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對于前輩們的學術貢獻，我曾經在拙文《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其展望》中做過初步論述，在此從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新發展》為題，對現狀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國福州舉辦第一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來，已歷時18年，每兩年一次的盛會識新朋會舊友，話學術敘友情，如今已迎來第十次聚會。作為18年歷史的見證者，我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人才成長、學術發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從事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學者人數逐年增多。學術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結構較為合理的學術梯隊。

學術研究事業的發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研究人才才能促進學術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記得當第一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福建師范大學召開的時候，參會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召開時，出席會議者達78人，其中中方學者52人，日方學者26人。如果說研究者人數的大幅增加，只是從“量”的方面體現了研究隊伍壯大的話，那么，從老中青研究者學術論文研究議題的擴展、內容的豐富、水平的提高，就更體現了研究成果“質”方面的超越。由此，我們就可以增強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學者，蒲生鄉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張前、陳應時、俞人豪、孫玄齡、增山賢治等人如今都已成為研究成果豐碩、學術造詣深厚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優秀學者。例如：蒲生鄉昭《日本古典音樂探究》、張前《中日音樂交流史》、陳應時《中國樂律學研究》、王耀華《三弦藝術論》、《琉球御座樂與中國音樂》等，都已經成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領域頗具影響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呂錘寬、趙維平、周耘、馬達等，當年的青年學者，經過18年的研究實踐，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研究經驗，創造了優秀的學術成果，已經成長為成熟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者。他們中出現了眾多的優秀論著。

這18年來，出席歷屆會議的許多研究生導師，都將自己的博士生、碩士生帶來參會，使這些學生在學術交流和實地音樂考察中成長，甚至于在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領域里尋找學位論文的題目，由此出現了周耘、劉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孫寧寧、劉銀貞、許志斌、王翠、毛丫、長嶺亮子等人的博士學位論文或較為優秀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學術成果，得到學術界的肯定，有些已經成長為該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后兩類的中青年學者絕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學位，接受過比較嚴格的學術訓練，掌握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具備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寬厚的基本知識，專業起點比較高，我們相信，經過不斷的持續努力，他們一定能夠取得學術質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內容——傳統研究領域進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領域屢有開拓。學術成果豐碩，研究水準不斷提升。

縱觀18年來的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史學、樂譜學、樂器學等傳統學術研究領域，不僅得到了繼承，并且不斷深化。

對中日音樂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邊尚雄、岸邊成雄和瀧遼一等先生在上世紀前半葉開創、后半葉得以發展的學術領域。自1995年以來，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和各種刊物中，都有為數眾多的有關本領域的文章。例如，趙維平、賀星、張前、袁靜芳、蒲生美津子、平間充子、蒲生鄉昭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古代在宮廷音樂、催馬樂、雅樂與唐代大曲、雅樂與燕樂、樂曲《放鷹樂》、《蘭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較為深入的論述。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楊民康、管建華、塚原康子、葛西周、過本香子、新掘歡乃等人的諸多論文，將研究視域從古代轉向近現代、當代中日音樂交流史和交流現狀。其中，周耘、楊長安的某些論文直接將視域投向當今音樂生活，起著以研究來參與和干預現實音樂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學者林謙三先生是對遺存于日本的中國古代樂譜進行解讀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譜的研究》、《琵琶譜新考》等眾多論文為該領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和這18年來的各種刊物上，也有許多學者發表了關于該領域的研究論文。如：陳應時、應有勤、澳大利亞學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別發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說”為新的節奏翻譯方法，或者對“掣拍說”進行論證和爭議，這都有利于將古譜的解譯研究引向深入。

對于中日兩國樂器的歷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謙三曾有《東亞樂器考》等、三谷陽子有《東亞琴箏的研究》等、東洋音樂學會曾出版《琵琶音樂研究》等，成為成果頗為豐碩的傳統研究領域。近十八年來，與琴、箏、琵琶相關的研究領域也有了新的進展，新出現了俞人豪、閻林紅、符麗琴、林月里、楊寶元、余明、朱佳、何麗麗、余丹紅、鄭瑞貞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傳統箏音樂的歷史與形態、箏人、箏曲演奏技巧、傳統箏的樂律體系、箏曲結構與藝術特點，琵琶的樂器學問題、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譜、中日琵琶音位發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發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與中國琵琶的流派等進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不斷有新的論文出現之外，中國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的尺八專題研討會和近年來出現的新論文，都正在將該領域的研究不斷引向深入。應有勤、王建欣、鄭榮達、趙維平、劉正國等人的論文，對中日尺八的歷史及形制異同、正倉院藏樂器尺八、賈湖遺址出土的“骨龠”與日本尺八源流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雖然見解頗有歧義，但是都在認真探索，將中日尺八關系的研究逐漸引向深入。

還有學者以樂器壁畫為基礎在從事音樂圖像學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區考察壁畫中的音樂繪制情況，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樂關系的傳統研究領域之外，近十八年來，在音樂形態、樂種比較、宗教音樂、音樂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較大的進展。

在音樂形態研究方面，陳應時、鄭榮達、吳國偉、胡企平、劉富琳、裴雅琴、金城厚、莊永平、馬塞達、呂洪靜、修海林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音樂的樂律、宮調、旋律特點、音樂結構等作了論述。

許多論文對明清樂、琉球音樂等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樂研究方面，出現了鄭錦揚、徐元勇、樋口昭、錢國禎、楊桂香等人撰寫的有關明清樂源流、曲目、樂器、樂譜等的研究論文。在琉球音樂研究方面，王耀華、呂錘寬、劉富琳等人的論文，分別對琉球御座樂的復原研究、《福壽歌》、《鬧元宵》、《四大景》、《一年才過》、《天初曉》、《清江引》、《急三槍》、《紗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證、日本琉球音樂對中國曲調的受容、變易及其規律性、琉球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受容變易的三種類型、臺灣北管樂與琉球御座樂之比較、組舞·能·中國戲曲之比較等進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樂關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豐富，研究漸趨深入。出現了周耘、巖田郁子有關黃檗宗聲明諸多方面研究。楊民康嘉雍群培關于中國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樂比較研究、新掘歡乃對嚴密流詠歌、日本聲明進行研究等的許多論文。

中日音樂教育的比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來引起較多學者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既有上世紀初日本音樂教育對中國音樂教育的影響研究，也有對中日音樂教育現狀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比較研究，涉及中日音樂教育歷史、大中小學各個層次的音樂教育、課程標準、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出現了張前、汪毓和、王安國、馬達、馮蕓、尾高曉子、孫玄齡、伊野義博、趙琴等人撰寫的相關論文。

三、研究方法——經歷了以文獻學為特色、比較音樂學方法的運用.到重視實地調查、“文化脈絡中的音樂研究”。再到電子計算機的開發利用、多視野多學科多方法結合的變遷，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探究創新。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上個世紀的前半和中葉，田邊尚雄、林謙三、岸邊成雄等老一輩研究家，有著扎實而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因此，在他們的研究中，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為他們得心應手的重要基礎。尤其是岸邊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樂史的研究過程，實際上就是音樂史料學學科建設的過程，用東方所特有的豐富的典藏文獻來為當時的比較音樂學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同時，他們也以開放的心態運用歷史意識、實證方法，用世界音樂的視野來研究日本音樂。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的一批中國音樂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國的國際友人的支持，能夠走出國門，到國外去進行實地考察，因此，從這一時期開始，深入現地調查，不僅研究音樂的特點，而且追尋產生該音樂特點的文化緣由，也就是“文化脈絡中的音樂研究”成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內人”“局外人”雙視角相結合的方法、多學科多視域相結合的“多重證據法”等，推動了中曰音樂比較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進入本世紀以來，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開拓。例如：在運用文獻研究法時，不僅運用一種語言的文獻，而且同時對兩種或者三種以上語言的相關文獻進行考查，使資料更為全面，論證更為充分，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更為可靠。如蒲生鄉昭《外國人對早期三味線的記錄》，除了運用日語文獻之外，還運用了中文、葡萄牙語、英語等多語種文獻資料，以探尋早期三味線的蹤跡。

又如：實地考察，不滿足于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考察，而是像《亞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樣，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亞、中國、日本的實地調查為基礎，對用狀聲字來記錄打擊樂的口唱歌、鑼鼓經這種記譜形式進行綜合比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將視野投向音樂研究中對電子計算機的運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類似性的計算機處理》一文中，介紹了他與坪井邦明、松島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開發的處理旋律類似性的“歌詞音列法”計算機軟件及其運用。矢向正人在《計算機對長唄譜的認識》一文中，報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計算機記錄長唄譜的實驗結果，他開發了名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電子計算機軟件，該軟件既能記錄長唄譜，也能記錄其它傳統音樂的樂譜，而且還有開拓國際標準的傳統音樂記譜法的廣闊前景。

綜上所述，18年來，以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代表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事業在蓬勃發展。人才輩出，正在形成年齡結構、知識結構合理的學術梯隊：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和深化，研究水準不斷提高；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篇（2）

本文圍繞著東亞文化圈與漢字這一論題，再次強調漢字在東亞文化圈中的作用。

漢字雖然是語言學領域的概念，但它將滲透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其它各個廣泛領域里。漢字作為傳遞文化信息的主要載體，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邊緣國家，形成了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又在這些國家的文字系統中以多樣而復雜的語言形式發展下去。

一、東亞文化圈

（一）東亞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論是德國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與奧地利學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來的。根據他們的敘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個文化圈，每個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質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內；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邊緣（文化收容區）這兩個要素構成；

③核心影響邊緣，邊緣反過來作用于核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諸多要素的影響，核心與邊緣的位置有可能會置換；

中國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3]稱文化圈是一種‘文明系統’，系統中的諸多國家享有基本共同的傳統文化屬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現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強調同質性的同時，也不能完全否認它的異質性。

東亞文化圈即屬于地域概念，也屬于語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漢字文化和傳統儒教文化影響的亞洲東部一些國家。東亞文化圈的地理范疇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其邊緣地區包括越南﹑日本﹑韓國、朝鮮等地區。東亞文化圈不是由單純的政治或者軍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環境為優先條件，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關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產物。

（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東亞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大概有著五千年的歷史，經歷了起源﹑形成﹑發展﹑中衰以及裂變、興起等階段。它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演變過程也是以深厚的歷史﹑政治﹑文化等背景為基礎。

東亞文化圈起源于中國的華夏文化，后來漸漸擴展到周邊國家，并與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國文化，邊緣文化是越南﹑日本﹑韓國、北朝鮮等地區的文化。東亞文化圈的發展過程既是中國文化不斷向周邊擴展和被接受的過程，也是其他地區的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并不斷深化和豐富整個東亞文化圈的過程。

19世紀中期，西方文明給東亞文化圈帶來劇烈的沖擊，作為核心地區的中國以及邊緣地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的日本迅速地擺脫了邊緣地區的位置，通過吸取西方文明主義的道路以和實施野蠻的軍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華強教授[1]指出，東亞文化圈在近生的兩次裂變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變是日本侵占琉球﹑臺灣和吞并朝鮮半島而導致的，第二次裂變是日本發動全面的和太平洋戰爭而引起的。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戰爭給東亞文化帶來了莫大的物質以及精神損失。在戰爭結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經過兩次重大裂變之后的東亞文化圈發生巨大變化，它需要建立一個嶄新的東亞共同體。

二、東亞文化圈與漢字

談到東亞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漢字。因為盡管東亞文化圈里有漢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諸多共同要素，但漢字始終作為文化積淀﹑傳承和交流的主要載體，承擔著不可欠缺的歷史任務。它在東亞地區所擔當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從古代中國的儒教與佛教傳播到邊緣地區，到人們解讀和精通這些儒教和佛教書籍，都是要靠漢字作為載體；

第二﹑邊緣地區為了建立自己的語言文字體系，借用大量漢字來標記本土語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統里；

第三﹑日本和韓國等地區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漢字來翻譯或創造一些新文化用語；

第四﹑在現代社會里，漢字仍然在東西方以及東亞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中起著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產業鏈交流，首先就需要進行大量專業用語的翻譯工作。

第五﹑另外，從提高人們的知識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來講，仍有必要在東亞各地區堅持漢字教育。

漢字在東亞地區的文化交流中起著如此非凡的作用，與它自身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如上所述，漢字屬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際（大約在公元前17世紀前后）就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統，源頭是河南安陽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塊字形是漢字最突出的個性之一，它的每一個音節都具有獨立的意義，使人們很快就能記住并適應漢字。而且漢字的形﹑聲﹑義三者在方塊字中形成一種完美的結合，造字方法非常獨特。漢字除了這些構形方面的優點，還具有超越空間和時間限制的特點。這些都為漢字負載豐富的文化信息，鋪墊了良好的基礎。每一個漢字都是廣義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無文字時代的文明信息，又蘊含著有文字時期文明進化的韻律，體現了多維的價值。東亞文化圈的復興之路也是實現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道路。這條路雖然比較坎坷，但有了漢字這一強有力的武器，就見到了一線燦爛的光明一樣，它的前途也是無量的。

每個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歷史階段和發展過程，‘東亞文化圈’也應遵循這個原理。‘東亞文化圈’一度崛起﹑發展，又由于各種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現過裂變時期。隨著“東亞文化圈”的發展和變遷，漢字也在東亞各地區有了不同的發展和演變過程。東亞文化圈與漢字是兩個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韓日兩國為對比研究對象，考察漢字在這兩個國家的傳播、接受以及應用與發展情況。筆者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韓日兩國的漢字傳播階段、接受形式以及相關文字政策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三、漢字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接受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語素音節表意性的書寫體符號，給東亞各地區文字系統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不菲的貢獻。在韓國和日本等地區處于無文字時期的時候，漢字作為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長期借用下去，并充當著標記各民族語言的作用。權強在自己的研究論著中闡述古代東亞世界的定義時，特別強調了漢字的作用。他稱“古代東亞世界是指以中國的漢字作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幾個要素的東亞地區，其中包括韓國和日本[1]。”漢字傳播時期，東亞各地區的書面語和口頭語還處于互相分離的狀態，只有皇族、貴族以及官僚等少數階層才能獲得接觸和學習漢字的機會。由于崇拜先進、發達的中國文化，漢字很快就成了文化傳播的媒介，之后又成為了東亞各地區的通用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體現了文化的優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還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權力關系。圍繞著中國王朝的權威以及以古代中國的冊封關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里，中國往往是東亞各地區爭先想靠近的對象。有關東亞地區漢字傳播的研究中，除了漢字作為文字記錄語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傳播功能以外，還要注意到歷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諸多因素對漢字傳播的影響。漢字的傳播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它的語言記錄功能，不如說最初是為了實現它的文化傳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東亞地區的漢字接受形式大致分為漢字的借用與仿造。借用是指通過借音、借義以及音義兼借等方式，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方法，主要有音義兼借、音讀現象以及訓讀現象等。仿造是指根據漢字的形態以及制造方法創造出漢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變異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過根據原有漢字的形態或者偏旁部首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補充舊漢字的新舊混用方式。變異仿造是指通過重新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區分新舊漢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漢字的接受過程主要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改變漢字的形態，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漢字。第二個階段是創造出新的漢字。第三個階段是改變漢字的形態或減少漢字的結構，創造出嶄新的音節文字。第四個階段是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統[2]。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漢字與東亞各地區之間的接觸是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分析東亞各地區的漢字傳播與使用問題，如語音變化、詞匯與語法、應用等現象是考察東亞各國國語史和發展過程的重要線索。漢字雖然屬于語言學領域的概念，可它廣泛地滲透在歷史、經濟、政治以及社會與文化等諸多領域里。數千年來，漢字作為傳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逐漸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以及越南等周邊地區，并形成所謂的東亞文化圈，之后又在東亞各地區的文字系統里不斷地發展成新的文字形態。漢字在東亞各國的應用與發展并不是很順坦，越南和北朝鮮現在已經徹底廢除了漢字的使用，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字系統，而韓國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識地限制漢字的使用。韓日兩國都具有符合本國實情的漢字標記法和使用方法，這些地區仍然在使用著漢字。韓國雖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場合中徹底廢除了漢字標記，但在人名和道路標識等領域里還保留著漢字標記法。日本是受中國文化和漢字影響最深的一個國家，它通過頒布當用漢字表和常用漢字表等一系列漢字相關政策，使日本人至今還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地應用著漢字。

至今為止，東亞各地區各自實施了截然不同的漢字相關政策，其過程中也陸陸續續出現過漢字廢除論、漢字限制論、漢字簡化論等不同的論點，漢字在一些國家也漸漸失去了蹤影。如果我們不顧一切，極端地廢除或扼殺漢字的適當應用，東亞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就會出現‘斷層現象’。為了維護共同文化圈的持續發展，也為了實現經濟一體化，各地區應該客觀地接受漢字的實用性和功能，為漢字今后更好的發展未來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強有力的經濟發展，需要規范化的漢字應用和正確的漢字相關政策，同時還要具備有能效應用漢字編碼的環境。為了闡明怎樣有效應用漢字，并促進國際化交流的研究課題，我們不僅要探討漢字編碼以及漢字字體的統一等一系列新的問題，而且還要在充分掌握東亞各地區漢字應用的共性與個性的基礎之下，吸取相互的經驗教訓，摸索符合時展的正確方向。

我們不僅要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東亞各國的漢字傳播與使用情況，發掘它們的共性和個性，還應考慮到東亞地區的繁榮昌盛，徹底研究和分析漢字在各國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文化等領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責任，并確立出嶄新的課題和解決方向。漢字是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當中所創造出來的的寶貴文化，它可以客觀而正確地記錄人類歷史與文化，同時也肩負著繼承和發展燦爛文化的重要責任。漢字的應用，必須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語言的發展規律，只有這樣漢字的存在價值和地位才會更加鞏固和完善。

特別注釋：本論文為中國2010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而完成的。

注釋：

[1]馮天瑜（2003）.漢字文化圈論略《中華文化論壇》.第2期 50頁

[2]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0頁

[3]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7頁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學博士論文1頁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頁

參考文獻：

[1]張公瑾.《文化語言學發凡》[M].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

[2]汪大昌.《語言與文化》[M].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3]趙峰.《漢字學概論》[M].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雙寶、張猛.《漢字文化大觀》[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漢字現代化之路》[M].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

[6]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傳承功能之比較研究[C].湖北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專業 碩士學位論文

[7]劉偉（2009）.漢字和漢語的關系[C].南開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專業 碩士學位論文

[8]宋之賢（2003）.論漢﹑韓﹑日語言循環影響與規律[C].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東語系亞非語言文學專業 博士學位論文

[9]陳輝（2006）.論早期東亞與歐洲的語言接觸[C].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 博士學位論文

[10]尹鐵超（2010）.論文字在文明演進中的地位和作用[C].東北師范大學 世界史專業 博士學位論文

[11]俞新天（1996）.東亞文化研究的意義[J].社會科學，第10期

[12]周有光（2000）.中國和漢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鮮文化的歷史演變[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歷史演變[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歷史演變[J].群言，第4期

[16]許征（2000）.漢字的產生、演變與發展[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漢字文化向鄰國的傳播[J].教師博覽，第5期

[18]史繼忠（2001）.論漢字文化圈[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論漢字在東亞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響[J].東疆學刊，第4期

[20]馮天瑜（2003）.漢字文化圈論略[J].中華文化論壇，第2期

[21]孔刃非（2004）.漢字起源觀念的文化審思[J].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3月

[22]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J].國際觀察，第2期

[23]許孝梅（2004）.“漢字文化圈”淺析[J].勝利油田黨校學報，第4期

[24]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J].國際觀察，第2期

篇（3）

十九世紀中葉，在西力東漸的背景下，中國率先被西方打開國門，隨后不久日本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兩國的仁人志士都開始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主張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來抵御西方的入侵，決定向西方學習。日本在學習西方的同時，提出了一個指導思想，那便是和魂洋才。和魂洋才的內涵顧名思義，“和魂”指大和名族的精神，而“洋才”指西方的文明，是以日本的精神來學習西方的知識，兩者之間是并列的關系。與中國提出的“中體西用”不同，日本并沒有拒絕西方，而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處心積慮地保留自己的傳統。日本構建的這種以西方文明與日本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模式，成功地把日本從封建社會改造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目前關于和魂洋才的相關論著與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具體的綜述如下文：

1 國內學者的研究

著作上主要有江秀平的《走向近代化的東方對話――與明治維新的比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該書以中日兩國的近代化為背景，分析認為中國與日本明治維新在背景大體吻合但結果相差甚大的原因在于中日傳統社會結構上的差異、中日兩國近代化過程中政治結構上的差異與指導思想上的差異等三部分因素構成。關松林的《日本學習借鑒外國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構與嬗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主要闡發了日本教育在學習借鑒外國教育過程中所形成的鮮明特點：日本教育擅長吸收外來文化，能夠積極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精華，且有選擇性地吸收外國教育的長處，以適應日本自己的需要。葉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中概括介紹了日本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簡要說明了這些文化與日本政治社會發展歷史的有機聯系，然后才比較的視角出發，論述了日本與中國交往的歷史以及近代與西方交流、調適西方文化的新鮮經驗。

其他著作還有吳廷楨、趙頌堯所著的《坎坷的歷程――近代學習西方八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王承仁的《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樊和平的《儒學與日本模式》（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等。

論文主要有趙紫峰的《中日兩國教育近代化之比較――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為中心》（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該文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對中日兩國教育近代化的影響為主題，運用歷史歸納綜合的方法總結找出了兩國在教育近代化進程中的異同。張敏琴、李珊珊在《“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較》（《文教資料》，2006年第28期）中，先是找出了兩個口號的社會背景及其原始內涵都大體相同，其次分析了兩者表現出明顯差異的原因在于兩國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不同、文化阻力與倡導者意識不同等方面。李翔海、劉岳兵在《“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較申論》（《河北學刊》，1997年第5期）中作者認為中體西用的重點始終在“用”字上，而和魂洋才則不同，“洋才”包容的尺度越來越大，以致于可以在“和魂”的層面上接納“洋魂”的內容，這是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的一種吸收外來文化的方式。武安隆的《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兼說“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的異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作者通過對大量史料的比較研究發現“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的發軔階段出發點大致相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魂洋才”的取舍標準放寬了，而“中體西用”卻難有突破，“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之間是無法用等值去衡量的。蘇中立的《“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之比較》（《貴州社會科學》，1992第12期），作者從兩者的文化模式去比較分析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結局的原因，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文明大國，輸出的多輸入的少，日本則相反，致使中國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的步伐遠遠落后于日本。

其他相關論文還有肖傳國的《中日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差異――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為中心》（《外國語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張雯的《“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之比較》（《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賴作卿的《“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辯》（《贛南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嚴清華的《中日近代之初的兩種對外開放觀――“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思想比較》（《經濟評論》，1995年第2期）等。

2 日本學者的研究

高坂史朗的《近代之挫折：東亞社會與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該書以日本、朝鮮、中國的近代化過程為中心。作者認為東方的近代化一開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東道西器”、“中體西用”這種東西二元對立的陷進中，這種陷進造成了東亞社會發展的非連續性，同時也對東亞的自我認識帶來了困惑與挫折。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論》（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主要從日本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的轉變，作者認為在漢才時期中國主要為日本帶來了儒學思想，漢才與和才融合經歷了一千多年，這種精神已經深入了日本的骨髓，所以日本的洋才才能帶入西方的價值觀，影響到近代的日本。衫谷昭的《和魂h才から和魂洋才へ：久米邦武の知的背景》（L崎心大學人文學部，1995）中作者從久米邦武隨行歐美寫下的回憶錄中，從個人的身份背景、時代背景等分析對于了日本人的自我認知這個問題。

研究近代日本，不H要把握當時日本國內外政治情事的變化，對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轉變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對和魂洋才思想的研究，了解其是如何從產生到變化再到發展的過程，便對近代日本的發展歷程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

參考文獻

[1] 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東方對話――與明治維新的比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2] 關松林：《日本學習借鑒外國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構與嬗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3] 葉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4] 趙紫峰：《中日兩國教育近代化之比較――以“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為中心》，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5] 張敏琴、李珊珊：《“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較》，文教資料2006年第28期

[6] 李翔海、劉岳兵：《“中體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較申論》，河北學刊，1997年第5期

[7] 武安隆：《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兼說“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的異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

[8] 蘇中立：《“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之比較》，貴州社會科學，1992第12期

篇（4）

論文首先對《古事記》的創作構想和作品主題進行敘述;其次再對《日本書紀》誕生的背景進行分析,在對其創作的主要特色進行分類的基礎上,分別闡述兩部著作各自的特色和不同之處,最后闡述分析出《日本書紀》誕生條件中所蘊含的內在原因。

【關鍵詞】構想 ;主題 ;歷史背景;政治思想

作為日本古代的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一直在日本史學上和文學上占有著重要的地位;但資料記載顯示,這兩部著作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創作而成,都是天皇提議、為了記錄古代天皇家的繼位,舊辭,紀事等;而且兩部書中所記錄的內容又有部分重復。那么為什么歷史上會先后分別編著這樣兩部有著諸多相似點的史書?或者說難道《古事記》中的記錄不能體現出古代天皇的事跡?還是有其它的某些原因?鑒于此,本文將對比分析《古事記》、《日本書紀》的創作背景、構想與主題,來試圖探尋其中的部分原因。

奈良末期有史稱壬申之亂的歷史事件,它是在當時掌握日本大權的天皇家族內部、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和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之間的權勢之爭。結果是第一皇子大友皇子爭位失敗自殺,大海人皇子繼位成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繼位后宣稱,日本只有作為中央集權的國家,才能像磐石一樣堅不可摧;實際上他是為了讓天皇家族成為日本唯一的統治者。因而天武天皇實施了許多新的政策,《古事記》的創作也是其政策之一。

為了展示天皇家族的魅力、維護其作為日本統治者的地位,天武天皇計劃記錄以皇家的歷史為中心、日本國的成立、發展過程。這既為了說明這個國家的誕生和發展是歷代天皇的功績,又把自己繼位一事寫入歷史。他讓侍從稗田阿禮背誦熟記當時在有權勢的豪族諸家中流傳的神話、傳說、及帝皇的繼承和先代的舊辭,宣告要創建日本正式的歷史史書。

但天武天皇于天武十五年(686)駕崩,撰寫史書一事因此擱斷;后來繼位的元明天皇為了繼承天武天皇未竟之業,命太安萬侶撰錄稗田阿禮所背誦的歷代天皇之事。太安萬侶以天皇敕令誦習的舊辭為中心,加上繼承的神話傳說禾相關的原初歌謠,于和銅五年(712)寫成日本最早的歷史典籍,也是第一部樸素地再現從上古傳承下來的口頭文學的書籍――《古事記》。

《古事記》共分三卷,上卷是所謂“神代”的事,即舊辭――神話和傳說;中卷述說“神代”與“人代”間世代,即神武至應神天皇的世代傳說;下卷敘述“人代”,即仁德至推古的人皇時代的事跡;而且在樸素地再現的神話傳說的敘事中,編制了113首上代樸素的歌謠,側面反映了當時日本人的生活情感。

敕令完成《古事記》的元明天皇看了全書之后,感嘆著:“恩……這個呀,嗯……”,似乎對它所記錄的內容持有不滿。因而元明天皇按照自己的意圖敕令重新編纂日本史書。于《古事記》問世8年之后,元正天皇養老四年(720)完成又一部在日本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史書――《日本書紀》。

《日本書紀》全30卷,其中前兩卷為神代記,余28卷則是從神武天皇開始一直記述到持統天皇的事跡,比《古事記》涉及的歷史范圍更廣泛;《日本書紀》中雖然仍敘述了神話傳說部分,但只占了全書30卷中的2卷,且只是簡單的敘述或單純的引用《古事記》、氏族的家記、寺院的緣起等,整體上仍以記載史實為重、文體優雅又尊重古傳,盡量保持了正史的特質。并且《日本書紀》中每卷每段的開始,皆以“一曰……”開頭,構成的文章形式簡潔統一,脫離了故事性敘述,向正統史書邁進了一步。另外,《日本書紀》的編撰者特別參考了我國的《史記》、《漢書》等大量史藉,采用我國編史的干支紀年法,不僅記載的事項按歷史順序先后排列,而且給各個情節加上年月的時間標記,使整部書籍體裁規整有序。

對比兩部史書可以發現,《古事記》全書是用當時的日本語來書寫的,但八年之后的《日本書紀》中的文章敘事部分竟全部用漢文、也就是當時的中國漢字書寫而成。在此引用《日本書紀》第十卷中的一段原文:

“十三年春三月、天皇遣使以陣L媛,秋九月中,L媛至自日向。便安置於桑津邑……”

為何都是為了記錄日本古代史的兩部著作,卻采用了不同的形式來書寫?

在上古時代,對當時的日本來講所謂的‘國外’就是指中國、朝鮮等東亞的國家,且在最初沒有自己的文字、以漢字作為文字基礎的日本和朝鮮,漢字早已成為他們心中的“國際標準語”;而且由于大量漢文化的傳入,日本對中國文化更是崇拜,并把使用漢字作為高雅的行為,甚至把‘能與其文化并肩前進’作為政治、文化上的目標。因此,元明天皇抱著要寫出一部即使在‘國外’也能被認同的史書這個信念,敕令著手用漢文撰寫一部“國際化”的日本史書。為了更易于在‘國外’被理解,以至在書的標題上就特意加上了醒目的日本二字;又想在‘國外’也要具有影響意義,在本是記錄日本歷史的這部書中還列舉了中國、朝鮮的事例,并著重記錄了與兩國之間的交流。這種創作構想、主題與只是為了提高天皇家在日本國民中的威信、單純記錄了日本國內的紀事的《古事記》則完全不同,由此可窺視出當時《日本書紀》的創作動機下隱藏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動機。

另一方面,在當時有《古事記》、《風土記》等各種書籍傳世,因傳說有多種版本又是記錄的口傳文學,必然會內容有重疊或相違;但仍敕令要重新編撰出內容有諸多相似但又有明顯改攥的《日本書紀》的目的是為編列出統一標準作為“定本”;而《日本書紀》中改攥的部分,抹煞了大友皇子的即位紀錄、將天智天皇死後定為天武天皇元年,從而主張天武天皇繼位的正統性。而事實上是671年12月5日,大友皇子繼位,是為弘文天皇;672年7月初,大海人帶兵進攻近江,弘文天皇兵敗自殺;673年2月27日,大海人稱帝,即天武天皇。

綜述以上分析,先后問世的兩部日本古代著作《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雖然創作動機不是作為文學作品,但在日本史學、文學上具有不可泯滅的功勞。而且后者的誕生不僅僅因為具有以記載史實為重、涉及的歷史范圍更廣泛,且采用高雅的漢文和干支紀年法,整部書籍規整有序;同時還潛藏著天皇家以此作為官方歷史書而走向‘國外’的政治動機。

【參考文獻】

[1] L尾 剛.早わかり日本文學.日本gI出版社

[2] 日本古典文學大系.巖波店,1974-1975

[3] 葉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學簡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篇（5）

隨著高中課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許多地區的歷史考試，融入課程改革的新理念，設計了基于材料的歷史論文題（或稱材料論證寫作題）。該題型在測量內容上，強調的是歷史課程知識而不是教材知識；在考核目標上，立足歷史思維能力而不是史實的簡單記憶，希望以測量內容、目標與形式的變化來推動高中歷史課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種條件的制約，一些題目的考查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掘，命題從實踐經驗到技術理論都需要進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過探討國外先進地區的試題命制，借鑒命題思想方法，以期煥發我國歷史材料論文題的活力，使歷史測量題型不斷推陳出新。

美國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是大學前置課程，課程的主要對象是一些學有余力的高中學生，他們學習AP課程，并通過AP測試，AP測試的學分可以折抵大學課程的學分。AP世界歷史課程內容涵蓋各大洲，主要關注五個主題：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文化的發展與影響；國家的構建、擴張和沖突；經濟系統的創建、發展與影響；社會結構的發展與演變。其試卷結構如表1：

從表格和相關資料看，美國AP歷史測試中論文寫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寫作題型之一的材料論文題更是頗具特色。論文題基本由情境和寫作設問兩大部分構成，試題情境可以是文字、圖表在內的各種與歷史有關的一手或二手資料，也可以是模擬性的視角描述，而論文設問規定了寫作的方向、范圍和要求，寫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與考查目標而定。一般地，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考查目標覆蓋記憶、理解、應用三個層次，重心則偏向于考生的歷史創造性思維。請看下面一道AP測試的世界歷史試題。①

例題：運用材料，分析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紡織業工業化進程中的異同。請補充一條材料，并說明該材料對論述棉紡織業工業化這一論題的價值。

材料一：印度棉紗和棉布的產量

――來自英國殖民當局的數據

材料二：日本棉紗產量（包括手工和機器生產）

――來自日本內閣統計部門的數據

材料三：早上，天還沒有亮，我們就在亮著燈的工廠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們幾乎沒有力氣站起來。晚上，我們工作到很晚，她們偶爾會給我們一個甘薯。然后，我們還得清洗，弄好頭發等等。那時候大概都11點了。即使在冬天，也沒有暖氣，為了取暖，我們不得不擠在一起睡覺。第一年我們是沒有工資的，第二年我的父母會拿到35日元，接下來會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這家工廠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時候工廠里大約有30個人生病。那些已經確診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個人都害怕肺結核，沒有人靠近這樣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歲，她當時決心成為一個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讓我們的媽媽高興。當她面色蒼白地離開工廠時，我永遠不能忘記她的眼睛。

――來自兩個女工對她們少女時代

在日本紡織廠工作的回憶，約1900年

材料四：一個工廠女工掙的錢常常比一個農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對于這些農村家庭來說，女孩是收入的重要來源。這一時期，貧窮的農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給地主。因此，這些窮苦的農民只能把拌著野草的米飯當做食物。他們僅有的救濟就靠那些去工廠上班的女孩。

――來自一個日本僧人的敘述，約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從哪里來？他們全都來自農村，來自于那些耕種自己的或者租種的土地但有剩余勞動力的家庭。他們來到城市，來到工業區成為工廠工人。農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維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計。那些受雇于工廠的人與家庭沒有多少聯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掙足夠的錢養活自己。那就是為什么工人的工資很低。這說明農業對我們國家商業和工業的發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來自日本實業家鶴見俊輔，約1900年

材料六：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由于機器生產的競爭，整個國家手工織布工業迅速下降。盡管許多人仍然穿著用手紡機織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織布者已經丟棄了他們的手紡機。

當地紡織業把它們的存在、發展、成長歸因于那些有進取精神的本國銀行家和投資者，作為股東、投資者、金融家，他們向紡織業投入了大量的資本。

――來自印度經濟學家拉達卡瑪?慕克吉

《印度經濟學基礎》，1916年

材料七：女性紡織工人百分比

――來自論文“日本的工業化與婦女狀況”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貿棉紡織廠圖片（圖片略）

――來自20世紀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歷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紡織廠工人來自于小農、村莊的農業工人和失業的手紡織工。他們居住在租來的小屋里，一個工人通常會在一個工廠里工作不到兩年。工資很低，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沒有明顯改變。

――來自印度英國皇家勞工委員會的報告

加爾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紡織廠圖片（圖片略）

――來自紡織業主協會國際聯盟英國官員

阿爾諾?皮爾斯的關于“印度紡織業報告”

1935年

這道試題讓我們感受到AP歷史材料論文題所給的材料豐富，閱讀量非常大。例題中呈現了數據表格、圖片、回憶錄、調查報告等多種形式的材料，這些材料閱讀上并無太大障礙，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來并合理地運用到論文寫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論文題考查的結論大都是開放的，考生很難從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現成的答案，這導致材料論文題“與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題的設問不同，這種將材料解析與撰寫小文章結合起來的設計嘗試，有助于鼓勵學生自選角度來分析歷史，利于考查學生的綜合素質。”①

AP歷史考試的材料論文題，不僅有利于命題者抓住重點內容，考查學生的理解、應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評估題目的難度和區分度，彌補其他題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結合上述例題和相關資料，我們對歷史材料論文題的測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點認識：

1.考查知識學習的深度

從測量和教育理論上看，材料論文題考查歷史知識學習的深度，既是指兼顧命題評價的可操作性、史學方法及考生的思維開放與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記憶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構知識的發散性思維和創造能力，考查較高層次的理解和應用能力，使題目的難度、區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現收到良好的測評效果。從美國AP試題中，我們可以發現，材料論文題考查知識學習的深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所選取的材料豐富、來源廣泛，為考生對論題進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臺。二是所學知識和所給材料在答題中不僅是被引用、轉述、復述的對象，而是用來理解并說明問題的；考生要對一些材料要進行批判性的閱讀，關注材料所反映的問題、作者的觀點與立場，揭示材料是否存在“價值偏見”。也就是說，考生只有在客觀、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礎上，方能為寫作奠定基礎。三是圍繞所給材料確定一個合適的論題，而不是漫天撒網的泛泛而談。寫作應該緊扣所確定的主題，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進行全方位、多視角、深層次的分析論證，從而達到對論述主題的深度理解和認識。正如建構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當考生對當前學習內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內在結構（如性質、規律）及該事物的外部結構（即與其它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達到較深刻的理解時，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學習材料的內涵，從而把握歷史知識的實質。

2.考查歷史認知的過程

傳統的歷史考試題型主要考查歷史知識的固定結論，學生自然也死記教材的結論。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考查要求則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淺入深地理解材料（獲取有效信息），提煉材料中所隱含的歷史主題，運用基本的闡釋、說明、反駁等史學方法作出較為完整的論證。這種考查要求再現了知識的認知過程，凸顯了“過程與方法”。為了引導考生展現歷史知識的認知過程，論文往往以某一線索或主題為線軸，形成材料背景，提供開放性的論題，要求考生觀點明確，史論結合地論證問題，并得出自己的個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標集中于考生對已學知識的理解、論證與再創造。在這一認知過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學習的思維，即：從已知信息中發現問題――擬定議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已有知識材料中收集查證――論述結論。該思維過程完整地再現了考生認知歷史的心路，展現了“過程與方法”考核特色。

3.測量凸顯人本的復雜思考

人本主義認為，學習過程“應是學生獲得相應學習方法、促進其健全人格形成的過程。”②從美國AP歷史題看，考生在作答時，提煉論題、組合材料、理解和運用材料中的觀點進行論證，展現了考生對試題的思考過程，這種思考過程以論文形式呈現，真實地再現了考生的思維品質，自然滲入了人本精神。美國AP測試歷史材料論文題，往往從人類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視角出發，選取有史學意義和教育價值的主題，挖掘人本主義的內涵，對歷史知識進行重新整合，試題蘊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關注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及歷史學界爭論的話題，以命題反映熱點，讓考生分析爭論性“話題”，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種情況，倡導多角度、多視角論述問題，審視人本精神的價值，思考當時人們是如何去應對歷史難題的；命題還不斷引進新鮮的史學觀念，倡導考生“同情”地理解問題，關注普通大眾的感受和個體體驗，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這一過程中，試題設計者補充并挑戰傳統的史學觀念，修正舊有的歷史觀念，重新審視“發展”的定義；此外，陶冶學生道德情操，養成以熱愛生命為核心的生活精神，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題創新追求之一。

4.測量注重學科思維能力的考量

AP歷史材料論文題注重歷史學科的思維測量，尤其是高層次的思維能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試題提供的材料豐富，考查了考生多層次、多角度綜合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從上述試題材料來源看，有來自英國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統計數據，也有來自民間普通女工的真實回憶和日本僧人的所見所聞；有來自學者、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實業家自身的見解；不僅如此，試題還要求考生額外補充一條材料，以充分論證主題。這些材料開闊了考生的視野，使考生洞察歷史人物在決策時所面臨的復雜環境，全面認識歷史事件產生的復雜背景和歷史事件中不同群體的真切感受。

二是從AP歷史材料論文題的寫作要求看，其測量目標歸納起來有三點：（1）正確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據材料進行合理的論證、評價和創作。這些考核目標體現了歷史學科的高層次思維能力測量。AP歷史材料論文題，在理解材料觀點的基礎上，既著力于求證思維的考查，對歷史教材知識和史學觀念、基本方法進行整合，然后分析、說明或駁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種歷史觀點；又不斷突破求證思維的框架，考查考生發散型思維，在相對開放的條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對歷史文明的個性理解。因此，材料論文題可以真實地展現考生甄別史料、理解和運用、分析和評價等高層次歷史思維能力。此外，歷史材料論文題要求考生領會與主題有關的文字、圖表等史料，以通順的文字、條理清晰的層次、合乎邏輯的結構，靈活運用歷史知識、史學觀念和歷史研究方法來評價、論證問題。這種呈現方式也是測量高層次思維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學科素養和水平。

5.測量關注評分規則的調控策略

材料論文題能否測量出考生的真實學業水平，除試題本身的影響外，評分標準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科學合理的評分標準可以客觀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維能力水平，不僅如此，評分標準還直接影響到考試成績， 進而影響評價試題的難度、區分度、效度等各項測量指標。

美國AP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評分標準是基于歷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評分，主要樣式參見表2：

從AP測試歷史科材料論文題試題結構和測量功能看，歷史材料論文題的評分標準，主要由論題、材料討論、材料理解、材料運用和語言組織等多方面要素構成，這些評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現的基本歷史技能。評分標準中有兩大類：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來區分考生的歷史技能水平。透過AP測試，材料論文題的評分標準可以從論題、觀點、史實、結構、文字等方面去規劃，并分層次評價判分。結合表2信息，可以設計出如表3的評分構想。

從表3看，考生能夠利用試題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識來完成論文寫作，算是其特長的發揮，應該判給附加分。上述評分量規的要素，是根據分析材料所必須考慮的歷史技能來設計的。這一評分方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沒有具體的知識點來呈現試題的答案，而是以寫作題需要的歷史技能作為評價的要素。這顯然與在評卷中經常使用的采分點給分不同。論文題的評分基本理念，應該是沒有唯一的正確答案。因此，評卷教師可以根據特定的評分量規，彈性地評估考生的答題。

隨著學生主體性教育理念的凸顯，關于學生怎樣學習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圍繞怎樣運用測量評價盡可能多地抓住學生的學習表現，已成為當前國內外教育測量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難點問題。從國外歷史考試測量的經驗看，我國歷史考試的論文題研制可結合下列三個方面進行理性思考：

1.測量目標切實可行，寫作設問注重開放

論文題測量目標的具體明確、易于操作，體現了評價目標的層次性和序列化原則。新課程提倡的三維目標落實到具體的試題研制中，究竟應該如何合理地、有層次地進行分解，為測量提供切實可行的指引，這是我國考試命題首要回答的問題。從國外經驗看，測量目標的層次化可以用圖表來示意，具體內容見表4。

從表4信息看，歷史測量目標是依據課程目標而確定的，由課標而來的測量目標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須進行定量性轉化表述，并界定具體行為，形成歷史筆試考查的可操作目標與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測量目標是歷史考試必備的。有了明確、清晰的測量目標，考生作為被測量對象，其價值的追求與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試題的開發。一旦論文題以單一的、統一的價值標準去要求考生，考生就會“不合時宜”地順應要求。所以，論文題評價主要體現在測量價值觀的開放、試題內容的開放和答題過程的開放。當論文題營造出體現價值尊重的考查氛圍中時，考生才會樂于參與評價的過程，受益于考試評價的結果，進而不斷促進自己的進步。

2.命題路徑科學合理，價值訴求滲透對話

在論文題的研制中，設問的謀劃、問題的制定，并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命題必須符合科學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條件，建立在一定條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現測量目標所要求的各項能力。材料論文題不僅要具備設計的具體條件，還要在考查價值上追求“理解與對話”，試題考查考生的知識與能力的同時，還要滲透對科學素養的考查，激發考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培養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促進“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維目標的實現。

由此，命題路徑與條件的邏輯關系形成了“命題指導思想”“歷史學科能力”與“歷史知識內容”的一個三維體系。這種邏輯關系中滲入了“理解與對話”。“命題指導思想”是指對理論聯系實際的對話；“學科能力”是對高校選拔人才的理解；“知識內容”是對歷史在生產、生活等方面應用的反映。理解與對話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考生綜合表現的改進與發展。考生作為測量活動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可參與到試題解密后的評估中，對“理解”的表達與分享，是需要通過“答題”來實現的。論文題變革的過程，需要有“理解”的彰顯，以此作為研究的起點，測評主體、客體雙方的心理要求。

3.測量理論聯系實踐，技術創新海納百川

篇（6）

與此同時，頻繁的兩岸合作開始進行。從2005年起，以《大灌籃》、《赤壁》、《痞子英雄》等影片為代表，越來越多的兩岸合拍片進入市場并且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不少人將這種現象視為整個華語片的進步。但在這種日益緊密的聯系背后，并存著不少含混不清的問題和爭議。這些分歧不僅來自兩岸具有明顯區域化差異的電影工業體系，更涉及到傳統、文化、歷史、政治等方方面面，使得兩岸觀眾在討論電影時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以《海角七號》為例，該片從歷史角度出發，描繪了日據時代一位日籍教師與臺灣學生之間的情感故事。影片一方面闡述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殖民歷史，將臺灣被日本侵略的血淚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另一方面也從“人”的角度真實展現了臺灣被殖民過后的社會遺留問題，將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多并同愛情、民族、家國聯系起來，體現了本土導演嶄新的歷史觀。

《海角七號》上映后，遭到了兩岸民眾截然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導演用“溫情”、“浪漫”的方式重述了殘酷的殖民記憶，有別于以往大多數同題材影片的表達方式和敘事手法，體現了極大的創新勇氣；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影片過于美化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將痛苦的民族記憶通過懷舊的敘事“抒情化”了，具有明顯的“親日”色彩。這些爭議一方面反映了臺灣當下社會話語的多樣與重疊，也折射出兩岸在當下歷史語境中對歷史、文化的認同歧異問題。

日本應該是一種什么形象?日本人在臺灣歷史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應該如何對待“臺日關系”?在臺灣電影中，這既是政治問題，也是藝術創作問題，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在不同時期的電影創作中均得到了細密的演繹。從臺灣電影自誕生至今，日本形象始終作為一個帶有特殊象征意義的符號而存在。不論是對臺灣電影史的研究，還是對臺灣電影故事文本、影像風格、導演創作的剖析，或是對臺灣文學、風俗、社會、歷史等問題的思考，都無法回避日本形象的存在和影響力。近年來，日本以三澤真美惠為代表，臺灣以黃仁、焦雄屏、吳佩珍等學者為先導，大陸以陳犀禾、艾明江、陳林俠、劉翠霞等多位學者為典型，將“日本形象”、“殖民記憶”、“本土化”等概念同臺灣電影研究嫁接，并以不同時期的著名導演為樣本，梳理著臺灣電影文本書寫產生變化的原因和走向。不過，這些成果多集中在對具體某部影片中的日本角色的分析上，或單選擇某一階段的臺灣電影為樣本，鮮有以宏觀的歷史角度，結合整個臺灣電影史將日本形象進行研究的成果。

因此，分析臺灣電影中的日本形象問題，解讀臺灣電影日本形象建構的階段特點，分析日本形象的本質要義，以及臺灣電影建構日本形象的方法和手段，評估日本形象塑造對臺灣電影造成的影響，不僅具有歷史意義，更具有現代價值。

二、已有研究成果回溯

1  核心研究

（1）臺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一部臺灣電影史的書寫始終伴隨著日本形象的構建和解讀，這是一種在無法割裂的歷史同構和文化迷思下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臺灣電影中日本形象的呈現自臺灣誕生電影的那一刻便開始了，但真正將這個內容作為議題深入研究卻是21世紀以后才開始的。準確來說，最初日本形象的研究是從文學創作領域開始的。如丘貴芬的《后殖民之外一一尋找臺灣文學的“臺灣性”》(2006)立足殖民歷史，將“臺灣性”這個概念進行了脈絡性的梳理考察，研究了不同時期下“臺灣性”的定義及相關政治、文化局限性，尤其是在研究過程中以敘事方式將日本殖民下的臺灣分成殖民與被殖民、對立與非對立、本土與非本土、正面與負面等二元結構，以厘清臺灣文化、日本文化之間的差異和交集。與之相似的研究還有《后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張京媛，2007)中關于“殖民者是如何改變被殖民地文化、思潮、社會形態乃至行為模式”的論題，其將臺灣文化中的“日本”、香港文化中的“英國”進行對比研究，以尋找出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碰撞、交融、整合的規律。在2012年由臺灣國立大學出版的《中心到邊睡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吳佩珍、下村作次郎等，2012)中，從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1895年臺灣劃割日本，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均可窺見臺灣文學、文化中受日本從中心至邊睡的影響，及其在不同時空平行、重軌而至分軌的痕跡。《臺灣文學視野中的日本想象》(黃晨，2012)研究了臺灣文學從被日本占領到光復后的日本想象。作者根據不同時期臺灣對“自我身份”和“日本形象”定位的不同，來探討背后的原因與流變。

（2）臺灣電影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最適合以直觀的方式把日本形象呈現出來。從20世紀末開始，以《尋找臺灣的身份:臺灣新電影的本土意識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焦雄屏，1990),《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李天鐸，1997),《傷痕與暖昧:臺灣人心中的日本想象》(艾明江，2009),《消解歷史與溫暖在地一一2009年臺灣電影的情感訴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質》(李道新，2010),《臺灣電影文化的演變與創新》(黃仁，2013)等為代表的論文研究便開始將日本形象與臺灣電影的文本創作相結合進行深入研究。

隨著90年代“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提出，以及21世紀后臺灣電影在相關題材上的表達轉向(以2008年《海角七號》為代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臺灣電影中的日本形象同“后殖民主義”、“本土化”等概念相結合。如劉翠霞的《從殖民記憶到后殖民想象一一臺灣電影中的“日本書寫”》 (2009 )，對臺灣電影中的日本書寫的演變，從早期的抗日主流影像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對于“殖民記憶”的多元敘述，乃至如今帶有“后殖民色彩”的暖昧想象進行了論述，以尋找出這種現象背后折射出來的某些文化癥候。與之相似的重要研究還有《地方經驗與殖民記憶:臺灣當代電影的文化想象一一以“海角七號”和“錳艦”為例》(曹成竹，2010)，該文以電影《海角七號》和《錳腳》中的主要人物關系為例，結合歷史背景討論創作者設定故事情節和人物身份的深刻意義，從文本角度研究電影創作者對日本形象的描繪上有哪些內因和外因，進而分析臺灣文化的歷史傳統與現實訴求。另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南京師范大學的趙春于2011年發表的《論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電影的影響》。該研究注意到了臺灣電影中隱含著的“日本情結”，并以“仇日”和“親日”為劃分，將這兩種復雜的情感及其影響與臺灣大眾文化當中有關身份認同的問題相結合，探討臺灣電影在身份選擇上始終徘徊不定的基本現狀，并由此思考這些問題帶來的影響。

除了兩岸學者的研究以外，日本學者在這個論題上也有豐碩的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是三澤真美惠。這位長期專注研究日本與臺灣文化關系的學者是臺灣電影的忠實擁護者，對研究臺灣電影中的日本形象做出了極大貢獻。她的專著《殖民地下的銀幕一一臺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 ) 》 (2002 )，將1895年至1942年間臺灣的電影政策，從法規、統治、宣傳等層面進行了史料整理。此外，還從民眾社會的層面加以調查分析，通過殖民地下的電影銀幕展現當時的文化娛樂狀態和大眾心理。2012年，三澤真美惠又推出了《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一書，該書主要以日據時代的臺灣電影人為主角，致力于還原他們在“帝國”(日本)與“祖國”(中國)之間的夾縫里不斷“交涉”、“跨境”和“徘徊”，以及如何尋找自我的過程。該書依據大量的史料，包括日記、書籍、口述和訪談，真實還原了日據時期臺灣電影人如何將本土電影產業化，以及在電影創作中如何定位自我、規避矛盾同時又能達到藝術效果的歷史。這本書對于研究臺灣電影中的日本形象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所填補的正是日本形象出現最為密集、但同時又空白了多年的歷史研究。

除了專著之外，三澤真美惠還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包括《日據時代臺灣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年一1942年》(1999),《臺灣的殖民電影活動軌跡與政治的跨境談判》(2006)以及《1960年臺北的“日本電影欣賞會”所引起的“狂熱”和“批判”》(2014),這些成果對于研究日本形象的出現、演變以及傳播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不過，這些研究都將范圍限定在了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之下，并未串聯起整個臺灣電影史來進行縱向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以日本形象作為理解臺灣電影發展、變化的參照物，進而為我們研究臺灣文化提供相應的幫助。因此，本文將研究的起點定位在臺灣電影誕生之日，以大歷史為背景，一直延伸至當下，構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日本形象描繪圖景。

2  臺灣文化的相關研究

2008年《海角七號》的成功對臺灣電影而言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首先它為臺灣電影的文本書寫和宣傳形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懂得利用網路媒體的崛起迅速達成商業目的。更重要的是，導演將其本人對“殖民經驗”和“臺灣意識”的強烈感受，融入電影創作與發行中，把電影變成了社會議題，最后達到了驚人的輿論效應。

《海角七號》所引發的有關效應延續到了魏德圣導演之后的電影作品中。《賽德克·巴萊》和《KANO》都是扛著“殖民記憶”的招牌問世，并表達出了一致的“親日”態度。巧合的是，與魏德圣同期創作的導演們，也體現出了相似的情感態度。包括《對不起，我愛你》(林育賢，2009),《錳腳》(鈕承澤，2010),《燃燒吧!歐吉桑》(黃建亮，2011),《太平輪》(吳宇森，2014)等在文本書寫上都繼承了《海角七號》的思維，而這些作品中所出現的日本形象也體現出了相當程度上的“契合”。

事實上，這些作品的創作背景是在新世紀初臺灣不斷炒作“多元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社會背景下。這些電影中對殖民歷史的“溫情呈現”，引起了大陸學者的廣泛關注。像《消解歷史與溫暖在地一一2009年臺灣電影的情感訴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質》(李道新，2010)，該文以《海角七號》為例，分析了臺灣電影在擺脫“被殖民”身份的同時如何重新建立自我認識、擺脫歷史累贅的過程；《臺灣后現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王岳川，2001)則是通過對臺灣地區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問題的研究，試圖尋找臺灣在引入了“后殖民”這個概念以后的文化格局，進而關注與“殖民記憶”相關的各種史學問題；《臺灣當代電影的文化身份一一以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的獲獎作品為例》(陳明華，2008)通過看臺灣原住民復雜的源流和殖民記憶，分析臺灣電影的文化身份所呈現出的多元圖景，嘗試在本土與他者、傳統與現代之間，從侯孝賢、楊德昌到蔡明亮，探討個性訴求與本土敘事雜揉的影像所構筑的臺灣電影文化身份流變。相同研究方向的還有《身份認同與想象中的臺灣新新電影》(劉騁，2011)，該論文試圖以族群認同的社會、歷史和心理三個層面，以及由此派生的“歷史言說”、“家園與父親”、“成長主體”、“性別認同”四個方面解析臺灣新電影，描繪了臺灣新電影身份認同與自我想象的發展變化。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研究是針對香港、臺灣地區的對比進行的。例如《港臺電影中的后殖民演繹:從“雙城故事”到“臺灣意識’，》(陳林俠，2009)，以奇特的視角展現了同在“殖民記憶”下生存的臺灣和香港，一個是激發出了“本土化”經驗而形成的強烈的“臺灣意識”，一個則是帶有“排他性”和“自卑性”的禍合體。該作者的另外一項研究成果《港臺的“在地經驗”、后殖民文化及其抵制策略一一以中國臺灣、香港及泰國電影文化為核心》(2009)，對比了臺灣、香港以及泰國在電影創作領域中分別代表的三種不同心理樣貌，從而體現出臺灣“本土化”思想以及所謂“臺灣意識”對整個社會文化所起到的具體作用。

3  外圍研究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對兩岸電影研究的熱潮開始，便己經有了對臺灣電影“身份認同”的討論。陳飛寶的《初探臺灣電影導演結構及其電影美學特征》(1994)通過分析不同時期的歷史形態對電影創作的影響，具體談到了日據前后電影導演的創作；莊禮偉的《百年來臺灣文化的源流、屬性與變遷》(2005)同陳飛寶的研究一脈相承，旨在論述近代臺灣文化的淵源、屬性與流變，通過分析臺灣文化在不斷遭受外來文化的沖擊之下，如何形成了當下特殊的文化形態。此外，像《跨文化文本和跨文化語境一一李安電影研究動態》(陳犀禾，曹瓊，莊君，2007),《歷史全景與個體特寫一一楊德昌與臺灣電影的光陰故事》(劉碩，2007),《臺灣電影的現在與未來》(侯孝賢，2008), 《多元視野下的臺灣電影研究》(陳犀禾，王雁，2009), 《1970年代以來臺灣電影中的國族認同研究》(楊雯，2011),《新千年臺灣電影的身份認同研究》(龔瑤，2012)等研究成果，作為深入探討臺灣“殖民記憶”、“文化淵源”和“身份認同”三個部分之間的關系，為研究日本形象在臺灣電影中的呈現提供了扎實的基礎。

三、課題研究的目標

本課題的研究力求在現有的基礎之上，達成如下目標:

1.劃分臺灣電影中的日本形象書寫的歷史階段；

2.分析臺灣電影中不同時期日本形象表達的方式與特點；

篇（7）

中圖分類號：J0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115（2014）03-205-1引言

據淡海三船《唐大和尚東征傳》，公元8世紀中期，日本朝廷派出的遣唐使向唐玄宗申請讓鑒真渡日，唐玄宗提出了同遣道士赴日的要求，遣唐使則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拒絕了唐玄宗的要求。 [1]。這件史實現已成為研究日本道教的前提與常識[2]。對于日本為什么拒絕道士赴日的原因，很多學者也曾從當時日本國內和國際情況做過分析，卻未找到確切的記載。但是我們也得知早在這件事之前，遣唐使與道教還是有所交涉的。

一、 重估歷史，日本道教研究的最初動因

日本著名中國道教研究專家蜂屋邦夫先生認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日本人研究中國道教，比如早期的有妻木直良、小柳司氣太，然而盡管在中國宗教史上道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日本，佛和儒被當成學術正統，道教卻一直被看成是迷信，因此一直沒有獲得真正的研究地位。自上個世紀以來，研究道教的日本學者人數增加，其中好些都是日本著名學者，他們也發表了一些關于道教的著名文章，這些文章在道教研究領域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么為什么出現以上的情況呢？我想這需要我們重估歷史。

第一個階段是從19世紀后期至1930年，稱為“開創期”，第二階段是193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稱為“為政治、軍事服務期”，第三個階段是1946至1972，稱為“戰后恢復期”[3]。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福井文雅先生承酒井博士余續，在他的論文《道教研究在日本》中對日本道教研究史的第四個階段、即1972年以后的研究狀況和特點，以及現存的主要問題，做了一番網羅式的鳥瞰。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研究的初期，當時日本道教研究者，大多由學僧或中國佛教史專家兼任，道教相當多的時候是屬于佛教研究者捎帶的“副業”和思想史研究者的偶然“旁騖”[4]。這種現象在第一、第二階段里更加明顯，當然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專家。如佛教哲學研究專家常盤大定教授，雖然在中國對佛教進行實地田野調查的時候將中國的道觀列入考察范圍，但主要是為補充佛教研究，還坦言“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不論如何也不能忽視道教”[5]。

二、 有關道教研究的新認識

有一個關鍵詞顯得格外重要，那就是于日本道教研究第三個階段1950年成立的“日本道教學會”，它作為日本道教研究的主要學術團體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次年又發行了會刊《東方宗教》，主辦了多次道教研究主題會，也探討了多篇論文。1972年在日本蓼科召開了第二次國際道教研究會議，與會代表有來自日本、法、英、美共14人，其中日本代表有酒井忠夫、宮川尚志[6]。據陳耀庭介紹，第一次國際道教會議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魯賈舉行，與會的都是歐美各國代表，日本代表也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的《宗教史》第九卷二至三期（1969―1970）上。遺憾的是前兩次會議都沒有中國代表參加。

行筆到這里，有一個問題和幾個特點需要我們注意。問題就是日本對道教研究的態度前后發生變化的原因在哪兒？我想這與日本學界認識到道教與其民族文化的密切關系有關，特別是50年代以來，日本成立日本道教學會后，在反思日本史的潮流中，他們發現日本思想的新淵源，那就是與中國道教的關系。從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得知，道教如今不光是存在于中國人民的文化理念中，也成為了國際承認的一門學問。綜上所述，上個世紀日本的道教研究的特點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研究人數的增加。第二、實地田野調查法。第三、道教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者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三、 結語

日本道教研究的成果，對于中國的道教研究也具有啟發意義。特別是上個世紀下半頁，日本掀起了一股“道教熱”，成立了較為成熟的道教研究團隊，而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形成專門的宗教學研究隊伍，他們的“實地田野調查法”尤其給我們的啟迪是，我們在研究道教的時候，在僅有的、有限的歷史資料和道藏典故的基礎上，我們也要結合道教的在國內的實際情況，將其看成是一個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一個真正在歷史與現實中存在的宗教實體，而不只是懸浮在研究者觀念或文字中的道教概念。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我們更應該以飽滿的熱情讓它在中華民族的文化中大放光彩！

參考文獻：

[1]莫曉靈.《試論8世紀中期日本朝廷拒絕道教的原因》一文中有詳細的介紹.

[2][日]福井文雅著，辛巖.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關問題[J]世界宗教研究，1996，（01）.

[3]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吳端濤博士指出，這在張洪澤的《20世紀以來的日本道教研究》（[J].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12期）中有過介紹.

篇（8）

語言是文化的產物，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區域性，不同民族、區域的文化迥然不同，這一差異以語言為載體，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言語系統的不同層次上。任何言語都是其生存區域的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細節等的表征，因此，外語學習不僅是言語學習，而且應該包括理解承載該語言的文化。日語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日本文化起著先導和制約作用。在日語教學中加強對日本社會文化信息的了解，對于日語課堂教學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可以通過語言來認識一種文化；另一方面也可通過對文化的了解來促進語言的學習。 

一、文化障礙分析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文化自古以來表現出許多與中國文化相近的東方特色。但，日本緣其獨特的民族性格、歷史成因、地理環境等因素，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化特征。中日文化的差異明顯地反映在語言上，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對某些文化知識的缺乏，由此而帶來的聽力理解中的障礙，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語意的差異 

詞是語言的一個基本單位，它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日語聽力過程中，對詞語文化內涵的準確把握尤為重要。由于日文在詞匯方面和漢語之間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影響的情況，中國學生很容易掌握“漢字詞”的意思，但日語中也有相當數量的“漢字詞”在意義和用法上與漢語詞匯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學生往往傾向于按漢語字面意思去生搬硬套，容易產生誤解。以下對此情況分三類進行探討。 

(1)找不到一一對應詞匯。中文中的“臭老九”、“農轉非”、“希望工程”、“農民工”、“洗腳城”等，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含有濃厚的中國文化特色。由于日本沒有相應的歷史時期與事件，故日本人不能直接理解這些單詞的意義。同樣，日文中的中文中沒有這些單詞，更不用講通過漢字符號理解其意。 

(2)字符一致，意義不同。日語中“果”(行政單位)與中文的“縣”意義完全不同。日文中的“縣”級行政單位對應中文的“省”級行政單位；“規友”不是指親戚朋友，而是要好的朋友。此外還有“新陰、事情、覺悟、愛人、秤判”等等，這樣的詞語不勝枚舉，都不等同于中文的詞意。又如：“端午節”和“七夕”這兩個中國傳統節日，雖都已傳人日本，但其內容及文化聯想大相徑庭。眾所周知，在中國“端午節”是吃粽子、賽龍舟，使人聯想到愛國詩人屈原；“七夕”則讓人想起了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日本的這兩個節日都與孩子們有關，前者是男孩節，家家戶戶插菖蒲、掛鯉魚旗；后者是乞巧節，孩子們將寫著心愿的紙條掛在竹子樹上，據說這樣能使愿望成真。 

(3)慣用語。慣用語是由一個民族千百年來的文化錘煉而成，歷史淵源復雜，在此略舉兩例： 

以上兩組慣用語日文與中文意義大致相同，表現形式完全相異，歷史成因完全不同。日文 

和中文“磨洋工”的意思都為磨磨蹭蹭地工作，et文中的源自過去日本賣發油的商人為了使女性顧客買他的發油，羅羅嗦嗦地和她們拉話匣子攬生意，后來以此形容慢慢騰騰、磨磨蹭蹭工作。中文的“磨洋工”原來是指建筑工的一類，“磨工”是用器具磨墻使建筑物的墻體光滑。磨墻的工作細致復雜，且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后來引申為慢慢騰騰、磨磨蹭蹭工作的意思。這說明無論是中國、日本或他國，在現實的社會工作生活中都存在慢慢騰騰、磨磨蹭蹭這種行為。學生們要提高聽解能力，就需要理解記憶在不 

同語境下，表示這一行為現象的音聲符號。從而，在日語聽解的過程中即使不知道  

 (音符)的意思，不知道與之對應的中文慣用語，只要知道該音聲符號的歷史淵源與文化背景，也能很好地理解該詞在文中的意義與功效。 

2．表達習慣與行為方式的差異 

說到日語的特征，不能不提到曖昧表達。日語的句式簡潔，語意曖昧，表達婉轉，留有余地，這種特點在et常會話的聽力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舉例來說： 

這段話對于日語初學者來說，感覺沒有說完，不知所云。確實這種表達方式省略了部分內容，但對話雙方能夠完全領會。日本人喜歡使用語氣委婉、謹慎的表達，而避免直白、尖銳的表達方式，說話給對方留有一定空間。 

另外，中日兩國在社會環境、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上的差異，也是不得不關注的文化現象。例如：在日本，垃圾要分類倒，且不是每天都可以倒垃圾，而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約定俗成的行為習慣，因此以本國的文化習慣來推測日文有關“倒垃圾”的聽解文，肯定是匪夷所思所以學生要對諸如“單身赴任、殘柴、漫畫、日本料理、掃祭i)”等各種有濃郁日本獨特文化特色的相關詞匯有所了解。

3．意識和價值觀的差異

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氛圍培養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傳到日本后，日本人經過多年的洗練、改造形成了今天以“禮”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這一日本儒家思想集中體現在日本文化中的以“和”為貴及日語中獨特的“敬語”特色上。

度”出發，即崇尚以“和”為貴的思想。另一方面，日本地處島國，國土狹窄、資源有限、地質環境不穩定，遠古時日本人需要集體共同狩獵才能果腹，惡劣的地質災害也需要日本人群策群力、同生死共憂患。在不定感和無常感的雙重壓力下，日本民族形成了強勁的民族、集體意識，日本人的團隊觀念可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這種團隊精神理念下，日本各行各業下級對上級絕對地服從，上下級之間使用嚴格的敬語。敬語表現了日本文化的獨有特色，也是讓日語專業學生們感到最難以掌握的語言表達方式。關于敬語在此不再舉例贅敘。很顯然不能將日語中覆蓋面廣的敬語語言形式與中文中覆蓋面非常狹笮的敬稱形式對等；而且日語中的敬語形式也不符合我國“官”、“民”平等的文化理念。

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如同一張紙的正反兩面，語言是正面一部分，文化則是承載語言的紙張反面。日語的聽解能力的培養應該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積累文化知識，掌握語言心理，增進理解，排除母語干擾。這也是學好日語、提高聽力水平的前提和保障。同時，利用文化背景知識作線索來預測接下來的信息，推斷主題，填補未知信息，聽力理解能力的提高將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二、聽力課程中文化導入應遵循的原則與方法

篇（9）

論文摘要：成熟于江戶時期的"日本發"及其裝飾品，有著大陸文明的影子。而島國特定的自然條件限制、特有的工藝發展方向、傳承的民族審美意識和都市文化的繁榮發展，則共同影響了日本傳統發飾品的審美情趣和形式表現，表達出其獨有的民族個性風味。

日本傳統發式的形式變化，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早先，古代女子的發髻只簡單地束于頭頂，奈良時代（8世紀）因吸收漢文化也梳高髻、插發飾。其后是平安時代（9世紀－12世紀），即“國風時代”，日本完成漢文化向和文化的過渡，應合民族文化中原始神道的樸素、真實的審美觀，貴族女子自然地垂下長發，摒棄任何裝飾，顯示出高格調的美感。在民間，婦女用簡單的線繩將長發結束成各種低垂的樣式并一直保持到室町幕府時期。其三是桃山時代至江戶初期（16世紀末－17世紀），因商品經濟和都市文化的興起，出現了高而利落、男子氣的發髻，改變了垂發的清幽格調，表現出一種樂觀向上、青春爽利的新風格。第四階段是江戶中期至后期（17世紀末－19世紀），在現世主義、享樂主義和個性解放的思潮下，大眾娛樂形式“歌舞伎”的風行與青樓市井人物的標新立異，推動了發式的不斷翻新，其上的裝飾品也越來越多，最后形成了現在稱為“日本發”的復雜華美的傳統發型。

可見，日本傳統發飾品是近世江戶時代的產物，其歷史不算久遠。發型共分成四個部分，前額中間隆起的一份稱“前發”，面龐兩頰打開的部分稱“鬢”，發在頭上盤卷的部分叫“”，后頸部分叫“”。發飾品主要分櫛、笄、簪、布四種，裝飾部位各不相同。“櫛”就是發梳，一般插于前發和之間。“笄”是一種兩邊對稱的長條形發插物，可以同櫛配對，有扁、方和圓頭棒槌型（中文的笄與簪同義），通常插在“櫛”的后面，和“布”一起用于固定的造型。“布”由寬窄不同的布條結束而成，顏色以紅、白居多。“簪”的材料多為金銀和龜甲，有一足、兩足（中文名釵）和多足，頭上為耳挖，足和耳挖之間有一個略寬的平面稱為“鏡”，是主要的裝飾部位。“簪”的品種很多，通常裝飾鬢的兩側或者鬢的后方。

日本發飾品的原材料不算豐富，但盛產木、金、銀。由于是海島國家，除了貴重的龜甲、珊瑚，還常用螺鈿、水晶、貝、珍珠。其它用來點綴的還有象牙、琥珀、玉、翡翠、絹、鐵、玻璃，甚至還有瓷。工藝有打磨、漆繪、漆雕、描金、透雕、鑲嵌、浮雕、切雕等。

就日本發飾品的審美情趣來說，雖然在傳統文化中，“物哀”、“幽玄”和“閑寂”占據了審美精神的主體，在藝術追求上大多表現出簡素、纖細、冷澈、淡泊的意境。但江戶的“日本發”卻與此相反，它的夸張與裝飾所代表的卻是另一種奢華、精美、濃烈、世俗的感官情趣享受。一方面，這與當時日本的主情思想有一定的關系，即從神道精神的“真實”出發，以自然的本能欲求為美，使滿足純粹的官能美成為一種合情合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與武家文化金碧重彩、明麗絢爛的裝飾風格相吻合，反映了庶民日常生活中現世享樂的情態和欲望。不過分析這些精美的器物，又發現在許多方面遵循了自然、洗練的傳統審美，并不是一味地熱鬧繁雜。綜合來看，日本傳統發飾品的審美情趣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澄”、“寂”、“艷”、“賑”。

“澄”，就是清澈、通透、明凈。古代日本人以純潔、清明代表美的理想，如熱愛“雪、月、花”圣潔的白。同時，崇尚自然的真實，善于從自然中發現美、表現美，如伊勢神宮以木、葦、茅草作材料，無色無裝飾，追求物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千利休的“空寂茶”則是在至簡至素中達到純一無雜、和敬清寂的理想境界。

“寂”是日本審美的中心。它代表了從自然風物中領悟到的美與情感：靜寂、閑適、悠遠、冷逸和感傷，流露出余情繚繞的風雅情調。日本發飾品的表現題材大多為自然景物或者日常生活，既有雪、月、花、木、草、雀、魚、蟲、流水、云霞、竹林及四季之景，又有甲蟲、豆芽、藤瓜、魚簍、竹籠、葫蘆、團扇等田園情趣。僅此還不足，還要以動物與物的對比來擬示自然界的動靜和諧。

篇（10）

要使他們真正理解、接受、領悟古人的情感和觀念，最好的辦法就是創設歷史情境，拉近學生和歷史的距離，在激發學生學習、探究歷史興趣的同時，讓學生在一個生動、逼真的歷史情境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升華。創設歷史情境的辦法很多，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運用發達的信息技術通過展示圖片，播放音像視頻等方式真實再現歷史事件和當時的社會情景，使學生通過直觀、感性的認識使心靈受到熏陶、震撼和精神的升華，從而實現教學目的。

例如：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二單元《列強武裝侵略與中國人民的反抗》第二課《》中，新課程標準和教學用書中明確規定通過情景再現，分析日軍侵略罪行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極大災難，激發民族責任感，歷史使命感，樹立正確而理性的愛國主義情感的教學目標。為了達到這一教學目標，我從以下方面組織教學：①課前先讓學生找尋一些有關的歷史紀錄片、圖片和史實，讓學生先對這段歷史有初步的了解；②在組織課堂教學時，首先讓學生介紹自己知道的關于的相關信息，營造出一定的歷史氛圍，接著播放影片《南京夢魘》中的相關片斷，把學生帶回1937年12月那個充滿血腥暴力、恐怖緊張的場景中，當這段影片播放完畢后，學生們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眼里充滿了震驚和憤怒，雙拳緊握，恨不得沖上去同殘暴的日軍搏斗。在這種氛圍中，我接著通過多媒體展示日本前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日本修改后的歷史教科書中關于全面的敘述等相關圖片和資料，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興起并歪曲事實，否認戰爭罪行，引起亞洲人民憤怒和反抗，導致中日關系的惡化。教室里一片嘩然，大家對日本的所作所為表現出極大的憤慨，可以看出同學們的心靈受到了震撼。③及時布置學生撰寫小論文，結合問題作為一名中國當代青年如何看待這段慘痛的歷史？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當今的中日關系，談談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在課后同學們遞交的小論文中，闡述了他們對日軍侵略罪行的痛恨和為祖國明天努力學習、努力向上的決心。從論文看，學生們大多用一種理性的愛國主義情感，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而不是懷著盲目的民族復仇心理。通過這節課的教學，學生們不但牢記了日本侵華的歷史，更自覺地把歷史與現實聯系，增強了他們關注祖國命運和民族前途，為祖國發展努力學習的責任感。

二、利用傳統節日及紀念日進行專題教育，在進行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的同時，培養學生相互合作的團隊精神

教師可以廣泛地利用校內外的一切資源進行教學，同樣，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教育也不能僅僅依靠45分鐘的課堂教學來解決。對祖國悠久燦爛的文化的熱愛，對國家、民族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也不能夠僅僅依靠口頭的表達來實現，需要用行動來證明。我們可以結合傳統的節日和紀念日進行專題教育活動，把課堂向外延伸，用更寬廣的舞臺結合多方面的力量進行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

例如：2011年是祖國懷抱的14周年，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四單元《現代中國的政治建設與祖國統一》第三課《祖國統一大業》中新課程標準和教學用書中明確規定了通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認識實現祖國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意義這一教學目標。我們可以結合歷史學科的特點，設計一組有關2011年14周年的紀念活動，具體活動安排如下：①布置學生通過圖書館、網絡查找大量有關以及近十年香港飛速發展的相關資料和信息，并加以整理；②利用班會課以記者招待會的形式組織活動，讓各個學習小組派一位代表充當新聞發言人向同學們介紹香港與祖國分離、實現統一的發展歷程，并介紹香港14年來取得的相關成就及其后的發展規劃；③由臺下的學生充當小記者的角色從各位新聞發言人的介紹中搜尋有用信息，撰寫新聞稿；④由小記者們自由發言，談一談以后香港應該向怎樣的方向持續發展，該如何為香港和祖國的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通過鄉土文化和歷史遺跡對學生進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