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思想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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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Freedom Thought in Marx "Doctoral Thesis"

LIU Jianjiang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In Marx's Doctoral Thesis， Marx explained his freethinking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of n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ingency category indicated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freedom； the deflection movement， the inner structure and the contradictory of atomic indicated the individual of human freedom； Marx have a different view of freedom from Epicurus， Marx seeked for a real freedom， the realistic road to the reality of freedom is making the world philosophical and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Key words freedom； chance； individual； the reality of freedom；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1 偶然性與自由之維

雖然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同為原子論哲學家，都承認原子和虛空，但是，無論涉及到原子論這門科學的“真理性、可靠性及其應用，還是涉及思想和現實的一般關系，他們都是截然相反的”。①在《博士論文》的第一部分，馬克思從三個方面比較了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原子論的一般差別。第一，在關于人類知識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問題上。德謨克利特采取懷疑主義的態度，認為感性世界是一種主觀的假象；伊壁鳩魯采取獨斷主義的態度，認為感性世界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第二，在關于科學的可靠性和科學對象的真實性的問題上。德謨克利特力求在充滿假象的感性世界中尋找某種必然性；伊壁鳩魯重視內心的寧靜與滿足，主張“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②因為哲學本身就代表了自由。第三，在思想與現實的關系上。德謨克利特把一切都歸于必然性，努力在世間尋求一種必然的因果關系；伊壁鳩魯主張偶然性與任意性，認為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與可能的，沒有什么規律可循。正是偶然性范疇的提出，使馬克思在伊壁鳩魯哲學中看到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

與必然性的確定性、抽象性和穩定性不同，偶然性意味著可能性、現實性和不穩定性。在對伊壁鳩魯的偶然性范疇進行研究時，馬克思轉換了近代以來對偶然性范疇的認識論考察視角，注重偶然性范疇的本體論意義。③正是對偶然性范疇本體論意義的考察，彰顯了人的自由精神。具體來說，馬克思通過對偶然性范疇的兩個特性的分析，深入地思考了人的自由問題。

其一，抽象的可能性。人是一種可能性的存在，人的自由精神也是可能的。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區分了兩種可能性，即實在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并指出：“偶然是一種只具有可能性價值的現實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則正是實在可能性的反面。實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樣被限制在嚴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卻像幻想那樣是沒有限制的。”④與實在的可能性把人看作被規定的限制性存在不同，抽象的可能性把人看作無限制的創造性存在，因為它涉及的“不是被說明的客體，而是作出說明的主體”，⑤強調的是處于某種生命活動中的人。抽象的可能性既表明人是不受外在必然性和命運束縛的可能性存在，又彰顯了作為主體的人突破客體的限制進行自由創造活動的可能。

其二，時間性。時間具有感性、明顯性和普遍性等特征，意味著變化和過程。在伊壁鳩魯看來，感性世界是一種客觀現象，它是能夠被人的感官直接所感知的，而時間作為一切事物變化的原因，是“現象的絕對形式”。偶然性范疇的時間特性，意在表明“時間在現象世界中的地位，正如原子概念在本質世界中的地位一樣”，⑥它表達了人的自身存在的主動形式，表明了人的自由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而作為變化和過程的時間，同時也表明了人的自由的歷史性。

2 原子與個體性自由

通過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原子論一般差別的比較，馬克思闡釋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問題。在《博士論文》第二部分，馬克思著重從原子的運動方式和原子的內在結構兩個方面，闡釋了人的自由的個體性問題。

第一，在關于原子的運動方式問題上。馬克思十分推崇伊壁鳩魯主張的原子的偏斜運動，認為原子的這一偏斜運動，正是人的個體性存在以及個體性自由的彰顯。原子的直線下落運動相當于原子的定在，與原子自身的存在相對立，是原子喪失自身獨立性和個別性的存在，是應當予以否定的存在。而與這一運動直接相否定的就是另一種運動，即原子脫離直線的偏斜運動，這一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⑦這樣一來，伊壁鳩魯以兩種直接對立的直線運動和脫離直線的偏斜運動，實現了對原子的物質規定和形式規定。作為原子物質規定性的原子的直線下落運動是自由的定在，作為原子形式規定的原子的偏斜運動是自由本身，是抽象個別性本身，是人的個體性自由。除上述兩種運動外，原子的排斥運動很好地綜合了體現在這兩種直接對立的運動方式中的原子的不同規定形式。在馬克思看來，排斥就是否定，是偏斜借以脫離直線的否定力量。

馬克思通過對原子脫離了直線的偏斜運動的闡釋，表達了人的個體性自由這一思想。其一，自由不是個體性的喪失，而是個體性的彰顯。在考察原子的直線運動中，點或原子在直線下落的過程中意味著點或原子自身個別性和獨立性的喪失，這是指點或原子在直線下落的過程中揚棄了自身的自為存在，喪失了自身的根據，喪失了自由。原子的偏斜運動正是個體性的彰顯，正是自由的彰顯。其二，自由不是一種受限制的個體性存在，而是一種自我否定的活動。自由的實現是一種不斷自我揚棄，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馬克思指出：“要使作為人的人成為他自己的唯一現實的客體，他就必須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對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純粹自然的力量。”⑧人的個體性自由的實現就是要打破自身的物質性定在，不斷地進行自我否定，實現與“欲望的力量和純粹自然的力量”的分離。

第二，在關于原子的內在結構問題上。馬克思指出：“在他（伊壁鳩魯――引者注）設定原子有某種特性并由此得出原子的物質本性的結論時，他同時也設定了一些對立的規定，這些規定又在這種特性本身的范圍內把它否定了，并且反過來又肯定原子的概念。”⑨而德謨克利特從來都沒有“從原子本身來考察特性，也沒有把包含在這些特性中的概念和存在之間的矛盾客觀化”，⑩只是考慮到原子的物質屬性。在對原子的特性的具體考察上，德謨克利特認為原子只具有體積和形狀這兩種特性不同，與德謨克利特不同，伊壁鳩魯還把重力當作原子的重要特性。

馬克思十分認可伊壁鳩魯對原子的概念和特性的區分，認為這一區分彰顯了自由的偉大。原子的概念對于原子來說具有本質意義，正像人的內在自由精神一樣，人的內在自由精神的彰顯要通過突破自身的物質限制來實現。人的自由精神是一種內在的本質的規定，而不是外在的物質的特性。人本身也是一個矛盾的存在體，矛盾的存在正是人不斷地否定自己，不斷地超越自己，不斷地追求個體自由的動力。

3 現實的自由與自由的實現

伊壁鳩魯追求的是一種意識的自由，這種自由只是“源于經驗實在的自由，而非經驗實在之內的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反對德謨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現實性的形式，從偶然性范疇的本體論意義出發，肯定了人的自由。同時，他也反對伊壁鳩魯追求的意識的自由，認為這種返回內心的自由觀，遮蔽了自由的現實性。馬克思指出：“抽象的個別性是脫離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再定在之光中發亮。”現實的自由是一種定在中的自由，既承認個人的獨立與自由活動，同時又不否定外部世界的合理性。

“哲學研究的首要基礎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伊壁鳩魯原子論中所體現的個體性自由精神，就是哲學的本真精神。對自由的闡釋就是為了實現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提出了現實的自由的實現之路，也是哲學的自我救贖之路，即世界的哲學化與哲學的世界化。

世界的哲學化是指世界在哲學當中揚棄自己的缺陷，走向哲學。受專制制度的影響，德國的思想家猶如一潭死水，整個國家暮氣沉沉。馬克思高揚哲學的自由精神，主張要實現自由，必須讓自我意識進入世界，把現實世界從思想專制的樊籠中解救出來。世界的哲學化就是要使物質世界走向哲學，走向精神的東西，在哲學之中獲得自身的精神內涵。一個沒有哲學的世界是不完美的世界，同樣一個沒有世界的哲學也只能是一個空洞的體系。

哲學的世界化是指哲學在世界之中揚棄自身缺陷，走向世界。哲學作為自由精神必須走向世界，世界本身也要從非哲學、非自由狀態中解放出來。哲學作為介入現實世界的實踐力量，要走向現實世界，找到現實的基礎，并把自由精神變成一種感性的存在，用自由之光普照全人類。與此同時，哲學作為一種批判的力量應該從精神的王國中走出來，關注現實的世界，對現實世界進行無情的批判。“哲學不再是解釋世界之所是的內容，不再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內容，而是一定意義上努力把萬物變為它們應該所是的內容”，哲學應當以應然的思想否定現實的世界，通過哲學把現實世界改造為一個合理的世界，同時也使哲學的合理性獲得客觀現實的形式。

通過對“世界哲學化”與“哲學世界化”的闡明，馬克思指出人的現實自由的實現是要在現實中獲得的，并不是脫離現實的。作為現實世界的個體所直接面對的是否定人的、壓迫人的、異己的客觀世界，因此，人的現實的個體性自由的獲得，直接就意味著對客觀現實世界的反抗和斗爭。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0.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4.

③ 參見何萍.馬克思博士論文中的本體論問題.學術月刊，2002（9）.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28.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52.

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5.

⑧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7.

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9-40.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40.

[美]維塞爾.馬克思與浪漫派的反諷.陳開華，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82.

篇（2）

(一)人的活動能力的自由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應該包括勞動內容和形式的豐富和完整，個人活動相應地充分達到豐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們不再屈從于被迫的分工和狹隘的職業，每個人按自己的愛好、特長、天賦，自由地選擇活動領域。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自由發展的思想是對以分工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批判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發形成的職業性的社會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礙新社會成長的巨大力量。因為由于這種分工，明顯地反映出個人屈從于他們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這種屈從現象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當分工出現之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由于這種分工，使個人變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嚴重阻礙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在馬克思看來，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馬克思認為，要真正使人類得到解放，必須超出政治解放的狹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會，消滅私有制，從而消滅異化。馬克思恩格斯作了這樣的描述：在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對此提出責難，認為這是意味著每個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回應說：他們并不認為每個人應當完成拉斐爾的作品，他們只是認為，每一個有拉斐爾的才能的人都應當有不受阻礙地發展的可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從事社會活動，是人的自由發展的顯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現。

(二)人的社會本質的充分發展。馬克思從不把人的發展簡單地歸結為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因為人的能力的形成、發展和表現都離不開人的社會關系。”所謂社會關系，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包括與人的生存和發展相聯系的一切歷史的、現存的、自然的、社會的條件和關系。其中，與勞動相聯系的生產關系、經濟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社會關系越豐富，人的本質就越能得到全面體現，人就越有獲得自由發展的可能性。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今后生產力發展的規模將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具有社會性，人類歷史、甚至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都越來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為此，他們舉了一個例子：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千千萬萬工人的飯碗，而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性的事實。這說明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在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世界范圍內進行交往的潮流滾滾而來，全球化時代將要來臨。從個體發展史的視角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于人們各種不同的需要以及他們求得滿足方式的不同，他們必須與自然界打交道，他們彼此之間必然建立相互聯系，這種聯系與交往決定著生產和需要。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創立了現存的關系。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系的，后代繼承著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著，每一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這樣，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關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單一走向豐富。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這一發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質完善之路，即個人自由發展之路。

(三)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人的本質現實地表現為每個個體所具有的個性。馬克思曾把人分為“有個性的個人”和“偶然的個人”。所謂“偶然的個人”是與社會關系、交往條件不相適應，對社會關系沒有自主性、處于被奴役地位的個人；所謂“有個性的個人”就是與社會關系、交往條件相適應，對社會關系有自主性的個人。個體性所表現出來的是自覺能動性、創造性和自主性，人的個性的發展根本上表現為個人個體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覺能動性、創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發展。

由上不難看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是關于人的發展的理想目標。我們在進行社會管理時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樹立人是目的、人是關鍵、人是主體的社會管理理念，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政府社會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公眾參與機制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會發展過程所要實現的首要價值——社會公正

篇（3）

古希臘以來，人們對于主體性問題的理解和思考從來沒有終止過。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自身的問題，人本身成了人們探索和研究的對象。人開始關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關注對自身行為的調控及其行為后果的預見，關注對自然和社會的把握，這一系列關注都是以對人的主體性的充分的認識和發揮為基礎的。主體和主體性問題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它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在這過程中也暴露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賦予了主體和人的主體性以生成性的內涵，科學地揭示了主體性的本質，實現了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根本變革。

一、對馬克思之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歷史考察

（一）古希臘哲學中以本體論為基礎的實體主體論

從哲學上說，主體和客體是對人與世界本質關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認為主體是人，客體是人的實踐和認識的對象。在這種觀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將主體、主體性與人聯系起來則是近代哲學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學中，人與主體是相分離的，無所謂人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

在古希臘哲學中，第一個使用“主體”這一范疇的是亞里士多德。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主體并不是一個專屬于人的哲學范疇，而是一種同屬性相對應的東西。亞里士多德是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來理解主體的，他認為主體是一個貫穿在事物和變化之中的對事物起著支撐作用的不變的“存在者”，是萬事萬物的終極原因和本體。所以，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本體、實體、主體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不僅人是一個“主體”，一只小狗、一塊石頭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也可以成為一個“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古希臘并無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概念，也沒有突出人的創造性的主體性思想。

古希臘哲學大體上只是處于人類思想發展的幼年時期，這時的哲學思維還未將人類的主體與客體、對象與自我加以區分，主體與客體、人與世界處于原始的統一狀態之中。古希臘哲學家們對“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學探討，也只是局限于從本體論的角度對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問。當處在追求終極根源本體論思維方式之中時，主體作為一個表達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是造成主體與人相分離的理論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學中以認識論為基礎的認知主體論

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人在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上也發生了變化，人逐漸成為了世界的主體，主體概念開始同人統一起來，人也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歸于理性，認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為主體，人只有作為理性的人才能認識自然的規律，發展科學，獲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學就發生了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將對主體性的理解囿于認識論范疇。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命題開創了認知主體哲學的先河，開創了對主體、主體性的研究。在這一命題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則，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為在笛卡兒看來，一切都是可以懷疑的，唯獨“我思”是不能懷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確實可靠的知識來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兒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維的主體和主體的思維被當作是一回事，這樣，先驗的邏輯理性就成為人類主體性的化身，形成了絕對的權威。盡管笛卡兒突出了主體的自由、能動的特點，但是他是以認識的形式來表達人的主體性特征，因此，這種主體性是經驗的，而這種自我意識的主體哲學也必然導致主客二分。

面對這種困境，康德認識到自我主體不可能通過經驗或有限的個體理性來保證，于是康德用無限的先驗意識取代了笛卡兒的有限的自我意識，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個體理性，大大地弘揚了人的主體性。康德把人的本質即理性歸于主體的先驗構造，通過先驗統覺來說明自我意識，完成了自我意識向先驗意識的轉化，使認知主體哲學得到真正的確立。

人的主體性原則到后來的黑格爾那里則被推到了極端，黑格爾通過“實體即主體”這一命題，把主體性提升到本體論的層面，從而把人的主體性“絕對化、本體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1]。這樣“絕對理念”就成為了創造宇宙萬物的主體，而自我作為一種執行認識功能的先驗的理性精神也就獲得了絕對性和至上性。盡管黑格爾通過在本體論上把世界精神化，解決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體完全絕對化了，這也就意味著理性主義面臨著危機。

（三）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中以人的生存為基礎的生命主體論

近代哲學家們將“人的理性”變為“理性的人”，將人唯一化、單向度化為抽象的觀念人，這引起了以叔本華為首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家們的猛烈攻擊。他們以體驗的非理性主義的新維度去重新詮釋人的主體性，重新恢復人的現實存在，使哲學回歸于人的生存的價值領域。叔本華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華看來，生存比認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認知只不過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這一概念，用以說明人的存在、活動、認知的內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學對主體和人的研究從認知層面轉向了生存的價值、目的層面，開創了現代人本主義生命主體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對生命的壓抑，弘揚主體的創造性和生命力，賦予主體以激情、沖動、永不停息的擴張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吶喊和“重估一切價值”的主張，展開了對理性哲學的批判。在尼采看來，生命的本質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發揮，即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釋放，是充滿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創造，是人的自主、自覺的自我實現。現代主體哲學理解的主體都是過程和歷史發展，而并非固定不變的實體，從這個角度說，尼采哲學奠定了現代主體哲學的根基。人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哲學家賦予了人的主體性不同的內涵。無論是古代哲學中對主體性的超驗的理解、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抽象的發展，還是現代哲學仍以意識為基礎從生命的活動來理解人的主體性，都將主體性理論陷入了理論困境。馬克思正是在揚棄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生成性的變革，科學地闡明了主體性的內涵。

二、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揚棄與變革

主體性原則作為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哲學理論上的杰出貢獻在于高揚了人能動的本質，認識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對主體范疇作了抽象的規定和理解。使得主體性原則、人的能動性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被抽象地發展了。馬克思在批判繼承西方傳統主體性理論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的生成性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變革。

首先，馬克思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進行了科學的規定。主體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回答主體是什么。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主體與人統一起來，但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對主體作出了先驗的、抽象的理解，對人的主體性的認識和理解也僅僅局限在認識論領域。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把人歸結或等同于“自我意識”的神秘主義觀點，在科學實踐觀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的主體人的理論。馬克思指出：“主體是人，客體是物。”[3]同時馬克思認為，人首先無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但又不僅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還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意味著人是實際活動和實踐創造著的現實主體。正是在對象性的活動和關系中，才能現實地確立人與周圍世界的統一性，才能現實地確立人對感性世界的主體地位，才能揭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類——社會存在物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的有機統一。所以，人的主體性正是在從事對象性的實踐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由此可見，馬克思所理解的作為主體的人不是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客觀存在的、能動的人。這樣，作為主體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質的本質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體性學說的基石，也是人的主體性生成的現實依據。馬克思認為主體性作為人的特性，其根源、實質應到人的本質中去尋找。勞動、實踐是人的類特征、類本質，因此勞動、實踐造就了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并非“天賦之物”，它是在實踐中生成的。以勞動實踐概念為核心的唯物史觀表明，隨著勞動實踐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形成并不斷發展和提高，從而使人的主體性得以辯證發展。主體性的存在是以主體的存在作為前提的，如果離開了主客體關系也就無所謂人的主體性，而實踐是主客體關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實踐就成了主體性存在的依據。實踐不僅是主客體分化的標志，也是其統一的基礎。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過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4]人與自然界原本是渾然一體的，正是由于以生產勞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實踐活動才使人從與周圍環境的原本統一中分化出來，提升成為現實的、自為的主體；與此相對應，自然物也就成了現實的客體。因此，有了實踐，才有主體，主體性才有了依托和載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踐是主體性生成的現實根據是十分貼切的。

最后，馬克思將“歷史”維度引入主體性思想之中，強調了主體性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直觀性時說：“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5]馬克思認為人是一種歷史性存在，人的實踐活動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逗留于“現在”，但它必定要源于“過去”并著眼于“未來”。換言之，“現在”、“過去”、“未來”同時并存而把實踐活動迎面帶給人，由此彰顯人生存的歷史性維度，因此必須把人的主體性置于歷史的發展中來加以考察。主體性的生成以歷史為載體，得以世代延續，不斷創新，不斷地“成為其所是”。同時在歷史條件的制約下，由于各種因素的全面影響，主體性的生成也獲得了歷史的相對確定性和保障，從而在能動與受動、繼承與創造、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統一中實現和發展。

三、結語

就馬克思的主體性思想來看，由于他把實踐作為考察人的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使自己的主體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體是感性的個人主體，關心的是現實人的生活世界，強調的是主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會的主體，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體；既注重人類的主體性，又注重個體的主體性；既強調主客二分意義上的主體性，又注重主體實際意義上的主體性。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高揚了主體的能動性，從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去把握作為哲學研究對象的感性世界和現實的人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建立了一種以主體人的實踐為內在靈魂和本質特征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不僅實現了主體性理論的根本性變革，而且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實現了一場思維方式的變革。因此，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實際上開啟和引導了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張志偉,歐陽謙.西方哲學智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87.

[2]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7.

篇（4）

【正文】

馬克思與熊彼特創新思想的比較研究，存在著三種傳統。一是研究“熊彼特”而形成的傳統，二是研究“思想史”而形成的傳統，三是研究“當代創新格局”而形成的傳統。第一種傳統是由詹姆斯·托賓(JamesTobin)開創的，（注：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其后，為馬克·伯爾曼（為MarkPerlman)所繼承，并于20世紀80年代為熊彼特學派和新熊彼特學派所發展，成為“熊彼特”的首要。（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xlv;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種傳統又為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的“馬克思”專家所重視，出現了像鹽谷(YuichiShionoya)這樣著名的代表人物。（注：YuichiShionoya,SchumpeterandtheIdeaofSocial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78-83.）這是最值得關注的傳統。第二種傳統以于爾格·尼漢斯(JurgNiehans)等人為代表，（注：JurgNiehans,AHistoryofEconomicory,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137-155.另有觀點認為“馬克思（1848年）恐怕領先于其他任何一位學家把技術創新看作為經濟發展與競爭的推動力”，“然而到了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差不多只有熊彼特自己一個人還在繼續和發揚這一古典傳統（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25頁）。）具有廣泛的國際。第三種傳統是有待發展的新傳統，也是本文所要堅持的傳統。下面主要從創新主體、創新發展觀、創新模式、創新目標、創新綜合性、創新的理論空間與哲學基礎等六個方面展開討論。

一、創新主體

盡管熊彼特和馬克思都關注創新主體，（注：金斯基：《熊彼特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7頁。）但觀點有所不同。馬克思的主體觀是一般主體觀，熊彼特的主體觀是特殊主體觀。在馬克思的體系里，創新主體是一般討論的對象，而在熊彼特的體系里，創新主體是特殊討論的焦點。（注：著名學者愛德華·馬茲(EduardMarz)在《約瑟夫·熊彼特》一書中曾明確指出：“熊彼特經濟學和學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是家。”(EduardMarz,JosephSchumpeter,YalaUniversity Press.1991,19.)）

在馬克思看來，創新是一般主體可以勝任的事業。其主體至少包括：(1)工人。（注：金斯基對此曾明確指出：“在經濟學家中，馬克思是將人作為經濟要素并從正面給其以深入論述的少數學者之一。他通過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認為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力量在于工人，即在于資本家的對立面。在馬克思的理論里，人（工人）一躍成為經濟學體系里的中心。”（見《熊彼特經濟學》第66-67頁。））(2)企業家。盡管在他生活的，企業家在創新中的作用還沒有熊彼特時代表現得那么充分，但他已經看到了這種趨勢，并深入分析了企業家產生的兩種方式：(1)生產規模的擴大，強化了企業經營者的職能，加速了資本管理者與資本所有者職能的分離。（注：馬克思認為，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頁））(2)工具的發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現，加速了資本家職能的弱化。（注：馬克思曾指出：金融工具的發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現導致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頁））(3)國家。這是馬克思的一大特色。（注：馬克思把國家作為創新主體的思想，受到約瑟夫·熊彼特、保羅·斯威齊等人的重視，熊彼特曾指出：“這個時期的社會學家領域中的最大成就，是由卡爾·馬克思的名字來代表的。……在這里我只想預先強調，馬克思的理論、社會階級理論和國家（政府）理論，一方面是使國家從茫茫云霧中落到地面上來的首次嚴肅嘗試，另一方面實際上是對邊沁派理論的最好批評。”(JosephA.Schumpeter,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54,433.)保羅·斯威齊在《資本主義發展論》中也明確強調了這一點（見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63-277頁）。）(4)科學技術人員。從目前的創新格局來看，馬克思的一般主體觀已為當代出現的創新主體泛化現象、尤其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出現所證實。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是由“企業家”這種特殊的主體所從事的事業。（注：金斯基對此評論道，熊彼特所謂的企業家，是“在經濟活動中取得成功的人，絕非普通的經濟人，而是具有強烈個性的超常天才。產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就是由這些天才們創造的。……在經濟學史上，從這個角度構筑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人是熊彼特。他從經濟主體里擯棄掉不具有強烈個性的平庸者，而代之以具有非凡天才的經濟主體（企業家），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因此，他的經濟體系的中心軸就是企業”。（見《熊波特經濟學》第67頁））“企業家”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資格。（注：Joseph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8.）它不僅包括一般的企業家，而且也包括金融方面的企業家以及其他從事開辦新企業、實現新組合的有關人員。（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4-75.）熊彼特關于“企業家”的界定明確了這樣的觀點：其一，創新是斷續的。在他看來，創新是一個間斷的過程，企業家只有在進行“組合”時才是創新。這雖然與當時的創新難以發生的狀況相吻合，但在現在看來卻是比較狹窄的理解。事實上，人們沒有停止創新所需的科研活動、經營活動、生產活動、管理活動，創新是一直進行著的。只是這個過程過于緩慢，難以察覺，以至于得出了“間斷”的認識。其二，創新的主體主要是企業家。現在看來，這種理解顯然是狹窄的。創新主體至少還應該包括參與創新的產品開發人員、市場開發人員，以及大學、政府中從事創新工作的人員，當然，也應包括企業、政府、大學以及其他組織和法人。但是，由于當時的創新還不被認為是經濟發展或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且許多人不愿從事被認為冒險的創新，大學、政府以及其他人員對于創新的意義還不像以后發展所表明的那樣積極而明確，所以，企業家致力于創新的突出形象，奠定了他們作為創新主角的基礎。“為此，讓我們暫時把領導者的作用看成是第三種獨立的生產要素。于是，顯而易見，新產品的某些價格應歸屬于它的名下。”（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143.）

他強調，企業家的動機是理解創新本質的關鍵。它包括：其一，獨立行動、自主支配資源的動機。（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這種動機可以從經濟的角度來考察，但經濟不能解釋動機的全部。因為在這里，經濟上的成功只是被視為獲得獨立和權力的一種手段。其二，證明自己優越的動機。這種動機更多地表現為精神上的需求。其三，創造的動機。（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94.）這種類型的人把創新本身視為目標，而不再需要另外的社會承認或者其他的精神需求，盡管也不排除社會承認和由此帶來的其他滿足。

動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創新是克服困難的創造活動，要求其主體必須具有特殊的心智、性格、能力等方面的品質：其一，社會承受力。在創新過程中，他需要不斷抵制來自受到創新威脅的各個集團的壓力、來自難于找到必要合作者的壓力、來自難于贏得消費者的壓力和來自新產品本身固有的高風險及其附帶的其他后果的壓力。其二，創造力。在他看來，任何創造不僅意味著個性的、心理的傾向，更為主要的是，它意味著為改變已有的習慣、規則而作出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個人在每一種場合都必須重新創造那些指導他的日常行為的一切規則，那他必須是一個智慧和意志的巨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3.）“實現一個新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劃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條公路和沿著公路行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樣。”（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5.）其三，需要特殊的個人知識和能力。在制定計劃、實施計劃的創新過程中，創新者要時刻留心機會，做出決定和行動。這種把現有思想于實際所需要的個人在智力和意志力方面的投入，比單純地創造思想或者創新經驗所需要的投入要多得多。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在馬克思看來，創新主體進行創新是一個的歷史過程，是客觀需要。“技術發展水平”在創新主體的創新過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體進行創新取決于企業家的特殊的天賦、特殊的動機、特殊的才干，是主觀需要。“動機”在創新主體的創新過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這樣，在馬克思那里，創新是一個社會現象，具有統計，是一個上升的曲線。而在熊彼特那里，創新是一個個體現象，具有不確定性，是一個跳躍不定的曲線。其二，熊彼特開創了把“企業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這在當前、尤其是在“企業家”相當匱乏的，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隨著知識經濟與技術的發展，個人、國家以及其他組織在創新中的地位也在上升，這符合馬克思關于“一般主體”的理解。

二、創新發展觀

首先，馬克思與熊彼特都承認，世界是發展的，創新是發展的根本動力。（注：《熊彼特經濟學》第77頁。）金斯基甚至強調：在這個意義上，“熊彼特是明顯的馬克思論者”。（注：《熊彼特經濟學》第132頁。）

其次，他們對于“創新動力論”的理解，存在著如下差異：

第一，確定性。在馬克思看來，創新動力具有確定性。而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動力是不確定的。這樣，在馬克思那里，創新是可以預期的、控制的，我們可以有意識地按照創新規律促進創新。在熊彼特那里，創新是不可預測的、不可控制的，存在著很大的隨機性，難以人為地進行設計。因此，當美國在20世紀30年生經濟危機時，熊彼特并沒有開出一個振興美國經濟的藥方。

第二，繼承性。馬克思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頁。）而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基本不存在繼承性的問題。

第三，層次性。在馬克思看來，創新動力是一個系統，它具有明顯的層次性。這種層次性是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展開的：從生產力到經濟基礎再到上層建筑。（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頁。）而在熊彼特看來，影響創新的因素很多，很難按重要程度排出一個順序；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要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創新的內容和過程。這實際上反映了兩者之間考察創新動力的不同視角：馬克思傾向于從宏觀、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熊彼特傾向于從微觀、從個體活動來考察。

我們也注意到，在馬克思看來，創新不僅是一個經濟術語，同時也是一個科學技術術語，創新是基礎。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要是一個經濟術語。他雖然也注意到了發明、創造，但并沒有看到這些發明、創造與創新之間存在著的必然的聯系，傾向于孤立地看待發明、創造。認為它們的“創新”價值在于偶然地被應用于經濟過程。相反，馬克思則看到了發明、創造與創新之間存在著的必然的聯系，甚至明確地肯定：任何一項重大的發明或遲或早地總會被應用于生產領域，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動力不能簡單地以科技創新為基礎，它主張各種要素均起作用。至于如何起作用，他并沒有給予明確的答復。這樣就很難圓滿地解釋社會的“進化”問題，很難說明經濟發展的一般現實。而馬克思則給出了明確的解釋：技術的不斷進步對于整個創新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從而不斷推動整個社會的創新。熊彼特也談進化，但他的“進化”更多的是從時間順序、從年代先后來劃分的，并不全是“發展”意義上的進化。

第四，系統性。馬克思形成了系統的創新動力觀：創新主要是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利用、技術組合的可能性不斷擴展，創新空間越來越大，最終導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創新源于技術內在的規定性，源于社會需要與技術手段的矛盾運動。而熊彼特則沒有形成這樣明確的、系統的創新動力觀。他只是強調，實現“新組合”是企業家的職責，創新源于企業家的動機：物質上的獨立、社會承認、建立自己的”王朝”等等。

三、創新模式

這里主要從結構模式和過程模式展開比較研究。

其一，結構模式。在馬克思看來，創新主要包括科學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科學、技術與制度創新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要包括新產品、新、新工藝、新市場、新組合等，（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他雖然也涉及到了科學發明、技術變革與制度變遷，但并沒有討論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甚至認為不存在這種聯系，或者這種聯系不具有馬克思認為的必然性。

從結構模式來看，馬克思比較注重科學層面、技術層面和制度層面的創新。熊彼特雖然也強調技術層面的創新，但他真正關注的則是新產品、新方法、新工藝、新市場等方面的開發，而不是技術本身。這與馬克思直接關注技術本身的發展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盡管他也關注制度層面的創新，但他卻基本忽視了科學層面的創新。在馬克思看來，科學創新是創新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在熊彼特看來，只有進入經濟領域內的科學發現、發明，才被視為創新模式的范疇。

其二，過程特征。在馬克思看來，創新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主要是由如下“積累”引發的：(1)人力的聚集。馬克思曾舉例：單純的同一勞動場所的工人數量的增加，就可以實現創新，就可以提高生產力。（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362頁。）(2)生產規模的擴大。（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頁。）這種聚集不僅促進了制度的創新，而且也促進了科學創新和其他形式的創新。(3)資本的積累。馬克思對于資本積累的創新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頁。）他還強調：“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了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創造了技術手段。”（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頁。）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具有間斷性，這種間斷性是由新舊組合的交替所引起的，它可以說明有關經濟周期、私人財產形成的機制等其他的現象。（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67.）

從過程模式來看，馬克思認為創新首先是科學創新、技術創新的“積累”過程，然后是相互伴隨的制度創新的“積累”，創新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而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是不斷以“新組合”取代“舊組合”的變化的過程，而且僅僅是這樣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

四、創新目標

在馬克思看來，創新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發展，一是人的全面發展，但根本是人的全面發展。在熊彼特看來，創新目標主要有一個，就是經濟發展。盡管他也提到人的發展，但主要是指企業家。

他們在對創新目標的理解上存在著如下差異：其一，在馬克思著來，創新是實現全人類全面發展的根本，也是實現每個人發展的根本。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要是企業家實現自我價值的根據。其二，在馬克思看來，技術進步一方面促進了人類生產水平的提高，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物質生活資料；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人的異化，使人成為機器一樣的附屬物。就是說，技術進步對人的發展具有二重性，有促進作用，也有抑制作用。而熊彼特只看促進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對企業家的發展具有促進的一面。其三，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發展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但人的全面發展還需要相應的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保障。而在熊彼特看來，經濟發展自然會引起企業家階層的變化，自然會促進人的發展。

五、創新的綜合性

綜合性既是馬克思創新理論的重要特征，也是熊彼特創新理論的重要特點。正如金斯基所言：“就體系的獨立性和涉及范圍的廣泛性而言，熊彼特的經濟學說在近代經濟學史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如果說尚有哪一位經濟學可以和他相提并論的話，那只有馬克思一人而已。”（注：《熊彼特經濟學》第35-36頁。）

在嚴格意義上，馬克思的綜合創新論是多元的，而熊彼特的則是二元的。在熊彼特看來，其一，創新集中表現為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而制度創新是其考察的重點。他考察制度，并不傾向于認為存在著某種合理的適于創新的制度。創新主要依靠企業家在實際經營管理中的思考、判斷和行動。在一定意義上，他的創新是非決定性的。其二，在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熊彼特并不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他所理解的技術創新主要局限于產品和工藝。其三，兩種創新統一于市場。技術活動只有與市場結合，轉化成經濟活動，才具有創新特征。其四，在他的綜合創新體系中，基本上沒有科學創新的位置。他只是把科學發現、發明視為純粹意義上的科學活動，與創新活動相去甚遠。金斯基曾指出，熊彼特認為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于創新沒有直接的作用，創新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發明之外。（注：《熊彼特經濟學》第69頁。）而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技術的發明則是創新的重要源泉。一項發明或遲或早會應用于實際的生產。

在馬克思看來，其一，創新集中表現為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科學創新。盡管他十分強調制度創新，但他同時也強調技術創新和科學創新。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關注的制度與熊彼特關注的制度并不是一個概念。他所謂的制度，既包括企業制度、經濟制度，也包括更為根本的社會制度，他不僅對于工廠制度、工廠分工與協作進行過細致的討論，而且對于市楊擴張和全球市場的建立以及根本的社會制度的歷史變革都進行過細致的考察。從近年來各國的創新實踐可以看出，一方面，企業制度對于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企業制度依賴于更為廣泛的社會制度。其中，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對于企業創新的制約和決定作用在增強。網絡技術的普及和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得“國家”的基礎通訊設施、基礎體制和用人體制、基礎法制環境、人們的就業觀念、商業信譽和社會的價值取向等因素在創新中的位置不斷提高，以致于每個人、每個企業的創新越來越依賴于周圍的環境，依賴于國家創新體系。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看法與當今世界的創新基本是一致的。其二，在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馬克思則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一定意義上，技術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他看到了社會的技術結構，看到了創新對于既定技術結構的依賴性。這與熊彼特的觀點存在著質的區別。同時，馬克思理解的技術創新并不僅僅局限于產品和工藝，他在相當程度上把制度創新視為技術創新的一個必然的后果。（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0,11.）在科學創新與技術創新之間，馬克思看到了科學對于技術創新的基礎作用和互動作用，并傾向于認為只是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才成為可能，因為只是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科學才真正成為科學，成為生產的應用。在熊彼特時代，由于管理科學化和制造業的發展，使得企業要素的合理組合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杠桿，這構成了熊彼特注意企業家創新的主要背景。但是，由于熊彼特在科學技術方面知識的缺乏，因此沒有看到基礎研究對于產品開發的重要支持作用，沒有看到科學技術與生產的深層次的聯系。另外，他雖然承認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思想，但是，對于馬克思著作中的這部分內容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致于在他的綜合創新中缺少了科學創新這樣一個重要的方面。其三，在馬克思看來，產品的價值主要依賴于生產領域。而在熊彼特看來，產品的價值主要依賴于流通領域。其四，在馬克思看來，精神生產是創新的重要方面，而熊彼特對于精神生產基本上沒有重視。

六、空間和基礎

一方面，馬克思與熊彼特的理論空間和哲學基礎存在著相似之處。這正如熊彼特在《理論》一書的序言中所承認的（注：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創新的概念和創新理論，并在其后的一些著作中對這種理論加以闡述，從而考察了資本主義的一般發展。(JosephA.Schumpeter,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他關于經濟學基礎的觀念和目的與馬克思是相同的。（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vliv-xlv.）金斯基也強調了這一相似性：“與其說熊彼特接受了馬克思的，莫如說他在有些方面和馬克思酷似，甚至視馬克思為必須超越的一個高峰。”（注：《熊彼特經濟學》第39頁。）

另一方面，兩者也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形式、與本質三個方面：

其一，形式上。在熊彼特那里，基本上沒有系統的創新史觀和馬克思那樣的精致的哲學基礎。熊彼特僅僅一個，確切地說，僅僅研究近代社會的一個時代的創新史，因此，很難有馬克思那種廣闊的視野。同時，又由于熊彼特的歷史研究主要限于非技術層面，因此，他對于和技術的理解，與精通于史的馬克思相比，亦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再者，在熊彼特看來，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存在著并非必然的相互作用，這在相當程度上割裂了它們之間固有的聯系，而馬克思則明確揭示了科學、技術、制度、文化等創新因素之間的內在的聯系。

其二，內容上。馬克思的創新理論存在著其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延伸。他明確了這樣一個機制：科學、技術與制度的變遷是一個系統工程。一方面，人類的進步從認識和改造自然開始，并在這個改造的過程中形成了制度變遷的基本格局。制度的變遷最終影響文化變遷，或者與文化同時變遷。另一方面，文化領域、制度領域的因素對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起著反作用。人們要通過制度變革來解放生產力，促進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因此，馬克思的創新理論基本是一個十分嚴謹的體系。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基本上并沒有系統的哲學基礎，他本人的哲學成就也遠遠不能與馬克思相提并論。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創新理論不僅在時間上晚于馬克思，而且在大的方面、在基本的構架和邏輯體系方面也弱于馬克思。

篇（5）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城鄉關系一般要經歷由“一體”到“分離”到“聯系”最終到“融合”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社會分工高度發展和人類走向完全自由與解放的過程。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還認為，城鄉分離、對立的根源是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的結果，即一方面是生產力發展不夠高、舊的社會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生產關系即私有制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城鄉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并且，資本主義社會不僅不能消除這種對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銳化。

馬克思、恩格斯還進一步分析了城鄉對立的弊端，認為城鄉的對立造成了鄉村衰落、城市病態、農村可持續發展遭破壞、城鄉利益沖突尖銳等。為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鄉村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城市人口過度集中表現為城市人口擁擠、住房嚴重緊張、環境污染嚴重、流行病蔓延等問題。在這種社會里，工人大批地擁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擁塞的速度比在當時條件下給他們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這種社會中，最污濁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而且，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的“惡劣的街區”，是周期性光顧我們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發源地，這些疾病在那里幾乎從未絕跡，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就發展成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們的發源地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空氣較好的比較衛生的城區去。另外，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種對立鮮明地反映出個人屈從于分工、屈從于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這種屈從現象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不斷地產生他們利益之間的對立。顯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集中只是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表現，它是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從馬克思、恩格斯對城鄉關系發展演變的趨勢規律、城鄉對立的根源以及城鄉對立的弊端分析可以看出，城鄉對立是一個歷史范疇，城鄉融合才是未來社會的重要特征。消滅城鄉對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間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

當前，由于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城市的發展不僅沒有帶動農村的相應發展，還導致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有新的發展思路。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談到國家發展戰略問題上，明確了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可見，統籌城鄉發展，消除城鄉對立，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城鄉融合，已是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到，電氣化將把城鄉連接起來，在電氣化這種現代最高技術的基礎上組織工業生產，就能消滅城鄉間的懸殊現象，提高農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窮鄉僻壤那種落后、愚昧、粗野、貧困、疾病叢生的狀態。

可見，在處理城鄉關系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堅持的仍然是生產力標準。因為，在他們看來，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它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著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人們的觀念形態。一切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社會觀念的產生、發展、變革和消滅，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引起的。在我國城鄉二元結構表現突出的特殊國情下，大力發展生產力，尤其是農村生產力，對于縮小城鄉差距，消除城鄉對立，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意義尤為重大。改革開放以來盡管農村社會生產力有一定的發展，但嚴重滯后于城市，其后果直接造成城鄉差距逐步拉大。

當前，處理城鄉關系，保護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是關鍵。為此，一是要加快農村綜合改革，創新農村組織制度及經營體制，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二是在確保農村原有優質生產力要素不外流的前提下，加大對農村生產力要素的投入，使農村社會生產力更好更快地發展；三是發展高新農業技術，使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的推動力不斷加強。

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走向城鄉融合要求的基礎前提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鄉的分離、對立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表現，要消除城鄉的分離與對立，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存在為前提，同時需要有計劃的協調和安排生產力。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于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會在工農業發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變。為此，馬克思、恩格斯同時指出，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社會統一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于許多物質條件，而且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志是無法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需詳加探討)。同時指出，如果把每個人的生產力提高到能生產出夠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或六個人消費的產品；那時，城市工業就能騰出足夠的人員，給農業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學終于也將大規模地像在工業中一樣徹底地應用于農業。后來列寧深化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認識，提出，隨著科學進步，我們必須讓農民看三、產業結合：走向城鄉融合的客觀。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鄉分離、對立的形成是社會分工發展造成的，但是這種分工本身發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現為鄉村農業分工落后，農業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塊經營而受到阻礙，傳統農業與城市大工業形成了明顯對比，也正是這種城鄉產業分工成為二元結構深化的基礎。因此，實現城鄉融合，必須首先打破這種舊的分工格局，發展新型的城鄉分工，使社會分工水平進一步提高。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還看到，新的城鄉分工應當有利于消除城市工業與鄉村農業的界限、有利于城鄉經濟和產業上的廣泛聯系和融合發展。所以，他們在《******宣言》中明確寫道：在最先進的國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進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漸消滅。

依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建立新的城鄉分工，實行產業結合，首先要打破工業只能布局于城市的觀點和現實。要使這些被排擠出農業的工人不致沒有工作，或不會被迫集結城市，必須使他們就在農村中從事工業勞動。其次要加強城鄉及其產業間的聯系。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系，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里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

長期以來，由于特殊的體制原因及事實上的城市產業傾斜政策導致了我國城鄉產業分割的狀況。此種城鄉相脫節的產業發展格局，不僅不利于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而且還將會妨礙城市產業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努力推進城鄉產業融合，逐步形成工農業協調發展的運行機制，是適應我國工業化發展階段，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

當前，實現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應做到：一是統籌制定城鄉產業發展規劃，合理調整工業布局，實現城鄉產業空間上的融合；二是積極探索城鄉產業緊密結合的產業組織形式，實現城鄉經濟的優勢互補及直接聯合；三是大力推進農業特色產業集群建設，吸引城市和農村生產要素流向農村產業領域；四是加快農村第三產業發展，培植農村新的經濟增長點。

篇（6）

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對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榮起來的學術文化的破壞，與暗地里它對學術文化的推進作用相比，程度上顯然要小得多了。本賽德仍然保持著公開的反對派形象，同時也是一位學院哲學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眼下所評論的這本書的法語題目是《不合時宜的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強調的是本賽德在思考和寫作這本書時正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實上，在此書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間的這段時間里，學術和政治環境對本賽德這本不妥協的革命著作都變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歷史……已經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國公共部門1995年11-12月的罷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誕生。這個“左派的左派”反對法國社會黨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與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并參與了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在學術上，法國者恢復了信心，他們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這些都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在巴黎舉行了三次國際馬克思大會，對當代研究有重大貢獻的《馬克思批評詞典》也在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賽德的這本書促進了的復蘇過程。法國人反對的重要方式就是反應遲鈍。當哈耶克與波普爾的爭論——冷戰早期最著名的爭論——成為英語世界的經典時，法國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應。本賽德的主要對話者是英語學界中的分析學派，這個學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試圖以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尤其是“理性選擇”理論來重構馬克思理論的實質。在本書題為“階級斗爭不是游戲”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賽德對分析計劃的否定態度。

然而，本賽德的計劃并不僅僅是對已有傳統的肯定。由于不滿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對馬克思的解讀。這種解讀暗示了一種激進的與非決定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歷史目的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取決于“政治和戰略的危機時刻”，取決于人類行動者對他們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爭環境的預測和干預。本賽德把重點放在戰略上是這一版本的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討的方面。

在這本很長而復雜的書中，有兩個主題非常突出。第一個就是歷史概念的系統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對本賽德的馬克思而言，時代總是在脫節，歷史就是“時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結果不能預定的過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趨勢的交匯。第二個也是最初的主題則是本賽德所提出的被馬克思稱之為“德意志科學”的思想，對馬克思的理論計劃的影響。本賽德認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結構中可以發現謝林和黑格爾提出的“反牛頓”的自然概念和19世紀中期流行于德國的自然唯物主義的影響。青年馬克思信奉“激進的一元論”，渴望一種關于人類和自然的本質的單一科學。當代自然科學如混沌理論則支持了青年馬克思的這種信念。《資本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類似于那些復雜的自然系統的運轉方式。在這些復雜的自然系統中，由于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統的行為是非線性的。除了為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提供認識論上的保證之外，這種類似性也為與生態學之間的交融奠定了基礎。《適合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仍然是一種異端思想活躍的標志。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戰。(資料來源：AMarxforourtimes:adventuresandmisadventuresofaCritique;DanielBensaid,NewYork:Verso,2002;reviewedbyAlexCallinicos;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1,No.32003)

篇（7）

    

在“敬天時、法地利”的前提下，賈思瓣還提倡“順自然”與“駱馬首”相結合的農業科技思想，強調既要因時因地安排農業生產，又要巧用心機，了解物性，把握住動植物的生長規律，運用人類智慧與自然規律相結合的運作方式，幫助農作物和牲畜生長、繁衍。而這種農業科技倫理思想具體表現為“循物之性”，即認識動植農作物的品種屬性、生長習性以及發育規律，把握住生態系統內植物與植物之間、動物與動物之間、植物與動物之間相生相克的關系，利用這種“物性”來實現農業發展和生態保護協同推進。    

首先是植物與植物方面，賈思瓣說“槐子熟時，多收，孽取，數曝，勿令蟲生。五月夏至前十余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也。……好雨種麻時，和麻子撒之。……麻熟劉去，獨留槐。槐既細長，不能自立，根別豎木，以繩攔之。……明年廝地令熟，還于槐下種麻。脅槐令長。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條直。”(《要術·種槐、柳、揪、梓、梧、柞第五十》)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就是利用大麻和槐苗之間的競爭關系而威脅槐樹的成長，減少人為的過多干涉，最后實現槐樹的挺拔通直，茁壯成長。    

在植物與動物方面，賈思瓣強調“凡五谷地畔近道者，多為六畜所犯，宜種胡麻、麻子以遮之。胡麻六畜不食;麻子督，則科大。收此二實，足供美燭之費也。”(《要術·種麻子第九》)把芝麻或雌麻種在道路旁，利用牲畜不吃芝麻的習性保護了土地內的其它農作物，同時因為雌麻被啃后會長出更多的側枝，進而長成“大科叢”(注疏者繆啟愉語:種雌麻收子，要求分枝多以做火“燭”)。    

在動物與動物方面，賈思瓣在書中提到“朱公曰:..…求懷子鯉魚……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內鱉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鱉則魚不復去。……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要術·養魚第六十一》)他認為飼養鯉魚既要掌握鯉魚淺水環洲而游，亦可深水棲息的習性，也要恰當地處理好魚鱉的互生關系，在維護生態系統平衡的基礎上實現漁業的可持續生產。  

篇（8）

相對過剩人口理論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人口規律的經典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1]馬克思所說的相對過剩人口是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絕對存在的失業人口，這些過剩人口絕對隸屬于資本，并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隨時為資本主義擴張補充人力資源。相對過剩人口相對于資本主義對工人的需求來說只是暫時的失業，并不是絕對的過剩，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多種原因造成的勞動供給超過勞動需求的產物。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理論也被看做是馬克思失業理論的主要內容。

（一）相對過剩人口產生的原因

1.資本積累是相對過剩人口產生的根本原因。“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2]“資本主義積累不本文由收集整理斷地并且同他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為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資本積累……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而實現的。”[3]資本積累能夠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而可變資本的數量決定著對勞動的需求量。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情況下，由于可變資本相對量的減少，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日益減少，其結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形成相對過剩人口。

2.科學技術進步加劇了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一方面，資本主義科技進步尤其是機器的廣泛應用排擠了大量的過剩人口，讓越來越多的工人從崗位中被游離出來。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迅速減少，而勞動力的供給卻在增加。同時，機器的使用加劇了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不僅導致了原有成熟勞動力的閑置，而且限制了工人從事其他行業的能力，使勞動力失去了自我的支配能力。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使生產力迅速發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而且，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企業大幅度裁員，造成了失業人口的增加。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想方設法加快技術改造、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優化資源配置、降低成本、減員增效。因此，企業就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現排擠就業人口的現象。從宏觀層面看，表現為社會總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即使在勞動力供給不增加的情況下，也會出現勞動力供給過剩。

此外，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資本的過度輸出、勞動力成為商品、市場經濟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失業人口的增加。

（二）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形式及作用

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相對過剩人口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流動的過剩人口，指那些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的處于不穩定流動狀態的勞動者。二是潛伏的過剩人口，主要指農村剩余勞動力。隨著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對農業勞動者的需求絕對地減少，形成大量的過剩人口，如果其他行業出現就業機會，這些農業勞動者將離開農村涌入城市[4]。三是停滯的過剩人口，指沒有固定職業、就業極不規則的過剩人口。

1.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條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由繁榮、危機、蕭條和復蘇等階段組成的周期性的波動過程，資本增值對于勞動力的需要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而不斷變化，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可以隨時調節和滿足不同時期資本對勞動力的需要。此外過剩人口絕對地隸屬于資本，通過勞動力市場競爭把勞動力市場的作用限制在符合資本增值的界限之內。

2.相對過剩人口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優化了企業的資源配置，使企業實現效益最大化，并能充分調動各方因素，加大企業的技術創新力度，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5]；另一方面，失業人口為了生存，會重新尋找工作崗位，有的還會自主創業，從而形成新的社會分工，產生新的生產部門，而且這種現象循環流動，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被技術密集型產業取代，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3.相對過剩人口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積極性。“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6] 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勞動者為了生存和實現自我，必須不斷地充實自我，提高自身素質，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消極影響。相對過剩人口的大量存在給社會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造成社會動蕩，甚至會引起革命。失業會給勞動者帶來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痛苦，在物質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時，精神壓抑、對社會失望，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運行。在資本主義社會，相對過剩人口的大量存在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情況，即資本的生產過剩，預示著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到來，會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混亂、停滯、危機和資本的破壞，導致兩大部類之間的不平衡。同時，也會削弱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加劇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二、我國失業問題的原因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人口的持續增長，失業問題已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之一。我國的失業人口主要包括城鎮失業人口和下崗職工、農村剩余勞動力和新增就業人口 [7]。據統計，目前我國城鎮失業率大約為15%，而農村勞動力剩余則高達26%，城鄉合計失業率在20%左右。更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待業的大學生也成為我國失業人口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比例不斷上升。

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認為過剩人口是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可變資本部分相對減少，即勞動力的供給相對于資本的需求過剩 [8]。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經濟逐步進入產業結構升級階段。企業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不斷尋求生產技術的改進，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迅速提高，導致勞動力總體需求的相對減少，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作用下降。當然，造成我國失業人口逐年增多的原因并非只是馬克思論述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勞動力需求不足，還有以下一些原因。

1.勞動力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據估計，21世紀頭20年，我國16歲以上人口將以550萬人的規模增長，到2020年，勞動年齡總人口將達到9.4億人。而且每年新增勞動力的比例很大，包括城鎮的失業人口、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和近年越來越多的待業大學生 [9]。然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力量完全吸納如此龐大的勞動力隊伍，致使我國的剩余人口逐年增加。

2.產業結構調整。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攻堅階段，各行各業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一些領域特別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傳統部門都進行了力度較大的整改，兩大產業部門之間的平衡維護不再依靠傳統的工人規模運作的經營理念，而是靠提高生產力，靠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大機器作業。作為我國經濟命脈的一、二產業的這種改變，提高了傳統工農業部門不變資本的比例，降低了可變資本即雇傭工人的比例，但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發達國家還很落后。因此一、二產業的結構調整，使得大量勞動力失去工作機會，而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也限制了其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3.科學技術進步與廣泛應用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生產成本，使企業更加注重對科技創新的投入與應用，從而相應減少對勞動力的雇傭，甚至裁員；另一方面，科技進步會使投資者對新興行業和新市場高度關注，將一些老行業、技術、工藝相關的就業機會迅速減少。由此可見，科技進步愈快，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升級愈快，含有傳統舊技術的工廠與部門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就愈差，排斥和失業的人數就愈多 [10]。

4.勞動力素質與市場需求脫節。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開辟了許多新的市場和新的行業，需要大量的專業和技術人才，而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雖然龐大，但勞動力的素質和質量與市場需求脫節，缺乏與之相應的技能，這也反映了我國教育體制與市場需求相脫離的問題。因此，出現了各大企業忙招聘，卻苦于無人應聘，千萬勞動力尋崗位卻無法勝任的現象。

三、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對策

失業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必須采取措施解決失業問題，從而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1.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增加社會財富。馬克思認為，資本積累在增加貧困人口的同時會帶來就業總人口的絕對增加，經濟穩定增長必定會帶來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一方面，企業為了擴大規模，會在改進先進技術的前提下雇傭更多的勞動力以壯大企業隊伍和提升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經濟的持續增長有助于開辟新的行業和拓寬新的市場，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空間和就業機會，勞動力市場將會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從而減輕我國的就業壓力。經濟發展會增加社會財富，使社會有更多的資金適度地緩解失業產生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2.發揮人口優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要發揮人口優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服務性產業，為就業群體提拱了一個廣闊的就業平臺，第三產業不僅包括素質要求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包括吸納高素質人才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對勞動力有較強的吸收能力，不僅能充分體現我國的人口優勢，提升產業競爭力，而且對解決當前的失業問題意義重大。

篇（9）

《大綱》向我們證明了馬克思解釋當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約克大學馬塞羅•墨斯托

馬克思的《大綱》即馬克思寫作于19世紀50年代、由一系列未發表的手稿構成的著述文獻。1939-1941年，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經過編輯整理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為名出版。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克思的《大綱》（Grundrisse，亦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從馬克思寫作《大綱》的時間，到《大綱》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開出版，中間間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時間了，而且，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大綱》才真正開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語境中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可以說，馬克思的《大綱》真正經歷了一場“百年孤獨”，但20世紀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關于《大綱》的國際學界探討熱潮，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場非常有傾向性的理論努力，那就是通過對《大綱》的文本解讀，并立足于當代思考，力圖呈現出“《大綱》中的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許就在于意大利馬克思思想研究者內格里所說的，在文本解讀中回到馬克思，同時又在當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馬克思的理論努力。

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和研究者來說，我們都有必要了解與“馬克思的《大綱》”有關的故事，以及關于“《大綱》中的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們有了詳細了解這一故事的“路線圖”了，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譯著：《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以下簡稱《馬克思的〈大綱〉》）。

《馬克思的〈大綱〉》一書的編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學者馬塞羅•墨斯托，其主要論文貢獻者則囊括了當今活躍于國際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諸位名家。正如英國文化者斯圖亞特•霍爾所指出的，馬賽羅主編的這本書有利于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大綱》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而美國后現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認為該書勾畫出了一幅理論的世界地圖；同樣來自英語世界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評價說該書很好地體現了近20年來國際學界關于馬克思《大綱》的熱烈討論的最新成果。伴隨著這場討論熱潮的是《大綱》的傳播與接受的“全球化”進程。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是“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數量最大的作品”，是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綱》全文本已被翻譯成了22種語言，32個版本。不包括節選版本，它已經被刊印了50多萬冊。

從整體內容框架來看，《馬克思的〈大綱〉》將所收入的論文分為三個部分，即學界對馬克思《大綱》的考證性研究（參見該書第一部分）；《大綱》寫作時馬克思的生活與時代背景（參見該書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綱》在全球的傳播與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其一，基本概念：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商品、生產、異化和勞動（以及勞動價值論）概念等；其二，基本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發展問題（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的劃分和關系問題、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問題，以及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性演變問題等）、生態和人的解放問題，以及《大綱》所展現出來的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其三，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獻學基礎研究：《大綱》被發現的過程、其內部的編排體例和結構關系（如“資本章”和“貨幣章”的關系等）、《大綱》與《資本論》的關系問題、《大綱》寫作時期馬克思的傳記研究（包括生平介紹、時代背景以及同時期“關于危機的筆記”和給《紐約論壇報》的文稿等）、《大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與接受史研究。

從其主要學術觀點貢獻來看，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為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一部作品，特別“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大綱》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意義，所以完全有理由將《大綱》視為處于“最豐碩期的馬克思的思想”。作為編者的馬塞羅在該書中也是論文的作者之一，力圖梳理馬克思一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歷程，指出《大綱》“盡管沒有完成，但它仍然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許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紀主流解釋者所呈現的那個馬克思”。英國學者卡弗則指出，《大綱》更像《經濟學哲學手稿》而不是《資本論》第一卷，因為在手稿中，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隨意可親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則更講究技巧。但是，將這種風格、語氣和表述上的差別，與任何更為復雜和基礎性的變化相聯系，則是過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認為，只是在《大綱》中，歷史才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開始真正被人們所認識。福斯特則說，《大綱》成為將馬克思的總體分析統一起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僅從寫作年代上處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資本論》之間，而且還構成了兩者之間在概念上的橋梁。特別是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的特點，這在他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批判在《大綱》中表現得最為鋒利、最為透徹。

篇（10）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