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發展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民經濟發展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加速城鄉一體化的條件分析

回顧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農村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實施，使廣大農民實現了“分田到戶、耕者有田”；鄉鎮企業的崛起，使一部分農民實現了“洗腳上岸、開店進廠”；小城鎮的發展，使一部分農民實現了“離土經商、進城脫貧”。現階段的農村發展，主要依靠的是小城鎮的聚集力量、帶動功能和輻射效應，小城鎮已經成為城市和農村的融匯處、工業和農業的對接點、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助推器。但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還相對滯后，目前約為37．6％，遠遠低于世界平均45％的水平，更落后于發達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結構的加快調整，加速城鄉一體化面臨著良好形勢和難得機遇。

1、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為推進城鄉一體化提供了廣闊空間。縣域經濟以民營經濟為主，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這項改革自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實施以來，取得了明顯成效。隨著發展領域的放開、投資身份的打破，一些城鎮居民陸續下鄉開發資源、治山治水，許多農村群眾紛紛進鎮造城、務工經商，城鄉聯動、工農互補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拆除了城鎮與農村發展的“圍墻”，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置業提供了廣闊舞臺，為城鄉經濟的交流融合疏通了寬敞渠道。

2、公司制農業的發展為推進城鄉一體化提供了對接載體。公司制農業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必然趨勢。這種以農業公司為主導，以廣大農民為主體，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資本營運為紐帶，集產供銷、貿工農、農科教一體化的生產組織形式在農村的實踐，不僅可以有效地推動農業結構調整，而且有利于加速城鄉一體化。一是公司制農業的發展，使農民認識到不僅可以從事種植業或養殖業，而且可以通過自辦或入股農業公司成為企業股東，還可以通過務上或經商而成為農業工人。這就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勞動力的分工重組。二是通過農業公司這個龍頭，將生產、流通和市場緊密銜接為一個整體，引導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規模化經營，加速了產品向城鎮銷售、產業向城鎮集中、農民向城鎮轉移。三是農業公司的發展離不開城鎮這個載體，它的創辦和發展必然會擴大城鎮規模、增加城鎮消費、繁榮城鎮經濟。可以預見，公司制農業作為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必將加速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3、“打工經濟”的興起為推進城鄉一體化提供了有利條件。人多地少、勞力過剩，是農村不容回避的現實。據測算，我國農村目前進入非農產業和流動就業的農民將近2億，未來20年內每年將有1．2億至1．8億剩余勞力。為緩解就業壓力，各地都把“打工經濟”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來抓，制訂有關政策，強化引導服務，組織農村剩余勞力有序向城鎮流動。一方面，打工者離開土地進城務工，在獲得收入、增長見識的同時，增加了城市容量，擴大了城市規模，促進了城鎮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另一方面，離土人員的增加，必然使守土人員減少，擴大人均擁有資源，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實現農民增收。無論是離土農民創業，還是守土農民增收，都有利于縮小城鄉差別，加速城鄉一體化。

4、實現共同富裕為推進城鄉一體化提供了政策保障。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內容。當前，農民收入水平與城鎮居民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對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非常重視，著力從政策等方面重點向貧困地區傾斜，扶持廣大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比如，在投資方面，通過增發國債、提供信貸、安排項目等途徑，支持貧困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結構調整、發展小城鎮；在扶貧方面，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領導包保、結對幫扶、整體搬遷等措施，改善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在社會保障方面，通過提高下崗、失業、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同時，糧棉油等供應市場的放開、房地市場的培育、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也為農民進城提供了衣食、住房、就業等方面的條件。隨著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將進一步加快農村發展，促進農民進城，加速城鄉一體化。

綜上所述，推進城鄉一體化，條件基本具備，時機逐步成熟。因此，必須高度重視，認真研究，積極實施。

二、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障礙解剖

目前，推進城鄉一體化還存在一些障礙因素，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思想觀念落后，城鄉之間的“鴻溝”需要逾越。作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者和組織者，少數領導干部沒有充分認識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重大意義，不能辯證處理城鎮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資、企業改革、結構調整等能夠產生直接效益的工作上，而對城鎮建設、農業勞動力轉移等工作重視不夠。作為實施城鄉一體化的主體，一些群眾思想僵化、行動消極，突出表現為四種心理：一是留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認為“種田是萬本利、進城是找苦吃”，既不愿意離土、也不愿意進廠；二是怕離開土地失去生活依靠，怕進入城鎮找不到就業門路，怕轉移住宅不適應環境；三是劃地為牢，死守田園，欺生排外，不愿對外交流；四是等待觀望，苦度窮熬，寄希望于政策搬遷，寄希望于政府扶持。這些落后的思想觀念，人為地在農村與城鎮之間劃上了界限、制造了“鴻溝”，難以推進城鄉通融、協調發展。

(二)政策環境不優，農民進城的“門檻”需要降低。在戶籍管理方面，現行城鄉二元戶籍管理的制度沒有徹底改變，農民進城必須達到有關部門制定的各種標準，而且戶口遷轉手續繁雜，一些地方還要繳納增容費、城建費、保險費等高額費用，在計生管理、人口暫住等方面也受到諸多限制；在土地使用方面，由于存量土地的置換轉讓缺乏具體規定，加上國家對建沒用地實行嚴格控制的統一政策，致使農民進城難度很大；在發展環境方面，少數地方對在城鎮生產經營的企業和個人，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問題屢禁不止，就業、教育、醫療等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城鄉有別”，抑制了農民進城的積極性。種種有形和無形的“門檻”，把大量想進城的農民拒之城外。

(三)城鎮規模過小，城鎮本身的“容量”需要擴大。目前，小城鎮發展普遍存在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問題，突出表現為人口少、面積小、設施差。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建制鎮已達到19216座，城鎮人口16984萬，平均每座城鎮只有8千多人，若扣除1689座縣級城鎮，平均每座非縣級城鎮只有5千多人，不足5千人的城鎮有1萬多個；平均每個小城鎮的建成區面積只有0．3平方公里。同時，由于遍地開花，亂鋪攤子，交通、通訊、水電等基礎設施簡陋，文化、娛樂、衛生等公益事業發展滯后，市場功能殘缺。加之城鎮規模過小、功能不全、缺乏特色，必然導致對人口的吸納力降低、對要素的聚合力減弱，制約了城鎮的進一步發展。

(四)建設投入短缺，城鎮發展的“瓶頸”需要突破。目前，小城鎮建設的籌資渠道窄、建設投入少。金融方面，隨著基層金融機構的撤并收縮，國家投資重點轉向大中城市，小城鎮建設的信貸投入微乎其微；引資方面，受地理位置偏遠、基礎設施落后等因素的影響，小城鎮的發展環境無法與大中城市競爭，吸引外商進鎮投資的規模有限；財政方面，由于縣財政實行垂直管理，鄉鎮政府無力調劑資金用于城鎮建設，縣級財政由于“僧多粥少”而力不從心、鞭長莫及。由于銀行投得少、向上爭得少、市場籌得少，小城鎮建設只能依靠土地收益和社會投資作支撐，而絕大多數農民剛剛跨越溫飽，進鎮建房后資金所剩無幾。從而，資金短缺是制約城鎮發展的最大“瓶頸”。

三、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出路探討

(一)以深化認識為突破點，理清城鄉一體化的工作思路。發展小城鎮、推進城鄉一體化，是帶動農村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是轉移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是加快結構調整的“推進器”，是城鎮輻射農村的“連接點”。要把這項工作作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擺在突出位置，強化工作措施，精心組織實施。推進城鄉一體化總的思路是建設城鎮、提升村莊、城鄉互融、協調發展，最終消滅城鄉差別。具體實施中，要堅持四個結合：一是堅持繁榮農村與發展城鎮相結合。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只有農村經濟發展了，農民富裕了，農民才能進城，才能縮小城鄉差別。二是堅持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推進城鄉一體化，不能一哄而起，盲目發展。要在有效利用現有城鎮的基礎上，重點扶持已經形成一定人口和經濟規模的城鎮優先發展，特別是加強中心鎮、口子鎮和邊貿鎮建設。三是堅持凝聚內力與借助外力相結合。既要從實際出發，充分考慮各地的發展水平、區位條件和資源優勢、挖掘自身潛力，走特色發展之路；又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打破各種不利于城鎮發展的體制束縛，廣泛開辟投融資渠道，增強城鎮自我發展、自我積累的能力。四是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結合。發展小城鎮，不能以犧牲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為代價，應注重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有機統一。

篇（2）

安徽工業化發展現狀

對于安徽省工業化發展狀況，目前已有部分專家和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如：王秉建（2008）對安徽工業化水平進行了評價；胡亭亭（2007）對安徽工業化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余華銀（2006）對安徽工業化的進程進行了評價等。通過對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業化的發展狀況為：安徽省工業化進程慢于全國，安徽省工業化已處于工業化的實現和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初期，但與全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工業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國，高度化進程也相對較弱，安徽省工業處于由重工業化階段向高加工度化階段轉變時期，工業高度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工業高度化水平明顯偏低：輕工業中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比重低；重工業中加工工業比重低；重加工工業內部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業的比重低。

現階段安徽工業化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分析

（一）外部環境

1.有利條件。新型工業化道路為安徽農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在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新區域工業化模式下，人們開始重視農業地區和農業的發展。一方面，工業化的目標從單純的經濟增長轉向人的全面發展，這就要求大力發展農業和農業地區經濟；另一方面，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驅動力，使得農業的價值得到了重新認識。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工業化的內容不再是狹義的，而是通過包括農業在內的各個產業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實現全面發展。因此，農業不僅是加速工業化的一種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業化的目的；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和人們消費結構升級促生新機遇。雖然面臨這一系列約束條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業化的機遇：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一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逐步向內陸地區轉移。安徽省可以選擇適合本地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積累工業化的資金；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消費品的需求日益多樣化，特別是對綠色生態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這就為安徽省發揮其優勢，發展綠色生態產業提供了機遇。

2.不利外部條件。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日益加深，對于安徽省來說尤其明顯，主要表現為：一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二是農村就業和增長局面趨于嚴峻。三是質量安全事件對農民、農業產業的沖擊不可低估。民以食為天，我國有13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積只占世界的10%，糧食安全現狀面臨嚴峻考驗。安徽省作為糧食主產區，在糧食安全體系中承擔了重要責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糧食產量為6047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5.78%。因此，安徽省在選擇新型工業化道路時絕不能以損害農業、減少糧食產量為代價。

（二）內部條件

豐富的資源條件。安徽省處于我國腹地，蘊藏了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炭、有色金屬等。同時擁有大量的水資源。以中部五省為例，不僅擁有長江、淮河等水系，還擁有鄱陽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豐富的農業資源，有利于農、林、牧、漁的全面發展和形成較高的農業生產率，為充分發揮農業資源優勢，建設現代農業，提供了廣闊的資源配置空間和環境。

優越的地理區位。從地域優勢看，安徽位于長三角腹地，東臨江蘇、浙江等發達省份，西連廣大中西部地區，承東啟西，地跨江淮，交通發達，發展農業生產條件優越，區位優勢明顯。安徽可充分利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信息、資金，接受輻射，又可面向全國，推廣自己的優勢產品。特別是隨著東部地區產業的升級換代，將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安徽作為重要的勞務輸出人口大省，積累了相當的技術和資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長三角產業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的產業轉移，這些都為安徽農業的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較強的科研優勢。從科研優勢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單位眾多，合肥是全國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類研究與開發機構1057家，其中國有獨立科研機構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屬及省以下科研機構）、高等學校科研機構154家。這些科研機構特別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資源優勢的集中體現，強大的科研優勢為安徽省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科研條件。

良好的生態環境。安徽省由于長期以農業為主，工業化進程相對緩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傳統工業較少，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態環境得到較好的保護。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態優勢，跨越重化工業階段，直接進入高起點發展對環境要求高的生態產業。

不利的因素。“三農”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安徽省面臨嚴重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生產、生活條件較為惡劣。農業比較效益低，市場化發育程度低，小農生產的特點導致農業省在農業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無法發揮出來。農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識、創新精神和經營能力不足，無法滿足農業省工業化發展的需要。“三農”問題對安徽省工業化發展來說，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安徽省城市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轉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是安徽工業化的現實選擇

綜上，結合安徽省實際，筆者認為安徽省應選擇現代農業驅動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即依托區域比較優勢，以市場為導向，以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改造傳統農業，圍繞現代農業這個核心，把農業資源深度開發產業確立為區域主導產業，并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以勞動力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市場的工業化道路。這一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業化的特點。由于符合本階段安徽省的資源稟賦結構，可以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在此戰略下建立的產業體系能夠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不斷發展壯大。通過產業的發展，利益的積累可以逐步改變安徽省的資源享賦結構，實現由農業省向工業省的轉變。在資源稟賦結構變化后，現代農業有可能不再占主導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區域資源稟賦結構的產業取代，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安徽經濟的發展。

有利于形成現代農業區域聚集優勢，獲取重要資源。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約化、資源配置市場化、生產手段科技化、產業經營一體化的特征，產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就可以吸引區域外資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過產業聚集主動吸收資源的作法，改變了安徽省以往被動等待資金、技術支持（即簡單的工業反哺農業）的引資方式；改變了安徽省因傳統農業效益低下而出現資源凈流出的局面。通過市場化競爭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實現安徽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找準定位，確立主導產業。首先，安徽省的比較優勢在農業，安徽省新型工業化的重點應放在農產品加工業。其次，如果不發揮安徽省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比較優勢，提供更為豐富的農產品和深加工品，發達省份就會將需求轉向國外尋求替代供應者，這樣，安徽省就會失去發展的外部市場。區域工業化理論認為，有競爭力主導產業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而現代農業正是安徽省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因僅使用傳統生產要素的農業是無法對經常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的，但現代化的農業能夠實現。

可以有效克服資金瓶頸的約束。一方面，農產品加工業所需資金少、投入門檻低，是一種適合安徽省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另一方面，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形成良性聯動關系，可以通過加工增值農副產品，進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戶積累能力，為加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積累資金。

能夠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由于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化模式強調工業與農業的聯動關系，必然促進農業生產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在農業內部吸收大量勞動力，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傳統工業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新型工業化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保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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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房地產投資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近年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顯現。以江蘇為例，江蘇省2002年完成房地產開發的投資額達702.35億元。1991年~2002年，江蘇房地產投資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長，明顯快于全國年均21.04%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長速度。江蘇房地產業對全省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2．房地產業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據世界銀行資料，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的房地產投資對相關產業的乘數效應約為2倍，并對以房地產為主導產品群的房地產業鏈下游和上游50多個物質生產部門產生感應或影響。

3．房地產對GDP的貢獻。以江蘇為例,1991年房地產業對于GDP的直接貢獻率為6.34%，1991年以來，房地產業對江蘇GDP的直接貢獻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貢獻率已超過10%。因此，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4．房地產業對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的貢獻。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產業的發展，居民的居住條件有了較快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長4.36%。計算1991年~2002年房地產投資與人均居住面積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363，說明房地產投資或房地產業的發展與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5．房地產業對社會財富的貢獻。房地產業是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是構成整個社會財富的重要內容，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穩定而長遠的影響。房地產業一般會先于國民經濟發展而發展，并帶動關聯產業群的快速發展。因此，房地產業的發展會促進或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目前我國城市建設用地約1.34萬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鎮，城鎮存量土地已達2.5萬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億元資產計算則約有12.5萬億元，如果再加上幾十億平方米的房屋資產，房地產業是我國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

6．房地產業能夠為城市積累資金，改善城市的投資環境。城市是經濟社會在空間上聚集的地區，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城市土地的開發和再開發，城市的各種公共建筑物和構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都是城市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投入都應當通過利潤、稅金、地租等經濟杠桿收回投資，有些還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潤，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城市投資環境，把城市建設管理納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7．發展房地產業可以吸引外資、促進對外開放。中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和較為豐厚的投資回報，使房地產業成為外商競相投資的重要領域。以江蘇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資房地產共計1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7.86%。目前，中國的房地產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資金額逐年加大。

二、影響房地產業發展相關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產業是一個受政府政策影響，對政策敏感性極大的產業。由于政府嚴格控制著房地產一級市場中最重要的資源——土地。使得它對整個房地產市場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它決定了市場供求關系平衡位置，決定了價格走向。作為在政府宏觀調控下的房地產業的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緊密相關，政策是決定房地產開發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從上述國民經濟與房地產的關聯度可以看出，只有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才能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

2．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即市場需求量，市場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

房地產主要包括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工業廠房等。其中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占其總量的97%以上。特別是住宅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對市場需求就越大。同時市場越繁榮，流動人口越多，對商業用房需求就越大。商業用房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國民經濟越繁榮，房地產市場規模就越大。

3．市場范圍與開放度。市場范圍與市場規模是密切相關的。市場范圍大，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反之，市場范圍小，市場規模也會隨之縮小。市場范圍，即房地產企業開發商品房的銷售范圍，它是一個市場空間概念。由于房地產所特有的地域性強，使用其開發建設的商品房一般不會超出以地級市、縣級市銷售的范疇。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產開發隨該城市地域的擴張，城市化的進程隨市場范圍擴大而加快。

同時，由于各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對外開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產市場范圍不盡相同。對外開放程度越高，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強，人口流動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強，市場范圍就越大。

三、制約房地產業發展的因素分析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但現實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約房地產業的更快發展，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國城市化率僅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但與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明顯偏低，較低的城市化水平嚴重制約了對房地產的需求規模。

2．房價相對偏高。世界銀行研究結果表明，住宅價格與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價之比)在3：1至6：1之間時，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則難以形成消費熱點。雖然從全國而言，房價收入已從1991年的7.32：1縮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價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許多居民難以承受。近日對江蘇各市的房價收入比進行的調查表明，南京的房價收入比高達6.7：1，蘇州房價收入比6.03:1,已超過警戒線，無錫房價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線，較高的房價使許多居民只能望樓興嘆，潛在需求無法變成有效需求。

3．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目前全國的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房地產開發建設中的稅費收取有重復之嫌。房地產開發包括土地成本、建設成本、配套建設費。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經包含契稅，配套建設費中已經包括各種配套建設費用，但是營業費的收繳是上述各項費用的總和，這種費上加稅，稅上加稅的稅費政策必然使得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制約了房地產業的發展。同時租賃市場灰色交易嚴重。隨著商業、餐飲、娛樂、商務、居住等不斷擴大，房地產租賃活動異常活躍，但由于目前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負擔過重，使大量房地產租賃活動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為例，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產租賃稅+5.55%營業稅），這在客觀上制約了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發育。

4．經濟實用房建設不足，拆遷矛盾日益增大。近幾年來，安居工程的實施對加速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實施中卻明顯“變味”。由于安居工程不僅需要投入一定的資金，而且需要無償投入土地資源。各地政府為提高經營城市的能力，對經濟適用房采取壓縮甚至停止建設。同時由于近兩年住宅價格上漲過快，加上我國宏觀經濟調整步伐，許多職工退二進三，下崗職工增加，造成拆遷安置戶無法利用拆遷款購買所需房屋，給國民經濟、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

四、房地產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1．加快城市化建設的進程。我國城鎮規模普遍較小，農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吶與擴張能力弱，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一般認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70％以上，城市化進程才會穩定下來，而我國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潛力很大。在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要求進行城市化建設。

2．調整稅費政策降低房價。房價與土地開發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產租賃價格有關。目前，房價偏高是與各種稅費分不開的，因此，政府應在繼續削減房地產有關稅費的基礎上為房地產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3．進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體制改革的深入，企業改制成為趨勢，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住房分配貨幣化補貼到位情況較好。但是少數城市改制企業還不夠理想，影響了個人購房的全面啟動。因此，應強化落實住房分配貨幣化的政策措施，特別要落實企業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措施，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

4．完善房地產金融體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體包括：（1）規范公積金運作，住房公積金信貸、結算等具體業務可委托商業銀行辦理，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轉變為具有融資和貸款職能的政策性非銀行金融機構；（2）構建住宅儲蓄機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專業化的住房金融機構，促進公積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產共同基金。房地產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決房地產開發資金的短缺，穩定房地產投資規模，解決房地產開發企業股份制改造中的規模問題和資金問題。三是促進房地產企業上市籌資。房地產企業的上市有利于房地產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業無形資產及信譽度的提高，能為企業籌資及實現規模經營打下良好的基礎。

5．大力發展經濟適用房。政府在住房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應在大幅降低經濟適用房價格的基礎上，將經濟適用房賣給真正需要補助的低收入者，對一些連經濟適用房也買不起的無房者，政府應提供額外補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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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物流業是在信息技術和現代管理方法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的儲運資源整合而形成的一種新興產業形態，物流業與國民經濟各領域都有密切的關聯，已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現代物流業總體規模快速增長，服務水平顯著提高，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不斷改善，推動著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物流業對經濟的貢獻率加大

表1顯示：1991-2007年物流業對GDP增長的拉動力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并且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物流對GDP的拉動力指標從1991年的6%增加到2007年的7.71%。從1991年到2007年的數據可以看出，物流增加值和GDP的增長變化狀況基本一致，在此階段，二者都處于較快增長的階段，其中，1994年和2005年是我國物流發展最快的兩年，這兩年的物流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增長28.13%和40%，這兩年也是我國GDP增長最快的兩年，GDP分別比上一年增長35.26%和33.16%。

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現代物流業的支持

從表1看，1991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GDP年均增長約10%，其中物流業功不可沒。1991年至2007年，全社會物流總額從3.02萬億元上升到75.2萬億元，增長了24.1倍，年均以22.3%的速度遞增，大大高于同期GDP16.5%（按現價算）的年均增長速度。“十五”期間，中國社會物流總額達158.7萬億元，比“九五”時期增長了近1.4倍，年均增長23%。2004年，我國社會物流總額達38.38萬億元，同比增長29.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2.9個百分點，是近十年來增長最快的一年，2005年，我國社會物流總額達48.1萬億元，同比增長25.2%，增幅雖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仍呈快速增長態勢。2007年全國物流業增加值1.7萬億元，同比增長20.3%，全國社會物流總額為75.2萬億元，同比增26.2%，增幅比2006年提高2.2個分點。2008年上半年，全國社會物流總額43.29萬億元，按現價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28.1%，增幅同比提高2.5個百分點。1991年到2007年，國民經濟發展對物流的依賴程度明顯增大，物流需求系數從1991年1.5增加到2007年的3.0，即1991年我國每單位GDP產出需要1.5個單位的社會物流總額來支持，而到了2007年，我國每單位GDP產出則需要3個單位的社會物流總額來支持。現代物流業和國民經濟高度正相關

根據1991-2007年GDP和社會物流總額統計數據繪制被解釋變量y（GDP）與解釋變量x（社會物流總額）相關度散點圖，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GDP和社會物流總額之間高度線性相關。使用SPSS11.5進行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GDP和社會物流總額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90，進一步確認兩者高度相關。

查相關系數檢驗表得知：r0.01（15）=0.606<0.990中國

這說明在顯著性水平0.01下，GDP和社會物流總額之間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據此可以構建線性模型：Y=a+bx，其中，a與b是待估計參數，x為我國社會物流總額，y為我國GDP。

運用SPSS11.5統計軟件對表1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估算出參數a和b的值：a=2.843，b=0.306，于是得到回歸方程：Y=2.843+0.306x，R2=0.980。

該結果說明，我國物流總額每增加1萬億元，GDP增加0.306萬億元。其中GDP變異的98%可以由社會物流總額的變異來解釋。

但是回歸方程Y=2.843+0.306x是否能真實地反映GDP和現代物流之間的關聯度，能否合理解釋現代物流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還需進一步的驗證。因此有必要對回歸結果進行方差分析，分析結果見表2。

回歸結果方差分析顯示，F檢驗的顯著性概率為0，即檢驗假設“H0：回歸系數b＝0”成立的概率等于0，從而應該拒絕H0，說明回歸效果極為顯著。模型Y=2.843+0.306x可以用來描述現代物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綜上，現代物流業的發展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我國應致力于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物流競爭市場，形成可控與自由運作的現代物流機制，降低物流成本；進一步推進物流信息化；積極推廣先進適用的物流技術；努力推動第三方物流的發展；加快物流亟需人才的培養，為物流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促進我國的物流產業不斷成長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懷政.全球物流管理[M].中國物資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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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信用

這里講的信用”,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廣義信用。在市場經濟中,信用集中、具體地體現在以資金為紐帶的市場參與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實現的程度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規范,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礎上進行,反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扭曲,會波折重重。

信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問題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的信用關系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互為前提的有機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斷裂,必然對整個網絡產生連鎖性的破壞,且這種破壞呈現放射性惡性擴張的特征。特別是信用網絡中的某些重要環節如金融、大企業間的相互信用等出現問題,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就更為嚴重、影響波及面就更為廣泛和深遠,其實際破壞性要比表面上體現出來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市場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對社會道德水平發生影響,在一個信用水平不高的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水平都會扭曲,這就會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動搖;同時,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市場經濟的保障水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嚴只有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其行為負責任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自80年代初開始,我國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資金漸成風氣,進入90年代后,債務拖欠的規模越來越大,牽進去的企業越來越多。至今,債務拖欠關涉到幾乎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領域信用嚴重貶值。不良的信用導致不正常的經濟和金融運作:銀行作為結算中介,對企業相互間的信用監督逐漸失效;因企業間相互不信任而設置的結算障礙如現金交易、款到發貨等使商品流通速度減慢;商業銀行在社會信用水平過低的現實下只能苛求過高的信貸安全保障,如要求貸款的高抵押率、項目的低風險性等,使得社會資金供給總量萎縮,制約社會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從根子上腐蝕著我們的國民經濟。

二、中國市場經濟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復建設導致大量企業出現支付危機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的盲目導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國的許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證:如彩電生產線的數量世界第一;汽車整車生產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電冰箱廠家數量世界第一;摩托車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高星級酒店的數量世界第一等。市場旺盛的短暫需求盲目引導了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建設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因其商品價值不能實現而面臨淘汰。這些面臨淘汰的企業,無例外地發生支付危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信用不良的發源地。

(二)企業集團不良信用成為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企業集團的組建,自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不可否認,企業集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織形式,在生產的集約化、產業的互補性、資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企業集團。即使是現在,企業集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依然發揮著骨干作用。西方國家企業集團的組建,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種生產要素的自然組合。

我國企業集團的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拉郎配”的產物,如早期自行車行業中“永久”集團、“鳳凰”集團的組建,就是把生產同一類產品而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經營機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業人為地攏在一堆,事實上成為一個松散的企業集團,這并非生產要素自然組合的結果,除了商標統一外,根本失去了企業集團資源優化組合的意義。遺憾的是,類似行為在我國風起云涌,呈不斷蔓延之勢。90年代以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加入了集團化改造的行列,企業集團”隊伍更是空前膨脹。由于我國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較多,如對工商注冊資本金的真實性無法實施有效監控;對企業集團并表核算的資產負債無權威機構去加以認定并負責;加上社會中介機構過多過濫而導致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資產的價值難以得到真實評定等,導致大量的企業集團空殼運行。貌似強大而實際虛化的集團”往往成為巨額融資的載體,集團在運行時其債務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運行其債務就會落空。虛化的企業集團已成了吞食資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三)泡沫經濟逐漸破滅為不良信用火上澆油

我國企業的高負債經營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我國生產型企業的營運資金中,負債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業則這一比例為80%以上。尤為突出的是負債基本上是銀行貸款(近年來拖欠應付款已成為企業負債的重要部份,但歸根結底,這一部份拖欠款又會主要轉化為被拖欠企業的銀行負債)。這樣的資金結構,使我國市場經濟對銀行信貸的變動過度敏感。用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與用自己的錢進行投資,在投資主體對投資沖動的自我約束力度上是絕對不同的,拿來”的錢用起來總是“大手筆”!由于我們的市場靠信貸支撐,信貸一傾斜,市場就繁榮,反過來又需要更大的信貸投入去支撐這種繁榮,一旦這種繁榮畸型化,則大量的信貸資金就無法正常循環,社會信用就受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國際經濟領域的例證和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證明靠高額信貸刺激和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逐漸破滅,進而導致大量的信用鏈斷裂,最終對國民經濟產生根本的破壞。1996年以來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近來已嚴重危及到號稱世界經濟強國的韓國、日本,并有演變成經濟危機的跡象。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歸罪于國際金融炒家的襲擊,我認為這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象,事實上,卷入此次危機的國家均是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信貸擴張的高泡沫經濟國家,泡沫經濟表面上十分繁榮,在金融領域風平浪靜的時候可以維持較長時期的興旺發展,但過度依賴信貸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經受不起沖擊,出問題、甚至發生危機只是遲早的事!

歐美國家對這個問題認識得較早,解決得較好,這些國家的企業,其營運資金中絕大部份是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只占其總資金運用額的15%左右,無論是單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還是整體國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都是比較高的。這些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基本建立在平實的基礎上,盡管發展速度可能沒有搞泡沫經濟的國家快,但安全性、穩定性、可持續發展性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場,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待理之事千頭萬緒,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這個綱。在目前信用水平嚴重滑坡的現實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國家出面,大規模重整國有企業的信用。

國有企業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莫過于資金不足、負債過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償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貨款并引起鏈狀反應;負債過重使企業難于進行擴大再生產而導致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大量職工下崗;無力進行新投資促進產品上檔次導致競爭力下降、逐漸被市場淘汰等等。國有企業形成今天這樣的困難局面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過多地對此進行探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正視現實并尋求解決辦法。國家有關部門近來準備采取三項重大措施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問題:一是通過稅收上照顧以增強企業積累能力;二是對原來撥改貸”的資金逐漸轉化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減輕企業的利息負擔;三是對企業的債務委托專門機構托管以助企業解脫債務包袱。我認為前兩條確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且立竿見影,后一條其利弊有待實踐檢驗。這些措施的實施,為重理企業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家應委托或組織專門的機構,將企業從上述優惠條款中得到的資金優先用于解開信用上的死結。從一時一事或單個企業看此舉可能收效不明顯,但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效果會逐漸從根本上體現出來。

(二)對企業集團的融資,應抓住牛鼻子——統借統還。

企業集團之間、企業集團與其它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拖欠一般來說數額較大,實際債權債務關系有相當多的部份不明確。這里僅舉一例:一個企業集團包括集團總部在內的多家成員單位,若都由集團作擔保,或這些成員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在多家金融機構貸款,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獲得巨額資金。集團內部通過資金調度以后,往往會出現借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借錢,或以張三名義欠的債,而實際債務人卻是李四。一旦發生信用危機,一是資金額過大難于清償,二是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難于找出頭緒。近年來許多企業集團空心化動作,大量的資金金蟬脫殼,債務甩給一個空殼集團,給社會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般來說資信情況較好,有一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這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融資上一般都由集團統籌,縱使有的下屬公司直接對外融資,其集團也實實在在地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資格在實有資產擔保能力范圍內,企業融資保證能力的真偽由社會中介機構評判并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很少有大規模詐取或套取資金的情況發生。我國有必要迅速、及時地建立企業集團融資的有效監控機制,這個機制的牛鼻子就是對企業集團的融資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手段可硬一點。對企業集團融資實行集中管理一刀切,這樣,一則便于融資對象對企業集團的實力進行把握,二則也便于企業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強化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質上是以資金為紐帶的),有效制約住盲目的投資擴張欲望。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企業的經營活力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約,但減小了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發展速度更有實際意義,通過整頓集團信用而促使社會信用狀況好轉,對理順市場關系、規范市場行為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宏觀調控,盡量減少重復建設。

中國最大的腐敗是什么?我認為是盲目的重復建設。一個大的投資決策失誤,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投資就可能付諸東流,而最終往往連基本責任人都找不到,這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教訓!投資失誤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破壞社會信用,因此、加強宏觀調控,減小投資失誤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場的重中之重。

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其實,無論哪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宏觀調控手段和機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國現階段不是宏觀調控過頭了,而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的盲目調節行為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國家只有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力量,特別是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調控手段,將市場盲目調節的危害盡可能降低,才能從源頭上制約不良信用的擴張。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守信氛圍。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守信氛圍,是解決不良信用問題的治本工程。

現達國家普遍重視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在那些國家里,一個企業、一個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會遭到社會的唾棄,并很難再有發展機會。這就使得信用問題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珍視。企業是由人管理的,企業的信用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信用問題。長期以來,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國經濟領域信息閉塞,一些信譽掃地的企業法人和個人,往往騙了東家騙西家,一路得逞。隨著電子計算機在經濟領域應用的大規模推廣,信息的傳遞、調閱已經相當簡易,但我國經濟領域的信用問題,卻依然相當嚴重,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信息網絡大多自成體系,這就為信息資源的共享設置了障礙。以銀行為例,我國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均自成一體,各地方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又自成體系,這樣,在本系統范圍內對往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形象還勉強可以把握,但跨系統的信息就無從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個人照樣可以在各個金融系統之間游刃有余地行騙。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此事應該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權威機構來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統來進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術手段。金融系統經過十多年的電子化建設,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只需要由人民銀行出面籌建統一的電子管理網絡,就可以實現金融系統間的信息資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礎。金融機構是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管理最為嚴密、最為細致的部門之一,人員的整體素質較高,資料的完備性較好,凡往來法人及個人的業務資料,均有很長的保存期。這就為建立信用形象檔案奠定了良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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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關于“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一度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產的偽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并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一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一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為，轉而注重產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后“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一，“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于，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歷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為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為發達。溫州人不安于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于貧困。為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于學習，敢于冒險，勇于進取，無論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一些地方，歷史上就未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為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一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里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會干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一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歷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注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干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一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干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并不好，當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么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干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為不規范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范的問題。對此應從歷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并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偽劣低壓電器問題時，一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一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為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里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注意的。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于在長時間里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為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并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一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產生了一批很有作為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一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一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為雞首，不為牛后”，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愿外人進入，不愿與其他企業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為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

第四，一般而言，溫州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弱。這也有其歷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產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盡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于市場。目前，市場情況變了，許多商品供過于求，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競爭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許侵害他人的知識產權，一味模仿不僅吃不開，還會阻礙技術創新。對此，溫州有些企業已經注意到了，正在改進，他們的品牌意識也在增強。然而受企業規模小、融資渠道窄、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制造業方面相當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則相當弱。為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課題。

第五，資本市場不發達，是溫州經濟的另一弱點。而且溫州的企業多靠自身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展。目前只有少數的企業在利用資本市場。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狀況，溫州企業在與其他企業的競爭中便會處于劣勢地位。

第六，在經歷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后，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為，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不過，也還有一些企業至今仍在干著毀壞溫州信譽的事，如不少假證件出自溫州。因此整頓市場秩序仍是艱巨的任務。

上面指出的為進一步發展“溫州模式”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對于正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一些地方來說，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為，“溫州模式”產生的大環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其實也是其他地區發展民營經濟的大環境，雖然其他地區在發展民營經濟時，大環境已有不同，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非公有制經濟已經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模式”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等等。這些地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遇到的來自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阻力也比溫州當初發展民營經濟時小得多，而且可有溫州的經驗供借鑒。但是，由于歷史的、傳統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經濟基礎弱以及商品普遍供過于求的市場狀況等，又使不少地方發展民營經濟的條件在有些方面還不及“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模式”當前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須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在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很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而且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創造了新的經驗，也都值得借鑒和推廣。

篇（7）

一、從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看我國收入分配體系

國民經濟核算的收入法是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應得的份額以及應向政府支付的份額為出發點計算最終產出。按照這種核算方法，GDP的計算公式為：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IH+營業盈余。其中：勞動者報酬反映了勞動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產稅凈額反映了政府在總產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之和反映了資本所得。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對一定時期國民產出的占有狀況，對整個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礎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民經濟中的消費、投資、稅收行為。

圖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國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在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從圖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在此期間，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而資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續上升。這一趨勢可以通過影響勞動者的消費行為、政府的稅收行為、企業的投資行為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同時，我國資本回報率自1993年以來處于上升趨勢①，也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行為。由圖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產稅凈額占GDP比重較小且穩定，因此本文只考慮勞動者報酬與資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變化趨勢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

二、收入分配體系與宏觀經濟內部均衡

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指的是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的狀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最突出的問題是物價指數高企，經濟面臨很大的通脹壓力。國家統計局月度統計公報顯示：自2007年3月CPI漲幅超過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達到8．5％。當前的主流觀點認為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引領的結構性上漲，如國家發改委曾在國新辦新聞會上表示“現在物價上漲是一種結構性的上漲，在結構性上漲的因素消失之后，國內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在平衡的基礎之上，可以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本文認為，自2007年3月開始啟動的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領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推動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拉動的新一輪物價整體上漲過程。食品供需失衡導致的短期物價結構性上漲是此輪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失衡的收入分配體系造成的高投資率和低勞動報酬。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資率導致銀行信貸擴張、流動性過剩并對物價穩定造成壓力。如圖1所示，由于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獲得了越來越大的份額，企業部門有了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基礎。同時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國資本回報率持續上升，使得以逐利為目標的企業有了投資激勵。因此出現了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代表的投資沖動。在中國目前的融資體系下，固定資產投資激增與信貸擴張有著密切聯系。而信貸擴張又導致流動性過剩，成為通貨膨脹的一個誘因。如圖2所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通脹率之間有著比較明顯的相關關系。

其次，長期被壓低的勞動力價格的回調要求使得勞動力成本有上升的壓力。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為41．4％，而同期美國這一數值為56．4％@。以第二產業為例，有研究報告指出③：較之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1／16，但雇員工資僅為其1／27；相當于美國的1／18，但工資水平為其12／1；相當于日本的1／15，但工資水平為其1／22。較之于新興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韓國的1廠7，而工資水平為其1／13。較之于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馬來西亞的1／3，而工資水平為其1／4；勞動生產率大約是印度的3倍，而工資水平大約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從長期來看，由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自身回調的力量、勞動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勞動力成本也會逐漸上升。這幾年頻繁出現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表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必然從供給方面對物價造成上升壓力。

因此，此次物價上漲過程既包括已經顯露的壓力——部分產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顯露的使物價長期上漲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輪．：勺價上漲過程有可能持續較長時間，在物價穩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難以出現隨食品供給增加而使物價指數下降的情況。

除上文討論的通貨膨脹之外，國內許多宏觀經濟熱點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屢禁不止、重復建設等問題，也與分配體系中資本處于強勢、勞動處于弱勢有關。也就是說：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豐厚的資本回報使得企業熱衷于投資，沒有動力進行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本文結尾處的圖4描述了這些問題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

三、收入分配體系與經濟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國際收支平衡。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著外部失衡的問題：經常項目維持巨額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外匯儲備已經由2000年初的1561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初的15898億美元，八年增長了約1O倍。外部失衡的加劇，對經濟的內部均衡也產生了很大的壓力。最突出的表現為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

關于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失衡的原因，有兩派主要觀點：首先，外資類金融機構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華在其研究報告中認為“匯率重估是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最有效途徑”④。其次，國內一些研究機構和學者則從中國經濟自身的特點出發，如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認為匯率不是造成經濟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單單依靠人民幣升值無法解決巨額貿易順差問題。

本文認為，除去尚存爭議的人民幣匯率估值問題，收入分配體系中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資本回報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勞動、強資本”現象也是造成我國外貿順差不斷擴大，經濟外部失衡的一個原因。具體的分析思路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快于工資率增長速度，從而造成資本所得在產出中比重增大，企業部門利潤空間增大。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企業的收益減少，但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利潤來保持出口，所以會出現在人民幣升值(主要是對美元)的情況下貿易順差還在增長的現象。例如，2005年7月匯改時外匯儲備為7327億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長至16821億美元。下面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表述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變動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假定：①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且只有家戶與企業兩個部門；②生產要素有勞動和資本兩種；③產品的資本成本不變；④產品的售價與成本分別為P、C，社會總產品為Q，n為工資占總產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競爭條件下P=C，則全社會工資總額為：

W=aCQ(1)

對(1)式兩邊取對數，得到：

LnW=Lna+LnC+LnQ(2)

對(21式兩邊微分，得到：

一：+

C。0

將(3)式改寫為：

C=W-Q(4)

其中e表示勞動成本變動率，表示工資率變動率，O表示勞動生產率變動率。由(4)式分析可得：時，即勞動生產率增速大于工資率增速時，產品的勞動成本會呈現出下降趨勢。由于假定資本成本不變，這一變化將會使得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增強，貿易盈余擴大，部分抵消本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

下面以1992年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增長率數據為依據，計算各年勞動生產率指數與工資率指數，作圖3。由圖3可以觀察到：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指數高于工資率指數，且二者差值持續增大。考慮到制造業占我國外貿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達91．2％(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北京，2005年)，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之間的差距極大地增強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使得貿易順差即使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還是持續擴大，因為出口企業有相對大的利潤空間消化本幣升值對出口收益造成的影響。

四、結論

本文分析了我國收入分配體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問題，指出這一問題通過影響居民部門、企業部門的消費、投資行為，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本文的結論為：勞動報酬和資本回報的失衡，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巨額貿易順差等宏觀經濟內外部失衡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為扭轉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本文認為可行的對策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an強人力資本投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體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勞動報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潤、削弱企業競爭力。因為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成本兩個因素。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即使在工資增長的情況下，企業部門也可以保證利潤不變甚至增長。而且，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可以促進國內消費，避免我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與出口所帶來的危害。

篇（8）

一、國有物流企業的特點

財務管理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一個企業的經營和決策，這對于物流企業也不例外，強化財務監管是增強物流企業競爭能力的有效手段。

（一）成本結構復雜

物流企業的主營業務成本構成較為復雜，對主營業務成本進行較為清楚分類可以向管理者提供更多對決策產生影響的細節問題。鑒于企業物流活動是按照功能的不同來組織進行的，因此按照業務活動來對成本進行分類比較合理。第一，銷售成本。對于物流企業來說，前期的廣告費用必不可少。第二，訂單信息處理成本。從客戶下訂單開始到安排運輸環節，再到客戶收到貨物，最后到客戶的信息反饋為止，整個過程中所有的信息處理與安排發生的費用均屬于訂單處理費用。第三，貨物運輸成本。物流企業在對貨物進行運輸的過程中產生的所有費用，包括直接運輸費用、保險費用和管理費用等。第四，與物流業務直接相關的其他成本。包括電子設備的購置費、維護費、折舊費，物流銷售人員、運輸人員、管理人員的工資、福利費等。主營業務成本是物流企業成本的主要構成，除此之外，物流企業還包括與主營業務不直接相關的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等期間費用。由于物流業務的特殊性，使得物流企業的財務管理呈現出與其他企業不同的特征。

（二）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對于物流企業來說，利潤率水平比其他行業較低，企業自有資產有限，資產信用不足。金融機構貸款的條件一般要求貸款抵押或較高的信用。而對于物流企業來說，抵押資產的缺乏和信用水平的限制使得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同時由于物流企業屬于國民經濟基礎行業，投資回收期較長，注重盈利性的金融機構不傾向于向物流企業貸款，導致物流企業的融資需求難以通過金融貸款得到滿足。在我國已經實現上市的30家左右的物流企業中，總體融資規模較為有限，因此從上市公司數量和融資規模來看，我國物流企業在資本市場的比重都比較小。由此來看，對于物流企業的融資需求，在我國現有市場發展環境下，大規模的資金需求依靠物流企業自身是難以籌集的，而通過資本市場或者金融機構籌集資金也存在重重障礙。

二、國有物流企業財務管理的現狀

就目前情況看，物流企業的財務管理還不能很好的適應與滿足現代物流業快速發展的要求，既有外在因素更有內在問題。

（一）財務監管力度不夠

面臨日益激烈的行業競爭和國外同行的壓力，我國物流企業必須從傳統物流向現代物流轉變，企業規模也將向大型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由于物流企業特別是國有的集團型物流企業，組織機構復雜，大多具有龐大的下屬分支機構；集團內部關聯性公司較多，對子公司持股比例不同；子孫公司較多。集團公司財務管理本身就是個難題，在組織機構復雜的集團性物流企業中，財務監管力度和方式方法成為財務管理是否有效可行的重要前提。從目前我國集團性物流企業財務監管情況來看，集團公司對下屬公司的財務管理與控制力度不夠，現有的核算和內控制度不盡合理，對分支機構和資公司的財務監督缺乏有效可行的的方法等。

（二）資金管理方式落后

資金管理方式的有效與否，是決定物流企業經濟消息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國國有物流企業的資金管理方式還缺乏有效手段。如有的國有集團物流企業的某些子公司帳面存在閑置資金，而有的子公司卻急缺運轉資金，由于缺乏資金調度中心的功能，導致閑置資金無法有效流轉，大大降低了資金運用的效率。

三、加強國有物流企業財務管理的對策

根據現代企業管理的經營理念，財務管理的最終目標是圍繞著企業價值最大化這個中心目標展開的。要使企業價值最大化，必須從內外部同時采取有力手段，加強國有物流企業的財務管理。

（一）拓展融資渠道

面對物流企業對資金的需求以及難以通過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進行融資的現狀，要積極從其他方面拓寬融資渠道，給物流企業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通過多種渠道解決物流企業的融資需求，推進物流企業的發展。一方面，國家相關部門應適當放寬物流企業的上市審批條件，支持鼓勵資產質量好、具有發展成長潛力的物流企業上市。另一方面，國家應增加對金融機構的要求與政策，鼓勵金融機構結合國家產業發展目標作為信貸標準，對物流企業增加信貸資金支持，推進我國物流業的發展。

（二）加強財務監管與控制

要從企業內部加強財務管理，就要建立健全物流企業的內部監控制度，并使之有效運行。一方面，要強化對物流企業法人代表的管理，真正貫徹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約束其行為。加強公司治理結構建設，劃清“三會一層”的職權范圍。另一方面，理順物流企業集團財務部門的組織結構，必要時建立財務中心，核心在于資金調度中心和財務核算中心，對物流企業的資金運轉形成有效約束，監督資金運行使用的效率。同時加強財務部門工作的合規合法性，建立完善企業各項內部管理制度并保證有效執行，從各角度加強與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最終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篇（9）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水運行業率先實現開放化，“有水大家行船”，無論個體、集體、國有企業都可以從事水上運輸，水運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但同時，由于市場準入標準等種種原因，也給水上安全埋下了不少事故隱患。

跑馬行船三分險。水上安全管理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勢好壞，既影響國家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發展，又影響到社會穩定。然而，水上安全形勢依然比較嚴峻。如1999年“11.24”海難，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2001年1月29日，重慶合川市一艘個體客船因嚴重超載觸礁翻沉，死亡46人。這些事故的發生，不但使國家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為社會所震驚，沖擊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而這些事故的發生與我國的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領導干部安全意識淡薄，疏于管理，致使安全責任制落空、安全管理措施不力是主要的原因。同時，部分水運企業對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毫不關心，重經濟效益，輕安全生產，“要錢不要命”，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也是重要的原因。

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社會水運資源的配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提高是起著根本性動因的作用的。因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是作為前提條件規定了水運經濟運行與社會交互關系的特征的，制度所決定的選擇取向對水運企業等經濟主體所追求的穩定的均衡更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水運生產力的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要避免負面影響的出現，就必須減少對制度的人為干擾。

無可非議，水上安全管理與我國經濟發展相伴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后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水上從業人員結構變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和人員流動性的加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管理機構的改革等，使水上安全生產工作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些諸多問題，為水運安全管理的制度變遷造就了空間。因此，我們必須掌握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在對社會心理進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礎上，對水上安全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術必須進行矯正，從而使管理更加合乎人類社會內在發展規律。

根據制度變遷中各主體所發揮作用的區別，筆者認為水運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的思路應該是：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發揮其積極的主導作用，推動市場力量以提高資產的共性程度，特別是游戲規則的普遍適用程度，要通過法律程序構建游戲規則，使游戲規則具有公開性、普遍性、嚴肅性和強制性，在最大限度上減少敗德性機會主義的內在沖動，增加理動機。具體地說，就是以法律制度為基礎，以事故預防為目標，通過提高敗德成本，提高企業自我約束力，以科技進步和管理方式現代化為手段，督促水運企業及有關經濟主體提高素質，構建現代的水運安全管理機制。總結以上思路，筆者認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須進行五個方面的創新。

一、以人為本，創新安全文化

以人為本，體現在水上安全管理上，就是必須以保障從事水運的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為最高原則，杜絕以危害人的生命與健康去換取物的安全和經濟效益的非人道行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加強安全文化建設必須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種媒體和網絡向全社會宣傳安全知識，繼續開展“安全生產月”等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安全意識和事故應急能力，創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圍。二是要切實加強水運企業安全文化建設，要突出抓好水運企業經營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訓。使從事水運業的所有人員在心理、思想和行為上形成安全生產的自我意識。

二、轉變理念,創新管理方式

一是要實現水上安全管理從事后控制向事前控制的轉變。

1999年“11.24”海難，因天氣惡劣、救援力量有限等原因，長達7個小時都沒有救援成功，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就是隨后不久的12月12日，在法國海域，一艘馬耳他籍油輪斷為兩截，在風力10級環境下，船上20多名員工在很短時間全部救走。如果11.24海難救援更得力，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完全可以降到最低限度。這個事故所帶來的慘痛教訓，再一次提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加強應急救援體系建設，提高應急管理水平，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需求。

目前，許多工業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國家特點的應急救援體系，包括建立了國家統一指揮的應急救援協調機構、擁有精良的應急救援裝備、充足的應急救援隊伍、完善的工作運行機制。國外應急救援體系的發展過程既有先進的經驗值得借鑒，也有一些教訓應當汲取：如應急救援工作的組織實施必須具有堅實的法律保障；應急救援指揮應當實行國家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基本原則；國家要大幅度地增加應急體系建設的整體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確保應急救援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應急救援的主要基礎是全社會總動員等等。

二是要實現由經驗型管理向技術型、專業化管理轉變。

過去，水上安全管理更多的是憑借規章制度的約束。誠然這種管理方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隨著當今水運行業的日益專業化，這一傳統管理方式，無疑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應更多地依靠專業化、職業化隊伍來實施有效的監管。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其中的核心，水上安全管理機構不是萬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知識是有限的，知識的有限性和專用性決定了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學會有所為有所不為，以擺脫其“救火隊”的職能與形象定位。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專家會議制是彌補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知識缺陷的合理選擇。當然，在舉行專家會議時，參與者的廣泛代表性和會議程序的高度透明性是必不可少的兩大要件。

三是管理客體應由船舶個體為主的“小安全”管理向水運企業的“大安全”管理轉變。

近年來發生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集中在鄉鎮、個體運輸企業占80％以上。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方式必須適應經濟市場化和所有制結構的新變化及事故多發的特點，即由過去只注重對大水運經濟主體的管理轉向對各種所有制的經濟主體，尤其是要強化對非公有制中小經濟主體的安全監督管理。

三、科學管理，創新水運企業自我管理制度

水運企業是水運經濟的細胞，是水運先進生產力的載體和經濟增長的主體。水運安全工作的落腳點是企業。企業安全生產管理制度的創新是水運安全管理制度創新的基礎。只要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了，水運安全生產形勢才能有一個根本性的好轉。當前，要逐步實現水運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船員從“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會安全”轉變，并形成企業安全生產的自我約束和激勵機制。通過強化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提高水運企業安全管理水平，是建立現代水運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確保水運企業安全生產，提高企業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結合先進科技，創新管理途徑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在生產力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要實現水上安全形勢的根本性好轉，必須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安全管理技術，如使用CCTV、AIS等技術，從硬件上做到安全管理更快、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從本質上為遏制或減少重特大事故發生提供技術手段，使安全管理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上，從而減少傷亡事故的發生。

五、完善法制，創新管理手段

水上安全管理職責的本質就是依據國家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及行政規章對安全生產主體實施監督管理和監察的行政行為。目前，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以安全生產基本法為依據，清理、修改和完善過去各有關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條例，并同時廢除與安全生產基本法不符合和不適應現實生活的現行法律、法規和條例等。

另外，水上安全管理機構應根據新形勢和水上安全生產特點及發展趨勢，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與中長期規劃，切實改變安全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應急，而忽視對未來防范的被動管理狀況。水上安全管理工作既要立足當前，更應著眼未來，具有前瞻性，以增強對安全管理工作的預測性和指導性。

再有，應依法強化水上安全管理監察，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懲戒力度，維護生產正常秩序。在制度創新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主導作用，就是制定安全方面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且社會中任何經濟主體所面臨的規則應該是統一的。如果一方出現嚴重違反安全管理的行為能夠不受制裁或只被輕微處罰，那么嚴守規則的另一方會陷入何等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規則也就會被所有經濟主體視作“空頭紙文”，安全管理秩序必然無從談起。

在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中，因環境的變化，從事水運業的經濟主體在不改變其行為動機的前提下，必將改變其行為模式，以便更好地與已經改變了的環境因素相適應。因此，在實施創新的變遷時，水上管理機構還必須不斷對新制度進行評價。就轉變后的體制而言，是鼓勵一種生產性努力的行為，還是鼓勵分配性的努力就是評價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績效的主要標準。

篇（10）

在我國，中小企業在吸收勞動力就業、新產品開發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一支不可缺少重要力量,但對于占我國企業數99%以上、創造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50%以上、提供就業機會70%以上的中小企業來說，其資金的供給遠遠

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資金缺口仍然很大。對于小企業來說，光有投資熱情是遠遠不夠的，要找到有價值的融資規律，才能夠規避風險。因此中小企業的融資風險問題探究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