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社會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醫學社會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對藝術設計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美術高考熱”不斷升溫，每年報考藝術類院校的考生日趨增加。藝術設計學科逐漸成為熱門的學科，全國各大專科院校也紛紛增設藝術設計專業，如平面設計，環境藝術設計、包裝設計、服裝設計等專業。但對于報考藝術設計專業的考生和已經進入高等藝術院校的設計專業的學生來說，不能簡單地把設計專業等同于繪畫專業，尤其是在藝術設計專業中的繪畫基礎教學方面，不能輕易認為用繪畫造型可以替代藝術設計中的造型基礎，從而忽略藝術設計造型基礎的獨特個性。藝術設計中的繪畫基礎教學定位的是否準確，直接影響到我們藝術設計教育培養目標的實現。

素描、色彩，是所有學習美術專業學生必修的基礎繪畫課程，在藝術設計教學體系中，把它們作為基礎繪畫教育課程，有我國多年藝術教育的歷史原因。長期以來，素描、色彩課程一直被認為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但在學習設計的過程中，大多數學生很難把基礎繪畫課和設計專業結合在一起，只注重繪畫寫生和技法的訓練，而忽視藝術設計的專業性，牽制了學生設計思維的發展。在過去，我們的藝術教育強調基礎，強調繪畫功底，在這種情形下著實培養了一批批寫實功夫和藝術表現力過硬的畫家，以至于這些畫家至今還陶醉于花費數月表現一個比真的還真實的手工繪畫作品的滿足感受中。現在的書店里，我們會經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書籍被命名為“正規畫法、正規范畫”的字語，難道除了他們的畫法外，其他人的繪畫風格都是旁門左道嗎？何謂“正規”，藝無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風格，即是走到了終點，接下來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這樣藝術才能進步，我們才能創新。如今是一個數字技術、多媒體影像可以輕松去復制作品，可設計藝術卻不能去重復、去拷貝，因為設計追求的是原創性和創新性；目前我們的創新設計、原創設計和國際上一些優秀的設計相比顯得有些滯后，看看近年來一些產品造型專業的萎縮狀況，一些大型的優秀建筑環境藝術設計、服裝設計都來自于國外的設計師即可而知。我們的一些設計師的創造力相對就顯得有些蒼白，這是不是過分強調基礎忽視創造力培養的結果，是不是所謂“正規”的繪畫基礎教育造成的？這就需要每個從事設計藝術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們的“繪畫基礎”和功底的了。

篇（2）

縱觀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藝術的逐變求新經常達到了令觀賞者震驚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現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爾(AndyWarhol)的波普藝術(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約翰•凱奇(JohnCage)的“無聲音樂”(4分33秒)乃至奧蘭(Orlan)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光怪陸離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一次次地沖擊著藝術邊界，讓觀眾對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產生質疑。

有人認為這種凸顯觀念而弱化審美的當代藝術不過是一場嘩眾取寵、虛張聲勢的符號游戲，它利用哲學化的觀念外衣掩蓋了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的本質;也有人認為當代藝術的勃興不過是藝術界各方如拍賣行、畫廊、策展人、投資商、經紀人、藝評家、收藏家聯手，通過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來的藝術泡沫。這些爭端背后的一個基本問題浮出水面: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無論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這種大潮的沖擊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在大量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和實踐面前顯得束手無策。隨著杜尚、沃霍爾們被冠之以前衛藝術家并逐漸被藝術機構所接納，隨著藝術品和日常物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我們不僅疑惑:到底何為藝術?誰是藝術家?藝術生產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到底是獨特的天賦授予還是一種社會生產制造出的集體幻象?藝術界或曰藝術體制論正是在傳統藝術理論頻頻遭受當代藝術實踐的沖擊下應運而生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曾指出:“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藝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Becker145)。面對花樣翻新的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以莫里斯•韋茨為代表)先是從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中獲得靈感，提出“藝術不可定義”說，這一觀點因其邏輯漏洞以及無建構意義的虛無和空洞性而很快被眾多美學家(如曼德爾鮑姆)攻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藝術可以定義”說又應運而生，只不過這種定義的路徑已和本質主義藝術定義(如模仿說、表現說)大相徑庭，它超越了傳統美學只從外顯性(exhibited)特征出發尋找藝術普遍本質的局限性視域，而主張從非顯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來重新界定藝術。沿著這條路徑，20世紀60年代在美學內部圍繞著藝術定義展開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對藝術品資格問題進行討論，這就是以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喬治•迪基(GeorgeDickie)為代表的“藝術界”(artworld)和藝術慣例理論。關于二者的相關理論的詳細介紹目前已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簡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藝術需要藝術理論氛圍和藝術史知識———即“藝術界”的闡釋，而迪基則更為關注各種藝術界體制———如已建立的慣例、習俗、常規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藝術品資格的，因此其理論常被稱為“藝術慣例”論。盡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藝術哲學的理論視域內，然而可以看出，當代美學越來越呈現出溢出藝術哲學邊界，向文化社會學靠攏的趨勢，尤其是迪基的“慣例”說，空前地將“體制”這一因素引入到藝術定義的思考中，體現出鮮明的社會學特點。而社會學家貝克和布迪厄通過合作的“藝術世界”和沖突的“藝術場”理論體系則擺脫了哲學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將當代藝術問題、藝術體制的考察落實到更為具體的實處。

合作與沖突并存的藝術世界———借鑒社會學資源的藝術體制理論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們的藝術體制論不久，社會學領域也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HowardS．Bec-ker)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對藝術體制的專門研究。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的藝術社會學研究中就已初現從藝術體制視角來研究藝術的苗頭，此思路源于對“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這一藝術形而上概念的駁斥，如法國的斯達爾夫人(MadamedeStael)和實證主義歷史學家泰納(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會環境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史流派的影響，而后者反過來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況。這種藝術反映觀的主要持有者還包括以馬克思以及活躍在二十世紀中葉，直接或間接借用了經典理論的一大批學者，如夏皮羅(MeyerSchapiro，1973)，豪澤爾(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藝術主張的核心是: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賦予藝術品以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這一主張的啟發，藝術反映論的學者們并將藝術品的研究同對藝術家的生活的研究結合起來，去分析生產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階級結構，他們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義的分析原則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這些原則包括:藝術家是特定集體的成員，而非被賦予獨特創造性天才的孤立個體;在商品社會中，藝術品是商和社會機構用貨幣或其它類似方式購買或投資的對象;藝術品取決于物質和技術的生產媒介，而后者以社會勞動體系為先決條件;藝術品用審美的形式和內容“反映”或“編碼”了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結構;藝術品所負載的價值并非在一切時代都是必然有效的，僅僅對那些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消費”它們的特定社會群體才有效(哈靈頓10－11)。這些主張雖然為藝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然而其相對單維的反映論難逃過于簡單化、機械化的嫌疑，沒能捕捉到藝術界尤其是當代藝術體制中各個節點之間互動性和動態性關系結構。

幾乎與分析美學對藝術定義問題的討論同時開展的另一種研究，是開始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國和法國社會學學者進行的關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這種研究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比如它對價值判斷的始終保持一定的疏離并回避審美評價、審美內容，而是更加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接收實踐，它“建立在對藝術市場、藝術職業機構、藝術管理、專業藝術網絡和藝術消費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礎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藝術體制理論在經驗上的種種應用”(哈靈頓23)。美國和法國的研究者分別以貝克和布迪厄為代表，二人都表現出與社會學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種親密性。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藝術世界》(ArtWorlds)。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顯然是受到丹托“藝術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會學理論中“符號互動論”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啟發。從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來看，藝術和語言、文字等媒介一樣，是一種通過不斷交流、溝通與協商來塑造意義的物化手段。如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將藝術等同于一般的社會結構，認為應以“互惠”的社會互動關系框架來研究藝術家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另一位符號互動學派的社會學家鄧肯(HughDun-can)也提出從分析微觀機制的社會互動出發研究藝術和藝術生產的過程。鄧肯建構了一種“作者－批評家－公眾”的三角互動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動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盡管“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號化的，并非是社會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還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隱含著一種“社會團結”(socialsolidarity)，這種社會團結又進而在更高的層次上促成互動各方的“同態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貝克的藝術世界是一個復數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藝術圈(演奏爵士樂)的親身經歷，貝克與藝術家群體有著更為廣泛而密切的聯系，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藝術領域具體活動和實踐的特點，因此他不是像哲學家或一般社會學家那樣在簡單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層面上談藝術，而是依據他本人在幾種藝術世界中的個人經驗和參與，對藝術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過程進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說丹托和迪基將傳統藝術哲學的本體化追問“何為藝術”置換為“為何某物為藝術”或“某物如何獲得藝術品資格”這類問題，那么可以說貝克則將這一追問轉化為更具社會學色彩的問題:藝術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細分析這一追問，不難看出貝克對藝術界問題的討論是以某對象已經被藝術體制接受為藝術品這一事實為前提的。簡單總結貝克關于藝術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個，即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s)、常規(conventions)和標簽理論(theoryoflabeling)。按照貝克在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關文章③中的理解，藝術世界是圍繞著一種慣例而實現合作生產的藝術界公眾所構成的關系網絡。在《藝術世界》的開篇，貝克就對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界定:“藝術世界是由所有這樣的人組成的，他們的活動對于這個或其他世界規定為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之生產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世界的成員要參照慣例性理解協調那些活動，生產出作品，而這些理解則包含在共同實踐和經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樣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復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產類似的作品。因此，我們把藝術世界視為一個諸多參與者合作關聯的網絡”(Becker34)。

藝術首先是集體行動的結果，這是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個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揭示出了藝術生產中的協作性:藝術家雖然占據藝術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藝術品并不是個別天才藝術家通過天賦、靈感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不同的參與者在作為行動者共同存在的社會空間———藝術世界中協同合作的產物。貝克采用“任務組”(bundleoftasks)和協作鏈(cooperativelinks)———即藝術世界中參與和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行動者們來代替傳統美學中的天才藝術家。在長期合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分工，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依賴，既因時而變又相對穩定。貝克這里還指出了我們在分析藝術世界的勞動分工時容易產生的一種狹隘理解:我們會認為表演類藝術(電影、音樂會、戲劇、歌劇)是基于廣泛的勞動分工之上的藝術，但是像詩歌和繪畫這類的藝術似乎不存在勞動分工，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作品是由藝術家獨自一人完成。然而勞動分工并不僅僅意味著藝術活動的參與者必須像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同時甚至同地協作勞動，而是要求每位參與者在適當的時間或者環境下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以當代美術為例，一幅畫作背后的勞動分工網除了藝術家本人之外，還應該包括:畫布、畫架、顏料、畫筆的生產商;提供畫展場地和經濟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館管理者;制定美學理論的評論家和美學家;提供保護和優惠的稅收政策的政府機制;對作品做出回應和反饋的公眾;過去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畫家，因為一幅畫必須置于他們所創造的傳統背景下才有可能產生意義。④同樣道理，表面上更為獨立自足的詩歌創作實際上也無法脫離出版商、印刷業、詩歌傳統等分工。

然而藝術世界中的諸行動者之間的集體合作行為并不是暫時和隨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約，而是按照某種彼此一致認同的規范(norms)組織起來的，是什么保證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種程度上承擔后果等方面產生默契?這就涉及到貝克藝術世界理論體系中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常規(conventions)，⑤常規并非藝術界內在的、先在的結構，而是經過藝術界各方在長期的沖突、妥協、調和中產生的結構性規則，同時又反作用于藝術界，起著整合、凝聚、規范藝術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規的雛形是行動者相互協調后達成的一致性意見和協議，其后逐漸演化為常規。藝術觀念是藝術常規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種藝術觀念隨著藝術界合作行為而逐漸被結構化和體制化，它就能發揮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藝術界資源的作用。正是常規使得藝術生產中形態各異的勞動分工和實踐得以反復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順利進行。貝克將藝術界常規分為非專業和專業常規兩種類型。非專業化常規指的是所有社會化成員都熟知的文化傳統、社會習俗、藝術觀念等，例如我們習慣性地根據不同媒介將藝術分為繪畫、雕塑、音樂、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認定存在藝術和非藝術的領域等等，非專業化常規通常體現為在社會發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觀念，這些觀念有些來自于文化傳統，有些源自藝術世界內部或藝術媒介本身。專業化常規主要包括一門藝術的專業知識、美學理論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過專業的藝術機構才能學到，可以說是進入藝術場大門的通行證。另外，非專業和專業化常規并非固定不動的觀念，而是隨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斷相互轉換。無論是專業化常規，還是非專業化常規，都屬于藝術觀念，是藝術界公眾共同認可的規則的主要成分，換句話說，貝克關于常規的討論，主要還是圍繞著藝術觀念展開的。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體現了貝克藝術界理論的優勢:他并不像傳統藝術社會學那樣，僅僅將以物質形式呈現的藝術品放置在社會、歷史背景下以考量諸社會外部因素對藝術生產、傳播的影響，而是借用對藝術世界常規理論的研究，把關于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會學理論中，即藝術是藝術觀念控制下的藝術，藝術價值是在藝術觀念或常規的運作下的美學判斷。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觀念。在貝克的理論視域下，我們不僅僅思考“什么是藝術”、“某物品是否為藝術”等問題，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們將某物判定為藝術”，或我們對物品做出的審美價值判斷是在何種藝術觀念的影響下進行的，而這些藝術觀念又是如何形成、變更和產生作用的。

貝克對社會學理論的一大貢獻是標簽理論，《藝術世界》及相關文章雖然沒有直接給予大篇幅的深入討論，但卻處處滲透著標簽論的色彩。在貝克看來，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和聲譽(reputation)都是通過“藝術世界”獲得的，并非是像傳統美學所宣揚的那樣，藝術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啟發性的、深邃的等本質屬性被賦予其獨一無二的價值，進而藝術家因其作品的“偉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賦而獲得聲譽的光環。從貝克的標簽論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不難發現，藝術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藝術世界的集體行為，是藝術界的行動者如策展人、經紀人、拍賣商、藝評人多方生產和綜合作用的結果。這里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徹底解構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祛魅藝術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們揭示:二者的獲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與生俱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家”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藝術界公眾運用共同的藝術常規對其“標定”而產生的一個稱號，或者說是一種“標簽”。藝術家的聲譽是協作生產的結果，作為一種象征資本，聲譽一經確立以后又會成為藝術品生產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區分和篩選的功能，因此，貝克“標簽”理論對我們重新發現藝術世界中聲譽機制的確立和運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啟示作用:傳統美學中被神圣化了的“聲譽”在標簽理論的破解下被還原為藝術世界通過集體合作而生產出的一個神話，一種幻象。

“藝術世界”(artworlds)這一技術性定義，是貝克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觀上，它凸顯了藝術生產中的集體協作性;在微觀上，這一概念又將研究觸角伸向了藝術生產網絡中依據共同的“常規性理解”而反復合作的形形的個體，而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核心概念———常規則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藝術觀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藝術觀念如何在藝術世界維持相對穩定的結構的同時又在不斷流動和變革中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貝克將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理論資源拓展到藝術領域，克服了傳統經驗主義過于實證化的局限，他對藝術生產，尤其是藝術分配領域的分析具有結構性框架的特征，從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藝術品的審美價值是如何在藝術關系網絡的運作中生成及演變的，而藝術家的“天賦”又是如何經藝術界各行動者的點石成金之手而逐漸被神圣化為“聲譽”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機制，后者作為藝術界體制權威和象征資本又進而投入到藝術再生產中去，有效地行使著篩選和區分功能。可以說，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藝術品”這一問題。從這些層面上來看，貝克的藝術世界體系和兩位分析美學家的理論相比無疑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明顯的先進性。有關藝術體制的社會學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如果說貝克強調的是作為關系網絡的藝術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藝術場理論則更側重的是藝術世界中的沖突與競爭維度。作為將當代藝術體制理論置于社會學路徑下進行研究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貝克和布迪厄都將關注點放在了藝術世界或藝術場中個體和體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貝克通過大量的列舉和描述展示了藝術世界的復雜性，有著將藝術生產泛化為文化產品的生產的傾向，然而在藝術觀念的頻頻發生革命性變遷的現當代藝術界，僅僅用合作來解釋新藝術對既有藝術體制的反叛、否定和顛覆顯然是不夠的，而布迪厄的藝術場概念則對理解新舊藝術觀念之間及其相應的人或行動者之間的激烈沖突有著頗有助益的啟發。不同于貝克的是，布迪厄試圖用諸概念搭建起一個理論構架，通過這個構架來分析藝術場內部的運作，他更注重的是復雜藝術世界中的總的結構、法則和機制，他堅信藝術界和其它社會場域一樣，存在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構的基本秩序，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理論對布迪厄的影響。

布迪厄對藝術場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他1992年發表的著作《藝術的法則》(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貝克和布迪厄都將藝術世界定位為一種動態關系網絡，這一關系網在布迪厄的理論體系中被命名為“藝術場”。為了尋找藝術界內部的客觀關系結構，布迪厄引入了幾個重要的概念來分析藝術界內部的沖突與競爭:“場”(field)、“慣習”(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資本(capitalofculture)，這四大概念無疑是布迪厄藝術場理論大廈的四座基石。“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貝克的由互動行動者構成的合作關系網相比，布迪厄的場是一個更為結構性的概念，場中的每個行動者(個體或群體)都占據著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結構主義者的是，布迪厄對藝術場域的考察滲入了權力的思考。或者說他將文化藝術生產場域放置于權力場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說是一種“元場”(meta－field)，元場控制著所有場域中的各種資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據的位置。和結構主義理論的靜止不變的結構相比，場域中的位置是相對的和動態的，是在各種關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預先存在的。攜帶著不同資本的行動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構成了場中結構的不平衡性，是作為權力場的藝術場中各方沖突和斗爭的源動力:行動者為了占據、保持或改變位置而進行著權力爭奪，這種沖突推動了藝術場內的關系結構在保持相對穩定狀態的同時不斷變化。簡單概括，藝術場是一種各個位置之間的關系結構，這些位置被諸行動者所占據，他們攜帶著幾種形式的資本去爭奪特殊的符號資本(權威、聲望、名譽等)。

布迪厄對的資本概念進行了改造和拓展，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轉換成金錢，以財產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兩者則被布迪厄稱為“符號資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將文化資本描述為一種知識形式，它賦予了社會行動者以一種識別力或競爭力，用以解碼文化關系或解讀文化產品。文化資本的引入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我們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的等級分化和權力分配不單單依靠物質因素或者說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曰符號資本這類非經濟力量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資本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具體的狀態(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觀的狀態(objectifiedstate)和體制化的狀態(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體的狀態指的是行動者用以應對文化話語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長期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習得的;客觀狀態是指文化資本以物質載體(如書籍、繪畫、歌曲、電影、樂器)等形式出現;而體制狀態下的文化資本包括文憑、頭銜以及各種形式的體制認證。從文憑所帶來的經濟價值(進入職場，獲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可以相互轉換。以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場為例，布迪厄將文化生產場分為兩個次場:有限生產場(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規模生產場(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藝術場，后者則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場，遵循的是他律原則，以文化產品盡可能被更多的大眾所接受為主旨，藝術品的廣泛認可與更多的經濟利益、經濟資本直接掛鉤。和其它社會領域如經濟場或政治場一樣，作為文化場子系統的藝術場也有著自身的場的邏輯和資本形式，藝術場存在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資本，它遵循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律原則。然而和大規模生產場的運行模式正好顛倒的是，自主的藝術場以否定經濟利益、“擺脫”功利性為準則，并依托于以少數藝術界專家所構成的精英機制。然而布迪厄卻敏銳地指出，這種“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資本以極其隱蔽的方式實現權力操控和統治，將文化等級分層變得神圣化、合法化的過程。換言之，藝術場中文化資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潛能，這種相互轉換的潛能也更好地解釋了藝術領域中的創新作品如何被最終體制所接受并認可的過程:藝術中介(拍賣商、策展人等)通過發現、展出、闡釋及評估那些不同于常規趣味或傳統學院派風格的藝術品，實現了文化資本的累積，通過培養出新的審美趣味導向，在藝術場內創造了新的位置，從而也完成了經濟資本的增值(收藏、拍賣)。布迪厄關于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合謀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藝術中的一些現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在國際雙年展上頻創佳績，掌握了可觀的文化資本(聲譽)，進而通過拍賣行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利潤，從昔日的藝術場的異端和忤逆者變為體制內的主流和強勢占位者。

和貝克從合作和常規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藝術世界不同，布迪厄是從沖突和競爭的層面來分析藝術場的客觀關系結構。這種考察既涉及藝術場內部人之間的占位爭奪，自律(autonomy)原則與他律(heteronomy)原則、正統(orthodoxy)與異端(heterdoxy)的斗爭，又包括藝術場和大規模文化生產場之間的相互滲透。我們可以將藝術場的自律原則(為藝術而藝術)看成是以專家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階層(藝術家、美學家、藝評家等等)為了維護或將自己所持有的權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號。在藝術自律的主張下，他律原則(經濟、政治)因其“不純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藝術場之外;通過制定“正統”的藝術觀念并將其神圣化，權威守護者把不符合其“正統”藝術觀念和美學原則的異己驅除場外或將其邊緣化，從而完成了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鞏固。一個藝術場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導地位的專家階層就越強勢。隨著資本的介入，當代西方藝術界越來越受到他律原則尤其是經濟原則的圍攻，專家所標榜的“純粹的”無功利藝術只是一個美學幻象，藝術從來就不曾真正地脫離過藝術市場。

篇（3）

1.二元經濟格局遲遲不能改變

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國經濟特有的生產要素稟賦特征、經濟體制特征，三次產業的演變不同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首先是中國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二元結構特征遲遲不能轉變和消失，雖然農業占整個GDP的產值比重不斷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農業吸納的就業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農問題在中國長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其次，服務業的發展大大落后于工業的發展，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長期緩慢，無法吸納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和工業中勞動生產率提高后勞動力的轉移。

2.農業資本投入不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一份報告顯示，2003年用于農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僅為11.5%，這與我國農村擁有9億農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時，由于農村交通、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減弱了農村吸引社會投資的能力。從農業信貸規模發展情況來看，農業信貸規模有所擴大，但是農業貸款占銀行貸款總額的年均比重不到3%，農業企業和農戶貸款相比之下比較難。國務院在1996年便出臺了《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但實際上農村建設、發展的信貸資金很難到位，而且農村大量資金外流現象嚴重。

3.農村勞動力質量與邊際產出較低

建國后，為優先保證工業建設所需資源，我國建立了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這一方面使我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也為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礙，造成了我國城市化滯后于經濟發展，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受城鄉分割治理的影響，我國農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時，由于薪資待遇的城鄉差異大，農村人才難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種悖論，貧窮的農村越需要人才，卻越是難以獲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農村建設中智力支持的缺位。農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質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源短缺現象，導致農村勞動力的質量與邊際產出較低。

4.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較低

目前我國的農業科技貢獻率為48%左右，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了70%—80%。從整體來看，我國科技自主創新實力薄弱、核心技術缺乏，農業科學研究多數仍屬于“跟蹤式”、“模仿式”或“轉化式”研究。表現為：一些出口創匯農產品品種和重大技術裝備仍主要依賴進口；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環節薄弱，很多成果不能變成現實生產力；農民科技素質總體不高，對新技術的吸納能力不強，農業科技普及不普遍；農業科技投入總量偏低，創新與應用體系建設有待加強，農業科技發展的體制機制還沒有根本消除。二、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建議

1.政府應加大農業發展的資金投入，改善農業基礎設施

要實現農業的長期穩定發展，政府必須投入大量資金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針對目前我國農業生產中水資源嚴重匱乏的現狀，政府應出巨資興建和維護水利設施，在干旱時期通過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為農戶提供價格低廉的農業用水，解決干旱地區農業生產的缺水困難。政府還應定期撥款改良土質。雖然我國農村實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農戶擁有幾十年的土地經營權，但對于土質的改良等生產要素的資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責任負擔部分投資費用。此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準確、快速的信息對于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各級政府可以有線電視網絡為基礎，盡快建立上下暢通、靈敏快捷的信息網絡體系。同時，全面開發利用國內外信息資源，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加入因特網，讓農民通過因特網充分利用社會信息資源，推動農業發展。

2.構建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為新農村建設全力提供資金支持

近年來，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增加較多，但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和農村發展的客觀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要堅持以服務“三農”為宗旨，加快金融業立法，確保農村金融法制化、規范化、程序化運作，努力構建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要以市場化為導向，在充分研究論證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并穩步推進包括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在內的農村金融機構改革，支持并鼓勵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組織的發展，合理分工，適度引入競爭機制，全面構建多層次、高質量的農村金融體系；要以商業化為要求，努力拓展農村金融業務，探索支農的新方法、新途徑，優化信貸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強盈利能力，努力促進資金回流；要借鑒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的先進經驗，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覆蓋全農村的農業保險體系，提高農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3.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促進農村科技進步

21世紀農業的競爭，說到底是農業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改革目前我國農業科研與推廣相脫節的體制和機制，政府應專門撥出經費，形成農業教育、科研、科技推廣三位一體的科技服務體系。各地區應設立至少一所農業技術學校(推廣站)，承擔本地區農民的技術普及工作。技校還應承擔起當地農業科研任務，把科研成果及時用于當地的生產中，提高技術轉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員還應深入田間地頭，隨時解決農民生產中存在的技術問題。通過三位一體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逐步提高我國農民的素質與技術水平。另外，繼續加大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與扶持力度，全面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著力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與技能。

4.逐步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篇（4）

為了盡可能真實準確地考察該四類模糊限制語在摘要中的使用與分布，課題自建多樣本語料庫。本自建語料庫所選用的語料是從鄭州大學圖書館中文與外文電子資源收錄的Cambridge，Ox-ford，EBSCO，Elsevier．Springer等數據庫中影響因子較高的權威核心期刊隨機抽取，如:《中國社會科學》、《教育發展研究》、《心理發展與教育》、《哲學研究》、《HumanResourceManagement》、《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Development》(Rout-ledge，Taylor＆FrancisGroup)，出版時間跨度為2008－2010(包括2008，2009，2010三年);共計504篇中英文摘要，代表了近年社會科學最新的研究成果與研究趨勢。所有語篇使用GL_MMAX2軟件進行標注并使用MICROSOFTEXCEL進行整理統計。基于Swales提出的語步—步驟模型理論框架，首先對語篇的五語步宏觀模式IPMRC(Introduction–Purpose–Method–Results－Conclusion)對英文摘要進行標記;然后采用Princeetal．(1982)的分類方法，對模糊限制語在社會科學學術論文摘要的不同語步中的分布進行統計分析，歸納總結四類47個常見模糊限制語在五個語步中出現的特點與規律，探索摘要中模糊限制語分布特點。

二、統計與分析

(一)模糊限制語在SCE(中文摘要英譯)與SEE(英文摘要)語步中的分布

通過對504篇論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語的使用調查統計，我們發現:SCE(中文摘要英譯)與SEE(英文摘要)使用的模糊限制語總數相當，分別為274次與302次。不同的是，SCE中限制語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摘要的背景、結果與結論語步，分別為60、114和60次;而目的與方法語步限制語的使用較少，僅分別為19和21次。SEE中限制語使用最突出的是結果語步，為97次，方法、結論與目的語步其次，分別為60、55和53次，背景語步最少，為37次。除結果語步外，其他四個語步的差異不太大，在背景、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語步中的分布懸殊不太大，依次為21．9%、6．93%、7．66%、41．61%和21．9%。這說明中文論文作者在對結果的討論上注重保護自己，結果也不是絕對的，留有商榷的余地，體現了模糊限制語自我保護的語用功能。但目的與方法語步則較為主觀，忽視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條條道路通羅馬”的辯證關系。英文論文作者在措辭上更為模糊，模糊限制語在背景、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語步中的分布懸殊不太大，依次為12﹪、18﹪、20﹪、32﹪和18﹪。他們也更懂得全方位做好自我保護，尤其在目的與方法語步，他們不排斥不同的觀點與方法，“一箭雙雕”或一箭多雕的情況都是存在的，歡迎其他同行采用不同的視角研究同一個問題。體現了模糊限制語的禮貌原則的語用功能。針對模糊限制語在SCE(中文摘要英譯)與SEE(英文摘要)語步分布呈現的異同，我們可以發現中英文作者同樣重視模糊限制語在論文摘要中的使用，中文作者需要向英文作者學習怎樣更客觀地表達研究目的和表述研究方法。

(二)四類模糊限制語在五語步中的分布統計與分析

為了進一步了解SCE與SEE在語步中使用模糊限制語的異同，筆者對四類限制語在摘要語步中的分布進行細化。統計發現，無論是在SCE或SEE的任一語步中，直接與間接緩和型限制語出現的次數最少，接近于零，SCE較SEE出現的次數略高。程度和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摘要中出現的頻次較高。這是因為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測量事物時經常使用，與數字的搭配較多，使用范圍變動型限制語的原因是作者不想把數字說得太死，以免與事實有距離，或無法說出準確數字，當作者綜述前人成果時，他們雖竭盡全力收集資料，仍不可能涵蓋全部文獻，所以通常使用范圍變動型限制語使自己不至于把數字說得太絕對。這也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SCE語篇中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背景與結果語步出現最多，分別為44次和90次，結論語步中出現38次，目的與方法語步分別為16與13次。社會科學學術論文更強調語言的客觀性與準確性，而非程度的高低，所以并不常用程度變動型限制語，例如kindof，moreorless，some，tosomeextent等模糊限制詞，只在背景、結果與結論語步少量出現，目的與方法語步幾乎為零。SEE語篇中范圍變動型限制語在結果語步出現最多，為81次;目的、方法與結論語步其次，分別出現41、50與42次;最少的是背景語步，只出現21次。各語步中出現的程度變動型限制語比SCE中出現的次數略多，分布較為平均。通過對比四類限制語在兩類摘要語步中分布的異同可以發現中英文作者在結果語步更多地使用變動型限制語給自己留有較大的空間接受不同意見的沖擊。英文作者較中文作者對自己收集的背景資料的權威性與豐富性更為自信，所以較少適用模糊限制語。此外，模糊理論與模糊限制語的提出最開始是在國外，近水樓臺先得月，英文作者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而中文作者更應利用機會加強與外界的交流，比如引進更多的關于模糊限制語的評論與研究。

(三)各類模糊限制語高頻詞統計與分析

即使同一類各個模糊限制語在語步中使用的頻次也不盡相同。經過數據統計發現，各類模糊限制語中有些詞高頻使用，出現一邊倒之勢。程度變動詞在SCE的五個語步中，出現在背景、結果與結論語步的次數稍多，分別為:14、17、10，而some次數分別為10、6、4，kindof次數分別為2、7、2。Some與kindof成為程度變動語的高頻詞。例如，SCE的背景語步中程度變動語出現14次，而some則出現10次，some成為程度變動語的高頻詞;范圍變動語出現44次，而also和somethingbetweenxandy則分別出現22次和18次，其他限制語則成為萬綠叢中一點紅的零星點綴。Somethingbetweenxandy成為各語步范圍變動語的高頻詞，緊隨其后的是also。以程度變動詞為例，SCE共計使用5個詞匯，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20次)，kindof(13次)，tosomeextent(5次)，almost(4次)，quite(1次)，其中kindof出現在全部五個語步中;SEE共計使用5個詞匯，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35次)，tosomeextent(8次)，kindof(5次)，entirely(3次)，almost(1次)。SCE中在五個語步均有出現的是kindof，而SEE中，五個語步均有使用的是some。兩類摘要不約而同地首選some把不肯定完全正確的話說得更得體，以免遭到質疑，惹到不必要的麻煩。范圍變動語在各語步中的使用是最多的，也反映出SCE與SEE的一些不同之處，SCE中，共計使用9個詞，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96次)，also(67次)，morethan(12次)，about(11次)，around(5次)，atleast和lessthan并列4次，over和approximately并列1次。SEE中，共計使用11個詞，它們從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107次)，also(56次)，about(31次)，over(17次)，morethan(9次)，lessthan(5次)，atleast(4次)，around和approximately并列2次，essentially和roughly在SCE中未使用，它們并列出現1次。somethingbe-tweenxandy和also是范圍變動語中最常用和最常見的限制詞。緩和限制詞在各語步中出現最少。兩類文件中幾乎都沒有使用直接模糊語，偶爾使用時，選用的詞匯以seem居多。SCE只使用了一個間接緩和語詞匯即accordingtoone＇sestimates，而SEE除此之外還使用的有itisassumedthat…，asiswell－known等詞匯。通過統計和對比范圍變動語和間接緩和語分別在SCE與SEE文件中的使用可看出中文摘要英譯作者在模糊限制語的選詞上與英文作者差距不大，整體水平得到提升;英文作者在選詞上范圍較廣，SEE比SCE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詞更為豐富，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語言豐富性。

篇（5）

一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為信仰服務。對一個命題的判斷通常有真假兩種結果，實用主義學者的評判標準不再是“符合論“”融貫論”或是“多余論”等，而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一致。這就意味著只需要談話諸方在他們共同的信念下認為某一個理論或某一類思想可以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實用主義被擱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它又被恢復了它在美國的地位。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實用主義這次的回歸不僅保持著經典實用主義的傳統，還帶來了新的內容。實用主義的包容性越來越強，可以使用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這就不難解釋它的生命力。新實用主義的思想主要是以羅蒂為主的后哲學思想。他的思想把許多學科都包容了進來，尤其是文學、政治和道德倫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學”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時候，羅蒂認為文學、政治或是倫理道德比傳統社會科學學科還值得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實用主義，不僅在美國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美國的外交手段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功利的、利己的，同時還是開拓的、探索的。二是實用主義研究方向：以人為本。實用主義的魅力是當你使用這種方法論時候，你會感到很輕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遠是一種向上的力量，這應該與它的理論淵源有關。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我們永遠都抹不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子。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人類或是其他物種都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原則，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會越來越復雜同時也是向上的。在實用主義的思想中，我們同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以人為基礎，尤其以人的興趣和情感為出發點的唯意志論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在實用主義中可以找到。

實用主義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興趣，以興趣為出發點，便可以充分調動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達到有效的目的。同樣來自于唯意志論的觀點，即對人本身的考慮很重視。這點達成共識：“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進行思考的生物。當我們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那些把自然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大部分理論原則便不能使用。”因為，研究人類不能僅僅通過對某一個社會背景下的他們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期、背景、文化中判斷他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表達的觀點，而理解這些語言的重點便是語言的環境。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實用主義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個方法會讓我們在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同時，變得開心、有趣和更有上進心。實用主義方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三是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實際且多元。實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他們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有些觀點屬于實用主義的范疇，尤其體現在對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哲學學派一直以來都信奉自然科學研究框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其實他們贊同了價值中立原則，認為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應該不帶有個人感情和價值導向來研究社會現象。”

但無論是實用主義學家皮爾士的科學主義、還是詹姆斯的意識流、還是杜威的工具論都充分地證明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或完全客觀。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或是他們的信仰，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能夠影響他們的信仰。而生活環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觀點在某種社會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則是無解的。比如，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個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會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而對方也會為自己被關注而感到驕傲。如果換個場景，結果就會大相徑庭。假如剛才的行為我們在美國的黑人區做一次，估計那個男孩子就難逃一劫。因為在那里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盯著不認識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一種輕微的犯行為。因此，我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一種通用的社會行為準則。

在使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研究社會科學中，有兩位學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人是庫恩，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實用主義這個不能體現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提供了成為科學理論的基礎條件。因為庫恩對那些“反常”的理論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條件。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在不斷地“前進”，但如果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某種嚴格的邏輯框架就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顯然是不公平的。只有當他們的理論內核真正的“壞掉了”，我們才可以宣判這些理論的不可存在性。而在這里，我們認為的內核不能再使用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無法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就像各大學派一直在爭執的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第二個人是羅蒂，他的種族中心主義為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實際中比比皆是，還有很多奇怪的、我們無法理解的、可能與某種有關的現象。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群與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遠的人并與之交往時，又該怎么辦？羅蒂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為出發點，與對方溝通。我認為，這個辦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溝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我們的信仰和觀念不一定要強加于對方，只需要找到可以達成共識的信仰和觀點即可。找到共同點會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行為和語言有幫助。

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框架更有理由讓我們相信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的問題上并不在意理論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為行動的向導、是否能有效地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是否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實用主義學家們不在意社會本身是什么樣的、應該是什么樣的，他們更關注的是現在的生活環境是否是居住在這里的人類想要的，如果不是就聽從內心的呼喚，向著自己喜歡的方向努力改造。他們信奉的是這樣的信仰，就像愛因斯坦說的“：有很多時候想象力比知識重要，想象力無限而知識有限。”按照實用主義的思想這句話是真的，因為他們還信奉另外一句話，就像皮爾士所說的：“每一個真值的句子都是為某一種信仰服務的。”而在這里，人類的興趣就是他們的想象力的向導，他們在這樣的想象力的條件下探索社會科學，就像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實用主義哲學剖析社會科學是需要我們以人類需求為本，以興趣為出發點，以效率為落腳點。在這個問題上羅蒂———新實用主義的代表，延續了實用主義探索社會科學的精神，在新時期展現出他與前輩和同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哲學家不同的新特點。

二、新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發展

20世紀中后期，隨著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似乎越來越不能很好地處理實際問題。一種繼承并發揚經典實用主義的新實用主義油然而生。新實用主義繼承了經典實用主義的主要精神，即以人類需求為出發點、以興趣為研究起點、以信仰為真理的判斷標準、以效果為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在我們可以找到的參考文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實用主義有它特有的理論觀點。而新實用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屬羅蒂。羅蒂的實用主義思想與經典實用主義思想的聯系和區別是清晰可見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他的后現代哲學思想不僅顛覆了我們對哲學基礎地位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給了我們新的視野。所以我們選擇對他的觀點進行說明和解釋，后現代哲學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實用主義的理論特點。后現代哲學思想主要強調語言哲學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視經驗對哲學的重要影響，而是注重我們的語言在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贊同哈貝馬斯那樣：“交談理性代替了主體核心理性”。交談、互動的研究方式，不僅表現出對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繼承，同時也看到羅蒂把研究重點放到了溝通的語言中來。羅蒂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個人主義與整體論的完美結合。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的學者對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問題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還是整體主義的問題上多少都有分歧。社會學家涂爾干堅決支持方法論整體論。堅持整體論的哲學家必然會忽視個體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力；而很多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都偏向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非常注重個體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忽視整體的作用。但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我們需要找到的是社會背景下的社會規律或是較為普遍的特征。但鑒于社會環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我們在此討論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是整體論就十分不妥。羅蒂在他的后現代哲學中認為：“把個人的自我創造和社會的團結同等對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這里我們可以說他把這個問題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說他把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分別做了限制性的解釋，即社會的發展是由個人做的，但個人的才能和價值需要有社會的發展來體現，在不同范圍討論不同的內容。

二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的進一步發展。在上文我們已經對實用主義真理觀有所討論。對于一個句子的真值的判斷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種信念作為標準。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會帶來不同的信念，雖說這個會隨著該地區的人類的不斷認識的變化而變化，但信念還是有較強的穩定性。信念來自于我們對一個事物的習慣性認識或習慣。這種習慣性的行為有時候會帶來一定的惰性，習慣于這樣認識和行為的人不再會為更先進的發展而勞煩。羅蒂在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進的真理觀：真理便是可以指導我們成功的與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為我們的信仰提出了檢驗性的標準。較以往來說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們需要與世界打交道，每個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是另一處人類需要打交道的對象。打交道時雖然要以自己的信念為出發點，但只有那些可以與對方達成共識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學的概念。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時候都很清楚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心理學等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科。但其實這些學科都有較為嚴密的邏輯、嚴謹的思想和他們獨有的名詞及屬性。他們同樣是由被系統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義組成。比如《社會學原理》《經濟學原理》《心理學原理》這類的書籍，它們包含了作為這一學科共同的、普遍的、較為一致的內容。因此，這些學科知識內容與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們同樣來自于理性的總結和概括。它們的研究對象相對穩定。相比較而言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觀意識參與的較多，對于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論性更為弱，但地域性和社會背景的限制會更多，這樣的研究更加符合實用主義的精神。當然，羅蒂并不局限于對哲學認識論的擴充，還有對方法論的豐富。他更加欣賞用文學批判的方法來與世界和不同的人類打交道。他認為：“實用主義的復興超過了哲學的界限，還涉及文學的批判、社會政治問題而較少地關注自然科學。”這個思想與羅蒂反基礎主義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學的基礎地位，從而更加突出人類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終側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語言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羅蒂所強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溝通手段都是為了了解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生活，從而可以有效地解決發生在那里的社會矛盾，最終促使社會進步、生活幸福。因此，語言在他的研究中是關鍵性的研究對象。這個特點也是新實用主義與經典實用主義標志性的區別。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經典實用主義與新實用主義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經驗；后者最重要的是語言。”這與他的反本質主義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羅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實際與應該的區別、本質與現象的區別，最終找到實際和本質，而是忽略此問題，找到對話中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是否是我們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對方語言中的真正含義，就要了解表達人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對于研究人員而言便是要了解這其中的差異，為我們的語言環境提供這種差異。找到了差異就找到了沖突，找到了沖突就找到了矛盾。當我們解決矛盾之時就是我們達到共識之日。這樣我們即可順理成章地找到對話中的共同點，進行有效的溝通。不難看出，羅蒂的后哲學文化思想其實就是用文化的思想來豐富哲學的內涵。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一定會在保持中心思想不變的情況下豐富并蓬勃發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承載著歷史使命比其他哲學學派對社會科學哲學的使命要豐富、多樣并且有效。因為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基調就是為解決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實際問題的。他的檢驗標準并不是理論的嚴謹性和思維的邏輯性，而是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種工具書，更是一本洗滌心靈的書籍，它會為我們帶來陽光般的色彩。

三、未來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升華保障

基于對經典的和新的實用主義社會科學特征及其哲學思想的概括總結，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其研究和發展趨勢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內容極為豐富。實用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包含范圍十分廣泛的方法論，用它來研究社會科學不難想到它的范圍會擴大。這里不僅僅體現在研究內容的擴大，還有研究方法的擴大。從研究的學科內容上來說，經典實用主義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局限在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方面。但新實用主義的社會研究已經拓展到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等方面。可以說在以后的研究中還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領域。只要社會中存在行為和思想的地方，都會是實用主義方法論下所要研究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的發展趨勢勢必會向著更加注重人的情緒、欲望、夢想等人類特有的方向發展。這與所談的中國夢是一脈相承的。“夢”就是實現民族復興、增強民族自信的夢，這個夢是現實的，是可以實現的，推而廣之，世界的“夢”也會實現的，關鍵要立足于“人”。在對這些學科的觀點上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并行觀點。這些觀點可能是相互交織并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為這是由社會科學的特點所決定的。我們可能會認定某種理論是正確的，因為它的確為我們的社會問題帶來解決方案；但我們很難說哪個理論是錯誤的，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會背景下無法解決問題的理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權利。”從研究學科的方法論上來說，實用主義的理論淵源非常豐富，這就不難看出它的方法論是開放性的。用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的哲學家們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為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注入了活力。不僅如此。同樣是由于社會學科的特殊性，筆者不難看到研究各個學科的學者們同樣具有研究他們那個學科領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學方法論、法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也有這一特點，但是社會學科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得幾乎是淋漓盡致。

第二“，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靈活的、豐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極強的哲學，所研究得出的理論也是開放的。一種“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方法來源于詹姆斯意識流原理，發展于杜威的生物體間的互動理論，在羅蒂這里演變成為較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學批判”模式。但無論是什么樣的表現形式，什么樣的載體，最終都呈現出一種“行為———反饋”的模式。與其說是一種對話，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的碰撞，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思想碰撞。這種碰撞是明顯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決方式，解決后我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就會達成最有效的共識。這種共識是有益于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當然，這樣的對話不僅僅體現一種思想的碰撞，還顯示出語言對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表達方式，我們要通過語言研究人類的思想和行為。但同樣也是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對于語言的研究還會有較大的困難。在蘇格拉底時期，我們認為“：如果語詞能夠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們就得到完善的語言，然而世界語言卻總是由約定來加以補充。”

洛克對詞語的認識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他認為“：一個詞語的意義不是要表達這個事物本身，而是要表達說話人的觀念”。這樣的描述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對話交流的意義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溝通，達到基本共識，在有限的范圍內找到社會的基本規律和內在本質。而洛克這樣的解釋與新實用主義的“詞語的意義僅限于對話范圍內”的觀點是一致的。很顯然，這樣的研究方法將會成為我們今后研究社會科學的主要指導思想。“科學”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神秘的詞語。很多非專業人士感覺它離人類生活和日常活動很遠，因為，當我們一提到“科學”一詞時，首先想到的都是難懂、生澀的專業名詞，嚴謹的理論思維和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那些只有為數極少的人才有天賦碰觸到的神秘領域。其實，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實用主義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對那些領域感興趣；其次，那些領域的專有名詞當下記得，因為不常用所以隨后就忘記；再次，能夠有嚴謹的邏輯一定不與繁雜的生活打交道。但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便不再讓“科學”神秘，他們會使得“科學”親民化。

“科學”知識本應該為人類生活服務，很多人認為“在大部分的時間里，科學家們通常會把精力放在理論的爭辯中，至于可行性的問題，他們考慮的略微少。”實用主義則不同。他們并不對“現象是否反映本質”的問題爭論、也不為“當一個人說話時候牽動了多少塊肌肉”這樣的問題而煩憂。當他們研究孩子的教育應該著手于他們感興趣話題的時候，就奠定了這樣的基礎：要想使孩子們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興趣是起點，當他們找到一個感興趣的話題時，他們自然會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徑，而這個路徑就是“對話”，對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這樣的方法論理念把“科學”帶到了生活中，而隨著實用主義方法論在研究社會科學的道路上廣泛運用“，科學”就會俯下身子與他的“子民”親密接觸。綜上所述，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一個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學科。它不僅為我們解決實際問題提供最有效的“工具”，進而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為我們的思想提供養分，讓我們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盡可能多地拓展視野。

四、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再也不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有聲戰爭，而是以市場和國民生活水平為主的無聲無息、無硝煙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所有的國家都在奮力保衛自己的經濟領地并以此為依托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掠奪。這是經濟實力的比拼，更是綜合國力的體現。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就算沒有戰火，也要知道戰爭其實已經悄然開始。這個現實讓我們明白，在處理與別國之間關系時候一定要從實際出發，立足于我國的經濟基礎，對他國的實力有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從另一個方面來講，生活在本國的百姓對經濟的發展體會最深。因為，經濟的發展會給國民帶來快樂。怎樣能夠使國民生活得快樂，同樣也是實用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課題。在當今社會，國與國之間也需要“對話”，但首先我們要站在同一個對話的平臺上。那么，平臺的高低取決于我們的經濟實力。具體而言，涉及到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兩個方面。然而，怎樣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自身發展既有約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觀調控怎樣才能做到不對市場自行發展進行過多干預。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國民幸福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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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大學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在長期共同的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價值體系。價值體系是由一定社會崇尚和倡導的思想理論、理想信念、道德準則、精神風尚等構成的社會價值認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導和統領作用的就是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精神之魂。

大學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陣地，大學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載體。當前我國大學文化建設面臨一系列問題，主要表現在：重智育技能，輕德育，輕人文的傾向沒有得到根本扭轉；重表面形式，輕精神內涵；重環境文化建設，輕精神文化建設，大學文化正在受到不良文化的沖擊。[1]一些高校已經出現與大學文化屬性不符并且會對學生發生不良影響的文化傾向，如大學文化的庸俗化、趨同化及簡單化。[2]很多高校對大學文化建設的內涵理解有偏差，因而存在缺乏規劃、隨機性大、盲目跟風、個性缺失等問題。[3] 出現這些問題的思想根源在于，沒有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大學文化建設的靈魂，沒有準確把握住大學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重要陣地的本質，沒有充分認識到大學文化建設只有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下才能充分發揮“教書育人、科學研究、咨詢社會、引領社會文化”的重要作用，沒有深入領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大學文化建設的深刻內涵。

面對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復雜背景以及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經濟社會加緊轉型的客觀現實，只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思想引領作用，大學文化才有明確的發展方向，才能不斷熔鑄校園文化靈魂，才能培育和塑造大批符合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需要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不斷增強師生員工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主動承擔起傳承、引領、輻射和創新社會文化的歷史重任。

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大學文化

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一）充分認識大學文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關系的深刻內涵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繁榮的根本、生命之魂和精神旗幟。而大學文化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大學為載體，通過歷屆師生的傳承和創造，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所逐漸形成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行為文化的總和，凝聚著學校的辦學理念和共同追求，是學校繼承傳統、履行職能、創新發展的精神動力。

現代大學在構建大學文化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引領，以追求真善美為目標，以弘揚大學精神為核心，制定并實施校園文化建設綱要，努力構建富有時代特征、本校特色、本校特點的校園文化，這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基本內容，是新形勢下拓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徑，是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二）緊密結合大學文化夯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和條件

現代許多大學在多年辦學的光輝歷程中，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一代代大學人潛心耕耘、薪火相傳，創造、傳承和弘揚了獨特的大學文化，形成了優良的黨風、教風、學風和工作作風，這些文化傳統對學校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為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挖掘和開發利用這些文化資源，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具有時代特征和學校特色的大學文化的必然選擇。

因此，在構建大學文化過程中，必須注重文化傳承，加強校史研究和校園歷史文物保護，深入開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勵廣大師生員工努力踐行經過幾代人提煉出的校訓，增強對學校的自豪感和責任感。積極開展高品位校園文化活動，不斷滿足師生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強校風、教風、學風建設，營造有利于學生健康成長的校園文化氛圍。切實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抓好網絡宣傳陣地建設。加強校園文化環境建設與保護，大力建設文明校園。通過文化榮校戰略，進一步發揮校園文化的育人功能，凝聚全校師生員工的力量和智慧，為實現學校的辦學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增添豐富的文化內涵，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兼容并蓄、文明健康、安定有序的人文大學。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大學文化建設路徑

1.根據時展要求，明確大學文化發展定位。現代大學要在明確學校建設的指導思想基礎上，設定建設大學文化的戰略目標，比如“堅持‘質量立校’，進一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堅持‘特色興校’，進一步提升學校競爭力”、“堅持‘人才強校’，進一步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堅持‘學科領校’，進一步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堅持‘開放活校’，進一步增強學校發展活力”、“堅持‘依法治校’，進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規范辦學行為”、“堅持‘文化榮校’，進一步提升學校‘軟實力’”。堅持科學發展、內涵發展、和諧發展，不斷提高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積極為區域經濟發展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2.圍繞“文化榮校”戰略，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努力構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宣傳陣地。第一，堅持用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廣大師生，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師生牢牢把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大興學習之風，以學習十精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重點，切實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實效性、開放性和互動性。第二，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主渠道作用，加強思想政治理論學科和師資隊伍建設，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成為大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課程，筑牢青年一代成長成才的思想道德基礎。第三，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做到學以致用、用以促學，把全校師生員工的思想統一到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凝聚到建設高水平大學目標上來。第四，加強學科建設，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學科建設和發展，增強學科歸屬感和價值追求。第五，加強與人文藝術、文化產業領域相關的學科建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學科建設和專業建設中去，加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宣傳的力度和深度。

3.依托文化傳承，打造特色大學文化。現代大學在各自多年的辦學歷程中，都有一大批知名的專家學者、社會賢達先后匯聚，著書立說，弘文勵教。經過一代代專家學者潛心耕耘、勵志踐行、培育后學、薪火相繼、言傳身教，砥礪出符合自身實際和特色的精神，積淀出良好的教風，培育出嚴謹求實的學風，凝練出具有深厚底蘊和激勵精神的校訓。因此，現代學校在構建大學文化過程中，要注重文化傳承，充分挖掘和利用校史資源，走特色之路。第一，明晰學校辦學理念，踐行校訓，傳承并進一步提煉大學精神，將大學精神內化為師生的共同思想基礎。第二，通過開展校史研究、組建校史宣講隊等形式，深入開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勵師生繼承和弘揚學校優秀文化傳統；做好學校文物史跡資源的普查、整理、保護和利用工作；加強對博物館、校史館等文化服務設施的建設及開放服務工作；組建校史研究隊伍，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成果、重要時期為主要內容整理編寫新版校史，比如本校校史教育通識讀本、編印出本校知名校友風采錄等系列校史研究成果，開展系統化、日常化的校史校情教育。第三，注重校友文化。建立完善校友信息庫，健全校友會組織，形成“關懷校友，熱愛母校，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校友文化；重視校友資源，關心校友發展，學習成功校友，營造校友感恩母校和培養、支持母校發展的氛圍，助力校友干事創業，激勵大學生立志成才，報效祖國。

4.圍繞建設特色名校目標，力促大學文化創新。即，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下，不斷加強文化建設，熔鑄大學精神，使各具特色大學文化深入人心，并內化為師生員工的實際行動，為現代大學科學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支撐。可通過校園文化建設打造特色名校，努力強化硬件和軟件設施，營造濃厚的人文氣息，提升師生文化素養內涵。積極樹立人文魅力校園典型，并充分發揮人文淵藪的輻射力、影響力，為促進地方人文風尚的形成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促進文化創新與科技創造相結合，不斷推進學科建設。第一，大力推進學科和學位點建設。按照“統籌規劃、突出重點、分層建設、整體推進”的方針，堅持“有所先為、有所后為”，著力加強與人才培養密切相關的學科以及重點學科建設；促進學科交叉，培育新的學科增長點；發展新興學科，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應用服務能力，形成特色鮮明、優勢明顯、協調發展的學科體系。第二，進一步優化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學科專業結構，在學位點建設上優先向特色學科和應用型學科傾斜；進一步優化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類型結構，采取多種方式發展專業學位教育，不斷擴大高級應用型人才培養規模，提高高級應用型人才培養層次。第三，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優化資源配置，發揮綜合效益，加強科技創新平臺和研究基地建設。凝練學科方向，整合優勢資源，培育建設一批科技創新團隊。完善以質量為導向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和科研激勵機制，著力構建“項目-平臺-團隊-成果”四位一體的運行機制，大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進一步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建設，努力形成勇于探索、敢于創新、寬容失敗、誠實守信的學術氛圍。

深化學校管理體制改革，創設民主與自由的制度環境。首先，堅持民主治校、校務公開的原則，注重發揮工會、教代會、共青團、派和離退休教職工在治校理教、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體制改革，促進管理制度更加合理，職責更加明確，運行更加順暢，管理成本逐步降低，管理效能進一步提高，形成更加科學協調高效的體制機制。其次，進一步發揮學校的人才和學科優勢。打破體制“圍墻”，推進產、學、研合作，促進高校知識原創性成果轉化為現實的文化生產力。

5.圍繞人才強校建設目標，培養復合型文化人才。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大力弘揚為人師表、品德高尚、嚴謹治學、樂于奉獻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廣大教師做知識和品格完美結合的代表，做知行合一的典范，在教學科研活動中彰顯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學識魅力。

堅持“優化結構、強化素質、提高層次、創新機制”的工作思路，圍繞人才培養和學科專業建設需要，以教學團隊和學術團隊建設為抓手，積極穩定和用好現有人才，大力培養和引進高層次人才，著力打造和匯聚一批教學名師、教學團隊和學術團隊。以國家和省部級重點項目為紐帶，以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為依托，完善“學科帶頭人+創新團隊”的組織模式，大力培育一批凝聚力強、學術水平高、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創新團隊。高度重視青年教師隊伍建設，加大資助力度，加強跟蹤培養，激勵優秀青年教師脫穎而出，形成更為合理的人才梯隊。按照能上能下、競爭擇優、動態管理的原則，優化人才選拔、培養、評價和激勵機制，有計劃、有針對性地解決不同學科、不同專業的人才緊缺問題，全面改善師資隊伍結構，提升師資隊伍素質。

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

大學文化建設的啟示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引領，明確大學文化的建設定位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這就要求高校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大學文化建設中的統領地位，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新成果武裝頭腦、教育師生，通過潛移默化的思想影響和文化陶冶，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加深入人心，真正成為廣大師生的主導意識和精神支柱，形成思想共識和價值認同，體現大學文化的思想引導力。

（二）將人文傳統與時代創新緊密結合，豐富大學精神的人文內涵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本質體現，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文化根基和動力源泉。[4]大學人文精神文豐而意博，理深而旨遠，對于構建當代大學開放兼容、以人為本、崇德守樸、和諧有序、求真務實、誠信敬業的大學精神有著積極的啟迪意義和借鑒價值。大學精神體現著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任何時代的文化精神，都離不開對文化傳統的繼承，我們對傳統文化理念的追溯，不是為了復古，而是要古為今用，為構建現代大學精神奠定穩固的基石。

（三）深入挖掘學校特色歷史人文資源，彰顯大學文化的品牌個性

篇（7）

1、價值取向的多元化。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深刻變革，反映不同利益主體的價值取向上的多樣化和復雜化也就成為難以避免的客觀現實。加之互聯網的普及，加速了全球信息網絡化的革命。也帶來了各種意識形態的碰撞和各種思想的跨國界交流，也有力地促進了價值取向上的多樣化和復雜化。而當代大學再也不是“象牙塔”，大學校園由封閉轉向社會開放。成為一個“小社會”。大學生生活在這樣多種價值觀密集交織、激烈碰撞的環境下，必然受其影響。當前，大學生價值觀多元化的趨勢已明顯顯現出來。調查顯示，大學生中有信奉“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錢”、“人生的價值在于奉獻”的生活觀念，如贊同“提倡雷鋒精神”的學生占60.8％，也有信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拜金價值觀，同意“金錢至上”的學生占3.98％。有堅持“報效祖國”的學生占19.09％，也有“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學生占51.81％。

2、價值追求的實用化。

伴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尤其是經濟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我國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根本性的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認和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同時也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帶來極大的沖擊。他們不但強調社會價值，也注重自我價值；不但注意吸收西方價值觀中的精華，而且注意吸收傳統價值觀中的精華，開始在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傳統價值與西方價值的對立統一中建構現代價值觀。但是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原則和競爭法則易使個人利益、小集團利益得到強化。使利己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膨脹。從而產生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等不良行為，使“一切向錢看”的思想滋生蔓延。如許多大學文學社團冷冷清清，做文學夢的青年越來越少；大學社團的發展更看重經濟因素，拉贊助、尋求投資已成為大學社團最時髦的活動。有些社團活動的積極意義不大，如十大歌王比賽只是模仿文化炒作。只為少數人的“成名”。校園文化的世俗性體現了大學生功利、金錢意識的增強。

3、價值選擇的矛盾化。

大學生正處在人生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價值思維和價值選擇方式尚未定型。傳統的與現代的、理想的與世俗現實的價值觀幾乎同時對他們產生影響。如此，便造成了大學生在價值選擇上的矛盾、對立與沖突。當代大學生的觀念意識與實際行為、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不一致性的現象比較明顯。他們大多認同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道德準則。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應具備的新的價值觀念，但同時對于社會上流行的不良風氣又有一定程度的認同和追隨。大量調查報告都能證明，大學生口頭上追求理想，實際上崇尚實惠；有強烈的愛國情感，但缺乏主人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真善美的道德知識，卻沒有良好的行為習慣；期待建立良好的社會道德秩序，但自身又不愿受各種規章制度的約束：有成就事業的愿望，而又缺乏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當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多數大學生認為應該以集體利益為重，但是真正要他們為集體和他人做事情時，很多大學生卻斤斤計較，不愿主動參加或以各種借口拒絕參加。

二、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內容

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與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所差異，這是社會轉型期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相適應。然而，大學生價值觀的多元化、功利化、矛盾化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逆反性和無序性，要化解大學生出現的困惑、迷茫、盲從。必須通過構建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引領、統攝、整合多樣化的價值觀，通過倡導積極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來調適、規范多元價值觀，使大學生的價值選擇不再無所適從，而認同、歸依于符合民族和國家整體利益的價值評判標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指那些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中居統治地位、起指導作用、從深層次科學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在理論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的價值理念。在我國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指導思想為靈魂、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主題、以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精髓、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礎的價值觀，才能稱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此，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堅持以作為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為我們提供了作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強大思想武器的正確世界觀和方法論。當代大學生只有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正確認識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正確認識社會思想意識中的主流與支流。才能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看清本質、明確方向、堅定信念。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第一位就是堅持的指導地位。高校要堅持用發展著的統領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確保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

2、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核心內容。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一定社會主體共同價值目標的集中體現。中國經過近現代的曲折徘徊與浴血奮戰，經過近幾十年來的積極探索與發展，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能有效發揮本國優勢且取得了輝煌成就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的輝煌歷史成就確實能使當代大學生更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但他們又是沒有苦難記憶的一代人，其生活在一個思想多元化的開放社會，所以主旋律的高揚顯得更為必要。堅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深入地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教育，有助于包括大學生在內的社會成員正確認識改革過程中出現和積累的矛盾。并樹立解決矛盾的信心。大學生既應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的挑戰與困難。又應看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奮發有為，建功立業。

3、堅持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為主旋律。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又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創新、拼搏奮進、振興中華的時代精神。這些精神，既是激勵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精神動力。也是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里薪火相傳、發展壯大彌足珍貴的強大精神支柱，更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培養，是當代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應有之義。一種理想信念，如果不能體現為某種精神，如果不能表現為某種狀態，就不能發揮推動力的作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體現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使其成為全民族為實現共同理想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是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時展的必然要求。

4、堅持把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作為關鍵。“八榮八恥”是中國傳統美德和價值觀念在當代的體現和發展。是為應對商品時代社會成員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和價值觀念迷失而提出的道德和價值理念導向。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廣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對“八榮八恥”的深刻內涵及其教育方法、渠道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使其從對社會主義道德與核心價值觀念標語口號層面上的抽象詮釋變為大學生內心衡量是非黑白的具體尺度。自覺應用到具體問題的實際分析與價值判斷中，才能有效地發揮其對當代大學生理想信念的道德支撐與價值引導作用，成為當代大學生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精神動力、把握人生航向的行動指南和抵御各種不良思潮侵襲的強大盾牌。這也是對當代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基本內容。三、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需要正確處理幾個關系

1、根據大學生價值取向多元化趨向突出的特點。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中需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價值取向一元論和多元化的辯證關系。由于價值取向一元論具有普遍的范導功能，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意義，是人類的精神家園，所以教育大學生自覺地認同、維護社會一元化的價值取向就具有重要意義。“歷史經驗證明。一個民族或國家如果失去統一的價值目標。就會陷入相對主義和由此帶來的行為非理性主義與分散主義的混亂不堪，使民族和民眾喪失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凝聚力。”在社會轉型的今天，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社會轉型、市場經濟使得利益主體、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出現多元化，很容易產生價值相對主義。使人們競相追逐各自利益而置國家的利益于不顧。其次，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廣大教育工作者要重點培養大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道德判斷能力和形成學生的核心價值觀。以期通過這些措施使受教育者正確認識和理解多元文化，在面對多元文化尤其是多元價值時不迷失自己并作出自主選擇。最后，教育大學生正確認識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任何社會統一價值觀的形成，都有著其社會成員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礎，也都是在這一基礎上達到普遍價值認同的結果。由于一元化的價值觀以最普遍的形式代表了廣大個體的共同意愿和價值理想，所以它對于每一個個體都具有權威性，使每一個個體自覺地去遵守與維護這種一元化的社會價值觀。

2、根據大學生價值追求功利化的特點，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中需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處理物質追求與精神提升的關系。人作為一種生物性的存在，必然具有其物質性、生物性的一面，因此，人必然要追求物質的需要和生理的滿足。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人作為宇宙中的高等動物，又不能僅僅滿足于生理的享受和物質的追求。人之為人，人之不同于動物就在于人有精神、有理想，有使用和駕御物質、金錢的能力。在當前我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我們被周圍的金錢誘惑、功利追求、物質崇拜、商品拜物教的包圍下，我們的價值觀教育就必須教育、引導大學生正確處理好物質追求與精神提升的關系。一方面，要承認和肯定人的物質追求的合理性，因為這是人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注意提升人們的精神，使大學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具有遠大的理想，具有使用、把握、操縱物質的能力，成為金錢、物質的主人，而不是奴隸。其次，要注意豐富大學生的精神世界。人有沒有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決定著人能否超越現實的存在。價值觀教育一定要想方設法、千方百計地從各個方面來豐富大學生的精神世界，絕對不可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價值觀教育時，一方面，必須深入了解和研究大學生的精神世界，真正接觸到大學生的心靈。另一方面。要教育大學生認識到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是自己的內在王國，是真正的自我，只有意識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時。一個人才是一個健全的人。只有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豐富大學生的精神生活，發展他們的高級精神需要，進而把大學生培養成為能“享受精神文明的幸福生活”的新人。

3、根據大學生價值選擇矛盾化的特點，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教育中要與社會生活接軌，將“知”與“行”結合。充分發揮社會實踐在大學生價值觀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教育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必須有一定的利益導向相配合，否則就無法形成健康的社會心態。“教育是一種導向，但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導向。”㈨因此，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應當與社會生活接軌，充分考慮社會生活的導向作用。并以此來落實價值觀教育的基本內容。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與社會生活接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大學生廣泛參與社會實踐活動。這樣。一方面，可以使他們在與社會的接觸中不斷增加對社會的了解，從而認識自我。找到個人與社會的結合點，逐步實現社會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們學到社會規范和公共逆德準則。增強勞動觀念，掌握勞動技能，鍛煉意志品質，培養吃苦精神和節儉意識，提高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在此基礎上促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形成。西方社會的“義工”制度，其目的是多重的。其中之一便是倡導公民、青年學生通過服務社會來體驗奉獻的樂趣，培養他們高尚的品德。要倡導和推動學生更多地參加青年志愿者活動、公益勞動、“三下鄉”活動、幫貧扶貧活動等，把價值觀的構建從課堂延伸到社會，由理論轉向實踐，并在實踐中深化。在社會實踐的內容安排上。應充分考慮青年人的特點，發揮大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選擇適當的時機和恰當的形式來達到預期效果，同時要將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學生培養評估的重要參考。

總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優秀價值觀。借鑒了近現代社會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新成果，蘊含著幾千年人類文明曲折發展歷史的精華積淀和深刻的當代科學哲理，引領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航船，是承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石。廣大教育工作者應以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精神，共同擔負起教育引導大學生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任。自覺把“育人”貫穿于“教書”的全過程，緊緊圍繞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要求，堅持以正面教育引導為主，在營造濃厚輿論氛圍上下下功夫，在深入和普及上下功夫，在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上下功夫，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潤入學生的心田，自覺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貢獻。

[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學生內容策略

[論文摘要]隨著社套的深刻變革，大學生的價值觀也呈現出多元化、實用化和矛盾化等特點。構建當代大學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現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根據大學生價值觀的特點，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中。需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和處理價值取向一元論和多元化的辯證關系、物質追求與精神提升的關系，充分發揮社會實踐在大學生價值現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志指出：“一個有遠見的民族，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個有遠見的政黨，總是把青年看作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作為青年中最富有創造精神和超越意識的大學生群體，能否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他們培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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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海柳.大眾文化對大學生價值取向的負面影響[J].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7，(7):25.

篇（8）

2.激發并堅定大學生的情感歸屬情感歸屬問題在當代青年大學生群體中是一個突出又普遍的問題。大學生情感熾熱、飽滿，但缺點是容易沖動和喪失理智。如果處理不好情感歸屬問題，將會對其個人甚至是社會都會造成一定的困擾。我們希望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激發他們的精神力量，形成飽滿的熱情和堅強的信念，從而推動他們對認知的踐行。具體到激發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情感認同，可以培養他們的民族自豪感、愛國熱情，也可以培養他們向往自由、平等，喚起他們對核心價值觀的深層次情感。

3.接受并幫助形成大學生的價值共鳴“人們能接受某種意識形態而不是其他意識形態，并不是隨心所欲或者是隨機偶然的，而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正好能夠表達人們心目中的價值期盼，并且給予人們的價值企盼合法性或者合理性論證。這就使人們很自然地接受這種思想觀念和社會主張。”⑤這就表明，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要想獲得大學生的普遍認同，就必須立足于符合大學生心目中的價值期盼這一目標。大學生正處于價值觀形成發展階段，并不具備成熟穩定的價值觀，接受并幫助對大學生形成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共鳴，要切實考慮到這一問題。只有充分反映大學生群體的意志，才能激發大學生的思想和價值共鳴，進而增強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

二、外化于行提升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行為自覺

1.協調課外實踐與課堂實踐多樣統一目前高校的實踐模式主要包括兩種：一種是課外實踐模式，主要包括參加社會兼職、校園社團、勤工儉學崗位等活動形式；一種是課堂實踐形式，包括師生之間的互動討論、專題辯論、學生自主授課等形式。這兩種形式各有千秋，都表現出一定的優缺點。大學生課外實踐的目的相對來說比較傾向于賺取一定的勞動報酬，鍛煉自己的工作能力，優點是自主性強、獨立自由，缺點在于花費時間太長，隨意性大。課堂實踐則需要在老師主導下，鼓勵學生參與，優點是不受時空、經費、人數等條件限制，缺點在于學生參與度低，甚至被動參與、主動性不夠。二者各有優缺點，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相互補充才能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對于課外實踐，學校可以適當地加強參與度，配合學生，并為其量身打造能夠提升其價值觀認同的實踐機會。不少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仍然停留在自發的實踐活動這一層面，沒有站在教育意義上去理解。我們要改變這種固有的觀點，以實踐課程規律為指導，盡可能科學詳盡地設計實踐教學的內容和方法，建立適合大學自身特點的實踐方式。重要的是，學校要對實踐基地的創設和選擇做出指導，可以與政府、學校等單位合作，提供帶薪實踐，在吃苦耐勞中體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提高敬業、誠信、友善等思想品德水平。對于課堂實踐，學校要重點增強課堂內容的吸引力，并輔之以核心價值觀教育，加強師生互動。在內容的選擇上，最好選擇與大學生生活貼近的一些話題。例如，之前的中央電視臺舉行的“家風”討論，發生在大學校園中的消防安全事故，都可以作為與學生互動的話題，學生在參與中不知不覺地加深了對我國愛國觀念和法制觀念的了解，也就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教師可采用不同的互動方式，例如提問或討論，學生自主授課，研究性教學等等。

2.平衡職業教育與專業教育互有側重職業能力素質拓展是近年來迫于就業壓力而備受大學生歡迎的項目。各個高校也鼓勵大學生在學習期間考取各種職業資格證書，為將來的就業提前做好準備。但是，如果學校的鼓勵過于強烈的話，則會給大學生“就業比學習重要，考證比學習重要”的錯覺。同時，還會助長實用主義、金錢主義等不良作風，給大學生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高校大學生職業教育和專業教育要各有側重，不應過分偏頗。在職業教育中，不能只教授大學生職業技能，還要給予他們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適當引導。可以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個人層面“敬業”的職業道德培養和良好行為習慣養成作為重點，通過個人層面價值觀的培養來提升大學生的道德素養、約束大學生的道德行為。2）在專業教育中，也不能只是以專業課教育為主，要適當地輔助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在具體操作中，我們可以將思想道德教育與專業課教育將結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思想指導和踐行目標，去指導大學生的專業課學習；同時在專業課的學習過程中，也要注意認真加強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踐行。

篇（9）

【關鍵詞】社會學前衛/大眾文化/微觀政治/當代藝術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舉行的第2屆成都雙年展座談會上，評論家李公明教授與王林教授對展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李公明認為展覽具有嘉年華的特點，但藝術家還是對社會提出問題太少。他強調了藝術與政治的內在相關性，認為當代藝術應該有對世界的積極回應，承擔對社會進步與公平的責任，從而繼續尋求對宏大敘事的營造的可能性。

王林則對展覽中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和展覽策劃提出了批評，他的觀點與李公明有相近之處，即“當代藝術家距離問題太遠”。他認為不能說新一代藝術家年輕就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精神，當代藝術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國的前衛藝術從來沒有回避過政治問題，而一個不觸及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展覽是缺乏學術性的。對于兩位評論家的批評，展覽策劃人范迪安教授回應說：“當代藝術和大眾文化相關聯是我們討論的問題，說我們沒有考慮學術問題是不對的，技術和學術我們都要考慮。”（注：所引觀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表。）

范迪安的簡要回答提出了“當代藝術與大眾文化”這一重要問題，即對于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具有濃厚大眾文化特征和個性化日常經驗的藝術表達，應該如何認識？在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敘事之外，當代藝術有沒有可能從其他方向切入當代社會？這一問題的提出，反映了我們對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當代流行藝術的文化判斷，也提供了一種對過去二十年來由“八五美術思潮”所形成的現代主義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的機會。判斷一個展覽是否具有學術性，不在于一個展覽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問題，是否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這個展覽與當代社會的視覺關聯，以及這個展覽以何種方式組織和表達這種藝術與社會的視覺關聯。在某種意義上說，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觀察并表達當代藝術對社會現實的態度與呈現，正是新世紀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課題。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并處在不算發達的現代工業與商業環境中的中國的大眾藝術，會有怎樣的特殊表達方式和視覺形態？這是我們作為策展人不能不關注的藝術趨勢。

1939年，格林柏格發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現代主義理論名篇《先鋒派與庸俗藝術》，在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會可以并存著看起來似乎并無關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詩與錫鍋街樂隊的流行音樂，勃拉克的畫與《星期六晚郵報》的版面，也就是所謂的“精英藝術”與“通俗藝術”的差異與并存。問題在于這種差異是否就是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新出現的和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認為，討論這一問題必須考察這樣一種關系：特殊個體經歷的審美經驗與社會歷史背景之間的關系。由此，格林伯格討論了先鋒派藝術對資本主義現實的社會批判與歷史批判的不妥協態度。這種對現實的勇敢批判卻導致了現代派藝術家對社會的自覺疏離，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絕資產階級的政治(當然，它無法拒絕資本主義的市場)。因此，先鋒派發展起來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尋找一條途徑，在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激烈沖突中保持文化的運行。“先鋒派藝術家和詩人完全從大眾中退離出來，通過把藝術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現絕對來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藝術，在這種對絕對的表現中，要么解決一切相對性和矛盾，要么對這些問題不予理睬。于是，‘為藝術而藝術’和‘純詩’便應運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題材和內容”（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先鋒派藝術將注意力關注于藝術語言和表達媒介自身，將經驗還原為“為表達而表達，表達比所表達的東西更重要”，這種專業上的專門化、精英化和對題材、內容的冷漠，疏遠了許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們技藝奧秘的人。大眾對精英文化的漠不關心使先鋒派在當代文化的發展中由于缺乏群眾和市場基礎而受到生存的威脅。

在對先鋒派藝術在總體文化中的處境日漸艱難感到憂慮的同時，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業化所帶來的另一種“后衛”藝術——庸俗藝術。根據格林伯格的歸納，它包括流行的商業性的藝術和帶有彩色照片的文學、雜志封面、插圖、廣告、通俗黃、喜劇、流行音樂、踢踏舞、好萊塢電影等(在今天，我們還應該加上電視娛樂節目、數碼影像、動漫、電腦游戲等)，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流行藝術與大眾文化，是一種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鄉下人所需要的消費文化，這些市民與民工對正統的文化價值無動于衷而又渴望某種文化娛樂，借以打發無聊與排遣城市生活的壓力。

格林伯格對庸俗藝術的生產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對于志在創新的前衛藝術的巧取豪奪：“庸俗藝術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發現的東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識。它從這一文化傳統中借取技法、訣竅、策略、經驗方法和主題，并把這些東西變成一個體系，拋棄不需要的成分。它從歷史的積累起來的經驗庫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漿。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今天的通俗藝術和文學曾是昨天屬于創新深奧藝術和文學的真正含義。”（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今天，大眾文化已成洶涌潮流，藝術與市場的關系日益緊密，本雅明所預見的復制性藝術對傳統的手工技藝的經典藝術造成極大沖擊。我們對待大眾文化與流行藝術已不能再持一種簡單的批判與聲討，而應該更深入地研究當代藝術與當代社會的復雜的美學關系。

在我看來，格林伯格對于流行藝術的全面否定(雖然他也承認庸俗藝術有時也制作出某種有價值的東西，某種帶有真誠民間風味的東西)是站在美學前衛的立場上反對流行藝術對藝術語言的資源掠奪與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沒有注意到當代流行藝術對大眾思維方式與生活態度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對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與深遠，與之相比，一些知識分子在專業刊物上對流行文化的批判與聲討就如同在大海中扔進幾個石塊。社會生活的潮流激變使我們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間日益陌生，而他們正是當代藝術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與接受者。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區”舉行的藝術展覽和活動中，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陌生的年輕面孔，他們對藝術的定義和態度與我們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創作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對于當代社會的切入與表達，有關藝術語言和技術表達的問題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讓位于對于現實生活和個人經驗的綜合性表達。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尋找當代藝術中的前衛性，那么這不再是一種專注于藝術語言與媒介的“美學前衛”，而是一種重視社會生活變遷與個體感受的“社會學前衛”（注：關于這兩種前衛的概念與歷史，請參閱我的論文《前衛》，載《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藝術在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藝術語言的階段后，在某種意義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術對于社會、政治的關心與表達（注：藝術評論家栗憲庭有一句著名的話“重要的不是藝術”，說明了80年代中國前衛藝術的社會學性質而不是美學性質。）。區別在于，80年代青年藝術家對于社會、政治的變革熱情是在歷史與傳統的背景上所產生的理想主義的宏大敘事，而今天的青年藝術家更多地從個體經驗出發，在微觀沉潛的層面上折射出時代與社會的劇烈變化。

借用語言與文學的概念，如果說，80年代的前衛藝術還具有一種古典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情結，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種演說與宣言。這種演說與宣言，具有古典主義的宏大敘事特征，是一種單方面的自我表現，它所面對的，是藝術家想像中的文化傳統，作為一種叛逆與革命的對象，藝術家在自己的實驗藝術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對傳統的批判與摒棄。

當代藝術中的價值觀發生了轉換，當代青年藝術家的表達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種自語與對話的特點。觀察成都雙年展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藝術家的普遍狀態。這一代與80年代新潮美術家的最大區別，在于他們沒有那種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英雄主義與救世理想，而是將個人的生活和大眾文化與影像圖像作為重要的藝術表達資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異樣的眼光觀察物象，從中獲得異樣的感受。當然，這種感受沒有前輩畫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那種由堅定的理想與價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確定性，我們在這一代青年畫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離與恍惚，曖昧與自戀。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會流露出無言的茫然和對前景的困惑，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在作品中對于閑暇與享受的表達更具有一種對世俗生活的體驗、認同與投入。而他們在藝術表達方式上已經由于當代藝術信息的豐富來源和材料的多樣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與綜合性。

意大利藝術評論家奧利瓦在《超級藝術》一書中提出了“熱超前衛”(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衛”(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這大概是借用了現代藝術中的“冷抽象”與“熱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這兩個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時性概念，而是先后的歷時性概念，即“熱超前衛”的一代人以使用語言的方式來利用強調藝術價值的機會，這種語言求助于歷史，以此作為其分離于日常用語的標志。而當前的一代人卻采用一種綜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對材料和語言選擇中的固有難題做出直接的反應，哪怕這些材料和語言是根據同樣的疏離以及折中的能力來加以使用，奧利瓦稱之為“矯飾主義者的模仿”。他指出“時下的藝術家們按雙重意向來操作，即首先選用可辨認的事物，并將其加工處理，使之在與觀眾的目光相遇時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場所和建設性方式，使之能夠以新近精煉出來的距離感和意圖來環繞其作品”（注：奧利瓦：《超級藝術》，毛建雄、艾紅華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頁。）。在這里，他實際上區分了早期現代主義的精致語言的前衛藝術與后現代時期受到大眾文化影響與滲透的缺乏修養的流行藝術。

當代藝術的傳播越來越依賴于藝術信息的獲取和藝術活動的配套操作，大眾媒介、收藏與市場日益成為具有評論價值的重要因素而發揮著影響力。當代藝術家已經意識到通過展覽與大眾媒介建立自己的符號系統即商品品牌識別系統，從而增加藝術神話的附加值的重要性。為此，選擇社會熟悉的大眾文化符號并對已有的傳統文化資源加以挪用，是一個與大眾和傳媒建立緊密的消費聯系的公關策略。

美國藝術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衛藝術的這種復雜性，也就是前衛藝術與“現代性”的關聯：“在1860年—1918年間作為藝術的一些前后聯系，前衛藝術的豐富性可以依賴它給予平面性的這種復雜和兼容的價值——必定從其他地方而不是從藝術中得出的價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將使那種平面性作為‘大眾化’的同義詞——因而將某種東西精巧地、清晰而顯著地構想出來。或許它表示了‘現代性’，因為平面性意味著用幻覺召喚出的廣告、商標、時髦畫片和照片的純粹兩維性。”（注：T·J·克拉克《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藝術理論》，見《波洛克及其之后》，紐約哈珀與勞出版公司1988年版。）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與大眾文化具有血緣關系的流行藝術？還是在成都雙年展的座談會上，陳瑞林教授的觀點對我們可能會有啟發，他認為：“我們不需要對藝術家提出過多的要求，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的消解，家長里短也能推動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改變社會的還是大眾藝術。改變社會思維方式的還是流行藝術。我對大眾藝術、實用藝術比較感興趣。讓民眾感受藝術，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現代藝術是很寬松的。”（注：所引觀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表。）這一觀點反映了后現代主義思想對中國知識界與藝術界的影響，流行藝術已經并且將會獲得更為寬容的發展環境。

在后現代主義看來，今天已經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義的先鋒派，也就是說，不再有令人震驚的藝術和受震撼的社會之間的那種張力，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它證明了在西方社會，先鋒派已經取得了勝利，社會本身已經接受了創新與變革，但這恰恰導致了“前衛”的制度化，并賦予它不斷推陳出新的任務。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注意到西方藝術經過現代主義的前衛洗禮，已經獲得了一種文化沖動力，即藝術“已呈現出一種追求新穎和獨創性的主導性沖動，以及尋求未來表現形式與轟動效果的自我意識，這就使得變革與創新的設想本身遮蓋了實際變革的成果”（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9頁。）。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前衛已經死亡，理由是在當代藝術中，形式革命的空間已經發掘殆盡。而前衛藝術極端強調的個性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很大的虛幻性，個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福柯認為，現代主義強調的主體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體性都是虛幻的，個人在整個社會的權力關系中存在，為這種關系所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以及規范化，個體接受社會權力的制約和社會規范，自覺內化，這是一種被動的“生產性的主體”。但福柯也強調個人要從被他人改變轉向自我轉變，從而發展出以分散、多元對抗統一性的“微觀政治”。“微觀政治”是反體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強調主體行動的自覺性的，“必須把政治行動從一切統一的、總體化的偏執狂中解救出來，通過繁衍、并置和分離，而非通過剖分和構建金字塔式的等級體系的辦法，來發展行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轉引自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討論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如何被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和規范化，個人處在全方位的社會權力網絡體系中，每一種人際關系都是一種權力關系，個體似乎處于悲觀的無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這一點，從強調“統治技術”轉向強調“自我技術”，即強調個人如何被他人改變轉向強調如何實現自我改變，他呼喚一種在社會微觀層面發展起來的多元的自主斗爭，用一種后現代的微觀政治學概念取代了現代的宏觀政治學概念。通俗地說，當分散的個體不具有對整體社會中心權力的控制權時，他可以通過個性的自由與解放來獲得對自我的控制權。這種“微觀政治”以兩種反話語形式獲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種是“話語政治”，即邊緣群體通過抵制將個人置于規范性約束下的霸權話語來解放自我，獲得自由；一種是“生物性政治”，即個體擺脫規試性權力的束縛，通過創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來重塑軀體，從而顛覆規范化的主體認同和意識形式。將“”與“欲望”提升到一種文化與政治的高度來切入社會，是當代藝術對于傳統價值的一種和平顛覆的后現代策略，這就要求我們對當代藝術中的“”和“欲望”從社會學的角度還原它在現實生活中的大眾基礎，這也是我們了解行為藝術與身體藝術的一個切入點。

展覽現場

篇（10）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條件下，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生活領域中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將隨著發生變化，東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相互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多，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必將隨之轉變，以適應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大學生是青少年中的重要群體，是青少年中接受和處理各種信息量最大，思想觀念最為活躍的部分，其道德素質的形成和提高，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其狀況如何，對整個民族的影響又尤為深遠。通過對培養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的研究，進一步揭示青少年社會道德能力形成的規律和培養途徑，著重探討我國當前情況下，高校如何更有效地培養大學生的社會道德能力，以促進學校、家庭、社會有目的、有計劃地培養和提高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這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社會風尚，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道德能力的培養是大學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標

社會道德能力是指道德主體在面臨社會道德問題時能夠鑒別是非善惡，作出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并付諸行動的能力，也就是在社會生活中遵循社會價值觀或原則處理社會道德問題的能力。社會道德能力是人的一種本質能力，又是人成功地完成社會道德行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社會道德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社會道德認知、道德感情、道德意志等。社會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和相互補充。社會道德能力是人的生存能力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社會道德能力培養的特征，就是將外在的知識，包括社會道德知識、社會道德觀念通過受教育者的社會道德認知，內化為道德信念，經過社會道德實踐再將內在道德信念轉化為穩定的社會道德判斷能力、道德意志和道德行為。社會道德能力培養以社會道德知識為重點，同時十分注意其他科學知識對社會道德能力的影響和作用，把社會道德知識與其他科學知識緊密地聯系起來進行教育，從而從更高的水平上提高道德素質。社會道德能力培養要十分注重社會道德實踐，注重在社會實踐中培養分辨社會道德問題的能力、培養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練頑強的道德意志、養成正確的社會道德行為。社會道德能力培養的過程是一種終身教育過程，是一種呈螺旋式上升的教育與再教育過程，是一種在不斷地由社會認知一社會踐行一自我反思的循環中從量變到質變的教育過程。

中國大學生是中國未來的建設者，是中國未來各項事業的重要骨干和接班人，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未來。培養大學生的社會道德能力，不僅是大學生個人全面發展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社會道德水平的需要，是國家和民族應對社會道德新挑戰的需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對大學生進行有效的社會道德能力培養過程應該是一個需要學生理性和思維參與的過程，借助學生自己的智慧作出自主判斷和決策的過程。要提高大學生的社會道德能力，必須著力培養他們的社會道德思維能力、社會道德判斷推理能力、社會道德決策能力、社會道德選擇能力等，從而使學生逐步形成正確的道德思維方式，能夠自覺地運用已知去對付未知，處理生活中面臨的具體社會道德問題。

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培養大學生的社會道德能力，面臨著科技和社會發展帶來的重要挑戰。首先是網絡文化的挑戰，包括信息傳播方式轉變形成的挑戰、教育方式改變的挑戰。其次是市場經濟的挑戰，包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價值觀沖突、價值觀的困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的調整。再次是知識經濟的挑戰，包括知識經濟對教育主體的影響、對教育客體的影響、對教育介體(教育目的、內容、方法和組織形式)的影響、對教育環體(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的影響等。第四是對外開放的挑戰，包括道德文化復雜和多元性的挑戰、道德文化變動和異化性的挑戰、道德文化虛浮與躁動性的挑戰、道德文化世俗與實用性的挑戰等。只有成功應對這些挑戰，大學生的社會道德培養才可能取得實際的成效。

二、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分析

(一)當前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有:1.社會道德認知的不足。這表現為認知上的自我中心觀，即在個體與他人或社會的關系上往往只從自我的立場出發，而不能從他人或社會位置去思考問題或處理問題的認知方式。這是導致不少大學生出現社會道德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道德認知能力的缺乏導致了嚴重的道德問題。2.社會道德感情的缺陷。道德感情既表現為對人的感情，也表現為對有關道德問題產生的道德焦慮。對人感情的淡薄和道德焦慮的缺失致使部份大學生發生較嚴重的道德失范行為。3.社會道德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薄弱也是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問題。從大學生中發生的一些非道德行為看，對一些簡單的道理他們并非不懂，但卻愿意采取對個人較有利、個人感到更舒服、更痛快的方式而作出了放棄遵從道德規范的選擇。比如一些學生并非蓄意影響他人的利益，更不愿損害他人的利益，但在個人的愉悅需要和特定環境的作用下，也作出了放棄遵從道德規范的選擇。

(二)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缺陷產生的原因來自以下幾個方面:1.學校道德教育影響。學校教育以智育為主，與德育分離，突出智育而忽視德育，忽視認知能力的提高;注重知的培養，忽略行的訓練。2.社會環境和家庭的影響。現實生活中人們道德失范與講道德吃虧的現象強烈地刺激著這一代大學生，復雜的道德環境使不少大學生產生了道德困惑，道德信念發生了動搖。某些自身道德素質不高的家長，以其不健康的言行，在子女道德素質形成的過程中形成了消極的影響。即使是道德素質較高，但忽視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條件受到家庭具體情況限制的家庭，對大學生道德能力的提高也會形成不利的影響。3.個人成長特征的影響。今天的大學生，很多都離不開家長的呵護，性格較為脆弱、懷疑、孤獨、自我封閉。這種特定的情況很容易引起學生自我意識的混亂，從而引起一系列的道德問題。

中國是一個道德文化非常深厚的國家，在培養道德能力方面，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在繼承已有傳統方法的同時進行創新，賦予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培養新的時代內容，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效，達到預期的目的。

三、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的培養

當前對大學生進行社會道德能力培養，要確立以下幾個基本原則:第一，以人為本的原則。人不是機械接受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被動客體，而是作為道德活動的創造者和體現者的主體。培育大學生的社會道德能力，最根本的，是要確立大學生在社會道德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必須尊重大學生的主體意識，弘揚大學生的主體性，發揮大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第二，內功培養與外功訓練相結合的原則。像其他能力一樣，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的培養與提高，離不開理知識，同時還必須引導大學生把握用價值原則來解決道德問題的方式。第三，注重實踐的原則。必須從道德認知做起，教育大學生以道德意識指導道德實踐，使道德實踐為道德意識的升華提供豐富的養料，持續不斷地將道德實踐內化為人的道德意識、把道德意識外化為道德行為。

對大學生進行社會道德能力培養，必須著力構建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培養的社會綜合體系，創新大學生社會道德能力培養的機制，強化社會道德能力養成的實踐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