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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標的選定在對指標進行選擇時，除了計算真實儲蓄必需的GDP、總消費、貨物及服務進出口等因子，還必須對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進行指標選定，綜合考慮新疆的自然和經濟狀況。自然資源方面，新疆面積遼闊，擁有豐富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資源。可再生資源方面，新疆總體屬于干旱缺水地區，因此，水資源的存量對新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本文將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存量變化納入統計范疇。此外，由于新疆具有大面積的牧草地，其存量變化對新疆的畜牧業發展和環境保護都具有重要意義。另外，本文還將常見的林地和活林木指標納入統計范疇。不可再生資源方面，主要選取新疆產量巨大且對新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原煤、原油和天然氣三大資源。環境污染物方面，本文選取國際上公認的且對新疆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質量有重大影響的環境因子，分別是工業廢水、SO2、煙塵、工業粉塵和工業固體廢物。考慮到環境污染的域外影響，我們還必須選定CO2這個因子。
(三)新疆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的計算1．自然資源實物存量變化和環境污染物排放量計算自然資源數據主要來源于《新疆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其中:林地和活立木2000—2003年數據來源于第五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1994－1998)資料，2004—2008年數據來源于第六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1999－2003)資料，2009—2010年數據來源于第七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2004－2008)資料，2011－2012年數據來源于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資料，存量變化數據是將5年森林資源清查數據變化值取平均值。牧草地數據2000—2008年數據是直接取自于《新疆統計年鑒》(2012)，2009—2012年牧草地數據直接沿用2008年全國土地調查數據。原煤、原油和天然氣年生產量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4，2013)，2010－2012年原煤生產量，由能源統計年鑒數據根據1噸原煤=0．7143噸標準煤換算得來。環境污染物排放量數據，主要來源于《新疆統計年鑒》(2001－2013)和《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3)。其中煙塵排放量為工業煙塵和生活煙塵排放量總和;CO2排放量核算對象包括化石燃料燃燒的排放和水泥生產過程的排放兩部分，化石燃料燃燒的CO2排放j，y=∑Fi，j，y×EFi。其中，Fi，j，y是活動強度，即省份j在y年份消耗的燃料i的數量(按質量或體積單位)，EFi是燃料i的建議CO2排放系數;水泥生產工藝的CO2排放=Mc×EFclc，其中，EFclc為熟料的排放因子;CO2排放2000－2007年數據來源于曾賢剛、龐含霜(2009)的研究結果，2008－2012年數據是根據同一文獻中公式計算得來。2．自然資源定價和環境污染損失成本估算自然資源的定價較為復雜，國內外不少學者對此進行研究，本文對自然資源損耗價值的計算主要借鑒現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國家自然或社會科學基金、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等重點研究課題的成果以及國內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水資源分為地下水和地表水，地下水資源價格為7省市的平均值，地表水資源價格為擬調整價平均值(楊友孝等，2000;劉文等，1996);林地、活林木資源價格分別為未成林理論價格和按生長量計算的平均價格所換算的當年價格(黃廣宇，2002);牧草地價格也引用上述文獻研究成果;上述價格再根據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年度折算(SusanaFerreira等，2011)。原煤、原油和天然氣資源價格采用礦產資源邊際機會成本定價方法計算，包括邊際使用者成本、邊際外部成本和邊際勘探成本三部分(馬國霞等，2009)，其中原煤和原油價格2005年數據直接取自于文獻，其他年度價格根據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來折算，天然氣資源價格按照凈價格法來推算。環境污染損失的計算也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本文對環境污染損失的計算借鑒了國內外現有的研究成果。其中，世界銀行對CO2的域外損失是按照每噸碳20美元(等同于每噸CO273．33美元)的全球社會成本標準進行估算，該項調查是由Frankhauser于1994年和1995年進行的;MikeHolland和PaulWatkiss對歐盟15國2000年的SO2造成的外部成本進行核算，平均值為每噸SO25200歐元。在此基礎上，考慮到歐盟和美國社會福利和勞動生產率大大高于國內，它所研究的大氣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失費也就明顯的高于國內，按其1/10折算(楊永孝等，2000)。(四)新疆真實儲蓄計算結果根據表1公式和上文的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計算結果，通過查詢新疆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可以計算出新疆的真實儲蓄情況如表3。從表3新疆真實儲蓄計算結果來看，2001—2012年12年間有4年(2006－2009)新疆的真實儲蓄為負值，其余8個年度為正值。然而，這8個年度中2001、2002、2010和2011年4個年度的真實儲蓄率都比較低，不足2%。新疆凈國民儲蓄與真實儲蓄的增長趨勢基本一致，結合表2可以看出:影響新疆真實儲蓄轉為負值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資源的損耗值逐年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新疆自然資源特別是原油產量激增，導致新疆2008年真實儲蓄率達到最低值(－22%)，新疆環境污染損失值對真實儲蓄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在研究時段內尤其是從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雖然2010年由于原油開采量的減少，新疆真實儲蓄轉為正值，但真實儲蓄率仍不足1%。2011年和2012年隨著新疆貨物和服務貿易凈出口額的迅速增長，新疆真實儲蓄雖然保持正值，但自然資源尤其是原煤損耗和環境污染損失較以往有大幅提高，真實儲蓄率較低，新疆經濟發展的整體模式沒有改變。從長遠來看，新疆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仍然任重道遠。
總體來看，新疆的經濟發展建立在巨大的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的基礎之上，表現在新疆地表水、地下水及牧草地數量的減少、礦產資源的大量開采以及環境污染的加劇。新疆雖然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但由于偏遠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落后的技術，很多礦產資源在新疆只是進行簡單的初加工，能源利用率很低，大量的礦產資源產品和原材料工業產品流向東部地區。同時，礦產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大量的開采，不僅直接增加自然資源損耗，開采和加工過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也影響新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二、政策建議
新疆作為我國西部典型的后發展地區，一方面面臨脆弱的生態環境、巨大的資源損耗和嚴峻的減排任務。另一方面經濟必須高速發展才能保持新疆的長治久安，要從這對矛盾中尋找實現新疆經濟和社會發展雙贏的道路———即生態環境不隨經濟快速發展而明顯惡化，新疆有必要迅速改變嚴重依賴自然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新疆要保證真實儲蓄的持續正向增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充分發揮科技驅動作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新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儲量巨大，但由于加工技術和管理水平較低，并沒有充分利用優勢資源提高其可持續發展能力。新疆應改變以往簡單地將大量的初級能源售往疆外的狀態，從大力改善本土投資環境著手:一方面，吸引內地企業到新疆投資建廠，進行資源深加工，提高能源產品的附加值并擴大產業鏈;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快技術和管理改革，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二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落到實處，提高礦產資源回采率和綜合回收率，加強煤層氣等共伴生礦的綜合開發利用，推進礦產資源深加工。此外，煤炭、原油、天然氣等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新疆有必要充分利用風能和太陽能發展清潔能源，為未來可持續發展提供發展動力。提高能源效率離不開科技驅動，歸根結底，離不開教育、研發的投入。真實儲蓄理論比綠色GDP更強調人力資本的投入，新疆要增強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必須培育與引進高素質的科技人才，這樣既可以加強自主研發能力，又可以為引入疆外科技型能源企業營造科技氛圍，由此新疆能源加工產業鏈才能得以延長，從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1.1.1按照地理區位因素分類
（一）資源型縣域經濟。
資源型縣域經濟是指縣域經濟的發展依托區域內的自然資源，例如豐富的礦產、森林等進行規模型的發展相關產業從而帶動縣域經濟的有效持續發展。該種發展模式典型分布于我國山西省以煤炭資源為基礎而發展的縣域經濟。
（二）區位優勢性縣域經濟。
區位優勢型縣域經濟是指縣域經濟的發展依靠地理區位，臨近大型甚至特大型城市。在這類城市進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積極的承托相關產業，從而形成產業集聚化現象，最終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此類發展模式廣泛分布于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
（三）區域人文優勢型縣域經濟。
區域人文優勢性縣域經濟是指縣域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歷史沉淀的基礎上，豐富的人文資源帶動旅游業發展的同時，經商的歷代傳統形成民營經濟的發展。此類發展模式最為著名的是溫州、寧波一帶的民營經濟。
1.1.2按發展程度因素分類
（一）發達國家縣域經濟發展模式。
發達國家縣域經濟是指存在于發達國家的縣域經濟的發展模式。發達國家縣域經濟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發達國家的縣域經濟也曾面臨拖累整體國家經濟的不利局面，通過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改變農林牧副漁的生產率，同時及堅持市場選擇、政府主導以及政策法規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城鄉一體化進程，縮小了城鄉差距，使發達國家的縣域經濟趨于穩定。
（二）發展中國家縣域經濟發展模式。
發展中國家縣域經濟是指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發展的一種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中國家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最大特點是經濟發展分布不均（例如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縣域經濟明顯好于中西部縣域經濟的發展），偏向于資源型經濟，同時對資源的重復利用率不高和再開發力度不足，導致嚴重的資源破壞以及環境問題的出現。
1.2縣域經濟發展的相關因素
（一）勞動力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據最新的人口普查表明，現如今中國城鄉人口占總人口的49.68%，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50.32%，相比較之前的人口普查數據，出現了城鎮人口比例上升，農村人口比例下降。而在農村人口中更多的是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在縣域經濟的發展中，勞動力因素是至關重要的一環，但是現如今勞動力廣泛積聚于大型城市，縣域經濟出現勞動力相對短缺的現象，不利于縣域經濟的發展。
（二）三大產業比例協調的矛盾。
縣域經濟的發展道路上，如何正確的協調三大產業的比例在很大程度會決定此類縣域經濟的發展結果。同時，縣域經濟的不同分類有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縣域經濟發展模式三大產業的比例不同。所以如何正確的協調三大產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
二、農村城鎮化與縣域經濟的關系
2.1農村城鎮化的概念
農村城鎮化是指各種要素不斷在農村城鎮中集聚，農村城鎮人口增多，城鎮數量、規模不斷增大，質量不斷提高的過程。農村城鎮化是各種生產要素重新分配的結果，導致的是非農產業由農村向城鎮集聚，是一種漸向的人口流動過程。在農村城鎮化的過程中，較明顯的表現為：①人口由農村轉移至城鎮；②非農產業的集聚化現象日漸突出；③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地區內傳統農業在生產要素重新配置下，生產效率提高，農業大生產化時代到來。
2.2農村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農村城鎮化的建設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如何完成資源的再整合以及農村城鎮的建設問題都是艱巨的難題。與此同時，農村城鎮化建設的成功對于整體經濟以及局部經濟又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一）農村城鎮化建設對經濟全局的意義。
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整體經濟狀況低于全國總體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又面臨發展不均衡的狀況。面對種種農村經濟的問題，農村城鎮化的建設對于經濟全局的作用尤為突出。農村城鎮化建設是城鄉一體化的重要一步，在發達國家歷史經驗上，通過“市場機制、政府主導、政策支持”等多種方式實現的城鄉一體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縮小現有的城鄉差距，同時對于經濟的整體長效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在農村城鎮化的過程當中，因地制宜的選擇重點產業的發展，政府要發揮自身的主導作用，利用市場的決定作用，去發揮潛在資源的內在價值，從而實現農村城鎮化。
（二）農村城鎮化建設對微型經濟體的意義。
農村城鎮化建設的直接受益者是廣大的農村居民，在農村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逐漸進入了農村，同時經濟水平的提高，生產要素的再組合改變了以往的農村居民的經濟生活狀態。農村居民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將傳統農業特色產品進行整合，實現了大生產化，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入。同時，有些農村居民在城鎮化過程中利用農村勞動力、地租廉價的優勢，進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農村城鎮化建設的進程。
2.3農村城鎮化對于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2.3.1農村城鎮化促進剩余勞動力的轉型
自改革開放以來，廣大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的涌入北上廣深等一二線城市，在帶來這些城市繁榮的同時，也給這些城市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城市管理以及交通等諸多問題。久而久之，隨著這些特大型城市的成長，面臨著產業轉型的問題，這些剩余勞動力不得不再次面臨就業困難的窘境。然而農村城鎮化的建設，在市場機制的決定作用的發揮下，縣域經濟亟需大量的勞動力承接由這些特大型城市轉移來的相關產業，此時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得到了解決，農村城鎮化的建設加速的同時，給縣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3.2農村城鎮化建設有利于縣域經濟產業協調發展
縣域經濟涵蓋面包括城鎮和農村兩個主要的方面。在城鎮這一塊，縣域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城鎮面積的擴張，大量的占用農業用地，建設工業園，發展工業，這樣的建設確實可以保證經濟的發展，但也面臨著比較嚴重的環境問題。所以農村城鎮化建設對于縣域經濟產業的協調有著巨大的作用。廣大的農村地區一直都是依托傳統的農業維持基本生計，農業城鎮化的建設，市場機制的進駐，可以為傳統農業的大生產提供可能，通過各種資源的重新整合，因地制宜的發展相關傳統農業，帶動經濟要素的發展，實現縣域經濟產業協調發展的目標。
三、江西省余干縣農村城鎮化建設現狀
3.1重點產業建設現狀
江西省余干縣位于長江中下游平原，物產豐富，毗鄰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是傳統的“魚米之鄉”，在傳統農業當中，漁業和水稻種植業的比重占據明顯優勢。所以在農村城鎮化建設當中，漁業與水稻種植業的發展對于余干縣縣域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經過近幾年余干縣漁業和水稻種植業也取得了相應的成績，同時在發展中又面臨著相應的問題。傳統農業的突破：在農村城鎮化的進程當中，漁業的發展在政府引導下的改變技術的基礎上，順應市場機制，積極向大型城市供應淡水魚，取得了較大的收獲。漁業在“科技入戶”的指引下進行“數字養殖”，從魚的品種、水質的監控、投放魚苗的時間的選擇都進行精確化。烏魚的池塘養殖面積達到8470畝，黃鱔網箱養殖達到6310箱。同時，烏魚的死亡率為2.9%，較先前年份有了長足的進步。在水稻種植業方面，余干縣也在推進科技種植，運用地理GIS技術對土壤環境情況進行分析，同時政府加以引導，推動水稻種植業的可持續發展。傳統農業的問題：作為農村城鎮化的重要一環，漁業和水稻種植業的發展同樣存在發展難題。首先，在科技入戶上面臨技術交流困難的難題，由于網絡在農村的覆蓋面不足，相關技術的傳遞上面臨著比較大的困難；次之，農村現有人口中，比較易于接收新技術的青壯年由于外出務工，在技術傳達度上不甚理想；最后，對于傳統農業的相關經費存在短缺現象，致使漁業和水稻種植業者生產積極性不高。
3.2余干縣縣域經濟新興產業布局現狀
余干縣在推進傳統農業轉型發展的同時，對城鎮布局進行了規劃，在黃金埠鎮建立了工業園區，工業園的建設是基于黃金埠發電廠建設發展的工業園區，現如今，已成為涵蓋醫藥、電力、建材、機械、食品、紡織、服裝開發等行業的綜合園區。綜合相關因素不難發現，黃金埠工業園區的建設有以下幾點優勢：交通便利，運輸便利：緊鄰濟廣高速，并有江西省第一條工業園區鐵路專用線與之相連，距離南昌昌北機場和景德鎮機場僅一小時車程，距離江西省道路交通樞紐城市鷹潭僅30分鐘車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工業園區的發展提供了極大地便利。抓住大型城市的轉型契機，積極承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大型城市紛紛發展高科技密集型產業，紛紛向內地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時機。利用自身勞動力廉價的優勢，集中對下崗職工進行再就業培訓，積極承接服裝、電子裝配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些舉措有利于解決勞動力就業難題的同時，對于發展縣域經濟的新興產業起到了推動性的作用。余干縣政府在努力推進教育可持續發展，通過“寄宿制學校工程”建設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實施“均衡教育工程”保證農村優質教育、實施“教育陽光工程”解決教育亂收費問題。上述工程在很大意義上有利于解決人口素質問題，同時，為了保證相關產業的技術專業難題，余干縣加大推進“職業教育”，縣政府投資500萬元，興建了6000㎡的縣職教中心，有力的解決了相關產業的一線工人缺乏的難題。
3.3余干縣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問題所在
城鎮化布局呈現混亂局面，造成較嚴重的房屋浪費問題。余干縣在農村城鎮化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建設當中，采取的是以工業園的發展為中心，臨近縣城布局新興產業，帶動城鎮化進程，而遠離縣城的農村地區依托自身資源，促使傳統農業市場化轉型，推向市場。但在實施過程中，我們發現臨近縣城布局新興產業出現了城北、城西、城東各種工業園興起，但又未能長效發展的尷尬局面，廢舊廠房出現擱置現象，同時工業園附近的環境問題日漸嚴重。長此以往，在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的同時，也會給居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困難。經濟資源的再開發不足，三大產業平衡度依舊不足。在余干縣的農村城鎮化推進縣域經濟發展的建設當中主要著力于解決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發展問題，對于第三產業這種高附加值、高回報率的產業的布局出現了明顯的漏洞。余干縣在城鎮化建設初期強調要建設成為“省會城市南昌的后花園”，在完善了相關的基礎設施之后，沒有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發展第三產業，致使現如今三大產業的發展不平衡日趨明顯。
四、縣域經濟農村城鎮化建設經驗
4.1農村城鎮化建設經驗分析
4.1.1江西省婺源縣農村城鎮化推動縣域經濟發展。
江西省婺源縣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兼帶發展第一、第二產業的縣域經濟類型。從歷史資料來看，婺源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山區縣，在農村城鎮化的發展過程當中，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發潛在經濟發展因素——旅游經濟，使縣域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2012年全年，生產總值增長15%（現價），財政總收入增長20%，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0%，外貿出口增長20%，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4%，城鎮化率提高2.5個百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7.5‰以內，城鎮調查記失業率控制在3.5%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及節能減排嚴格控制在市政府下達的指標之內。而作為婺源縣支柱產業的的旅游業更是達到全年接待旅客410萬人次，實現門票收入8000萬元，綜合收入10億元的成績。
4.1.2安徽省懷寧縣農村城鎮布局發展縣域經濟。
安徽省懷寧縣自1998年縣城搬遷以來，進行了懷寧縣開發區的建設。到2014年上半年，懷寧縣實現財政一般預算9.8億，其中稅收收入6.94億，增長15.8%，規模工業增長值46億元，增長13.5%，全社會規定投資61.9億元，增長20%。現如今，懷寧縣開發區總面積15平方公里，開發區的建設上進行分期建設，一期規劃建設綜合園區，二期規劃建設裝備制造及汽車零部件、精密電子等專業園區，三期規劃建設新型建材、新興能源等專業園區。在開發區的建設上嚴格按照“全面建成、企業駐滿、拉開框架”的步驟進行，同時交通網絡、學校、廣場等基礎設施完善，逐漸形成農村城鎮化建設推動縣域經濟的典范。
1景德鎮市香榧分布和優良類型
景德鎮市3個鄉（鎮）均有香榧自然分布，有天然生長的香榧（古樹）355株，其中有300年以上并且胸徑在40cm以上的30株，胸徑在30cm以上的有90株，生長發育良好，結實量多。這說明景德鎮市具有香榧生長發育的良好立地條件和品種優質的優良類型，為今后進一步開發香榧優良種質資源提供了基礎，為進一步研究香榧優良類型的形態、生長發育規律、生長環境提供充分的條件。
景德鎮市位于江西省的東北部，全市有林業用地面積35.47萬公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氣候多樣，植物種類繁多。野生和散生香榧遍布全市山區各鄉（鎮、村），是種植香榧得天獨厚的好地方。我所近幾年來應用香榧培育技術，已培育優質（播種）苗4.5萬株，嫁接苗3.6萬株，為景德鎮市發展香榧提供了種苗基礎。
2景德鎮市發展香榧經營策略
2.1加強宏觀指導、發揚資源優勢
景德鎮市委、市政府對香榧發展非常重視，“香榧種質資源開發利用”已列入國家星火計劃項目，省、市領導在考察香榧育苗培育基地時作了指示：“香榧發展市場潛力大，開發價值高，要在現有規模上，加大科技投入，把香榧作為一個產業抓，發展為全省香榧示范基地，為林業經濟增長點作貢獻”。政府部門要對香榧資源發展規模進行宏觀調控，對市場需求情況進行預測預報，主動搞好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經濟效益。林業部門應根據市場體系建設和深化流通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優勢、經濟特征、栽培技術等條件，與區域經濟緊密結合起來，有組織、有選擇地搞好香榧培育基地的發展規劃。要搞好信息流通，認清發展形勢，揚長避短，有組織、有計劃地建設香榧培育基地，做到發展與市場供需基本保持平衡，防止盲目發展，造成浪費。
2.2香榧經營策略
2.2.1選擇優良品種。發展香榧選擇品種是關鍵。景德鎮市地區有2個優良品種：細榧、和尚榧，應盡快發展這2個優良品種。要根據香榧的生態特性，選擇土層深厚、肥沃濕潤的立地布局培育基地，以目前已經確定的2個優良品種作為主要的選擇繁育對象，并繼續調查和發掘優良類型和單株。調查、分析香榧優良類型和單株的生長環境，以研究香榧生長發育的最佳生態環境。
2.2.2營造模式。必須將立體結構與層次經營相結合，要采取企業+農戶、股分制合作經營等多種責、權、利結合又明晰的經營體制，穩步推進、持續發展香榧產業。如2004年，景德鎮市林業科學研究所以技術入股與香榧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組建股分制公司，聘請徐鴻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為技術指導，2004～2005年播種（條播）繁苗1.5萬株，平均苗高22.6cm，產苗15萬株/hm2；2006年，在總結以往經驗基礎上播種育苗技術又上了新臺階，采用灑播、葉面追肥、澆水滲藥（防治小苗立枯病等其他病蟲害）等技術又繁育苗木3萬株，平均苗高28cm（一年生苗最高為42cm），產苗22.5萬株/hm2。
2.2.3基地的選擇與建設。按照規模經營的要求，每片基地要相對集中連片，并有一定的面積，使基地建成后都能形成規模。要嚴格按工程管理強化集約經營，并建立一套由可行性報告、立項、規劃設計、作業實施方案、檢查和驗收到建立技術檔案等方面內容組成的科學管理體系，集中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重點投入，做到造一片，成林一片。
2.2.4關于投資機制。發展香榧僅靠政府投入是遠遠不夠的，要建立一種國有、集體、私營、股份制、內資、外資等多元投入相結合的發展機制。政府要提供優惠政策、良好的投資環境和高效廉潔的審批管理程序來吸引投資者。要著力抓好科研成果在生產實踐中的轉化應用，防止生產大而無當，使這些環節緊密相連，良性互動；要充分利用高科技和信息“高速公路”以優質產品占領市場，使景德鎮香榧產業化走上高速發展之路。
3香榧培育技術
3.1種子采收與催芽技術
3.1.1采種。育苗用的香榧種子，一般采用細榧或和尚榧的種子，其發芽率高，出苗較整齊。種子要在生長健壯的成年母樹上采收，育苗用的種子必須充分成熟，在9月下旬、10上旬當假種皮由青綠色轉為黃綠色，開裂露出種子，并有少量種子開始脫落時采收。一般每4kg榧蒲可出種子1kg左右（1kg種子約420粒）。細榧的當年發芽率在92%以上，和尚榧可達85%以上。
種蒲采回后，堆放在陰涼通風處（堆厚不超過20cm，以防止發熱腐爛），堆放5～7d，以利于種子與假種皮分離。當假種皮微紫色時，剝去假種皮，取出種子進行播種前處理。
3.1.2催芽。成熟種子胚胎未發育完全，須用濕沙貯藏，完成生理后熟，并達到催芽的目的。選朝南向陽地，挖15～25cm左右土坑，先鋪上5cm左右的清水河沙，然后用1層（5cm厚）種子1層（3～5cm厚）濕沙（用手捏沙能成團，手松開時沙團稍經觸動即散）相間層積貯藏催芽。堆高35cm左右，上層沙可厚一些，防止種子外露，并起保濕作用，天氣干燥時要經常灑水，保持沙子的濕潤，發芽率在92%以上。
3.1.3采穗。香榧枝條分延長枝、側枝、結果母枝、結果枝、萌芽枝等5種。為了使嫁接苗生長有力且早實早豐，在選優基礎上，應在樹冠中上部選用一年生側枝或帶一年生三叉枝的二年生側枝做接穗，具體視砧木粗度而定。穗條一般隨采隨用，若在陰涼處把穗條基部置于濕沙中可保存30d左右。
3.2苗木繁育技術
3.2.1砧苗培育。具體內容如下：
3.2.1.1播種。育苗的圃地應選擇土層深厚、土壤肥沃、疏松、排灌水方便、pH值在5.5～6.5的沙質土壤上。10月上、中旬整地，要施足有機肥，施入腐熟欄肥15t/hm2或腐熟菜餅4.5t/hm2。東西向作高床，床寬1.2m，床面要平整，步道深淺要一致，縱向開溝條播。播前需用托布津800倍液或硫酸亞鐵進行土壤消毒。一般分冬（12月至翌年1月）和春（3月上、中旬）二期播種，行距30～35cm，株距8～10cm，種子胚根向下放在播種溝內，播種量為發芽種子750～900kg/hm2，上覆1層細肥土，厚度為種子橫徑3倍，約1.5cm左右，上蓋稻草等物，用于保濕和防止表土板結。3.2.1.2管理。主要是遮蔭、澆水、除草、施肥和病蟲害防治。播種后，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幼苗陸續出土。幼苗紫紅色，極脆嫩，幼根肉質黃白色，分布淺。香榧苗怕日灼，揭去蓋草后，要及時搭棚遮蔭。蔭棚高1.8m（有利于圃地和護理），透光度40%左右。香榧苗怕旱需水，尤其在盛夏要視干旱情況適時澆水。要及時松土、除草、施肥，第1年除草要用手拔，次年可輕鋤淺削，以避免碰斷苗木和傷動根系，肥料一般用10%左右的淡人糞尿，施2～3次。梅雨季節幼苗易發生根腐病，發現病株須拔除銷毀，病株松土后用1%的硫酸亞鐵溶液噴灑，可防止病情蔓延。當年生苗高15～30cm，地徑0.3～0.4cm，可產苗15.0～22.5萬株/hm2，留床培養2～3年后，可嫁接或定植造林。
3.2.1.3病蟲害防治。香榧苗期主要病害有猝倒病、根腐病和葉枯病，害蟲主要為蚯蚓、地老虎、蠐螬、蜘蛛和蚜蟲等。發生猝倒病可用0.5∶0.5∶100或1∶1∶100倍半量和等量波爾多液噴霧進行防治，每隔7～10d噴施1次，連續3～5次，效果良好；發生根腐病可用多菌靈或托布津1∶500倍溶液進行防治，每隔5～7d防治1次，連續3次，可抑制病害擴散蔓延，但也要及時拔病株就地燒毀。發現蚯蚓、地老虎、蠐螬為害，可用呋喃丹挖條撒施于苗床上防治地下害蟲，蜘蛛、蚜蟲可用敵敵畏、樂果類農藥噴殺防治。
3.2.2嫁接。具體內容如下：
3.2.2.1接穗采集。在12月至翌年2月，選生長健壯、結實性能好、盛產期的母樹，在樹冠的中上部剪取生長粗壯、頂芽飽滿的一年生側枝作接穗，要求長15cm以上、粗0.4cm以上，同時采集5%左右的優良雄樹接穗，要求花期相遇、花蕾較大、單枝花蕾數多、花枝比例高、年度間變化小、花期長的優良雄株，作造林時配置的授粉雄樹苗用。接穗采后要保濕，可用濕毛巾或濕苔蘚包裹，長時間貯藏用濕沙露頭埋藏于蔭涼處，并上蓋苔蘚。
3.2.2.2嫁接時間與方法。苗木嫁接的時間一般為2月中旬至3月下旬。方法有挖骨皮接、劈接、切接等。常采用劈接法：當樹液開始流動而皮層尚難剝離時嫁接，接穗與砧木的粗度要大致相同或接穗略小于砧木。接前略挖去苗木基部土壤，在離根頸5～8cm處截斷，再在砧木橫截面中央垂直下切一刀，深2.5～3.0cm；抹去接穗下端2/3的葉片，把接穗基部兩側相對各削1刀成楔形，斜面長2.5～3.0cm，與砧木下切長度相一致；用左手大拇指輕輕掰開砧木切口，對齊一邊插入接穗，然后用塑料薄膜帶將砧木斷面和接口嚴密綁扎，保證接口不露白、不進水，用黃心土將接苗培成饅頭狀，覆沒接穗2/3，只露出梢頭。
3.2.2.3接后管理。嫁接后，大田育苗的仍須搭棚遮蔭，到9~10月高溫過去、天氣涼爽后拆去蔭棚，撥開培土，露出接口。接穗抽出的新梢幼嫩，過長倒伏時需用小竹竿逐株支撐扶正，基部抽出的萌蘗需及時抹去。培育2年后，嫁接苗高50cm以上，可出圃造林。
4參考文獻
[1]萬小金，吳曉明，程小東.香榧采穗圃營建技術[J].江西林業科技，2006（3）32-36.
[2]王向陽，修麗麗.香榧的營養和功能成分綜述[J].食品研究與開發，2005，26（2）：20-22.
[3]汪兆炎，黃元照，李忠泉.黟縣香榧速生豐產技術探討[J].安徽林業科技，1997，23（3）20-21.
[4]黎章矩，程曉建，戴文圣，等.浙江香榧生產歷史、現狀與發展[J].浙江林學院學報，2004，21（4）：471-474.
[5]徐石華，錢覺壽.香榧早產高產技術[J]新農村，2003，（3）10-11.
[6]徐小彪，李衛華，蔡祖國.香榧的發展前景與栽培利用[J].江西園藝，2004（6）：49-50.
在各類經商沖突事件當中，或是合作對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無賴胥吏、或是與商場競爭對手從事商業競爭，商人和商人之間，產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沖突的緊密互動關系，彼此間的交往與競爭機會愈來愈多。互動關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強了定期捐款創建維持一個團體組織的意愿，會館公所這類團體組織才有成立運作的堅強基礎。會館公所成立以后，不僅使捐款商人在貯貨、議價、陳設公定度量衡等方面節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鄉官員增加了交往親近的機會，使許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與更多保障的經商環境。
同時，蘇州地方政府官員也在諸如協議工資、保護商標等經商沖突的處理經驗中，不斷累積著各種相關賦砂浮溝拇砭欏5娜罰僭輩⒉皇俏舜俳梅⒄茍；ど倘說木倘ㄒ媯曬僭倍躍壇逋皇錄拇矸絞嚼純矗僭倍隕倘爍髦志套雜珊筒撇ɡ謀；と肥蕩嬖謨誶宕捌詰乃罩藎荒芩嫡僭痹謚蔥興降摹敢稚獺拐摺V敝鐐砬逡鄖埃泄暈叢嬲魷執罅χС志梅⒄溝摹鋼厴獺拐吖倘皇鞘率擔床荒芙宕捌謖粗С稚桃搗⒄溝南窒笏黨墑恰敢稚獺梗種粕桃敵枰導實鬧貧群駝擼傷罩莨僭貝砭壇逋壞姆絞嚼純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獺埂?BR>
到底傳統政府「重農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實這要區分差異來看。中國上的政府的確執行過所謂「重農抑商政策。至少自戰國以來，政府對商人經營商業采取壓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學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貢制度三者，即是秦漢以下政府落實「抑商政策的三項「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將民間和政府的消費需求以及地方特產，束縛在官營事業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礙和縮小民間商人的經商范圍（傅筑夫，1980b：667）。政府執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戰國時代部份富商大賈以「輕重術造成貧富不均有關，政府為抑制嚴重的貧富不均，有時便藉官營手工業等制度來抑制商業貿易的自由（杜正勝，1990）。另外，為避免富商大賈勾結資助政敵，先秦時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權的穩定，這種歷史經驗也到戰國秦漢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吳慧，1982）。
然而，戰國以來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實并非沒有變化。至少自宋代以來，不少官員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實際（谷霽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員看到糧價和物價變動對平民生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無論是抑制商業或是加重商人稅捐，結果不僅對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為糧價物價上揚而受到嚴重騷擾，反對政府執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張也愈來愈多（林麗月，1988），很多官員都公開主張保障商人的經營自由和財產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種官手工業解體崩壞的速度日益加快，許多資源的開發和生產都轉由民間商人接手經營（陳詩啟，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喪失了落實「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礎。在清代前期，官手工業沒落的趨勢仍然持續發展。整體來看，將宋元明清傳統政府有關管理民間商業經營的政令概約簡化為「抑商政策，其實是錯誤的。由清代前期蘇州的經商沖突案例來看，政府官員對商人經商自由和財產安全的保障和維護都是很明顯的事實。盡管有不肖官員胥吏騷擾商人的經商安全，但卻不能將這種騷擾事件當做是政府正在執行一種刻意侵奪商人財貨和危害商人經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說，當時官員和商人之間的關系絕非是一種「抑商政策下的官商關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為政府「壓抑民間工商業的發展，而是因為政府始終沒有「扶持民間工商業的發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張瑞德，1992）。如果說「壓抑是種消積的「抑商政策，則「扶持便是種極積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執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開始的「重商政策，但卻也絕非是一種「抑商政策。
本文未討論上商人的地位，因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會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徑才能深入討論。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謂「重農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蘇州經商沖突事件的案例來做檢視其中的。來看，若以所謂的「重農抑商政策來概括清代前期最發達的蘇州地區，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懷疑的。如果當時中國的經濟先進地區不是因為「抑商政策而阻礙經濟，則草率地使用「重農抑商政策做為檢討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受挫的歷史原因，則這種論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蘇州商事糾紛中的商人聯名立碑統計
號|年代|人數|聯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緣由|官府級銜|類別|立碑地點|資料來源
1|1650|55|「商民|禁「關棍假冒盤詰|蘇州府正堂|乙|未詳|蘇碑158號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聯控漕船占泊碼頭|長吳二縣|乙|未詳|蘇碑70號
3|1670|21|布商|商匠爭端并核定踹匠工價|蘇州府正堂|甲|閶門附近|蘇碑40號
4|1676|12|糖果鋪戶商人|「永禁鋪戶當官|長洲縣正堂|乙|未詳|蘇碑159號
5|1677|19|花素緞行經紀牙人|禁止縣胥、市棍滋擾|蘇州府正堂|乙|城隍廟內|蘇碑09號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擾商民|蘇州府正堂|乙|未詳|蘇碑71號
7|1682|18|米鋪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腳夫價|長洲縣正堂|丙|山塘街|蘇碑151號
8|1683|49|木商；木牙人|與「省商均派木料|蘇州府正堂|乙|大興公所|蘇碑73號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頭病商|長洲縣正堂|丙|大興公所|蘇碑74號
10|1693|72|布商|定踹戶與踹匠工價|蘇州府正堂|甲|閶門附近|蘇碑41號
11|1701|69|布商|以「包頭約束踹匠|蘇州府正堂|甲|閶門附近|蘇碑43號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會館|長吳二縣|甲|閶門附近|蘇碑44號
13|1720|45|布商|將踹坊與踹匠編為坊甲制度|長吳二縣|甲|閶門附近|蘇碑45號
14|1722|100|「金閶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結胥吏勒索搶劫|蘇州府正堂|乙|廣濟橋上|江碑253號
15|1734|61|機戶作坊主|「永禁機匠叫歇|長洲縣正堂|甲|玄妙觀|蘇碑12號
16|1739|45|布商|定機匠工資與禁機匠叫歇|元長吳三縣|甲|閶門附近|蘇碑47號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資|元長二縣|甲|西園|蘇碑97號
18|1742|240|腌臘漁肉商人|定訂牙傭|長洲縣正堂|丙|高寶會館|蘇碑161號
19|1756|34|紙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資與禁止停工勒價|元長吳三縣|甲|閶門附近|蘇碑58號
20|1779| |「長元吳三縣布商等|議定踹匠工價|蘇州府正堂|甲|廣濟橋上|蘇碑49號
21|1781|5|販木商人|禁止牙行腳夫自稱「小甲|長洲縣正堂|丙|大興公所|蘇碑76號
22|1793|34|紙坊坊主|定工資與定坊甲司月制|元長吳三縣|甲|仙翁會館|蘇碑59號
23|1806| |「山塘鋪戶居民|禁革結黨勒索商家與商船|元和縣正堂|乙|山塘街|蘇碑257號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幫|禁地痞索詐米商商船|元長吳三縣|乙|楓橋鎮|蘇碑258號
25|1822|26|賬房機戶|禁機匠停工并立機戶規條簿|元和縣|甲|云錦公所|蘇碑20號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業|元長吳三縣|丙|新安會館|蘇碑51號
27|1837|26|造箔坊鋪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資|吳縣正堂|甲|麗澤公局|蘇碑104號
28|1844|13|酒牙商人|設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長洲縣正堂|丙|醴源公所|蘇碑169
注一?「立碑緣由的「類別說明：甲類——與工資爭議有關者；乙類——與經商安全有關者；丙類——與商業契約有關者。
注二?「蘇碑指《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碑指《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
征引書目
基本史料
1.碑刻與檔案數據類
《上海碑刻資料選集》，上海博物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江蘇省博物館編，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
《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李華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蘇州博物館等合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武昌：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
2.筆記小說、詩文集類
《三異筆談》，(清)許仲元，約成書于道光七年(1827年)，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一編九冊，1978年。
《丹午筆記》，(清)顧公燮，書成于康熙年間，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校本。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原作成于咸豐年間，收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附錄，排印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安吳四種》，(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三十輯，1968年。
《江南經略》，(明)鄭若曾，書成于嘉靖年間，影印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1971年。
《吳門表隱》，(清)顧震濤，據道光年間刊本點校，揚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選編》，謝國楨編，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筆記》，(清)納蘭常安，書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
《陔余叢考》，(清)趙翼，據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貽堂板本影印，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
《清詩鐸》（原名《國朝詩鐸》），(清)張應昌編，新校本，據同治年間刊本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清嘉錄》，(清)顧祿，書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一編九冊，1978年。
《巢林筆談》并附《巢林筆談續編》，（清）龔煒，據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廣陽雜記》，（清）劉繼莊，《人人文庫》本第426號，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年。
《閱世編》，(清)葉夢珠，原書成于康熙年間，臺北版：木鐸出版社，1982年點校本。
《鏡湖自撰年譜》，(清)段光清，新校本，記嘉慶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間事，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續見聞雜記》，(明)李樂，收入《見聞雜記》，影印萬歷年間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書判牘類
《正誼堂集》，(清)張伯行，收入(清)吳元炳編《三賢政書》本，影印光緒五年(1879)刊本，臺北：學生書局，1976年。
《佐治藥言》，(清)汪輝祖，書成于乾隆年間，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六編十冊，1975年。
《吳中判牘》，(清)蒯德模，書前有光緒四年(1878)序，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四編九冊，1974年。
《宦游紀略》，(清)桂超萬，影印本，書有咸豐二年(1852)序，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
《清史稿》，（清）趙爾巽修，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劉錦澡編，影印本，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
《資治新書初集二集》，(清)李漁編，書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樓板。
《雍正朱批諭旨》，影印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書》，(清)黃六鴻，書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詩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書類
崇禎《吳縣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禎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顧炎武編，書前有嘉慶三年(1798)序，同治年間藍欄鈔本。
康熙《長洲縣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蘇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慶《貞豐擬乘》，（清）章騰龍原本，陳勰增輯，嘉慶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冊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蘇州府志》，(清)石韞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緒《蘇州府志》，(清)馮桂芬等撰，影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國《吳縣志》，曹允源等撰，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影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論著
上田信，1981，〈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無賴?社會關系〉，《史學雜志》，90(11)：41-59。
小口彥太，1988，〈清代地方官?判決錄?通??見??民事的紛爭?諸相〉，《：?文化》，3：35-49。
山本進，1993，〈清代江南?牙行〉，《東洋學報》，74(1-2)：27-58。
川勝守，1979，〈中國近世都市?社會構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史潮》（新），6：65-90。
川勝守，1982，〈明末清初?打行?訪行〉，《史淵》，119：36-51。
川勝守，1987，〈明代鎮市?水柵?巡檢司制度〉，《東方學》，74：101-115。
中山美緒，1978，〈清代前期江南?米價動向〉，《史學雜志》，87(9)：1269-1301。
夫馬進，1983，〈善會、善堂?出發〉，小野和子編，《明清??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所，頁189-232。
夫馬進，1986，〈清代前期育嬰事業〉，《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11：5-41。
夫馬進，1993，〈明清時代?訟師?訴訟制度〉，梅原郁編，《中國近世?法制?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437-483。
王日根，1994，〈明清時代會館的演進〉，《研究》，1994（4）：47-62。
王世慶，1994(1958)，〈清代的米產與外銷〉，氏著，《清代臺灣社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93-129。
王家范，1986，〈明清蘇州城市經濟研討：紀念蘇州建城兩千五百周年〉，《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6(5)：23-30，16。
王翔，1992，《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蘇州絲織業「賬房史論》，南京:江蘇出版社。
王業鍵，1973，〈清代經濟芻論〉，《食貨復刊》，2(11)：541-550。
王泰銓，1989，〈法國私法統一面面觀〉，《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18(2)：365-376。
田汝康，1987a(1956)，〈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航運和商業上的地位〉，氏著，《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系史論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1-34。
田汝康，1987b(1957)，〈再論十七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業的發展〉，氏著，《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系史論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35-52。
全漢升，1969，〈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2-20。
全漢升，1972a(1957)，〈雅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頁625-649。
全漢升，1972b(1956)，〈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系〉，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頁475-508。
全漢升，1972c(1967)，〈清朝中葉蘇州的米糧貿易〉，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頁567-582。
全漢升，1986a，〈美洲白銀與明清經濟〉，《經濟論文》，14(2)：35-42。
全漢升，1986b，〈略論新航路發現后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2)：233-239。
全漢升，1987，〈明清間中國絲綢的輸出貿易及其〉，陶希圣先生祝壽編委會編，《國史釋論：陶希圣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上冊，臺北：食貨出版社，頁231-237。
全漢升，1993，〈略論新航路發現后的中國海外貿易〉，張彬村、劉石吉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1-16。
寺田隆信，1972(1968)，〈蘇州踹布業?經營形態〉，氏著，《山西商人?研究——關于明代的商人及商業資本》，京都：京大東洋史研究會，頁337-410。
朱瑞熙，1986，〈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及其歷史作用〉，《歷史研究》，1986(2)：127-143。
佐藤學，1987，〈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業組織?公權力〉，《史學雜志》，96，9：。
余英時，1987，《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余英時，1993，〈明清變遷時期與文化的轉變〉，余英時等編，《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5-42。
吳奇衍，1985，〈清代前牙行制試述〉，《清史論叢》，6：26-52。
吳承明，1985a，〈論明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氏著，《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頁217-246。
吳承明，1985b，〈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氏著，《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47-265。
吳慧，1982，〈先秦時期官商和私商的考察〉，北京師范大學學系主編，《學集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313-336。
呂作燮，1984，〈明清時期蘇州的會館和公所〉，《中國社會經濟史》，1984，2：10-24。
李伯重，1986，〈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2)：117-134。
李華，1960，〈從徐揚「盛世滋生圖看清代前期蘇州工商業的繁榮〉，《文物》，1960(1)：13-17。
杜正勝，1990，〈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商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2)：481-532。
沙鄭軍，1988，〈試論明清時期的江南腳夫〉，《中國史研究》，1988(4)：104-109。
谷霽光，1942，〈唐末至清初間抑商之商榷〉，《文史雜志》，1(11)：1-10。
奈良修一，1993，〈十七世紀中國????生纟生產?日本??輸出〉，《明清?法?社會》編集委員會編，《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記念：明清時代?法?社會》，東京：汲古書院，頁469-490。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林玉茹，1994，《清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紹明，1987，〈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7(2)：93-95。
林滿紅，1991，〈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十九世紀的經驗〉，《新史學》，1(4)：127-147。
林滿紅，1993，〈銀與鴉片的流通及銀貴錢賤現象的區域分布（1808-1854）——世界經濟對近代中國空間方面之一影響〉，《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上）：89-135。
林滿紅，1994，〈嘉道年間貨幣危機爭議中的社會〉，《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3：163-203。
林麗月，1988，〈試論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頁711-733。
松浦章，1983，〈清代????沿岸貿易????——帆船?商品流通〉，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政治?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595-650。
邱澎生，1990，《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邱澎生，1995，「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未刊本。
段本洛、張圻福，1986，《蘇州手史》，揚州：江蘇古籍出版社。
洪煥椿，1981，〈明清蘇州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初步考察：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剖析〉，收入南京大學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討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頁399-449。
洪煥椿，1992，〈明清蘇州地區的會館公所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氏著，《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566-612。
范金民，1989a，〈明清時期活躍于蘇州的外地商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4)：39-46。
范金民，1989b，〈明清時代蘇州絲織業生產形式和生產關系初探〉，洪煥椿等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184-219。
范金民，1989c，〈明清時期蘇州的外地商人述略〉，洪煥椿等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220-240。
夏維中，1989，〈明清滸墅關的〉，洪煥椿等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273-285。
徐泓，1986，〈官匠制度〉，于宗先主編，《經濟學百科全書》第2冊《經濟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8-44。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1993，《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
張偉仁，1971，〈清季地方司法：陳天钖先生訪問記〉(上)(下)，《食貨月刊》，1(6)：319-339；1(7)：388-397。
張德昌，1935，〈清代前之中西沿海貿易〉，《清華學報》，10(1)：97-145。
張瑞德，1992，〈中國近代政府與農業〉，《漢學研究》，10(1)：217-241。
梁方仲，1980，《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其姿，1984，〈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曹永和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研院研究所，頁97-130。
梁其姿，1986，〈明末清初民間慈善活動的興起：以江浙地區為例〉，《食貨月刊》，15(7-8)：52-79。
梁庚堯，1982，〈宋元時代的蘇州〉，《文史報》，31：1-45。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1985，《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郭松義，1982，〈清代國內的海運貿易〉，《清史論叢》，4：92-110。
陳希育，1991，《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平，1987，〈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牙人與牙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2)：30-38。
平，1993，〈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1)：33-38。
陳詩啟，1958，《明代官手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陳國棟，1994，〈清代中葉(約1780-1860)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為中心的數量估計〉，《臺灣史研究》，1(1)：55-96。
陳慈玉，1988，〈從清代前期的淮安關功能論官商的關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頁685-708。
章英華，1983，〈歷史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學刊》，7：215-234。
傅衣凌，1956，《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衣凌，1957(1956)，〈論明清時代的棉布字號〉，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127-130。
傅崇蘭，1986，《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傅筑夫，1980a，〈中國工商業者的「行及其特點〉，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下冊，北京：三聯書店，頁387-492。
傅筑夫，1980b，〈抑商政策的產生根源、貫徹抑商政策的三項制度及其對商品經濟發展的〉，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下冊，北京：三聯書店，頁608-668。
滋賀秀三，1984，《清代中國?法?裁判》，東京：創文社。
經君健，1994，〈清代關于民間經濟的立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1)：42-55。
劉永成，1959，〈試論清代蘇州手工業行會〉，《歷史研究》，1959(11)：21-46。
劉石吉，1987a，〈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專業市鎮〉，氏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頁1-72。
劉石吉，1987b，〈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數量〉，氏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20-162。
劉素芬，1991，〈清朝中葉北洋的海運〉，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101-124。
劉翠溶，1978，〈明清時代南方地區的專業生產〉，《大陸雜志》，56(3-4)：125-159。
劉錚云，1987，〈義莊與城鎮：清代蘇州府義莊之設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3)：633-672。
樊樹志，1990，《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鄭永昌，1994，《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經濟思想》，臺北：國立師范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鄭玉波，1985，〈民法五十年〉，《法學叢刊》，30(1)：11-20。
鄭昌淦，1989，《明清商品》，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鄭秦，1988，《清代司法審判制度》，長沙：湖南出版社。
橫山英，1972b，〈踹布業?生產構造〉，氏著，《中國近代化?經濟構造》，東京：亞紀書房，頁63-143。
鞠清遠，1977，〈清開關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二輯三冊，臺北：正中書局，頁205-244。
魏向陽，1993，《康乾盛世的扛鼎桿桿：康雍干時期經濟立法縱橫論》，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
藤井宏，1953-1954，〈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東洋學報》，36(1)-(4)：1-44、180-208、65-118、533-563。
Atwell， William S. 1982.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 68-90.
Braudel， Fernand. 1979(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ook， Timothy. 1981. “The merchants‘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 ‘On merchan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165-214.
Chen， Fu-mei and Myers， Ramon H. 1989.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317-341.
Fan， I-chun. 199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Stanford :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Huang， Philip C.C. 1993.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216-240.
Liu，Kwang-Ching. 1988.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7(1): 1-23.
Perkins， Dwight H.. 1967.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78-492.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Rawski， E. Sakakida.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we， William T. 1992.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47-60.
Sands， Barbara and Myers， Ramon H. 1986.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721-743.
Santangelo， Paolo. 1993. “Urban society in Late Inperial Suzhou.” in Johnson， Linda Cooke ，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p.81-116.
Skinner， G. William. 1977.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t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2-249.
Skinner， G. William.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 271-292.
Sun， Zen E-tu. 1972. “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 in Willmote，W.E.(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9-108.
中圖分類號 F06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1-0124-06
關于老齡化國際上的定義標準是：60歲以上的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超過了10％(本文以此為標準)，或65歲以上的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超過7％。人口老齡化問題是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涉及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解決得如何，對國家的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截止2004年底，重慶市現有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有約414萬，占全市人口的13％，這表明重慶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預計2036年左右將是重慶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全市老年人口將突破900萬，占總人口的23.6%。老年人口的持續增長將帶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社會勞動人口減少，社會和家庭負擔加重，社會經濟發展受制；國家、社會和家庭在物質和精神方面對老年人需求的投入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的分配關系由此產生的社會福利政策的調適等等。
1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的挑戰與機遇并存，老年人是社會不可忽視的寶貴資源，他們對社會做出過重要貢獻，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但人口老齡化也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挑戰，老年人口的比重加大，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社會贍養比上升，財政壓力加大，將會給社會經濟發展等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1.1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結果，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
人口老齡化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是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底部收縮所引致的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導致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即底部老齡化）；第二是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頂部延伸所形成的人口老化(預期壽命的延長和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促成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即頂部老齡化)。老年型社會象征著人類社會的成熟，是社會發展的表現。人口老齡化是經濟快速發展、醫療衛生條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帶來的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的結果。老年群體是蘊藏著技能、經驗、智慧的人才寶庫，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資源，人口老齡化可以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1.2 人口老齡化將帶動老齡產業的興起和發展
老齡產業的發展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又是老齡產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老年人口的數量將越來越多。在這部分人口龐大的數量規模背景下，其對社會的需求將越來越大，已經并將形成一個特殊的消費市場。
老年群體特殊需求的擴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動力，需求帶動供給，可以形成可觀的消費市場。老齡產業的興起和發展，會給市場注入新的活力，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老年市場是競爭性極弱的市場，開發潛力巨大。不同經濟狀況、不同文化背景、不問民族習俗、不同健康狀況、不同心理素質、不同年齡階段、不同人生經歷的老年人對各種商品與社會服務的需求各不相同，多層次、多元化的需求必將形成一個豐富多彩的消費市場。隨著政府的重視和引導，老齡產業必將為經濟的發展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1.3 人口老齡化具有影響消費市場的結構,深化產業分工、在“人口紅利”時期可化弊為利
人口結構的改變也影響了社會儲蓄和消費的方式,老年人的消費以老年日用商品、健康醫護、精神娛樂為主，儲蓄意愿下降。實證結果表明,35～50歲年齡段的人儲蓄意愿最高,之后便逐步下降。日本的高儲蓄率曾經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但隨著人口的老化,其儲蓄率持續降低,1980年為17.3%,1990年為13.9%,2003年僅為 7.5%。同時,年輕一代的負債率上升，這兩方面因素將導致日本的消費市場的結構發生變化。
在“人口紅利”時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使勞動力價格保持在較低水平，投資的收益率較高。而勞動力年齡結構較小，勞動者為養老而進行儲蓄又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壓低了利息水平，這兩者都有利于促進投資的增長。眾多的勞動人口產生了大規模的市場，促進了分工的進一步細化，催生了相關產業的產生。因此，“人口紅利”時期的經濟將呈現出投資活躍，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紅利”期不會長期持續，一般只有15～20年，而后老齡化的不利影響將開始加劇。因此，應該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加速經濟發展。
乜堪雄等：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經濟對策與產業選擇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7年 第1期1.4 老齡人口的增長會改變人口的撫養比，使勞動人口的總負擔系數提高
人口撫養比即平均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所撫養的老年人數量。重慶目前的平均撫養比是15.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全市內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在一般情況下，老年人口平均撫養費用要遠遠高于青少年人口的撫養費用。從經濟學角度講，青少年撫養費用支出可以看作人力資本投資，老年人口的撫養費用則是資源的重新分配，多屬于消費性的。老齡人口增多導致儲蓄水平下降，削弱經濟增長的潛力，導致未來經濟增長率的降低。
1.5 勞動力的老化，必將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勞動年齡人口逐漸老化，尤其是在2025-2040年之間，是重慶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和人口高齡化的高峰時期，低齡人口比重下降，高齡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齡化加速，最后形成老化程度較高的老年型人口結構。屆時勞動力將出現嚴重短缺，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也開始從需求制約型向供給制約型發展。
1.6 社會保障負擔加重，公共開支增加，導致稅收負擔加重，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老年人口的病殘率上升，社會養老和醫療的壓力加大，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基金儲備不足，支付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基金的風險加大。社會保障支出的急劇增加又嚴重削弱了本市企業的競爭能力。按照現行的社保制度規定，企業單位必須為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支付大量費用，養老金支付增加了企業負擔。
1.7 人口老齡化要求調整現有的產業結構，以滿足老年人口對物質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由于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為特征，決定了其消費能力、消費偏好、消費行為、消費方式、消費觀念、消費習慣、消費決策等方面的特殊性，引起了需求結構的變化，對產業結構調整提出新了要求。為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①，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質量。我們需要改善老年人經濟供養、醫療保健、照料服務、精神慰籍、文化生活、臨終關懷等，調整現有對老年人的供給結構，發展老齡產業，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會服務業，改造不適應人口老齡化的住宅、社區和環境，發展老年人衣、食、住、行、用、文等各種消費品。
1.8 人口老齡化引起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的變化，使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
老年空巢家庭增多，家庭養老資源減少，使后代難以承負照顧老人的重任，在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狀況下，解決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問題日益突出。“4-2-1”型的家庭結構，使得一對夫婦要供養4位老人，不論是目前的家庭收入，還是夫婦能夠用于贍養的精力和時間，都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據統計，2002年，我國家庭平均規模是3.32人／戶，家庭人口和勞動力的減少，都意味著家庭收入的減少，贍養老人能力的降低。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年輕人價值觀念的變化，老年人獨立意識的增強，都使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輕人來養老。不僅使家庭養老的功能弱化了，而且對社會代際互動產生重要影響。這要求加快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補充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
2 重慶市老齡化與經濟發展狀況
1997年重慶直轄后，60歲以上的老人330萬，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10.25%，而GDP增長7.5%；2000重慶60歲以上的老人361萬，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11.32%，而GDP增長8.5%；2002重慶60歲以上的老人386萬，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12.1%，而GDP增長10.1%；2004年重慶60歲以上的老人380萬，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12.7%，而GDP增長12.2%；2005年重慶60歲以上的老人414萬，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13.1%，全市GDP完成2650億元，年增長12%.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9 550元，跨上1 000美元臺階。 預計2010年重慶60歲以上的老人500萬，占全市總人口百分之15%。
2.1 重慶老年人的收支狀況
重慶市老年人的收入來源有政府統一發放的養老保障金、企業定期支付的退休養老金、子女支付的撫養費、個人其他收入等。目前重慶市城鎮退休老人的平均年收入8 000元左右，人均月收入在600～700之間。城鎮事業單位的離退休老年人年收入在12 000元左右，而大部分企業退休老年人處于月收入在400～500元左右的低收入狀態，其次是處于低保狀態的老年人；農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土地的農業勞動收入。收入決定了消費，這種低收入狀態使得老年人的消費指向為解決溫飽和物質享受，很難上升到較高層次的精神享受以及人的全面發展。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老年人收入也將逐步提高，但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老年人仍持謹慎的消費觀念。基本生活的消費只占其支出的一少部分，而且老年人身體狀況多較差，據統計，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年人的支出除滿足溫飽外多用于醫療方面。由于重慶市現有的家庭結構仍以較為穩定的“2-2-1”形式存在，且受傳統“養兒防老”的思想影響，老年人的收入中有一大部分仍然用于支助子女后代，這直接影響到老年人用于自身的消費。
雖然直轄以來，重慶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政府財政收入與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用于個人消費的積累越來越豐厚，用于老齡事業的支出也有所提高，但相對與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還顯的不夠。根據重慶市老齡委于2004年對全市40個區縣（自治縣、市）城鄉范圍內貧困老人進行的摸底調查，城鄉貧困老年人的基本狀況是：城市老年貧困人口每月退休金或其他收入300元以下的占11.2％，為11.24萬人；農村貧困老年人數約為44.57萬人，占農村老年人數的17.8%，合計占全市老年人總數的16％。我市貧困老年人城鄉貧困老人性別差異較大，農村男性貧困老人占40％，女性占60％。城鎮男性貧困老人占47％，女性占53％。這是因為，在農村女性勞動能力低，主要依靠男性勞動力來維持家庭生活，經濟上的依賴性較強，一旦遇上喪偶，就會導致貧困，而且女性的壽命普遍高于男性，由于年齡原因再婚的可能性低。在地區分布上，全市40個區縣都有貧困老人。按地域片區統計，其地處三峽庫區的渝東、渝東南片區農村貧困老人比例較高，達到農村貧困老人的60％。
2.2 重慶居民的消費狀況
根據1985-2003年重慶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變化，我們把這段時期分為3個階段：
(1)1985-1990年段。對此段時期重慶市居民人均消費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歸及相關分析表明：Pearson 相關系數為0.984，回歸系數為1.001。
(2)1991-1997年段。對此段時期重慶市居民人均消費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歸及相關分析表明：Pearson 相關系數為0.997，回歸系數為0.929。
(3)1998-2003年段。對此段時期重慶市居民人均消費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歸及相關分析表明：Pearson 相關系數為0.994，回歸系數為0.797。由以上三階段的數據，發現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人均消費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回歸系數呈下降趨，收入的增加對消費支出的刺激作用弱化。
可以看出，從總體上說，重慶市居民的平均消費一直比較穩定，而消費傾向自1996-2003年的邊際消費傾向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1998年之前，邊際消費傾向劇烈波動。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由1996年的0.733突升至1997年的0.863，然后急劇跌落至1998年的0.754。
（2）1999-2003年間，雖然下降幅度有變化，但總下降的趨勢比較穩定。
顯然，從長期下降通道的圖形看，其圖形與我國經濟增長的景氣波動相關性很差，90年代經濟高增長與高通貨膨脹對重慶市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變化的下降通道幾乎沒有影響，這說明決定重慶市居民消費傾向變化的因素絕非景氣波動短期因素。
（3）2003年，邊際消費傾向曲線突然呈劇烈上升趨勢，由2002的0.573 升至 0.744，這主要是因為近年由于通信業的迅速發展，人們的通信費用猛增，而且人們對教育的投入到今年進一步達到高峰。
盡管影響消費傾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傳統、消費觀念、消費行為等，但影響重慶市居民消費傾向變化的因素中，老齡化卻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老齡化使老人收入下降。隨著老齡化加快，老年人口的增加，持久收入增長緩慢，短期收入變化大使得老年人的高收入幻覺消失，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對未來收入預期樂觀者比重下降，對未來收入預期不穩定者增加使儲蓄傾向上升。多數老年消費者持久消費增長只能根據持久收入增長來決定，他們將短期收入多數儲蓄起來以便生病養老備用，使得儲蓄傾向增加，帶動居民消費傾向下降。
3 人口老齡化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對策
3.1 正確認識老齡化問題
首先要承認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辨證的看待老齡化問題，它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文明進步，醫學科學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果，是可以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同時也要認識到老人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體弱多病，需要別人照顧的地方多了，必定會加重處于勞動期人口的負擔。發達國家和地區是“先富后老”，而重慶“未富就老”，使得重慶市的老齡化問題顯得更為突出，必須高度重視它和認真地對待它。
3.2 構建符合地區實際的養老模式,降低社會養老成本
重慶的養老模式將以家庭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為依托，社會機構養老為補充。
機構式養老是指由專門的養老機構將老人集中起來，進行全方位的照顧。家庭式養老是由家庭承擔老人的物質、娛樂、醫療保健和日常護理等工作。社區式養老則是社會化養老的基本模式，指老人不離開家庭，而由社區的有關服務機構和人士為老人提供上門服務或托老服務。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很多家庭的子女忙于工作，經常無暇顧及老人，社區養老作為家庭養老和機構式養老之間的過渡形式，將是許多老年人和家庭首選的養老方式。社區養老網絡主要以社區服務中心為核心，以社區敬老院、社區托老所、家政服務中心、社區衛生康復中心為依托，社區志愿工作者為補充，以社區內有老人的每戶家庭為服務對象，建立一個暢通的網絡服務體系。
3.3 進一步建立健全老年社會福利制度
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社會福利服務體系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三大支撐體系（如圖3所示）。三者之間既有區別、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互為補充。社會保障主要包括各種社會保險，以“防貧”為目的，是社會福利中最根本的制度；社會救助主要包括救災、救濟、扶貧等，以“濟貧”為目的，是社會福利中最基礎的制度；社會福利服務主要為優撫安置對象，為老年人、殘疾人、孤兒特殊群體提供福利和服務，以扶老、助殘、救孤為目的，是社會福利中極具發展的事業。
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貧困老年人救助的投入，凡有條件的地方應加快建立針對老年人特殊困難的專項救助經費，并形成制度。建立和推行依靠社會各階層和社會力量認助、認養、認捐特困老年人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政府和民間相結合的特困老年人救助體系。建議市政府利用減持國有股所獲資金、福彩收入、政府財政、社會上的捐助及其他各種方式籌集的資金設立社會養老保障基金，成立專門的機構進行運作和管理，這樣可以保證社會救助資金的源源不斷。在農村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贍養和社會扶助相結合的農民養老保障體系，并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深入農村。
3.4 建造集多種功能于一體的老年人綜合活動場所
老年活動場所可分為室內和露天。室內場所主要是老年人用來聊天、下棋、打牌等；露天場所往往用來安排健身的，如跳舞、打太極、練香功等。通過老年人之間的溝通，疏解心理矛盾，通過室內和露天活動設施的分流，解決不同層次的老年人之間需求差異的矛盾。最常見的是老年人就近在其居住小區的廣場或中庭做健身活動，但很多小區不具備這樣的廣場，而且具有條件的廣場可供老年人使用的面積又較小。像其它城市的老年公園就是一個集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活動設施，環境優美、空氣清新，但這在重慶幾乎很少。建議根據重慶城市發展規劃，在各區住宅小區密集的中央地帶建老年公園。
另外在縣（市、區）要建立老年文化活動中心，鄉（鎮）、街道要設立老年活動站，有條件的村委會、居委會要開設老年活動室，構筑重慶市全方位、多層次的老年活動場所。
3.5 政策鼓勵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建立老齡事業的多元化投入機制
面對老齡化高峰的挑戰，僅靠政府的財政投入擴大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手段是不夠的。要大力推進老年福利事業社會化、產業化和法制化進程，在堅持政府主導，加大對老年福利事業投入的同時，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廣泛參與。政府要制定優惠扶持政策，簡化項目立項和審批手續，鼓勵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私營企業和國內外人士投資老齡事業，發展老年產業，滿足不斷增長的老年群體對設施、產品與服務的需求。發展多元投資主體，鼓勵社會捐助，鼓勵社區自辦經濟實體，多種形式創辦老年服務機構。另外，要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啟用閑置的社會設施進行再利用，招募社會志愿者擴充老齡事業的人力資源。
4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產業調整與產業選擇
當人類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后，老年人的需求就決定了一些產業的生存與壯大，面對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重慶市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任務十分艱巨，建議采取相應對策：
4.1 大力發展老齡產業
政府應有計劃、分步驟地大力扶持和發展老齡產業，堅持推進老齡產業發展和培育老年消費市場并重。在稅收、資金、貸款等方面給予老齡產業各種優惠，在政策上鼓勵全社會、企業、房地產開發商和設計人員為老年人開發、研制、生產老年用品和老年設施，為老年人提供服務；推動老齡產業發展。老年人的消費偏好主要取決于老年用品能不能具備三個方面的功能，即保健功能、便利功能和精神滿足功能。可以根據目標人群需求類型的不同對老齡產業市場進行細分如下：
（1）養老助老需求市場。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負重的中青年在強烈地呼吁老年服務的社會化和商業化。建立老年公寓、“老少戶”合住的新型住宅，“聚家養老”的方式受到很多人的歡迎。目前重慶除“三無”老人安置在敬老院、福利院，家庭照料困難的老人居住在老年公寓外，絕大多數是“居家養老、社區服務”。因此，開發更多方便、舒適，價格適宜的老年型住宅，應成為城市房地產業一個重要的市場取向。此外，中國人壽保險市場極為寬廣，商業化養老前景看好，重慶也不例外。
（2）健康醫護需求市場。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和高齡化，高齡老人患病臥床率日益增加，有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別人護理。老年人的醫療護理和自我保健，是老年人最急需、最舍得花錢的市場，因為老年人對健康有比其它人群更為強烈的需求，這將促進健身器械、運動和抗衰老產品的發展。老年門診、家庭病床和護理、健康咨詢、老年醫院、康復中心和臨終關懷等類服務需求面廣量大，極具發展前景。
（3）老年日用商品需求市場。老年人受自己年齡和心理特征的影響，在飲食、衣著、醫療保健和文化消費用品等方面都需要符合本年齡群體個性的老年型商品，甚至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和中青年需求有別，這些是老年市場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4）精神娛樂需求市場。老年人希望的娛樂用品一般兼顧兩個方面：既好玩，又利于身心健康。如對老年玩具的開發就極富市場前景；對老年人旅游市場的開發也很有潛力。根據有關調查，大多數老人喜愛短線旅游、登山、游泳、氣功、釣魚、球類活動，還有的喜愛書畫、跳舞、收藏、花鳥養殖等等，企業可據此有針對性的開發相應產品和服務。
（5）學習深造需求市場。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趨突出。老年人就怕一個“空”字，無事可做，必然產生很多心理生理的問題。“老年教育產業化”是實現健康老齡化戰略的重要方面。如在老年大學里可以開設很多新興的健身娛樂知識，提倡“活到老，學到老”。
（6）生活咨詢需求市場。現代社會節奏的加快，知識的更新換代日新月異，老年人畢竟是過去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有些知識落伍于時代也是必然的。而老年人遇到的問題往往又格外地多，他們有疑難就需要有人幫助解決，其中有償的咨詢服務就是一種。
4.2 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要重視發展就業容量大的老齡服務業
重慶作為我國的老工業基地，有幾十萬的下崗職工，而且農村眾多的剩余勞動力也需要轉移。就業問題已經成為關系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重大問題②。把勞動力的數量優勢轉化為勞動力資源優勢是重慶市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必須注意解決的大問題。在普遍的老齡化到來之際，擴大就業，盡快健全養老保險制度，籌措正在勞動大軍行列中的這批人的養老金，以保證他們在年老退出勞動行列后，有相應的生活保障，對緩解未來老齡化高峰的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在目前撫養系數較低的情況下，籌措養老金是增加積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也將為解決人口與發展問題提供較雄厚的物質基礎。
4.3 優化傳媒產業和教育產業結構，構造終身學習的市場體系
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需要大批人員從事直接以老人為服務對象的工作。因此，中短期的服務培訓工作就成為社會的當務之急和一個中長期的任務。培訓是解決老齡從業專業人員短缺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建立老年教育網絡，發展老年電視大學、老年網上學校等多種形式的老年教育，幫助老年人增長知識，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滿足老年人的學習教育、文化娛樂需求，同時要重視老年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5 結 論
面對社會人口的老齡化，政府必須從實際出發，堅持科學發展觀，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會養老制度和福利制度，依法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根據老年消費市場狀況，規范、引導投資，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用產業化、市場化、社會化的新運行機制，推進安老、養老產業的發展，促進重慶經濟協調發展；根據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有計劃地發展老齡產業、開發老年用品，增設老年服務項目，滿足老年人在物質和文化方面的發展需要。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重慶市發展計劃委員會.重慶新世紀開局方略［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15～18. ［Chongqing Development Plan Committee.Chongqing new Century Beginning General plan［M］.Chongqing:Chongqing Press, 2002：15～18.］
［2］劉雪琴 ，任曉琳.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現狀及其對策［J］.護理研究，2002，11. ［ Liu Xueqin, Ren Xiaolin.
Old Person's Life Quality Present Situ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J］.Nursing Research,2002，11.］
［3］鄔滄萍， 姚遠.老齡社會的一項重大戰略選擇［J］.求是，2002，2:16～17. ［Wu Cangping, Yao Yuan The Old Age Society's one Significant Strategy Chooses［J］. Qiushi Journal，2002，2:16～17.］
［4］穆光宗.建立代際互助體系，走出傳統養老困境［J］.市場與人口分析，1999，6:21～24.［Mu Guangzhong. Establish the Acting Occasion System of Mutual Aid, Walk out of Tradition to Live in Retirement Difficult Condition［J］. Market and Population Analysis，1999，6:21～24.］
［5］顧大男.中國人口老齡化與未來商機分析綜述［J］.市場與人口分析，1999,5: 41～43. ［Gu Danan. Chinese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Future Analysis Summary of Business Opportunity ［J］.Market and Population Analysis.1999,5: 41～43.］
［6］原新.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展望［J］.人口學刊,1999,6：17～21. ［Yuan Xin. The Future Chinese Prospect of An Aging Population ［J］. Demography Publication, 1999,6：17～21.］
［7］岳頌東.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及其對策［J］.社會保障制度,2001,5:56～58.［Yue Songdong.The Tendency of An Aging Popul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Its Countermeasure ［J］. Social Security System, 2001,5: 56～58.］
［8］.經濟論文選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353～356. ［Ma Yinchu. Economic Paper Selected Works of Mayanchu［M］.Be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81：353～356.］
The Economic Measure and Industry Choosing Under the Aging Population
Background On the Rasis of Aging Population of Chongqing
NIE Kan-xiong1 HE Xiao-zho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