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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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到了中唐特別是唐開元十三年（725），福州設置福建經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區的開發已取得很大成績，社會經濟相當繁榮，福州被稱為“閩都都會，東南重鎮”、“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眾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發現唐元和八年（813）《球場山亭記》碑碑文所載“邇時廛闬闐闐，貨貿實繁”，表明當時福州城內諸貨豐盛，對外貿易發達，市場繁華。有的學者認為唐代的福州已成為僅次于廣州、揚州的第三大國際貿易港。據日本方面的記載：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欽良暉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國值嘉島歸國，在海上航行六天，從福州閩江口的連江縣登陸，隨船而來的有日本僧人圓珍、豐智、閑靜等人。圓珍等人在福州居留達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滅佛”事件影響，地處東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較大沖擊，“鼓山僧徒逃竄皆盡”。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漸恢復，福州開元寺還被官方作接待各國來閩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間，曾登臨鼓山，訪問華嚴寺，并留詩一首，題為《靈源深處離合詩》。詩曰：“蹬危人難纖，石崄獸無升，燭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燈。”空海后來成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稱東密）的開山祖師。唐詩人馬戴詠晉安：“賓府通蘭棹，蠻僧接石梯。”說明當時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學交流興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島僧歸”，生動地描繪了每年當海外貿易船遣發之際，福建觀察使排辦筵席，犒設送行以及當海外貿易船返航時，各國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動人場面，反映了唐時海外大舶頻頻直抵福州，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盛況。

五代時期，福建佛教發展進入。雖發生周世宗滅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響，還獲得大發展機會，成為南方各道內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審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為福建威武軍節度使，政治上，他“寧為開門節度使，不做閉門天子”；經濟上，他重視貿易，為“招來海中蠻夷商賈，資用以饒”，開鑿黃崎海道，設甘棠港，與高麗、日本東南亞諸國貿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鞏固王閩政權的統治。主要體現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輕武”的國策，許多有作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對商品經濟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沒有受外來入侵的危險，對外開放尋求海上交通，擴大經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是必然的選擇。宋朝廷規定：“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后，亦依此推賞。”由于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的提高，此時福州已成為豪華的都會。《高麗史》記載，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麗進行貿易；北宋仁宗時“福州商客陳文佑”等從事中日貿易。蘇軾曾說：“福建一路，以海商為業。”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譜》中記道：“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宋元時期，福州是“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的重要貿易港口城市。貿易的興盛、人員的頻繁往來，帶動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國。寺院之多、僧眾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國名列前茅。“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主要體現在：

一、“崇寧藏”和“毗盧藏”的雕造和外傳

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后，逐漸漢化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譯、編輯、抄寫、雕版、印造、收贖、供養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北宋末年朝廷放開印書之禁，民間與官府盛行印書。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來的三大刻書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業規模位于全國前列。福建除建陽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書中心。福州的東禪寺等覺禪院和開元寺先后開雕了大藏經“崇寧藏”和“毗盧藏”，創始了民間自發雕造大藏經的活動，并對日本佛教有重大影響。

從北宋神宗元豐年開始,東禪寺等覺禪院發起勸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一個寺院籌資雕造的大藏經。此藏開始只稱“大藏經”,后因以藏進獻徽宗皇帝祝延圣壽，于崇寧二年(1103)奉敕,賜名“崇寧萬壽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稱為“福州東禪寺大藏”,或“東禪寺萬壽大藏”，當今簡稱“崇寧藏”。“崇寧藏”經本流傳于世界各地,以日本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寧藏”雕造初成，同縣的開元寺也已經開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經，并命名為“毗盧大藏經”，同樣原因稱之為“福州開元寺大藏”，或合稱為“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今稱“毗盧藏”。“毗盧藏”的全藏，國內已不存，海外亦聞無藏。根據葉恭綽先生探明東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的大藏經，以“毗盧藏”為主，以“崇寧藏”補缺，系日僧慶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財資助雕造，因得攜歸已經刻成的經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將其后遞刊的經本陸續買去，合為全藏。福州版大藏經的傳入，對日本佛教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日本各種佛經開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幾與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傳播

根據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幾座宋代建筑及其與日本鐮倉‘大佛樣’建筑的關系》一文，“福建地區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鐮倉時期從中國南宋傳過去的“大佛樣”建筑極為相像，證明‘大佛樣’是傳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樣”。“大佛樣”舊稱“天竺樣”，是日僧俊乘坊重源為重建1180年被毀的奈良東大寺大佛殿，從南宋引進的建筑式樣，日本建筑史專家稱之為“大佛樣”。他們根據“大佛樣”中大量使用丁頭拱（日本稱插拱）的特點，推測它可能屬于福建建筑樣式。此外，建于南宋慶元五年（1199）的奈良縣東大寺南大門、建于南宋紹熙三年（1192）的兵庫縣凈土寺凈土堂、建于南宋慶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華林寺一樣，具有“大佛樣”相同特點，而且風格、構架方法和細部裝飾與當時日本傳統的“和樣”建筑明顯不同，是一種完全新的建筑式樣。雖然在“大佛樣”遺構中或多或少地帶有日本傳統做法，但從構架到細部都有濃厚的福建地方風格，建造這樣的建筑恐不是簡單的帶回圖紙所能做到，應是在請來的福建工匠指導下進行的。

三、與佛教有關的黑釉瓷器的輸出

佛教與茶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為了滿足僧眾的日常飲用和待客之需，寺廟多有自己的茶園。我國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說法。唐李肇《國史補》及《唐書•地理志》記載：“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閩小記》有關于鼓山半巖茶的記載，“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為閩中第一，不讓虎丘、龍井也。”福建的茶葉在唐代已成為貢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聞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貨物中通過天龍寺船已經有茶葉輸往日本。

福州的許多寺院不僅是佛教傳播的圣地，也是禪茶一體興盛的名寺。百丈懷海的《百丈清規》“赴茶”條：“方丈四節將為首座大眾茶，庫司四節將為大眾首座大眾茶、旦望巡堂茶、方丈點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國禪僧提出，并通過禪茶交融途徑向日本、朝鮮等國傳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鮮茶禮。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相提并論，是名副其實，只不過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篇（2）

當今時代，全球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化，改變了傳統商品生產和服務的條件。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的產業和生產組織形式。在當今信息社會，經濟的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生產要素的范圍，而越來越倚重于知識、無形價值和創新能力。經濟日益全球化，技術進步和創新已經占據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比較優勢，越來越體現為其學習、創新和知識生產的能力。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文化變得越來越重要。

一、國際對外文化交流與文化貿易概況

當今世界已經全面邁人了全球化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間的文化交往日益廣泛，文化交流與文化產業發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出版了《世界文化報告:文化、創造性與市場》和《文化與可持續發展:行動框架》，這兩份文件都特別強調了文化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國的傳播政策中，雖然沒有聲明要重建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但作為美國政府的目標卻是非常明確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國內的文化產業政策基本上是越來越放松管制，其理論基礎是市場理論和多樣化原則。美國大眾文化的全球性擴張，在大多數情況下屬于非政府部門的文化企業為巨額利潤所驅動而進行的經營性活動，但在實際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對外宣傳方面已與美國外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英國政府為扶植文化產業發展，采取了許多具體措施。英國政府認識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市場對文化產品及服務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機遇，擴展國內外市場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日本經濟長期低速徘徊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把文化和經濟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文化產業。1995年，日本確立了文化立國方略;2001年，日本開始全力打造知識產權立國戰略，明確提出10年內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識產權國;2003年，又制定了觀光立國戰略，計劃到2010年讓到日本旅游的外國客人達到1000萬人，比2001年提高1倍。為把文化立國戰略落到實處，日本政府還通過設立戰略會議、懇談會、幕僚會議、審議會等形式，研究商討具體對策，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亞洲金融風暴后，韓國制定了“文化立國”的方針，將文化產業作為21世紀發展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最終目標是把韓國建設成為21世紀的文化大國和知識經濟強國。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加強了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如:歷時兩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國圓滿閉幕，在美國舉辦的“中國文化節”、在意大利舉辦的“中國天津周”和在荷蘭舉辦的“中國文化藝術節”等大型對外文化活動，擴大了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樹立了中國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響巨大，盛況空前，全面提升了兩國的政經關系，把中法以至中國與歐盟的伙伴關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對周邊國家產生了示范作用，俄羅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希臘等國已相繼提出要與中國舉辦文化年。中國在對外開展各種文化活動的同時，“十一五”規劃還明確指出要大力發展對外文化產業貿易，復興民族文化，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貿易方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料，過去20年間，全球文化貿易總額一直在持續增長。從1980年到1998年間，印刷品、文學作品、音樂、視覺藝術、攝影、廣播、電視、游戲和體育用品等文化貿易的年貿易額從953億美元猛增到了3879億美元。但是，這些貿易絕大部分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進行。1990年，日本、美國、德國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貿易出口國，占全球當年文化貿易出口額的55.4%，而化貿易的進口額也高度集中在美國、德國、英國和法國，占全球當年文化貿易進口額的47%。跨人21世紀以后，文化貿易的進出口大國排序有所更替，然而總體格局并沒有變化。這些國家占據了90%的市場份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產品進口國，2002年其進口額高達153億美元;英國是第二大文化產品進口國，其進口額大約是美國的一半，為78億美元;德國是世界第三大文化產品進口國，其進口額為41億美元。

二、對外貿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體作用

對外貿易中的文化交流，媒體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這為媒體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發揮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中國加人WTO后，在對外貿易中中國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國信息，雙向選擇劇烈增加。這種需求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目前中國有報紙2000多種，雜志8000多種，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約有2000個頻道，有近10億的電視觀眾，同時有超過1億的互聯網使用者。媒體、媒介成為中國對世界宣揚中華文化，加大中國對外文化貿易的重要手段。但與國際同行相比，中國傳媒在資本、經營網絡、經營理念、管理體制和人才素質方面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文化貿易方面，我國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數字來顯現的，中國書刊版權貿易上的逆差更高達10一15倍。因此中國媒體仍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專家預計，中國媒體要成為世界主流媒體，還需要很長時間，甚至10一20年。媒體在發展自身的同時還肩負著促進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漢語文化，發揚宣傳中華文化的艱巨任務。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場經濟體系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擔負著提供文化服務的職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角色，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放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一背景下考慮。十六屆五中全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進對外開放的關鍵。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間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我們以前涉及政府職能經常從經濟角度考慮，許多地方政府把GDP作為衡量工作業績的唯一標準，中國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把重點放在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而科學發展觀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問題。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是解決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戰略的職能。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總的來說有三個層面:第一個是文化產品的沖擊。因為外國文化產品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產品在國際文化貿易市場上具有比較大的優勢，我國加人WTO承諾文化市場的開放，首先面臨占有國際優勢地位的文化產品對中國文化產品的沖擊。第二個是文化資本的沖擊。當外國文化產品在文化市場上占據一定的份額時，他們一定會謀求對中國本土文化資源的整合。國際文化資本進人中國參與整個中國的文化企業的生產，采取某種本地化的生產方式，就地整合資源，就地生產、產品就地出售，這是一種跨國文化企業的比較合理的商業模式。近年來，外國文化資本進人中國文化資本市場勢頭一直比較猛烈。第三個是文化價值觀的沖擊。隨著外國文化產品的普及，它負載的是外國文化價值的內容，它一定會對我國文化消費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認同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三方面構成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總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需要制定本國文化發展戰略，宣揚中華文化，促進世界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對此，日本的經驗可以借鑒。學術界認為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其發展的歷程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致是從明治維新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這段時間，被人稱之為“軍事立國”階段。從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80年代，被稱之為“經濟立國”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日本確立了“文化立國”階段。之所以有這么一個發展戰略的轉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世界上與美國、歐盟并駕齊驅的一個經濟大國。但是，日本單純追求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包括環境的問題、國家形象的問題等等。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日本適時提出了文化立國的目標，這個目標包括這么一些內容:首先，要確立一個國家形象，這個形象就是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創新精神的一個國度，而不僅僅是能夠制造物質產品的國家。其次，要盡可能地滿足公眾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文化環境，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文化戰略是許多發達國家為促進本國可持續發展所采取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戰略。我國目前也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發展文化產業，實際上制定文化戰略也是政府應對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的挑戰。

3.對外貿易自身作用

對外貿易自身作用體現在通過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加大對外文化貿易來促進本國文化走向海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近期來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已經在中國形成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勢頭，如何通過整合我國的文化資源，開發我們的文化產品，提升我們的產業結構，增加我們產業附加值，無論是高技術附加值，還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為一個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新的戰略重點，這就造成了一個大的發展態勢。即把文化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融為一體，把文化產業和傳統產業融為一體，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中國作為世界的制造業的中心這兩件事也結合在一起。我們不僅要作為世界制造業中心，所謂“中國制造”，而且我們要變成“中國創造”，我們要成為一個世界的創新中心。

三、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與貿易的現狀與問題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但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日漸衰弱，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呈現了嚴重的逆差。改革開放，特別是國家“十五”規劃實施以來，中國加大了對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從組織中法文化年、中國俄羅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國的中國文化節，到在海外多個國家設立100多所孔子學院等，都具有一定聲勢和影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同中國經濟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的主要產品，無論是文藝演出、影視作品、圖書期刊、動漫產業還是語言文化等，存在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人超”，處于絕對輸人國地位，存在著嚴重的“文化赤字”。這對于一個擁有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來講，對于一個正快速發展追求民族復興的國家來講，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產品

我們輸出的文化產品質量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反映當代中國發展面貌、當今中國人核心價值觀和精神風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內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創作品太少，能展示中華文化的內在魅力、代表國家形象的高端文化產品更是鳳毛麟角。在各種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紙、泥人、刺繡、大紅燈籠之類的民俗作品和兵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為主的階段，在國外較有影響的戲劇歌舞和影視作品也僅僅有屈指可數的幾部，動漫產業與美國和日韓相比我們才剛剛起步。我國現在還沒有能夠吸引人的、占領國際市場的文化產品，尤其是被人們廣為接受的品牌性產品。而美國的品牌文化產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樂、麥當勞以及各種美國大片等。

2.觀念滯后，缺乏創意

在傳統觀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國人很少想到去賣文化，這種思維方式與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產品能否贏得市場，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其所內含的文化價值、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產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親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賦予文化產品這幾種力量，才會得到國內外消費者的認可，讓他們心甘情愿地購買你的產品。作為國際貿易主體的企業在制定貿易策略時應注意與當地文化融合，創造為當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個經營設計過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環境要求進行創新，既要創造出適合銷售國文化的產品，又要使定價的方式和程度為之接受，還要找到適合當地的渠道，采取購買對象樂意接受的宣傳方式。美國人在中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店里將玉米羹、湯和可樂同售;海爾在美國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開端。

3。缺乏國家戰略與支持

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缺乏國家戰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動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缺乏國際化的運作和推介。國家應制定對外文化交流發展戰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著眼長遠、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循序漸進，搭建各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平臺，策劃組織一系列高端的中國文化產品，提高對外文化交流的整體水平。

四、擴大對外貿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中國的現狀是文化實力與經濟大國地位嚴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觀上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眾，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力，甚至影響了國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了開拓國際文化市場、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標，中國文化要繁榮振興，要加大對外交流已經刻不容緩。

第一，國家應制定和推行戰略性文化貿易政策。在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過程中推動文化的發展，是國家在制定文化貿易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政府進行合理的干預，適當運用關稅、補貼，以進口保護作為出口促進的手段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會刺激和提升我國的文化產品乃至文化產業的競爭力。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不同時期也都采取過這樣的政策。

第二，國家應加強完善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的體制機制。互聯網的無界性，使文化傳播可以突破時空界限，對全球文化的發展、創新和傳播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發展潛力巨大，是我們促進對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的陣地和窗口。建議國家專門建立一個部門，招募聚集一大批優秀外語人才和網絡技術人才，負責互聯網的對外文化傳播與管理。

第三，加強對海外受眾的接受心理、接受習慣和思維特性的研究，以增強針對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藝術形式，例如歌劇、舞蹈、交響樂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3）

中圖分類號：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7）01-0020-01

這次敦煌學研究動態暨《敦煌研究》發展研討會，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及時把握敦煌學研究動態，引領敦煌學走向，是《敦煌研究》作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的重要任務。

依個人理解，近十多年來的敦煌學研究，大致出現了以下幾方面新的趨向：（一）敦煌學研究外延的擴大，過去學者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及敦煌石窟，現在，將敦煌出土漢簡納入敦煌學研究的視野，已逐漸成為學界共識。（二）隨著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的公布，在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出版定本敦煌文獻全集成為可能，必將為敦煌學界利用敦煌文獻進行學術研究提供極大的便利。（三）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隨著《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的出版發行，首次開啟以考古報告記錄敦煌石窟的新時代，標志著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工作全面開展。與此同時，敦煌石窟的研究開始進入探索石窟內容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流派、信仰和社會、歷史問題，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等深層次問題的研究，與敦煌石窟相關聯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敦煌文獻與敦煌石窟相結合的研究也成為主敦煌石窟研究的新趨向。（四）敦煌學研究由微觀走向宏觀，由分析走向綜合，利用交叉科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成為敦煌學新的亮點。（五）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以敦煌為中心，西域、中亞等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或地區與敦煌的文化交流再度成為敦煌學關注的新動向。前面s新江先生關于《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動態》的發言，就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啟示。（五）敦煌學學術史研究開始受到重視。（六）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為敦煌學研究提供了科技支撐。

《敦煌研究》是敦煌學研究領域享有盛譽的學術刊物，也是敦煌學研究領域無可代替的學術刊物，多年來，《敦煌研究》以其鮮明的辦刊特色和高水平的學術論文，贏得了國際敦煌學界的認可。關于《敦煌研究》未來的發展，我個人認為，首先要繼續保持《敦煌研究》的獨特風格，這是《敦煌研究》期刊立足于學術期刊之林，并獲得學術地位的關鍵所在。其次，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開放包容的精神，刊發國內外敦煌學及相關學科研究的新成果、新資料、新信息，推進敦煌學研究的國際化。第三，根據敦煌學研究的新動態，《敦煌研究》期刊要發揮引領學術發展導向的作用，特別是《敦煌研究》多年堅持設置專欄，組織專家學者參與撰文討論，引導學術的做法，值得繼續發揚。第四，培養作者隊伍，刊發高水平學術論文。第五，加大投入，做好《敦煌研究》網站的編輯及期刊論文數字化工作。

篇（4）

1.2002年全國卷第40題：通過呈現“絲綢之路示意圖”，考查有關絲綢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藝術成就，及西漢和唐政府的管轄機構。

2.2005上海歷史卷第34題：通過列舉鄭和、徐光啟、林則徐對外交往的史實，歸納他們對外部世界理解的變化，進而理解“從15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到19世紀中葉的，中外文明的交往變化起伏”。

3.2008廣東單科卷第27題：以啟蒙運動時代、后的近代不同階段，西方對“中國形象”的不同看法為切入點，考查不同時期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影響及原因。

4.2009海南單科卷第27題：通過簡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發生的歷史背景及其評價，從中洞察西方傳教士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5.2012年廣東文綜卷第39題：以“science”“代議制民主”等詞語和概念的變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

6.2012年天津文綜卷歷史部分第12題：以佛教和道教對唐代儒學的影響，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國新課標卷第41題：以“沖擊—反應”模式，考查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慶文綜卷第37題：以唐代、近代中國、近代美洲的留學生為切入點，考查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在國家發展和國際交往中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通過分析，不難發現：從考題數量看，2002年以來，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題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對該內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趨勢。從考題內容看，試題不斷加強了對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關鍵事件的理解。從命題立意看，試題突出強調了不同文明交往間的認同、融合，互贏共進的文化精神。這些提示我們在復習中外文化交流史時需要特別關注的那些人和事。

“絲綢之路”的名稱，最早是由普魯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來的。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經無數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會的大帝國。來往于這條道路上的有商隊與僧侶、朝圣者與游客、學者與技藝家、奴婢和使節。這一幅幅歷史畫卷便形成了“絲綢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濟各會），以及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經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和印刷術和自然科學等無數內容也是經由該路傳出去的。①研究絲路史，既涉及歐洲大陸，也涉及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那么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幾乎覆蓋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見，“絲綢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課程教材、教學都重點強調了新航路的開辟，但并未突出“絲綢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業的進步”中簡略提及。因此，我們在教學中必須高度關注，以下三點尤為不應忽視：

一是絲路的開通是路線兩端帝國共同推動的結果。《新全球史》記載：古帝國的建立極大地拓展了遠距離貿易的范圍。漢帝國維持著中國的秩序，使中亞大部分地區處于和平狀態。帕提亞王國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權威擴展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羅馬帝國給地中海地區帶來了秩序。而在印度，貴霜帝國和其他一些小邦國也為遠距離商貿活動提供了安全和穩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區。隨著古典帝國的擴張，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廣大的商業網絡通道。③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通。

二是絲綢之路的負面影響。《新全球史》記載：同一樣，傳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斷蔓延。附著于長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體有機會離開它們原初的環境，攻擊那些對這種疾病沒有遺傳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這種傳染病往往導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紀至3世紀，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傳染病。最具破壞力的疾病應該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這時可能也爆發了。而這一時期，人類沒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藥物對抗這些疾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兩個帝國遭受了疾病的蹂躪，人口數量急劇下降。④

三是絲綢之路的興衰。兩漢至唐代，中國的對外交通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入宋以后，特別是南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了。明代鄭和下西洋將海上絲綢之路推向頂點，以后逐漸衰落。

為了突出以上內容，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1]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古典帝國的建立極大地拓展了遠距離貿易的范圍，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和北非都處在一個或另一個古典社會的影響范圍之內。隨著古典帝國的擴張，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廣大的商業網絡通道，連接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和北非。歷史學家把這些商路統稱為絲綢之路，因為在這些商路上交換的最主要的商品是來自中國的高質量的絲綢。對商人和他們的商品來說，絲綢之路就是令人矚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東西，也利用了絲綢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進行長途旅行的機會。商人、傳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帶著他們的信仰、價值觀念和宗教信念來到遠方。同時，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過絲綢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時引發毀滅性的瘟疫。到古典時代末期，在絲綢之路上蔓延的傳染病引起了中國和地中海地區人口的急劇下降，在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也同樣導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兩漢至唐代，中國的對外交通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入宋以后，特別是南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了。元代又開創了對外交通的新局面，達到了所謂“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極”的地步。明初，海上絲綢之路得以空前繁榮，其中最為壯觀、影響最大的，要數15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間，歐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險之旅將他們帶到了世界上除極地以外的各個海域。航海事業是昂貴的事業。然而私人投資者與政府卻有極強的動力經營海上保險業，并且為船隊提供先進的航海技術。探險還帶來了額外的好處：歐洲的水手繪制了世界海圖，對世界地理狀況的認識也更為精確。在這些知識的基礎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網絡，并且從中大大獲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分析絲綢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響。

（2）根據材料二并結合所學知識，概括指出絲綢之路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

（3）根據材料二、三并結合所學知識，說明兩種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結局及原因。

參考答案：（1）因素：漢代絲織業的興盛；張騫通西域的促進；古典帝國擴張的推動；遠距離貿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訴求。

影響：促進了雙方經貿、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發展；引發了疾病的擴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的混亂。

（2）原因：宋元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科技發展，造船工藝進步；政府實行積極的航海貿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權并立，戰事紛爭。

（3）結局：鄭和下西洋后，航海事業衰落，絲綢之路不再興盛；歐洲的探險之旅（或新航路開辟）后，航海事業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斷擴大。

衰落的原因：朝貢貿易，不計經濟效益；貿易環境的惡化（如海盜、倭寇等）；政府對外政策的變化。

擴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勵；商業動機的驅動；航海技術的保障；航海知識的進步；航海家的探險活動頻繁。

命題解析：此題圍繞“絲綢之路”和新航路的開辟這兩條文明交往的路徑設題。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兩點：一是絲綢之路開通原因的復雜性及其消極影響；二是從文明交往的角度進一步理解新航路的開辟。回答此題，既要仔細閱讀并善于歸納材料，還要全面思考。如第（2）問既要考慮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原因，也要兼顧陸上絲綢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問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擴大”的原因。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內容還可變換角度出題，如將絲綢之路特別是鄭和下西洋所倡導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與新航路開辟后的文明擴張思想進行比較設題。

中國文化不僅在內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發展，而且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受到了中亞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歐洲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系統或以外來文化作補充，或以外來龍去脈文化作復壯劑，使整個機體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統也在與中國文化的廣泛接觸中汲取營養、滋潤自身的肌體。”①梁啟超指出：“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②這兩次中外文化大交匯，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因此，我們理應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復習中突出這兩個階段。

佛教文化是漢唐時期輸入中國的外來文化的主體。佛學的系統傳入，對中國哲學以至整個中國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啟迪作用。中國人對于佛教哲學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學的同時，把中國傳統哲學融入佛教，使佛學本土化。宋明時期，新儒學派又從佛學中汲取養料，傳統儒學與外來佛學相摩相蕩，產生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學，這是文化交流史上創造性轉化的一個范例。中國文化系統不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學，而且還在創造的基礎上，又反輸出給其他文化系統。大量的佛教譯著和論著輸出到東北亞（日本、韓國）、東南亞。這一“輸入——吸收——輸出”的文化流動，顯示出中國文化系統的強勁生命力。①佛教繪畫傳人中國后，隋唐畫匠（如吳道子）迅速地從佛畫的絢麗色彩與宗教題材中汲取營養，大大提高了民族繪畫的技巧與表現力。魏晉隋唐的雕塑壁畫，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礎上，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著名的云岡、敦煌等石窟藝術，都有印度藝術的影響。

中外文化大交匯的第二次開端是明朝萬歷年間的耶穌會士來華。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包括歐洲的古典哲學、邏輯學、美術、音樂以及自然科學實驗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響了當時的中國。歐氏幾何及其演繹推論對中國思想界來說是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世界輿圖使中國人擴大了視野，獲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遠鏡等儀器的介紹和應用都具有重要意義。徐光啟等科學家努力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先進文化加以“會通”，晚明的數學家與天文學等面目為之一新。②

為了體現以上理解，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2]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西漢末，佛教傳入后，最初只被當做黃老神仙方術的一種而在皇室及貴族上層中間流傳，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觸……東漢末年，佛教開始流向民間，在社會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傳播。隨著西域來華僧人的增多，譯經事業日趨興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時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文化在中國得以進一步發展。外來佛教和各種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規模涌進內地。可是在它的傳播過程中，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傳統思想——儒學發生了激烈的對抗，在儒、釋、道之間迸發了廣涉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論戰和斗爭。佛教經過不斷的中國化而與中國傳統思想融合，至宋元時代已經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政治、倫理、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產生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明代中葉，羅馬教廷配合歐洲殖民勢力向世界擴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過澳門，派出成批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出入京師宮禁，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傳布天主教。據統計，自1581年至1712年，來華耶穌會士共249人。在早期來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歐洲傳教士中，有開創之功者，是耶穌會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隨著歐洲傳教士的東來，西方的醫學、光學、建筑學、美術、工藝、哲學、音樂、語言學等也紛至沓來。

——摘編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后此清朝一代學者，對于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

——摘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概括漢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國發展狀況的特點，結合所學知識簡析其在中國得以傳播的原因。

（2）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指出明代文化領域出現的突出現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據材料并結合具體史實，談談對梁啟超觀點的認識。

參考答案：（1）特點：佛教信仰由上層擴大到民間，再滲透到社會文化各個領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發展為中國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義適合古代中國社會發展需求；統治階層的提倡；知識分子的理論加工、改造；佛教內容的不斷漢化、儒化。

（2）現象：西學東漸。

原因：文藝復興促進了西方文化的發展；宗教改革促進了西方傳教事業的擴大；一批為宗教事業獻身的耶穌會士來華；中國開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啟超認為，晉唐與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這是符合事實的。

晉唐之際，隨著佛教在中國進一步傳播，中國文化不斷吸收、消化了佛學。如：佛學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思想中，出現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態勢，最終導致宋明理學產生；石窟藝術深受佛教影響；隋唐繪畫題材多與宗教有關；隋唐樂舞也受印度藝術影響。

明末清初，傳教士帶來了西方文化，影響了中國社會。如：利瑪竇、徐光啟合譯了古希臘數學名著《幾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識使中國人開闊了視野；歐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現在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講求實證，重視實際的學風影響了明清學者。

可見，外來文化的傳入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活力，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命題解析：晉唐之際佛學對中國的影響與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是教材編寫者沒有強調、教師教學并不注重的兩個重要問題。筆者以此設題，旨在引導學生認識到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重大影響。回答第一問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原因時，要注意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的需求、佛教內容的發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個角度；回答第二問“西學東漸”的原因時要考慮西方與中國兩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問時要注意找準史實，并突出外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此內容還可變換角度出題。如可單獨設題考查佛學對古代中國的影響，及“西學東漸”的具體概況，或者直接考查晉唐與明清兩個階段的文化特點。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過人實現的，而傳教士則充當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時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影響最大。耶穌會士來華，固然意在傳教，卻帶來了范圍遠比宗教廣泛的歐洲文化，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成為當時“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系的最高范例”。①他們的傳教活動產生了三大影響：一是他們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拓寬了中國人的視野，揭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啟發了中國文化開始步入近代化的歷程；二是他們為了傳教，必須研究中國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學習漢語滿文、讀經賦詩，成為第一批西方漢學家；三是他們將來華見聞和中國古籍介紹給西方，向西方傳播中國現行制度、社會狀況、禮儀風俗等，起了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②

在來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歐洲傳教士中，有開創之功的是利瑪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掀起了“耶穌會士研究熱”，利瑪竇研究首當其沖。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呂同六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先驅者——利瑪竇》一文。該文認為：利瑪竇“為我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稱他為‘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統計，從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陸地區出版的有關利瑪竇的專著（含編、譯著）有30余種；發表的論文達350余篇。世紀之交，美國《生活》雜志評選出千年來對中國歷史進程及中外關系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外國人有4個，利瑪竇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馬克思、列寧、馬可波羅）。③

對于近代傳教士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抹殺其對中國近代化的作用。為了突出以上內容，我原創了如下試題：

[原創題3]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各題：

材料一：最初，利瑪竇以為和尚是中國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發為僧，披袈裟。結果和尚裝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來了麻煩。他及時吸取教訓，改成儒者裝扮，頭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稱道人，行秀才禮。他摸準了中國高級官僚的脾氣，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贈送或展覽陳列當時中國沒有或者比中國質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動那些貪財官吏及皇帝的心，從而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找到保護人，站穩腳跟。當時中國一些較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為了富國強兵，渴望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交往過程中，這些知識分子成了利瑪竇的好友、學生或信徒，成了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柱石。經過多年努力，利瑪竇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能用中文撰寫文章和著作。萬歷三十四年（1606），利瑪竇在北京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這是利瑪竇首次把古希臘數學名著歐幾里得《幾何原本》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利瑪竇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八年，寫了十六種譯著，其中流傳最廣、史料價值最大的是《中國札記》，后被譯成多種文字。

——摘編自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

材料二：傳教士譯介中國情況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四大類：中文語法、會話和字典；中國儒家典籍譯介；有關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著述，包括會務報告、信件和日記等；中國文學藝術的譯介。根據英文《中國叢報》（美國傳教士創辦）1849年的書目，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傳教士向西方譯介的出版物達400余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工作的30余年間曾譯介了139部科技書籍和工具書。當時與傅蘭雅先后合作翻譯和編輯的中國學者有徐壽、徐建寅（徐壽之子）、華衡芳、李善蘭、王德均等20多人。在舊中國十幾所著名的教會大學里，中國教師的比重遠遠超過外籍教師。例如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經辦的燕京大學，曾重金禮聘一批中國籍教授到該校執教，昊雷川、劉廷芳、陳垣、顧領剛、馮友蘭、梁士純等學者都曾在燕京大學教過書。教會醫院的大部分醫療和護理工作是由中國籍醫務人員擔任的。其中貢獻較大的有黃寬、石美玉（女）、顏福慶和張孝賽等著名醫生。

——摘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為在1898年曾對一個記者說過，他轉而主張變法，主要歸功于李提摩太（英國傳教士，1870年來到中國傳教）和林樂知（美國傳教士，1860年來到中國）的著作。戊戌后，康有為也是靠了傳教士的幫助才逃脫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強卻把洋教當成他們“借以張國威”“借以廣土地”“為商業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畢竟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存在著明顯的扦格（隔閡），之后不到一年，中國北方就爆發了一場針對洋教的反侵略斗爭。

——摘自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據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成功的原因。

（2）根據材料，簡要評述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

參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從中國的風俗民情；拉攏和投靠上層統治者；籠絡知識分子階層；熟悉中國語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傳播基督教文化；譯介中國作品；介紹西方科技；創辦報刊、教會學校、醫療機構；聲援民主運動；進行思想文化侵略。

擴大了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有利于中國學習西方，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向西方傳播了中國文化，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為列強侵華的工具，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抗。

篇（5）

一、中國文化“失語”現象

上世紀末，曹順慶先生提出了“失語癥”。雖然他是針對中國文藝理論界而提出的，但這一診斷卻具有普適性：不僅是中國文論界，還有文學界、文化界及教育界統統都患上了“失語癥”。該病癥的癥狀是：在與西方同行交流時沒有自己獨特的理論觀點，發不出自己獨到的話語聲音，其言說的方式、內容和用以言說的術語都是西方的。在中國教育界中，“中國文化失語癥”現象也愈演愈烈。

在跨文化交際中，中國人作為交際主體卻在表達中國特有的文化思想上存在困難。從叢教授將這一現象稱為“中國文化失語癥”（Chinese Culture Aphasia）（從叢，2000）。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特色鮮明，中國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吸引著全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具備天然的文化資源優勢。因此，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國文化失語癥”使得眾多英語學習者，包括許多英語水平達到中級或高級水平的人，在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時，卻是茶壺里煮餃子――有嘴倒（道）不出。

針對中國文化失語現狀，外語教育工作者提出學習目的語文化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母語文化的教學。下面僅從幾個方面談一下在外語教學中如何加強中國文化的學習。

二、中國文化“失語”對策研究

1.教材建設

在教材編寫方面，現有英語教材中大多都只涉及目的語文化，很少涉及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縱觀我國大學英語教材，中國文化內容的課文占的比率太少。單向導入目的語文化已無法滿足當今社會對英語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教材建設上，要增加反映中國文化內容的材料，增加具有中國特色的英文詞匯，讓學生能用地道的英語來表達中國文化。我們可考慮選取中國作家所寫的英文名著，如丁往道的《中國文化掠影》；或引入英語國家介紹中國文化的文章，如賽珍珠的《大地》；教材應開列中國文學與文化參考書目或編寫與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國文學文化教材，作為學生課后閱讀之用；有關中國文學文化內容的教材編撰可采用漢英對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如果考慮到內容的時新性，還可引入優秀的當代中國作品的英文譯文片段和反映中國社會內容的英文報刊上的優秀文章。這不僅有利于豐富學生的英語知識，幫助其儲備文化知識，培養愛國情操，還為頌揚宣傳中華文化，提高我國的軟實力打好基礎。

2.課程設置

在課程設置上，中國文化教學內容應體現哲學、歷史、宗教、社會等中國文化內容的綜合，體現出中國文化和區域文化相結合的特點，讓學生從另一角度來欣賞中國文化，同時可開設中外文化對比課程，強化學習者的對比分析能力，培養他們的跨文化意識；在教學體例上體現出由易漸難的層次特點，體現由語言知識到文化應用的系統特色；在教學目的上體現聽、說、讀、寫、譯等應用能力的綜合訓練；在課程性質上體現必修課和選修課的有機結合；在課程設置對象上，應考慮英語專業和非英語專業的實際。切實詳細設置生動、詳實、趣味性與知識性并舉的中國文化英語課程，還有待英語教學工作者們不斷研究。

3.考試改革

考試對于強化中國文化教學是有利的“助力器”。英語考試可謂伴隨著國人的一生，考試門類齊全，每種考試都加深了國人對英語重要性的認識。而面向國人的母語水平考試又有多少？故欲提高中國文化教學，則需要增加中國文化測試的內容和比重，真正體現對中國文化教學重要性的認同。考試改革的方式宜靈活多變：可以采取聽、說、讀、寫、譯等方式，可以增加文化常識的考題，也可要求學生寫文化方面的小論文。同時還可把目前大學英語考試中的作文試題與文化考試融為一體。另外，讓學生寫文化方面的論文以作為其課程考試成績的一部分也是可行的。

4.教師素質

根據《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大學英語教師應具備獨特的文化素養。大學英語教師首先必須具備英語語言知識、綜合應用能力知識、專業基礎知識，更需具有相當的雙文化或多文化知識。傳統的英語教學中，大部分英語教師的教學重點一直是語言知識點的講解，忽略了對中國文化知識的傳播和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知識能力的提高。因此教師應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對目的語文化了解的同時提高母語文化素養。其次，《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明確了大學英語教師需要掌握比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識和中外文化評析能力。在教學實踐中可運用比較法，比較英漢兩種語言及文化，從而使學習者對兩種文化產生直觀感受，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對有關目的語文化背景知識進行介紹，并同母語文化進行適當的比較，以便學生了解兩種文化現象的異同點，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同時積極引導學生，培養學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識，讓他們在對外交往中積極地弘揚我們的優秀文化。

在英語教學中，如果學了外語就丟了母語，有了外國文化就拋棄母語文化，這個世界仍是隔離的世界，那么學習外語又有什么意義呢？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同樣呼喚英語文化教學中的中國文化教學。為改變大學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失語現狀，各大高校需積極做出改革措施，實行教材和教學改革，借助考試引導強化，再加上教師從旁指點，學生對中國文化知識的掌握并不難。唯有加強母語文化教學，我國的大學生才能吸收西方的優秀文化，稟承我國的民族文化，并將之發揚光大，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篇（6）

2012年，在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中，原有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業正式更名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這里的“漢語國際教育”既著眼于國內，也放眼于海外，指稱對來華留學生進行的漢語教學和在海外進行的漢語和文化教學。專業名稱的調整意味著對專業內涵的重新定位，突出了新形勢下對漢語教育人才的新標準和新需求。“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承擔著培養具有扎實的漢語理論基礎與較高的外語水平，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化知識與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充分了解中國國情，能從事教育、文化傳播與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工作的本科復合型人才的重任。在這里，文化傳播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被放在了更加顯著的位置。

早在專業名稱變更之前，很多學者就對漢語國際推廣的定位以及國際漢語教師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傳播能力做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論述。亓華提出“漢語國際推廣絕不是推廣和傳播語言的問題，更重要的應當是以漢語為載體，以教學為媒介，以中華文化為主要內容，把漢語與中華文化一起推向世界”。李凌艷認為，在漢語國際推廣的背景下，國際漢語教師“對中國文化的熱愛、理解和知識擁有，與漢語知識的功底同等重要”。國家漢辦2007年研制的《國際漢語教師標準》，對從事國際漢語教學工作的教師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素質進行了全面的描述，五大模塊中第二模塊即為“文化與交際”，其中包括“中國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較與跨文化交際”兩部分內容，明確提出如下要求：“教師能了解和掌握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方面的基本知識，并將相關知識應用于教學實踐，激發學習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使其在學習漢語的同時，了解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和中國的基本國情”“教師應了解中外文化的主要異同，理解漢學與跨文化交際的主要概念，以及文化、跨文化交際對語言教與學的影響，并能夠將上述理論、知識應用于教學實踐”。

從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畢業生就業情況來看，該專業畢業生基本流向主要有三個方面：在國內或國外從事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在政府部門、新聞媒體等從事對外交流工作或在企業、公司、銀行等從事翻譯、文秘工作；繼續攻讀與專業相關的碩士、博士學位。不論哪個方向，都要求畢業生具有較強的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另外，根據有關海外漢語教師志愿者工作能力的調查，很多志愿者教師存在心理調適與跨文化適應能力薄弱、跨文化施教能力不足、文化傳播能力欠缺的問題。這些情況的反饋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的培養中，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不可或缺。

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的培養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傳承”，二是“傳播”。“傳承”需要的是知識的積累和學養的積淀，是對中華文化精髓和發展動態的理解與把握；“傳播”需要的是理論的指引和技巧的運用，是對傳播規律的尊重和對傳播效果的追求。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人才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的培養應從文化知識學習、文化技能掌握、文化素養提升、傳播能力構建四個方面著手。

一、文化知識的學習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必須系統掌握中華文化常識、世界文化常識、漢外文化對比等基本知識。

中國文化知識的學習，要在掌握基本脈絡的前提下，突出中華文化特色，包括民俗文化、人文地理、飲食文化、哲學智慧、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文化知識的學習包含著文化認知、文化理解、文化認同三個層次。很多人覺得我們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認同是潛移默化地自然習得的。其實，如果沒有有意識的學習，身處本民族文化中的人依然會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具體表現為知識面狹窄，對于母語文化的認知停留在器物、民俗事象等層面；理解不到位，對民族文化的精神與內涵不能準確把握；文化主體意識薄弱，或盲目堅守文化自大，或在強勢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文化情感立場的堅定性。所以，對于一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來說，學習中華文化知識，除了要在知識層面得到提升外，還要實現對中華文化的恰切理解和理性認同。

世界文化知識的學習，目的在于獲得與中華文化進行參照比較的相關知識。在全球化背景下，每個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的世界文化常識，作為漢語國際教育工作者，更要了解教學對象的文化背景，特別是要把握中外文化之間的差異，“知己知彼”，以順利實現中華文化的對外交流與傳播。文化知識這部分課程的學習，著眼點應放在中外文化的對比與對話上，教學內容要做到脈絡清晰、重點突出。

文化知識類課程在設置上要堅持整體性、漸進性的原則。整體性是指各門文化課程（包括必修課和選修課）在內容上既要相互關聯，又要避免重復。教學單位應對本科階段文化類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教材使用進行整體觀照，把握課與課之間的內在聯系，促進任課教師之間的協同合作。比如“中國簡史”與“世界簡史”兩門選修課可以考慮同期開設，讓學生以時間為線索，將中外歷史大事同時納入視野，共同觀照。甚至還可以將兩門課程合二為一，把中國歷史納入世界史的大框架內，便于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歷史與文化進行比較分析。漸進性是指各門文化課程開設的先后順序要遵循從一般到特殊、從古到今、從內到外最后再對比的順序來設置。比如“中外文化比較”課，必須在學生先學習“中國文化通論”與“外國文化通論”兩門課后才能開設，只有先熟悉了進行比較的內容，“比較”才會有效進行。

文化知識的學習還要注意古今平衡。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固然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但越來越多的漢語學習者是因為對中國現實的文化狀況和發展態勢感興趣才選擇學習漢語的。了解當代中國文化形態有助于他們了解真正的中國，有助于他們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也有助于他們規劃未來事業的發展方向。在2013年舉辦的“文化走出去：中國文化的價值應用與傳播路徑”論壇上，專家們提出：我們現在需要建構與傳播的是能夠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特征的文化形象。因而，作為未來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使者，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必須加強對中國當代文化內容的了解與把握，包括流行文化、網絡文化、影視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在新時代的表現形式。

二、文化技能的掌握

知識是技能的基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在學習中外文化知識的基礎上，還要掌握過硬的中華文化技能。文化技能的訓練有利于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也有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流與文化傳播能力。

在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中，“中華才藝”作為一門必修課承擔著文化技能訓練的重任。中華才藝是區別于世界其他地區的、具有中華民族獨特風貌的才能、技巧與藝術。它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具象表現，它以直觀的形式承載了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中華才藝形式多樣，傳統的中華才藝有書畫、舞蹈、太極拳、武術、戲劇、相聲、中國民間工藝（剪紙、中國結、泥塑）、中國傳統樂器等；現代的中華才藝由傳統才藝發展而來，包括中國歌曲演唱、中國菜烹飪、詩歌朗誦、小品表演等。在海外漢語教學中，中華才藝深受漢語學習者的歡迎和喜愛，幾乎所有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都把中華才藝作為激發學生漢語學習興趣、展示和傳播中華文化的手段。在漢語國際推廣的新形勢下，精通漢語、熟悉中華文化、擁有中華才藝的國際漢語師資十分緊缺，因而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中華才藝課的設置和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中華才藝”不是簡單的一門課程，而是貫穿本科四年教學的一個課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既有核心課程，又有輔助課程。一般來說，適用于海內外漢語課堂教學的才藝形式，往往具有展示性強、入門快、效率高的特點，在漢語課堂中，書法、剪紙、中國結、太極拳四種才藝形式應用最多，因而可將這四種內容作為才藝教學的核心課程。其他如傳統樂器、舞蹈、戲劇、茶藝、烹飪等內容可根據教學單位的具體情況選擇性開設。“中華才藝”也不是孤立的一門課，它應時刻與其他教學實踐緊密結合、積極互動。比如，中華才藝課與外語教學相結合，讓學生練習如何用外語教剪紙，如何用外語教別人包餃子。中華才藝課與教法類課程也有交集，我們的學生不僅要學會才藝本身，還要學會如何教授這些才藝。

中華才藝課的教學具有連續性和實踐性的特點。作為一個貫穿本科四年的課程體系，中華才藝課的教學不能只集中在一兩個學期，也不能只局限于課時之內。一門才藝的學習，需要不間斷的訓練，在有限的課時內能夠學到的只是那些最基本的理論和技巧，只有在課外進行大量的實踐，才能避免“學得快、忘得快”情況的發生。在課程設置上，我們必須考慮到才藝課自身的特點，有意識地拉大教學間距，遵循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藝課與其他課程相結合、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的原則，合理安排課時和師資，保證課程格局的科學性和實效性。在考核方式上，要杜絕簡單隨意、上交一份作業即可過關的傳統方式，采取“平時作業+‘滯后’考核”的新模式，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延長學生自主學習時間、鍛煉學生實踐能力的目的。才藝課程的作業或作品是學生平時學習成果的反饋，有了這些反饋，一門才藝學習結束之后就沒有必要馬上進行考試，而是應給予學生更多練習和實踐的時間，到中華才藝課程全部結束后，再依開課順序集中考查以前掌握的才藝，這樣才能確保課程的連續性，有效督促學生常學常練。在實踐模式上，要充分發掘校內的實踐機會，同時努力搭建面向社會的實踐平臺。例如發揮學生社團組織的作用，成立才藝興趣小組，老生帶新生，專業帶業余，提高學生的興趣和水平；鼓勵學生開展才藝展示活動，將活動的策劃與實施納入該項課程的考核之中；利用留學生教育資源，積極為中外學生搭建互學互助橋梁；建立中國文化體驗室，為中華才藝類課程提供專門的場地，等等。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扎扎實實掌握幾項基本的文化技能，為將來從事漢語教學、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奠定牢固基礎。

三、文化素養的提升

文化素養不同于文化知識，它是體現在個體身上的氣質和精神。文化素養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自我學習、自我陶冶、自我領悟的過程，是以文化知識的積累為基礎，經過吸收、內化和融通，最后轉化形成的個人素質和修養。文化素養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長期的濡染和熏陶。

培養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文化素養，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首先，鼓勵學生發現中華文化之美，激發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由衷熱愛。在專業課的學習中，教師要引導學生發現其中蘊含的文化因素，體會漢語的音韻之美、文字之美、篇章之美。只有讓學生成為中國文化的愛好者和研究者，讓他們熱愛、熟悉中國文化，系統地掌握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 他們才能在今后的漢語國際推廣過程中自覺地傳播中國文化。一位國際漢語教師，對漢語豐富的文化內涵充滿摯愛，介紹起來如數家珍，這首先就會贏得外國學生的尊重和敬意。同時，教師還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文化價值取向，增強文化判斷力，積極應對不同文化的碰撞，成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堅定傳播者。

其次，以文學為突破口，通過經典閱讀，提高學生的文學修養，加深其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具有文化深度和國別特色的藝術手段，也是一種寓教于樂的教育方式。文學作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等信息的載體，文學教學具有強大的社會認知功能。針對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的文學教育目的有：1.激發學生的文化興趣，啟迪審美感悟，提高文化品位；2.幫助學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中國社會。文學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其中以中國文學為主，以外國文學為參照。中國從古至今優秀的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即使只取一瓢飲，也要付出很大的時間和精力。這就需要教師首先對中國文學發展歷史做一個概括性梳理，讓學生有整體的把握，然后再根據學生興趣和教學需要對某些文學作品進行賞析。必修課課時有限，可以考慮增設選修課，如“文學名篇選講”“中國典籍選講”等，以鑒賞為主，課上多討論，鼓勵學生發表不同文化觀點，同時加強課外輔導，為有興趣的學生進行專項研究提供指導。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開設了“文化的差異――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跨文化解讀”課程，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跨文化解讀，培養學生的跨文化傳播能力，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嘗試。

第三，積極拓展課內外文化體驗活動，讓學生在實踐中走進文化，感悟文化，提升素養。文化知識的學習以記憶為主，文化素養的提升以體驗為主，經典閱讀讓學生感受到了文學之美，然而跳出書本則需要學生在廣闊的現實世界中獲得切實的文化體驗。無論在課內還是在課外，我們都要努力為學生提供多種途徑和多種方式的文化體驗活動，使他們在耳濡目染、身體力行中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素養。經過精心設計和組織，課堂也能變成身邊的文化展示和體驗基地。例如定期組織文化講座，把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請過來，與同學們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根據學生不同的鄉土文化背景，讓學生準備小型的文化講座，介紹自己家鄉的民俗文化；布置文化選題，讓學生分組進行調查、分析和研究，最后在課上將研究成果展示給大家，等等。文化體驗還要走出課堂，結合各培養單位所在地的情況，充分利用當地文化資源，進行多元化的探索。地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中國文化的普遍特點，也具有獨特的個性。地域文化是進行中華文化傳播的切入點，在漢語國際推廣的新形勢下，它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關注。地域文化在漢語國際教育中起著重要的文化浸潤作用，以往我們更多地著眼于大中華文化的教學，對地方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重視不足。文化考察不一定局限于名山大川，文化體驗也不一定只是參觀名勝古跡，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質，有代表性的工廠和企業，有自己的博物館、紀念館、老街區，帶領學生去這些地方參觀考察、學習體驗，了解當地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特的飲食、民居、服飾、民間藝術、生活習慣等，使學生在體驗性文化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文化信息，形成文化理解，進行文化思考，最終轉化為個人的文化素養。

四、傳播能力的構建

這里所說的“傳播能力”涵蓋了跨文化交際和傳播兩方面的能力。“傳播”和“交際”來源于同一個英語單詞“communication”，二者含義大致相同，但在使用時各有側重。“傳播”是信息的傳遞，是人們通過符號和媒介進行信息交流的一種活動，社會傳播主要包括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三種類型。“交際”是人與人之間通過語言、行為等表達方式進行意見、情感、信息交流的過程，它與“人際傳播”的含義比較接近，因而，人們往往傾向于用“交際”指人際傳播，用“傳播”指面向群體的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國際漢語教師在海外傳播漢語及中國文化，不僅要實現有效的人際傳播，還要借鑒組織傳播及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方法，積極開拓多種傳播渠道，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中，“文化傳播與交際”是一門十分重要的專業必修課。但是，傳播能力的培養僅僅依靠一兩門課程的學習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整合各類課程的中外文化要素，發揮課內課外的共同作用，才能讓學生在具體的跨文化交際與傳播的情境中獲得相應能力。傳播能力的構建首先要解決觀念問題，要培養學生跨文化傳播的自覺意識。“跨文化意識”是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簡單地說，就是理解、接受和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跨文化意識要求人們不僅要認識到自己具有的文化屬性，也要認識到他人的文化屬性，并去認真探究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在跨文化交際中有效地理解交際對象的行為。培養跨文化意識，重點在態度和情感層面，必須提高個人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除了熟知跨文化交際與傳播理論之外，更多地來自跨文化交際活動中的體驗和感悟。

第二，要加強理論學習，掌握跨文化交際與傳播的相關理論知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不同于新聞傳播專業，學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學習傳播學原理，但是有關交際與傳播的基本知識和具體策略必須掌握。要引導學生意識到作為國際漢語教師，自己即是傳播主體，應該根據當地的環境和受眾心理與需求，選擇適宜的傳播媒介，尊重傳播規律，排除“噪音”干擾，提高傳播效果。只有傳播主體素質高、能力強，傳播媒介使用恰當，受眾才能全面了解傳播信息，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這部分內容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對大多數學生來說比較陌生，需要專業教師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

第三，借助案例分析法，幫助學生實現理論與實際的對接。案例分析可以使抽象的理論形象化、具體化，促使學生學以致用。教師依據教學目的和要求，以真實案例為素材，將學生引入特定的情境中，通過師生、生生之間雙向和多向的互動，提高文化差異敏感性和對待異文化的調適能力，從而達到培養跨文化交際與傳播能力的目的。案例分析不能淺嘗輒止，應該有量的積累和質的保障。教師通過認真篩選，不僅要選出適合學生水平、與所涉及理論相關的典型案例，還要與時俱進，時刻關注社會熱點，不失時機地將發生在身邊的真實事例經過整理引用到課堂中。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際沖突發生的原因，獲得文化傳播的寶貴經驗；案例分析也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批判反思意識和團隊合作精神。

第四，創造實習實訓機會，增加學生跨文化傳播的實戰經驗。學生在了解既有交際規約和掌握一定傳播策略后，還需要親歷跨文化情境，才能對文化現象做出自己的解釋和判斷，建構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與傳播能力。一般來說，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實習單位的確定有兩個途徑，一是學校統一安排，二是學生自主解決。各教學單位要積極開發多種實習形式，如建立與國外高校聯合辦學模式或與其他高校國際交流學院、海外教育學院合作協議，與對外漢語教學培訓機構或與外資企業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等，盡量讓學生走出去，接觸異文化，并適時給予實習指導，完善實習評價體系，避免實習流于形式。由學生自主解決的話，應注意實習內容與所學專業是否對口的問題。另外，文化傳播項目的策劃與實施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實戰訓練。作為一名國際漢語教師，參與或負責策劃多種文化傳播活動，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我們要引導學生根據不同國別、不同教學對象設計相應的語言文化傳播方案，注重傳播的個性化、針對性和實效性，積極探索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學對象的傳播模式及策略。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學生只有具備了扎實的文化知識、過硬的文化技能、深厚的文化素養，自覺的文化傳播意識和出色的文化傳播能力，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國際漢語教師，為中華文化傳播和漢語國際推廣做出應有的貢獻。

（本文為遼寧省教育廳創新團隊項目“東北亞地區比較文化創新團隊”[批準號：WT2013009]、大連外國語大學2014年度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項目“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人才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培養模式構建”[項目編號：2014-RCY-1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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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幾年前，有幸通過了浦東新區的各項選拔考試，成為浦東赴加拿大學習交流的英語老師中的一分子。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新奇過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CULTURE SHOCK"(文化沖擊)給我帶來的震撼!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從飛機上下來，很多老師第一件事情是找廁所。可是找了半天，愣是沒找到。因為所有的人都在找:WC或者TOILET。然后，在接團老師的指引下，才恍然大悟，人家的廁所不叫WC或者TOILET，而是WASHROOM。一群英語老師相對著苦笑，個個臉上無光。

在后來兩個月的學習交流中，此類事情一件接一件，讓我們在一次又一次意外中頗有感觸。回國后，我認真思考了一下，覺得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滲透一定的文化背景，以減少將來可能面對的文化沖擊，使所有學習英語者能更好地學有所用是一件非常有實際意義的事。《新英語課程標準》也指出，語言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接觸和了解英語國家文化有益于對英語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對本國文化的理解與認識，有益于培養世界意識。在教學中，我做了以下嘗試:

一、合理的語境教學，積極的引導方式

眾所周知，學習語言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語言順利完成跨文化交流的任務，作為一名英語教師應盡可能為學生提供運用語言的機會，而不是讓學生做機械的語法練習，從而使他們在一定情景中運用所學的語言知識創造性地完成某項任務。好的語境能夠調動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高他們學習英語的熱情。交際法理論的倡導者們認為，只有在具體的語境中呈現和學習語言，才能培養學生學習語言的能力。英語語境實踐教學是指通過模擬真實的語言環境、，創設英語學習的語言氛圍，激發學生潛能，倡導學生體驗、參與、合作與交流，提高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一種教學形式。這一辦法目前在上海幾乎所有的學校都進行得有聲有色，比較常用的問路、看醫生等情境不再一一列舉。需要指出的是，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要適當轉變教學觀念，注重對學生實際語言運用能力的培養，提高教師的自身素質，逐步過渡到教學過程全英語化。教師作為引導者和評價者要善于用全英語化的方式進行組織和鼓勵，可以采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教學形式，并且要注重對學生在該語境中的表現給予合理積極的評價，發揮評價的激勵導向功能，使學生在品嘗成功中一步步增強信心，產生興趣。

二、區分中外文化背景的差異，正確使用語言

教師除了教會學生掌握常用的詞匯和句型之外，還要讓學生了解一些英語國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文化認識上的差異會引起很多社交場合的誤解。

在我們交流中比較普遍的一些情況，如果能在英語教學中及時地告知學生，學生自然而然地便了解了文化的差異，不再按原有的固有思路去交流了。比如:在商場、學校等一些公眾地方，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會習慣為走在后面的人擋住自動門，以使后面的人順利進出。但是當他們招待別人時，卻不像我們那樣一定會讓客人先吃。他們可以自己管自己打開飲料而不去管你，而讓你“Make yourself at home."(隨意，別客氣。)這時候，我們就要人鄉隨俗了。

文化是語言的一部分，要使學生能夠使用得體的語言進行交流，教師就應當給學生講一些英、美國家的生活習慣，包括談話的習慣。否則，盡管學生能夠在語法方面正確無誤地講英語，但可能造成誤會和不愉悅。在具體的英語教學中，教師要懂得取舍，結合一定的語言材料，適當地根據需要點出不同的交流習俗。 三、利用原汁原味的語言材料，獲取更多的文化信息

鼓勵引導學生多接觸英美原版的東西，如報刊、電影等，從中領略英美國家的風土人情、語言行為，體會英美文化與漢語言文化的差異。使學生改變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改變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和減少文化沖擊的影響有很大的幫助。

我經常推薦給學生的報紙有《21世紀中學生英語報》、《ShanghaiStudents ’ Post》，《中學生英語輔導報》等。這些報紙都緊跟時代步伐，內容新穎，涉及面廣，最主要的是內容難度適宜，深受學生，特別是學有余力的學生的喜愛。

原版的一些經典影片由于其經久不衰的口碑而受到我的大力推薦。其中的一些經典臺詞也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句子。如:《Gone With The Wind(亂世佳人)》中:After all，tomorrow is another day！(畢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Kungfu Panda(功夫熊貓)》中:The secret ingredient of my secret ingredient soup is...nothing. To make something special，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it’s special.(我私家湯的絕密食材，就是…什么都沒有。認為它特別，它就特別了。)-一我常常用這句話鼓勵學生:相信自己行，自己真的就行了!

篇（8）

語言是社會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隨民族的發展而發展。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會風俗又都在該民族的語言中表現出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隨著國際交往的迅速發展，來自不同國家或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著越來越多的思想交流，被稱為“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交流雙方經常會遇到一些障礙。但在許多情況下，交流受阻或失敗不是由語言引起的。“大至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小至人們的言談舉止、風俗習慣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內容，都會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順利進行。”原因在于“文化差異影響.誤導信息的獲得，造成交流障礙。”

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這種特定的文化背景給異國語言學習者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并極可能在國際交往中引起誤解。在我國，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學習英語來了解異國文化，這使得英語教學在學習異國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過去傳統的教與學過程中，英語教學中語言和文化的這種關系一直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似乎認為只要進行聽，說，讀，寫的訓練，掌握了語音，詞匯和語法規貝}1就能理解英語和用英語進行交流。而實際上由干對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語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會準則了解不夠，進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較差，重視語言形式的學習而忽視了語言在實際場合的運用，忽視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結果，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現障礙，甚至產生誤會。所以，如何在英語教學中通過加強文化教育以達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變的異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語者與非本族語者之間的交流。在這一過程中，由干交流的雙方來自干不同的文化環境，分別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經歷的影響，各自形成不同的語言習慣，因而人們在交流中總喜歡用自己的說話方式來解釋對方的話語，這就可能使他們得出不準確的推論，從而產生沖突和障礙。

長期以來，我們的英語教學側重于語言教學，一味地傳授語音、詞匯、語法知識，強調語言的正確性，致使學生不顧場合、時間、交流對象及其他因素的差異，一開口常常是“漢語思維，英語形式”。這容易引起文化沖突，造成雙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們應該抓住不同語言交流產生誤解和沖突的焦點，突破文體障礙，把跨文化交流作為英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有針對性地培養學生正確得體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異范圍較廣，大至社會階層、家庭結構、職業活動，小至約會、打電話、飲食起居等。如果忽視了這些差異，人們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導致交流失敗。為此，我們在英語教學中，不應只重視語言教學而忽視語用教學，而應向學生不斷滲透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知識，指導他們把握主要的語用差異。

1．1文化意識滲透的內容

文化意識滲透的內容可以說紛繁復雜，包羅萬象。但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兩大類，即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識文化包括社會組織、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學術思想、民族、宗教、文學、藝術、地理、歷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則包括社會習俗、風土人情、生活習慣、日常行為準則等。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在進行語言教學的基礎上，針對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內容，采用適當的方式方法進行強化和滲透。此外對干非語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勢語、體態語、聲音聲調控制，服飾、環境因素、時間語言等，教師也可在教學過程中進行恰如其分的滲透，以引起學生的注意。

以前，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很少強調文化教育，近年來跨文化交流已成為英語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許多高等院校的英語專業，都開設廠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課程。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有一些教師已經認識到語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關系，在教學中也有意識地進行文化知識的傳授。這就給英語教學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英語教學中教師應使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渾然一體。要使外語教學從只注重培養語言素質和文學欣賞能力向培養文化素養過渡，使文化規則成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語言素材、語言規范，實用，內容豐富，涉及語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體現了英美民族文化特點的文章。這樣的選材有利于教師結合文化背景、文化蘊iii，通過對比，培養學生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學生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特點，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宗教信仰、審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異。”

英語教學中注重文化差異的傳授，會加深學習者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語用失誤。每一種語言都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地傳授語言知識，應該盡力引導學生去認識文化差異，了解西方國家特別是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學生在理解語言時只注重表層結構，往往忽略語言所反映的深層語義。有時只靠表層結構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確領會說、寫者的真實意圖，這時，就需要指導學生依據自己的文化知識對英語語言進行分析、歸納、綜合.推論，以正確理解其所要表達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學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學習語言的目的是為了交流。人類的交流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要真正掌握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的特定社會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門外語就必須重視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大學英語教學的最主要任務是培養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英語交流能力。美國社會學家海姆斯曾提出過交流能力的四個要素:語法性、可行性、得體性和現實性。其中得體性和現實性直接和文化有關。得體性主要是指在說話的對象、話題、場合、身份等不同的情況下，要使用不同的得體語言，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問題。現實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實、地道的英語，這也是只靠語言知識不能解決的問題。文化教學是培養學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差異往往會給語言學習及國際交往帶來諸多不便，因而，作為語言學習者，了解目的語與母語之間的文化背景差異極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語言交流的關鍵

美國社會學家G.R.Tucker和W ， ELambet對于外語教學中只教語言不教文化有這樣的看法:我們相信，任何這類企圖都會使學生失去興趣，使他們不僅不想學習語言符號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這一符號系統的民族。相反，幫助學生在學習語言時提高對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們發自內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興趣和動力，從而提供了學習該民族語言的基礎。在英語教學中，應樹立文化意識，應在傳授語言的同時同步傳授文化識。這樣做的好處是:文化知識加深了學生對語言的了解，語言則因賦予了文化內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同步可以在傳授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知識時進行。在英語教學中，可以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異進行總結歸納，這對學生進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外國語大學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這里的內涵就是指這種語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諺語中有“all roads lead to Rome."(條條大路通羅馬)這一習語，漢語是用最簡潔的四個單詞“殊途同歸”來表達的，意思是“通過不同的途徑達到同樣的目標”，但英語中這個習語的意思來源于西方人對他們文化根基一古羅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語的文化歷史，難以真正弄明白這個習語的確切含義。

2、如何在英語教學中實現文化交流

大學英語作為一門語言課程，其本身便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它通過語言的教學，向學生傳遞著異文化圈中的異文化模式，使學生得以全面了解異域文化，并按照我們民族文化的價值觀積極地對之揚棄，從而實現我們民族主流文化的創新，這便是教育的文化傳遞功能，也是大學英語教學的重要內涵。

其一，增強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就是通過客觀的、非判斷性的對比，正確理解本族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差異，在擺脫民族中心論的基礎上正確理解另一種文化。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對于表面的、明顯的文化特征，人們通常認為新奇而富有異國情調;第二，對于細微而有意義的，與自己的文化迥異的文化特征，人們通常認為難以置信或難以接受;第三，與第二個層次類似，區別只在于通過道理上的分析認為可以接受;第四，能夠做到從對方的立場出發來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導人應通過對比來認識與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現象，逐步建立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這些文化現象不再顯得新奇和富有異國情調。

其二，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是實現英語教學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學生對外語學習產生濃厚的興趣，把外語學習當成樂事，是外語教學的最佳境界，也是學生學習進步最快的時候。在以往的教學中，文化知識的缺乏常常成為學生理解語言知識的障礙。而在教學中導人相關文化知識，則會大大促進學生對語言的理解，從而使其對英語學習產生興趣。這與第一步是相輔相成的。文化導人與英語教學一樣，不是教師單方面的介紹，而應要求學生共同參與。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來實現這一文化目標，如角色表演、情景對話、電影及文學作品賞析、專題講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確理解文化的差異，幫助學生正確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讓學生明確地意識到，無論我們對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寬廣，跨文化交流中的誤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們可以努力使其減少到最小程度這就要求學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時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這不僅有利于增強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也有利于他們英語綜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跨文化交流是雙向交流過程，交流雙方都了解對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對方的文化習慣，是跨文化交流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中國“人世”以后，隨著國際交往的更加頻繁，人們將面臨如何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溝通、交流、合作的問題。教師應培養學生利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學生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分辨、分析能力，從而也加深對中國文化本質特征的了解。訓練他們使用英語中介語，宣傳中華文明的燦爛文化，使他們不僅能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也成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們不僅了解本國的文化，還樂于接觸、學習其它文化，這不僅是學習表面的細節，在日常生活、商業交往、國際事務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們傳遞中國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加強往來，才能跨越因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

教師要在教學中遵循以下幾個原由:即實用性原則、階段性原則、適合性原則等。

(1)實用性原則:指文化導人要注重與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緊密聯系，對于那些干擾交流的文化因素，應該詳細講解，反復操練，做到學以致用;

(2)階段性原則:要求導人的文化內容應適合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注意由淺人深，由現象到本質，逐步擴展其范圍;

(3)適合性原則:要求所導人的文化內容應該與教材的內容有關，或者是教材的拓寬。文化導人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語言材料，盡可能地與語言教學同行。

實踐證明，教師在教學中遵循了以上幾個原則，通過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和文化歷史背景的循序漸進的介紹，加深了學生對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學的內容

我國語言學家張占一曾把語言教學中的文化背景知識按功能劃分為兩種: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識文化是指一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法律、藝術等文化知識;交流文化是指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流時，那些影響信息準確傳達的語言和非語言因素，包括問候、致謝、稱呼等習語和委婉語、禁忌語等。教師要做到既不放棄知識文化的積累又要加強交流文化的教學。

篇（9）

語言是社會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隨民族的發展而發展。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會風俗又都在該民族的語言中表現出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隨著國際交往的迅速發展，來自不同國家或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著越來越多的思想交流，被稱為“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交流雙方經常會遇到一些障礙。但在許多情況下，交流受阻或失敗不是由語言引起的。“大至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小至人們的言談舉止、風俗習慣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內容，都會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順利進行。”原因在于“文化差異影響.誤導信息的獲得，造成交流障礙。”

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這種特定的文化背景給異國語言學習者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并極可能在國際交往中引起誤解。在我國，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學習英語來了解異國文化，這使得英語教學在學習異國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過去傳統的教與學過程中，英語教學中語言和文化的這種關系一直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似乎認為只要進行聽，說，讀，寫的訓練，掌握了語音，詞匯和語法規貝}1就能理解英語和用英語進行交流。而實際上由干對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語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會準則了解不夠，進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較差，重視語言形式的學習而忽視了語言在實際場合的運用，忽視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結果，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現障礙，甚至產生誤會。所以，如何在英語教學中通過加強文化教育以達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變的異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語者與非本族語者之間的交流。在這一過程中，由干交流的雙方來自干不同的文化環境，分別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經歷的影響，各自形成不同的語言習慣，因而人們在交流中總喜歡用自己的說話方式來解釋對方的話語，這就可能使他們得出不準確的推論，從而產生沖突和障礙。

長期以來，我們的英語教學側重于語言教學，一味地傳授語音、詞匯、語法知識，強調語言的正確性，致使學生不顧場合、時間、交流對象及其他因素的差異，一開口常常是“漢語思維，英語形式”。這容易引起文化沖突，造成雙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們應該抓住不同語言交流產生誤解和沖突的焦點，突破文體障礙，把跨文化交流作為英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有針對性地培養學生正確得體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異范圍較廣，大至社會階層、家庭結構、職業活動，小至約會、打電話、飲食起居等。如果忽視了這些差異，人們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導致交流失敗。為此，我們在英語教學中，不應只重視語言教學而忽視語用教學，而應向學生不斷滲透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知識，指導他們把握主要的語用差異。

1．1文化意識滲透的內容

文化意識滲透的內容可以說紛繁復雜，包羅萬象。但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兩大類，即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識文化包括社會組織、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學術思想、民族、宗教、文學、藝術、地理、歷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則包括社會習俗、風土人情、生活習慣、日常行為準則等。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在進行語言教學的基礎上，針對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內容，采用適當的方式方法進行強化和滲透。此外對干非語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勢語、體態語、聲音聲調控制，服飾、環境因素、時間語言等，教師也可在教學過程中進行恰如其分的滲透，以引起學生的注意。

以前，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很少強調文化教育，近年來跨文化交流已成為英語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許多高等院校的英語專業，都開設廠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課程。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有一些教師已經認識到語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關系，在教學中也有意識地進行文化知識的傳授。這就給英語教學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英語教學中教師應使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渾然一體。要使外語教學從只注重培養語言素質和文學欣賞能力向培養文化素養過渡，使文化規則成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語言素材、語言規范，實用，內容豐富，涉及語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體現了英美民族文化特點的文章。這樣的選材有利于教師結合文化背景、文化蘊iii，通過對比，培養學生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學生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特點，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審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異。”

英語教學中注重文化差異的傳授，會加深學習者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語用失誤。每一種語言都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地傳授語言知識，應該盡力引導學生去認識文化差異，了解西方國家特別是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學生在理解語言時只注重表層結構，往往忽略語言所反映的深層語義。有時只靠表層結構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確領會說、寫者的真實意圖，這時，就需要指導學生依據自己的文化知識對英語語言進行分析、歸納、綜合.推論，以正確理解其所要表達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學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學習語言的目的是為了交流。人類的交流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要真正掌握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的特定社會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門外語就必須重視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大學英語教學的最主要任務是培養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英語交流能力。美國社會學家海姆斯曾提出過交流能力的四個要素:語法性、可行性、得體性和現實性。其中得體性和現實性直接和文化有關。得體性主要是指在說話的對象、話題、場合、身份等不同的情況下，要使用不同的得體語言，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問題。現實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實、地道的英語，這也是只靠語言知識不能解決的問題。文化教學是培養學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差異往往會給語言學習及國際交往帶來諸多不便，因而，作為語言學習者，了解目的語與母語之間的文化背景差異極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語言交流的關鍵

美國社會學家G.R.Tucker和W,ELambet對于外語教學中只教語言不教文化有這樣的看法:我們相信，任何這類企圖都會使學生失去興趣，使他們不僅不想學習語言符號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這一符號系統的民族。相反，幫助學生在學習語言時提高對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們發自內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興趣和動力，從而提供了學習該民族語言的基礎。在英語教學中，應樹立文化意識，應在傳授語言的同時同步傳授文化識。這樣做的好處是:文化知識加深了學生對語言的了解，語言則因賦予了文化內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同步可以在傳授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知識時進行。在英語教學中，可以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異進行總結歸納，這對學生進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外國語大學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語言的內涵是學不好外語的”。這里的內涵就是指這種語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諺語中有“allroadsleadtoRome."(條條大路通羅馬)這一習語，漢語是用最簡潔的四個單詞“殊途同歸”來表達的，意思是“通過不同的途徑達到同樣的目標”，但英語中這個習語的意思來源于西方人對他們文化根基一古羅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語的文化歷史，難以真正弄明白這個習語的確切含義。

2、如何在英語教學中實現文化交流

大學英語作為一門語言課程，其本身便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它通過語言的教學，向學生傳遞著異文化圈中的異文化模式，使學生得以全面了解異域文化，并按照我們民族文化的價值觀積極地對之揚棄，從而實現我們民族主流文化的創新，這便是教育的文化傳遞功能，也是大學英語教學的重要內涵。

其一，增強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就是通過客觀的、非判斷性的對比，正確理解本族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差異，在擺脫民族中心論的基礎上正確理解另一種文化。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對于表面的、明顯的文化特征，人們通常認為新奇而富有異國情調;第二，對于細微而有意義的，與自己的文化迥異的文化特征，人們通常認為難以置信或難以接受;第三，與第二個層次類似，區別只在于通過道理上的分析認為可以接受;第四，能夠做到從對方的立場出發來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導人應通過對比來認識與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現象，逐步建立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這些文化現象不再顯得新奇和富有異國情調。

其二，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是實現英語教學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學生對外語學習產生濃厚的興趣，把外語學習當成樂事，是外語教學的最佳境界，也是學生學習進步最快的時候。在以往的教學中，文化知識的缺乏常常成為學生理解語言知識的障礙。而在教學中導人相關文化知識，則會大大促進學生對語言的理解，從而使其對英語學習產生興趣。這與第一步是相輔相成的。文化導人與英語教學一樣，不是教師單方面的介紹，而應要求學生共同參與。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來實現這一文化目標，如角色表演、情景對話、電影及文學作品賞析、專題講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確理解文化的差異，幫助學生正確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讓學生明確地意識到，無論我們對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寬廣，跨文化交流中的誤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們可以努力使其減少到最小程度這就要求學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時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這不僅有利于增強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也有利于他們英語綜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跨文化交流是雙向交流過程，交流雙方都了解對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對方的文化習慣，是跨文化交流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中國“人世”以后，隨著國際交往的更加頻繁，人們將面臨如何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溝通、交流、合作的問題。教師應培養學生利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學生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分辨、分析能力，從而也加深對中國文化本質特征的了解。訓練他們使用英語中介語，宣傳中華文明的燦爛文化，使他們不僅能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也成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們不僅了解本國的文化，還樂于接觸、學習其它文化，這不僅是學習表面的細節，在日常生活、商業交往、國際事務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們傳遞中國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加強往來，才能跨越因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

教師要在教學中遵循以下幾個原由:即實用性原則、階段性原則、適合性原則等。

(1)實用性原則:指文化導人要注重與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緊密聯系，對于那些干擾交流的文化因素，應該詳細講解，反復操練，做到學以致用;

(2)階段性原則:要求導人的文化內容應適合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注意由淺人深，由現象到本質，逐步擴展其范圍;

(3)適合性原則:要求所導人的文化內容應該與教材的內容有關，或者是教材的拓寬。文化導人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語言材料，盡可能地與語言教學同行。

實踐證明，教師在教學中遵循了以上幾個原則，通過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和文化歷史背景的循序漸進的介紹，加深了學生對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學的內容

我國語言學家張占一曾把語言教學中的文化背景知識按功能劃分為兩種:知識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識文化是指一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法律、藝術等文化知識;交流文化是指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流時，那些影響信息準確傳達的語言和非語言因素，包括問候、致謝、稱呼等習語和委婉語、禁忌語等。教師要做到既不放棄知識文化的積累又要加強交流文化的教學。

篇（10）

中外兒童文學研究的現代自覺始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趙景深等為代表的第一代兒童文學研究者為中外兒童文學研究奠定了第一塊學術基石。江蘇省內，南京大學錢林森、蘇州大學朱棟霖、南京師范大學汪介之和談鳳霞、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金燕玉等學者分別在中外比較文學及兒童文學研究方面都有相關重要著述。國內兒童文學研究的重鎮主要有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和浙江師范大學。80年代韋葦和蔣風分別出版了《外國兒童文學史概述》及《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90年代評論文章的深度大大提高，并有高質量專著出版，如韓進的《中國兒童文學源流》、韋葦的《俄羅斯兒童文學論譚》、吳其南的《德國兒童文學縱橫》、方衛平的《法國兒童文學導論》、張美妮的《英國兒童文學概略》和湯銳的《北歐兒童文學述略》和《比較兒童文學初探》等。進入21世紀后，研究的領域有所拓寬并向縱深發展。舒偉的“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研究”獲03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立項。2006年張永健主編的《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問世，該書的一個特點是介紹了部分中國作家對西方兒童文學的翻譯情況。重要的相關學術論文有朱利民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生存境遇與反思――兼談比較兒童文學》、方衛平的《西方人類學派與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以及陳華文的《變異：在于適應文化--〈灰姑娘〉與中國同類型童話比較研究》等。

國外關于兒童文學的比較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突出成就。德國著名學者Emer O’Sullivan的《比較兒童文學》（2005）堪稱該領域的一部扛鼎之作。該書對比較兒童文學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主要從戰后國際化熱潮至現當代比較兒童文學批評。書中還對比較兒童文學作為一個學科領域的組成部分進行了歸納：文學交往和遷移研究，互文性研究，媒體互動研究，文學形象研究，敘事學研究和翻譯研究。國外關于中國兒童文學及中外兒童文學關系的研究目前只有兩部專著。其一是法國學者皮埃爾?迪耶尼的《世界屬于你們，中國與兒童文學》（1971）。迪耶尼提出了三個問題：中國兒童文學作為一個具有清晰特征的領域的界定；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文本的歸類以及兒童文學流派的劃分；對兒童文學流派的溯源及其發展變化的原因。其二是瑪麗安?法夸爾的《中國兒童文學：從魯迅到》（1999）。法夸爾在該書中以1919至1976年間的中國兒童文學為研究對象，從比較文學和歷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在兒童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兒童作為政治象征的形成過程。該書第一章對中國兒童文學受到的西方影響有較深入的論述。

縱觀國內外研究現狀，中外兒童文學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學界極大的關注，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目前國內鮮有學者對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進行全面細致的梳理，尤其是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在中國的接受及中外作家之間的影響進行研究。具體研究不足反映在缺乏一定數量的高水平論文和論著，也沒有相關科研課題立項。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探討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誤讀和接受、外國兒童文學作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接受情況。這也就意味著，中文兒童文學關系研究從文化交流史的層面上可以進一步考察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中國兒童文學在外國的譯介與流播、中文兒童文學作家的聯系和交往、外國兒童文學家筆下的中國形象，以及中國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外國兒童形象等；在闡釋策略上可以突破傳統的譯介學模式和編年史模式，可以拓展了這一研究的領域。

要全面梳理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交流情況，就要深入探討20世紀上半葉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誤讀和接受，外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接受情況。“五四”前后對世界各國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翻譯和吸納促成了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次。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中外文學對話與交流日益頻繁，外國兒童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較大的影響。外國兒童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迥異，對中國作家具有某種示范性和啟示性，但中國作家在借鑒過程中也產生了的一些誤讀，這些誤讀又說明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正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特殊的歷史社會背景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兒童文學。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是在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下逐步走向自覺和成熟的，同時，也立足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包括神話及民間故事）對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或間接體現在其兒童文學作品中。在此基礎上，該課題進一步探討如何促進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如何建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即不僅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與吸納性，還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

20世紀以來，中外文學理論家對兒童文學問題從學理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論述。由于我國兒童文學研究起步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世界各國兒童文學創作和批評理論的翻譯、吸納和運用。“五四”前后對世界各國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翻譯和吸納促成了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早期翻譯家和文學家以及西方來華傳教士對外國兒童文學的譯介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外國兒童文學進入中國作家和讀者的視野。同樣，這種文學交流也進一步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中外文學對話與交流日益頻繁，外國兒童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較大的影響。外國兒童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迥異，對中國作家具有某種示范性和啟示性，但中國作家在借鑒過程中也產生了的一些誤讀，這些誤讀又說明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正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特殊的歷史社會背景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兒童文學。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劉易斯?卡洛爾的兒童文學經典《愛麗絲奇境漫游》在“五四”時期翻譯大潮中被中國讀者所熟知。它的第一個中譯本由趙元任翻譯，當時取名為《阿麗思漫游奇境記》，192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深受愛麗絲故事的吸引，沈從文和陳伯吹分別創作了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游記》和童話《阿麗思小姐》。比較三個截然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愛麗絲故事，可以看出中國作家力圖借鑒外國兒童文學精神，但同時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和迥異的文學傳統，中國作家對愛麗絲的故事進行了不自覺的誤讀和自覺的改寫。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是在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下逐步走向自覺和成熟的，反映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試圖建立世界視野的努力。同時，他們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使中國兒童文學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這種研究思路不僅著眼于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誤讀和接受，還分析了外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還研究了中國文化及兒童文學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在國外的接受情況，力圖探討雙向的交流和對話，而非單向的影響。中國文化（包括神話及民間故事）對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或間接體現在其兒童文學作品中。如賽珍珠、凱特琳?帕特森等外國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中體現了較為明顯的中國元素。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譯介處于起步階段，但中國作家（如鄭振鐸等）勇于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和中國優秀的各類文學作品，努力維護著民族的自尊與自信。

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研究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理論研究。同時，探討如何促進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如何建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即不僅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與吸納性，還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這一系列的問題可以從一個方面推動學界開展其他類別文學的比較研究，為整個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發展做貢獻。通過借鑒與創新相結合，中國學者能夠更好地融入到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發展進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參與到世界性兒童文學的學術對話中去，甚至可以在廣義的更為平等的比較文學學術交流中發出中國學者獨特的聲音。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