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規貨幣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4-01 09: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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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各國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國家的經濟態勢都有所好轉，特別是以中國為首的一批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復蘇速度令人矚目。然而這些經濟刺激政策始終屬于“非常規”行為，當經濟體具備了正常增長能力時，經濟刺激政策必須適時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時機決定著危機中政府政策實施的成敗：退出太早，經濟尚不具備自發增長能力，復蘇后續乏力，很可能前功盡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流動性過剩，推高了初級產品價格和金融資產價格，引發通貨膨脹。
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應滿足的條件
我國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時出臺了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取得了顯著效果。我國外貿出口在經歷了連續三個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轉正”，同比增長17.7%，當月出口值位居歷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個百分點。雖然全國物價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兩個月回升，分別同比上漲了0.6%和1.9%。在對我國經濟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況下，經濟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應該以怎樣的方式退出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要判斷經濟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須明確這種政策的“過渡”性質。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造成我國出口萎縮，消費需求不旺，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經濟增長緩慢。經濟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投資、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為幫助經濟重回高速增長的道路。因此衡量經濟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慮一國經濟的內外部環境是否已滿足如下條件：
（一）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達到協調增長
2009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224846億元，其中大部分為國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建設項目投資。政府主導的大型國有企業成為推動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主體，政府投資的增長速度遠遠大于民間投資的增速。而民間投資作為一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遠動力，只有一國經濟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時，市場和投資者才會恢復信心，民間投資才會被拉動起來。在經濟下滑期，國有經濟的性質和能力使其擔當起擴大國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重任，但當經濟情況好轉后就要引導民間投資迅速跟進，唯有雙方實現協調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證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后市場繼續保持穩定的投資需求。
（二）就業增長實現與經濟增長同步
失業率是衡量一國經濟運行狀態的重要指標，解決就業問題也是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各國政府實施經濟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務。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超過60%，而出口企業多為勞動密集性產業，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下滑帶來的必然是就業需求的減少。“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勞動者就不能分得社會生產的成果，更不要說達到通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這將有礙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進行。而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就業的同步提升，我國長期存在著高增長、低就業的經濟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在20世紀80年代，GDP每增長1%，可增加240萬個就業崗位，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只能增加70萬個。因此在“促增長”時更要“保就業”，在衡量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標時失業率比經濟增長率更具意義。
（三）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發出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信號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受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貨幣金融政策的影響很大。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收緊是我國調整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外部條件。因為如果在國際金融政策仍很寬松的情況下，我國過早上調利率必然會引起國際游資的注入，抬高樓市和股市的價格，帶來資本市場的泡沫。同時也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對國內剛剛復蘇的出口企業帶來不利影響。但是也要防止退出過晚，否則長期的低利率水平帶來流動性過剩會流入資本市場，國外資本也會趁機流入。
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歐美等金融市場十分發達的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中“非常規”的經濟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發達經濟體長期以來財政赤字的壓力已經使其無法更多的使用財政手段來拉動經濟，他們主要側重于運用貨幣政策手段有針對性的對拯救對象進行扶持；而在新興經濟體例如我國不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壓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資拉動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尚在成熟和完善過程中，國家在實施經濟刺激政策時除了運用貨幣政策拉動經濟高速增長外，重點在于順勢運用財政政策手段對現行經濟增長方式進行結構性調整。因此在討論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時，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退出即對其支持政策進行有步驟、有針對性的撤減。而我國的退出應為轉型退出，借應對危機順勢轉變我國的經濟結構，使其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甚至是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重要步驟。
縱觀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現階段國際上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仍在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國雖然經濟增長態勢良好，但經濟增長主要靠政策拉動，支持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不強，再加上產能過剩問題沒有解決，在此背景下我國仍需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政策實施一成不變，事實上我國的經濟政策始終隨著國內外形式相機抉擇進行微調。在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漸進性，有針對性的靈活退出。
參考文獻：
1.巴曙松.鞏固經濟刺激成果防止經濟“二次探底”[J].理論導報，2009（10）
篇（2）
當代新詞語及語言變異
當代新詞語的界定。“在某一時段內出現在普通話詞匯系統中的、具有一定的復現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義的詞或短語,或只具有新的意義、用法的詞或短語,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詞或短語。”①本文涉及的2007年漢語新詞語、2008年漢語新詞語和2009年漢語新詞語主要以侯敏、周薦主編的《2007年漢語新詞語》、《2008年漢語新詞語》以及新浪文化讀書頻道2009年度新詞語為考察對象。2007年收錄420條及補錄72條共計512條新詞語;2008年收錄444條新詞語;2009年記錄576條新詞語。
語言變異的界定。語言作為人們交流和表達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斷的使用過程中,逐漸沉淀出一套系統的常規用法,形成了各種語言體系。但是事物是變化和發展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語言會產生各種非常規的使用形式,并在人們的不斷使用中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普遍傳播,最后變為常規用法。那些非常規的語言形式就被稱為語言變異。②拉波夫認為,語言變異的分類可以有不同的標準。常見的分類有語音變異、詞匯變異、語法變異、語域變異、方言變異、歷史時代變異、書寫變異、語義變異等。本文主要從詞匯視角考察2007、2008和2009年新詞語的變異類型。
從當代新詞語視角看語言變異
當代新詞語以每年500條的數量在增加,在其產生、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有某些標志性的變異。本文主要以2007、2008和2009年新詞語為例來談談新時期新詞語的變異情況。
區域變異。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觸、碰撞與融合是引起文化變遷及語言變異的重要原因之一。③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與政治一體化,得以使本族文化之間以及與異族文化之間的接觸與融合異常活躍,自然會反映到詞匯系統里,新詞語中這類語素變異類型有以下幾種:
一是外源語素。近幾年來,新詞語中外源語素數量有所增加。據統計,2007年新詞語中的外源語素有24個,2008年有27個,2009年有20個,形式各異。第一類,人名、地名、名稱名等音譯成漢字的語素。這種類型的語素有15個:阿爾法、納斯達克、多米諾等,音譯語素以多音節為主,能產性受到限制,單獨有完整詞義,是語素詞,應該說這類語素詞在新詞語中不算活躍和豐富。第二類,英文縮寫后字母組合語素。這種類型在新詞語中比較常見,共有18個。這種字母縮寫的語素出現的形式有兩種,一是英文縮寫后字母組合語素與漢語語素組合成詞,如“CC族”中的“CC”,是英語cultural creative的縮寫;一是英文縮寫后字母組合獨立成詞,如“QUID”,名詞,宇宙銀河間準貨幣單位,是英文Quasi Universal Intergalactic Denomination的縮寫,也可以作為語素使用,可以說“QUID貨幣”。第三類,英文字母語素。這類語素簡潔、生動、易識易記,共有10個,如:“e”、“k”、“Q”、“U”等。第四類,本土化了的外來音譯或意譯語素,是最有特色的一類外源語素。這類語素最早來源是外來音譯或意譯詞,在漢語中獲得語素資格,并隨著其出現頻率的提高,逐漸趨同漢民族習慣,具備漢語語素的特質,并表現為以其為構詞語素的新詞語不斷增多,構詞能力不斷加強,語法功能逐漸虛化,在漢語構詞中有詞族化傾向、類化傾向。以“門”為例,三年的使用情況顯示:“門”族詞數量不斷增多。由美國20世紀七十年代產生的“gate”事件傳入中國,被“門”語素取而代之后,隨著其使用頻率的提高,“門”逐步被漢化,已經具有了漢語類詞綴的特征。其它類似語素在漢語新詞語中也顯示出一定的構成能力,表現為以這些語素構成的漢語新詞語數量不斷增多,并且和漢語相對應的同音詞原義混搭,形成一批外源漢化類詞綴。
二是自源語素。近幾年來,詞匯自源語素變異主要體現在古字、異體字、漢語拼音首字母縮寫形式、數字、符號等都可以作為語素進入新詞語中,打破了一直以來規范漢字作為自源語素的慣例。多樣化各層面語素的頻頻出現,使漢語新詞語的產生、發展、演變過程既囊括了漢語崇尚多元文化的意向,也顯示了漢語博大精深的特質。如(古字)、(“梅”的異體字)、 D字頭(“動”的漢語拼音首字母)等。
三是方源語素。漢民族地域遼闊,方言復雜,當今社會生活,各方言區頻繁接觸,使新造詞語自然帶上方源語素。如貓纜(臺北地區)、蹭爺(北京及北方方言區)、第一老公(香港地區)、新港仔(粵語區)、月光族(港臺地區)等。
階層變異。在多種因素的刺激下,包括媒介特性的客觀刺激和大眾情感的主觀刺激,新詞語中出現了非常規搭配的BBA式或ABB式變異,B語素在成人用語中一般不重疊使用,但其重疊式可以出現在兒童學習語言時期。而新詞語卻選擇其重疊形式進入構式,且構式具有開放傾向,表明當前社會用語往往會受年輕人語言記憶痕跡回放的影響,顯現出類似兒童習語訴求的表達方式,是一種值得關注的階層語言變異現象。一類是BBA式。一般由動詞(或形容詞、量詞、名詞)重疊+種屬名詞構成,新詞強調重疊語素的所具有的動作行為、性質或狀態,如幫幫族、串串案、笑笑團等。一類是ABB式。一般由姓氏(或具體名詞)+動詞(或形容詞)重疊構成,重疊后的動詞(或形容詞)往往有擬聲、擬形、擬色語用色彩,新詞往往指稱某典型事件,如朱搶搶、范跑跑、郭跳跳、樓脆脆等。
組合變異。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一類是修辭變異,可概括為兩種情況:使用仿詞的修辭手法,造成的語言變異,如躲貓貓―藏貓貓、舞育―智育、癮經濟―癮君子、詞商―智商、托豬所―托兒所、鈍感―敏感、書香干部―書香門第、書香―酒香等;使用借代、比喻等修辭方法,造成的語言變異,如打醬油、秋雨含淚、山寨、網絡老鼠、做俯臥撐、牛等。一類是諧音變異,如海歸―海龜、畢婚族―必昏族、筷行動―快行動、杯洗具―悲喜劇、鮮女―仙女等。一類是搭配變異,可概括為兩種情況:非常規搭配“被××”構式:被山寨、被小康、被全勤等;搭配引發語素活用:名性動用,如黃牛位(黃牛倒賣的考位)、詞商(使用詞語的能力)等。
新詞語的語言變異成因
誘發語言變化的原因與動機是多種多樣的,當代新詞語的形成、發展和變化能夠反映新時期新觀念新事物,跳動著時代的脈搏,當然也蘊含著促使其發生變異的原因:
來自社會文化。第一,語言接觸頻繁與多語多方言現實。語言流變過程中,往往受著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當今全球的一體化和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使不同文化更容易相互融合。新詞語產生在多語多方言現實背景下,自然會大量吸收外來詞和方源詞,產生語言變異。第二,語言融合與本土化特色。進入到漢語中的外來語素,必將經歷固有成分與借用成分的并用和競爭階段,在語言的融合中,隨著外來語素使用頻率的提高以及組合其它成分能力的加強,會重新進入到漢語表達層面,適合漢語特征,符合本民族表達習慣,而最終被本土化。
來自社會心理。第一,話語主體。新時期,創制和使用新詞語的人群主要是年輕一代,他們對網絡、媒體、社會現狀有著非常敏感的神經,思考問題的方式也不會遵循傳統模式,而表現為推理、聯想、抽象、概括的能力異常活躍,求新、求異心理十分濃烈,這些得以使新詞語提高了造詞的速度,滋生出更多的變異形式。第二,社會心態。一定時期的語言變異必然是一定時期群體社會心態的反映。④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30多年,整個社會已經形成了健全的制度、平等的人權、充分的自由、良性的循環。人們有足夠的話語權訴求他們的精神層面,體現在詞語搭配的語素特質上,表形象、色彩的語素異常活躍,形成了一些看上去比較怪異的搭配,實際上卻能夠形象生動地表情達意,如草莓男、鳳凰男、干物女、鮮女等;人們有有時尚、流行、健康、敢于負責的世界觀、價值觀,能關注社會、回饋社會,如“門”族詞、新式“被”族詞、“族”族詞等新詞語表達充分地顯示出了這一點。
來自認知模式。認知語言學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人類怎樣將舊概念結合起來生成新概念。許多語言的變異都來自仿造思維認知。“吧”、“秀”、“客”開始時都是音譯外來成分,但卻可以成為漢語的能產語素,主要是漢語使用音譯或者意譯引進后,廣泛流傳,并利用仿造的構詞方式造詞,英語中也會使用這種構詞方式,因此說仿造成詞方式既符合人類認知,也反映出人類認知的共性。(作者為廣東工業大學副教授、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金資助,項目編號:09YJA740024)
注釋
篇（3）
一、研究的背景
20世紀中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出現，歐洲金融市場和其他金融創新工具的不斷發展，使國際金融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已經不可能發揮作用了。特別是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深入，金融市場一旦出現了波動，就會通過LIBOR、TIBOR或是HIBOR等同業拆借利率擴散開來，這會為金融投機家提供了投機的手段與場所，對于國際化貨幣發行國和使用國際化貨幣國家的金融市場而言，產生了金融風險，帶來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
貨幣的國際化是金融創新的一種具體形式，它是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上出現的一種新興的事物。貨幣的國際化推進了金融業發展的歷史，國際貨幣運行模式越有效，就越能限制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貨幣數量，維持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李建軍，2009）[1]，讓離岸金融市場、跨國銀行金融機構、金融衍生金融工具等得到了很好的推廣。由于國際化貨幣的出現，各個金融機構之間、金融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相互依賴加深。
但是，這也意味著貨幣流通的任何環節出了漏洞都會危及整個金融體系，“伙伴風險”是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①
*在國際金融市場“伙伴風險”傳遞的過程中，歐洲貨幣市場的同業拆借利率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這是因為銀行間的同業拆借市場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利率被認為是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基準利率。一般而言，基準利率的形成，是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前提（于建忠、劉湘成，2009）[2]。一方面，同業拆借市場中的利率市場化，意味著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利率水平由市場的供求來決定，形成了利率決定、利率傳導和利率市場化的機制。
另一方面，同業拆借期限雖短，但對維持銀行資金周轉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同業拆借全憑信譽，無需提供抵押品，交易較為方便，存款和放款都是通過電話、電傳聯系。每筆交易少則幾十萬英鎊，多則高達幾百萬英鎊。所以說，雖然貨幣國際化的金融創新帶來了財富效應、金融市場的業務效應和金融市場的福利效應，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個創新也通過同業拆借市場給國際金融市場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一般來說，貨幣國際化以后，金融監管的重點領域，應當是國際化貨幣流通的國際金融市場。貨幣金融市場是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需求者通過金融工具進行交易而融通資金的市場，而同業拆借利率是貨幣的流通場所和空間的基礎，研究同業拆借利率的自身波動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同業拆借利率波動為國際金融市場帶來了風險，影響了貨幣國際化的推進。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比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業拆放利率有四種：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東京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TIBOR）、新加坡銀行同業拆借利率（SIBOR）和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HIBOR）。而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市場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規模最大的同業拆借市場。
關于LIBOR市場波動率的研究，PhilipInyeobJi，FrancisIn（2010）通過對2006年3月1日―2008年11月11日澳洲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和美國美元每天波動的匯率值研究，發現LIBOR利率正在加深對其他國家貨幣幣值波動的影響，特別是2007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LIBOR利率的波動更為頻繁了，這在很大程度上給國際金融市場的金融資產帶來了較大的風險。
[3]
Shin-ichiFukuda（2011）通過對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金融市場LIBOR利率和TIBOR利率變化的研究，發現金融危機增加了國家金融市場或區域金融市場貼現率的波動程度，帶來了金融風險。由于美元是國際金融市場中重要的工具貨幣，歐洲美元市場中的LIBOR利率通過以美元計價、結算和儲備的金融產品對國際金融市場帶來了交易信用風險和資產流動風險。
[4]
另外，如果把影響LIBOR利率的因素聯系進來，LIBOR利率的波動就顯得更為頻繁了，比如陳瑋光等（2009）認為當通貨膨脹率和道瓊斯工業指數的增長率增加時，美元LIBOR的所有利率都上升；聯邦基金利率增加時，利率的水平值增加，但長期利率增加幅度小于短期利率的增加幅度。
[5]
可見，波動率在某些時段上較低，說明同業拆借市場的價格保持穩定，帶來風險的可能性在降低；而波動率在某些時段上較高，往往意味著同業拆借市場的價格出現了大幅度的變化，一方面，這會不利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一般而言，一個穩定、發達、開放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必要載體，它可以吸引國際借貸者和證券發行者在本國融資，可以培育豐富的金融產品，增強產品的流動性，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一個多樣化的資產配置平臺（楊雪峰，2009）。
[6]
另一方面，銀行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銀行業國際金融業務對貨幣國際地位具有直接的影響（元惠萍，2011）[7]而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的劇烈波動會不利于發達銀行業的發展。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貨幣國際化帶來了金融市場創新，而這個創新也通過同業拆借市場向國際金融市場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同業拆借市場的價格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變化過程中，常常表現為價格的波動，而是否會出現價格波動率聚集的現象，即大幅度波動聚集在某一段時間，而小幅度波動聚集在另一段時間上，這是中外學者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但是，前人的研究并沒有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對貨幣國際化與國際金融市場發展協調推進帶來的風險展開分析，沒有對金融風險產生的內在機理進行大膽的探討，特別是實證研究較少。這也說明本文研究LIBOR利率波動對于穩定貨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國際金融市場具有重要意義。
三、貨幣國際化與金融市場協調推進對同業拆借市場帶來波動率的模型估計通過這一小節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隨著貨幣國際化的不斷推進，歐洲貨幣市場中LIBOR利率的波動，會對國際金融市場投資的金融產品造成沖擊，產生投資的風險。本文試圖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對貨幣國際化與國際金融市場協調推進帶來的風險展開分析。
（一）ARCH模型簡述
在金融的時間序列分析中，廣泛運用的一種特殊非線性模型就是ARCH模型（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lyHeteroskedasticity），最早由Engle于1982年提出。該模型主要的思想是，某一特定時刻t的隨機誤差方差不僅取決于以前的誤差，還取決于自己以前的方差。對于通常的回歸模型：yt=x＼'tβ+εt（1）如果隨機誤差項的平方ε2t服從AR（q）過程，即：ε2t=α0+α1ε2t-1+α2ε2t-2+…+αqε2t-q+ηt，t=1，2，…（2）其中，ηt獨立同分布，并滿足E（ηt）=0，D（ηt）=λ2。則稱模型（2）是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簡稱ARCH模型。
對于任意時刻t，εt的條件期望為：E（εt|εt-1，…）=ht?E（vt）=0（3）條件方差為：E（ε2t|ε2t-1，…）=ht?E（v2t）=ht（4）通過（4）式，可以看出序列條件方差具備隨時間而變化的性質。
20世紀90年代以后，為了讓ARCH模型的解釋能力更為完善，不斷有學者對ARCH模型進行完善和擴展，出現了多種變異的ARCH模型，形成了一個ARCH模型族（黃宗遠，沈小燕，2007）[8]，包括GARCH模型、ARCH-M模型、非對稱ARCH模型、冪ARCH模型、成分ARCH模型等等。由于ARCH模型族可以很好的發現引起波動狀態的因素，非常適合于描述金融市場時間序列的波動特征，所以，本文在這一小節中通過ARCH模型展開貨幣國際化對同業拆借市場帶來波動率的模型估計。
（二）數據的說明
貨幣國際化對同業拆借市場帶來的波動，是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隨著歐元的誕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繼續得到了鞏固，并形成了以美元為核心、歐元、日元、英鎊等為補充的國際貨幣體系。同業拆借的利率種類較多，期限較長，關于同業拆借市場中的數據，本文在英國同業拆借市場中選取歐洲日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歐洲美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個季度的數據在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間的數據，共103個觀測值，數據來源于歐洲中央銀行數據庫，為了減緩序列的波動程度，本文選擇對這兩個時間序列的變化率進行自然對數處理，即djpyt=LN（LJPYt/LJPYt-1）和dusdt=LN（LUSDt/LUSDt-1），LJPYt表示歐洲日元在t時刻的LIBOR利率，而LUSDt表示歐洲美元在t時刻的LIBOR利率。
（三）LIBOR利率的數據統計特征分析為了對LIBOR利率進行ARCH模型分析，也為了達到較好的模型解釋能力，首先需要對數據的基本統計特征展開分析，以觀察原始數據是否具有尖峰的分布特征，便于對下文展開分析。從圖1中可以看出，歐洲日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的變化率的Sk=-0.404207，其結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現出左偏態。而從峰度來看，K=9.844914，遠遠大于3，表明更多的變換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圍，同時部分變化率又遠離均值。與標準正態分布（Sk=0，K=3）相比，歐洲日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的變化率呈現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統計量為201.9021，P值接近于0，說明該時間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絕為正態分布的假設。
從圖2中可以看出，歐洲美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的變化率的Sk=-1.315755，其結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現出左偏態。而從峰度來看，K=8.209290，遠遠大于3，表明更多的變換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圍，同時部分變化率又遠離均值。與標準正態分布（Sk=0，K=3）相比，歐洲美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的變化率呈現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統計量為144.7616，P值接近于0，說明該時間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絕為正態分布的假設。可見，歐洲日元市場與歐洲美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呈現出尖峰的分布特征，可以在下文中對這兩個序列進行ARCH模型分析。
（四）LIBOR利率波動率模型的建立1.LIBOR利率數據的平穩性分析和序列相關分析一般而言，在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時，首要的問題是判斷它的平穩性。如果樣本呈現出非平穩的現象，那么往往會導致出現“虛假回歸”的問題。這樣，樣本之間就不會有任何意義的關系，對樣本進行回歸也會表現出較高的可決系數。本文選擇的變量數據是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間歐洲日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歐洲美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個季度公布的數據，這是明顯的時間序列，所以本文首先利用Eviews6.0統計分析軟件，對所有的變量進行ADF檢驗。對于LJPY和LUSD時間序列而言，其ADF數值都小于1%、5%和10%臨界值，因此，可以拒絕樣本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時間序列的數值是平穩的，可以繼續進行數據分析。
同時，對LJPY和LUSD時間序列展開相關性分析。通過對LJPY相關系數的分析可以知道，滯后1階、4階和6階的自相關系數較大（取絕對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JPY時間序列建立一個滯后1階、4階和6階的模型。
而LUSD滯后1階、2階和12階的自相關系數較大（取絕對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USD時間序列建立一個滯后1階、2階和12階的模型。
2.LIBOR利率分布滯后模型的OLS分析從表1中可以看出，只有LUSD（-2）的系數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水平，其他系數均通過了1%、5%和10%的顯著性檢驗水平，其他擬合的整體效果似乎不錯。
接下來，本文對殘差序列進行ARCH效應檢驗，運用p=1階的序列自相關LM檢驗展開分析，顯示結果如表2、表3所示：從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F和LM統計量所對應的概率均小于5%，可以知道F和LM的值都在臨界值的右邊，可以知道拒絕原假設，殘差序列存在ARCH（1）效應，也就是該模型的殘差序列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詳見表4。
3.ARCH（1）模型的擬合結果及分析對比前文OLS的分析結果，LJPY模型回歸的參數變得更大了，而且z統計量也變得較為顯著了，除了常數項以外，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水平。同時，ARCH（1）模型的對數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變小了，說明模型比OLS回歸可以更好的擬合數據，選擇ARCH（1）模型是合適的。
而對于LUSD模型，雖然回歸的參數LUSD（-2）和LUSD（-12）的z統計量變得不顯著了，但是，ARCH（1）模型的對數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變小了，說明模型比OLS回歸可以更好的擬合數據，選擇ARCH（1）模型是合適的。
另外，從圖3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很好的擬合了LJPY序列，殘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0.4―0.4之間。
從圖4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基本擬合了LUSD序列，殘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2-2之間。
接下來，再對ARCH模型進行異方差ARCHLM檢驗，得到結果（詳見表5、表6）：可見，對于LJPY序列，F和LM統計量所對應的概率分別為0.1958和0.1918，均大于5%，而對于LUSD序列，F和LM統計量所對應的概率分別為0.5089和0.5034，均大于5%，所以說，檢驗結果接受原假設，殘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應，也就是模型ARCH（1）消除了隨機游走殘差序列的條件異方差性。
ARCH（1）模型擬合的LJPY序列條件標準差時間序列圖5中可以看出，LJPY序列條件標準差時間序列在1994年―2009年大幅震蕩，大多數年份中超過了0.4的水平，特別是2000年前后波動加劇，最大時甚至達到了2.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動都較為平緩，基本上在0.2的水平。
從ARCH（1）模型擬合的LUSD序列條件標準差時間序列圖6中可以看出，LUSD序列條件標準差時間序列在2000年以后開始大幅波動，大多數年份中超過了0.4的水平，特別是2007年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波動幅度甚至超過了0.8，最大時已經接近到了1.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動都較為平緩，基本上在0.1的水平。這與近年來，美國政府及美聯儲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緩解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向銀行系統注入資金、降息、刺激消費者開支等諸多措施來拯救銀行系統是有關系的（陳敏強，2010）。
[9]通過以上的回歸分析，可以看出，歐洲貨幣市場中同業拆借市場的價格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變化過程中，常常表現為價格的波動，會出現價格波動率聚集的現象，即大幅度波動聚集在某一段時間，而小幅度波動聚集在另一段時間上。歐洲貨幣市場中日元的同業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前，以及美元的同業拆借利率在2007年波動率較低，說明同業拆借市場的價格保持穩定，對歐洲貨幣市場中以美元、日元計價、結算、儲備和投資的金融產品帶來風險的可能性在降低，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資者對以美元或是日元計價、結算的金融產品購買，必然會較好地促進美元與日元的國際化。
但是，歐洲貨幣市場中日元的同業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后，以及美元的同業拆借利率自2008年以來波動率較高，意味著同業拆借市場的價格出現了大幅度的變化，這必然不利于美元、日元為主體的國際金融市場穩定，貨幣國際化正通過同業拆借市場向國際金融市場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本文的這個實證分析結果已經拓展了前文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結果，所以說，金融市場中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的劇烈波動會不利于銀行業的發展，不利于國際金融市場投資的穩定，這必然影響了美元或是日元貨幣國際化的深入。同時，本文認為貨幣國際化與金融協調推進的過程中，需要引入以穩定同業拆借市場利率波動為目標的監管思路，這樣可以以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為目標來設計金融市場監管的步驟。
四、結論
通過以上的ARCH（1）模型分析，可以大致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結論：第一，2000年以來，隨著全球離岸金融市場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歐洲日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和歐洲美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的時間序列具有隨機游走的趨勢，而且波動的程度還在不斷擴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會為貨幣國際化背景下的金融市場正常運行帶來風險。
第二，從ARCH模型擬合的歐洲日元市場3個月期的LIBOR利率時間序列中可以看出，實際值、擬合值和殘差值具有群集性特點，國際金融市場中的LIBOR利率存在ARCH效應。
第三，同業拆借市場中價格的波動對國際金融市場帶來的風險，是發行國際化貨幣國家和使用國際化貨幣國家決策者和監管當局需要密切關注的對象，這個風險會影響到貨幣國際化進程地深入。而關于貨幣國際化后離岸金融市場中風險的監管模式，本文認為可以引入以穩定同業拆借市場利率波動為目標得監管思路，也就是基于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目標來設計監管的體系和步驟。這樣，通過有效確定國際化貨幣的金融市場監管目標，可以在極大程度上加強對同業拆借利率地監控，并且準確無誤地把監管目標責任委托給監管機構，以在極大程度上避免貨幣國際化對國際金融市場帶來的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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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內部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其基礎是企業內部分工；其核心是一系列具有控制職能的方式、措施及程序。它是現代企事業單位在對經濟活動進行管理時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控制機制。小企業是國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和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建立和完善小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具有與大中型企業同等重要的意義。然而，許多小企業的內部控制問題非常突出，進而影響了小企業的經濟效益，阻礙了小企業的發展。
一、小企業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
（一）對內部控制重視不夠，認識不足，內部控制成為擺設
很大一部分小企業家都是依靠機遇和冒險精神開始逐步完成原始積累的，而國有小企業的領導很大部分都是由行政部門調過來的，他們往往不太重視內部控制，對內部控制缺乏了解，內控意識不強，認為內部控制的建設和管理會制約企業的發展。雖然也有企業建立了內部控制制度，但沒有認識到其是一個動態的系統，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業務的拓展，原先完善的內控已不再適應企業的發展，當其出現問題時沒有及時加以糾正。甚至有的企業在不了解其自身情況的前提下，照搬其他企業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把建立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定位在應付上級部門檢查上，不能很好地落實執行，形同虛設。
（二）不相容職位沒有分離，崗位設置缺乏牽制
在小企業中，由于企業規模小，企業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慮，盡可能少用人，用能人，經常出現一個人來承擔多項工作，這其中就出現很多不相容職務于一身的情況。開票、收錢、填憑證、審核、記賬都由一個人來完成，從表象上看似乎步驟減少了，時間節省了，成本下降了，殊不知，這種違規操作既不能真正提高企業效率，還可能導致企業資金流失，滋生貪污舞弊行為，給企業的資產安全帶來很大的隱患。
（三）內部審計弱化，外部監督不足
小企業內部通常沒有建立相應的內部審計機構，有的企業雖然建立了內部審計機構，企業的負責人“家長式”、“一言談”的工作作風，認為該機構的職責就是找“茬”，因此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約，很難公平、公正的開展工作，無法真正發揮監督的職能。而小企業的外部信息使用者主要集中在政府、金融機構和稅務等部門，由于其信息使用者較少，因此外部監督的力度和次數都明顯不足。這就造成了企業內部管理混亂，私設“小金庫”現象普遍，坐支現金，賬證、賬實、賬表不符，違規違紀，弄虛作假現象嚴重。
（四）風險控制非常薄弱
我國許多小企業對于來自外部的風險機會沒有控制，對于2008年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很少有企業采取規避匯率風險的措施，導致出口外貿的企業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出現很大的虧損。2008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機，許多的中小企業由于資金鏈的斷裂，加上財政政策銀根緊縮，融資困難，許多的中小企業都倒閉
了。
二、完善小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對策
（一）職責分工控制
職責分工控制一般指不相容職務分離控制。所謂不相容職務，是指那些如果由一個人擔任既可能發生錯誤和舞弊行為，又可能掩蓋其錯誤和舞弊行為的職務。不相容職務主要包括授權批準與業務經辦、業務經辦與會計記錄、會計記錄與財產保管、業務經辦與稽核檢查、授權批準與監督檢查等。對于不相容的職務如果不實行相互分離的措施，就容易發生舞弊等行為。不相容職務分離的核心是內部牽制，因此，小企業在設計、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時應明確職責劃分，做到既不留死角又使各個崗位和人員之間不交叉、沖突，應讓每個員工了解自己的工作和要求，應當明確授權部門和人員的權限，禁止越權，并制定有明確的獎懲辦法，對違反企業管理制度的員工按規定進行處罰，在不能做到職責劃分的情況下，應當加強事后的檢查監督。
（二）授權批準控制
授權批準是指企業在辦理各項經濟業務時，應該經過規定程序的授權批準。批準形式通常有常規性授權和臨時性授權之分。常規性授權是指企業在日常經營管理活動中按照既定的職責和程序進行的授權，用以規范經濟業務的權力、條件和有關責任者，其時效性一般較長。臨時性授權是指對辦理例外的、非常規易事件的權力、條件和責任的應急性授權。小企業應該建立授權批準體系，明確授權批準的范圍、層次、程序及責任。
（三）會計系統控制
會計系統控制主要是通過對會計主體所發生的各項能用貨幣計量的經濟業務進行記錄、歸集、分類、編報等而進行的控制。其內容主要包括建立會計工作的崗位責任制，對會計人員進行科學合理的分工，使之相互監督和制約；按照規定取得和填制原始憑證；設計良好的憑證格式；對憑證進行連續編號；規定合理的憑證傳遞程序；明確憑證的裝訂和保管手續責任；合理設置賬戶，登記會計賬簿，進行復式記賬；按照《會計法》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的要求編制、報送、保管財務會計報告。對于小企業首先按照《會計法》要求設置會計賬簿，不做假賬，其次記賬、出納、保管等不相容業務，應盡量由不同人員擔任，如人員有限，也應保證管賬的不管錢，管錢的不管賬，同時應建立復核制度。
（四）預算控制
預算控制的內容涵蓋了企業經營活動的全過程。企業通過預算的編制和檢查預算的執行情況，可以比較、分析內部各企業未完成預算的原因，并對未完成預算的不良后果采取改進措施，確保各項預算的嚴格執行。在實際工作中，預算編制不論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其決策權都應落實在內部管理的最高層，由這一權威層次進行決策、指揮和協調。小企業應當建立預算控制，確立預算目標，并組織實施，輔之以對等的權、責、利關系，由內部審計部門等負責監督預算的執行，對預算執行的好壞進行獎懲。
（五）財產保全控制
小企業應嚴格限制未經授權的人員對資產的直接接觸，只有經過授權批準的人員才能接觸該資產，一般情況下，對貨幣資金、有價證券、存貨等變現能力強的資產必須限制無關人員的直接接觸。定期對實物資產進行盤點，并將盤點結果與會計記錄進行比較，盤點結果與會計記錄如下一致，可能說明資產管理上出現錯誤、浪費、損失或其他不正常現象，應當分析原因、查明責任、完善管理制度。妥善保管涉及資產的各種文件資料，避免記錄受損、被盜、被毀，對重要的文件資料，應當留有備份，以便在遭受意外損失或毀壞時重新恢復，這在計算機處理條件下尤為重要。有條件的小企業應對資產投保（如火災險、責任險等險種）增加資產受損后的補償機會，從而保證資產的安全。
（六）內部報告控制
內部報告控制是為了提高企業內部管理的時效性和針對性而實施的控制。小企業應當建立內部報告控制制度，要有反映部門、人員經管責任，且形式、內容簡明扼要信息反饋迅捷高效的內部報告。常見的報告方式有例行報告、實時報告、專題報告、綜合報告等。常見報告類型有資金分析報告，包括資金日報、借款還款進度表、貸款擔保抵押表、銀行賬戶及印鑒管理表、資金調度表等；經營分析報告；費用分析報告；投資分析報告；資產分析報告；財務分析報告；特定內容專報等。內部報告可以是日報、周報、月報、季報、年報等。小企業一旦建立了內部報告控制，企業領導能很快地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就能對所面臨的問題快速做出反映，并做出決策，提高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
（七）信息技術控制
小企業在信息時代中要生存，特別是進入WTO后，信息技術尤為重要。小企業應實現內部控制手段的信息化，盡可能地減少和消除人為操縱的因素，變人工管理、人工控制為計算機、網絡管理和控制，要加強對企業自身系統開發及維護人員的控制，還要加強對數據和文字輸入、輸出、保存等有關人員的控制，保障電子信息系統及網絡的安全。
（八）人員素質控制
人是觀念創新的根本和靈魂，企業制定經營目標，設置核算機制，都必須依靠人的創造性工作。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新觀念，要求企業內部控制要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依靠提高人的綜合素質、道德水準和法規意識，充分發揮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達到內部控制的最佳效果。內部控制的成敗取決于企業員工的控制意識和行為，企業領導者注重內部控制，注重對企業員工的研究，尊重員工的心理需求，強調溝通和管理交流，便能減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隔閡，形成強大的企業合力，促進整個企業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三、結論
在我國加入WTO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及世界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機會與挑戰并存的情況下，小企業應根據自身的特點和發展的目標相結合，找出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只要各小企業重視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建設，按照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標準不斷對其進行效益評價和修改，分析原因，總結經驗，結合自身特點來開展工作，各小企業將會建立與健全適合自身發展的內部控制制度，推進企業的發展，完善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增強企業的競爭實力，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小企業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也會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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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圖分類號：F40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2
一、引言
無形資產本身并不具有實體性，它的存在主要通過知識形態并且是一種很重要的經濟資源。由于企業資產的組成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無形資產對企業的發展與壯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一樣，企業可以通過對其所擁有的多種無形資產進行謀劃與運營，使其價值得到最大的增值。結合電科院的實際情況，本文采用對科研成果資本化運營、科研成果增值交易等可以使電科院的科研成果得到增值的方法進行了研究。
首先，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電科院可以通過使用其科研成果等無形資產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獨資創辦企業，合辦企業，科研成果入股，利用無形資產資本擴張等方式進行資本的運營，使電科院的無形資產的價值得到增值。
其次，電科院可以靈活對其科研成果等無形資產進行市場化交易，使無形資產得到增值。其方式包括通過對其科研成果的轉讓以及科研成果的許可使用，為電科院帶了收益，完成無形資產的增值。
二、科研成果的資本化運營管理模式研究
1.利用科研成果自辦企業。科研單位自辦企業，是科研單位使用自身已有的技術、材料和設備并且出資辦企業，將其所擁有的先進技術應用于技術產品的生產，并將生產的產品通過一定的渠道出售從而獲得收益。
電科院有著堅實的科研基礎，經過多年積累，掌握了較為豐富的科研資源。同時，電科院的研發隊伍，具有學歷、水平較高、科研思路先進這一特點，并且已經掌握了先進的科研技術。經過長時間累積，使科研設施和科研手段在研究與實踐中得到了改進與提高。目前科研單位通過自辦企業進行科研成果轉化，用取得的效益來補充科研經費的不足，這一方式得到了國家鼓勵和支持。電科院具有國企的背景，企業規模相對較小，經營風險不大，從銀行得到貸款的速度相對較快難度相對較低，企業的資金鏈便得到了保障，保證了企業日常的良好運轉。因此電科院應充分利用其自身所具有的獨特優勢，以轉化科研成果并實現產業化為目的，創建具有多項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企業，面向市場，為電科院獲得盈利。
由于電科院創立的公司系國有獨資企業，不設股東會。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設立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依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職權[1]。股東會職權的行使以及公司重大事項的決定，均由董事會操作，董事會成員由電科院派出；監事會進行監督與控制，其成員來自公司委派的成員和職工代表；戰略的進行和日常事務管理有總經理負責，總經理由董事會聘任。電科院改變過去由院長管處長，處長管經理的模式，通過派出董事會和監事會代表、制定相關管理規章制度等手段加強對自辦公司的監管。
對于電科院來說，出資創辦企業，首先要明確自身的技術優勢，將與電力相關的技術產品作為其未來重點研發方向。同時可以利用所擁有的科研成果通過取得銀行貸款等方式融資，辦理相關注資手續，并向工商、質監、稅務等部門提交相關的材料進行注冊，完成相應的程序。
電科院自辦企業，其益處體現在：（1）電科院自行實施產業化，不存在與其他企業合作的模式，所以其新的科研成果轉化生產的速度較快，并且有效的減少了產業化過程中的技術障礙。（2）因為電科院有著強大的科研團隊，在企業的對技術支持和后續開發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夠通過快速的對科研成果進行優化升級，更好地迎合市場。
電科院自辦企業這一模式所存在的問題有：（1）如果電科院自辦企業，那么電科院必須解決如建立銷售渠道、良好的生產管理、資金的籌措和運作等實際問題。（2）電科院自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很多來自于科研戰線，許多人缺乏企業管理的必要知識與經驗，即使具備良好的態度與熱情，但大多數都無法成為合格的管理者。（3）電科院自辦企業在發展初期，其自身資源，能夠取得一個良好的發展勢頭。但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與電科院的特殊關系卻束縛了經營者的膽略，使企業和管理者失去了做大做強的氣勢。
2.利用科研成果合作創業。科研院所可以將評估后的科研成果作為資本投入進行企業創業，即合作創業。電科院可以通過合伙制合資企業這種方式進行科研成果的合作創業。合伙制合資企業這種合作形式是通過合同形式而不是股權安排來明確合作中的責任和關系，例如技術研發、管理合同和特許專營權等，其實施共同控制的程度依其合同條款，取得利潤也依據合同條款分配[2]。
電科院合作創業的益處體現在：（1）通過簽訂契約進行合作，其合作方式靈活，能夠促使科研成技術快速的產業化。（2）電科院與他人合作能夠使電科院將自身的技術優勢與他人擁有資金、渠道和經營企業經驗等優勢形成良好的結合，從而有效避免了科研成果產業化中技術障礙、市場銷售障礙的出現。
電科院合作創業這一模式所存在的問題有：（1）公司分裂。當電科院與其他投資者合作設立企業，當企業效益下滑時，其內部雙方就會產生矛盾，某一方很可能去做有損害企業利益的事。甚至個別經營者為了個人利益利用非常規手段而侵害公司的利益。（2）對于科技成果的價值如何確定以及升級優化后的技術成果權屬分配，這些問題容易引起電科院與合作企業之間的糾紛。
3.利用科研成果入股。科研成果入股是指電科院將其所擁有的科研成果，經過專業評估之后，以股份的形式與其他企業進行利益共享，承擔共同的風險，形成一個聯合體，同時其利益和責任根據股權結構來明確。
電科院經過多年的發展，擁有大量的先進技術等科研成果，可以將科研成果作為非貨幣資產對一些需要電科院技術的企業進行作價出資，去獲得一定的股份參與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并按股權獲得收益
電科院利用科研成果入股這一模式的益處包括：（1）電科院擁有企業股份，全程參與企業的經營，能按期得到分紅；（2）對合作企業來說，面臨的風險較小，合作企業所支付的股權知是一種虛擬的價值，如果科研成果轉化情況不好，企業收益情況不好，技術股權雖然什么收益，但企業幾乎等于沒有支出[3]。
電科院采用科研成果入股這一模式所存在的問題有：（1）只有當科研成果的價值足夠大，在企業中所占股份才能達到一定比例，電科院位才能獲得公司決策管理的權力；（2）技術價值評估困難，公允的技術評估價值難以獲得，因此科研成果所帶來的直接效益無法準確預測。
三、科研成果的交易增值模式研究
1.電科院科技成果的轉讓。科研成果的交易可以通過出讓、許可使用權等方式，從而實現科研成果的增值。權利人在技術型知識產權研發成功后可能由于不具備相應的生產能力，權利人可以通過出售、租賃等方式實現技術型知識產權的價值。
電科院也在長期的工作中掌握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因此電科院可以在對科技成果的運營時通過借助簽訂、合同進行有償轉讓，這是電科院將其所擁有的受法律保護的知識產權資本通過許可證協議或合同轉讓等方式允許受讓方使用該種無形資本的一種商業交易方式。在這一種模式下，電科院既獲提升了社會知名度又得到了繼續科研的資金支持，并且使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難題和困境得到了解決，實現了資源的最大優化率。而企業借助高校的科技成果改進技術，優化結構，降低生產和運營成本，實現最大投資回報率和獲取高額利潤[4]。
電科院科技成果轉讓的優勢體現在：（1）這種模式實現了技術成果創造與實施轉化的分離，有利于研究創造者與實施產業化者分別發揮各自的優勢。（2）交易程序較為簡單，電科院與合作的企業只需就價格等相關事宜進行談判，簽署合同就完成了合作。（3）對電科院說，迅速獲得現金收入，可以解決資金需求的燃眉之急，所承擔的風險也相對較小[5]。
電科院科技成果轉讓的問題主要是：（1）該技術成果往往只能有一個買主，這使得買家要支付較多的費用，但電科院所得價款卻并不多。（2）科研機構的科研與市場實際需求不對口，企業發展中所遇到的難題可能十分的復雜，其超出了電科院的科研能力。
2.電科院科技成果的許可使用。因為電科院掌握了大量科研成果，因此電科院可以繼續對其所有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權進行使用，同時授權許可其他企業在使用該專利技術。這種方式下科研成果所有權不轉移，企業通過支付使用費獲得科研成果使用權，高校通過收取使用費獲得收益。
電科院科研成果租賃的優勢在于：（1）實現了技術成果創造者與技術成果使用者的分離，更好地發揮創造者與使用者彼此的優勢。（2）電科院可以向多人多次轉移科研成果使用權，同時被許可人交付的科研成果使用費相對較低，而電科院的收費總量卻較高，大大提高了雙方合作的滿意程度。
電科院科研成果租賃的所面臨問題是：（1）如果過度許可他人使用技術成果，會造成高技術使用泛濫、被許可人生產的產品滯銷。（2）另外，購買方在購買一些保密的科研成果時，必須要對該項技術有全免的了解以及詳細的認識，才能夠有效地對這些科研成果進行消化。
四、結論與建議
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電科院可以通過使用其科研成果等無形資產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獨資創辦企業，合辦企業，科研成果入股，利用無形資產資本擴張等方式進行資本的運營，使電科院的無形資產的價值得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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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會計職業判斷具有靈活性和智慧，是財務報告的精髓部分。高水準的判斷是會計職業的要求，而且會計準則的有效實施離不開職業判斷。新會計準則的出臺，也對職業判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判斷質量直接關系到會計信息質量。國內外對會計職業判斷的研究主要從會計職業判斷與會計準則的關系，會計職業判斷的影響因素，會計職業判斷過程，會計職業判斷結果這四個方面展開。
一、會計準則與職業判斷互動研究
（ 一 ）國內會計準則與職業判斷互動研究 我國會計職業判斷的研究比較晚，2000年以后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留給職業判斷的空間。目前關于職業判斷在準則中具體運用的研究涉及到資產減值，或有事項，收入確認，借款費用，債務重組，非貨幣易，關聯方交易等具體準則。一般是通過解釋準則的具體規定來分析哪些情況下需要職業判斷，以及如何進行判斷。程小琴（2007），趙紅英（2007）等人研究了公允價值與職業判斷的關系，分析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多重性，認為公允價值的計量離不開職業判斷，會計職業判斷是公允價值運用的基石。在職業判斷引導機制與準則的結合研究方面，張世興（2004）分析了會計職業判斷引導體系的內容及構成，認為會計職業判斷引導體系分為權威性引導和非權威性引導，內容上包括指南，解釋，公告和補充等。鄭山（2005），從影響會計職業判斷的主要因素入手，對部分企業在執行會計制度中濫用職業判斷的原因及手法進行分析，從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公司治理，會計監管，會計人員素質等多方面提出了提高會計人員職業判斷能力和會計信息質量的對策。對于準則制定與會計職業判斷，劉金星等（2006）對英美會計職業判斷的基礎條件，實施范圍，程度及其效果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會計職業判斷的基礎條件――會計準則對會計職業判斷有較大的影響。因而得出對我國的啟示是：準則的制定應偏向原則導向模式，會計職業判斷應逐步推行。
（ 二 ）國外會計準則與職業判斷互動研究 早期的審計研究表明，在沒有明確的正確標準時，對相同問題達成的判斷共識可以看作對準則的“替代”，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準則提供了個體判斷正確性的最重要來源。Watts和Zimmerman進行了實證研究，一方面政府及監管機構會通過各種管制等手段對企業施加影響；另一方面，對準則制定者而言，試圖在公告中涵蓋所有會計實務規則是不可能的，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意味著準則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總是落后于實務創新，職業判斷可以通過個體或群體的經驗技能暫時彌補制度的空白，并對新準則的制定起到實驗作用。對于那些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的準則，預先暗含的職業判斷空間也為準則制定者抵御外界壓力并將責任推卸給判斷主體提供了辯解的借口。可見，準則傾向于反映政治和成本效益妥協的結果，而并非一定是最佳的實務。這些研究表明準則和判斷之間存在微妙的關系，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對職業判斷與會計準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對《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手冊》以及非加拿大準則要求的判斷分類進行了歸納。包括提及“判斷”的措辭，要求作出選擇的判斷，條件句是否適用的判斷，有關詞語含義的判斷，準則的實質要求作判斷。該研究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得出了職業判斷過程，判斷中的復雜問題等多方面的結論。
（ 三 ）研究評述 我國對會計準則和職業判斷的互動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操作和具體運用方面，并且多從具體準則入手，或者研究準則整體的架構與制定，很少分析準則中關于職業判斷的語言表述，也沒有對準則應如何引導職業判斷提出明確的建議。國外的研究直接涉及準則與職業判斷互動的不多，隨著會計準則的國際化，準則中職業判斷空間的爭奪也更加復雜。
二、會計職業判斷影響因素研究
（ 一 ）國內會計職業判斷影響因素研究 許家燕、楊親（2003）把會計職業判斷的影響因素分為主體因素，客體因素和環境因素。主體因素包括知識和經驗，需要和動機。客體因素包括問題的復雜性，重復性，規范程度、類型和要求的判斷質量。環境因素包括法律法規，職業道德，公司治理，生產經營特點等。邱丹、戴蓬軍（2007）從組織行為學中的個性心理特征角度來分析個性對會計職業判斷的影響。影響會計人員職業判斷的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氣質，性格，能力，價值觀和態度。氣質分為膽汁質，多血質，黏液質和抑郁質四類。性格按個性的獨立性程度分為獨立型和順從型。判斷的能力包括知識和經驗兩方面。對于價值觀，認為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判斷行為。對于態度，認為最重要的是工作滿意度，其與職業判斷質量成正比例關系。趙馨燕（2006）從行為學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影響會計人員職業判斷行為的心理因素和環境因素。影響行為的首要心理因素是追逐經濟利益的需要和動機，其他影響因素包括會計個體的價值觀，知覺，個性因素等。環境因素分為有形因素和無形因素。有形的微觀因素包括企業的組織形式，企業的經濟結構，企業行為，管理當局的素質等。有形的宏觀因素包括經濟環境因素，政治環境因素，法律環境因素。無形因素是指社會文化環境及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許燕（2006）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考察，將會計職業判斷作為一種心理活動過程，分析了影響會計職業判斷質量的判斷情境，即任務環境，激勵與壓力。作者把任務環境分為了簡單靜態型，復雜靜態型，簡單動態型和復雜動態型四類來考察。并列舉了影響判斷過程的任務環境信息的其他特性，如次序效應，信息的數量，信息的表現形式，信息的一致性等。
（ 二 ）國外會計職業判斷影響因素研究 國外對職業判斷影響因素的研究包括環境因素和人的因素兩個方面。Craig和Michae（1988）研究了不確定性對判斷結果評價的影響。人的因素主要指影響判斷個體的心理因素。Robert（1990）采用實驗研究的方法，檢驗了財務激勵，績效反饋，以及對公正性明確的要求對會計和審計決策的影響。并且將這三個因素與可獲得的決策幫助信息結合進行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當不存在決策幫助信息時，這三個因素的存在都會增加決策的準確性，減少決策的多樣性。當存在決策幫助和內含的績效標準時，判斷主體傾向于在決策過程中使用決策幫助。但是當可獲得同樣的決策幫助，并提供激勵時，再提供反饋或要求公正性時，對決策幫助的依賴和決策的準確性會降低，而判斷主體決策的多樣性會增加，結合激勵與反饋因素也會得到相同的檢驗結果。 Karl（1983）對會計系統中的壓力因素進行研究，詳細論述了壓力的好處和影響，壓力與控制，對壓力的預見性，壓力與績效，以及對壓力的管理等，認為當壓力增加時，工作績效會先變好，當壓力繼續增加時，工作績效就會變壞。而對壓力進行預見和控制是有好處的。適度的壓力對會計人員也是有好處的。斯科特．普勞斯（2005）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一般意義下的決策和判斷進行研究。斯科特總結得出選擇性知覺，認知不協調性，記憶和事后聰明式偏差，情境依賴性，問題的可塑性，問題的措辭和框架，直覺，社會因素，群體決策，過度自信，自我實現預言，行為陷阱等多個方面都會影響判斷和決策。
（ 三 ）研究評述 國內研究偏重于對所有影響因素的整體論述，沒有對某一方面的因素進行詳細的研究。而且這些借鑒的研究成果在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是否存在特殊性等都沒有進行實際的調查研究。國外的研究比較注重實驗和調查的方法，對某一具體的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對影響因素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作用缺乏整體的把握。
三、會計職業判斷過程研究
（ 一 ）國內會計職業判斷的過程研究 我國對職業判斷過程的研究一是對判斷程序的研究，關注判斷的步驟和方法；二是對判斷過程中應遵循的原則和目標進行研究。一般認為會計職業判斷的原則包括客觀性，合法性，公允性，適用性，公正性，效益性，謹慎性等。許燕（2006）將會計職業判斷的目標分為終極目標，可操作性目標和具體目標三個層次。終極目標是指真實，正確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狀況；可操作性目標是指合法，公允地進行會計處理和財務報表編制；具體目標依據具體的會計判斷事項不同。劉昱杉（2007）借鑒Brown Collins的思想將會計職業判斷過程分為六個階段：語義判斷――尋找判斷依據――確定目標――實質性判斷――對重要事項的判斷過程和重要的判斷步驟進行復核――會計處理和披露。
（ 二 ）國外會計職業判斷的過程研究 Michael 和Gibbins（1984）依據心理學和會計審計研究的成果，形成了對會計職業判斷機理的理論觀點，提出了大量的觀點，推論和研究假設。作者將會計職業判斷分為常規判斷和非常規判斷進行考慮。對于常規判斷，從判斷者的經驗，刺激因素，判斷過程，決策行為和反饋這四個方面共提出了18項假說，對于非常規的判斷共提出了3項假說。基于判斷者經驗的假說認為，經驗是一種模式作為長期記憶存儲，可以對判斷形成指導。基于刺激的假說認為判斷是對感知的反應，學習和感知不同，判斷就不同。判斷過程的假說認為判斷是一個持續的遞增的過程；判斷是有條件的，判斷程序基于所感知到的信息；判斷過程始于對模式的搜尋，這種“搜索――取回”程序是“線索――驅動”型的。 對于決策行為的假說認為，模式規定了有意識的反應選擇，行動和選擇被有意識地連接起來。對非常規判斷的假說認為，有意識的判斷是對環境的反應，完全有意識的職業判斷并不常見。
（ 三 ）研究評述 國內研究對判斷的心理過程和心理效應涉及地比較少，沒有集中進行研究，分散在影響因素，判斷結果評價等的論述當中。而國外的研究對判斷的心理過程和判斷步驟都有比較詳細的論述。但是國內外研究的共同問題在于，這些明顯合乎邏輯的理性的決策制定模型和判斷步驟能否用于理解和指導真實的決策和判斷過程。
四、職業判斷結果研究
（ 一 ）國內職業判斷結果研究 有學者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法結合層次分析法對會計人員職業判斷績效進行綜合評價。一般采用的是二級模糊綜合評判，將會計職業判斷績效的影響因素分為經濟業務因素，企業組織因素，會計人員因素。經濟業務因素包括結構和不確定因素這兩個指標；企業組織因素包括組織形式，生產經營特點；會計人員因素包括業務素質指標和職業道德指標。各因素的權重通過層次分析法確定。許燕（2006）對會計職業判斷的質量進行研究，總結了會計職業判斷的評價標準，包括一致性，穩定性，理由充分性，中立性和事實可驗證。并且對會計職業判斷偏誤進行分析，從信息獲取階段，信息加工階段，信息輸出與反饋階段對判斷偏誤進行考察，總結了易得性，選擇性注意，隧道效應，心理狀態，自利性歸因，過度自信等偏誤產生的原因。
（ 二 ）國外職業判斷結果研究 Waller和Felix（1984）研究了審計師能否從經驗中學習的問題。Bosk（1979）研究了對錯誤的歸類如何影響從錯誤中學習。Craig和Michael（1988）通過對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荷蘭的不同職位的公共會計師進行調查，研究了職業判斷的質量的問題。（1）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不能保證預期的結果會出現，因此，事前的任何關于判斷好壞的評價都是基于過程的。（2）事后的評估考慮行動的效率和結果，而忽視過程。（3）結合兩種視角就是要考慮判斷的過程和結果的公正性。該研究的第一部分對公共會計師認為的“什么是好的職業判斷”進行調查，并要求被調查的會計師將這些因素歸入12類。 對這些類別進行評分的結果表明不同職位的公共會計師認為的好的判斷的因素不同，但是回復者都認同的重要的因素包括：證據，分析，產生好的結果，最大化好結果的可能性，最小化壞結果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作者依據調查數據對熟悉程度和結果對公正性要求的影響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表明不熟悉環境下對公正性有更多要求。合伙人對公正性的需求更多的與保證判斷結果有關，而不是與減少事前判斷的不確定性有關。消極結果出現的可能性增加，則合伙人對公正性信息的需求單調增加。對于非合伙人，公正性的需求可能隨消極結果出現的可能性而單調增加，也有可能呈倒U型變化，當積極結果和消極結果的可能性相等時，達到峰值。
（ 三 ）研究評述 國內外對判斷結果的評價的研究主要關注定性的指標。我國對評價指標的選擇多基于對判斷影響因素的研究。而且也沒有對處于不同環境（包括組織性質，職位，經驗等）的會計執業人員對判斷結果的評價進行調查研究。國外的研究沒有清楚區分會計職業判斷和審計職業判斷，而對于這兩類判斷，在評價判斷結果時考慮的因素是有區別的。
五、啟示與展望
（ 一 ）研究方法的多樣化 我國對職業判斷的研究多采用規范方法，很少運用實證的方法，進行實驗研究和調查分析。只有部分學者針對準則的制定和執行進行了問卷調查，而直接針對職業判斷進行的調查研究較少。從研究文獻看，對現狀的分析和職業判斷中存在的問題還是只有比較籠統的論述，而且對職業判斷與準則之間的關系也沒有深入的分析。因此我國對職業判斷的進一步研究應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調查研究：（1）結合準則的運用對職業判斷中可能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分不同的會計執業人員進行調查。（2）對會計職業判斷的過程進行調查研究和實驗研究。
（ 二 ）研究內容的深化 目前會計職業判斷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會計職業判斷與會計準則，判斷主體的個體行為和群體判斷行為，判斷過程及判斷中存在的問題，判斷的影響因素。國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到職業判斷的研究中，并沒有對會計職業判斷和審計職業判斷分別進行研究。而會計師與審計師在會計判斷和審計判斷中的角色，判斷的過程，判斷依據的標準，判斷風險等方面都有區別，因此需要結合會計準則與審計準則，對會計職業判斷與審計職業判斷進行比較研究。我國對于判斷主體的職業判斷行為的研究借鑒了國外關于行為學和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成果。由于文化背景，組織環境，法律環境的不同，這些研究成果不一定完全適用于我國的情況。因此需要結合我國的環境對不同層次的會計人員的判斷行為和判斷心理進行研究。如組織內部的激勵政策，組織目標和行為規則對會計職業判斷的影響；公司治理結構對會計人員角色的影響等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由于職業判斷是一種連續的行為，而且很多情況下是基于經驗的無意識的判斷，職業判斷程序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判斷過程。對判斷程序和判斷原則目標的進一步研究應考慮如何結合判斷行為與準則的研究成果對實際的判斷工作進行指導；是否應在準則中對職業判斷進行明確的定義；是否應該將判斷的原則，目標在準則中予以說明；是否可以利用判斷的程序引導有意識的判斷。對職業判斷結果的研究并不多。我國一些學者提出用模糊評價法對判斷績效進行評價，而指標權重多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實用性并不強。國外一些認知心理學，行為心理學對判斷結果的研究多涉及反饋對判斷結果的影響，反饋與從經驗中學習的關系，以及判斷錯誤的原因，特點及其動機等。筆者認為對職業判斷結果的研究還可以從立法的角度考慮，是否需要對職業判斷行為作出法律上的規定。如何評判正當的職業判斷與濫用職業判斷的操縱行為。會計師和審計師如何對其職業判斷行為進行辯護等。
（ 三 ）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職業判斷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對職業判斷的研究也要從多角度出發，結合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對職業判斷的研究不僅需要與心理學，行為學相結合，還可以涉及社會學，法學，以及組織理論等多方面。并且還應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判斷行為進行綜合的研究。因此研究應該宏觀，中觀，微觀各個維度并重，既有具體分析，也有整體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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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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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酬及薪酬管理體系
(一)何為薪酬
通俗的講，薪酬就是勞動者或員工為企業或組織通過勞動或工作所得到的報酬。它包括工資、獎金、補貼、津貼、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其它各項福利收入。薪酬就其總體而言，可分為基本薪酬、可變薪酬和間接薪酬。基本薪酬:指員工通過為某個組織工作所獲得的比較穩定性的報酬，在通常情況下，其它薪酬如可變薪酬和間接薪酬都是以基本薪酬為依據來確定的。可變薪酬:又稱為浮動薪酬或獎金，它是與員工工作所取得的成績或者是工作效率直接掛鉤的部分，在現代企業中，企業員工的績效己經引申為員工團隊的績效，企業的管理者認為，只有最大限度地發揮員工團隊或員工群體的績效，才能最大限度地為企業創造效益。間接薪酬:指員工福利或者是組織為員工提供的福利，如失業金、養老金、午餐費、醫療費、退休金、利潤分紅、股權、期權、帶薪度假、免費交通、廉價住房等。
薪酬對企業而言是企業總成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能夠為企業帶來預期收益的資本，是用來交換勞動者勞動的一種手段。如何設計和管理薪酬的整個分配和運作過程一一評價員工的工作績效、促進勞動數量和質量的提高、激勵員工的勞動積極性，使企業獲得最大限度的回報，就成為企業管理者的重要職責。對員工來說，薪酬是他們從企業獲得相對滿足的過程，薪酬是維持生活、提高生活質量的重要前提。薪酬中經濟性收入的多少就能極大影響員工的行為和工作績效。可以說，薪酬對任何企業而言都是十分重要，一個企業欲向外界吸引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所制定的工資標準在社會上有無競爭力;一個企業欲留住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工資標準能否為其員工所認可。經濟性報酬會在中短期時間內激勵員工并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但是經濟性薪酬不是萬能，非經濟性的報酬對員工的激勵是中長期，是最根本的。企業應把經濟性報酬和非經濟性報酬結合起來激勵員工，讓員工感受自己的價值并看到自己的發展前景，為企業努力工作。
(二)薪酬管理系統
1.工作分析。是確定完成各項工作所需知識、技能和責任的系統過程。它是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源管理工具，是薪酬設計不可或缺的基礎。在完成了工作分析之后就要進行組織設計、層級關系設計和崗位設計并編寫崗位說明書。
2.崗位價值評估。通過分析比較企業內部各個職位的孰輕孰重，以確定企業內部的職位工資等級序列，并為外部薪酬調查建立統一的職位評估標準。
3.員工能力評估。該環節依據有關標準或模型對員工進行實際能力素質的評估，是判斷員工對該崗位是否勝任或勝任程度的重要手段。員工能力評估有三個目的:一是判斷某一員工是否勝任該崗位;二是判斷員工勝任該崗位的程度;三是完成對該員工的薪酬定位。
4.薪酬調查。一是調查社會上勞動力市場的平均薪酬水平，以此作為本企業確定工資薪酬標準的參照。二是調查與本企業有競爭關系或同行業類似企業的工資薪酬標準。若無上述比較與參照，薪酬定高了會影響企業的效益，薪酬定低了會發生企業員工流失，同時該企業因薪酬太低而無法在勞動力市場招聘員工。
5.薪酬結構設計。企業在設計薪酬結構時要考慮以下五方面的因素:企業內部層級關系、員工個人的技能和資歷、工作時間、個人績效、福利待遇。
6.薪酬系統實施。在實施過程中，及時的溝通、必要的宣傳或培訓是保證薪酬改革的重要因素，從根本上講，建立慚酬管理制度》是薪酬系統有效實施最根本的保證。
7.反饋。在薪酬系統的實施過程中，要對薪酬系統的執行效果進行評估，就薪酬系統對內是否具有激勵性、對外是否具有競爭力、員工對該薪酬系統是否滿意等方面收集反饋意見。
8.調整。根據信息反饋情況，為了保持薪酬系統的科學合理，要及時進行薪酬系統的調整工作。其實，這一環節的工作在整個薪酬系統中是至關重要。一般來講，薪酬結構在設計之初是很難達到非常科學合理的程度，即使在設計之初還比較合理的薪酬系統，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也會逐漸失去其原有的科學合理性，需要進行及時必要的調整。
二、企業薪酬分配理論發展歷程
(一)傳統的薪酬管理理論
1.早期的工廠制度。在前工業革命時期，當時的工人習慣于家庭或農村生活，不喜歡接受工廠管理的約束，工作時間隨意性大，工廠面臨的最大困難在于培養‘工業習慣’，。雇主們:一方面盡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資，讓工資穩定在最低水平上，使工人剛剛能夠維持生計，迫使工人到工廠做工;另一方面為了吸引熟練的技術工人，雇主又不得不為工人提供穩定的較高水平的工資。雇主們就采用了各種不同的物質刺激方法。在這個時期，工廠薪酬的支付沿用了家族制簡單的計件付酬辦法，當時也有部分企業采用團體計件計劃。為了充分發揮工資的激勵作用，巴比奇提出的利潤分享計劃，一是工人的部分工資要根據工廠的利潤而定;二是工人如果能提出任何改進建議，就應獲得另外的好處，即建議獎金。按照利潤分享計劃，工人作業組合將會采取行動，淘汰那些使他們分紅減少的不受歡迎的工人。在工廠制度逐步成熟的過程中，企業主己經意識到薪酬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科學管理階段。1895年，弗雷德里克·W·泰羅提出了差別計件工資制度，他認為，如果采用差別計件工資，一旦工作標準確定下來，差別計件制就能產生兩方面的作用:使得達不到標準的工人只能獲得很低的工資率，同時付給確實達到標準的工人以較高的報酬。在此基礎上，甘特發明“完成任務發給獎金”的制度，來實現泰羅制所無法達到的鼓勵工人相互合作的目的。甘特認為，給工長這種額外獎金是為了“使能力差的工人達到標準，并使工長把精力用在最需要他們幫助的那些人身上”。可以說，這是最早關于管理者薪酬激勵的表述。1938年，約瑟夫·F·斯坎倫針對團體激勵提出薪酬計劃。其核心是建議以計劃和生產委員會為主體尋求節省勞動成本的方法和手段，并強調以團體為目標。斯坎倫計劃獨特之處在于:一是對提出的建議實行團體付酬;二是建立討論和制定節約勞動技術的聯合委員會;三是工人分享的是節省的成本，而不是增加的利潤。這個時期完成了腳‘低薪”到“高薪’喇激理念的根本轉變。當時流行的觀點是:如果雇主支付低工資，產量就會下降;但是，如果工人得到了高工資，并且與機器相結合，產量就會提高。
3.行為科學階段。詹姆斯.F"林肯林肯計劃試圖使職工的能力得到最大的發揮，然后按照他們對公司成功做出的貢獻發給‘獎金”。結果表明，員工個人生產率大幅提高，產品價格穩定下降，工人的獎金保持在高水平上。這些做法在現在的美國還仍然獲得很高的評價。懷延·威廉斯認為，從工人的角度看，重要的并不在于一個人所得到的絕對工資，而在于他所得到的相對工資。到20世紀60年代，埃利奧特?雅克與約翰?斯泰西?亞當斯等人的公平激勵理論發展了這種觀點，即工資分配的公正是社會比較的結果。他們認為，一個人對薪金的感覺至少基于兩種比率:一是所得工資相對于他人工資的比率;二是其“投入”(即所付出努力、受教育水平、技術水平、培訓、經驗)相對于“產出”(薪金)的比率。因此，他們強調了薪酬調查在薪酬決策中的地位。
(二)現代的薪酬管理
1.寬帶薪酬制度。這種薪酬體系將原來報酬各不相同的多個職位進行大致歸類，每類的報酬相同，使同一水平工資的人員類別增加，一些下屬甚至可以享受與主管一樣的工資待遇，薪酬浮動幅度加大，激勵作用加強。這種薪酬模式突破行政職務與薪酬的聯系，有利于職業發展管理的改善，建立一種集體凝聚力，適應組織扁平化造成晉升機會減少的客觀現實。
2.以技能與業績為基礎的薪酬體系。面對技術人才的獨立性，美國各公司的對策就是制定有競爭力的薪酬計劃來同其他公司競爭，吸引更多人才。為了適應新的環境，一些企業開始改變傳統以職務或工作價值確定報酬的做法，采用以“投入”(包括知識、技能和能力)為衡量依據的薪酬制度來鼓勵員工自覺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和知識。這種做法適應了知識經濟本質與特征。為了更好地激勵員工，大量企業采用了以業績為基礎的收益分享薪酬體系。這種政策的出發點不僅是為了降低成本，更多的是為了強化員工的歸屬感和團隊意識。
3.廣泛化的薪酬政策。約翰.E"特魯普曼1990年提出定制性和多樣性整體薪酬計劃，把基本工資、附加工資、福利工資、工作用品補貼、額外津貼、晉升機會、發展機會、心理收入、生活質量和個人因素等統一起來，作為整體薪酬體系來考慮。這種非常規的薪酬模式為“美國薪酬協會”所接受，并逐步得到推廣。這說明，非貨幣薪酬的作用越來越受到西方企業的重視。
(三)薪酬制度的發展趨勢
1.完全薪酬制度。物質和精神并重，這就是當前提倡的完全薪酬制度。它不是單一的工資，還包括精神方面的激勵，比如優越的工作條件、良好的工作氛圍、培訓機會、晉升機會等，這些方面也應該很好地融入到薪酬體系中去。內在薪酬和外在薪酬應該全面結合。
2.薪酬與效績掛鉤。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企業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大多數企業都試圖通過降低成本來提高競爭力，很多企業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基于組織績效的薪酬計劃上，如利潤分紅等。這些薪酬計劃將員工收人的多少與企業經營業績的好壞直接掛鉤，讓員工與企業共享成功的同時也共同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從薪酬結構上看，效績工資的出現豐富了薪酬的內涵，出現了與個人效績和團隊效績緊密結合的靈活的薪酬體系。實踐證明，只有與績效緊密結合的薪酬制度才能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競爭力。
篇（9）
管理層激勵作為提高公司業績的一種措施,近年來受到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普遍關注。根據契約理論、委托理論和成本理論,當公司經理與股東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并且經理與股東之間的報酬――績效契約是完全的,那么激勵性契約就沒有必要了。但是,現實的市場是不完美的,公司經理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對于追求財富最大化的股東來說,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成本,就要和經理簽訂報酬-績效契約,從而激勵經理選擇和實施可以增加他們財富的活動。
對于高級管理層的激勵問題,西方學術界做過較多的實證研究。我國上市公司從1998年起才開始在年度報告中披露高級管理人員的持股情況及年度報酬等信息。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國在管理層激勵這一領域的實證研究的學術論文呈現出迅猛上升的趨勢。
一、管理層激勵研究領域的界定
由于我國關于管理層激勵研究領域的研究起步較西方國家較晚,因此我們將在借鑒國外關于管理層激勵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一些研究,對管理層激勵的實證研究領域作出界定。大多數研究都認為,管理層激勵的一般方式包括貨幣薪酬(包括底薪和獎金)、持股、股票期權、管理層收購(簡稱MBO)以及其他業績激勵計劃等。在分析文獻的基礎上,筆者認為管理層激勵的實證研究領域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分析管理層激勵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這是關于管理層激勵領域的實證研究中最主要的內容也是人們研究最多的內容;二是分析高管變更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三是分析管理層報酬激勵契約帶來的盈余管理現象以及由此引致的盈余質量問題。
二、管理層激勵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的文獻綜述
1、國外關于管理層激勵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的文獻綜述
對高級管理層的激勵――報酬問題,西方學術界已經做過較多的實證研究。最早的研究由托辛斯和巴克爾(Taussings、Baker,1925)完成,他們發現企業經理報酬與企業業績之間的相關性很小。其后的70多年中,對管理者尤其是高層管理者報酬的研究引起了經濟學家、心理學家、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和企業戰略規劃者的廣泛關注。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邁克蓋爾、豈尤和艾爾賓(Mcguire、Chiu、Elbeing,1962),馬森(R.Massnl,1971),西塞爾和卡羅爾(Ciscell、Carroll,1986),詹森和墨菲(Jenson、Murghy,1990)等都利用各自不同時期的數據研究了經理報酬和企業業績之間的關系。墨(Murghy,1985),高夫蘭和斯米德(Coughlan、Schmidt,1985),約斯考、羅斯和謝帕德(Joscow、Rose、Shepard,1993)等還研究了高管持股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并證明了經理報酬和企業業績之間存在正相關性。
2、國內關于管理層激勵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的文獻綜述
(1)管理層薪酬、管理層持股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
關于管理層薪酬、管理層持股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的研究中,目前國內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結論。
第一,管理層報酬、管理層持股與經營業績不相關。魏剛(2000)以1999年4月30日公布年報的816家滬深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對上市公司1998年年報中公布的董事會成員、總經理和監事會成員的報酬情況和持股情況進行了考察。該研究通過描述性統計和回歸分析認為:我國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年度報酬與公司經營績效并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高級管理人員的持股數量與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并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高級管理人員的持股數量與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不但不存在所謂的“區間效應”,而且高級管理人員持股比例越高,與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的相關性越差。該研究對導致實證結果的原因結合中國的資本市場具體情況進行了分析并給轉型中的中國國有企業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宋增基等(2005)以在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786家A股上市公司(包括同時發行B股)為研究總樣本,以1999-2002年度為研究期間,采用平行數據的統計研究方法。該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與公司管理層的持股比例之間基本不相關。國有股份所占比例對經理人員持股比例無顯著性影響,法人股份與經理人員持股比例呈顯著性正相關關系,社會公眾股對公司經理人員的持股情況無顯著性影響。
第二,管理層報酬、高管持股與經營業績具有顯著相關關系。劉斌等(2003)利用逐步回歸和路徑分析方法,對薪酬與企業業績的互動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決定薪酬增長的因素主要是營業利潤率的變動,決定薪酬下降的因素則主要是總資產凈利率的變動;增加薪酬對提高企業的規模和股東財富有一定促進作用,而降低薪酬會產生一定負面影響。說明CEO薪酬也具有“工資剛性”特征,但是我國上市公司的CEO薪酬也僅有單方面的激勵效果,而沒有預期的制約效果。魏明海等(2004)結合我國制度背景,分析不同控股股東類型下的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不同控股股東類型下的管理層報酬和持股比例是有差異的:大多數控股類型的上市公司管理層報酬一定程度上與凈利潤或股價相關,但政府部門和外資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管理層報酬計劃并未顯現其激勵性;相對于股價而言,上市公司管理層報酬更多地與凈利潤相關。
除了上述情況外,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兩者的相關性取決于指標的選擇,如張勇勤(2002)選取了1998年到2001年滬深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通過定量分析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業績與高管人員報酬、高管人員持股比例之間不能簡單地得到有效描述,這些評價尚取決于公司業績指標的選擇。
(2)MBO對經營業績的影響
關于MBO對企業經營業績的影響是近年來學者們研究的一個熱點。不同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結論。通過文獻的整理我們發現,目前在我國認為MBO無助于企業經營績效的學者較多。
第一,MBO有助于經營業績改善。李曜(2004)以上市公司粵美的為分析對象,發現在管理層收購后,企業經營利潤、經營利潤率、現金流量迅速增長,取得了顯著超越同行業的增長速度。黃小花等(2004)對我國管理層收購與公司績效的相關性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管理層持股比例在0%-4.41%的范圍內與公司績效正相關,在4.14%-32.88%之間時關聯程度還有所加強。而如果管理層持股比例大于32.88%則與公司績效負相關。
第二,MBO無助于經營業績改善。益智(2003)發現管理層收購發生的當年和前一年,公司績效有較大上升,但是管理層收購后一年大幅下挫:中國上市公司的MBO并未提高公司績效,股東財富效應也不顯著。林海濤(2005)檢驗了上市公司在財富效應和公司績效方面的效果,結果發現:MBO對于上市公司缺乏積極的影響。其理論解釋是:一方面,管理層收購具有其內在的缺陷;另一方面,我國現階段從制度環境、市場機制到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都與國外有著很大的區別
(3)不同激勵契約安排下的績效比較
關于各種管理層激勵形式的績效影響的比較分析方面,國內對這方面的分析較少,也沒有形成主流的觀點。
童晶駿(2003)將實施股權激勵上市公司的業績與全體上市公司的業績進行比較,并且將激勵效果在不同激勵模式之間進行比較,得出結論:實施股權激勵對我國上市公司提高業績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太明顯;當前的激勵模式中以業績股票為主,而從激勵效果看則以虛擬股票期權較為有效。諶新民等(2003)在分析年薪制上市公司時,區分經營者領薪持股、領薪不持股、不領薪但持股和不領薪不持股四種情況,并發現:注重經營者長短期激勵相結合的上市公司其經營業績要優于其他的激勵情況;既領薪又持股的經營者貨幣性年薪要小于只領薪不持股的,而經營業績卻好過后者,反映對經營者的有效報酬激勵長短結合和多元化更有效,而不是僅僅靠提高年薪水平;經營者既不領薪又不持股的經營業績最差。
三、高管變更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
在美國,內部和外部的治理機制為公司經理提供了激勵,使其最大化股東的財富。Anderson、Jayaraman和Mandelker(1992)以股票收益、資產收益和流動性作為績效測度指標,估計了董事長、CEO變動的可能性。他們的樣本覆蓋了1984-1989年穆迪國際報告(Moody’s International Reports)207家日本公司。他們證明高層變動的可能性與資產收益和流動性具有負相關關系。Jerold B.Warner和ross L.Watts(1988)以隨機抽取的269家在紐約和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檢驗了股票收益與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變動的關系。結果表明:公司高層變動與股票收益之間是負相關的關系。以上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公司績效與公司高層管理的變動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龔玉池(2001)在《公司績效與高層更換》選取1993年底之前上市的175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的150家公司為樣本,實證分析了公司高層非常規更換的決定因素。高層更換的可能性顯著地與公司績效負相關。
朱(2002)除了分析經營業績低劣是否引起高管變更以外,還分析了高管變更是否改善未來經營業績。該研究發現:高管人員的更換與控股股東的更換密切相關,但是不同業績水平的公司在更換高管人員上有很大的差異。
四、管理層激勵中的盈余管理與盈余質量分析
西方學術界有一些學者針對過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為進行了實證分析。DeAngle(1986)利用1973年到1982年紐約和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而提出的MBO64家樣本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研究,她提出發生的公司管理當局有低估盈余動機的假設,但是,實證的結果并未能支持這一假設。Perry和Williams(1994)采用瓊斯模型對主觀的應計項目進行檢驗,結果表明主觀應計項目在之前是負的,導致收益減少。
國內的學者何問陶、倪全宏(2005)選取截至2002年底公認實行了而又可獲取資料的15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前一年是否存在減少報告盈余的會計應計處理;通過擴展的瓊斯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沒有發現支持管理層在前一年利用會計應計處理減少報告盈余的統計證據。
由于管理層激勵契約數據無法取得,西方的“分紅計劃假設”在中國還很難得以檢驗。國內關于盈余質量問題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管理層激勵領域的盈余質量分析(比如:對比不同激勵契約安排下的盈余預測性、持續性、及時性等特征)有待于學術界今后開展更多的關注和研究。
五、評述和展望
目前,我國對管理層激勵領域的研究不斷發展,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這些文獻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樣本的時間跨度太短,很多研究中就只有一年的數據;其次,很多研究沒有分析我國的具體背景,沒有結合我國資本市場的實際情況選擇變量,建立模型。最后,研究的范圍較窄,從我們上面的闡述可以發現,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層激勵與經營績效的相關性的研究上,而其他方面涉及得不多。本文認為,隨著我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斷發展,隨著我國管理層激勵實踐的不斷的發展,管理層激勵領域的研究將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宋增基、張宗益、朱健:上市公司經營者股權激勵的影響分析[J].管理評論,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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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經濟的運行實際上就是旅游供給與旅游需求矛盾運動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旅游供求研究幾乎成了每一位旅游經濟學者的理論研究重點，同時也是解決旅游經濟實踐問題的理論基礎。為了探尋增長點戰略下旅游經濟的有效增長，我們先對旅游供求層次進行一個簡要的分析[2]。
先分析旅游需求。旅游需求產生的最基本決定變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時間和旅游動機。在三個變量同時得到滿足時，旅游需求就表現為現實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有可能進入旅游經濟系統：
l當有相應的外界旅游供給保證時，現實旅游需求能夠得到完全充分地實現，這部分旅游需求可以稱之為符合意愿旅游需求。
l當沒有相應的外界保證時，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時間不能完全消費，產生旅游需求剩余，這部分剩余就是非意愿性潛在旅游需求。
l從跨區域甚至跨國界的角度來看，由于政策限制、旅游者向往的目的地不在我國開放目的地國名單之列等原因[3]，有一部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無法到達其消費傾向目的地，這時旅游者只能在限制的地域空間內實現其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可稱為強制替代旅游需求。
l符合意愿旅游需求和強制替代旅游需求合成實現了的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真正進入旅游經濟系統循環。
從長遠來看，三個基本變量中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時間不能同時得到滿足時，旅游需求就以潛在旅游需求的形式沉淀下來，可稱之為意愿性潛在旅游需求，加上非意愿性潛在旅游需求構成總的潛在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只有在下一次旅游時才可能轉化成實際旅游需求，也有可能會流失（主要是入境旅游需求）。
旅游供給也可以分為相對應的幾個層次。不同的是：
l有一部分強制替代的旅游供給具有實現的不穩定性，比如由于三星級飯店在旺季時無法滿足旅游者的需求，從而使得一些四星或二星飯店的客房成功出租，但是一旦旅游地的三星飯店建設得到發展，這些二星、四星的飯店就可能再次淪為少人問津的旅游供給；這種狀況在旅游需求爆炸式的涌現的時候表現地尤為明顯。比如1999年國慶期間的得以實現的旅游供給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強制替代旅游供給，這部分旅游供給在節后的實現很可能遇到困難。
l無效旅游供給具有存在的長期性，比如有些旅游飯店已經嚴重虧損，但是由于存在各種退出壁壘，這些無效旅游供給將會長時間地存在于旅游飯店市場，并將對供給市場的競爭有效性產生負面影響，成為削價競爭的根源之一。
從上述對旅游供求層次的基本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新經濟增長點戰略條件下旅游經濟有效增長的路徑框架。
二、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的路徑框架
通過對旅游供給與旅游需求的內含層次分析，可以發現，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給都能進入旅游經濟循環，入境旅游需求可能流失，國內旅游需求可能沉淀；有些旅游供給不但不能促進旅游需求的實現，而且可能攪亂旅游供給市場，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由于總量與結構問題始終存在，所以經濟增長必須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入手，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想使旅游經濟能夠有一個持續、有效、快速地增長，一方面必須著力促進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另一方面必須保證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推動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
（一）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所謂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就是要盡可能減少潛在旅游需求在旅游需求轉化過程中的比例，并且使潛在旅游需求盡快地轉化為旅游經濟進而國民經濟的現實推動力量。促進旅游需求有效轉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時間
1995年我國實行周五工作制后國內旅游的蓬勃發展的現實表明，有充足且集中的余暇時間對旅游需求的市場化十分重要。現在既然已將旅游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就需要旅游需求的實現能夠跳出城市周邊和短途旅游方式，從更大程度更大范圍地帶動經濟增長。因此更多的市場化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長、更集中的余暇時間。關于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時間問題，在近期可以借鑒國外的連休制度來推動旅游發展，比如日本的“快樂的星期一經濟復蘇計劃”，美國的靈活安排休息日的方法；中期則可以在現行勞動工作制下，通過靈活安排每周休息日來相對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時間，比如單周休一天半雙周休兩天，從而將每周多出的半天在通過適當的方式集中用于旅游；遠期則必須立足勞動用工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切實實行帶薪休假制度，探究進一步縮短勞動時間，增加余暇時間的有效途徑。
2.增強旅游支付能力
居民旅游支付能力的增長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進行改革。既然要讓旅游業發揮國民經濟新增長點的作用，旅游業本身就會有強烈的政策需求，政府應該考慮對旅游產業提供充足的政策供給：在消除儲蓄黑洞時給旅游消費一些支持政策。比如是不是可以利用加薪設立旅游專用戶頭，實行先消費后報銷非現金付給制度？是不是應該重新認識公費旅游問題？是不是可以給予國家企事業單位每年一定金額的職工國內旅游專項資金（當然資金的使用要有嚴格規定）
3.著力于國內與出境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鑒于政策影響的有效性，旅游需求有效化的重點應該放在國內旅游和國民出境旅游上。從我國旅游企業的國際化進程與國民經濟的要求兩個方面來看，出境旅游還不能象旅游發達國家那樣引致國民旅游消費的貨幣回流。所以有效化的重中之重是國內旅游。對于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的重點——國內旅游的發展，國家旅游局已經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促進措施，包括產品體系、市場體系、經營體系、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內容[4]。國內旅游發展的政府主導戰略也已付諸實踐。
4.大力發展國際入境旅游
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面臨的是一個舉國競爭的現狀。雖然我國有許多壟斷性旅游吸引物，在國際旅游市場上不存在完全替代性，但替代現象的存在也是不容質疑的，而且因為出游距離、旅游成本、旅游需求的變動性等因素，這種替代將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可能該旅游者多年以后才會再涉足該區域，甚至不再涉足該區域。所以我們在積極發展國內旅游的同時一定要繼續重視大力發展國際入境旅游：
l在國際旅游市場上樹立國家整體旅游形象[5],提高旅游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l對目標市場國進行卓有成效的促銷，防止促銷中的走過場與
l深化基于旅游吸引物特征的面向國際市場的旅游產品的開發
l實行旅游購物出口退稅制度
l簡化短期旅游簽證并在更多的口岸實行落地簽證或72小時免簽制度
當然，潛在旅游需求激發起來，形成現實的旅游需求后，要想使這些現實的旅游需求能夠真正地對旅游經濟增長有推動作用，即完成現實旅游需求的市場實現，則還需要旅游供給方面的保證，這也就是要有合適的旅游產品的供給，只有市場上旅游供給有效，旅游需求才能得到滿足，才談得上需求的有效。
（二）旅游供給的有效性與有效化
旅游需求具有多樣性、發展性、多變性等特點，尤其是在買方經濟下的“消費者第一”的新世紀，需要不斷地有新的旅游供給增長來滿足不斷出現的旅游需求的增長點，但是這些新增旅游供給能不能有效滿足旅游需求呢？這就產生了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問題。在以往的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總是在重復著這樣一種狀況：增量不斷地轉化為存量，存量不斷地僵化，經濟的發展于是需要更多的增量來支持，于是形成了一個“增量—存量—僵化—增量—存量”的惡性循環現象。存量在經濟中總是占絕對比重，所以如何有效配置經濟存量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對旅游產業也是如此。
因此，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對旅游供給提出了兩方面的要求：切實保證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積極促進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
1.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
從旅游需求的層次轉化過程中可以發現，旅游需求之所以沒有轉化為旅游行為，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沒有得到旅游供給的保證，所以旅游供給的增加是必要的。旅游供給的增加是旅游產品的增加。旅游供給增量首先是表現為作為資本物化的旅游產品生產能力的增加。因此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將涉及：
1.1旅游吸引物的開發
發展旅游產業必須有適應旅游需求的旅游產品，旅游產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所以，為了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首先必須考慮的便是旅游吸引物的開發。
1.1.1吸引物類型的選擇
旅游吸引物的類型基本上可以分為自然吸引物、人文吸引物、特殊吸引物等三種。作為旅游者最核心的消費對象物，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是有不同的消費者指向的：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會形成不同的旅游體驗；即便是針對相同的旅游吸引物，具有不同知識架構和審美背景的旅游者也會形成不同的旅游體驗和評價。所以在開發新的旅游吸引物的時候就需要考慮旅游目的地國（地）的目標客源市場發展狀況，在小國或島國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多地考慮外源性的客源市場發展狀況，但是象中國這樣的大國發展旅游業，國內旅游才是旅游經濟的堅實基礎，所以尤其要顧及本國（地區）旅游者的成長狀況。
1.1.2吸引物區位的選擇
我國旅游業是在一種非常規的發展戰略指導下發展起來的。表現在旅游吸引物開發的區位指向上就是“輕中西，重東部”的格局。這種“市場距離[6]”思想指導下的開發思路對我國旅游產業基礎的建立、規模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現階段，在旅游產業確立新經濟增長點地位后，這種吸引物的開發思路也應該相應有所改變，形成“穩定東部，著力中西”的新格局。這種格局的提出符合我國政府開發西部的大戰略和擴大內需的大方針，也符合國內旅游者的“圈層輻射[7]”模式，同時，也符合我國旅游吸引物的資源稟賦和我國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當然，中西部旅游大開發應采取何種模式、方略仍值得細細探討，這是21世紀中國旅游業發展的重要研究課題。
1.1.3吸引物開發方向、規模、程度的選擇
度假旅游、生態旅游似乎已經成為世界性潮流，那么我國旅游吸引物開發的方向是不是跟隨潮流呢？這里首先要把握一個基本原則：堅持市場（或項目或產業）贏利空間與本國（或企業或目的地）贏利能力相結合，市場贏利空間是本國獲得高贏利的重要前提，本國贏利能力是實際高贏利的重要保證。較大的市場贏利空間往往能夠有利于旅游目的地（或地區或企業）獲得較大利潤，但是如果旅游目的地（或地區或企業）自身有較強的贏利能力，則即便在較小的市場贏利空間內仍能有所發展；如果自身的贏利能力較弱，則即便在較大的市場贏利空間中也難有作為。這就是旅游產業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問題。在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條件下，一定要改變以往那種將吸引物的壟斷性等同于資源優勢、將吸引物優勢等同產品優勢、將產品優勢等同于競爭優勢；以為吸引物的壟斷性天然會導致旅游經濟優勢的觀念。當然，也不可否認吸引物在旅游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
另有研究結果表明，不同的旅游產品存在不同的吸引半徑：游樂型旅游產品具有地區性吸引力，度假型旅游產品具有區域性吸引力，觀光型旅游產品具有全球性吸引力。因此，我國旅游吸引物開發的方向是否可以考慮仍以觀光型旅游產品為開發主方向，輔以文化教育型的度假產品（可多考慮西部地區），再以其它多樣化旅游產品為配套的較合理的產品體系。
人造旅游吸引物，尤其是主題公園的建設開發要注意保證適當的開發規模，造成集群效應，使吸引物能有效地被組合到旅游生產力體系中去。這一方面是旅游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要求，適當的經濟規模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是因為人造旅游吸引物首先是一種注意力經濟，如果不能引起潛在旅游者的注意，則價值的補償根本是不可能的；再一方面，通過有鮮明主題的公園的集群建設，可以在較小的空間轉移成本的狀況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效用。
1.1.4吸引物的保護
在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戰略下，旅游吸引物的保護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是我們認為，要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去分析、探討旅游可持續發展問題，旅游吸引物的保護應該是開發性保護，正如旅游業21世紀議程中所說的，在看到旅游業發展給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旅游業對環境的有效作用，真正樹立這種辨證的思想對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的實現至關重要。
1.2旅游企業的進入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持續的企業進入是保持經濟活力的根本。阻止進入不是解決供給過度的根本，要想使新進入企業效率更高，不再復制重復建設的悲劇，方法只有一個：使現存企業能高效率地存在。當然，企業進入策略中依然要解決相應的選擇問題。
1.2.1進入時機的選擇
1.2.2進入規模的選擇
以飯店為例。從投入產出狀況看，高星級大型飯店的盈利狀況要優于其它類型飯店，那是不是新進入的飯店應以此為最優選擇呢？其實，現在的“追星”、“求大”現象某種程度上表明了投資者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因為他們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沒有以結構分析、實證分析的眼光看問題，忽視了強勢管理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
1.2.3進入市場的選擇
這里的選擇包括投資者進入區域的選擇和進入目標市場的選擇問題。選擇的合理與否，從小處說將影響進入企業的成長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成長潛力及成長能力；從大處說這種選擇會影響整個市場的競爭狀況進而影響產業素質及旅游經濟增長的有效性。
1.3政策供給
1.3.1產業政策區域化原則[8]
要保證宏觀意義上的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提升旅游產業的內在素質，保證增長有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防止旅游產業發展中的“一窩蜂”現象。也就是發展旅游產業要注意把握“產業政策區域化原則”，通俗地說，并不是每一個地區都適合發展旅游產業，更不是每一個地區都可以將旅游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發展。如果不能處理好旅游產業規模擴張與內在素質提高之間的關系，勢必會影響產業的長遠發展。
1.3.2投資政策：投資約束機制、扶貧資金、以工代賑
“五個一起上”投資政策的利弊現在已經分析的比較清楚。在繼續執行“五個一起上”政策的同時要強化投資的約束機制，使資本籌集、資本運營、資本收益間形成捆綁式關系，實現投資行為的政企分開。
鑒于旅游吸引物的區域賦存特點，應該加強對這些旅游吸引物富集地區的有效旅游投資機制的研究，比如如何將扶貧資金的使用與旅游吸引物的開發很好地結合？比如如何將貧困地區人力資源轉化為有效投入？
1.3.3財政稅收政策[9]：財政支持、稅收返還、旅游稅
1.3.4金融政策：旅游企業上市資格、旅游建設債券
優先考慮旅游企業的上市資格，探索旅游建設債券的可行性，利用資本市場為旅游產業的新經濟增長點戰略提供資金保障。
2.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
資源充分有效配置是推動旅游經濟有效快速增長的前提。通過對旅游供給的層次分析發現，在旅游供給存量中存在無效配置的可能：
l在已實現的旅游供給中，強制替代部分旅游供給表現出脆弱性，這種脆弱性使得供給能力只是一種短暫有效的能力。
l短缺原則[10]導致的潛在旅游供給存在的客觀性，這部分供給能力顯然沒有充分利用。
l無效旅游供給由于高退出壁壘將長期存在，而且還將擾亂整個供給市場的競爭秩序，影響整個供給市場的配置效率。
考慮到旅游供給的有效與否只能通過市場來判斷，供給的有效化應該通過市場競爭來完成，構筑一個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供給有效化的前提條件。因此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的途徑包括：
2.1解決制約旅游供給存量有效化的瓶頸
2.1.1優化旅游產業結構
2.1.2優化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結構關系
2.2核銷無效供給
2.3構筑有效競爭市場結構
2.3.1供給市場的競爭現狀分析
我國旅游產業中供給市場的競爭表現為：“過度競爭”和“競爭不足”并存，在某些地區或城市、在某些旅游細分市場由于進入的旅游企業數量過多，以至于市場容量不足以支撐相應的旅游企業的生存“需求”，競爭異常激烈，常表現為“削價大戰”；同時在另一些地區或城市、另一些細分市場卻表現出相反的狀況。也就是說，我國的旅游供給市場表現為“非有效競爭”。
這種在旅游產業實際運行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是與市場結構中旅游企業進入與退出壁壘相聯系的，因此，構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2.3.2構筑規模經濟進入壁壘
主要途徑是旅游飯店的集團化、旅行社的網絡化。這是由旅游經濟的地域分割特性決定的。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飯店的集團化和旅行社的網絡化將再次成為理論研究的迫切課題。發展現實要求有關此類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實證研究而不是一如既往的規范研究。
2.3.3構筑產品差別化進入壁壘
構筑產品差別化進入壁壘主要通過品牌化戰略來完成。產品差別化壁壘是競爭走向高級化的重要一環。旅游產品的特性使得在旅游產業中研究品牌化戰略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旅游產品的品牌化應該依賴于企業品牌的創立。旅游產品的所謂保護，最根本的還是需要通過品牌戰略來實現。而且品牌的形成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在資金壁壘失效的情況下能夠更加有效地阻止無效進入。
2.3.4通過政府援助降低退出壁壘
由于企業從產業內退出時會產生沉沒成本，這部分沉沒成本如果由政府承擔一部分，則將能有力地促進一些企業的退出，從而改善市場效率。
2.3.5通過企業援助降低退出壁壘
通過企業間的兼并、聯合和集團化等方式，完成產業內調整，即完成產業內經營退出：經營區域退出和目標市場轉向。
（三）強化旅游產業營銷力度
在現實中，還有一部分旅游供給沒能進入實際旅游經濟系統循環，產生經濟效益，造成資源浪費，是因為信息傳遞出了問題，酒雖香，巷太深。所以旅游供給與旅游需求之間需要營銷這根紐帶。我們必須形成一套“能與境內旅游供給能力相適應，與境外旅游競爭對手相抗衡”的促銷機制，包括促銷費用的籌集，尤其是有限費用的優化配置：
1.利用資本市場籌集更多的營銷資金
1.1各地的旅游發展基金
1.2旅行社上繳的質量保證金
2.發揮有限的促銷費用的最大效用
2.1邊際比較基礎上優化預算地區配置
WTO在對109個國家的國家旅游局經費預算調查后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分配到特定市場/地區的花費與該市場/地區對目的地國的重要程度不一定呈正相關。比如日本只吸收了我國促銷費用的4.0%，卻占我國入境總人數的22.0%。眾所周知，我國旅游促銷一直面臨著促銷經費不足的難題，那是不是說我國應該削減在其他國家（地區）的促銷費用比例而增加對日本市場的投入？或者從日本市場節省一部分費用用于其它市場的促銷？對這個問題，即對某一地區的促銷預算的增減與否往往采取的是絕對值的比較來決定，而科學的方法應該是運用邊際產出的比較來決定增減與否。
2.2優化促銷預算在各促銷方式中的配置
3.聯合促銷問題[11]
3.1加快集團化步伐，使這種“剝削”現象轉化為“內部共享”
3.2設計一套有效的“有選擇性激勵”機制，以保護大企業的積極性
3.3考慮在各個地方先制定出相關的聯合促銷的法規、制度
3.4強迫各個旅游企業參加旅游促銷的聯合行動[12]
3.5增強旅游主管部門的促銷支付能力
3.6積極探索利用INTERNET等新的促銷方式[13]
四、結語
旅游產業新經濟增長點定位是起點而不是終點，如何把旅游產業真正地培育成國民經濟增長點是當前業界與學界的共同任務，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初步的基礎性分析框架，以此為戰略任務的順利完成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與讀者諸君共同來完善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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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何光暐主編．新世紀·新產業·新增長——旅游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研究（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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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與張輝、秦宇合作完成
[2]張輝是國內較早對旅游需求進行層次分解研究的旅游學者。Lavery在1974年提出effectivedemand、potentialdemand、deferreddemand等概念。
[3]到目前為止，我國公民自費出國旅游目的地僅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日本等八國。
[4]“旅游發展的經濟增長點戰略”魏小安《旅游學刊》1997.12（5）
[5]整體旅游地形象的樹立已經引起各個大尺度旅游區的重視，比如TourismManagement(vol.18NO.4June1997)曾刊登文章“MarketingEuropeasatouristdestination”。
[6]這種市場距離包括旅游目的地與旅游客源地之間的經濟距離和文化距離。在旅游客源的非促銷性原生性增長階段，經濟距離往往起著主要作用。比如在我國旅游業發展的初期階段，國際客源就是一種原生性的增長，基本沒什么促銷投入。
[7]所謂旅游客流的“圈層輻射”指的就是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選擇的一種常態。由于旅游者的余暇時間有限，尤其是旅游支付能力在一定時期內的限制，一般地，在旅游效用無差異或差異較小的情況下，旅游者總是先選擇離居住地較近的旅游地，然后隨著余暇時間和旅游支付能力的增強，逐進選擇越來越遠的旅游地。當然，這還與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以及旅游者的心理類型有關。
[8]不注意產業政策的區域化將導致吸引物開發非優化、資金配置非優化等問題，尤其是支柱產業熱由中尺度向小尺度蔓延的時候。
[9]魏小安在“旅游發展的經濟增長點戰略”（《旅游學刊》，1997，12（5））中已有相關論述。
[10]短缺原則與短邊原則不同：短邊原則暗示短邊供給總能夠在市場上找到相應需求；短缺原則表明由于存在結構錯位，無論是長邊供給還是短邊供給都不一定完全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