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出口貿易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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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篇（2）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行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這意味中國產品在國外價格競爭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業還會遭受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由于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企業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匯兌損失。企業從簽訂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幾天甚至一月時間,買方按合同付價,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不斷升值,外貿出口企業結匯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匯兌損失,影響企業盈利。以紡織業為例,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結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使該行業出口企業普遍遇到很大困難,企業的利潤空間基本上消失。

(2)對于國內采購企業,人民幣升值導致成本上升,國際上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3)出口成交難度加大且具有不確定性。針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較大的情況,大部分中小企業出口成交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多數出口加工企業交貨期一般在3-5個月,企業計價時要考慮到幾個月以后的匯率水平,多數企業用6.6-6.7的水平計算,由于產品多數屬于低附加值產品且沒有定價權,客戶往往不能接受美元報價進行提價,訂單因而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

據南昌海關統計,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進出口總值達62.2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對外貿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進口的大幅增長和多晶硅等少數出口產品的迅猛增長。

雖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長,但主要是由少數出口產品帶動的,在此次調研中,多數出口企業目前處于艱難境地,處于困難的企業整體出現以下幾大特點:

①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受損嚴重。產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潤空間小,人民幣升值以后,其經營、生存壓力較高附加值產品更大,有些甚至將無法繼續出口。以紡織業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利潤率有6%-10%,整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4.49%,使得很多企業面臨的是做多虧多的境地。

相對而言,高附加值的產品,由于其有較大的利潤空間,且有一定的定價權,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國內采購,出口采用美元結算的企業影響較大。

調研中,一家名為廣盛電子的企業稱,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影響很大,他們采用的模式是內購外銷,也就是原材料國內采購,產品國外銷售,2008年以來,僅匯兌損失就高達800萬,而公司的年凈利潤也僅800萬,匯兌損失完全擠占利潤空間。相對而言,儲科電子采取的是原材料進口,產品外銷的模式,該公司工作人員稱幾乎感覺不到人民幣升值壓力。

2江西省進出口企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2.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較差

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觀念較為淡薄。在此次調研的眾多企業中,絕大多數企業沒有采取任何經濟手段規避或管理匯率風險,僅僅把匯率風險歸于政策性因素,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來規避風險。

2.2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產品服務創新相對滯后

由于我國金融機構還不具備承擔外匯風險的能力,放開人民幣匯率,未知的風險和沖擊可能給我國金融市場造成很大壓力。

2.3產品附加值低

產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貿易導致企業沒有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人民幣升值擠壓利潤空間,產品漲價又不被顧客接受,所受沖擊比較大。

3對策建議

(1)原材料與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國內外貿政策的變化。近幾年來,由于國際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國內被迫調整了外貿的出口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對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工業的出口予以限制,給企業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對紡織鞋帽、珠寶首飾、皮革、加工、飼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沖擊較大,這些企業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3)央行實施貨幣從緊政策影響。央行嚴格限制貸款規模,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加工企業資金困難。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發現,從產品需求彈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幣有限升值對出口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不會對出口產生嚴重打擊。出口企業的艱難情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慮到上述幾大因素。從企業自身角度來看,應對策略的選擇比較重要,政府積極地對外貿企業應進行該方面的引導。

①外貿企業應該高度關注外匯市場,采用金融手段積極規避外匯風險。

要引導企業轉變經營理念,提高企業的主動避險意識,并引導企業加大該方面專業知識和人才的引進,使企業掌握匯率避險方法、工具,進行主動避險。

②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同時擴大內銷,雙管齊下。

長期以來,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場分別是歐盟、美國、中國香港。今年上半年則發生巨大變化,排名前三位的為歐盟、美國、東盟,出口額分別為6.8億美元、3.8億美元、3.5億美元,東盟躍升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一現象也表明,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為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存在出口市場轉換的趨勢,這種轉移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對江西省外貿的影響。同時,大多數出口企業在此刻都在積極地拓展國內市場,保存利潤空間。

③優化產品出口結構。

外貿企業提高應對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優化產品出口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走高質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確保我國外貿企業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在適當的時候,我國外貿企業更要大膽的走出去,減輕國內貨幣升值帶來的沖擊力,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4)結匯多元化。

外貿企業應該從自身效益出發,在出口結匯時,不要單盯美元一種外幣。根據出口地區不同,經與外商協商,選擇其它在國際市場流通且匯率穩定可靠的幣種作為結匯外幣,如歐元、日元、英鎊等。

從政府角度來說,可以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①調整產業結構。結合自身情況,鼓勵全省各進出口企業堅持以科技進步為推動力,改變過去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格局,大力調整和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高附加值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勵原材料海外采購。人民幣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購具有優勢,由于進口關稅,運輸成本等導致眾多企業對原材料海外采購望而卻步,針對這種現象,政府可以對外貿企業進行一定的進出口運費補貼等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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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源.我國外貿企業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J].時代經貿,2008,(6).

篇（3）

1研究背景

金融危機中,由于一些國家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收購、接管,信用惡化和萎縮,貿易中的履約風險和結算風險增大,使國際貿易萎縮,加劇國際市場激烈競爭,全球范圍內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趨于保守,貿易保護主義威脅增大。在趨緊的貿易大環境中,我國出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國內現在關于人民幣應該保持升值趨勢還是通過貶值來刺激出口的爭論再起。

2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經常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至于貿易互補度方面,新疆國際商貿大通道的貿易定位,就是緣于我國與中亞國家間極強的貿易互補性存在,這是新疆邊貿發展的基礎。人民幣升值會否使貿易互補度下降從而降低貿易流量呢?應該不會,理由是:第一,中亞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國內對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費品和機電產品需求強烈。雖然新疆也面臨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以及一些西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價廉的競爭優勢短期內還不可動搖;第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內能源供應增長較慢,使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7年開始已經上升到50%以上。中亞作為世界上能源儲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區,能夠通過陸路通道向我國供應油氣資源,對實現我國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和運輸方式多樣化,減少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顯然,即使人民幣繼續升值,也不會因為其帶來貿易互補度降低,從而縮減貿易流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擴大貿易規模是有利的,對新疆經常項目帳戶會產生收入增加效應。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帶來的通常是進口成本下降,進口貿易流量顯著擴大。

2.2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和金融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的影響。

如果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確定,就會產生不斷繼續升值的心理預期,從而使人民幣升值投機將加重,短期資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資本還可能通過外貿套匯、假合資項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國際熱錢將選擇諸如房地產等受益于升值而產生明顯增值的市場進行投資,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增加國外機構的投資信心,也可能使他們獲得投資收益和升值收益的雙重利潤。

(2)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流動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看似會增加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直接投資熱情,其實未必。因為:第一,如果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則存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價格提高,削弱了價格國際競爭力,如不提高美元價格,則出口利潤減少的情況。但人民幣升值同樣會帶來進口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下降的現象,兩者相抵后的結果是匯率升值對出口利潤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面積的加工貿易型企業倒閉和轉移風潮,關鍵因素并非人民幣升值,而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在我國到了轉型升級的轉折點;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其并不在乎人民幣升值所增加的一點投資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國擁有巨大消費潛力的國內市場。而且其投資基本是長期投資,升值后其在我國存量資產反而能夠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幣升值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3.1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不能否認,人民幣升值會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價格提高,降低其在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為原先一味依靠廉價優勢,在國際市場打價格戰的出口企業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關注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對競爭優勢的關注程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手段也將逐漸從單一的價格競爭手段向各種非價格競爭手段轉變。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新疆外貿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質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業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提高非價格競爭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2改善貿易條件,避免“貧困化增長”

“貧困化增長”往往是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其出現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國際市場占有較高市場份額,而且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從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屬于消費剛性較強的服裝、鞋帽、箱包、紡織品、農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其也是我國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亞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顯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備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解決辦法只有提升出口價格水平,降低進口價格水平,改善貿易條件,而人民幣升值正好帶來了這種價格效應。超級秘書網

3.3降低資源進口成本,增加進口規模

新疆進出口貿易嚴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額115億美元,而進口只有22億美元,貿易順差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這本身就意味著新疆外貿發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換匯手段和過程,進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因為只有進口,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乃至經驗、文化等等,以及國內短缺的商品和物資。后者可以保障國內各部門發展的平衡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幫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最終使經濟實現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亞能源和資源等主要進口品在不考慮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前提下變的比以前廉價,從而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資源進口帶來良好機遇。目前進口規模有限,主要是因為能源、資源運輸通道的制約。隨著中哈輸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輸油,二期的開工建設,隨著中國—中亞輸氣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進口將面臨快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顯然可使進口節約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中亞國家資產價格變的更便宜,在我國積極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業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機遇,積極購買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資源資產,為將來擴大能源、資源進口奠定堅實基礎。

4結論

(1)人民幣繼續升值對新疆國際收支的影響表現在:經常項目項下會帶來貿易規模的增加進而使國際收支額上升;在資本和金融帳戶下會產生短期投機資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資不會受明顯影響,所以該帳戶國際收支額也會相應上升。(2)人民幣升值對新疆出口貿易的影響,短期來看是不利的,長期來看,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貿易條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貿實現可持續發展。(3)對新疆進口貿易來說,升值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在新疆能源、資源運輸瓶頸解決后,如果升值,必將帶來新疆進口空前增長的井噴局面。

參考文獻

[1]易綱,張磊.國際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篇（4）

1前言

1.1糧食進出口問題的提出

篇（5）

一、引言

隨著山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山東省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據山東省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累計已有113家世界500強在山東省興辦企業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資214.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7%，實際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增長22.7%；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891個，增長11.1%。與此同時，山東省的進出口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年出口額由1985年的23.4652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億美元；年進口額由1985年的17.9796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億美元。

對于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或出口的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補性、替代性或是相互關系的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山東省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為了從定量角度考察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本文選取山東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經濟數據，運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建立誤差糾正模型描述變量之間的長短期關系，并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貿易額，IM代表各年度的進口貿易額。本文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慮到在分析中取各變量的自然對數后不會改變變量之間的關系，在這里對各序列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各變量序列分別取LNFDI、LNEX、LNIM。

（二）平穩性檢驗

所謂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是指時間序列的統計規律不隨時間的位移而發生改變，也就是說，生成變量時間序列數據的隨機過程的特征（數學期望、方差及協方差）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在對時間序列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在現實經濟中，許多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可能會出現謬誤回歸（spuriousregression）的現象，導致標準的t和F檢驗無效。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變量LNFDI、LNEX、LNIM進行單位根檢驗，考察序列是否平穩。檢驗結果見表2：

注：（C,T,K）分別代表所設定的檢驗方程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N指不含C或T，K的選擇標準是以和值最小為準則。

以上對時間序列LNFDI、LNEX、LNIM的平穩性檢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三個變量存在單位根的假設，LNFDI、LNEX、LNIM均為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一階差分LNFDI、LNEX、LNIM均為平穩序列。由此可知，LNFDI、LNEX、LNIM均為I(1)序列。

（三）協整檢驗

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于山東省進出口貿易的關系，本文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協整分析技術是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一種分析方法。協整分析是由若干服從單位根過程的變量組成的系統，若這些變量的某一線性組合式平穩的，則稱這一穩定線性組合為協整關系。協整分析描述了這些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

關于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協整回歸殘差的ADF檢驗的EG兩步法；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對協整向量系數進行極大似然估計和檢驗。本文采用的世恩格爾——格蘭杰（Engle-Granger）兩步法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1、對LNFDI與LNEX的協整檢驗

首先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的方法采用ADF檢驗法，ADF檢驗采用帶有趨勢項帶有常數項的形式，滯后階數選為6。檢驗結果

根據殘差的ADF檢驗結果知，殘差不存在單位根，即殘差是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E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方程為：

LNEX=3.607857+0.35751LNFDI(1)

(30.26889)(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05013

從方程(1)可以看出，變量LNFDI的系數為0.35751,說明FDI對EX的彈性系數為0.35751，即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35752%。

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得到協整方程為：

LNFDI=-8.304089+2.419141LNEX(2)

(-5.994780)(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23218

方程(2)說明，LNEX對LNFEI的彈性系數為2.419141,即EX每增長1%,FDI將增長2.419141%。

2、LNFDI與LNIM的協整檢驗

首先用LNIM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仍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結果如

根據表4的檢驗結果知，殘差存在單位根，使非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IM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即二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五）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進一步驗證，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驗證。Granger曾指出，因果關系檢驗只有在兩個變量協整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由于前面已經驗證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而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此處只須進一步對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這兩個變量序列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過程中，滯后階數取5，檢驗結果見表5論

從表5的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對外出口的格蘭杰原因，而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研究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結果表明：

1、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與進口之間的長期關系不明顯。即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的影響表現為互補關系，這與小島清的互補理論模型是一致的。按照小島清的理論，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當從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樣就可以把東道國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外商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山東省出口貿易的上升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具體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和山東省出口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增加對山東省出口貿易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增加1個百分點，山東省出口貿易將增加0.35751個百分點。

2、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是出口貿易的Granger原因，但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充分利用山東省的資源優勢，在山東省進行生產，再將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因此山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直接影響對外貿易出口。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在山東省內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效應等間接影響對外貿易出口。

3、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表明，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能極大地促進山東省出口貿易的增長。應此，我們應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促進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如：加強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戰略研究，制定戰略規劃；擴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多吸收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一些具有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大型跨國公司在山東省投資；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引進、使用的監督管理。對外商直接投資在山東省的行為和績效應逐步探索建立起一套可行的跟蹤、評估體系，保證流入山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

參考文獻：

篇（6）

一、引言

利用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歷史統計數據（歷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借助計量經濟學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找出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規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國經濟演化的一個計算機仿真模型，是一個有意義的工作。以此模型為基礎，根據經濟學原理，可以解釋這個模型各個參數的經濟學意義，從而通過對各種參數的調節或變動所導致的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路徑的偏移進行計算機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的某些客觀必然趨勢,以及對我國與美國和我國與日本進出口貿易額的影響，預先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從而增強我國的經濟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進行這一工作。

二、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和經濟演化模型

美國經濟在建國200年所打下的堅實基礎之上，借助其科技優勢、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發展。用計量經濟學軟件，我們對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對日本進出口貿易數據進行回歸分析。

1.先進行數據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數據作為模型創建樣本；用以預測2008年至2020年的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主要指標取值。所用數據來自歷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指標數據。

2.然后對主要經濟指標系例數據作出散點圖（圖1中的圓圈表示）。

3.據數據散點圖進行回歸分析。函數形式設定：因為經濟系統常態發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經濟系統的最大負荷）和對負荷的一定的占據速率（經濟增長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數形式：

首先確定各參數的粗略估計值。L是曲線最大極限值即經濟系統的負荷，b是曲線的增長速率因子即經濟系統對其負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線的縮小因子即經濟系統內在的交易費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強度，據這三個參數的意義其估計值可近似由統計數據的演化態勢進行估計。我們取為：L=6000，a=7，b=0.8。

在此基礎上，借助計量經濟學軟件，對統計數據回歸函數的參數進行優化估計，得出精確的統計數據回歸函數完備表達式。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一步驟可能進行多次，以便使殘差最小。最后得出的優化參數值是：L=6546，a=6.7，b=0.9899，殘差值為151093044。

于是我們得到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的數學模型(百萬美元)：

圖1美國對日本出口貿易額演化模型(據1974年1月～2006年2月樣本數據）

4.據回歸曲線進行主要經濟指標在未來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為預測區間)的取值預測(圖1中的加號表示）。

5.據回歸曲線進行經濟系統演化態勢分析：由仿真曲線可以看出，美國經濟加速增長期目前已經越過其相變點(仿真曲線的拐點即經濟增長相變點)；但是，仿真曲線顯示，緩慢增長漸漸接近其飽和值還有著巨大的區間（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極限點附近（6546百萬美元），就是美-日經濟結構的變革期。

同樣地，美國對日本進口貿易額演化模型為：

殘差為：354647648。相應地，美國對日本進口貿易額模型曲線圖如圖2。

圖2美國對進口貿易額演化模型圖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美-日貿易作為一個大的復雜自適應演化的經濟系統，在美國科技優勢、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條件下，各種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得以充分開發，各種比較優勢得以充分利用，各種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得以充分溝通，科技創新借助于因大量引進各國優秀人材而使美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優勢突飛猛進，制度創新隨著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人類文明的各個方面而日新月異，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機制和政策機制不斷趨于最優配置，使得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總體態勢在經過高速增長長達20多年后，目前處于漸漸接近飽和值的穩定發展的時期。認清這一基本態勢，從各個方面規劃和協調我國對美國和日本的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關系，促進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高速發展，應該是未來二十年我國對美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

四、結論

篇（7）

二、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就業水平及物價水平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升值結果會影響到國內就業水平，當人民幣升值時，一方面會由于出口商品價格上漲而遏制本國出口，進而縮小國際市場的份額，最終導致國內出口導向型企業縮減生產規模，就業機會減少，從而使失業人口數量上升，使國內就業水平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越多，消費者購買的進口商品也會越多，國內進口需求會不斷增加，國內進口替代型企業和進口競爭型企業的經濟效益會下降，生產規模也會縮減，使失業人口進一步增加，導致本國就業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幣升值還會影響到國內物價水平，主要體現在：升值基本出現在外匯支出小于外匯收入、儲備增加、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如果出現儲備增加還會導致本國中央銀行以外匯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幣投放過多，最終形成商品價格上升，繼而出現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手中的錢變多，但是短時間內的消費水平變化不會太大，這樣中央銀行初期供應的貨幣量就會相對過剩，由此形成通貨膨脹，出現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再者，由于我國人口數量多，農村大量的勞動力需要轉移，所以我們將長期面臨就業壓力。經濟發展戰略和各項經濟政策都必須以促進就業為重要目標，匯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求依賴程度較高，匯率升值短期內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和結構優化，也有利于就業總量的增加和經濟結構的完善。從圖2和表2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在2005年至2011年期間，人民幣匯率呈現一直下降的趨勢，而物價指數在持續走高，就業水平雖表現出緩慢的爬升，但就業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當然，就業水平的提高離不開國家相應政策的實施，但也說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幣匯率走高的負面影響，若將就業率和出口貿易類相關行業的就業水平相聯系的話會發現，這些行業的就業率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影響較大，體現在隨著人民幣匯率的持續走低，相應的就業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幣升值會帶來內外部經濟部門的調整，原來為國際市場服務的部門將轉向為國內市場服務。因此，從國內政策看，要采取與擴大內需相適應的政策，促進經濟和就業結構順利調整，以求將匯率升值對就業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通過減稅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資產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內部分配結構，重點是提高實際消費能力較強的中低等階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規模；推進各項保障制度改革，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更加細化，培育新的市場需求；鼓勵企業擴大投資，鼓勵企業在自主創新、自主營銷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資；鼓勵對國內產品和勞務的購買。在匯率升值后，國內實際收入將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實際收入轉化成對國外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內需擴大，還會導致國內需求結構升級。一方面，從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系看，服務業增速要快于制造業，服務業吸收就業彈性較大，對就業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從制造業內部看，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需求的增長要快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變化會引起就業減少。因此，要在人民幣升值后減少對就業的不利影響，應該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是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一項重要配合措施。為此，政府應該采取鼓勵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擴大服務業的分工程度，降低準入門檻，取消進入服務業的種種限制，簡化審批手續等。

篇（8）

引言

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出其不意地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匯率調整，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即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同時宣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實現匯改以來已一年整，人民幣匯率彈性循序增加。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數據，2006年7月3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再創新高，達人民幣7.9732元兌1美元。與2005年7月匯改前相比，人民幣升值了約3.66%。金融市場這一新的變化，無疑將對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

近年來，人民幣升值問題已經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人民幣匯率存在升值壓力的原因是一個與國際間錯綜復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利益相糅合的問題。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日益高漲，主要依據在于中國的貿易順差，巨額外匯儲備等。

2003年，中國經濟在擴大內需投資和對外貿易增長的帶動下，經濟保持年增8.2%的強勁勢頭。一般來說，若一國能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則會支持本國的貨幣穩定升值。另一方面，我國近10年來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尤其是來自美國的順差，目前已成為排在日本之后全球第二大貿易順差的國家，這是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國家都需要保持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以支持本國貨幣匯率的穩定。外匯儲備的增加，不僅可以增強宏觀調控能力，而且有利于維護國家和企業在國際上的信譽，我國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外匯儲備的絕對規模和增長速度都持續攀高，至2005年9月底，己達到7690億美元，成為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匯儲備國。雖然外匯儲備對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至關重要，但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各項指標遠遠高于國際警戒線，國內的一些實證研究也表明，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在長期內影響著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使得人民幣面臨著長期持續的升值壓力。

（二）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根據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情況，我國曾多次調整人民幣匯率。加入WTO以后，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與美、日、歐盟等經濟體的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這些經濟體基于本國內經濟和政治需要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并對我國施加各種壓力。在綜合考慮我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和整體承受能力的基礎上，以國外要價合理讓步和對我發展整體有利為前提，我國政府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包括美國、日本、香港、歐盟、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臺灣地區、澳大利亞、加拿大等12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調0.2%，并在一定范圍內浮動，人民幣升值是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人民幣匯率不再緊盯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標志，這是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采取的改革措施，其宏觀意義不言而喻。這種變化對于我國出口貿易將產生多種影響。

二、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貿易影響分析

匯率變動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價格調節機制傳導的，而影響這一機制傳遞效果的因素很多。在我國，由于加工貿易多是進口原材料和機械設備后在我國進行生產然后再出口，因此進口的原材料在加工貿易中所占的比重較大，這也是由于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所導致的。而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基礎產業的迅速發展，出口產品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將更多地由國內廠家生產，匯率的調整也將對其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的擴展效果。本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表現為：當生產出口商品使用本國原材料時，本幣國內價值貶值的情況下，本幣匯率升值會使出口商品的價格大幅度上漲，導致出口減少；本幣國內價值穩定的情況下，本幣升值仍會使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漲，導致商品的出口減少；本幣國內價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是否上漲及上漲幅度的大小，由本幣國內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幣價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幣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升的幅度共同決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則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則不影響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則只會較少地減少商品出口。而當生產原材料來自海外時，本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與進口原材料在出口商品生產中所占的比重高低成反比，比重越大，則匯率升值減少出口的作用效果越小；反之，效果就越大。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有利影響

第一，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貿易條件。伴隨貿易順差急劇增加的同時，我國貿易條件近年來正在不斷惡化。商務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貿易條件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下降了2%。2003年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4.7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9.7，貿易條件指數為95.4%，低于上年的98.8%。這就是說，我國的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國必須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換回同樣數量的進口商品，國民福利向外流失。

近些年來，我國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居高不下.進口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級產品所占比重，以及技術含量較高的化學制品、機械和交通設備等制成品進口比重大幅攀升。近年來，大部分初級產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美元單價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1993—2000年，中國進口價格總指數上升了19%，其中制成品上升20%，初級產品上升16%。同時，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進口需求的上升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際原材料、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價格，進一步造成貿易條件的惡化。

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進口產品價格，特別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設備價格的降低，企業將會加速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進行產品更新換代，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同時由于進口產品絕大部分用于復出口。故隨著企業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質最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國企業從產品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這樣會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利用世界資源，增加國民福利，總體上提升我國產品國際競爭力。

第二，人民幣升值可以優化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目前，中國的貿易結構很不合理，大多數企業都處在勞動密集型且技術含量不高的水平上，僅有的部分高技術、深加工出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過程短暫，增值不高的問題，真正體現技術水平和要素含且的高新技術設備和中間投入品等生產要素要從國外進口，加工收益近80%屬于外國產值的轉移。一方面是企業加工作業深度差，企業深加工鏈條短，進口原抖和部件大最侵占增加值的份額；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產品處于價值鏈的末端，普遍缺乏核心技術、自主品牌和營銷網絡，容易受到跨國公司的制約，出現無自主產權和技術空心化局面。

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業中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地擠出去，這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引起行業內更加激烈的競爭，激勵企業通過技術管理創新增強競爭力。讓那些富于創新、有競爭力的制造業強者變得更強，并且能減少無效率的企業在海外的相互惡性競爭，另外還能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德國等許多國家的國際品牌都是在本國貨幣升值的過程中慢慢成長起來的。因為本國貨幣的持續升值讓它們面臨“優勝劣汰”的壓力，從而不斷激勵企業創新、再創新。最終走向世界知名品牌之路。可見，人民幣升值對于推動我國企業貿易結構調整并激發其自主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我國出口產品所遭受的反傾銷訴訟。長期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出口導向戰略，憑著價格優勢迅速占領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根據商務部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紡織品(61、62和63類)207.79億美元，占同類商品總進口額的26.01%；鞋類制品(64類)金額為127.21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70.94%；箱包制品(42類)金額為62.59億美元，占同類總進口額的71.66%；家具制品(94類)金額為170.55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45.79%；玩具和游戲用品(95類)金額為191.41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78.24%。在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也是大致如此。

HS編碼商品類別金額(單位：億美元)占同類進口商品比率%

42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動物腸線制品22.2250.68

61針織或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83.1284.98

62非針織或非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91.3280.09

64鞋靴、護腿和類似品及其零件24.9369.31

94家具；寢具等；燈具；活動房28.2149.39

95玩具、游戲或運動用品及其零附件38.8878.78

表12005年日本從中國進口的部分商品及構成(資料來源:商務部網站)

面對如此高的市場占有率，必然會加大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沖突。近幾年來，我國一直是世界上受到反傾銷訴訟最多的國家。通過人民幣升值，適當提升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緩解國外市場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壓力，同時適當削減外匯留成、出口補貼、貿易信貸等方面的出口扶持政策也有利于提高出口企業自身的競爭能力。另外，人民幣升值也可以提高國內非貿易品的價格，消除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扭曲，有利于各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平衡發展。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

第一，實際有效匯率的進一步上升會削弱出口。考察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主要是看實際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衡量實際匯率變化主要是看匯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變化的相對速度，當匯率貶值速度超過通貨膨脹速度則實際匯率下降，反之，則實際匯率上升。從1993年到2003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先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后逐漸趨于平穩，所以我國的實際有效匯率水平普遍提高之后在一定范圍內小幅波動。自1990年到2003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雖然貶值近40個基點，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卻升值3.59%，使中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然而，因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所帶來的貿易下降效應被影響更大的國外收入增長效應給抵消掉了，所以，我國幾個主要貿易伙伴容易將本國的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聯系起來。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的條件下，如果對人民幣進行升值操作，則會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而實際有效匯率又是決定一國多邊貿易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我國現有的貿易順差。

第二，影響外商對我國投資的積極性。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大批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進入我國，而他們生產的產品除在中國國內銷售外，很大一部分份額都用來出口。20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在中國總出口額中的比重保持了較快增長，2001年已超過總出口額的50%。人民幣匯率的升高意味著外商對華投資成本的增加，受此影響，國外資金可能會轉向流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影響對我國“三資企業”的資金投入。同時，“三資企業”是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主要載體，在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程度不同的負面作用。

三、發展我國出口貿易的對策

（一）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財政對策

第一，調整出口退稅率，減少對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補貼。我國目前平均出口退稅率高達15%，但財政卻又無力支付，可考慮合理利用外匯儲備加快拖欠款的償還，以加快企業資金的周轉和減輕國家財政支出壓力。稅率下調的結果會使我國的出口增長放慢，經常項目余額減少，從而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另外稅率的調整也可以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

第二，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是降低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重要途徑。對于像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大型中資跨國公司的全球資金調撥以及銀行持有更多的海外資產等應逐步放寬，擴大國內企業和居民用匯的權利等。實行差別準備金制度，適當提高對新增非居民人民幣存款的準備金要求，從而降低銀行支付給新增非居民人民幣存款的利率；鼓勵境外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并放寬境內機構發行外幣債務管制。

篇（9）

本文使用1998-2011年的年度數據，所有數據均取自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地方統計年鑒。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增長水平，FDI表示實際外商直接投資，IE表示進出口貿易(I代表進口額，E代表出口額)。為消除統計數據中價格變動的影響,以變量實際值進行計量檢驗，故對相關數據進行了處理：用1997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作為不變價格指數對GDP、FDI、IE三個變量的數據進行了相應的調整。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故對GDP、FDI、IE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的變量分別用LNGDP、LNFDI、LNIE表示[3]。

(二)平穩性檢驗

為了防止偽回歸需要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主要用LLC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方法來檢驗變量的穩定性。分別對LNGDP、LNFDI、LNIE的水平值和其一階差分(LnGDP、LnFDI、LnIE)進行檢驗,通過分析可知，1998-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即為I(1)過程。

(三)協整檢驗

因為LNGDP、LNIE和LNFDI的時間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同階單整階數的,故可進行協整分析。這里我們采用Johanson檢驗來判斷最優滯后階數、變量(取對數)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及存在協整向量個數。選擇序列有確定性趨勢而協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情況，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在1%的顯著水平下，JohansenFisher協整檢驗拒絕了變量FDI、IE與GDP不存在協整關系和最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這三個變量最多存在兩個協整方程的原假設。這說明至少有三個方程可以用來描述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或者兩兩之間的關系，即變量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四)模型構建及估計結果PanelData模型有三種形式: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建立PanelData模型的第一步便是檢驗樣本數據符合上面哪種PanelData模型，從而避免模型設定的誤差，改進參數估計的有效性[4]。經常使用的檢驗方法是協方差分析檢驗，主要檢驗如下兩個假設：H1：β1=β2=…=βnH2：α1=α2=…=αnβ1=β2=…=βn如果接受假設H2，則可以認為樣本數據符合不變系數模型，無需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如果拒絕假設H2，則需檢驗假設H1。如果接受假設H1，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變截距模型，反之，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變系數模型。構建如下F統計量：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F1={(S2-S1)/[(N-1)K]}/{S1/[NT-N(K+1)]}~F[(N-1)K,N(T-K-1)]其中，S1、S2、S3分別為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不變系數模型的殘差平方和，N為截面成員個數，T為時間，K為解釋變量個數。根據EViews6軟件估計結果得出：S1=0.905714；S2=1.435825；S3=6.518093。利用形式設定檢驗方法(N=6，K=2，T=14)，代入以上兩式計算得到的兩個F統計量分別為：F2=27.27；F1=3.86。查F分布表，在給定5%的顯著性水平下，得到相應的臨界值為：F2a(15,66)=1.83，F1a(10,66)=1.98。由于F2>1.83，所以拒絕H2；又由于F1>1.98，所以也拒絕H1。因此，面板數據模型采用變系數的形式。通過Hausman檢驗發現，面板Hausman檢驗Chi-sq統計值為0.16，其伴隨概率P值為0.92，大于0.05，所以接受原假設，應建立隨機效應模型，即建立中部六省FDI、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隨機影響變系數模型。模型形式為：LnGDPi=αi+β1iLnFDIi+β2iLnIEi+ui,i=1,2,…,6其中，αi為常數項；β1i、β2i為參數；ui,為隨機擾動項；i為中部六省標識數字從1-6，分別對應河南(HEN)、安徽(AN)、湖北(HB)、湖南(HUN)、江西(JX)、山西(SX)。估計結果由表3給出：從β1i的估計值來看，FDI對經濟增長具有正的影響，但影響力度不是很大，即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是很明顯。FDI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明顯的是湖南，模型的回歸系數為0.4962，即湖南省吸引的FDI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本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4962個百分點；其次是河南、安徽、山西分別為0.2872、0.2779、0.1242；而江西和湖北的FDI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卻很弱，分別為0.0496、0.0130。從β2i的估計值來看，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也具有正的影響，而且與FDI相比，其影響力度更大，即進出口貿易能夠更好的拉動經濟增長。其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大的是湖北，模型的回歸系數為0.7499，表明湖北省的進出口貿易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本省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7499個百分點；其次是山西、江西，分別為0.6800、0.5707；相比之下，河南、湖南、安徽的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不是很大，分別為0.3913、0.3567、0.3419。

二、結論和建議

通過中部六省FDI、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可知，雖然中部六省的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均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均平穩，所以三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FDI和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都存在正向影響，但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沒有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大。根據本文的實證分析,提出如下建議:

(一)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

FDI對中部六省的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卻明顯小于對外貿易。所以，中部各省除了要繼續擴大利用外資的總量規模外，更應該重視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3]：一要注意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過程中的取舍，注重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減少盲目性；二要根據自身優勢，打造核心產業，集中資源辦大事；三要注意本地區內部利用外資的合理布局，形成梯次分明的產業格局。

(二)增強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

中部六省的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很明顯，故六省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以拉動本地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一方面，要提高對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重視程度，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把穩定外需、穩定出口作為保增長的重要動力[5]；另一方面，要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加快轉變貿易增長方式，鼓勵優勢產業與優勢產品對外出口，尤其是自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出口為導向來倒逼本地產業結構升級換代。

篇（10）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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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曉華.2004.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現狀與趨勢分析［J］.投資研究(3).

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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