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學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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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我國體育產業中引入道德資本的作用在體育產業發展中引入道德資本是體育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作為一種精神資本及知識資本，道德資本介入體育產業對其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其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資本要素。1.重構體育企業的經營理念，促進其可持續發展在資本主義漫長的發展歷史中，市場經濟無道德、倫理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常態。正如恩格斯所說：“在資產階級的社會里，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為了金錢存在的，他們本身也是為了金錢活著的，好像全世界只有賺錢能讓他們快樂，他們完全忘記了世界上除了金錢還有其他的幸福。”在當時的社會，商人因此被人認為是自私、冰冷、毫無道德感的機器。然而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道德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倫理道德在經濟中的作用。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倫理道德在經濟中的這一作用也更加凸顯，因此，讓道德資本介入體育產業對體育產業的經營理念的重構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從根本上來說，體育產業是一種“為人”的產業，基于消費者需要進行生產，“以人為本”是其產業發展的核心價值觀。顯然，體育產業是一種具有道德感的行業，經濟最大化的做法與真正的企業精神是相悖的，并不符合社會的期望[7]。所以，道德資本的介入，能夠更好地重構和規范其經營理念，為其提供可持續發展的靈魂，使體育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2.使體育企業生產向人性化靠近，提高其市場占有率“產品人性化”是指生產出來的產品能最大化地滿足，人們的本質需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企業的市場占有率離不開其“人氣指數”，而“人氣指數”則與企業“道德指數”和人性化產品分不開。在《倫理經濟學原理》中，德國著名經濟倫理學家科斯洛夫斯基曾指出“商品中的非物質性價值成分所占比重正在不斷增長”，所以，企業必須重視文化道德“軟實力”，對道德資本加以重視。商海如戰場，誰能稱霸成為領跑者，最主要的還是其產品及服務，相對體育產品而言，主要看其產品是否人性化、是否具有道德理念。體育企業的道德資本意識，可以促使其始終立足于人性化，打造出一流的人性化產品，如耐克、特步等，其企業理念都與道德資本有密切關聯。體育產業要受到消費者的認同，必須轉變文化價值觀念，向文化和道德營銷轉型，使消費者對品牌產生道德信任感。道德資本的介入能有效促進其轉型，使其更受消費者喜愛，從而促進其市場占有率的提高。3.減少體育企業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成本貫穿在任何管理和交易中，減少成本是經濟交易中所有企業追求的目標。管理學的流行觀點認為，保證對下屬的嚴密控制能盡可能地縮減管理跨度，進而減少管理成本。道德資本的介入能夠將有形資本激活，加快有形資本的運轉[8]。在管理上，道德資本通過對組織制度人性化的設計，能優化資源配置，激發成員的潛能，將員工這種有形資產盤活，提高員工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進而使生產效率得以提高。寧波智丹體育公司提出如下道德資本理念：誠信、認真、精益求精；安踏對道德理念的恪守存在于每一個員工的心中，企業員工在這種道德規則之下自然會履行各自職責，為其減少了不少管理成本。道德資本對交易費用的節省也有重要作用，交易費用的問題主要在于失信這種道德問題。不信任和猜忌會增加交易費用，“信任”這種道德資本若介入其中，必定能贏得人們的信任感，使交易成本有所降低。

二、在我國體育產業中培育道德資本的策略

中國體育產業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在1998年，中國已經被世界評為世界體育用品生產大本營，2000年世界體育用品產量中僅我國就占據65%，近年來我國體育產業總值增長規模每年更是高達493億元以上，但道德資本在我國體育產業發展中的介入卻并不容樂觀，歸結起來，一是因為道德環境惡劣，二是企業經營理念的扭曲。因此，培育體育產業道德資本要成為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完善體育法規，為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提供制度保障法律法規與倫理道德是約束體育產業的兩大規則，只是法律法規更具有直接約束力。對體育產業法規進行構建和完善除了可以規范體育市場外，還能提高道德資本的介入和運用，促進體育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我國體育產業立法工作1994年才開始，起步較晚，總體看來體育產業法規的數量十分有限，仍然需要完善。道德環境的好壞對人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說古已有之，可見環境的重要性。因此在完善體育法規之外，必須培育一個良好的道德環境。體育企業作為道德主體必須積極地培育道德環境，從自身做起，絕不做違背道德之事，堅持美德、正義、勇敢與誠實，在道德的依托下轉變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提高道德權利意識，滿足消費者和公眾對體育企業的道德要求。體育法規的完善與培育良好“道德環境”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體育法規的完善能夠為“道德環境”提供制度保障，良好“道德環境”則能促使體育法規更好地實施，從根本上改變體育領域的道德資本介入狀況。

（二）體育企業必須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做講道德、講良心的體育企業要改善道德資本在體育產業發展中的介入現狀，體育企業必須首先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為此，體育企業應該不斷學習、創新，促進企業治理結構的不斷完善、企業文化的不斷發展，并將兩者緊密結合起來。對體育企業家們來說，更要明白自己的責任，時刻謹記自己心中流淌著“道德血液”。領導的帶頭作用能很好地激發企業其他管理者和員工的創新熱情，調動員工的能動性和積極性，給企業發展注入更大的精神動力。2007年對超過4000名企業家的調查數據顯示，90%以上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優秀的領導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更多消費者的調查也顯示，具有強烈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更受他們信任。所以，在道德資本和社會責任已經成為評價企業準繩的今天，體育企業必須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做講道德、講良心的體育企業。

篇（2）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篇（3）

（一）古典經濟學分配理論

1.亞當•斯密分配理論。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是財富的主要源泉。他把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劃分為三個階級：地主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區分了三個階級對應的收入：地租、利潤和工資，認為這三種基本收入構成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他認為：價值決定于生產中耗費的勞動；價值決定于交換中購買的勞動；價值決定于工資、利潤和地租。雖然斯密把價值決定和分配結合起來考察，但他的價值決定理論是混亂的。一方面，價值決定于勞動；另一方面，價值又決定于勞動、資本和土地。而且，價值既決定于生產中耗費的勞動，又決定于商品交換中購買的勞動。上述理論混亂是由于他未能科學認識價值和使用價值間的關系，以及未能一貫地堅持勞動價值論。[3]2.大衛•李嘉圖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比較徹底地貫徹了勞動價值論。他批判了斯密的價值由三種收入決定的觀點，認為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出現后，價值仍然由勞動決定。他根據馬爾薩斯人口論，認為工資向社會條件決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接近，工資一旦增加，人口就會增加，工資就會降低，所以工人只能得到能夠維持自己最低生活保障的工資。利潤一旦增多，資本就會增加，相應的利潤也會下降，所以利潤在中長期存在下降趨勢。由于自然規律作用，地租會不斷增加，但是土地在短期內不會增加，所以地租總會一直增加。[4]

（二）馬克思分配理論

馬克思批判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學說，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完整、系統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具有兩種屬性，即價值和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價值。商品價值量是由凝結在商品上的一般人類勞動形成的，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價值構成包括三部分：C、V和M。C即轉移的生產資料價值；V是勞動者必要勞動價值，即工資；M是勞動者剩余勞動所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價值，即剩余價值。[5]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突出了人的作用，認為價值是在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條件下由勞動者全部創造的。這體現了生產關系中人與物（生產資料）的關系，并強調人的作用。剩余價值理論還指出了生產關系中人與人的關系，即勞動者（無產階級）與資產者（資本家）的經濟對立關系，勞動者只能得到養家糊口的必要勞動價值，即工資，資本家卻得到了全部剩余勞動價值，即剩余價值。[6]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馬克思經濟分配理論以研究人與物、人與人分配關系為主。

（三）新古典經濟學分配理論

這一階段分配理論代表人物有薩伊、克拉克和馬歇爾。1.薩伊分配理論。薩伊創立了效用價值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位一體公式。他認為生產創造效用，效用由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決定。要素所有者應取得相應收益，即資本家得到利息，工人得到工資，地主得到地租。2.克拉克分配理論。邊際革命后，克拉克繼承和發展了薩伊的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分配論，提出了邊際生產力論。該理論認為在規模經濟不變條件下，包括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要素邊際生產力乘積之和可全部分配產出。該理論把勞動要素地位等同于其它物質生產要素，研究包括勞動要素在內的生產要素對產出的分配關系，沒有指出勞動者與資產者之間經濟利益分配的對立統一關系。3.馬歇爾分配理論。馬歇爾發展了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提出了四要素說。四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土地和企業家能力。他認為資本獲得利息，勞動獲得工資，土地獲得地租，企業家能力獲得利潤。該階段分配理論研究內容以人與物、物與物關系為主。

（四）人力資本理論

17世紀的威廉•配弟提出勞動是財富之父的理念。18世紀的亞當•斯密把一個國家居民后天獲得的能力看成資本，把投資于人的勞動歸于資本范疇。19世紀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中把勞動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參與價值分配。馬歇爾在薩伊的三要素基礎上又增加了管理者才能要素。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全部價值，指出價值創造分配背后隱藏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經濟對立。[7]1959年，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概念。在1960年出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時，他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系統闡述了他的人力資本理論。他指出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所發揮的作用。[8]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論澄清了以往一些錯誤觀點和困惑不解的問題，如解釋德、日兩國戰后經濟得到迅速恢復發展的原因，并對其后西方經濟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但舒爾茨人力資本論是庸俗和不科學的。它把勞動者所擁有的技能和知識，說成是像物質資本一樣的資本；把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大于本身價值的剩余價值并為資本家所無償占有，說成是勞動者憑著自己擁有的人力資本去占取了別人的剩余價值，以致能獲得較多的收入；把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說成都是資本所有者，彼此利益完全一致；并推斷，隨著科學技術發展，擁有人力資本的雇傭勞動者人人都將成為資本家。

（五）委托理論分配思想

委托關系是一種契約關系，根據契約，委托人授權給人為委托人的利益從事某項活動。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經濟學家們開始深入研究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逐步形成了包括委托理論在內的現代企業理論。委托方通過讓渡一部分利潤給方，讓方按委托方意志去努力行動，最終實現委托方效用最大化。該理論特點是在人力資本理論指導下，讓人力資本所有者參與到利潤分配進程中，與資本家共享利潤分配盛宴，使資本家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主要是管理層和骨干人員）在公司治理關系中保持利益一體化。問題是公司管理層和骨干人員之外的大部分公司普通勞動者基本與利潤分配無緣。[9]人力資本理論使經濟分配理論重新重視勞動要素的作用，而委托理論則直接把人力資本要素安排到了利潤分配過程中，不過人力資本要素主要指公司管理層和骨干人員，并不徹底，沒有包括企業全體勞動者。

（六）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

閻達五、徐國君在1996年提出了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該理論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指導下，主張在利潤分配中要把勞動要素全部考慮進去，參與利潤分配的主體應包括企業全體員工。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把參與利潤分配的勞動要素徹底化，即利潤分配主體包括全體勞動者。一方面，解決了委托理論中能參與利潤分配盛宴的方范圍狹窄問題，把利潤分配主體擴展到全體員工；另一方面，也不否認勞動要素之外的生產要素對利潤的分配。[10]人力資本理論、委托理論和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使經濟分配理論再度突出了勞動要素作用和地位，使勞動要素在理論上進入到利潤分配層面，強調勞動要素對應的不僅僅是工資收入。這一階段經濟分配理論再度回歸到以研究人與物、人與人關系為主。[11]

二、利潤分配定理推導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在堅持經濟學為指導的前提下，積極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有益成分，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進一步完善，有利于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健康發展。在分配理論方面，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按要素分配并存的模式。[12]按勞分配為主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本質要求，勞動要素與物質生產要素結合創造了全部價值。但另一方面，勞動要素只是生產要素之一，沒有其它生產要素的結合，也無法完成生產過程，實現商品價值。按上述分配理論綜述可知，新古典經濟學分配理論代表是克拉克分配定理，其指出了在規模經濟不變條件下，生產要素與生產要素邊際生產力乘積之和可全部分配產出，但利潤在生產要素間如何分配并未以定理方式給出。本文目的是在理論上以定理方式推導出利潤如何在生產要素間按一定規則被全部分配，并突出勞動要素作用，給出各生產要素的利潤分配比例。這需要把剩余價值理論、克拉克分配定理和委托理論緊密結合起來。

篇（4）

經濟學這門學科突出的特點是偏重于理論分析、高度抽象。首先，經濟學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建立起來的學科，具備完整的知識體系，理論體系極其嚴密，但相互之間又極易混淆。其次，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廣泛運用數學推導和數學模型，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要求學生要具備較強的數理基礎和邏輯推理能力。這一點對于數學知識不牢固的學生來說尤其困難。再次，學生一直處于近乎封閉的學校學習環境中，缺乏對現實經濟生活的了解。在幾乎沒有任何感性認識的條件下，學生學習本課程確實困難。

（二）教師本身的局限性

我國高校中的經濟學授課教師大多數都沒有國外工作、生活的經歷，特別是地方高校的教師很少有機會接觸有國外生活經歷的人群，這就增加了教師把握理論特點、理解理論精髓的難度。這也是為什么經濟學教學普遍存在照本宣科、無法合理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學理論解決現實問題的原因之一。

（三）案例的局限性

國內高校常用的教材一般有三種。第一種是高鴻業主編的《經濟學》，這本教材的邏輯性和條理性都比較強，整個體系也很完整，比較適合國人的閱讀習慣，其缺點是教材缺少案例。第二種是國外比較流行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或者曼昆的《經濟學原理》，這兩本教材圖文并茂，語言通俗易懂，書中案例多，更新也快，但是案例是針對國外編寫的，國內學生看不懂。第三種是高校教師自編的教材，這種教材大多以第一種教材為范本，再加入適當的案例，但案例針對性不強，實用性也有待驗證。

（四）學習模式的局限性

在國外，教師把學生學習任務放在課下、放在平時，課堂只是檢驗學生學習效果的場所，學生自己找主要的問題在課堂提問、討論。在國內，學習任務全部壓縮在課堂，效果的檢測放到了期末一張試卷上，這種已經固化的學習模式“養懶”了學生的思維。

二、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措施和建議

（一）豐富教學方法

第一，案例教學。本文提到的案例教學有以下4個步驟。案例教學第一步，課前案例以教師提供素材為主，學生分析案例并把分析結果上交，學生的分析過程以漫談的形式進行。案例教學第二步，教師講授過程中嵌入理論，并針對該案例分析解釋。這個階段培養學生關注現實和運用理論分析問題的習慣。案例教學第三步，教學結束后，讓學生對本節理論知識進行整理歸納，教師補充總結，并指出掌握理論的關鍵。案例教學第四步，要求學生對自己的案例分析結果重新梳理。這種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帶著對問題的思考進入學習過程，從而培養學生的理論分析能力。第二，啟發式教學。啟發教學可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引導學生積極主動思考。以微觀經濟學的消費理論為例，課前可以請學生觀看電影《致青春》，并思考鄭微和陳孝正之間存在問題的原因。授課時請學生回憶效用、無差異曲線、預算線的含義，啟發學生結合電影分析當無差異曲線和預算線變動時消費均衡點的變化，教師再適時總結。這種教學方式可以引導學生結合現實理解理論，指導學生從經濟學角度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經過反復的系統訓練也可以培養學生的經濟學思維模式。第三，參與式教學。這種模式由師生共同參與，學生是課堂主體，教師的作用是引導。以博弈論為例，在介紹基本理論之后，教師可以拋出題，然后鼓勵學生大膽發表意見，引導學生各抒己見，提出質疑，并自由辯論。通過互動，學生會發現自己欠缺的知識，從而主動出擊查找資料，充分發揮自身的主動性。同時也可以敦促教師盡快更新知識，擴充知識容量，提高自己的講課技能和效果。這一過程也是教師和學生之間思想碰撞的過程，教師可以通過這個過程更好地了解學生的思維模式，有助于日后有針對性地改進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模式可以教學相長，相得益彰。以上幾種教學模式可以根據章節的特點穿行，使學生融教于學，學用結合，并且在過程中培養和鍛煉學生的思維方式，真正使經濟學變為有用、有魅力的學科。

（二）充分、合理地利用現代媒體

多媒體教學以其簡潔、生動的特點在現代教學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傳統經濟學的大多數課件教學都是顯現整體圖像，無法動態呈現具體的分析過程，這對學生的理解造成困擾，使其無法準確理解各種因素的變動過程，自然也無法理解結果。這也是大多數同學認為經濟學很有用，但是很難學的原因之一。我們建議，在教學中應發揮多媒體教學的優點，采用現代技術信息的方法，在課件中動態地展現變動過程；對結果的變動，則綜合利用多種技術方法如動畫的移動、淡出、退出和加入音頻等手段突出講課章節的重點、難點。這一方面可以突出強調教學本身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學生更加有興趣學習經濟學。同時教師也可以在教學中加入通俗易懂、有實踐教育和教學意義的原創案例和視頻供大家分析。這不僅可以豐富課件本身的內容，同時對學生所學的理論知識也可以起到理解、鞏固和應用拓展的作用。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培養需要系統的經濟學訓練，所以每章內容講授完畢后，教師還應提供一定數量的習題供學生練習。合理利用多媒體能使經濟學的高深理論走進我們的生活，充分利用相關視頻能提高學生學習經濟學的興趣，這是提高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有效途徑。

篇（5）

二、多層級的理論影響

（一）完善了舊有的框架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創設了實證特性的調研方式。實證根基上的這種調研，讓調研得來的真實數值，能折射出政府監管這一范疇的精準狀態，且彌補了慣常調研路徑下的解析缺陷。學術界經由審慎的反思，漸漸接納了特有的實證角度，全面查驗了規制關涉的理論。

（二）變更了管控傾向

部門利益關聯著的理論促動下，帶有經濟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傾向去轉變。伴隨技術拓展，人們明辨了管控的必備價值，同時也發覺了潛藏著的管控弊病。例如：經濟規制框架以內的若干手段，都帶有局限的特性。為此，應當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經濟的拓展。

（三）理論潛藏著的局限

部門利益關涉的規制原理，強調各時段中的監管代價，忽視掉了監管中的真實收益。為此，依憑這一規制機理，只能解釋成效不佳的監管，卻沒能發覺成效凸顯的管控領域，如消費權益特有的維護。理論解析依憑的假定，把多層級的關聯主體，都設定成絕對態勢下的經濟人。這就促動了個體范疇中的最大利益，卻帶有絕對化這一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這樣的浪潮之下，有著自然特性的壟斷企業，如電能供應特有的企業，沒能經由放松規制的路徑，朝向放任這一方向去進展。

三、體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互通的理論關聯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促動了傳統架構之內的原理審視；對解析得來的各類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設的這種審視，完善了舊有的機制框架，對市場范疇以內的價格監管、對應著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憑的傳統機理，與部門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帶有內在特性的價值。互通中的原理進展，能夠吸納彼此優勢，創設了原理再生這樣的新路徑。傳統規制架構下的經濟學，歷經長時段的進展及變更，創設了可競爭特性的分支理論。它把慣常提到的激勵規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舊有的利益限縮。在這之中，可競爭范疇內的市場機理，引入特有的監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壟斷特性被淡化的關聯行業，被重新劃歸進市場這一范疇；用平日之內的劇烈競爭，替代嚴格態勢下的管控及規制。

（二）新時段的規制進展

規制理論特有的新近進展，被設定成修正得來的新規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對稱，看成添加進來的博弈要素。對市場架構內的價格管控，予以查驗監督；擬定的監管路徑，著力去限縮耗費，促動監管成效的水準升高。這就設定了帶有激勵特性的價格管控。激勵特性的規制，擬定了文本架構下的規制合同。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對稱特有的弊病，為接納規制的關聯企業，添加了內在特性的刺激。

（三）彈性特性的規制途徑

帶有激勵特性的多樣規制，被整合于市場架構之內的壟斷領域，如天然氣特有的運送領域、交通運輸關涉的領域、電力運送及對應著的電信領域。規則依托的評判機制，也凸顯出公平的特性。彈性特性的規制空間，包含促動及激勵這樣的新規制、調和價格及限縮成本。這就銜接了自由態勢下的規制，拓展了價格管控中的彈性空間。

篇（6）

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產出包括發明、數據庫、專利、技術、專著以及發表的論文，其中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從而保證了最基本的質量及獨創性，從而發表的論文作為研究科學合作的載體以及一個體現個人學術價值的指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產出形式之一。關于論文的統計數據來源有三種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獻計量和數據庫中所提取的已發表的論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項目中兩個或更多學者之間的密切交互，這種交互是帶有一個或更多目的的，如為獲取資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種科研合作行為:責任劃分、資源共享、知識轉移、學術會議、交互技術，觀察Cumming論文中的相關系數矩陣發現五種合作行為與六種項目產出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中，知識轉移與項目產出之間的6個相關系數均高于其他四個合作行為。進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開發表物上的成對出現的地區名稱，所以對于本文所建立的數據庫而言，是在中國知網(以下簡稱CNKI)上發表的由NSFC項目資助下的共同發文的單位名稱。本文研究團隊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間在CNKI個人數字圖書館中，按照期刊檢索條件為“支持基金”，并在該選項中輸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396名博導在1999－2012年間所獲475項NSFC項目的批準號進行摘要式檢索，共檢索到8156篇論文。采集檢索結果中的“作者”、“作者單位”、“年份”三項信息，所檢索出的信息逐一錄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項目數據庫”。Katz總結了影響科學合作的十類因素，其中第十種就是空間距離的縮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間位置上的合作關系應包括三個步驟，參照Katz所提出的步驟，本文在第一步中構造了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科研合作面板數據庫，同時對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進行了擴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開展靜態面板回歸和動態面板回歸。

3研究結論

3．1隨著距離的增加，合作是否會隨之梯級式減少

距離所造成的合作障礙因素包括文化的、語言的以及組織間的差異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強度在本質上會隨著兩個交互主體之間的距離增加而削弱，同時因為科研項目的順利推進需要項目參與者頻繁地開展研討活動，從而處于相同或鄰近地域的學者之間開展科學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傾向于空間上的集聚。從空間上看是否是這樣呢?從圖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間8156篇論文中合作發文單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內部的除外)對子，可以看出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經度23°117''''E至45°75''''E以及緯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規則梯形區域里，這一區域的四個頂點分別為成都、廣州、上海、哈爾濱。另外，華東地區是七大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這便引發了如下問題，即圖1中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間的合作，若從地區層面來看，又呈現出怎樣的更為深入的現象和規律呢?Hoekman對2000－2007年期間的WOS數據庫中33個歐盟國家的313個地區的合作發文數據進行了統計，發現就總體而言，樣本的科學合作發文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地區邊界效應要強于國家邊界效應，而后者又強于語言邊界效應，這三者的彈性系數依次為:－3．342、－1．645、－0．969，其研究結果表明合作發文具有地域性，且“遠程邏輯”與“地域邏輯”并存。本文對Hoekman的遠程邏輯進行細化，對應圖2中的地區③間合作以及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而地域邏輯對應圖2中的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圖2中三種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蕩態勢，以2004年為界地區間合作占比與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之間合作占比兩折線開始呈現明顯的交錯上升態勢，地區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為2009年的0．067，而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現在2005年為0．052，地區間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達到0．051，這兩個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從2005年開始后者一直遠遠低于前兩者，說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的NSFC項目資助下在發文上呈現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區”偏好，并隨著時間的推進得到了加強。這兩個偏好的發現恰恰與Pan不謀而合。盡管當前交互工具有較快發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著科研工作者更傾向于尋求與他們位于同一區位的合作伙伴。然而遠程合作卻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強度呈指數衰減。由圖2發現假設1部分成立，即合作會減少，但不是梯級式的，而是發生了主體的躍遷，即跨區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間的偏好躍遷。

3．2跨越不同邊界時，合作是否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牛頓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間上不同點的主體之間的交互問題，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響區域網絡中科研合作的決定性因素，兩個地區之間的合作強度取決于兩個地區各自的發文量及兩地區之間的物理距離。分別借助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展開進一步分析，可借助靜態面板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NSFC項目資助下所開展的科研合作進行分析，關于距離與科研合作相關關系的代表性文獻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靜態面板的總結如表1所示。Montobbio總結了距離的四種測度:地理距離(包括三種計算方法:兩地區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也可用兩地區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亦可用兩地區的最大城市之間加權的距離來衡量);考慮了交流成本的“時差”距離;文化歷史相關的距離;技術距離。由Montobbio的相關系數矩陣表發現第一種距離中的三種類型的距離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三者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0．99，從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種即可，同時結合表1的歸納，本文采用的是與Pan相同的測度形式，即以兩個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引力模型中的距離度量。根據技術經濟及管理博點的分布，參照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劃分，中國七大地區的中心城市最終確定為⑥:沈陽(東北)、上海(華東)、武漢(華中)、廣州(華南)、重慶(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區之間的直線距離采用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與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為:Cij=kPα1iPα2jdβij，據此建立計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為地區i(第一作者所屬單位為地區i)與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pubi表示地區i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pubj表示地區j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disij用兩地直線距離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項，誤差項為vit，i=1，…，7為橫截面下標，t=1，…，13為時間單元下標。經過LLC單位根檢驗，發現co．pub、pub、dis均不存在單位根，說明不存在偽回歸，可以使用OLS進行靜態面板回歸分析⑧，結果如表2所示。(1)地區合作的距離效應、自我效應、尋他效應與滯后效應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區間的重要程度不同，一個地區的知識生產不僅受到其周邊地區的正向影響，而且與其所處的研究網絡中關系鄰近地區的影響，Scherngell研究發現兩個組織之間的距離每增加100km，兩者的合作會減少27．8%。表2對某個地區其他地區之間合作發文的計量模型進行了靜態面板回歸，發現七個地區的距離與合作發文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負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間，即距離disij與雙邊合作co．pubij呈負相關關系又即存在“距離效應”。其中華南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弱為－0．1615，說明短期內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該地區開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而華東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強為－0．3017，表明在短期內空間距離仍是影響該地區開展科研合作的關鍵因素，意味著該地區開展區際間合作時地域空間的鄰近性顯得更為重要。地區i及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與該地區自身發文量pubi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華東地區自身發文量每增加100篇，其與其他六個地區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64．83篇，在七個地區中“自我效應”最強。“自我效應”強即當對方合作發文量一定時，某地區自身發文量越多則其會吸引其他地區參與合作發文的意愿越強。西北地區的“自我效應”最弱，其相關系數雖也為正，但不顯著。自身發文量彈性系數低于0．3的地區有東北(0．2899)、華北(0．2998)、華南(0．2609)，高于0．3的地區為華中和西南其系數值分別為0．3368和0．3442。地區i的合作伙伴j的發文量pubj也會對這兩個地區間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影響，但卻呈現出正向和反向兩種情況:如華東地區合作伙伴發文量會對華東地區的合作發文量產生反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0191(雖然并不顯著)。華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雖然會對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產生正向影響即為正相關系數，但卻不顯著。東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與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均高于0．3，在顯著性水平均為1%時分別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區的“尋他效應”最強，即當該地區自身發文量一定時，其合作伙伴發文量越大，則西北地區尋求與合作伙伴共同發文的意愿越強。表2的分析均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合作的短期規律，那么長期條件下又會呈現出怎樣的規律呢?借助動態面板開展進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滯后項，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項，進而造成了估計的內生性問題，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樣本性質，減小了一階差分GMM估計量的偏誤而被廣泛應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樣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一步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對式(2)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所示。當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作為解釋變量后，發現華南、華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別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過Sargen檢驗即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表3中僅有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的動態面板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觀察表3發現東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會對當期合作發文量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存在正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3574，表明東北地區上一期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35．74篇。可認為東北地區存在“滯后效應”即前一期的合作發文量L．co．pubij會對后一期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顯著性影響作用，這與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結論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對1990－2004年間歐盟項目資助的科研網絡中296位學者在基金資助下的科研合作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在資助期結束后，科研網絡中的合作對科研產出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且上一期的論文產出對后一期的論文產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介于2．40－2．55之間。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間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機構124位受訪者所做的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同時前期發文量與當年國際合作發文量之間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呈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為1．01。可以發現這兩項研究結果中的相關系數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關系數值。華東地區、西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對當期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分別為0．3310和0．2713。而華北地區的“滯后效應”不顯著，東北地區的滯后效應最強。另外，當解釋變量系統中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后，其他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四個地區中僅有華東地區的所有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不僅作用方向沒有改變且作用強度加大了，稱為華東模式:短期內華東地區的距離效應(顯著)、自主效應(顯著)均在長期內得到了強化，而短期內不顯著的負向尋他效應在長期內卻變得顯著了。這表明華東地區在當前及以后一段時期內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該地區作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的重要知識基地，吸引其他地區與其合作的引力會更強。長期內距離效應變得不顯著的地區為華北、西北，表明短期內華北、西北兩個地區尋求合作伙伴的距離障礙在長期里卻會“消融”，這種現象也發生在5thEUFP項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個科研項目中必須有國際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樣本數據為中國國內數據，基于此可以認為NSFC不僅應加強國際地區間合作，更應首要加強國內(地區)合作。但多長時間才能出現距離的消融卻是一個問題，部分取決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項目資助政策上鼓勵合作研究，若是則距離消融的時長會大大縮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間11個發展中國家與7個發達國家的USPTO專利申請者的14684項合作開發的專利，利用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創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國家的預期合作越多，越多的當地需求會降低空間距離對開展合作的影響，反映在相關系數上絕對值減小。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釋為何長期中西南、華東的距離障礙卻未消融，即西南和華東地區的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區內部。長期內華北地區合作伙伴的發文量對華北地區合作發文量不會產生顯著影響，相關系數為－0．0994(不顯著)，表明條件充分的時華北地區可能會向華東模式演進，而條件之一便可能是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導的時空遷徙，本文統計數據顯示在統計期內發生遷徙的博導中有16．7%的遷徙進入華北地區。而跨省合作的現象并不顯著，但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其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現出什么樣的細化特征?本文對20個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城市開展合作發文占比為前三四分位數的鄰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三個指標在圖3中進行了展示。發現圖3中大橢圓以及小橢圓所包括的點呈現出“剪刀差”走勢。城市內合作占總體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為:哈爾濱40．98%，南京32．93%，長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漢20．25%，成都20．00%。圖3中，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的20個城市按照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對三個指標同時進行了排序，發現福州、南昌、長春、杭州、哈爾濱、南京、北京、沈陽、長沙、成都這10個城市中的不相鄰神域合作占比折線與同省合作占比折線形成了一個大“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鄰省合作的意愿和頻率均很低，說明隨著這10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意愿的減弱，同省合作的傾向卻得到了加強。相對而言，福州、南昌、長春三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傾向幾乎是占絕對主導的。而重慶、武漢、合肥、西安、太原這5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折線與鄰省合作占比的折線也形成了一個小“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說明這五市開展鄰省及不相鄰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頻率均相對較強。綜上所述，研究結論顯示不論是從地區層面，還是省域層面，均發現假設2成立。

篇（7）

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 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

[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

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 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 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 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 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 ，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

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 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 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 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

篇（8）

一、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市場研究

市場本意是指“貿易”或“貿易的場所”,西方市場含義從原初的“一個交易者進行交換的物理空間、人們的聚集以便從事相關的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權利”,到近代的市場意味著“一般性的買賣關系”。從那時起,經濟學家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朱國宏,1999)。當前,主流經濟學仍然把市場視為理性個人決策者基礎上的價格機制。

從歷時維度梳理市場的經濟學研究,可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點中得到體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把市場的主題定義為市場與勞動的分工及市場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的邊際主義學派分析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生產者對利潤的最大化追求與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爾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理論——自發秩序的市場,排除外在干預如國家、法律等;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強調國家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效問題;以及二戰后以諾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對市場的研究——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制度。

經濟學家關于市場的研究忽視了“市場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復雜的市場現象簡單化為純經濟問題來處理的弊病。當然這其中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市場理解——把市場視為一種制度,為經濟學與社會學共同關注“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正如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經濟學理論是關注市場的,(而同時)它也正是造成一種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們很少將注意力關注于市場理論”(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經濟學文獻關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制度即市場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認為“經濟學家宣稱要研究市場,但是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市場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為模糊”(Coase,1988)。

市場現象是復雜的,正由于市場現象的復雜性以及經濟學自身對市場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努力,促使了對市場研究的“社會化”。與此相應,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的古典作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實質是一種社會性的構成形式,市場是由社會關系組成的;韋伯強調的權力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中發生的社會行動往往是以競爭的形式開始而以交換的形式結束的;波蘭尼在《大轉變》一書中力圖進行的工作就是認為具體的市場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并由現實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與尼爾•J•斯梅爾瑟(NeilJosephSmelser)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們主要是在結構——功能的系統分析中闡述了社會體系支撐下的市場。

瑞典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市場,強調市場是各方間通過交易而維持的不斷發生的一種固定互動模式;美國的社會學家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從市場的制度角度出發,認為一個穩定的市場需要產權、治理結構、交換規則和控制觀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場的問題上,弗蘭克•道賓(FrankDobbin,2008)主編的《經濟社會學》一書中的作者們,特別關注影響市場形成與演化的四個因素: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社會網絡以及經濟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認為還存在另外一些從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國發展的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市場社會學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構成了市場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1960)、《區隔》(Distinction)、《經濟的社會結構》(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經濟人類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綱要性闡述。布迪厄對市場問題研究的切入,主要是應用他的場域-資本-習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源于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顯然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國經驗似乎是對我們現有經濟發展理論之主要原理的一個巨大挑戰”(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種特殊的市場營銷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寧人在滬建構鋼材專業市場為例,探討周寧人的市場營銷實踐所帶來的理解市場建構的新視角。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一個人口不到20萬的小山縣現在卻有6萬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邊從事鋼材貿易行業,周寧縣人在上海的幾十個鋼材貿易專業市場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及鋼材專業市場內部運作邏輯是什么,為什么近十多年來周寧縣人紛紛涌入鋼材專業市場從事鋼材貿易行業,而不是其它的行業,鋼材是同質性強且資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場中競爭強烈的企業如何獲得利潤從而進行自身的再生產,以及鋼材專業市場的發起、穩定與變遷的內在動力、變化機制是什么。

二、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的分析方法與范式

(一)“場域-資本-習性”及其分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來在西方學術界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創建了一種“建構的結構主義”的獨特思想風格和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布迪厄的理論雖然艱深,但有一組核心概念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即“場域-資本-習性”。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提煉出一般的場域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時,“確信只有深入一個經驗的具有歷史處境的現實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會最深刻的邏輯”(布迪厄,2007)。針對本文研究的鋼材專業市場,這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根據鋼材市場具有的特有運作邏輯,尋找鋼材專業營銷場域的“本土”性的現實機制——經驗的特殊性。

要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理解市場的運作,首先必須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性思維”;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傾向行為哲學——習性概念,這是分析與理解營銷場域的關鍵;第三,要理解不同場域有不同的“邏輯與運作規律”。場域具有“場域的同構性”特征,即“差異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場域-資本-習性”的一般特征與分析營銷場域的方法和步驟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主要是認為“社會科學無需在這些極端(行為與結構)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為也包括結構,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歷史,而這些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其場域與習性概念的分析體現了關系性思維的分析特點:“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些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而習性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布迪厄認為習性是作為一種生成的自發性,在與不斷變化的情境的臨時遭遇中確定自身,它遵循著一種實踐的邏輯,這種邏輯雖然含糊,帶有大約的性質,但卻確定了與世界的日常聯系(布迪厄,2005)。習性體現了“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s)”兩層含義,結構化了的結構是指習性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結構的產物,為行為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促結構化的結構是習性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布迪厄,2005)。總之,習性的核心意義在于它表示行為的身體基礎與認識基礎,強調創造性、生成性,但同時又是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如戴維•斯沃茨闡釋道,“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理論”(斯沃茨,2006)。

何謂場域,布迪厄曾如此定義:“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對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制度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都是客觀決定的;而決定這些位置的是它們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即游戲的實踐空間,場域運作與轉變的原動力在于場域的結構形式,特別是根源于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用各種策略來保證或改善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獲取更大的利益,以便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爭斗的空間。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以物化的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包含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種銘寫在事物客觀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認為資本主要有四種形式:即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歷)、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和符號資本。資本與權力是相連的,一個人擁有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空間中位置,各種資本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經濟資本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認為習性、資本和場域之間是一種雙向互構關系,這主要表現在:(1)習性取決于場域中行動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資本的占據而構成;(2)場域對習性是形塑關系,同時場域制約著習性;(3)習性對場域有認知的建構關系,場域是一個被賦予了價值和利益,值得行動者去投入的世界;(4)資本與場域是相依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行動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5)場域是一種網絡結構,如果沒有資本,空洞的結構也是沒有意義的。

布迪厄認為根據事物具有“結構與功能的同構性”特性,說明了不同場域具有差異中的相似性——場域具有同構性特征,即“在場域發展出同型的特征——諸如統治位置與被統治位置、排除策略與侵占策略、再生產機制與變遷機制等——的意義上,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構性”(沃爾茨,2006)。這是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論原則,也是場域理論的解釋原則。正基于這種觀念,本文提出的“營銷場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依據。

另外,布迪厄認為開展場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驟是:第一,必須分析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實踐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結合起來;第二,必須描繪出行動者或群體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群體是為爭奪在這個場域中的特殊權威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分析行動者帶入他們在場域中的相應位置的習性,以及他們在競爭場域中追隨的社會軌跡(包亞明,1997;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沃爾茨,2006),這為人們分析營銷場域提供了研究進路。

(二)營銷場域:一種市場運作的分析范式

營銷場域理論的基礎假設主要包括:其一,人類的行為無法用理假設分析,更多地是考慮行為合法性,表現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習性”實踐上;其二,行為的選擇偏好來自特定場域,即經濟是嵌入在場域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制度、規范以內生的形式,建構理選擇的偏好。營銷場域中的行動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和制定實現目標的策略時,總是從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場結構中尋找資源。

營銷場域從分析的意義上說,可以定義為營銷場域里各個行動者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網絡或構型,強調營銷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競合關系的社會實踐空間。這樣理解的市場其特征主要有:強調市場中個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市場出現統治結構或聯盟、能勾畫出市場中行動者各個位置之間的客觀結構,以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行動者明確占有資本與它們之間的轉換以及強調習性的實踐性。

從概念化的意義上看,營銷場域理論必然是一種市場社會學的分析范式。市場被概念化為場域的一部分,或者說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場域,它主要說明的是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市場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以價格為例,價格是由該營銷場域的結構所決定,而非其他,這與經濟學分析市場中價格的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價格不能決定整體結構,而整體結構能決定價格”(Bourdieu,2000)。針對作為場域部分的市場,布迪厄強調經濟生活主要是由行動者與特定的行動習性在營銷場域的遇合,同時市場深受某一完整的經濟場域影響。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包括了不同位置間公司的權力關系,它通過各種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象征資本等)的聯合與競爭加以維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處于被支配地位(挑戰者),它們之間一直充滿著競爭。另外,在這一場域之外,尤其在國家層面上所發生的一切,比如某個產業政策的變化,在市場內部的競爭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場域理論貫通了微觀實踐習性個體與宏觀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互動以及具體的市場起著橋梁中介作用,即市場傳達了個體的實踐引起社會的變化,同時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動通過具體營銷場域而影響場域中個體的策略抉擇。

布迪厄關于市場的最經典論述在于《經濟人類學原理》一文中的表達:“人們所說的市場是兩個互相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的總和,正如齊美爾所說,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種‘非直接的沖突’基礎上,即依賴于通過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場域結構。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強化著這種權力關系,他們往往變相使用所能運用的權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轉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在場域中實際占有的位置、客觀關系的社會結構而進行競爭,從而不斷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布迪厄用“場域-資本-習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場中個體、企業、企業組織聯盟,以及市場甚或營銷場域之外政策層面的關系。

三、案例:上海周寧人的鋼材專業市場

人們可以對鋼材專業市場做這樣的理解:從物質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為具體的鋼材交易市場,同時從市場承載的內容與功能看又是鋼材商品流通的領域,是利益相關人的社會關系樞紐與窗口,它還連接和反映著特定文化、制度與政策的環境,并且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再生產”的機能。做這樣理解的鋼材市場,恰是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概念化市場所具有的意蘊。由此,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專業市場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為獲取經濟利益而進駐的行動者——周寧人及相關利益者(企業家、商人、雇工以及與市場相關的利益者,如當地政府等)占據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其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憑借各自擁有的特定資本與具有的習性,在一定的營銷場域中生活、經營與管理,同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地創造、建構、經營和不斷再生產身處其中的市場與自身。周寧人是通過在實際情境中不斷調整其行動策略的(遵循“習性”實踐邏輯的),這種策略是構成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心態結構的基礎,是市場與市場參與的行動者雙重結構獲得不斷重塑,進行同步同質雙向互動的結果。

閩東山縣周寧人外出務工經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闖大上海的習性來自三個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歷史上遷徙文化的影響,以“走的越遠越好”的社會心理為驅動;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觀念強,在外出務工經商者的族親隱射中形成習性的“前結構”鑄模形態;第三,每年春節期間滬上老板小車鬧山城,成功人士的創業事跡給平常寧靜的山縣籠罩一層厚厚的創業商業氣氛,創業文化習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宏觀政策支持,也為周寧人到上海務工經商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語

把市場當作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看待,它注重“場內”運作以及與“場外”場域的互動。應用營銷場域理論理解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市場,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單純價格機制問題,更應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結構。這樣理解的市場,其“場”中有鮮活的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競合)、場內行動者和場域本身文化的功能體現與意義表達,以及營銷場域與場外權力場的關聯,等等。

參考文獻:

[1]朱國宏.經濟社會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2]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經濟社會學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經濟學與社會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4]布羅代爾.15到18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M].上海:三聯書店,1992.

[5]尼爾•弗雷格斯坦.市場的結構——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弗蘭克•道賓.經濟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皮埃爾•布爾迪厄.實踐理性——關于行為理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7.

[8]皮埃爾•布迪厄.實踐與反思[M].李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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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收征管工作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分析

稅收領域中的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在政府與稅務機關、稅務機關與其他部門、稅務機關內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本文主要研究征納雙方以及稅務機關內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以及稅務工作人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一）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稅收信息本身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稅收法規的復雜性以及納稅人作為“經濟人”追逐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天然存在。

1.從稅收政策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優勢方。

稅務機關作為稅收法規的參與制定者和解釋者，其對稅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必然高于納稅人。同時，納稅人經濟能力與知識水平的不同也會影響其對稅收法規的掌握與理解。如果納稅人長時間地不能獲取充分信息，就會對稅務機關缺乏信心,對納稅行為產生抵觸，導致納稅遵從度和納稅人滿意度的降低。由于信息的獲取和處理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在獲取稅收政策方面投入大的納稅人比投入少的納稅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這時不對稱信息可以被看作是對信息成本的投入差異。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憑借信息優勢獲利，這些納稅人利用掌握的信息進行稅收籌劃，少繳稅款正是為了補償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是利用信息投入差異獲取利潤，實質上是資本的獲利性在另一種層面上的體現。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這種行為可以激發其他納稅人學習稅法的積極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稅法的完善，促進整體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2.從納稅人生產經營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劣勢方。

稅務機關獲取納稅人的信息主要通過要求納稅人申報的各種報表及相關資料，一方面由于納稅人稅收知識的欠缺，可能會存在非主觀錯報的情況；另一方面有些納稅人為了少繳稅款，可能會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或者提供虛假信息。稅務機關掌握的信息越少，就越難發現納稅人的偷漏稅行為，納稅人違法成本很低，在利益驅動下這些納稅人傾向于提供更少的信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這種行為不僅造成國家稅款源流失，而且嚴重破壞了公平公正原則，降低了依法納稅的納稅人的市場競爭力，由于稅務機關很難區分誠信納稅人與非誠信納稅人，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納稅人會選擇隱瞞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出現阿科爾洛夫在《檸檬市場》中描述的“劣幣趨良幣”現象，造成納稅人整體質量的下降和誠信納稅人的減少，這就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納稅人逆向選擇。

（二）稅務機關內部的信息不對稱

在稅務機關內部，由于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不同人員掌握的資源不同，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現象。

1.從不同層級方面來看

上級稅務機關掌握本地區的宏觀數據，但是不能完全掌握某下屬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稅源分布情況，同時也不能完全了解下級稅務機關征稅的努力程度。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下級稅務機關從本位主義出發，出現應征未征或者收過頭稅的現象。

2.從不同部門方面來看

稅收管理部門掌握納稅人的基礎資料，收入規劃核算部門掌握納稅人的繳稅情況，稅政部門掌握稅收政策，信息部門雖然掌握的數據比較全面，但是缺乏稅收業務知識。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信息利用效率降低，有時還會存在多頭采集的現象，加大稅收成本，也會造成納稅人的不滿。

3.從稅務機關與稅務工作人員方面來看

稅務工作人員更加了解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情況和納稅情況，同時稅務機關不可能完全了解稅務人員的家庭情況以及工作能力。這種信息不對稱會引發稅務人員的“道德風險”，具體表現在稅務人員不努力工作，或者利用信息優勢尋求信息租金。

三、解決稅收征管工作中信息不對稱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良好的信息傳遞機制

1.主動對外提供信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向信息貧乏的一方傳遞信息獲益。所以稅務機關應該率先共享信息，加強稅法宣傳，創新納稅服務手段，以此來換取更大的納稅遵從。例如可以對納稅人進行分類，根據納稅人經營規模、行業、性質的不同，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稅收專業服務，有針對性地解決困擾納稅人的稅收難題。

2.減少信息傳遞環節。

在信息科學研究領域，著名的美軍傳遞有關哈雷彗星命令的案例說明信息在一級級傳遞的過程中，從上到下不斷發生變化，最終得到一條面目全非的信息。也就是說信息傳遞的環節越多，出現消減、誤差或者變形的概率就越高，減少信息傳遞環節是實現信息準確傳遞的關鍵要素。所以在稅收征管體制上可以嘗試進行機構扁平化改革，合并內部機構，減少中間層級，重點抓住兩頭，即基層工作人員的信息采集和總局、省局的信息。

3.加強信息共享。

整合不同部門掌握的信息，消除信息孤島，特別要重視整合后的信息應用，讓所有部門共享統一信息。統一操作標準，規范流程，努力將一線稅務工作人員掌握的納稅人信息全面納入管理系統作為征管依據，同時還可以防范信息不對稱背后隱藏的道德風險。

4.加強培訓。

通過對納稅人和稅務機關數據采集人員進行培訓，強化數據質量意識，減少由于非主觀因素形成的信息不完整和不準確。

（二）設定合理的獎懲機制

1.建立納稅信用等級制度。

對失信納稅人采取在社會上公告、增加檢查頻次等方式，引導和提升納稅人信用意識，營造誠實、自律、守信、互信的社會信用環境。對信用等級較高的納稅人，開辟綠色申報通道，享受更多的納稅服務和一定的稅收優惠，簡化辦理涉稅申請的手續。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納稅人申報納稅的積極性，確保申報資料的真實、準確；另一方面稅務機關也減少對他們的稅務檢查力度，降低征稅成本。

2.建立考核機制。

主要針對稅務機關內部，包括信息質量考核、績效考核、風險點考核等。例如：對按照規程操作，數據采集質量高的工作人員給予獎勵，反之則進行教育與處罰；對稅務人員執法過程中容易出現風險的關鍵點定期審核、公布，防患于未然。對稅務人員的激勵考核機制應以鼓勵稅務人員努力工作為目標，同時防范道德風險。

（三）加快信息化建設

推行征管手段現代化、全程化，建立涵蓋稅收各項工作，貫穿數據采集、審核、加工、分析、應用各個環節的信息系統；為納稅人提供多渠道、便捷、高效的辦稅系統，提高納稅人獲取、申報信息的能力；使用先進工具簡化信息采集，例如建立電子影像系統，保證信息一次采集，永久使用；建立規范統一的數據交換標準和平臺，積極獲取第三方信息，加快全社會的信息共享。

（四）強化信息甄別

運用審計技術對納稅人信息進行分析審核，包括兩個方面：

1.對稅務人員采集信息的審計，測重于審核采集信息的完整性、準確性和及時性。

根據數據采集標準，對不完整信息進行提示或，根據數據內在邏輯，查找可能不準確的數據，根據工作規范要求，排查超過時限未辦結的任務。例如：稅務人辦理稅務登記后，在一定時限內要求稅務管理人員對其進行納稅限定，可以定期對超期未限定的納稅人進行篩選，防止漏征漏管。

2.對納稅人申報信息的審計，側重于審核申報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通過對納稅人申報的各種資料，如納稅申報表、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基本信息表等進行比對，尤其是要和第三方信息進行核對，如從工商部門獲取的股權轉讓信息、國土部門獲取的土地信息、建交部門獲取的立項信息等，同時還要對本地區相似企業進行橫向對比，甄別納稅人申報信息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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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綜上所述,本文主要針對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當中應用問題進行簡要分析,通過具體論述了經濟信息與宏觀經濟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強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問題進行深入性的認識。

關鍵詞：經濟信息;宏觀經濟管理

一、宏觀經濟管理意義

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活動的過程中,應當結合經濟發展實際情況,順應時展規律。宏觀經濟管理行為同樣需要能夠滿足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場的能力。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首先,宏觀經濟管理需要目標市場調控相關不足部分。由于市場調節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點,往往在進行調節的過程中缺少必要的實時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觀調控。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是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其次,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政府對國有企業放權,不會過多干涉國有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決策問題,這樣就十分有效的維護了形成的市場經濟環境。并對市場經濟的弊端進行規范,從根本上確保了國有資產以及相關問題的安全性。最后,進行宏觀經濟管理能夠更好的維持市場經濟的環境良好與秩序健全。通過加強宏觀調控的力度,能夠更好的實現社會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國家也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增強監督力度與機制。不斷促成良好經濟競爭環境。

二、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重要性分析

經濟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其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部門之間形成良性溝通提供橋梁性的作用。同時,也是經濟管理部門行為的重要數據指導。能夠有效的促進社會經濟生產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類智力發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經濟信息對提升生產力以及提升實踐效率意義重大。經濟信息同樣還能夠具體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其能夠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經濟建設過程中對資源的開發程度與利用效率。是工業發達國家在進行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能夠從根本上推動發展。與此同時,經濟信息在現代經濟環境當中表現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夠開發、增值、預測經濟行為相關活動。在人類社會生活當中,信息、物質以及能源作為人類發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礎,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應用措施

宏觀經濟管理行為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具體包括計劃、決策、監管以及服務等部分。為了能夠進一步提升宏觀經濟管理實際效率,需要不斷健全宏觀建立機構機制。經濟信息意義重大,其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更加至關重要,因此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行為開展的過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斷提升和完善經濟信息管理系統。

(一)構建科學合理經濟信息管理網絡

在進行經濟信息應用措施管理的過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備如何掌握經濟信息的能力,而經濟信息掌握同樣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則和規范。經濟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學的設計與規劃,不能貪多求全。盲目的經濟信息收集會增加信息管理的負擔,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經濟信息管理。同時,經濟信息收集還要確保信息的及時性,要充分體現出信息的時間觀念。除此之外,經濟信息的掌握與收集更加要有針對性,只有有針對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價值。另外,經濟信息的收集還應當從實際出發,形成系統性、完整性的長期信息收集機制。

(二)建立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

宏觀經濟信息管理系統是一種在一定范圍內體現經濟信息總體正常運行的內部聯系和特征的信息。對于宏觀經濟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此系統應堅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統的完整性,允許一定的獨立性、保證一定的可靠性、講究經濟性的原則。體制改革是宏觀經濟政策效應能夠實現的保證,所以要加大力度進行體制改革,首先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加快國有經濟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要不斷的改革國有企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還要改進我國的金融體制,逐步與國際金融接軌,更要實現財政體制變革,實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財政體系,要建成現代國家體制,不斷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潔性。

(三)加強經濟信息導向作用

我國不斷加大宏觀經濟管理力度,最終目的在于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整體進步。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在宏觀經濟管理中要加強經濟信息的引導作用。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雙方面的影響,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只有保證經濟信息應用科學合理,才能促進經濟管理效率的提升,若應用不當,則會對宏觀經濟管理起到制約影響。因此,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必須要加強經濟信息的引導作用,以經濟信息為重要的發展導向,實現推進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例如,在某地區內進行經濟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以此為依據相關部門采取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順利,推動區域經濟整體進步。同時,通過經濟信息的引導,能夠避免出現局部經濟和整體經濟沖突的問題。提升局部經濟發展效益推動整體經濟進步,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目標。

(四)加強宏觀經濟體制改革

基于經濟信息所產生的重要意義,在經濟管理中相關部門要注重經濟信息引導下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形勢,可以進行的宏觀經濟體制改革有:

①在考慮到宏觀經濟長效發展的基礎上,對國有企業當前的體制進行分析,并采取針對性、個體化措施加強對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

②基于我國當前經濟體制的發展情況,可大力倡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便能起到推動國有經濟健康、良好發展的作用。

③通過對國際金融形勢的分析,加強對我國現有金融體制的改革,使國內金融體制能夠與國際接軌,進一步地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針對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當中應用問題進行簡要分析,通過具體論述了經濟信息與宏觀經濟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強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問題進行深入性的認識。除此之外,更對經濟信息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用效果進行了論述,最后,對如何應用經濟信息加以論述,目的就是為了能夠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應對措施。

參考文獻

1、從桑弘羊的經濟政策看中國古代的宏觀管理吳婭茹華夏文化1995-08-15

2、宏觀經濟管理與中央權威胡影江淮論壇1996-04-15

宏觀經濟學管理論文范文二：經濟信息宏觀經濟管理論文

摘要：綜上所述,本文主要針對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當中應用問題進行簡要分析,通過具體論述了經濟信息與宏觀經濟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強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問題進行深入性的認識。

關鍵詞：經濟信息;宏觀經濟管理

一、宏觀經濟管理意義

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活動的過程中,應當結合經濟發展實際情況,順應時展規律。宏觀經濟管理行為同樣需要能夠滿足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場的能力。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首先,宏觀經濟管理需要目標市場調控相關不足部分。由于市場調節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點,往往在進行調節的過程中缺少必要的實時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觀調控。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是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其次,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政府對國有企業放權,不會過多干涉國有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決策問題,這樣就十分有效的維護了形成的市場經濟環境。并對市場經濟的弊端進行規范,從根本上確保了國有資產以及相關問題的安全性。最后,進行宏觀經濟管理能夠更好的維持市場經濟的環境良好與秩序健全。通過加強宏觀調控的力度,能夠更好的實現社會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國家也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增強監督力度與機制。不斷促成良好經濟競爭環境。

二、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重要性分析

經濟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其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部門之間形成良性溝通提供橋梁性的作用。同時,也是經濟管理部門行為的重要數據指導。能夠有效的促進社會經濟生產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類智力發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經濟信息對提升生產力以及提升實踐效率意義重大。經濟信息同樣還能夠具體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其能夠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經濟建設過程中對資源的開發程度與利用效率。是工業發達國家在進行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能夠從根本上推動發展。與此同時,經濟信息在現代經濟環境當中表現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夠開發、增值、預測經濟行為相關活動。在人類社會生活當中,信息、物質以及能源作為人類發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礎,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應用措施

宏觀經濟管理行為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具體包括計劃、決策、監管以及服務等部分。為了能夠進一步提升宏觀經濟管理實際效率,需要不斷健全宏觀建立機構機制。經濟信息意義重大,其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更加至關重要,因此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行為開展的過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斷提升和完善經濟信息管理系統。

(一)構建科學合理經濟信息管理網絡

在進行經濟信息應用措施管理的過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備如何掌握經濟信息的能力,而經濟信息掌握同樣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則和規范。經濟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學的設計與規劃,不能貪多求全。盲目的經濟信息收集會增加信息管理的負擔,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經濟信息管理。同時,經濟信息收集還要確保信息的及時性,要充分體現出信息的時間觀念。除此之外,經濟信息的掌握與收集更加要有針對性,只有有針對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價值。另外,經濟信息的收集還應當從實際出發,形成系統性、完整性的長期信息收集機制。

(二)建立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

宏觀經濟信息管理系統是一種在一定范圍內體現經濟信息總體正常運行的內部聯系和特征的信息。對于宏觀經濟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此系統應堅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統的完整性,允許一定的獨立性、保證一定的可靠性、講究經濟性的原則。體制改革是宏觀經濟政策效應能夠實現的保證,所以要加大力度進行體制改革,首先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加快國有經濟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要不斷的改革國有企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還要改進我國的金融體制,逐步與國際金融接軌,更要實現財政體制變革,實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財政體系,要建成現代國家體制,不斷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潔性。

(三)加強經濟信息導向作用

我國不斷加大宏觀經濟管理力度,最終目的在于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整體進步。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在宏觀經濟管理中要加強經濟信息的引導作用。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雙方面的影響,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只有保證經濟信息應用科學合理,才能促進經濟管理效率的提升,若應用不當,則會對宏觀經濟管理起到制約影響。因此,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必須要加強經濟信息的引導作用,以經濟信息為重要的發展導向,實現推進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例如,在某地區內進行經濟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以此為依據相關部門采取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順利,推動區域經濟整體進步。同時,通過經濟信息的引導,能夠避免出現局部經濟和整體經濟沖突的問題。提升局部經濟發展效益推動整體經濟進步,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目標。

(四)加強宏觀經濟體制改革

基于經濟信息所產生的重要意義,在經濟管理中相關部門要注重經濟信息引導下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形勢,可以進行的宏觀經濟體制改革有:

①在考慮到宏觀經濟長效發展的基礎上,對國有企業當前的體制進行分析,并采取針對性、個體化措施加強對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

②基于我國當前經濟體制的發展情況,可大力倡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便能起到推動國有經濟健康、良好發展的作用。

③通過對國際金融形勢的分析,加強對我國現有金融體制的改革,使國內金融體制能夠與國際接軌,進一步地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針對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當中應用問題進行簡要分析,通過具體論述了經濟信息與宏觀經濟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強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問題進行深入性的認識。除此之外,更對經濟信息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用效果進行了論述,最后,對如何應用經濟信息加以論述,目的就是為了能夠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