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7 16:30:50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問題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失業加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大量的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城鄉調查失業率遠高于登記失業率。中國社科院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稱我國城鎮失業率已經攀升到9.4%,中西部地區的失業率超過10%,其中大中城市失業率約10.1%。而在這龐大的失業大軍中,又以農民工和大學生最為嚴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全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機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今年共有2500萬農民工就業面臨很大壓力。除了農民工就業面臨困難之外,大學畢業生等新進入勞動者群體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據教育部的統計,從需求方來看,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周期的影響,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有明顯下降,就業崗位嚴重不足。
(二)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收入差距問題是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體制之后,由于社會勞動力流動性提高,經濟社會越來越融入全球體系,新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興起,高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低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導致勞動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而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城鄉差距。中國社科院最近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過去的17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2007年,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已降為36.3%,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3.1%,后者比前者高近7個百分點;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差高達近萬元。加上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大量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失業,必然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三)社會矛盾增多,社會沖突加劇
2009年3月9日,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中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和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不斷加深,我國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日趨嚴峻。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會更加凸顯。可見,金融危機導致我國經濟下行,而經濟下行則會使中國長期積累的矛盾浮出水面,隱性矛盾顯性化,顯性矛盾更加尖銳。在前面已經提到,金融危機導致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從而導致失業人數大量增加。而當失業潮和土地糾紛、勞動糾紛等各種糾紛集結在一起的時候,一旦哪個環節沒有處置得當,社會沖突就存在加劇的可能。可見,金融危機時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多發時期。
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一方面,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就業問題是當前我國一個帶有普遍性、全局性影響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就業乃民生之本,是關系國民切身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是解決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鍵所在。但是,當前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卻造就了大量的失業群體的產生。這些規模龐大的失業群體喪失了基本的生活來源,發生矛盾沖突的風險急速升高,并有可能由經濟危機影響社會穩定。為此,必須把解決就業問題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就一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一般是正相關的。經濟的較快增長會推動就業的相應增加,因此在經濟增長目標中本身就包含就業目標。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事實證明,經濟增長并不必然或自動地促進就業增長。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3%,而年均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23;90年代,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4%,就業增長率為1.1%,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106,即經濟增長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0.106個百分點的就業增長,比80年代吸納就業能力下降了2/3。[1]這表明,經濟高增長并不一定必然帶來相應的就業高增長。為此,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要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實施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關鍵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扭轉經濟增長和投資對就業拉動作用日益減弱的現狀和趨勢。為此,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就業優先為原則,對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以此來實現就業結構的改善和就業崗位的增加。
另一方面,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對社會成員在生、老、病、死、傷、殘、喪失勞動力或因自然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給予的物質幫助,以此來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維持勞動力再生產而建立的一種制度。它的作用就在于通過救助、扶貧和扶持經濟開發等措施,調節收入的過大差距,以緩和社會成員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因此說,社會保障是促進社會安定團結、使社會發展進入良好循環的社會穩定機制的調節機制。享有統一的社會保障,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平等權利。但是,從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現狀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實行,而農民卻始終處在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甚至可以說,廣大的農民是游離于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的。據有關調查顯示,占總人口20%的城鎮居民享受著89%的國家社會保障資源;而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11%的社會保障投入。[2]這一現狀如果不打破,不僅實現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城鄉一體化,而且還會進一步加深城鄉矛盾,進而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為此,其一,要切實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重點擴大農民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人員、城鎮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其二,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基于公民人權的需要,對特困居民實施的一種無償救助,它體現的是公民基本的生存權利、國家的當然責任和社會的文明進步。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大量的工廠破產倒閉,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群的存在,當他們基本生活難以為繼時,國家有義務對其進行救助。為此,必須切實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有了這種保底措施,這些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護。
篇（2）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篇（3）
易卜生“社會問題劇”中的討論技巧
摘要：易卜生“社會問題劇”對我國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對易卜生“社會問題劇”的概念梳理，有助于我們理解易卜生“社會問題劇”的特點，其中戲劇討論就是其中之一。論文對其討論的三大特點進行了梳理和比較。
關鍵詞：“社會問題劇” 討論 平等 公開 參與
篇（4）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當然，作為一種，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中的價值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學、學、人類學等與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哲學、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篇（5）
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本質功能是為社會提供體育指導服務，而這一本質功能能否得到發揮，關鍵取決于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使用是否得當。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總量已達到約32萬人，與總人口的比例為1:4643,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的差距。充分利用有限的人才資源，使之在發展社會體育和實施全民健身計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一個完善的社會體育指導員使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保證。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我國851名國家級、一級、二級和三級社會體育指導員。
1.2研究方法
1.2.1訪談法
走訪了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群體司、社會體育指導中心及部分省(市)體育局群體處、晨晚練活動點、體育俱樂部、體育指導站等基層群眾體育組織負責人30多名。了解各部門、各地區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管理情況，以及主管部門的主要思路。
1.2.2問卷調查法
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893份，回收率為81.2%0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851份(國家級社會體育指導員79份，一級社會體育指導員187份，二級社會體育指導員240份，三級社會體育指導員345份)，有效回收率為77.4%。
問卷的發放與回收方式:以直接發放、現場回收方式為主，以郵寄發放方式為輔。
對國家級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調查:主要采用郵寄的方式發放和回收問卷。
對一級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調查:在2003年10~11月間，向參加北京體育大學、上海體育學院、天津體育學院、廣州體育學院和沈陽體育學院國家級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的學員，親自發放和委托他人的方式發放問卷，采用當場發放、當場回收的方法完成。
對二三級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調查:在2003年10~11月各地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期間，對江蘇、廣東、上海、安徽等省的二三級社會體育指導員，采用委托他人的方式發放和回收問卷。
2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使用狀況
2.1指導活動的組織
目前體育行政部門在社會體育指導員的使用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協調作用，社會體育指導員獲得提供指導服務的渠道主要是通過體育行政部門推薦，約占31.5%，以及有關單位組織的聘請，約占28.2%，但仍有一些社會體育指導員不知指導去向，需要通過朋友介紹或靠自己尋找指導場所(表1)，這將影響到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穩定以及作用的發揮。由于我國社會體育組織在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中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因此，人們只能過多地依賴各級體育行政部門的信息獲得提供指導的機會。目前我國城鄉居民以及基層群眾體育組織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需求較大，單純依賴體育行政部門難以有效地對社會體育指導員資源進行配置。
2.2服務方式
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以無償志愿從事社會體育指導工作的方式為主(表2)。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中，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制度變革，大眾在獲得利益需求滿足的同時，也面臨許多新困難、新問題。在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滿足大眾需求、維護穩定發展方面能夠發揮積極有效作用的方式之一是志愿服務。日本、美國和德國都有社會體育指導員志愿服務方式，這是社會民間自主、自助的力量推動社會進步、滿足人們健身娛樂需求的重要途徑。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社會調整時期，社會體育指導員志愿服務活動標志著一種不同于政府和市場的社會領域的發展，展示了在國家能力限度和市場不足之外社會自治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時，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志愿服務活動培育出一種新的公共精神，在關注人們公共體育需求和擔負起公共責任的同時，人們也獲得了精神道德的升華、社會價值的實現以及自身的全面發展。
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指導率并不高，社會體育指導員平均每周指導1~2次的人最多，約占44.3%，但仍有22.3%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并不進行實際指導工作，這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資源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浪費。在不參與指導的社會體育指導員中，體育系統的管理人員所占的比例最高，約為45.3%。在所有職業人群中，離退休人員和無職業人群的指導率最高，均為100。一方面這可能與離退休人員和無職業人群有充裕的時間有關;另一方面可能與他們希望通過指導別人的同時也能自己進行鍛煉有關。
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提供指導服務的動機中，為了獲得報酬者只占總體的5.3%，這也是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能夠堅持從事無償志愿服務的內在動力。
2.3指導場所
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指導場所主要是晨晚練活動點，約占57.5%，其次是體育活動站，約占20.2%，在經營性健身娛樂場所服務的最少，約占2.7%。依據1999年“市場經濟下我國基層群眾體育管理與運行機制”課題組對我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城市化水平地區體育俱樂部(包括經營性體育健身娛樂場所)技術人員調查結果認為，體育俱樂部聘請的技術人員中，以專業教練員居首，其次才是體育教師、社會體育指導員、體育愛好者等。就全國而言，社會體育指導員在被聘請的技術人員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其原因:一是體育俱樂部專業性很強，專業教練員更能符合崗位要求;二是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在數量和質量上還遠遠不能滿足俱樂部的需求。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花錢買健康的觀念將被認可。經營性體育場所將是我國未來健身活動的發展方向，有償服務勢在必行，但是有償服務帶來群眾體育健身成本的增加，應在切實提高體育服務質量的前提下，才能在經費方面取得群眾理解，而目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專業水準與服務質量還存在較大的不足。
2.4激勵和約束機制
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激勵機制中，不以物質激勵方式為主，而以各種精神激勵為主，這是由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主要以志愿服務方式的特點所決定的。我國絕大多數社會體育指導員是憑著熱情與興趣進行義務服務，尤其需要通過激勵機制的建立以不斷地鞏固這支隊伍。調查結果顯示:在各種精神激勵的方式中，體育行政部門的表彰是最多的一種激勵方式，約占68.3%。
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激勵機制尚未真正形成，我國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激勵僅限于政府部門，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社會認可度還不高，激勵機制中的社會激勵和社會保障機制還未形成，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物質激勵仍不夠重視。目前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約束機制還在建立中。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約束機制可分為外部約束和內部約束，外部約束以監督為核心，內部約束以建立健全規章制度為核心。
在實際管理工作中，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獎優力度不夠，而罰劣幾乎沒有。調查中發現，98%的社會體育指導員沒有受過任何處罰。
在不多的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規章制度中，《社會體育指導員管理辦法》雖然明確要求“在社會各種場所、各個組織中開展社會體育指導活動，必須由獲得技術等級稱號的社會體育指導員擔任指導人員”，但我國很多的體育活動點、晨晚練點、體育輔導站中的社會體育指導者，以兼職和離退休人員的比例較大，獲得社會體育指導員稱號所占比例很低。在一些經營性體育健身娛樂場所中，很多沒有資格證書的健身指導員因錯誤指導致使練習出錯，嚴重的甚至發生傷害事故。
在影響社會體育指導員進行指導服務的主要因素中，“感覺缺乏動力”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表3)，這與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使用中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的不健全有著密切的關系。
3完善我國社會體育指導員使用方式的思考
3.1建立完善的組織網絡系統
通過建立全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協會(省、市、地、縣、社區亦可成立相應協會)，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登記、注冊進行管理;向各基層群眾體育組織推薦和派遣社會體育指導員;負責為社會體育指導員提供有關的信息資料指導;負責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指導業務進行管理。
加快基層群眾體育組織的建立，提高我國有組織的體育人口的數量，有效地為社會體育指導員提供穩定的指導服務渠道。
各體育行政機構和社會體育組織應掌握各領域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需求情況，體育行政機構和社會體育組織、社會體育組織與社會體育組織之間要密切配合，加強信息交流，及時為社會提供所需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同時還要加強與衛生部、人事部、教育部、勞動部等部門的密切合作，完善培訓制度、拓寬服務領域，提高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社會認可度，更有效地向社會推薦社會體育指導員。
3.2建立完善的管理信息網絡系統
對服務需求對象進行調查。將需要服務的對象如體育俱樂部、活動點、指導站、社區體育中心、體育協會等組織以及個人，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要求如級別、年齡、項目、性別等建立檔案。
對提供服務的社會體育指導員資源進行調查。由于目前存在著一些社會體育指導員在獲得等級資格后既不進行體育指導活動，又不到相關的體育行政部門進行定期注冊的問題，應加強對現有各級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注冊與重新確認工作;并做好新的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登記和統計工作，定期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資格進行重新認定，建立“社會體育指導員人才信息庫”。
進行需求與資源配置。將服務需求對象與社會體育指導員資源通過配置，建立檔案，并及時提供給雙方。
3.3提倡和鼓勵業余志愿服務
理順組織體系。成立各級社會體育指導員志愿者協會，對社會體育指導員實行分級管理，做到指導服務規范化、制度化、社會化。
建立表彰制度。對優秀的社會體育指導員進行表彰和獎勵，給予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榮譽，并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或在乘車、觀看體育比賽、游覽公園等方面給予一定的照顧或優惠，在群眾中樹立典范的作用。
建立社會體育指導員志愿者回報制度。社會體育指導員也是普通人，如果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難、需要幫助，為社會做過奉獻的社會體育指導員理應得到社會的回報，每年可將社會體育指導員服務記錄進行匯總，作為回報依據。
實行無償服務和低償服務相結合，增強社會體育指導員志愿服務活動的生命力。
建立社會體育指導員志愿服務活動發展基金。基金來源一般包括政府財政給予一定的資助，社會福利基金的資助，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私人的募捐等。基金的使用范圍一般為對社會體育指導員給予的補助或津貼，對社會體育指導員服務的公益性體育場所基礎設施資助，對社會體育指導員開展評選、表彰活動的資助等。
3.4加快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和實施
加大宣傳力度，努力使所有想將社會體育指導員作為職業和關心體育事業的人，都了解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制度。
篇（6）
本文作者：陳家起工作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
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社會燃燒理論解釋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與燃燒現象相比，亦具有突發性、積累性及發生條件的難以替代性等特點。因此，社會燃燒理論亦適用于分析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問題。借鑒社會燃燒理論，將大型體育賽事組織運營過程的各類風險與燃燒現象進行合理的類比，將賽事風險形成與發生視作一種燃燒現象。3．2．1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燃燒物質”—內外矛盾社會燃燒理論中的“燃燒物質”都可幻化為“矛盾”，矛盾的出現與激化是燃燒不可或缺的條件。如上述表2所示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誘因的集合體就構成了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隱性“燃燒物質”。按照社會燃燒理論的解釋，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誘因的集合體同樣可以理解為一個矛盾體。組織層面的風險誘因是純粹的“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體現;個人層面的風險誘因是純粹的“人與人”之間矛盾的體現;而社會層面的風險誘因體現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綜合矛盾。因此，可以說:大型體育賽事組織運行內外矛盾的變化，即與賽事相關的“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不協調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和諧是引發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的根本動因，是賽事組織運行不穩定的“燃燒物質”。一般而言，“燃燒物質”的多寡和風險程度成正比，燃燒物質越多，風險規模與程度可能就越大。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助燃劑”—輿論導向、賽事風險預警系統的不完善(1)輿論導向。媒體在報道中的惡意炒作、過分的夸大，使得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更易引起社會反響，產生“放大”或“輻射”效應。“小道消息”的誤傳、別有用心人的煽動、敵對勢力的惡意攻擊等，亦會引起事態的擴大、風險的蔓延。再如一些賽事管理者非理性的推斷、片面利益的刻意追逐、社會心理的隨意放大等等，都可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2)賽事風險預警系統的不完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系統應該是一個包括信息監測、預警分析、預控對策和應急救援等方面的綜合系統。在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管理過程中，準確的賽事相關信息監測、正確的預警分析是減少與降低風險事件發生的重要手段。當前我國還尚未建立起完善、系統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系統，進而導致風險的頻繁出現。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點火溫度”—突發事件(1)社會突發事件。如臺風、地震、SARS及H1N1流感等引發的突發性社會風險事件是客觀存在的，并且這種風險一般來說涉及面廣、影響大，作為社會大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體育賽事亦很難幸免。這類風險一旦發生將會導致體育賽事的中斷、推延甚至取消的風險。(2)賽事組織突發事件。如食物中毒、火災、賽事治安、因場館器械等引發的運動員意外傷亡等事件，這些都可能成為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導火索”引發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發生。
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機理任何風險都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本研究從社會燃燒理論視角構建了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的動態風險模型(如圖示1所示)。借鑒社會燃燒理論，探討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的生成機理，旨在從源頭上認清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發生的一般規律，進而才能做到對風險事件進行有的放矢，高效及時地實施風險管理。大型體育賽事系統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動態性、自身的復雜性、風險決策行為及其管理機制等決定了它的高風險性。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具有突發性，但其產生卻不是偶然的，不管天災還是人禍都有其產生的深層原因。大型體育賽事風險形成的機理主要是賽事組織運行失衡導致矛盾沖突。大型體育賽事組織運行過程中的穩定是一種相對穩定，是動態條件下的穩定，由于各種因素不平衡發展，總會潛藏著不穩定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會引發賽事風險的發生。當可能引發賽事外部干擾和內部矛盾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達到充分平衡和完全和諧時，整個賽事運行處于“理論意義上絕對穩定的極限狀態”。這時只要發生任何背離上述兩大關系的平衡，都會給賽事組織運營穩定狀態以不同程度的“負貢獻”，形成賽事風險的“燃燒物質”。賽事組織管理者如果沒有及時去化解這些影響賽事正常運行的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或者無力從根本上消除這些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從而使得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從數量與質量兩個方面迅速累積、凝聚起來時，賽事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就會在一定的時間和地域內，形成一定規模。此時，在某一“突發導火索”的激勵下，迅速逼近賽事組織運營系統所能夠承受的最大臨界閾值。這樣在自然觸發因子、社會觸發因子或自然觸發因子與社會觸發因子的綜合作用下，即在“導火索”的“點燃”之下，形成一系列危害賽事穩定運行的焦點問題，這些焦點問題不斷地發生漲落與突變。當漲落或突變超過了賽事組織運營系統的臨界閾值時，就會導致賽事組織系統運行崩潰———賽事危機事件的爆發，然后重新形成新的不穩定的賽事組織運行系統;如果漲落或突變沒有超過賽事組織運行系統的臨界閾值，預警系統可以通過一定的調控手段，以保證原來賽事組織運行系統的正常運行。社會燃燒理論把社會系統的無序、失穩、失衡、動亂與暴亂，同自然界的燃燒現象進行類比。根據社會燃燒理論，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的形成實際上就是賽事組織運營系統結構由相對穩定、均衡的狀態逐漸走向無序、失衡乃至崩潰狀態，從初始狀態量變到質變，最終爆發突發性風險事件的過程。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發生的條件就是“燃燒物質”、“助燃劑”與“點火溫度”三者在同一時空條件下的耦合:“燃燒物質”是燃燒發生的基本條件;“助燃劑”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對燃燒過程進行加速;“點火溫度”除了直接使燃燒物質發生燃燒外，還具有激活助燃劑的助燃功能，而且加速了著火溫度閾值的突破過程。
啟示根據對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生成機理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對賽事風險事件發生臨界閾值即賽事風險的可接受水平的識別與判定在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防與管理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雖然賽事組織管理者總是期望賽事組織運行能夠免受各種風險的影響，都希望“零風險”的出現，但實際上，任何賽事的舉辦都必須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有效的風險管理并不能夠完全消除所有的風險，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風險。既然任何賽事組織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那么這就意味著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消減風險的必要。因此，賽事組織管理者需要在風險決策之前對賽事風險事件發生臨界閾值進行判定，確認哪些是可接受的風險水平，哪些是不可接受的風險水平。而賽事風險事件的臨界閾值的確定是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預警系統進行預警工作的標準，這就要求風險預警系統在進行風險確定、分析與評估的過程中，根據賽事組織的可承受能力確定賽事組織可接受的風險閾值，當賽事組織面對的風險低于可接受的風險閾值，那么管理者就可以不采取專門的風險控制措施，如果風險超過了可接受的風險閾值，賽事管理者就必須進行風險規劃，實施風險控制行動，力爭將風險降至可接受的風險水平以下。
大型體育賽事風險的形成與發展實際上就是賽事組織結構由相對穩定、均衡的狀態逐漸走向無序、失衡乃至崩潰狀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賽事組織、參與各方以及社會自然界之間相互形成的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構成了“燃燒物質”。這些矛盾和沖突在輿論媒體的錯誤引導、賽事風險預警系統的不完善的“助燃”作用下，達到一定質與量的規模。大型體育賽事風險事件的發生標志賽事組織運行紊亂無序的開始以及進一步的顯性化、公開化，其進一步的發展就有可能成為危機事件產生的“點火溫度”。因此，在體育賽事風險管理中，務必要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制度建設等長效機制構建中，盡可能消除“燃燒物質”的產生，消減“助燃劑”的存在，并且不斷完善“消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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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大學生社會學論文題目1.淺析大學生炒股的博弈心理現狀
2.網絡環境下大學生自主學習行為的現狀研究--以河南牧業經濟學院金融學專業為例
3.在華韓國留學生文化智力對文化認同的內隱影響研究
4.大學藝術與禮儀教育滲透研究
5.讀懂“90后”才能獲取真正的生力軍
6.高校學生自殺原因分析及對策
7.關于綜合性大學開設禮儀課程的探索
8.信任與公平:青年社會心態的區域比較
9.淺析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對大學生的影響及對策
10.試論專業化.職業性社會工作推進的必要性與發展趨勢分析
11.高校“公共關系學”課程教學方法改革的幾點建議
12.民族院校家庭經濟困難生社會價值人際交往發展需求研究
13.民國時期女大學生婚姻觀研究
14.構建以職業能力培養為訴求的課程實訓模式--以公關課程為例
15.“社區為本”的兒童保護服務本土化模式創新--以佛山市里水鎮“事實孤兒”保護項目為例
16.影視作品對當代大學生婚戀觀影響的實證研究--以河南省部分高校為例
17.穗.港兩地青年學生的交流與融合
18.90后男大學生穿著行為分析
19.雙語教學在社會工作專業的應用性分析
20.羅振宇:我看到的世界
21.基于網絡大數據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進展
22.對高校經濟統計基礎知識的研究
23.統計學專業就業難問題的分析及對策研究
24.基于社會認同理論的社工大學生專業認同研究
25.新常態下社會思潮的存在邏輯與新表征
26.大學階段數據分析師的培養研究
27.社會工作如何在精準扶貧中發揮作用
28.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流失現象的探討
29.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親環境行為探討
30.高職院校開設禮儀課程的意義探析
31.中國當代社會心理學發展的新方向
32.實踐性教學在女性學課程體系中的運用
3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業聲望排序及變遷研究
34.基層電大統計學原理教學輔導改革初探
35.社會信任對網絡公民參與的影響--以大學生網民為例
36.“小組工作”方法運用于課堂教學的實踐報告
37.內地高校少數民族大學生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
38.對高校禮儀課程教學方法改革的思考
39.性別意識與女大學生就業質量--基于福建省五所高校的調查
40.國外青少年移動網絡通訊設備使用情況研究綜述
41.甘肅省大學生自殺意念與羞恥感.述情障礙.領悟社會支持的關系
42.農村大學生“訴貧傷害”的社會學分析
43.癥結與解決:受懷舊風影響的大學生戀愛觀
44.關于提高開放電大“統計學原理”教學效果的探討
45.論大學生手機成癮行為的原因
46.家庭依戀模式對杏林學院大學生網絡成癮的個案研究
47.當代女大學生性行為現狀及影響因素的研究綜述
48.大學生親密關系暴力的相關研究評述
49.社會工作人才保障激勵機制研究--以南京市為例
50.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對大學生“低頭族”的啟示
51.湖北高校大學生社交媒體使用狀況的實證分析
52.微信對大學生人際交往影響的調查與分析--以新疆農業大學為例
53.改進當代西方社會思潮的教學方法及其意義
54.信息化環境下應用統計學實踐環節教學改革的研究
55.論當前我國社會的四種非理性文化心態
56.微時代環境下大學生人際交往的“網絡共同體”研究
57.信息技術女性用戶對信息技術設計的影響
58.關于高校“統計學”課程的教學滿意度評價
59.大學生親子關系與朋友關系的相關研究
60.常見校園犯罪的法律說明及其預防
法律社會學論文題目選題參考1.涉罪未成年人異地社會調查制度現行做法
2.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調查制度的司法對策--以廣州市的審判實踐為樣本
3.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理解與完善--兼論《刑事訴訟法》第275條
4.我國少年司法之人格甄別制度引入
5.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險性調查的理念確立和機制構建
6.少年司法分立論
7.“打人命”:農村青年婦女自殺特殊干預的一般意義
8.校園虐童行為模式與預防對策研究
9.社科法學的知識反思--以研究方法為核心
10.自由的女性與女性的自由--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法學的主張及其影響
11.中國青少年網絡犯罪研究綜述
12.“封存”還是“消滅”?--評新刑訴法犯罪記錄封存條款
13.“罪錯未成年人新聞報道的權益保護與法律規制”研討沙龍綜述
14.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辦案機制創新研究--以玄武區檢察院“協作式”辦案制度為視角
15.江蘇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實證分析--以A市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和預防現狀為調研對象
16.社區服刑人員社會支持系統調查研究--以上海為例
17.我國少年司法的困境與出路
18.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性制裁機制研究
19.赦免制度:“寬恕”在國家心理中的體現
20.司法社工職業的獨特性
21.論強制辯護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的適用--以《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為中心
22.我國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立法研究綜述
23.未成年人犯罪的性法學思考
24.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區矯正
25.試論青少年法制觀念的培養
26.從性科學研究的基本思路看性法學研究的未來課題
27.關注弱勢群體--女性主義法學的啟示
28.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觀及其啟示
29.青少年犯罪預防中的“兒童參與”--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新思考
30.少年司法程序中品格證據適用的沖突與重構
31.兒童虐待的心理危害
32.未成年人輕罪案件非刑罰化處理之構想--以刑事和解為視角
33.未成年人犯罪特別程序之定位
3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中社會調查制度的實際運用與分析
35.論我國未成年人人格調查制度之完善
36.寬嚴相濟語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釋疑及完善
37.可能性與空間考量:精神障礙者的司法社工介入
38.法社會學視角下的男性自殺問題研究
39.論大學生犯罪是否從寬處罰及其完善
40.新時期重慶市青少年犯罪研判與對策
社會工作專業畢業論文題目參考1、家庭暴力問題解決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2、流動兒童城市適應性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3、北京市社會工作事務所中社會工作者的激勵狀況研究
4、社會工作視角下的城市空巢老人社區養老問題研究
5、社會工作教育對社會工作專業化的影響
6、關于最低生活保障與社會工作融合的研究
7、災害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一種優勢視角的分析
8、社會工作介入農民工婦女社會支持網絡的服務研究
9、社會工作對自閉癥家庭的干預研究
10、社會轉型期青少年偏差行為矯治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11、醫務社會工作實習研究
12、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流失問題研究
13、整合式社會工作方法介入流動兒童青春期性教育的研究
14、軍休干部服務中的社會工作倫理困境研究
15、民辦社會工作機構運行模式研究
16、資源依賴視角下社會工作機構服務質量研究
17、社會工作機構資源動員模式研究
18、社會工作介入青少年人際交往的探討
19、“三社聯動”機制推動廣州城市社區社會工作發展的研究
20、社會工作服務機構能力現狀分析
21、社會工作機構人力資源管理滿意度調查
22、新形勢下沿海地區農村社會工作問題研究
23、傷殘人群社會工作中的困惑思考
24、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專業認同影響因素及前瞻思考
25、社會工作介入空巢老人居家養老的模式研究
26、專業社會工作與中國社會治理相結合的探討
27、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社會工作介入
28、欠發達地區社會工作發展路徑探析
29、增權理論視角下面向“三失”青少年的社會工作個案幫扶途徑與方法研究
30、社會治理視角下新疆社會工作示范點的發展研究
31、制度信任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嵌入”公辦福利機構問題研究
32、青少年厭學的社會工作個案介入研究
33、社會工作實務中的倫理困境與倫理抉擇
34、從社會工作機構的成立看本土性社會工作的發展
35、社會工作視角下和諧醫患關系構建研究
36、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和整合
37、社會工作方法在改善醫患關系中的運用
38、資源依賴視角下社會工作機構服務機制探析
篇（8）
社會資本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被提起但并未受到關注，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逐漸被人們所認識。隨著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和利用，人們更加確定繼續深入了解社會資本是十分必要的。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
在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上，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和角度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最早將“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發表的題為“社會資本隨筆”的短文中提出：社會資本是一種通過對體制化關系網絡的占有而獲取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1]他是第一個把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在一起的社會學家。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首次在美國社會學領域完整地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他認為，“所謂社會資本，是指個人擁有的以社會結構資源為表現形式的資本財產。它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構成，存在于人際關系的結構中，并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詹姆斯·科爾曼強調了社會資本的結構性質及其公共產品性質。[2]上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羅伯特·普特南在其著作中這樣定義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網絡，并且能夠通過推動合作來提高社會的效率。他將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網絡聯系起來，把社會資本引入了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改變了以往學者把對社會資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社會學的領域的現狀。[3]目前，學者們基本上認同羅伯特·普特南的定義。
國內學者關于“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一）把社會資本簡單地定義為社會關系網絡；（二）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自己所擁有的網絡關系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有資源的能力；（三）認為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攝取資源的能力。目前，國內大部分學者是從社會關系網絡的角度來界定和研究社會資本的。[1]
二、社會資本的特征
社會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具有資本的一般屬性，例如：價值性、積累性、生產性和規模效應性等，除此之外，它又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資本形態，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共物品性。社會資本只能在兩個以上的人之間形成，即個人或組織只能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才能擁有社會資本，所以社會資本是被這一社會關系網絡所共有的；
（二）不可轉讓性。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的社會資本都有其具體的使用范圍，都只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所以是不可以轉讓的；
（三）傳遞性。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各個個體或組織之間是相互聯系的，通過聯系，A的社會資本可以傳遞到B，從而在使用上可以達到互惠的效果；
（四）無形性。社會資本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是一種無形的資本；
（五）可再生性。經濟資本會隨著使用慢慢消耗，而社會資本可以通過社會資本再生產有效地避免資源的消耗。
三、社會資本的功能
隨著對社會資本研究的深入以及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資本的各種功能越來越多地展現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現在我們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而和諧社會的實現應以豐富的社會資本為前提。公民個體擁有的社會資本各不相同，并且非常有限，只有相互團結、合作和信任，才能形成良好的互惠網絡，才能有利于和諧目標的實現。如果社會資本的存量不足，那么社會和諧的實現將會受阻甚至無從說起。所以，社會資本能夠使得公民具有高度的團結精神與參與意識，能夠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與社會制度的完善，從而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和諧。
（二）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
公共政策反映公眾意志，要求公眾具有主體意識與權利意識，積極參與，與政府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網絡。一方面，公共政策的需求信息來自公眾，公民通過及時反映社會公眾問題并且積極參與，使公共問題得到及時的解決；另一方面，政府是公共政策的決策主體，而公民是公共政策的執行主體，二者之間需要構建起相互的信任機制。如果政府和社會公眾之間具有良好的社會資本，如信任、關系網絡等，那么將會增大公眾對政府的支持力度，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
四、社會資本的測量
要認識和利用社會資本首先要對其進行測量，但是由于目前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定義還沒有給出明確的界定，所以其中具體的一些元素不能準確的測量。除此之外，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也沒有形成共識，具體測量方法也還沒有達到可操作化和精確定量化的程度。下面介紹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測量方法：
韋恩·貝克的測量方法是先對對個體社會關系網絡進行測量，進而評估個體社會資本。在測量社會關系網絡時他提出了四個指標，分別是：個體社會關系網絡的規模、個體社會關系網絡的結構、個體社會關系網絡的成分和個體社會關系網絡的側重點。根據這四個指標，韋恩·貝克把個體社會資本分為兩種理想類型：一種是社會關系網絡規模比較小、比較密集、成分多樣性程度不高、比較側重于內部關系；第二種是社會關系網絡規模比較大、不太密集、成分多樣性程度高、比較側重于外部關系。布倫、奧妮克絲在對社會資本的測量進行研究后總結出一套較為完善的測量辦法，他們提出了八個測量指標，分別為：對社區的參與、社會背景中的能動性、信任和安全感、鄰居間的聯系、家庭與朋友的聯系、差異化的承受力、生活價值和工作聯系，根據這個八個指標設計不同的問題，按照人們對問題的回答測出社會資本水平。他們的這一測量方法在目前的測量方法中得到了最廣泛的認同。
世界銀行將社會資本測量指標分為四類：第一類指標是根據普特南最狹義的社會資本定義測量橫向社會資本；第二類指標是根據庫爾曼的垂直性聯合性定義測量縱向社會資本；第三類指標主要考察社會一體化和社會分裂對經濟成果的影響，分析微觀水平上影響企業凝聚力的企業文化因素；第四類指標是根據諾斯和奧爾遜提出的集合社會資本概念，即將正式制度當作社會資本，測量政府在保障財產權和管理經濟過程中外部性（包括公共品）的經濟作用，對契約執行、沒收財產的風險、腐敗等都要進行測定。世界銀行的這個測量指標系統是依據社會資本的外延由窄到寬的幾種定義得出的，是一種系統性的測量方式。[3]
以上的方法都是從社會資本總量上進行測量，而格蘭諾維特則主要從網絡強弱方面進行測量。格蘭諾維特使用的指標分別是：互動的頻率，即花費在某種關系上的時間；情感密度；熟識或相互信任的程度；互惠交換。
國內學者對社會資本的測量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企業社會資本的測量方面，邊燕杰、丘海雄比較早地提出了自己的測量方法，他們使用了三個指標測量企業的社會資本：一是企業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級領導機關任過職，其隱含的假設為企業法人代表的行政級別越高，他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量可能越大，企業在該方面的聯系上就占優勢；二是企業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業的其他任何企業工作過及出任過管理、經營等領導職務，其隱含假設是在跨行業的其他任何企業工作過并擔任領導，他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量可能較大，企業在橫向聯系方面就占優勢；三是企業法人代表的社會交往和聯系是否廣泛，這是一個定序的主觀評價指標，社會交往越廣泛，企業法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量越大，企業則在社會聯系上占優勢。這個測量標準雖然包含的內容也不全面，但是使用起來比較方便，而且在現有測量方法中已經是比較完善的了，得到了國內眾多學者的肯定和引用。[4]
雖然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沒有達成共識，但是社會資本存在一個量卻是大家一致認同的。相信在學者們的繼續研究探索中，我們對社會資本的認識和利用會取得更大的進步。
五、社會資本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受各方面局限性的限制，社會資本理論還不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還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概念不統一
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對于社會資本的定義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這一概念的含糊性還來源于它在發揮具體功能過程中的不明確性。社會資本在什么時候構成生產要素，又在什么時候不構成生產要素？在什么情況下，社會資源屬于社會資本？等等還有許多類似于這樣的問題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
（二）測量困難
由于社會資本的概念還不統一，所以我們無法對社會資本進行量化，更談不上對某個社會在特定時間內的社會資本總量進行測量。這就使得社會資本在具體運用中存在許多困難，大大加深了運用社會資本概念分析經濟問題的難度。[1]
（三）研究方法單一
在對企業社會資本與企業經營、技術創新關系的研究上，大部分都是一些定性描述，即使國外有少量的定量研究，也存在幾個方面的缺陷：一是將企業社會資本如何影響企業經營與技術創新等方面作為一個“黑箱”來處理；二是即使已經開始打開企業社會資本如何影響技術創新績效的“黑箱”，也只是從單一的維度出發，并沒有能夠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企業社會資本是如何影響其技術創新績效的。[5]
六、建議
針對目前對社會資本的研究中出現的問題，本文提出了幾點建議：
（一）學者們在對社會資本的繼續研究過程中，結合國內外研究成果，進一步深化對社會資本概念的認識，給出一個更加全面、完整、統一和具有說服力的定義。這樣既可以規范人們對社會資本的認識以免脫離正確的軌道，還可以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深入發展掃除障礙，提高對社會資本研究的效率。
（二）結合社會資本的定義、特征和功能等，制定出恰當的測量指標，并建立一套操作性較強的研究模型，從而能更精確地測量社會資本，使其能與其他的資本更加直觀的進行比較，人們能更好地運用社會資本。
（三）改變單一的研究方法，具體如下：（1）更多地運用調查數據和測量指標對社會資本進行量化研究，建立一套操作性較強的研究模型，以便對社會資本進行更精確地測量；（2）提高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層次，擴大范圍。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歸根結底是為了應用，所以要把社會資本的研究結果應用到發展社會中，要由僅在經濟領域的運用擴展到其他領域，充分的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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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邊燕杰，丘海雄.企業的社會資本及其功效[J].中國社會科學，2000（2）.
[5]張方華.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綜述[R].江蘇科技大學，2005（4）.
篇（9）
信用是經濟學最基本的范疇之一，理論界對于其內涵的界定頗不統一。托馬斯?圖克說過：“信用，最簡單的說，就是信任，這種信任不管有沒有充分的根據，都會使一個人以貨幣的形式或商品（其價值按事先約定的價值計算）的形式，把一定量的資本托付給另一個人，并且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都要在規定的到期日予以償還。”《經濟學百科全書》中給信用下的定義是：“信用一詞，指的是延期交易，比如在一項交易中的一方可將應付的款項推遲到將來某個時間再償付。”這些理論上的闡述反映了信用的一些特征，但并沒有系統和全面地對信用的本質作出說明。如托馬斯僅僅從借貸關系的角度來考察信用，而后者卻簡單地把信用等同于延期交易。
從人類以物物交換為基礎的簡單商品經濟開始，信用就已產生并成為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說，信用是伴隨著商品交換一起產生的，是與商品經濟存在緊密聯系并反映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經濟學范疇；它又是一種以償還和支付利息為基礎的特殊借貸行為，反映了一種債券債務關系；它還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信用是通過一系列的借貸——償還——支付的價值運動形式實現的。
社會信用體系按其組成部分可以劃分為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個人信用或公民信用。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沒有出現國家和企業以前就已經有了個人信用，政府信用和企業信用是伴隨著國家或政府和企業的產生而產生的。個人信用就是指個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誠信，包括接受強制性的法律規章制度約束和接受非強制性的道德約束和輿論約束。企業信用是指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應該具有的誠信。政府信用則是指政府在管理社會的過程中應該具有的誠信，表現在政府對于社會個體和群體的承諾能否兌現，政府能否嚴格執行國家所制定的法律法令，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是否會損害社會個體或群體的利益等。在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個人信用是基石，企業信用是商品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政府信用則是個人和企業具有良好信用的重要保證。
二、我國加快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的意義
處在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現實條件下，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存在著較大的脆弱性，社會誠信不足、信用關系扭曲屢見不鮮。個人信用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市場化，人們的誠信意識開始淡化，不顧他人和社會利益而追求個人私利的欲望不斷膨脹。諸如信用卡惡意透支、個人惡意騙取意外傷害保險賠償等現象都是個人信用缺失的事實表現。企業信用方面，不少企業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損害其他企業和社會利益，并以自身企業信譽為代價，如債務拖欠、合同違約、惡意逃債等。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我國每年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合同欺詐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55億元，由于“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約2000億元。政府信用方面，由于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制度體系不夠完善，或政府在執行法律制度的過程中不到位等，致使執行法律法規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另外一些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信用。
社會信用的缺失大大增加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條件下，構建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信用是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等價交易存在的基礎。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從事商品交換需要遵循價值規律和等價交換原則，而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如何對商品的價值量進行保證呢？一方面要依賴于交易雙方的信用，另一方面還需要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就是建立在信用和法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但由于法制要想取得預期效果，仍然建立在社會個體信用的基礎上。如果社會個體喪失了信用，那么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道德輿論都不能夠對其行為形成約束，更不用說要求其遵循公平的等價交換原則了。正如西方制度經濟學家所說，信用是在非確定世界中促進交易、合作和學習等活動的一種粘合劑，運轉良好的經濟制度是建立在共有信用之上的，信用的普遍匱乏結果是機會主義的盛行。
2.信用是企業取得市場交易資格的必要條件。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條件下，由于存在著壟斷而產生了高額利潤，由于“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存在，人們喪失了以誠信作為立身之本的動力。然而，在一個成熟的市場條件下，市場交易是要以“公開、公平、公正”為原則的，企業要想取得市場交易的資格，必須具有良好的誠信。一個沒有信用的企業，必將在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游戲規則中退出歷史舞臺。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良好的信用可以提高企業的商譽，增加企業的附加價值。現代市場經濟中人們對名牌產品的信任度較高，實際上就是對企業信用的肯定。而且，依托于企業信用建立的企業品牌價值往往數倍于企業的實物價值。美國的菲利浦?莫里斯（PhilipMorris）收購卡夫（Kraft）公司花了129億美元，出價是Kraft固定資產賬面價值的4倍，雀巢公司以45億美元收購Rowntree公司，出價是該公司賬面價值的5倍多。這里所依據的主要是品牌價值，收購一個知名品牌就等于收購一個市場。反之，如果一個企業沒有良好的信用，又怎么能夠獲得好的品牌效應，其品牌的價值又將如何獲得提升呢？3.信用是政府為經濟運行保駕護航的重要保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既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作為制度的制定者怎樣保證制度得到公眾的認可、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真正起作用呢？這就要依賴于政府的信用度有多高。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必然能夠更有效的實施政府方針和政策，所制定的制度也就更易于被公眾所認可和遵循，反之，弱勢政府失去了公眾的信任，制定的制度只不過是些空空的白紙黑字而已。而且，政府信用強弱和政府制度的實施成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一個信用度高的政府的制度更易發揮作用從而進一步提高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而一個弱勢政府因為所制定的制度不易為大眾所接受而較難取得較好的效果進一步弱化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造成惡性循環，嚴重的還會導致政府。
三、推進社會信用體系構建
信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基礎和必備理念，已經越來越被大眾所認可。因而，如何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構建，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建立統一的社會信用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的信用制度也在逐步建立之中，但現有的信用制度呈現出明顯的幾個特征：(1)形成時間短；(2)政府推動性較強;(3)經濟主體信用意識淡薄。這樣的社會信用制度顯然不能滿足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我國必須借鑒國外社會信用制度健全國家的經驗，結合我國具體的實際情況，建立統一的社會信用制度。
(1)應盡快加快有關信用的立法和執法，健全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當前，我國對信用的約束主要依賴于輿論監督和道德約束，而在法律上的強制約束相對較弱。“信用和法律作為維持市場經濟秩序的兩個基本工具，二者相互補充”。因此，要保證社會經濟良好運行，必須健全有關法律保障體系，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法制基礎。其一，在立法上，應盡快制定有關信用的專門法律，保護合法守信的公民和企業的正當權益，明確不守信用的公民和企業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其二，應大力加強執法力度。根據經濟學中“經濟人”的假設，個人和企業守不守信，關鍵在于衡量兩者的收益和成本，當不遵循信用規則獲得的收益遠遠高于為此付出的成本時，個人和企業就會選擇不守信用。加大執法力度，就是要大大增加個人和企業不守信用的交易成本，使法律真正成為維護社會信用關系的有力工具。
(2)推進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機構建設。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離不開完善的市場中介機構作為其組織保障，在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的過程中必須推進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服務中介機構建設，包括經營征信數據、信用評價和資格認定等組織機構。
(3)要建立信用信息數據庫，實心聯合征信制度。具體說來，就是信用體系服務中介機構向銀行、公共事業單位等征集個人信用交易記錄，對其作出信用評價和定級，形成信用信息數據庫。其他單位如果需要對個人的信用進行考察，就可以向信用服務機構付費獲取服務。
2.加強政府信用建設，建立信用政府，這對樹立一個誠信、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形象和營造信用市場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對法定權力和職責的履行程度，表明政府在自身能力限度內的實際“踐約”狀態。它是一種非利潤刺激的信用，存在信用建設動力不足的問題，同時，政府信用是一種建立在信用方和信任方權力非對等基礎上的特殊信用。當信用方即政府一旦發生失信行為，信任方即公眾由于其權力支配上的明顯劣勢而顯得孤立無助。因此，政府信用的建設應從優化信用動力機制和完善約束機制兩方面著手，具體說來，就是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審批責任制和過錯追究制，實行公務員信用承諾制度；要建立信用政府管理組織體系；要建立政府檔案管理系統；要完善政府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機制，程序公開化和透明化等。
3.倡導誠信的社會理念。首先要在全社會進行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把誠實守信作為建設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內容。其次，要經過長期系統的宣傳教育，用誠實守信將人們的道德行為、經濟行為、政治行為有機地統一起來，使誠實守信真正成為大多數人所認同與遵循的行為準則。最后，要以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契機，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使人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基礎上，使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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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社會的主要生產力，是促進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體育文化的進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人類文化的發展。人們可以通過體育鍛煉促進機體新陳代謝，增加自身體質，加強身體各器官系統的免疫功能。體育鍛煉能夠幫助人們緩解生活壓力，釋放不良情緒，有利于人們的身心健康。體育運動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交流方式。體育不分種族和國界，是各方文化交流的橋梁。自從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加強了與各國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對促進我國科技和文化的發展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體育作為人們交流的一種方式，很好地為不同文化和國籍的人們搭建了溝通的橋梁。例如，我國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不僅是一場壯觀的體育盛宴，更是難得的國際文化交流盛宴。通過舉辦這場奧運會，各國人民展現了各自的體育文化魅力，也展示了各國的其他社會文化。
1．2城市體育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應該保持社會主義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國家綜合國力，改善人們生活水平。城市體育事業的發展在社會中具有一定的經濟功能，其發展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效益的提高，例如體育器材的生產與銷售、體育場地的建設與維護等等。除此之外，應運而生的一系列體育活動也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可觀的效益，例如體育廣告、體育新聞、體育賽事、體育休閑娛樂等等。這些體育活動帶動了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帶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綜上所述，城市體育的發展能擴大社會就業、優化產業結構、創造社會財富，體育事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有利于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1．3城市體育能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
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發展的基礎。體育文化的發展應該與生態教育和社會生活教育進行良好的結合，從而確保人們在滿足自身需要的同時盡可能地不破壞其他生命的生態環境，確保生態環境的穩定、持續發展。和諧社會的構建應該是在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生態環境的發展中進行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標是環境承載能力和資源承載能力。體育通過對人們的感染，喚起人們對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的珍惜和保護意識。大力發展城市體育事業，能夠擴大體育精神對人們的影響力，增強人們的環保意識，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是生態體育的重要思想，體育事業的發展能夠充分地優化資源，減少廢物排放，保護生態環境。體育是人與自然的協調者，加強城市體育建設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方法。
1．4城市體育能降低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
人們通過參加和欣賞體育運動不僅能夠增強體質，還能夠愉悅身心、豐富文化生活。各種不同形式和類型的體育競賽為人類社會生產出豐富多彩的文化精神食糧，提高了人類的生存和生活質量，改善著人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體育不僅能夠幫助人們增強體質、愉悅身心、豐富文化生活，還能夠開闊人們的胸襟、放飛人們的夢想、使人與人之間能夠進行良好的溝通和交流，減少人們生活中的摩擦和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和麻煩。體育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有效的交流方式，能有效地降低社會矛盾的產生，從而促進社會穩定發展。
2促進城市體育文化事業發展的建議
2．1完善城市體育基礎設施
為了適應我國體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在城市建設中一定要注重體育場地的開拓，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健身需要。相關調查顯示，我國城市體育建設雖然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重視，但是卻沒有得到良好的實施。我國因為城市人口眾多，城市體育場地和設備的缺乏是阻礙城市體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為了加快我國城市文化建設，各大城市應該積極地發展體育事業，確保城市人民能夠正常進行體育鍛煉，增強城市人民的體質，從而促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2．2加強市民體育文化教育
體育事業的發展應該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在完善城市體育基礎設備的同時應加強體育文化教育。良好的體育文化能夠促進人們之間進行良好的溝通，能夠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因此，應注重體育文化主旋律的養成，注重體育與人文學科的結合、體育與藝術的結合、體育與美育的結合，提倡體育文化活動形式的多樣性。在建設城市體育的過程中，應該大力加強人們體育文化的教育，加深人們對體育文化的印象，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體育素質，培養人們的終身體育意識。
2．3健全城市體育管理制度
開展城市體育文化建設，應該有全面的建設方案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城市體育文化的建設是一個系統的項目，在建設過程中如果沒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具體的建設方案，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健身場地規劃不科學、體育設備購買不合理、管理人員管理不到位、后期設備的維護不落實等等。因此，開展城市體育事業建設，應該設立專門的部門進行監督管理，制定科學的管理方案，確保社會所投資的每一筆費用都能夠為城市體育事業起到良好的作用;切實將每一項任務都落實到具體的部門、具體的人員;實行獎罰分明的管理制度，以加強工作人員的工作意識和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