理問題上取得一種突破。

2、組織的尋租行為

組織是一個學術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在本文中組織僅僅指的是政府機構和帶有行政權力的一些部門。尋租的概念也有些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權力為本人或者本人所屬組織謀取利益，而這種利益卻傷害了社會的整體利益。通常尋租行為是對個人而言的，但是在目前有些尋租行為卻是組織的行為，這點在城市人口管理上顯得比較突出。

地方城市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加的城市人口支付公共開支，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人口管理上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截止1993年全國共出售各種城鎮戶口300多萬個，收入達250億元（韓俊，1994）。據對東部沿海一個縣級市的調查，1991年出售開發區戶口3000個，籌集建設資金1500萬元，1994年開始辦理所謂的“地方城鎮居民戶口”，1994-1996年辦理地方城鎮居民戶口18000個，收取城鎮增容配套費4000多萬元，1997－1998年辦理地方城鎮居民戶口8200個（左鵬，2000）。

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有限，因此地方官員的短期行為是比較常見的。這種短期行為中最突出的是期望在任期內，對城市市政建設有大的外表改善，生一般說來對將來可能產生遺留的問題不太關注。因此地方政府通過出售城鎮居民戶口籌措市政建設的資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行為。

在前些年的房地產開發熱中，許多城市積壓了大批的空置商品房。為了促進商品房的銷售，在一些城市中可以購房入戶口，或者以“藍印戶口”的形式得到城市戶口。這種情況與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相關，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活躍與否對地方財政有顯著影響。出售戶口在短期內有利，但是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比較大的就業壓力。

對人口管理的收費，特別是對外來人口管理的收費，普遍缺乏透明度，相當一部分收費標準的制定缺乏合理的依據，在收取管理費時，不能排除存在組織尋租的現象。同時也不能排除存在“管理就是收費”的弊病。外來人口管理費偏高，加上辦理手續的不方便，導致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并不主動辦理暫時居住的手續，游離在城市的人口管理體制之外。這些游離的人口成為人口管理的死角，往往是導致社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份。

由于存在腐敗現象，個別管理部門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往往喜歡用罰款的方式進行，這些罰款的去向常常不太光明正大。以罰代管方式的罰款的額度又缺乏法律的根據，因此一方面傷害了外來人口的合理權益，另一方面加劇了外來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之間在感情上的對立。

從地方政府到管理機構都存在的尋租行為，無疑給城市人口管理的科學性蒙上一層陰影，可以把一些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3、條塊分割體制的不協調

目前我們的城市管理體制比較混亂，存在所謂的“條條塊塊”現象，一股情況下，管理部門之間缺乏互相溝通。由于管理部門之間的溝通不足，出現了各自為政，有關政策互相矛盾，導致管理效率低下。在人口管理體制上，這種現象同樣存在。涉及到人口管理的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很多，有公安、工商管理、勞動管理（包括社會保險）、民政、計劃生育等等，有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大部分外來人口是在一些企業或事業單位就業的，這些單位的管理部門是五花八門的。可能沒有人認真研究過，一個在城市里的外來人會有多少部門管到他。大家都可以管，可能出現由于責任分攤而實際上誰都不負責，同時也更加可能出現有利益時大家爭著管，沒有利益時誰都不管。

體制對城市人口管理的影響，最突出的可能是城鄉結合部地區了。由干近年來城市范圍的急速擴張，不少原來城市郊區的農田被城市建設征用，原來的農村被城市包圍，形成所謂“都市里的村莊”。住在“都市里的村莊”的“農民”，雖然大部分早已經不再務農，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在體制上屬于農村的鄉鎮管理，而不是屬于城市的街道管理，傳統農村在空間分布上是分散的，因此“都市里的村莊”在空間上也是分散的，這種分散管理與城市在空間上的整體性是不協調的，這種不協調給城市管理帶來許多不方便。

“都市里的村莊”里往往有大量的“出租屋”，“出租屋”里住著大量的外來人口，這些外來人口基本上是依靠城市謀生，許多日常活動是在城市進行的，但是其居住地管轄卻與城市不統一，這種情況就不可避免導致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和混亂。事實上城市管理不善帶來的許多問題，例如社會治安問題、衛生環境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與“都市里的村莊”現象相關。因為存在管理的漏洞，所以在“都市里的村莊”中，利益群體的尋租行為往往特別突出。

體制不協調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勞動力市場的不統一。城市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割裂的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不同所有制企事業單位的用工制度不盡一致，一般說來，政府控制能力比較強的是國有企事業單位，其他所有制單位的勞動用工受政府的控制程度比較低，最明顯的是職工參與社會保險的比重是國有企事業單位遠高于其他所有制單位。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城市中還存在一個龐大的非正式勞動力市場（李若建，1994），對這個勞動力市場，政府管理部門多少有點鞭長莫及，而外來人口構成了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因此政府通過管理勞動力市場來達到管理人口的目的則困難重重。

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為了克服城市人口管理體制的混亂，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人口管理機構。其實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因為人的活動涉及到許多方面，決不可能靠一個部門可以全部包攬。

4．資源產權問題

產權可以看成是一種資源或者服務的使用權。產權問題是困擾中國改革進一步深人的問題，不僅僅在企業中存在產權不清問題，在資源方面同樣存在許多產權問題。由于產權不清，給城市人口管理帶來不少困擾。

土地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土地制度對城市的形態與管理體制都會發生明顯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城市的土地是國家所有，農村的上地是農村集體所有，從整體上看，這兩種不同的土地制度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但是在城市郊區，就存在問題。“都市里的村莊”中，土地是農村集體的，住宅地的使用權是個人的，城市規劃很難對其有制約作用，因此在外觀上顯得零亂，在管理上與城市顯得不協調。

除了土地資源之外，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公共資源。公共資源包括內容很多，就業機會是公共資源，城巾的基礎設施和教育資源也是。資源的產權對城市人口管理有很大的影響，就以這幾個資源為例，作初步分析。

一個城市的就業資源是否是當地政府的、本地戶籍人口的專利，這個問題很棘手，但也不能回避。如果就業機會這個資源的產權是地方政府的，那么政府可以限制外來人口就業，否則就不能。如果以投資主體作為決定就業資源的產權，那么地方政府對就業的限制就沒有多少道理了。

一般來說，城市的基礎設施一般是本地政府的投資，那么本地政府是否擁有城市基礎設施的所有權呢？雖然有許多公共設施的使用者不完全是本地的納稅人，相當部分是外來人口。但是有相當部分公共設施是被控制專門為本地戶籍人口服務的，特別突出的是初級和中等教育。外來人口子女上學問題是一個相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般說來，外來人口的子女需要支付一筆昂貴的贊助費才能上學。其實教育資源問題同樣困擾本地戶籍人口。目前中國城市戶籍人口中，人戶分離的情況相當多，一些原來居住在老城區的人，雖然已經搬遷到新城區，但是戶口依然留在老城區，這種情況給人口管理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資源的產權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許多有名的中小學位于老城區，而入學的條件往往受到戶口的限制，為了使自己的孩子上一個好的學校，家長們寧可把戶口留在老城區。

篇（7）

在社會沒有進入信息化之前，是經驗在告訴人們如何在社會中進行生存及怎樣才能取得成功，而年齡大的人在社會中就有較多的優勢，因為他們掌握了生存、生活的經驗，這是為什么在傳統社會中老年人總是受到敬重的原因之一。但是當前人類社會已經步入了信息時代，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因此這個時代的老年人積累了大半生的的生活經驗已經不能與現代社會相融合，老年群體對于當前的社會發展已經有了諸多的不適應。如果像一個新生兒那樣重新學習信息時代的應用工具（比如互聯網、智能手機、數碼設備告等），對老年人來說則存在著很多困難，因為老年人的生理及精神都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了衰老的現象，而且這一趨勢不可逆轉。在身體健康指標方面，首先是各種感官能力變得虛弱，聽力、視力下降，記憶力衰退，運動遲緩，反應遲鈍，這些特征決定了老年群體接受新知識的速度無法與年輕人相比較，也導致了老年人不能像傳統社會時期那樣擁有較高的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因素使得老年群體的整體適應能力變差，因此他們的生活質量及幸福感也隨之降低。

1.2社會交往渠道變窄

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是人類融入這個社會的基本條件，只有在與社會、他人交流溝通的條件下人們才會有存在感。無論是老年人還是兒童，只有在與他人、社團等溝通的過程中，才能不斷地正確認識自己并繼續提高。與其他年齡段相比，老人更需要正常的社會交往。可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大多數老人在退休后基本上都不再與原來的朋友有聯系；此外，由于身體健康狀況也不比年輕時候，行動不變，重新建立新的朋友圈的機會也非常少，這樣老年群體就逐漸與社會上的交往越來越少，使社會交往的渠道變得越來越窄。社會交往渠道的變窄會嚴重影響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很多老年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癥，如果社會上普遍出現這種現象就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1.3不能接受自己新的角色

一個人的社會角色是從進入工作崗位開始的，但是當人進入老年、尤其是退休之后，會有很多的不適應，因為會突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美國人特別忌諱談論退休這個話題，希望自己永遠不會退休，因為一旦退休，就由生產者的角色轉變成了純粹的消費者，這種角色轉換會讓很多人覺得自己成了社會的“負擔”、“累贅”，由此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大多數老年人沒有足夠的心理調適能力去應付這種角色的轉換，因此老年群體很容易走向封閉，選擇逃避社會，孤獨和絕望的心理使老年人不能輕易接受自已新的角色。

2老年教育的作用

2.1提升老齡群體的生命質量

老年人、青年人或者壯年人的區分是從人的生理特征為標準的，但是根據終身教育的理理念，任何階段的人生都是在不斷發展的，任何人在任一瞬間都在爭取“生存”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在爭取生存的權利上是沒有區別的，因為在任何階段人都要充實地活著，所以“現在”或者“當下”才是最重要的。在傳統習慣中，年輕人要向老年人學習各種生活經驗，老年人是青年人的老師，但是現在這種概念已經被顛覆，因為老年人并不一定比青年人有更多的經驗，在當前的信息社會，必須隨時隨地的學習，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因此，發展老年教育，其實是讓老年人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知識，讓老年群體不會因為自己的知識過時而有被社會“拋下”的感覺。從這個視角來說，不斷地學習是老年人繼續保持自已生活質量的一種方式，是與年輕一代進行持續對話的必然條件。當老年人覺得自己仍然走在生活的前列，與當前的時代沒有脫軌的時候，他們會有更高的生活熱情，會發揮更多余熱奉獻于社會，通過參加老年教育，老齡群體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質量，而且為社會做了更多的貢獻。因此，發展老年教育是提升老年群體生活質量的重要途徑。

2.2老年教育可以實現老年的個人追求

人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幼年時期起每個人就有自己的夢想和愿望，在人生的每一階段都自己的目標和追求，處在青年時期時人們通過各種努力獲得知識、拓寬社會渠道，到了中年時期仍然要不斷地學習，因為中年時期又有了新的目標和追求。同樣到了老年時期，會有老年的夢想和追求，而要實現這種追求，只能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說，老年人可能也想去旅游，但是當前開發了更簡捷的旅游方式，通過上網可以加入各種“驢友”社團，不但豐富了旅游的質量，同時也節省了旅游的費用，這樣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去旅游。但是如果老年人如果不參加老年教育，就不會了解到最新的旅游方式，不知道網絡上旅游團體的重要性，而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郁悶地生活，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只能束之高閣。因此，老年教育是幫助老年群體實現自己人生目標的有力武器，老年教育可以加深老齡群體對人生意義的深刻理解，提高自身的修養，增強自己的社會集體意識，擴大自己的生活圈，使自己在老年階段的人生目標得以實現，從而更能平靜地對待死亡。

2.3老年教育可以提升老年人力資源的質量

對大多數老年人來說，退休之后的老年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為重新工作而做的準備，是老年人始終會追求自己“有用”狀態的途徑，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老年群體，對于自己的退休從來都不認為是自己工作的“停止”，而是要繼續通過各種方式加入社會當中去，用新的工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本質上來說是退休年齡的推遲。如果不繼續參加老年教育，老年群體僅憑以前的知識和經驗已經不能適應知識日新月異的當今工作的特點，必須在取得最新的工作資格或者技術資格后才能重新被用人單位接納。因此，從這一點來說，老年教育其實是在提升老年群體人力資源的質量，同時也是對整個社會人力資源的深入開發和挖掘，老年教育不但合理配置了社會中的老年人力資源，減輕了社會養老的負擔，同時也使得老年群體的晚年生涯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篇（8）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2）07-0088-04

流動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必然現象。流動人口的出現和規模不斷擴大，是我國城鎮人口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表明我國不再是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而逐漸成為一個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為當地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給治安環境帶來了一定的隱患。當前，全面認真研究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問題，解決好流動人口問題，對于加強社會管理、保障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當前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城市化水平開始大幅提升，流動人口也隨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變了我國人口總體結構。當前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規模不斷擴大。1995年，我國流動人口僅為5000萬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過2.2億。過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現的流動人口，如今遍布幾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動已經演變為全國性現象。同時，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增大。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僅占總人口的0.66%，2000年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這個比例達到17%。

（二）結構發生變化。一是年齡結構發生變化，中年農民工和兒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動人口主要由年輕人組成，呈現明顯的年輕化特征。到2010年，流動人口不僅變“老”了，4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變“小”了，流動人口子女到城市里與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現象越來越多，全國流動兒童比例已經超過留守兒童比例。二是性別構成漸趨均衡。近幾年，更多的已婚農村女性進入城市，流動人口呈現出家庭化流動趨勢，促使性別比趨于均衡。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已婚流動人口中有84.5%與配偶一同流動。

（三）低素質化。在流動人口中，大部分人來自于生活貧窮、經濟欠發達地區。他們自身文化程度較低，法律知識匱乏，缺乏勞動技能，且缺少學習和培訓的機會。

（四）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以來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長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國平均水平為5.5年；2000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國平均水平為7.62年；2005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國是8.3年。這主要是由于流動人口群體相對年輕，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另外，流動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目前流動人口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人數已超過300萬人，拉升了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五）人員復雜化。流動人口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序狀態，來源廣泛，流出地多，其來去行蹤不易掌握，且成份復雜，良莠不齊。流竄犯罪分子混跡其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危險群體。從近幾年犯罪方式看，外來流竄犯罪人員相互結成團伙進行作案越來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鳥獸散，給追捕和辦案、結案造成很大困難，給社會治安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性。

（六）行為短期化。大部分流動人口所從事的職業均非正式，無正式勞動合同書，雇主或雇用單位辭退他們異常隨意。再者流動人口由于從業場所和職業的多變，居無定所，多呈流動居住態勢。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些年來，各地各部門在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保障了流動人口的各種權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主要是勞動合同簽訂和執行不規范，簽訂勞動用工合同的比例較低；工作時間較長，據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時，其中批發零售業68小時，制造業52小時；社會保障覆蓋率不高，由于尚未實現流出地與流入地社會保障方面的銜接，流動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項社會保障。

（二）子女教育問題。工作不穩定，流動頻繁，致使流動人口子女難以得到連續而穩定的教育，受教育質量偏低。接受完整義務教育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在流入地參加中考、高考的問題也已經凸顯。一些城市公辦教育資源不足，不能完全滿足流動人口子女的上學要求。

（三）工作技能提高問題。工作不穩定，不能接受連續的、統一的職業技能培訓，不利于流動人口提高生產技能，積累工作經驗，不利于形成穩定的、龐大的、有技術水平的產業工人隊伍。目前流動人口還無法滿足中國現代工業發展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

篇（9）

一、流動人口子女身份定位問題

流動人口通常指在某一時間范圍內居住地發生了跨越一定地域界限變動的人。本文中的“流動人口”，是指那些以家庭模式從鄉鎮流入城市，在流入地居住時間為一年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流動人口的子女就是指外來務工者的子女。北京社會科學院學者韓嘉玲曾對北京市流動人口子女做了一項調查，將這部分“城市新市民”分成四類：1.從小跟父輩來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2.守在農村的“留守兒”，長大以后跑到城市，投靠父輩。3.處于來來回回的狀態，小時候在農村呆了很短的時間，然后到城市里讀小學，因受到戶籍制度的牽制，初高中又必須返回農村。4.跟隨父輩打工進入城市，后來又從農村考回城市，讀大學――這是一部分非常少的人群。

二、流動人口子女面臨的問題

（一）制度的排斥和邊緣化的課桌。

進城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是當前義務教育工作中的一個新難。根據有關城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學齡兒童按流動人口的2％－3％計算，估計全國約有2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兒童不能就地入學。即使通過繳納一筆不菲的“建校費”等進入當地中小學校，但由于缺乏文化上的差異等原因，仍然會導致這一部分入學兒童學業成績不良，輟學率居高不下。很多流動人口選擇讓孩子人讀同鄉人辦的民工子弟學校。但民工子弟學校的學校校舍簡陋，缺乏相應的教學設備，迫切需要完善。

（二）經濟的排斥和邊緣化的心態。

流動人口進城后的一個現實困境是難以融入城市社會，難以融入當地的經濟生活，這其中雖說有著多層次的因素，但城市社會對流動人口的歧視和排斥卻是不可忽視的。其一，城市居民的歧視。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在造就巨大城鄉差距的同時，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優越感。城市居民對流動人口普遍具有一種戒備、排斥心理。此外，流動人口家庭的經濟地位更加深了他們及他們下一代子女的自卑心理，對于流動人口來說，他們努力的目標就是多掙點錢以求得生存。加之由于自身素質的原因，他們中有一些人在城市中的一些越軌行為，給城市秩序與居民生活帶來消極影響，并產生“暈輪效應”，更加深城市人對其全體的反感心理。

（三）社會文化的排斥和邊緣化的歸屬感。

社會歸屬是指社會成員把自己歸入某一地域人群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既有對自己社會身份的確認，也帶有個體對該地域的投入、喜愛和依戀等感彩。城市流動人口子女的歸屬感主要是在其就讀學校與同輩群體交往中、學校集體活動中，及對城市的感受中形成和發展的。但是城市孩子優越的生活環境和學習環境，使得流動人口子女產生了被歧視和對立感，感覺到自己與城市孩子的差別。可以看出學校對個人的社會化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學校的文化氛圍很重要。學校是一個最自然的融入過程。

三、對策與思考

通過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必須采取一系列對策從各種途徑來有效地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問題。這對于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和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流動人口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建立以常住人口為依據的戶籍管理體制。

從根本上講，要認識到流動人口子女將成為本地區未來的主人，他們的發展與成長將關系到城市長遠的整體發展水平。各級政府應打破現行以戶口為依據的戶籍管理體制，建立以常住人口/現居住人口的戶籍制度為依據的管理體制。各級政府不僅應為戶籍人口服務，還應將非戶籍人口納入其日常管理與服務范圍之內。特別是在基礎教育方面應將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納入公辦學校招生計劃。

（二）建立多部門合作以完善流動人口工作的運作機策。

流動人口子女所涉及的生存、教育與權益等方面，往往不是一個地區的行政部門能夠解決的，還涉及到教育、公安、物價、工商、計劃生育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應探索及協調各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進行有關流動人口子女的工作，通過部門間的多種合作形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流動人口子女能夠有得到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與權利。

（三）全社會要提高對流動人口子女問題的認識和重視程度。

流動人口子女已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因此，要在全社會范圍內營造一種重視、尊重流動人口，關心支持流動人口子女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氛圍，發動各種社會力量，為流動人口子女提供各種支持。

（四）公立學校要構建平等、無差別、無歧視的教育環境。

消除流動人口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心理門坎，讓流動人口子女回歸公立學校教育不僅有利于他們的身心發展，還有利于他們的社會適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城市孩子正常的發展，有助于培養城市學生寬容、接納的態度，促進其對世界差異性、多元性的了解。

（五）將打工子弟學校納入相關部門的管理與輔導工作中。

按目前的態勢，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想馬上融入城市，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現實可能性和將來可能性角度來看，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是一個長期、分階段的過程，在這里，沒有城市社會政策和體制作相應的改革和創新，要真正地融入城市社會也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僅僅是城市邁出促進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第一步，目前在促進融入方面做得還很不夠，需要改變從社會身份角度來制定政策的做法，全面改革城市社會體制，從就業體制、社會保障體制、財政體制到教育體制等，都需要進行改革。

參考文獻：

［1］吳曾基.現代社會學［專著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篇（10）

    1.1人工種植牙的適用范圍。通常情況下,種植牙適用于以下范圍:個別牙齒缺失,失牙區種植床正常;多數牙缺失,擬用固定義齒修復,為減輕缺牙間隙兩端基牙的負擔,中間種植基牙;游離端缺失牙,失牙區牙槽嵴吸收嚴重,不能承擔義齒基托的負荷;全口牙缺失,可行全口覆蓋式或全口固定式種植義齒修復;頜骨缺損,可通過種植修復完成功能重建和形態恢復;因生理或心理原因,不能習慣戴用有較大基托的可摘義齒,或因基托的刺激出現惡心嘔吐反應者。

    1.2人工種植牙的禁忌癥。植牙治療的絕對禁忌癥中以全身疾病為主,如心臟病、高血壓、消化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和骨質疏松癥等,患者患有需要住院治療的疾病或可影響種植體骨性結合的情況均可列為絕對禁忌癥。其它絕對禁忌癥有精神分裂癥、偏執狂、酒精成癮、藥物依賴癥、神經過敏體質、極度緊張癥、前期老年癡呆癥,以及對種植治療效果期望過高、夜磨牙或其他不良咀嚼習慣、惡性軟硬組織病變等。相對禁忌癥有缺牙區骨組織條件不夠、咬合高度不夠、缺牙間隙寬度不夠、進行性牙周炎等。相對禁忌癥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予以解決,待情況好轉后也可進行種植牙治療。

    2、種植牙手術前應做的必要準備工作

    在口腔醫學領域,人工牙根就是牙種植體,是通過外科手術將其植入人體缺牙部位的頜骨內,愈合后在其上部修復假牙的裝置。在牙齒種植前,應當做好以下準備工作:

    2.1牙齒種植前設計。牙齒種植手術前,首先要拍照片取模型等資料收集工作,確定修復的類型,種植系統,種植體的數量、位置、方向、長度,然后制作出種植手術用模板,使手術能準確順利地進行。

    2.2牙齒種植前常規檢查。檢查缺牙的部位、間隙大小、牙槽骨的寬度、牙槽嵴狀況、粘膜組織狀況,根據其大小寬度和高度選擇能否種植和種幾個種植體。

    2.3放射檢查。主要了解牙槽骨密度和數量及有無疾病。牙片可較清楚地了解牙槽骨的密度,部分了解牙槽骨的數量。以及鄰牙的牙周組織、牙體組織及根尖情況。頜骨曲面斷層全景片,可以了解牙槽嵴高度、鼻底、上頜竇高度、下齒槽神經情況、頦孔的位置。螺旋CT,可以準確地了解牙槽骨高度、寬度、準確定位和進行術前模擬手術。后牙區的種植由于有上頜竇高度和下齒槽神經的問題,螺旋CT的檢查很有必要。此外,術前還應測量血壓、檢查血常規、凝血酶原測量,必要時還應檢查血糖及心電圖。然后根據前述檢查確定進行手術是否可適,并在可以手術的前提下精確選擇適合種植體的直徑與長度。

    3、種植牙的步驟及具體方法

    3.1麻醉方法。建議采用阿替卡因注射液作局部浸潤麻醉,下頜慎用傳導阻滯麻醉。

    3.2切口設計。1期植入法應在缺牙區牙槽嵴頂正中切口;而2期植入法則應在牙槽嵴底中線偏舌側作梯型或角形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