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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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張燕.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北方經貿，2007,(5).

篇（2）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篇（3）

2.數據來源說明與處理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3》、UN-COMTRADE數據庫和世界銀行數據庫等，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數據年限為1994—2012年。①農產品出口貿易額———EXP。在本文中，農產品出口貿易額包括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出口額、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額以及中美農產品出口總額，單位為億美元。由于碳排放對初級農產品的影響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農產品主要為HS海關編碼商品分類中的第一類活動物、動物產品和第二類植物產品。②國內生產總值———GDP。由于出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產品潛在的供給能力，進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產品潛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越大，供給能力越強，出口值就越大；進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強，進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單位為億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絕對值———SAG。SAG表示兩國之間人均收入差值的絕對值，反映出兩國要素稟賦之間的差異。SAG值越大，表示兩國間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越大，因此兩國之間更傾向于產業間貿易；SAG值越小，表示兩國間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越小，因此兩國之間更傾向于產業內貿易。本文SAG的單位用美元表示。④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D。本文假定貿易雙方之間的地理距離越大，貿易成本就越大，貿易量就會越小；反之，地理距離越小，貿易成本就越小，貿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國北京到美國華盛頓的直線距離表示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單位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所以距離D將不出現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單位為萬噸；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單位為萬噸標準煤；Fi表示單位能源i的消耗所產生的碳排放量，該數據參考林伯強和劉希穎（2007）對原油、原煤、天然氣每單位消耗量產生的碳排放量的計算，三者的數據分別為0.5854萬噸碳/萬噸標準煤、0.7476萬噸碳/萬噸標準煤和0.4479萬噸碳/萬噸標準煤。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構建了三個引力模型分別為影響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響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響中美兩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數據，進行OLS回歸分析。

篇（4）

中美農產品貿易的摩擦不僅是由于極高的關稅征收所導致,更多的是來自那些隱形的非關稅壁壘。首先是對農產品的高額貿易補貼,2002年美國《農業法》修改,使得政府補貼巨幅增加至1900億美元,范圍包括棉花,大豆,小麥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強制性技術標準,這里面主要又包括轉基因作物問題、綠色壁壘與食品安全問題以及環境壁壘。2002年我國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法規利用了世貿組織允許的技術壁壘,限制了美國轉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同時由于中國水果的品質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國的綠色壁壘阻礙,使得中國水果競爭力不斷減弱。對于環境壁壘,例如美國對許多食品的包裝要求可降解包裝,盡量減少對于環境的損害,這也使得貿易的成本增加,實現了美國的貿易保護。

最后就是關于傾銷與反傾銷問題。我國頻頻遭受農產品的反傾銷案件困擾,涉及反傾銷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龍蝦,濃縮果汁等,被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使得中國本來具有比較優勢的許多商品失去了競爭能力。

面對各種各樣的貿易爭端,使得我國的農產品出口成本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我國農產品走向美國市場受到了阻礙,不斷引發的貿易爭端也使得兩國在農產品領域的貿易交往受到損害,最終不能最大化的獲得國際貿易的利益。

2中美農產品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貿易自由化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但是由于國家利益的沖突,貿易產生摩擦在所難免。其爭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2.1中美經濟實力差異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對于貿易發展的影響不言而喻。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實力強,其政府就能通過補貼,生產標準,競爭條例上的政策提升其農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WTO規則和許多貿易協定都是建立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之上的,特別是關于技術性壁壘的設置,由于發達國家技術優勢明顯,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發達國家制定的標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由于達不到其技術標準而經常發生摩擦。

2.2國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農產品的特殊性必須要求國家加以保護,維護政治的穩定。另一方面農產品的競爭在于一國擴大了某些農產品市場,另一些國家就會失去一些市場。每個國家都想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開發國外市場,就會提供各種各樣的鼓勵出口的措施,如補貼,并且推行限制進口的措施,如高關稅,技術壁壘等。貿易爭端的出現實際就是國家利益沖突的表現形式。

2.3農產品貿易協定WTO協議約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國家對于WTO協議和其他貿易協議的條款理解有著差異,任何國家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是正確的,這樣以來必定造成各國的糾紛。另一方面貿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發達國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標準相應高,這些都說明國際貿易的體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種談判的協議對于貿易保護主義的約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和質量問題

由于國家不合理出口補貼的政策,使得很多企業為了那道出口補貼,甚至虧本出口造成不規范的價格,致使美國對中國產品提出傾銷,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落后,致使出口的農產品質量不過關,遠遠達不到美國的技術標準,環境標準。從而多次出現中國出口的農產品被禁止進口通關,而且還屢次發生食品安全問題。

2.5我國企業的自我保護能力不強

我國企業的自我保護,預警機制都不完善,也沒有強有力的解決貿易爭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業缺乏敏銳通暢的信息機制,傳導分析信息系統,致使競爭手段單一,國際營銷能力不足。出口企業之間的混亂競爭,也導致了本國出口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的惡性競爭,而且國家,商會等組織機構,對于企業的約束管理能力不強,使得企業之間的凝聚力不夠,這也從一個方面增加了農產品貿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結

中美兩國在農產品領域的摩擦爭端接連不斷,但是從整體上看,中美農產品貿易互補的特點,而且國際分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發展,中美農產品貿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當然中美之間的摩擦可能會繼續成為阻礙兩國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問題,中國應該從政府,企業,商業協會等多方位考慮解決措施,形成完善的解決機制。為中美農產品貿易掃清障礙,獲得雙贏機會。

參考文獻:

[1]戴強.中美農產品貿易發展研究.貿易觀察2007年第10期.

[2]向錦.透視中美農產品貿易爭端中國對外開放與國際競爭力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

[3]李莉.李陽,綠色壁壘對農產品的沖擊以及對策農業經濟2008年12月.

[4]王星麗,農產品出口應對新貿易壁壘的對策宏觀經濟2008年9月.

[5]段立軍,張廣勝,我國農產品的核心競爭分析農業經濟2008年12月.

篇（5）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張燕.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北方經貿，2007,(5).

篇（6）

引言 1999年中美貨物貿易為610.5億美元，2005年增長到2119.2億美元，美國連續多年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國。2005年中國對美出門貨物價值達1631.8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出口總額的27.5%;若按美方統計計算，2005年美國從中國進口貨物高達2598.3億美元，占當年美國總進口的15%。隨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逐年增加(2005年達1141.97億美元)，導致廠對中國不斷增多的反傾銷訴訟和技術性貿易壁壘，但這不能真正反映中美貿易的本質，即中美貿易的互補性。本文試圖從一個較長的時間序列(1999-2005年)來觀察分析中美兩國間貿易互補性，證明兩國貿易的相互依存。

數據來源及分析方法 為保持數據的-致性，本文所用數據全部來自WTO 2000-2006年度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WTO每年的年度《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中的貿易商品是在SITC分類基礎上重新分為四大類給出統計數據的，并且每一大類項下的部分子類商品也給出了具體的統計數據。因此本文在分析中美兩國間比較優勢-與貿易互補性時也是以這四大類及其子類商品為比較對象進行的。 本文將從貿易結合度、顯示性比較優勢和出口產品相似度等三個方面比較分析中美貿易的相關及互補性。 中美貿易互補性分析 1.中美貿易結合度 貿易結合度指數是一國對某一國的出門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與該國的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之比，其常用來衡量貿易聯系的緊密程度，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TCDab表示a國對b國的貿易結合度，Xab表示a國對b國的出口額，Xa表示a國出口總額，Wb表示b國進口總額，Mw表示世界進口總額。如果TCDab數值小于1，表明兩國在貿易方面聯系松散;如果等于1，則為平均水平;如果大于1，則貿易聯系緊密。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指數很高，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有著相似的變動趨勢。1999-2001年中國對美國貿易結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下降，1999年為17.56%，2001年降為13.77%，而同期中國對美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額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這期間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占美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持續上升，由1999年的28.01%上升到2001年的35.96%。2001-2005年中國對美貿易結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對美國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持續下降，2001-2005年分別為38.43%、38.45%、34.77%、33.13%和31.95%;同期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占美國總出口額的比重增長的速度小于中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比重增長的速度。數據表明，中美兩國的貿易結合度很大，美國消費市場對中國的商品需求旺盛，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小，則說明中國對美國的商品需求相對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限制對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盡管如此，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還是非常緊密的。

2.中美比較優勢(Reve 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和貿易互補性指數 RCA指數表達了一國總出口中某類商品的出U所占的比例相對于世界貿易總額中該商品貿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計算公式為： 其中，RCAxik代表i國在k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Xik為i國k類商品的出口額，Xi表示所有商品的出口總額，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門總額。如果RCAxik大于1，表明i國在k類商品的出口上相對集中，由此可推斷該國在這類產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當RCAxik小于1時，表明i國在眾類產品的生產上不具比較優勢。

作者就此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基礎上參考了于津平(2003)提出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并進一步測量了中美在不同貿易品上的互補性指數和加權平均后得到中美間貿易互補性指數，以便從實證方面分析中美間貿易的互補性，計算公式有： 式中RCAmik代表j國在k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劣勢，其數值越大，表明劣勢越明顯。Mjk表示j國k類產品的進口額，Mj表示該國所有產品的進口額。Cijk代表i國與j國在k類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Cij代表i國與j國的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它是所有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的加權平均值，加權系數為世界貿易中各類產品的貿易比重。參考于津平的定義，貿易互補性指數越大，說明i國與j國出口產品與進口產品之間的吻合度越大，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越強。根據作者計算，表2和表3分別給出了中國出口和美國進口以及美國進口和中國出口的四大類共28項分類產品1999-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比較劣勢指數值、貿易互補性指數以及綜合貿易互補指數，其中部分僅給出了2004-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值。

中美貿易顯示出以下特點： (1)中美貿易的比較優勢指數。①從大類上看，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制成品，1999--2005年的RCA均大于1。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農產品和制成品，其中制成品BCA數值1999-2005年也均大于1，農產品RCA2000年前小于1，2001-2005年大于1，表明中國“入世”后美國加大對中國農產品出口，2001年后才顯現比較優勢。②從子類產品看，盡管中國的農產品總體上不具比較優勢，但魚類產品卻具有比較優勢，2004和2005年比較優勢數值分別高達1.42和1.34。③1999-2005年中國在化工產品上的BCA均小于1，而同期美國化工產品RCA數值大于1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1.22。屬于化工產品類中的醫藥產品的中國的BCA值更是很低，而美國的醫藥產品RCA遠高于中國，2011年和2005年分別為1.06和0.95。④在其他半制成品類上，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美國不具有比較優勢：⑤在機械運輸設備上中國也只在2002年后才具比較優勢，美國的RCA值一直在1.24左右波動。⑥在辦公和通訊設備上，兩國的RCA均大于1，但在子類商品通訊設備、集成電路和電子元件類產品上，則具有明顯的互補性。⑦在汽車類產品上，盡管兩國的RCA均小于1，但中國的RCA非常小，而美國的RCA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1.06，已表現出比較優勢。⑧在紡織品和成衣類產品上，中國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在對制成品子類分析的基礎廠，盡 管兩國在制成品上均表現出比較優勢，但具體體現比較優勢的較為明細的分類產品是互補的，因此中美在制成品類上仍具有互補性，我們認為這是中美兩國資源狀況和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美國勞動力價格遠高于中國，因此很多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以降低成本，使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大的競爭優勢，導致了中國出口的大幅增加，因此這些產品用量化的RCA體現的指數值就大于1。

由于企業生產基地向中國轉移，美國國內生產減少，需要進口，因此在這些產品上用量化的RCA體現的指數值就小于1，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大多數中國制成品分類產品RCA大于1，而美國的小于1的原因。但是由于有些制成品的生產本身技術要求很高，對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要求也很高，同時由于美國國內技術管制和貿易的限制，這些產品只能在美國生產，中國對該類產品的需求只能靠進口，因此美國在這些產品上的RCA值大于1B寸，中國在該類產品上的RCA值小于1。 需要說明的是，分析中強調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并不否認中美貿易的競爭性，這在表中制成品部分子類產品上有所體現，如電子數據處理和辦公設備，2004-2005年RCA均大于1，表明在該類產品上中美兩國均具優勢，并且中美貿易互補性大于競爭性。 根據分類產品1999-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進一步觀察發現部分分類產品的RCA值處于較為穩定的變動趨勢范圍內，這預示中美兩國在部分分類產品上的比較優勢也在變動中。

中國在RCA上有上升趨勢的有制成品、機械和運輸設備、子類辦公和通訊設備、汽車類、其他類機械和運輸設備、紡織品和其他消費品，中國的汽車類產品RCA盡管很低但在不斷的上升之中;RCA有下降趨勢的有農產品、食物類、礦石和其他礦物質產品、染料、有色金屬、鋼鐵類產品、化工產品、成衣和其他消費品，農產品因不具比較優勢，其RCA一直處于下降中，這表明中國的農產品整體上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且有惡化的趨勢;礦產品的RCA很低且有下降趨勢是與中國實際相符的，中國本身就是能源與礦產需求和進口大國，大量的不斷增加的進口使RCA低且不斷下降。而美國，僅有辦公和通訊設備和成衣的RCA下降，其他類產品無論RCA是否大于1均呈上升趨勢，這表明未來美國不僅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具優勢，而且越來越多的產品也會表現出比較優勢。

(2)中美貿易互補性指數。從中國出口美國進口看，中美貿易商品的綜合互補性指數平均值為2.48，且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高達2.51，高于平均值。從美國出口中國進口看，中美貿易商品的綜合互補性指數平均值高達2.79，也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最高達3.11。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如楊希燕(2005)測算的2003年中國出口俄國進口的中俄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為1.04，俄國出口中國進口時僅為0.90;于津平(2003)測算的無論是中國出口還是進口，中國與東亞國家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很低，其測算的中國出口時中口貿易互補性指數最高值為1985年的1.37，1997年又降到1.08，相對于筆者計算的中美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很小。

因此，無論是從中國出口美國進口還是美國出口中國進口分析，1999-2005年中美貿易商品的互補性指數很高，充分說明了中美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于津平在構造貿易互補性指數時指出，如果兩國間的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該互補性指數就大;如果以產業內貿易為主，該互補性指數就小。因此我們認為，從總體上看，中美兩國間主要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3.中國與美國出口產品相似度指數(Similitude Index) 為更深入揭示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可使用出口產品相似度(Finger and Kreinin，1979)來衡量中國和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出口產品的相似性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SI(ab，n)表示a國和b國出口到n市場(可以是第三國或世界市場)的產品相似度指數，代表a國出口到n市場中第k種商品所占的份額，則代表b國出口到 n市場中的第k種商品所占的份額。

該指數的變動范圍在0-100之間。如果a國和b國出口到第三市場的商品分布完全相同，則該指數為100，即對于每一種商品，都有若完全不相似，則該指數為0，即對于每一種商品k，部滿足：若，則必有或者，則必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該指數隨著時間的推移上升，則表明兩國的出口結構趨于收斂，同時也意味著這兩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會更加激烈;相反，如果該指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則意味著兩國在第三市場上的專業分工程度正在上升，兩個國家的貿易關系是互補的。 根據產品相似度指數計算公式，利用2000-2006年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數據，計算得出表4中美1999-2005年各類產品相似度指數值。

中美間的出口產品相似度指數值較高，都在60以上，表明中美向世界市場出口的商品分布的確存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筆者認為這并不表明中美在出口產品上就一定存在很強的競爭性。正如前文分析，由于中國廉價勞動力使很多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中國生產，轉移到中國生產的這些產品往往是轉出國國內不生產的，即使生產也是具有異質性的高端產品，因此盡管在國際貿易商品分類上歸于一類，但實際上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現在很多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環節已被標準化和程序化，而在中國的生產只是對零部件的組裝或簡單的加工后又出口，實質上處于一個產業鏈的底端。基于這樣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與美國出口產品盡管相似度高，但競爭性不強。

中美兩國產品相似度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對于這個變動的原因，我們認為有兩個解釋：1999-2000年間，由于中國尚未“入世”，較高的關稅抬高了中國出口商品的世界市場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勞動力的優勢，得益于此，美國不具有勞動力優勢的產品仍能在國內生產并在世界市場上同中國競爭，因此這個時期的中美出口產品相似度會升高。2001年中國“入世”后，關稅的不斷降低和出口管制及配額的取消，中國出口產品的勞動力優勢徹底“顯現”，與此同時，“入世”為眾多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生產提供便利的機會，那些未轉移到中國進行生產的企業實際上生產的不是依靠勞動力優勢為目的的產品，其本身和需要依靠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產品就具有很高的異質性和滿足不同消費需求的互補性，這自然使得中美兩國出口產品相似度降低。基于這樣的分析，我們預測，未來中美兩國出口產品的相似度仍會走低，而出口產品相似度隨時間的推移降低，本身就意味著兩國在第三市場上的專業分工程度正在上升，兩個國家的貿易關系是互補的。 結論和啟示 基于對中美貿易結合度、貿易產品比較優勢、貿易互補性指數和出口產品相似度的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中美有很強的貿易互補性。通過對各種測度指數時間變動趨勢的進一步觀察，發現中美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還將加強，表現為：其一，中國對美國貿易結合度穩中有升，盡管由于統計口徑不同會導致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下降，但其數值仍大于1，且只在一定范圍內浮動但未見下降趨勢;其二，中美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商品雷同性很小，且具體商品的比較優勢指數或比較劣勢指數在時間變動趨勢上具有異方向性;

篇（7）

貿易報復是指兩國之間發生貿易爭端時，一國為迫使另一國改變其對外貿易政策，而采取的一種報復性的經濟手段。貿易報復實質上是一種貿易制裁手段，它主要是出于經濟上的目的，以進口抵制的方式迫使被報復國取消貿易保護，打開國內市場。國際間的貿易報復主要是通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進行的，如征收關稅、進口配額、許可證制等等。其中加征高額關稅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一種方式。下文將首先對貿易報復做出一般性的闡釋，然后對中美歐三國的貿易報復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國貿易報復制度的立法建議。

一、貿易報復的合法性問題

國際社會對貿易報復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很大的爭議。有的學者認為貿易報復迫使他國讓渡了部分經濟，是一種不合法的經濟行為，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從法律體系中找到貿易報復的合法性依據。貿易報復在某些國家的外貿法律制度中有著明確的規定，如美國貿易法中著名的301條款，該條款就授予了美國總統有對影響美國商業的一切不合理、不正當的進口限制進行報復的權力。在國際法制層面，WTO有著“經濟聯合國”的稱謂，它規范著世界貨物貿易總額的90％以上的貨物貿易活動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措施。根據WTO《關于爭端解決的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以下簡稱《諒解》)的規定，貿易報復只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就具有了合法性。

WTO體制下的貿易報復應遵循以下先決條件：(1)違法成員的有關行為仍出于非法狀態。即專家組或上訴機構裁定有關成員方未遵守對其適用的協議，因而產生了對另一成員利益的喪失或減損，而違法成員在一定的“合理時間”(reasonableperiodoftime)內并未履行DSB的建議或裁決。(2)爭端當事方未在“合理時間”到期后的20天內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補償協議。(3)請求報復成員(申訴方)獲得DSU的授權，而報復的方式也要視報復的作用和效果而定，報復的程度也應當等于其利益喪失或減損的程度。另外，貿易報復只是一種臨時措施，在違法措施已被撤銷、被訴方對申訴方所受的利益損害提供了解決方法、爭端當事方達成了相互滿意的解決方法的情況下，報復措施應當被終止。可見，當WTO的成員間發生爭端時，當事方應按照《諒解》的規定尋求爭端的妥善解決，任何單邊的、未經授權的報復性措施是WTO體制所禁止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諒解》并沒有直接使用“報復”一詞，而是使用這一術語——“中止對有關成員實施適用協定項下的減讓或其他義務”。

盡管WTO為解決成員之間的貿易爭端，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爭端解決機制，并以貿易報復手段作為最后的保障。但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程序旨在解決成員之間的爭端，要賦予本國私人請求本國政府對另一國家進行貿易報復的權利，仍然需要國內立法。因此，美、歐等國，相繼在國內法中設計了貿易報復制度，以尋求通過國內救濟方式，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并將國內的貿易報復制度和WTO的爭端解決程序較好的銜接起來，建立起符合WTO規則的貿易報復制度。

二、中美歐三國貿易報復制度概述

(一)美國貿易法301條款美國貿易法301條款，是美國貿易與法律實踐中使用報復手段的典型代表。最初，301條款主要作為實施關貿總協定的權利的手段，但后來《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增加了特別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301條款實質上演變為對貿易報復的授權與實施的法律規定。根據一般301條款的規定，美國主要對以下做法采取報復措施：(1)外國的做法違反國際協定，或否定了美國依據國際協定所享有的權利；(2)外國不公正的做法(unjustifiablepractices)，造成美國商業的限制。所謂不公正的做法是指外國的立法、政策或做法侵犯了美國的國際法律權利或與其不一致，例如外國有違反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以及保護知識產權的立法、政策或作法；(3)外國的不合理的做法(unreasonablepractices)，造成美國商業的限制。據美國法，如果外國某一特定立法、政策和做法沒有侵犯美國的國際法權利或與其不一致，但確屬對美國私人不公平或不公正(unfairorunquotable)，即是不合理的。(4)外國歧視性做法(Discriminatorypractice)，包括外國的立法、政策和做法在適當時拒絕給予美國產品、服務或投資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

根據301條款，美國貿易代表可以采取法律明確授權的措施進行報復，除了法律明確授權的制裁措施之外，貿易代表還可以行使總統在其權限范圍內指示采取的其他措施。針對不合法或不公正的外國行為，貿易代表應當采取報復措施，又稱為“強制性報復”(mandatoryaction)。外國的不合理做法或者是歧視性做法，貿易代表則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進行報復。具體的報復措施包括實施數量限制，中止關稅減讓，取消優惠待遇，與外國簽訂協定以取消立法、政策和做法或對美國提供補償等等。

(二)歐盟的《貿易壁壘條例》(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簡稱TBR)至于美國在其貿易法中引入了301條款，歐盟也成了美國利用301條款打擊的主要對象。歐盟雖對此頗有抱怨，但同時也感受到了301條款的威力和作用。1983年，歐委會向理事會提交了關于《新貿易政策工具》(NewCommercialPolicyInstrument，以下簡稱“NCPI”)的建議，以保護在第三國市場上遭遇貿易壁壘的歐盟出口產品。但在采納歐委會建議的同時，理事會努力使NCPI與美國的301條款保持距離，要求歐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需與其國際義務保持一致，避免體現過強的單邊性和攻擊性。NCPI最終于1984年9月17日正式頒布，其目標是在遵守國際義務和程序的前提下，回應第三國的不正當貿易做法，并消除該做法對歐盟利益帶來的損害；同時，確保歐盟依據多邊規則對第三國的貿易做法充分行使相應的權利。但NCPI的實施并未根本遏制第三國實施或維持的貿易障礙，其規定的行動步驟在實踐中也被證明并不完全有效。1984～1989年間，NCPI程序僅被啟動3次，而同期美國提起的301條款調查案超過70起。

1994年10月，歐委會欲使NCPI在調查和消除國外貿易壁壘方面發揮更強有力的作用，向歐盟部長理事會提交了NCPI的最終修改建議，并欲將其作為歐盟一攬子執行烏拉圭回合協議框架的一部分。同年12月22日頒布了《貿易壁壘規則》(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簡稱“TBR”)，取代了NCPI。根據TBR，歐盟企業、產業以及成員在外國遭遇貿易壁壘，影響其進入第三國市場或歐盟統一大市場時，可以要求歐委會對有關不公平貿易措施開展調查，決定是否存在貿易壁壘。若存在貿易壁壘，則可以采取以下救濟方式：(1)啟動國際磋商或爭端解決程序；(2)接受第三國單邊措施；(3)按《歐共體條約》第113條與第三國談判；(4)采取報復性的商業政策，包括暫停或撤銷商業政策談判達成的減讓；提高現行的關稅或征收其他新的進口費用等；作為一種新的貿易政策工具，TBR實為歐盟保護其產業在進入他國市場時不遭受阻礙，而提供的一種進攻型的法律機制，該機制也確保歐盟充分享有其在國際貿易規則框架中的權利，尤其是WTO協定賦予它的權利。

(三)我國的《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我國《對外貿易法》第47條規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共同參加經濟貿易條約、協定的國家或者地區，違反條約、協定的規定，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該條約、協定享有的利益喪失或者受損，或者阻礙條約、協定目標實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要求有關國家或者地區政府采取適當的補救措施，并可以根據有關條約、協定中止或者終止履行相關義務”。這可謂是中國的301條款，它是符合WTO《爭端解決諒解》要求的貿易報復條款。另外，我國還進一步制定了《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以下簡稱《規則》)。依據《規則》，申請人可向商務進出口公平貿易局申請貿易壁壘調查；被指控的措施被認定為構成貿易壁壘，商務部應視情況采取以下措施：(1)進行雙邊磋商；(2)啟動多邊爭端解決機制；(3)采取其他適當的措施。申請人須是與被訴貿易壁壘涉及的產品生產或服務供應有直接關系的產業或企業。《規則》對申請書的內容要求比較寬松，對申請人提交的證據材料的規定也具有一定彈性。可見，該立法在調查申請方面的指導思想即降低申請要求，方便申請的提出。另外，如果商務部認為確有必要，也可自行立案，進行貿易壁壘調查。

三、中美歐貿易報復制度之比較

綜觀三國國內法，貿易報復措施均有著一整套完整的規則和程序，具體內容包括對申請人、受理機關的規定、調查的程序性要求和最后的救濟手段等等。一國最終決定是否要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勢必要根據本國的法律規定，嚴格遵循法定的程序做出決定。但中美歐的貿易報復制度不論是若干實體問題還是調查程序上均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相比之下，我國確實需要取彼之所長，補己之所短。

(一)貿易報復制度前期調查中實體問題的比較分析

1．適用范圍。中美歐的貿易報復措施都適用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以及投資等領域，也都適用于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這兩種貿易形式。下面主要討論進口貿易的問題。考察美歐的實踐，進口救濟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打擊外國政府的出口限制做法。如外國(地區)政府實施某些措施，限制特定產品(如原材料)向本國的出口，進而影響了本國相關產業的利益，即發起調查，如阿根廷進出口限制案就是這方面的成功案例。另外就是用于打擊外國政府對出口本國產品進行補貼的做法。旦三國對進口貿易的規定也有著不同之處。TBR適用于進口救濟時，申請人只能以產業的名義而不能以企業的名義向執委會提起申請，這就相對減少了申請人的數量；而301條款和我國的《規則》對進口貿易時對申請人資格的要求與適用于出口貿易時對申請人資格的要求相比較，并不存在特別的限制與不同。也就是說TBR用于進口救濟方面只起補充作用，歐共體其他貿易救濟工具則起主要作用，而我國和美國的做法則是把救濟工具的選擇權賦予了申請人。

2．法律依據。在貿易報復制度中，有關機關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外國(地區)的某一做法進行判斷，判斷其是否構成貿易壁壘，并最終決定是否需要采取貿易報復措施。而如何進行判斷，也就是我們在這里討論的對貿易壁壘認定的法律依據問題。

美國的301條款對貿易代表采取強制行動的條件及其例外，以及采取任意行動的條件均做出了規定。從“不公平貿易做法”的構成認定的角度考察，美國貿易代表采取行動的要件也就是貿易代表據以認定外國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的法律依據。如前所述，“不公平貿易”做法可進行如下劃分：(1)外國的做法違反國際協定，或否定了美國依據國際協定所享有的權利；(2)外國不公正的做法，造成美國商業的限制；(3)外國的不合理的做法，造成美國商業的限制；(4)外國的歧視性做法。

根據TBR第2條第1款規定，“貿易壁壘”必須是國際貿易規則賦予了受影響的成員對其采取行動的權利的做法，而這種行動的權利要么存在于國際貿易規則明確禁止該做法，要么是指上述國際貿易規則賦予受影響的成員尋求消除該做法的權利。可見，依TBR認定某一外國(地區)作法構成貿易壁壘，其法律依據是“國際貿易規則”(internationaltraderule)。根據TBR第2條第2款第2句的規定，國際貿易規則既可以被規定在調整歐共體與第三國間貿易關系的任何貿易規定中，也可以被規定在以歐共體為一方的調整歐共體與第三國間的任何非貿易規定中。但是，無論如何，歐共體與第三國之間都存在明確的國際法義務。從美國和歐盟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其都將WTO的各項協議作為認定貿易壁壘的法律依據，為爭端解決的國內程序和國際程序的銜接提供了基礎，有利于本國國民通過國內程序啟動國際爭端解決程序。而我國認定貿易壁壘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的第3條，與美歐相比較，我國規定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從貿易壁壘認定依據的角度考察，我國認定貿易壁壘的法律依據既可以是國際法上的依據，即外國(地區)政府與我國共同參加的多邊貿易條約或與我國簽訂的雙邊貿易協定；也可以是我國國內法，即《規則》第3條第2款所作的規定，即使外國(地區)政府與我國之間不存在上述多邊貿易條約或雙邊貿易協定，只要其做法滿足此規定，也視為貿易壁壘。這種立法與301條款相同而異于TBR。第二，將貿易條約或貿易協定而非以貿易規則作為壁壘認定依據，這點類似于301條款而不同于TBR。

本文認為，歐盟采取貿易規則，而非貿易條約或貿易協定的做法，有其優越性。因為某些被外國(地區)所違背的國際貿易規則完全有可能被規定在一些非貿易條約或者協定之中。根據我國現行立法，外國(地區)作法雖然違背了對其有約束力的國際貿易規則，只要這些規則不是與我國締結的經濟貿易條約或協定，則不能該規則作為認定貿易壁壘的依據，這顯然不利于貿易報復制度充分發揮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雖然以規則體系作為不公平貿易做法的認定依據，但是有關“不合理”的做法的認定依據的范圍是相當寬泛甚至是存在爭議的，我國若借鑒歐盟的做法可能更為妥當。

3．損害的認定標準。損害主要是指貿易壁壘對調查國經濟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或者是傷害，損害認定標準的科學性、明確性以及與WTO既有損害標準的一致和相悖，都直接影響著整個調查制度的運轉，進而影響到最終是否需要采取救濟措施，包括貿易報復措施。

美國301條款規定，外國法律政策或做法滿足“不公正”、“不合理”或者“歧視性”的標準時，還必須同時考慮是否對美國商業造成了限制，若不滿足后者，便不構成不公平貿易做法。根據“限制”標準，申訴人應當證明對美國進口的增加，或者其在外國失去了市場機會。但是301條款最初的設計就是為了便于美國的私人進入國際爭端解決程序，如WTO爭端解決程序而設計的國內程序。所以，當外國政府法律、政策和做法致使美國依WTO各項協議的享有的權利或利益遭到否定時，301條款并不要求申請人證明外國做法給美國商業造成了限制，此時只需證明外國政府的做法違反了WTO協議，或者美國依協議享有的利益遭到否定即可。

歐盟的TBR依據不同的申請程序分別采用了兩個概念來表述第三國的貿易壁壘對歐盟產業所造成的損害。在以歐盟產業名義提起申請的程序中采用的是“損害”(injury)這一概念，在以歐盟企業名義提起的申請程序中采用的則是“不利貿易影響”(adversetradeeffect)。根據TBR的規定，“損害”是指貿易壁壘在歐盟市場上在貨物或者服務方面對歐盟產業造成或者威脅造成的任何“重大損害”(materialinjury)。“不利貿易影響”是指，貿易壁壘在任何第三國市場上再貨物或者服務領域給歐盟企業造成的不利貿易或者有造成不利影響的威脅，并且對歐盟經濟或者歐盟境內區域性經濟或者經濟活動造成“實質性影響”(materialimpact)。而且。TBR對如何確定“損害”和“不利貿易影響”的認定標準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便申請人掌握和執委會操作。具體表現為TBR的第2條第3款、第10條第1-3款(關于“損害”的規定)，和第2條第4款、第10條第4款和第5款(關于“不利貿易影響”的規定)。

我國的《規則》涉及損害標準的條款主要有第3條以及第7條，在不涉及貿易條約或貿易協議時的對損害的界定用語為“造成阻礙或限制”和“負面貿易影響”，但并無細化的規定，我國應當借鑒美歐立法對損害的標準予以細化，并盡量給出定義，使《規則》的可操作性得到加強。

4．國家或地區利益。根據美國的301條款，整個貿易報復制度的運作都必須嚴格服從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并不應當以特定當事人的利益作為判斷標準。貿易代表決定是否報復和如何報復時，必須衡量是否適當(appropriate)，如果外國已經采取令人滿意的措施或者已經采取行動補償美國；以及采取301條款的報復措施對美國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將大于報復措施所得的利益時；又或者是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將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時，均不應進行貿易報復。當然在要求行為國提供補償時，301條款也會兼顧到相關企業和消費者等的利益。TBR第12條第1款則規定如果采取行動不符合歐共體利益，執委會不得采取行動；執委會必須將采取行動可能帶來的后果與它對歐共體更加廣泛的經濟利益和商業利益的影響進行權衡掂量。可見，歐共體利益在調查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我國的“規則”并沒有直接提及“國家利益”這一概念，只是在終止調查程序時規定到，若終止調查程序不符合“公共利益”，則不能終止調查程序。但公共利益并不等于國家利益，我國應借鑒美歐做法，在立法中明確提出“國家利益”的概念，以凸顯其重要性。

(二)貿易報復制度前期調查中程序問題的比較分析

1．申請者的范圍。我國的《規則》第5條規定：“國內企業、國內產業或者代表國內企業、國內產業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申請人)，可以依照本規則的規定向商務部提出貿易壁壘調查的申請。”前款所稱的“國內企業、國內產業”，是指在被訴貿易壁壘涉及的產品生產或服務供應有直接關系的企業或產業。與此相對應的，美國301條款允許任何利害關系方提起申請；而TBR第2條第5款則將“共同體產業”定義為所有共同體生產者與供應者，包括：生產或供應與被訴貿易壁壘設計的產品或服務相同或類似的生產商或服務供應商；生產或供應與前述商品或服務相競爭(competingdirectlywiththatproductorservice)的生產商或服務供應商；消費、加工被訴貿易壁壘涉及產品或消費、使用被訴貿易壁壘涉及的服務的生產商、服務供應商；合作生產的生產商、服務供應商，如果其合作生產量已經在該產業的生產總量中占了較大比例。顯然歐盟、美國對于提起申請者的定義范圍，遠遠寬于我國規定的“有直接關系者”。為了便于使有關方得到及時、公正的救濟，本文認為應在未來的立法中，放寬可提起申請者的范圍。

2．有關證據的規定。TBR第3條第2款、第4條和第2款和第6條第2款都要求申請人提出申請時必須提交充分的證據(sufficientevidence)，包括貿易壁壘的存在及其對歐盟產業或企業產生“損害”或“不利貿易影響”的解釋性清單(illustrativelist)。如果申請人未能提供充分證據，執委會則不予立案。301條款對申請人提交證據的要求則相對較低，只要求滿足對請求的支持即可。而我國的《規則》第8條對證據的提交予以了規定，“申請書應當盡可能附具下列證據材料并說明其來源：(一)證明被申請調查的措施或者做法存在的證據材料；(二)證明被申請調查的措施或者做法造成的負面貿易影響的證據材料。”但我國并沒有在法律中對“負面貿易影響”予以具體說明，這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當事人舉證的難度，我國應借鑒歐盟立法對其進行細化規定。

3．申請的撤回。TBR第5條第2款規定，申請人可以撤回申請，執委會可以據此終止程序，但終止程序不符合共同體利益的除外。我國的《規則》第9條規定“申請人可以在商務部做出立案決定之前撤回申請”，但是，此時當事人撤回申請可能有違我國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我國應當增加相應的規定。

4．調查中的專家咨詢程序。依301條款的規定，在調查過程中貿易代表向相關的委員會(如貿易政策與談判咨詢委員會、國際貿易委員會等)尋求信息和征求意見是一個必經程序。TBR第7條專門規定了咨詢程序(consultationprocedure)，要求設立以執委會代表為主席的，由各歐共體成員國代表所組成的咨詢委員會(AdvisoryCommittee)，并就執委會的行動以及該行動對歐共體共同商業政策的影響發表意見，這也是強制性的規定。但我國《規則》第20條對成立專家咨詢組的規定是任意性的，咨詢內容的范圍也僅限于調查中涉及的技術性和法律性問題。但貿易報復等救濟措施的采取影響到我國與涉案國家之間的關系，也影響到我國的國際聲譽，事關重大，將必要時的咨詢程序規定為強制性的必經程序似乎更為慎重。

5．調查程序中的司法審查制度。在TBR實踐中，由于“共同體利益”的靈活性，歐盟委員會等機構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難免帶有政治色彩(特別是在發動調查后采取救濟措施時)，因此，歐盟法院司法審查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權力被濫用的可能。我國商務部對貿易壁壘進行調查的行為，其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行為，根據WTO的要求以及我國加人WTO議定書的承諾，應允許對其進行司法審查，進而提供相應的救濟。因此，本文認為我國也應當考慮建立調查過程中的司法審查機制。

(三)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和貿易報復措施最終作出的不同規定中美歐均在法律中規定，在調查階段結束后，若涉及雙邊或多邊爭端解決程序(如WTO爭端解決程序)，應當依據調查的結果決定是否啟動爭端解決機制。不同的是，TBR規定調查結束后由執委會與成員進行磋商決定是否啟動爭端解決機制，但并沒有規定磋商的期限性質，這無疑造成了效率低下的后果。而美國的301條款則規定如果調查涉及貿易協定，并且在該貿易協定所規定的磋商期結束或者磋商開始后150日之前沒有達成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貿易代表應當依貿易協定規定的正式爭端解決程序，要求立即開始該程序。@但我國的規則第29條將雙邊磋商與啟動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并列作為救濟措施，并無先后之分，對于磋商和爭端解決機制的協調，我國應當進一步予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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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出口額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兩者的關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單位：千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搜集了同時段各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幣（平均數）。對兩個時間序列分別取對數，然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不能拒絕兩者分別不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的虛擬假設。因此，從實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影響不大。

（二）基于美國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那么外國出口商品以本國貨幣標示的價格就會降低，從而外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提高，本國從外國的進口量增加，進口額增加。人民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進口。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美國出于政治戰略的考慮，對我國從其企業進口該類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使我國從美國的進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對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額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是典型的互補型貿易，但是，在這種互補型貿易中，我國處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計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貿易結合度。結果表明：美國對中國各年的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即貿易聯系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都大于2，即貿易關聯較緊密。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出口市場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因為我國出口到美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從美國進口的卻是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而這兩個原因又同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和貿易形式相關。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但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是依賴勞動力成本低帶來的價格優勢在美國市場競爭，出口的產品大多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形式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在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我國企業僅僅扮演了裝配工廠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貿易出口領域，有些高科技產品如電視機、手機等的確是中國生產，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卻全部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因此，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主要通過低價大量銷售保證利潤，由此引起了美國市場上同業惡性價格競爭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形象。

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樣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業和產品排擠出海外市場，還可以迫使優勢企業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力爭在技術、品牌和營銷策略等方面取勝，依靠科技進步、品牌設計和產品質量獲取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先進設備的進口成本，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與出口結構升級。另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有利于企業走出國門，進行產業轉移和技術學習，從而促使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另外，從我國對美國的進口貿易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使美國的出口產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降低，只要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動，我國就會加大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中美雙邊的商品價格貿易條件為我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與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之比。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市場份額減小或者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利潤下降；而美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市場份額擴大或者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利潤增加。中美出口商面臨人民幣升值會選擇哪種價格調整的方式，取決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市場競爭狀況以及中美雙方的貿易政策等。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我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能會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標示的價格，因為這樣并不會使我國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大幅度萎縮。而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我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日等廠商的競爭，因此，美國出口商會選擇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來擴大市場份額。綜合這兩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而美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我國對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另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可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為商品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我國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與美國生產我國進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比率。人民幣升值能促使我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

五、幾點結論和建議

1.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幣適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進出口額的影響不大，從而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并且適度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價格貿易條件和中美雙要素貿易條件。這會使我國在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剛性和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又對人民幣升值形成壓力。從長期來看，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惡性盤升。如果這種盤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將不僅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而且會超過我國經濟的消化能力，給宏觀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堅持小幅度、漸進式的原則，而我國企業也應采取措施來應對外匯風險。

3.宏觀上，我國政府應采取措施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緩解經常項目順差的壓力；大力發展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擴大對美國的進口，實行以出口帶動進口，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力度，緩解資本項目持續保持高額順差的壓力；加快建設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以及加大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微幅、雙向、穩重爬升”的調控藝術，適當放大浮動區間，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

篇（9）

﹙二﹚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1.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數。由于中國的投入產出表每五年編制一次，逢0、5年編制投入產出延長表，因此本文使用統計年鑒中2007年和2010年中國投入產出表計算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數，2007年前的使用2007年投入產出表數據，之后年度使用更新的2010年投入產出表。2.中美貿易數據。來自《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按章分類，共22類、98章的貿易數據。3.能源統計數據。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結構數據以及各行業的各年度產值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4.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根據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提供的方法通過以下公式計算。NCV為《2013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附錄4中提供的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CEF為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數；COF是碳氧化因子﹙此處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別是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對于大部分商品來說，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主要來自于各種化石燃料的燃燒，因此本文選取主要的八種能源，得到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計算結果見表1。表2的結果顯示，自2002年以來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隱含碳排放總量逐年遞增，且各個行業的隱含碳排放量也呈增長趨勢，這與商品出口額的增長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及2009年隱含碳排放量有所下降，原因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使中國出口行業遭受重創，出口額下降，因而出口商品隱含碳排放量隨之下降。從結構上看，隱含碳排放量平均值居于前十位的行業依次是：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金屬產品制造業，煉焦燃氣及石油加工業，采礦業，化學工業，運輸倉儲郵政、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非金屬礦物產品制品業，其他制造業，機械設備制造業，紡織、服裝及皮革產品制造業。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根據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整理的98章進出口貿易數據中，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出口額為零，但是其他行業在生產最終產品時必不可少地需要消耗電力、熱力及水資源，在投入產出表中以完全消耗系數表示了對此直接及間接消耗的要素數量，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隱含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而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及金融業的隱含碳排放量之所以為零，是因為在能源消費數據中，這兩個行業并不存在對化石燃料的消耗。由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重點針對高排放工業制成品征收碳關稅﹙欒昊、楊軍，2014﹚［12］，因此本文在行業選擇上排除資源類及服務類相關產品。根據計算結果，隱含碳排放量高的五個工業制成品行業依次是：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其他制造業及機械設備制造業，后文將據此進行情景模擬。

二、運用GTAP模型對美國征收碳關稅的情景模擬

﹙一﹚數據處理及模擬方案設定GTAP模型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設計的多國多部門應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構中進行政策情景模擬時，可以同時探討政策調整對各國各部門生產、進出口、GDP、貿易平衡、貿易條件及社會福利水平的變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GTAPVersion8.1數據庫及RUNGTAP3.62軟件對美國向中國征收碳關稅進行情景模擬。1.區域及行業劃分由于GTAP模型要使用上述隱含碳排放量分析結果，本文首先對GTAPVersion8.1數據庫中包含的134個地區和57個行業部門進行分類匯總。對地區的分類主要依據地緣政治及其與中國貿易關系的密切程度進行劃分，對行業部門的劃分與上述隱含碳計算的行業劃分保持一致。根據模擬需要，運用GTAPAgg8軟件將上述國家和行業部門分別劃分為9個區域、17個行業部門。具體分類情況見表3和表4。2.模擬方案設定雖然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提出將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但具體的關稅稅率并未明確規定。現有的研究基本假設計稅標準為每噸碳10−70美元之間，因此本文選取三檔征收標準———20、40、60美元/噸，即模擬征收低/中/高額碳關稅的政策影響。關于稅率計算采取目前普遍認同的方法，由于GTAP模型中，關稅的沖擊以百分比來表示，故稅率計算結果也采取百分制形式。

﹙二﹚實證模擬結果及分析利用RUNGTAP3.62軟件分別對上述三個碳關稅征收方案進行情景模擬，并選取Gragg求解方法來提高模擬結果的精確度。在模擬結果的眾多變量中，本文主要關注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后，分別對兩國的商品銷售價格、國內產出、GDP、社會福利、貿易平衡、貿易條件的變化，以及中國對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出口量的變化，以此得出對各自經濟效應的影響。表6列出了不同碳關稅征收方案下，中美兩國國內商品銷售價格及各行業產出的變化率。與對一般商品課稅效果相同，在美國對中國高碳排放工業制成品征收碳關稅之后，這些部門對美出口會受到限制，導致國內產出量下降，部分產品不得已轉為內銷，直接造成中國國內市場供給增加，均衡價格下降，范圍在0.19%−0.48%之間，隨著碳關稅稅率的提高，國內市場價格下降幅度更大。與中國情況相反，美國由于碳關稅的征收導致其國內征稅產品均衡價格的上漲，而由于價格上漲帶來的超額利潤使得其國內廠商生產更多產品用于國內銷售。碳關稅作為一種附加的額外成本，直接帶來出口價格的上漲，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貿易條件惡化，相應地對貿易平衡產生負面的影響，使中國出口企業利潤被美國瓜分。通過征稅，美國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貿易平衡相應增加，通過碳關稅的征收使本國從中獲利。但與其他行業不同的是，即使被征收碳關稅，機械設備制造業的國內產出依舊小幅增長，原因正如前文分析中美貿易現狀時所述，由于該行業占中國對美出口額的46%以上，短期內中國為滿足其進口的強依賴性，國內產出因此并未下降。表8顯示了美國征收碳關稅后對中國GDP及社會福利的影響。顯而易見，碳關稅的征收對兩者均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負面沖擊，國內GDP下降0.30%−0.61%不等，而社會福利也因此減少31.80億−64.73億美元。而美國雖然由于國內生產增加等因素的影響，GDP有所增長，但增長幅度十分有限，最高也只有0.07%。但隨著碳關稅稅率的提高，對其社會福利也會造成不利的影響，高額碳關稅政策也會導致其國內福利惡化。因此，由模擬結果可見，高額碳關稅政策均會造成兩國福利的凈損失。最后，分析在不同碳關稅征收模擬方案下對中國出口量的影響。如表9所示，中國被征收碳關稅的行業，出口變化率普遍為負數，即對美出口量下降，且隨著稅率的提高，出口量下降比例遞增，受影響最大的三個行業是化學工業、非金屬產品制造業以及其他制造業，下降百分比均維持在兩位數。未受明顯沖擊且保持小幅增長的依然是機械設備制造業，原因此處不再贅述。可見，隨著對最大貿易伙伴出口量的下降，中國相關行業無疑會受到極大的沖擊，由此會導致貿易轉移的出現，正如模擬結果所顯示，中國對其他貿易伙伴，如歐盟、東盟、亞洲發達地區的出口量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漲。

三、結論及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結論：碳關稅政策將導致中國高碳排放行業產品的國際均衡市場價格上升，對美出口量下降；同時，該類產品國內供給量增加，銷售價格下降。對中國貿易平衡造成顯著的負面沖擊，貿易條件隨之惡化，中國出口商品國際競爭力減弱，GDP減少，社會福利存在凈損失。就美國而言，碳關稅直接造成其國內銷售價格上升，進口量減少，國內生產增加。貿易平衡增加，貿易條件改善但幅度有限，并且隨著碳關稅稅率的逐步提高，也將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由此可見，碳關稅作為一種試圖用貿易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總體來說弊大于利。因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爭取先動優勢，從以下兩個方面規避被實施碳關稅政策后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篇（10）

關鍵詞：中美；紡織貿易；摩擦

2005年1月1日，實施了30多年的紡織品配額制度完全取消，國際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進口國，中國是世界上的紡織品出口大國，中國的紡織品服裝出口迎來了后配額時代。中美紡織貿易摩擦正以各種形式頻繁發生，對此中國應高度重視并應采取應對措施。降低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一、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影響

中美紡織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傷到他人的同時也會傷到自己，這對中國和美國都會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一）對美國而言

1.對美國的負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美國極有可能會遭到中國的貿易報復。中國的紡織品成品半成品不能出口到美國，美國國內的零售商和原材料生產商也不能正常生產，使其利潤降低。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的勞動力價格相對較高，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較低，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低價的中國紡織品在美國的銷售受到限制，這樣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上升，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承擔高昂的紡織品價格，對紡織品的需求降低，不利于美國紡織企業發展。

2.對美國的正面影響。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中國向美國出口紡織品困難加大，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在市場上的數量大大減少，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的紡織品價格較低，在美國市場具有一定競爭力，中國紡織品數量的減少使得美國本土的紡織品生產商少了一個競爭對手，美國紡織品生產企業的銷售量便會提高，利潤提高，從事該行業的人員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會得到改善。

（二）對中國而言

1.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配額取消后，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需求增加，中國的紡織品產量上升，由于紡織行業進入門檻較低，大量生產資料涌向紡織部門，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大量的中國紡織品無法在美國正常銷售，中國紡織品商人的利潤和收入降低。紡織品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由于紡織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會導致中國的就業率降低。

2.對中國的正面影響。

中美紡織貿易摩擦對中國也有正面影響。它使得我國紡織品生產企業開始思考，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并積極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積極設立科研部門，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走品牌戰略，注意保護環境，提高企業的自身素質，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競爭力。

二、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

前文已經闡述了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影響，那么何為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中美紡織貿易摩擦的產生，中美雙方都有責任，不能把責任都推到美國身上，中國也應該從自身尋找原因。

（一）從美國方面考慮

1.美國自身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抬頭。

中國是世界紡織品出口大國，自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大量我國紡織品出口到美國，紡織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勞動力相對美國價格較低，我國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使紡織品成本降低，價格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強的競爭力。美國市場是高度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國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后，將導致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的下降，紡織品部門的資本收益率會趨于下降，紡織品部門的產出將會受到影響。中國的紡織品對美國形成巨大壓力，美國國內紡織產業競爭力下降，美國便會在公平貿易的政策下加強貿易保護。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導致中美紡織貿易摩擦。

中國紡織品占領美國市場，嚴重影響美國紡織產業，紡織產業工人收入降低，紡織業作為美國傳統支柱產業，從事紡織業的美國勞動者人數眾多，工會便會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頒布紡織品貿易保護政策。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選舉利益，爭取更多的選票，也會制定針對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貿易政策。

3.歐美大環境對美國產生的影響使得美對華加大貿易摩擦。

在2005年1月1日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紡織服裝品數量大幅增長，這也存在一定的隱患，引發歐洲對我國展開貿易戰，如歐盟重啟對華聚酯纖維面料反傾銷調查，對紡織服裝品要求產地證明等，這些都會影響到美國對華紡織服裝品的態度。

（二）從我國自身考慮

1.中美貿易長期不平衡。

表現為中美雙方國際收支的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不同，美國用的是“原產地”原則。這就將中國從香港或者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都算入中國，美國用的是到岸價格，與中國的算法差了運費和保險費，美國也沒有包括他們優勢的服務貿易。

2.國內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導致摩擦產生。

中國紡織產業結構不平衡，企業多以小型為主而且分散，缺少市場競爭力；大型企業大都缺少核心技術，跨國資源配置能力不強。中西部差距依然較大。配套原材料發展比較緩慢，普通纖維產品生產量較大，產能增長較快，而科技含量高、功能品種多樣化纖維卻比較短缺。紡織產品生產多集中在勞動密集的服裝加工中，且競爭十分激烈；而高技術含量的紡織品生產較少。

3.中國紡織品生產企業自身存在問題。

中國紡織服裝企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渤海灣地區和山東。紡織服裝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紡織生產企業利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大量生產。紡織企業自主生產性不強，他們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不能自主設計，生產適合銷路的產品，產品出口主要是定牌、貼牌加工，缺少自己的優勢品牌。有些紡織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參考文獻：

[1]洪涓,張家艷.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