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史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醫學史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文學

一、孔子學院誕生的背景 文學

世界文化是豐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借鑒是促進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載體，成為各國人民之間增進了解和友誼的紐帶，對加強各國之間的學習和借鑒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廣泛和深入，漢語的文化價值和使用價值也在提升，漢語學習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民眾的重視。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2003年作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的計劃。中國國家漢辦將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民族文化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北京設立了“孔子學院總部”。

可以說，在海外建設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積極推動的項目，也是21世紀初中國外交的一個戰略。“孔子學院“的英文名稱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其學說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于中國人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首要記憶；對世界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因此，該名稱體現了中國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底蘊，也體現了新世紀中國文化將逐步融入世界的發展趨勢。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開辦以來，從尼羅河畔到乞力馬扎羅山，從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邊，從五大湖區到西伯利亞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個國家和地區，已設立了249所孔子學院和56所孔子課堂。短短4年，孔子學院花開全球，其發展速度非常驚人。孔子學院的迅猛發展，得益于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國的需要。“孔子學院”是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的園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是加強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友誼合作的橋梁。毫無疑問，孔子學院的誕生、建設和發展勢頭對中國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國家形象和構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中國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二、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權國家以維護本國文化利益及實現國家對外戰略目標為目的，在一定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內一切和平手段所開展的外交活動。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一國的國際形象。

建構主義認為，通過文化信息和價值觀念的對外放射，國家將產生文化影響力，從而建構其廣泛受到國際認同的一國的國際形象。對中國而言，建立起負責任大國形象是國家形象設計的戰略目標。這就要求中國以國家自身的和諧發展為基礎，積極推動世界的和諧化進程，積極發揮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國家形象中的作用，從而逐漸塑造起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孔子學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屬性，其目標就是要推廣漢語和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讓外國人民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的價值觀念，做到“潤物細無聲”，在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同時，增進友誼，共創和諧世界。傳播文化最好的載體是語言，孔子學院在傳播漢語的同時推廣中國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為。陳至立在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上演講時說，孔子學院要成為“海外漢語推廣的基地，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

2.鑄就強勢文化，提升一國的文化競爭力及綜合國力。

一國的文化交流狀況基本與國家綜合國力成正比，經濟水平高、綜合國力強的國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對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實現對外戰略目標。

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較之軍事、經濟等因素，文化如果運用得當，將能征服人們的頭腦，產生持久、穩定的戰略效果”。在文化多樣化發展的當今世界，能否占據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強勢文化，將對一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從傳播學角度看，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對強勢文化的擁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受眾在吸引力方面處于相對優勢地位。

當今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強勢文化正深刻地影響著其它國家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在國際上依然缺乏應有的影響力和認同度，中國外交在國際機制和國際事務中的實際參與度和話語權依然有待加強。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各國對漢語與中華文化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而孔子學院正是以傳播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孔子學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國熱”的升溫，為中國的文化外交帶來不少福音。

三、孔子學院對中國文化外交的重要意義

1.加快中國文化的傳播，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語言和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的推廣對文化傳播有巨大的推進作用。“孔子學院”以漢語教學為渠道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各國人民更直接地接觸中華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華文化。有了漢語作載體，中國的書刊、雜志、影視、網絡信息等流傳于國門之外將不再舉步維艱。

漢語是維系中華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紐帶，在漢語的國際推廣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傳播，加快京劇、影視劇、文學作品等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滿足國外對中國文化的向往，使中國文化成為吸引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時這也將增強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進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本國語言的國際化是國家之間軟實力競爭的重要內容和象征。近代以來，中國人走出去傳播漢語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但長期僅限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領域。2002年，中國開始醞釀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孔子學院是海外漢語教學推廣基地，同時也是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是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也為中國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從傳播學視角看，“孔子學院”的文化國際傳播應該是搭建雙向的橋梁：一方向是中國輸出其語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向是從與國外進行交流活動過程中吸取其優秀成分，以服務于中國文化及與國際先進的發展水平接軌的事業。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理查德?鮑姆所說，“中國政府通過孔子學院提升國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張柔和的孔子的臉”。〔〕〔8〕孔子學院正是中國文化外交的一項創新舉措，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

目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全球信息傳播體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國“，使中國國際形象極大受損。美前日本防衛所言舊俗史部長星島九夫發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國’的論調甚囂塵上，我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美國戰略、美國國防和戰略安全保障問題的專門研究人員，對中國進行觀察，得不出這種結論。成為威脅的該是別國，而不是中國。”韓國學者李映周也系統批駁了“中國”，他指出“ 認為中國在21世紀強大起來必然構成對外擴張 ,威脅別國的觀點是荒謬的” 。但是 ,化解“中國” ,關鍵靠我們自己去澄清。“ 孔子學院 ” 的發展正是向世界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 ,向世界說明中國 ,辯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國成功舉辦了第29屆奧運會。在開幕式上“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等《論語》中的名句，通過一幅幅緩緩展開的巨大畫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塊漢字展示給全球幾十億人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受儒家影響的大國風范和禮儀；奧運會開幕式正是頌揚了中國的儒學價值觀。中國用活字印刷版不斷變換的“和”字，通過奧運會這個平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情懷，和要與世界人們共同締造和諧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學院正趕上了這個好時機，做到了讓世界人民對中國、對“和文化”價值觀的尊敬、理解和贊同。孔子學院通過平和、 吸引、 寓教于樂的方式營造理解 ,釋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閡、誤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對中國國情以及中華文明的了解，從而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有助于展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無窮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國文化外交的獨特魅力。

四、結語

21世紀是各國軟實力較量的時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為中心的時代。中國作為一個對世界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尤其是在經濟崛起、國力大增之時，更應該注重挖掘文化的潛力，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外交當中一項創新的舉措，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最鮮亮品牌。孔子學院的事業才剛剛開始，雖然它在興建中存在一些潛在問題，有待解決和完善，但從長遠來看，孔子學院對中國的文化外交的促進和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實現了“讓中國走進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文化外交戰略目標，搭建了文化國際傳播的雙向橋梁，在這種雙向文化傳播中，通過自身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不斷碰撞中不斷走向成長和成熟。

參考文獻：

〔1〕 漢辦：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特刊〔J〕, 北京,2008.29.

〔2〕 彭新良：《文化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一種全球化的視角》〔M〕.北京：外研社，2010.475-476.

〔3〕 李智：《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9.

〔4〕 王寧寧：關于海外“孔子學院”的全面認識，科教文匯〔J〕,2009（6）：134.

〔5〕 【美】肯尼迪?沃爾茲著：《國際政治理論》〔M〕.胡少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1992.152.

〔6〕 劉乃京：文化外交—國家意志的柔性傳播，新視野〔J〕，2002（3）：66-68.

〔7〕 宗煥平：孔子學院的獨特影響力.瞭望〔J〕，2007（11）：96-97.

篇（2）

文學是所有藝術中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而影視出現的比較晚，被稱為“第七藝術”。影視盡管從早先的藝術門類中汲取營養，但它不是哪一種藝術的分支或變種，而是一門具有獨特表現力的綜合藝術形式。影視藝術依靠光學技術，已經從戲劇、文學等所創造出的表意手法和認識手段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形成一種獨立于文學之外而又頻頻眷顧文學的生存狀態。我們可以形象化地把文學看作是眾多藝術發生發展的“母體”，而影視等藝術則是它養育的“子女”。它們有著共同的文化起源，卻又以不同的表現方式給人類提供著心靈的滋養和精神的愉悅。文學和影視各自生成的演變史大大豐富了文學與圖像符碼各自的敘事能力。它們之間血脈相連，具有一種內在互動的密切聯系。

一、影視和文學在相互融合中變異與借鑒

法國理論家喬冶?薩杜爾說過：“一種藝術決不能在未開墾的處女地上產生出來，而突如其來的在我們眼前出現，它必須吸取人類知識中的各種養料，且很快地就把它們消化。電影的偉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藝術的綜合。”影視藝術作為一門綜合藝術，綜合了其他各門藝術的多種元素，并經過自身主體性整合而呈現出特有的藝術表達功能，具有時空統一性、聲畫可融性、表現綜合性和形象逼真性的藝術特征。影視藝術是在文學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利用現代社會的科技手段才蓬勃發展起來的。它作為一種以線形方式來安排信息的“馬賽克式”藝術，是通俗的、大眾化的、生活化的。受眾從中尋找知識、思想，也尋找感官愉悅，建立情感依托和精神支柱。正如宗白華所說的：“在這里，物的感性的質、光、聲、色、熱等不是物質所固有的了，光、聲、色、熱中的美，更成為主觀的東西。”

但是作為“遺傳”，文學和影視藝術必然有其相通之處，理論家荒煤就說道：“我們電影要上一層樓，主要靠文學，沒有文學的基礎，電影是上不去的，世界上許多著名電影，大多是長篇小說改編的。”這或許有點絕對化，但卻說明了文學對影視有著很強的心靈感召力。當代中國文學在題材選擇、主題發掘、人物塑造、價值取向及審美情趣等方面給影視藝術的發展以多方面的啟迪。正如當代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所說：“我一向認為中國電影離不開中國文學……我們研究中國當代電影，首先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因為中國電影永遠沒有離開文學這根拐杖。看中國電影繁榮與否，首先要看中國文學繁榮與否，中國有好電影，首先要感謝作家們的好小說為電影提供了再創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這些小說，中國電影的大部分都不會存在。”文學為影視藝術提供再創造中必定會產生變異，那么它就不大可能像中國文學那樣成為只供特定接受群體欣賞的單純藝術；對受眾而言，它也就不會僅僅局限在有限的審美領域，而是要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超越了藝術的美學范疇而擴展到整個社會文化之中，影響到人民的生活方式、語言方式、交際方式和思維方式，人類通過它而獲取了一種新的語言符號――視聽語言(這是文學所沒有的)，這種借助圖像符號的視聽語言，使人無意識地被灌輸和儲存信息。視覺上的刺激性帶來心理上的挑戰感，而畫面和音響效果的配合，能使人內在的情感受到充分提升和升華。而視覺圖像成為這個世界最基本的面貌，而分析和批評圖像被看作當代人最具有發展潛力的能力之一。正是在顯示和認識現實中，當代人實現著完全意義上的溝通、對話和共享。

而對文學來說卻沒有這么明顯的優勢，在這方面，它是以弱勢出現的，因而影視的強勢功能也慢慢影響到文學的發展。影視藝術確實帶給文學諸多啟示，僅就蒙太奇技巧對文學的影響就不可低估。自它誕生以來，格里菲斯、愛森斯坦等相繼拓寬蒙太奇的實用領域，使蒙太奇成為當下影視中最重要的技術手段之一。而且影視中的其他技巧如平行剪輯、快速剪接、快速場景、聲音過渡、特寫等都開始被小說和戲劇借鑒而應用。

總之，當代中國文學的多種元素被影視所同化與吸收，發生了質的變化，使影視藝術成為時空綜合的視聽藝術，而影視的先進技巧也被文學所模仿和利用。所以，當代中國文學和影視藝術在“技”和“道”的層面上互相學習，互相滲透，在新的文化語境中作出適合各自生存發展的明智的審美選擇。

二、影視和文學在相互改編中各自堅守與創新

自改革開放以來，商業化和商品化的大潮蕩滌著人民穩定的心理結構，人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生存狀態乃至整個社會的行為模式都在解體中重構，實用功利主義原則搶占了話語霸權的制高點，并以強者風范滲透到包括文學、影視等藝術在內的一切精神和意識形態領域中，所以現當代文學與影視的默契在風雨飄搖中凸顯出變異和凌亂的勢頭，而改編(以小說居多，不僅是精英小說，還包括武俠和言情小說)則成了這一橋梁的“捷徑”。

一些影片把人們所熟悉的典型形象搬上了銀幕，再現了各個時代的歷史風貌，使經典文學作品得到了新的意義詮釋，有力地促進了影視藝術的發展，同時也為名著改編影視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而有些影片演火了，也被改編為小說。那么改編應遵循什么原則呢?魯迅先生在給孟十還、山本初枝等的信以及《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和《(阿Q正傳>的成因》等文章中，針對別人改編他的作品或他人改編別人的作品發表了許多中肯意見，并特別強調兩點：“一是改編要尊重原著的創作意圖，二是改編要正確地把握人物性格邏輯。”改編既要有堅守原有劇情的孤獨意識，又要有拓寬新視野的合作精神。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力圖挖掘民族文化的第五代導演，如張藝謀、陳凱歌等就做出了榜樣。他們豐富的人生閱歷、天才的專業稟賦、傳統的文化底蘊以及時代賦予的開放性思維模式促使他們在藝術殿堂里縱橫捭闔，并把自己深刻的哲學、文化和歷史的思考融進了影視本體，他們的經典之作幾乎都是改編而來：張藝謀成名作《紅高梁》由莫言同名小說改編而成；《黃土地》其母本為柯藍的散文《深谷回聲》；張軍釗《一個和八個》源于郭小川同名敘事詩；劉恒《伏羲伏羲》改編成《菊豆》等。在改編中，他們仍然保持與原著思想的一致性，堅守陣地。

但由于帶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主觀藝術體驗，又以一種非合作的姿態去審視本文，使其呈現出與原著不盡相同的藝術風格和個性色彩。影視對文學作品進行二度創作，有利于導演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且相對縮短的生產――流通時間更符合影視商業產業化的運行規則，所以目前我國影視改編文學這種“投機取巧”的方式，不僅使編導者名利雙收，而且讓文學及其創作主體也因此而獲利受益，作家借助影視抬高身價，文學文本也備受青睞。

但是，影視與文學畢竟有很大的不同，德國學者克拉考爾 說：“小說和電影也互有不同：它們形式特征毫無共同之處，它們所抓取的世界也互不相同……這些形式特征表現在對時間、速度、空間和表現角度(視角)等元素的處理上……”又說：“一切小說都側重于表現內心的發展或存在的狀態。”“電影傾向于表現一種仍然跟物質現象緊密地仿佛由一根臍帶聯結在一起的生活，而它的情緒和理智內容即來自這些物質現象。”現當代文學名著本身就是一個較完美的結構體系，其中的形象塑造和內涵張力具有無法替代的穩定性，所以改編可能造成其穩定系統的失調，這對改編者的創造力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它要求編導者有創新的勇氣和新穎的視角，重新構建一個和諧的穩定系統。而這種系統的轉變最明顯受到影響的便是“話語”的“改頭換面”，所以需要探討文學和影視的“話語”。

然而，影視藝術作用的結果反映在人們對影視與小說關系的認識上，表現了小說對影視藝術的屈從和依附，于是便產生了“趨影視體”小說。就文體特征而言，“趨影視體”主要表現為敘事的大眾化和話語的程式化。其結果是小說與影視劇本之間的差異被削弱，小說的“味中之味”被消解。這種文體在追求環境描寫的視覺造型、簡潔明快的對話和蒙太奇結構，更多地融入了影視藝術的技巧、技法，體現了鮮明的影視化傾向，同時仍保持小說的獨立品行。特e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說家在影視作品基礎上進行再度創作，將視聽符號向文字符號轉換，這就是產生的小說“后生”現象。

三、影視和文學以不同的話語模式影響著對方的敘事方式

從符號學和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講，觀賞藝術(當然包括文學和影視)的過程就是受眾對藝術文本的解讀過程。這個過程不僅要靠視覺暫留視像的生理機制，而且還依賴于受眾的想象、聯想與記憶，依賴于對形象與情景的再創造。受眾對藝術文本信息的接受，是一個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多層次復雜構成的心理活動過程。

盡管在文本本體上影視與文學話語模式不同，但文學的敘事方式與其想象世界之間和影視的敘事方式與其虛構世界之間有不少共同點，即都可以采用各種組合切割的敘述方式。

篇（3）

關鍵詞：古代文學；植物；意象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2-0008-01

中國古代文學善于寓情于物，善于運用象征等手法，最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集中于植物上賦予眾多的擬人與象征意義。植物因其外貌特征（象）而得名，然后因名成像，即文學意象。

一、意象形成于人生世道之悟

古代文學中的意象是指作者想表達的內心情感，內心的意一般是關涉到人生世道。意象的形成與表達往往離不開“境”，意象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大部分通過含蓄、模糊手法而達到一種“境有盡而意無窮”效果。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一語道破：“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在古代文學中，作者把內心思想感情集中于對人生世道之悟與所描寫客觀景物完美融合起來便形成意境。

在文學作品折射的意境中，寫景狀物是為更好抒情，即化景物為情思。雖然古代文學中意象有著不同表達方式，但是可感覺到意象往往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表達一種對人生感悟與思考。思考到人生短暫、痛苦等多重情愫，認識到要充分享受人生美好時光，不能浪費消耗生命，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價值，對人生充滿希望；把自己的美好希望與愿望寓情于景，托物以情等等。

二、水仙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意象

水仙具有清韻、幽雅、芳香的特點，在歲末寒冬百花凋零時反而開花。它進入文人審美視野后，作為一個獨特意象出現于文學領域。人們賞其“形”取其神，賦水仙以“清、貞”為主的人格諸種意象。

水仙被賦予女神意象。一是作為洛神(凌波仙子)的象征意象。曹植的《洛神賦》序描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毖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1]《洛神賦》作為名篇千古流芳，洛神意象也被后人反復使用吟唱。“凌波仙子”美好名字，在荊州地區沿用，被詩人們廣泛使用傳唱，作為水仙花最常用象征意象。二是湘水女神(湘妃/君)的象征意象。屈原的《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兩篇，后人以湘君、湘夫人即堯之二女為范本，構想出二女與舜之愛情故事。《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南巡湘山祠，突遇大風，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2]文學家熱衷于相信凄婉愛情故事，對娥皇女英的忠貞加以象征詠嘆，水仙的湘水女神意象就經常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中。三是漢水女神(江妃)的象征意象。漢水女神在漢代魯、齊、韓三家的《詩經》學者，曾記載故事:傳說有一位叫鄭交甫男子，在漢水之濱遇見兩位出游神女，兩相悅慕并愉快交談。神女應交甫請求，解下隨身玉佩相贈，鄭交甫喜出望外之余在舉步間卻又失去眼前神女和懷中玉佩，因此懊悔不已。此傳說烘托出水仙的縹緲與神秘意象。

水仙亦有男神意象。一是屈原的象征意象。晉.王嘉在《拾遺記.洞庭山》中記載:“屈原以忠見斥，隱于沉湖，披纂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采柏葉以合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3]屈原投汨羅江而死，被追思為水仙，而水仙姿態高雅，品性貞剛，自然將它攀附為屈原化身并將其意象與屈原相關聯。二是琴高的象征意象。后世有將水仙花比作水神琴高，《列仙傳》中記載:“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之間二百余年。后辭，入琢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于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日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余，復入水去。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琢中。出躍赦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4]

水仙在文學作品中被定型后，其意象也進一步繼承和品格的升華。水仙的類比意象總體有洛神、湘神、靈均、琴高、姑射、青女、素娥之類。

三、其他常見植物的古代文學意象

梅花的君子象征意象。最早記載梅的文獻《尚書?說命下》提到“若作和羹，而為鹽梅”。可見，梅花既可觀賞，又具實用的“內外皆佳”花卉，符合儒家知識分子的古代文學家價值標準。梅花喜溫濕，野生梅花多在水畔、山谷，水邊梅花有早春先發特性，后來人們對水畔梅花疏影橫斜之美的認可，梅花伴水成為古代文人對景物攝取模式之一，另外，梅花枝干橫斜孤峭挺立，被文人們贊賞和大力描寫。梅花瘦而且貞霜，磨雪折骨愈加奇，被寫進很多君子象征的文學作品中。

草的喜怒哀樂象征意象。屈原首先確立“香草美人”傳統形式，香草為美人作襯托。置草又名忘憂草，文獻最早記載于《詩經?衛風?伯兮》:“焉得首草，言樹之背。”后來朱熹注曰:“首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5]”稱其“忘憂”是因為首草，食之令人好歡樂，忘憂思，“北堂”代表母親。基于此，古代游子要遠行，會先在北堂種營草，希望母親減輕對孩子思念，忘掉煩憂。

植物之間象征意象的比較寄托愛憎情感。松、柏、梅、竹、水仙為被古人譽為五君子，后來的乾隆皇帝合詠五君子的作品最多，吩咐文征明畫松、柏、梅、竹、水仙為五君子圖，乾隆皇帝非常喜歡五君子這個組合，不但寫多首詩歌來吟詠，還特意要求臣子作五君子圖以供欣賞。松、竹、梅被合譽為歲寒三友，為中國傳統凌寒花卉，聲名地位也甚高，水仙與不相上下。通過水仙與荷花的對比，突出水仙意象的層次，水仙可傲寒，荷花在秋風中凋零;荷花根部離開淤泥不能存活，水仙卻可離開泥土，憑清水開花;水仙根部須白皓凈，可將其作為造型部分與水仙花葉同賞。有的文學作品甚至貶損荷花，居然賦予格調低下象征:以蓮花喻、候臣；但多數情況下荷花用來比喻士大夫芳潔之志，用來比喻女子貞潔自守等。

參考文獻：

[1]曹植等著，三曹集[M]，岳麓書社，1992,247。

[2][漢]司馬遷著，史記[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8。

篇（4）

在我國翻譯理論的建設過程中，翻譯標準是學術界一再探討卻沒有定論的話題，從漢代的譯經活動算起，翻譯在我國業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而翻譯標準問題似乎也順應了劉勰“文變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詮釋。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演變中，翻譯標準理論已經演繹出了自身獨特的歷史軌跡和一套豐富的理論體系，但鮮有人對這一歷史進行清晰的勾勒并作出合理的評判。有鑒于此，拋開古代經書翻譯不論，僅就近代開始，從嚴復提出“信、達、雅”到“直譯”、“意譯”，從郭沫若提出“風韻譯”到傅雷的“神似”說和錢鐘書的“化境”說，再到后來辜正坤提出的“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等，本文對每一時期的重要翻譯標準理論進行了分析，以呈現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理論的演變歷史和時代特質，為以后的文學翻譯研究提供有益的啟示。

在最初的佛經翻譯中有“文”“質”的標準之爭，可以看作直譯和意譯之雛形。“文”即文采和形式，主張“文”的翻譯家強調翻譯的修辭和可讀性，這是對翻譯作品形式的要求；“質”即內容，主張“質”的翻譯家強調翻譯的不增不減和忠實性，這是對翻譯作品內容的要求。孔子有“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之說，故只強調“文”或只強調“質”的翻譯觀僅僅抓住了文章“肌質”和“骨架”中的一面。嚴復于1898年提出了相對全面的翻譯標準：“信”、“達”、“雅”。郭沫若對嚴復的翻譯思想非常贊同：“嚴復對翻譯工作有很多貢獻，他曾經主張翻譯要具備信、達、雅三個條件。我認為他這種主張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備的。”他尤其從文學翻譯的角度對其進行了肯定：“翻譯文學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個條件(即“雅”——引者注)，因為譯文同樣是一件藝術品。”按照嚴復的本意，“信”即忠實于原文，“達”即翻譯的流暢，“雅”即譯文的典雅。翻譯界對第一和第二個標準較為贊同，但對第三個標準卻存有懷疑，因為非文學作品的翻譯不一定要求文字的典雅，比如對自然科學著作的翻譯，典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損其文體特點。此外，嚴復在當時所說的文字的“雅”實質上是要求用文言文來進行翻譯，隨著的深入發展，白話文最終取代了文言文，如果現在依然堅持嚴復的“雅”說，倒有維護文言文體之嫌。也即是說嚴復的翻譯標準在文學翻譯的維度上已經失去了歷史進步性，難怪在評價嚴復的翻譯標準時曾說；“嚴復的英文與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茍且，故雖用一種死文字，還能勉強做到一個達字。……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也應該占有一個很高的地位。”為何說他的翻譯只能勉強做到一個“達”字呢?從翻譯史的角度來講，與嚴復有根本的不同：一是從翻譯的文字上講，嚴復僅是“古中文程度”很高，而文言文作為書面語的存在方式是不可能做到“明白曉暢”的，其讀者群體相對有限且難以融合“新知”；二是從翻譯的作品來講，嚴復處于近代翻譯的繁盛期，其譯文只能算是古文學的一種成就，而則是處在翻譯的新紀元——現代翻譯時期，其作品具有清新的白話氣息，二者關于“達”已經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到了五四時期，“啟蒙”的要求和“別求新聲于異邦”的實踐使翻譯文學成了新文學在文體、思想和創作方法上效法的榜樣。這一時期，直譯、意譯和歸化譯是翻譯標準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種。意譯是站在譯人語國的立場上，按照該國傳統的審美情趣和審美標準把原著的內容和思想精神翻譯出來，從這個角度講，意譯就是一種歸化譯。由于意譯的作品比較符合譯入語國的審美習慣，讀者一般不會產生閱讀障礙，翻譯作品易于被接受。但優點和缺點似乎從來都是二律背反的關系，優點越突出的東西其缺點也比較明顯，意譯的審美“歸化”反過來也是它的一種不足，它使原著承載的外國文化信息和異域色彩受到了折損，魯迅在《關于翻譯的通信》中對意譯作出了這樣的批判：“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能懂，如果你好像已經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同時，魯迅在該信中也批判了“歸化”說：“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一個翻譯者往往會根據不同的需要而正確使用直譯和意譯的方法，一部翻譯作品的成功是應用多種翻譯標準的結果。比如郭沫若在修改《茵夢湖》的時候就用到了直譯和意譯兩種方法：“我用的是直譯體，有些地方因為遷就初譯的緣故，有時也流于意譯。”魯迅盡管反對意譯，但他反對的只是遠離原著的意譯，他認為直譯和意譯的協調配合才能更好地翻譯原文：“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對于譯人語國的讀者來說，“易解”便更多地需要意譯，“保存著原作的豐姿”則更多地需要直譯。

直譯是為了保持原著的外國味，意譯或歸化譯是為了保持譯入語國的文化特點，二者均未在魯迅所說的“易解”和“豐姿”上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回顧中國翻譯標準的演進歷史，我們會發現郭沫若是最早找到該平衡點的理論家和實踐者，因為只有有了郭沫若的“風韻譯”翻譯標準論，才會有后來的“神似說”和“化境說”。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界和翻譯界的多產者，郭沫若大量成功的翻譯實踐在促進我國新文學尤其是詩歌發展進步的同時，也顯示了他翻譯理論的完備與合理。郭沫若的翻譯理論思想主要集中體現在《談文學翻譯工作》、《論文學的研究與介紹》和《討論注譯運動及其它》等幾篇談論文學翻譯的理論文章中，此外，他為其翻譯作品所寫的40余篇“序”和“跋”中也時有翻譯思想的閃光。郭沫若最早在1920年發表的《附白》一文中闡發了他的文學翻譯標準觀：“詩的生命，全在他那種不可把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于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

“風韻譯”便是郭沫若認為的翻譯標準。何謂風韻譯呢?“風”是對文章美學特質的一種抽象說法。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人們常用“建安風骨”或“魏晉風度”來概說這一時期的文學特點，魯迅對建安文學的風骨作過這樣的總結：“歸納起來，漢末，魏初(即建安前后，公元196～220年——引者注)的文章，可說是：清俊，通脫，華麗，壯大。”可見魯迅理解的“風”是從美學角度來談論的一種文學品格。什么是“韻”呢?古人談文章時常說文章應追求“言外之意”和“韻外之致”，“韻”當指文章的雅致，它常與“神韻”、“風韻”相連，要求詩歌寫得空靈，給人“悟”和“品”的空間。這與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意境”說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有“韻”者必得其意境。就狹義的范疇來說，“韻”與音韻相通，指文章的一種外在形式。因而，“風韻”主要還是一種形式美學，包含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混沌和感悟性特點。郭沫若主張風韻譯主要是從譯文的美學角度來要求翻譯不僅要通達和雅致，而且要具備形式美。注重譯文中的美學要素可以說是郭沫若對前人翻譯理論的突破，也是他對中國翻譯理論的重大貢獻。在郭沫若之前的翻譯理論中，很少有人專門就譯文的形式和其它美學要素發表過見解，而在郭沫若之后，人們才對翻譯在形式和美學上提出了要求，所以說郭沫若在中國翻譯標準的理論演進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鏈接性作用。風韻譯不同于嚴復的“雅”，因為雅僅僅是文字層面的標準，但和傅雷、錢鐘書的翻譯標準觀有相通之處，極端地說有一致之處，因此，我們今天很難說傅雷和錢鐘書的翻譯觀沒有受到郭沫若風韻譯直接和間接的啟示。因而，郭沫若的風韻譯是對前人的超越，同時啟示了中國后來諸家的理論觀點，他是中國翻譯理論界中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人物，其翻譯觀點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在當代翻譯史上，傅雷在1951年提出了文學翻譯的“傳神論”標準，這較先前的翻譯標準更加完善，他說：“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神似而在形似。”他把“意似”——譯文同原文在內容上的一致性——視為翻譯的最低標準，以為如果譯文能在形式和精神上同時一致，即達到了“神似”，才是翻譯的最高標準。傅雷提出的“傳神論”標準看似很好地解決了意譯和直譯的不足，但要真的實現譯文的神似卻是不可能的，就連傅雷自己也說：“‘神似’和‘形似’不能同時兼顧，我們應大膽地擺脫原文形式，著意追求譯文與原文的‘神似’。”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傅雷的翻譯標準在早先的直譯和意譯的天平上偏向了意譯，對譯文在形式上保持原作風格十分不利。

篇（5）

引言

隨著我國醫療事業的發展，對醫學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而醫學人才專業能力、職業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了醫療服務質量。因此，醫學教育中，必須強化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在現代社會里，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已成為醫學生培養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對培養專業的醫學人才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質教育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在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過程中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可以提升醫學生的人文素質，為我國現代醫學人才的培養質量提供保障。

1.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關系

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國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友愛、友善、誠信、守法、愛美”等，中國傳統文化包含了優秀的精神成果，是進行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豐富思想資源，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引導醫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而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目的就是為我國現代醫療事業培養專業、素質高的醫學人才，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好壞直接決定了醫學人才質量。在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中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可以為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提供豐富的素材，讓醫學生接觸到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通過中國傳統文化，不斷熏陶醫學生，從而提高醫學生的人文素質。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有著直接的關聯性。

2.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必要性

就當前醫學教育工作來看，過重的強調醫學生專業技能的培養，忽略了人文素質，以至于所培養出來的醫學生難以滿足醫療事業的需要。在現代社會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醫療服務要求也越來越高，而作為醫療服務事業的從事者，醫學生人文素至關重要。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不僅僅是指醫學專業知識的教育，同時還包括了醫學人文精神修養，要求醫學生具備良好的思想品德、修養和氣質，要具備人文關懷意識。隨著現代醫療事業的發展，對醫學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想滿足現代醫療事業發展的需要，在進行醫學教育的同時，就必須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不斷提高醫學生的人文意識，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思想觀、道德觀，從而為我國現代醫療事業培養出更多的專業性醫學人才。

3.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融合

3.1樹立科學的醫學教育理念，構建完善的醫學人文教育體系

傳統的醫學教育理念中，對人文素質教育還不夠重視，偏重于專業技能的教育，從容使得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成為了制約他們發展的一個短板。現代社會里，對醫學生人文素質要求也越來越高，傳統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導出來的人才難以滿足現代醫療事業發展的需要，面對這種情況，針對醫學生的教育，就必須樹立科學的醫學教育理念，要在繼承中國傳統醫學人文精神的基礎上，以“人的全面發函理論、人文主義理論”為指導，堅持醫學教育的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融合，積極構建完善的人文教育體系，從而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的前面發展，不斷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

3.2樹立文化自覺意識

所謂文化自覺意識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文化的一種合理認知，換句話說，就是人們對一種文化的產生、形成過程、特色以及發展趨勢都有一定的認知，能夠在文化環境下增強自主地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財富，能夠只一人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加大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也是我國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因此，在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中，應當自覺樹立文化意識，將傳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醫學人文精神作為人文素質教育的核心內容來進行教育，將人文精神貫穿落實于醫學生培養之中，從而不斷提升醫學生的醫學人文素質，增強醫學生的社會責任擔當，引導醫學生樹立健康的人生觀、價值觀、思想觀。

3.3加強醫學人文師資建設

在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中，教師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師人文素質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了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對于醫學生而言，他們深受教師的行為舉止的影響，教師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可以讓學生耳濡目染地養成好的行為習慣，增強自身的人文素質；反之，教師人文素質差，就會影響到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為此，在醫學生認為是指教育中，要加強教師的培養。教師人文素質的提高可以通過中國文化的學習，讓教師去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醫學精神，從而不斷提高教師的醫學人文素質。同時，要強化教師專業知識的教育，提高教師的專業文化水平，不斷優化教師知識結構，從而更好地服務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工作。

3.4營造良好的環境

在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中，環境十分重要，好的環境提高學生的醫學人文素質。為此，在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中，要想提高醫學生的人文素質，就必須重視環境的營造。針對校園環境，學校應當要突出醫學特色，在建設校園文化中要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醫學特色。在教學樓、科研樓、科學館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國傳統醫學文化來明明，如扁鵲樓、華佗路等，從而營造一個良好的校園環境，讓學生在充滿傳統醫學人文精神的環境中學習、成長，不斷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質。

3.5開展豐富多樣的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實踐活動

篇（6）

三、醫學的傳播

中國醫學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傳統科學。2000年前所奠定的理論體系，至今還在醫學的實踐中發揮作用，歷代醫學尊為經典的《黃帝內經》，仍然是今天中醫的必讀教材。

然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19世紀西學東漸以后，在中國古代科學領域中，雖然中國醫學作為碩果僅存，能夠繼續生存和發展，但當時“中醫不科學”的貶辭也隨處可聞，一些近現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曾聲言不信中醫，或者不請中醫看病。

一方面在中國古代醫學中，特別是在它的基礎理論中，確有不科學或不夠科學之處；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十分發達的今天，繼續發揮很好的作用。能否從傳播學的角度，對這種矛盾現象進行新的觀察和思考呢？這里只能提綱挈領地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陰陽、五行——在實踐中可視為一種傳播符號

陰陽本是古人解釋自然現象的一對概念，進入中醫學以后的陰陽學說，成為用來解釋人體腑臟生理以及診斷、治理和處方用藥的一種說理工具。春秋時期的醫和認為，人致病原因有“六氣”，即陰、陽、風、雨、晦、明。他還說，“陰寒疾，陽熱疾”。意思是陰氣太盛使人患寒病，陽氣太盛使人患熱病。這種理論很難用今天的科學原理來說明它，但它本質上是唯物的“氣”一元論，帶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陰陽是一組對立的屬性，既是對立的，又是互相依托的，同時還是互相消長的，即所謂的“陰消陽長”、“陽極反陰”、“陰極反陽”，可見，陰陽學說反映了古人對事物矛盾的認識，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至于陰陽學說后來為儒、道家所利用，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主張和宗教迷信服務，則自當別論。

陰陽學說用到醫學理論中，雖然也有一些牽強附會的地方，但它在描述人體的生理和病理變化，以及在診斷和用藥歸類上，起了至今仍然無法否定的作用。人體在生理活動過程中，物質與機能之間，必須經常保持著相對的動態平衡，如果陽氣（如熱能）與陰質（如體液）在消長過程中不能保持這種平衡，就會產生陰陽的偏盛偏衰，從心理狀態向病理狀態轉化。所謂“陽勝則陰病，陰勝則陽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就是這個意思，[9]治療時則“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寒熱理論是陰陽學說具體運用到醫療實踐中時用得最多的理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陰陽，還是寒熱，其作用都突出地表現為對病理現象的分類，起到類似標記和符號的作用。雖然這種陰、陽、寒、熱，很難用現代醫學的語言來做細致的描述，更難以作量化分析，但它把具有某種相同特征的病理歸為一類，如寒癥或熱癥，然后對癥治療，就不能抹殺其科學性。與此相匹配的是，中藥雖然多達數千種，但其性能也可以用陰陽加以概括。中醫藥性分為寒、熱、溫、涼四類，溫熱藥屬陽，寒涼藥屬陰。所以，雖然陰、陽二詞有些玄，似乎不可捉摸；寒、熱有時也難以區分，更難以定量，但它們作為一種符號，用以標識同一類病理，或同一類藥物，這在醫療實踐中是有意義、起作用的、這是2000多年的醫學歷史充分證明了的。

中國醫學還把古人的五行學說搬到醫學理論中，五行即古人所認為的人們生活離不開的五種物質——金、木、水、火、土。五行說搬到醫學中來以后，金、木、水、火、土分別以肝、肺、腎、心、脾代表之。五行說在醫學中的應用，不乏牽強附會和主觀臆造的部分，并含有機械循環論的成分，但其積極意義是，它強調人的臟器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化的關系，這對于醫療實踐是有指導意義的。金、木、水、火、土套用到醫學中，不過是社會意識形態滲透一切的證明，沒有帶來多少新的實質性內容。剝去其神秘主義的成分，五行之比五臟，只不過是一套新的術語、新的符號而已。甚至于中醫學中的肝、肺、腎、心、脾，也分別是人的某些生理功能的符號，它們與現代解剖學中的肝、肺、腎、心、脾并不完全相同，雖然后來的解剖學證明，某一功能并不是這一種臟器所發出的。因為這個符號標識的是某些生理功能，并不確指某具體的臟器。比如，中醫學中的“心”有“主神明”的功能，故有所謂“心者，精神之所舍也”的說法。而解剖學證明，心臟根本無此功能。

（二）藥物學的積累式傳播

《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被奉為中藥學經典。全書分三卷，載藥365種（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簡練古樸，成為中藥理論精髓。

中國所使用的藥物，絕大多數是植物，其中又以草本植物為多，故中國古代藥物學著作，幾乎都稱“本草”。自漢至清，“本草”傳之不絕。中國最早的藥物學專書——《神農本草經》，出現于漢代。該書共載藥物365種，是由若干醫家陸續寫成的。梁代陶弘景把新發現的藥物又整理出365種加進去，編撰成《本草經集注》。唐、宋時期，朝廷曾組織專人整理修訂中藥學書籍。唐代蘇敬等人編寫的《新修本草》是我國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藥典，比西方著名的紐倫堡藥典早883年。明代李時珍“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綱目》。該書52卷，共載藥1892種，繪圖1160幅，這一巨著對我國醫藥學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清代的趙學敏又在《本草綱目》的基礎上，補充藥物716種，編成《本草綱目拾遺》，共載藥2608種。[10]以上情況說明，中國的藥物學，是一代一代的后人不斷豐富補充前人的著作的結果。它靠知識積累，滾雪球式地傳播到今天，堪稱源遠流長。

（三）借注經立言，嚴重妨礙醫學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黃帝內經》，奠定了中國醫學的理論體系，也確立了它在中國醫學中的經典地位。堪稱經典的，還有醫圣張仲景的《傷寒論》等權威著作。歷代著名醫家，借經典立言，著書立說的比比皆是。這種注釋經典的風氣對醫學界影響很大，以至于人們認為，不注經就不是名家。所以，中國醫學雖然歷史很長，學術爭鳴空氣卻不濃，大多跟著經典走。醫學史上的金元各家學術爭鳴，對豐富和發展醫療方法頗有成就，但是這樣的爭鳴并不多見，特別是與經典著作爭鳴更無勇氣。明清時期，溫病（屬于急性外感熱性病范疇）的研究比較熱。一些醫家，在總結既往醫療實踐的基礎上，對溫熱病的發病原因和診治等提出了新的見解，對后來研究記性熱性病的治療有相當深遠的影響。“不過有的溫病學家，由于受時代的局限，他們沒有勇氣申明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已經突破前人的論述，反而強調他們的見解，都是符合‘經旨’時，因此在某些論點上，難免出現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1]每個醫家著書立說，都唯恐別人指責沒有經典上的根據，就使得中國醫學只能套著前人的步子走。因此，中國醫學起步早，發展慢，基本理論體系未有人突破。

本文以中國最古老、最有特色的幾門科學天文學、數學、醫學為例證，研究了中國古代科學傳播的狀況及特點、從中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一個社會中，逆向傳播難以存在，其科學就難以發展。

所謂逆向思維，就是傳播跟當代社會的主流觀點相左的看法與信息；對于科學的某一領域來說，就是傳播與這個領域的經典著作或者權威性觀點不同的意見與信息。

在古代的封建專制社會，沒有思想自由可言。天人和一、陰陽五行這類官方意識形態，是不可以挑戰的，學者總是試圖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去印證它們。中國天文學盡管歷史悠久，積累的觀測資料舉世罕見，但始終籠照在神秘主義氣氛中，出于對天的敬畏，不能客觀地解釋天文現象，所以除了為制定歷法服務以外，就是把觀測到的天文現象作“預測”吉兇的根據，天文學差不多成了占星術的附庸，自然也就產生不出出色的天文理論。

即使在不涉及意識形態的學科，逆向傳播也常常困難重重。某一權威著作被奉為經典以后（特別是在得到朝廷的賞識和肯定以后），與之向左的科學觀點就很難露頭。中國傳統文化有的注經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學者不敢偏離主流，另辟新徑的表現。當然注經也有其必要的、積極的一面。有的學者有了真知灼見，卻因與傳統觀點不同，也以注經的形式，曲曲折折地表達出來，怕被指責為離經叛道。因為離經叛道者歷來很難得到承認，還可能受到打擊和迫害。

清朝有個醫生王清任（1768～1831），深感了解臟腑情況對醫生的重要。他說：“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于盲子夜行。”（《醫林改錯·臟腑記敘》）他對經典中有關生理和病理的論述大膽提出懷疑，為此曾親至義家、刑場，觀察尸體臟器，還與動物內臟比較，發現古書所繪臟腑圖形與實際有不符，遂將42年的觀察所得繪成《親見改正臟腑圖》，連同他的醫學論述，一同收載于《醫林改錯》中。王清任在該書中明確提出，“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的觀點。但是他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卻遭到冷嘲熱諷，他被譏為在死尸堆里靠吃胔肉起家的，對他的《醫林改錯》很長時間不予承認，幸得當時的西學東漸之風，未聞王清任受到迫害。

圖為王清任在觀察人體臟腑

毫無疑問，當一個社會中，學者隨時心懷被指責為“離經叛道”之憂，就很難有劃時代的科學理論提出，更談不上爆發科學革命。

長期的封建專制秩序何封建正統觀點，養成知識分子的保守傳統，不肯接受新事物，也增加了科學傳播的困難。比如要學習西方數學，除了接受阿拉伯數字和其它一系列數學符號以外，書寫形式上采取橫寫也是不可少的，這種書寫方式在利瑪竇來中國時已經帶來，例如利瑪竇、李之藻編撰的《同文算指》，就是用橫寫的漢文數字來介紹西方筆算的。但差不多半個世紀后，像梅文鼎這樣優秀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還堅持使用老符號，并且又改橫寫為豎寫。[12]只是在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被摧毀以后，中國才掃除了接受近代科學傳播的障礙。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科學無、科學無國界等有利于科學傳播的觀點，逐漸深入人心。（連載完）

注釋：

[1] 顧炎武《日知錄》。

[2]《史記·歷書》。

[3]《史記·歷書》。

[4]《史記·歷書》。

[5]《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1938年。

[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

[7]《顏氏家訓》。

[8]《古今數學思想》，第1冊290頁、301頁，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

[9]《實用中醫學》，第27-30頁，北京中醫學院、北京中醫學校編，1981年。

篇（7）

一次回眸，是在玫瑰花開的月下，嬌嫩如玉的面額，不知怎么被流星點紅？在那離別的一瞬，她回首宛爾一笑，閃過晶瑩的流星，拖著長長的情絲，投進了深深的清潭。她雖然像云兒纖纖飄去，清潭再也寧靜不下，涌動起夏日月夜的潮頭，到了月倩荷香時節，清潭中浮起了皎月，那月中的金桂，飄溢出眸子的清香。

初 吻

情竇初開的花蕊，滾動著帶霞的露珠。吻是飛來的蜜蜂，播種的是春天萌動的種籽。燕子翩翩，銜來的是初吻的綻開新芽，撩人的荷香，婆娑著初吻的爛漫。雖然，綠色被大雁叨去，荷香被燕子捎走，然而，那次初吻的種籽，卻在風雪中綻放開如火的紅梅，映紅了皚皚的雪峰。

桃花海

篇（8）

摘 要：針對國際貿易理論本科教學中存在的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等現實問題，認為，在教學中缺乏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是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礎上，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存在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煉，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和研究。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 本科教學; 哲學線索; 歷史線索。

對于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生們來說，面對《國際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教學，都頗有畏懼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理論較之國際金融理論和其他經濟學科，具有更多的幾何圖形和數理實證分析，理論發展又具有較強的邏輯連貫性，要求學生既具備扎實的微觀宏觀經濟學基礎和基本的高等數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邏輯分析能力，甚至還需要一點對經濟問題研究的熱情和興趣[1]。在教學中，教師往往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說教中去;

在學習中，學生往往忽視邏輯思維整體把握，割裂各個數學模型間的聯系，陷入死記硬背的痛苦境地從而，在教與學方面，都達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忽視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 缺乏哲學和歷史的視野，必然將國際貿易理論說教成干巴巴的數學模型和幾何線條，使得課程的教學缺乏生氣和現實感。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綜觀幾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我們發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其發展也存在著清晰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把握好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與歷史線索，才能使我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理解和學習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上。以下，筆者結合自己本科教學的心得體驗，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提煉和總結，希望對同行的教學有所幫助，并有助于學生更深刻地把握國際貿易演化中存在的潛在規律。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句來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這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古典的勞動和成本價值理論和新興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綜合起來，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構建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3]，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來，后經阿羅、德布魯等現代經濟學家的嚴格證明，使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完全公理化。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在古典與現代貿易理論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古典貿易理論，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同質性和唯一性的假設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段; 而現代要素稟賦理論，貫徹要素價值論的原則，引入另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在兩部門不同要素比例的條件下，生產可能性邊界呈外凸狀。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新貿易理論有三大貿易理論模型，它們是外部規模經濟模型、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外部規模經濟模型仍然應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說明外部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 而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則將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分析方法應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去，從而證明了產品的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的非合作行為在國際貿易中的決定作用。

(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理論( 供求價值論) ，即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綜觀各種貿易理論，其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可用下圖加以概括。

?圖 1 國際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從思維的高度展現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哲學脈絡。綜觀諸多國際貿易數理模型，大多可以從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幾何曲線的變化中得以生動說明。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的變化： 或呈直線狀( 古典貿易理論) ; 或呈外凸狀( 現代要素稟賦理論) ; 或呈內凹狀( 新貿易理論) ; 或內外移動或偏向不同的坐標軸( 反映要素積累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社會無差異曲線的變化： 或內移或外移( 反映一國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軸或偏向 Y 軸( 反映一國對 X、Y 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彎曲或平緩( 反映一國對兩種產品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對價格線的變化： 或相對平緩(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或相對陡峭(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劣勢，而在 Y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相對價格線上生產均衡點和消費均衡點的位置又呈相應的變化( 兩點合一反映一國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 兩點分離則反映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狀態;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左上方，反映一國出口 X 進口 Y;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右下方，則相反) 。三條曲線不同的變化組合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形態的變化。此外，作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則成功應用于貿易政策的經濟效應的分析中。所有這些分析又統一于以供求價值論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設下的全球化資源配置之道。這就是資源配置之道在國際經濟格局下簡潔而有力的演繹。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國貿理論的講授，如果過多地滲透進數理的語言，不免顯得枯燥乏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其學習和講授，歷史視野的引進也必不可少。縱觀數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筆者認為，存在著三大歷史動因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

(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歷史上，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存在著兩大流派：

一是自由貿易理論流派; 二是保護貿易理論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站在當時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重商主義; 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為反對當時的《谷物法》，從而為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進掃除了障礙; 李斯特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以對抗英法兩國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各學派的理論觀點也是在相互尋找對方理論邏輯漏洞的過程中而提出的，他們背后是所代表的階級集團的對抗，在思想層面上同時也是他們各自貿易理論觀點的精彩疊呈的博弈。亞當斯密批判了重商主義金銀是財富唯一形態的財富觀，將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更為科學的財富觀的基礎上; 李嘉圖為回應《谷物法》支持者對斯密絕對成本理論存在的邏輯漏洞的攻擊，創立了比較成本理論，夯實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基礎，使自由貿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廣的范圍; 李斯特則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出生產力理論以抗辯斯密的財富觀理論，創立符合德國國情的保護幼稚工業論，在理論上指導著德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階級烙印和人文情懷，其背景的充分展開，將展現出一幅生動而鮮活的歷史畫面。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歷史上，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雖然成功論證了各國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的貿易基礎，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并沒有解決貿易雙方利益的具體分配問題，特別是沒有解決進出口商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的問題。李嘉圖留下的這一國際貿易利益劃分問題的學術空白，被其后繼者約翰穆勒所填補。于是，穆勒創立了相互需求說，從而補充和發展了比較成本理論; 此后，馬歇爾又運用數學工具闡釋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說，以幾何圖形使這一學說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和羅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對 H-O 理論所遺留下的貿易利益在一國內部分配和要素積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問題的理論空白進行填補。

國際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現為，隨著價值理論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日益將自己建立在更為科學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使貿易理論的發展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到供求價值論的不斷更替，國際貿易理論也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的演進，最終將技術、要素稟賦和偏好集于一體，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標準模型，從而使其理論基礎更為堅實完善。

(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參加國際貿易的各國將出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豐富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稀缺的要素的產品。當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來實證檢驗美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時，卻得出了與這一結論相反的結果。如何解釋這個被普遍認為正確的理論卻又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相矛盾的現象，引發了戰后一系列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從而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向縱深發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來國際貿易發展歷程，從勞動分工形態演變的大尺度看，過去一百年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的不同工序、區段、環節和流程; 為應對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國際貿易理論也順次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理論( 以比較優勢原理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 、產業內分工理論( 新貿易理論) 、產品內分工理論階段[6]。二戰后，國際貿易所表現的特征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預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來，約2/3 甚至更多世界貿易是發生在技術、資源和偏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其主要以制成品貿易為主。這對以產業間貿易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形成強大的挑戰，導致 1970 年代新貿易理論的誕生[4]94 -95。當前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入發展的現實，對以產品為基本分工對象的國際分工貿易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而正在發展成熟的產品內分工理論彌補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長期忽視工序層面分工現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動因，或單獨或共同地推動貿易理論大樹不斷地發展、繁榮壯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的誕生，既有填補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空白的需要，又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運動相聯系; 重疊需求理論的產生，既有應對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長期忽視需求層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的提出，則既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益的動因，又有理論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對參與國普遍有利，而二戰后的國際分工情形正好與之相反。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當然，這也對教師綜合知識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戰。哲學方法與歷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 同樣，高校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也必須將哲學和歷史線索充分展現，并且在必要時進行適當歸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講授效果。

參考文獻：

[1]文娟。《國際經濟學》課堂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實踐[J]。 經濟師，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經[M]。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強。 計量經濟分析能夠發現理論嗎? [J]。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9，( 01) : 74 -82.

篇（9）

0 引言

到目前為止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的培養單位已達158所，其中40所院校已產生（或即將產生）畢業生。在這過程中，許多與MTI教學密切相關的問題也日漸凸顯，例如教學課程的設置、師資隊伍的建設、教學方式的創新、實習基地的建設、畢業論文的模式、就業方向的擴展等。對于一門新興的專業，其發展必經歷借鑒和探索，需接受社會現實的各種挑戰。對于初接觸這個專業的學生而言，導師的存在就有了更重要的意義。

《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提出了三種論文形式：（1）項目：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選擇中外文本進行翻譯，字數不少于10000字，并根據譯文就翻譯問題寫出不少于5000字的研究報告；（2）實驗報告：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就口譯或筆譯的某個環節展開實驗，并就實驗結果進行分析，寫出不少于10000字的實驗報告；（3）研究論文：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撰寫翻譯研究論文，字數不少于15000字。穆雷根據翻譯行業的職業特點，借鑒其他專業學位中關于學位論文的要求并結合翻譯行業的實際操作流程提出將MTI的三種學位論文形式調整為四種，即重要崗位的實習報告、翻譯實踐報告、翻譯實驗報告和翻譯調研報告。之后，穆雷、鄒兵在此基礎上綜合歸納了MTI學位論文的五種方式：重要崗位的實習報告、翻譯實踐報告、翻譯實驗報告、翻譯調研報告和翻譯研究論文。由于沒有先例可循、沒有常規的寫作模式，在從選題到答辯的整個論文完成過程中，師生都有許多疑惑和彷徨。筆者在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所處的大環境下，從學位論文實際完成過程入手，探討導師在“設計者、誘導者、研究者和管理者”宏觀角色下的微觀角色。

1 論文完成過程中導師的角色

1.1 選題、開題——掌舵人

畢業論文作為對學生在校學習、研究、實踐成果與素質能力的檢測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選題、開題，作為論文的第一步將直接影響整個論文的成敗。因此，選好了題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穆雷、鄒兵在對首批15所MTI高校畢業生學位論文的統計中發現：翻譯項目33.9%，實驗報告0%，研究論文66.1%。這一數據說明大部分學生仍傾向于選擇傳統式的論文研究，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三種原因：第一，由于沒有先例參照，學生為了順利畢業往往會選擇有例可參的研究性論文；第二，由于沒有經驗，沒有明確的論文規定，導師為了指導起來方便多建議學生采用有先例的研究論文形式；第三，導師與學生交流不夠。據筆者了解，部分學校師資緊缺，導師帶領的學生不僅有翻譯方向的，還有語言學方向或文學方向;優秀導師帶領的學生甚至多大數十名。這種情況下，學生雖有意選擇其他論文形式進行嘗試但導師與學生交流較少某些想法得不到肯定、支持與實施，最終使學生的想法扼殺在搖籃中。

筆者對西南大學首屆MTI畢業生學位論文進行了統計，發現翻譯項目98.4%，實驗報告0%，研究論文1.6%。就“翻譯項目”與“研究論文”兩種論文形式而言，該數據與穆雷、鄒兵所獲得的數據差異較大，但這說明西南大學在把握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培養目標及突破傳統的論文寫作方面作出了較大努力。

以上兩組數據雖存在一定差異，但都顯示實驗報告為0篇的事實。是實驗條件不允許還是其復雜過程令人卻步？這值得深思。

由此看，論文選題不僅是對學生能力的測試，也是對培養單位教學條件的檢測，對培養目標把握程度的反映。選題、開題時，導師應像掌舵者一樣牢牢把握學生選題的大方向，引導學生更準確地理解培養目標，讓學生把握所選論文的目的、意義以及其科學性、合理性、現實性和可操作性，鼓勵學生勇于創新敢于嘗試。

1.2 寫作——教練員

作為論文的主體部分，寫作過程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是師生共同合作、緊密聯系的過程。翻譯作為一種認知活動，一種技巧，一種藝術，它要求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學生不僅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還要熟悉所選論文涉及的領域，例如法律、機械、醫學、建筑、哲學、科技等；要在熟練運用辦公室軟件的基礎上使用一定的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例如trados, wordfast, lingoes等；選擇實驗報告的學生還需要設計實驗、進行實驗、分析總結實驗。因此，寫作過程就是一把標尺，測量學生是否具備扎實的雙語能力、廣博的文化背景知識、熟練的計算機操作能力、嚴謹精益求精的態度和勤奮誠信的人格特征。

寫作過程中，學生就是球場上的球員，導師則是場外的教練——提供戰略戰術，但不參與比賽競技。《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雖提出了論文形式但具體要求、相應格式都未說明，加之無先例可參照，導致MTI學生束手無策，無從著手。導師應為學生指出著手點，如參照其他學科專業學位論文形式或國外同專業學生論文形式。此外，導師還可為學生提供一個模板，使學生能在此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動或改進。如西南大學已從首屆MTI學生開始采用這一方法，獲得了較好的結果。翻譯碩士與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最大的區別在于后者更注重實踐，更注重與其他學科（行業）的聯系。這一點在論文中得以體現。導師除要求學生勤于使用工具書，善于利用網絡，敢于向專業人士請教，還應要求學生具有“一絲不茍、嚴謹治學”的研究態度。畢業論文的完成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需要數次修改、刪除、增減才能完成。在這過程中，學生不僅要自改、互改，導師也要認真修改學生的論文，尤其是翻譯部分或實驗部分。

1.3 答辯——導演

畢業答辯是畢業論文的最后一個環節，是對學生專業知識及綜合能力進行測試的直觀環節。它要求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簡要概述自己選題的原因、背景、目的和意義，并回答答辯委員會教師提出的各種問題。由于其新生性，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答辯大多按照常規論文答辯程序進行，從而產生了不少困惑和困難。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解決。發現的問題主要包括：

1.3.1 形式、標準單一

培養翻譯專業人才，首先要正確認識傳統外語專業人才與翻譯專業人才間的差別。《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明確指出了翻譯專門人才的培養與傳統外語教學在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手段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仲偉合、穆雷、許鈞等都比較了傳統外語人才與翻譯專業人才的不同，并就翻譯專門人才的培養提出了建議。正是翻譯專業的特殊性決定了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答辯應有別于傳統的學術型學位論文答辯。但由于目前大部分學生仍傾向于選擇傳統的研究論文，使得各校多沿用學術型學位論文答辯形式和評審標準。這使部分選擇實踐報告、翻譯項目的學生感到困惑和無助。

1.3.2 答辯程序不夠規范

部分學校由于師資緊缺，每名導師需要指導十幾名甚至數十名學生；加之教師科研、教學、生活的壓力較大，導師很難投入大量時間來指導學生的答辯而多半讓學生獨自努力或分組演練。同時，由于學生人數眾多而畢業答辯必須集中在有限的幾天內完成，客觀上造成畢業答辯時間緊張。最初還能保證學生的答辯時間，到最后不得不以“縮減學生答辯時間”的方式來按時完成任務。部分學生畢業答辯時間甚至不足10分鐘，這不僅有失公平還嚴重影響了學生的答辯質量。《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規定答辯委員會成員中必須有一位具有豐富的口譯或筆譯實踐經驗且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專家，然而由于實際條件不足許多學校都未達到這一點。另外，部分答辯委員會教師考慮到學生的畢業問題、就業問題、院系名聲、學生情緒而不愿過多指出學生論文中的不足或提出較多較難的問題。這些原因導致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學生的答辯時間短、要求低、質量低，甚至給學生留下“走過場”的印象。

篇（10）

筆者在閱讀教學《我的一位國文老師》時，充分注重把握情境學習理論“應用性”的原則：情境學習的目標是希望讓所獲得的成果與真實的工作環境結合，使學生能靈活應用所學到的知識技能，所以應鼓勵學生創新思考，將所學所得與實際生活互相對應，務實學習內容，避免知識僵化。

梁實秋《我的一位國文老師》學習的重點難點在把握文章內容、感知人物形象、體會作者在文中流露的情感。尤其難的是在學習本文欲揚先抑，善抓人物特征等寫作手法方面。作者刻畫了一個貌丑性兇但卻敬業愛生的獨特的老師形象，主要想表達對老師深深的懷念和感激、敬慕的情感。

這樣一位令人難忘的國文老師，作者是運用什么手法刻畫的呢？師生明確：本文作者用詼諧幽默筆調刻畫了自己敬仰的恩師徐老師的形象。人物個性鮮明，呼之欲出，讀來令人忍俊不禁。

再思考如何達到這種藝術效果？師生進一步明確：一是欲揚先抑：從開始的“徐老虎”、古怪相貌、不良習慣、暴躁脾氣，到后來的敬業愛生，作者實際是通過那些富有個性特征的描寫來突出老師的有趣可愛，正所謂“瑕不掩瑜”。二是善于抓住特征，進行細膩描畫：“那有棱有角的腦袋輪廓，那禿禿亮亮的肩頭，那方方扁扁的臉形，那總是聳得高高的肩頭，那常吸溜鼻涕的酒糟鼻子……”寥寥幾筆，人物就形神兼備了。三是語言幽默詼諧：雖說回憶恩師的文章應該嚴肅莊重些，但作者偏偏不肯，寫老師的鼻子：“鼻尖有一些紅，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常的藏著兩筒清水鼻涕，不時地吸溜著，說一兩句話就要用力地吸溜一聲，有板有眼有節奏”，“也有時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的吊出兩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真是竭盡調侃之能事，文中這樣風趣幽默的描寫比比皆是，但毫無造作之感，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這也是梁實秋散文的語言風格。最后還要提醒學生關注作者真摯情感的自然流露。

是啊，梁實秋先生的《我的一位國文老師》中這位徐錦澄先生有幸了，因為他活在自己學生梁實秋的筆下，這是一種幸福。而在閱讀教學此類文章時，情境學習理論的運用主要體現在拓展訓練上，想讓人物鮮明生動，呼之欲出，就要抓住能夠表現人物個性的特征，進行細膩描畫。課堂上，筆者抓住機會，向學生展示拓展訓練題：猜一猜“他”（“她”）是誰？“用100字左右刻畫我們班其中一位任課老師的外貌或是有關的一個細節，寫好后讀給同學聽一聽，看看同學能不能猜出來。”

學生課堂摹寫，時間15分鐘。

學生（劉震）情境摹寫人物一：“略顯矮小的身材，掩蓋不住他耀眼的光芒；華爾茲般搖擺的步姿，那是音樂才華的外露；犀利是他的代名詞，紛紛擾擾的白雪，是他形象的展示；他不但戚戚于貧賤，而且汲汲于富貴。一雙鞋愿與它天荒地老；一張卡，愿為它橫奔操場；一件棉襖，陪伴他度過了整個冬季。也許他有，也許他沒有，但在他心中，愛情又算得了什么？因為他一直堅信：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金錢故，二者皆可拋的真理。遇人喋喋不休，遇事拖拖拉拉，毫無主見的他在一個問題上，一直堅持著自己的意見，所以他才會說：還有一個星期就回家了，忍忍吧！因此，一張字條、一個印章，難倒了無數英雄好漢。當遇到能力之外的題目，當我們絞盡腦汁也無法知道答案的時候，他總是回微笑地站出來解決問題，并用境界來回答一切提問，因此，一句境界、一次忘我，撫平了多少因思考而破碎的心靈。”――這寫的是該班的班主任兼數學教師王老師。

學生（馮佳）情境摹寫人物二：“她是一位長得白白凈凈的老師，第一眼卻給別人一種年齡與我們相差無幾，散發著一種學生氣息的印象。因為她總是一頭短發，如若不是她那柔柔的嗓音，靦腆的笑容。把它誤認為是個男生。上課她總是認認真真地講課，時不時地開句玩笑，把自己都樂呵了半天，小小的眼睛瞇成一條，虎牙毫無遮掩地露了出來。”――這寫的是該班的英語教師楊老師。

學生（郭浩杰）情境摹寫人物三：“他有一個肥胖的身材，圓圓的啤酒肚總是把褲子提到腰上，走起路來特別具有大帥風范，講起課特別的有激情！總會把幾個愛睡覺的同學吵醒。每當同學們上他的課時都非常膽怯，他最喜歡用‘如果誰在睡覺，就讓他默寫方程式。’――這寫的是這位同學高一時候的化學教師。

漫漫人生，一路走來，總少不了與人相伴，能被學生、能被人記住，能讓他人在時隔若干年之后回憶起自己時還是那樣的歷歷在目，滿懷深情，這就是一種心靈深處的幸福。情境學習理論強調個人在真實的情境中與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互動，而不管是那種互動都需要個體參與的主動性。學生不去主動參與，一切意義的構建都無法發生。

由此可見，情境教學理論在閱讀教學《我的一位國文老師》中的運用，充分發揮學生主動性，這樣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給學生學習足夠的自主性，將學習的責任賦予學生，改變教師主導一切的局面。真正地讓學生自主去學習，從而達到情境閱讀教學的真正目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