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跨國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國內外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綜述

酒店管理產生強大的吸引力。通過中國知網(CNKI)文獻檢索得知，與跨文跨國酒店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酒店實化管理相關的研究達18241條，對酒店跨文化管體所組成，并為大眾提供住宿、餐飲和綜合服務設理這的相關研究達3038條。綜合整體對酒店跨施的一種建筑或場所。[2]38跨國酒店設計除母國范文化管理的研究以學術論文為主，尤其以酒店跨圍內的跨國經營活動外，通過資本或非資本方式文化人力資源、酒店管理者跨文化能力、酒店顧客在全球進行擴張并實施經營活動，實現產品、技與跨文化、酒店跨文化培訓四個方面的研究為主。術、勞務、信息、資金等的國際化流通和管理。20就專著而言，對國際企業的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較世紀50年代起，早期的酒店開始通過各種不同的多，而專門針對酒店企業跨文化管理的卻不多見。方式向全球擴張，如購買不動產、委托管理或特許直至2l世紀初，才出現跨文化管理與酒店業交叉經營。21世紀以來，一些有較強技術支撐的連鎖的研究內容。酒店快速發展，如：Accor，Hilton，MarriottInterna

(一)國外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

綜述tional等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顧客及商業國外針對酒店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始于2O環境，如何高效進行跨文化酒店管理是跨國酒店世紀80年代，伴隨著跨文化管理研究的興起及酒店業的全球化發展而逐步產生。據所獲文獻資料來看，雖然對跨文化管理方面和酒店管理方面的文章相當豐富，但針對酒店行業跨文化的交叉研究卻相對較少。國外學者在理論方面對跨文化管理的不同方面有較深入的研究，這些理論在酒店跨文化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運用，具體跨文化管理理論、典型代表人物及研究重點歸納如表一所示。在相關理論的指導下，國外部分學者將跨文化管理應用于跨國酒店的經營管理在人力資源、管理者、顧客及培訓四個方面有一定的研究進展。Christensen以SouthSeasPlantation中的員工為案例研究對象，論證了酒店跨文化人力資源管理與培訓對于員工的適應性的重要影響。Nankervis&Debrah根據Signpore和Australia的酒店人力資源管理的對比分析，表明Signpore因勞動力缺乏而采用多元人力資源管理策略，而Australia則通過專業培訓和職業發展規劃的方式提升雇員的服務質量和工作效率14]5．o7。KHu，Fock聚焦于酒店跨文化授權的作用，證明了權利距離指數會降低工作授權的滿意度，而對成功授權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為：授權的接受度、顧客需求與期望的滿意度。Hughes表明為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酒店管理者須理解并掌握文化多樣性，并適時靈活應用與管理實踐中[517。Gamble&Gibson針對跨國連鎖酒店財務管理方面，因母公司對財務的操控，致使當地財務人員受多角色沖突影響，跨文化沖突異常明顯[612o4。Green以Russia酒店為研究案例，提出西方母國管理者應通過與子酒店中的當地員工或管理人員共建和諧信任關系，并充分正視和利用文化差異，提升管理效率[71266。Armstrongetal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酒店顧客對酒店服務有不同的期望[8J1帥。Kmietal指出中國的酒店顧客對酒店的選擇上，較少依賴品牌，而對客戶信息和網絡安全有更多的關注。Beldona&Kwansa將酒店顧客分為垂直和水平兩類人群，指出垂直個體與價格公平有較積極的關系，且跨文化管理有較大的意義[9]68。Jen—TeYang深人研究了酒店管理中合作文化與領導角色，表明酒店領導創新者角色有利于酒店多元合作文化的建構。

(二)國內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綜述

國內學者在介紹西方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礎上，針對我國酒店行業發展現狀開展了相關的研82究，其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跨國酒店在中國文化環境下的管理對策；文化因素在跨國酒店管理中的重要性；跨國酒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酒店內部文化整合模式；消除文化沖突的對策；跨文化管理在酒店品牌創建的影響等。徐虹首先分析酒店集團國際化經營特點，提出跨文化理解、融合、培訓等方式能實現酒店跨文化管理的目標。王簡在其題為《跨國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一文中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從文化差異角度分析某酒店開業時面臨的跨文化沖突問題，提出酒店企業跨文化溝通策略及管理策略，如跨文化培訓、本地化策略等。張燕存指出外管飯店跨文化管理中就如何消除跨文化沖突是管理中至關重要的問題，并提出解決對策、。賀耀勇建議采用跨文化整合模式和一定的管理策略來對酒店實施跨文化管理。王健在《跨文化管理研究在中國酒店業經營管理提升和品牌創建中的應用》一文中強調：應當加強跨文化管理研究在酒店經營管理中的應用，在提升中國酒店經營管理和品牌創建中指出面臨的文化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王健在《酒店經營管理的跨文化解析》中全面分析了酒店經營管理中錯綜復雜的文化關系，并探討這些文化關系的共性和個性特點，進而將此復雜關系的規律應用于跨國酒店管理公關對策、人力資源管理和客服等方面。呂宛青、趙書虹和羅江波出版專著《旅游企業跨文化管理》，全面系統介紹了旅游企業(包括酒店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管理理論、影響因素以及跨文化溝通的原則方法和跨文化協調機制的建立，為中國旅游企業的跨文化管理建言獻策。

三、對酒店跨文化現有研究的簡要評述

縱觀國內外目前對跨文化管理的理論研究，研究視角和側重領域均有所不同。對跨國酒店的跨文化管理研究方面，如何在國際酒店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解決酒店內外部因文化差異帶來的沖突，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和效率是目前酒店行業跨文化管理領域研究的重點。在具體研究內容上，目前有關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較多側重于探索跨文化管理策略中的文化融合／協調機制的構建，這一研究方向已經逐步從跨文化人力資源等具體問題的解決轉向跨文化績效、跨文化顧客管理等更具規律性、推廣i生的深層次領域發展。研究舉、具體案例解析、統計分析等方法轉變。但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酒店跨文化管理領域尚存在以下不足之處：

1．研究內容上，目前多停留在酒店人力資源，酒店管理者、酒店顧客及管理培訓四個主要方面，而酒店品牌和核心競爭力的構建對酒店的發展影響巨大，但針對此方向的相關研究并不多見，因此未來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可更偏重該方向。

2．國內相關研究理論引進多，創新少。較多偏重于實際應用方面，提出相關對策解決實際問題，而對理論方面的深層次探究并不多見。

3．研究對象上，多聚焦于西方發達國家國際酒店的管理，對亞非等欠發達地區的跨國酒店的研究甚少，而關注中國文化維度的系統分析以及不同國家酒店的比較研究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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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價值觀差異。價值觀具有極強的主觀性，是文化的核心，它決定著人們的態度、信念和行動。由于不同國家和民族有不同的價值觀體系，每個人也會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獨特的價值觀。跨國企業中具有差異性的價值觀接觸在一起，必然會相互摩擦、相互碰撞，每一個體都出于本能，極力維護自己長時期形成的價值觀，輕視別人的價值觀，使之不能形成統一的行為準則。這種價值觀差異的沖突往往表現為更深層次的、更廣泛的矛盾，其造成的后果往往非常嚴重，并難以消除。

3、企業文化間的差異。不同國家的企業是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在成為跨國企業之前，企業形成了各自獨特的企業文化。具體表現在管理理念、員工激勵、組織溝通、領導職權和人力資源等方面，企業之間存在大大小小的差異。跨國公司的各層次管理人員及員工因循守舊，沿用以前的企業文化模式，往往導致甚至加劇企業文化沖突。

二、跨國企業文化融合策略

1、正確認識和理解文化差異。首先要承認文化差異的客觀存在，克服狹隘主義思想。每種文化都是通過長期的歷史積淀逐漸形成的，都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正因如此，對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應當理解和尊重。文化沖突在給跨國企業帶來威脅和挑戰的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交融和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實現了人類的不斷進步。恰當、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表現出來的差異，繼承和發揚不同文化的優勢，相互補充可為企業發展創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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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后的中國，涉及國際貿易的談判與日俱增，如何進行有效的跨國談判的命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文化差異對跨國談判而言，是極其重要而又繁瑣的變量。從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和任何企業一樣，跨過公司要在東道國從事商務活動均需要計算下列成本：進入市場的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締約成本、履約成本和仲裁成本。然而，有效的跨文化溝通談判可以大大節約國際交易的費用。對此，美國一位資深企業家甚至斷言：“如果能有效地克服文化障礙，美國對華投資、貿易量可以比現在增加兩倍。”

一、國際商務談判中的文化因素

國際商務談判是指處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商務活動的當事人，為滿足各自需要，通過信息交流與磋商爭取達到意見一致的行為和過程。談判主體屬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談判者代表了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利益。同時，它還具有跨文化性。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談判者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談判者各方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交往模式、語言以及風俗習慣等各不相同，這些文化因素對國際商務談判的成功與否都將產生直接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商務談判正確的名稱應為跨文化商務談判,這種談判極少因技術或專業原因而失敗。在跨文化商務談判中,東西方民族常常會因為文化積淀、認知方式以及思維方式的不同而遭遇文化沖突。所以大多失敗是由于對外國文化缺乏了解和沒有順應國際經濟交往中的規則。既然跨文化交際在國際商務談判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是社會群體的都有特征。文化既包括心理要素，即群體成員共享的價值觀和規范，也包括社會結構要素：作為社會交往背景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體制。文化價值觀把注意力導向較重要或較不重要的問題，影響著談判者的策略。文化體制保持并提升價值觀和規范。文化價值觀、規范和意識形態是詮釋所處處境（這是談判，所以我應該……）和他人行為（她威脅我，所以我應該……）的共同標準。

國際間的經濟交流首先意味著來自不同文化的成員為了某一共同的商務目的相匯于一個對其中一方來說是陌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交際環境。來自不同文化和經歷過不同社會化過程的交際雙方為了某一經濟事務進行磋商、洽談時，他們各自的行為準則通常會出現交疊現象。在這種文化交疊情境中的交流與溝通，雙方的言行不僅受到各種文化所特有的行為模式的制約，而且交際雙方也是相互影響、較量、協同和構建的互動過程。

談判的實質既可以是所取價值，也可以是創造價值。這樣，就存在兩種談判結果：分配性與整合性協議。最成功的跨文化談判產生的結果，其所達成的協議一般既是一份整合性又是分配性的協議，這份協議把增加了的資源總量分配給談判雙方。所以，跨文化談判不僅是價值索取型談判，還可以是價值創造型談判。這取決于跨文化談判者對文化的關切、處理以及對跨文化談判策略的運用。

二、國際商務談判中跨文化范疇探析

每一位談判者都有利益和優先事項，而且每一位談判者都有策略。利益是構成談判者立場基礎的需要或原因。優先事項反映各種利益或立場的相對重要性。談判策略是為達到談判目標而選定的一組綜合的行為手段。談判者的利益、優先事項以及策略的使用都受到文化的影響。

1.利益

首先，利益文化范疇涉及利益與優先事項。利益是要求被提處理和被拒絕的原因它使雙方在爭端問題的立場下潛在的需要和利害關系。

文化影響自身利益與其它利益沖突時的相關重要性。世界上的人們所關心的是實現他們的目標，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實現他們所在的社會群體的目標，以及在那些群體中反映為正面的行為方式。在個人主義文化中，自身利益通常優先于集體利益。在集體主義文化中，集體利益通常優先于自身利益。當然，來自于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有自身利益，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人也有集體利益；只是說在他們自己的文化里，價值、規范和制度在文化上暗示著一致的行為。當爭端的一方來自集體主義文化，而另一方來自個人主義文化時，自身利益和集體利益有機會被互相替代。但也有可能遭受挫折和誤解，因為自身利益相對于集體利益的主要側重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當與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爭端方談判時不要低估了集體利益的重要性，當與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爭端方談判時不要低估個人利益的重要性。

利益解釋了為什么一個問題相對比另一個問題重要，或者為什么采取這種立場。但是談判對手的利益往往很難猜測。解決爭端的談判者必須準備好兩種策略來發現利益所在，直接信息策略——提出問題，以相應的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間接信息策略——提出問題的解決提議，來自高語境文化的談判者可能會對直接問題感覺不適，因而提出建議來發現利益所在會比較好些。當了解了利益，除了放棄低優先級利益來得到高優先級利益外，可以達成許多類型的一致，直到利益所在能夠導向無先例的解決方法、限定期限的實驗，或者發現雙方同意進行更有效處理的基本問題。

2.權利

權利是公正、合約、法律或先例的標準。爭端方用各種權利的標準來證明所提出和拒絕要求的正當性。

有些權利等標準是外在的，比如法律和經雙方就具體條款進行談判達成的合約。其他權利的標準是隱含的，比如在規范情況下對地位或年齡的尊重，以及公平的標準，比如公正和平等。外在的標準是成文的，由警察、法庭等社會機構執行的。隱含的標準融入在社會團體的文化中，由社會認同或社會排斥來加強。

以公平標準為例，作為提出要求、拒絕要求和解決爭端的正當理由，公平的基本原則擴展到跨文化領域，因為價值和規范只能擴展到社會團體的邊界。不同的文化特征似乎適應了不同的公平標準，使人們很難知道何種權利標準在哪種文化里最為接受。

所以，使用權利標準解決爭端的成功關鍵是，要么提出爭端另一方同意認為公平的標準，要么提供新的可靠的信息使提出的標準看上去公平，沒有新的可靠的信息，論據不太可能有效。

3.權力

權力是一種能力，借此你可以從爭端中得到你想要的——你的要求被承認或者你的拒絕得到支持。判斷在跨文化談判中誰更有權力是復雜的，因為權力是一種通過文化進行的認知。

權力是對受控新的估計或判斷。來自平等主義文化的爭端者與來自等級主義文化的爭端者相比，較少注重地位和權威觀念。他們可能更愿意打破地位的界限來提出要求，而這種界限讓來自等級文化的爭端者會因為失敗、報復或者讓當事人丟面子而產生恐懼；當來自等級主義文化的人在失去地位的情況下提出要求時，他們可能求助于同情心，提醒地位比較高的對方來負責關心地位比較低的提出要求者。當來自平等注意文化的西方人或其他爭端者在失去權力的情況下提出要求時，他們經常避免談及權力而更多地側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談判路徑的選擇，不同談判者運用權力影響談判的結果有重要且微妙的文化差別。

三、國際商務談判中跨文化的策略

在國際商務談判中處理跨文化問題，需要在是否調整你的策略以利于對方或堅持己見中做出決定。有時候沒有選擇的機會，而有時維持你所偏好的策略會使你在談判中處于不利的地位。本文提供三種文化相連的談判策略類型：

1.“獨斷的個人主義者”

“獨斷的個人主義者”樹立高目標，一直被促使尋求信息，他們樂意權衡利弊，而不會為哪一方更具影響力而分心。以色列人主要使用這種策略，而不去管談判桌上另一方的文化。以色利人特別依賴尋求信息的提議，這些提議能促使他們達成一致，同時能分配價值。以色列人的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另一個標志是他們運用權變協議，這樣可以使買賣方在他們未來不同的觀點上達成協議。

這種策略有一個潛在下降趨勢。雖然來自其他文化的談判者意識到與以色列人共事很有收獲，但他們還是會有壓抑的感覺，即便這種壓抑是值得的。使用這個策略的談判者目光短淺，不打算建立長期合作關系，于是限制了他們未來的選擇范圍。

2.“合作的實用主義者”

“合作的實用主義者”關心他自己和對方的目標，通過提問題和回答問題來建立相互信任，并間接處理影響力問題。德國談判者是這個方法的忠實擁護者。他們運用這個策略去談判整合性協議，實現分配性談判結果。

這個策略的潛在的缺點是一個合作的實用主義者也許會被獨斷的個人主義者所利用。然而，合作的實用主義策略的核心——信任，難以贏得卻很容易失去。只要合作的實用主義者掌握得住雙方關系中的信任度，沒有得到對方回應的信息，他就不應該泄露自己信息，他也不會被利用，但如果他不能使用感覺順手的直接信息共享策略，他也許在談判中不能達成整合性協議。

3.“間接策略使用者”

間接策略使用者也許依賴對權力的不確定性來激發間接信息搜尋。日本談判者就使用這個談判藝術，他們把直接使用影響力與間接信息搜尋結合起來。在他們的文化中，這個模式很奏效，但跨文化則會出現問題。間接信息共享對于認可直接策略文化的談判者來說，也許太微不足道。如果談判者來自于不認可直接影響力的國家，那么使用直接影響力也許會導致螺旋沖突，不能達成最佳協議。

三種模式的共同點是目的明確、對信息的渴望、使用一個策略便利地尋求信息，以及知道如何駕馭影響力，三種不同的是談判者如何使用每一個不同的模式來樹立目標，尋求信息和使用影響力。

四、結語

由于國際商務談判的談判者代表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利益，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政治背景，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及風俗習慣各不相同，從而使影響談判的因素更加復雜，談判的難度更加大。在實際談判過程中，對手的情況千變萬化，作風各異，有熱情洋溢者，也有沉默寡言者；有果敢決斷者，也有多疑多虛者；有善意合作者，也有故意尋釁者；有謙謙君子，也有傲慢自大盛氣凌人的自命不凡者。凡此種種表現，都與一定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有關。不同表現反映了不同談判者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思維方式。因此，談判者必須有廣博的知識和高超的談判技巧，不僅能在談判桌上因人而異，運用自如，而且要在談判前注意資料的準備、信息的收集，使談判按預定的方案順利地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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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Fiske and S.E.Taylor,Social Cognition(New York:McGrawHill,1991)

[4] Triandis,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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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來看，環境污染直接受到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技術的影響，污染排放與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重污染化同向變化，污染排放與環境技術反向變化。FDI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某種程度上的重污染化，因為外商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一般以污染度較高的工業為主。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低，接受外商投資一般也就定位在包括大量重污染型產業的工業上，對于環境保護還沒有提到重要的位置。發達資本輸出國或地區利用FDI瘋狂從中國大量掠奪一些耗竭性資源(如開采礦石等)，或者集中投資于污染密集型產業，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一些外商將在本國已經淘汰的高污染環境的技術和設備想方設法轉移到中國境內，造成了中國的環境日趨惡化。由于跨國公司的最終目的是獲得高額收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污染產品生產上的國際比較優勢也是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誘因。盡管中國政府也在不斷強化環境治理，十報告首次專門論述了“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和理念，首次提出了“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但是人們擔心的是外商投資企業的“污染轉移”問題并沒有解決，有的行業還很嚴重。如我國工業主要污染排放指標(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以及工業二氧化硫)從1992年至今基本上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其中，工業廢氣持續增長，在1992—2010年間增長高達479%;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在1992—2006年間快速提高，增幅達到69%，隨后出現緩慢下降，相對于1992年依然增長41%［5］。工業廢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持不變，這凸顯了政策選擇對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沿海地區是中國加工貿易的重鎮，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其環境也日趨惡化。2002年國家環保總局的《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探查研究》報告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超標，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全國范圍內，遭受工業固體廢物危害與生活垃圾危害的耕地已經達到1000萬公頃，每年損失的糧食已經達到120億公斤。全國13億畝草原嚴重退化和沙化。全國七大水系均遭受污染，全國90%以上城市水域嚴重污染，有50%城市缺水。2014年4月17日，國土資源部和環保部聯合《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結果表明，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達16．1%，其中污染點位輕微為11．2%、輕度為2．3%、中度為1．5%、重度為1．1%。從土地利用類型看，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林地為10．0%、草地為10．4%。從污染類型看，無機型污染占比大，有機型相對次之，復合型污染占比較小。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是工礦業生產活動和農業生產等活動。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污染事件頻發，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根據《2012跨國公司中國報告》:2006年6月33家在華知名跨國公司因環保違規違法而被國家環保總局曝光，主要有超標準排放廢水的上海松下電池公司、超標排放污染廢水的長春百事可樂公司、主體設施未驗收私自投產的上海雀巢公司，還有3M上海公司、德國諾爾起重機設備等公司。上述案例僅是在華跨國公司涉及環境污染問題的冰山一角。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以來，大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產品基本由中國企業來生產，然后跨國公司進行內部貿易或者出口，而將污染留在中國，造成了我國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

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

第一，外商投資過度進入制造業是環境污染的一個主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FDI與引進制造業投資同步進行，外商對制造業的投資從1999年開始就不斷增加，在2004年和2005年時，制造業占比已經達到70%以上;之后，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處于下降狀態，到2012年降到43．7%(見表1)。從FDI在華的產業分布看，引進外資中大約有60%進入制造業，給外商帶來的88%的FDI工業增加值來源于污染密集型的產業，其中30%屬于高度污染密集型的產業［8］。從“三廢”排放量來看，制造業帶來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其廢水排放量已經占到工業排放量的79%;廢氣排放量占到63．7%;廢棄固體物排放量占42．1%。從國際競爭態勢看，由于中國的制造業產品在國際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制造業生產擴張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的轉移。這也說明外商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并沒有整體上改善環境污染，或者技術外溢不足或者是技術吸收不足。當然，從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業利用外資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量的比重自2006年不斷下降，到2012年比重已經降到43．7%。這也反映出中國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與升級，第三產業處于上升態勢，對環境污染程度的降低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和效果。

第二，環境標準的國際差異性導致發達國家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目前，國際上有《多邊環境協議》、《卡塔赫納生物議定書》和《蒙特利爾公約》等國際性的相關環境保護條約。然而，這些條約或者是單邊條約，或者是與WTO的有關規定相悖。在WTO的框架內，有關環境保護的協定尚不完善，更沒有如國際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那樣的協定對相關方面的明確限定與約束限定。制造業的輸出國基本都是發達的西方國家，而這些國家對環保標準的制定有嚴格甚至苛刻的限制，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對于能耗高、污染嚴重等行業的懲罰相當嚴厲，開出的罰單動輒上億元。但中國對相關污染的外資企業開出的罰單僅為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外資企業通過污染生產獲得的收益遠大于遵守環境規制所付出的相關成本，根本起不到應有的懲罰作用。另外，發達國家主要依據本國的產業發展概況，以及國內的基本條件而制定制造業標準，他們不會過多考慮或者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利益。同時，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期推進階段，這就導致發達國家在其國內發展高污染制造業的成本不斷上升，迫使其只好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當然，也有相當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中國與其母國的環境標準“壓力差”將污染轉嫁到中國。

第三，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觀，造成了地方政府間的惡性引資競爭，導致了環境污染的加重。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須獲得相當的財政收益，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行政費用支出的需求。同時為了政治上的晉升極力追求經濟增長率。而要在“為增長而展開的競爭”中取得優勢，選擇“資本推動型”發展模式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斷地創造或者改善軟硬環境，以為招商引資創造條件。相對于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中國對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嚴格的限制，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就會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經濟權力，通過“放權讓利”的方式以盡最大可能獲得外資的審批權。這種基于對經濟資源最大化的不斷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逐外資的利用規模和數量，造成了全國范圍內對外資引進的瘋狂追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傾斜式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了外資進入基本上從東南沿海地區向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逐步梯度推進的格局，然而FDI在華地域分布的失衡，又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東部地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劇。

從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地方政府基于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和取得顯著的“表面”政績之目的，往往不惜以犧牲環境保護為代價，突破環境底線，引進了一批技術水平低、污染高、能耗高的外資企業，結果使得本已脆弱的本地生態環境更趨惡化。特別是外資偏向于投資制造業的引資結構更是加大了中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壓力。第四，大量“洋垃圾”進口到中國，造成國內環境污染。由于發達國家對環境污染的嚴格限制和巨大的懲罰成本，發達國家進行跨國垃圾轉移就成為他們處理污染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其具體做法就是將產生于發達國家內部的大量工業與生活垃圾，特別是產生的有害廢棄物，通過各種方式轉向環境標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這必然給進口垃圾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環境問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不斷遭受到洋垃圾進口的影響。洋垃圾進入中國的途徑主要有貿易、走私、捐贈等形式，對中國的環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其主要涉及工業垃圾與危險廢物垃圾等。來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2000年至2011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額由最初的7．4億美元增加到115．4億美元，2011美國出口給中國的垃圾交易額占中國從美國進口貿易總額的11．1%，其總量僅次于從美國進口的農作物、電腦和電子產品及化學品和運輸設備等。更觸目驚心的是，全球每年產生5億噸各種電子垃圾，其中70%以各種方式流入中國。某種程度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電子垃圾的聚集地。

第五，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高污染產品在中國主要是指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造紙及紙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壓延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與化工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生產、消費和出口國，出口占全球貿易量的一半以上。然而中國的焦炭生產技術與工藝整體上落后于世界水平，技術落后的土焦占有較大比重，我們生產一噸焦炭就要平均排放大約一噸的廢水、廢氣和廢渣。隨著中國出口焦炭數量的增加，環境污染指數也在不斷上升。

三、提升環境質量的應對策略

第一，提升我國治污技術創新能力，加大先進治污技術引進力度。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環境污染的根本治理要依靠技術創新的突破。技術創新能力對環境的改善作用體現在:一是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企業能用更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更大的產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環境壓力;二是治污技術的發展與突破可以大大降低治污成本，從而獲得有效的收益，有利于調動企業生產者的治污積極性;三是從環境監管視角看，檢測技術的進步能大大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所以，從長遠和根本上看，環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賴于技術創新能力提高。發達國家具有成熟和先進的治污技術和產品，我們要促進我國環保產業的整體水平提升，就必須引進國際上已有的先進環保技術和設備。要用高新技術來改造環保產業，以提高環保產業的技術含量，解決我國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鍵技術，增強環保產業的市場競爭力，推動中國環保產業發展。要鼓勵引進國外先進的環保和清潔生產技術與科學的管理方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要完善政策引導，大力促進國內清潔生產與循環生產技術的不斷創新。

第二，調整引進外商投資的戰略定位，注重提升引進外資質量。在引進外資過程中必須遵循環保優先的原則，設立產業發展環保標準門檻，嚴把環境保護關，把能否節約資源和提高環境效應作為引資的標準，大力引進節能減排型企業。要健全和強化對外商投資企業利用外資的政策導向，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全程環保監管，要對具體的外資項目進行環保評估，并實行嚴格的生產審查制度和程序，嚴格限制水平低、能耗高、污染高的外資項目的進入。

第三，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優化我國產業結構。針對外資過度進入制造業的現狀，我們必須改變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應當限制其投入那些技術含量低的加工制造業，鼓勵其投向高技術含量領域和能夠帶動大量相關產業發展和就業增加的基礎產業。我國目前使用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不同的行業劃分為鼓勵、許可、限制及禁止類，在未來的產業調整中要更多側重于環保因素，在限制和禁止類中添加調整部分污染嚴重的行業，從源頭上控制污染物的產生。在發達國家更加強化對高污染和高排放行業限制的背景下，基于環保理念，有選擇地引進外資并加大對高污染企業的監管和控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必然選擇，這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使中國經濟朝著“綠色發展”方向邁進。第四，加快完善吸引外資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的法規和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環境保護方面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立法，這造成了利用外資過程中的監管漏洞。我國有關控制外國污染轉移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關于加強外商投資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的通知》等。涉及環境風險評估預警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一部法律，即《環境影響評價法》;兩部國務院規范性文件，即《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的通知》;5個部級文件，即《關于開展環境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的若干意見》、《環境風險評估預警技術指南———氯堿企業環境風險等級劃分方法》等。由于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和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的時代背景局限，上述法律法規面對現實環境存在各種漏洞，如技術性不強、檢驗標準不統一等問題，使得監管效率不高。

發達國家針對環境污染和保護方面的立法比較超前，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如美國在環境污染規制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大氣污染規制、水污染規制、噪聲污染的規制和固體廢棄物污染規制等。美國針對大氣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規有《能源供應與環境協調法》等;水污染規制法律法規有《聯邦水污染控制法》等;針對噪聲污染制定的法律法規有《噪聲控制法》等;固體廢棄物的規制方面有《固體廢物處置法》等。英國首都倫敦曾經被稱為“霧都”，這是英國長期工業化發展而沒有重視和有效解決環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基于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英國于1956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潔空氣法》，并逐漸實行了能源結構轉換，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倫敦的空氣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環境質量達到較為令人滿意的結果。倫敦環境保護的成功經驗在于有效的法律手段和科學的規劃與管理。我們要科學借鑒發達國家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規，充分結合中國的發展實際，制定統一規范有效的外商投資環境管理的相關法規。第五，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推動環保產業快速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對環保的投入占同期GDP比例始終不到2%。根據實踐和預測，如果要真正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一個國家和地區對環保的投入需要達到GDP的2%～3%。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國家已經或即將啟動大氣、水、土壤等領域的污染防治計劃。當然，這些計劃的實施需要大量的環保投入，其中僅大氣污染防治計劃的總投入預計5年就要達到1．7萬億元，年均3400億元，中央財政總投資2700億元。但實際上，2013和2014年中央財政累計投資只有1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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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開展跨國經營，也就意味著從一種文化的經營跨越到另一種文化的經營，如何在多元文化下實現跨國經營，一直是困擾跨國公司經營者的難題。

一、 跨國經營中的文化差異

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包括語言文字、社會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道德理想、風俗習慣等方面。到不同的文化地域、背景進行跨國經營所形成的國際企業，作為"一種多文化的機構"，必然會面臨來自不同的文化體系的文化的摩擦與碰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審美心理差異

審美心理指一定人群的審美標準和審美能力，它潛移默化地來源于造型、表演以及文學等藝術形式，對營銷活動影響顯著。美國人在選擇服裝時注重張揚個性，追求標新立異；中國人則不同，追求典雅含蓄、合群合體。一些事物在一定文化背景中有著獨特的象征意義，而且在不同國家或地區，其象征意義可能會完全不同。

2.差異

多數國家歷史上信仰某種宗教，構成了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傳統上的支配地位，對一國的國民性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國民性表現為一個穩定的價值觀體系。基督教倡導節儉和勤奮工作，易導致追求效率的氛圍，并易產生實用主義人生哲學。佛教強調精神修養，貶低物欲，易導致對技術的忽視和對和諧的人際關系的追求。這些價值觀的形成并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消費需求的內容結構以及消費模式產生了或明或暗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持久的強烈的。

3.民族心理差異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繁衍生息，形成了不同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規范，這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跨地域的市場營銷。一家瑞典公司的英文產品目錄因把北朝鮮稱為北韓，而不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而不得不修改其目錄。當麥當勞在盤托上使用墨西哥國旗圖案時，遭到了地方當局的強烈反對，墨西哥人根本不喜歡讓番茄醬在它的民族標志上滴的到處都是，因此盤托被沒收。許多商品消費中體現著民族精神文化,各個國家、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情感會通過種種形式表現出來，體現出民族精神。

4.地域文化的差異

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和當地的歷史傳統與文化傳統密切相關，不同地域由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制約和影響，會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必然對商品生產的取材、設計加工、款式造型、包裝裝璜以及商品的消費習慣產生深刻影響，形成帶有濃厚地域文化色彩特點的商品。文化就像一個永遠抹不掉的影子，滲透在市場營銷活動的全過程。譬如產品的名稱、產品的色彩、包裝式樣、裝飾紋理、外觀形狀、產品性能，甚至于產品說明書的文字使用、廣告用語的選擇等，文化影響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在決定向國外市場提供什么樣的產品和服務時，必須考慮文化差異。

二、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文化沖突是一種客觀現象，誰都無法回避也無法制止，進行跨文化管理，是利用跨文化優勢，消弭跨文化沖突，是企業成功跨國運營的戰略選擇。面對企業在跨國經營中所受多重文化的挑戰，減少由文化摩擦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必須要把公司的運營放在全球的視野中，建構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戰略，進行跨文化管理的主要策略有：

1.樹立正確的跨文化管理的觀念

把握不同類型的文化差異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文化沖突的辦法，把文化的差異看成是一種優勢而不只是一種劣勢，恰當、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現的差異，為企業發展創造契機。要充分認識到跨文化管理的關鍵是人的管理，實行全員跨文化管理，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進行融合，形成一種新型的文化，而這種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業所有成員之中，通過企業成員的思想、價值觀、行為才能體現出來，才能真正實現跨文化管理的目的。

2.識別文化差異，發展文化認同

只有首先識別文化差異，才能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一個跨國企業的成功取決于該企業的"集體技能"，即企業中存在著一個基于跨文化理解統一的價值觀系統條件下形成的"核心技能"。一是"要理解他文化，首先必須理解自己的文化，對自己的文化模式的理解，能夠促使文化關聯態度的形成，這種文化的自我意識使我們在跨文化交往中能夠獲得識別自己和有關他文化之間存在的文化上的類同和差異的參照系。二是善于"文化移情"，理解他文化，文化移情要求人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擺脫自身的本土文化。

3.建立共同經營觀，建設"合金"企業文化

通過文化差異的識別和敏感性訓練等，公司職員提高了對文化的鑒別和適應能力。在文化共性認識的基礎上，根據環境的要求和公司戰略的需求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經營觀和強有力的公司文化。對于開展跨國經營的我國企業，要在投資對象國建設"合金"企業文化，要加強跨文化參與。跨文化參與是跨文化溝通與理解的成功所必須需要的重要方式。

4.進行跨文化培訓，造就跨文化管理人員

企業跨國經營中，在東道國的文化環境中，要面臨兩種不同的適應策略。一是被人改變--追隨文化策略；二是改變人--創新文化策略，即由被動適應轉向能動改觀。當然比較友好的策略當屬第一種。這樣的結果是使企業的跨國經營成為東道國的"當地化經營"。在這一種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學習過程，即對東道國文化的學習。因此追隨文化策略又稱為學習策略。跨文化培訓的主要內容有對文化的認識、敏感性訓練、語言學習、跨文化溝通及沖突處理、地區環境模擬等。

5.實施本土化策略即母國文化主導型

要本著"思維全球化和行動當地化"的原則來進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就必須雇用相當一部分的當地職員。這主要是因為當地雇員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市場動態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項法規，而且和當地的消費者容易達成共識，雇用當地雇員無疑方便了跨國企業在當地拓展市場、站穩腳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國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員和跨國經營的高昂費用、與當地社會文化融合、減少當地社會對外來資本的危機情緒；有利于東道國在任用管理人員方面，主要考慮的是該雇員的工作能力及與崗位的匹配度，選用最適合該崗位的職員。

6.文化互補相容策略

根據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習慣上稱之為"文化互補"。就是在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國的文化或是開發國的文化作為子公司的主體文化。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之間雖然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但卻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為補充，同時運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發揮跨文化的優勢。美國肯德基公司在中國經營的巨大成功可謂是運用跨文化優勢，實現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二是隱去兩者的主體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雖然跨國公司中的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而兩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運作中產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經營活動中卻刻意模糊這種文化差異，保存兩者文化中比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

7.文化創新策略即文化融合創新型

文化創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業文化與國外分公司當地的文化進行有效的整合，通過各種渠道促進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適應、融合，從而在母公司和當地文化基礎之上構建一種新型的國外分公司企業文化，以這種新型文化作為國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礎。這種新型文化既保留著強烈的母公司企業文化特點，又與當地的文化環境相適應，既不同于母公司企業文化，又不同于當地企業文化，是兩種文化的有機整合。因為要從全世界角度來衡量一國或一地區文化的優劣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中間存在一個價值標準的問題，只有將兩種文化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內涵，又能適應國外文化環境，從而體現跨國企業競爭優勢。

8.文化滲透或借助它國文化的策略

文化滲透是個需要長時間觀察和培育的過程，跨國公司派往東道國工作的管理人員，基于其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的巨大不同，并不試圖在短時間內迫使當地員工服從母國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而是憑借母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所形成的文化優勢，對于公司的當地員工進行逐步的文化滲透，使母國文化在不知不覺中深入人心，東道國員工逐漸適應了這種母國文化并慢慢地成為該文化的執行者和維護者。用這種策略可以避免母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發生直接的沖突。如歐洲的跨國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區設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總部設在思想和管理比較國際化的美國，然后通過在美國的總部對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實行統一的管理。借助第三國文化對母國管理人員所不了解的東道國子公司進行管理可以避免資金和時間的無謂浪費，使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活動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總之，全球營銷企業在進行跨文化管理時，應在充分了解本企業文化和國外文化的基礎上，選擇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從而使不同的文化達到最佳的結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掌握跨文化管理的藝術與技巧是跨國企業能從容馳騁于國際舞臺，實現成功經營的保證。

參考文獻：

[1]《文化：理論回顧與跨文化管理》 杰里•達靈頓：東北財經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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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的中國文化知識輸入在二語習得整個過程中，輸入是語言習得產生的必備條件。在中國文化導入過程中，大量相關信息的輸入，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從對教材內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接受的中國文化輸入量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導致了“中國文化失語癥”。當然在增大輸入量的同時也要考慮輸入形式的多樣化。1．對比法從跨文化交際方面來講，對比法能使學生在了解本土文化的同時加深對目的語文化的理解，通過對比，感受不同的文化差異，從而達到更好的跨文化溝通。比如在講授《新視野大學英語》第三冊第四單元美國文化五大象征的同時，導入中國文化的標志性象征，不僅彌補了教材中中國文化內容缺失的不足，又增加了課堂趣味性，可通過討論發言的方式引發學生對中國文化以及美國文化的思考，從而實現“可理解輸入”。2．歸納法從宏觀上講，歸納法可以指教師在導入中國文化時，把學生瑣碎的、有差異的文化碎片歸納整理成系統、完整的文化體系，使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地理解，幫助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進行整合，這正是習得理論中的反思階段，是必不可少的。微觀上講，歸納法可以用于具體的文化知識輸入。比如在導入中國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時，必然要涉及到中國五花八門的菜名的英語翻譯，這對學生來說確實是個難點。教師可以使用歸納法把中國菜名的英語翻譯歸納為按照烹制方法、原料、味型等翻譯的不同類別，化繁為簡，使枯燥的知識點變得生動形象、有條有理。3．視聽法隨著多媒體技術的發展以及對外文化傳播的影響，現在不少介紹中國文化的紀錄片都是雙語的，比如《美麗中國》《故宮》《再說長江》《頤和園》等。有些英語教程也附帶視頻材料，如《走進中國文化(英文版)》《中國歷史(英文版)》等。這些視聽材料的使用，增加了中國文化的輸入渠道，準確呈現了輸入內容，同時豐富的畫面又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文化和語言的興趣。但是使用視聽法的同時，教師要同時做好選擇視頻、歸納文化知識點等一系列工作。

(二)跨文化意識的中國文化輸出輸出階段在語言習得中起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通過輸入階段的導入教學，學生已經獲得了一定的可理解輸入，如何把輸入有效地轉換成輸出是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教師應充當組織者和幫助者，設計新型的課堂教學活動，可以參照Breen在1985年提出的“文化課堂”(CalssroomasCulture)［4］模式，讓學生在課堂上參加教師設計的虛擬文化交際活動;課下組織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如中國文化之旅、中國文化知識競賽、中國文化PPT大賽等，促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英語輸出。在學生輸出的同時，要培養他們的跨文化意識。文化翻譯本身就是翻譯領域中的難點，涉及到中國文化和英語文化的雙重理解。如果僅僅把一些中國文化方面的名詞用拼音或者表面意思的詞表達，可能還是很難被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所以，我們既要充分顯示中國文化的信息，又要考慮對方的可理解程度，達到文化的交融。比如說在介紹中國傳統節日端午節(DragonBoatFestival)時，僅僅把節日翻譯出來，不同文化的人很難理解。我們可以加上介紹端午節的來源，端午節人們的飲食和活動的內容。講到屈原時，就需要解釋性翻譯了，如:QuYuan，aChinesesancientpetrioticpoet(屈原，中國古代愛國詩人)。同樣，很多中國文化方面的人名、地名、歷史事件，我們都可以用解釋性翻譯來呈現才能實現跨文化的良好溝通。當然，隨著國際交流的加深，全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進一步提高，許多拼音音譯詞逐漸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接受。最新的BBC新聞已經出現的“tu-hao”(土豪)的新詞，所以學生在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時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這就要求教師培養學生的文化創造力。何自然認為，學生可以依據特定的語言環境，創造性地用英語表達中國獨特的文化，構架不同文化橋梁，促進世界經濟、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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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

根據國家的原則,一個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聯大1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國家而享有充分的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公司,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損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的行為,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10%,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包括國有化風險)提供法律保證,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其二,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證。如美國的《對外援助法》,日本的《輸出保險法》等等。

第二,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簽訂的保護投資的雙邊條約。母國為了對海外投資者面臨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通常與東道國締結雙邊投資條約,為國有化風險提供條約,使其成為兩國政府的共同保證,以與其國內法的保證相互配合,加強其保證的效力。而東道國為了吸引外資,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給外資以安全感。各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關于國有化的規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國有化的方式;二是關于國有化的條件。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條約都規定國有化必須遵守的某些條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視性、補償和司法審查。如日本與埃及1977年的協議規定:締約國各方國民和公司的投資和收益,在締約地方的領土內不得實行征收、國有化、限制或具有相當于征收、國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1)該措施是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當法律;(2)該措施不是歧視性的;(3)給予及時、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的樣板條約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規定。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與上面的規定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國與瑞典1982年的投資協定第3條規定:“締約任何一方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的投資,只是為了公共利益,按照適當的法律程序,并給予補償,方可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或采取任何類似的其他措施,補償的目的,應使該投資者處于未被征收或國有化相同的財政地位。征收或國有化不應是歧視性的,補償不應無故遲延,而且應是可兌換的,并可在締約國領土間自由轉移。”〔4〕

第三,母國通過參加多邊條約和多邊投資保險機構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有化風險保證。

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條約保證,該公約在其承保的險別中規定,該機構承保征收和類似措施的風險,即“由于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為,其作用為剝奪保權人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或剝奪其投資中產生的大量效益,政府為管理其境內的經濟活動而通常采取普遍適用的非歧視措施不在此列”。

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世界銀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邊投資保險機構。該機構的業務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資的國家的議會組織或政府剝奪投資人的所有權或應有的經濟利益遇到風險時”,以及“對接受投資的國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資者無處申訴,申訴被無故拖延和無法得到法律保障時”,“凡加入這一機構的國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機構可以申保,這一機構則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邊投資保證機構和保險機構承保對外直接投資國有化風險,因此,當跨國公司成為該公約或機構的成員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控制,國有化賠償問題可能會成為國際求償的對象,這樣就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有利于促進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發展。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控制對外直接投資的國有化風險、促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東道國方面

防范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對跨國公司和東道國雙方都有好處。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可以獲得更多的機會向利潤豐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占領更大的市場,推行全球性戰略;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可以從大量的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吸收高質量符合本國發展要求的投資,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國資本中的先進技術,并且可以消除跨國公司和東道國之間的不信任感,有利于雙方的友好合作,推動國際經濟向前發展。

為了保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許多東道國都通過憲法或外資立法對國有化風險提供保證,明確規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條件下才實行征收或國有化,并給予補償,以此來維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關于國有化保證的國內立法,各國的實踐均不相同。有的國家只通過憲法作出國有化保證。如印度憲法規定:“除非根據規定對取得資產給予賠償外,對任何財產不得進行強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亞憲法規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據特別征用法所定條件的命令,并通過司法程序協商,確定支付公正補償,對任何人的財產不得進行剝奪。墨西哥憲法規定:“除非為了公用并支付賠償,不得征收私人財產。”阿根廷、馬來西亞、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國的憲法也明確規定,征收財產必須為了公共利益,通過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補償。中國憲法第18條規定:中國允許外國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中國法律規定在中國投資及從事其他活動,它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受中國法律保護。

除了在憲法上的保證之外,許多國家還在其外資立法中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保證,保證的范圍通常還較為廣泛。印度尼西亞外資法規定:“除非國家利益確實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資企業的所有權,不得采取國有化和限制該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時,“政府有義務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種類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國際法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協商解決。”埃及關于外國資本投資及自由貿易區法規定:“除通過合法程序,項目不得被收歸國有或征用,投資也不得被沒收、扣押和查封。”蘇丹198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除非為了公共利益,依據法律并對投資者支付公正補償,不得實行國有化,補償的價值是在國有化時對投資者的財產估價后的時價。”泰國1970年的《投資促進法》則保證不對所鼓勵投資的企業的活動實行國有化。我國的外資立法對國有化也有規定,1986年頒布的《外資企業法》第5條規定:“國家對外資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資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6〕

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保險制度不同于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為了外國或港澳地區投資者在我國境內的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將外國投資的政治風險列為重要的財產保險內容,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的政治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國公司

從微觀的視角來考察,對國有化風險進行防范時,跨國公司本身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跨國公司對國有化風險的防范可以三個階段來進行,一是投資前期,二是投資中期,三是投資后期。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

1.投資前期階段。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前期階段,主要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評估投資的風險程度并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跨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對具體的對外投資項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這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的投資風險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國別評價報告”,說明東道國在國有化風險方面所具有的客觀狀況。

在“國別評價報告”中,在對國有化風險進行分析時,要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第一,東道國國內法即外資立法中關于國有化風險的保證狀況。第二,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是否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雙邊協定中是否有國有化風險的保證條款,保證的內容和范圍如何。第三,東道國是否參加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是不是公約的成員國,是否承擔公約所要求履行的國際法義務及其保證責任。投資前期階段的風險防范的目的是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范圍,盡可能避免風險,防患于未然。

2.投資中期階段。

投資中期的風險防范主要是指跨國公司根據在其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嚴重影響投資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事件與因素,隨時采取調整措施,以保證對外直接投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變化,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彈性的調整手段,具體辦法有:

第一,投資主體的調整。即跨國公司采取與東道國當地政府或企業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這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手段,通過投資主體的分散從而使投資風險也分散,因為共同投資要求投資主體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采用這種方式可以將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合資者身上,從而可以避免當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將風險分散。

第二,投資對象的調整。即跨國公司將投資的地域、行業、產品等分散化或多樣化,這種調整方式的實際應用價值較大,如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家跨國公司,投資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業,隨著當地國有化呼聲的高漲,該公司迅速將一部分投資轉移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了國有化的風險。

第三,投資方式的調整。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互換。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是常用的兩種投資方式,前者以購買股份和成為合資企業投資者等形式投資,按資產產權比重定期分紅,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銀行信貸、企業、商業信用等方式投資,這可獲得穩定的利潤。當國有化風險增大時,跨國公司將股權出賣或轉為銀行信貸、母公司的買方信貸等債權形式;而當債務危機增大時,跨國公司又將其貸款轉換為股份投資,這種轉移盡管有一定困難,但可以減少風險。二是進行投資幣種的轉換,即跨國公司為了防范風險將其投資幣種轉換為當地貨幣。

第四,投資戰略的調整。即跨國公司推行當地化的投資戰略,增大跨國公司的當地化程度。本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求實行外國投資當地化,即“逐步國有化”,其結果實際上就是使一部分風險轉移到“當地”,并使國有化風險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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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全球化和自由化使跨國公司越來越多。新的國際貿易形式的出現,比如戰略聯盟和國際易貨貿易,這意味著企業對具有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跨文化管理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是20世紀末首先在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出現的。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企業跨國經營的日益深入,跨文化領域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了,美國和歐洲一些一流的商學院非常重視培訓學生的跨文化能力。中國企業國際化程度總的來說相對較低,對這個課題的研究起步也比較晚,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跨文化能力對國際貿易的重大意義。

跨文化能力的內涵

在跨文化能力內涵的研究上,跨文化意識、跨文化商務技巧和國際管理能力已成為研究的核心。

跨文化意識

跨文化意識是指商務人員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并做出適當反應的一種商務意識。換言之,反映國際貿易者本土文化的價值觀的行為標準已不能滿足跨國公司發展的需要了。國際化的企業運作中的各個環節,如:人力資源管理和激勵機制、國際營銷、交流決策,都需要較高跨文化意識。在文化研究的范疇內,很多研究者提倡將文化差異概念化,以使學習者認識到文化多樣性對商務的影響,并為跨文化意識培養奠定基礎。

GuyandMattock(1991)提出了地域、宗教和歷史是影響文化的三個重要因素。BonvillianandNowlin(1994)則深入的解釋了文化差異對個體行為方式的影響。他們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個體的交際行為、審美觀念、時間觀念和個人成就觀會有所不同。Hofstede對文化差異的實證研究則在該領域最具影響力。他認為,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個體受到態度、價值觀、文化差異的巨大影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個體從四個維度上互相區別: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生活數量與生活質量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Hoecklin(1994)提出文化意識不僅僅是在國際貿易中對文化差異的反映,良好地跨文化意識是跨文化貿易組織創造競爭優勢的首要條件。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影響國際商務活動的重要因素,有時甚至起決定性影響。以上有關文化意識的文獻回顧旨在為國際商務人才培養者提供一個框架,使他們能更好幫助學生深入、客觀的了解和理解文化多樣性。應當注意的是,僅僅了解文化差異是不夠的。至少,跨文化意識必須轉化為跨文化商務技巧才能為商務活動服務。

跨文化商務技巧

對國際商務人才所應具備的商務能力的研究,美國學者Bigelow在此領域的研究具有重大貢獻。Bigelow(1994)提出跨文化商務環境下的商務能力應涵蓋十個方面:對文化和組織的理解力、適應能力、建立關系能力、系統和多視角的思維能力、態度、敏感性、語言能力、文化影響下的決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文化能力。Lane與Distefano(1992)在回顧了有關全球國際商務戰略管理和國際營銷領域中急需解決的人力資源能力問題后,強調了國際商務管理人才必須具備的能力包括:發展和運用國際商務技巧的能力、管理變化和過渡的能力、在多元文化下進行管理的能力、在各組織結構中設計和運作能力、與人合作的能力、與人溝通的能力和在組織中學習與轉移知識的能力。顯然,良好的跨文化商務技巧能使商務貿易者有效的參與國際貿易事務。

在跨文化商務交際中,語言、文化、商務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中國,此方面的研究集中揭示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性和培養方式。馮毅(2004)闡釋了企業管理中的跨文化溝通。提出從認知層面、價值觀層面、語言層面和非語言交際層面構建我國企業跨文化溝通體系的建議。周錳珍(2004)從言語行為、非言語行為、意識形態、價值標準、禮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跨文化經濟交際在商務話語系統中的表現、作用和影響,并提出了深入了解對方文化和遵循經濟市場的共同規約等建議。

誠然,跨文化商務技巧的發展需要在商務環境中得到磨練,實踐經驗和大量的在職培訓起著很大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在培養商務人才時,義不容辭要以培養學生跨文化商務技巧為核心。越來越被首肯的做法是通過跨國合作提供國際商務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參加多文化的小組活動,與來自不同文化的同學進行合作與交流。

跨文化管理能力

跨文化管理能力與跨文化商務技巧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強調綜觀全局的高級管理能力。一個跨國公司跨國投資經營時,他們往往需要融合三種文化:自己國家的文化、目標市場國家的文化、企業的文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在國際化經營管理中非常重要(黃華,2004)。國際管理能力包括:具有國際視野的商務能力、在國際貿易管理中協調不同文化的能力和在國際貿易中有效管理人力資源的能力。合格跨國管理人才應具備:全球化的視野、對地方情況快速做出反應、協同學習、轉變和適應、跨文化交際、合作與國外經驗等素質(Adler和Bartholomew,1992)。

跨文化貿易能力的發展順序

在國際商務課程中,有效跨文化素養發展途徑要求其培養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能力發展順序。Clackworthy(Laughton和Ottewill,2000)的跨文化能力發展曲線將跨文化能力發展分為六個階段(見表1)。

發展的第一階段被Clackworthy看成為“質疑”或“無知”階段。他把受訓者稱為“本地專家”。也就是說,受訓者具有較表層的文化差異的認識,而他們行事以本國文化為標準。在“覺察”階段,學習者逐漸意識到跨文化差異的存在,同時他們也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優勢和弱點及存在跨文化技能差距。到了“理解”階段,學習者開始深入的了解跨文化差異的內涵以及跨文化技能發展的性質和緯度。在“合成”階段,學習者開始將本土文化和異國文化進行融合,這些“二元文化專家”開始掌握了以技能為基礎的跨文化能力。接著學習者自然的過渡到了“選擇”階段,學習者又被稱為綜合者,能夠自如的融合兩種文化,并結合技能方法構建跨文化能力。到了最后的“能手”階段,學習者能夠利用跨文化能力管理國際貿易項目,達到了一個多元文化“領導者”應具有的能力水平要求。

高校國際商務課程是符合市場需要,并急需通過與國際接軌來加強建設的一門學科。對我國高校國際商務課程建設者來說,其挑戰在于開發將跨文化能力發展曲線和技能發展有機的融合在一起的課程內容,,以使學生的跨文化能力逐步得到提升。在采取這種培訓理念時,整個程序中的技能發展培訓必須在多元文化的視角下進行。但是在課程整合與統一的現代國際商務教學下,方案的設計有一定的難度。在英國,大部分大學的商校開設的國際貿易專業的一些課程的教科書都已將跨文化教學內容獨立成章,其他課程則將文化教育很好的融入各個章節中。在美國,不少商學院開設了“國際貿易文化”課程,如圣路易斯大學開設了“歐洲政治和文化環境”、“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環境”、“亞太政治和文化環境”和“管理文化差異”等課程,以期更好的培養學生的跨文化商務能力。

跨文化能力培養的教學方法

深入到培養學生跨文化能力的具體教學策略,我們可以從人力資源培訓項目中汲取經驗。下文以Clackworthy的文化能力發展曲線為基礎,結合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培養任務提出具體的教學建議。

從教學的模式來說,我們可將教學分為事實教學、分析教學、實踐教學(見表2)。

事實教學

事實教學一般用于學生跨文化能力發展的初級階段,學生此時往往會對異域文化存在疑問,開始覺察到文化差異的存在,容易會以固有的本國文化來對異域文化想當然。教師在教學中要恰當的介紹不同的文化,并簡單介紹相關的文化理論(如:Hofsted的四維理論),使學生在了解大量的有關跨文化知識的同時建構初步的理論框架。具體的實施方法有講課、提供相關書籍、播放錄像、專題講座等。

分析教學

分析教學是指以對比分析為手段,深入分析理解國際商務實踐中成功和失敗的案例。學生對不同的案例加以分析,將理論與實踐相融合。較深層次的理解和掌握跨文化商務的技巧。在此階段,基于案例分析的教學方法是最有效的。教育者也可以采取課堂語言訓練、比較練習、多媒體交互學習等方法來進行教學。

實踐教學

實踐學習適用于跨文化能力發展的最后階段。教師以發展學生多元文化能力為目標。教育學生利用已有的跨文化技能構建正確的文化觀。初步參與并利用已有的跨文化能力進行商務實踐。這一階段是針對大三大四開始參加商務實踐的學生設計的。教學以參于活動的方式為主。可以采用的教學活動方式有:跨國小組活動、文化訓練自我診斷、角色扮演、國際工作經驗、跨國商務談判模擬等方法。這一階段的關鍵是發展學生的文化元認知能力,在每一項活動前,讓學生事先有一個明確的規劃:做什么,怎么做,為什么……。事后有反思:做了什么,成功否,學到什么,如何做的更好。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加快了其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跨文化素質是跨國界合作的必備素質。任何高校的人才培養都應服務于市場需要。忽略勞動力市場發展趨勢的培養模式將導致學生面對挑戰無所適從。以上對跨文化能力的內涵界定和發展順序的分析,以及便于操作的具體教學建議供高校國際經濟貿易課程設計者、教材編撰者、一線教育者參考。

參考文獻:

1.曾宇平.國家經濟與貿易人才獨特素質及其培養對策.經濟師,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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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珍妮·托瑪斯（JennyThomas）于1983年在其“跨文化語用失誤”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語用失誤這一概念，這位跨文化語用失誤及其原因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一理論框架與其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一起為國內外的學者指明了方向。學者們紛紛著書立說，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戴偉棟、張紅玲，2000）。學者們就學習者跨文化交際中產生的語用失誤、語用失誤的原因及語用失誤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展開了研究，并提出了有效的避免語用失誤和提高語用能力的方法。本文就國內學者近20年來在跨文化語用失誤方面的研究作一綜述，并談談筆者的看法。

一、語用失誤的定義及分類

一般認為，當說話人在言語交際中使用了符號關系正確的句子，但說話不合時宜，或者說話方式不恰當、表達不合習慣等，具體來說，說話人不自覺地違反了人際規范、社會規約，或者不合時間空間、不看對象、不顧交際雙方的身份、地位、場合等，違背目的語特有的文化價值觀念，使交際行為中斷或失敗，使語言交際遇到障礙，導致交際不能取得預期效果或達到完滿的交際效果，這樣性質的錯誤就叫語用失誤(何自然，1997:205;錢冠連，1997:223;張巨文，2000)。珍妮·托瑪斯將語用失誤分為語用語言失誤(pragmalinguisticfailure)和社交語用失誤(so-cialpragmaticfailure)。“語用語言失誤指對語言語境把握不當導致的語用失誤”(張巨文，2000);“社交語用方面的失誤指交際中因不了解或忽視談話雙方的社會、文化背景差異而出現的語言表達失誤”(何自然，1997:207)。

二、國內語用失誤研究

在國內，黃次棟于1984年在其“語用學與語用錯誤”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語用錯誤”這一概念。他詳細闡述了十種不同的語用錯誤并且指出，在語言學習中，除了要掌握必要的語言知識如語音、語法和詞匯等外，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不同的語言形式在不同的非言語語境和背景下的運用。他還建議有關言語行為中的語用內容應該增加到大綱中并且教授給學生。自此，有關語用失誤的研究日益增多，許多學者對學習者語用失誤的原因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有效的減少語用失誤的方法。

繼黃次棟之后，何自然、嚴莊（1986）對語用失誤進行了量的研究，他們以托瑪斯的理論為基礎，在其“中國學生在英語交際中的語用失誤——漢英語用差異調查”一文中，對來自幾所大學的79名語言教師在語言語用失誤和社交語用失誤方面的漢英差異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導致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是語言語用知識和社交語用知識的缺乏。由此，他們提出，在課堂教學中應該教授跨文化語用知識。他們的研究對于探索和分析中國學生的語用失誤有極大的實際價值。他們所采用的問卷也為今后語用失誤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范例。此外，王得杏（1990）將語用失誤的研究擴展到跨文化語用失誤的研究，并且解釋了語用失誤的原因及減少語用失誤的方法。賈玉新（1997）提出，正是文化差異導致了行為舉止、問候語、社會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戈玲玲（2002）認為語用失誤主要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由于說話者與聽話者分別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們之間會產生不恰當的言語行為。戴偉棟、張紅玲（2002）指出，文化遷移時導致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認為，文化遷移有兩種，即表層結構遷移和深層結構遷移，語言語用失誤屬于表層結構遷移，而社交語用失誤屬于深層結構遷移。郝欽海（2000）的“廣告語言中的跨文化語用失誤”中提出造成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是違反了語用規約。在語言教學方面，魯健冀（1993）提出，我們在教學中總是忽略了漢語語言原則的變化，從而導致了母語的遷移，因此母語遷移特別是母語的負遷移是產生語言失誤的主要原因。:

三、結語

國內學者對語用失誤分別進行了質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并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語用失誤產生的原因，綜上所述，造成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有文化差異、文化遷移、母語遷移和違反語用規約，眾多學者研究了言語行為或非言語行為方面的語言失誤及其成因，他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實用價值。對語用失誤成因的分析也非常具體，但是關于語用失誤原因的分析僅限于文化方面，這些研究也沒有同時對言語行為和非言語行為兩方面的語言失誤進行具體的研究，很多學者只是對語用失誤原因進行了分析，卻沒有提出有效的提高語用能力的方法，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當考慮到言語和非言語交際兩個方面，通過調查、對比和分析對語用失誤的原因進行更全面得分析并總結出避免語用失誤和提高學習者語用能力的有效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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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戈玲玲.教學語用學[M].湖南：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

[4]郝欽海.廣告語言中的跨文化語用失誤[J].外語教學.2000(7):26-32.

[5]何自然.語用學與英語學習[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6]何自然，閻莊.中國學生在英語交際中的語用失誤——漢英語用差異調查[J].外語教學與研究，1986(3).

[7]黃次棟.語用學與語用錯誤[J].外國語，1984(1):13-18.

[8]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9]李悅娥，范宏雅.話語分析[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10]呂文華，魯健驥.外國人學漢語的語用失誤[J].漢語學習.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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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文化主題課程Lanfranch等諸多學者根據瑞士文化教育會議的60號文件提出的“跨文化教師教育的歐洲網絡”開發了《跨文化教育課程標準》，為多元文化、多語言國家的教師教育課程設置提供了參考。在此次改革中，漢堡大學與漢堡市的中小學和教育組織機構在《跨文化教育課程標準》的基礎上共同合作提出了漢堡大學教師教育的三個主題，分別為新媒體、處理文化和社會異質性、學校發展。漢堡教師教育委員會（HKL）將這三個主題確定為職前教師教育的核心內容。它伴隨著職前教師教育的整個過程，涵蓋在教育科學、學科、學科教學法所有課程中。其中，新媒體主題主要包括媒體的使用和選擇，媒體的設計、分布、展示，媒體影響的認識、媒體制作和發行條件的評價，解決問題科學方法的使用。處理文化和社會異質性主題的主要內容是認識和了解語言、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異質，了解學生的學習障礙和需求，關注學生的生活環境和教育背景，促進學生的語言學習，掌握跨文化能力和處理異質的教學手段。學校發展主題中，職前教師要將個人發展與學校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將學科、學科教學法、教育科學置于發展的視域下進行學習，把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變視為一種發展和進步。

（三）國外實踐項目自2012年開始，漢堡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科學學院為推進跨文化教師教育的改革步伐，共同設立了國外核心實習項目，該項目具體由漢堡大學教師教育中心負責規劃和指導。漢堡大學將該項目作為職前教師碩士培養和考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提出了兩種培養模塊。一種是職前教師在國外實習學期完成核心實習項目后，可以在國外學校直接畢業。另一種是將整個實習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國外學校完成，另一部在漢堡市中小學完成。職前教師在國外實習期間要參加與個人專業相關的討論課。在國外實習期間，每名職前教師都有一名導師負責指導，并對職前教師的表現給予系統及時的反饋，并提出建議。在整個實習期間，要定期撰寫實習計劃和實習報告，并在報告中提出自己發現的問題和經過思考后的解決方案。在實習結束時職前教師要在國外參加實習模塊考試，成績合格后職前教師才能順利畢業。國外實踐項目的設立有助于培養教師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建立主動從不同文化視角進行觀察與思考的世界觀，逐漸在學習和交流中提高個人的跨文化能力。

二、德國跨文化教師教育改革的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整個歐洲國家制定了大量有關于跨文化教育的改革政策和方案，同時跨文化教育也成為了德國職前教師教育領域所關注的改革主題。德國將跨文化教育理念已經融入到職前教師教育改革的整體設計中，新的職前教師教育體系充分體現出處理異質性、能力導向性、開放性、實踐性、多元性等特點。改革前傳統的教師教育沒有考慮到多元文化所帶來的新形勢的發展變化，新文化的浪潮已經影響到德國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等多個方面，教育學界在跨文化教育背景下對職前教師教育領域進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位。

（一）處理異質性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德國各聯邦州積極推進跨文化教師教育改革進程。1996年，德國教育委員會報告提出，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處理社會異質化、文化異質化、種族異質化、語言異質化等問題將成為跨文化教師教育領域中的核心任務。為了有效處理異質性，德國教師教育領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1．將語言教育融入到學科教學中，并采用將德語作為一門外語進行教學的方法；2．為教師提供改善處理語言異質能力的專項培訓；3．在處理異質性的視域下，對學科、科學教學法、教育科學領域的課程進行重新思考和調整，將處理異質的理念納入核心課程中；4．“區別和公平”與“文化與社會異質化”成為跨文化教育課程內容的核心詞匯，如在很多大學的必修課教育學導論模塊中設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結構”“公平的教育”“處理異質化”“文化與社會異質化”“教師對不同語言背景學生的研究”等課程。德國文化教育部部長常務會議（KMK）與德國教師教育協會（KommissionLehrerbildung）均認為，專業地處理異質化是改變教師教育現狀，實現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元素之一［1］。處理社會異質化、文化異質化、種族異質化、語言異質化等問題對德國職前教師教育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能力導向性2004年12月，各州文化教育部部長常務會議（KMK）上，通過了《教師教育標準：教育科學》（StandardsfürdieLehrerbildung：Bildungswis－senschaften），為教師教育的改革確立了新的導向。《教師教育標準：教育科學》提出將“處理異質化”“整合”“促進”作為跨文化教師教育改革的重點，新課程的設立將以能力為導向，并圍繞這三個主題展開［2］。跨文化教師教育的課程能力指標可以歸納為：1．了解關于兒童和青少年發展的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理論知識；2．正確評價和接受文化多樣性的能力；3．支持學生形成價值意識和態度及培養學生形成自我決斷的行為能力；4．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并為學生提供幫助和解決方法的能力；5．跨文化維度中教學設計能力；6．了解性別特殊性對教育的影響。鑒于職前教師教育所面臨的多元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2004年德國社會教育委員會（DGfE）提出了《德國教師教育核心課程建議》（KerncurriculumfürdasHauptfachstudiumErz－iehungswissenschaft），確定了跨文化教育課程的核心課程地位，跨文化教育內容占所有課程內容比例的3／4［3］。《德國教師教育核心課程建議》在《教師教育標準：教育科學》的基礎上，提出將課程設置成四個不同的能力專題，分別為專題一：教育，社會，教與學，教學，職業生涯培訓；跨文化教育是學習的重點。專題二：社會、政治、教育條件；“區別與公平”“文化與社會異質”是學習的重點。專題三：教育研究、教育方法的研究；“跨文化教育研究”是研究的重點。專題四：知識與能力，教師情感、態度、行為的研究；“跨文化知識能力”“樹立兼容的價值觀、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是學習的重點［4］。2008年德國文化教育部部長常務會議（KMK）頒布了《學科專業決議》（LndergemeinsameinhaltlicheAnforderungenfürdieFachwissenschaftenundFachdidaktikeninderLehrerbildung），提出了在跨文化教師教育改革中，專業課程和專業教學法課程要將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等內容進行融合，新的課程不再以傳統的學科為重心，而是以跨學科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為核心［4］。除此之外，還要在學科教學法中融入能力領域中的導向知識和元知識。隨著新課程學習的不斷深入，教師的跨文化能力不斷形成，教師的跨學科能力也會得到發展。

（三）開放性跨文化教師教育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開放的內容，開放的形式，開放的方法。開放的內容指職前教師培養內容具有豐富性和可供選擇性，教師不應該僅限于專業學科內容的學習，要適當補充各國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等方面的相關內容，“活化”培養內容，讓職前教師逐漸領悟到跨文化、跨學科教育內容的豐富性，使職前教師有機會在此基礎上創造性的發揮。開放的形式指打破傳統的培養模式，將自主學習模式作為職前教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職前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需要、學習進度、學習方式等自主安排學習，通過參與式學習和合作學習的形式在開放的學習環境中深化對跨文化教師教育的理解。大學在職前教師自主學習模式中提供各種學習資源和支持服務，并要求職前教師定期上交自學報告，將其作為職前教師考核的重要參考。開放的方法指通過培養職前教師開放的意識，觀念，創新精神，使職前教師在多元文化環境中找到個人教與學的方式，能靈活地應對不同的機會與挑戰，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四）實踐性德國跨文化教師教育領域非常重視職前教師的實踐和親身體驗。為職前教師建立靈活有效的對外溝通機制，使職前教師能通過多種渠道獲取信息，德國各州大學根據教師所承擔的不同學科和未來所任教的不同學校類型，為職前教師教育的實踐階段培養補充了新的內容或者增設了新的項目。在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開放的背景下，許多大學聯合獎學金組織或者利用高校合作交流項目為職前教師提供出國跨文化實習交流的機會，通過國外實習增長職前教師的跨文化經驗和能力。在國外見習階段，培養內容強調在參與中學習，其中包括職前教師在研討課中理解跨文化教師教育的相關問題，通過小組討論、情景模擬等方式使職前教師從認知、情感和行為上充分認識、比較、體驗、反思跨文化及跨文化行為；通過國外中小學課堂活動參與，獲得和掌握跨文化交流的經驗、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對跨文化的課堂進行觀察，對任課教師和學生開展調查和訪談，分析交流和觀察過程中出現的跨文化現象和跨文化沖突，培養職前教師的跨文化敏感性，在廣泛的環境范圍內培養教師的多元文化共融意識，從而為未來教師的職業生涯帶來更多的思考與啟發。除此之外，各州大學與公益組織、地方團體、政府建立聯系，共同創建各種學術訪問、交流、研究等實踐項目，促進跨文化教師教育的發展。

（五）多元性德國的跨文化教師教育是一種新思維，職前教師教育的思想從傳統的一元式轉變到多元式。職前教師教育領域已經把多樣性、差異性、創造性的教育思維貫徹在改革中，給教師的發展和創造力的發揮提供更大的活動空間。從國際化視角來看，它側重培養教師“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的能力，將培養內容和目標與全球教育背景相聯系。立足于Klafki提出的“關鍵問題”，培養職前教師關注和思考世界范圍內的民主和平、不公平、不同文化等問題的能力。從整體性視角來看，它側重培養職前教師用新的知識觀念取代傳統的知識觀念，進一步拓展知識層面，完善知識結構，以適應新課程改革的要求；不斷更新職前教師對跨文化教育的認識，將單獨學科和與之相關的普通教育、跨文化、跨學科內容看成一個整體；在業務能力方面，需要提高教師教學能力，學會運用多種教學方式，并將不同種教學方式融合成一個整體，靈活使用。從多文化視角來看，側重培養職前教師多元文化觀念和跨文化適應力和發展力，培養職前教師寬容、尊重和公平的品質，同時拓寬職前教師的多元視野，使職前教師正確對待不同文化的問題，消除在教學中習慣使用的、帶有文化歧視和文化偏見的內容，以更有利于相互了解、尊重和共處。從推動發展視角來看，培養職前教師對改革的適應能力，根據外界的變化、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不斷學習，立足于學校的現在，著眼于學校的未來，對學校的全局發展有通盤的思考和認識。

三、對我國教師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為我國職前教師教育堅持對外開放、加強對外交流提供參考在我國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強調了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性。在未來的教師教育改革中，教師教育領域將擴大政府間學歷學位互認，支持中外大學間職前教師互換、學分互認和學位互授；加強與國外高水平大學合作，加強國際理解教育，推動跨文化交流，增進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6］。德國在此次跨文化教師教育改革中，為了促進教師的跨文化交流，將跨文化交流合作項目納入到實踐階段的培養體系中，使其成為職前教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了職前教師跨文化能力和增長了職前教師跨文化交流的經驗。我國的職前教師教育正處在探索和計劃階段，德國職前教師教育實踐項目的設立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