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理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際貿易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回顧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現代經濟理論的分支始于亞當·斯密。1776年斯密提出了絕對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并不難理解，但是，它在國際貿易學說史上，乃至人類認識史上，從勞動分工原理出發，第一次論證了貿易互利性原理。

1941年后，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成本說，克服了斯密絕對成本說的明顯局限性。李嘉圖比較成本說的問世，標志著國際貿易學說總體系的建立。保羅·A·薩繆爾森稱它為“國際貿易不可動搖地基礎”。

繼而。里昂惕夫之謎引起了對上述理論的挑戰。圍繞里昂惕夫之謎所作出的種種理論分析，補充豐富了要素稟賦理論，增強了這一理論對國際貿易實踐的解釋力度。在雷布津斯基以及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的完善補充后，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流行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邏輯嚴密，形勢完美。但是這也正是其缺點所在，畢竟現實世界并不如其想象的完美。

二、國際貿易新理論的內涵、產生、發展及特點

(一)國際貿易新理論的內涵

新貿易理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它涵蓋了Paul·Krugman等人創立的新貿易理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制度經濟學對國際貿易的變量關系、環境問題與公共物品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狹義上看，僅指以Paul·Krugman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克魯格曼曾形象地概括說，如果要舉一個什么是新貿易理論的具體事例的話，就可能是傳統貿易理論將世界貿易看成是完全發生在像小麥這樣的商品上，而新貿易理論則將世界貿易看成完全發生在像飛機這樣的商品上。

(二)新理論的產生及發展

二戰后，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主要表現在：

1．工業發達國際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

2．產業內貿易的迅速發展。

3．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

4．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迅速取得國際競爭優勢。

當國際貿易實踐中出現如上所列等新現象后，人們首先往往希望能夠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加以解釋和說明。當貿易理論家們將這些新情況與傳統的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赫克歇爾一俄林模型加以對照時，發現這些理論不能或者不完全能解釋國際貿易中的新變化，因此，也必然會引起貿易理論家們對傳統貿易理論的局限性進行重新思考并進行現實修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羅·克魯格曼、迪克西特、諾曼、蘭開斯特、赫爾普曼、埃西爾、布蘭德(Brander)、斯潘塞、伊頓和格羅斯曼等等。

17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發表了《壟斷競爭和最優產品多樣化》一文。該文建立了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者之間的兩難沖突模型(D—S模型)。D—S模型的假設前提是，生產中存在無止境的規模經濟，而消費者則具有多樣化的消費偏好。這二者實際上存在著生產和消費兩方面的兩難沖突。而從這一角度考察的結論就是，即便不存在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對規模經濟和差別產品的需求也可以導致國際貿易的發生。D—S模型為國際貿易理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70年代末期，Paul·Krugaan首先將D—S模型應用于國際貿易的分析中并大有所獲。克魯格曼借用了D—S模型的分析方法并做了少許修改。首先較為系統地將產業組織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嫁接人國際貿易中針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假設條件，運用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差別產品等范疇來構筑新的貿易理論模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克魯格曼在“以進口保護促進口”一文中證明，在寡頭壟斷和規模經濟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采取較高的進口關稅這種戰略性政策來保護本國具有戰略意義的幼稚產業，當本國市場容量足夠大，將會使其獲得靜態規模經濟效益，降低邊際生產成本，在此基礎上提高其出口競爭能力，從而促進出口。這就是影響廣泛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幾乎與此同時，另外一大批經濟學家也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著，這些論著都大大豐富了新貿易理論，使其實用性進一步增強，在貿易理論界引起了廣泛深遠的關注和影響。

(三)新貿易理論的若干創新特征

1．理論假設前提：逼近現實。首先，市場結構的假設由完全競爭轉為不完全競爭，同時放棄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承認規模報酬遞增的存在。按克魯格曼的話說，“這種不完全是經濟學家認識的不完全，而不是真實世界的不完全。”其次，將分工模式由高度抽象的2x2X2模式，回歸到現實中，大膽地探索了J×N×M模式下的貿易結構和貿易利益格局。

2．全新的結論。國際貿易純理論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有三個方面，即國際貿易的原因、國際貿易的構成和國際貿易的結果。在以上理論假設前提下，我們來看新貿易理論給出的結論：

首先，貿易原因。新理論從供給和需求的互動關系角度進行了解釋。強調需求因素對貿易的產生和結構的影響是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也填補了貿易動因研究視角上的空白。林德爾的“重疊需求理論”運用“人均收入水平”這一概念，論述了需求偏好相似對于國際貿易的地理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影響。

其次，貿易構成和貿易量。封閉經濟與開放經濟相比較，由于市場的規模變得更為龐大，產品變體種類增加，消費者可選擇空間更大，為達社會福利最大(至少更大)，兩國必然互相進行對方的變體商品，于是，產業內貿易產生。而傳統貿易理論則只考察了產業間貿易，忽視了產業內貿易，與現實相距甚遠。就貿易量而言，根據林德的“相似偏好”或“重疊需求”假設，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國家之間的貿易量是最大的。

最后，關于貿易結果，也就是貿易利益的產生與分配。傳統貿易理論不考察動態利益，是一種靜態貿易利益，這種貿易利益來自專業化生產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新貿易理論強調貿易的潛在動態利益：(1)基于規模經濟的生產效率效益。貿易使報酬遞增產業由于市場的擴大而擴大，規模經濟增加提高了效率；(2)生產集中。貿易使報酬遞增的產業，集中于世界上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或地區生產；(3)生產的合理化。加劇不完全競爭行業的競爭，優化資源配置；(4)產品多樣化。整個世界市場比之某一國內市場而言，其規模優勢明顯，全球各企業競爭的結果是相異產品種類增加，增進了世界福利。

三、新貿易理論的創新之處

篇（2）

8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即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高深經濟思想形式化，發展出新興古典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由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轉向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新，而在思想淵源上則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來解釋國際貿易的論述被楊小凱等人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發展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又稱內生貿易理論。本文旨在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進行比較，并作出一些簡單的評價。

二、與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及其發展

可以說，楊小凱是第一個脫離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用分工和專業化來解釋貿易現象及其本質的經濟學家。他的理論能夠解釋一些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同時澄清了傳統貿易理論帶給我們的一些錯誤觀念。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不同點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經濟學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體來說體現在如下幾點：

1.理論的思想淵源不同

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2）勞動分工能使生產率提高并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

應該說，新古典經濟學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經濟學的第一個思想，卻與第二個思想相沖突。新古典經濟學在將市場競爭的作用形式化時，最初采用了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這種最簡單的數學工具，它使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變成了與市場競爭不相容的東西。因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論，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基于專業化能夠提高生產率的原理，而這一原理與遞增規模報酬有關。新古典貿易理論也采用無規模報酬的假設，從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業的組織結構、規模大小、市場競爭地位及其相應的市場結構都對貿易的模式、成因、結構、得益等沒有影響。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只表明一種投入產出的純技術關系，不允許遞增報酬的存在，并且忽視了社會經濟組織的演進與生產率的互動關系。

事實上，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是專業化、勞動分工和交換的關系。在斯密和馬克思看來，勞動分工是經濟生活的核心現象，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是經濟學研究的中心，馬克思更將其歸結為生產關系的研究。楊格（AllynYoung，1928）的經典論文指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最富有啟發、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則就是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來德布魯把新古典經濟學變成公理化體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理論逐漸地為人們所拋棄。70年代以來，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貿易理論逐步產生和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不足，但始終難逃“舊瓶裝新酒”之嫌。楊小凱用現代數學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充分發揮并加以形式化，創立了以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堪稱是貿易理論領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設、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來看，新古典經濟學存在三個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費者——生產者的兩分法。消費者不生產，必須從廠商處購買所有消費品，因此國內貿易必然存在，消費者不能選擇自給自足，也不能選擇專業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廠商的存在是給定的，所以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這種兩分法使得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經濟組織如何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也無法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等現象。第二，新古典經濟學用規模經濟概念替代專業化經濟概念，而規模經濟概念只能表明投入產出間的純技術關系，卻不能反映專業化水平、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對生產率的影響。第三，新古典經濟學采用馬歇爾開創的邊際分析方法。邊際分析主要用于處理內點解問題，而現實生活中的經濟決策往往是角點解問題。（注：角點解意味著某些決策變量的最優值是零。一般講，買汽車的人不會自己生產汽車，即其購買量為正數，而其生產量為零；在自給自足的情況下，產品的生產量為正數，而其購買量則為零。相反，內點解則意味著決策變量的最優值不是零。）

新興古典經濟學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該體系中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這意味著每個決策者可以選擇專業化方向和水平。廠商的出現也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從模型中內生而來。其次，用專業化經濟來替代規模經濟那種純技術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費用的概念，從而產生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即專業化一方面提高生產率，使決策者擁有更高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樣化消費的偏好，專業化必然意味著要從其他專業的決策者手中購買更多的商品，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費用。最后，新興古典經濟學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對每一角點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角點之間用總效益費用分析，這是處理最優決策的角點解所必須的。

3.對貿易基礎的認識不同

當代貿易理論公認的一個事實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對斯密的絕對優勢的一個發展。當然，如果靜態地看，情況確實如此。但是，如果允許比較優勢在模型中內生，并且隨著分工的發展而不斷演進，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絕對優勢概念比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更為寬泛和重要。許多經濟學家曾指出，個人之間生產各種物品的生產率的先天性差異遠不如個人之間由于分工和專業化而產生的生產率差異來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說：“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象我們所感覺的那么大。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卷，第15頁。）。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那么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并且楊格定理告訴我們，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機制，因此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而外生比較優勢不能內生地演進，對于分工、生產率進步和加速知識積累沒有什么影響，因而一國的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就只能歸功于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外生技術進步。這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很多現象的根本原因。

根據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如果事前相同的個人選擇不同的專業化水平生產不同的產品，只要專業化報酬遞增，就可能存在比較優勢。這就是說，按照斯密的定義，比較優勢可能存在于所有個人事前相同的場合。而根據李嘉圖的定義，在這種場合比較利益不可能存在。換句話說，這種比較優勢的存在與否，取決于人們對于專業化程度的決策。我們將這種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做內生比較優勢，而將以外生給定的個人之間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外生比較優勢。

新貿易理論也對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1989）把以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稱為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而把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先天自然的比較優勢。

4.對貿易利益的主張不同

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如果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則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國際貿易必定會產生，而且實行自由貿易能夠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貿易模型預言，國際貿易總是優于自給自足，因為世界市場上一個經濟聯合體的規模總比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要大得多。因此，沒有政府干預時不可能出現自給自足。那么，國際貿易的存在一定會帶來貿易利益嗎？它一定優于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狀態下的福利水平嗎？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通過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夠解釋國際貿易之所以從國內貿易中產生是因為一國的交易效率的改進。交易效率與交易費用負相關，各種交易費用（內生或外生）越高則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極低，則自給自足是均衡，因而無需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進，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進的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其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總之，國際貿易給一國帶來貿易利益的先決條件是該國的交易效率應當足夠高，以便適應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規模的市場與之相適應，由此國際貿易才成為必要。

三、評價與借鑒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理論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貢獻，其影響是巨大的。它使我們重新思考傳統貿易理論中一些已有定論的命題，同時也提供給我們許多新的視角和觀點。我們認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可能正代表未來貿易理論發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簡要地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作幾點評價。

1.重新闡釋了絕對優勢、比較優勢等貿易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將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來區分不同的比較優勢，那么不同貿易模型中的比較優勢就可以劃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其中，李嘉圖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技術比較優勢，H—O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資源比較優勢，新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專業化經濟比較優勢。

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看，國際貿易賴以產生的分工基礎有兩種：一種是基于技術和資源不同的外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一種是基于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也就是說，從貿易產生的原因看，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是比較利益，而新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則是遞增規模報酬。當然，實際經濟是兩者的混合體，既有比較利益，又有遞增規模報酬。如果能夠將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進行有機的整合，則存在著將現有貿易理論納入到統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顯然，傳統貿易理論不可能包含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因為按照新古典理論，普遍的遞增規模報酬會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優。相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卻能夠包含傳統貿易理論。楊小凱（1997）將外生比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遞增規模報酬的新興古典貿易模型，從而將傳統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納入到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框架之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將現有的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2.糾正了新貿易理論的錯誤結論，為其完善和發展指出了一條可行之路。

新貿易理論假定存在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的兩難沖突，也就是說，規模經濟的充分利用要求與更大規模的市場相適應。如果一國的人口或經濟規模很大，則能夠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的好處，因此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生產率的上升。這與日本、香港的經驗是一致的，但是卻與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的經驗相悖，因為對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長率高對經濟增長并無積極作用。按照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長率對于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由于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各種紛繁復雜的行業進入壁壘、國內市場諸侯割據、法律法規不健全等等因素，導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現高人口增長率與低生產率并存的現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證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長率與高經濟增長率并存。

其次，新貿易理論的最大弱點在于根本不存在一個為經濟學界廣泛認可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所以必須按照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產品差異性來構造相應的貿易模型，導致新貿易理論的各種模型紛繁復雜，難于統一，無法形成對傳統貿易理論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們下面將要指出的，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以專業化為基礎的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性市場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貿易理論能夠正確地解釋其遞增規模報酬的微觀基礎，不再基于規模經濟而是基于分工和專業化來建立相應的新貿易理論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開對于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處理問題，從而為其蓬勃發展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思路。

3.采用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框架，能夠說明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從而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

按照現有的貿易理論，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則當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或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時，國際貿易一定會產生。但是，它卻無法解釋同樣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為什么古時候只有國內貿易就足夠了，而現在卻需要國際貿易，而且國際貿易量越來越大。這是由于現有的貿易理論假定純消費者——純生產者的絕對分離，所以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不同。國內貿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消費者不貿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沒有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國內貿易也會存在；而沒有這兩個條件，國際貿易便不會產生。

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存在著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由于這個沖突，當交易效率低下時，分工的好處被交易費用造成的福利損失所抵消，人們選擇低分工水平即自給自足，不需要國內和國際貿易。當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處大于交易費用所造成的福利損失時，貿易開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場中出現，但國內統一市場是不需要的。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國內統一市場出現。如果交易效率再進一步提高，則國內市場規模限制了分工的發展，所以國際貿易成為必要。可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第一個能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發展而來，并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的理論。

4.解決了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市場的相容性問題，存在競爭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的一致性。

新古典貿易理論中，多樣化消費偏好意味著，一種產品的消費者數目必定很大；規模報酬遞增則使得在均衡狀態時，該種產品的生產者數目必定很小。一種產品的消費者從而生產者寡，即消費者與生產者地位上的不對稱，使得廠商有能力根據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操縱價格，而消費者卻無法影響價格。當規模經濟普遍存在時，由此所產生的遞增規模報酬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即競爭性市場）難以相容。

篇（3）

國際貿易純理論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有三個方面，即，國際貿易的原因，國際貿易的結構和國際貿易的結果。國際貿易的原因要說明，一國為什麼要參與國際貿易，它的動力是什麼？國際貿易的結構所要回答的是，國際貿易的生產結構或分工結構是什麼？從而要回答一國在國際貿易中所出口或進口的商品結構是什麼。國際貿易的結果所要回答問題的是，國際貿易能否給參加國帶來經濟利益。要回答這三個基本問題還有待于國際貿易理論前提的確立。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前提所得出國際貿易理論是不同的。

我們認為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古典貿易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前提是：企業是完全競爭的企業；在當生產要素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或其它部門是，增加某種商品生產的機會成本不變；一國的生產資料在本國范圍內得到充分利用；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不流動。各國對商品貿易不加干預。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內容是比較利益理論。這一理論從不同的方面出發，有兩種表述。一是技術差異論。技術差異論認為，各國之間開展貿易的基礎在于，它們生產同一產品或同質商品的價格差；這種價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國生產該商品時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在生產中只投入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的假定條件下，這種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表現為各國勞動力熟練程度上的差別，從而是單位產品的成本差別。在這里比較利益實質上是比較各國在生產同一產品時勞動生產率，從而是勞動力熟練程度在各國的差異。在生產兩種產品的條件下。各國在同一商品生產上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又進一步表現為，各國在生產同一產品是相對勞動生產率，即表現為生產某種產品的機會成本的差別。在假定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的情況下，當一國在兩種產品生產上的勞動生產率都高于另一國家時，從相對意義看，該國專門生產其中一種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商品時，可以發揮本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即將本國的生產要素都投入到生產其機會成本比較低的商品。進而通過貿易交換到本國放棄生產的那種產品。相應地，盡管另外一國生產兩種產品的勞動生產率都低于另一國，但是它仍然可以專門生產自己（相對于外國）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進而通過交換，獲得本國放棄生產的商品。在這里技術差異—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成為各國進行國際貿易和分工的原因和決定各國專門生產某種商品結構的基礎。這種貿易和分工使參加國際貿易的雙方都都獲得了利益。因此在這一理論的提出者—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看來，勞動生產率的差別或技術差別是各國生產同一產品時存在價格差別的基本原因，這種價格差及其生產者對較高價格的追求是國際貿易的原因或動力；每個國家專門生產自己有優勢的產品并根據自己對產品的需要進行交換是國際分工的結構；各國經過國際貿易都能夠獲得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則是國際貿易的結果。基于獲得和維持這一結果的因素，國際貿易得以維持和發展。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另一種觀點是生產要素稟賦論。在其提出者赫克歇爾和伯蒂爾•奧林看來，現實生產中投入的生產要素不只是一種—勞動力，而是多種，而投入兩種生產要素則是生產過程中的基本條件。根據生產要素稟賦理論，在各國生產同一產品的技術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兩國生產同一產品的價格差來自于產品的成本差別，這種成本差別來自于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差別，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差別則決定于該國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由于各種產品生產所要求的兩種生產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國在生產密集使用本國比較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時，成本就較低，而生產密集使用別國比較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時，成本就比較高，從而形成各國生產和交換產品的價格優勢。進而形成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此時本國專門生產自己有成本優勢的產品，而換得外國有成本優勢的產品。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這種理論觀點也被稱為狹義的生產要素稟賦論。廣義的生產要素稟賦論指出，當國際貿易使參加貿易的國家在商品的市場價格、生產商品的生產要素的價格相等的情況下，以及在生產要素價格均等的前提下，兩國生產同一產品的技術水平相等（或生產同一產品的技術密集度相同）的情況下，國際貿易決定于各國生產要素的稟賦，各國的生產結構表現為，每個國家專門生產密集使用本國比較豐裕生產要素的商品。生產要素稟賦論假定，生產要素在各部門轉移時，增加生產的某種產品的機會成本保持不變。生產要素稟賦論是瑞典的兩位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伯蒂爾•奧林提出的，奧林在他的老師赫克歇爾提出觀點的基礎上，系統地論述了生產要素稟賦理論。這一理論突破了單純從技術差異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的局限，而是從比較接近現實的要素稟賦來說明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1技術差異論和生產要素稟賦論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是以各國生產同一產品的價格或成本差別作為國際貿易的原因和動力的。因此盡管兩種理論在產生的時間上相距約150年的時間，但是其理論淵源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我們衡量這種變化的基本尺度是：它們借以立論的經濟學基礎是否有根本性的變化；它們的理論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動力機制上，即是否改變了價格差作為貿易原因或動力的基本觀點。在我們看來這兩個方面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2因此我們將技術差異論和生產要素稟賦論統稱為比較利益理論，從而構成古典貿易理論的內容。

我們知道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假定：只有兩個國家；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要素是一種，或兩種；兩國都能生產兩種商品；在各國范圍內，生產要素在部門間轉移時，增加生產某種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不變；生產要素在本國的各部門間自由流動，而在各國之間不能自由流動。這些假定條件在理論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離解釋現實還有一定的距離。

二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是放松了古典貿易理論各個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對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從而得出了某種新的觀點。首先，古典貿易理論提出者，兩個國家、生產兩種產品。現實中的國際貿易不只是生產兩種產品。這些學者將兩個國家與生產多種產品生產聯系起來，提出，在多種產品生產的條件下，每個國家總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較成本優勢的商品，而進口另外一部分本國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這一分析沒有改變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原理，但是卻推進了古典貿易理論的使用范圍，即無論是兩種產品還是多種產品，國際貿易都能夠用比較利益理論加以解釋。其次，古典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只使用一種或兩種生產要素生產產品，現實生產中，人們使用的生產要素不只兩種。亞羅斯拉夫•萬尼克在其著名的論文《要素稟賦論—多種要素的情況》中指出，在多種生產要素下，同樣可以依據兩種生產要素的分析方法將多種要素下生產的多種產品按照產品的相對價格比進行排列，得出要素稟賦在產品價格上比較優勢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爾和奧林的基本結論。第三，古典貿易理論假定，當各國為了實現專業化分工，生產要素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時，其機會成本不會發生變化。正是基于這一假定，各國的貿易結構表現為完全專業化的國際分工。因為在本國有優勢產品國際比價高于封閉下的國內比價的情況下，該國廠商將增加其產品的生產量。當機會成本或邊際成本保持不變時，該國的資源將逐步集中到自己有優勢的部門。由于該國生產者無論怎樣增加其產量，邊際成本仍保持不變，結果是該國的全部資源或生產要素就集中到專門生產自己有優勢的產品生產上，形成各國完全專業化的國際分工。但是在現實中，當生產要素從一種產品的生產向另外一種產品的生產轉移時，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其機會成本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機會成本遞增。機會成本遞增意味著，當本國有比較優勢的商品產量增加時，本國總會在該優勢行業尚未實現完全專業化生產水平以前邊際成本就上升到等于邊際收益的水平，從而本國的生產不能達到完全專業化。由此可以看出，當放松了機會成本不變的假定條件時，古典貿易理論關于完全專業化生產和貿易的假定，或貿易結構會有某種程度的調整。因而其結論更接近于解釋國際貿易結構的某種現實情況。即在現實的貿易中很少存在一國專門一種產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貿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靜態分析分析的基礎上的，實際上無論在生產要素的總量上，還是技術水平上，一國的技術優勢或要素優勢將發生變化。從動態的角度看，一國各種生產要素總量會發生變化。從勞動力的總量看由于經濟發展各階段勞動力的自然增長呈現出“∩”型，即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其勞動力表現出開始增長較曼，然后增長加快，到經濟發達階段勞動力增長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將減少，而用于儲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國的資本存量將隨著該國經濟的發展而直線增加。資本的直線增長與勞動力的“∩”型增長相結合，使該國的要素豐裕度發生變化，從而按照赫克歇爾—奧林模型的結論，該國的貿易結構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都會發生變化。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主張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各國技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基礎，它是以要素技術建立在各國之間不存在技術傳播為前提的。然而在現實中，各國間存在著技術的相互傳播，這種傳播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不僅指出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力，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客觀上帶來了技術的擴散，從而是技術發明國喪失了在某種產品生產上擁有的技術優勢，并將這種優勢轉向其它國家。某種產品技術優勢的轉移帶來了貿易結構的變化，即從該產品的出口國變成進口國，而某些過去的進口國，由于技術的引進變成了出口國。從國家的角度看，這種技術轉移帶來了技術進口國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國公司的理論告訴我們，這里存在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某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分享。技術擴散和技術轉移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產生了新的影響。即建立在各國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不是一個長期不變的量，相反從動態的角度看，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是一個不斷傳播的過程。而技術的擴散則表明，如果技術發明國不能不斷發明新的技術，它的技術優勢，從而是貿易優勢將會消失，更深層的意義是，技術擴散將使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貿易逐步減少，進而出現各國對對外貿易的依賴“遞減”。古典貿易理論還假定，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是不流動的。然而在現實中，如果生產要素的流動能夠給有關企業帶來較多的收益，資本的流動是可能發生的。1957年羅伯特•蒙德爾發表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論文《商品流動與資本流動的關系》。在論文中，蒙德爾從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角度說明了，商品流動與資本流動對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這意味著，當商品的自由流動遇到障礙時，資本流動將代替商品流動實現各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從另一個角度，美國經濟學家王凱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動與生產要素流動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補充關系，即在考慮生產要素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國際貿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進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產要素不能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的假定之后，廣義上的要素價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補充，即生產要素的價格均等化不僅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加以實現，也可以通過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實現，或者商品流動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可以同時起作用，實現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化。然而無論這種假定條件的放松對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變古典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較成本差別基礎上的商品價格差異；二是，國際貿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下的。因此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是自由競爭市場結構下的理論。三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新貿易理論發展的階段。前面我們已經注意到，生產某種產品時的機會成本不是不變，而是變化的。這種變化的第一種形式是機會成本遞增。而另一種形式是機會成本遞減。實際上，機會成本遞減的另一面就是由規模經濟所引致的報酬遞增。所謂規模經濟是指，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其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為TC/Q=FC/Q+VC/Q。式中，Q表示該商品的生產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產總成本，FC表示生產商品的固定成本，該成本將隨著其產量的增加平均到每個單位產品上的固定成本會下降。VC表示生產該商品的可變成本，該成本不會隨著產品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變。規模經濟效果意味著，企業可以通過擴大其生產規模、降低商品的單位成本占居競爭的優勢地位。同時企業對規模經濟效果的追求，將帶來產品一個行業或產業內排他性的增強，先進入的企業可以通過逐步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形成單位產品的成本優勢，從而是價格優勢。這是一種憑借規模經濟效果所取得的市場勢力或市場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瓊•羅賓遜認為，盡管理論上我們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但在現實中，大多數的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其原因是，任何企業都希望通過某種優勢，獲得對市場價格的操縱權，或控制權。獲得壟斷或控制權的便利途徑是生產差異產品。從消費者的角度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不僅要追求某種消費品消費數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費的福利水平，還可以通過在多種同類產品的供應中，選擇最適合本人愿意消費的產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從一國封閉經濟的條件下，市場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不完全競爭的特點，一是規模經濟排除了企業自由進入某些部門的可能性，二是差異產品意味著企業追求控制產品價格的可能性。這兩個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然而在一國市場范圍內，追求規模經濟效果和追求差異產品是矛盾的。因為規模經濟效果要求生產大批量、同質產品，從而帶來市場價格的下降。但是對差異產品的追求要求生產小批量、異質產品。要解決這一矛盾的最佳途徑是開展國際貿易。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批量生產的產品分布在不同國家的市場上，從而在每個國家都成為小批量產品，且成為差異產品。這一基本觀點由保羅•克魯格曼在其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經典性論文《報酬遞增、差異產品和國際貿易》作出了完整準確的論述。在那里，保羅•克魯格曼非常系統地闡述上述觀點。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貿易理論強調，在規模經濟發生作用的條件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差異產品的追求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對規模經濟效果的追求，從而是對獲得超額利潤的追求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力。這一理論觀點還意味著，國際貿易的結構是不確定的，因為建立在規模經濟效果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暗含著這樣兩個重要的假定條件，一是各國之間不存在技術水平的差異；二是各國生產要素稟賦不一定是有差異的，甚至可以說，在參加貿易國家的生產要素稟賦相同的條件下，國際貿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時的貿易結構與以往國際貿易結構的根本差異在于，古典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國際貿易是產業間或部門間的貿易，而建立在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是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競爭廠商獲得的市場勢力與規模經濟利益的總和。進口方利益則是從消費差異產品中獲得消費上的滿足，進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既然要素稟賦相同的國家可以通過開展產業內貿易獲得經濟利益，那麼各國之間建立在要素稟賦相近或相同基礎上的貿易沖突將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國企業在產業內生產和出口差異產品。新貿易理論的第二個重要的理論是相互傾銷理論。詹母斯•布蘭德和保羅•克魯格曼在其著名的論文《國際貿易的相互傾銷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頭壟斷廠商為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將增加的產品產量以低于本國市場價格的價格銷往國外市場。盡管從表面上看，在國外市場上產品的銷售價格降低了，但是從銷售全部產品所獲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如果這種銷售不影響在本國銷售的其它產品的價格，那麼廠商所獲得的總利潤水平提高了。同樣道理，其他國家的廠商也會采取同樣的戰略將增加的產品銷售量銷往對方國家市場，這種相互傾銷行為所形成的貿易不是由于兩家分屬不同國家的廠商生產了差異產品，而是因為各自對自己最大限度利潤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傾銷貿易理論這里，各國開展對外貿易的原因只在于壟斷或寡頭壟斷企業的市場銷售戰略。進而國際貿易的結構既不受產品成本差別，進而是要素稟賦差別的限制，也不受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差異產品追求的限制。同時，相互傾銷基礎上國際貿易的利益來自于各國企業通過“傾銷”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和在本國市場上銷售價格保持不變情況下所獲得的壟斷利潤總和。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假定，A國的壟斷廠商甲生產和銷售汽車100萬量，單價為20，000萬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產量1000量，并在國內市場銷售，則為使市場吸納增加的供應量，企業必須將產品的市場價格降低。（因為寡頭壟斷企業面臨的是一條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例如降價200美元。即每量車售價19800美元。在此情況下，該企業因增加生產和銷售1000量汽車額外獲得1980萬美元。但是，當企業降低其商品售價時，不僅要降低新增產品的價格還要將原有的100萬量汽車的價格降低到與新增產品價格相同的水平，即從2萬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萬輛汽車因降價減少收入2000萬。結果是企業增加生產后，其總收入還減少了20萬美元。顯然是有背企業增加生產和銷售的初衷的。對此，企業的決策是將產品以低于本國市場價格的價格“傾銷”到國外。此時即使該汽車在國外市場上的賣價相對較低，也不致引起企業整體銷售收入和利潤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說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貿易理論開創了新貿易理論的新階段，那麼相互傾銷貿易理論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推向了更高的層次：即使各國生產的商品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壟斷或寡頭壟斷企業仍然可以出于對最大限度利潤的追求，開展各國之間的貿易。不完全競爭企業的市場戰略，使國際貿易的結構更加不確定。在那里，既然國際貿易產生于企業為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而確定的市場戰略，貿易的結構只服從于壟斷企業的市場戰略或獲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標準。所以，相互傾銷貿易理論指出了，現代國際貿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競爭企業的市場戰略，這種市場戰略下，貿易的結構僅僅是由于各國企業對最大限度利潤的追求。新貿易理論的第三個重要方面是外部規模經濟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所謂外部規模經濟是指由于企業外部經營規模的優勢給企業帶來的額外報酬或外在優勢。根據外部規模經濟貿易理論，企業有貿易優勢或沒有貿易優勢的一個原因不在于各國之間絕對的要素優勢的差異，而在于有關部門在某個時點上的發展規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國在某個行業上發展的規模較大，相應地會形成一個行業的規模優勢。這種優勢表現為，該行業有一個可供共同使用的勞動力隊伍，它可以調劑各企業間的余缺；同時行業規模較大，有助于技術的進步和技術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總之一定的行業規模有利于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共享，從而能夠在自身企業規模不變條件下的經濟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國范圍內，行業的規模較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要求一家企業必須“小而全”，否則難以維持正常的生產，在生產規模較小的情況下，“小而全”將導致產品單位成本較高，從而是該行業在國際市場上不具備競爭能力。在以往的貿易理論中，我們所謂一國在某種產品的生產上有優勢，是將企業優勢與行業優勢等同起來。在新貿易理論中，企業的優勢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二是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可以使企業自身產生競爭優勢，而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是借助行業優勢產生的企業優勢。這兩種優勢都會導致國際貿易的產生。在外部規模經濟貿易論那里，某些具有要素優勢的國家所以不能在某個行業處于劣勢地位，可能產生于該國的這個行業還沒有發展起來，因而行業規模有限，難有外部規模經濟的優勢，“干中學”是該國發展此行業的途徑。由此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預下，獲得某種規模經濟優勢或行業規模優勢。上述三個方面所闡述的新貿易理論是從生產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在這些理論中，國際貿易的基本前提已經發生變化。由于現代企業追求對市場的操縱，并且從操縱市場中獲得額外利潤，因此這種市場結構已經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競爭，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這里的關鍵在于，現代經濟學，從而是國際貿易理論已經承認了這樣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的事實，并將這一事實納入國際貿易理論的思考之中。這種貿易理論基本前提的變化，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即使國際貿易理論進入了新貿易理論發展階段。在此基礎上，國際貿易理論才有了建立在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基礎上的國際貿易論，才有了相互傾銷貿易理論以及外部規模經濟貿易理論。這些理論的核心是，具有某種不完全競爭優勢的企業或行業憑借自身的優勢獲得國際貿易中競爭優勢，它們擴展了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的理論觀點。使現代貿易中的許多新現象得到了更切合實際的解釋。

新貿易理論不僅從供給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還從需求的角度對現代國際貿易加以解釋。林德認為，每個國家都存在一個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國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這種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費品是各國消費品產業發展的主導。因為企業生產的產品只有符合大多數消費者的需要，其生產才容易達到規模經濟，從而有助于企業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異，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異。因此一國專門生產某一個代表性需求層次上的商品，就意味著它不能滿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費者對同類產品的消費。國際貿易可以解決各國生產者在某個層次產品的生產上達到規模經濟和滿足不同收入消費者消費需要的矛盾。即各國可以專門生產本國代表性需求產品，并出口這種產品，同時分別從不同的國家進口其他國家生產的這些國家代表性需求的產品，滿足本國其他收入層次消費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貿易理論表明，在消費品的生產上，規模經濟容易在各國代表性需求的產品生產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它們的貿易較多，因為它們代表性需求的接近，為相互之間滿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費者的需要創造了條件；由此可以推論，兩國間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們相互貿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是同一產品內部不同檔次產品的貿易。這是產業內貿易的一種表現形式。

新貿易理論的中心問題是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產業內貿易。根據這一理論，產業內貿易是第二產業內部各種制成品之間的貿易。這種貿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競爭或機器大生產的基礎上的。因此它趨向于排除競爭，形成大規模企業控制某個行業產品生產和市場的程度；這種生產上的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上產生三個方面的結論。一是由于企業追求差異產品形成的不完全競爭導致的國際貿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競爭企業的市場戰略所導致的相互傾銷（貿易）；三是由外部經濟效果所產生的行業優勢，從而是不完全競爭企業所進行的貿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發展的國家為獲得某種行業，從而是企業優勢所需要的“干中學”。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產業內貿易則是由于代表性需求與需求的多層次性給各國企業向大規模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從而產生了建立在差異需求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此外新貿易理論也試圖解釋跨國公司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在那里，赫爾普曼不是從對外直接投資引起貿易，而是真正從企業選擇的角度推論出國際貿易的產生和結構。然而依筆者看來，到目前為止，新的貿易理論主要是上述四個方面的內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國際貿易理論從基本前提劃分，可以分成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從貿易理論漸進的發展看，國際貿易理論分成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三個發展階段。此后，保羅.薩謬爾森、愛德華特.利馬都進一步論述了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理論。在薩謬爾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爾帕.薩謬爾森定理。即對任何本國密集使用稀缺生產要素產品的關稅保護都有助于稀缺生產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這是生產要素稟賦論的一個逆定理。

一些學者認為，將新貿易理論出現以前的所有貿易理論通稱為傳統貿易理論似乎更符合人們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學的任務之一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將其發展過程細分成不同的發展階段。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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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早期的貿易中由于貴金屬的發現，人們對利潤與資本積累的觀念的變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興起等原因，促使了重商主義的發展。重商主義的基本經濟理論是:貨幣是國家財富的唯一形態，對外貿易是增加貨幣的源泉，政府活動的目的應是如何發展對外貿易以增加財富。重商主義在歷史上曾起過進步作用，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和發展。但它只是簡單地描述社會的表面現象，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探索只局限于流通領域，而未深入到生產領域，因而其經濟理論是幼稚的、不科學的。

18世紀后重金主義學派的理論政策已不能適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對外貿易。于是亞當斯密在其經典巨著《國富論》提出了以絕對優勢為基礎的貿易理論，強調貿易雙方各以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行貿易，雙方都能獲利。該理論從生產的絕對成本的差別為出發點，認為各國應按照各自在絕對成本方面上的優勢進行分工，生產并出口絕對成本低的商品，進口絕對成本高的商品，即“以己之所長，換己之所需”。但這個理論存在一定缺陷: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任何絕對優勢，那他就不會與別國進行任何貿易，但這個結論與事實違背。

后經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完善，進一步強調兩國貿易時，即使一國產品不具有絕對優勢，只要有相對優勢，雙方也都能獲利。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是在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發展起來的。根據斯密的觀點，國際分〔應按地域、自然條件及絕對的成本差異進行，即一個國家輸出的商品一定是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生產成本絕對低于他國的商品。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每個國家不一定生產各種商品，而應集中力量生產優勢最大或劣勢最小的商品，然后進行國際貿易。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總量將增加。由此形成的國際分〔對貿易各國均有利。李嘉圖認為，在資本與勞動力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按照比較成本理論的原則進行國際分,可使勞動配置更加合理，可增加產品總量，對貿易各國均有利。比較成本理論在歷史上曾起過進步的作用。它促進了當時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發展。但其前提必須是完全的自由貿易。

實際上自由貿易理論提出以后，世界卜并沒有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與之形成鮮明對本的是各國(地區)間保護貿易處處存在。究其原因在于自由貿易理論賴以成立的理論前提與現實世界存在較大差距。自由貿易理論的核心是白由貿易可使參與貿易的雙方均獲得貿易利益，它通過對貿易原因的近于完美的實證分析和邏輯推論而得出。這是自由貿易理論獲得廣泛認同的主要原因。其理論前提是:一國的生產要素總量、生產技術水平、國民收人分配形態、居民消費偏好是既定的、不變的，生產要素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并且參與貿易的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市場完全自由競爭，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這顯然與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有很大差距。另外，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自由貿易利益的實現也成問題:在現實經濟中，在自由貿易理論所論述的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兩國各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能夠進入對方國家市場，分工是能夠實現的。而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劣勢的國家，其有比較優勢而沒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要在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進人對方國家市場是很難的。畢竟，劣勢產品占領強勢產品的市場是不符合成本和價格競爭法則的。相反，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優勢的國家，則可以完全占領劣勢國家的市場。除此之外，還暗含其它前提:(1)因分〔造成的各國產業調整無須成本。

這顯然也不現實:若按自由貿易理論所述，兩國根據各自的絕對或比較優勢所在進行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那么，原來投資于絕對劣勢和比較劣勢產業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必須轉移到新選擇的產業上來，有些具有專用性的資產如生產設備則將被淘汰。而無論是轉移或被淘汰，作為國家范圍的產業調整，成本都是巨大的。(2)規模報酬不變。假定各國勞動生產率或技術水平是不存在差異的，其另一重要假設是規模報酬不變，即廠商的生產函數不隨其規模的擴大而改變，因而擴大規模不會影響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貿易的基礎。這也不符合實際情況。

篇（5）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

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

[3]邁克爾·波特著，陳小悅譯：《競爭戰略》、《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篇（6）

1.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產生于2O世紀7O年代以來“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之下，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等人于2O世紀8O年代中期提出，主要內容包括兩方面：（1）以內部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利潤轉移理論；（2）以外部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外部經濟理論。

2.產業內貿易理論

20世紀70年代格魯貝爾和勞埃德等人開創了產業內貿易理論研究，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進一步推動了這一理論的發展。該理論不同于側重論述產業間貿易的傳

統貿易理論，它側重研究貿易雙方在同一產業中既出口又進口同類異質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在不完全競爭產業中，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是產業內貿易形成的決定因素。

3.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由美國銷售學家弗農于1966年首先提出，經威爾斯、赫希哲等人不斷完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由于技術創新和擴散，制成品和生物一樣具有生命周期。產品生命周期包括五個階段：(1)新生期；(2)成長期；(3)成熟期；(4)銷售下降期；(5)讓與期。

4.國家競爭優勢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提出并完善了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與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不同之處在于，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興旺發達，其根本原因在于該國的國際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源于一個相互增強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有四個關鍵因素影響一國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和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這四個因素是：(1)生產要素；(2)國內需求；(3)相關產業；(4)企業戰略、組織和競爭度。

二、當代國際貿易新理論對我國對外貿易戰略的啟示

1.積極轉化國家的競爭優勢。比較優勢是由一國資源稟賦和交易條件所決定的靜態優勢，是獲取競爭優勢的條件。競爭優勢則是一種將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的綜合能力的作用結果。比較優勢作為一種潛在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根據生產要素稟賦，我國一直以來具有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但是，在當今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并不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優勢。要確立把比較優勢轉換為競爭優勢的外貿戰略。

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由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可以推知：創新國是國際貿易利益的最大獲益者。這是因為：在產品的新生期和成長期，創新國以其技術優勢壟斷了國內和國際市場，因而可以獲得大量超額壟斷利潤；在產品的成熟期進入所謂的“大規模生產”階段，創新國可以獲得巨額規模經濟效益；在產品的銷售下降期和讓與期，創新國在國外投資建廠，輸出其知識產權和品牌，延長其產品的生命周期，在國際市場上繼續賺取利潤。

3.發展高層次產業內貿易是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手段。隨著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給各貿易國帶來貿易利益的同時，還加快了科學技術管理經驗、企業家精神在不同國家同一行業內的傳播和擴散，給同類產品生產上檔次提供信息，并通過規模經濟，實現不同國家在產品層次上的分工，實現產品生產的國際化。

4.發揮政府作用，重視市場保護。（1）更加重視國內市場。巨大的國內市場即使在出口不利的情況下也可以緩沖風險，避免國內產業受到沖擊。（2）重視發揮政府的作用。根據戰略性貿易理論，對于高科技產業在關稅和其他方面政府給予適度保護，將有利于頂住外國進口產品的強大沖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提高，有利于培育產業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

三、面對當代國際貿易新理論，我國外貿對策研究

1.改變“加工制造”的單一功能，實現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綜合運用政策手段，完善管理，改進服務，吸引跨國公司把更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業和研發機構轉移到出口加工區，實現出口加工區加工貿易轉型升級。

2.擴大內需，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有利于緩解出口壓力。堅持內需為主是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根本。在外需不太明確的情況下，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應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通過擴大個人消費，民間住宅投資，加大農村市場的開發，激活國內市場。

3.加強自主創新，優化產業結構。大力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的產品，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產業升級的實質就是技術進步，提高效率。目前我國要積極引進國外的高新技術，大力推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在較高層次上與發達國家合作，提高我國國際分工的地位，加快工業化進程。

4.開發多元化國際市場。我國應該開發多元化國際市場，即要立足于周邊國家市場，并大力向其腹地推進；同時進一步加強與北美、日本和歐盟等發達經貿體的貿易關系；尤其要以建立中國——東盟貿易區為契機，努力強化與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往來，加強、一國四方(祖國大陸、港、澳、臺)的貿易合作。

5.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化。我們應該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確立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重視產品開發戰略，不斷地進行產品創新；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發揮政府在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作用；推行科教興國戰略，著力于開發人力資本，促進競爭力持續發展；重視科研研究和開發，為保持產業持續的競爭力奠定物質技術基礎；發揮大國規模優勢，堅持擴大內需，激活國內市場。只有這些方面做好了，國家的競爭力才能提高。

參考文獻：

[1]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

[2]Lee．McnightandJosephP．Bailey.IntemetEconomics[M]．London：TheMTIPress，1997．

[3]陳傳興．新貿易保護主義產生原因及對象[J]．國際貿易，2006，(4)：45．

篇（7）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篇（8）

21世紀初Melitz(2003)，Bernard;Jensen，Eaton 和 Kortum(2003);Helpman， Yeaple 和 Melitz (2004) ;Antrs 和Helpman(2004)、Yeaple(2005)、Bernard(2007) 等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建立和拓展異質企業貿易模型，將企業異質性、企業組織引入國際貿易理論模型，從企業的微觀層面解釋企業的貿易行為、對外投資行為以及國際化生產組織行為。研究結果表明一個產業部門的貿易開放將會提高工資和其它要素價格，這將使生產率最低的企業被迫退出市場。生產率最高的企業將能夠承擔海外營銷的固定成本并開始出口，生產率居于中游的企業將繼續為本土市場生產。企業產出的總的分配將有利于那些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其結果是整個產業的生產率因為貿易而得到提升。同時企業通過出口與外國競爭者之間及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提供了關于進行改善技術、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質量等方面的信息;出口使得企業可以擴大生產規模;在外國市場上的競爭迫使企業提高效率和進行創新。最后，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越高，也將使企業獲得成本降低的好處，最后使得技術、生產等成本低的企業進一步擴大規模，在對外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

近幾年，學者對異質企業的研究展開了多角度、深維度的拓展，開始關注企業出口地理方向、創新的作用、貿易保護及經濟增長等問題在異質企業假定下的作用結果。本文在分析這些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對我國外貿的啟示。

異質企業模型下的出口地理方向問題研究

異質企業模型描述了在集約邊際和廣義邊際的調整下貿易量增加的情形。而由Helpman Melitz RubinstEin三人在2008年構建的估計雙邊貿易的引力模型(簡稱HMR(2008)引力模型)中解釋了例如距離等變量決定下的廣義邊際對貿易量的影響。該引力模型

其中i和j代表國家，m代表貿易量的對數形式，和分別代表固定的進口商和出口商效應，d代表從i國到j國的距離，uij為隨機擾動項。與標準的引力模型相比，該模型中的Wij為i國與j國出口的比值，而ij為逆米爾斯比率，包括了造成貿易正向流動的未觀測到的實質變量，距離對貿易的影響為負，所以系數前為負號。而出口企業數量的變化會使距離對貿易量的影響產生增強的偏移，同時對逆米爾斯比率ij產生降低的偏移。HMR引力模型的構建者隨后用不同的估計模型推演出了使這些關鍵參數一致的條件。

諾丁漢大學的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三位學者發展了引力模型，并運用瑞典1570家食品和飲料企業1997-2002年的統計數據進行驗證，進一步證明了異質企業特性對貿易出口量及流向的影響。具體而言，這三位學者采用的引力模型為：

式中參數均為對數形式，fjt為f企業對進口商j的出口量，Zkjft為描述影響企業水平的一組變量，Zljft為描述影響出口目的地的一組變量， j為出口目的地對貿易量的效應，ftj為逆米爾斯比率，包括引發出口的為觀測到的變量。這一模型最大的貢獻在于突破了傳統的異質企業模型的局限，傳統的異質企業模型重點強調生產率對企業出口的絕對影響，而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的模型則試圖解釋更多的對企業出口有影響的因素。其中Zkjft這一組變量即包括以雇員數為標準描述的企業的規模水平，所有權性質，全要素生產率的估量以及資本密集性質(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描述影響出口目的地的變量組Zljft則包括國家間的貿易壁壘，兩國的距離，貿易伙伴國的GDP，進口國的人口數，進口國的收入水平甚至匯率變動也包括在內。

篇（9）

1.注重學生專業綜合素質

培養的同時，突出強化專業外語的聽、說、讀、寫能力。近幾年來，為了適應我國對外開放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上海“四個中心”建設對國際化人才的大量需求，我們加強專業基礎教育、專業技能教育，注重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以及拓寬學生的專業知識面，鼓勵學生參加多種多樣的課外活動，使其成為一專多能的綜合性人才的同時，更加突出強化學生專業外語的聽、說、讀、寫能力。除了基礎英語外，我們還開設雙語課程，并聘請外教上專業課，提高學生的英語應用交流能力。

2.注重學生專業基礎理論

知識學習的同時，更加突出強化貿易實務和金融證券業務等實踐操作能力。在考察、學習國內外各層次高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建設情況的基礎上，結合上海電力學院人才培養定位和服務面向，我們將人才培養定位為：“寬口徑、國際化、實用性、行業化”，基于這一定位，我們在注重學生專業基礎理論知識學習的同時，更加突出強化貿易實務和金融證券業務等實踐操作能力。在課程設計上，我們利用學院較為完善的各類實驗設施，開設了綜合性的大型作業“會計模擬操作”、“國際市場營銷”，還開設了“進出口貿易實務”、“進出口單證及結算”等國際貿易實踐類課程，同時還開設了股票、期貨、外匯等金融交易的模擬操作課程。

3.依托上海電力學院電力、能源的行業學科優勢

突出體現電力、能源貿易人才培養特色。作為電力、能源行業高校，學校要求從事教學的教師必須具有相應的電力能源行業經驗，不少教師都會安排專門時間在電力行業與電力企業掛職或兼職，通過校企合作模式，本專業學生每學期至少可以聽到6～8學時的具有電力、能源行業背景的專家講座。他們不僅為學生提供了電力能源經濟理論、電力國際化與電力行業產品國際貿易的相關政策，也提供了來自一線的電力能源貿易實踐案例。在課程設置上，本專業開設了多門“觸電”課程，比如電力發展概論、電力生產概論、電力金融市場、電力系統優化與決策、國際電力市場、電力國際貿易等。在實踐課程環節，安排和組織學生到電廠及電力公司等實習單位實習。通過以上途徑使本專業學生在學好國際經濟與貿易共性專業知識的同時，接觸、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電力、能源特色知識，從而提升專業學生的競爭優勢。

4.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提升專業學生創新、創業能力

學生的創新思維是學生走出校門、適應社會、迎接挑戰、開創輝煌事業的基因。本專業從大一新生抓起，要求本專業學生必須踴躍參加學科競賽和創新創業活動，參與各課外興趣小組，參與教師科研，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第二課堂。在課程設計上，開設了大型實踐課程《創業之星》，讓同學們進行創業模擬實踐。經過幾年的努力，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自2011年以來，每年至少有3個團隊參加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和全國性的學科競賽活動。自2011年以來，共有15項涵蓋校級、市級以及國家級的創新和創業項目立項。

二、實施特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模式現存問題

1.教師的科研能力和教學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還缺乏本專業領域學術造詣深、知名度高的教學名師。大學肩負著人才培養的重任，人才培養質量取決于教師的業務素質，教學和科研水平是衡量教師業務素質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兩者同等重要。教學是立足的根本，科研是保證。教學和科研應該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本專業教師在科研和教學上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科研方面，表現為高質量的論文偏少，國家級、省級的科研項目還比較少。尤其是還缺乏本專業領域學術造詣深、專家級的專業帶頭人。這種狀況的出現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在于教師普遍缺乏科研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客觀方面的原因在于，繁重的教學任務和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使得他們很難抽出時間靜下心來關注學科發展前沿并從事科研，科研精力不夠。在教學方面，本專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教師教學的積極性不夠高，與學生溝通交流不夠充分，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教學團隊，還沒有知名度較高的教學名師。這種狀況的出現也是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主觀上，教師對教學工作重視不夠，教師敬業、愛崗、樂教的思想覺悟有所降低；客觀上，面對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大學教師的收入相對較低，影響教師的教學積極性。

2.專業實踐教學環節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校企合作缺乏深度。依據本專業人才培養“寬口徑、國際化、實用性、行業化”的定位，專業實踐教學環節已經給予了高度重視，但由于主客觀原因，這方面做得還不夠，仍需進一步加強。主觀上，本專業教師大多畢業于國內名牌重點高校，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依然偏好理論教學，致使教學中自然而然偏重理論教學，而淡化實踐操作教學。客觀上，一方面課時總量有限制，扣除各類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留給實踐教學環節的課時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實踐教學的場地、教學軟件、實習基地等條件有限，尤其是校企合作，目前大都流于形式，僅限于實地考察、聽報告，還沒有真正將合作融入專業實踐教學。

3.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方面仍缺乏經驗

“高分低能”是當前中國大學教育普遍存在的問題，其核心癥結就在于培養的學生缺乏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主要是由于大學的教學還是填鴨式的教學模式，學生比較被動地在接受教育，缺乏積極主動性，教和學是相分離的，同時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與時俱進，在進行理論教學時不能很好地理論聯系實際。本專業在人才培養方面同樣存在這些共性問題，如何發揮教師教的指引作用和學生學的主體作用，在教與學的良性互動中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仍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今后亟需解決的問題。

4.專業建設經費的投入不是很充足，分配不均衡，使用不盡合理

目前普遍的看法依然是，社會科學類專業建設和發展不需要太多的經費投入就可以建好，尤其是在以理工科為主的高校，社會科學類專業會更加遭受建設經費投入的“歧視”。本專業作為上海電力學院中為數不多幾個文科類專業，在專業建設經費投入上還不是很充足，教師的辦公備課條件還不是很好。同時，有限的專業建設經費在使用上還不盡合理，體現在重硬件設施投入輕軟件投入，一方面，因為這是可以用定量化指標進行評價和考核的。另一方面，實驗室引進的部分教學軟件，與現實管理存在差距且需要進行二次開發研究。

篇（10）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內涵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世界經貿的變化和發展，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正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悄然形成，即貿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貿易）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它通過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貿易與環境”等問題納入wto新一輪多哈發展議程，使國際貿易活動不僅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問題，而且關注人類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在傳統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的指導思想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和對物質財富的最大限度占有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義理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h-o原理都只是重視貿易的總量，很少顧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導致人類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對立，使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貧富分化等。 

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錯誤價值導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前言，作為一個重要宗旨，這是對gatt宗旨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牢記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目標，是著眼于全球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時期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貿易的基礎，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從gatt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演變成wto對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尋求的人類對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對資源利用質的提高，而非對資源利用量的擴大；從更深層次上講，也是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的體現，是貿易人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動搖 

第一，對指導國際貿易理論價值取向的哲學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發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與起點。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并能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國際貿易內形化的新價值取向。人文貿易的哲學基礎現代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關注人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其哲學價值取向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對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嚴重挑戰。 

第二，對傳統自由貿易能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質疑。關于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經濟福利的論斷是經濟學中最古老和最廣泛接受的原則之一。它在構造國際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單一市場地區，如歐盟和wto）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論證的條件假設中都沒有把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計入生產成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其實是一種“虛擬”、“現時”的增長，其增長的背后忽略了“現實”、“延時”的補償成本，如果考慮環境成本帶來的財富和福利的損失，傳統的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結論實際上可能站不住腳。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 

隨著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如何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提出了挑戰。如生產過程和方法（ppm）問題和雙重環境標準的爭論對現有國民待遇原則提出了質疑；環境補貼和與環境成本內在化有關的生態傾銷問題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公平貿易原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環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將從新的角度思考兩者的協調問題。 

三、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初步探討 

（一）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必須以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對外貿易的人文化發展。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與人文化發展方向內涵是一致的。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應跳出傳統意義上的片面追求貿易額的“可持續”增長，而是在關注貿易總量的同時還應關注貿易的實際質量，從以物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從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到追求長期綜合利益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審視對外貿易效益來源，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必須重新審視外貿效益來源。首先必須建立人文貿易的評價體系，在衡量外貿效益的經濟指標體系中增加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客觀評估外貿對國家經濟、生態、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外貿效益的來源，對資源投入與貿易收益嚴重失衡的產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其負外部性，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貿收益的現實增長。 

第二，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加強貿易與環保法規、政策的協調，充分考慮貿易政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環境政策對貿易的扭曲代價，實現貿易與環境的雙贏；其二是建立人文貿易措施保護體系，推行綠色貿易行動計劃，合理建立中國產品綠色標準體系，既可以增加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實際競爭力，又可以實現以人為本，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 

第三，構建應對國際貿易“人文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伴隨著“人文壁壘”的產生，為了防止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需構建相關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對人文貿易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壘”的變化因素進行監測、識別、評價、預測、預防控制并及時矯正不良發展的趨勢，以保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健康發展。 

參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喬治.經濟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