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文化貿易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2 17: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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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貿易論文

篇(1)

在談判前首先要明確如何稱呼對方。西方人稱呼男的為先生Sir,稱呼女的為女士Madam,而在我國一般男女都可以稱呼為同志。在西方,人們見面時直呼其名,這是親切友好的表示。而中國人則喜歡稱呼姓,如小李、老趙等等。在中國,職業和職位都可用作稱呼語,比如王經理、趙局長。因為這些頭銜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但在西方,很少人用正式的頭銜稱呼別人,除非對方是你的上級或者是在很正式的場合。而且可用于稱呼的頭銜很少,例如法官Judge軍官Officer、醫生Doctor、教授Professor等。西方人從來不用行政職務來稱呼別人的,如:經理manager、校長headmaster。

(二)談判方法的差異

東方人的思維模式是整體取向,他們在談判中采用的方法是從整體到局部,由大到小,從籠統到具體,也就是先就總體原則達成共識,然后以此為指導解決具體問題。通常要到談判的最后,才會在所有的問題做出讓步和承諾,從而達成協議。而西方人由于受分析思維模式的影響,他們最重視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重具體勝過整體,談判一開始就急于談論具體條款。

(三)價值觀的差異

中西方價值觀念的有極大不同。對于同樣的一件事物,中西方看法可能會大相徑庭。在商務談判中會出現很多的文化分歧,例如:中國人不喜歡數字4,因為4與死諧音,認為8、6吉利,八與發諧音,八發,六六大順。而西方人忌諱13,因為圣經中說耶穌受害前與弟子們共進晚餐,其中第13個人是猶大,他為了30塊銀元把耶穌出賣給猶太教當局,晚餐的日期也恰好是13日,“13”給耶穌帶來了苦難和不幸。從此,“13”被認為是不幸的象征,是背叛和出賣的同義詞。中國人尊敬老年人,而西方人怕被人說自己老,年齡更是個人隱私,極少談論。中國人崇拜龍,視自己為龍的傳人,而西方則認為龍是撒旦是魔鬼。西方人喜歡狗,他們認為狗是人類忠實的朋友,英語中有luckydog(幸運兒)、Everydoghasitsday(每個人都有出頭之日)、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而在中國,很多情況下,狗所代表的含義都不好,如掛羊頭賣狗肉、狗腿子等等。在談判中如果沒有注意到這些禁忌,就會冒犯客戶,會使商務談判陷入僵局。

(四)表達感謝和答謝的差異

在感謝和答謝方面來說,中國人一般對外人的幫助表達感謝。家人之間很少用。如果用了,聽起來顯得生疏。而在西方“Thankyou”幾乎用于一切場合,包括父母與子女,兄弟姐妹之間。比如,當別人問是否要吃點或喝點什么時(Wouldyoulikesomethingtoeat/drink?),我們通常習慣于客氣一番,回答:“別麻煩了”等。而在西方國家,如果想要,就回答“Yes,please.thankyouverymuch.(好的,請給我來點,非常感謝)”如果不想要,就說“No,thanks.(不用了,謝謝)”。當受到別人夸獎時,中國人習慣先否定自己的成績,表明自己還有不足,需要繼續努力。而西方人則顯得非常高興,一般只表達感謝。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謙卑含蓄的處世態度和西方人自信直率的風格。

篇(2)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內涵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世界經貿的變化和發展,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正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悄然形成,即貿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貿易)——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它通過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貿易與環境”等問題納入WTO新一輪多哈發展議程,使國際貿易活動不僅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問題,而且關注人類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在傳統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的指導思想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和對物質財富的最大限度占有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義理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H-O原理都只是重視貿易的總量,很少顧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傳統人文主義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以GATT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宗旨之一是“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

過分地強調人的“主體性”一方面導致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脫節,另一方面導致人類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對立,使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貧富分化等。 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錯誤價值導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前言,作為一個重要宗旨,這是對GATT宗旨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牢記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目標,是著眼于全球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時期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貿易的基礎,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

從GATT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演變成WTO對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尋求的人類對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對資源利用質的提高,而非對資源利用量的擴大;從更深層次上講,也是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的體現,是貿易人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動搖

第一,對指導國際貿易理論價值取向的哲學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發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與起點。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并能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因此,從哲學意義上講,該假設其實是基于人本主義、功利主義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國際貿易內形化的新價值取向。人文貿易的哲學基礎——現代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關注人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其哲學價值取向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對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嚴重挑戰。

第二,對傳統自由貿易能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質疑。關于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經濟福利的論斷是經濟學中最古老和最廣泛接受的原則之一。它在構造國際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單一市場地區,如歐盟和WTO)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不管是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相對成本理論還是H-O模型等)論證的條件假設中都沒有把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計入生產成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其實是一種“虛擬”、“現時”的增長,其增長的背后忽略了“現實”、“延時”的補償成本,如果考慮環境成本帶來的財富和福利的損失,傳統的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結論實際上可能站不住腳。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

隨著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如何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提出了挑戰。如生產過程和方法(PPM)問題和雙重環境標準的爭論對現有國民待遇原則提出了質 疑;國內禁止產品出口或對外投資問題及締約國和非締約國不同待遇對非歧視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提出了挑戰;環境補貼和與環境成本內在化有關的生態傾銷問題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公平貿易原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環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還有數量限制是否符合多邊貿易規則等。眾多的多邊、雙邊環保協議,大量的國家環保法規、政策和措施與現有的多邊貿易存在很多不協調之處,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將從新的角度思考兩者的協調問題。

(三)國際貿易人文化考驗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較量

國際貿易人文化發展一方面促進發展中國家積極轉變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將環境成本納入貿易利益的評價體系中去,阻止其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也考驗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較量,從是否應該將貿易與環境議題納入WTO新一輪談判議程這一激烈爭論中也可略見一斑。以美國、歐盟為主的發達國家積極倡導,因為如果在WTO中進行貿易與環境問題的談判,要求各成員實施嚴格的環境法規和標準,發達成員就可以阻止發展中成員低環境標準和低附加值的產品進入本國市場;同時,發達成員可憑借自身在經濟實力和環保科技上的優勢,在龐大的國際環保市場中占據領先位置。

而發展中成員(包括我國)則普遍反對,因為保護環境固然能為發展中成員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執行嚴格的環境法規和標準,無論從提高生產成本還是從限制出口潛力來說,對發展中成員都是嚴峻的挑戰;一旦發達成員所主張的嚴格的環境法規和標準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發達成員濫用,成為“人文壁壘”(如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發展中成員的產品將無法進入其市場。

三、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初步探討

(一)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必須以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對外貿易的人文化發展。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與人文化發展方向內涵是一致的。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應跳出傳統意義上的片面追求貿易額的“可持續”增長,而是在關注貿易總量的同時還應關注貿易的實際質量,從以物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從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到追求長期綜合利益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審視對外貿易效益來源,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必須重新審視外貿效益來源。首先必須建立人文貿易的評價體系,在衡量外貿效益的經濟指標體系中增加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客觀評估外貿對國家經濟、生態、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外貿效益的來源,對資源投入與貿易收益嚴重失衡的產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其負外部性,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貿收益的現實增長。

第二,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加強貿易與環保法規、政策的協調,充分考慮貿易政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環境政策對貿易的扭曲代價,實現貿易與環境的雙贏;其二是建立人文貿易措施保護體系,推行綠色貿易行動計劃,合理建立中國產品綠色標準體系,既可以增加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實際競爭力,又可以實現以人為本,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

第三,構建應對國際貿易“人文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伴隨著“人文壁壘”的產生,為了防止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需構建相關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對人文貿易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壘”的變化因素進行監測、識別、評價、預測、預防控制并及時矯正不良發展的趨勢,以保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健康發展。

[2][美]理查德•T•德•喬治.經濟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篇(3)

國際貿易就是國際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由于人的購買行為是由需求決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約,人們總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習慣、文化標準和風俗來審視和評價外來文化,在國際貿易這種跨文化的經濟活動中,任何細節都無時不受到不同文化的沖擊。所以說在國際貿易中,適應特定文化環境的企業就能抓住消費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環境的特點和消費者的需求,其國際貿易活動就難以展開,可見能否適應不同國家的文化氛圍是國際貿易成敗的關鍵。在現代東西方國際貿易中影響國家間跨文化交際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東西文化反映在價值觀上的差異

價值觀是人們對好與壞、美與丑、值與不值、干凈與骯臟、正確與錯誤、善良與殘酷、公正與不公正、得體與不得體所進行判斷的標準。價值觀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為選擇的心理活動,是人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并使自己與之適應的活動。

東方文化注重“和為貴”,以“和”體現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全局的觀念比較淡薄,個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義上沒有東方人的背負,他們只知道為生存而奮斗;為利益而爭斗;為欲望而決斗。獲取個人利益是其社會行為的指南,也是其事業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個人權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任何人,無論出身貴賤,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頭開始的社會,這一“平等”觀念體現在行為模式中常表現為對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過份客氣和禮貌,如對任何服務都要說聲“謝謝”,作完報告也要說聲“謝謝”,對待家庭成員甚至是晚輩也是“謝謝”掛在嘴邊,連打個噴嚏也要說聲“對不起”。

二、東西文化反映在思維邏輯上的差異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上,一般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者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著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認為世界永遠處于變化之中,沒有永恒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著適度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中庸之道”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積淀,甚至內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一種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勝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一個事物永遠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排中性強調一個事物要么對,要么錯,無中間性。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叫分析思維,他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折衷與和諧,而是喜歡從一個整體中把事物分離出來,對事物的本質特性進行邏輯分析。正是因為思維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人的行為歸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國人強調個人的作用,而中國人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東方人信仰理想主義,重視主觀看法。西方人則信奉現實主義,重視客觀事實,一切以數據和事實為依據。

篇(4)

在入世后這十幾年的時間里,我國農業結構的變化十分顯著,并且增速較快,在國際貿易中的市場份額也在逐漸擴大,并且在農業進出口、貿易總額等方面也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我國自入世后農業國際貿易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自2001年后,我國農業進口和出口總額的增長都非常顯著,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9年農產品進口和出口的總額均減少,但此后又迅速回暖,并繼續保持原有的穩定增長態勢。同時與農產品出口相比,農產品進口規模的增長速度更快,這就導致自2004年以后出現貿易逆差,并且逆差值正在不斷擴大。

(二)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市場格局

從出口國家來看,我國的農產品出口國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在歐洲、非洲等國際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十分有限,這種單一的出口市場也阻礙了農業國際貿易發展的多元化。2001年我國農產品出口在亞洲地區所占的市場份額為75%,2012年降至60%。雖然與2001年相比,亞洲地區的市場比重在下降,但其依然保持著主體地位,這種較為穩定的市場格局對于農業貿易發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與2001年相比,我國在歐美、非洲等地區的市場份額逐漸增加,表明我國農業貿易越來越趨向多元化,這對于降低貿易風險、促進農業貿易健康發展是有益的。與農產品出口的市場格局類似,我國的農產品進口主要集中在美洲和亞洲這兩個地區,約占到總進口額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所占份額最高的為北美洲,多年來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此可見,大體來看我國近年來農業國際貿易的市場格局相對穩定,并且逐漸趨于多元化,在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進出口的總量也相應得到增長。

二、貿易平等化視域下阻礙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發展的因素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數量的迅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國際農產品市場正在迅速擴大,這給我國的農產品國際貿易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也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從貿易平等化的角度來看,我國的農業國際貿易在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阻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貿易壁壘對國際市場環境的影響

一些國家出于保護本土市場的考慮,對進口的農產品收取高額的關稅或其他附加稅收,以阻止外國農產品進入本國市場,這樣的方式本身就與貿易平等化原則相背離。這種用于保護本國農產品市場的手段,其實質是通過扭曲進口國農產品市場來維護本國農產品制造者的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對手妥協。這種收取高額關稅的方式,從短期來看可以避免外國農產品在本國市場的擴張,但對于本國農業企業的市場生存力的提高是不利,也不利于貿易伙伴國農業產業的發展。在多邊談判中,世貿組織限定了世界各國關稅的總額,這就導致很多國家需要采取除關稅之外的綠色壁壘等調控手段,以此來保護本土農業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非關稅壁壘對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發展的阻礙也越來越凸顯,包括海關部門制定的直接非關稅壁壘,也包括非海關部門制定的非關稅壁壘。通常海關會通過進口許可證、農產品配額限制等方式來直接控制進口農產品的總額,而非海關則通過對農產品進行衛生和質量檢查,并輔助社會、技術和進口押金等手段來間接控制進口產品。貿易壁壘是與貿易平等化原則相背離的,也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業國際貿易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例如,一些發達成員國對于進口食品的安全十分重視,在農產品藥品殘留、細菌指標等方面的檢驗十分嚴格,這樣也讓我國失去了很多在國際農業市場上參與公平競爭的機會。繼美國FDA公布禁止在進口食品中使用的藥物名單后,一些發達國家也陸續針對不同的進口食品制訂了農藥殘留的檢驗標準。但目前我國針對不同的食品,還沒有制定相應的農藥殘留檢驗標準,這樣在農產品出口時就受到國外各種檢驗指標的約束。近年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額屢屢受到綠色壁壘的限制,出口總額也由前幾年的210億元降至130億元,導致巨大的損失。

(二)農業補貼政策應用不當制約發展

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無節制地使用農業補貼政策,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農產品貿易市場的自由化體制,對于國際農貿市場的自由化也是十分不利的。一方面,農業補貼政策違背了世貿組織制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的制定是為了保障各國貿易者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國際市場中,并通過市場來對農業資源利用率進行調節,以此讓世界范圍內的農業資源得到優化配置。而農業補貼政策如果應用不當,不僅會干預到市場機制的公平性,也可能破壞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阻礙農業資源在國際市場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農業補貼政策違背了貿易平等原則。從短期來看雖然農業補貼可以提高農業企業的收益,降低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成本,但也影響到農業企業管理能力與技術水平的提高,進而制約了其在市場調控中的健康發展。與此同時,農業補貼政策與自由市場原則也是不相容的。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基礎就是自由貿易,讓市場具備自由交易的權利,以此實現對各種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在自由市場中也允許政府對瀕臨失衡的市場進行調控,但是如果政府干預過度將直接影響到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導致部分具備競爭優勢的農業資源無法正常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自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出現了一段時間的蕭條期。為了扭轉世界經濟的形勢,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妄圖通過操控匯率,來使我國的人民幣增值,以此緩解本國的經濟壓力。而一旦人民幣匯率增加,必然會對我國的農業國家貿易帶來十分深遠的影響。首先,人民幣匯率的提升會降低我國進口農產品的相對價格,相反的也增加了農產品的進口量,這樣必然會起到促進我國農產品進口的目的。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相同數額的貨幣可以買到數量更多的產品,對于農產品進口有利,但降低了農產品的進口額。如果人民幣增值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農產品的進口量增值約為15%,而農產品進口額的下降值將高于15%。其次,我國貨幣的增值會提升農產品的價格,這對于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是不利的,也會影響到農產品的出口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增值在提高進口量的同時抬高了農產品出口的成本,進而削弱了我國在農業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少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量。這也表明,人民幣匯率增加后我國加工型農產品的數量將增加,而在出口中第一、二類農產品的數量也會增加,這樣表示加工型農產品會受到很大的沖擊。

(四)農業國際貿易的產品結構不合理

我國在農業國際貿易中進口量較大的產品主要有大豆、大米等,而出口產品主要有園藝產品與水產品,具有十分明顯的區域特征,并且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通過分析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產品結構,可以發現我國出口的大部分為土地密集型產品,價格相對低廉,如煙草、油料、谷物等,很少有價值較高的農產品,如水果、蔬菜等。我國的這種農產品出口結構與世界貿易中的總體結構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并且不符合農業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同時我國出口的農業產品大部分只經過初級加工,經過深加工農產品的份額不足百分之二十,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及以上。從產品的價值來看,經過深加工產品的價值遠遠高于經過初級加工產品的價值,這樣的不合理結構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總量與質量。此外,在農產品加工方面,我國的設備與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多不足。上述問題不僅增加了農業產品的加工成本,不利于提升產品的質量,也讓我國失去了很多參與平等化國際市場競爭的機會。

三、貿易平等化視域下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發展戰略

我國自入世后,在農業生產與貿易方面的理念正在逐漸轉變,并提高了對農產品質量的關注,各地也在積極修訂農產品生產、加工和檢驗等標準,以此提升其市場競爭力。因此,只要我們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基于平等化原則來選擇有效的農業國際貿易發展戰略,積極應對進出口貿易中存在的問題,將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一)積極應對貿易壁壘的戰略

1.構建預警與反應機制。面對農業國際貿易中存在的各種壁壘,我國農業貿易管理部門應該積極構建相關的預警與反應機制,通過互聯網搜集并實時掌握國際市場的各種情報,尤其是關于貿易國制定與實行貿易壁壘的動態信息。農業貿易研究機構需要對收集到的信息進行深入分析,并針對外國的貿易壁壘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以此為農業企業與對外貿易管理部門提供參考。通過該預警與反應機制,首先可以了解貿易國在農業經濟方面的情況,并在此基礎上由相關部門制定應對該國貿易壁壘的措施,以此維護平等化的貿易環境。在制定反貿易壁壘策略過程中,農業部門應該充分了解貿易國在經濟運行中的薄弱環節,保障恰當的反制裁強度,這樣不僅能夠給貿易壁壘國一定的威懾,也不至于影響到與貿易伙伴之間的關系,進而達到以較低的成本來遏制貿易國隨意制定并實施貿易壁壘的行為。此外,農業貿易管理部門可以通過世貿咨詢等方式,多搜集與貿易壁壘相關的信息,并實時掌握貿易國在法律法規、技術指標等方面的變化,構建貿易壁壘預警專家數據庫,這樣就可以根據不同的情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反制裁策略。

2.參與制定國際標準。我國應該積極參與制定與農業國際貿易相關的標準,力求通過制度來避免國際市場上出現惡性貿易壁壘。從現有的情況來看,我國在國際貿易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參與度不高,并且缺乏相應的意識,這與我國缺乏農業貿易方面的人才也有一定的關系。地方各級政府應該多了解農業企業的情況,通過農業協會等渠道收集農業企業在貿易壁壘中造成的損失,及時匯總和整理農業企業的意志,并在制定農業國際貿易標準過程中體現出來。農業企業也需要及時更新貿易理念與產品加工技術,政府部門需要整合各級各類技術力量,充分利用國際貿易中的規則,以制定完善合理的反制裁策略來保護我國的本土農業。

(二)針對貿易國農業補貼的戰略

1.在農業國際貿易中,我國的農業產業面臨著包括國外農業補貼政策在內的多種沖擊,與此同時也有很多機遇可以把握。在國際貿易中我國的農業企業應該深入分析自身獲得的權利,熟悉國際貿易慣例與規則,以此保障在公平的市場環境中參與競爭。世貿組織規則中允許各國針對本國的貿易發展情況,制定不影響或影響較小的農業補貼等支持政策,這就是綠箱政策。通過研究這些貿易規則,我們可以發現世貿成員國多通過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加大投入來支持農業,這也是一種較為可行的方式。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的農業貿易承受著多方面的沖擊與挑戰,目前的應用綠箱政策也很少,而國際貿易中有很多相關政策可以應用于我國的農業政策中。我國政府需要建立直接農業補助體系,給予低收入農民群體一定的保障,并逐步完善農業自然災害補助、農產品補貼等政策,各級政府需深入了解農業企業發展情況,了解國外農業補貼對其沖擊最大的農產品或農業生產區,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補助措施。

2.在世貿農業談判中我國政府應該積極參與,制定規范可行的綠箱政策標準,以此避免貿易國出現濫用農業補貼的行為,同時力求制定出讓貿易國減少農業補貼的新規定。各貿易國應該基于世貿這個自由化的平臺,制定對農業補貼政策有約束性的規則,在賦予發達國家可內控綠箱政策行為的同時,也需要讓發達國家有權利通過限制進口農產品等方式,以此反制裁發達國家的綠箱政策行為。

3.政府應該根據我國的農業國情加快構建適宜的農業補貼體制,以此遏制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等對我國農業貿易的限制。農業管理部門需要充分了解農業市場規則,對現有的農業產業結構進行深入調整,對農產品進行嚴格控制與檢驗,建設系統的農業市場信息平臺,以此提升我國農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相關部門可以在基于國際貿易規則的基礎上,深入推進農業稅費改革,降低農產品在深加工與流通過程中的稅費負擔,拓展我國的農業產業鏈,以此讓農業產業獲得更大的價值。

(三)穩定我國人民幣匯率的戰略

從上述分析我們了解到,一旦我國的貨幣匯率發生變化,必將對我國農產品國家貿易帶來很大的沖擊。人民幣匯率的不穩定會降低農產品的出口量,增加農產品的進口成本,阻礙我國農產品國家貿易的健康穩定發展。但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也并不能說可以起到扭轉進出口局面的作用。對于農產品進出口逆差而言,人民幣貶值的作用是具有雙面性的,這需要從市場需求以及時滯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我國貨幣貶值后,雖然出口到國外農產品的價格會相應降低,但是國際市場的需求并不會立即增加,這樣農產品的出口量也不可能迅速增加,這就是所謂的時滯。另一方面,貨幣貶值對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的影響還與市場需求彈性有關,若進口農產品彈性需求的絕對值大于出口農產品需求彈性的絕對值,那么匯率的降至有助于扭轉當前農產品貿易逆差的局勢。反之,貨幣貶值對于農產品國家貿易是不利的。從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式來看,要降低匯率還是非常有難度的,這樣政府只能通過保障穩定的匯率,減緩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以此改善當前貿易逆差過大的形勢。

(四)提升農業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戰略

1.調整農產品結構,推動貿易的多元化發展。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等國家或地區一度出現需求降低,這給我國的農業國際貿易帶來了一定的不利影響。我國應該加強與中東、南美等地的貿易往來,積極擴展國際市場,以規避進出口集中帶來的風險。將小規模分散農業經營與大規模經營模式有機結合在一起,提高我國農業企業的運營實力,同時注重農業產品結構的多樣化,并努力提高產品深加工技術、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實現農業國際貿易的多元化發展,以此應對跨國企業的壟斷等行為。

2.我國農業企業需要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制定具有差異性的發展戰略,以此應對貿易國扭曲市場貿易平等化的行為,保障公平的國際市場競爭。如果與貿易伙伴國的同類農產品相比,我國的農產品具有十分顯著的競爭力,這就容易導致不平等的貿易市場格局,而貿易伙伴國會因此制定有利于其本國農業生產與運營企業的政策,即各種綠色壁壘,以此破壞已有的市場競爭環境。針對這種情況,我國應該及時了解國際貿易市場的動態,基于平等化原則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發展策略,通過創新生產技術、更新企業運營理念等方式,力求生產出高品質的農產品,避免與貿易伙伴國在同類產品上出現正面競爭,這樣不僅能夠有效規避貿易壁壘,也有助于農業企業打造自己的品牌。

篇(5)

一、國際電子商務的發展趨勢

(1)國際貿易主觀型貿易—客觀型貿易

國際貿易由于國界、貨幣等差別的存在而受到限制,作為其運作新方式的電子貿易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其復雜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國際市場的交易效率。電子貿易不僅是用電信代替了紙張,而且是由相關行業的內在綜合而使組織內部與組織之間的業務高度同步,達到貿易的根本變革。

(2)電子商務系統:封閉—開放

EDI依托的VAN具有封閉、可靠及安全等優點且已有30多年的運作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能夠為大批量的商業事務處理提供成套完整的解決方案,因而受到大型企業、跨國公司和政府部門的信任。但隨著EDI參與者的增加、EDI應用部門的擴大和不同結構EDI應用系統的開發,為避免形成各種專業的、封閉的EDI孤島,最大限度地發揮EDI的效益,這就要求EDI必須走向開放。

(3)各環節系統整合以及宏觀體系與微觀企業ERP對接

①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系統的整合,一筆國際貿易業務從交易雙方進行磋商開始,到發貨、收款結束,其間經歷多個環節,各環節都有大量信息流傳送,但目前主要還停留在信息搜尋、客戶溝通等階段。

②宏觀與微觀系統的對接,完整的國際貿易電子化系統要使國際貿易流程在政府部門、不同企業之間實現安全順暢的過渡,實現完美的對接。也就是說,國際組織的協議和民間中介平臺需要和各國政府的貿易監管和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內的服務部門實現對接;而在企業內部,必須把電子貿易與企業資源計劃(ERP)管理有機結合起來。

二、國際貿易電子化的實現途徑

(1)加快技術創新

①與電子簽名密切關聯的電子商務談判系統的開發,電子簽名的一個重要應用是電子合同的簽署,但電子合同的簽署是與電子商務的談判密切聯系的,而到現在為還沒有一個完善的、可以在電子合同起草過程中使用電子簽名的電子商務談判系統。

②無紙貿易技術的研究,從技術角度看,無紙貿易是利用電子商務技術,主要是ED1技術所進行的貿易數據交換活動;從商務角度看,它是貿易鏈各個參與方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實現計算機應用系統之間標準化的業務數據傳輸和處理,以完成貿易活動中合同履約的全過程。

③物品編碼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首先,加強物品編碼技術標準建設。解決物品編碼混亂的問題首先應從標準建設入手;其次,建立國家動態商品編碼數據庫;最后,以大城市為突破口,推動商品編碼的廣泛應用。

④網絡交易安全技術的研發,網絡交易安全是一個有待不斷解決的問題。從目前情況看,需要著重解決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網絡信任體系的構建。隨著電子商務的廣泛推廣,我國網絡信任體系的建立己經成為非常緊迫的任務。二是網絡監控技術。網絡安全依靠強大的監控系統,網站交易行為的監控、第三方支付的監控、以及網絡游戲的監控都需要開發方便易用的技術。花是突發性事件的應急處理技術。

(2)完善制度保障

①完善相關立法,健全法律實施機制,其實電子商務在應用過程中遇到的很多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到一個法律確認的問題,一種新的技術形式、經濟形態,如果得不到法律的確認,本身將是缺乏穩定性、叮預見性的,這在法制意識強烈的現代社會無疑將是致命的缺陷。直到目前,無論是在國內貿易中還是在國際貿易中,都還未能制定一套世界公認的標準化的電子協議和電子信息格式,電子貿易仍缺乏規范的法律標準。

②通過有效的國際協調,建立電子商務協議,由于WTO協定中并沒有針對電子商務設計具體條款,電子商務在WTO貨物貿易協定、服務貿易協定、知識產權協定及貿易與發展等方面都有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要給電子商務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就需要為電子商務建立一套必要的多邊規則框架以有效地調整電子商務活動,把電子商務的機遇和潛力變成現實。

篇(6)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主體——跨國公司既是一體化的主要體現方式,生產國際一體化的載體,又是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隨著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快和明朗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企業面臨的不同選擇,出口或到東道國建立生產基地所應考慮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理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戰前的國際貿易理論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認定只有貿易才是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最明智的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則不被考慮,因此,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不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框架內衍生出來,其創始人海默在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前提下,提出壟斷優勢理論,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和利益分配,這一前提與戰前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前提完全不同。

被一些西方學者譽為“跨國公司理論之父”的海默在1960年開創性地將傳統產業組織理論應用于分析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海默發現:知識密集型產業最容易產生對外直接投資,追求高利潤率并非是其惟一的目標。他主張從不完全競爭及市場不完善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認為不僅國際市場,而且國內市場都是不完全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正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市場不完全性在商品市場表現為商品特異性、商標、特殊的市場技能或價格聯盟等形式;在要素市場表現為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資本市場上的便利以及受專利制度保護的技術方面的差異等,市場的不完全性還表現在規模經濟以及不同國家在關稅、稅收、利率、匯率上的差異等方面。市場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數企業擁有壟斷優勢,正是這些壟斷優勢的存在,使得部分企業可以跨越國界,克服跨國經營中增加的額外成本,在東道國與當地企業展開強有力的競爭。跨國公司具有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確保其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條件,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出發點。

從新要素論開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走向融合,新要素論對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論進行了擴展,特別強調“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在分析中,這一理論開始關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的關系。強調人力資本的理論認為,人力資本與貿易、許可證和國際投資有著密切的關系,國際投資實際包括人力資本在各國間的轉移,而貿易可能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資本)基礎上的產品出口,許可證的轉移也往往產生于某國人力資本的優勢;強調自然資源的理論認為,自然資源稟賦除了解釋國際貿易以外,還可以解釋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尤其是企業為了獲得原材料的供給而進行的向后垂直一體化國際投資,但新要素論仍然假定各國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各國之間則不存在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

二、對企業所做選擇的分析使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出發點統一于競爭優勢的分析

較早把對外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一體化的分析框架中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創立者弗農。他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一文,指出壟斷優勢理論并沒有徹底說明跨國公司為什么要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去占領市場,而不選擇產品出口或許可證形式來利用自己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壟斷優勢與工業區位相結合,在產品生命周期內考察了貿易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建立了一種動態的理論,系統地解釋了企業在出口、國外子公司生產和許可證之間的選擇,在產品的“創新”階段,企業具有選擇在國內生產的傾向,并通過出口貿易的形式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這是因為這一階段企業擁有壟斷技術且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很低,同時,產品尚未定型,國內生產可以不斷改進產品并保持同顧客和供應商之間的密切聯系;在產品的“增長”階段,出口商品的邊際生產成本加上運輸成本逐漸接近并超過進口市場的預期平均生產成本,國外仿制者出現。創新國家的企業到與本國需求類型相接近的國家投資設廠,以降低生產成本,鞏固和擴大其占有的市場份額;當產品進入“成熟和衰退”階段以后,企業所擁有的壟斷優勢已經消失,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的競爭,其結果是企業開始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轉讓其標準化技術,同時從國外進口所需要的產品。

1974年,弗農又發表了《經濟活動的選址》一文,引入“國際寡占行為”來進一步發展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他將產品生命周期定義為三個階段:一是以創新為基礎的寡占階段,弗農不再強調只有美國才是新產品的創新國,指出與以節約勞動力成本為主的美國新產品相比,日本的新產品以節約原材料為主,而歐洲的新產品則以節約土地和原材料為主。二是成熟的寡占階段。弗農強調跨國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如先發制人效應、示范效應等。三是老化的寡占階段。此時,進入障礙影響著創新企業的投資區位選擇。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強調一國由于技術創新而獲得的壟斷地位,國際貿易恰好發生在壟斷優勢存在的時滯期間,在此期間,技術領先國家大量出口產品,世界其余國家則對該國的一家企業或一項產業的發明進行模仿,隨著技術的傳播及其標準化,動態的技術優勢就會逐漸喪失,國家之間的生產函數逐漸接近,比較利益將偏向于勞動成本較低的地區,技術優勢來源于研究與開發所導致的發明、規模經濟、產品特異等方面;這樣,新古典貿易理論關于各國間生產函數相同的假定被否定,其理論分析的核心——技術壟斷導致的不完全競爭,正是對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基本前提的突破,加之它把宏觀層次的國家分析與微觀層次的企業分析相聯系的動態分析方法,使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分析方法出現了交叉。

在技術差異的來源分析方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也出現了與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相交叉的重大轉變,尤其與約翰遜、凱夫斯和尼克爾博克等人在發展壟斷優勢理論過程中的各種解釋極為相似:約翰遜和梅吉的“占有能力論”,強調信息(技術、知識)的專有性,即企業對信息所產生的成果的占有能力;凱夫斯的“產品差異能力論”強調產品的差異性即企業創造差異產品的能力;尼克爾博克提出了寡占反映論。他認為,由少數大公司組成的寡頭壟斷行業中,一個公司的行動會對其主要競爭對手產生直接影響,從而迫使它們很快采取類似的行動。此時,如果一家廠商率先到海外去投資建廠,其他的對手就會相距采取跟進策略;這不僅是為了獲得海外投資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為了保持競爭關系的平衡,鞏固競爭地位。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對跨國公司的研究使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找到了融合的銜接點,兩者融合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相似地,幾乎是相同的解釋變量說明了在現代國際經濟活動中,企業對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選擇。例如,無論發展出口還是投資,都需要依靠某種其它競爭對手所沒有的特定優勢來進行,這包括公司的技術與創新能力、生產“異質”產品的能力、研究與發展的實力、新產品開拓、企業規模、管理技術以及經濟效益等等。很明顯,現代國際經濟所面臨的市場結構是不完全競爭的,大公司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來利用和開拓它們的優勢,服務于外國市場可以用出口貿易的方法,也可以用直接投資或是技術轉讓的方法,其選擇標準是一組變量的比較和選擇。例如,公司所擁有優勢的特點和轉移性、國內和國外的控制和生產成本、出口貿易的成本等等。假如公司所擁有的優勢有較大的可轉移性,國外的控制成本比較低,而出口貿易的交易成本比較高,這樣的話公司有可能選擇直接投資。反之就用貿易的方法進入。

最早的關于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之間選擇的理論是曼德爾模式,他的基本觀點是:如果兩國生產函數相同,按照俄林的要素稟賦比率定理,可以得出國際投資與自由貿易是完全替代的關系的結論,曼德爾將資本的流動視為兩國資源稟賦量發生變動時,通過市場機制對資源進行再分配的結果。

赫爾希從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業對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的決策模型,該模型以比較簡潔的方式說明了企業在何種條件下選擇出口,在何種條件下選擇對外投資,即當企業國內生產成本與出口銷售成本之和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額外協調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技術喪失成本之和(類似許可證形式)時,企業將選擇出口貿易的方式參與國際經營;當國外生產成本與額外協調成本之和小于國內生產成本與出口銷售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技術喪失成本之和時,企業將選擇對外投資的方式參與國際經營。

該模型具有較強的綜合作用,實際上是對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重大拓展,加上了國家之間的區位因素,因而可對各種投資理論進行很好的解釋。

赫爾希的選擇模型提出后,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提出補充、修改和發展,其中以英國學者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最有影響,針對以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存在的某些局限性。鄧寧將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結合,形成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力圖對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完整的解釋,鄧寧主張在研究跨國公司時要引進區位理論,并與俄林的要素稟賦,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巴克萊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結合起來,創立折衷的方法和體系,因此,折衷理論的核心是強調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生產要同時受到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是三者整合的結果。鄧寧稱之為“三優勢”模式。

所有權優勢是指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一種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能夠補償國外生產所引起的附加成本和政治風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組織管理能力、金融和貨幣優勢。鄧寧同時指出:企業只有所有權優勢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將這些優勢內部化的能力。因為外部市場是不完善的,企業所有的各種優勢有完全喪失的危險。企業只有通過內部化,在一個共同所有的企業內部實行供給與需求的交換關系,由企業自己控制的程序來配置資源,才能使企業所擁有的壟斷優勢發揮最大的效用,才能保持壟斷優勢。區位優勢是屬于東道國所有的有利條件和資源稟賦,如果公司希望它能與自己獨有的能力結合起來,就需要在該地點直接投資建立生產設施。它解釋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問題。鄧寧認為,跨國公司擁有“三優勢”的根本原因是不流動的國家資源在各國間的非均衡分布和國際市場存在“缺陷”。他進一步指出: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具備所有權、內部化、區位三種優勢,而出口只需要擁有前兩種優勢,不一定需要擁有區位優勢。但如果只有所有權優勢,既沒有能力使之內部化,也不能利用國外區位優勢,那只有采用技術轉移的辦法。

雖然有學者認為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特色僅僅是平庸的折衷和雜燴式兼容,但我認為他的這種綜合使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了新的特色,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鄧寧全面闡述了投資國及其企業的競爭優勢,涵蓋了對外直接投資、貨物貿易和無形資產轉讓在內的各項跨國生產經營活動,既可以解釋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也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為了從動態角度解釋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聯系,并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其中心命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傾向取決于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該國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投資發展周期是指一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直至發展成為一個凈對外直接投資國的過程。鄧寧提出了“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減去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概念,并根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一國的投資發展周期劃分為四個階段,最終,得出結論:一國的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與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內部化優勢既可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促進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這取決于投資國和與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程度。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其“三優勢”的強弱,而“三優勢”的均衡決定了一國的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

在標準的投資決策理論中,跨國公司何時進行對外投資,可以通過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礎上的凈現值法計算加以確定。跨國公司還可以將外部的不確定性視為內生變量,通過某些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來分散所面臨的風險,梅耶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的選擇權理論認為:現在進行的投資相當于跨國公司購買了某種權利的選擇權,因此對現在投資進行評估時必須考慮這種選擇權的價值,現在的投資可以從未來可能的投資選擇中體現出其價值,即現在的投資相當于未來投資的一個“平臺”。20世紀90年代后,鮑爾曼和柯伽特等人將選擇權理論運用于跨國公司的戰略制定,形成戰略選擇權理論。該理論指出:在環境不確定的條件下,跨國公司決定現在不投資也許是更好的選擇,因為決定現在就投資意味著放棄了不投資的選擇權,而在某些情形中不投資的選擇權可能很有價值,投資的可逆轉性和投資的可推遲性兩個因素被引入到分析中。如果投資是不可推遲的且完全可逆轉,則跨國公司可以現在就決定投資:如果投資是可推遲的且是不可逆轉的,則跨國公司只有當現在投資所能獲得的凈現值大于為了獲得更多信息而推遲投資所帶來的凈現值時,才可決定現在投資,否則應決定推遲投資。

將戰略選擇權理論與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結合起來,在將不確定性作為外生變量的前提下,進一步探討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時機確定問題,認為投資的可逆轉性和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相關,投資的可推遲性與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相關。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完全可逆轉,那么跨國公司就沒有理由推遲凈現值為正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越強,則投資后變賣收現就越困難,對外直接投資的可逆轉性就越差。因此,較強的內部化優勢將提高在不確定環境下推遲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所帶來的選擇權的價值,即較強的內部化優勢提高了用“等待”來替代現在就投資的可能性。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越強,則在不確定的環境下通過推遲投資而獲得的選擇權的價值就越高,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可推遲性就越強。

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發表了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論著,他批評早期的對外投資理論忽略了對宏觀經濟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國際分工原則的作用。小島清認為,國際分工原則和比較成本原則是一致的,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對外貿易,也能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可以將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的綜合理論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這樣,不僅消除貿易和投資之間的摩擦,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活動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目標協調起來。他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亦稱為切合比較優勢原理一經提出,立即在理論界引起巨大反響。許多國際經濟學家、尤其是日本學者如小澤輝智等對此大加贊賞,并紛紛撰文沿著這條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使小島清理論進一步系統化。由于小島清分析的對象是戰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投資,這一理論又被稱為“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與“美國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相對。

小島清繼承了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傳統,引入宏觀經濟因素分析對外直接投資,他把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包括實物資產、技術等)來替代,使資本的范圍擴大到包含資產、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他認為,各國的勞動與經營資源的比率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了比較成本的差異,比較成本的差異使比較利潤率出現差異,因此,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可以建立在比較成本和比較利潤率的基礎之上。依據這一原理,一國應大力發展擁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出口該產業生產的產品,同時,縮小比較劣勢的產業,進口該產業的產品,這樣可以獲得貿易的利益。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從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對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創造和擴大了對外貿易。

上述理論指出不同的競爭優勢是企業決定對外直接投資還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礎,這樣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出發點就統一在對競爭優勢的分析上。

三、理論發展的歷史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完全融合是未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方向

縱向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橫向一體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被納入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不僅加速了兩種理論的融合,而且使國際貿易理論本身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它放棄了企業必須是國內企業的假定,允許企業擁有與使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企業的增值活動不同階段可以在不同的區位進行,不同的國家也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活動。企業行為被分成總部行為和實際生產行為兩大類型,總部行為包括研究與開發及其相關的信譽、商標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務;實際生產行為則包括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

20世紀90年代起,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逐漸成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此時,國際貿易理論越來越接近現實,許多傳統的假定被放寬或放棄,理論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產業或國家層次,而是力求將企業行為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與產業和國家層次上的資源稟賦差異,國際分工理論融為一體,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也不再局限于單個企業行為的分析,而更多地從產業或國家與跨國公司行為的結合上考察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使兩者的分析基礎及其基本結論日趨一致。波特的競爭優勢論充分體現了這個趨勢。

波特指出全球性產業意味著競爭者在主要地區或國家性市場的戰略地位從根本上受到它們全球總體地位的影響,所以公司必須在世界范圍內協調一致的基礎上進行競爭,他指出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的差別:“與國內競爭相比,在全球性產業中競爭出現了一些獨特的問題”。國家間要素成本的差異、國外市場的不同環境、外國政府的不同角色及目標、手段和監測外國競爭對手的能力的差別都影響著跨國公司的經營,所以,“全球性產業中的結構分析必須包括外國競爭對手、更廣泛的潛在進入者、更大范圍內的可能替代品、以及企業目標不同、企業個性不同、對戰略性重要因素認識不同的可能性。”

波特將產業部門視為基本的競爭環境,分析了它們的競爭優勢和競爭障礙。全球性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全球化經驗、產品歧異化、專有的產品技術及生產的可移動性;全球性競爭的障礙則主要包括經濟障礙、管理障礙及制度障礙。有些障礙是給全球性競爭帶來直接成本的,有些障礙不一定直接影響成本,但增加了管理任務的復雜性。

篇(7)

二、我國貿易貿易生態化及可持續發展中與國際貿易間存在的矛盾

國家經濟發展及全球經濟發展都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利用基礎上,來實現在各個國家區域之間資源與金融貿易的交流,在這種交流中來滿足各國人民的不同需求,使資源可以在全球各個國家中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實現對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促進。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國在國際貿易中應建立起生態化意識,采取相關生態保護措施。但是現今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下,我國經濟增長與國際貿易生態發展存在著比較突出的矛盾。通常情況下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破壞的基礎上進行的,目前我國國際貿易與生態化發展及可持續化過程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現今的國際貿易中,并沒有考慮到地域差異,使得很多國際的經濟和資源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國家之間的資源問題。尤其是我國,我國是資源出口大國,但我國實際自消耗資源量卻不及發達國家的一半,許多國家為了緩解本國資源壓力,即出于保護本土資源的目的,采取以國際貿易的方式進口資源,很多發達國家雖然資源消耗量遠遠高出發展中國家,但多數資源來自進口,本土資源并沒有過度的開發,而是儲藏了起來。我國正是資源的主要出口國,這導致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存在著過度開采本土資源而出口國外的現象,資源的過分開發,對我國生態環境產生了嚴重的破壞,這種做法并不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建設。經濟活動的基礎是自然資源,想要實現國際貿易生態化發展的基本條件是經濟與自然資源共同發展,重視生態環境保護,減少排放,減少污染,才是我國國際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目前我國資源的出口已經遠遠大于我國的自然資源供應,我國必須形成國際貿易生態化意識,國際貿易生態化不僅能實現自然資源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保護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三、我國國際貿易生態化及可持續化發展優化策略

(一)國際貿易生態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策略通過以上分析討論不難看出,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才是保障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我國應在國際貿易中應將生態保護作為主流,把可持續化發展作為前進的方向。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只有尊重生態環境的產品才能站穩腳跟,將生態環保融入國際貿易當中,生態化國際貿易,已經成為時展的趨勢,我國國際貿易發展過程中必須遵守經濟與生態化共同發展的根本要求。

(二)對國際貿易中的各個環境嚴格監管想要有效實現我國國際貿易生態化可持續發展,法律規范適當的監督控制必不可少。我國必須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協調完善國際貿易生態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通過法律監督控制國際貿易生態化發展。制定相關規則,對國際貿易中各個環節進行管理,明確責任分配,加大對有害產品的流通控制,對有害物質進行嚴肅打擊處理。維護我國生態環境,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化發展建設目的。另一方面,發揮政府部門的職能,加大對企業控制和監督力度,避免企業生產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三)適當控制資源開采目前我國在世界上屬于資源短缺國,很多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資源是有限的,如果過度開采,那么未來,子孫后代難以生存,想要保障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化發展,控制資源開采勢在必行,過度的資源開采會對生態系統產生嚴重破壞,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必須意識到這一點,適當控制資源開采,降低資源出口量。

篇(8)

世界范圍內對文化產品的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貿易已經成為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新的競爭領域。

一、“文化產品國際貿易”的基本概念綜述

(一)政府機構的界定與分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收支手冊中,對國際文化產品貿易有這樣的描述:居民與非居民之間,有關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交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4―2003年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的國際流動》報告稱文化產品一般是指傳播思想、符號和生活方式的消費品。它能夠提供信息和娛樂,進而形成群體認同并影響文化行為。文化產品包括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將文化產品分為核心文化產品及相關文化產品。WTO三大協議中沒有獨立于經濟貿易規則外的文化貿易規定。文化貿易的相關規則大都包含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服務貿易總協定》涉及的服務范圍十四個大類,其中與文化貿易有關的有七類。

(二)學者的界定與分類

關于國際文化產品貿易的概念,國內外的文化學者、經濟學者、政府官員及業內人士沒有一致性的描述。Van Grasstek(2005)從概念上講,可交易的文化實體可被定義為能生產或分配物質資源的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能通過音樂、文學、戲劇、喜劇、文檔、舞蹈、繪畫、攝像和雕塑等藝術形式娛樂大眾或激發人們思考。這些藝術形式,有的能以現場表演的方式(如音樂廳和舞臺劇)展示給大眾,有的卻是先被存儲記錄下來(如在壓縮光盤里)再賣給大眾。高潔(2005)認為文化貿易主要是指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文化產品(Cultural Goods)和文化服務(Cultural Services)的貿易活動。周成名(2006)認為文化產品貿易屬于國際貿易中的一種特殊的服務貿易,它是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貿易活動。文化產品不僅具有商品屬性,同時也具有精神和意識形態屬性。李懷亮、閆玉剛(2007)指出國際文化產品貿易是指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進行的以貨幣為媒介的文化交換活動,它既包括有形商品的一部分,例如音像錄音制品、紙制出版物等,也包括無形商品,例如版權、關稅等。有些學者把文化產品貿易分為硬件貿易和軟件貿易。一般來說,文化硬件指用來生產、儲存、傳播文化內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態載體,如攝影器材、游戲和娛樂器材、藝術創造和表達的工具等;文化軟件則指包含文化內容的產品和文化服務,包括廣電節目、電影動畫片、印刷出版物、視聽表演藝術、載有文化藝術內容的光盤、視盤和多媒體、娛樂、會展等。

二、關于文化產品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綜述

(一)關于傳統理論對文化產品國際貿易適用性的研究

1、從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對文化產品國際貿易進行解釋

對普通的跨國商品貿易,人們通常傾向于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乃至赫克謝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為分析工具。但由于國際文化貿易格局的復雜性,不同學者采取了不同的理論來解釋。李懷亮(2003)從偏好相似理論解釋文化產品進口和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個國家的趨勢。邱繼洲(2005)利用比較優勢理論對國際文化貿易的分析,認為由于發達國家早已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第三產業成為了創造財富的主要手段。借助于網絡化和信息化手段,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進一步升級,文化產業的異軍突起就是第三產業升級的表現。在國際文化產業的發展中,發達國家具有資金、技術、創意上的相對優勢,從而可以拉開與發展中國家文化產品的價格差異,價格差異會導致文化產品由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龔曉鶯(2008)認為文化產品是典型的異質產品。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是中高檔消費品,某些文化商品和服務甚至是奢侈品,具有較高的需求收入彈性。文化背景相似的兩個國家的消費者容易理解、接納、欣賞來自對方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所以國際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貿易也呈現出產業內貿易的特征。還有學者利用波特的競爭戰略理論解釋文化產品的國際貿易。韓駿偉、胡曉明(2009)從產業融合理論進行解釋,認為傳統文化產業和新技術、新服務、新產業的融合創造出的產品往往具有較高的附加值,既可以作為傳統文化產品的補充,也可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不同偏好,擴大了消費群體。

2、從文化理論對文化產品國際貿易進行解釋

文化產品貿易實際上是產品和服務背后隱藏的文化。季羨林(2001)提出“文化交流論”,文化具有交流的本質。恰恰是這種交流,使不同文化群體間產生了對不同文化的需求。國際間的文化貿易,就意味著不同民族、國家的人對不同的文化存在需求。白玲、呂東峰(2001)提出文化互補理論,文化互補理論有兩個前提: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文化是不同的、人是有好奇心和探知欲的。不同國家生產者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樣的,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即使是同一產品,仍然存在文化差異,這一差異永遠存在。金元浦(2003)提出文化多樣性原則,文化的價值超過商業價值,傳遞著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反映一國和公民的多樣性。因此一些歐盟成員國在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中成功運用“文化例外”來拒絕文化服務的自由化。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文化政策促進發展政府間會議”,提出《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指出文化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

(二)關于文化產品國際貿易成因的研究綜述

1、從意識形態角度對文化產品國際貿易成因的研究

Nordnesrtneg和varis(1974)發現美國主導了電視節目的國際貿易,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也是領先者。Katz和Wedell(1977)把文化產品國際貿易現象與陰謀論連結。Hermna(1990)認為,僅由少數大國控制國際信息,稱為“文化帝國主義”或“新電子殖民主義”。Mhaamdi(1992)指出,現今帝國主義的完成不是靠剩余價值的獲取或對產物的索求,而是由特定國家對其他國以免費或低價方式傾銷媒體產品。siune和McQuail(1992)認為,相對說來較小的國家比較會有國家文化獨立喪失的危機。

2、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品國際貿易成因的研究

Widlmna和siwke(1988)認為,較大規模的投資,會使其所生產的影視節目對觀眾來說具有較大的內在吸引力,也就會使其生產者在國際競爭中具有比較明顯的優勢。Hoskins、Mirus和Rozeboom(1989)三人引入文化折扣這一概念。Hoskins,McFadyen和Finn(1997)提出文化產品具有共享性、文化折扣和外部效應。Gunther G、Schulze(1999)認為文化產品貿易不是大工業化的生產,差異性的小規模文化產品貿易會存在發展。李懷亮(2003)認為規模經濟是美國文化產業領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不同的文化折扣導致了中美文化產品和服務貿易的巨大逆差。Mah.Furuya(2005)認為文化、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接近是影響媒介和文化產品全球貿易的主要原因。

3、從社會學角度對文化產品國際貿易成因的研究

Sinclair,Jacka和cunningham(1996)認為,基于文化和地理的相似性發展了重要的區域市場。HvaneS(2003)強調人際關系、制造“議論”和展示自己的公司品牌帶來交易的成功。Bielby和Harrington(2004)指出,一個節目的美學要素只有與觀眾的情感發生共鳴,才能使節目獲得經濟上的成功。

三、評論與展望

目前文化產品貿易理論還在發展之中,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首先,文化產品作為特殊的商品,其貿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到意識形態、文化安全。因此有必要從文化學、人類學、國家安全、經濟學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其次,對文化產品貿易的界定,不同學者、機構各不相同。對文化貿易的研究也剛剛興起,從而導致劃分標準不統一,數據缺乏。因此有必要建立普適性的劃分標準,并進行定量研究。第三,文化產品種類、文化貿易方式等不斷出新,文化產品的價值鏈實現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

參考文獻:

①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CPC),ver.1.1,unstats.省略/unsd/cr/registry/regcs.asp?C1=16&Lg=1&Co=96,訪問時間:2008-8-1822

②UNESCO.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資料來源:UNESCO網站

篇(9)

國際文化貿易以圖書、音像制品、海外演出、電影等服務類的文化貿易為內容。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化貿易的形式和種類也逐漸在向多樣化方向發展,促進國際文化貿易的成功案例也越來越多,很多都進入了商業化運作階段[4]。例如:中國的雜技、戲曲和功夫經過多年的宣傳和推廣,已深入海外市場,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尤其是中國功夫中的河南嵩山少林寺表演的大型武術片,得到了國外各界人士的歡迎和贊嘆;在海外知名盛會柏林電影節、好萊塢電影節、戛納電影節上,中國影星亮相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女子十二樂坊”以時尚化的包裝表演為形式,不僅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傳統精美的民族樂器,而且還向全世界弘揚了中國的民樂、傳播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樂隊分別在東南亞、美國、加拿大舉行大型演出,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反響,接著又在國外的主流電視頻道上播放錄像,還以DVD的形式在歐美市場上發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姚明雖然是體育界的明星,但他在扮演傳播中國文化的角色上,作用依然十分明顯。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中國國際文化貿易前景十分廣闊。

(二)國際文化貿易的資源優勢十分明顯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多樣的民俗特征。這些歷史文化和民俗特征為我國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和條件。表1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數量就足以說明我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資源優勢十分明顯。截至2011年底,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排名上,中國位例第二,擁有42項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說明我國擁有較好的開展國際文化貿易出口的資源優勢和潛力,如何利用和開發這些資源優勢,將我國的自然遺產用文化的表現形式推向全世界,是當前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和今后發展的主要方向。

(三)國際文化貿易出口地區狹小

由于語言、傳統文化以及生活習慣的原因,我國文化出口的地區主要是香港、臺灣、東南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歐洲。這些地區是華人聚居的主要區域,海外華人對于中國本土的文化具有自然的親和力,也更加容易接受。以中國圖書版權為例,2010年中國一共對外出口圖書版權3600種,輸出地見表2。輸出地前5位的依次是東南亞地區、臺灣、香港、美國和加拿大。這5個地區的圖書版權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67%左右,說明我國在對外文化貿易的輸出地區上過于狹小、過于集中,中國的文化出口依舊以本土化為主,國際化的道路還很漫長。

(四)國際文化貿易存在著巨額的貿易逆差

由于長期文化貿易發展的滯后,國際文化貿易在進出口金額上,逆差現象很明顯[5],詳見表3。從表3中可以看出,中國國際文化貿易存在較大逆差,這與我國物資貿易順差形成了鮮明對比,從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和綜合國力來看,這種文化貿易的逆差顯然不合理。

我國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的作用

(一)發展國際文化貿易讓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

一個成龍、一個李連杰、一個姚明對于傳播中國文化遠比上一百堂文化課要生動。而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恰恰可以起到這一作用。如今姚明雖然已經退役了,但他作為承擔中美文化交流橋梁的作用始終沒有停止,而中國的燦爛文化也需要有更多像成龍、李連杰這樣的名人通過其自身的形象宣傳來實現傳播。

(二)國際文化貿易可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化貿易將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有關文化貿易的產業是一種新興產業,具有排放污染物少、耗費資源少的特點。這正好符合我國目前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有助于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帶動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形成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熱點,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綠色經濟產業[6]。

(三)發展國際文化貿易有助于增加我國的就業崗位

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我國也存在著就業難的問題。如果大力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因該產業工作崗位的需求量很大,可以極大地緩解就業難矛盾。媒體、出版、文化傳播等行業正逐漸取代原有的金融投資行業,成為新一代年青人就業的首選職位,這不能不說是對我國經濟強有力的貢獻[7]。國際文化貿易需要更多的文化產業來支撐,這種新興行業由于發展時間較短,正需要有更多的人才來從事這一行業,特別適合剛畢業的大學生進入該行業,發揮年青人的想象力和創作力。同時,文化產業也需要有大量普通的生產經營者來生產、經營和服務,這也就為我國大量的普通勞動者提供了廣闊就業空間。表4是關于發達國家從事對外文化貿易的從業人員數據,足以說明我國和文化貿易強國之間的差距。從表4中可知,美國從事對外文化貿易的人數達到了500多萬,占本國就業人口的比例達到8.6%。目前我國從事文化貿易的人員大約有1000多萬,僅占全部從業人員比重為1.52%,有很大上升空間。

(四)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可以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

文化貿易承載著我國的文化理念、文化價值和文化追求,可以很好的反映文化軟實力。我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扭轉文化貿易逆差,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就必須加快發展文化貿易,增強我國文化的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影響的日益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更加關注,了解中國文化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我國所承載的國際期待和國際責任明顯加重,迫切需要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推動更多的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不斷增強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力,增強我國文化的軟實力[8]。近幾年,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筍般誕生了100多所孔子學院說明了不僅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在走向世界,中國文化的名片也正在走向全球,這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崛起。

(五)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可以提高我國的居民素質

人力資源的發展是我國居民財富的終極基礎,資本和資源都是經濟中被動的因素,人才是主動的因素。居民素質的高低是衡量我國綜合國力最重要的一個指標,也是和他國競爭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我國重要的寶貴財富,居民素質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當中可以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9]。隨著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也加速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政府可以利用中國傳統文化加強對國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質,引導居民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因此,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可以提高居民素質。

加快發展中國國際文化貿易的路徑

(一)加強對文化產品翻譯的投入

我國的許多文化產品出口遇到的最明顯困難是緣于作品的翻譯費解,外國人不理解作品的內涵和意義。由于國際翻譯費用較高,國內很多公司和機構只是請非專業人士進行簡單翻譯,導致了不少文化產品不被外國人所理解。今后應該在財政上加大對文化產品翻譯的投入,通過使用國際化的語言,使我國的傳統文化走向世界,讓全世界消費者都能容易理解中國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增加文化貿易出口的可行性。還可以在國外設立傳播中國文化的機構,讓國外居民能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激發他們追求中國文化的興趣,同時也幫助外國人理解中國文化提供相應的背景。

(二)將文化產品出口至經濟實力較發達的國家

發達國家由于在經濟實力上有一定的優勢,為此,在加快發展國際文化貿易的道路上,可以加大對發達國家的文化供給,把我國的文化更多的出口至發達國家。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世界各國人民都想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文化,發達國家的人民也不例外,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更多財力,有條件通過進口中國的文化來實現這一愿望,而國內文化產品和服務正好符合了他們的好奇心。當然,在把我國的文化出口到發達國家時,應當注意方式方法,可以采用與發達國家合作的方式進行,在國外找到合適的經銷商作為合作伙伴,通過合作伙伴把我國的文化出口到發達國家。例如,中央電視臺就通過與時代華納的合作成功進入美國紐約、舊金山和休斯頓的有線電視網與飯店網路中,在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注重專業人才的培養與發展

加快發展我國國際文化貿易,需要大量優秀的專業人才。目前我國從事國際文化貿易方面的人才在數量上十分短缺,質量上也有待提高。首先,從國內高校來看,設立國際文化貿易專業的學校還不是很多,很多在從事國際文化貿易方面的人才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國內高校應加強開展國際文化貿易專業的建設,加快中國國際文化貿易專業人才培養的步伐。其次,還可以將中國從事國際文化貿易的人員送到國外去學習,并且要適當引進國際市場上的文化貿易人才,間接提高中國國際文化貿易人才的培養與發展。

(四)加大國際文化貿易的創新力度

加快中國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離不開創新,無論是在管理體制方面、投融資方式方面還是在技術方面,都需要加大創新的力度。管理體制方面,國家應制定相應的政策鼓勵創新,把國際文化貿易的創新當作一項大事來看待;投融資方面,也應該加大國際文化貿易的創新,可以借鑒美國的先進做法,實現文化貿易投融資渠道的多樣化,利用現代經營的股份制,金融信貸等方式加快我國國際文化貿易的發展,鼓勵民間資本也參與進來,華誼兄弟的成功上市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僅如此,還要鼓勵經營國際文化貿易業務的企業到海外上市,獲取更多的資金支持;技術方面,可以利用3D電影、4D電影和數字電影、開拓衛星傳輸信號、數字化裝備、寬頻系統的方式來加大宣傳我國文化,從而使我國文化產品在進入國際市場后更具競爭力。

(五)打造文化國際品牌

篇(10)

(一)電子商務有效促進了國際間貿易模式和營銷方式的改變以往的國際貿易活動,進行每一筆交易不單單需要借助比較固定的交易場所、訂貨會或者是產品的會,而且還要借助不斷進行的面對面的談判協商,要求有許多實物單據以及各種各樣紙制文件等等。隨著國際貿易方法的改變,已經促生了一種比較全新的市場營銷的方式,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電子營銷,眼下這種營銷方式正在現代化的國際貿易活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電子商務有效地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管理與監管方式發送改變利用電子商務提供給人們的交互式的網絡運行模式,能夠為我國的國際貿易提供各類市場信息比較完善的市場大環境,借助國際貿易世界經濟的運行紐帶已經達到了跨國界的資源與各類生產要素的合理化配置,使得市場機制能夠在全世界的范圍內得以充分地發揮出實際作用。在電子商務的無形化和網絡化雙重作用之下,世界各國也在國際貿易監管模式上開展了大量的創新,尤其是在關稅的征收、海關的監管以及進出口的檢驗等諸多方面,一定要能夠盡快地適應電子商務技術日益發展的迫切需要。

(三)大力開辟了全球化商業活動有效運作的新空間電子商務技術是建立于互聯網技術基礎之上的一種虛擬化交易市場。這種市場雖然和傳統的市場有某些共同性的本質內容,但是它已經遠遠突破了傳統市場受地域限制的局限,使得全球能夠把信息網絡作為一種紐帶連接成為一個有機統一的大“市場”,和商品與服務等相關的信息可以在全球的范圍內得以充分、準確的散播,從而大大地減少了進出口貿易雙方信息具有的不對稱性。和電子商務技術快速發展的趨勢相適應,世界范圍內的公司借助自身在各個不同領域具有的優勢地位,憑借現代信息的技術和其他有合作的公司結合成為一種公司網絡,進而實現了所有單個公司都不能夠提供的市場功能。

(四)進一步加劇了國際貿易過程中的避稅問題互聯網技術的全球性、無國界性以及高科技性在不斷促進我國國際貿易飛速發展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為某些企業的避稅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首先,企業能夠借此在全球范圍內尋找避稅的基地并且建立分公司,憑借互聯網技術把產品的具體開發、設計、生產以及銷售等“合法”地分布在世界的各地,就可以成功地逃避應該依法繳納的稅收。其次,隨著我國銀行網絡化與電子支付系統的日益完善,某些公司充分利用電子貨幣在能夠避稅的地域開設自己的資金賬戶,開展其他類型海外投資的業務,對于稅收的管轄權的選擇更加靈活。再次,加密類技術的不斷發展也加大了我國國家稅務機關實時準確掌握我國納稅人的身份與交易信息的難度,不能夠有效掌握交易人的交易時間情況與交易的數字,很難確保其經營活動始終服從稅法的管轄。

(五)拉大了不同類型國家之間在貿易活動過程中獲益的差距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比較強、技術比較先進以及電腦網絡設備的普及率比較高,再加之企業人員的素質比較好,因此在具體實施電子商務方面,很多具有先入為主優勢的企業占盡了市場的先機。

二、我國發展國際電子商務的對策

(一)加大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規模和力度如今,我國的企業自己沒有完備的配送體系,這就導致不能夠確保配送網的實際覆蓋率,進而就不能夠有效保證交易活動的速度與準確性,企業的信譽也就不能夠得以保障了。這些因素將會直接性地致使我國的電子商務和國際貿易發展所帶來的良好機遇失之交臂,從而導致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所以,加速我國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規模和力度,不斷建立與健全全國的外貿專用信息網絡,有組織和有計劃地不斷推進我國的外經貿相關行業和部門實現與國際的貿易信息網以及聯合國的貿易信息網絡的有機聯合。

(二)建立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當中電子商務技術應用的調理的相關法規,是有效保證我國電子商務實現規范化發展的一個前提條件,加速現行有關法律的改善進度,不斷地建立與健全稅收、關稅、版權、專利以及消費者權益等諸多方面的相關政策法規,要制定并且盡快出臺健全的新型貿易法規,不斷引導我國電子商務相關行業和部門能夠進行自我規范、自律和完善,有效構建起一種和政府的法規相吻合的電子商務的法律框架理論體系。

(三)加強網絡信息安全管理我國電子商務行業的相關部門一定要能夠組建起一支比較專業的安全技術的研究團隊,能夠始終全身心地投入到不斷解決電子商務相關安全性問題中去,另一方面能夠借助電子商務與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而實施改進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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