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中國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馬克思中國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戴安娜?克蘭.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M].劉，顧昕，王德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1-2.

[3]馬爾科姆?泰勒.高等教育研究：進展與方法[M].侯定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04.

[4]王永偉，徐飛.當代中國工程倫理研究的態勢分析――以CSSCI和CNKI數據庫中的工程倫理研究期刊論文樣本為例[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2（5）：49-55.

[5]馮向東.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思辨”與“實證”方法辨析[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0（1）：172-178.

[6]Jessica Li，Shengli Fu.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J].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12，18（2）：339-349.

[7]肖平.道德經驗研究及方法――論社會學方法在倫理研究中的應用[J].哲學研究，1995（12）：37-43.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篇（2）

[作者簡介]萬閩攏1988―），女，東華理工大學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關于人類自身思考的問題一直都是古往今來哲學界探索的問題，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對人類的思考角度和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我們以西方哲學的人學研究為例可以獲悉，其邏輯路徑是從自然主義、理性主義再到非理性主義、追求實踐形態。馬克思人學思想在吸收了前人的理論思想精髓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形成了全新的人學理論，并深深影響著當代社會人類對人學的研究和認識。

一、人學思想的形成

（一）馬克思人學思想的萌芽

思索人的問題，是馬克思哲學理論探索的開始。在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黑格爾哲學形成，在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下，馬克思哲學思想也開始起步。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中，馬克思吸取了其用理性來對現實進行批判的思考方法以及人的思想和行動都應該自由獨立的觀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人學思想。馬克思在第一部哲學著作―《博士論文》中，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對人學思想的重視，在這本著作中，他寫道：“哲學要能夠積極的作用于現實，這才是對現實的批判和改造，通過實踐批判現實、驗證現實，對個別現象、特殊現象都可以通過實踐來批判”。馬克思就是通過對宗教神學的思考和世俗封建統治的批判，更加堅定且徹底地提出了人要樹立起正確的人學思想，就必須得人神的思想。特別是康德哲學構建的以人為中心的目的論體系，更是影響了馬克思人學思想的形成。

（二）馬克思人學思想生成的直接依據

西方哲學里有不少關于人學的理論，黑格爾對這些理論有所傳承，它的人學思想也影響了近代西方主要人學思想的發展成果。在黑格爾的人學思想體系中從不同的思維角度都對人的獨立自主性作了理論分析，將人作為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不過其思想里也有不少的唯心謬論，但這并不影響其為馬克思人學理論發展提供基礎和根據。黑格爾認為人的本質是精神，但精神并不以具體形式存在，可見黑格爾在闡述人的獨立性的同時，又基于唯心論過分強調了人的主觀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正是因為這點，馬克思認為其不符合唯物主義論，但這也為馬克思人學思想的構建提供了理論佐證。

（三）馬克思人學思想生成的來源依據

費爾巴哈是德國的哲學家，他結束了古典哲學思辨式本體論思維方法，提出了基于感覺論的人本思想，它認為人是思想發展的最終落腳點。但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所說的人僅僅是哲學中的抽象的人，并沒有講到人存在于這個世界中的根本。馬克思針對這點，提出了人存在于物質世界中，其活動行為都是以物質為前提條件的，意志支配超越不了物質的界限，因此，馬克思以這種現實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的人本主義替代了費爾巴哈“抽象的人”，批判了傳統的人學理論，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創造了另外一種更具創新意義的人學理論。

二、馬克思人學思想的內容

（一）人的本質問題

馬克思人學思想認為勞動是人的本質，他指出：“種類特性之間的區別是由生命活動性質決定的，而人的類特性是自由有意識的活動”，這句話里所說的活動指的就是人類的勞動。馬克思人學思想理論認為人的活動是勞動，勞動是人與動物最本質的區別。其次，所有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了人的本質。馬克思人學思想指出，人的本質既不是個體性的，也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處于社會的人，會同周圍產生各種社會關系，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也即具有社會性特征。對人類特性做出這樣的詮釋，馬克思是歷史第一人。在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里，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會人，兩種特性相結合而存在，在研究本質時不能分割開來，而應將這二重屬性結合在一起。

（二）人的價值取向問題

人學的價值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個價值目標是新唯物主義價值取向的折射，是“人的社會特性”在個人方面得到充分全面的發展，這是人類本質向個人的回歸，也是對人的社會性特征進行的重新定義。馬克思還指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融入集體社會中才能得以實現，也就是說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離不開社會、離不開集體。同時，也說明了隨著社會的全面快速發展，人也會隨之發生全面的發展，而人的進步發展又能反過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三）人的活動規律問題

馬克思人學思想指出，人既有自由性的一面，也有自覺性的一面，人開展的各項活動都是在意識支配下進行的，就像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類特性是自由而有意識的活動”，這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性標志。由于人的所有活動都是有意識、有目標的，這個目標就是追求人的“自由”與“發展”，而“自由”又與“自覺”存在著關聯性。其次，人的活動要在目標的引導下按照規律辦事，也即是說人的實踐活動要尊重自然環境、尊重客觀世界的同時發展規律，不管是社會、經濟、環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離不開人類在尊重規律性基礎上的實踐活動，同時人在實踐活動中又會提升人的發展，實現目的性和規律性的統一。

三、馬克思人學思想的當代意義

（一）有利于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社會本質屬性的體現，也是我國社會建設努力的方向，而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核心就是“以人為本”。馬克思指出社會發展是圍繞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而展開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構建正是馬克思思想在現實中的踐行。馬克思在其人學思想理論中強調人與自然并非只是抽象的關聯問題，而是與現實社會有著密切聯系。人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個體，是能動和被動的統一體，要通過對象性活動來完成。在這種對象性活動中，自然客體與主體之間發生相互作用，主體在尊重自然客體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客體進行改造，從而讓客體為主體所用，最終實現主體的價值和意義，也促進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健康發展。因此說，馬克思的人學思想能夠讓人更深刻了解構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意義和價值，從而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有利于建設和諧文化

文化是由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創造的，又可以對其起塑造作用，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本質聯系，若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層次和程度不一樣，那他們所選擇的文化也會不一樣，因此，關注了解馬克思人文思想有助于幫助人們加深對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和諧文化的建設。和諧文化的內涵就是、包容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各種文化差異，從而促使具有思想共識和價值共識的文化形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精神就是具有和諧文化，而和諧文化的建設就是實現理念和諧、精神和諧、心理和諧，得到廣大民眾的普遍認同，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群眾創造了文化，和諧文化要以人民作為根本，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促進社會的和諧。

（三）有助深化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理念的理解

在前文里提到，馬克思將傳統抽象的人學思想發展到具體、現實的形象的人，重點關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實現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人追求的最高目標，實現這個目標是馬克思人學思想形成的根源，也是目標，實現的是人本質的全面豐富的展示，人的所謂自由發展實質上是建立在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的。人的自覺、自愿和自主性的發展，這兩者是相互促進，互為前提的，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趨勢。我國正處于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這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與人自身全面發展目標體系，它關注的不僅僅是物質社會的發展，更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訴求，彰顯了馬克思人文思想中人本主義思想的精髓，突顯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國社會發展規劃正是在對馬克思人文思想的深沉思考和深化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馬克思人文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實踐。

四、結束語

馬克思人學思想綜合了核心層、價值層、策略層。其中，核心層分析了人的本質，確立了人是社會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本質；價值層則明確了人的勞動是具有社會性和目標性的勞動，人的價值訴求是追求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策略層則指出了人的活動要尊重事實、尊重客觀規律。馬克思人學思想的生成的前提條件是康德哲學的主體性、直接依據是黑格爾哲學的人學意蘊、主要來源是費爾巴哈的人本唯物論。馬克思人學思想對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推動的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都有著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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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是我國大學生學習的第一門經濟學課程。教師在講授中準確生動地介紹經濟學，并在此基礎上融入當前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概念、新事物，對于學生以后的專業學習將起到啟發興趣、鞏固基礎、融會貫通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教學中應貫徹中國化的科學理念，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政治經濟學是的經濟理論。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的許多新現象，特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現實中同時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學習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并未遇到。諸如此類的新現象，都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題材。其次，合理安排、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教學內容不能只局限于書本，而應貼近時代、貼近社會、貼近生活。教學應緊密結合教材，并密切聯系實際。。最后，教學內容的更新重在知識的靈活變通。在精心研究、反復實踐的基礎上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深淺適宜。鑒于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可根據具體情況減少部分資本主義內容，適當擴充社會主義部分的內容。適當安排學生自學并予以指導，大力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應督促學生課后閱讀大量書籍、報紙、雜志，并要求學生每周摘抄一些能說明一定問題的經濟方面的文章，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關注日常經濟生活及經濟現象的良好習慣。

二、提升教學方法與手段

以與時俱進的教學內容為依托，逐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適當的教學方法與手段也很重要。適用的教學方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應本著引導學生學到課本以外的實際知識、能力和技巧的有效宗旨，合理設計實踐性教學環節，讓學生更好地學習和運用政治經濟學。具體做法是運用幕課、微課、多媒體課件、教學錄像、作業習題等，翻轉課堂，優化課堂設計，提高教學效果; 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與學生進行互動，創建政治經濟學精品課程網站，開設在線討論區，答疑解惑、獲取學生的反饋信息等。以課堂討論、理論研究、單獨指導、教學實踐、平時作業與測驗、期末考試等主要環節開展教學工作; 合理安排各類社會實踐，加強實地考察、撰寫小論文等教學環節; 積極開展課外實踐活動，在實踐中培養學生能力。

在既有教學成果基礎上，不斷深化教學改革，重視對學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學方法應力求做到形式多樣、生動鮮明。根據課程內容，教師不定期組織學生到工廠、農村、社區進行社會調查實踐，引導學生更好地將所學經濟理論用于認識、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的現狀及熱點問題。為學生開設必要的專題講座，介紹本課程最新發展動向及科研成果。把研究進展和科研創新思維寫入教材、帶入課堂，真正貫徹教學與科研齊頭并進。注重實施案例教學。利用豐富的案例將理論知識與實際結合起來。通過引導學生直接參與教學活動，師生共同分析、探討、爭辯、質疑，可以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三、在教學過程中發揮比較分析方法的優勢

比較分析方法不僅在理論研究中有獨特作用，在課堂教學中，還可以增強學生對不同經濟理論的準確理解。教師在教學中運用比較分析方法，可以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理論對同一事物的闡述具有不同的層次與深度，從而增加政治經濟學在學生心中的可信度。

理論經濟學學派眾多，觀點各異，最適合運用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時，在理論經濟學的本科教學中，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充分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能夠開拓學生的視野、啟發學生的思維，使學生養成辯證的、聯系的、整體的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習慣。

( 一)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考察更全面。經濟理論是從經濟發展過程的紛繁復雜的現象中總結和概括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我們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的經濟理論由于立場不同和對經濟現實考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就不同。對于不同經濟理論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應教會學生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去辨析，并得出客觀的結論，而不是得出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的結論。馬克思用畢生心血寫作的《資本論》，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得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即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其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以資本主義某一特定時期( 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作為考察對象而得出的特殊性結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啟動有效需求，危機就會避免。實踐表明，這一經濟理論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確發揮了啟動總需求的作用，但效果極其有限，而且如果長期運用凱恩斯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反而會帶來生產停滯、價格上漲的滯脹難題。可見，凱恩斯的理論只是一個特殊的理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

( 二)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問題的探討更深入。考察問題的角度及范圍的不同會影響到其探究問題的深度。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時，馬克思提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引起生產的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凱恩斯則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供求失衡的經濟危機。事實上，這些都是對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的現象層面的描述，都是從需求方面來說明危機發生的原因。但凱恩斯沒有進一步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馬克思則揭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

篇（4）

〔中圖分類號〕G0；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8）11-0119-07

與農業社會相比，城市最顯著的功能與特征即它的消費性。與傳統的城市消費相比，在以大都市與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財富、文化資源在都市空間的高度集聚與迅速膨脹，不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區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也使城市社會固有的消費功能獲得了極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級換代，以至于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從群類到個體，從歷史文化到自然遺產統統被卷入到消費、消費、再消費的潮流中。這既是當代被稱為消費社會、消費文明，也是都市消費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迅速升溫的根源。綜觀當代中國的消費文化研究，其突出問題可概括為“跟著西馬走”（如盧卡奇、波德里亞、霍克海默等）與“跟著感覺走”。前者忽略了作為母體、比子孫更高瞻遠矚的父系經典理論，未能從社會生產的總體性與歷史發展角度探索出適合中國經驗的當代批判話語；后者則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馬克思揭示的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原理，直至淪為毫無理性反省能力、隨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時髦文化批評。要想真正完成解釋與批判消費社會現實與文化經驗的理論任務，在當下急需以都市化進程為現實背景，重溫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理論，并從對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的總體把握與發展創新角度建構出其當代形態，由此為消費文明時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個科學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框架。

一、對馬克思“生產―消費”關系理論的再認識

在紅塵滾滾的消費社會中，人們面臨的首要困惑源自生產與消費關系的錯亂。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會生產結構在總體上重生產、重積累的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向重消費、重流通的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轉型的直接表現。按照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社會生產結構在邏輯上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要素，[1] （P91） 但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時代中對它們又分別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側重于‘生產’，而希臘商業文明則側重于‘交換’等。以時代而言，古代社會在總體重‘生產’，如資本主義早期的清教倫理、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勤儉、節約’意識形態；而當代世界的主潮則傾向于‘消費’。”[2]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當代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加速中升級為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直接相關。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與財富越多，城市的消費性質與服務功能就越明顯，這在農業社會的大城市（如中國北宋時期的東京、南宋時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現。而在當代隨著人口、財富、資源向大都市與城市群的迅速轉移與高度集聚，一方面極大地提升了都市社會固有的消費性質與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整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生產向消費形態的傾斜與轉型。正如羅維斯所說：“隨著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爭已從生產領域（商品生產和服務行業的生產）轉移到再生產領域（即維系穩定的城市生活的水準，如果不是提高的話）。”[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當代背景下，由于現代服務業與文化產業的迅速發展，不僅使人們在觀念上特別容易遺忘生產與消費的內在聯系，同時也必然要忽視或否定生產要素及其種種物化形態在實踐上的重要性，這是消費要素與行為在后工業社會中被高度重視乃至無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經濟為例，是過分強調第三產業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優勢，并以之作為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在理論研究上則以“消費資本化”為代表，核心是“消費能產生資本，消費者因此能成為‘資本家’”。[4] 其最極端的表現則在被中國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極點的波德里亞。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終結――“這是勞動的終結、生產的終結、政治經濟學的終結”；“這是能指/所指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知識和意義的積累、復合話語的線性意義群成為可能”；“這同時也是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社會積累和生產成為可能”；“這是話語線性維度的終結、商品線性維度的終結”――來形容他眼中的消費社會，并得出“生產時代的終結”這一關于當今世界的宏大敘事結論。[5] （P6-7） 正如所有“說大話”、“說狠話”、“說過頭話”的宏大敘事一樣，波德里亞直接宣布作為社會生產結構四要素之一的生產環節走向終結，也明顯存在著以偏概全的學理問題以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心態問題。因而，對此需要加以訂正的是，說消費的重要性在后工業社會中得到極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領域與方面已占據了主流地位，是未嘗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產時代的終結”，則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與小心求證。

要想在觀念上真正解決這一重要的認識問題，需要重溫馬克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精辟闡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將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表述為三個方面。首先，生產決定消費，因為“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任何現實的消費活動總是要以生產、分配、交換環節提供的生活資料為基礎與對象。正如俗話所說“鏡子里的燒餅不能充饑”，馬克思把這一點稱為“膚淺的表象”。他指出：“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他想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1]（P6-7） 其次，“消費也是生產”，因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并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是“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是“一個有機整體”。作為有機整體，其相互之間遠遠超出簡單的機械作用關系。如馬克思說：“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后，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1] （P17） 這是馬克思以其時代蓬勃發展的工業文明為現實背景的理論創造。與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相比，以工商業與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工業社會，使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以及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推動作用逐步展現出來。這是馬克思更看重“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遠的面向未來意義的科學論述。再次，是生產與消費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馬克思指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生產中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中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6] （P9） 在某種意義上，這代表著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理論研究的最高認識與理論境界，其精髓即消費與生產是互為存在的矛盾統一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脫離對方而單獨存在。就此而言，所謂“生產時代”單方面的終結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同樣也等于“消費時代的終結”。這就為我們清理各種片面的、極端的消費理論提供最具現實價值的理論基礎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對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原理的重溫與再認識，既不等于無視在都市化進程中日益壯大的消費文明現實，也不等于徹底否定當代消費社會研究、特別是西方者對此所做的某些敏銳分析與尖銳批判，而是要通過對被其擴大、吹脹了的部分的消腫、還原與批判性建構，將消費社會與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與有效的應用范圍真正確定下來，為科學的、全面的認識與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礎與合法的框架。

二、生產與消費的歷史變遷與當代闡釋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也是生產”、“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6]（P12） 等命題，是馬克思消費理論中最重要的“硬核”與最閃閃發光的“慧識”，構成了我們研究當代消費社會發展與消費文化生產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馬克思消費理論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一個天才的理論預見，由于資本主義大生產仍在發揮著決定與支配作用，由于后工業社會與消費文明社會在其時尚處于萌芽狀態與低級階段，因而其對社會生產直接的現實影響與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現。這也是當時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不理解“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但隨著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后工業社會兵臨城下，特別是以都市社會為中心、消費環節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推動作用越來越突出，馬克思“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內涵的廣闊現實土壤，并在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時代一洗歷史塵埃，煥發出燦爛奪目的真理光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變遷與當代形態進行考察，既出于推動與實現理論創新與中國化的內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確認識與把握這個消費聲浪越來越喧囂、一浪高過一浪的現實世界。

首先，城市的發生與發展既是生產與消費走向對立與更高矛盾狀態的始因，也是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從生產向消費環節轉向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從起源上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社會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7] （P56）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一步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導致了人類在聚集空間與生產實踐上的重要分化，具體是生產要素在以農業文明為母體的鄉村社會中成為主體，而消費要素則在以工商業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間中獲得了高度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最初的城鄉區別恰好構成了消費與生產分裂的第一種現實形式。盡管城市的工商業與城市化水平有歷史的與現實的差異，但其消費本質始終如一。以馬克思?韋伯劃分的城市類型為例，盡管他根據經濟因素把城市分為“消費者城市”、“生產者城市”與“商人城市”，但從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為一個同農村區分的實體出現的地方，不管是領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還是市場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兩種性質――家族和市場――的經濟中心……是市場定居點”，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費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產者城市”，由于“工廠、手工工場或者家庭工業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實際上也主要是指“它們供應外部區域”或“它們的商品輸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與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有本質的區別。這在邏輯上恰好說明交換、消費等非生產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與主要形式。又如經濟史學家將中國古代城市劃分為政治型與經濟型，前者以開封為代表，“工商業是貴族地主的附庸，沒有成為獨立的力量，封建性超過了商品性”，“充滿了腐朽、沒落、荒、腐敗的一面”，后者以蘇、杭為代表，其“工商業是面向全國的”，流露著“清新、活潑、開朗的氣息”。[10] （P158） 盡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業或消費市場受到較多的壓抑與限制，但雄厚的經濟基礎與眾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體上傾向于消費而不是生產。以清代都城北京為例：“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20世紀初，城內有常住人口70.5萬人，其中專享俸祿的八旗子弟和官員、差役、兵勇等非生產人口達28萬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這樣龐大的消費群體和較高的消費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經濟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與娛樂消遣相關的手工藝、戲曲、書畫等文化娛樂業的發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動社會生產從生產轉向消費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城市化進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間與人口規模越大，其社會生產總體上的消費性特征就越明顯。而消費社會在當代的出現與迅速發展，則與當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將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12] 特別是大都市與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飆升直接相關。

其次，當代城市人口與空間規模的擴張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費功能與水平，使生產與消費以更加復雜的方式相互纏繞在一起，這是人們在研究當代文化時“只見消費”、“不見生產”的主要原因。按照阿爾溫?托夫勒的看法，人類至今已經歷過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次是歷時數千年的農業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業文明，它們對人類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的變遷產生了至為關鍵的重要影響。從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而言，在自給自足的農業文明中，大多數人的生產和消費是一體化的。工業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類的生活劈分為兩半，造成了生產和消費的分裂與對立。在作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業社會中，消費與生產的關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簡單純樸，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涇渭分明，而是出現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態勢。托夫勒提出的“消費者的生產力”與“產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勞動創造財富”或專業化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而為一，是后工業社會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測懷孕器的使用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數百萬婦女取代了醫生和化驗室的工作，“這個自助運動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它代表了從被動的消費者成為主動的產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運動”為例，其意義決不僅是“自己動手干活的趨勢”；它表明“消費者更緊密地卷入生產過程之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傳統的區別消失了”，預示著“生產轉向經濟的第一部類”，并具有“改變市場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改變我們整個經濟思想”、“改變經濟沖突的基礎”等重要意義。[13]（P370、P375、P379、P381） 在邏輯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會理論，恰好在經驗層面上印證了馬克思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具體言之，生產決定消費（“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對應于“民以食為天”的農業文明時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創造出大量的物質生活資料，才能實現“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費也是生產”（“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對應于“市場也是生產力”的工業文明，其主題是勞動產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場中的“二度創造”，對于物質生產與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則將當代消費文明或后工業社會的本質與深層結構充分揭示出來。這不僅表明生產與消費要素在邏輯上更緊密地相互纏繞在一起，憑借傳統的感覺或簡單理論思維已無法把握其深層的內在聯系，同時還揭示出生產與消費環節在現實中已超越了兩者非此即彼或涇渭分明的低級形態，并借助人類個體與社會更高的發展階段實現了社會生產諸要素新的和諧與統一。在此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盡管以消費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來越遠離了實際的生產領域，但卻不能因此而得出生產環節已經終結的片面結論。在物質生產上，盡管消費環節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功能日益突出，但總體上“讓百姓更多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依然任重道遠。”[14] 在精神生產上，可以讀者中心理論為例，傳統的作家中心讓位于讀者中心既是消費時代的附屬物，也是這一理論宣揚“作者死了”、“無原本的復制”、“所有一切都是類像”[15] （P32） 的根源。但實際上，如果沒有作者的寫作、作者創造的原本等生產過程或產品在前，后現代的“讀者中心”、“復制”等同樣是不可能獲得其生產對象的。以央視“百家講壇”為例，盡管其文化評書可以增加許多有趣的噱頭和花邊，但如果沒有《論語》、《三國演義》等原本及其強大的生命力，實際上也是不可能有當代這些文化說書人的再生產與傳播實踐的。由此可知，在消費時代，生產仍在繼續，生產與消費的關系并沒有終結，而只是兩者的結構關系有所改變，或者說生產與消費要素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更為有機地統一起來。

由此可知，對于馬克思的消費理論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費與生產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為基本邏輯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有機整體”為總體理論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當代消費文化研究者對消費功能的神奇夸大與無限吹脹，后者充其量只是對馬克思“消費直接是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浸入精神生產”等命題片面理解與發揮的結果。特別是從自然環境保護與精神生態建設的角度，對當下理論界與社會思潮中日益泛濫的消費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樣認識到生產環節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費社會表象之下的深層規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為我們認識消費文明的本質，以及當代人正確理解與科學闡釋他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學基礎與科學方法。

三、消費時代的精神生產新變與文化消費異化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的邏輯不僅強烈改變了傳統的物質生產方式，也深刻地影響到當代的精神生產過程。如果說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傳統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對現代工業體系的有力挑戰，與那么后者則直接體現在“實用”與“審美”、“經濟”與“詩意”、“功利”與“非功利”等一系列傳統矛盾在當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與有機結合上。從總體上看，如果說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分離始于城市與鄉村的分裂與對立，在漫長的歷史中，如同資本主義敵視詩的道理一樣，經濟發達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產的障礙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與鄉村則多成為文學藝術表現與審美創造的對象，那么也可以說，在都市社會這一更高的發展階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現而分裂的“物質”與“精神”、“實用”與“審美”、“銅臭氣”與“人文氣”正在走向新的綜合與統一，文化資源成為生產對象、文化生產成為生產力要素、文化市場成為更有活力的經濟空間，以及文化消費對社會再生產的影響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標志。這一進程的后果是兩方面的，也是在當下急需加以研究與關注的。

從積極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產的經濟功能得到充分發展。原本與經濟活動關系疏遠甚至相互敵對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在當代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一支有著重要實力與遠大前景的生力軍。對于整個社會生產而言，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的合一增加了生產資源與勞動力要素，促進了社會生產的多樣性并現實地創造了巨額的社會財富，為當代人的生存與全面發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質條件與現實可能。與此同時，精神生產對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產生了更為積極與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以“舊型工業化”為主導的傳統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間、自然資源的空前緊張正在陷入巨大的發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須通過尋找新的資源、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以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在知識經濟時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發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費不生產”的精神文化搖身一變為財富神話的創造者，并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可觀的“軟資源”與文化生產力要素，使以文化資源為客觀生產對象、以審美機能為主體勞動條件、以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景觀創造等為中介與過程、以適合人的審美生存與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為目標的城市理念與形態成為現實，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源與新方向。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文化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當今世界異軍突起，成為增加社會物質財富、調整經濟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從根本上講，文化產業與現代服務業是消費而不是生產，側重于對人類已有物質生活資料與財富資源的交換與分配，而不是直接與自然對象打交道、可以生產出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實踐。它們的存在主要依賴于已積累了大量財富與消費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當代社會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的現實表現。而由于消費的擴張總要建立對生產環節的擠壓與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兩者之間固有的平衡與秩序并導致一些嚴重的負面影響。這表現在物質生產上，是惡性地消耗自然資源與環境，表現在精神生產上，則是一種更為加嚴重的文化異化現狀。

從消極的方面看，則是精神生產的精神本性被“物化”與“異化”。在傳統社會中，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鴻溝，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質層面、實現精神生產目的最重要的條件與基礎。如現實主義文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現代主義藝術家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抗議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審美的無功利性”和“文學藝術的批判現實精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盡管已開始試圖彌補兩者之間的對立，但由于生產環節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嘗。但在當代以都市為空間基礎的大眾文化中，則迅速實現了精神生產的物質化與消費化進程。不僅那種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精神生產被迅速地物化或異化，那種不直接滿足生理刺激與本能欲望的審美精神也同樣不復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現了作為勞動異化的延伸形式與當代形態的“文化消費異化”，具體言之，“人們消費的低俗文化對象越多，他們實際上享受到的精神價值就越少；人們對這種粗放文化消費品占有得越多，他們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蒼白。也可以說，他們越是消費，他們就越喪失消費的能力，并且在心靈上越來越饑餓”。[16] 由此可知，在現代化大都市中，盡管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建設得都比較好，但由于文化消費的這種異化現狀，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過上一種真正有質量的當代生活，同時也沒有使大都市與城市群實現“更有意義、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質。[17] （P7） 在這個意義上，都市社會在精神生產上存在的問題，與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面臨的挑戰是同樣嚴峻的。

在被消費的邏輯嚴重扭曲的當代精神生產中，盡管可以給城市本身的物質發展增加份額，但由于其所帶來的文化異化反過來直接敗壞了城市的本質，因而又從根本上威脅著都市化進程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應對過度消費化給城市肌體與功能帶來的創傷與陰影，有必要重溫馬克思對精神生產的本質屬性所作的研究與重要論述。其要點有二：一是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差異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時曾以諷刺的口吻指出：“連最高的精神生產，也只是由于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產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18] （P298） 二是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闡釋作家的藝術勞動。如王元驤指出：“他對于文藝的價值，也正是從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這一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的方面來進行闡釋和評判的。所以他認為對于作家來說，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詩一旦變成詩人的手段，詩人也就不成其為詩人了’。他痛斥資本主義社會使作家創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變為僅僅為了謀利的時代，使‘非生產勞動者’變為‘生產勞動者’，而僅僅為資本、利潤來進行創作，提出對于真正的藝術家來說，他‘決不應該只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19] 在這個意義上，正如西方學者費徹爾所說：“馬克思認為幸福的集中體現就是活動、積極性，而不是消極的消費。”[20] （P116）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僅表明在理論上過分強調精神生產的消費化是錯誤的，同時在實踐中完全將精神生產等同于物質生產也會使都市精神生態出現嚴重的污染與問題。

都市消費文化對當今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總體影響構成了我們闡釋與批判消費文明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對都市消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與都市群對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樣，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高級精神形態與當代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話語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樣使當代精神世界、特別是在文化消費上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進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正在成為在當代語境與現實背景下實現人自身全面發展的關鍵所在。總之，在到處充滿了熙熙攘攘消費聲的都市社會中，一方面以馬克思的生產消費原理為基礎，才能深刻地認識消費社會的真實本質以及把種種錯誤的反映、認識與闡釋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馬克思關于精神生產與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為指導，才能消除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與精神異化，使城市的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發展走上和諧與科學發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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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我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常伴隨著社會諸多方面變革的社會事實，這些社會事實一方面孕育了具有現代性特質的價值因素，促成了現代性社會的漸進生成；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些影響并解構現代性社會生成的不和諧因子，社會焦慮便是其中之一。社會焦慮不僅給轉型時期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煩惱，而且也給正在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帶去了尷尬。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建制，提醒著人們必須對焦慮的社會事實進行關注并訴求適時的理論來解釋，進而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理路和辦法，以此減少轉型時期的社會動蕩。

一、社會焦慮的一般性分析

1.“精英癥”及其焦慮的社會事實。2004年均瑤集團總裁王均瑤英年早逝；愛立信中國區負責人楊邁猝死在跑步機上；2005年初中國社科院學者蕭亮中，猝死時年僅32歲；2005年4月10日著名畫家陳逸飛又“突然”的離我們而去。像這樣的事例最近這幾年屢見不鮮，他們大多數人是企業家、學者、藝術家等知名人士，他們是成功的象征、社會的中堅。從群體分析來看，他們是社會中的精英群體（社會地位比較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某種意義說都可以列入其中），可是，現在他們中的一些人卻病了，過勞死、亞健康、心力衰竭、心理危機、抑郁、焦慮困擾著他們的生活，由此成了“精英癥”患者，面臨著精神與身體的雙重危機。[1]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顯示，這類群體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容樂觀。從階層理論來看，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濃厚精英文化氛圍的國度里，他們的能量和影響力是其他社會階層所不可比的，他們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他們中一些人卻被焦慮的情緒所糾纏著，有的甚至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

本文之所以關注精英群體并以“精英癥”這一現象為切入點，來關注社會焦慮問題（社會焦慮是指在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著的一種緊張的心理狀態[2]），原因在于，一是引起人們對焦慮問題的高度重視和警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精英們關注更多的是“鮮花”和“掌聲”，而對精英們焦慮等病癥關注的卻很少，在我們的意識里總以為焦慮更多地發生在弱勢群體里，但就近幾年的資料顯示（如零點調查公司對415位北京“白領精英”的社會心理調查顯示，心理疲勞程度在等級3及以上的人數比例達到了61.4％[3]），他們的生活狀態卻出現了問題，很多人長期在一種焦慮狀態下進行生活和工作。二是精英們在整個社會評價系統所處的頂級地位。他們的角色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牽動著整個社會的趨勢走向。精英們尚且如此，其他群體的狀況也不容樂觀，來自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項調查（2134人參與）顯示，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34.0％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焦慮，只有0.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4]“郁悶”、“煩惱”已成為當今人們的口頭禪，這也在進一步說明我們的生活狀態已不再為我們所滿意，生活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靜，進入了一種“焦慮”的生活狀態。這種狀態是“由于社會中的不確定因素而在民眾中產生的壓抑、煩躁、不滿、非理性沖動、抑郁等緊張心理的集合，這一集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社會張力，最終以社會沖突或其他方式釋放出來。”[5]一定意義上，焦慮的社會事實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空間和思維世界。

2.社會焦慮及其研究成果。社會焦慮的發展一般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部分焦慮階段，二是普遍焦慮階段。部分焦慮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因為社會總是變動不居，總有部分人會落在時代后面，從而感覺到緊張；普遍焦慮是指在社會轉型期間，絕大多數群體都受到焦慮的困擾，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張力（個人或集團之間幾乎不能控制敵意或緊張局勢），從而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6]通過以上對我國焦慮的社會事實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斷是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普遍社會焦慮的狀態，這種焦慮的狀態正在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它或顯性或隱性，或以激烈的方式或平緩的形式，侵蝕著我們內心的寧靜。這種狀態對于個人發展的傷害自不必多說，因它而引發的社會張力對于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當焦慮困擾著絕大多數群體時，人的主體性便無法徹底發揮，一個忽視或埋沒人的主體性的社會無疑讓人不悅。從社會控制角度來講，它使社會的整合度降低，社會關系更加緊張，社會秩序失去控制，因而，容易導致人們集體事件發生。

當社會處于部分焦慮時候，可能個人因素會多一些，而當社會進入普遍焦慮狀態時候，社會因素就占據了主導。誠然，焦慮的產生既有其個人因素的作用，又有社會因素的制約。只有二者達到一定程度時，焦慮的狀態才會出現。從社會焦慮問題的特殊性以及我國國情來看，從社會因素分析焦慮現象對問題的解釋和解決會更有意義，換言之，當人們的焦慮狀態達到普遍社會焦慮時，我們更應該從社會制度安排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帶有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從這樣維度來解釋社會焦慮產生的原因，并在原因分析基礎上找到解決問題的適時辦法，無疑是正確的、必要的。從資料上來看，國內較早研究社會焦慮問題的吳忠民教授認為，“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是社會焦慮出現的重要原因；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是社會焦慮產生的直接原因；社會安全網的缺乏加重了社會焦慮現象；國外的示范效應對于社會焦慮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7]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我國社會焦慮的產生，在原因分析基礎上他又提出解決當前我國社會焦慮的辦法，如“盡可能地實現充分就業、大力推進社會保障的建設”，[8]也有學者提出“‘安全閥’、‘緩沖帶’、‘代言人’”[9]等具體的措施。無疑，這些措施和方法都是積極的、適時的，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深入，還會有更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不斷推出。在本質上，一定問題的解決需要有一定的理論來指導，社會焦慮問題也不例外，我們應該在一定理論的指導和解釋下，把社會焦慮降到能夠讓社會所承受的限度內，為和諧社會建設減少阻力，為人們享受改革開放的利益成果提供解釋力量和平臺框架。因此，本文就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在尋求理論思路的指導下，轉換研究視角，用生活方式理論去解釋這一社會問題，并指導我們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二、生活方式理論對社會焦慮的應然指導

在我國，有關生活方式理論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生活方式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制約下和價值觀念的制導下所形成的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動形式和行為特征。”[10]從使用范疇來說，生活方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包含“全部”生活活動，狹義上指日常生活及其個人生活行為的表征，但是當我們在談論或使用生活方式這一概念時，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相滲透的，因而，往往是二者兼顧使用。近些年，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生活方式理論的實踐和發展有了強大的物質保障和契機，特別是伴隨著中國化的深入研究，其理論來源和原理保證又有了進一步夯實。

社會焦慮作為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自然有我國的一些特殊背景和實際情況，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要有適時的理論來指導，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生活方式理論對于社會發展以及由發展而引發的社會問題為何有如此魅力和解釋力？緣由有二。

一是生活方式理論來源于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特別是其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創始人在他們的多篇著作中多次使用過“生活方式”的概念，如馬克思、思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11]可以說，這些經典理論的表述方式和深刻的理性思維，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使我們從中找到了生活方式的理論光芒和成長點。通過對馬恩著作的經典解讀，一方面豐富了中國化的研究成果，為馬克思歷史唯物社會理論體系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拓展空間；另一方面通過對經典的不斷詮釋、重構和創新，使生活方式理論的內涵及“生活”的能動性，在理論的指導下全然發揮。

二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理論特性以及因特性而具備的建構功能。在我國，長期以來，我們在闡述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社會理論時，在強調物質生產重要性的同時，恰恰忽視或丟掉了“生活”、“社會生活”、“生活的生產”、“為了生活的生產”，這樣一些重要范疇和基本命題，結果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被解讀成“經濟決定論”、“生產本位論”的觀點，完全用“生產”消解了“生活”，科學的歷史發展觀被解讀成了“唯物化”、“見物不見人”，以及“遺忘生活”的歷史發展觀，并在發展實踐中擺錯了生產和生活、人和物的關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現實后果。[12]當然，這其中也使人們在價值觀上更加功利化，出現了一些急于求成、以“物”為主的短期行為和思想。由于過分強調人的力量，使人們之間關系更加緊張，特別是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中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張力（產生普遍社會焦慮的關鍵社會性因素），造成了人們之間無休止的競爭，攀比心理嚴重。

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說到底就是以人為本，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但社會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并不能自動地發生轉化關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環節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豐富性，重新把“生活”作為社會理論的重要范疇既是“生活”能動性的體現，也是理性回歸的必然結果，因此，生活方式在社會發展中的建構功能便會積極地發揮。發揮生活方式的建構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統一起來，消除科學和市場的諸多“二律背反”的性質，實現人文生態的平衡。[13]生活方式強大的理論建構功能，能夠實現物與人的完美平衡，使我們的社會理論在原有的基礎上更具有柔韌性、伸縮性和平易性。只有反思，才能超越。生活方式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能夠為社會焦慮提供解釋，而其固有的范式又為我們提供了尋找解釋的方法。

三、生活方式對社會焦慮的現實評價

如果說生活方式理論本身的特性為處于轉型時期社會焦慮的解釋、解決提供了可能，那么社會焦慮原有的屬性又使這種可能成為了必然。總體而言，社會焦慮的產生是由社會和個人雙重因素所導致的，那么，我們一方面要求從社會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求解，另一方面也要從個人因素上尋找原因。生活方式恰好為社會焦慮的雙重基因提供了切合點，能夠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它一面能夠從社會建制方面找到理論的解釋點，另一方面又能夠從個人生活層面提供了一個趨于完美的考量。這樣，我們不僅在“治本”上有了理論指導，而且在“治標”上也有了方法和技術的支撐。

從人類追求幸福的角度來看，焦慮的另一面就是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幸福指數的增長，而這些恰恰是生活方式對人類幸福生活的終極關懷，可以說，發生在我們周遭的焦慮的社會事實，正在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構著我們的生活樣態，是“向左”還是“向右”，無論是對于處于焦慮其中的人們還是對正在追求幸福的人們，這都是值得關注的話題。為此，用生活方式理論去看待、解釋社會焦慮，更一步加深和表達了以人為本的人文價值和社會治理理念，它無疑為我們看待社會焦慮提供了全新視角，為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實施提供了理論指導。生活方式理論畢竟是一個宏觀的理念，具體而言，從本文所思考的問題意識出發，在對待社會焦慮問題上，生活方式理論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為。

1.根據我們的現實國情，在國家層面上倡導和諧的生活方式。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在整個社會上形成生活方式意識并把這種意識帶到日常的工作、學習、生活中，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和諧的、寬松的社會評價體系。打破僵硬化、功利化、物質化的評價體系，使人們在對待成功、理解生活上更注重文化層面的解讀。在生活方式理論的指導下，建立切實可行的制度和措施，把政策的制定和關懷納入生活方式視角，如建立社會解壓機制（如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人性化的公共服務機構、社會公共的心理調節設施以及休閑娛樂制度）等。這樣，在社會上通過“生活”的中介連帶作用，不僅能夠給人們的生活以愉悅和寬松，而且也能夠帶動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繁榮。

2.倡導回歸社區，致力于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在社區內培養和諧的人際關系。社區建設必將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一定意義上，和諧社會就是若干和諧社區的有機組合。因而，在社區內形成和諧的生活方式，越來越顯得重要。現代人們對于社區的依賴越來越強烈了，社區本身所具有特性，使人們能夠直接地參與更多的社會事務和活動，同時社區也為人們提供了形式多樣的、直接及時的幫助和服務。社區的這些功能為解決社會焦慮問題提供了最佳場所，這是因為，社區的有益生活可以把容易導致焦慮的社會性因素和個人因素控制在更小的范圍內，避免由于集體性的焦慮行為而導致社會成員的“集體沖動”事件的發生。在社區里，可以有針對性地開展一些咨詢互助活動，如通過義工或專業人士對老年人、中年人、中小學生等不同群體開展一些心理預防和矯治活動；還可以開展一些重參與的、實踐性強的社區文體活動，使生活在社區中的人們在互動中體驗社區生活方式的樂趣。總之，社區既能為大眾所認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提供試驗場，又能為國家層面所提倡的和諧生活方式以指導和規范，因此，社區將成為構建并倡導和諧生活方式的最佳切入點。

3.和諧的生活方式孕育離不開和諧家庭的生成。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的根基，也是社區組成的基本單元。溫馨和美的家庭對于每個人成長、成才、成功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我們這樣異質性很強的社會里，家庭應該成為家庭成員寧靜避風的港灣，為家庭成員提供有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必要幫助。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慰藉對于焦慮心態的緩解是極其必要的，在家庭這樣一個相對私秘的空間場域里，人們更容易體驗生活百味，完善自我心性。相信家庭中的和諧生活方式，必將激發家庭成員的生活熱情、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平和的個體心態。其實，和諧生活方式的建構過程歸根到底也就是現代人的生成過程。

總之，我們正處在一個越來越壓抑、越來越焦慮的時代，但同時我們更處在一個更加覺醒、更加關懷自身生存境遇的年代，生活方式的理論魅力和建構功能為我們解釋社會焦慮現象提供了一個嶄新視野，讓我們重視并積極地面對這一帶有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并在理論創新和心靈體驗中有所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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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從人類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比較起來，顯然是初升的太陽。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意義在于，人們在見證了西方經濟學在預防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面的缺陷之后，開始了進一步創新西方經濟學思想和方法的過程，這是西方經濟學的機會。后金融危機時代在中國傳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學習《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大學生，只有明了人們生活于或者曾經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即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從而有歷史感；只有明了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對新一代經濟學人創新思維的挑戰，從而有創新能力，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才能實現其教學目的。

二、教學內容：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學內容構成教材，教材內在地有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和內部邏輯的一致。根據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教材”也有兩個層次的含義：首先，當下人們生活于其中的正經歷著變化的經濟制度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們借以分析這些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之后，我們討論一下《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問題。在《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據歷史的順序考察，它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就中國的教師和學生而言，這第一手教材內容的邏輯順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如此，這三個內容是相互關聯的，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生成的前提，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在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挑戰中生長起來的，因此，這三個部分構成一個整體。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為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中國化的產物，而又是對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產物，所以，我們要選擇借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的內容。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現為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體系的分析。顯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的教材，在研究和敘述這一主體的過程中不斷地回應對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分析。這樣的教材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有學者研究認為，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國改革有的問題，特別地，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問題，這些研究成果已經在豐富和發展西方經濟學，使西方經濟學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科學。而筆者認為：第一，以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展開《西方經濟學》教材；第二，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問題，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可以參考借鑒但不可以直接選用引進版的歐美《西方經濟學》教材[2]。

篇（7）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轉貼于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轉貼于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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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圖分類號：H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6-182-02

一、背景介紹

作為漢字使用國的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一直為著漢字的發揚光大而不懈努力著。漢字早在數千年前就已形成，至今被東亞諸國確立為當用文字使用。然而，和其他諸多語言學現象一樣，漢字在不同時期也經歷著巨大的變化。現今的漢字，與古時的相比，難免在讀音，字形以及意義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變，有的甚至已經無法知曉其本身含義。作者認為，不同國家所經歷的不同的漢字演化過程正反映了該國國民的思考方式以及社會的意識形態。在眾多漢字的演化過程中，日本的"國字"可謂是相當有趣的研究課題。

所謂的"國字"也就是日本人自己創造的漢字，雖然經過"逆輸出"①，現在也有很多其他國家使用"國字"，但是論其語源，日本才是其真正的發源地。日本漢語研究界著名學者，京都大學教授，阿辻哲次把"國字"定義為："原本中國不存在的，由日本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日制漢字'。"實際上，"國字"并不是完完全全新造的漢字，更多的情況下，"國字"是日本人通過重新組合已有的漢字偏旁部首創造而成的。譬如"鱈"字是通過將"魚"和"雪"組合起來用于表示"下雪季節捕獲的魚"的意義。這里需要指明的是，"國字"和"異體字"、"略寫字"需要被嚴格地區分開來。例如，根據《新明解漢和詞典》，日本漢字"畳"字就是中國漢字"疊"。這就說明，"畳"只是"疊"的異體字而已，不能算作是"國字"。

本文論述目的為：通過對多數日本"國字"的詳細分類調查，從"國字"的創造原理出發，對日本的意識形態進行嘗試性的剖析與理解。本論文的主要文獻為包含96個常用"國字"的《國訓國字》。這篇文獻所收錄的"國字"中，囊括了動植物，自然現象等大范圍詞匯，所以可以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

如果要對"國字"有一個深入的認識，理解漢字的一般創造原理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中國漢朝的語言學家"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中，他將漢字的創造原理大致分為六個類別：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形聲字、轉注字和假借字。一般而言，從漢字的創造原理的角度來考慮，"會意字"和"形聲字"居多。一方面，"會意字"是通過把有意義的各部分重新組合來體現整體意思的一類漢字；而另一方面，"形聲字"是通過把表示聲音和意義的兩部分重新結合來體現整體意義的一類漢字。作者的疑問是：對于"國字"的創造，那種方法被運用得更為廣泛呢？

二、研究方法

四、結果分析

從以上的統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以下這些規律：

首先，從表一中可以看出，在被調查的"國字"文獻中，"會意字"占據了絕大比例。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需要從"國字"產生動因的角度進行解釋。最初被日本引入的中國漢字無法完全地描述其生存環境中的各種概念與事物，這種在意義表達上體現出來的不足被認為是"國字"創作的先決條件。"國字"和其他所有漢字一樣，必須具有表意功能。不可否認，"形聲字"或"象形字"等其他類別的字也具有表意功能，但是從便利和易于理解的角度考慮，"會意字"更占優勢，因為此類型是在原有偏旁或漢字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重新組合來創造新概念的一種手法。例如：「身＋「美＝「躾（為了使身體體現美感的教化）。對于這個例子，雖然很多讀者不知道這個字怎么發音，但是對于知道"身"和"美"兩個字的讀者而言，"躾"的意義應該能夠一目了然。因此，如果說漢字的主要目的是傳達意義，那么"會意字"是把這個功能發揮得相當出色的一類字了。

其次，從表二中可以看出，表示"生物"、"自然現象"和"關于日常生活"這三類意義的"國字"占了整體的77.1%。在"生物"一類中，表示"魚"的"國字"有29個，占了"生物"整體的55.8%。從這個結果來看，"國字"很適合"指代日本固有的事物及觀念"這一定義。"國字"的創作與其使用者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當需要描述只在日本存在的而中國不存在的事物時，中國的漢字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回到"魚"的例子上，日本作為島國，國人吃魚的習慣屢見不鮮，而其漁業頗為發達。正因如此，給捕獲的各式各樣的魚命名就變得尤其重要了。然而，由于當時日本所見的魚類品種繁多，在輸入日本的中國漢字中，表示"魚"種類的漢字明顯不足，于是日本人不得不創造自己的字來滿足其命名的需求。這也就是所謂的"國字"的動因之一了。

與中文通過重新組合既有字詞來創造新詞匯的手法不同的是，日語多數情況下是根據外來語讀音而轉化成"片假名"。雖然中文中也不乏外來語（比如：DVD、馬克思、伽馬射線等），但是由于中國擔心"過度使用外來語會降低本國語言的純度"，除了一些人名、地名及其他專有名詞以外，基本上中國使用的都是已經被"中國化"了的外來詞匯（冰島語等也具有此突出的語言學現象）。這種所謂的"中國化外來詞匯"對外國的中文學習者造成了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相反，日本則傾向于大量使用音譯外來詞匯。據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次大規模統計數據來看，漢語用詞在日語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音譯外來語及其混合語的比例有顯著上升且高達17%。"片假名"的使用給予了日本國民對"不可思議的外來事物"進行吸收并加以運用的機會。回到"國字"的問題上，和"片假名"一樣，"國字"的創造原理也是所謂的"創新"（日語為"改新"）的意識形態。這種"創造力"在"國字"的創作中體現得十分充分并且這樣的"創造力"不僅僅被應用在"創造便于理解的字"這一個方面，它也對日本國民增強日本民族意識做出了貢獻。

篇（9）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

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篇（10）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態”是文化生態學的一個衍生概念，由美國人類學家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變遷理論》（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書中首次提出，我國學者黃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紹到國內，后來再被中國學者引用到多個研究領域。

一、“文化生態”概念的提出

斯圖爾德的學術思想源于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對主義和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的新進化論思想。博厄斯認為任何一個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維邏輯、社會思想、世界觀和道德觀，人們不應該用自己的一套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確確立了文化相對觀。懷特認為文化是不斷創新的，其創新的動力是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懷特的影響下，斯圖爾德在研究美國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時，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生態學引入研究，從而創立了文化生態學理論。在斯圖爾德看來，文化與其生態環境密不可分，它們之間相互關聯又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的文化生命體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動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態學既要研究生態環境與生物有機體之間的關系還要研究它們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像傳統生態學那樣僅研究自然環境與生物有機體之間的關系，他特別強調文化與環境之間的作用和關系，認為相似的生態環境下會產生相似的文化形態，而相異的生態環境則造就了另一種與之相應的文化形態，世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種文化生態。由此可見，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將人類文化置于生態環境的多維空間中給予了多層次、多角度的立體性考察，不僅給人類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徑，還賦予生態環境以應有的人類文化地位，因此《文化變遷理論》被學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態學正式誕生的標志。20世紀60年代末，在斯圖爾德的影響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R?內廷，1968）、《獻給祖先的豬：新幾內亞一個民族的生態禮儀》（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貝內特，1969）問世，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論”，認為社會下層建筑研究應該優先于基礎建筑和上層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層建筑由生產模式、人口結構以及宗教儀式構成，基礎建筑主要指家庭經濟、政治經濟，上層建筑則由娛樂、美學的產品及其服務構成，顯然這一研究比斯圖爾德等人的研究更具體、更深入，給文化生態學提供了一個真實可感的研究平臺。20世紀80年代，文化生態學己基本成熟，其影響也逐漸擴大，許多人類學學者都參與了這一研究。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文化生態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系統論被納入文化生態學研究，并成為這一學科的研究基礎;（2）由環境單向決定文化研究轉向了環境與文化的雙向互動研究;（3）拓寬了文化生態環境的內涵，把人化環境、信息環境也作為文化生態環境納入研究;（4）文化生態研究從美國走向了全世界，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見，文化生態不等同于文化生態學，文化生態學是一門研究文化生態的發生、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而文化生態只是文化生態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對象之一。

二、國內學者對“文化生態”的重釋

1999年，黃育馥在《國外社會科學》第6期上《20世紀興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文化生態學》，第一次向國內學者介紹了文化生態學的早期發展情況，并考察了斯圖爾德提出文化生態概念以及運用這一概念研究文化變遷的過程和原因。在隨后的十幾年時間里，國內一些學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視角轉向了這一領域，有的深入探討文化生態學的基礎理論，有的用它來研究具體問題，使該領域研究呈現出一片勃勃生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學者還試圖對文化生態這一概念做中國化的重釋，總的來說可以把這些重釋劃歸為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生態是一個有一定生命機能的文化生態系統，持此觀點的學者有王長樂[1]、方李莉[2]、柴毅龍[3]、孫兆剛[4]、王金柱[5]、徐建[6]、韓振麗[7]等。他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文化生態系統，由許多文化要素構成，且這些文化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使這個文化生態系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環境下表現出不同的狀態。相對來說，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但是文化生態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他們沒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態是一個由許多文化要素構成的文化系統，持此觀點的學者有鄧先瑞[8]、張[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觀點與前一觀點好像沒什么區別，但實際上它遠不如前一觀點深刻，因為該觀點只看到了文化生態的復雜性，卻忽略了這些文化要素之間的關聯性及其各自的能動性，把文化生態看成了一個文化要素的被動組合體。

3.文化生態是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狀態，管寧[11]、李學江[12]、戴偉華[13]、孫衛衛[14]等學者持此觀點。這一觀點既看到了文化生態的復雜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間的關聯性，但他們卻把文化生態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狀態，忽視了文化要素的系統性及其能動性，就像只看到了風吹樹動的動態效果，卻忽略了由樹構成的森林這個整體效果，落腳點發生了偏差。

4.文化生態是“一定的文化形態與特定自然、歷史和種種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15]，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態指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狀態，如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歷史和社會環境則屬于文化要素，顯然這一觀點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現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態就是生態文明，即一種和諧的、理想的文化狀態，持此觀點的學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顯，這一觀點把文化生態看作了生態文化，其實文化生態與生態文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個文化要素的有機體，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個類型。

三、對“文化生態”的再理解

鑒于以上學者對文化生態在重釋中留下的問題和產生的偏差，我們有必要對它做進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文化系統，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要理解這一內涵，必須先理解“文化”這一概念，因為文化生態首先是一個文化系統。關于文化，多數中外學者都愿意把愛德華?泰勒的定義當作經典去引用，但是定義過于寬泛，難以具體化文化的所指范疇。我國民俗學家鐘敬文教授曾說：“凡人類（具體點說，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經營社會生活過程中，為了生存或發展的需要，人為地創造、傳承和享用的東西，大都屬于文化范圍。它既有物質的東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東西（如語言、文學、藝術、道德、哲學、宗教、風俗等），當然還有那些為取得生活物資的活動（如打獵、農耕、匠作等）和為延續人種而存在的家族結構及其他各種社會組織。”[17]陳建憲在《文化學教程》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文化系統的表層是物質文化，中層是制度和行為文化，里層是精神文化，貫串文化系統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質文化是最活躍、變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與行為文化有相當的穩定性與繼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變遷中最難改變的部分。[18]由他們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態不僅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且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躍程度和分布區域：處在外層的是地理、氣候、歷史、政治、經濟、建筑、交通、軍事、科技等，它們客觀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深深地影響著文化生態，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一定歷史時期文化發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標識;處在內層的是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教育觀、審美觀，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關“人心”的方面，這是文化生態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變遷中最難改變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處在外部與內部之間的是制度、風俗、語言、文字、圖畫等，它們連接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既是文化生態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態得以體現的載體。

2.文化生態是一個具有“生命”體征的文化有機體。方李莉說：“人類所創造的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個動態的生命體，各種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類似生物鏈的文化鏈。它們互相關聯成一張動態的生命之網，其作為人類文化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價值，為維護整個人類文化的完整性而發揮著自己的作用。”[19]這是理解文化生態的關鍵。文化生態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動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動性，自產生之日起就不斷地“成長”，使其在歷史長河中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比如中國文字，經歷了從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戰國文字、秦代小篆、漢代隸書、魏晉以來的楷書幾個發展階段，它們之所以發生變化，不僅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政治體制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促進自身發展，以適應社會和人類的需要。正如有些學者所說：“文化既賦予現實以意義，又需要現實的載承。而現實是一種動態的存在，是‘變’與‘不變’的復合體，‘變’的表征是時間的流逝，‘不變’的表征是空間的凝固。只有在這種時空構造中，文化才能夠得到充分的認識。”[20]

3.文化生態是一個文化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文化生態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態系統，只要有一個文化要素發生變化，其他要素也會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從而引起整個文化生態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比如蒸汽機對紡織、冶煉、機器制造、輪船、鐵路等行業的推動發展，既典型地說明了科技與機器制造、紡織、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也說明了它們相互依賴、互興共榮的利害關系。

4.文化生態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響文化生態也帶上了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們可以說長江流域文化生態、黃土高原文化生態、峨眉山文化生態、河西走廊文化生態、蒙古草原文化生態、塔克拉瑪干沙漠文化生態，也可以說藏族文化生態、苗族文化生態、漢族文化生態、哈薩克族文化生態、保安族文化生態等，就是因為文化生態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1]同理，人們創造文化也要受條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兩個主要條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態，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態，可以說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態就不同。

綜上所述，文化生態是指由影響文化生成和變遷的自然環境、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習俗、語言文字、道德觀念、價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變量所構成的文化生態體系，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變量不僅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演變規律，它們還相互作用影響著整個文化生態，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與變化，表現出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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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鐘敬文.話說民間文化[M].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35.

[18]陳建憲.文化學教程[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7.

[19]盤福東.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八桂文化?編者札記[M].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6.

[20]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7：121.

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