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理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正文】

一、網絡經濟的由來

網絡經濟在世紀之交的蓬勃發展，是與1993年以來國際互聯網商務性應用的急劇高漲分不開的。

但就網絡經濟這一概念而言，則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學者對“網絡”和“經濟”的不同理解，它有著不盡一致的內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學者鑒于第三產業中的商業、運輸業、金融業等均因有相應的網絡而發展起來，就把服務經濟稱為網絡經濟，提出要研究這類網絡經濟學問題；1992年我率中國信息經濟學代表團，訪問貝爾實驗室時，有兩位美國學者送給我幾篇研究網絡經濟問題的論文，其內容是討論電子計算機局域網、廣域網的成本核算、收費標準等有關問題的，人們也把這類研究稱為網絡經濟學（EconomicsofNetworks）。

現在成為時尚而流行的網絡經濟或網絡經濟學，就其內容而言，實際上是互聯網經濟（InternetEconomy）或互聯網經濟學（InternetEconomics）。當然，這也是一種特定的信息網絡經濟或信息網絡經濟學，它與信息經濟或信息經濟學有密切關系，這種關系是特殊與一般、局部與整體的關系。

人們利用網絡，既可以傳遞信息，又可以從事各種社會和經濟活動。網絡經濟就是通過網絡進行的經濟活動，這種網絡經濟是經濟網絡化的必然結果。網絡化極大地加快了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它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通過逐步開放和適度監管來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術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識資源以促進經濟增長。

對網絡經濟可從不同的層面去認識它。從經濟形態這一最高層面看，網絡經濟就是有別于游牧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信息經濟或知識經濟，由于所說的網絡是數字網絡，所以它又是數字經濟。在這種經濟形態中，信息網絡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網絡將成為極其重要的生產工具，是一種全新的生產力。

從產業發展的中觀層面看，網絡經濟就是與電子商務緊密相連的網絡產業，既包括網絡貿易、網絡銀行、網絡企業以及其他商務性網絡活動，又包括網絡基礎設施、網絡設備和產品以及各種網絡服務的建設、生產和提供等經濟活動。這就是目前信息產業界人士所宣揚的互聯網經濟，它可細分為互聯網的基礎層、應用層、服務層、商務層。電子商務是互聯網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據美國思科系統（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的資料，美國互聯網經濟1998年總收入為3014億美元，（注：1995年還只有50億美元，3年就增加到600倍，在1998年網絡經濟的3014億美元收入中，電子商務就占了1020億美元。）超過了能源（2230億美元）和郵電（2700億美元）的收入，僅次于汽車工業的收入（3500億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產率（25萬美元）已高于汽車工業（16萬美元），此外還創造了就業崗位120多萬個；從1995—1998年美國互聯網經濟增長了174.5％；1998年美國電子商務比過去所有的估計都高，達1000億美元。（注：以上資料見該公司副總裁林正剛在’99國家信息化發展論壇的報告：《Internet經濟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從企業營銷、居民消費或投資的微觀層面看，網絡經濟則是一個網絡大市場或大型的虛擬市場，其交易額幾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網絡用戶普遍看好這一市場，隨著網絡的擴大，網絡企業的股票市值不斷飚升。例如，美國的德爾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來其股票增值了3萬倍。又如美國的雅虎以400萬美元創業，經過4年半時間，其股票市值達到400億美元，增長1萬倍，拿其網絡股收益與其財務收益相比，超過40多倍。這說明網絡企業與傳統企業不同，其收益更多地來源于信息資產即無形資產的價值和增殖。網絡經濟的上述三個層面是相互聯系的。網絡市場擴大了，網絡產業發展了，表現為全新經濟形態的網絡經濟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網絡經濟的特點

作為一種新經濟的網絡經濟，與以往的傳統經濟相比，有著受信息網絡種種特點的影響而形成的諸多特點：

1.網絡經濟是全天候運作的經濟。由于信息網絡每天24小時都在運轉中，基于網絡的經濟活動很少受時間因素的制約，可以全天候地連續進行。

2.網絡經濟是全球化經濟，由于信息網絡把整個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離變得無關緊要，基于網絡的經濟活動把空間因素的制約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個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強了。

3.網絡經濟是中間層次作用減弱的“直接”經濟。由于網絡的發展，經濟組織結構趨向薄平化，處于網絡端點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可直接聯系，因“產銷見面”而使中間層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當然，這并不排除因網絡市場交易的復雜性而需要有各種專業經紀人與信息服務中介企業。

4.網絡經濟是虛擬經濟。這里所說的虛擬經濟不是由證券、期貨、期權等虛擬資本的交易活動所形成的虛擬經濟，而是指在信息網絡構筑的虛擬空間中進行的經濟活動。經濟的虛擬性源于網絡的虛擬性。轉移到網上去經營的經濟都是虛擬經濟，它是與網外物理空間中的現實經濟相并存、相促進的。培育和促進虛擬經濟的成長，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新動向。

5.網絡經濟是競爭與合作并存的經濟。信息網絡使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范圍擴大了，也使競爭與合作之間的轉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進入大競爭時代，在競爭中有合作，合作也是為了競爭。在競爭合作或合作競爭中，企業的活力增強了，企業的應變能力提高了，否則就會被迅速淘汰出局。企業可持續的競爭優勢，主要不再依靠天賦的自然資源或可供利用的資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與知識。

6.網絡經濟是速度型經濟。現代信息網絡可用光速傳輸信息。反映技術變化的“網絡年”概念流行起來，而網絡年只相當于正常的日歷年的1／4。網絡經濟以接近于實時的速度收集、處理和應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動的信息來進行。經濟節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會步步落后。產品老化在加快，創新周期在縮短，競爭越來越成為一種時間的競爭。21世紀頭10年的經濟將是在注重質量的基礎上注重速度的經濟。

7.網絡經濟是創新型經濟。它源于高技術和互聯網，但又超越高技術和互聯網。網絡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以此為基礎的網絡經濟需強調研究開發和教育培訓，若非不斷創新，其新經濟的“新”也就難以為繼了。在技術創新的同時還需有制度創新、組織創新、管理創新、觀念創新的配合。創新來自創造性，創造性的存在，要有從無序中尋求有序的環境，而創造性的發揮，則要求從有序中沖刺出來，產生適度的無序。

三、網絡經濟起作用的因素

傳統經濟是物質、能量型經濟，其交易通行“物以稀為貴”的原則，商品價格對供求變化的剛性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資源匱乏使供應受阻往往成為經濟的通病。網絡經濟是信息、知識型經濟，其交易則通行應用越廣價值越大的原則，商品價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嚴格反映供求變化的市場價格，對買賣雙方具有互動協商、互利雙贏的優越性，因收入與財富的懸殊加劇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響經濟發展。

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相比，不僅勞動生產率高，（注：例如，美國90年代的生產率年增速度是60年代的2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4倍。）而且創造財富快。（注：網絡經濟的財富創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潤，而著眼于信息資產或知識資產在長期的增值。據香港《大周刊》1999年3月6日的報道，美國比爾·蓋茨的財富在1998年每小時增加210萬美元。）近3年（1995—1998年）來，美國經濟增長有35％依賴于網絡經濟的發展。（注：見人民日報1999年6月24日《美國經濟三年增長三成有賴網絡經濟》。）網絡經濟會促進經濟的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和經濟周期波動的平緩。美國90年代經濟近五六年來的實績提供了一個例證。網絡經濟的這種作用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

從網絡經濟的基礎設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網絡的作用看，信息網絡有強大的支撐效應、滲透效應、帶動效應。特別要指出的是信息網絡發展過程中有些規律對網絡經濟起著支配作用，這就是以下的三大規律：

1.信息技術功能價格比的莫爾定律（Moore’sLaw）。按此定律，計算機硅芯片的功能每18個月翻一番，而價格以減半數下降。該定律的作用從60年代以來已持續30多年，預計還會持續20年。它揭示了信息技術產業快速增長的發動機和持續變革的根源。

2.信息網絡擴張效應的梅特卡夫法則（MetcalfeLaw）。按此法則，網絡的價值等于網絡節點數的平方。這說明網絡效益隨著網絡用戶的增加而呈指數增長。互聯網的用戶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聯網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這種爆炸性增長必然會帶來網絡效益的飛快高漲。互聯網企業概念股市值連續上揚的原因就與人們的這類預期有關。

3.信息活動中優劣勢強烈反差的馬太效應（MatthewsEffect）（注：源出《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25章中的話：“因為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律。在信息活動中由于人們的心理反應和行為慣性，在一定條件下，優勢或者劣勢一旦出現，就會不斷加劇而自行強化，出現滾動的累積效果。因此，某個時期內往往會出現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應，還可能發生強者統贏、勝者統吃的現象。（注：令人擔憂的是，網絡經濟的發展會加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南北”差距。據聯合國技經貿信息網新聞的報道，至1998年，在國際互聯網1.3億用戶中，發展中國家只有1000多萬，占7.8％，而發達國家有1.2億，占92.2％；在發展中國家每440人有一個國際互聯網用戶，而在發達國家每6.8人中就有一個國際互聯網用戶。信息社會中“信息富裕”與“信息貧困”的差異，在信息經濟中將表現為“信息經濟發達”與“信息經濟落后”的差異。）

從網絡經濟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經濟活動的擴展具有全球性，可達互聯網連結的所有國家和地區，進入全球市場，擴大營銷范圍，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產要素。其次，它使經濟活動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廣泛的普遍性，上網的企業、家庭和其他單位，都會因交易費用降低、商機選擇增多而獲益。再次，它還使經濟活動的主體行為有多項選擇性，促進生產與消費的個性化。

盡管有這么多的因素使網絡經濟嶄露頭角，給傳統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但應當看到，傳統經濟始終是哺育網絡經濟的母體。迄今為止，網絡經濟的發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約因素，其中有技術因素，更有制度因素，這在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即使在發達國家，由于把網絡技術用于各種目的，推動了軟硬件的生產，因把萬維網推廣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陣陣熱潮，結果使投資激增，新企業不斷涌現，整個經濟迅猛擴張，但在發展進程中同樣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和一定的風險。前景誘人的網絡經濟，其真正的優越性在于持續的變革：以變應變。

四、網絡經濟對經濟理論的影響

由于網絡經濟是信息經濟的一個特稱或別稱，它對經濟理論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途徑實現的。一個途徑是以新的視野或用新的方法來解釋原有的理論，使其有新發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對稱性，使經濟學中傳統的市場理論、均衡理論、企業理論等等發生了質的變化。另一個途徑是從新的經濟現象出發，研究和確立新的經濟理論。例如，信息產業的發展推動經濟學在研究邊際效益遞增理論、無形資產及其評估理論的作用等等。

網絡經濟對經濟理論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里選擇幾個重要的經濟理論因受網絡經濟發展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進行必要的剖析。

1.對生產力要素理論的影響

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物質基礎。生產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組成的，歷來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兩要素說”把生產力理解為人類作用于自然界的生產能力，它“由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注：《斯大林文選》（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頁。）共同組成。“三要素說”認為生產力指的是生產總量，決定該量的生產過程的要素即生產要素也就是生產力要素。因此，它除勞動工具和勞動力之外，還包括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的發掘與變革對生產力的增長起著越來越大的明顯作用。“多要素說”視生產力為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響外，還取決于“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頁。）以及其他要素。

“多要素說”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而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表現在決定生產力的主導因素的變化上，如從生產工具主導論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科技進步主導論的變化。另一方面表現為決定生產力的要素在不斷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與知識（注：世界銀行1998／1999年報告《知識與發展》認為，“信息是每一個經濟的生命線”，“知識是發展的關鍵”，“知識就是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30頁。）等。

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軟要素”，并對此觀點作過全面的論述。（注：烏家培：《信息與經濟》，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0頁。）網絡經濟的發展，對生產力要素理論產生了全面的影響，這表現在：（1）使生產力的首要因素勞動力對其信息能力即獲取、傳遞、處理和運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賴空前增強，并促進新型勞動者即信息勞動者的出現與快速增加。（2）使生產力中起積極作用的活躍因素勞動工具網絡化、智能化以及隱含在其內的信息與知識的份量急劇增大，信息網絡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專用的重要勞動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勞動對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擴大其涵蓋的范圍，數據、信息、知識等都成了新的勞動對象。（4）使生產力發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學技術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報交流的加強和科技合作研究的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對社會和經濟的滲透作用和帶動作用不斷強化。（5）使對生產力發展有長期的潛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遠程教育、終身教育日趨重要，本來就是與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會化和全球化了。（6）使組合、協調生產力有關要素以提高它們綜合效益的管理對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更加強化，導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發展到內聯網、外聯網、互聯的網際網新階段，并與各種業務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僅是管理的基礎，而且與知識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對象。信息管理、知識管理日益成為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長點。（7）使作為生產力特殊軟要素的信息與知識通過對生產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響和通過對這些要素的有序化組織、總體性協調，發揮其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兩個過程相互結合的特殊作用。

2.對邊際效益遞減理論作用范圍的影響

在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中，由于物質、能量資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術進步的相對穩定性、市場容量的飽和性，當需求依靠供給來滿足時，任一投入產出系統中，隨著投入的增加邊際產出（即邊際效益）呈遞減趨勢。這一規律性現象廣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經濟尤其是其網絡經濟階段，信息資源成了主要資源，該資源可再生和重復利用，對其生產者無競爭性而對其使用者無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隨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時信息技術發展快、變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給創造的，產品受市場容量飽和的影響較小。因此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中出現了邊際效益遞增的規律性現象，這種現象還會因網絡效應的作用而強化。

邊際效益遞減是與負反饋相聯系的，而邊際效益遞增是與正反饋相聯系的。負反饋反映原有的差異逐漸縮小以至消失的傾向，正反饋則反映初始的微小差異不斷擴大導致全然不同結果的趨勢。當然，這種變化都是有條件的。

認為在傳統的工農業經濟中只有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性而在信息經濟或網絡經濟中只有邊際效益遞增的規律性的那種觀點，是與現實相背的。人們會發現，在物質產品生產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之前也有邊際效益遞增的現象，而在信息產品生產中當技術方向有問題時也會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甚至為零或負的現象。網絡經濟所改變的僅僅是縮小了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的作用范圍，使它在經濟活動中不再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規律。

3.對規模經濟理論相對重要性的影響

在工業經濟中，由于社會分工、專業化協作的發展，由于機械化、自動化以及由此而來的生產流水線的發展，當鋼鐵、汽車、石化等固定成本占總成本很大比例的產業在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時，規模經濟即產品單位成本隨著產品數量增加而降低所帶來的經濟性，是提高經濟效益、優化資源配置的主要途徑。

在信息經濟或網絡經濟中，盡管規模經濟仍然是提高經濟效益、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途徑，但由于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的集成化、柔性化發展，數字化神經網絡系統的建立與應用，由于外部市場內部化同外包業務模式的并行發展，還由于相關業務甚至不同業務的融合，當軟件、多媒體、信息咨詢服務、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網絡設備與產品等變動成本占總成本較高比例的信息產業、網絡產業、知識產業在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時，增加經濟性效應的途徑越來越多樣化了。范圍經濟（通過產品品種或種類的增加來降低單位成本）變得更加重要了，差異經濟（通過產品或服務差異性的增加來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成長經濟（通過拓展企業內外部的成長空間來獲取利潤）、時效經濟（通過搶先利用機遇擴大市場份額來贏得競爭優勢）等各種提高經濟效益的新途徑出現了，這些途徑不僅大企業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業加以利用。

無可否認，規模經濟作為人類經濟活動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徑，這個事實沒有變，但它的相對重要性由于網絡經濟的發展確實變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經濟性效應。

4.對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此消彼長“理論”的影響

英國經濟學家A·W·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或物價上漲率）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變動關系，低失業率與高通脹率相陪伴，而高失業率則與低通脹率同時并存，若用縱坐標表示通脹率、橫坐標表示失業率，那么兩者之間的這種關系就表現為從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這就是所謂菲利普斯曲線。

上述“理論”已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所否定。70—8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時期，出現了高失業率與高通脹率相并存的“滯脹”，了失業率與通脹率反方向變動和可相互替換的“理論”。到了90年代，信息產業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出現了在經濟高增長中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的新經濟現象，又一次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線。據美國商務部分析，1996年和1997年，美國信息技術產業的價格下降使國民經濟的價格指數下降了1個百分點，導致通脹率成為30年來最低點，同時信息技術產業還在以往5年內提供了1500萬個工作崗位，使失業率降到24年來最低點。

有些文章為了強調知識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沖擊，把新經濟實踐對菲利普斯曲線的科學性與有效性的否定說成是“第一次”，是不準確的。

篇（2）

【關鍵詞】馬克思/按生產要素分配/按勞分配

【正文】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踐發展的合乎邏輯的必然要求；而按勞分配，又是多年來公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這樣，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就成為現階段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中一個基本問題。周為民、陸寧二位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新華文摘》2002年第11期全文轉載，以下簡稱“周文”），對此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最終結論“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按勞分配因市場關系而轉化為按要素分配”的基本觀點，是頗值得研究的。

一、馬克思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基本觀點

我們要討論按生產要素分配問題，首先就要明確什么是生產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產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的，相關討論也都是從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展開的，我們就從馬克思的有關基本觀點入手展開分析。

（一）馬克思對分配概念給予的科學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礎上對作為社會再生產四環節之一的“分配”給出了嚴密而明快的定義：“由每年新追加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分成三部分，它們采取三種不同的收入形式，這些形式表明，這個價值的一部分屬于或歸于勞動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屬于或歸于資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屬于或歸于土地所有權的占有者。因此，這就是分配的關系和形式，因為它們表示出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中間進行分配的關系。”（注：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這個定義告訴我們，分配的客體，是產品中新生產的總價值；參與分配的主體，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勞動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馬克思所揭示的產品分配與生產條件（要素）分配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在對社會經濟肌體的深刻解剖中，科學地揭示出了生產對分配的決定作用。他指出，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別的社會性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注：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謂“生產決定分配”，其實質就是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關系，決定產品的分配關系。生產條件（要素）的所有權，就是分配產品的索取權。任何一種產品分配，都是由生產條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狀況決定的。這就科學地論證了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的客觀必然性。

（三）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規律的普遍適用性。馬克思經過多年的研究，對社會經濟肌體的內在構造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猶豫地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1966。）這就是說，任何一種產品分配，都是由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所決定的。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決定產品的分配，從而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產品，適用于“任何一種分配”，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把這一規律局限于某個特定條件之下，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這一規律發現者的原意。

因此，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提出“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規律”這樣一個概念，但他是這一規律的真正發現者和論述者。我們要“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按生產要素分配，來討論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就不能不對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說明，這應該是我們展開討論的共同的理論基礎。

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科學含義

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討論，學者們雖然發表了很多的見解，但是，什么叫“按生產要素分配”？對于這樣一個討論中最基本的問題，卻未見較為科學而完整的說明，更未形成共識。有的學者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也有的學者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注：余陶生，評物化勞動創造價值和按生產要素分配[J]，武漢大學學報，1997（2）。）講清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準確含義，是一個討論中首先要明確的問題。

我認為，要確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本來含義，與確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樣，都要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研究。

從“質”的方面來講，分配關系總是人與人的關系。是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之所以要“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由于進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是分屬不同的所有者的。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生產過程提供了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就要求從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分得與自己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相適應的一部分生產成果。他之所以有權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因為他具有對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如果進入生產過程的是無主土地、自然森林、空氣、陽光或海水等生產要素，也就不存在按這些生產要素分配的問題了。可見，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權利，直接來自于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生產要素所有權，是對生產成果索取的權利依據。所以，從性質來說，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準確地說，是“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勞動力所有權、專利技術所有權等進行分配。這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最本質的規定。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義。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必然會導致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誤解。

從“量”的方面來看，每一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時，究竟是按照它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還是按照它對生產過程的貢獻進行分配？對此，我認為，既不能簡單地認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斷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絕對地把兩者分割開來。

其一，在一般情況下，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數量分配，是統一的。例如，土地這種生產要素，它的數量越多，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當然也就越大；它的質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優越，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當然也就越大。所以，在這里，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并不矛盾。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割裂開來，更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

其二，在許多情況下，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又會出現不一致。例如，勞動力這種要素，有的人，體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態度不好，貢獻并不大。這就形成了二者的脫節。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分配依據的，應該是生產要素的貢獻，而不是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因為，進入生產過程的每一種生產要素，正是因為它對生產過程有用，對生產結果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它才有權取得生產成果的一部分。所以，當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一致時，堅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是科學的；當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不一致時，堅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仍然是科學的。在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中，已經包含著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復雜的經濟生活中，每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以及生產成果的貢獻，往往是很難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的貢獻及生產成果的貢獻很難準確地判斷，所以，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往往是同時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資本所有者出借資本而得到利息，這時的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都是按其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的。只要雙方達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貸資本的協議，不管這些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實際貢獻如何，生產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經達成的協議參與分配。而勞者的計件工資、銷售人員按銷售額提取個人收入等等，則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參與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產要素，是既可以按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也可以按貢獻分配。如技術專利，既可以按其數量和質量進行買斷性轉讓或一般性轉讓；也可以按采用這一專利技術后企業利潤增加額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數量和質量分配；后者是按貢獻分配。這兩種參與分配的形式，在實踐中都是存在的。

在這里，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對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原則的否定。生產要素的數量多，質量高，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自然就大。只是在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無法準確計量的情況下，不得不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來參與分配。而這種分配數額的確定，也是基于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依據經驗和概率來加以確定的。其表現形式是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但其基礎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

所以，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準確含義，從質的規定性上，是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從量的規定性上，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同時也可以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

三、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存在條件

“周文”得出其“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的基本結論的主要論據是，他們認為“按要素分配如等價交換一樣是一種市場現象，是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相聯系、相統一的具體分配方式”。這也就是說，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存在條件是市場經濟。持這種觀點的，在我國還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別尊敬的一位經濟學家也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特定的經濟運行方式所決定的”，“是市場經濟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湯在新，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配方式[J].經濟學家，1997，（2）.）說按生產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資本主義，不為資本主義所獨有，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存在的條件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特定的經濟運行方式所決定的”，顯然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我們先來看市場經濟之前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要素。誰占有了土地，誰就具有了憑借土地所有權占有土地產品的權利。誰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將土地用于何種用途，都必須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勞動力，是封建社會的另一基本的生產要素。封建社會勞動者已經不再是奴隸社會的奴隸，雖然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但勞動者已經具有了基本獨立的人格，對自身的勞動力，勞動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權。土地所有者要雇傭勞動者來投入他的生產過程，就必須讓被雇傭的勞動者參與這個生產過程生產成果的分配——為勞動者支付工錢，也就是使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報酬。在勞動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況下，勞動者也可以采用勞役地租的形式，以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使用權來交換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使用權。在這里，按生產要素分配——既按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也按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實實在在的存在著的。

我們再來看奴隸社會。在奴隸社會中，勞動者沒有獨立的人格，只是“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既占有物質的生產資料，又占有勞動者（當然就占有勞動者身上的勞動力）。全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都屬于奴隸主所有，在整個奴隸社會，只有奴隸主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夠作為分配主體的，只有奴隸主這一個階級。奴隸只是“會說話的工具”，與牲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一樣，沒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因而沒有參與分配的權利。在整個社會當中，哪個奴隸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隸等生產要素數量多、質量好，哪個奴隸主就會得到更多的生產成果；那個奴隸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隸等生產要素數量少、質量差，那個奴隸主得到的生產成果就會少一些。整個社會的生產成果在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分配，依然遵循著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規律。

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以土地等生產要素的私有制為突出特征的社會。如果對此來一個反向思維，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就更為明確了：假如這兩個社會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那么，生產要素的私有制，對社會經濟過程還有什么經濟學的意義呢？

顯然，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在封建社會明明白白、實實在在的存在著，在奴隸社會也明明白白、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這足以說明，按生產要素分配絕不只是市場經濟所特有的現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條件。按生產要素分配存在的條件是什么呢？

生產要素，也稱生產條件，過去講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三個方面。現在講生產要素，除了土地、勞動、資本之外，還有技術專利，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是進行生產活動、創造物質財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沒有財富之父母，也就沒有財富。生產要素是財富的源泉，它對于人類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產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產要素的極端重要性，決定了財富的創造非用它不可；生產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決定了它不可能無限地隨意得到。兩方面的結合導致了人們迫切地占有生產要素的強烈欲望。因為，把極為重要而又極為稀缺的生產要素據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產的主導權，占有了獲得生產成果的權利。于是，便產生了生產要素的所有制。社會對這種所有制關系的確認、調整和保護，便形成了所有權。

生產要素成為人們的所有物之后，再把這些生產要素用于生產過程，必須通過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允許并把生產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給這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否則，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寧可讓生產要素閑置起來，也不讓你使用。一般說來，任何一種生產過程，都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缺一不可。但各種各樣的生產要素，往往不為同一個所有者占有。這樣，生產的進行，要求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把他們各自占有的生產要素投入一個共同的生產過程。這個生產過程的結果，便歸這些生產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產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產要素的貢獻的大小，在他們之間分配。這種按照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生產提供的生產要素的質和量及其貢獻來相應地分配產品的客觀必然性，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規律。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存在的客觀基礎或條件。這一客觀基礎或條件，是與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共存的，因而，按生產要素分配產品的規律，是迄今一切社會經濟形態共有的經濟規律。

四、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

由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是在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經濟形態中都存在的，是為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規律，它不隨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演進而變化，也不隨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而轉移。因而，它是本質層次極高的經濟規律。在封建社會，土地所有者憑借土地所有權而取得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憑借資本所有權而占有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憑借自己付出勞動的貢獻而獲得報酬，盡管這都是反映其社會最具本質經濟關系的經濟規律，是對決定各自社會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經濟規律，是本質層次很高的經濟規律，但是，對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而言，它們都不過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在這幾個社會的具體表現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證明，就簡單地斷定“按要素分配如等價交換一樣是一種市場現象，是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相聯系、相統一的具體分配方式”，不僅是不正確的，也顯得有些武斷。“周文”又以這樣一個未加任何證明的、不正確的論點為主要依據，簡單地得出了該文關鍵性的結論：按勞分配是本質，按要素分配是現象，“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是按勞分配因市場關系而轉化為、表現為按要素分配”。這個結論的錯誤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搞顛倒了：把本質層次更高的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說成了現象和形式，而把作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具體表現形式的按勞分配說成了本質和內容。

在明確了上述幾點之后，我們再來分析我國現階段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

誠如“周文”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按勞分配，是以全社會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為條件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每個社會成員都不能再以資本的、土地的等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來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每一個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也不能向社會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在不同的社會成員中，只有勞動力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出現在個人分配中的，只有勞動力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權。所以，生產的成果，在社會進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個人所付出的勞動貢獻來進行分配。在這里，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產要素當中，除了勞動力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為個人的所有物，能夠為個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勞動力，這時，按生產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現為馬克思的按勞分配。

但是，這種按勞分配的“馬克思條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國家中都從來沒有實現過，在我國更是從來沒有實現過。實行這種按勞分配的條件不具備，這種按勞分配當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實行。我們現在所實行的按勞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國現有經濟條件當中的、不同于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的另外一種按勞分配。

我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經濟條件與“馬克思條件”的主要差別，在于遠遠沒有實現全部生產資料的全社會共同占有，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都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所有者，這些不同的生產要素的所有權，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認，得以實現。這樣，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周圍，還有不同的資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術專利權的所有者，等等，這些不同的參與生產成果分配的平等權利，只能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平等地全部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在這里，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與其他的生產要素所有權相比，并沒有什么不同之處。勞動力，是諸多的生產要素之一，勞動力的所有權，是諸多的生產要素所有權之一。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中的按勞分配，也同樣只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容之一，它構成了現階段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一個方面，一項內容。也就是說，我國現階段的按勞分配，是包括在現階段的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的。二者的關系，首先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是種概念與屬概念的關系，這是兩者之間最基本的關系。

“周文”在其關鍵性的錯誤結論的基礎上還得出了這樣的推論：“不能因此而誤以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勞分配，除了按勞分配以外還按資本等其他要素分配”，這真實不可思議的混亂！如果說，“生產要素”中包括勞動力，而按“生產要素”分配卻不包括按勞分配，這在邏輯上怎么能講得通呢？按生產要素分配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勞分配呢？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又是什么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明明指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怎么能說“除了按勞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了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把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并列，并要按勞動的貢獻分配、按資本的貢獻分配、按技術的貢獻分配、按管理的貢獻分配，等等，這就構成了統一、完整的按生產要素分配整體。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包括著按勞動的貢獻分配，這是顯而易見的。按勞分配只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除了按勞動的貢獻分配之外，還一定有按資本的貢獻分配、按技術的貢獻分配、按管理的貢獻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勞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那只要講按勞分配就完全可以了，還一定要再提出一個“按生產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問題的實質恰恰在于，以往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只講按勞分配（雖然在實踐中按勞分配也沒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說：“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變化，’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經合乎邏輯地被提了出來”。既然“周文”已經意識到了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這棵“常青之樹”提出了要按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分配的要求，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結論中輕易地把它否定掉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同時，“周文”的說法也明顯地混淆了勞動收入與非勞動收入的區別。

在關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關系的討論中，有的學者為了解釋“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命題，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生產要素”，只是指資本和技術等勞動力以外的生產資料，不包括勞動力在內，所以才有了按（非勞動力的）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相結合。這種解釋顯然是過于牽強附會了，無論是從馬克思對生產要素的定義來看，還是從經濟學界的使用習慣來看，生產要素從來就是既包括物質的生產資料，也包括勞動力，誰都不會否認勞動力是生產要素之一，講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議的，對“生產要素”范疇的這樣一種解釋，既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經濟學界的共識，因而是難以成立的。

在明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包括按勞分配這樣一種兩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之后，接下來的問題還有兩個：一個是如何認識“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問題；另一個是怎樣理解“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問題。

既然按勞分配是包括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的，這就不存在一個所謂“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問題。黨的“十五大”報告雖然使用了“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說法，但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已經不再使用這種說法。如果承認按勞分配包括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是對二者客觀內在聯系的科學揭示，再糾纏這個問題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黨的“十五大”報告和“十六大”報告，都堅持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提法。但經濟學界對這個問題卻缺乏應有的、深入的研究。勞動的貢獻、資本的貢獻、技術的貢獻、管理的貢獻等，都是作為生產成果分配的依據，是處在同一層次上的并列的關系，可以有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周文”認為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層面上并列或‘主輔結合’的關系”，從而否定了這一問題的存在，是不應該的。那么，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具體含義呢？

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僅決定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的存在，而且還決定各種生產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種生產要素，可以相互比較其數量的多少和質量的優劣，容易決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額。不同的生產要素投入同一生產過程，在分配所生產的產品時，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相互比較，孰輕孰重？這就要看哪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隸社會，勞動力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工具還很簡陋，在生產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還很多。這時，對奴隸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戶數（實際上也就是勞動力的數量）為標志。到封建社會，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土地所有權成為權力的象征。產業革命之后，資本成為生產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資本所有權成為支配一切的東西，成為“普照之光”。這時土地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雖然都獨立存在，但都要受資本所有權的制約。到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國計民生的基本生產資料實現了公有，在社會成員個人參與生產成果分配的權利依據中，屬于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范圍和比重都明顯地下降，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顯地提高。在這一基礎上，按勞分配在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特別是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作為科學技術的創造者和科學技術知識主要載體的勞動者，對社會生產過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強，“按勞分配為主體”得到了更為堅實的生產力基礎的支撐。

無論如何，堅持并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初衷，是要保持勞動收入在個人收入總額中的主體地位，而不能讓非勞動收入無限制地擴張。“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的范圍和程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范圍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勞分配為主體”就體現得越充分。但是，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實踐反復告誡我們：生產資料公有制范圍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而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按勞分配為主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愿望所決定，而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如果脫離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現實狀況，一味去追求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那將要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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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于刃剛，戴宏偉.生產要素論[M].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9.

篇（3）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一）樣本數據來源本研究的主要數據來源于對北京地區家庭服務業市場問卷抽樣調研。調研地點選擇家庭服務公司數量較多的朝陽區、西城區、東城區與海淀區。調研共回收問卷825份，其中有效問卷768份，有效率為93.09%。

（二）樣本特征樣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調研樣本中性別比例比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齡層次偏年輕化，其中20~30歲以及30~40歲分別超過三分之一，是調查樣本的主要年齡層次。樣本文化程度普遍較高，其中本科及碩士以上占比分別超過四成和兩成，本科以上學歷總共超過七成。而小學、初中占比較小，高中、技校、中專以及大專共占比約三成。出現這樣結果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源于樣本年輕化，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受過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學歷上的基本準入條件，這樣就使得樣本文化程度較高。有學齡前兒童的樣本對家庭服務業中早教以及母嬰護理有著比較明顯的需求，隨著近年來消費意識的轉變，對其需求更加強烈。同時，早教及母嬰護理類型的工作，相對來說具備一定技術上的要求。從樣本的居住情況來看，北京市擁有較多的外來人口，且在北京購買住宅、子女教育都與戶口有著直接的關系。樣本中北京戶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戶口占四成。從住所性質來看，自有住房占據一半比例，其次是選擇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單位提供的公寓占到兩成。大體上說，自有住房意味著在北京安家，可以側面反映這部分人群多為固定居住人群，對家庭服務業選擇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動性較強的群體。從居住狀態上逾一半樣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處于獨自居住狀態，與配偶居住的占到近兩成，僅與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這顯示，居住狀態的特征，反映了樣本年齡層次的生活特點。從樣本的工作性質來看，普通的企業員工占到三分之一，企業管理者占比為四分之一，技術人員，公務員所占比例不到兩成，而工人、私營業主或者無業退休人員占比更小。數據反映出樣本人群大多處于較為繁忙的工作狀態。從樣本的月收入水平來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據最大比例，將近四成，處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兩成，而僅四成樣本群體收入超過每月1萬元，受調查者中月收入超過2萬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來說，受調查者的總體月收入水平與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從對家庭服務員的雇傭情況來看，調查樣本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傭家庭服務員。家庭服務中提供做飯和保潔工作的比率分別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總和將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嬰等護理具有相似比例，分別占比不到兩成。若我們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術含量將家庭服務員從事的工作進行分類，把保潔、做飯等低水平工作歸為家庭勞動類服務，把老人與母嬰的護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歸為家庭護理類服務，把早教與家教外教等需要較高技術水平的工作歸為家庭教育類服務，則目前被調查區域從事家庭勞動類的家庭服務員還是占據大多數。這說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務業中傳統服務類型占據較大市場。對家庭服務的支付情況來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夠超過每月4000元的僅有不到一成。

三、計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了解什么樣的消費者會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在這個階段，我們會考察消費者的個人特征、職業和居住情況等因素對消費者雇傭決策的影響。第二階段，我們要了解在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的消費者中，消費者是否愿意為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進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實證分析上最大的特點是，只有當消費者在第一階段選擇了雇傭家庭服務后，第二階段的如家庭服務工作層次等變量才能被觀察到。對于這個過程可能產生的選擇性偏誤（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模型減少其對估計結果的影響。一般的，Heckman備擇模型可以用來估計第二階段因變量為連續變量的問題。而本文遇到的問題是，在進行樣本選擇后，即當消費者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后，第二階段面對的是一個需要進行有序probit回歸的步驟，因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簡單地使用有序probit回歸或者Heckman二階段回歸。對此，Vella（1998）從假設、估計方法和數據結構三個方面討論了存在樣本選擇時的估計問題；Nayg（a2003）運用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費者對輻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對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估計理論與方法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化與補充。根據具體情形，本文利用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模型來進行估計。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若ρ=0，則atanhρ=0，則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probit與一般的有序probit將得到同樣的結果。若ρ≠0，則必須運用基于樣本選擇的有序回歸來估計最終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四、計量結果

（一）變量設定按照前文提出的兩階段模型，我們設定兩階段模型的自變量和因變量，如表2所示。

（二）估計結果及分析本文使用計量分析軟件Stata13.0中的orderedprobitmodelwithselection功能，在對消費者是否雇傭家庭服務員進行probit回歸的基礎上，分別對消費者的支付意愿進行有序probit估計，并計算各個選定自變量分別對支付意愿五個等級的邊際效應。具體分析如下。首先，考察第一階段影響消費者雇傭家庭服務員的主要因素。可以從表3看出，在樣本的個體特征方面，呈現兩個影響結果。一方面，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學齡前兒童以及是否與父母共同居住對是否選擇家庭服務員的決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以年齡的邊際效應最為顯著，即年齡在30歲以上的消費者有15%的可能性更傾向于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本文的調查對象主要由年齡在30至50歲之間的高學歷人群構成，這一組樣本一般都處于自己事業的上升和成熟階段。他們會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到工作當中，而更容易忽視家庭的基本事務，他們會更傾向于雇傭家庭服務員來打理自己家庭的基本事務，比如照顧學齡前的孩子與年邁的父母。另一方面，與上述個體特征影響的結果相反，婚姻對是否雇傭家庭服務員的決策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已婚人士較未婚人士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低13%。原因可能是因為已婚人士無論在事業還是家庭上都有配偶一同分擔，從而相對未婚人士有更多的時間來從事家庭基本事務，因此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較低。在樣本的個人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萬元以上的消費者更有可能雇傭家庭服務員，可能性比月收入1萬元以下的消費者高12%。高收入的人更有能力雇傭家庭服務員，而且高收入人群生活條件比較好，因此，他們也會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來分擔自己處理家庭事務方面的負擔，從而自己消費更多的閑暇。值得注意的是，薪水在三個月內增加的受訪者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約增加了15%。同時，接近二成的邊際效果讓我們看到消費者對家庭服務存在很高的需求，而且雇傭與否的決策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收入是否能夠負擔的起對家庭服務員的雇傭。此外，是否具有北京戶口、房屋是否自有以及是否為公務員對消費者的雇傭決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具有北京戶口、房屋自由以及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對家庭服務有更大的需求。其次，考察一下第二階段消費者對家庭服務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從該表可以看到，athrho的p值為0.001，說明athrho的估計值在5%的置信區間上顯著異于零，因此存在樣本選擇偏誤的問題。同時，兩階段誤差項的相關性的檢驗結果也是顯著的，這說明，本文采用基于樣本選擇模型的有序probit回歸是合理的。從自變量的顯著性來看，家庭服務工作層次對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年齡以及是否為公務員對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從總體情況來看，若家庭服務員所提供的工作適當提高層次，則消費者對家庭服務更傾向于高水平的支付；若消費者年齡大于30歲、職業為公務員，則相比之下對家庭服務更傾向于低水平支付。再次，考察一下自變量對每個層次消費支付意愿的邊際效應。由于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是一個在取值上有順序的離散變量，因此各個自變量對其總體的影響與各個自變量對其每個層次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在表4中各自變量的估計系數是其對費者支付意愿的總體影響。與此相比，考察自變量對消費者支付意愿各個層次的邊際影響更有意義。因此，本文進一步的求取每個自變量對費者支付意愿的每個層次的邊際效應，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具體考察如下。在邊際效應中，家庭服務工作層次、年齡與是否為公務員這三個自變量對支付意愿的相應層次有顯著影響。具體的分析分三點進行。一是在家庭服務工作層次的邊際效應上，我們看到了令人關注的結果。當家庭服務員所提供的家庭服務工作層次每提高一個層級時，消費者對其進行低水平支付的可能性顯著降低。當家庭服務工作提高一個層次，消費者對家庭服務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的可能性顯著降低3%、每月支付1000～2000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顯著降低6%、而每月支付2000～3000元的可能性顯著降低4%。可以看到，隨著家庭服務員提供服務工作層次的上升，消費者不會傾向于對這種提高工作層次的行為進行低水平支付。相反，我們看到當消費者每月愿意支付4000元以上時，工作層次提高的邊際效應顯著為正，說明與低層次工作相比，提供更高層次的家庭服務工作會使消費者傾向于支付每月4000元以上的可能性增加約11%，是各層次中支付可能性最大的一項。我們認為，與家庭勞動類工作相比，家庭護理與家庭教育類的家庭服務工作更傾向于與消費者發生精神層面的交換，提供服務方與消費者交換的是虛擬價值，因此，家庭護理與家庭教育類的工作更能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如家庭護理工作不僅使得消費者的身體得到了關照，保證了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而且護理人員每日的照顧與陪伴使得受照顧的老人或孩子內心多了份安慰，少了份孤獨，從而心理得到了滿足。再如家庭教育類家庭服務工作，它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了技能，學到了知識，這會讓他們在學校獲得更好的成績，得到學業上的認可，或者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從而取得成就。家庭教育給家庭帶來的成就感是無可比擬的，因此這也滿足了很多望子成龍或者渴望成功的家庭的心理需要。因此，消費者愿意為這種能夠滿足其心理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務工作主動放棄較低水平的支付，并情愿采取較高水平的支付，顯示出了對高水平家庭服務工作強烈的心理上的需求。這也是本文題目所強調的主旨。二是從年齡上看，年齡大于30歲的消費者更傾向于每月向家庭服務支付的區間為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若家庭服務索要的支付額過高，即每月4000元以上時，邊際效應的取值為負值，消費者不愿意雇傭家庭服務員。三是若消費者從事公務員工作，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愿意向家庭服務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每月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當家庭服務索要支付額超過每月4000元時，消費者選擇雇傭家庭服務員的可能性顯著下降。從年齡與是否為公務員這兩個自變量的邊際影響方面我們看到，若控制了家庭服務工作層次不變，則消費者更傾向于低水平的支付，而對高水平的支付表現出抵觸的態度。

篇（4）

始于十五世紀的歐洲殖民擴張改變了這種狀況。無論對于殖民者還是對于殖民地人們來說，歐洲與世界上許多其它地區的貿易聯系都同樣重要。當然，這種關系是具有高度剝削性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創在世界上多數地區留下了深深的傷疤。

盡管如此，從當代的視角來看，這仍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經濟。這里所講的非全球性并不僅僅是指世界上某些地區尚未涉及。而是說，盡管大半個地球已牽涉其中，但不同的殖民體制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如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例如，大英帝國鼓勵英聯邦與其自治領地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但限制了大英帝國與外界的貿易。

隨著這種殖民體制在二戰期間及戰后的崩潰。一種新的體系自布雷頓森林會議時開始創建起來，集中的體現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現已發展為世貿組織）的產生。歐洲殖民勢力到二戰結束時已變得十分虛弱，以致于無法阻止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也不得不撤銷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跨帝國貿易的限制。

然而，這種新體制仍不是全球性經濟。這并不是指世界被劃分為兩大完全分離的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而是指這種新體制在本質上仍是國家間的。盡管國家間貿易受到極大鼓勵，但所有那些包括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內的國家仍幻想這種貿易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每個國家仍擁有其自身的國民經濟。

由于許多人認為國際貿易的動蕩導致了或至少加劇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于是他們創建了一些組織以減少經濟蕭條再度發生的可能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國家解決他們無力支付所需進口的暫時財政問題；關貿總協定則是為了不必要的貿易障礙能被逐漸取消提供一定空間；世界銀行則致力于歐洲重建及新近獨立的前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遺憾的是，戰后十余年間這些組織中沒有一個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歐洲重建更多地依賴于美國馬歇爾計劃而不是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多依靠從前殖民勢力那里得來的投資、貸款和撥款來發展，而不是國際金融機構。至于關稅和貿易事務則是由各個國家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國際協議來決定的。

另一方面，世界銀行開始采取了一些經證實從長遠看確有重要意義的行動，根據其章程，世界銀行不得干涉其所提供貸款的國家的內部事務。然而，它卻開始和受其援助的國家政府一起制訂經濟計劃，并在這些國家內建立一些可能由其直接撥款和資助的基本設施。世界銀行的目標是通過針對高收益而還款有保障的工程，向政府或政府資助的機構貸款，以促進國民經濟獲得改善。

在這段時間中國家的發展多有賴于政府掌管的工程和政府控制的行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一種混合型經濟。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進口行業中獲益，同時尋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當然，大多數國家確實提高了他們的人均收入，國際貿易有所發展，但進程緩慢。在大多數國家，貧窮狀況并未得到顯著改觀。此外，很多貸款顯然無法從貸款投資可能帶來的收益中獲得償還。一方面是由于計劃不夠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腐敗和將貸款全挪用于軍事目的。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1970年，如果以同一利率持續貸款，以前貸款的償還額會超出后續的新貸款額，因此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外流。影響經濟發展的進程。針對這種情況，由羅伯特•M領導下的世界銀行采取了措施加強其借貸業務。

然而實際危機的嚴重性超乎預料。這是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石油輸入國，而石油輸出國際組織(OPEC)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因此，他們的進口成本也明顯增加，加劇了這些國家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石油富產國的新財富又流入熱衷于發放貸款的歐美銀行。猛然間由商業銀行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貸款超過了政府貸款和國際銀行的貸款。這樣，由于商業銀行關注的僅僅是如何獲取更多的利潤，而不是這些貸款國家的發展，于是對各國經濟的密切監控便大大減少。

二、經濟全球化的起源

本世紀后期，石油價格再度抬高，美國大幅提升利率，使得這一時期的借貸突然變得困難。商業銀行意識到他們的貸款并不如他們所想的那么安全，于是停止借貸業務。由于貸款償還曾依賴于新貸款，這導致了一場危機。危機的焦點是墨西哥威脅拒絕償還貸款。在這一時刻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以在其創建中未展現的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給貸款者施壓以使其對貸款的支付做出承諾，另一方面，在強迫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以確保貸款償還能力情況下增加對其借貸。這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作為援助條件的變革被稱作結構調整政策(SAPs)。

這些對墨西哥的要求使得全球性經濟代替了國際經濟。規范這些變革的政策體現了由美國財政部發起，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P)和世界銀行一致通過的“華盛頓意見”。這個意見的內容是從此應當由跨國集團(TNCS)的投資替代政府的和政府間組織的撥款來引導發展。這種變化的出現是以發展中國家自身能吸引潛在投資者為前提，這需要大范圍地改變一度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經濟，需要廢除那些要求商業機構集體所有的法律以及任何推崇地區貿易的法律，這就必然要求實現商業機構的私有化，以使這些機構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其他競爭者競爭。所以，關稅和其它貿易障礙必須被廢除或者至少被大大削減。

顯然，進口行業無法在這種新體制下生存。新的口號是出口引導型的發展。每個國家出口本國高效生產的產品。在許多非工業化國家里，這種作法使自然資源，特別是林業資源得到了迅速開發。

低工資報酬和不怎么受政府規定的限制通常是對跨國集團投資的主要刺激。競相吸引所需投資的各國政府面臨降低本已很低的工資報酬同時又要盡可能保護工人免遭剝削和環境不受污染的壓力。盡管低報酬和很少受政府限制是吸引投資者的主要方面，但僅靠著兩點不能保證投資的安全。還必須要有穩定的政府、公共秩序和一定教育水平。此外，交通和通訊的基本設施也是必需的。總之，投資傾向集中于世界的幾個地區而不是均勻分布。種種這些因素已使得中國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南部沿海地區，在爭取投資努力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

由墨西哥開始的結構調整現在已在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中實行，它的影響是要打破商品與服務在國家間自由流動的障礙。或許，最重要的是世界金融結合。金錢在瞬間由一個國家流入另一個國家。有時是買賣貨幣的行為，有時是股票和債券。更多的錢是用于這些金錢的轉移而不是用于對生產設備的投資或是對物品和服務的實際消費。

結構調整的一個目的是使國家有能力償還債務，而在這方面，僅取得了部分的成效。雖然主要的拒付債務行為，如來自墨西哥的威脅，已被避免了。但是，負債的總體水平仍在繼續上升。在許多國家，償還負擔嚴重限制丁發展，在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中，這一問題十分嚴重，以致于現在普遍一致的認為必須作出一些讓步措施。

但是，結構調整政策已證實是實現華盛頓意見基本目標——實現單一世界市場的趨勢的極為有效的方法。關貿總協定作出了一系列協議強烈支持實現單一世界市場這一趨勢，尤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終努力中。現在這項工作已被WTO取代。在世界某些地區，地區性協議的影響更為深遠。對此歐共體最為典型。但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也在消除國界的趨勢中表現得比關貿總協定更為明顯。經協議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這方面走得更遠。現在，國家界限是資本、商品及服務流通的次要障礙。它僅在勞務流通方面表現出明顯的限制作用。

如前所述，全球化進程與私有化進程相伴而生。理想境界是跨國集團自由的在任何國家購買和經商。還適用于，例如在過去是典型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業和交通系統。現在的目標是私有公司間的競爭代替政府干預。

因此，全球化應削弱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角色。確實，政府的作用已被削弱到要由世界銀行在幾年前舉行會議來決定政府到底應保留哪些責任。但從根本上講市場仍需要政府來支持。市場需要受過教育的工人，因此，政府有責任保證教育的實施；市場需要安全的公共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司法機構和軍事力量；市場需要運輸的基本設施，因此，政府應當提供公路鐵路和港口。當然，政府還要負責照顧那些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群體。

全球化的影響在一些國家引起極大熱情而在另一些國家引起極大怨憤。對于跨國集團來說，全球化已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世界生產總值迅速提高，然而部分地區卻一直在越變越窮，如非洲環撒哈拉沙漠地區。在大多數國家中，那些較富有的和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則已從中獲益。在另一方面，工人、農民和失業者則失去了社會地位和收入。幾乎所有國家中的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在拉大。

近20年的發展所出現的另一焦點問題是跨國集團的規模和實力。如果分別根據國民生產總值和銷售狀況將國家和跨國公司列在一張表中，常常表現出在最大的經濟實體中有一半多是跨國公司。既然金錢就是權力，特別是在這么多國家已被取消授權的世界中，則意味著權力集中在那些的追求持股人利潤為職業目標的人的手中，那些資本家階層之外的人們的結局則值得擔憂了。

三、支撐全球化的經濟政策

經濟理論是在民族主義被當然地視為經濟活動背景的大環境下發展的。亞當•斯密在論及國家時闡述了什么樣的國家改革會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他堅持認為投資者會熱衷于在其國內經營。當然，這并不排除國際貿易，但他所揭示的貿易是在雙方都清楚自己會從貿易中獲益的國家間進行的。

然而，由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也支持全球化，包括現在出現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理論反映出大市場優于小市場并且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會做得更好。

首先，經濟學家就市場規模方面提出兩點。一個是規模經濟的存在。在最初階段，亞當•斯密指明一個農夫需要一顆鐵釘而自己做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如果十二個工人每人重復做某項特定的工作，他們在一天內能生產許多顆鐵釘。當然，單個農場家庭不需要這么多顆鐵釘，甚至一個村莊也不用了。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消化這些產品。

但經濟學家還發現一個大到可以支持一個制造商的市場，仍不足以獲得工業化的社會效益。如果市場中僅有一家鐵釘制造商，那么這個制造商的唯一競爭者將是其銷售對象，僅為其制造幾個鐵釘也要花費很多時間。制造者可以隨意定高價，而且缺乏提高效率和質量的動力。競爭是市場的關鍵所在。因此，市場必須具有足夠的規模來消耗幾個制造者的產量，甚至這不夠。盡管這里所說的小型的勞動密集型的工廠遠比個體生產者的效率高，而當他們運用礦物燃料能源并擴大生產規模時會變得更加高效，規模經濟隨著技術進步而逐步出現。我們需要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去吸收幾個更大廠家的產量。盡管古典經濟學家是為了支持國家性市場取代地區性市場而指出這一點的。這條論據在支持全世界性市場取代國家性市場方面同樣有效。

經濟學家們也發現政府努力控制市場對有限時間和資源的有效利用。在中世紀及直至現代，人們都知道商品有一個公平價格，該價格不僅應當滿足生產者過上好生活的合理需求，還要滿足購買者的需求。公共政權注意到這一點時，價格便建立了。

經濟學家又發現由市場決定價格更為適宜。即賣家應當把他們的產品盡可能高價的售出，而買家則應以盡可能便宜的價格購入。只要同樣的產品有幾個賣家，購買者就能使他們之間互相競爭直至價格達到人人都愿意購買的最低價，這就迫使生產者去尋找更有效的生產方式以致能夠將產品以低于競爭者的價格出售，并增加市場份額。生產者又發現生產一種新型的或改進的產品可以帶給他們至少是暫時性的優勢，他們可以在競爭者壓回原價之前就該種市場需求的商品以更高的價格出售。

同時，市場價格使得生產者對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十分敏感。他不想生產消費者不感興趣的產品，這種刺激就是為滿足實際消費需求，結果更多資源流入所需物品的生產過程中，但當生產受到官僚控制時，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對改善服務的刺激，導致了對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質疑。然而，歷經很長一段時間，大多數經濟學家認識到，現存的自然壟斷必須受到公眾控制。也就是說，如果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難以實現，那么最好由公眾掌握這種壟斷權而不是將其操縱在私人勢力手中。比如，可以假設一個國家僅需要一個郵件遞送系統。對于大多數基礎設施來說也一樣，對于是否需要多套運輸系統看法各異，但至少，高速公路是在公眾付費的基礎上廣泛建立并運作的。

今天競爭已被引入曾一度被認為是自然壟斷的領域中。例如，私人企業現在在一些以前由郵局獨占的功能領域與之競爭，并十分成功。原則上競爭可以發生在其所有的功能領域中，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加利福尼亞，立法團體幾乎一致同意一項法案即將競爭引入電力供給領域。如果那樣州政府的管制將被大大削弱。結果雖然失敗了，但這種想法并未消失，一旦正確地實施自由競爭將會提高效率降低價格。只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存在，市場定價必定優于官僚政府定價的信念就依然堅定。

對私有化的認可不僅使多個國家采取行動使經濟活動更多受制于市場規律，同時也通過結構詞整政策和國際協議強化了這—要求。

四、潛在的設想

筆者已闡述了更廣闊的市場和私有化會產生更高的效率，同時，高效率又會促進經濟發展。要闡述這一點，就要提到“生產率”。理論上講，生產力指系列生產過程中任何因素，即資本、勞動力或者自然資源。但實際上生產率主要同勞動力有關即勞動生產力會使資本增值。當在特定勞動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多服務時勞動就變得更具多產性。在引自亞當•斯密的例子中，小型制釘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因為每周每天釘的生產量大大提高的緣故。

顯然如果相同數量的人持續工作相同的時間，那么在他們提高了每小時的產量時，國家總產量就會增加，經濟學家們認為市場會確保這種情況的準確發生。不幸的是，工業社會存在一種在勞動力需求十分明顯的前工業社會很少見的失業現象。但經濟學家認為將由需要較少勞動者的生產方式增加的資本投資到別處，就會產生新的就業機會。只要失業勞動力的百分比不大，經濟學家則通常認為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這阻止了工人們提出有礙于資本積累和再投資的過分要求。經濟學家們指出歐洲、北美和亞洲四虎的工業化結果已說明遵循市場規律運行的工業化大幅度提高生活標準。他們希望在各地都產生同樣的效果，并相信市場是實現這種效果的最佳手段。

這里特別強調兩個可行性設想。首先，發展的首要目標是經濟的整體發展，其次，要獲得發展，首要的生產效率是勞動生產率，你或許同意這些假設，但應當說明他們也會受到質疑，這種質疑暗示著許多現存的反全球化運動。

關于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最好方面除整個經濟增長外還存在其它的觀點。歷史上，公平被認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經濟理論以及提高財富的目標，對公平整體的或甚至是在產品和服務的公平分配上都不關注。實際上，經濟發展帶來的增值財富僅集中于相對較少的人手中。經濟學家有時認為當把社會發展得足夠富有時就會輪到那些現在貧窮的群體享受增值財富帶來的益處。但是在被他們引為成功例子的國家中，窮人的生活提高主要受益于政府行為和工會，從該理論角度看二種情況都不受支持。這種理論或許是正確的，但這一點遠未被歷史證實。

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應當提高的假設同樣受到質疑。當勞動力較少原材料多且污染不受限制時，則有助于集中提高勞動生產率。這項工作是通過利用礦物燃料能量來實現的。上一世紀，對燃料選擇已改為石油。可現在，許多人認為就全球而言，勞動力是豐富的。失業和待業仍是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原材料越來越少，污染也受到了限制，一些經濟全球化評論家認為我們現在應當考慮的正是對這些資源的合理運用，例如，在農業方面，集中增加對機器的利用從而取代人力勞動，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看，人力勞動不再是明智的選擇。

正如對窮人的憂慮的回答是財富總會輪到他們，因此，經濟學家又對資源問題的回答標準是市場會刺激技術發展以彌補缺陷，這在過去是有據可查的。例如當某些金屬變得缺乏時，人們發明了塑料來發揮金屬的功能。當土地喪失了肥力，化學肥料為食物生產提供了所需的養料。

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污染嚴重問題更難解決。還有一些認為當人們變得更愿意為清新的空氣支付費用時，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稅收，就會產生市場動力去減輕污染。對于特別棘手的全球變暖問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及早制止更為有效。因為我們在全球變暖問題相當嚴重時才采取的措施的話，會減緩經濟的發展。

如果問為什么沒有幾個經濟學家愿意更認真地考慮公平或者考慮自然保護問題，答案可以在以下兩個更深層次的假設中找到，這些是對人類和自然的理解。目前已被納入首要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中，如果反對這些設想，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理由質疑一心一意致力于經濟發展的作法，另一方面質疑對環境的漠不關心。那就意味著，會對以其現存形式繼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愿望有所疑慮。

五、人類經濟學

經濟理論是基于對人類的一種特殊觀點。經濟學家們都知道人文經濟學是從人類社會的整個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產物。這正如人類政治學、人類宗教學等。研究市場交易中的人類行為與政治活動或宗教活動中的人類行為相區別的原則是正確的。

經濟學家發現人們在購買時，始終如一地尋求盡可能獲得更大便宜，在銷售時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出售。需要工作時，總想要得到最好的工作，把薪水作為主要考慮的內容。需要雇傭幫手時，總想以盡可能低的傭金聘用他們，經濟學家從所有其他人類的秉性中抽象出這一點，并將其歸因于人類經濟學，他們將人類經濟學描述為致力于個人的經濟目的。

;當然，如果說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遵循這一規范是不準確的。首先，在家庭內部幾乎不發生經濟交易。經濟學家們清楚這一點，通常把家庭而不是個人作為經濟單位。但家庭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從某種角度來說，家庭并不是始終扮演純粹自給自足的角色。人們提供大量貨幣，其中許多是出于提高總產品的關心或滿足于其他人的特殊需求。經濟學家們沒有很好地對這些活動加以說明。但是當所有條件具備了，當有關人群確如經濟學家們所視那般被評價時，市場中許多人類行為就能夠被描述和預言了。

人類經濟學也被理解為有無厭的需求。一些早期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目的是生產充足的物品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時，經濟發展也會穩步增長。然而，整個經濟界否定了這一觀點。他們斷定人類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并不意味著對特定物品的渴望不會被滿足。而是指，舊的愿望獲得滿足時新的愿望會不斷出現。在對人類經濟行為的理解中顯然存在一個對事實的衡量。五十年前能使我滿足的東西不再能滿足我。例如，人們現在想要的是更快的通訊，更便利的交通和家里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家具。

人類經濟學首先給金錢和金錢所能購買的東西估價。人們為金錢而工作，尋求他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經濟學家并不注意工作質量。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一個人更換了工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新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薪金。如果某人自愿地接受低收入，人們會對此感到驚訝。即使—個人并不需要增加薪水時，他也會把這份薪水視為成功的標志和完成了他沒有這筆薪水就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機會。金錢實際上是一個主要決定因素。基于這種目的人類經濟學顯然是一種有用的抽象理論，特別是對經濟運作方式的分析。然而這并不完全是真的，當該理論轉化時，也就是說，將它視為完全真實而作為政策提出時，這種曲解就會產生嚴重的危險。

談到不知滿足，我們并非簡單的視其為每時每刻都存在的事實。實際上，在一些傳統社會中，這一點并不明顯，至少作為人類事務中一個主要因素并不明顯。其實在今天，經濟學家們有時擔心消費者并不會充分地購買。為了確保讓個人無止境地維持高水平地支付帳單，我們創建了一種體系，即當舊的愿望得到滿足時使其產生新的愿望。新設計使得具有優良功能的商品變得過時。人們可能再也無法購買到所需的部件去修理它們。款式一年年、一批批地變換，以致于未買到新式服裝的人很快被時尚所淘汰。廣告業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說服人們去渴望新事物。

從描述性用途到規范性用途的轉變也是在將人類經濟學觀點考慮為貪求無厭的條件下出現的。經濟學家們把這種自私的行為描述為“合理的”。他們認為合理行為創造更多財富，不僅是針對采取這種行為的人群也是就全社會而言的。由于集體在經濟思想中沒有地位，這種“合理”行為對集體侵蝕的事實就被忽視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在合同關系中只存在個體。為了維護集體而放棄個人所得是不合理的。他們在假設個體是純粹地自私的前提下所主張的政策逐步地破壞著依賴于非合同性人際關系的集體。

該理論的規范性應用也體現在對人類能力更有價值的工作種類的破壞。在傳統社會，有制造各種所需物品的專家。制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鞋匠致力于制造一雙鞋的整個過程，通常是遵循特定顧客的要求。工作中存在一種自豪和滿足，即使他在工廠會攢更多的錢，但他會發現工作滿足感的喪失遠遠超過收入的增加。

然而，一旦建立了制鞋廠，大多數鞋匠則別無選擇。鞋廠生產的鞋的價格大大低于鞋匠為維持生計必須出售的價格。一些鞋匠可以依靠修補鞋廠制造的鞋維持生計，但大多數則不得不成為一部分雇傭勞動力。

此外，我們的目的是指出經濟學家們對于我們大多數人通常在經濟交易中表現所進行的描述已成為一種規范，并不想這樣行為的人被迫這樣做。當人們依照人類經濟學的方式行為時，為了創造更大的財富，集體生活的價值和創造性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壞了。

現在，正在被侵蝕的集體已經包括各個獨立的國家。據亞當•斯密1776年所著，他的目標是增加國家財富，理所當然地把國內化的集體視為經濟活動的背景。但像這樣的經濟理論并沒有為集體留下空間。這表明大規模的市場會很好運作。的確，越大越好。這就把規模經濟連同對整個過程至關重要的大公司間的競爭一并囊括其中，這對于經濟學家們來說十分重要。國家界限于是就成為提高經濟效益的障礙。于是，目前被廣泛認可的目標便是全球性經濟。

六、二元主義

構成經濟理論的第二條規則是人與自然的二元主義。二元主義傾向是整個西方傳統的特征。這種傾向由于受到新教的影響而更加強烈并在啟蒙運動思潮中系統化。對于系統經濟學家，特別是對于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新德育學校教育而言，唯一認可的價值是人類獲得滿足的價值。經認真考慮的自我滿足唯一形式是那種源于對所渴望之物的占有或消費的形式。經濟學家鼓勵經濟的有序化直至人類滿意為止。

這個唯一可歸屬于非人類世界的價值觀是起促進作用的。它可用于滿足人類需求。它的價值是某人打算支付的價格，并被看作是一件商品。

考慮到世界標準啟蒙運動觀點由人類主體和非人類客體組成，這種人與商品的二元主義看上去是適當的。這是基于非人類世界對于市場來說是可利用的，因此市場力量能為之定價的觀點。可經濟學家們認為這并不完全正確。例如，人們對未被破壞的土地進行評估，可該土地并沒有拿到市場上去賣。然而，經濟學家認為土地是否進入市場并不重要。他們能夠通過詢問人們要保護這塊地愿意支付的價格，再乘以愿意付款的人數來估計市場價格。

考慮到非人類的動物時，人們便不加什么疑慮地適用二元主義。一只牛在市場上賣什么價就值什么價，貓也是一樣。貓的價值可能因人類的憐憫之情而增加，但仍可能以其主人愿意將其賣出的價格出售。被完全忽略的是牛或貓本身的價值，即其滿足生存所需的東西。

自然界的商品化以其它方式表現出來。在傳統社會，許多東西是共有的。的確，自然環境被看作是人類居住環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財產。在那種情況下，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可利用它們——森林、河流，有時還包括牧場。

但是，對于許多新自由經濟學家來說，這種情況并不合理。既然這些物品有價值，他們應當被私有化和定價，這樣那些利用它們的人就要對這種使用支付費用。他們認為私有化確保了對資源的最高效或最經濟的利用。

當然，私有化使那些處于購買地位的人獲得好處，而同時使窮人受損。今天，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磋商的一個主題是水的私有化。二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一切物品商品化（私有化政策也體現了確保基于滿足窮人的目標而增加財富的首要性）。

自然資源價值，貶至個體現在愿意在市場中支付的價格，這已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現在人們已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資源匱乏，認識到市場價格甚至對于人類商品的有用價值也難以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例如，只要地下有巨大的油井，油價就會由石油輸出國根據開采量政策來決定。市場上石袖有可能保持充足到臨近石油實際耗竭的時刻。確實，如果石油輸出國組織不基于某種長期的考慮而控制生產，市場力量就很可能導致那種結果。對于人類社會石油實際價值遠比市場價格要高。這部分差額會在人們被迫要將石油瞬間轉變為其它形式的能量時得到支付，如果石油是按該種情況被定價，情況就要好得多，但市場無法完成這種定價。只有在能反映長期憂患的政治秩序優先于經濟秩序時才會實現這種定價。

這里要指出的是經濟學家建立價值所依賴的市場是缺乏想象力的。人類有能力基于對事物的長遠考慮做出理性的判斷。如果通過政治途徑運用集體智慧，就會在市場價格反映需求之前發現它們。這并非直接向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提出挑戰。但確實表現出經濟學家對自然界的漠視使得他們僅在他們從工業經濟研究中得出的分類中來探討自然界。這種不能保持對自然界顯著特征的關注是經濟理論的極大失敗。

更明顯地，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使他們成為一群對地球退化極為漠不關心的人。當然，有人可以找到避免這種退化的經濟因素。但是拯救自然環境的斗爭從不是那些將自然視為商品的人們倡導的，而是那些將自然視為有其自身價值并且與人類緊密相聯系的人們。經濟學家會提出目前出現的技術發展在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向節約經濟類型的轉換中起輔助作用。但這些發展的原因已不再是市場信號。石油價格仍然低廉。這些原因是人們實際上知道市場價格不會對存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和我們現在需要準備的問題進行預告。結果是人們越多地將決定權交給市場，將來我們要遭遇的危機就會越嚴重。

結論

從前面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筆者是反對在經濟全球化現存形式下所進行的種種假設。當然，這種批判主要不是針對經濟學家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意識到經濟學作為一門學術性科目是從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組成的完整混合體中抽象出來的。他們自信他們所抽象出的理論及通過對其研究得出的結論對于許多人類行為是有益的，特別是在工業社會中。

篇（5）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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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的提出及意義

互利是一個倫理含義及其豐富的概念，是構建市場經濟倫理的倫理基石，它規定和制約著經濟活動的倫理范疇，決定和影響著經濟活動的價值評價標準和具體道德規范，對中國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互利是經濟活動的本質要求，互利原則是集體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表現形式，體現著社會主義的本質，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有著巨大的作用。大力倡導互利原則是我國市場經濟道德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外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互利原則倫理理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國學者從20世紀末才開始關注互利原則這一問題，而且研究的層面也比較淺。

在經濟活動中，經濟互利原則是指在經營主體之間的交易過程中，經營主體從交易中獲得好處。倫理互利原則是指各經營主體在平等的基礎上，以正當手段去追求自己合理的同時，兼顧對方的利益，使之均能受惠獲益達到公正和諧，互促共進的目的。既如此，互利原則作為一種經濟倫理原則是符合時展要求的，是解決經濟活動中利益關系的理論，無疑，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理論意義：研究互利原則有助于提高經濟管理理論水平；從互利原則這一視角把握經濟活動的本質特征，揭示經濟的發展趨勢，將豐富、發展、完善經濟理論；在繼承、超越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科學的經濟理論，實現經濟理論的創新，從而指導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與發展。

現實意義：經濟的巨大發展是互利原則產生的決定因素；互利原則的發展是與當代經濟活動的發展同步發展的，經濟活動主體對互利原則認識的趨同過程，也是互利原則潛在的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隨著市場經濟的運行，互利原則在經濟活動中的理性杠桿作用將越來越大，地位將越來越高；互利原則將最終成為經濟活動主體自覺遵循的倫理原則。

二、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國內外研究現狀

任何理論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當前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繁榮昌盛，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物質財富，同時，由于人類價值觀的偏離而導致了人類社會道德淪喪，人們自私自利，人性墮落異化等問題。在反思中，人類開始重新審視固有的價值觀，并根據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構建新價值體系。從倫理學角度去研究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卻似乎為人們所忽視，相關論文并不多見，更無專著問世。而筆者認為，我國的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它將挾帶著一股巨大的文化沖擊波，沖擊中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念。

西方國家有先見之明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早已涉足與研究經濟領域的互利原則問題。哲學家孟德斯鳩認識到進行經濟貿易往來的，要以相互的需要為基礎，相互依存，平等互利，因而帶來了和平；斯密的絕對利益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都凸現了一個鮮明的倫理主題——互利，他們認為只要從事貿易活動，各貿易主體就能夠做到絕對互利和相對互利。我國對互利主義原則的研究大約始于20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相關著作主要有，唐凱麟的《倫理學教程》，李欣欣的《貿易自由化與中國對策》，何懷宏的《底線倫理》等。相關論文有，歐陽超的《試論互利主義》等。

以上這些論著和論文取得了頗豐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宏觀角度看，我國學者的研究多是從經濟的宏觀層面來提倡互利原則，研究互利原則的經濟倫理理論較少，僅有歐陽超的《試論互利主義》。因此有必要加強對互利原則理論的專門研究。西方學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互利原則理論觀點，如斯密的絕對利益理論等。這些互利原則理論觀點都是互利原則理論的表現模式之一，但尚不能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

從微觀層面上看，我國一些學者提出了互利原則是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的理論，這一觀點是正確的，但都沒有從倫理學角度來研究互利原則的倫理內涵。從哲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學科在經濟活動中為互利原則提供理論論證。在界定互利原則的倫理內涵方面，現有的研究不全面。在對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方面，很少有學者從互利主義原則的內容、倫理內涵、實現等全面系統地論述，而且忽視了在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中應注意的問題。

三、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創新

從以倫理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活動互利原則。在經濟活動中，以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及集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界定互利原則的倫理內涵。從哲學、經濟學、倫理學等角度論述互利原則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同時，從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領域對互利原則進行現實思考，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并指出在構建市場經濟新價值體系中要注意的問題。

縱觀現有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統的研究經濟活動互利原則。力圖在前人已經研究的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前人沒有研究的方面，努力實現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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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落實我們的分配制度

落實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勞動報酬;二是財產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和財產性收入成為了問題的關鍵。

(一)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

在當前我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勞動報酬即工資仍是人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這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來實現的。(1)近幾年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運作，在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問題，這是無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來解決的，還要靠工會等社會自治團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鑒于經濟法主體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勞動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及其他NGO等自治組織成為協調政府與企業、個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有效途徑。當然在培育工會等自治組織時，應避免官辦、官管、官運作的現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夠真正代表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和訴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基礎所在，對于保障底層行業職工的工資水平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體現。在這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政府政策的推動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氣力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財產性收入，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如房屋、車輛、土地、收藏品等)所獲得的收入。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提出了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決策。但目前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還是很不樂觀的，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1)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尤其是在拆遷、征地和征用公民財產的過程中，要確保公民的財產權利和財富增加值權利不受侵害;(2)進一步明晰產權，使之能夠在抵押、轉讓、出租等交易流動中廣泛運用，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動產方面;(3)在動產方面，我們可以看出，財產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驗的是居民的理財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機構的努力，拓寬居民金融理財渠道，讓百姓擁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理財工具和產品，同時加強對交易行為的規范，確保居民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侵犯。

壟斷性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領域，壟斷性國企高收入群體與私營單位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成為體制內與體制外乃至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縮影。據國家統計局5月3日的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37147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見兩者差距較大。因此，收入分配領域的國企改革對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戰略性的全局意義。但是對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籠統的一刀切，我們主要應是針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和國企管理人員的收入分配進行改革，這是改革的關鍵所在。而且單純采取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和國企管理人員的減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筆者認為應堅持擴大體制內競爭和結構性減薪并舉的總體策略。具體如下:

(1)通過擴大體制內競爭來改革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法和反壟斷法的作用。首先通過產業政策立法，讓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到體制內的競爭中來，尤其是在我們的電力、電信、石油等壟斷性行業。讓民營企業參與到體制內的競爭，這樣不僅有利于私營企業利潤的增長從而使其職工工資增長，更有利于市場競爭化程度的提高，使國有企業面對充分的競爭而煥發活力，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其次，加強反壟斷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實施，使壟斷性國有企業向著政企分開的現代化公司經營管理模式發展，盡最大限度減少某些壟斷性國有企業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并存的現狀，以優化市場競爭秩序，提高競爭水平。

(2)主張對國企職工采取結構性減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對特定職業和特定崗位的人群實行減薪。首先在國有企業職工群體中，收入較高的是國企管理人員，原因有二，一是這些人員多由行政指派，沒有在其任命上發揮市場的作用，二是這些高管的工資與企業績效關聯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對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嚴格規范國企高管人員的薪酬管理，原則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堅持市場才是企業家最好的定價者，并把管理因素對于企業的貢獻作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對于國企職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對于國企非正式職工，退休、下崗職工而言，要提高他們的工資福利水平。

財政稅收改革

如果說初次分配領域的改革是基礎，那么在再分配領域的改革則是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關鍵所在。初次分配領域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對于再分配領域來說，則是經濟法特別是財稅法發揮其作用的最好舞臺。財稅法范圍較廣，以下著力從預算法和稅法兩個方面談一下我們再分配領域的改革。

(一)預算法與再分配

預算法是指調整國家在進行預算資金的籌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監督和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本質是對政府收支活動的控制。近年來政府的財政收入連年增長，有的地方增長率甚至已經超過了15%，大大超過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這些錢，如何讓政府把錢花的更合理，則需要預算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要使我們的國家預算更好地服務于收入分配改革，筆者認為要做到以下兩點：(1)促使合理財政支出結構的形成。加大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將財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長上，使社會發展惠及人民大眾。(2)減少行政權對預算權的干預。按照我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各級人大行使預算審批權，其他機關不得干預。但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對人大預算審批權的干預尤為嚴重，尤其是在各級地方。因此必須切斷行政權對人大預算審批權的干預，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縛下合理分配財政支出。

(二)稅法與再分配

根據社會契約論，稅是公民從國家獲得的利益的對價，黑格爾也曾說過稅是個人對國家作出的犧牲。從其本質來看，稅收是政府對國民收入進行的二次分配，理應對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發揮應有的作用。稅法與再分配應著力處理好兩點：(1)加快結構性減稅的步伐，即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減輕一部分群體和稅種的稅負水平。尤其是對于個人所得稅而言，要合理制定個稅起征點，實行綜合所得制，即對收入總額實行累進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財產的不公，因此要開征財產稅，即以納稅人的某些特定財產數量或價值額為征稅對象的類稅，包括房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等。目前我國還沒有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許多學者也做過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應盡快做出回應，出臺相關法律，我們認為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開征，有助于解決社會成員發展不公的問題。

結語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規范，隨著依法治國和法治社會建設的逐步推進，經濟法必將在收入分配改革領域發揮其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收入分配改革保駕護航。

經濟法論文范文二：市場經濟法律觀念研究

摘要:在市場經濟研究框架中，法律觀念、體制以及理論的調整與變革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權力的運行是法律觀念下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基礎和前提，市場經濟競爭下公平、公正是其法則要求。本文主要是從法律保護與市場經濟理論研究方面著手，對市場經濟法律觀念進行深入化探究，以安全、信用的法律觀念來保障市場經濟安全運行。

關鍵詞: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改革研究

一、法律保護與市場經濟理論研究

(一)市場經濟概述及我國市場經濟法律保護的必要性分析

市場規律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對市場經濟發展起著調節作用，有效的實現資源配置。市場經濟是自由、平等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受到了諸多方面的影響，市場經濟具有雙重性的特征，它既能起到利益競爭機制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還能有效的利用價值規律進行自我調節，但由于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且滯后性的特征，又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阻礙作用。因此，國家必須對市場經濟制定相應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的調控與政府行政管理的結合，能有效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正處于經濟制度的轉型時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傳統的經濟發展管理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更好的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型管理模式還有待開發，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秩序面臨著一定混亂的局面。這些混亂現象給國家和人民的經濟財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損失，不利于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規范的市場秩序和有序的市場行為關系到我國的根本利益，是擺在我國面前的一項重要且緊迫的任務。

(二)加強法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保護

1.完善立法。進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對促進經濟社會規范化運轉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根據不完全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定關于經濟發展的民法已達40多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為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發展秩序以及調整市場化行為，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法律保障。雖然我國已制定了較多的法律，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系統化的民法法律，這限制了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發展。經濟行政法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國制定的行政法在實踐的過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法律也存在著可操作性差、不規范、不公開等方面的缺陷。努力提高立法質量，完善立法規范，轉變政府行政機關的職能，制定真正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發展的法律規范。

2.加強行政執法。行政機關對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巨大的影響作用，是主要的執法機構，市場交易秩序的完善能有效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以及維護公民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在當前的社會發展中，應用法律手段來規范行政，加強行政機關的執法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義，行政機關嚴格加強執法，能促進良好的執法環境建設。

二、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探析

(一)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條件以權力為本的法律觀念

權力是在相對自由的法律情況下運行的，以獲得合法權益為可能的，權利的運行主要以利益為核心，以自由為本質，保障權利能為市場經濟獲得更大的利潤，市場經濟法律要首先確定以權利為根本的法律觀念。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有著本質上是區別，市場經濟并不是僅僅受到行政權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的供求關系和價格的影響，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市場經濟主體要不斷建立健全現代化企業制度，讓企業真正的享有自主運營的權力，減少對國家的依賴，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形勢和競爭規律，有效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要求市場主體具有相對的獨立自主權，確立以權利為本的觀念，著力完善民事立法與經濟立法體系建設，為市場經濟良好運行創造條件。

(二)市場經濟競爭法則要求公平、公正的法律觀念

市場經濟競爭的基礎是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進行的，主要包括:競爭參與的全面化、競爭規則的公正性以及競爭過程的透明化、競爭結果的有效性。計劃經濟體制是對上級要求的絕對服從，對個體則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排斥，計劃經濟在我國的發展，其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市場經濟中的一些問題是由供求關系和價格變化來決定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生產消費活動也受到供求關系及價格的影響，市場經濟中不公平、不公平的競爭導致市場經濟不能平穩的發展。

三、結語

在市場經濟中的法律與計劃經濟相比較而言，是對質和量兩個方面的要求，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更新和增加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提高法律意識。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分析經濟建設中的不足，借鑒其他國家在經濟建設中法律觀念的建設，并將其中優秀、成功的經驗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建設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識，建立健全法律規范，保障市場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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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立學院經濟學專業課程設置與教學建議

1.增加實踐性課程

獨立學院培養的是運用型人才，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不能只是理論學習，要增加實踐性、運用性課程。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渠道加大實踐性課程教學力度，比如課程實習、社會調查、畢業實習以及畢業論文等。實踐性課程的教學課時要增加，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要加強對視距性課程的監管力度。使學生的知識向能力轉化，以真正現實獨立學院培養運用型人才的目標。

2.課程設置與其它學科交叉

經濟學專業除了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以外，在指導性選修課中要增加其它學科的課程，注意與其它學科的交叉性和兼容性，比如可以學習醫學、數學或者生物學等學科課程。不同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可以增強經濟學專業學生畢業后的社會適應能力，也能培養社會對應用型經濟人才需要的多元化。

3.采用多種教學模式

傳統的封閉式課堂教學模式很難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要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增強課程的趣味性和多樣性。但要通過設計合理的教學環節，開展與教學情景相互的課堂討論。特別是安排合理的教學情景，要求學生先學習基礎知識，然后展開討論，這樣能激發學生學習經濟理論的興趣，增強課程的教學氣氛。對學生期末成績的考評，要改變只是以期末試卷成績為主，要增加實際操作應用能力、課堂表現能力和團隊協調能力等方面的成績，要加強對學生平時的管理力度，讓學生忙起來，感覺讀大學要有事可做，教師要布置相關課程的練習，特別是實踐強課程的訓練，還要按教師的要求對學生作業進行檢查，學生才會感覺到在大學學到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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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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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