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3 15: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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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管理論文

篇(1)

地球為人類提供了空氣、水、土地以及大量的生物和礦物質。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又在不斷地影響和改變著自身的環境,甚至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臭氧層破壞、氣候變暖、水資源的短缺和污染、化學品和固體廢棄物的危害等等,已經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現實威脅。而大部分環境污染物是因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活動產生的。它們進入環境后,通過物理變化、化學反應或生物作用會轉變成危害更大的新污染物。今天反污染的前線不單是在工廠,而是還在你的辦公室里、你的家中。人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是在室內(家庭居室、辦公場所、商店賓館、車輛習機)度過的。調查顯示,上海居民平均有86%的時間是在室內度過的,而有60%的時間是在自己的家中。然而,室內化學污染物的種類及其污染的程度與室外存在著明顯差異,而且要嚴重得多。

除了室外的大氣污染物能經空氣流通進入室內以外,室內各種建筑裝飾材料、廚房炊事、化妝品、日用化學用品和化學制品、復印機、放射性污染物等都是重要的室內化學污染源。人們已從室內空氣中鑒定出300多種揮發性化學物質。盡管其含量一般僅在mg/kg或μg/kg級水平,甚至更低,但某些室內化學污染物的濃度還是遠高于室外,而且由于人們長時間留于室內,其影響是十分嚴重的。醫學研究表明,由上述原因造成的室內化學污染是呼吸道、心血管疾病和癌癥的重要誘因。大量合成化學品不斷進入室內產生的各種化學污染已成為一個突出的健康問題,正在引起發達國的環境和衛生學家們的關切和注意。專家們已發出警告:富強內化學污染對健康的危害已經到不容忽視的地步了,人們在注意室外環境保護的同時,應該采取有效對策,減少室內化學污染,以保護人類自己的健康。

一、建筑裝璜裝飾材料污染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新型建筑裝璜裝飾材料進入了家庭,成為新的化學污染源。家具、墻紙、天花板、化纖地毯、塑料地板、隔熱材料等中所含的甲醛在長期持續緩慢地釋放出來。各種樹脂、油漆、乳膠、涂料、粘合劑等也大量釋入出甲醛。塑料制品受熱潮解時容易發生變性釋放出甲醛。調查發現,裝飾程度較高的居室中,甲醛濃度竟為室外的46倍。甲醛為細胞原漿毒。可經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膚吸收,對皮膚有強烈的刺激作用。可引起組織蛋白的凝固壞死,對中樞神經系統有抑制作用。動物試驗證明甲醛是致肺癌物。室內含量達30mg/m3進可當即致死。因此,研制新一代環保型裝璜裝飾材料,實現裝璜的環保化、綠色化,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控制甲醛污染的有效方法是關閉門窗,在室溫27℃以氨水熏蒸幾個小時,裝修中使用的各種溶劑、粘合劑可造成苯、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等揮發性有機物的污染。油漆中用做稀釋劑的香蕉水,含苯或甲苯達50%—55%,其毒性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神經系統的先興奮后抑制作用,對皮膚粘膜有刺激性。中毒后出現頭痛頭暈、心動過速,重者出現意識障礙、抽搐,可發生腦水腫、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因此,裝修宜適度,剛裝修好的新居應加強通風,不宜馬上入住。

二、廚衛污染

炊事燃燒、分散取暖是居室空氣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各種燃料(煤、石油、液化氣、天然氣)、木材、紙等,在供氧不足下不完全燃燒,生成大量多環芳烴(PAH)。在400℃—800℃下芳香烴逐漸聚合或環化生成的苯并[a]芘是強致癌物。SO2、酚等促進致癌物與苯并[a]芘等聯合作用,使肺癌死亡率逐漸上升。家用爐具排放的煙氣中苯并[a]芘可達1000μg/m2。醫學調查證明,云南宣威肺癌死亡率居全國之首可能與其室內燃煤污染物濃度高于室外的數十至上百倍有關。

流行病學研究表明,煎、炒、烤、烘等高溫烹調加工中,烹調油在270℃高溫下分解,其煙霧中含有多環芳烴苯并[a]芘、苯并蒽,而食用油與魚、肉等食品一起在高溫下能生成烴類、醛類、羧酸、雜環胺等200多種物質,其遺傳毒性遠大于苯并[a]芘,我國女性乳腺癌的高發可能與此相關,香腸、熏魚、烤牛肉、烤焦的魚皮以及直接在火上烤的牛排中,苯并[a]芘的含量分別是高達1.0—10.5μg/kg、1.7—7.5μg/kg、3.3—11.1μg/kg、5.3—760μg/kg和50.4μg/kg。而愛吃煙熏食物的冰島人的胃癌發生率很高。故應改革爐灶,使用脫排油煙機,注意通風、消煙、除塵,減少高溫烹調,提倡烹飪電氣化。

衛生間、下水道散發的氣體中含有H2S、甲硫醉、甲硫二醇、乙胺、吲哚等,有毒性,會引起嘔吐、降低食欲。空氣中H2S含量為30—40mg/m3時即會引起眼睛及呼吸道癥狀。而若低濃度下長時間接觸,也會發生慢性中毒反應,頭痛、眩暈、記憶力和免疫功能下降。

吸煙與肺癌的增長呈正相關。香煙煙霧中含有相當數量的多種PAH、氮氧化物、尼古丁以及As、Ni、Cr等多種致癌物和CO、HCN等多種有害物。用GC/MS分析煙草焦油中的PAH有150多種,其中致癌的有10多種。每100支煙中含苯并[a]芘3.0μg—4.0μg,二苯并[a,j]熒蒽0..4μg,,苯并[b]熒蒽0.3μg,苯并[j]勞蒽0.6μg。吸煙有害健康者同樣受到嚴重威脅。

三、化妝品污染

美容熱使形形的化妝品涌入家庭。專家告誡,應慎用各種化妝品。

臨床發現,使用化妝品引起皮炎患者增多。化妝品中的色素、香料、表面活性劑、防腐劑、漂白劑、避光劑等都可導致接觸性皮炎。香水、防曬劑、染發劑中含的對苯二胺,口紅中含的二溴和四溴熒光素都具有變應原性質,可引起皮膚紅腫、搔癢,發生變應性接觸性皮炎。胭脂、眉筆的筆芯亦含有變應原,可引起眼瞼變應性接觸性皮炎。使用含雌激素的化妝品能引起兒童性早熟發育癥狀。

洗發香波中含的苯酚有毒性。其口服致死量為2g—15g。若苯酚通過皮膚大面積吸收進入體內,對內臟腎功能和神經系統有廣泛的破壞作用。嚴重者1小時內可死亡。洗發水含苯胺類化合物,濺入眼內,2天內眼球表面就出現廣泛損傷,并能滲入晶體引起白內障。苯胺毒性很高,它通過肺呼吸,口服和皮膚接觸進入體內。含氫醌的皮膚漂白劑,含巰基醋酸的冷燙劑、含硫化物的脫毛劑以及指甲化妝品常可引起刺激性接觸性皮炎。國家規定祛斑霜的含汞量應低于百萬分之一,但有些祛斑霜含量增高,引起慢性汞中毒。有些化妝品含有四氧化三鉛(俗稱丹紅)或堿式碳酸鉛(俗稱鉛白),進入人體或呼吸道易引起鉛中毒。

有報道對美國廣泛使用的29種化妝品進行分析,其中有27種檢出了NKEIA(N—亞硝基二乙醇胺),Hecht在7種含十二烷胺的化妝品中發現6種具有毒性、致畸作用、致癌性的N—亞硝基甲基十二烷胺,含量達0.02ppb—0.6ppb。因此,應該選購有衛生部門批準文號的合格的化妝品。而據統計,即程度不同地出現過敏現反應,因此從醫學的角度來看,不化妝、不染發、慎用化妝品、崇尚自然美,是現代女性最佳的養生之道。

四、日用化學品污染

家庭中廣泛使用著各種日用化學品。美國環保局宣稱,從油溱到洗滌劑,家家都有有毒化合物。各種家用除濁劑、消毒劑、洗滌劑、衣服干洗劑、空氣清新劑、家具擦光劑、擦玻璃劑,它們是有用的,但同時也在散發出有毒氣體。一些日用化學品含有揮發性溶劑,如汽油,長期使用有誘發心臟病的危險。

毒性很高的苯胺有少量用于生產家用化學品,如涂料、光漆、染料、抗氧化劑、除草劑、殺蟲劑、茶菌劑。家用殺蟲劑如萘(衛生球的主要成分)若誤服,皮膚沾染或汲入高濃度蒸氣的均可損害肝、腎。文學用做溶劑、來火劑、干洗劑的CCF,用做去油劑、干洗劑的CH3CCI3,用做致冷劑、發泡劑的CH2FCI等是主要的氯代烴污染源。在農藥、油漆、油墨、復寫紙、粘膠劑等中用做添加劑、在塑料中用做增塑劑的多氯聯苯(PCBS),是毒性極大的有機氯化物,可誘導肝癌、腺瘤的發展,并能通過母體轉移給胎兒致癌。多氯代二苯并二惡英(PCDD)、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是目前素養性最大的有機氯化物。殺蟲劑、除草劑的大量使用,使環境中的PCDD、PCDF含量升高,每年進入環境的最可達105g。

五、放射性污染

煙葉中含U、Ra—226、Po—210、Pb—210等放射性物質。我國6個品牌香煙中,Po—210含量為8.5×10-13Curie/g。這些放射性物質被吸入支氣管并在其分叉位積累,導致支氣管上皮腫瘤。打火機使用的電石(氯化稀土產品)含微量U、Th,總放射性比活度為2.5×10-6Curie/kg。放射性稀有氣體氡是嚴重的公害之一。氡是3種天然放射系在放射性衰變的公害之一。由于其有很大的流動性,能隨時被人吸入體內,并繼續發生放射性衰變,形成“內放射”,嚴得損傷人體的組織和器官,因此應注意嚴格選用符合國家標準,放射性物質含量低的建筑材料。身居花崗巖地帶的居民應警惕當地井水、泉水、礦泉水有無異常高的放射性。其飲用水宜存貯幾天后再飲用。

生活燃料煤中U、Th的含量分別可達0.8μg/g。北方農村用無煙囪地爐做飯、取暖,室內環境常被天然放射性物質尤其是Po—210污染,某些居民頭發中Po—210的含量竟高出一般居民50多倍。

六、化學過敏癥和大樓綜合癥

近年來一種易被人忽視的現代文明病——“化學物質過敏癥”頻頻見諸報端,這是指因長期大量接觸化學物質而導致的人體過敏,它嚴重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患者大多存在自律神經障礙,瞳孔對光線的反應以及眼球運動出現異常。其主要癥狀為手腳發冷、失眠、咽喉疼痛、腹瀉、皮膚炎癥等。由于導致上述癥狀的原因十分復雜,醫生往往無法及時明確診斷。報道對144名患者的發病原因進行統計分析,35%因居住在新房內;58%因使用了空氣清新劑、殺蟲劑、香水甚至修正液等化學用品;6%原因不明。其中有80%為女性。除了撤去患者身邊引發過敏癥的化學物質,服用維生素以增加營養,促進排毒,通過運動加快排汗等方法外,目前尚無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隨著高層建筑的現代化,使用空調系統的封閉型辦公場所常使不少工作人員出現眼睛發干發炎、鼻塞、頭痛、胸悶、怠倦、嗜睡等癥狀,被稱為“大樓綜合癥”。其誘因是多種多樣的;濕法復印機散發的碳氫化合物使人疲勞、皮膚疼痛、發炎;干法復印機逸出的臭氧能刺激眼睛與呼吸道,引起炎癥;電腦、信息處理裝置的熒光屏釋放出的正離子影響人體的新陳代謝,降低對疾病的抵抗力,導致熒光屏皮疹;熒光照明設備的紫外線和空氣中各種化學成份一起,產生光化學煙霧,影響視力。人體也是一種污染源,從呼吸道排出的化學物質有149種,通過尿和皮膚排出的有151種和171種。這些化學物質滯留在密閉的室內,對健康造成危害。

七、電子霧污染

電子霧污染雖不屬于化學污染,但在室內環境污染中處于舉足輕重的位置,在此值得一提。空調、彩電、計算機、冰箱、電熱毯等各種電子產品在使用中都不同程度地發出電磁波——電子霧。電子霧會使人頭痛、疲乏、神經質、睡眠不安,影響兒童發育。生物學家調查發同,1969年—1982年美國馬里蘭州有951名男子死于腦瘤,其中大部分是電工或電氣工程師。而在高壓線附近工作的人體內癌細胞的生長速度比一般人快24倍。因此為安全起見,人與彩電之間的距離應保持4m—5m,距離熒光燈管2m—5m;臥室內勿放置冰箱,電熱毯變熱后應及時切斷電源。移動電話,對講機發出的高頻電磁波對健康有影響,經常長時間使用會產生頭痛、注意力分散、眼瞼抽搐、記憶力衰退等癥狀。故能使普通電話時盡可能不使用移動電話。

篇(2)

前言

土壤重金屬污染是指由于人類活動將金屬加入到土壤中,致使土壤中重金屬明顯高于原生含量、并造成生態環境質量惡化的現象。加之重金屬離子難移動性,長期滯留性和不可分解性的特點,對土壤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同時食物通過食物鏈最終進入人體,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環境問題。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態環境保護日趨受到重視,國家對污染土壤治理和修復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逐年增加,土壤污染物的去除以及修復問題,已成為土壤環境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而生物修復技術是近20年發展起來的一項用于污染土壤治理的新技術,同傳統處理技術相比具有明顯優勢,例如其處理成本低,只為焚燒法的1/2-1/3,處理效果好,生化處理后污染物殘留量可達到很低水平;對環境影響小,無二次污染,最終產物CO2、H2O和脂肪酸對人體無害,可以就地處理,避免了集輸過程的二次污染,節省了處理費用,因而該技術成為最有發展潛力和市場前景的修復技術。

1.污染土壤生物修復的基本原理和特點

土壤生物修復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土壤中天然的微生物資源或人為投加目的菌株,甚至用構建的特異降解功能菌投加到各污染土壤中,將滯留的污染物快速降解和轉化成無害的物質,使土壤恢復其天然功能。由于自然的生物修復過程一般較慢,難于實際應用,因而生物修復技術是工程化在人為促進條件下的生物修復,利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去除土壤中石油烴類及各種有毒有害的有機污染物,降解過程可以通過改變土壤理化條件(溫度、濕度、pH值、通氣及營養添加等)來完成,也可接種經特殊馴化與構建的工程微生物提高降解速率。

2.污染土壤生物修復技術的種類

目前,微生物修復技術方法主要有3種:原位修復技術、異位修復技術和原位-異位修復技術。

2.1原位修復技術:

原位修復技術是在不破壞土壤基本結構的情況下的微生物修復技術。有投菌法、生物培養法和生物通氣法等,主要用于被有機污染物污染的土壤修復。投菌法是直接向受到污染的土壤中接入外源污染物降解菌,同時投加微生物生長所需的營養物質,通過微生物對污染物的降解和代謝達到去除污染物的目的。生物培養法是定期向土壤中投加過氧化氫和營養物,過氧化氫則在代謝過程中作為電子受體,以滿足土壤微生物代謝,將污染物徹底分解為CO2和H2O。生物通氣法是一種加壓氧化的生物降解方法,它是在污染的土壤上打上幾眼深井,安裝鼓風機和抽真空機,將空氣強行排入土壤中,然后抽出,土壤中的揮發性有機物也隨之去除。在通入空氣時,加入一定量的氨氣,可為土壤中的降解菌提供所需要的氮源,提高微生物的活性,增加去除效率。

2.2異位修復技術:

異位修復處理污染土壤時,需要對污染的土壤進行大范圍的擾動,主要技術包括預制床技術、生物反應器技術、厭氧處理和常規的堆肥法。預制床技術是在平臺上鋪上砂子和石子,再鋪上15-30cm厚的污染土壤,加入營養液和水,必要時加入表面活性劑,定期翻動充氧,以滿足土壤微生物對氧的需要,處理過程中流出的滲濾液,即時回灌于土層,以徹底清除污染物。生物反應器技術是把污染的土壤移到生物反應器,加水混合成泥漿,調節適宣的pH值,同時加入一定量的營養物質和表面活性劑,底部鼓入空氣充氧,滿足微生物所需氧氣的同時,使微生物與污染物充分接觸,加速污染物的降解,降解完成后,過濾脫水這種方法處理效果好、速度快,但僅僅適宜于小范圍的污染治理。厭氧處理技術適于高濃度有機污染的土壤處理,但處理條件難于控制。常規堆肥法是傳統堆肥和生物治理技術的結合,向土壤中摻入枯枝落葉或糞肥,加入石灰調節pH值,人工充氧,依靠其自然存在的微生物使有機物向穩定的腐殖質轉化,是一種有機物高溫降解的固相過程。上述方法要想獲得高的污染去除效率,關鍵是菌種的馴化和篩選。由于幾乎每一種有機污染物或重金屬都能找到多種有益的降解微生物。因此,尋找高效污染物降解菌是生物修復技術研究的熱點。

3.影響污染土壤生物修復的主要因子

3.1污染物的性質:

重金屬污染物在土壤中常以多種形態貯存,不同的化學形態對植物的有效性不同。某種生物可能對某種單一重金屬具有較強的修復作用。此外,重金屬污染的方式(單一污染或復合污染),污染物濃度的高低也是影響修復效果的重要因素。有機污染物的結構不同,其在土壤中的降解差異也較大。

3.2環境因子:

了解和掌握土壤的水分、營養等供給狀況,擬訂合適的施肥、灌水、通氣等管理方案,補充微生物和植物在對污染物修復過程中的養分和水分消耗,可提高生物修復的效率。一般來說土壤鹽度、酸堿度和氧化還原條件與重金屬化學形態、生物可利用性及生物活性有密切關系,也是影響生物對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效率的重要環境條件。

3.3生物體本身:

微生物的種類和活性直接影響修復的效果。由于微生物的生物體很小,吸收的金屬量較少,難以后續處理,限制了利用微生物進行大面積現場修復的應用,

植物體由于生物量大且易于后續處理,利用植物對金屬污染位點進行修復成為解決環境中重金屬污染問題的一個很有前景的選擇。但由于超積累重金屬植物一般生長緩慢,且對重金屬存在選擇作用,不適于多種重金屬復合污染土壤的修復。因此,在選擇修復技術時,應根據污染物性質、土壤條件、污染程度、預期修復目標、時間限制、成本及修復技術的適用范圍等因素加以綜合考慮。

4.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生物修復技術作為近20年發展起來的一項用于污染土壤治理的新技術,雖取得很大進步和成功,但處于實驗室或模擬實驗階段的研究結果較多,商業性應用還待開發。此外,由于生物修復效果受到如共存的有毒物質(Co-toxicants)(如重金屬)對生物降解作用的抑制;電子受體(營養物)釋放的物理;物理因子(如低溫)引起的低反應速率;污染物的生物不可利用性;污染物被轉化成有毒的代謝產物;污染物分布的不均一性;缺乏具有降解污染物生物化學能力的微生物等因素制約。因此,目前經生物修復處理的污染土壤,其污染物含量還不能完全達到指標的濃度要求。

5.應用前景及建議:

隨著生物技術和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土壤生物修復技術研究與應用將不斷深入并走向成熟,特別是微生物修復技術、植物生物修復技術和菌根技術的綜合運用將為有毒、難降解、有機物污染土壤的修復帶來希望。為此,建議今后在生物修復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方面加強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1)進一步深入研究植物超積累重金屬的機理,超積累效率與土壤中重金屬元素的價態、形態及環境因素的關系。

(2)加強微生物分解污染物的代謝過程、植物-微生物共存體系的研究以及植物-微生物聯合修復對污染物的修復作用與植物種類具有密切關系。

(3)應用現代分子生物學與基因工程技術,使超積累植物的生物學性狀(個體大小、生物量、生長速率、生長周期等)進一步改善與提高,培養篩選專一或廣譜性的微生物種群(類),并構建高效降解污染物的微生物基因工程菌,提高植物與微生物對污染土壤生物修復的效率。

(4)創造良好的土壤環境,協調土著微生物和外來微生物的關系,使微生物的修復效果達到最佳,并充分發揮生物修復與其他修復技術(如化學修復)的聯合修復作用。

(5)盡快建立生物修復過程中污染物的生態化學過程量化數學模型、生態風險及安全評價、監測和管理指標體系。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由于土壤重金屬來源復雜,土壤中重金屬不同形態、不同重金屬之間及與其它污染物的相互作用產生各種復合污染物的復雜性增加了對土壤重金屬治理和修復難度,且重金屬對動植物和人體的危害具有長期性、潛在性和不可逆性,同時進一步惡化了土壤條件,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業生產的加速發展,所以要更好的防治土壤重金屬污染還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不懈的努力,研發出更好的效率更高的修復治理技術,同時我們還不應該忘記必須加強企業自身的環保意識,提高企業自我約束能力,始終將防治污染積極治理作為企業工作的頭等大事來抓,把企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降到最低限度,形成全社會都來重視土壤污染問題的良好環保氛圍,逐步改善我們的土壤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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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室內環境污染主要物質的種類環境質量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和污染,大致可分為三大類。a:物理性污染,包括噪聲、光輻射、電磁輻射、放射性污染等,主要來源于室外以及室內的電器設備。b:化學性污染,建筑裝飾材料及家具制品中釋放的具有揮發性的化合物達幾十種,其中以甲醛、苯、氡、氨等四大室內有害氣體的危害尤為嚴重。c:生物性污染,主要有螨蟲、白蟻及其它細菌等,主要來自地毯、毛毯、木制品及結構主體等。

主要來源及危害由裝修不當造成的甲醛、氨氣、氡氣、苯、放射性物質等是目前室內環境污染物的主要來源。

a:氡氣的來源及危害。氡氣是一種由花崗巖、水泥、礦渣、砌塊、石膏類建材中析出的放射性物質。主要來源于以天然石材為主的無機材料(花崗石、大理石、石膏、水泥、砂等)和礦渣及工業廢渣綜合利用后的產品(煤矸石磚、粉煤灰制品)。

氡氣很容易隨著人的呼吸進入肺部,傷害人體呼吸器官,嚴重的可導致肺癌;天然石材中的射線會損壞人體造血功能,導致白血病的發生。

b:甲醛的來源及危害。甲醛是一種有機化合物,無色易溶、具有強烈刺激性氣味。該物質主要來源于室內裝飾的膠合板、細木工板、中密度纖維板和刨花板等板材以及用人造板、劣制木材膠水制作的木制家具。其它各類裝飾材料,如某些化纖地毯、油漆、墻紙、塑料泡沫、涂料及一些有機材料也含有一定量的甲醛,其釋放周期為3~l5年。

甲醛對眼、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易引起肺炎、肺水腫、女性經期紊亂、新生兒畸形,嚴重的可導致鼻癌。

c:苯的來源及危害。苯是一種無色透明、具有特殊芳香氣味的液體,密度比水小,不溶于水,常作有機溶劑。苯系物存在于油漆、膠、涂料及膩子中,其釋放周期為2~3周。

苯的含量超過一定濃度時,可在短時間內使人頭痛、胸悶、惡心、嘔吐,嚴重的可使人中毒死亡,同時苯亦可引起白細胞減少,破壞人的免疫系統,嚴重者可導致白血病和心血管疾病。

d:氨的來源及危害。氨為無色、具強烈刺激、揮發性的堿性氣體,比空氣輕,溶解度高。主要在我國北方地區,許多建筑商用氨作為防凍劑加入水泥中進行冬季施工。隨著環境濕度、溫度的變化,從墻體中釋放出來,造成室內空氣中氨濃度升高,另外,家具及木飾面涂飾時所用的添加劑和增白劑,也易揮發出氨氣。氨的釋放周期為7~l0天。

氨對人體的上呼吸道、皮膚組織、感官系統有強烈的刺激和腐蝕作用,減弱了人體對疾病的抵抗力。輕者可引起頭暈、頭痛、流淚,重者可通過三叉神經末梢引起心臟停搏和呼吸停止。

e:其他放射性物質。如杜鵑紅、杜鵑綠、印度紅、紅瓚麻等天然性花崗石的放射性較高,對人體內的造血器官、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均會造成損傷。

新型裝飾材料發展的迫切性

建筑裝飾材料中揮發出的有毒氣體對人體的毒害是很大的。其特點是:品種多、成分復雜、長期低劑量釋放。因此,防治工作應從源頭抓起,即在工程設計、施工工藝、材料選擇、工程監理、日常保修各個環節加大監控力度。誠然,防治工作固然重要,但是還要根本解決污染問題,還是要落實到“材料”問題上,研制和推廣使用新型的環保型材料。新裝飾材料不但有良好的裝飾性和使用性,而且對人體無害,無污染,有利于人體健康。

使用環保材料消除室內環境污染

當前,世界各國都在高舉綠色建材的旗幟。所謂綠色建材,是指無毒或低毒的健康型建材,防火或阻燃的安全型建材,耗能低的節能建材以及各類新型多功能建材。從長遠來看,綠色建材取代傳統建材是大勢所趨。現舉幾例較為成功的新型綠色環保材料。

抑菌材料運用納米技術,通過制品表面的抗菌成分,實現殺菌或抑制微生物生長和繁殖進而達到長期衛生、安全的目的。用抗菌材料制成的產品,具有衛生自潔功能,其抗菌性可與制品壽命同步。

復合型麗晶石復合麗晶石產品是由高強度透明玻璃作面層,高分子材料作底層,經復合而成。麗晶石具有立體感強、裝飾效果獨特、不吸水、抗污、抑菌、易于清潔等特點,而且品種多達百余種,適用于室內地坪、地面,可局部取代放射性強的花崗石石材;也適用于建筑門扇及屏風,起到獨特的裝飾效果。

可替代放射性石材的新材料,石材的可替代新材料的研究也是環保健康裝飾材料發展的重要方向。

a:天然大理石陶瓷復合板。大理石陶瓷復合板的抗折強度大大高于大理石,具有強度高、重量輕、易安裝等特點,且保持天然大理石典雅、高貴的裝飾效果,能有效利用天然石材,減少石材開采,保護資源,保護環境等,也可減少石材對室內環境的污染。

b:石材蜂窩復合板。石材蜂窩復合板具有隔音、隔熱、安裝方便等特點.且保持天然大理石自然、古樸的裝飾效果,同時也減少了室內因石材所產生的放射性輻射及氡氣的產生。

篇(4)

(1)財政撥款。財政撥款曾經是傳染病院發展的強力后盾,是傳染病院最期望獲得的資金來源渠道,當前仍是各傳染病院競相爭取的對象,盡管它的額度有限,但是傳染病院應盡可能利用相關政策和研發項目爭取最大額度的財政支持。

(2)商業貸款。傳染病院競爭力的形成離不開高水平的醫療人員,缺不了先進的檢查設備,少不了優美舒適的就診環境,而這一切卻都與“錢”息息相關。商業貸款的靈活性及其資金的規模使得這些可能得以實現。選擇資金實力強,服務質量高的商業金融機構,建立良好的信貸關系,是傳染病院財務部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商業信貸資金的成本明顯高于財政資金,所以籌資過程中必須論證其必要性、合理性、有效性,選擇合適的金融機構、貸款規模和貸款期限。我院根據醫療業務發展需要,保持了一定額度的銀行貸款,利用財務杠桿作用,發揮資金效益。

(3)商業信用。在傳染病院營運過程中,自然與醫藥經營單位形成了長期的合作關系。選擇質量過關的藥品、技術含量高的器械,才能使患者的診治療效得到保證,而符合這些條件的經營單位通常實力規模相對較強,傳染病院可以利用雙方長期合作過程中形成的良好信用,產生一定量的資金沉淀,一方面有利于緩解傳染病院資金支付壓力;另一方面也能滿足傳染病院短期籌資的需求。我院在籌措200萬元左右的投資資金時,往往通過商業信用來完成。因此,傳染病院籌資管理目標是:以較低的籌資風險和較少的籌資成本獲取必要的營運資金。

2傳染病院投資財務管理目標

舒適優雅的診療環境,高端的醫療設備是患者對傳染病院實力產生信任的前提,因而硬件投資對傳染病院來說必不可少。但傳染病院應根據現有的經濟狀況、醫療條件、所處的醫療環境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合理有效的投資,防止造成有限資源浪費。傳染病院僅有先進的儀器和舒適的診療環境是遠遠不夠的,在現代人力資源第一次超過物力資源而成為傳染病院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的今天,人才已是當前各大傳染病院的首要競爭目標。而人才的有效管理,則是傳染病院持續競爭力保持的動因,防止“盡為他人做嫁衣”。尤其是地市級的專科傳染病院,人才的引進難、留住更難。因此,傳染病院應確立投資管理的目標是:以較小的投資風險和較小的投資成本,獲取較大的投資效益。

3傳染病院收入財務管理目標

3.1業務收入結構管理

按現行傳染病院財務制度規定,傳染病院業務收入由醫療收入和其他收入構成,其他收入往往因傳染病院開展業務范圍受限,金額占業務收入的比重很低。因此傳染病院的業務收入主要來源于醫療收入,而醫療收入中包含了藥品收入,藥品在較多地市,都實行了零差率,因此醫療收入的結構不同,它給傳染病院帶來的收入含金量也不同。即使是在藥品未實行零差率時,按物價規定的順價作價法,毛利僅有15%,應當說藥品收入已不再為傳染病院帶來利潤空間,若管理不善則會產生虧損。為此強化業務收入結構管理對傳染病院的可持續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業務收入結構管理需要以“績效”為導向、考核機制為保障,才能達到業務收入結構持續優化的目標。

3.2醫療保險運行管理

隨著參保人群的不斷擴大,參保收入占傳染病院業務收入的比重不斷攀升,尤其是專科傳染病院更為明顯,我院已達到了75%左右,可以說醫保運行質量高低,決定了參保收入有效性的多少。特別是在江蘇省鎮江市實行“總額預算、彈性結算、部分疾病按病種付費”的復合性結算政策下,傳染病院若采取的醫保運行策略不當,極易造成年度超總控情況的發生,給傳染病院帶來經濟運行上的損失。因此強化醫保運行管理,提高醫保運行質量,是增加業務收入有效性的必要舉措。4年多來,我院高度重視醫保運行質量管理,在其他6所傳染病院超總控的情況下,我院基本實現了不超支,業務收入的有效性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由于各地的醫保管理方式、結算政策和籌資水平不同,決定了各傳染病院采用的醫保運行策略也不同,但不管怎樣,因參保人群的不斷擴大,醫保管理已是傳染病院運行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業務收入管理目標是:保持一定量的業務收入規模,進一步優化業務收入結構,提高業務收入含金量,增強業務收入的有效性。

4傳染病院支出財務管理目標

4.1強化傳染病院成本管理

目前傳染病院的外部醫療環境和內部經濟業務活動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集約式經營管理模式成了傳染病院必選之路,因而傳染病院財務管理不能局限于預算資金收支的管理,而應采取以“績效”為導向的財務管理模式,在保證社會效益的前提下,圍繞績效最大化的目標開展傳染病院成本管理。成本管理需要借助工具,且人人參與,傳染病院各部門的工作人員都要養成事事講成本的良好習慣,成本管理才能有效落實。成本需要量化可計算,傳染病院可根據自身管理需要,分別采取標準成本管理、計劃成本管理、目標成本管理等方法,加強傳染病院成本管理和經濟核算,提高傳染病院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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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化物資管理工作流程

一個合理有效的供應鏈管理會為天然氣公司帶來非常大的利益,如何使供應鏈得到優化也是物資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方面。分散的采購模式會增加成本,所以對于采購方式上的選擇,天然氣集團需要的主要原材料也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可以通過集中采購的方式,將各個部門的需求進行匯總,因為需要采購的原材料比較多,不僅會得到數量上的優惠還會得到價格上的優惠,企業的庫存量也會相對的減少,并且會使采購的原材料規格統一。招標采購的方式,招標方可以根據供應商提供的產品情況和價格,選擇最佳投標書,供應商在價格和質量上公平競爭,使公司在采購中獲得最適合企業的產品。達到對企業的采購成本的控制,為企業管理實現利益最大化。對于進口天然氣工程專用設備及原材料可以選擇,可以采用集中采購與招標采購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采購,在設計招標書時,要盡可能詳細合理,招標流程要科學,對于招標人員的分工也要明確規范,在供應商的數量可以適當的增加,對于設備的選擇也可以增大范圍。對于國內的天然氣設備及材料的采購,對于一些專用的PE管材及管件,專用法蘭和防腐帶等等,這些需求量比較大,供應要及時,可以有公司統一采購,然后根據各單位的需求情況進行調撥。也可以采用招標的方式,將價格壓低,并且可以采購到質量和規格都統一的材料,使材料設備的售后要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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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的實體物資超市的應用及其局限性。

物資管理在實踐發展中通過不斷的摸索與創新,創造出了新型的物資超市管理模式,成為了目前物資管理的風向標和新的重大舉措。對一些生產備件、專用機械零件、儀器儀表等物資的供應,不需要企業專門派人常期出外聯系多家供應商,也不需要占用前期投入的差旅費用等,而是由企業設置一個場所寄放供應商的工業商品,企業在生產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提取,待領用后再統一結算。這種物資超市有點類似于運輸系統中的“車站寄存業務”,實體物資超市起到了一個“代存、代售”的中間環節作用。企業可以靈活在物資超市中根據所需領用商品,如果發現不適用還可以再退回物資超市,進行更換后再進行結算。這種實體的物資超市節省了人力和財力,將企業與供應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固定化、穩態地進行了物資供應和管理。但是,實體物資超市也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這種實體的物資超市要由供應商提供商品和積壓的資金,采取“代存、代售”的方式,這就需要企業與供應商在一定區域內要能保持緊密聯系,可是,為了我國的工業產業的環保、綠色、生態的理念,天然氣及其他大型能源工業都建在比較偏遠的山區或者是人煙稀少的地區,這些地區與我國的繁華鬧區相距甚遠,在空間上與經濟產業圈有相當大的距離,因為空間的阻斷使供應商與工業企業無法保持足夠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實體物資超市的發展。

三、虛擬“MRO”物資超市模式的管理應用。

虛擬“MRO”物資超市模式是基于電子商務平臺上的一種新型模式,所謂“MRO”是指英文MaintenanceRepairOperations的縮寫,它是將所有的工業非生產性物料進行整合,包括備品備件、手動及電動工具、防靜電產品等,實現一站式的、通過網絡運營的購物超市。

(一)實現虛擬“MRO”物資超市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它主要是為天然氣企業服務的內部零售狀態,主要是提供企業內部設備維修、保養所需的各種非生產性物料,在當前經濟進行快速復制的網絡裂變式增長態勢下,虛擬“MRO”物資超市不但可以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而且還可以帶來間接的經濟相關信息,這一虛擬超市的龐大性,足以為企業帶來戰略性的發展意義。另外,從硬件和軟件的配置上來看,計算機網絡已經覆蓋全球,數據庫技術也已日趨成熟,處理數字和存儲數字信息的能力和容量也在不斷擴充,具備了大型存儲數據和處理海量數據的軟件能力。其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運營模式為企業籌劃資金、控制成本起到了保證性的作用,為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加速發展提供了可能。

(二)虛擬“MRO”物資超市模式的流程要素管理。

這種虛擬的物資超市模式是由天然氣企業的采購人員整理出企業全年所需的備件備品數量,對外進行供應商招投標,中標的供應商將其所有的物資價格信息、質量信息等都實行公開化、透明化。企業只需在系統內篩選所需的備件信息,再由供應商依照合同進行發貨,實現了以往的實體庫存向虛擬庫存的轉變。在這一流程中,企業的采購要把握五個要素:其一是:濃縮采購數量增強優勢。由于在虛擬電子平臺上的物資超市采購產品,都是低值并且種類繁多的工業非生產性物料,要是將這些零散的物料分散在多個供應商處進行采購,則必然會增加企業的采購成本,而且在購買談判中也不占據優勢;但是在“MRO”物資超市模式中,企業的不同種類但數量大額的工業物料進行合并采購,并且只在一到兩家供應商處購買,則把大額的采購數量集中到一起,這樣巨額的數量吸引力必然會讓企業的采購占有優勢,而供應商也自然將其奉為“上帝”;其二是:企業與綜合性供應商合作。企業的采購在生產制造商那里,雖然它是備件物料的制造者,成本低廉,但是它提供給企業的價格卻未盡優惠,而且生產制造者也不可能為某一固定企業來積壓庫存,這就給企業帶來了不便。而在虛擬電子商務的平臺上,一些中小型供應商往往能滿足企業的需求,它們產品多樣、經營方式靈活,不但在價格上可以給企業帶來優惠舉措,而且在數量庫存上也能夠提供一定的保障。其三是:就近采購。虛擬“MRO”物資超市主要是利用網絡技術,借助電子商務平臺進行虛擬采購的模式,那么,實際運輸上的時間和運輸成本就成為了虛擬物資超市的限制性因素,這些非生產性備品物料本身就是低值商品,增加了運輸和時間的成本必然會加大其附屬性,因而企業的采購在MRO模式下適于就近采購。其四是:運用企業資源管理系統。由于MRO采購的商品是低值、種類繁多的工業物料,運用企業資源系統,可以增加計劃的有序性、防止出錯和偏差,使運作速度加快。其五是:信用付款的延續性。在企業與供應商在虛擬電子商務平臺上的物資超市采購時,要建立誠信、互利互惠的合作關系,及時守信地進行網上結算,才能保證企業在采購的不同時期能夠長期地得到商品來源,使雙方的合作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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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資源物權和生態補償機制的意義

(一)自然資源物權的意義

自然資源,從最廣泛意義上說,包括在改造自然與征服自然過程中自然界中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可以被人類利用的物質和能量。自然資源物權是指以自然資源為客體的物權,即權利人為滿足其權益需要,對自然資源依法或依合同所享有的直接支配與排除妨礙的權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沒有分清對土地本身的使用與開采埋藏于地下的礦藏以及采伐生長于土地之上的林木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土地是承載其他自然資源的載體,其他自然資源均依賴于土地而存在。但是我們也應當認識到,資源是可以與土地分離或相對分離的,或者具有獨立于土地的自身價值,同時由于資源本身具有稀缺性、價值性與可支配性,因此,從法律的角度尤其是從民法的角度來說,資源可以成為物權的客體。而學界也一般將自然資源劃分為兩大部分即土地與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資源(也有簡稱資源的)。相應地,自然資源物權亦可分為土地資源物權和與其他自然資源物權。

與一般物權不同的是,自然資源物權屬于一個社會或國家的基礎物權。原因在于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和支配,意味著對人們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自然要素的壟斷或專有。在此基礎上,學界認為,自然資源物權體系是指由自然資源物權制度的基本的物權權利類型,包括自然資源所有權和自然資源他項權利組成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由于自然資源可分為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因此,自然資源物權體系又可分為土地資源物權體系和其他自然資源物權體系。

(二)生態補償的意義

對于生態補償的意義,國內外有不少定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自然生態系統對由于社會、經濟活動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所起的緩沖和補償作用。另一種則是將生態補償理解為一種資源保護的經濟手段,通過對損害(或保護)環境的行為進行收費(或補償),提高該行為的成本(或受益),從而激勵損害(或保護)行為的主體減少(或增加)因其行為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或外部經濟性),達到保護自然資源的目的。

我們認為,生態補償不單是為了控制生態破壞,而應該包括因自然資源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態功能喪失的恢復和補償,具體包括對為保護和恢復生態環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價、做出犧牲的單位和個人進行經濟補償,對因開發利用土地、礦產、森林、草原、水、野生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和自然景觀而損害生態功能,或導致生態價值喪失的單位和個人收取經濟補償。

(三)生態補償機制的意義

生態補償機制是社會生產不斷發展與資源環境容量有限之間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它以“資源價值論”的觀念重新評價生態環境資源的現實價值,運用政府調控與市場化運作的方式,讓開發、利用、破壞生態環境資源的人們支付相應的經濟補償,用于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為社會發展提供可持續利用的資源基礎和生存環境。

生態補償機制調整的對象和政策制定的方向是,矯正生態環境保護或破壞行為產生的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分配關系,以經濟激勵為主要特征的環境經濟政策和其他相關的制度安排。這里的環境利益是保護活動產生的生態服務功能的提高,或破壞行為造成的生態服務功能的損失。經濟利益是生態服務功能的市場價值或效益。糾正后的利益關系應該是,享受因勞動付出而帶來的生態服務的主體要支付費用,生產生態服務的主體應得到經濟回報;相反,造成生態服務功能損失的主體支付費用,生態服務功能的產權人或恢復生態服務功能的主體(如政府)應得到經濟賠償。

生態補償機制涉及生態補償的法律規范的形成、實施到產生調整社會關系效果的整個運行過程的綜合原理,有系統和過程的意義。作為一種法律機制,它是從法律的各個方面的系統性聯系和從法律的動態上來考察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功能的運行過程。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相互聯系,即結構;二是事物在有規律的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效應,即功能;三是發揮功能的作用過程和作用原理。

因此,生態補償機制可以理解為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它是指政府和有關部門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促使環境、資源、生態的受益方給予施益方以合理的補償,實現索取與稟賦的相對平衡,以達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制度和法規。由此可見,建立公平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不僅能直接受益于每個人,也是我們最終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礎。

二、我國在自然資源物權受限下生態補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國生態補償還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難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基礎研究薄弱

自然資源物權人在物權受到合理限制之下,遭受的損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難以用貨幣來進行衡量,而且補償對象有時很難準確確定。如何科學準確地界定生態補償標準和對象,成為制約我國生態補償機制在全面實施的一個很重要因素,主要體現在:

1、補償強度難以貨幣化。要對物權受限者進行合理科學的補償,就必須對生態環境保護和重建的投入成本及效益進行科學的計算,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保護和重建行為的科學性。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很難計算出間接成本或收益,從而難以科學確定補償強度的量化。

2、補償者和補償接受者問題。產權的界定是生態環境補償的前提,只有生態環境的產權明晰了,才能確定誰補償誰的問題。但在資源和環境領域,產權界定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許多生態環境的產權往往是模糊和虛化的,甚至是不可能清楚界定的,這樣在實踐中往往使生態環境的權利和義務失去主體,導致無法清楚地確定補償承擔者和接受者。在對自然資源物權人進行補償時,補償承擔者難以確定的問題將更加突出。

3、生態補償的內容不明確。生態補償的內容很多,涉及面極廣,而且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深入,需要補償的范圍還要增多。由于國家和政府對在重點保護區農民的自然資源物權有更多的限制,導致當地居民的生活問題日益顯現。

(二)補償方式比較單一,沒有建立良性投融資機制

補償資金渠道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補償的重點為西部部分地區,而且以重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及其配套措施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國家為主,地方投入較少;有限的資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個地區,造成資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費。

(三)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

由于生態補償機制不完善,補償不能完全依法進行,基本上是采取“搭車收費”的方式,收費和使用主要以部門或行業為界,部門間各自為政,行業、部門之間的條塊分割,不能形成合力,也沒有真正實現收支兩條線。部門行政色彩濃,導致生態補償不到位,補償受益者與需要補償者相脫節。

(四)全國還沒有形成統一、規范的管理體系

缺乏有效的監督,資金的收取和利用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許多證據已經證明國家用于生態建設項目而投入的巨額資金,被廣泛用于部分地方和政府部門的私自漁利行為上,“暗箱操作”現象層出不窮,這就導致了權利受限者無法得到充分的補償,并產生了高額的管理成本,從而危及到了項目的順利實施。

(五)觀念上存在障礙

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還比較低,“資源無價”的錯誤觀念還未根除,廣大民眾對生態補償知之甚少,許多人甚至認為征收生態補償金是“亂收費”,這些錯誤觀念的存在是生態補償制度建立的很大障礙,也為生態補償工作的展開帶來了巨大阻力。

(六)資金籌集問題

資金積累和籌措不足,是建立補償機制面臨的一個瓶頸問題,沒有充分的資金來源,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設也就無從談起。

(七)補償強度問題

一般來說,對生態環境保護和重建的直接投入成本進行計算相對比較容易,可等同為將受到破壞的生態環境恢復到正常或預期的狀況所需支付的費用。但是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它的保護和改善對社會提供的服務以及它的破壞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比較容易感受,但是很難評價到底得到多少利益或受到多少損失,并且在不同地區及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對生態環境的評價值和需求是不同的,對生態環境影響的認識水平也是不同的,因而很難計算出間接成本或收益,從而無法科學確定補償的強度。

(八)法律法規體系不夠健全

就目前我國對該方面的立法,還存在不小的缺陷,主要有:

1、立法體系上的缺陷。主要表現在自然資源保護法律中資源有償使用原則未體現資源生態效益價值;有些資源保護法未將維護生態平衡作為其立法目的以及資源保護法律的有些規定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刑法》對破壞自然資源罪的規定欠缺生態效益考慮。

2、技術上的困難。征收生態補償稅需要準確確定稅率,補貼需要確定補貼率,而稅率和補貼率的確定都面臨技術難題,政府為獲取這些信息會支付較高的成本。生態補償數額的確定應以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量和生態建設或恢復的效益量為標準,而生態影響的定量評估技術尚未充分開發、建立和普及。

我國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對植樹造林、草地保護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并未對自然資源物權人的權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況下,國家給予受損利益的補償加以規定,即使有體現,約束力也不強,而法律條款之間本身存在著矛盾,更加影響了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

三、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下生態補償機制的具體對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當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時,生態補償機制的運作應做好以下幾個工作。

(一)明晰界定自然資源產權

環境產權界定應該是對環境歸屬、環境質量及環境侵權程度,從質和量、近期和長期、局部和整體上的權威性、可操作性的行為規定和使用約束。我國現行《憲法》第9條規定“礦床、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這意味著在我國生態環境是整個社會的財富,它在本質上不屬于單一的個人或某個團體,是公共財產。但在實踐中,往往因這種復雜的關系使生態環境的權利和義務主體缺失。生態環境所有權的虛化現象在我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所有權的虛化直接導致產權的模糊。建議在國家和集體對自然資源的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分散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和管理權,將因生態治理過程中發生的補償直接分配給自然資源經營者和管理者,并且強化社會經濟主體的環境產權意識,把環境資源視為環境資源資產,逐步將其劃入資產領域進行有效調整,給予自然資源物權的享有者相應的產權的確定與保護。只有這樣,才能賦予權利人以制度上的保障。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建立環境產權的作用和流轉機制。

(二)明確補償主體

生態補償機制的主體是參與生態活動的各關系人(自然人和法人),它包括兩類:公共主體和市場主體。[]生態補償機制的公共主體就是政府及各類相應的機構和組織。由于生態經濟的公共性,而且本文討論的是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時的補償主體,這就決定了政府作為公共主體參與生態活動補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由此,應當充分發揮政府在該生態補償機制中的主導作用,即主張補償主體行政化。具體表現為對生態治理中的受損權利人的補償需要政府實施。從而權利人的權利將得到政府穩定而有力的保障,充分體現了補償機制的有效性。

(三)補償制度法制化

生態補償實質上是一種利益協調,也是一種矛盾協調。利益協調可以通過經濟途徑、觀念途徑、制度途徑等多條途徑予以實現。利益沖突的制度協調是指針對利益關系直接進行協調,是通過對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重新定位和對人的利益行為范圍的限制來實現利益協調的。從人類社會利益協調的歷史來看,利益沖突的利益協調通常是以國家協調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利益協調是國家的重要職能。在對社會利益沖突的制度協調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的內容之一。通過法律機制的協調,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協調、經濟協調和觀念協調的主觀隨意性,從而最大限度地保持利益制度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強調法律制度在生態補償中的重要性和權威性,對于整個生態保護和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實踐證明“補償政策法律化”使補償制度名副其實地成為使受損權益得到恢復和彌補的一種法律手段。

1、確立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而生態補償是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所以只有明確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才能順利實現可持續發展。確立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主要是對生態環境的產權進行嚴格的界定。

2、制定與完善我國的環境保護法。修改現有的環境保護基本法,在環境保護基本法中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立為環境立法的指導思想,并以此為指導,把自然資源有償使用的原則和生態補償制度確立為我國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在此基礎上,修改環境保護單行法,對《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等已確立的生態補償制度要進一步具體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對其它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增加生態補償制度,尤其是生態補償要融入《環境影響評價法》中。通過這些立法措施,對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的權利人的權利加以具體規定,并且給予權利受限后的有效補償。

(四)確定補償標準

補償標準的確立是生態補償機制中的一大難點。很多人將其歸結為生態環境的功能價值的難以計量。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生態資源所有權屬于國家,國家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和措施,是對生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的限制性征收的行政法律行為,生態補償是基于這一行政行為對法人或個人生態資源財產的收益權限制的行政補償制度。補償標準應該在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其對生態效益的需求間尋求平衡點。

對于建設項目生態補償金的確定,可以考慮與環境影響評價相結合,充分利用環評的各項數據資料,使環境影響的定性評估與定量評估同時進行,在環評階段確定生態補償金的數額,同時也可提高環評的準確性、科學性,還可以節省環境管理機關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賠償與補償只是一種相對的公平,在現有的條件下無法做到完全的公平。盡管如此,生態補償機制也要在力求在公平公開的層面上運行,必須有科學核算生態補償的標準體系。對補償標準的確定,很大程度上依靠對資源環境的價值進行評估。

(五)確定多樣化的補償方式

生態補償機制應建立國家、地方、區域、行業多層次的補償系統,實行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公眾參與的多樣化生態補償方式。

1、政策補償與技術補償相結合。政策補償,即上一級政府對下一級政府的權利和機會補償。受補償者在授權的權限內,利用制定政策的優先權和優惠待遇,制定一系列創新性的政策,促進發展并籌集資金。技術補償,是指中央和當地政府以技術扶持的方式對生態環境的綜合防治給予支持。具體內容有:補償主體開展技術服務,提供無償技術咨詢和指導,培訓因自然資源受到合理限制的權利人的生產技能和管理水平,使他們能夠利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最大的財富。

2、連續補償與一次性補償相結合。以目前的生態補償政策來看,例如國家實行的退耕還林與退牧還草工程,生態環境的恢復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對于農牧民來說,退還之后失去了部分或全部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為了保障農牧民的利益,使其能維持基本的生計,在項目實施的初期階段,至少在5~8年內,國家和地方政府要連續對項目實施主體進行補償,以推動其生產經營方式的逐步轉型。而對于一些生態環境特別惡劣,退還后失去了生存條件的農牧戶,應實行“生態移民”安置,其具體辦法可以是一次性發給移民搬家費,再給予工作就業機會或分給承包地。

3、政府補償和民間補償相結合。政府補償是由政府提供財政資金或實物進行的補償。這是由政府生態環境恢復與建設的職責所決定的。政府補償的實質是建立公共支付體系,其受付方為土地使用者、自然資源的經營者等,這種方式的好處是資金來源廣泛而穩定,包括稅收、發行債券和對生態環境受益方收費,但事實上,由于政府的財力有限,有必要把政府補償與民間補償結合起來。民間補償通常是指在私人之間即受益人與利益受限人之間相互商議的基礎上訂立的補償方法。

(六)規范生態補償管理

1、生態補償必須堅持“保護者受益、損害者付費、受益者補償”的基本原則,即環境保護者有權利得到投資回報;環境開發者要為其開發、利用資源環境的行為支付代價;環境損害者要對其造成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損失做出賠償;環境受益者有責任和義務向提供優良生態環境的地區和人們進行適當的補償。這里應當特別強調,對于生態治理過程中,其權利受到合理且必要限制的權利人的補償。

2、建立統一管理機構。建立起清理、核查、勘測、統計受限權利人的自然資源的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的存量,并跟蹤、統計自然資源產權變動情況,加速建立對該類自然資源價值的核算體系,完成生態環境資源實物及價值形態的核算,逐步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賬戶管理制度。同時,建立國家環境督察制度,加強對跨地區、流域經濟區以及產業間環境問題的管理,協調“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上游區域”和“下游區域”之間的補償。

3、實行統一監督辦法。建立財政生態補償資金使用績效考核評估制度,對各項財政專項補助資金的使用績效進行嚴格的檢查考核,使財政生態補償資金更好地發揮激勵和引導作用。同時,要建立健全實施生態補償的審計制度和信息公開制度,接受社會監督。

(七)補償資金的融資方式多樣化

生態補償資金可以從以下途徑進行籌集:

1、生態補償費與生態補償稅。生態利益補償資金,首先來源于生態環境稅收;其次是依生態環境法所得的罰款、沒收所得;其三是國際組織、社會各界為生態環保的捐助資金;其四是設定生態環保彩票,建立環保基金,由統一的基金組織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種生態環保基金。

2、各級財政生態專項補償。目前進行得較多的是國家財政專項補償,國家作為生態效益補償的主要提供者,即作為生態補償基金的主要來源,由各級政府在財政預算中安排一定的資金用于補償生態環境利益外溢問題。但這種單一的補償渠道離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今后要逐步建立起起國家財政補償與區域內財政補償及部門補償相結合的補償機制。建立不同層級的利益補償系統、中央補償系統和地方補償系統,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央補償資金和地方補償資金,中央資金主要針對全局性的補償問題,而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區生態環境項目設立地方補償資金,并可在補償計劃上單列出對物權受限人的補償,設立這種多層次的補償資金可以對地方環境保護起到刺激作用,同時形成上下多層的互動機制。同時,建議設立專家組,對各省的生態環境狀況評估,提出資金分配方案。同時,地方設立專家組,對項目實施進度、效果進行評估。專家組還要對項目結果進行檢驗驗收,確定資金的發放。

3、建立生態建設補償基金。可以由國家涉農部門和環保部門牽頭建立“生態環境建設補償基金”,首先由國家財政撥款作為墊底資金,在此基礎上,號召有關企業、組織和個人捐贈,這既可為社會環保人士提供表達心愿的途徑,又開辟了環保建設資金來源渠道。

4、優惠信貸[]。優惠信貸是以低息貸款的形式向有利生態環境的行為和活動提供一定的啟動資金,解決資金缺乏問題,鼓勵當地人從事有利生態環境的行為和活動,同時貸款還可以刺激借貸人有效地使用貸款,提高行為的生態效率。

5、積極發展生態旅游業。將部分生態環境價值市場化,采取生態環境產權交易補償,例如在旅游收入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補償基金。

(八)建立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政績考核制度

1、重新審視現有的GDP指標核算體系,建立綠色GDP指標體系或建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2、在規劃時既要考慮經濟增長,又要考慮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為此需建立相應科學的考核指標,明確經濟主體的權利和責任,有效約束不顧環境后果,不顧他人利益的掠奪性、破壞性的開發。

3、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包括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恢復之間的環境補償,資源輸出與資源受惠地區之間的環境補償等。

(九)建立生態保護價值增值的評估機制和評估機構

一方面,要加強研究和開發適用于生態資源價值的數量化技術,建立評估機制和評估機構,培訓評估人員,使評估盡快掌握生態資源數量化技術,為生態補償順利展開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提供數量化技術保障。另一方面,建立生態資源存量的年度調查與統計制度,掌握區域生態資源存量的歷史變遷和現狀變化,根據人們普遍認可的生態環境狀況條件和生態資源存量的合理值,為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提供依據。

(十)開展生態保護補償的試點工程

從目前的情況看,對于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生態補償的原則為大多數人尤其是被補償地區所贊同。但具體的補償形式、補償方法和補償力度,有些人還有不同的看法,具體操作有難度。可以先逐步在若干地區、若干領域先進行試點。

(十一)生態目標與農村發展目標相結合

目前,我國政府大力開展生態環境建設和實施生態補償是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適合我國國情的。然而,生態建設的重點區域多在偏遠、貧困的農村山區,有些農戶的林地被劃為了公益林或劃入了自然保護區,以至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經濟收益。鄭易生提出的“剝削農民就是破壞生態環境”是有其深刻含意的。欲使生態建設得以順利進行,就必須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若背離農村發展的目標,完全由政府來進行生態環境建設,將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這就要求我們從農村發展的角度,把生態目標與經濟目標結合起來考慮。

[摘要]生態補償機制是為防止自然資源配置扭曲,通過制度設計來修正發展平衡的問題。在自然資源物權人的權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形下,應當通過生態補償機制對這類權利人的受損利益進行補償,以保證國家的生態治理過程順利實施。

[關鍵詞]自然資源物權合理限制生態補償

一、自然資源物權和生態補償機制的意義

(一)自然資源物權的意義

自然資源,從最廣泛意義上說,包括在改造自然與征服自然過程中自然界中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可以被人類利用的物質和能量。自然資源物權是指以自然資源為客體的物權,即權利人為滿足其權益需要,對自然資源依法或依合同所享有的直接支配與排除妨礙的權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沒有分清對土地本身的使用與開采埋藏于地下的礦藏以及采伐生長于土地之上的林木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土地是承載其他自然資源的載體,其他自然資源均依賴于土地而存在。但是我們也應當認識到,資源是可以與土地分離或相對分離的,或者具有獨立于土地的自身價值,同時由于資源本身具有稀缺性、價值性與可支配性,因此,從法律的角度尤其是從民法的角度來說,資源可以成為物權的客體。而學界也一般將自然資源劃分為兩大部分即土地與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資源(也有簡稱資源的)。相應地,自然資源物權亦可分為土地資源物權和與其他自然資源物權。

與一般物權不同的是,自然資源物權屬于一個社會或國家的基礎物權。原因在于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和支配,意味著對人們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自然要素的壟斷或專有。在此基礎上,學界認為,自然資源物權體系是指由自然資源物權制度的基本的物權權利類型,包括自然資源所有權和自然資源他項權利組成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由于自然資源可分為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因此,自然資源物權體系又可分為土地資源物權體系和其他自然資源物權體系。

(二)生態補償的意義

對于生態補償的意義,國內外有不少定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自然生態系統對由于社會、經濟活動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所起的緩沖和補償作用。另一種則是將生態補償理解為一種資源保護的經濟手段,通過對損害(或保護)環境的行為進行收費(或補償),提高該行為的成本(或受益),從而激勵損害(或保護)行為的主體減少(或增加)因其行為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或外部經濟性),達到保護自然資源的目的。

我們認為,生態補償不單是為了控制生態破壞,而應該包括因自然資源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態功能喪失的恢復和補償,具體包括對為保護和恢復生態環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價、做出犧牲的單位和個人進行經濟補償,對因開發利用土地、礦產、森林、草原、水、野生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和自然景觀而損害生態功能,或導致生態價值喪失的單位和個人收取經濟補償。

(三)生態補償機制的意義

生態補償機制是社會生產不斷發展與資源環境容量有限之間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它以“資源價值論”的觀念重新評價生態環境資源的現實價值,運用政府調控與市場化運作的方式,讓開發、利用、破壞生態環境資源的人們支付相應的經濟補償,用于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為社會發展提供可持續利用的資源基礎和生存環境。

生態補償機制調整的對象和政策制定的方向是,矯正生態環境保護或破壞行為產生的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分配關系,以經濟激勵為主要特征的環境經濟政策和其他相關的制度安排。這里的環境利益是保護活動產生的生態服務功能的提高,或破壞行為造成的生態服務功能的損失。經濟利益是生態服務功能的市場價值或效益。糾正后的利益關系應該是,享受因勞動付出而帶來的生態服務的主體要支付費用,生產生態服務的主體應得到經濟回報;相反,造成生態服務功能損失的主體支付費用,生態服務功能的產權人或恢復生態服務功能的主體(如政府)應得到經濟賠償。

生態補償機制涉及生態補償的法律規范的形成、實施到產生調整社會關系效果的整個運行過程的綜合原理,有系統和過程的意義。作為一種法律機制,它是從法律的各個方面的系統性聯系和從法律的動態上來考察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功能的運行過程。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相互聯系,即結構;二是事物在有規律的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效應,即功能;三是發揮功能的作用過程和作用原理。

因此,生態補償機制可以理解為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它是指政府和有關部門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促使環境、資源、生態的受益方給予施益方以合理的補償,實現索取與稟賦的相對平衡,以達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制度和法規。由此可見,建立公平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不僅能直接受益于每個人,也是我們最終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礎。

二、我國在自然資源物權受限下生態補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國生態補償還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難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基礎研究薄弱

自然資源物權人在物權受到合理限制之下,遭受的損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難以用貨幣來進行衡量,而且補償對象有時很難準確確定。如何科學準確地界定生態補償標準和對象,成為制約我國生態補償機制在全面實施的一個很重要因素,主要體現在:

1、補償強度難以貨幣化。要對物權受限者進行合理科學的補償,就必須對生態環境保護和重建的投入成本及效益進行科學的計算,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保護和重建行為的科學性。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很難計算出間接成本或收益,從而難以科學確定補償強度的量化。

2、補償者和補償接受者問題。產權的界定是生態環境補償的前提,只有生態環境的產權明晰了,才能確定誰補償誰的問題。但在資源和環境領域,產權界定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許多生態環境的產權往往是模糊和虛化的,甚至是不可能清楚界定的,這樣在實踐中往往使生態環境的權利和義務失去主體,導致無法清楚地確定補償承擔者和接受者。在對自然資源物權人進行補償時,補償承擔者難以確定的問題將更加突出。

3、生態補償的內容不明確。生態補償的內容很多,涉及面極廣,而且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深入,需要補償的范圍還要增多。由于國家和政府對在重點保護區農民的自然資源物權有更多的限制,導致當地居民的生活問題日益顯現。

(二)補償方式比較單一,沒有建立良性投融資機制

補償資金渠道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補償的重點為西部部分地區,而且以重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及其配套措施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國家為主,地方投入較少;有限的資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個地區,造成資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費。

(三)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

由于生態補償機制不完善,補償不能完全依法進行,基本上是采取“搭車收費”的方式,收費和使用主要以部門或行業為界,部門間各自為政,行業、部門之間的條塊分割,不能形成合力,也沒有真正實現收支兩條線。部門行政色彩濃,導致生態補償不到位,補償受益者與需要補償者相脫節。

(四)全國還沒有形成統一、規范的管理體系

缺乏有效的監督,資金的收取和利用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許多證據已經證明國家用于生態建設項目而投入的巨額資金,被廣泛用于部分地方和政府部門的私自漁利行為上,“暗箱操作”現象層出不窮,這就導致了權利受限者無法得到充分的補償,并產生了高額的管理成本,從而危及到了項目的順利實施。

(五)觀念上存在障礙

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還比較低,“資源無價”的錯誤觀念還未根除,廣大民眾對生態補償知之甚少,許多人甚至認為征收生態補償金是“亂收費”,這些錯誤觀念的存在是生態補償制度建立的很大障礙,也為生態補償工作的展開帶來了巨大阻力。

(六)資金籌集問題

資金積累和籌措不足,是建立補償機制面臨的一個瓶頸問題,沒有充分的資金來源,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設也就無從談起。

(七)補償強度問題

一般來說,對生態環境保護和重建的直接投入成本進行計算相對比較容易,可等同為將受到破壞的生態環境恢復到正常或預期的狀況所需支付的費用。但是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它的保護和改善對社會提供的服務以及它的破壞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比較容易感受,但是很難評價到底得到多少利益或受到多少損失,并且在不同地區及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對生態環境的評價值和需求是不同的,對生態環境影響的認識水平也是不同的,因而很難計算出間接成本或收益,從而無法科學確定補償的強度。

(八)法律法規體系不夠健全

就目前我國對該方面的立法,還存在不小的缺陷,主要有:

1、立法體系上的缺陷。主要表現在自然資源保護法律中資源有償使用原則未體現資源生態效益價值;有些資源保護法未將維護生態平衡作為其立法目的以及資源保護法律的有些規定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刑法》對破壞自然資源罪的規定欠缺生態效益考慮。

2、技術上的困難。征收生態補償稅需要準確確定稅率,補貼需要確定補貼率,而稅率和補貼率的確定都面臨技術難題,政府為獲取這些信息會支付較高的成本。生態補償數額的確定應以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量和生態建設或恢復的效益量為標準,而生態影響的定量評估技術尚未充分開發、建立和普及。

我國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對植樹造林、草地保護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并未對自然資源物權人的權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況下,國家給予受損利益的補償加以規定,即使有體現,約束力也不強,而法律條款之間本身存在著矛盾,更加影響了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

三、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下生態補償機制的具體對策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當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時,生態補償機制的運作應做好以下幾個工作。

(一)明晰界定自然資源產權

環境產權界定應該是對環境歸屬、環境質量及環境侵權程度,從質和量、近期和長期、局部和整體上的權威性、可操作性的行為規定和使用約束。我國現行《憲法》第9條規定“礦床、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這意味著在我國生態環境是整個社會的財富,它在本質上不屬于單一的個人或某個團體,是公共財產。但在實踐中,往往因這種復雜的關系使生態環境的權利和義務主體缺失。生態環境所有權的虛化現象在我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所有權的虛化直接導致產權的模糊。建議在國家和集體對自然資源的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分散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和管理權,將因生態治理過程中發生的補償直接分配給自然資源經營者和管理者,并且強化社會經濟主體的環境產權意識,把環境資源視為環境資源資產,逐步將其劃入資產領域進行有效調整,給予自然資源物權的享有者相應的產權的確定與保護。只有這樣,才能賦予權利人以制度上的保障。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建立環境產權的作用和流轉機制。

(二)明確補償主體

生態補償機制的主體是參與生態活動的各關系人(自然人和法人),它包括兩類:公共主體和市場主體。[]生態補償機制的公共主體就是政府及各類相應的機構和組織。由于生態經濟的公共性,而且本文討論的是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時的補償主體,這就決定了政府作為公共主體參與生態活動補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由此,應當充分發揮政府在該生態補償機制中的主導作用,即主張補償主體行政化。具體表現為對生態治理中的受損權利人的補償需要政府實施。從而權利人的權利將得到政府穩定而有力的保障,充分體現了補償機制的有效性。

(三)補償制度法制化

生態補償實質上是一種利益協調,也是一種矛盾協調。利益協調可以通過經濟途徑、觀念途徑、制度途徑等多條途徑予以實現。利益沖突的制度協調是指針對利益關系直接進行協調,是通過對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重新定位和對人的利益行為范圍的限制來實現利益協調的。從人類社會利益協調的歷史來看,利益沖突的利益協調通常是以國家協調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利益協調是國家的重要職能。在對社會利益沖突的制度協調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的內容之一。通過法律機制的協調,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協調、經濟協調和觀念協調的主觀隨意性,從而最大限度地保持利益制度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強調法律制度在生態補償中的重要性和權威性,對于整個生態保護和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實踐證明“補償政策法律化”使補償制度名副其實地成為使受損權益得到恢復和彌補的一種法律手段。

1、確立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而生態補償是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所以只有明確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才能順利實現可持續發展。確立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主要是對生態環境的產權進行嚴格的界定。

2、制定與完善我國的環境保護法。修改現有的環境保護基本法,在環境保護基本法中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立為環境立法的指導思想,并以此為指導,把自然資源有償使用的原則和生態補償制度確立為我國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在此基礎上,修改環境保護單行法,對《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等已確立的生態補償制度要進一步具體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對其它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增加生態補償制度,尤其是生態補償要融入《環境影響評價法》中。通過這些立法措施,對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的權利人的權利加以具體規定,并且給予權利受限后的有效補償。

(四)確定補償標準

補償標準的確立是生態補償機制中的一大難點。很多人將其歸結為生態環境的功能價值的難以計量。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生態資源所有權屬于國家,國家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和措施,是對生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的限制性征收的行政法律行為,生態補償是基于這一行政行為對法人或個人生態資源財產的收益權限制的行政補償制度。補償標準應該在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其對生態效益的需求間尋求平衡點。

對于建設項目生態補償金的確定,可以考慮與環境影響評價相結合,充分利用環評的各項數據資料,使環境影響的定性評估與定量評估同時進行,在環評階段確定生態補償金的數額,同時也可提高環評的準確性、科學性,還可以節省環境管理機關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賠償與補償只是一種相對的公平,在現有的條件下無法做到完全的公平。盡管如此,生態補償機制也要在力求在公平公開的層面上運行,必須有科學核算生態補償的標準體系。對補償標準的確定,很大程度上依靠對資源環境的價值進行評估。

(五)確定多樣化的補償方式

生態補償機制應建立國家、地方、區域、行業多層次的補償系統,實行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公眾參與的多樣化生態補償方式。

1、政策補償與技術補償相結合。政策補償,即上一級政府對下一級政府的權利和機會補償。受補償者在授權的權限內,利用制定政策的優先權和優惠待遇,制定一系列創新性的政策,促進發展并籌集資金。技術補償,是指中央和當地政府以技術扶持的方式對生態環境的綜合防治給予支持。具體內容有:補償主體開展技術服務,提供無償技術咨詢和指導,培訓因自然資源受到合理限制的權利人的生產技能和管理水平,使他們能夠利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最大的財富。

2、連續補償與一次性補償相結合。以目前的生態補償政策來看,例如國家實行的退耕還林與退牧還草工程,生態環境的恢復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對于農牧民來說,退還之后失去了部分或全部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為了保障農牧民的利益,使其能維持基本的生計,在項目實施的初期階段,至少在5~8年內,國家和地方政府要連續對項目實施主體進行補償,以推動其生產經營方式的逐步轉型。而對于一些生態環境特別惡劣,退還后失去了生存條件的農牧戶,應實行“生態移民”安置,其具體辦法可以是一次性發給移民搬家費,再給予工作就業機會或分給承包地。

3、政府補償和民間補償相結合。政府補償是由政府提供財政資金或實物進行的補償。這是由政府生態環境恢復與建設的職責所決定的。政府補償的實質是建立公共支付體系,其受付方為土地使用者、自然資源的經營者等,這種方式的好處是資金來源廣泛而穩定,包括稅收、發行債券和對生態環境受益方收費,但事實上,由于政府的財力有限,有必要把政府補償與民間補償結合起來。民間補償通常是指在私人之間即受益人與利益受限人之間相互商議的基礎上訂立的補償方法。

(六)規范生態補償管理

1、生態補償必須堅持“保護者受益、損害者付費、受益者補償”的基本原則,即環境保護者有權利得到投資回報;環境開發者要為其開發、利用資源環境的行為支付代價;環境損害者要對其造成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損失做出賠償;環境受益者有責任和義務向提供優良生態環境的地區和人們進行適當的補償。這里應當特別強調,對于生態治理過程中,其權利受到合理且必要限制的權利人的補償。

2、建立統一管理機構。建立起清理、核查、勘測、統計受限權利人的自然資源的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的存量,并跟蹤、統計自然資源產權變動情況,加速建立對該類自然資源價值的核算體系,完成生態環境資源實物及價值形態的核算,逐步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賬戶管理制度。同時,建立國家環境督察制度,加強對跨地區、流域經濟區以及產業間環境問題的管理,協調“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上游區域”和“下游區域”之間的補償。

3、實行統一監督辦法。建立財政生態補償資金使用績效考核評估制度,對各項財政專項補助資金的使用績效進行嚴格的檢查考核,使財政生態補償資金更好地發揮激勵和引導作用。同時,要建立健全實施生態補償的審計制度和信息公開制度,接受社會監督。

(七)補償資金的融資方式多樣化

生態補償資金可以從以下途徑進行籌集:

1、生態補償費與生態補償稅。生態利益補償資金,首先來源于生態環境稅收;其次是依生態環境法所得的罰款、沒收所得;其三是國際組織、社會各界為生態環保的捐助資金;其四是設定生態環保彩票,建立環保基金,由統一的基金組織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種生態環保基金。

2、各級財政生態專項補償。目前進行得較多的是國家財政專項補償,國家作為生態效益補償的主要提供者,即作為生態補償基金的主要來源,由各級政府在財政預算中安排一定的資金用于補償生態環境利益外溢問題。但這種單一的補償渠道離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今后要逐步建立起起國家財政補償與區域內財政補償及部門補償相結合的補償機制。建立不同層級的利益補償系統、中央補償系統和地方補償系統,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央補償資金和地方補償資金,中央資金主要針對全局性的補償問題,而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區生態環境項目設立地方補償資金,并可在補償計劃上單列出對物權受限人的補償,設立這種多層次的補償資金可以對地方環境保護起到刺激作用,同時形成上下多層的互動機制。同時,建議設立專家組,對各省的生態環境狀況評估,提出資金分配方案。同時,地方設立專家組,對項目實施進度、效果進行評估。專家組還要對項目結果進行檢驗驗收,確定資金的發放。

3、建立生態建設補償基金。可以由國家涉農部門和環保部門牽頭建立“生態環境建設補償基金”,首先由國家財政撥款作為墊底資金,在此基礎上,號召有關企業、組織和個人捐贈,這既可為社會環保人士提供表達心愿的途徑,又開辟了環保建設資金來源渠道。

4、優惠信貸[]。優惠信貸是以低息貸款的形式向有利生態環境的行為和活動提供一定的啟動資金,解決資金缺乏問題,鼓勵當地人從事有利生態環境的行為和活動,同時貸款還可以刺激借貸人有效地使用貸款,提高行為的生態效率。

5、積極發展生態旅游業。將部分生態環境價值市場化,采取生態環境產權交易補償,例如在旅游收入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補償基金。

(八)建立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政績考核制度

1、重新審視現有的GDP指標核算體系,建立綠色GDP指標體系或建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2、在規劃時既要考慮經濟增長,又要考慮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為此需建立相應科學的考核指標,明確經濟主體的權利和責任,有效約束不顧環境后果,不顧他人利益的掠奪性、破壞性的開發。

3、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包括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恢復之間的環境補償,資源輸出與資源受惠地區之間的環境補償等。

(九)建立生態保護價值增值的評估機制和評估機構

一方面,要加強研究和開發適用于生態資源價值的數量化技術,建立評估機制和評估機構,培訓評估人員,使評估盡快掌握生態資源數量化技術,為生態補償順利展開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提供數量化技術保障。另一方面,建立生態資源存量的年度調查與統計制度,掌握區域生態資源存量的歷史變遷和現狀變化,根據人們普遍認可的生態環境狀況條件和生態資源存量的合理值,為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提供依據。

(十)開展生態保護補償的試點工程

篇(8)

環境資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條件。在我國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環境資源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極大地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人和環境之間的辯證關系

人類不僅是環境的產物,而且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需條件。主要表現在,環境為人類提供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環境能夠吸納生產和生活所排出的廢料(廢氣、廢水、廢渣)等;環境為人類生產和生活提供空間場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發展的好與壞,快與慢是與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的。人在環境面前也不是消極被動的,而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更加適合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自從工業革命以后,人類為了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量消耗環境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使得現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提到當下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環境污染問題不改善和解決,就會危及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環境污染的現狀

所謂的環境污染,在經濟學家看來,是指環境的變化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有害和不合需要的因素。現今的環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氣污染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大氣是人類所擁有的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但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物質消費的迅速增長,使大量的廢物進入大氣,遠遠超過了大氣自然的擴散能力,從而使空氣質量不斷下降,嚴重影響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溫室效應”的出現,使得南北極的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脅沿海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類似于印度洋海嘯、沙塵暴、局部地區異常干旱缺雨等不正常的天氣現象會更加頻繁地發生。

(二)土地污染

目前,我國20%的耕地遭受污染,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損失相當于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土地污染的危害不亞于水污染和大氣污染,但人們卻遠不像關注水污染和大氣污染那樣關注土地污染。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長,導致農作物減產乃至絕收,嚴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土地污染的罪魁禍首是來自工礦業廢水的灌溉。我國每年由于污染水、污染農用地造成的損失達90億元。不科學的開采和利用重金屬、開辦造紙廠、重化工廠等高污染企業,在短時期內拉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甚至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但是長期以來,這類企業嚴重污染了當地環境。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不得不荒蕪,迫使當地百姓背井離鄉。

(三)草原退化

由于草原的過度放牧,導致草原退化嚴重。我國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嚴重退化草原近1.8億公頃。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一是產草量的下降。據調查,全國各類草原的牧草產量普遍比20世紀50~60年代下降30%~50%。全國退化草原的面積每年以200萬公頃的速度擴張,天然草原面積每年減少約65~70萬公頃。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方主要草原分布區產草量平均下降幅度為17.6%,下降幅度最大的荒漠草原達40%左右,典型草原的下降幅度在20%左右。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二是牧草質量上的變化,可食性牧草減少,毒草和雜草增加,使牧場的使用價值下降。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導致氣候惡化,許多地方的大風日數和沙暴次數逐漸增加。氣候的惡化又促進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過程。我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國家之一。我國北方地區沙漠化面積已近18萬平方公里,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間,因沙漠化已喪失了3.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四)水體污染

上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近海總體未受到污染,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海洋污染、江河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到上世紀末,已有20萬平方公里的近海岸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

2005年,我國有317億噸的污水排入大海,其中有50%沒有經過任何處理。我國的環渤海領域每年吸收的工業排污量高達57億噸,另外還有每年200萬噸固體垃圾。重金屬含量已經超出正常標準的2000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圓幾海里已經沒有魚類生存。據海洋專家測算,即使現在停止向渤海排污染物,恐怕需要至少200年的時間才能讓渤海徹底恢復清潔。同樣長江和黃河的污染情況也不容樂觀,由于西部大開發,各地政府積極發展重化工企業,使得黃河上游污染極其嚴重,到了下游黃河水已經變成劣五類水質,無法飲用。由于長江三角洲經濟發達的省份治理工業帶來的污染,使得重污染企業紛紛轉向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污染也隨之侵入到長江中上游。現在,長江和黃河的污染已經是全流域的污染。

用經濟手段治理環境污染的措施

從經濟學角度上講,環境污染問題是外部負效應的典型表現。所謂的外部負效應,也稱為外部成本、外部不經濟,是指對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帶來的在未來價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費用,或是說,是指某一產品的社會成本大于生產者私人成本的現象。

(一)押金——退款制

這是歐盟國家處理各種有毒垃圾(如硫酸瓶、鉛酸電池等)的有效辦法。按照這種制度規定,在制造商向零售商出售油漆時,要收取押金作為一種稅,零售商將他們用過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后,就可以把押金收回。同樣,回收站就可以從管理機構那里把押金收回。這種辦法同樣適用于電池生產企業,如果能有效地執行這一辦法,將會大大減少土地污染問題。

(二)庇古稅和庇古補貼

用征稅或罰款的辦法來解決外部負效應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來的,也被稱為“庇古稅”。“庇古稅”主張的是,對產生外部負效應的企業或個人,課征相當于它所造成的外部邊際成本的稅收,外部成本便成了當事企業或個人的內部成本,即實現外部負效應的內在化,從而迫使其考慮該成本,達到糾正外部負效應的目的。另一種手段就是對污染的企業征收排污費,即向污染物排放者根據排放量征收一定的費用。污染企業面對這些收費,一方面將縮減產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對于污染性的企業,政府除了對其征收稅收和排污費之外,還可以向企業提出補貼,鼓勵其擴大投入采取消除污染的措施,改進生產工藝,從而達到糾正負外部性的目的。原則上補貼額應該等于污染治理的邊際社會收益。如果企業每減少一單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既可得到一份補貼,那么對企業來說,當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大于補貼時,他會選擇放棄補貼而繼續排污;而當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小于補貼時,他將選擇接受補貼而減少排污。

庇古稅和庇古補貼在解決環境污染方面是一種應用最廣泛、最典型的方法。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的污染者付費原則,OECD國家普遍實行了征收環境稅的政策,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噪聲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方面,征收排污費以及產品稅等。比如,對于汽車燃料,依據有鉛和無鉛,幾乎所有的OECD國家開征了有差別的稅收。在日本,還對下水道排污量的多少進行征稅,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OECD國家開始綠化其稅制體系,比如,開征新的生態稅,實行對環境有害的產品全面征稅的政策。與前面的辦法相比,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者更加偏愛庇古稅和庇古補貼,但是他們也存在較大的缺陷,要消除外部負效應,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其征稅和補貼數額應該等于該企業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然而,在實際中,很難衡量和掌握各企業的外部成本或收益,而且也很難避免政府尋租的出現。

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制度

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制度是科斯定理在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的實際應用。科斯定理是美國經濟學家,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認為,只要明確界定并切實保護產權,隨后產生的市場(產權)交易就能自然消除和解決外部性問題,使經濟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不可能實現污染的零排放,所以排污權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利用環境資源的問題。政府如何規定和限制排污權的大小以及如何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分配這種權利,成為問題的關鍵。其實,政府在可接受的排污總量的限度內,將排污許可證分發給污染制造者,并允許排污量較低的企業將剩余的配額進行出售,也允許超標排放的企業從其他企業那里購買排放量。這一方法不僅沒有超出規定的排污總量,而且在企業間實現了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個人或企業改進控污技術,從而降低控污費用,最終達到減少污染改善環境的目的。利用市場機制,使得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在企業之間實現最優配置,也會大大減少政府部門尋租的現象出現,最后實現雙贏。

美國是這一制度的最早實踐者。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開始試點實行一項新的政策——“氣泡(Bubble)政策”。即把一個工廠當作一個氣泡,只要該氣泡向外界排出的污染物總量符合政府按環境要求計算的排污量,并保持不變,不危害周圍的大氣質量,則允許氣泡內各排污源的自行調整。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清潔空氣法》修正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該項政策實施的第四個年頭,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效果,二氧化硫排放消減量大大超過預定目標,許可證市場的價格遠遠低于預期水平,充分體現了排污權交易政策保護環境質量,降低交易費用的巨大優勢。超級秘書網

我國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試點工作開始于1988年。首先考慮控制的是水污染物。1988年3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1988年6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確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陽等18個城市進行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試點工作。1989年9月,在河南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水污染防治工作會議”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1990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開始選擇試行排放大氣污染物許可證制度的城市。1993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又在6個城市開始了大氣排污交易政策的試點工作。到1996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普遍實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許可證制度,共向42412個企業發放了41720個排污許可證。從1991年開始,包頭、開遠、柳州、太原、平頂山和貴陽等城市嘗試大氣污染物的排污權交易。在滿足大氣環境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排污許可證的買賣,運用市場刺激手段,鼓勵企業采用低費用、少污染的措施,并促使污染源的合理布局。

總之,環境污染問題是外部負效應的典型表現。我國應該結合國情,總結和借鑒外國治理環境污染的寶貴經驗,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有步驟、有措施地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陶文達.發展經濟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篇(9)

垃圾焚燒與填埋處理相比,具有占地小、場地選擇易、處理時間短、減量化顯著、無害化較徹底以及可回收垃圾焚燒余熱等優點,我們選取本產業成功個案——天津泰達環保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以附近通鑫園小區(有效樣本總數450)和天津工程師范學院宿舍(有效樣本總數806)居民作為調查問卷對象,了解二次污染問題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建成于2001年雙港新園小區位于天津泰達環保公司20米半徑之內。小區中心位置距垃圾焚燒廠中心位置直線距離約300米,是距二次污染源最近的一個居民區。天津工程師范宿舍樓位于天津市外環線,與天津泰達環保公司僅隔一條馬路,距離通鑫園小區約5米,周圍是外環線馬路。二者均在天津泰達環保公司可能污染范圍之內。

■一、天津泰達環保公司二次污染問題分析

(一)通鑫園小區居民的調查結果和數據分析

我們調查了通鑫園小區四個年齡段(20歲以下、20—30歲、30—50歲、50歲以上)的居民分別對水污染、噪聲污染、空氣污染、生活垃圾及廢渣污染的反映情況,經調查,我們發現各個年齡段的人群對空氣污染反映均較大,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中認為存在空氣污染的人數都占到了總被調查人數的50%以上。

居民認為在某些特定時間段(如晚19:00—21:00),公司排放濃黑色帶有刺激性氣味的氣體并夾雜少量煙塵。由于20歲以下人群在此時間段經常外出活動,如放學,故此意見在20歲以下人群中反映強烈,占100%。此外,天津泰達環保公司的工藝流程中,工業煙囪排出的水蒸氣中夾帶有少量塵渣,排量雖少于國家標準,但由于本身的物理特性和地理位置,致使許多高層住戶反映曾在窗玻璃外表面發現少量薄層黑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的生活。

此外,水污染是除空氣污染外居民意見較大的一項。噪聲污染和廢渣污染各年齡段居民選擇率均較低。

(二)對天津工程師范學院宿舍樓大學生的調查結果和數據分析

在有效的問卷調查統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直接看出認為空氣污染存在的人數所占比重很高,達66.55%(水污染23.40%、噪聲污染5.30%),其原因主要有汽車尾氣排放產生粉塵、來自周圍土道的塵土擴散及泰達環保公司在垃圾處理過程中產生大量粉塵。有相當一部分問卷反映黑灰已嚴重影響到學生的住宿環境,這些意見多來自住在高層的學生。

■二、天津泰達環保公司垃圾焚燒二次污染問題原因分析

(一)地理環境因素

天津的城市生活垃圾屬于典型的混合垃圾,原生垃圾中既有一般生活垃圾廚余垃圾,也有集市型垃圾、裝修垃圾和庭院垃圾,具有不確定性、強波動性和高水分、高灰分、低熱值的特性,不利于燃燒。在天津泰達環保公司附近是外環線,車輛較多,粉塵污染較嚴重,影響周邊的居民環境。

(二)焚燒產物凈化技術不完善

焚燒技術成熟并不代表焚燒產物凈化技術已經完善,在采用焚燒方法處理生活垃圾比例較高的國家中,由生活垃圾焚燒廠排放出來的二惡英約占該國二惡英排放總量的10%~40%,可稱是污染大戶。

(三)天津泰達環保公司選址問題

1.從天津規劃來看,建于津南區發展區域,不適宜建設垃圾處理廠

從整體的津南規劃來看,廠址5公里半徑內已建成了容納十幾萬人的居民小區、各種服務于社會行政、經濟、文化、金融、郵電、電信、教育、衛生、體育、科研及設計等機構和設施和各類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園),工作和居住人口達十幾萬;該地區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供水、供電、供燃氣設施;有外環線主干道和一些次要道;有859、676等主要 交通路線,垃圾運輸車增加了道路的擁堵程度,加重了粉塵、噪聲、空氣污染。周邊環境敏感性目標眾多

距天津泰達環保附近的通鑫園等小區和天津工程師范學院、格林世界居民小區距廠區均不足500米。位于雙港附近中華石園屬國家AA級景點。煙氣中的二惡英和酸性氣體在過山氣流效應作用下,勢必會對上述風景區和自然保護區敏感目標產生嚴重的、不可逆的生態環境污染。

地形和氣象條件不利于污染物無害擴散

廠區地處天津市東南部,植被覆蓋率低,逆溫層對下風向的污染距離長,造成的污染范圍大,在夏季盛行東南風時垃圾焚燒發電廠對周邊地區的大氣污染危害加劇。廠址處于城市建成區的中心位置,環繞該址各方向均有大量居住區或國有企事業單位,無論主導風向在哪個方向,一年四季總有人群和建筑群被污染物覆蓋。

■三、政策建議

(一)制訂產業發展規劃,加強產業合理布局

政府要將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納入循環經濟發展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提高垃圾焚燒發電在垃圾處置中的比重。但在規劃產業布局時,政府應充分考慮其地理位置及可能對周邊環境產生的影響。盡量避開居民區,學校,市場等居民活動較密集的場所,盡量降低對居民生活造成的不必要影響,因為這可能會制約一個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

(二)做好土地規劃,建立合理的運營監理機制

篇(10)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全球環境的承載壓力越來越大。經濟學家也密切關注環境質量變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說,即環境質量隨著經濟的增長呈現出先增大后縮小的關系,即呈倒U型曲線關系,[1]。

環境竟次理論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間對待環境政策強度和實施環境標準的行為類似于“公共地悲劇”的發生過程,每個國家都擔心他國采取比本國更低的環境標準而使本國的工業失去競爭優勢。因而,國家之間會竟相采取比他國更低的環境標準和次優的環境政策項目管理論文,結果是每個國家都會采取比沒有國際經濟競爭時更低的環境標準,從而加劇全球環境惡化。

“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在一國單方提高環境標準的情況下,國內企業和環境標準低的外國企業相比失去其競爭優勢,從而使高環境標準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轉向低環境標準國家。若在實行不同環境政策強度和環境標準的國家間存在自由貿易,實行低環境政策強度和低環境標準的國家,因外部性內部化的差異而使該國企業所承受的環境成本相對要低。在該國進行生產時,其產品價格就會比在母國生產出同樣產品的價格相應要低。因此,該國在投資和生產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這種由成本差異所產生的“拉力”會吸引國外的企業到該國安家落戶。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認為污染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運用的生產和污染消除技術通常比東道國本地的企業更先進和更有利于改善環境。如果這些企業能夠替代部分東道國同行業低效生產的企業, 則東道國的整個污染狀況將有可能好轉[2]。郭紅燕和韓立巖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FDI存量與環境管制變量呈正相關,表明中國寬松的環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現出 “污染避難所”效應 [3]。

二、變量選取及模型構建

(一)東部和中部的FDI區域分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增長迅速。1979-1984年總計41.04億美元,而后從1985年的19.56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08年923.95億美元,1979-2008年累計達8526.13億美元。2007年東部和中部地區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別為78.27%、15.30%。[4] 2008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為923.95億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項目管理論文,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江蘇、廣東、山東、浙江、上海、福建和遼寧,2008年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的FDI的總額為543.7104億美元。東部地區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江蘇為251.2億美元、廣東為191.27億美元、遼寧為120.2億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別為100.84億美元、100.729億美元、100.256億美元(見圖1-圖3),江蘇和廣東占2008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47.93%。中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來,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迅速。2008年中部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河南為40.327億美元、湖南為40.052億美元、江西為36.037億美元、安徽為34.9億美元、湖北為32.45億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國2008年外商直接投資的19.89%。

圖1中國東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2中國東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3中國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二)變量選取

考慮統計口徑一致和數據的連續性,選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萬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萬噸)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萬噸)為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作為經濟增長指標,此外,考慮國際貿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輸出性,用FDI作為污染的輸出指標(萬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別表示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萬美元)。環境污染指標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項目管理論文,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省(市)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別表示污染指標的自然對數,LNY、LNFDI分別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的自然對數。本文中東部十一個省(市)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北京、遼寧、海南、山東、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龍江、吉林、河南。通過東部和中部的數據研究中國東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對環境影響的差異。

(三)模型設定形式

由于面板數據模型同時具有截面、時序的兩維特性,模型中參數在不同截面、時序樣本點上是否相同,直接決定模型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根據截距向量和系數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可分為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三種形式。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之前,需要檢驗樣本數據適合上述哪種形式,避免模型設定的偏差,提高參數估計的有效性。設有因變量與1×k維解釋變量向量,滿足線性關系:

,=1,2,…,N,=1項目管理論文,2,…,T

其中N表示個體截面成員的個數,T表示每個截面成員的觀察時期總數,參數表示模型的常數項,表示對應于解釋變量的k×1維系數向量,k表示解釋變量個數。隨機誤差項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設。采用F-test檢驗如下兩個假設:

H1:個體變量系數相等;H2:截距項和個體變量系數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則屬于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混合估計;如果H2被拒絕,則檢驗假設H1,如果H1被接受,則屬于變截距,否則屬于變系數。變系數、變截距和混合估計的殘差平方和分別為S1、S2、S3,面板個體數量為N,面板時間跨度為T,根據Wald定理在H2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2項目管理論文,在H1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2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2,繼續檢驗假設H1。反之,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1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1,用變系數模型擬合,反之,則用變截距模型擬合。

三、東部和中部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利用東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關數據,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七個環境污染指標分別進行回歸。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異方差,采用廣義差分法消除自相關,回歸后的殘差是平穩序列。回歸結果見表1-表8

(一)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影響差異分析

表1 東部地區 LNFS、LNFQ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FS

LnFQ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遼寧--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廣東--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蘇--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東--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D-W

2.2587

1.8888

注:括號內為t值,*表示1%的顯著水平項目管理論文,**表示5%的顯著水平,***表示10%顯著水平,表7-表8同。

東部工業廢水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上海、北京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河北、浙江、遼寧、廣東、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負影響,遼寧在10%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遼寧的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廢水排放量將減少0.0835個百分點。

東部工業廢氣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河北、浙江、遼寧、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上海、廣東、北京、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江蘇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江蘇的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廢氣排放量將減少0.1504個百分點。

表2 中部地區LNFS、LNFQ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FS

LNFQ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16.6018(7.9671*)

11.6524(3.9031*)

-1.1320(-2.3466*)

-1.2244(-1.8624**)

0.0587(2.1385**)

0.0967(2.6877*)

AR(1)

0.7772(15.2270*)

0.8699(24.1079*)

湖南--LNFDI

-0.0333(-1.0065)

0.8689

0.0030(0.0929)

0.0309

山西--LNFDI

5.29E-05(0.0022)

-0.5998

-0.0116(-0.5248)

0.9869

吉林--LNFDI

0.0224(1.3361)

-0.8116

-0.0138(-0.8731)

-0.1019

安徽--LNFDI

0.0068(0.3212)

-0.1071

0.0848(2.0050**)

-0.5360

黑龍江--LNFDI

-0.0691(-1.3522)

0.4276

0.0047(0.1391)

-0.1447

河南--LNFDI

0.0396(1.6098***)

-0.0902

0.0587(1.1488)

-0.1023

江西--LNFDI

0.0148(0.4637)

-0.3718

0.0410(0.9293)

-0.7326

湖北--LNFDI

-0.0348(-0.7651)

0.8336

-0.0194(-0.4111)

0.6340

R2

0.9992

0.9985

F

11085.59

6243.136

D-W

1.6877

1.6591

中部地區工業廢水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正U型關系。山西、吉林、安徽、河南、江西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正影響,山西、安徽在5%的水平下顯著,河南和江西在1%的水平下顯著,吉林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河南為0.1444項目管理論文,其次是江西。湖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負影響,黑龍江在1%的水平下顯著,湖南和湖北的t統計量不顯著。黑龍江的FDI每增加1%,工業廢水排放量將減少0.1025%。

中部地區工業廢氣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正U型關系。湖南、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湖南的t統計量不顯著,湖北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河南為0.0819,其次是安徽。吉林、黑龍江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負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1521,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廢氣排放量將減少0.1521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

(二)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煙塵、工業粉塵影響差異分析

表3 東部地區LNGYYC、LNGYFC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YYC

LNGYFC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32.7262(2.8164*)

52.9893(3.8847*)

-10.5024(-2.6944*)

-18.5026(-4.0342*)

1.2657(2.9653*)

2.2848(4.5435*)

-0.0505(-3.2386*)

-0.0927(-5.0305*)

AR(1)

0.4000(6.1657*)

0.3097(4.5813*)

海南--LNFDI

0.0477(0.3532)

-4.19200

-0.2814(-1.2742)

-0.4495

河北--LNFDI

-0.0335(-0.3842)

0.5242

0.0267(0.2515)

-0.0456

上海--LNFDI

-0.1521(-2.7826*)

0.5767

-0.2069(-2.4847*)

0.3125

浙江--LNFDI

-0.0627(-0.8102)

-0.0833

-0.0941(-0.9720)

0.6786

遼寧--LNFDI

-0.0934(-1.0676)

1.3496

-0.0855(-0.9936)

0.9432

廣東--LNFDI

0.0402(0.4283)

-1.1402

-0.0525(-0.4761)

0.6557

北京--LNFDI

-0.2631(-2.2266**)

1.3044

0.1188(0.2863)

-2.7899

天津--LNFDI

0.0139(0.1345)

-1.7711

-0.2062(-3.3778*)

-0.2964

江蘇--LNFDI

-0.1082(-2.3398**)

1.4371

-0.0810(-1.0884)

0.7549

福建--LNFDI

-0.0546(-0.6975)

-0.9522

-0.0017(-0.0179)

-0.8758

山東--LNFDI

-0.1649(-2.4789*)

2.2796

-0.0876(-1.2915)

1.1267

R2

0.9829

0.9773

F

487.359

326.259

D-W

2.0287

2.1269

東部地區工業煙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廣東、天津的FDI對工業煙塵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河北、上海、浙江、遼寧、北京、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煙塵排放量產生負影響,上海、山東在1%的水平下顯著項目管理論文,北京和江蘇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北京為-0.2631,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煙塵排放量將減少0.2631個百分點。

東部地區工業粉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河北、北京的FDI對工業粉塵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不顯著。海南、上海、浙江、遼寧、廣東、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負影響,上海、天津在1%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上海為-0.2069,即FDI每增加1%,工業粉塵排放量將減少0.2069%。

表4 中部地區LNGYYC、LNGYFC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YYC

LNGYFC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42.0185(1.8447**)

89.1652(3.1244*)

-13.5462(-1.6467***)

-32.1750(-3.1544*)

1.6143(1.6440***)

3.9980(3.3162*)

-0.0636(-1.6339***)

-0.1632(-3.4480*)

AR(1)

0.3172(4.1467*)

0.4488(6.0984*)

湖南--LNFDI

-0.0019(-0.0419)

-0.8825

0.0495(0.6818)

-0.8836

山西--LNFDI

-0.0189(-0.3482)

-0.0711

0.0357(0.7816)

-0.8062

吉林--LNFDI

-0.1284(-3.0416*)

0.3904

-0.1267(-3.4817*)

-0.4546

安徽--LNFDI

-0.0772(-1.4121)

-0.3836

-0.0923(-1.5097)

0.1776

黑龍江--LNFDI

-0.2387(-3.8292*)

2.0898

-0.2454(-3.2349*)

1.0407

河南--LNFDI

0.0198(0.3755)

-0.5630

-0.0493(-0.7333)

0.2108

江西--LNFDI

-0.0365(-0.7702)

-1.0183

-0.0689(-1.2353)

-0.1311

湖北--LNFDI

-0.1321(-2.4864*)

0.3379

-0.1383(-2.3095*)

0.7561

R2

0.9486

0.8592

F

155.442

46.2631

D-W

1.9311

2.1184

中部地區工業煙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中部8省FDI對工業煙塵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湖南、山西和河南的t統計量不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江西、湖北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2609,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煙塵排放量將減少0.2609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項目管理論文,再其次是湖北。

中部工業粉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中部8省的FDI對工業粉塵排放量都產生負影響,湖南、山西、河南、江西的t統計量不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湖北的t統計量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3797,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粉塵排放量將減少0.3797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再其次是湖北。

(三)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影響差異分析

表5 東部地區LNGTCS、LNGTPF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TCS

LNGTPF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63.4898(5.0320*)

8.7117(5.0309*)

-17.5778(-4.2654*)

-0.8248(-3.5953*)

1.7727(3.9784*)

-0.0581(-3.6181*)

AR(1)

0.8177(27.0287*)

0.5104(8.6360)

海南--LNFDI

0.2352(1.4884)

-4.4831

4.9656(3.7795*)

-49.2073

河北--LNFDI

0.2510(2.1371**)

-0.2996

0.2615(1.1668)

-0.3946

上海--LNFDI

-0.0111(-0.2948)

0.5235

2.3659(2.0572**)

-26.9802

浙江--LNFDI

0.1614(2.5550**)

-1.0426

-0.0413(-0.2534)

0.9621

遼寧--LNFDI

0.0401(0.6324)

1.9015

-0.6868(-1.5997***)

11.0885

廣東--LNFDI

-0.0459(-0.3341)

1.7425

0.2184(0.6742)

-0.9511

北京--LNFDI

0.05877(1.4172***)

-0.7293

-0.7027(-2.0111**)

10.3680

天津--LNFDI

0.1134(1.4843***)

-1.7596

0.2503(0.4228)

-2.4523

江蘇--LNFDI

0.0285(0.5063)

1.2896

0.3357(0.4981)

-2.2678

福建--LNFDI

0.0139(0.1094)

0.9179

-0.1359(-0.5610)

2.9014

山東--LNFDI

0.0754(0.5823)

1.2289

-0.7350(-3.1354*)

8.6788

R2

0.9988

0.8743

F

7269.704

53.5716

D-W

2.0843

1.8612

東部地區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河北、浙江、遼寧、北京、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正影響,河北和浙江在5%的水平下顯著,北京和天津在10%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河北為0.2510,其次是浙江,再其次天津。上海、廣東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負影響,但都不顯著。

東部地區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遞減型關系。海南、上海、廣東、天津、江蘇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海南在1%的水平下顯著項目管理論文,上海在5%的水平下顯著,與其他省(市)相比回歸結果反差很大,其他省(市)t統計量不顯著。浙江、遼寧、北京、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負影響。遼寧在10%的水平下顯著,北京在5%的水平下顯著,山東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山東為-0.7350,即FDI每增加1%,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將減少-0.7650%。

表6 中部地區LNGTCS、LNGTPF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TCS

LNGTPF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41.3077(3.8757*)

1991.625(1.8463*)

-11.3227(-2.9668*)

-941.7224(-1.8373**)

1.2302(2.7211*)

166.8861(1.8333**)

-0.0421(-2.3692*)

-13.0867(-1.8269**)

0.3829(1.8173**)

AR(1)

0.4372(6.4688*)

0.5462(7.7679*)

湖南--LNFDI

-0.0192(-0.6301)

-0.1254

0.1453(0.7240)

-3.5711

山西--LNFDI

0.0619(3.2135*)

-0.0267

0.1310(0.7933)

-1.5068

吉林--LNFDI

-0.0386(-2.2811**)

-0.3432

-0.1869(-1.3899)

-2.2181

安徽--LNFDI

0.0208(1.1657)

-0.2012

-1.0940(-3.7083*)

5.2815

黑龍江--LNFDI

-0.1889(-6.3619*)

1.8097

-0.9583(-1.7057***)

4.9852

河南--LNFDI

0.0880(4.0322*)

-0.9111

-0.3186(-1.6994***)

-0.2906

江西--LNFDI

0.0263(1.0920)

0.0630

-0.1247(-0.6319)

-1.8346

湖北--LNFDI

-0.0037(-0.2067)

-0.2943

-0.2196(-0.9938)

-0.5911

R2

0.9988

0.9100

F

7004.577

75.3401

D-W

1.8913

2.1274

中部地區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山西、安徽、河南、江西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正影響,安徽和江西的t統計量不顯著,山西和河南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山西為0.0698,其次是河南。 湖南、吉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負影響,湖北的t統計量不顯著,湖南、吉林、黑龍江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2256項目管理論文,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將減少0.2256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

中部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四次曲線關系。湖南、山西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湖南的t統計量不顯著,山西在10%的水平下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河南、江西、湖北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河南、江西在5%的水平下顯著,湖北在10%的水平下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1.4849,即FDI每增加1%,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將減少1.4849%,其次是安徽,就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的影響來說,兩省與其他省形成很大反差。

(四)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影響差異分析

表7 東部地區LNSO2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SO2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α

1.7784(10.4264*)

0.2475(7.8184*)

AR(1)

0.3621(5.9372*)

海南--LNFDI

0.3036(4.0824*)

-6.565940

河北--LNFDI

-0.0529(-2.2161**)

1.448053

上海--LNFDI

-0.1001(-3.0210*)

0.746609

浙江--LNFDI

-0.0234(-0.8374)

0.436150

遼寧--LNFDI

-0.0544(-0.9538)

1.100451

廣東--LNFDI

0.1235(2.4580*)

-1.469815

北京--LNFDI

-0.2192(-3.0616*)

1.380896

天津--LNFDI

-0.0549(-0.8785)

-0.400097

江蘇--LNFDI

-0.0603(-2.5470*)

1.401587

福建--LNFDI

0.0628(1.1849)

-1.772079

山東--LNFDI

-0.1212(-3.8939*)

2.635766

R2

0.9960

F

2306.281

D-W

2.1367

東部地區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遞增型關系。海南、廣東、福建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海南和廣東在1%的水平下顯著項目管理論文,福建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海南為0.3036,其次是廣東。河北、上海、浙江、遼寧、北京、天津、江蘇、山東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河北在5%的水平下顯著,上海、北京、江蘇和山東在1%的水平下顯著,浙江、遼寧、天津和福建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北京為-0.2192,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將減少0.2192個百分點,其次是山東,再其次是上海。

表8 中部地區LNSO2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SO2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α

49.7283(2.7411*)

-16.4410(-2.5267*)

1.9236(2.4931*)

-0.0729(-2.3995*)

AR(1)

0.4471(6.3202*)

湖南--LNFDI

-0.0502(-1.6367***)

0.5336

山西--LNFDI

-0.0027(-0.0862)

0.3643

吉林--LNFDI

-0.0347(-1.1924)

-0.6959

安徽--LNFDI

-0.0331(-1.0058)

-0.1321

黑龍江--LNFDI

-0.0817(-1.8392**)

-0.0178

河南--LNFDI

0.0577(1.3970)

-0.4663

江西--LNFDI

-0.0021(-0.0525)

-0.5978

湖北--LNFDI

-0.1256(-3.4697*)

1.1308

R2

0.9859

F

591.498

D-W

2.0540

中部地區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山西、河南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湖南、吉林、安徽、黑龍江、江西、湖北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湖南、安徽、江西在5%的水平下顯著,吉林、黑龍江、湖北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湖北為-0.1255,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將減少0.1255個百分點項目管理論文,其次是黑龍江,再其次是吉林。

從以上回歸結果分析顯示,東部十一省(市)的污染指標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大多呈現倒N型關系。相對來說,上海、北京、山東、江蘇、天津和遼寧的FDI是“清潔”的。東部多數省(市)的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粉塵、工業煙塵、工業二氧化硫產生負向影響,而多數省(市)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正向影響。中部八省的污染指標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現正U型和倒N型關系,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出現四次曲線關系。中部地區FDI相對較“清潔”的是黑龍江、吉林和湖北。中部八省只有部分省的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物、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負向影響,即有利于環境改善,大部分省的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產生正影響。

四、結論

東部地區的遼寧、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只有河南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東部地區江蘇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安徽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東部地區的上海、北京、江蘇、山東的FDI對工業煙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的吉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煙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上海、天津的FDI對工業粉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的吉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粉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東部地區的河北、浙江、北京天津的FDI對工業固體產生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中部的地區的吉林、黑龍江的FDI對工業固體產生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山西的FDI對工業固體產生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東部地區的遼寧、北京、山東的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海南和上海的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中部地區的安徽、黑龍江、河南的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東部地區的河北、上海、北京、江蘇、山東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海南、廣東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中部地區的湖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東部地區FDI最“清潔”的是北京,其次是上海;中部地區FDI最“清潔”是黑龍江,其次是吉林。需進一步研究北京的FDI產業分布,借鑒經驗調整中國FDI的區位和產業分布。東部和中部省(市)的FDI對污染指標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總的來說,東部地區的FDI比中部地區的更清潔,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的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因而存在有結構效應和規模效應。寬松的環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的一個重要因素,具有一定的“污染避難所”效應特征,但中國并未成為一個世界的“污染避難所”。

參考文獻

[1]Grossman G,Krueger A.Environment Impacts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R] Working Paper,No391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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