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權益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合法權益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增強依法行政的責任心，努力創造良好的養殖環境]

漁業養殖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著水產業的發展，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要充分行使法律賦予自身的權力。堅持依法行政，執法為民；堅持勤政清廉、親民安民富民；做養殖者維權的使者，不辜負漁民的期望。對國家確定的重點養殖水域要加強監督檢查，加大執法力度，利用廣播、電視、電影等媒體，宣傳大力發展養殖漁業的重要性，提高人們自覺尊重他人養殖權的法律觀念，對干擾養殖漁業生產秩序，偷捕、搶奪他人養殖水產品，破壞他人養殖水體、養殖設施造成他人損失的，要依法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決不姑息遷就，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對養殖水體造成的污染事故，要及時采取行政措施、法律措施、經濟措施，并按照《漁業污染事故處理程序規定》調查取證，核算損失，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依法為養殖者挽回損失。努力維護良好的養殖環境和漁業生產秩序，真正體現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積極為養殖漁業的發展保駕護航。

3增強養殖者的技術水平，轉變養殖效益的增長方式

漁民的養殖效益提高了，才有推動養殖漁業快速發展的源動力，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要加大科技扶持力度，對養殖大戶要定期開展技術培訓，抓點促面，帶動整體，發揮部門優勢，把先進的養殖技術和管理模式送到漁民手中，強化高效漁業基地建設。抓住3個轉變不放松：即從產量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從無標生產向標準化生產轉變；從分散單一型向規模集約型轉變。讓養殖漁民從中受益，堅持以養為主，推廣生態養殖，指導養殖者科學防治魚病，禁止濫用藥物，影響水產品質量，以漁養水，以水養漁，優化養殖結構，發展特色漁業、高效漁業、品牌漁業，改變漁民傳統的養殖模式，在有條件的地區發展庭院漁業和日光溫室漁業，全方位、多渠道轉變養殖效益的增長方式。4增強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提高養殖漁民市場化運作能力

篇（2）

造成如此尷尬的局面是由于我國行政訴訟堅持合法性審查原則。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這就確定了我國行政訴訟不同于刑事訴訟、民事訴訟的一個特有的基本原則，即審查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原則。也就是說，目前我國人民法院原則上是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而不是對這類行為的合理性、適當性進行審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6條規定，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問題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具體行政行為經人民法院審查合法，依法維持；如果不合法，全部違法的，全部撤銷；部分違法的，部分撤銷。關于撤銷后再作出任何具體的處理，原則上屬于行政機關職權范圍內的事情，由行政機關自行處理。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這就是說，人民法院僅對行政處罰這種行為才有變更權，而且必須是這種行政處罰運用嚴重不當，達到“顯失公正”的標準，才能變更。可見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審查是原則，合理性審查是例外，合理性審查必須在很嚴格的條件下才可進行。

筆者以為，依照單一的合法性審查原則，不能有效地解決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案件。在審查原則上應針對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案件的特點，建立由合法性、合理性兩者相結合的審查原則體系，并賦予人民法院司法變更權。

一、確立合法性與合理性并重的審查原則體系

合法性審查可判斷一個行政行為是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方式、內容、程序及權限活動，要求行政權力的存在、運用必須有法律、法規的依據，不得與法律相抵觸；合理性審查是判斷行政主體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是否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則的判斷標準包括行為是否符合法的原則、行政目的等。合法性與合理性審查原則并不排斥，合法性原則要求行為符合實際的法律、法規的規定；合理性原則要求行為符合法的內在精神，兩者是依法行政原則對行政主體行為提出的不同層次的要求。

篇（3）

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實施法律，通過法律的實施才能夠使所制定法律的價值作用得到有效實現。但是，現狀下，基于我國經濟法的執法管理機構在執法方面卻存在力度不足的問題。比如:執法人員綜合素質較低，沒有高水平的執法能力，無法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提供有效服務，進而引起消費者的不滿。又比如:包容違法犯罪行為的現象存在。有些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對于嚴重的刑事案件便會給予相應的處理，只是為了應付上級而采取形式處理方法，這樣顯然弱化了執法機構的職能作用，進一步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二)在消費糾紛方面缺乏有效的解決方法

在我國，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受到侵害的情況下，他們的自我維權意識并不強烈。由于受教育程度、認知程度的不足以及經濟條件的制約，導致消費者很少通過法律程序進行權益的維護。基于市場教育過程中，消費糾紛是很難避免的。消費者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比如精神方面的損害、金錢方面的損害以及時間成本方面的損害，這些損害一旦過于嚴重，消費者便需要通過法律進行維權。但是，現狀下在這一方面卻缺乏有效的解決措施，從而導致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另外，由于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具完善性，進一步造成消費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問題的呈現。

二、經濟法視野下加強消費者保護的有效策略探究

(一)構建系統化的市場規制法

要想構建系統化的市場規制法，需要從多方面進行完善。一方面，需對競爭法規目標進行完善。對于立法部門來說，需要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給予足夠的重視。在相關法規的內容、范圍及目的等方面充分完善，對一般性條款合理增加。另一方面，需對懲罰性賠償制度加以構建。要想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便需要使法律體現出公平性以及公正性，充分發揮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作用，使消費者能夠有效地行使本該擁有的權利。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需充分做好兩點:其一，對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性質加以明確;其二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范疇進行擴大，并提升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賠償標準。

(二)對有效性強的執法機構加以完善

一方面，對于政府執法機構來說，便需要發揮自身的職能作用，對相關執法制度進行構建，同時通過培訓使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得到有效提升，以此使執法人員全身投入到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中。另一方面，如果存在官員瀆職的行為，需采取有針對性的懲罰措施，追求瀆職官員的法律制度。除此之外，對于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部門需承擔的責任加以明確，比如物價管理以及工商管理等。在各個部門協同作用下，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有效的保護。

(三)支持消費者訴訟，開辟司法救濟途徑

在消費者訴訟的支持方面，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工作，比如需要構建完善的消費者訴訟費用支援制度。需要基于立法的視角對有利于消費者的規定進行構建，例如貸款制度等。對消費者提供證據支持。在得到法官認同的前提下，消費者能夠通過法律途徑對自己的舉證的正確性加以證明，進一步起到維護自身權益的作用。除此之外，還需要開辟司法經濟途徑，比如消費公益訴訟的實施，通過實施使消費者以及經濟秩序的公眾利益得到有效維護，以此使消費者自身無興趣或者沒有能力進行訴訟的情況實現有效避免，進一步使消費者權益損害程度增大的現象得到有效防范。

篇（4）

[關鍵詞]少數股東權益會計準則母公司理論經濟主體理論

一、新舊會計準則下少數股東權益的區別

從財務概念上看，少數股東權益，指的是子公司股東權益中不屬于并表母公司的部分。新舊會計準則對少數股東權益的性質在定性上完全不同。舊會計準則把少數股東權益當成一項負債，而新會計準則把少數股東權益列為一項所有者權益。業務操作上具體區別表現如下：

1.對于少數股東權益在資產負債表中的列示方式，新舊會計準則分別做了不同的規定。舊會計準則規定：子公司所有者權益各項目中不屬于并表母公司擁有的數額，應當作為少數股東權益，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中所有者權益類項目之前，單列一類，以總額反映，公司總資產的計算公式為：總資產＝負債＋股東（指母公司）權益＋少數股東權益。新準則規定：子公司所有者權益中不屬于并表母公司的份額，應當作為少數股東權益，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中所有者權益類項目下以“少數股東權益”項目列示，總資產的計算公式變為：總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含并表母公司權益和少數股東權益）。

2.在合并的利潤表中，對少數股東損益的處理不同。舊會計準則規定將少數股東權益從合并凈損益中扣除，在合并損益表中的“凈利潤”之前單列一項“少數股東損益”，而新準則規定在合并利潤表中凈利潤項目下以“少數股東損益”項目列示，此項變化不只是報表格式的變化，與少數股東權益一樣也是內涵的變化。

3.新舊會計準則對會計報表合并基礎的指導理論不同。舊會計準則以“母公司理論”為合并報表基礎，該理論認為：合并報表按大股東的利益來編制，合并報表是母公司報表的延伸或擴展，認為合并報表的使用者主要是母公司的股東或債權人，因此合并的基礎是從母公司的角度出發的。新準則則以“經濟主體理論”為合并基礎，該理論認為應對合并主體的所有股東一視同仁，合并報表應反映所有股東的利益。

二、關于少數股東權益性質的探討

新會計準則實施前，資產負債表中將少數股東權益列示于所有者權益之前的做法，帶來了少數股東權益是負債還是權益的問題。事實上，少數股東權益本來就不應被視為負債，因為負債就意味著要在一定的期限內償還本金，而少數股東權益并不具有這一特征。從合并的觀點看，少數股東是企業集團所有者殊的群體，他們的所有權限僅限于他們所投資的公司，即只能分享子公司分派的股利，而當子公司清算解散時，他們也只能分享子公司債權人的權利得到滿足以后的剩余財產（在有優先股的情況下其受償順序還要后于優先股）。在實務中，若子公司存在優先股并且該優先股未被母公司所持有時，則可以將該優先股權與普通股中的少數股權合并列為少數股東權益，也即根據少數股東是否享有優先權，把少數股東權益劃分為優先股少數股東權益和普通股少數股東權益，無論是優先股的少數股東還是普通股的少數股東，在公司清算解散時的清償順序都是后于債權人的，因此，總的來說，少數股權益在本質上并非負債，而是所有者權益。新會計準則將其“移位”到所有者權益項下，就是對少數股東權益的正名，也是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接軌的需要。三、新會計準則采用“經濟主體理論”為合并會計報表基礎的意義

1.經濟主體觀下采用完全合并法，與“控制”的經濟實質相符。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而不是擁有與被擁有的關系。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意味著母公司有權決定子公司的經營決策和財務分配政策，有權支配子公司的全部資產而不僅僅是所擁有的那部分資產。因此，母公司編制合并會計報表就是要反映合并主體所控制的所有資源，即母公司的整體價值和被并子公司的整體價值。子公司的整體價值不僅包括子公司凈資產的全部賬面價值，還包括子公司資產、負債升（貶）值的全部，以及全部的合并商譽。而在母公司觀下，對被并非全資子公司的凈資產升（貶）值，以及合并商譽按持股比例予以合并，違背了“控制”的經濟實質。因為母公司持股比例以外的那部分子公司凈資產升（貶）值以及合并商譽也是母公司可以控制和使用的，也應予以合并。再者，子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其全部資產、負債與資產的組合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若將其按母公司的持股比例人為地分為合并部分與非合并部分，則所形成的會計信息的令人難解。

2.新會計準則比舊準則更能體現了對少數股東權益的保護。舊會計準則在合并會計報表中只是按持股比反映了部分少數股東權益，還有部分少數股東權益沒有在合并報表中反映，明顯忽視了這部分少數股東權益，形成了賬外權益，不利于保護這部分股東權益。而新會計準則在企業與其非全資子公司的合并會計報表中，將非全資子公司少數股東權益作為合并所有者權益并以公允價值全額列示，更能體現了對少數股東權益的保護。

參考文獻：

[1]初一:少數股東權益“移位”意在接軌國際.上海證券報,2007

[2]趙迪存:保護少數股東權益[N].財經時報,2000

篇（5）

1、正當防衛成立的起因條件，必須是對不法侵害行為才能實施正當防衛；

2、正當防衛成立的時間條件，必須是對實際存在而又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實施正當防衛；

3、正當防衛成立的對象條件，正當防衛必須是針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行；

4、正當防衛成立的主觀條件，正當防衛必須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衛意圖；

5、正當防衛成立的限度條件，防衛行為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

防衛過當的本質是較輕的社會危害性。

防衛過當的構成，包括客體、客觀方面、主體、主觀方面四個要件，具有如下特征：

1、防衛過當的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通常為生命權和健康權；

2、防衛過當的客觀方面是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

3、防衛過當是主體是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單個公民；

4、防衛過當的主觀方面是防衛人對過當結果持放任或者疏忽大意、過于自信的態度。

關鍵詞：正當防衛防衛過當界限

正當防衛是公民保護合法權益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法律武器，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種重要權利和手段，其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權益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正確的運用，可以有效而及時的制止和預防犯罪。但是，法律賦予公民的這種權利和手段也必須正確行使，才能達到排除和制止社會危害性的目的，如行使不當，就轉化成了防衛過當，而會危害社會，形成犯罪。因此，人們在進行這種正當防衛的同時又存在著承擔一定刑事責任的風險，這就存在著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問題，而現實中，對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定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淺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定義

所謂正當防衛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對不法侵害者所實施的不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損害行為。刑法第20條第1款明確了正當防衛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

所謂防衛過當是指在實行正當防衛過程中，違反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給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損害，因而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二、正當防衛的成立條件

正當防衛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合法權利，但使用權利不能超過一定的界限，構成正當防衛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正當防衛成立的起因條件，必須是對不法侵害行為才能實施正當防衛。何謂不法侵害？由于刑法未作明確的規定，在法學界和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不同的認識，筆者認為，應包括犯罪害和一般違法侵害兩種，因為，防衛人在實行防衛以前無法確定不法侵害是犯罪害還是一般違法侵害，而且，一般害對社會也有危害性，如果不允許對一般違法侵害實行防衛，就有可能使一般違法侵害進一步發展成為犯罪害，造成更大的損害。但是，并不是對任何不法侵害行為都應當實施正當防衛，筆者認為，只有對那些帶有一定緊迫性的不法侵害行為才可以實行正當防衛。所謂帶有緊迫性的侵害，是指迫在眉睫的或正在進行的帶有暴力性、破壞性的，形成防衛緊迫感的侵害，這類侵害往往會給客體造成嚴重的損害。對于輕微的、不會給合法權益造成嚴重損害的一般違法行為，不應用正當防衛的方法來解決，而應用調解、勸阻、或其他方法來解決，比如說爭吵、辱罵或推拉等，就要用說服教育、互諒互讓或避開等方法解決。此外，對于無刑事責任能力人的侵害行為，因其客觀上也是危害社會的行為，也可以對其實行正當防衛，但應加以一定的限制，只有在無法判斷侵害者是無刑事責任能力人或不能用其他方法避免侵害時，可以實行正當防衛。

2、正當防衛成立的時間條件，必須是對實際存在而又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實施正當防衛。它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不法侵害必須是客觀實際存在的，而不是主觀想象的或推測的侵害。如果由于認識上的錯誤，在不法侵害行為并不存在的情況下，憑主觀想象或推測有不法侵害行為發生而實行防衛，對他人造成損害的，不屬于正當防衛，在刑法理論上稱為假想防衛。因假想防衛而造成的損害責任，適用行為人對事實認識錯誤的處理原則來解決，即行為人有過失的，按過失犯罪論處，如果行為人沒有過失，則按意外事件處理，不應追究刑事責任，但應排除行為人故意犯罪的可能性。第二，不法侵害行為必須是正在進行的。也就是說，不法侵害行為已經開始實施，但又尚未結束。對尚未開始或者已經結束的不法侵害行為實施防衛，都不是正當防衛，在刑法理論上稱為不適時的防衛，不適時的防衛分為事先防衛和事后防衛，因不適時的防衛，構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正當防衛成立的對象條件，正當防衛必須是針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行。正當防衛的目的是為了排除和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不法侵害的行為來自侵害者，只有對不法侵害者本人的人身或財產及其他權益造成一定損害，才能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如果在對不法侵害進行防衛反擊時，給第三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按具體情況分別處理：如果由于防衛人錯誤地把第三人當成侵害人而對其實行防衛反擊，應按處理假想防衛的原則處理；如果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損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符合緊急避險條件的，按緊急避險處理；如果是故意對第三人實施侵害，則按故意犯罪論處。防衛人并不限于常見的對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的損害，必要時，也可以通過損害不法侵害人的自由權利、財產權利等方法，來達到正當防衛的目的。

4、正當防衛成立的主觀條件，正當防衛必須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衛意圖。防衛的目的是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其主觀上具有正當性，這是成立正當防衛的重要條件之一，也是刑法規定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的重要根據。只有防衛目的的正當性，才能保證其行為對社會的有益性和排除其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性。根據行為人防衛目的是否正當，以下幾種防衛不屬于正當防衛：（1）為了侵害對方，胡意以挑撥、尋釁等不正當手段激怒對方，他人向自己進攻，然后借口正當防衛，加害對方的行為，即防衛挑撥。因行為人主觀上不具備正當防衛的意圖，而是為蓄意侵害他人的故意，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應以有預謀的故意犯罪追究刑事責任。（2）、互相斗毆的行為。因雙方都是為了侵害對方，沒有侵害者和防衛者之分，雙方的行為都是不法侵害行為，雙方都無權實行正當防衛。如果其中一方已主動退讓，停止斗毆，而另一方緊追不舍，繼續行兇，這時主動退讓的一方可實行正當防衛。（3）、對于為了保護非法利益而實施的防衛行為，由于不具備防衛目的的正當性，不屬于正當防衛行為。比如：盜竊人、賭博人的非法所得在被別人行搶或偷盜時，把行搶或偷盜人打傷或者打死等防衛行為，并非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非法利益，不具有正當性，故不屬于正當防衛。因此，只有防衛目的具有正當性的防衛行為才屬于正當防衛。

5、正當防衛成立的限度條件，防衛行為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說明，正當防衛只能在某種限度內行使，如果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屬于防衛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那么，如何確定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呢？在我國的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基本相適應說。認為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是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基本相當，從防衛行為的性質、手段、強度和后果來看，要與不法侵害行為的性質、手段、后果基本相適應，才能成立正當防衛。如果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不是基本相適應，而是明顯超過侵害行為造成重大損害，就是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第二種是必要說。此說認為，防衛者所采取的行為和所造成的損害，只要是制止不法侵害行為所必要的，不論造成了什么樣的損害后果，都成立正當防衛。如果不是非此不能制止不法侵害，造成不應有的危害的，就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第三種是適當說。此說是前面兩說的統一，吸收了前面兩說的合理這處，避免了兩說的不足。該說認為，防衛行為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為而沒有對其造成不應有的危害所必需的手段和強度，就是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基本相適應說把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基本相適應作為衡量標準，是其合理的一面，但實踐中，被保護的利益和性質與所損害的利益和性質，往往難以比較，“基本相適應”很不好把握。必要說以制止為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為標準，有利于鼓勵公民實行正當防衛和積極性，如果片面強調，會任意擴大防衛限度，導致濫用防衛權。因此，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應以防衛行為是否能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為限度，同時考慮所保護的利益的性質和可能遭受的損害的程度與不法侵害者造成損害的性質和程度基本相適應。

此外，在實踐中確定必要限度時，還應把握以下幾點：1、以有利于鼓勵和支持公民同不法侵害行為作斗爭為出發點。2、由于不法侵害往往是突然襲擊，具有緊迫性，防衛人一時很難判斷侵害行為的性質和危害程度等，所以，對正當防衛的限度不應過于苛求，只要沒有造成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就不能定為犯罪，這里的“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指的是防衛人為了保護較小的利益，對輕微的不會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為，采用激烈的防衛手段，造成不法侵害者重傷或者死亡的。3、要根據不法侵害發生的時間、地點、環境，不法侵害人的力量情況和防衛人的力量情況等因素，全面考慮，具體分析。

三、防衛過當及其刑事責任

（一）、防衛過當的本質

防衛過當是指在實行正當防衛過程中，違反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給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損害，因而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從其定義來看，它是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和正當防衛既有本質的區別又有密切的聯系。防衛過當在客觀上具有社會危害性，主觀上存在罪過，因而是一種非法侵害行為，這也是防衛過當不同于正當防衛的本質特征，也是追究防衛過當人刑事責任的基礎。要成立防衛過當，也必須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對不法侵害人實行的防衛行為，只是防衛超過了明顯的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使防衛的性質由正當變成了過當，因此，防衛過當的防衛目的也具有正當性，這也是防衛過當成立的前提條件。實際上，防衛過當符合正當防衛的前四個條件，僅僅是不符合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防衛人雖然是出于正當防衛的目的，具有正當性，但其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這一特征也就成了區分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防衛過當既具有社會有益性，又具有社會危害性，但其社會危害性是主要的，是一種較輕微的犯罪行為，它的本質是較輕的社會危害性。

（二）、防衛過當的構成要件

防衛過當行為客觀上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行為人主觀上又有罪過，其具備犯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防衛過當也由客體、客觀方面、主體、主觀方面構成，具有以下特征：

1、防衛過當的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通常為生命權和健康權。防衛過當不是一種犯罪，沒有自己獨特的犯罪客體，防衛過當的客體既有一般犯罪客體的特征，又自己的特殊性，因為，在一般犯罪中，作為犯罪所侵害的客體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是完全受法律保護的，而在正當防衛中，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一定程度上不受法律保護。在防衛過當中，對不法侵害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的重大損害，防衛人要負刑事責任。所以，防衛過當的犯罪客體是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而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具體內容應隨防衛過當所構成的具體犯罪而定。

2、防衛過當的客觀方面是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這包括兩個含義，一是防衛行為明顯超過了必要限度，也可以說防衛所采取的手段，明顯超過了不法侵害使用的手段。比如，不法侵害人只是徒手攻擊防衛人，而防衛人卻選擇了用刀或槍防衛。二是防衛行為造成了重大損害后果。防衛后果是否構成“重大損害”，是區分防衛行為是否過當的主要因素。如對輕微的不會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為，采用激烈的防衛手段，造成不法侵害者重傷或者死亡的。

由于不法侵害往往是突然襲擊，防衛者沒有防備，精神極度緊張，情況十分緊急，必須立即作出反應，在這種刻不容緩的一瞬間，一般很難立即判明不法侵害的確實意圖和危險程度，往往沒有條件選擇一種恰當的防衛方式、工具和強度來進行防衛，甚至也難以預料防衛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對正當防衛行為不宜規定苛刻的條件，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是為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損害的，就應當認定是正當的合法的防衛行為。防衛過當是行為過當與結果過當的統一，僅有行為過當或僅有結果過當均不能構成防衛過當，應同時具備“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損害”兩個條件來認定。

3、防衛過當的主體是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單個公民。我國刑法第17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按照我國刑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屬于相對負刑事責任時期，他們在生理、智力、知識方面的發展還未達到已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的程度，因而還不具備辨認和控制刑法意義上的一切行為的能力，一般不可能正確判斷防衛過當這種犯罪行為的性質，因此，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不大可能成為其主體。我國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依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所以，對于二人共同對不法侵害人實施正當防衛，都是由于過失而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嚴重損害的，他們的防衛過當行為不以共同犯罪論，應當依各個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分別給予處罰。所以防衛過當的主體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單個公民。

4、防衛過當的主觀方面，是防衛人對過當結果持放任、疏忽大意、過于自信的態度。就是說，防衛人在實行正當防衛過程中，對自己的防衛行為可能明顯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一般情況下是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自信能夠避免，也可能采取放任甚至希望態度，以致發生了不應有的危害結果。關于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刑法理論界存在以下幾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只能是過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也可以是過于自信的過失，但不能是故意。第二種觀點認為，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可以是過失，也可以是間接故意，但不能是直接故意，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過于自信的過失和間接故意。第三種觀點認為，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可以是任何種類的過失與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因為，防衛過當和正當防衛有著密切的聯系，防衛過當具備正當防衛的前四個條件，只是其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說明防衛過當的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正當防衛的目的，而這種目的與明知自己的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并且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發生的直接故意是矛盾的，彼此對立的。因此，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而其他三種罪過形式，都具有正當防衛的目的，具有正當性，因此防衛過當的罪過形式表現為間接故意、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

（三）、防衛過當的刑事責任

防衛過當構成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防衛過當的刑事責任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

1、防衛過當的定罪問題

防衛過當本身不是罪名，不能定為防衛過當罪，應當根據防衛人的主觀罪過形式及犯罪事實的性質，依照刑法分則的有關條款來確定罪名。如果防衛人主觀上是過失，客觀上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傷或死亡的，則分別定為過失致人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如防衛人主觀上是故意，客觀上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任或死亡的，則分別定為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

2、防衛過當的量刑問題

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對防衛過當“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也是因為，防衛過當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具有社會有益性，危害性較輕。有利于鼓勵公民實行正當防衛的積極性。在確定哪種情況下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時，應綜合考慮防衛行為所保護的合法權益的性質、防衛過當的程度和造成防衛過當的主客觀原因等方面的因素，體現我國刑法罪行相適應的原則。

總之，正確把握好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有利于公民更好、更準確地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法律的尊嚴。應當大力提倡正當防衛行為，對正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的定罪量刑，應當從鼓勵和支持正當防衛出發，而不應對正當防衛的限度過于苛求。

參考文獻資料：

篇（6）

經濟發展的市面化、全球化，使得人數活動變化全球發展的必定形勢。鄉村充裕工作力涌向城市進行務工，一范疇是對鄉村傳統鄉土經濟秩序的改造，促使鄉村產業構造做成積極調動，以此來完成鄉村經濟的可連續發展；另一范疇是對城市經濟發展工作力缺乏的必要彌補，促使城市經濟完成產業化、現代化的實踐之路。鄉村人數流向城市，既減免了鄉村的經濟壓力，又增進了城市經濟和全球的不斷繁榮，這是一項雙贏的韜略。同道夸張指出：“鄉村充裕工作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產業化和現代化的必定形勢。”然而，在城市經濟發展進程中，只管農民工做成了宏大的功勞和就義，但其權益的保障不斷存在缺損題目，這是對農民工的不尊重和蹂躪，是全球經濟進程中的不和睦之音。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有效保障，不斷僅是對農民工公民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對法律的尊重。由于法律彰顯的公平、正義是為全部全球負義務，這是其不可推托的任務。

一、農民工權益法律保障缺失的表示

城鄉二元模式帶來的推拉效應和傳統戶籍政策的客觀原因，成績了農民工這個特別的全球群體，農民工是我國市面經濟發展的必定產物，是國度完成現代化的基本軌道。農民工是介于農民和工人之間的一度全球特別群體，他們既非純粹的農民又非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這就建議了這個群體的無奈和難堪事情。“他們這個群體就像是性命在孤島上，闊別家門又徘徊在城市的門外。”一位全球學家如是說。農民工權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范疇把農民工不斷推向全球的墻角；另一范疇又加劇了全球相對，增多了全球的動蕩定因素。客觀上，農民工權益缺損引起的違法犯法等全球題目，終極還是要法律往解決，權利機關的不作為終極還是要以其作為的行動往結束，這無疑于作繭自縛。

（一）全球保障政策對農民工的輕視性

全球保障政策是市面經濟的“鞏固器”、經濟運轉的“減震器”和完成全球公平的“調節器”。[1]但是本國目前的全球保障政策存在嚴重不足，缺乏公平性。全球保障政策只涵蓋了國度機關、事業機關和部分集體企業的職工，而個體管理者、私營企業職工和“三資”企業中的農民工并未遭遇到充分的全球保障。固然廣東、北京等少數省市開端實行最低性命保障，但盡大部分農民工仍然被消除在全球保障政策之外。當農民工遭遇工資不能和時足額發放、工傷典當、人格輕視等題目時，全球保障政策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以和對于有坑農民工權益的部門和匹夫缺乏嚴格的處分機制，往往使農民工連辛苦懇動的“工資”都不能拿到。

（二）法律支援政策滯后

本國自1994年樹立憲律支援政策以來，已經樹立政府法律支援機構2892個，共有法律支援專職職員9798名，10多年來共解答法律咨詢600多萬人次，辦理各類法律支援事例81萬余件，有130余萬人取得了法律支援服務。法律支援已經變化一項保障農民工正當權益、完成公安公平、保護全球鞏固的不可或缺的政策，但因法律支援經費的缺乏，法律支援辯護律師資源的不足，法律支援機構和政府部分的合作機制缺乏有效的監督，大批愿望需要法律支援的農民工權益糾紛和事例不能取得和時的解決。農民工權益被損害以后，由于交不起高額的訴訟費而喪失了國度法律輔助的權利，這對農民工來說是極大的不公平。法律的權威不是靠金錢堆積興起的，而是靠公溫和正義積攢興起的。農民工權益受損而不訴諸于法律，卻被迫選擇自己不甘心的“私了”，這并不是農民工法律意識的淡薄，而是一種埋伏的不同等在作怪。由于他們和雇主之間的不同等位置，迫使其只能接收不同等的原因。

此外，當農民工權益被損害以后，保護全球公平的政府、保護工公民權益的工會、保護婦女權利的婦聯理論上應當是保護農民工權益的剛強后盾，但客觀上來自他們的關心卻竟然看不見。廣東商學院教授謝澤憲、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巧燕于2003年7體液過問卷調查后覺察，專人農民工權益的機關并不能全心全意地保護農民工的親自好處，從某種水平上說，它但是一度情勢罷了。為何廣東省手外科醫院如此之多、手外科技巧如此繁榮，究其原因，是手指工傷事故太多。每年都有上萬只手指手術，每一次手術耗費數萬元，這是一度很大的好處市面。農民工工傷以后的典當、性命、就業、子女文化、父母收養等一連串題目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這不斷僅是一度法律題目，更是一度全球題目。農民工工傷以后不但背負宏大的經濟義務，并且負載更加沉重的實質壓力，由于他們有見不得人的一面。謝澤憲教授痛心疾首地指出，“這不是他們的丑，是全球的聲譽。”[2]法律把沒有解決的題目扔給全球，是對全球的不尊重，更是對法律自身權威性的蹂躪。法律支援是農民工正義維權的全球下線，假如都沒有了，那樣農民工除非任人宰割。正義成了一扇假想的門，法律把農民工拒之門外，同時也把自己關在了門內。

（三）農民工政治權益被剝奪

農民工處于全球層次體專業的底層，由于受文化水平、身份位置、財產占領等的限制，其政治參和機會往往很少甚或被剝奪，這樣使得農民工對政治性命的反應力較低甚或沒有。政治性命的貨物是法律，而法律則是權勢政府對全球公共價值的強迫性和權威性分派。國勢群體在法律的制定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反應力，他們超出自己的反應力或其他行動，使法律的制定有有利自己的好處欲求，或者至少不反應自己的既得好處。農民職業為弱勢群體，因其特別的全球身份而無法參和法律規矩的制定，不能使自己的志氣體現在法律中，故此，自己的權利被疏忽、剝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法律對國勢群體的通知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欺負，這在特定水平上折光降生界權利分派不同等的“潛規矩”。同時，農民工政治參和權利被疏忽、剝奪殃和其他范疇，諸如子女受文化、就業、培訓、休息、安全保障等權利都得缺席有效和有恒的保障。

“一度全球假如不能充分關注保障題目，特別是全球脆弱成員的保障題目，很可能性要接收損壞性順利結果的磨難。”[3]農民工權益法律保障虛置的表示，使其不斷被逼向“違法犯法”的邊緣。2000年震動全國的湖南張君案就是一度明證，這不能不引起全球的高度器重。

二、農民工權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層原因

農民工是市面經濟的產物，是歷史和現實的反常兒，其特別的全球身份和位置建議了遭遇多劫的性命軌道。因此，農民工權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層原因變化全球亟待探究的重大考題。

（一）以戶籍治理為關鍵的城鄉二元模式的歷史原因

農民工是在我國特定環境下發生的，是和特定的歷史時代相聯專業。在打算經濟時代，國度履行嚴格的收進分派政策和戶籍治理政策，這兩者客觀上形成了本國城鄉二元化全球分別的模式，限制了農民向城市的活動。只管這種二元模式在打算經濟時代為全球的鞏固和發展做成了宏大的功勞，顯示了特定的優勝性。但是隨著改造開花的不斷深進，這種二元模式的弊病愈加凸現，在特定水平上制約著市面經濟的步伐。二元化的戶籍治理政策制約著人數的廣泛活動，特別是經濟退步鄉村的農民向經濟繁榮城市的活動。城鄉二元模式是歷史形成的，它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形成不同的經濟構造，這種二元化的經濟構造拉大了城市全球和鄉土全球之間的經濟差距，以和由此而來的各種價值觀、人生觀。經濟差距越大，就越能潤澤農民涌向城市的心理，也越能加劇城鄉兩種秩序的相對。

城鄉二元模式的相對秩序建議了農民工特別身份的形成，農民和市民不同的效益觀念和價值觀念也建議了兩種全球群體的必定相對。由于城市秩序的特別性，城市市民享有農民可看不可和的優寬待遇，甚至對于在這種不正義的政策下而取得的待遇發生了極大的慣性依附，所以總是要竭力保護這種不正義的好處分派模式。而城內政府對農民工采用的種種限制政策表面上就是保護城市市民這種不正義的既得好處的具體表示，這種好處上的沖突下降了農民工薪資待遇的心理預期，順有利農民工“心悅誠服”地為城市經濟發展服務。同時，和城市居民較大的好處反差使其心理發生“相對剝奪感”，從而引發全球危機。城鄉二元模式是歷史形成的，我們不能手為轉變，但農民工不能遭遇和市民同等的待遇，卻是不公平的政策形成的，而政策的不公平是對公民權的最大蹂躪。

（二）執法環境差、維權本錢高、城市輕視強的全球原因

農民職業為全球特別的弱勢群體，當其權益被損害以后，會做成兩種選擇：讓步和抗爭。讓步是農民工舍棄自己的權利，默默接收并予以回避，或者被迫接收“工資”的“高額打折”的便宜原因并進行蒙受；抗爭是農民工爭取自己權益的積極表示，他們超出上訪、訴訟、甚或武力等方法來為自己維權。德國法學家耶林認為，“權利，為取得此對象的手腕就是奮斗。”[4]農民工希看超出政府、人大、工會等機關爭回自己的正當權益，然而這些農民工的剛強后盾有時卻視而不見，來自他們的關心至多只停留在口頭上，讓人看缺席客觀的內容。固然目前農民工討薪取得了特定成績，2002年全國工作監督部分共追回14億元，但距拖欠400多億元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不能不介紹我們政府的執法部分還存在很大的題目。執法部分力度不夠的原因取決執法職員的高素質不高、中央政府的保護學說，中央政府為了自己的經濟好處，甚至忍受或縱容這種事情。名揚全國的工傷維權辯護律師周立太，為爭取農民工權益積極辯護，深受農民工的尊重和歡迎。但是一些企業卻到中央政府埋怨：有這樣的辯護律師在這里，我們呆下往了。言下之意假如政府不采用特別的措施，就要撤資。中央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經濟固然無可厚非，但我們決不能為了經濟好處而疏忽、蹂躪農民工的正當權益。

訴訟是農民工權益保障的法律下線，同時也是農民工最不愿意走的一條路。由于目前公安不正常環境，加之較高的訴訟費用使得農民工沒有才能爭回自己的正當權利。當農民工權益被損害，特別是遭遇工傷以后，農民工急需治療費用，如若用法律途徑來解決，也許能夠取得更多的典當，但不能救急。農民工除非被迫接收雇主的很少的典當，并且以后的就業、性命還是一度很大的題目。公安環境不幻想，維權本錢高、風險大是法律難以保護農民工權益的基本原因。農民工打不起官司的原因還取決耗不起時間，即便閱歷艱巨疾苦獲得勝訴，法院履行難也是一度題目，終極的勝訴但是一張僅有心理撫慰作用而無客觀意義的法律白條。因此，即便農民工知道其權益被損害，也不敢、不愿用法律途徑來為自己維權。

城鄉二元模式的相對秩序造成了市民對農民的某種偏見，這種偏見受歷史的反應，但在現實全球中卻被不斷地夸張，以至于城內政府對農民工發生輕視和排擠心理。農民不是鄉村的專利，市民也不是城市的專利，他們都是特定歷史的產物。從法律層面上講，農民工和城市市民享有同等的法律位置，市民享有特別的全球待遇，就是對農民工的輕視，也是對“法律眼鼻祖人同等”的褻瀆。城市政策對農民工的輕視具體表示在就業限制、職業環境差、子女受文化需交納高額的借讀費、同工不同酬、保險福利無保障等權利的缺失。只管城市如此輕視，農民工還是“忍辱負重”地進行留在城市，他們不敢對各種各樣有害其權益的行動講價，由于他們怕失來往之不易的職業，這樣更加劇了城市輕視的蔓延。

（三）農民工的自身原因

農民工自身高素質的約束也是其權益法律保障缺失的一度重要原因。農民工文化高素質相對較低、現代法制觀念不強、自我保護意識淡薄、缺乏權利觀念，當其權益遭遇損害以后，由于周濟無門，只能自我承擔。并且，我國的農民基于某種血統和地緣的同質作用，一般不愿打破這種互相依存的全球關專業。不同，倒是愿意舍棄一些權利，往博得一些情理，以好轉同周圍的全球關專業。這是我國農民傳統的價值觀念在作怪，這種退步的權利觀念是農民工權益屢屢受損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難以接收現代法制思想、不能用法律保護自己權益的關頭。此外，農民工缺乏機構性，觀察散漫，這樣使其無正式的全球機構依附。當其權益缺損后，由于得缺席全球機構內部資源的保護和撐持，農民工只能依附樹立在低級群體網絡房基上的血統、地緣或業緣的鄉土機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但客觀上，這種鄉土機構的力量對于他們的困境來說是非常牢固的。

三、法治視野下的公民權保障機制——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法律途徑

農民工權益缺損是一度全球題目，但回根結底是一度法律題目，是法律對農民工權益保障缺失造成的，是法律駕駛全球運轉中的不和睦之音。因此，必需構建一種公平的和睦秩序——法治視野下的公民權保障機制，來對農民工進行國勢關心，這才是清源之術、治本之道。

（一）政策公平：一種法律下線

政策公平對于轉變農民工的弱勢位置是基本性的。美國法學家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認為，全球公平應體現兩條“正義原則”，[5]一是同等原則，即每匹夫應當在全球中享有同等的自由權利；二是特征原則，即假如不得不發生某種不同等的話，這種不同等應當有有利境遇最差的眾人的最大好處。羅爾斯對全球和經濟中處于順利位置的弱勢者開出的便條是采用特別的積極特征待遇，一范疇保證書國度權利的對內開花，另一范疇又能夠使弱勢者獲得最大好處，這客觀上體現了一種表面上的全球公平。

農民工是不公平的政策造成的，這一弱勢群體的形成，即證明了不公平已經存在。那樣，按照羅爾斯的“特征原則”，國度應當采用積極措施來保障農民工的最大好處。（1）樹立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有效機制，加強權益缺損事情的防備措施。農民工辛苦工作的工資假如不能和時、足額的拿到，不但生存變化題目，并且會加劇其對全球的敵視心理，增多全球的動蕩定因素。（2）加快鄉村經濟建設和城市化步伐，改造城鄉二元體制，完成城鄉秩序一體化。農民工權益缺損的房基性原因是其依存的鄉土秩序在城市中的失落，以和由此而發生的農民工生存和成長期看的落差。故此，加快鄉村經濟建設進程，轉變鄉村經濟退步的局面是一范疇；另一范疇要打破城鄉二元化的不正義模式，完成鄉土秩序和城市秩序的融合和重建，終極完成城鄉秩序的一體化，取得一種政策上的和睦。城鄉秩序一體化是指城市秩序和鄉土秩序超出融合能夠互相容納，改造兩種秩序上因政策造成的人造相對；越超重建使兩種秩序互相滲透，新建一種新式秩序，從而取得一元化形狀。除非打破城鄉二元模式，性情轉變我國傳統的戶籍治理政策，使全球資源同等而有序的分派，完成農民工權利的公平分派。除非構建公平的政策，性情完整消滅農民工受輕視的全球現實，這也是轉變農民工遭遇的法律下線

（二）公民權尊重：一種道德下線

法律是一種普適性的政策。普適性請求法律必需保障每匹夫的好處，這才是其公平正義原則的體現。農民職業為全球的弱勢群體，理應受到全球的尊重，法律有任務請求全球大眾,往尊重農民工，這是全球的道德下線，同時也是法律的道德下線。尊重是全球關專業中最基本的倫理準則，假如人和人之間連至少的尊重都不能獲得的話，那樣，不被尊重的一方即是被否定了做人的尊嚴，這是全球不答應的，更是法律不答應的。

農民工在城市受輕視是一度廣泛景象，這重要回因于法律的器重和脆弱，器重表示為法律對農民工權益缺損的“視而不見”；脆弱表示為法律對農民工權益缺損的“能干為力”。農民工所言：物質上的貧困倒在其次，實質上的受輕視卻讓人難以接收，不尊重的全球現實往往使其難以長期安心腸在城市職業。和此同時，農民工和市民之間的沖淡、相對形狀往往給全球治安帶來不良反應，因此，法律應當給農民工以市民待遇，讓農民工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城市尊重。從法律功利學說的立場講，尊重農民工并保障其正當權益，既象樣使農民工長期為城市經濟發展服務，又能夠使全球秩序取得和睦發展，進而減免全球的義務，下降法律的本錢。

農民工進城務工，是市面經濟環境下不可惡化的潮流，全球應當順應而不應禁止。我們必需承認，“在今后的幾十年里，農民工和城市市民將是本國城市同性命的、的兩大全球群體，除非加強他們之間的懂得、懂得和溝通，消滅他們之間的誤解、隔閡和輕視，性情防止全球沖突的呈現，從而保證書本國全球的長期鞏固發展。”[6]既然農民工得缺席尊重反應了其權益的保護以和全球的鞏固秩序，那樣，法律就應當擔當此重擔，調動農民工得缺席尊重的全球關專業，對于不尊重農民工的行動予以處分，用法律的手腕來保護農民工的正當權益，使農民工取得法律的尊重。例如，成立正式的農民工維權機構，制定專門的《農民工權益保障法》，履行農民工工作合同政策，擴大全球保障政策的連累面，改造文化法規、增進文化同等。

（三）權利意識：一種生存下線

農民工由于天然的脆弱性，加之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反應，往往和平，寧可自己吃點虧，也不愿得罪犯，這是鄉土全球中的熟名聲結。在特定水平上，忍讓意識保護著全球關專業的鞏固，但長期下往，卻埋伏著更大的危機，這種危機是以生存作為下線。在鄉土全球中，由于血統、地緣上的特別關專業，農民權利雖然受到小半有害，一般會有鄉村干部或德高重視的人出面調節，保持鄉土秩序整體上的一種溫和。農民這種傳統的權利意識在鄉村尚象樣生存下往，但把它移栽到城市全球中就會碰壁，由于城市全球是在競爭激烈的市面經濟中發展的，市面經濟決不會同意和輔助弱勢者。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全球是以好處的互動為房基，好處的互動又是以激烈的權利意識為準則，它請求市民要有法律觀念。農民工從鄉土全球來到城市全球，由于其文化水平較低，缺乏法律觀念，所以其權利意識當然大大上升。但是這種上升還有特定的全球原因，農民工背井離鄉為的是更好地養家性命，但在城市的輕視中“忍辱負重”進行職業，由于他們怕失來往之不易的職業。這樣，一范疇下降了他們召喚遇的期看值，另一范疇也增多了雇主們的剝削心理，雙重因素使農民工的權利意識不斷跌向生存的下線。

農民工權利意識的缺乏不斷僅是其匹夫的原因，法律保障的虛置也是一度重要范疇。羅爾斯認為，“假如法律不能充說明決由全球和經濟的敏捷變化所帶來的新式的爭端，眾人就會不再把法律當做全球機構的一度機器而加以信任。”[7]農民工權益缺損而不訴諸于法律，在特定水平上也剝奪了其維權意識。

四、序言

農民職業為全球活動中的邊緣弱勢群體，其權益保障已經變化一度嚴重的全球題目，我們要構建公平、正義的和睦全球，就不能不著想農民工權益缺損題目。國度在培養全球資本、開辟農民工人力資源、革命農民工全球位置以和其生存才能的同時，加強法律對農民工權益的客觀保護，才是我們全球對其公民權保障的最大福祉。

注釋

[1]：《加快完善全球保障體專業，客觀保證書國度長治久安》，載《新時代工作和全球保障重要教案選編》，[北京]核心教案塔斯社2002年版。

[2]蔣韋華薇：《斷指之痛》，[北京]我國青年報2005年4月27日。

[3]曾湘泉：《價值理念、收進分派差距和全球保障政策構建》，載[北京]全球保障政策2002年第1期。.

[4]何勤華：《西方法學家本紀》，[北京]我國全球大學塔斯社2002年版，第200頁。

篇（7）

首先是討論，這部分也是我國目前比較薄弱的環節，很多作者不愿意正視自身的缺點和遺憾。當然，這和碩士論文中對問題的發現、原因的歸納及圍繞其而展開的論述解釋有很大關系。不少人認為應用可以支持該碩士論文結論為文章會降低文章的創新性，其實這樣也可以獲得審稿人和所引論文作者的尊敬。

關于結果，一般情況下，在開頭用一句話就可簡單的介紹原理及實驗目的。然后按照正常的邏輯順序將圖表、數據、公式等體現出來。在結果的最后，應該概括主要的發現，并強調該碩士論文研究的重要性。如篇幅仍有剩余，可以展望一下該研究方向的前景。

在這里，舉例如下：

篇（8）

對于非婚生子女的概念,一般來說指的是沒有婚姻關系所生的子女。但是我國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的,而因為沒有概念或者概念模糊,不能對非婚生子女進行一個明確的概括,導致非婚生子女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認,也不能取得法律上的地位,從而使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全面的保護,讓本來命運就很悲催的他們更加感到無助,因此我們只有給出一個能夠反映非婚生子女自身真實情況和與當今社會的發展特點相吻合的概念,才能真正保護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權益。對于這個概念,有著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有些學者認為應該解釋為沒有婚姻關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這個觀點欠妥。筆者認為非婚生子女應當包括已婚男女和第三人所生的子女,未婚男女所生的子女以及無效婚姻和被撤消婚姻的當事人所生子女等。

二、非婚生子女立法概述

從我國對非婚生子女權益保護的規定的演變來看, 1950年頒布了第一部《婚姻法》,里用專門的章節規定了父母子女間的關系,這是我國頒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它以保護子女合法權益為原則,并用1/5的內容規定了父母與子女間互相扶養的平等的權利義務關系。在此之后,1980年的《婚姻法》中又以占全法1/5的篇幅對上述規定進行了重申,并對子女姓氏、權利請求權以及父母對子女的管教、保護權進行了規定。并且確立了一種新型親子關系,這種關系是以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為原則,父母子女間平等的相互扶養和相互繼承的關系。

1980年以后,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的催化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通過市場經濟的推行,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婚姻家庭、親屬關系也因此遭到了強烈的震撼和劇烈的沖擊。婚姻法已經不再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需要。健全和完善婚姻法已經迫在眉睫,注重對親子法制度的完善以確保父母、子女的合法權益,尤其是對非婚生子女權益的保護,是促進婚姻家庭關系健康發展的一項很重要的任務。

三、非婚生子女的權益在我國的保護不足

(一)立法總量的薄弱

法條中同等的權利不等于相同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25條中的規定可以看出非婚生子女應該享有的權利應該是和婚生子女同等的,他們的地位應該是一樣的,但是同等并不是相同,他們雖然擁有的是同等的權利但并不是說就擁有的是相同的權利,這兩個不同的詞可以看出在權利上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之間是有一定的差異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21、22、23、24條對教育和保護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義務、對婚生子女的教育撫養的義務、子女的姓氏、父母離婚后關于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行使探望權利的方式以及在如何支付撫養費的問題上都做出了詳盡的規定和具體的分類,而關于非婚生子女的的規定就只有25條規定,從這里看出國家的立法上對非婚生子女的保護是不夠的,法條非常的簡陋。

關于撫養費,在《我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中規定了子女教育費、生活費以及醫療費等費用。而婚姻法中的25條第二款只規定非婚生子女的父母擔負子女的教育費和生活費,在醫療費等費上并沒有加以規定。綜上看來筆者認為法條上對非婚生子女的規定的條款是極少的,法條上規定不夠細致,那對權利的保護上的實施也是很有困難的,可能不能簡單的從數量上做定論,但是法條里規定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權利,卻在婚姻法第二十五條中對非婚生子女做出了額外的規定,只規定了生活費和教育費,并不與婚生子女的規定一樣,其所規定的權利是比婚生子女的權利是少的,這樣不利于對非婚生子女的保護。

(二)在準正制度上的缺失

篇（9）

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核心問題是消費者的具體權利。在我國目前的研究中，沒有對《消費者權益法護法》中的權益的具體含義進行清晰的表述，同時對消費者權益的具體保障在實施上也存在漏洞。本文將以明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保護的對象，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保護的角色進行分析，對消費者的法定權利和實際權力進行深入探究，并以此為切入點，厘清消費者的權利。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保護的對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第一條規定：為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確保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第二條對消費者做了界定即消費者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

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角色分析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消費者權益方面起到了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作用了嗎？這一方面取決于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另一方面，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也存在消費者權益受侵害取證難的事實；另外，在現實中消費者維權途徑模糊，即使權益被侵害消費者本人也有維權意識，也因沒有相應的機構處理或者程序繁瑣而致放棄維權的事實大量存在；最后，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消費者處于不利的弱勢地位，在維護自己權益方面不能及時有力，就像各種商場的搜身檢查時有發生，消費者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只能坐以待斃，只能采取事后補救。在這些方面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到底應該扮演什么角色，才能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為消費者權益受侵害的最后補救措施，應該具備增強消費者維權意識，震懾犯罪，明晰法律應用程序，在制度上完善等作用以保證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以及受侵害后的即使維權得以實現。

三、消費者所擁有的實際權利探微

（一）法律規定消費者的權利

首先，消費者權利表現在人的基本生存權方面。這主要是人為了維持生命，維護生存的狀態下所體現的基本生存需求。主要表現為出于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以及作為人對基本生活的需要和服務的需求。

第一，表現為消費者的安全保障權。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利。消費者購買的商品、接受的服務，不能危害生命和財產安全。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另外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誹謗，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因此，廣泛存在的商家檢查、扣押顧客是違法行為，同時，顧客也沒有出于證明自己而接受檢查和被扣押的義務，更甚者的認為顧客偷竊而進行的搜身活動不但侵害了消費者的人身自由更侵害了消費者的名譽權。消費者有權就這些權益受侵害而訴求法律的保護。

第二，在保障安全的基礎上，消費者應該享有知悉真情權。是消費者所享有的對其所購買的商品和所接受的服務的實際情況的權力。這包括對產品的各種性能的了解、注意事項的必須注意、以及主要構成、使用方法的了解、價格、費用的具體情況的知悉權。商品生產者、出售者以及服務提供者有義務在所售物品所提供服務上加以備注并在消費者不知悉、不清楚的情況下告知其具體情況的義務。對于未向消費者告知、對消費者虛假告知、對消費者的不完全告知等情況下發生的消費者權益受侵害情況，義務方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在實際過程中，很多商場在利益的驅使下，打出各種“清倉處理”的廣告，提高物價、打折促銷，這損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這是不法商家利用虛假廣告蒙騙消費者，促使消費者在不知悉產品狀況的前提下做出錯誤選擇，從而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慣用伎倆。

其次，是消費者在購買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自由、自主的權力。這主要表現為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即消費者對商品的品種、服務的類型、服務的時間等進行自由選擇、不受干涉的權利。消費者在選擇上商品和服務時的自由，不被強迫的權利。除此之外，《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保障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上也做了相應的規定：經營者銷售商品，不得違背購買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其他不合理的條件，不得進行欺騙性的有獎銷售或以有獎銷售為手段推銷質次價高的商品或進行巨獎銷售；此外，政府及其部門不得濫用權力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限制外地商品進入本地或本地產品流向外地，這些也是對消費者權益的有力保護。

第三，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也應該在自由、自主的服務過程中加以體現。公平交易權主要是消費者享有的在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時權獲得質量保障、價格合理、計量準確等公平交易條件，并依法有權拒絕經營者的強制交易、不平等交易的權利。

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主要表現為：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經營者不得有強制性或者歧視等交易行為，同時兼具商品在質量擔保、價格公正、真是的情況下進行交易；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用等價的貨幣獲得了等值的服務和商品，進行了等價交換；最后，公平交易的實現是雙方在誠實的基礎上協商完成，沒有欺瞞和欺詐等行為。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受到威脅的時候，消費者有權通過合法權益維護自己的權益不受侵害。在生活中捆綁買賣、強制買賣屢見不鮮，大家習以為常便以為正常以為合法。其實這就是侵害消費者公平交易權的典型案例。作為消費者，要有維權的基本意識，在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當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積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最后，關于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時及時保障的權利。主要包括依法求償權（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有權依法請求賠償的權利）、接受消費教育的權利（即消費者有獲得有關消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知識的權利）、建立消費者組織的權利（主要包括要求國家建立代表消費這權益的職能機構和有權建立自己的組織，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批評監督權（消費者依法有對所需商品和服務以及消費者權益保障工作的監督權。在消費者權益保障方面，主要包括消費者的檢舉權、控告權，針對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者在維護消費者權益過程中的違法和失職行為。除此之外，品評監督權還包括對消費者權益工作提出的批評和建議。）、獲得知識權（指消費者享有獲得有關消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知識的權利）。

在這里，消費者應該提高維權意識，學習和掌握相關維權知識，并掌握所需商品和服務的使用方法，采用正確的方法是使用商品。那么，普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內容，讓消費者在懂法、知法的基礎上健康消費、公平消費、自主消費。

四、消費者的權利探微

根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消費者依法享有九種權利，法律明文規定的這些權力當然屬于法定權利，然而這些權力能衍生出什么權力呢，那么，下面，我們一了解、探討吧。

第一，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不受侵害的權力。消費者有權要求生產者和經營者提供這樣的服務。這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其二，消費者也有權要求經營者保證購買環境的安全無障礙。法律雖未明文規定，卻是根據法律衍生出來的。顧客在商場等營業場所遺失物品或者財產的可以要求經營者賠償，這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篇（10）

    一、概念的澄清:植物人和腦死亡的不同

    植物人和腦死亡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概念。“關于腦死亡的診斷標準,目前世界各國已經提出了30多種,迄今已對其概念得出了較一致的意見,即:腦死亡是指包括大腦、小腦、腦干在內的全部機能完全的、不可逆轉的停止,但具體的判定標準還未統一。”豍但可知腦死亡具有不可逆轉性,腦死亡后心肺死亡只是時間問題。而植物人不同,1994年美國多學科PVS研究組織將“植物狀態”的概念確定為:患者完全失去對自身及周圍環境的認識,有睡眠——醒覺周期,丘腦下部及腦干的自主功能完全或部分保存。1996年4月,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會意識障礙專業組在南京召開的有關植物狀態的會議上,17位來自全國的著名神經領域方面的專家經討論確定PVS是一種特殊的意識障礙,具體內容的表述基本同于美國PVS研究組織的概念,并提出了植物狀態的診斷標準:(1)認知功能喪失,無意識活動,不能接受指令;(2)保持自主呼吸和血壓;(3)有睡眠——醒覺周期;(4)不能理解和表達語言;(5)能自動睜眼;(6)可有無目的性眼球跟蹤運動;(7)丘腦下部和腦干功能基本保存。昏迷時間必須持續1個月以上,根據“植物狀態”持續的時間,國際上有人將其分為三類:一個月以內就稱為“植物狀態”,一個月至一年時間就稱為“持續性植物狀態”,一年以上為“永久性植物狀態”。植物人不同于腦死亡,腦死亡是指包括腦干功能在內的全腦功能不可逆轉的喪失,臨床上無呼吸,必須用人工呼吸器維持,腦反應消失。應該明確植物人是人,只因為他們只能被動地進食,接受營養,受到照顧而無法像一般人一樣作出意識反應、說話、行動而成就了其特殊性。豎由此可知,植物人是活人,植物人的腦功能未喪失,只要醫務人員和患者家屬不灰心不放棄,堅持治療和康復訓練,植物人有望蘇醒。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植物人的合法權益更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而腦死亡患者的癥狀和植物人的顯現的跡象很相似,但有本質的不同。分清這兩個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假設患者家屬將腦死亡誤認為植物人,就可能承受巨大經濟壓力而患者卻未生還,若將植物人誤認為腦死亡,那么就有可能輕易放棄對患者的救治,從而剝奪了患者生存機會。但由于腦死亡患者于植物人有許多相似的特點加之現代科學技術的限制,醫生在醫療操作中,可能會故意或過失地將植物人判定為腦死亡,將其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現在我國還在使用傳統的心肺死亡標準,筆者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判定腦死亡的醫療技術會日趨成熟,加上器官移植需求的推動以及中國人對新的死亡觀念-腦死亡的認識的加深,腦死亡立法也勢在必行,而到那時植物人的合法權益可能因為立法的不完善而更易受侵害,而就顯示而言,植物人立法方面的空白,也帶來許多問題,所以討論植物人合法利益的保護不僅具有現實意義,對未來立法也重要價值。

    二、植物人權益受法律保護的必要性和法理基礎

    由于植物人特殊的病理原因,可能無法自主地行使相關權利,作為弱勢的植物人的群體的權利易受到侵害,由于道德只能靠社會輿論和內心的約束,而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這時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社會規范之一,能夠發揮特殊的作用。同時對植物人合法權益的保護符合人類倫理道德和中國傳統價值觀中對生命的尊重。

    (一)植物人合法權益易受侵犯1.人格權首先,植物人的人格權最應當受到保護。人格權中植物人的生命健康權最易受侵害。可能出現故意或過失地將植物人判定為腦死亡,放棄搶救從而剝奪了植物人的生命健康權。還可能出現,植物人的家屬處于經濟壓力故意殺害或放棄搶救植物人的情況。

    其次,植物人的身體權方面。現當代中國買賣人體器官的現象屢見不鮮,由于我國器官來源供應不足,常會出現偷取他人器官或摘取他人器官的現象。植物人處于昏迷狀態無法保證自己的身體權不受醫院,家屬或不法分子的侵害。醫生和買賣人體器官的不法分子都有可能會偷取植物人的器官用于器官移植。而家屬基于經濟壓力可能會將植物人的器官捐獻或進行不正當的買賣器官交易。

    再次,生育權方面。據媒體報道,現實中有出現過植物人懷孕或生產的情況,此時,涉及植物人生育的意思表示,倘若植物人此前具有想要生育的意思表示,醫院方面在搶救植物人的治療過程中同時也要承擔保護腹中胎兒的義務,以保護植物人的生育權。

    2.財產權植物人的財產權也是易被侵犯的一項權利。植物人的財產代管人是否能自覺地將財產用于植物人的醫療,不出現侵吞財產的現象。財產代管人能否合理地支配植物人的財產。

    3.婚姻家庭方面植物人的婚姻狀況可能因為植物人的昏迷狀態陷入危機,如果配偶提出訴訟離婚,而此時植物人又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愿,植物人的婚姻自由權易受侵犯。離婚過程中親子撫養權的歸屬也可能被剝奪。

    (二)現實需要與立法不完善1.立法不完善我國法律未明確植物人的法律關系主體資格,在行為能力方面,以年齡和健康為標準,分為完全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無行為能力人。我國《民法通則》規定:“十八周歲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十周歲以上的未成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民事活動。“《民法通則》還規定:”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人民事活動。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精神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的同意。“

    而植物人與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畢竟不同,立法并未明確植物人屬于哪類行為能力人,由此現實生活中引發不少法律問題。那么,植物人的監護人如何確定,植物人一系列權利如何保障都可能引起爭議。有這樣一個真實案例,“宋某(男)因車禍導致深度昏迷,即醫學上所說的”植物人“。其妻為搶救宋某想將他們名下的房子賣掉以籌集醫藥費。但在買賣雙方過戶過程中碰到了麻煩。由于房子是屬于宋某夫妻共有的。因此房產交易中心要求夫妻雙方共同簽字才能辦理過戶。而宋某此時陷入深度昏迷根本無法簽字。遂宋某的妻子來到公證處。想通過辦理繼承公證。由妻子繼承宋某的財產。然后由妻子一人去過戶。公證員明確告知其根據《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是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宋某只是陷入深度昏迷。并沒有在醫學上認定為死亡。因此。無法受理她的繼承公證申請。在日常的公證實務中。像宋某妻子這樣的情況,申請辦理公證至今無法律依據。使得此類案件受理較有難度。爭議也較大。”

    2.現實需要當第一次從新聞報道中得知植物人若干年后蘇醒的事實時讓人不免有些震驚,但這樣的事實其實不在少數。幾年前香港鳳凰衛視的主持人劉海若在英國遇到交通事故受傷后進入英國醫院,醫生認為她腦干失去功能而放棄了搶救,而依據英國法律,一旦被判定為腦死亡則會被用于器官移植,她的家人堅決不同意腦死亡的判定,我國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峰飛往倫敦會診,發現劉海若還能自主呼吸,于是劉海若被帶到國內救治,劉海若蘇醒了。這樣的事實顯見不鮮。據中國新聞網報河北一司機意外成植物人妻子精心護理8年蘇醒。豑現代醫學研究表明,植物人經過恰當的護理和康復訓練很有可能恢復意識。

    植物人作為一類弱勢群體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這更能體現出法律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價值所在,在當今中國人體器官買賣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這就使得植物人的合法權益受不法分子侵害的危險性加大,比如醫生可能將植物人故意或過失地判定為腦死亡,將其器官移植到其他人的身上;其監護人也可能出于經濟壓力,放棄救治或故意殺害植物人,這些當代中國猖獗的買賣人體器官的非法市場和買賣販子提供可乘之機。因此植物人的合法權益急需法律的確認與保護。

    植物人處于昏迷狀態但是法律主體資格并未消失,但是由于植物人特殊的病理原因,加之法律在維護植物人合法權益方面的立法空白,植物人的合法權益如生命健康權,身體權,財產權,極易被侵害甚至剝奪。

    所以,在實際生活中,由于交通事故,工傷,災害,重大事故及其它原因造成的植物人逐漸增多,又由于在植物人權益方面立法不足,由此引發了不少的法律,社會問題。這是法制建設更不上現實需要的表現之一,所以要盡快完善植物人權益方面的立法,這有益于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建設。

    (三)法理基礎完善植物人方面的立法是保障植物人合法權益的有力手段,基于法的特征,法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法與其它社會規范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所以植物人的合法權益要得到法律的確認。另外,“法律是生命權的重要保障。其一,法律賦予人的生命權以崇高的法律地位。其二,法律確認人的生命權的具體內容。其三,法律對傷害生命和剝奪生命的行為予以制裁。其四,法律防止危害生命的結果發生。”豒植物人的生命健康權需要法律的保護。

    三、保護植物人權益的立法建議

    對植物人合法權益的保護,首先在立法上要確認植物人法律關系的立法資格,即植物人的行為能力。在這方面可以借鑒大陸法系的法律,如意大利民法典禁治產人的規定。其次,基于尊重植物人自主權方面的考慮,可以借鑒美國法律,規定預囑和持續權制度。 現代社會植物人的數量不斷增加,由此引發的社會法律問題也日益增多,而中國在植物人權益方面立法上不完善,有必要及時地完善植物人權益方面的立法,使法律制度更不上社會需求。本文首先對腦死亡和植物人的概念進行了辨析,指出了它們之間本質的不同。其次,分析了植物人的法理基礎,從現實需要,立法現狀的角度分析了植物人權益立法的必要性。最后,借鑒別國對植物人權益保護的立法提出了立法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