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育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早期教育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兒童早期美術教育對兒童成長的影響

根據上文針對我國當前兒童早期美術教育的重大意義和深遠的價值等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可以明確到工作的內涵所在。下文將針對兒童早期美術教育對于兒童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等進行深層次的研究，旨在更好地促進教學思想和教學方式理念的改進。對于兒童早期美術教育，應當從顏色的層面著手，由于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對于事物的認知也有著一定的差別，所以應當注重教學和教育方式的差異性。在一般的情況之下，兒童對于藍色以及綠色等顏色的反應相對而言較為平淡，而對于橙色以及紅色等較為鮮艷的顏色表現則相當的強烈，對于顏色所呈現出來的物質變化等反應敏感程度也有著巨大的差別，所以在實踐的兒童早期美術教育過程之中還應當重視上述的情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對于顏色的敏感程度不一樣，處于嬰兒階段的兒童應當教導其使用嘴以及手等，感受不同物體的形狀，另外，顏色對于嬰兒所產生的刺激可謂是相當強烈，所以，對于此階段的兒童采取恰當的兒童早期美術教育，有著重大的意義。在實踐的教育過程之中監護人還抱著孩子，仰望天空，引導其對天空之中的蝴蝶、鳥等進行觀察，同時引導幼兒觀察身邊的花草和植物等等，在這樣多重顏色的刺激之下，兒童對于顏色的認知也必將有著巨大的提升。在實踐的教育過程之中還應當注重的是對于兒童的表揚，恰當的表揚可以全面地提升兒童的信心，這一點對于其今后的成長以及個人發展有著巨大的意義，在表揚的過程之中還應當注重對兒童積極性的提升，以增強兒童進行繪畫等的興趣。因此，早期美術教育應是不斷探索、不斷改變現狀，因人、因地、因時靈活的教育方式，不可用成人的目光抱著功利的目的實施教育。恰當的教育方式，對于兒童的個人成長也必將起到深遠且積極的影響。

篇（2）

作為一種專門提供給婦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西方早期女子學院為不能進入傳統大學學習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和男子的大學相比，這些女子學院具有不同的特點。而在歐美各國，女子學院的辦學模式也各有差異。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美國走在了整個世界的前列，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早期女子學院的創辦和發展上。美國的早期女子學院以七姐妹學院為代表，包括：蒙特·霍利約克學院(MountHolyokeSeminary)、史密斯學院(SmithCollege)、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College)、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College)、巴納德學院(BarnardColIege)、瓦薩學院(VassarCollege)以及布林·莫爾學院(BrynMawrC01．1ege)[1]。這七所女子學院中既有獨立的女子學院，學院的楷模。然而，女子學院的價值被公眾所接受經歷了很長的歷史過程。以美國為例，直到1973年，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CarnegieCommissiononHigherEducation)發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機會》一文，才首次比較正式地希望教育界關注女子學院所起的作用。該文指出：“女子學院畢業生的成就值得重視，不僅因為它們體現了女子學院對婦女教育的決心，而且在其潛在影響方面更具重要性。”[2]在女子學院出現后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婦女及其才智并沒有受到高度重視，女性在社會中仍處于弱勢地位。盡管如此，早期女子學院還是得到了發展，直到今日它仍是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西方早期女子學院的歷史淵源

西方女性正式進入高等教育領域發生在近代以后。為了進入大學，婦女們經歷了不斷的努力和斗爭。大學在其創立之初，目的就是培養為教會和國家服務的人才。而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決定了她們無法進人傳統的大學領域。此外，人們也習慣性地認為女性在各方面都弱于男性。具體來說，首先，婦女被認為在智力上先天弱于男子，因而不適合接受高等教育；其次，婦女天生體力過弱而無法承受高層次智力活動帶來的壓力[3]。盡管女子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需求和努力沒有停止過，但女子始終被阻隔在傳統的高等教育機構之外。但是隨著社會風氣開始趨于開放、高等教育功能不斷拓展、基礎教育逐漸普及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需求日益顯著，女子進入高等教育領域的客觀條件已經形成。同時，女性主義運動推進了婦女爭取獲得包括教育權在內的各種平等權利的斗爭，使婦女在主觀上要求接受高層次教育，即高等教育。如此看似不可調和的兩難局面，為早期女子學院的建立提供了前提。確實，西方早期女子學院的創立為不能進入傳統大學學習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然而這一時期的女子學院是一種專門提供給婦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機構，與面向男子的大學相比，它們有著不同的特點。

美國是最早創建女子學院的國家。在美國殖民地早期，雖然已經有了名為“學院”的專門招收女性的學校，但其程度不過比中學稍高一點，還不是名副其實的女子高等教育，并且此類學校多數是寄宿學校。其中，最著名的是賓夕法尼亞的摩拉維亞女子學院(MoravianSeminary)。在該學院中，教師教摩拉維亞族女孩語言、宗教、歷史、音樂以及包括天文學、生物學和物理學等在內的自然學科。以歐斯特萊恩(ElisabethOegerlein)為代表的先驅者將摩拉維亞女子學院的辦學精神在殖民地傳播，并且創辦了許多類似的女子學院。到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時，摩拉維亞女子學院被公認為是美國女子能接受最高級別教育的機構[4]。隨著美國女子要求接受更高教育，1785年摩拉維亞女子學院開始招收美國社會各種族、各階層的婦女，正式的女子學院初現端倪。又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等待之后，即19世紀30年代，真正意義上屬于高等教育范疇的女子學院在美國首先建立。一般來說，這些女子學院也是最前沿的女子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女子學院的創建和發展經歷了名稱和內涵的重大變遷。在美國，殖民地時期就出現了比中等教育稍高的專門培養女子的學術團體(Academy)。19世紀初，“女子學院”(Seminary)一詞替代了先前的學術團體的稱法，使女子接受中學后教育有了更加正式的含義，學院辦學的主要目的是職業準備。在這方面，與男子學院為培養軍事人才不同，女子學院的培養目標是教師及母親。雖然不同地區的女子學院的課程內容不一，例如，有些女子學院注重禮儀的培養，有些女子學院提供家政課程，但是當時所有的女子學院都不提供男子學院提供的用希臘語、拉丁語傳授的古典課程。女子學院最多也只是提供一些用英語傳授的學術性課程，例如歷史、哲學、現代語言及自然科學等，其目的也僅限于為婦女從事教學工作做準備。當然，也有一些有遠見的女子學院開設了屬于大學程度的課程，例如紐約州的特洛伊女子學院(TroyFemaleSemi—nary)[5]。“女子學院”的這種稱法一直被沿用到真正屬于高等教育范疇的女子學院的出現。到19世紀末，隨著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觀念的確立和男女平等的高等教育斗爭的開展，許多女子學院開始改用傳統的“學院”(college)的稱法。

二、西方早期女子學院的創立與發展

西方早期女子學院的創立與發展是女子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早期的女子學院主要有兩種形式：獨立的女子學院以及隸屬于綜合大學的女子學院。在這些學院的創立與實踐過程中，既有為女子大學教育事業奮斗終生的偉大人物，也有從女子學院提供的大學教育中受益匪淺的杰出女性。雖然真正的西方高等教育始于中世紀的歐洲，但是，由于歐洲社會生活的歷史傳統相對閉塞，歐洲各國在女子學院的創建和發展方面都沒有趕上美國。

1．美國獨立的女子學院

在美國獨立的女子學院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響的是里昂(MaryLyon)創辦的蒙特·霍利約克學院和瓦薩(MatthewVassar)創辦的瓦薩學院。

1837年11月8日，美國新英格蘭拓荒區的一名女教師里昂通過個人的不懈努力，在馬薩諸塞州的南哈德雷創建了第一所屬于高等教育范疇的女子學院，即蒙特·霍利約克學院。在蒙特·霍利約克學院之前，里昂已經在新英格蘭的許多地方，建立并推廣她的女子學院辦學模式，這些學院雖然沒有完全達到高等教育水平，但為蒙特·霍利約克學院的創辦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驗。首先，招生要求嚴格。里昂要求入學的婦女思想成熟、態度嚴謹、有能力完成學院課程的學習，并且具有擺脫傳統的家庭生活而追求全新未來的意愿。其次，里昂爭取到了男性的支持，這些男性多數來自教會。其中，最重要的是牧師帕卡德(TheophilusPackard)以及霍克斯(RoswellHawks)，他們通過傳教的方式將里昂的女子學院辦學理念和實踐在教區推廣[6]。同時，里昂的辦學資助也主要來自教會，當然也包括一些個人資助。此外，課程要求規范。在新英格蘭建立的女子學院中，里昂的伊普斯威治女子學院(IpswichFemaleSemi—nary)的課程和教學已經具有了鮮明的高等教育特色。

1837年，在募集到了一筆8千美元的資助后，里昂將美國歷史上第一所達到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學院建在了馬薩諸塞州南哈德雷的霍利約克山邊。學院成立之初有80名女學生，校舍為一幢四層的樓房。里昂節儉樸素的風格完全體現在了蒙特·霍利約克學院的校舍建筑風格上。在蒙特·霍利約克學院，里昂讓女學生們掌握知識，學會自我管理，更注重培養女孩們對人生的信念。她建立了二個完整的大學系統，將外在的建筑轉換成了內在的秩序。在這樣的轉換過程中，里昂應用了古老的女子教育理念，在構建新型的師生關系中，適當地借用了母女的關聯，從而很好地將家庭和學校教育結合了起來。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里昂始終強調她們自身的女性角色。這種辦學理念完全有別于傳統的只對男子開放的大學，具有獨到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特色。作為女子高等教育的開端，蒙特·霍利約克學院的建立為美國女子教育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1849年里昂去世，但她所創辦的女子學院并未就此停滯不前。隨著學院學生、教師、校舍以及辦學理念的不斷更新，女子學院成為了女子高等教育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這一時期，歷史上第一批女子學院出現在美國東部以馬薩諸塞州為中心的地區。其中值得一提的另一所女子學院是1865年創辦的瓦薩學院，學院的改革精神體現了美國婦女新紀元的開始。瓦薩學院的創始者們深深地意識到了對女子學院進行革新的重要性，這所用“學院”(college)命名的學校大膽地為婦女提供完整的文科課程。

瓦薩學院的創始人瓦薩曾這樣指出，學院創建的目標是讓女子能獲得和男子一樣的高等教育[7]。瓦薩突破了女子學院的傳統辦學理念，要求自己的學院并非表面化地模仿普通高等教育，強調根據新的教學對象，即女性，進行適當的、特別的調整。首先，在課程方面，瓦薩學院將體育課放在第一位，尤其注重體育課在所有課程中的基礎作用。學院還特別成立了體育訓練科，在專門教師的指導下開展各種體育訓練活動；同時，學院積極組織開展學生的戶內、戶外課余運動，并且不斷更新校內運動設施。第二，在智力教育方面，該學院的特色是文科教育，因此，要求學生入學時已順利完成了基礎教育。學院的課程設置分為常規課程(regularcourseofstudy)及特別課程(specialcourse)兩類。前者與其他女子學院的培養目標接近，即讓婦女接受更高級的教育；后者則注重婦女教育的特殊需要。另外，學院還設有不同的專業系科。在瓦薩學院建立之初，曾設想將學院的學習年限從傳統的3年延長為4年，但這和傳統觀念中婦女適婚年齡有點沖突，因而在實施過程中也是阻力重重。瓦薩學院的辦學在突破傳統的同時，也注重女性特色以及教育的社會和職業性。專為女性開設的家政教育便是一大特色[8]，學院不僅在課程設置中保證一定課時的常規家務能力培養，例如針線活、家用設施的修補等，而且還開設了包括家政經濟學課程在內的家政課程。同時，在學院的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方面，瓦薩認為，婦女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在社會中將扮演一種特殊的角色并承擔社會使命，因此，學院所開設的社會教育就是要陶冶學生的情操。在職業教育方面，學院著重培養女性的教學、電報發送、速記、記賬等職業技能。這些職業技能都反映了當時美國社會對婦女勞動力的需求。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婦女以成倍的增長速度進入各類女子學院學習。據1870年美國教育委員會的統計，有11，000名美國女性在女子學院學習。也正是從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女子學院的數量迅速增長，許多原先以舊式女子學院命名的學校都升級為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學院。

2．英美隸屬于綜合性大學的女子學院

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是隸屬于綜合性大學的女子學院。這些女子學院雖然隸屬于綜合性大學，但實際上，從管理和經費而言，這些女子學院都是獨立的辦學機構。而且，多數學院的教學樓不在隸屬大學的校園內。當然也有部分女子學院與其隸屬大學有著密切的關聯，尤其是在課程教學方面得到隸屬大學的支持。這些女子學院的創辦和發展實際上意味著綜合性大學開始公平地向婦女提供高等教育。例如，創辦于1879年的隸屬于美國哈佛大學的拉德克利夫學院，創辦于1889年的隸屬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巴納德學院等。

19世紀初，英國已經有一些私人團體為婦女提供帶有一定高等教育特色的教育。但是，女子高等教育的真正開端是從劍橋大學開始的，并且以隸屬于綜合大學的女子學院為重要形式。英國的劍橋大學最先開設了兩所隸屬性質的女子學院，即格頓學院(GirtonCollege)及紐納姆學院(NewnhamC01．1ege)。在英國，女子高等教育課程和教學方法的很多革命性觀念都首先在這兩所學院中產生和實踐一J。格頓學院的前身是由英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驅者戴維斯(EmilyDavies)于1869年在希欽創辦的一所女子學院。該學院由劍橋大學的客座教授授課，在管理體制上和劍橋大學并沒有什么聯系。希欽學院在創建5年后搬到了劍橋，新校舍建在名為“格頓”的地方，故將學院命名為“格頓學院”，并且成為了劍橋大學的學院之一。它設有神學、古代文學、數學、自然科學、法律、歷史、古代語及音樂理論等學科。戴維斯還推動建立了一個委員會，以確保婦女能參加大學地方考試(HigherLocalExamination)。劍橋大學于1863年允許婦女參加大學地方考試，并從91位考試者中選出25個候選人。雖然這些候選的女生僅用了6周的時間準備考試，但她們卻在考試中表現突出。劍橋大學的地方考試按同等條件向有限的婦女開放，進行了為期3年的試驗。隨后，劍橋大學就開始每年正規地招收女生。這些都為女子高等教育在英國的開端和發展創造了條件。1871年創辦的紐納姆女子寄宿學院于1880年并入了劍橋大學。進入紐納姆學院的女生必須在18歲以上。該校設有數學、歷史、現代語、自然科學、物理、化學、地質、礦物學等課程。同時女生也可以到劍橋大學其他的學院聽課，并在研究所和陳列館等場所接受自然科學、物理、地質學及礦物學等操作性課程教育。格頓學院和紐納姆學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經形成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師資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教學的特色，而這種做法到19世紀90年代后才在男校中推廣。

1879年，牛津大學效仿劍橋大學的做法，開設了多所女子學院。1879年開設的瑪格麗特夫人學院(LadyMargarettHall)是專門為信奉英國國教的婦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建立的，該學院還開設了大學升學考試準備班。同年，還開設了薩默維爾學院(SommerviUeCollege)。該學院以著名的女天文物理學家薩默維爾(MarySommerville)的名字命名。1886年，另一所為英國國教信奉者開設的女子學院圣休學院(St．Hugh’sHall)在牛津大學創辦。1893年又創辦了圣希爾達學院(St．Hilda’sHall)。隨著這些隸屬性質的女子學院的建立，牛津大學校方意識到了加強對這些學院管理的重要性。于是，1878年牛津大學成立了牛津婦女教育委員會，將上述四所女子學院納入該委員會管理之下，具體管理女子學院的教學內容及對學生進行監督。

三、西方早期女子學院的歷史貢獻

篇（3）

身體素質是人的各項素質的物質基礎，也是一個國家文明和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兒童的體質不僅直接影響到游戲活動和智力開發的效果，而且還會影響日后學業與事業的成功，甚至有可以通過遺傳基因影響到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長。試想，一個長期處于體弱多病、無精打采狀態下的孩子，怎能堅持正常的生活，怎能享受各種游戲的樂趣，又怎樣能勝任繁重的學習任務？當然，更談不上開發智力、培養人格了。如果一味地只強調智力開發和識字閱讀，很可能導致兒童身心發展的自然“生態平衡”錯位。

二、兒童的抗病能力較弱，容易感染各種疾病或受到傷害。

兒童的身體非常嬌嫩，易受各種不良因素的傷害。我國流行病學的調查說明，我國人口死亡率中，兒童死亡率居前列。這是因為，一方面兒童年齡小，免疫系統的功能不完善，抗病能力差，易受各種病原體的侵襲；另一方面，是他們的好奇心強，什么東西都要親自探索一番、體驗一下，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聽一聽、嗅一嗅、嘗一嘗；但是，由于他們的認識水平很有限，不可能認識到事物間的各種復雜關系和估計到自己行為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因此，很容易造成意外傷害。

三、兒童期是身體和大腦生長發育最快的時期，一旦有所失誤，會貽害終生，將悔之晚矣。

孩子從出生到滿1歲，是生長發育的第一個高峰期，各種器官和組織迅速發育。以大腦為例，出生時，大腦皮質的溝、回還不明顯，神經細胞體積很小，神經纖維的長度和分支較短、較少。腦的平均重量約為370克，相當于體重的1/8—1/9，到6個月時，即達700克左右，1歲時達900克左右，成人的腦重約為1500克，相當于體重的1/38～1/40。3歲時，大腦神經細胞體積增大，纖維變長，分支增多，機能基本成熟。在身體和大腦發育最快的時期，最需要充足的營養，氧和活動量。如果兒童缺少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導致身體或大腦發育障礙，甚至畸形，貽誤終生。

四、嚴酷的現實告誡我們，把體育放在兒童早期教育的首位，非常必要。

(1)1994年編制的《中國兒童狀況分析報告》中指出：“我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60.03‰，大城市為20.86‰，農村為71.08‰，在極為落后的農村（四類縣）高達99.69‰。”這是一組多么觸目驚心的數字。

(2)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有關報告指出，中國兒童在生長發育曲線在6個月以內基本上接近國際參考標準，而后則明顯地向下偏移，農村尤為突出。這就說明，我國兒童在6個月以后的體質發育水平明顯下降。

(3)少數地區的調查結果表明，兒童營養不良的比率在40%左右，其中城市比農村嚴重、女孩比男孩嚴重。兒童缺鐵性貧血比率在50%左右。某大城市的一項調查顯示，有70%以上的孩子缺鋅。缺鐵、缺鋅都直接影響兒童的生長和智力發育。

(4)許多地方的調查說明，肥胖兒的比率逐年上升。肥胖兒童中的50—70%有“高胰島素血癥”，胰島功能下降，成年后極易發生糖尿病、心腦血管病。預防肥胖必須從兒童時期開始。

(5)由于營養不均衡和用眼衛生做得不好，我國城市小學生近視率達20%，最高達32%。

(6)許多調查表明，當前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嚴重。據兩大城市對學齡前獨生子女的調查，心理變態率超過50%。患孤獨癥的兒童，約有50萬人，并以每年千分之幾的速度增加。打罵體罰兒童，不僅給他們帶來皮肉之苦，還會帶來精神創傷，嚴重地影響了兒童的身心健康；因為對于心靈的傷害，遠比皮肉的痛苦，更加刻骨銘心，還有什么舔犢之情可言？

把體育放在首位，并非成天都要孩子去搞體育和游戲活動。它的本質涵義是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它不僅要求孩子能成活，保證孩子有強壯的體魄，而且還要保證孩子有一個健康、聰慧的大腦和健康的心理、較強的社會適應能力。

WHO（世界衛生組織）在新近制定的世界保健大中，對健康下了這樣的定義：“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和虛弱，而且應包括體格、心理和社會適應能力的全面發展。”

世界衛生組織又指出：“如果家長和兒童能重視自我保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飲食結構，全世界可望減少1/3兒童疾病的發生。”為此，家長應給孩子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保證孩子有良好、充足的睡眠，孩子年齡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睡眠時間。良好的睡眠有三大功能：有利于生長發育，22點至凌晨1點是生長激素分泌的最高峰，但必須在熟睡后1小時才能進入高峰期；加強新陳代謝過程，有利于消除疲勞；有利于開發智力潛能，提高學習效果。據統計，7歲的小學生，每天少于8小時睡眠者，有60%的人跟不上班，39%的人勉強達到班上平均分數線，沒有一個人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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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的課堂氣氛能有效地提高教學效率，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以學生為主體，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習積極性，真正做到教師只是課堂教學的組織者、引導者，學生才是學習的主人。如何營造寬松、和諧的課堂氣氛呢？從課堂教學過程來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課堂教學開始時

上課開始，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唱唱歌，背背詩，這樣，不僅讓學生從課間的活動中進入學習狀態，活躍課堂氣氛，而且能集中學生的注意力，為新課的學習作好鋪墊。如果是借班上課，可以和學生課前談話，如問學生“你貴姓”“老師想和你做朋友”“你吃過飯了嗎？”等一些輕松活潑的話題，這樣便能在極短時間內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為新授課作情感鋪墊。

二、動手操作調動課堂氣氛

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說過：“兒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尖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兒童多動手操作會促進智力的發展。從腦的結構看，人的大腦皮層的各種感覺和運動部位中，管手的部位所占面積很大，所以手的運動能使大腦的很大區域得到訓練。動手操作的過程，調動了學生的感官參與，手腦結合。學生的思維離不開動作，動手操作是智力的源泉，發展的起點，激發了學生對操作活動的興趣。動手操作建立學生的表象思維，是學生的直觀學習，把書本內容生動化，讓語文學習更加形象，課堂學習氣氛不再是講和聽的形式。比如，學生在課外進行剪報活動，把用到的知識、語句剪下來，增加了記憶，將學習變成了一種布滿情趣的活動課。

三、以微笑的方式授課，塑造教師親切可感的外在形象

在營造良好的課堂氣氛中，充滿微笑地去授課，這是一種簡單易行，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當然，這種微笑是發自內心的，是對學生的一種關愛，是一種與學生心理上的交流，而非一種矯揉造作、虛假的表情。學生在洋溢著微笑的課堂中，會感到教師的可親可敬。現在有些教師在授課時，總是板著面孔，處處想著在學生中樹立威嚴感，這就在無形中就扼殺學生對你的親切感。那樣的話，試問，學生還愿意和你交流問題嗎？其實，教師的威嚴不是建立在嚴厲的表情基礎上的，而是來自于你的學問和修養。微笑著面對學生，其實是一種自信，一種認為自己的魅力可以征服學生的自信。而板起面孔去說教，往往是因為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征服學生，而運用一種外來的壓力去迫使學生去做，我想，這有時似乎會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往往不能持久。因此，語文教師要想使學生在一種歡悅、暢快的課堂氣氛中去追求知識，那就要首先自己充滿這種情緒，用自己歡悅的情緒去感染學生。

四、用多媒體來輔助教學，激發學生的情趣和學習的興趣

多媒體教學已成為教學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和要素。在課堂教學活動中，教師利用多媒體技術，使教學形式和教學方式變得靈活多樣，徹底改變了過去單凋死板的課堂教學方式；讓多媒體技術與語文課堂教學環節有機結合，生動有趣的教學形式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提高了課堂教學效果。例如，教學《黃山》一課時，為了讓學生真實地感受黃山的美景。教師可以尋找一些黃山的圖片，再配上適合的背影音樂，制作成幻燈片，從而讓學生真實、生動地感受黃山的美。通過多媒體技術不僅可以感染學生，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課堂教學活動生動有趣，調動學生對語文學習的興趣和愛好，讓學生喜歡語文學習，愛上語文，這樣就激發了學生的學生情趣和學習興趣。

五、創設懸念引發課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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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的創辦人之一沈祖榮先生最早到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學習、在此之后，洪有豐、胡慶生、李小緣、戴志騫、袁同禮等一大批中國近代圖書館界先驅人物幾乎青一色的畢業于紐約州立圖書館學院。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威廉森（1877－1965），他是繼杜威之后，致力推動美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圖書館學家。1918年，威廉森受卡耐基特聘開始開班培訓圖書館員，他加入卡耐基基金會，專門從事圖書館學教育研究。威廉森先后于1919年，1921年和1923年寫出了三個著名的美國圖書館學教育調查報告。他提出圖書館學校應當象其它專業學校一樣設在綜合性大學內而非圖書館內，并且應該授予畢業學生大學學士學位。1926年，哥倫比亞大學聘請威廉森擔任教授，籌備成立第一所四年制的圖書館學系，并同時成立研究所。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從奧爾巴尼再次搬回紐約市，隸屬于哥倫比亞大學，成為圖書館學學院，學院屬于“graduatelibraryschool”當時是美國圖書館協會認證的15所圖書館學校中級別最高的學院。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設立的圖書館學系有四個特色：第一，圖書館系的學生除了本系的課程之外，還需要修一個外系當輔系，以具備不同的專業；第二，對于不同的知識領域，有廣泛的入門課程介紹；第三，需要到圖書館內進行實習；第四，了解資訊在社會中的傳遞途徑與展示方法。這些做法后來都成為圖書館學教育的基石。威廉森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系當了18年的系主任［4］，被后世尊稱為美國圖書館學教育之父。威廉森對于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思想提出是美國圖書館學專業化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水嶺，通過調查，他明確的提出圖書館職業訓練和專業訓練的區分，促成了圖書館學教育專業組織圖書館教育委員會（BEL）的成立，開始對圖書館學教育進行評估和認定，并制定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標準。他的關于在綜合大學系科下設置圖書館學系，圖書館學系畢業生應該獲得學士學位的思想，成為影響我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特別是金陵大學圖書館學教育發展的重要源頭。

1．2美國圖書館協會支持下美國圖書館學教育

美國圖書館協會（ALA）是美國圖書館事業的重要組織，也是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的資格認定機構。1876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建立，ALA是一個自愿參加的非官方協會，它的經費主要是會員交納的會費、出版刊物所得的稿酬和舉辦會議所得的會費組成。此外，還得到美國政府或基金會以及一些財團的資助。［5］美國圖書館協會不僅是美國圖書館事業的核心組織，更是致力于世界范圍內圖書館事業的推廣和促進。1926年，正值美國圖書館協會成立50周年之際，卡耐基財團宣布資助400萬美元來發展圖書館教育，并將美國圖書館協會置于一個堅實的財政基礎之上，在之后的20年中，圖協的主要任務是成人教育、圖書館教育、提高圖書館專業水平、圖書館立法、和賦予知識的自由權。同年卡耐基基金會出資144萬美元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圖書館學研究生院，于是圖書館學教育界第一次有了一所供圖書館員進行深造的有學位的專業學院。學院也設立了一個系進行學術研究活動。［6］ALA一直注重圖書館學專業教育。1903年成立的圖書館培訓委員會標志著ALA開始著手領導專業教育：這個委員會主要負責隨時調查所有圖書館學校的課程設置和教學進程，并報告調查結果。另外，ALA還設立了圖書館學專業組，作為研究專業教育的專業部門。1915年美國圖書館學校協會（AALS）成立。為了提高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質量，有系統的組織各種圖書館學校，夏季培訓班，學徒班等。1923年ALA臨時圖書館培訓委員會TLTB成立，其主要的工作是調查專業需要，找出專業教育的不足，并提供其他專業在標準化、結構化方面的經驗。這個臨時的圖書館培訓委員會，最終更名為圖書館教育委員會（BEL），負責圖書館學教程的評估和認可。［7］并于1925年公布了圖書館學教育標準，開始進行逐校鑒定。1932年有25所圖書館學院通過了資格鑒定，圖書館學教育委員會的創立成為美國圖書館學專業化的制高點之一。［8］1．3美國圖書館學教育史實20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狀況，可以在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報告中作大致的了解。在1926、1927的年度報告中，了當時美國圖書館學校的宗旨和狀況，以及開辦的條件，和教學的具體要求。并公布了美國圖書館協會所認定的圖書館學校開設的針對學校圖書館專業課程最低標準和師范院校開設的學校圖書館專業教育課程最低標準。［9］將圖書館學教育具體創辦的資格和條件，作了詳細的要求，包括入學要求，學習時長，基礎課程以及證書的類別等等。為了便于掌握概貌，筆者將具體要求簡要分類，列于下表：ALA要求有資格的師范學校，學院和大學應該為在學校圖書館兼職工作的圖書館員開設專門的圖書館學課程。

2中美圖書館學教育比較分析

2．1圖書館學教育展開背景和規模的比較

美國正規圖書館學校畢業學生一年就有五百多名，加上非正式的圖書館學生館員培訓的人數，一共有4000多名。［11］金大圖書館學教育開創之時，全國正式的圖書館學校只有文華圖專一所，剛成立的中國圖書館協會雖然也有圖書館教育組，但還未制定標準課程，而每年畢業的人數，大約在20人以內，每個圖書館學教育單位的畢業生幾乎都是個位數，加上暑期學校的人數也不超過100名，教員人數屈指可數。在背景和規模上，美國遠遠走在前面。

2．2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借鑒

美國的圖書館專業教育有開設專門的圖書館學校，或在師范院校開設圖書館學課程兩種方式，也就是說，實施教育的兩個組織。一個是圖書館專門學校，另一個是師范院校，還有就是暑期課程，這三種方法正是我國圖書館學教育展開的三種方式。金陵大學雖然不是師范院校，但是將圖書館學系設于教育系下，并且從事教學工作和圖書館工作的骨干，洪有豐，陳長偉也都是金陵大學的師范學生，創辦人李小緣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社會學碩士。可見在教育系下設置圖書館學系不無淵源。

2．3教學內容和要求的比較

從表3不難看出，在主干課程上，中美幾乎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課程中間，金陵大學的圖書館學系開設的課程在數量上多于美國；在內容上，美國的課程設置注重實踐和社會調查以及教授方法等，金陵大學的圖書館學系則明顯更偏重學術內容，最具特色的課程有：目錄學，中國重要書籍研究、書史學和印刷術。并有圖書館學大綱。從課程來看，當時的中國圖書館學專業思想已經和美國有了較大距離，美國的專業教育，其職業化的色彩依然濃重，偏重實用性，注重圖書館的教育功能，對圖書館員的教員氣質較為注重。而金大的圖書館學教育雖然在主干課程上繼承了美國的設置，但是金大的學程要求更長，在體系構建上，有其專門特色，較為注重圖書館的館藏內容研究。

3金陵大學圖書館學教育特色分析

從以上的比較分析中，金陵大學圖書館學教育的輪廓更加清晰，既是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的學習和借鑒，又因為當時中國圖書館事業狀況，以及金大的學校背景，走出了一條自身的圖書館學教育道路。

3．1輔系設置強調教育屬性

金大的圖書館學系在系科設置上，是在文學院教育系下設輔系，添加特有的專業課程，這是對美國圖書館學教育的有益借鑒，強調了圖書館專業的教育性質，系主任李小緣提出的“圖書館即教育”，圖書館教育可以“輔佐學教育之不及”［12］，將圖書館學系作為教育系的下設輔系，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

3．2注重學術研究

與美國圖書館學課程的對比中不難發現，金大的圖書館學課程帶有濃重的學術內涵，將圖書館學作為一門專深學術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自行編制了《圖書館學大綱》，這是當時美國的圖書館學校里沒有設立的課程種類。在分類法方面，有劉國鈞先生編著的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將美國的杜威和國會分類法與中國傳統的四庫分類法進行了綜合與對比，最后糅合中西，編制新法。劉國鈞在分類法中，實際上已經將圖書館學作為一種“學術之宗”［3］，安排在總類之下。在目錄學方面，系主任李小緣先生，一直將目錄學作為圖書館學系的主干課程之一，他本人也在金大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從事目錄學的研究，“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得其門而入”，將目錄學作為圖書館學系的必修課程，同時特設的“書史學”、“印刷術”等課程，突出的顯示了金大的圖書館學教育的學術性研究方向，特別是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國學的整理和研究，使得金大的圖書館學教育帶有強烈的學術研究氣息，在圖書館學的課程安排上中西并重，成為一種糅合了中西特色的創造性的圖書館學。

3．3開展學術服務實踐

金大圖書館學系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破天荒”的開設了《索引與序列》的課程，研究索引與序列的原理及方法，整理編輯各類學術索引。意在為各類學者的學術研究服務，編制索引是美國圖書館先進方法的引入，李小緣除了開設索引課程外，還積極參加“索引運動”，向中國圖書館協會提出《通知書業于新出版圖書統一標頁數法及附加索引案》、《編纂古書索引案》、《編制中文雜志索引案》以及《中華圖書館協會應設法編制雜志總索引》等多項索引議案，長期支持我國索引事業，金陵大學圖書館學系索引課程的設立，是對學生學術基本功的鍛煉，用西方的學術工具和研究方法，編制檢索實物，服務于傳統學術，使得教學過程就成為學術服務的實踐過程，這不僅是金大圖書館學系學術性又一表現，更體現了一種學術服務的精神。

3．4注重學術人才的培養

金大的圖書館學教育屬于金陵大學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培養了學貫中西的圖書館學家，史學與國學家，為我國傳統文化學術的發揚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在就讀于金大文學院，選修圖書館學課程的學生中，就有享譽海內外的圖書館學家：錢存訓、盧震京、吳光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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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早期的價值觀培育是公民獲得價值觀啟蒙的第一個主陣地孩童時期是孩子學習的最佳黃金時期，家庭早期的價值觀培育是公民獲得價值觀啟蒙的第一個主陣地。日本學者木村久一曾提出過兒童的可能能力遞減法則，他說:“生來具備一百度可能能力的兒童，如果從一生下來就給他進行理想的教育，那么就可能成為具備一百度能力的成人。如果從五歲開始教育的話，教育再好，也只能達到具備六十度能力的成人。到十五歲時教育就會剩下四十度。”［2］242印度“狼孩”卡瑪拉的學習案例有力的證明了越早接收早期教育、越早受到早期價值啟蒙越好。

3．家庭早期的價值觀培育決定孩子未來的人生發展方向和社會的發展較之宗教對西方人的思想、行為甚至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人則更多地受家庭教育的影響，家庭早期的價值觀培育決定孩子未來的人生發展方向。孟子講“國之本在家”，黑格爾認為中國“終古無變的憲法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3］113。從某種意義上說，“家庭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人重視家庭，對家庭懷著宗教般的情感，猶如西方人信奉上帝”［4］18。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指出，家庭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立。可見，綜合了家庭成員之間思想的、感情的、經濟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諸方面因素的家庭對中國孩子成長至關重要。幼童時期，正是幼兒及兒童個性形成的重要時期。他們的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正、負方面的影響，家庭早期的價值觀培育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決定孩子未來的人生發展方向，由此，作為國家和社會發展后備軍的孩子也決定了國家的前途與未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二、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價值觀培育存在的問題

(一)從家長與公民價值觀的關系而言，存在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部分家長(如隔代教育)不了解價值觀為何物，不知道“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也不知道價值觀形成規律，無從談起對幼兒及兒童的價值觀教育。二是一部分家長雖然了解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但不認可，將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傳遞給孩子。在目前的社會變革期，部分家長在價值觀上產生了困惑，誠實正直還是投機取巧，寬容友善還是以直抱怨?他們既希望孩子誠實正直、寬容友善，又害怕孩子長大后吃虧上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因此，不自覺地給孩子灌輸“不與陌生人說話”“資源有限，競爭無限”等價值觀。更有甚者，自己的價值觀已完全淪落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自由等，仍振振有詞的灌輸給孩子。三是一部分家長雖然了解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也認可，但重視智育教育而忽視價值觀教育。在我國幾千年傳統文化長期熏陶下，部分家長望子成龍心切，認為不能讓孩子輸在第一起跑線上，比較注重培養孩子的智力方面，而對成長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非智力方面，如價值觀、人格等方面重視度不夠。

(二)從家長的教育方式來看，存在三種錯誤的教養方式

一是溺愛型。這種家庭教養方式指家長對孩子嬌生慣養、千依百順、無條件的滿足孩子的一切要求。這種方式易導致孩子以自我為中心，形成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二是放任型。這種家庭教養方式指家長由于一定的原因(或工作繁忙，無暇顧及或因無意識教育孩子)，對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不管不問。這種方式易導致孩子散漫，冷漠，長大后很難形成友善等價值觀。三是權威型。這種家庭教養方式指家長將孩子看作私有財產，認為教育孩子是私人的事，全憑自己的意志教育孩子。這種方式容易出現“不打不成材”“虎媽”“狼爸”等現象，易使孩子敵視他人，仇視社會。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價值觀的錯誤培育產生了嚴重的后果

如果要對以上的錯誤教養方式進行總結，可以將“家長要求孩子采取某種行動或者要求孩子聽話”歸納為以下的教養邏輯:一是簡單的說理;二是在說不通的前提下，權威地單方面下命令下指示;三是仍然說不通則是告誡、警告、恐嚇或引誘;四是也即最后一步是歇斯底里的打罵等懲罰，如面壁，關小屋子，或拳腳相加等。錯誤的教養方式對幼兒及兒童公民價值觀的培育負作用相當大。在此，簡單列舉兩種具體的方式加以說明。第一，在權威型教養方式中，如果孩子不聽話就以編恐怖故事的方法對之進行連哄帶騙的警告恐嚇。這種教育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不易產生誠信感，家長不是將孩子作為平等的主體尊重他，不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而是連哄帶騙，在其幼小的心靈播下了不誠信的種子，如果以后不及時矯正，那么孩子長大后自然會產生一種撒謊心理，離公民價值準則之“誠信”漸行漸遠。第二，在溺愛型教養方式中，如果孩子不小心頭部撞倒了桌子等哇哇大哭，家長習慣性的安慰，“我們打這個桌子，是它不乖，該打該打，不哭了啊……”這種教育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不易產生友善感，家長的這一舉動不是讓孩子查找被撞的原因，而是把責任推給別人、別物。別人、別物如果有對不起地方，那么一定要“討回個公道”，在其幼小的心靈播下了怨氣的種子，如果以后不及時矯正，那么孩子長大后自然會產生一種報復心理，與公民價值準則之“友善”相去甚遠。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價值觀培育的觀念和原則

(一)家長要形成正確的“三觀”

家庭早期公民價值觀培育，對個人、社會、國家均至關重要。但家長、學校、社會、乃至政府對之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家長自身。因而，政府、社會、社區等有義務采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加強立法，加大家庭早期價值培育重要性宣傳，形成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家長培訓支持體系等，幫助家長形成正確的三觀，指導家長正確實施家庭早期公民價值觀培育。

1．正確的孩子觀。孩子不是家長的私有財產，孩子是逐漸成熟的具有一定依賴性的相對獨立主體，具有平等的人格。家長應站在孩子的角度認識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重視他們的心理、生理發展特點和各個年齡段的成長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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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的政策落實和實踐探索

近年來，在早期教育的相關政策下，全國各地都在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的精神，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嬰幼兒早期教育，這使0～3歲嬰幼兒的早期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上海等發達城市的研究和工作走在前列，為全國帶了一個好頭。2002年至2005年，上海市教育學會會長張民生聯合上海市教委、上海市高校、市婦聯、兒保所、各區政府主持建設了“國家級規劃課題”《0～3歲嬰幼兒早期關心與發展的研究》，這在國際上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目的是在尊重生命自然成長的規律的前提下，合理地激發嬰幼兒的潛能，優化嬰幼兒健康成長的環境。在政策法規研究方面，他們研究了市、區0～3歲嬰幼兒早期關心和發展的管理體制、教養機構和社區服務網絡、專業教師培養和培訓，為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提供調研報告和實踐依據，并提出“一級網絡，二級管理”的組織管理網絡，由政府牽頭，聯合婦聯、教育局、衛生局、民政局、計生委、地區辦等相關部門開展嬰幼兒早期關心與教育。國家其他各省市和地區也相繼出臺了相關的政策，而且，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更加具體，為0～3歲嬰幼兒教育模式的實踐探索提供了指導。

(一)入托

嬰幼兒早期發展管理模式杭州蕭山區從2001年就開始成立課題組，為構建幼兒園、家庭、社區三結合教育模式而努力，探索出了幼兒園、家庭、社區三結合的早期教育模式。［1］同時，課題組還啟動了“托幼一體化”工程，使幼兒教育(原為3～6歲兒童)向低齡化(0～3歲嬰幼兒)延伸，并且將這種延伸轉變成各幼兒園的自覺行動。通過研究逐漸完善托幼行政管理、社區教育管理體制，使托兒所、幼兒園教育一體化。［1］綜合來說，蕭山區的教育模式在運行機制上呈現出內在性:總體上由教育部門主管，然后調動幼兒園、社區、家庭以及其他教育力量，滿足了各自的內在需要。

(二)散居

嬰幼兒早期發展管理模式0～3歲嬰幼兒大部分散居在家中，教育孩子的任務大都由其看護人完成。各地采用靈活多樣的形式，使3歲前嬰幼兒教育不再僅僅是公辦幼兒教育機構的專利，各部門乃至民辦機構也開始涉足，［2］大力發展早期幼兒教育事業。目前，開展散居嬰幼兒教育的機構類型主要是早期教育中心和社區早教指導站。早期教育中心面向社區0～3歲嬰幼兒及其看護人，承擔著嬰幼兒家庭教育指導、教養服務的職能。社區早教指導站由幼兒園利用雙休日(節假日)兼職從事2～3歲散居嬰幼兒教育，接待社區內0～3歲嬰幼兒來站游戲、交流，接待0～3歲嬰幼兒看護人來站咨詢等。同時，計生、婦聯、衛生、街道等部門以及一些生產、經營嬰幼兒生活需求品的企業都在利用各自的優勢不定期地開展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活動。

三、存在的問題及原因經濟

發達地區在0～3歲嬰幼兒早期發展與教育工作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無疑會為其他省市的嬰幼兒早期教育管理模式與工作機制提供借鑒，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一)早期教育資源有限，無法滿足現實需求

依托幼兒園和社區提供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服務是發展趨勢，但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幼兒園收托0～3歲嬰幼兒的較少，大部分由民辦托兒所來負責;而社區又是一種非政府組織，加上我國的社區建設還不夠完善和規范，因此，社區的早教指導站有時也只是徒有虛名，根本無法滿足廣大社區居民對嬰幼兒早期教育的需求。

(二)對民辦早教機構的監管和指導嚴重缺失

為了滿足居民對嬰幼兒早期教育的需求，大量的民辦早教機構應運而生，但民辦的早教機構基本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目前，我們比較熟悉的早期教育機構品牌大都沒有冠上早教的名稱，而是以教育咨詢公司、教育培訓中心的名義出現。這類早教機構沒有明確的監督管理機構，使得早期教育缺乏辦學標準，師資力量參差不齊、監督考核無序等問題十分明顯。

四、積極推進早期教育事業發展的對策

(一)各級組織和家長要高度重視嬰幼兒早期教育

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該關心和重視嬰幼兒早期教育，加強對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工作的政策傾斜和宏觀指導。例如，在杭州蕭山區，0～3歲嬰幼兒教育由原來的婦聯管理轉為教育局管理后，教育局加大了管理力度，把“托幼一體化”工程列入幼教工作的重點之一。區政府還出臺了《蕭山區0～3歲早期教育實施方案》，全面啟動0歲教育工程，為實施“托幼一體化”教育管理提供了組織保證。各級組織對0～3歲早期教育的重視促進了家長及社會對嬰幼兒早期教育的高度重視。

(二)加強對早期教育的規范化管理

早期教育工作應該有規范化的管理，各級政府不僅要關心和重視早期教育，還應該推動和領導各部門分工合作，并進一步明確相關部門的職責分工，同時，還應明確早期教育的監管主體，確定準入門檻。為了加強規范化管理，還可以成立監督指導小組，每年根據早教機構及其管理部門的工作需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隨訪、抽檢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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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獄文化建設的概況與地位

監獄文化是文化在監獄這片特殊領域的一種外在的表現。對于何謂監獄文化，正如何謂文化一樣，學者對其存在不同的概述。所謂監獄文化，有廣義、中義、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監獄所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中義指的是監獄自身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活動和與之相應的各種制度和組織機構；狹義指的是具體的文化手段和方式，如開展各種形式的文體活動，傳道、授業、解惑等所需的具體載體的運用。

監獄文化與一般社會文化一樣，也由主文化和亞文化兩部分組成，其中符合一般道德規范和國家法律精神，為社會公共所認可的部分為監獄主文化。而監獄亞文化是指罪犯群體在監禁生涯中逐漸形成、自覺或不自覺地信奉和遵行，與監獄主文化偏離或對立的價值標準、行為方式和現象的綜合體豎。

我們在這里探討的需要建設的監獄文化指的是積極向上的、為社會所認可的主文化。

（一）監獄文化建設的內容

關于監獄文化建設的內容，分為幾個方面：

一是物質上的文化建設，即對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文化模式進行建設，也是一種淺層次的文化建設，主要是對監獄的外在建筑、綠化環境、監區分布、功能設施等硬件條件進行建設，是監獄進行其他方面建設的基礎與基本的保障，與犯罪人的利益休戚相關。

二是制度上的文化建設，即對監獄內部的管理制度、規章制度以及一些具體的執法活動規范進行修訂與完善，創造一種井然有序的監獄內部秩序。

三是精神上的文化建設，即對監獄的精神與理念進行建設，主要是以文體活動、罪犯興趣培養小組等形式為主，是監獄文化建設的核心與重點。

（二）監獄文化在監獄社會中的地位

由于監獄的不流動性與封閉性，不同罪犯在監獄服刑的過程中，使得監獄形成了一個與外界社會相對獨立的小社會，即監獄社會。這種監獄社會從監獄建立之初就逐漸積累起與外界一般社會所不同的特殊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人身觀、世界觀等，并且慢慢變為監獄的“特有文化”。而這種“特有文化”自罪犯進入監獄開始，就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罪犯，使其為了適應這里的監獄社會，而與監獄社會中的“特有文化”標準靠攏，罪犯開始心甘情愿或者不得不改變自己原有的行為模式、待人待物的方式甚至自己多年養成的習慣。這種“主流文化”多為“監獄的亞文化”。

而監獄所亟待建立的監獄文化則與這種監獄的亞文化不同，其是積極向上的優良文化。這種監獄文化建設的目的是為了緩沖與消減監獄中存在的不良文化，避免罪犯在監獄服刑的過程中感染上這種不良文化。因此，監獄文化建設在監獄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當前監獄中存在的問題

（一）監獄文化建設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作用未被重視

必須承認，我國仍然處于監獄文化建設的初期，監獄文化建設還處于一種盲人摸象的局面，只看到監獄文化建設中一些片面的效果，而沒有一個全局性的觀念，更沒有一個系統指導監獄操作的導向。這樣也就導致有些監獄在如火如荼的搞監獄文化建設，有些監獄卻沒有任何舉動，形成強烈的反差。

這種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在于監獄文化建設在罪犯的教育改造中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傳統保守思想在監獄改造中作祟。對監獄文化還停留在聽之有聲、見之有形的表面文化上，并沒有在制度和理念層面上下功夫，在罪犯的改造上滅有像企業文化哪像認識深刻。對監獄文化具有的改造手段的特性與功能缺乏認識。

（二）監獄教育改造的效果不甚明顯

對罪犯進行懲罰與改造是監獄的兩大職能，而其中教育改造是最終的目的。其中《監獄法》第三條明確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為守法公民。”第四條規定“監獄應當對罪犯進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但在現實生活中，監獄往往更加重視懲罰這一職能，而忽視改造這一職能，從而導致罪犯在服刑完畢時教育改造的效果不甚明顯，走進社會后很快又再一次實施犯罪。

三、監獄文化建設對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啟示

面對監獄重視勞動教育、忽視思想教育，罪犯教育改造效果不明顯的現狀，監獄文化建設對罪犯的教育改造的積極作用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從中可以讓我們探索出一條解決以上問題的道路：

（一）應當從實質上重視監獄文化建設

教育與改造罪犯是監獄工作永恒不變的宗旨，在改造罪犯的過程中，關鍵在于“以文化人”，這是改造的至高境界，文化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若能充分發揮文化的引導和感化功能，將文化作用于每一位罪犯的思想、靈魂和內心，對于從本質上實現改造罪犯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意義。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人的本能沒有受到應有的約束，人的本能一旦傾斜或傾倒，人的貪念、妄想、私心極端化，不顧社會公德和法律的約束，徹底墮落，喪失人格，喪失人性，這是原有的文化素質和心理水準低下而引發的，在受到外在的不良因素作用與誘惑，突破了自已道德底線，才走上犯罪道路。

因此，監獄若能從實質上重視監獄文化建設，即利用文化背后的蘊藏的力量，必將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二）應當對監獄文化建設進行加工整合，使其對罪犯的教育改造有所幫助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監獄文化建設對于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所以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發揚監獄文化建設中積極的效應，而盡量的避免與消除其對于罪犯教育改造消極的影響。針對前面所提到的監獄文化建設對于罪犯教育改造消極作用的方面，可以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一是將監獄文化建設與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結合起來。不應當將監獄文化建設孤立于監獄的勞動改造、思想教育，既不能夠單搞勞動改造、思想教育，而忽視文化建設，也不恩單搞文化建設，而忽視監獄的勞動改造、思想教育。

二是將監獄文化建設與獲得減刑假釋緩刑等的條件嚴格的區分開來。監獄執行刑罰的目的是為了懲罰罪犯與預防犯罪，在整個刑罰的執行過程中應該充分體現與貫徹這一思想，因此，對于減刑的適用應該嚴格的依照法律的相關規定，具有一定的限度。而監獄所進行的任何監獄文化建設，都不能夠忘記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刑罰的執行，加強對于罪犯的教育感化。

三是將監獄文化建設做到適度。監獄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的、長時間的工程，監獄在實施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就應當注意把握尺度、掌握好分寸，切不可夸大其最用，把其凌駕于勞動改造、教育改造等手段之上，既不能完全不重視監獄文化建設，也不能一門心思只搞監獄文化建設，應當從尊重罪犯人權、有利于罪犯真心悔悟等方面出發，將監獄文化建設落到實處，以免弄巧成拙，不僅給罪犯加上了思想上的包袱，又侵犯罪犯的人權。

篇（9）

但是，象莫扎特這樣的“音樂神童”之燦爛光芒，卻眩暈了人們的心智。以至于人們很少、甚至從來也沒 有認真思考過“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所謂“音樂神童”，并不僅僅是“先天遺傳”的結果，而是兒童“特殊先天秉賦”與“早期音樂 教育”反饋互動的產物。

就此意義而言，“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似乎應當使其轉型成為如下這樣一個更加科學 的問題：“兩歲至十一歲左右兒童之早期音樂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較為成功的結果？”

與此對照的論題是：“數學、邏輯學、以及其它一些進行純粹抽象形式運演的學科，成才的一般年齡，似 乎相對較音樂成才的年齡要大”。

其中定有某種內在的原因可尋，其中一定有某種內在的機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構之“人文進化學”（牛龍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論框架之內，對與此有關的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探索。

一

根據“人文進化學”的研究，人類的進化，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單純的生物進化，而是人類生物進化、人 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的反饋協同進化（2）

在此“人文進化”過程中，人之行為能力的發育、成熟、增長，并非單純受先天遺傳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與其生存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中在其體外相對獨立存在的歷史文明密切相關。

不僅在族類的層面上，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間有一種復雜的共濟耦合、反饋協 同關系；其個體的發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習得、增長，也受到機體、社會、文明這三個方面的制約、影響 。

具體而言，每一個體，自懷胎之日起，便開始置身于一個復雜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之中，每日每時受到體 外文明的直接、間接刺激，并開始將其“內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階段，此“內化”之“體文明”，才始成 為“習得能力”，才通過具體的行為實踐，作用于周圍的世界，“外化”為客體的“對象”，匯入人類體外文 明的大系統之中。此被卡爾·馬克思稱之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3）的歷史文明，又將再次“內化”為某 一個體的“習得能力”。如此，“內化”之間，有一種“往復循環”（reycle）的反饋機制。此正如下圖所示 —一

就此“內化”與“外化”的反饋機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俗語說：“三歲看老”。人之童 年階段“內化”的“體外歷史文明”，將對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實踐，具有某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

這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兒期”，便開始發生。

在胚胎發育期，就胚胎與母體的關系而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生物進化重演系統”；但就處在復雜社會 群體關系網絡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時空中的母體與周圍世界的關系而言，胚胎的發育仍在一個人類生物進化 、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饋協同進化的人文進化系統之中。因此，就族類的層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進行的體外文明之“內化”，仍處在“外化”與“內化”的往復循環圈中。

正如日本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一書所說：“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有形無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這個“有形無形的文化圈子”，是通過母體的中介對胎兒發生影響。正因如此，所謂“ 胎教”，說是“教子”，其實是通過“教母”以間接“教子”。漢代劉向在其《烈女傳·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懷孕的母親“目不視邪色，耳不聽聲，夜則令瞽頌詩道正事”。

對于有自覺意識的成人社會而言，不僅對“胎教”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尤其更看重“兒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孫志宏在其《簡明醫彀》一書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一生人品善惡，高下 全看幼時。”正如西人弗蘭克·戈布爾在評述“馬斯洛心理學”時所說：“幼年時期是重要的時期—一在這一 點上，實際上心理的所有學派都殊途同歸。”（5）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出生時，尚未完全發育成熟。“人類的孩子是在某一時代的某一家庭這樣的一個 社會文化的環境中度過相當于其它動物在胎內發展的時期。”（6）。在此，“子宮外的生長期”（7），“ 人類智力的形成是兒童正在成熟的神經結構、正在發育的智力結構和他們周圍的言語、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結 果”（8）。在此過程中，“體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僅僅只是作用于兒童的心理發育，還將作用于兒童的 生理發育，并在“實體長入”的意義上“內化”于兒童的生理結構之中。

正因如此，皮亞杰才特別強調：“表現型是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之間從胚胎發生階段起就存在著的一種不 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就使得要在天賦的東西與獲得的東西之間找出一條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為 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發展所特有的自我調節區域；在認知性行為水平上，就更是這樣。”（9）。也正是基于 同樣的認識，《漢書·賈誼傳》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正是這一類“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內化”與“外化”反饋循環機制 的產物。這里，根本沒有什么有些人所謂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們將會發現，人類的行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層面的三種行為圖式所決定的 。其一是‘刺激機體反應’（SOR）的‘本能’行為圖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應’（SIR） 的‘仿能’行為圖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應’（SCR）和‘文化刺激反應’（HSCCESR）的 ‘智能’行為圖式”（11）。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實質上，仍不過是對“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類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確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論框架中，我們發現，所謂“音樂神童”的出現，并沒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質言之，所謂 “音樂神童”，乃是處在一定文明時空、一定社會關系、一定家庭環境中具有“某種特殊天賦”的兒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內的“早期音樂教育”的成功結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樂才能，并不僅僅 是由先天賦予，而是在期童年時期，人類人文進化之“內化”與“外化”往復循環反饋機制作用的結果。

只有在此本元層次的理論基礎上，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探索“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為何往往取得較好的成果 ？”一類的有關問題問題。

二

根據“人文進化學”有關“人類進化乃是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進行”的理論，我們在探討有關“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具體問題時，必須同時關照兒童生理發育、 社會家庭環境、特定歷史文明這樣三個密切相關的方面。

就此三個方面比較而言，所謂“兒童生理發育節律以及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從胚胎時期開始，個體的發育一直受一定發育“節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爾所說：“胚胎發育是 一種重演性發生的遺傳現象”（12），其各個不同的階段，對應著族類生物進化歷史的各個不同的時期。

個體出生之后，其機體的生理發育，仍然有一定的“節律”。中國古典醫籍，早就有關于小兒“所以變蒸 者，皆是榮其血脈，改其五臟，故一變畢，輒覺情態忽有異也”（13）的發育節律理論。這里所說的“變蒸 ”，就其“情態”一語推敲，則不僅是對其生理發育節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對與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心理 發育節律的描述。

對此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當代瑞士“發生認識論”的創立者皮亞杰，已有 深入討論，皮亞杰認為，兒童自二歲至十一歲左右，經歷了一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 ”的生理一心理發育成熟歷程（14）。

其所謂“前運演”，是指兒童已經開始意識到“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主體） 有別于在其體外“永久”存在著的一些客體，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發出動作之后，可以影響客體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時，兒童尚不能很穩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模式，其每一個動作，都帶有 即興的、嘗試的意味。

所謂“具體運演”，是指兒童已經可以把一些具體的客體，當做某種運演模式的“算子”，來進行可逆的 （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操作；并在此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予這些“客體算子”以某種運演的結構。

所謂“形式運演”，是指兒童已經超越了僅僅作用于“客體算子”的具體運演階段，開始使用抽象符號以 進行純粹形式的推演運算。

正是這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的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制約著體外歷史文明通過 社會關系網絡對兒童發生“文而化之”（牛龍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實踐。

在二至十一歲左右的兒童早期教育，除了“語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號”之“形式運演”能力 的學科，如數學、邏輯等，都未能獲得圓滿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體算子”之具有“具體運演”性質技藝 或游戲、運動，卻因其適應二至十一歲左右兒童“具體運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近代“音樂神 童”以及“體育神童”多發的現象，正是一個典型。

對兒童的早期音樂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樂信息刺激”之外，從兩歲開始，便可以 讓孩子玩弄一些諸如小鼓、小鈸等節奏樂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來具有的節奏律動，這些節奏樂器 的演奏，對于兒童來說，有一種“先天”的基礎。通過這些節奏樂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動作與 有節奏的音響之間的“因果性關系”。而所謂“因果性關系”，正是人類認知能力特別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礎。通過“早期音樂教育”，使兒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性關系”，對于兒童的智力開發具有奠定基 礎的重要作用。

對于大多數兒童而言，四至六歲之后，已經可以通過有律樂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體算子”性質的“ 樂響之音”；并在此演奏過程中，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換言之，在 此演奏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于這些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響之音”以某種可逆的（可重復的）、 守恒的“運演結構”。

不僅如此。兒童在演奏有律樂器的過程中，通過自己的“動作”，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 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樂響之音”）與“整體”（“優美樂曲”）的關 系。而所謂“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之中，“由部分到整體”正是所謂的“綜合”；“由整體到部分”，正 是所謂的“分析”。而“綜合”與“分析”，則是人類思維之最基本的兩種形式。兒童通過音樂藝術的實踐， 感性直接地把握“綜合”和“分析”這兩種最基本的人類思維運演形式，將對孩子一生的智力發展產生重要的 影響。

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憑空意想不發出實際音響的“抽象音符”。此時，兒童的音樂理論 學習才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由“即興演奏”到“紙上譜曲”的升華，也是一般處于這個階段。

正是由于以上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階段的制約，“音樂神童”中，大多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則實屬鳳毛鱗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才初步顯露其 “紙上譜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對其“即興演奏”進行“記譜”）；真正的藝術杰作，則要在更晚一 些時候，才能創作成功。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文進化之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的關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類生物進化之兒童生理發育節律的制約；兒童之心理發育節律，受 其制約，與其同步，有著固有的程序、步驟。

對此天道有常的發育節律，人類只能“道法自然”（15）。《素問》有言：“化不可代，時不可違”； “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之有福，逆之有咎”。《靈樞》更強調說：“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 矣！”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貽誤時機和拔苗助長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謂“音樂神童”的多見，換言之所謂“兒童早期音樂教育往往取得較好成果”的歷史現象，雖然沒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卻實在是因為天道的神機。王充在《論衡·實知》中曾說“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圣性， 安能有知？項托七歲，【詰問孔子】（16），其三四歲，而受綱人言矣。”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兒始生 產，耳目初開。雖有靈性，豈能知音？十歲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歲，而學習音樂矣。”

只是在這個基礎，諸如“音樂世家”這樣的社會生態環境，“普遍富裕”這樣的歷史經濟條件，“明星效 應”這樣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網絡，使得更多的音樂神童不斷涌現。

三

當代認知心理學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們發現：“任何一種認識都與動作有關”；“認識一個客體意味 著把它合并到動作圖式中”（17）。

極而言之，人類的一切思維形式，都是“動作思維”的衍化、抽象。可以說，“實踐”、“活動”、“動 作”，乃是人類一切智能、一切認知能力的發生之源。人類的“認知圖式”，并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物質 客體的靜觀反映，而是實踐活動過程中能動的施加于客體之上的主體自身“動作”的抽象。

舉例來說：“1＋1＝2”，起初不過是人們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之后，發現它們比單獨的一頭 牛要“多”。在這里，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的動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就此意義而言，兒童早期音樂教育中，器樂演奏的訓練，具有開發兒童“動作思維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樂藝術中“操而奏之”、“行而運之”的演奏實踐，不僅具有一般的“動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體自身之外的樂器，并作用于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音之響”使之成為“比音之樂”（18）的“優 美樂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結構”。

因此，無論從“動作實踐”（演奏）自身，還是從“動作實踐”之“認知圖式”的成果（樂曲）而言，器 樂演奏都是兒童早期教育過程中，啟發兒童動作思維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兒童的動作思維，與當代最新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某 些結論，恰有正相吻合之處。

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業已指出：所有對實體的“測量操作都是由剛體之間的比較所組成，并通過觀察 重合關系而完成。所有空間性的命題僅僅只涉及物體的行為”（19）。因此，在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 文獻中，“時間”已經取代了“空間”，“運動”已經取代了“實體”而成為關鍵的詞匯。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說：“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釋為運動了”（20）。

其實，幾千年來，人類的音樂藝術實踐，早就已經把世界萬物象征示為運動流行之“樂象”。通過音樂藝 術的實踐，人類早已引入了一種類似“向量場”的“參考系”，并在其實際演奏操作中，把握了萬事萬物之“ 運行動態”的“重演”或“自同態轉換”關系（21）。

就此而言，音樂藝術可以看成這樣一種“音響動態模型”（22），其“比音之樂”之“樂音關系”，可 以適當地模擬整個萬象世界之四維時空連續統的“運行動態”（23）。

兒童在接受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盡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遠的理論意義，但在感性直觀上，已經通 過音樂藝術的演奏實踐，直接進入了“萬物同其節奏”（24）、“萬物同其態勢”（牛龍菲，1993）、 “大樂與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觀把握了“宇宙萬象同其道行”的真諦。

但是，不能不強調指出，由于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的制約，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觀的潛移默化，而 不應是理性自覺的強制灌輸。換言之，在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應提倡一種“游于藝（26）的 原則，而不要過多附加其它的目的，過多介入除“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無非是使其具備一定的音樂修養，并發展兒童的音樂才能；當然，也可以為某 些兒童將來從事音樂專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競爭”，一些音樂藝術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標，如“進步超人”、“考級順利 ”、“比賽成功”、甚至“求職如愿”等等，卻往往被有適當地過分強調，并造成了兒童、父母、老師不必要 的心理負擔。

除了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過分地追求“解說音 樂形象”（牛案：本文無暇顧及對“音樂形象”概念的批評）而多余介入了“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雖然不可否認，在整體音樂藝術中，的確存在某些諸如“歌詞”、“劇情”、“符號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樂”之“自律信息”與“他律信息”之間，卻有著不同 性質、不同層面的相關聯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視覺形象”與“比音之樂”的關聯，即使是對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傳；對于兒童而言，則困難尤甚。如果這方面要求過多，便會干擾兒童對音樂 藝術的感性直觀，誘導一些“幻想型”的兒童產生一些與“比音之樂”風馬牛不相及的任意聯想。反之，“聯 想”的不成功，又會使某些兒童產生“音樂難以理解”的錯覺，使某些兒童產生自卑的心理。

其實，對于兩歲至十二歲的兒童而言，“早期音樂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具體運演”的器樂演奏，和“動 作思考”的潛移默化。除了演唱適宜的兒童歌曲之外，不應過多介入其它內容。

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說明，不管是古代罕見的“音樂神童”，還是近代多發的“音樂神童”，大多是“器 樂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為，“器樂演奏”、“歌曲演唱”之“具體運演” 的性質，完全適合于兒童的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

眾所周知，無論是遠古的“巫樂”、周秦的“禮樂”、漢唐的“宴樂”、明清的“劇樂”，都負載了音樂 藝術之“具體運演”、“形式運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關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國 古典音樂，大都以成熟的“巫覡”、“樂工”、“家奴”、“戲子”為其主體（28）。孔子所謂“立于禮， 成于樂”（29）者，對這種負載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禮樂”一類音樂藝術之“主體”，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對“自律”、相對“純粹”的“器樂音樂”興起之后，才為“音樂神童”的出現，創造了 更為適宜的條件。相對于更加注重“他律”內涵的古代音樂而言，近代較少負載“他街”信息的“純粹器樂音 樂”，大大減輕了兒童的認知負擔。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理論研究，應當對此加以明晰的說明。

結語

“兒童早期音樂教育”，是一個可以“大做”的“小題”。

由于對“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通過一個獨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視音樂藝術的特 美本質，更加清楚地了解音樂藝術的審美機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兒童早期音樂教育”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 —一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內在契合和反饋協同關系；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討論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內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樂文明在“文化成人”過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關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論說面世。

注：

（1） 《有關“人與文化”的兩點思考》（署名：思之），載1985年第1期《蘭州學刊》，第82 －85頁；又載1985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K1歷史學》，第53頁－56頁。

《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識生態學—一對人類與知識實體關系的新探索》（與人合作，署名：牛龍菲、張一凱），載1990 年第1期《蘭州大學學報》，第13－17頁；又載1990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B2自然辯 證法》，第65－69頁。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進化學與一 般進化論》）載1990年第30卷（紐約、倫敦、巴黎、蒙特勒、東京、墨爾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來—一一般進化論雜志》），第85－94頁。

《異質發生學與一般進化論》，載1992年第5期《哲學研究》，第69－75頁。

《“超循環的太極循環”—一人文進化與一般進化的根本內在機制》，載1992年第3期，《晉陽學刊 》，第60－66頁。

（2） 同注（1）。

（3） 卡爾·馬克思《1844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劉丕坤中譯 本，第80頁。

（4） ［日］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年版第55頁。

（5） ［美］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頁。

（6） 同注（4），第67頁。

（7） 參歐陽光偉《現代哲學人類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頁。

（8） 邱仁宗《認識的立體網絡模式》，載1985年第9期《百科知識》。

（9） ［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63頁。

（10） 參許金聲《人格三因素論—一一種關于健康人格問題的理論設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參牛龍菲《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頁。

（12） ［德］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頁。

（13） 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十五《小兒變蒸論》。轉引自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中華書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頁。

（14） 參［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

（16） 參敦煌卷子《孔子項托相問書》。

（17） ［瑞士］皮亞杰《生物學與認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3月版，第8頁 。

（18） 參《禮記·樂記》；另參牛龍菲《行象簡論》，載《（1991年）意象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頁。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頁。

（20） 同上，第83頁。

（21） 參牛龍菲《新的音樂藝術模型—一“自同態轉換群集”概說》，載1992年第2期《星海音 樂學院學報》，第48－54頁；又載1992年第8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J6音樂舞蹈研究》，第 14－20頁。

（22） 牛案，“音響動態模型”，是我在中央音樂學院1985年“《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 討論會”上提出的概念。參與嵫冉《愈辯愈明真理在—一〈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討論會記略》，載1 985年第3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3） 同注（21）；另參［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頁。

（24） 宗白華《美學散步·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頁。

（25） 《禮記·樂記》。

（26） 《論語·述而》。

篇（10）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識碼：A

1 懸念創設

在新時期的課程改革下，教學活動的主體是學生，教師在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引導下，應該致力于創設一定的懸念，進而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調動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小學語文教學亦是如此。在開展教學之前，教師要格外注重對導語的設計，一般而言，導語環節設計的巧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僅能夠最大限度的激發起學生對于審美的需求，并且在語文教學中通過對學生審美情緒的感染，可以確保學生在學習語文的過程中能夠始終保持一種審美的情緒，然后教師在一旁加以科學有效的引導，便可以全面激發學生對于學習的審美欲望。

同時，在設計導語時，要讓學生盡可能的帶著問題和懸念進入到接下來的教學過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最大限度的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以此可以引起學生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強烈共鳴，從而能夠促進學生以更加飽滿的熱情進行積極主動的學習，促進課堂效率的顯著提升。如在學習《烏鴉喝水》一文時，教師便可以引導學生思考自己在平時生活中是如何進行喝水的，喝水時所用到各種杯子，結合動畫片中鳥類喝水的視頻，然后引導學生烏鴉是怎樣進行喝水的，由此展開新的一課。

2 多媒體輔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已經逐漸應用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領域，并且在當今的課堂教學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多媒體技術的應用有助于教師下載與語文課本內容相關的視頻，通過圖像、文字以及聲音的完美展現，能夠在課堂上給學生帶來極具震撼效果的感受，從而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能夠以更加飽滿的熱情全身心的投入到相關的語文課堂教學當中去。如在學習詩歌的過程中，教師便可以將與之相關的各種素材下載下來，通過在課堂中的播放，不僅能夠豐富課堂教學的內容，并且能夠促進課堂效率的顯著提高。

如：在學習《靜夜思》時，教師便可以從網上將與之相關的各種資料下載下來，利用多媒體播放這首詩的動畫，將靜態的文字生動化，以此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或者通^朗誦詩的形式帶領全班同學大聲朗誦，以此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并且在解釋詩句大意的時候，還可以搭配一定的動畫來介紹它的創作背景和詩人的情懷，以此讓學生在理解詩詞大意的過程中能夠加深對這首詩更加深層次的理解。

3 動手操作

學校作為小型的學習園地，學生身在其中可以盡情的進行學習，并且能夠掌握充足的語文知識，去解決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因此，在小學語文的教學過程中要盡可能的為學生的發展提供知行合一的發展機會，切實有效的提高學生動手操作的能力。如盡量多組織一些生動有趣的活動課和探究課，新課標改革之后，一般在每一章節的后面都會有一個活動性的探究課，借此教師以此確定活動課的主題，然后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展開積極的討論，最后教師組織學生積極上臺發表自己的看法，從中選取表現積極和優異的學生，給予一定的獎勵和表揚。

同時，小學生天性活潑好動，為確保教學效率的顯著提高，教師便可以緊緊抓住小學生這一特點，將小學生的特長充分的發揮出來。經過科學研究表明，大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掌控運動的部位，因此恰當的動手操作對于促進學生大腦的發展和智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學生在動手操作過程中，手跟大腦能夠充分的配合起來，并且其他感官間接被調動起來，進而有助于促進學生發散思維的發展。另一方面，學生在實際的動手操作中，對于語文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會最大限度的調動起來，即便是再抽象的知識也能夠變得更加生動、形象和有趣。如，教師可以安排學生在課下做一些類似于減報的活動，引導學生將與課堂學習內容相關的知識剪下來，貼到一個本子上，然后在課堂上展示出來，這便能夠最大限度的幫助學生樹立一定的自信心，并且還能夠鍛煉自己的動手操作能力，對于課堂氛圍的活躍和掌握一定的知識都有很大的幫助。

4 提升教學藝術

基于小學生年齡的特點，形象思維往往比較豐富，因此各種各樣的藝術形式對于他們學習興趣的激發、智力的發育、綜合素養的顯著提高以及知識的掌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語文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門工具類的課程，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其中包含了多種形式的藝術，為此在開展語文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以從教學內容中提取出一些與藝術相關的部分，如詩畫等，然后在此基礎上實現藝術與教學的有機結合，從而有助于保證教學質量，促進教學效果的顯著提升。

5結論

教師通過營造良好的課堂氛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想教學效果的取得，加強教師與學生的之間的互動、交流，進而有助于實現師生的共同進步。基于小學生本身在性格方面的特點，在生動有趣的課堂氛圍中更容易掌握一定的知識，學習效果也會事半功倍。為此，教師應該通過對教學經驗和教學方法的及時總結，將促進課堂效果提升的手段不斷的探索出來，以此來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在其中能夠進行快樂的學習，從而實現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