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制度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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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民商法、經濟法以及社會法是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三個重要部分。其中，民商法是該法律體系中的基礎性制度，它體現了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本質要求，對市場經濟的調節規范起著重要作用。但是，我國民商法體系還處于初步建立時期，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其呈現多元化的態勢，所以民商法也應該不斷發展完善，以適應時展的需要。十中關于法律問題的提出對民商法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現今我國民商法得到了快速發展。

一、民商法的內涵及涵蓋范圍

民商法就是指國家通過其權力的行使來引導、規范、促進民商活動發展，鼓勵其積極向上、穩定發展，以期建立一個公正、平等、文明的市場競爭環境的法律。民商法就是通過賦予市場主體權利和義務，從而對市場經濟中的主體關系進行調整。民商法律的本質是私法，是權利法，其核心是自由平等，以保護個人的權利為本位，對平等主體間的人身及財產關系進行調整，以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充分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發展，為提高交易的安全性，民商法中國家的硬性規定也在增加，公法性成分也有所滲入。民商法的內容主要是對民商交易的主體、行為、權責等的規定，包括物權法、公司法、合同法、保險法、民法通則等。

民商法是用于約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各個市場主體交易行為的，其主要的任務是規范、調整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各種必需因素的。例如：在一定的范圍內，民商法可以用于規范市場交易活動主體的資質，賦予其進行市場活動的權利和義務;民商法還可以用于約束市場交易中發生的財產關系，確保交易安全進行;民商法可用于規范和約束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保證交易環境的秩序性。民商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十之前民商法的發展狀況及存在的問題

（一）十前民商法的發展狀況

盡管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我國初步建立了市場主體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知識產權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多項民商法律制度，然而從立法現狀的方面來考慮，我國仍存在著民商法規范供應不足的情況;從數量、質量、系統化等方面來說，民商法理論和實踐仍難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協調發展。其具體的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點：

1.民商法立法體系不健全。其中很多基本規范都沒有系統化，比較簡單松散，而且司法解釋很多情況下都高于法律條文。

2.民商法立法內容不完整。在民商法規范中遺漏的內容很多，而且有多處空白，且很多立法內容都較為陳舊，不能滿足現代社會實踐應用的需要。

3.相關法律部門沒有對其提供相應的支持，使得部分民商法難以有效實施。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使民商法的建設工作刻不容緩。

（二）十前民商法律存在的問題

現有民商法立法很多，看上去分散應急的發覺明顯，立法缺乏系統性。以致于我國的民商法律中出現多種法規內容重復并存，缺少核心立法規范對其他法規進行約束的局面，這是我國民商法一個致命的缺點。

1.民商法內容簡單不夠系統。要頒布一個重要的民事立法，不僅要符合行政法規和相關部門的規章制度，還需要讓最高人民法院對其做出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對立法做出具有立法性的司法解釋能夠讓原本簡單的民商法變得充實，但是如果司法解釋過多，也可能使一些現行的法律失去存在的價值。而且部分司法解釋中過分強調“司法立法”和“司法改法”。即使司法解釋等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法律空白，但還是有大量的法律空白存在著。而且，上述情況對法律的權威性的實際運用都有不利影響。例如：《民法通則》中沒有對取得物權的方式和時效進行規定等。

2.民商法制度滯后于社會發展。我國的民商法是在改造傳統法律的基礎上，借鑒外國民法典得到的，而且，我國現行的很多民商法都是19世紀改革開放時期制定的，其中有部分還具有計劃體制特征。但是，我國目前的社會體制和經濟運行模式已然有了很大的變化，舊的民商法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傳統的民商法律開始呈現老化趨勢，無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

3.民商法立法體系過于散亂。民商法主要是用于協調民商事務、行為的，但是民商行為具有復雜多樣的特點，但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制定的民商法律內容不全且缺乏系統性，所以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就會發生很多矛盾。為此，國家行政部門在處理民商行為遇到問題時，就會根據實際情況去擬訂一些細則完善法律法規，以填補民商法的漏洞。但是，由于這樣的處理方式缺乏統一的協調、規劃，就會導致沖突、重復等現象發生，這就會使得立法體系混亂，比如，可能出現一法多立的情況。

4.存在執法不嚴的情況。雖然民商法已經得到了初步的建立，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卻存在著執法不嚴的情況。實際操作時，很多執法人員都不以民商法的具體規定為依據，而是根據自身的主觀意愿對民商主體的交易行為進行處理。這就導致了執法不嚴現象的發生，這嚴重危害了民商法的權威性，大大降低了民商法存在的價值。

三、我國民商法轉型工作的進行

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的轉型，使我國民商法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同時也面臨著發展的機遇。為了加快民商法的進步發展，應該做好民商法的轉型工作：首先，從注重立法轉向注重司法解釋。民商法相關法律初步建立后，就將研究重心轉為司法和學理解釋，主要研究對法律體系的適用性問題和理解性。其次，將制度性研究從分散性轉向體系化。即從具體的法律法規中，提煉出能夠普遍適用的民商問題的處理理念、方法和規則，以便提升它的理論高度。再次，研究方法要從單一化轉向多元化。在進行研究時要注意借鑒經濟法、社會法、哲學等研究方法。最后，民商法從傳統轉向現代化。傳統的民商法已不能適應現展需要，企業社會責任、網絡交易等新問題應該被民商法所重視。所以，要促進現代民商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四、十后我國民商法的變化及發展

（一）民商法變化發展的影響因素

十的召開，進一步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也即將實現根本性轉變;“依法治國”治國方針的實施也使法制觀念深入人心;“科教興國”戰略的施行也促進了科技的飛速發展，也從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發展，以上這些改變都十分有利于民商法的發展。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成熟，為民商法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十召開后，我國經濟體制實現了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這使得社會上經濟關系變得日益復雜，更需要民商法的運用去調節經濟主體的交易矛盾，同時，經濟的發展為民商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商品交易的頻繁和交易規模的擴大從客觀上要求民商法的法規更加科學合理，能夠與實際經濟發展狀況適應。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無疑為民商法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2.依法治國治國方針的全面實施為民商法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保證。黨的政策對民商法的發展都會產生很大影響。民商法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法制的支持。“依法治國”戰略的實施貫徹是當今民商法繁榮的重要保證。“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原則得以貫徹，這一定會對民商法律的立法工作、司法以及執法工作都產生有利的影響。同時，社會也會形成遵紀守法的風尚，民商法也會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

3.“科教興國”戰略的全面實施，為民商法的全面發展擴展了空間。“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我國必然要進入科技發達的知識經濟時期，科技的發展，使電子網絡交易層出不窮，民商法就急需對相關規定進行補充。與此同時，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也為民商法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技術知識和更廣闊的空間。

（二）十后民商法的發展情況

十后“依法治國”、“科教興國”等戰略的實施貫徹有力推動了民商法的發展和繁榮，其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1.民商法發展不斷與世界經濟發展接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商法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這一點已經在國家行政機關機構改革中得到了驗證：商務部的成立，一方面標志著我國政府順應時代潮流、統一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決心，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我國的商事活動將進一步與世界接軌。特別在十后“依法治國”、“科教興國”等戰略的實施貫徹，這就要求必須加強與之有關的法制建設，因為只有良好的法制約束才可能保障市場的健康發展。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而傳統民商法明顯無法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腳步。因而，民商法的發展與世界經濟的接軌也是擺在我們面前刻不容緩的事情。

2.民商法理論研究向更深更廣方向發展。國家對法律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使得法律研究的步伐也不斷加快，民商法作為法律的一種也呈現出繁榮的發展局面。一大批法學研究學者的產生為民商法律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科研力量的壯大，對法律研究的重視使民商法不斷得以發展完善。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理論研究范圍的進一步加寬、理論研究沿著縱深方向前進、民商法研究的方法不斷多樣化和民商法研究風氣的好轉。民商法研究進程不斷加快，使得民商法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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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商法信用的主體與客體

信用體系包括繁雜的內容以及對象,為了更明確劃分信用內容、引進更多主體參與其中,就要科學合理地界定信用主體,一旦信用主體進行法律界定,信用就被納入到民商法中并直接關切到后期信用主體在法律上所承擔的義務和擁有的權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以企業、政府、個人三個信用主體來劃分主體和客體是與社會經濟運行相適應的。

(一)個人信用經濟社會里,消費者的個人信用成為社會個體身份的重要標識。商家和金融機構鼓勵消費者提前、透支消費,通過約定以財物的形式并規定期限的償還方式,對消費者設置了嚴密的信用系統,這是當前商家、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之間形成的信用關系。個人信用體系最先在歐美地區如美國等一些國家實施,曾一度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大幅增長。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不僅化解了社會消費供求矛盾的危機,也極大地提高了消費者的平均消費能力和水平。在我國,該體系自引進后就發展迅猛,但是整體還不完善,該體系所涉及的個人信用問題較為復雜,需要進行相關的法制建設才是完善體系的最好選擇。

(二)企業信用企業通過所創造的社會效益,在社會經濟擁有奠基性的作用和地位,企業作為民商事主體的法人,理應享有相應的信用權利并承擔對等的義務。依法設立的企業在相關法律中所參與的主要是民事和商業活動,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體,具備獨自負責債權和債務的能力,當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從事關聯交易時,企業是有信用權利的,相應而言,交易活動是雙向的,企業也有責任維護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權利,以此,企業才能最終確立其信用主體的身份。企業具有法人資格后,可以享受法律規定的相應權利,企業通過將明晰股東及公司的產權,保證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實施,來為企業財產增值,這樣,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最終將轉換為錢,轉化為社會財富。

(三)政府信用一個國家的信用是該國在國際社會、在人民心中形象和信念的集中體現,主要是根據該國政府的行為來判定,一般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代表的政府機構對社會所承諾支付的信用情況,比如公債就是政府通過國家債券形式向社會籌集財務和貨幣并在限定日期內按照約定利潤比例償還債務的工作。政府是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建構的指導和參與者,政府信用也影響著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政府信用建設是國家信用體系的關鍵部分,是規范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的前提。

二、民商法信用體系存在的不足

我國民商法體系和我國其它法律體系一樣,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完善與更新。但是,不管在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依舊還存在著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目前我國法學界還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甚至對誠實信用原則的概念都還未形成統一。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還存在比較大的爭議。大致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和外延存在四種不同觀念,即“語義說”、“條款說”、“立法者意志說”和“雙重功能說”。語義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規定了民事活動的參與者在從事民事活動中應該遵守信用,不進行任何欺詐的要求。條款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外延雖然并未進行明確界定,但是它仍然是應強制遵循的一般條款,它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應對復雜的案情的審判,也可成為民事活動的參與者進行正確合法的民事活動的指導原則。立法者意志說認為: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實現三方利益平衡,并最終為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而誠實信用原則制定的意圖在于貫徹實現立法者的意志。雙重功能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實現兩大功能,即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功能,最終實現法律法規旺盛的生命力和彈性。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滯后在私法領域,誠實信用原則已作為“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成為民事立法的價值追求,在私法領域(如債權法和特權法)中均有其體系,但在序位上,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相當滯后。如民法通則第四條中確定民法的基本原則是平等原則,自愿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守法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但誠實信用原則卻排在平等原則、自愿原則以及公平原則之后,這與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的地位是很不相襯的,嚴重滯后。

(三)缺乏具體的法律制度保障誠實信用原則我國現行的全國性和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其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法規的指導性原則的,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共一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律法規多達四百多部,覆蓋面相當廣泛。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在這些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這些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誠實信用原則下位原則卻非常少,如果從立法者明文確定的視角來考察,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根本就不會被確立。如情更原則,從某種意義來說,它是誠實運用原則的具體應用。我國合同法草案規定了情更原則,但是,在正式合同法文本中不知什么原因就導致變更原則不見蹤影。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完善路徑

(一)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個人的信用體系在我國經濟市場中的發展處于重要的位置,所以要想對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進行完善,首先需要從個人的信用體系來建立、首先需要對社會當中的個人權利進行分析,并且民商法中的每條規定都需要從個人信用的方面進行考慮,并在此基礎上對個人利益中的渠道也做出明確的規定。此外,針對于我國公 民中的個人信用資料的保護狀況上來看,我國還沒有真正的達到保護隱私的一種狀態,無論是個人的收入支出情況,還是個人家庭內的生活狀況都是需要對其隱私采取保護的措施的。

要想徹底的解決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需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對個人信息采取一定的措施。并且當事人對于個人信息的溝通方式和時間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而對于個人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所能享受到的權利,同樣也需要法律的方式來解決。另外,我國公民應有權利對自己的資料進行修改,進而達到杜絕個人信息泄露以及被他們修改的現象發生。同時還需要將救濟途徑也歸納到個人信用體系的權利當中,并對于資料收集人對個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懲處的法律法規。

(二)加強公司的信用建設不得不承認信用的缺失已經成為了限制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并且在此過程中公司的信用建設則處于主導地位。目前信用建設的前提是經濟市場中的主體不能夠對權利與義務進行違反,除此之外還需要符合民商法中的規定。無論是公司的利益相關人員還是公司中的債權人都對公司的信用體系有一定的影響。并且評判公司信用的過程中,實際承擔的債務水平以及自身義務的履行程度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說有必要在民商法的參與下對公司中的內部人員的人格進動態的資產和靜態的資本組成了“資”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資”來進行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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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迅猛，伴隨著很多的問題和矛盾，如近年來出現的諸如三鹿奶粉、瘦肉精等事件，這與我國的信用體系缺失是有密切關系的。

一、信用的理論基礎

（一）信用在民商法中的界定

信用簡單的來講就是交易雙方各自履行自己的義務。具體的表現為，訂立合同的民事主體負有履行義務，償還債務和最后承擔法律賠償責任的能力；對于正在進行的交易，民事主體任何一方為了避免或降低交易風險的發生，都有通過一定渠道獲取對方的信用狀況的權利。[1]

（二）民商法信用體系的價值

一個擁有高度評價的信用體系能夠為交易雙方創造一個公平、公開、透明的環境，其明確清洗的標準與界限，為公平交易創造了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2]

一個社會一旦擁有了公平守信的環境，交易雙方能夠準確明了地獲取對方真實的信用信息，有利于交易的順利完成，更加有利于良好經濟秩序的維護。一個沒有或者缺乏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交易雙方喪失對彼此的信心，勢必會影響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3]

二、民商法信用體系的現狀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很多法律都體現出了對信用的規定，如《民法通則》中“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4]《合同法》中“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4]等等。盡管如此，由于我國的法律法規還處于不斷完善的階段，還未形成一個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國現行法律中，很多的都沒有涉及信用。由于我國的法律建設還不完善，因此遠遠不能滿足市場主體對整個信用環節的要求。

（二）信用調整力度缺乏

信息性，財產性等是現代信用的特殊法律特征，因而需要依靠法律的調整。[5]如果法律的發展無法達到市場對信用的需求，就無法實現法律調整的優勢，然而在現行信用法律中，幾乎找不到對信用的特殊調整力的法律規定。[9]

（三）信用卡體制缺位

隨著信用卡在我國越來多多的被人們所接受和使用，信用卡體制的建設卻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需求。市場主體是信用卡行為的實施者，信用卡的使用是憑借市場主體取得和延續的信用，信用卡體制缺位容易引發很多的問題，阻礙經濟的發展。

三、建構民商法信用體系的途徑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其重要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法律建設提高社會的誠信度，促進市場誠實守信的公平交易的實現，推動經濟的順利發展。這這所謂“透明的法治可以在陌生人之間創造信任的基礎”[6]，只有有了信用才有了交易的可能。

（一）加強民商法執行信用原則的力度

當前，我國民商法總則以及各項具體民商法律中，都明確規定了信用的原則和要求，市場交易行為中必須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二）加強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受到民商法等法律體制的信用建設規定，同時市場主體自身的信用建設也要加強和完善。信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市場主體的社會資本和道德資本，對于市場主體經濟發展的意義和作用必須重視和加強。隨著信用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多的重視，已經成為企業家的一種精神，成為企業的一種文化建設。

1.信用權建設

信用權的建設要建立在相關法律制度的基礎上，無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都需要建立信用權。在具體的交易行為中，信用利益要依賴信用權來實現，目前對于信用權問題在民法草案中也提出來了，可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信用權將被越來越多的法律所重視，將信用權的構建納入法律監督，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2.企業信用建設

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不健全的現狀下，必然會出現欺騙違約等情況的發生，這就是信用缺失問題。企業信用關鍵組成部分的信用體系，是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如果缺失必然會影響整個企業的發展，由此可見，這是一個相互促進和影響的過程，那么企業的信用建設就變得尤為重要了。[7]

3.個人信用建設

人是市場交易行為的執行者，經濟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信用體系的完整程度。[8]個人信用建設牽扯到個人隱私方面的保護，如果不將個人信息置于法律保護下，任何組織和個人對于個人隱私的破壞勢必會傷害到當事人，這就需要法律的保護和裁決。民商法對于個人信息收集的方式、目的以及其安全性，都是有考核的，對侵害行為也是有處懲規定的等等。

（三）加強政府引導和監管

政府要加強職能監督作用，在信用的公開和透明方面，要不斷督促個人和企業信用的健全和完善。政府要加強個人和企業信用信息的社會化、公開化、透明化建設，個人信用是社會信用的基礎，企業信用是社會信用的關鍵。政府要積極引導和建立健全個人信用信息、企業信用調查等體系，通過提高信用的透明度來推進整個社會信用的建設。[9]

結語

科學有效的信用體系，是經濟社會想要取得長足而穩定發展的前提。從企業、個人和政府三方面出發，構建民商法信用系統，在相關法律法規的監督和管理下完成對社會經濟市場的引導，才能真正意義上滿足市場主體對于信用的要求和需求。

參考文獻

[1]丁邦開，何俊坤.社會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6，14.

[2]李凌燕.信用經濟法律精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引車耳.信用制度深度透視[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9.

[4]倪受彬，施丹婷.金融危機背景下信用評級機構的法律責任問題初探[J].社會科學，2009，8.

[5]崔利民.信用制度與我國商法之現代化[J].河北法學，2009，8.

湛繼紅.社會信用體系懲戒機制設計[J].金融與經濟，2008，2.

[6]廖勇剛.德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對我國的啟示[J].青海金融，2009，4.

篇（4）

    一、人權概述 

    (一)人權的概念 

    人權的概念和性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基于不同的階級和國家利益,既有不同的內涵,又有不同的界分方式。目前,學界尚未有一個為眾人共識的人權概念。有的學者在分析了現存國內外眾多人權概念之后,給人權下了這樣的定義:“人權即人的權利,是人應當享有的,并被社會承認的權利的總和。”①有的學者認為,人權是人生而享有及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及其不可缺少的延伸權利。、筆者認為,人權,就是人人作為人類成員應該享有的尊嚴、價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權利和享有自由時,應當負有的道德、義務和責任。 

    (二)保護人權的必要性分析 

    人權的本質決定人權保護的必要。人之所以擁有權利是因為他是一個人。因此,權利不僅僅是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人權是建設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當今美國的人權學家亨金教授認為:“人權成為我們時代的概念,部分原因是我們的時代是發展的時代,是工業化的時代,是城市化的時代。”②如果個人自由得不到完全的尊重,那么市場的自由活動將會受到抑制,也就會對經濟的發展造成消極的影響。 

    人權是實現民主和法治所必需的因素。無論人們對民主和法治之間的關系持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它們皆是國家制度現代化的固有部分。離開法治,民主就可能演變成專制。民主、法治、人權三位一體。 

    (三)法律途徑是保護人權的最佳形式 

    權利的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人權的保護更是如此。法律保護是保護人權的最佳方式。法律的規則體系構筑了人權保護的最佳途徑;法律是以規則為起點,以規則評判啟動實際救濟為終點的活動,法律活動的準繩即法規是根據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的,是具體化,強制化和現實化的人權,隨著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斷加強,這種人權范圍也在不斷擴大。人權原則應盡快納入法律化軌道,從法律上予以根本性的保障。 

    二、民商法對人權保護現狀 

    民法的調整對象是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其實就是在保障民事主體的財產權和人身權,而財產權和人身權是權利主體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權。因此,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能充分體現對人權的保護。民事法律在《民法通則》和《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許多的基本原則,體現了對民事主體人權的保障措施。盡管改革開放20多年來相繼制定了幾十種民商單行法,最高人民法院也出臺了數量眾多的相關的民商方面的司法解釋,仍然無法解決大量的民商法律問題。綜合起來,民商法律、司法解釋主要存在的問題有: 

    第一,《民法通則》作為民商基本法律,大多數條文過于原則,缺乏完整的民商規范體系,對財產權、人身權、人格權、知識產權等四大基本人權的具體立法保護比較狹窄,不能適應現代人權保護法的要求和發展趨勢。如第104條規定,“殘疾人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這些原則性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操作。 

    第二,許多民商單行法結構陳舊,內容保守,在法律責任中多為行政處罰條款,很少有保護民商主體合法權益的法律后果,帶有濃厚的行政部門保護的色彩,適應不了市場經濟和人權保護的需要。《公司法》的制定和修改就是明顯的例證。《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的單行法,經過多次修改,在操作上有所改正,逐步迎合了加入世貿組織需要。 

    第三,現行的民事再審法律規定過于原則,使得再審制度沒有條件、時間和次數的限制,使效力不穩定和錯誤的終審判決,隨時都有被推翻的可能,造成上訪、申訴、告訴不斷上升,影響了司法公正和效率。

    第四,輕程序重實體的錯誤傾向仍然嚴重存在,不能正確處理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問題。比如以獨任審判員審理復雜的普通案件等,這些不重視程序法的情況,勢必影響了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 

    第五,從程序構成上看,我國的民事程序設計尚欠合理。比如,在審判程序中,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都是法官的事情,人民陪審員形式上和法官“同權同責”,實質上是“只陪不審”。 

    三、民商法上的完善 

    既然現有的民商法在人權保護方面存在著較多的問題,那么必須積極啟動立法程序,對民商法律體系進行重新建構,盡快制定出一部優良的中國民法典。 

    在更新民事法律時,必須牢固樹立兩個民商法律的基本理念:一是權利本位,二是私法自治。權利本位,可以理解為以權利為中心,只有授予人民以權利,之后才能談及義務,無權利則無義務。私法自治的核心含義是,民法要更多地給予民商主體自由創設權利的依據,每個人得依其真正自愿來處分有關私法上的事務。除非行使自治原則損害他人權利、集體、國家利益,必須予以必要的限制。一般地說,私法自治原則是對公法的一種制約,政府的重要性更多體現在當個人權利極度濫用以致損害他人權利的情況下進行干預,而干預的目的正好是為了“平等”權利更好的實現。說到底,政府以及公法最終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為了主權在民的憲法原則和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 

    更新民商法律,應該大膽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的立法成果,早日制定完備的民法典。比如借鑒德國、荷蘭、俄羅斯等國的民法典,為我國民法典制定提供可參考的藍本。應當高瞻遠矚,面對世界,展望未來,應當符合全球經濟一體化、當今市場經濟發展和國際人權保護規則的需要,真正做到與國際接軌。 

篇（5）

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信用缺失的問題，以染色饅頭、三鹿奶粉等假冒偽劣產品為代表的失信現象降低了民眾對企業等主體的信任度，反應出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完整的弊端。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民商法，都必須通過信用來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構建民商法的信用體系也成為趨勢所向，對引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不斷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機制可以提高市場交易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使得商業環境更加健康、科學，倡導民商法信用體系的構建是保護交易安全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手段，真正意義上實現社會城市守信的原則。

一、信用的法律概念和特征

（一）信用的民商法界定

民商法中對于信用界定主要是通過當事人對義務的履行程度來判斷。首先是針對有效的承諾和合同問題，這就要求法律上定義的民事主體要履行承諾和合同，與此同時還要擔負某些情況下的法律賠償。在諸多交易過程中，民事主體應該通過獲取交易一方的信息和情況來判斷其信用程度，這是防止交易欺騙和提高交易成功率的重要手段，民事主體履行義務和承擔責任的能力再次展現。使得民商法將信用的界定規范在任何民事主體的義務履行能力以及法律意義上對債務的負責任程度，社會體系會對民事主體的信用做出一定的判斷。

（二）信用的民商法特征

民事主體在意識上是往履行合同或承諾上傾向且實際上有承擔義務的能力可以視為民商法的首要特征。剖析信用的真正內涵，它代表著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所以擁有權力和履行義務以及負有債權和債務都是處于這種經濟關系范圍內。信用在民商法中的特征還表現在通過未來和預期來實現狀況分析，經濟利益的變化使得民事主體對其有一定的期望。信用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預期，商品等同于一定量的貨幣。在民商法上信用還具有一定的利益性，價值是判斷其高低的標準之一。

二、民商法信用的主體與客體

信用體系所涉及的內容和對象諸多，使得對信用內容的劃分更加明確，民事主體參與信用的評價，所以要充分站在信用主體為位置來考量這個問題，將信用置于民商法中以及引導后期信用主體所承擔的義務和擁有的權利都是很關鍵的一部分，所以通過企業、個人、政府三個信用主體來劃分主體和客體很重要。

（一）企業信用

企業所產生的社會效益為其奠定了在社會經濟基礎中的位置，身為民商事主體的法人還應該享受相應的信用權利以及承擔對等的義務。在符合相關法律條件下成立的企業主要是參與民商事經營活動，這就意味著它在行使權利和行為時也能有獨自負責債權和債務的能力，前提是擁有法人資格從事相關交易活動，對于企業而言是擁有信用的權利，同時在經營過程中也要維護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權利，經過這一系列環節就會獲得信用主體的位置。企業擁有法人資格后便可享受相關制度權利，承認公司具有獨立的人格且將股東和公司的財產劃分清楚，保證執行股東有限責任制，這是企業為產權增值的有效途徑之一，而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最終會轉換成貨幣。企業在從事經營活動時要維持公司人格的高尚性，使得資信更加可靠。如果企業做出抽逃資本等違背法人信用的事情則會根據相關制度取消公司的法人資格，那么信用主體的位置也會被取消，企業還要按照事情的嚴重性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二）個人信用

目前針對消費者所設置的信用系統是商家和金融機構在從事經營活動中為個人提供的一系列服務，以財物的形式來約定規定期限的償還形式，是商機、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之間的信用關系。最早提出和實施個人信用體系的是歐美國家，使得國民經濟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趨勢。個人信用的誕生可以很好的解決消費者供求的問題，同時能增強消費者的平均購買力我國對于個人信用體系的建設起步不久，但是發展迅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涉及的個人信用問題較為復雜，單是靠參與者來維護來遠遠不夠，針對個人消費信用體系進行相關的法制建設是必然之路。

（三）政府信用

國家信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的行為來決定的，所以構建有效的社會信用體系就必須要有政府的參與。對于政府信用的定義更多的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代表的機構對社會所承諾支付的信用情況，以公債為代表，政府可以通過向社會籌集財務和貨幣，在限定日期內完成這種債務的償還工作。政府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著民眾對于政府部門的形象定位高低，這也使得社會導向更加明確。將政府信用建設作為整個信用體系建設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完成企業和個人規范的前提。

三、民商法信用體系的構建

社會經濟轉型在帶動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信用問題。市場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有效的社會經濟制度和信用制度。商事法律體系建設的過程中要通過不斷完善信用機制來完成市場經濟機制的建設，使得經濟和信用之間相互促進和影響。

（一）強化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地位

《民法通則》將誠實信用作為從事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其效力的發揮還需要在加強對債權法律等制度的建設和實施。在單行法中要不斷加強對城市信用基本原則的細化工作，提高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很關鍵。強化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地位可以獲得三方面的幫助，首先是能有效的區分民事活動雙方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法律會清晰的界定出責任所在；第二是對于地方保護主義的處理，要避免政府干預經濟現象的出現，對于企業的長期發展也是不利的，不斷降低短期經濟行為發生的概率，對于政府而言也是規范自我和引導社會的一大舉措。最后是針對司法救濟制度的建設工作，要讓民眾接觸到一個透明的裁量過程，對于法律制度本身來說也是一個規范化、合理化的過程。

（二）建立信用體系的民商法律制度

1.信用權的構建

對于信用權的構建要建立在相關法律制度的基礎上；信用權要作為人格權的一類，使得法律對其的定義更加清晰明確。無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都應該獲得信用權，并以此作為自身參與經濟活動的一個條件，同時能在法律保護的范圍內進行信用權的使用和維護，引導整個社會建立誠實守信的秩序，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言也是有益的。信用利益要依賴信用權來實現，民商法采取信用權保護措施的目的也在于此。目前對于信用權和構建信用體系問題也在民法草案中提出來了，信用權的構建必須通過硬性的法律制度來監督和完成，這是符合時展要求和經濟活動的一項舉措。

2.加強市場主體——公司的信用建設

市場主體要在不違反法律制度的基礎上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這是信用建設的根本，對于欺騙違約的事情只能通過法律制裁來解決。信用缺失的問題已經成為約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公司信用是組成社會信用體系的關鍵部分，法律建設要著重這方面的規范和引導。無論是債權人還是利益相關人，都會受到公司信用的影響，從社會交流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相互促進和影響的過程。對于自身義務的履行程度以及實際承擔債務的水平都是評判公司信用的重要標準，而“人”和“資”又間接影響著這兩個標準。在法律的參與下會對公司擬制一項人格，公司內部人員會決定人格的高低。動態的資產和靜態的資本組成了“資”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資”來進行鞏固。

3.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

經濟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信用體系的完整程度。所以針對個人信用法律，首先要考慮到社會個體的權利問題，憲法要對個人權利以及信息收集渠道做出明確的規定。針對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在我國還未真正意義上推出，只是概括在名譽權的范圍內，給信用信息體系建設設置了障礙。考慮到個人信用資料的獲取以及使用都會關系到個人的隱私問題，包括個人的家庭情況和收入消費狀況等信息。要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應該通過解決隱私侵害和主動支配權的問題來完成，要保證個人信息置于法律保護的空間下，對于侵害情況作出相應的制裁。當事人對個人信息的溝通時間和方式都要絕對的選擇權。關于個人信息享受權利的問題勢必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實施保護和處理，資料收集人針對個人信息收集的方式和目的，以及其安全性都是法律應該考核的項目；個人可以對自身資料進行查詢和修改，防止個人信息被非法使用和侵害，對于此類情況當事人具有有效的賠償請求權；要將救濟途徑納入個人信用體系中，使得權利侵害獲得相應的補償，對于資料收集人對個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懲處的法律法規。

4.強化政府信用的導向作用

篇（6）

學界一直不懈地為修改海商法在探索和研究，不斷提出各種建議，努力推動修法工作。多年來，學界不斷地以專業論文和科研課題方式設計制訂了多種建議方案，甚至包括對該法逐條修改的設計文本。這些努力為未來的修法做著大量的準備工作。

業界更注重法律的明確性、連續性、穩定性。海商法實施后，由于在具體業務中和司法實踐中的積累，使得相關各界圍繞這部法律逐漸形成了較為成熟、穩定的業務流程和交易習慣。因此，與學界相比，業界對修法的態度并不積極，感受并不緊迫，主張維持現狀不要輕易修改，或者暫時不要修改、不要急于修改的居多。

適當修補 VS 徹底修改

主張適當修補的意見認為，未來對海商法的修該應該在基本保持該法既有結構、制度、章節、條文規定的基礎上，以填補空白和消除歧義、明晰規定為原則。可以對包括具體措辭、語句在內的個別問題做適當的調整、修改、補充。

主張徹底修改的意見認為，海商法的修改應從該法的整體布局、應包含的各種制度、章節劃分等結構的調整以及這部法律與其他相關法律如何銜接入手。修改方案應從大處著眼，力爭全面和徹底。

民法體系 VS 民商法體系 VS 大海法體系 VS 自成體系

民法體系：主張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兩者屬于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在立法上，凡是一般法即民法已有規定的，特別法就無需再作重復性規定。

民商法體系：主張應重視民商法基本理念的指導意義，借鑒最新民商法立法的成果，克服海商法自體性的缺陷，協調海商法與其他民商法基本法相關制度的設置，在民商法體系內形成一個概念協調、制度和諧的有機法律整體。

大海法體系：主張走出傳統海商法的狹小空間，進入海法研究體系的廣闊領域，以確立海法體系。將海商法歸于海法研究體系三個層次中的第二層次，將船舶物權法、海上運輸合同法、海上保險法、海事法，以及船舶融資、建造、買賣法等歸入其中的第三層次。

自成體系：主張海商法是具有相當獨立性的特別法。海商法有脈絡清楚的獨立發展線索，有風險性、國際性、商事性和公法性等特別性質，有民法不能對應的特殊制度，這些特點由海商活動的特殊性決定，構成了海商法獨立性的基礎。因此，海商法并非民法的若干例外規定的集合，而是一個自身完整的法律部門。

修訂海商法茲事體大，需對各層面問題綜合研究，統籌考量，既應究其細微，又應考其全貌。至于方案目標，應在保持海商法特殊性的前提下和基礎上，最大限度地解決問題。修法涉及的問題必然很多，但確定原則很重要。

明確海商法自成體系。這已經不僅限于純學術問題了，而是直接關系到此法與他法的界限與銜接亦即其調整范圍，對明確修法方向和原則關系重大，是為修法的前提和基礎。海商法的體系歸屬取決于其自身特點、調整對象和作用范圍。強調海商法自體性，確認其自成體系，十分必要。據此，在該法現有框架結構的基礎上，考慮對其制度的完善和具體條文的修訂，而不應以其他部門法律的規定為標準來對海商法進行剪裁。這樣可以保持該法體系結構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其中各制度間的協調和統一。至于海商法及其所含各種制度與其他各法之間的關系，則可以適用特別法與一般法關系的原則處理。相對而言，無論是從立法技術、司法實踐或是與國際接軌和法律繼承的角度，以及對業界實際操作和交易習慣的延續而言，都是有利和可行的。自成體系，不但符合海商法的發展趨勢，也有利于不同運輸方式法律制度間的銜接，易于適應國際多式聯運的發展趨勢和需求。

修法應立足本國實際。中國海商法立法的第一階段曾主要是向前蘇聯學習，第二階段曾主要向英美和國際公約學習。在未來的修法階段，我們應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本國實際狀況和需要，以該法實施以來的豐富實踐積累為基礎，以深入的理論研究為支撐和指導。現在我們已經具備了必要的基礎和條件，比之立法初期所經歷的摸索過程已經有了質的飛躍。

修改范圍依實際需要確定。從修法討論中所揭示的問題看，可能已經很難通過簡單的和一般性的修補使海商法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鑒于修法的復雜性以及保持法律的穩定性的內在需要，修法須建立在盡可能深厚積淀的基礎上。將來一旦獲得修法機會，就應該充分把握和利用，對之作全面、細致、徹底的審視和修改。因此，在考慮修法范圍時，不應糾結于“大改”、“中改”和“小改”的定性方案，不拘泥于公法或私法的制度屬性，應根據海商法自身特點，從實際出發，依實際需要而定。對現行法律條文的修訂固然重要，但是卻解決不了法律結構的缺陷，彌補不了這部法律所含制度的缺位或不足。一部法律的總體結構、制度安排、具體條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修法時都需要認真考慮和對待。但是在次序上，制度和結構的問題應予優先解決。

梳理國內已有研究成果。海商法自實施以來，中國的司法實踐、法學研究、法制建設等各領域都有許多成果，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修法意見和對策建議。但是這些成果一直缺乏有效規劃和協調，總體上處于分散、隨機、無序的粗放狀態，對研究成果、修法意見和建議缺乏全面、系統的匯集、梳理。這些極其寶貴的資源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

注意借鑒吸收國際新成果。中國海商法實施后，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都有了新發展，國際海事立法再度活躍，一些新公約相繼制定、通過或生效。國際海商法領域的新成果和新發展，包括他國的立法經驗，對中國海商法的理論研究和法制建設有重要的影響、示范和借鑒作用，應注意學習、消化、借鑒或吸收。

在以上所述的公約中，當然也包括《鹿特丹規則》，但是不應把它當作唯一的參照標準。這一規則在給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帶來新的沖擊、挑戰和不確定性的同時，也使修改中國海商法的條件發生了變化。當此情勢，需要一個再觀察、研究和積累的過程。

篇（7）

我們不妨剖析一個《海商法》制度“海上貨物留置權”為例，分析PossessoryLien，[4]翻譯方法如何給法律概念解釋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術語翻譯方法在以法律移植為主要立法淵源的我國具有怎樣特別的意義。這一問題至少在具體學科的比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海上貨物留置權產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開創了我國將國際公約直接變為國內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為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引進英美法制度的立法。這一立法特色對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內涵的解釋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法律結構上看，《海商法》幾乎全部是對國際公約或構成國際航運慣例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標準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約的邏輯結構十分嚴密，加之公約淵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體系，與隸屬大陸法傳統的我國一般民商法體系難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國際公約或國際標準合同的方式，構成我國《海商法》各章的內容。如涉及本文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的兩章內容，分別為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約》、《海牙—威斯比公約》及《漢堡規則》的內容，只是根據我國的航運政策進行了取舍，具體規范結構則是翻譯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節還參考了國際標準合同如使用率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參照幾個國際標準合同制定的[5].

由這種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國海商法概念獨具特色――公約或標準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義翻譯，《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義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釋，同一中文法律術語并不要求其涵義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應地，同一英文法律術語的多個涵義則在各章中分別被譯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國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譯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國法中重要的財產擔保制度，我國傳統中譯為“留置權”，但它的內涵為“優先權”，遠遠大于我國“留置權”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Lien、MaritimeLien和EquitableLien（衡平法留置權）[7].MaritimeLien是Lien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民商法中沒有對應的術語，《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義譯法直譯作“船舶優先權”[8]，譯出了Lien的“優先權”含義――優先權毋須占有標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規定的受償順序從標的物中優先于其他債權獲得清償；而PossessoryLien在在英國財產擔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標的物而取得優先受償權，這一制度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有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義譯出為“占有留置權”（或“占有優先權”），而按照我國民事“留置權”的特征解釋，留置權本身就是一種以“占有”為前提而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因而翻譯者為了避免同義重復，去掉了“占有”二字，成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權”[9]，亦即本文所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如此以來，在對法律規范進行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時至少引起了兩個問題：

（1）同源于英國法中的Lien制度體系的海上貨物留置權與船舶優先權在我國海商法中卻變成了兩個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Lien在我國作為船舶“優先權”構成獨立的制度體系，PossessoryLien作為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的一個分支。原有Lien制度體系下的兩個分支概念之間以及分支概念與總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被完全切斷了。不只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在譯為英文本時，把“船舶優先權”被譯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術語[10]MaritimeLien），進一步切斷了以英文詞義為線索回溯到出發體系中去尋找制度淵源關系的途徑。

兩大法系的留置權制度與各自體系內的優先權制度密不可分、協同作用，在功能設置上此消彼長、相互彌補，共同調整海上貨物運輸關系，擔保承運人和船舶出租的債權實現，構成完整的制度總和。而僅就留置權制度而言，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在兩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優先權制度與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是密切相關、協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補，此消彼長，各國對于單一制度的設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稱都不盡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卻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必須同時研究各國的優先權制度，否則無法知曉各國在保護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系中的債權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卻由于翻譯方法問題切斷了英國法中具有明顯聯系的兩個法律術語所代表的制度之間的聯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兩種制度――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與中國法中的留置權制度――之間的差異隨著“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為淵源制度的英國占有留置權制度被賦予了目的體系中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全部特征，這成為長期以來我國研究、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時套用民事留置權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實，兩類“留置權”存在著許多差異：民事留置權制度淵源于大陸法系擔保制度，而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淵源于英美擔保法制度。突出的問題是，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制度以合約留置權為主體，法定留置權只是一種對于法律主體和法律關系適用范圍很小的補充性權利；而大陸法的留置權制度以法定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許自行約定留置貨物。在海上貨物留置權被強加以民事留置權特征之后，這種差異成為法律適用中的最大難題。比如提單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如何認定，成為司法實踐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否定合約留置權的判決一再受到航運界振振有詞的質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門的論證在邏輯矛盾中顯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開頭“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法律特征”的命題下否定約定留置權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

主要篇幅討論英美合約留置權條款的內容及其約束力。[13]另一種肯定約定留置權效力的論證是依據民法學關于大陸法系“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劃分的理論，把“債權性留置權”與合約留置權混為一談。[14]可見以大陸法留置權理論解釋淵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適履。

《海商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只有三條，本身并沒有肯定或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留置權的成立要件、留置權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權與訴前扣貨的關系問題等等，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特征依賴于對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解釋，而解釋的方法卻全依賴于法律原理――究竟選擇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抑或適用英美擔保法理論作為解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依據，成為實踐和理論都無法回避的問題。

二、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及其對于法律解釋的意義

法律術語的翻譯在法律移植中的意義遠非文字技巧問題，它直接決定法律概念能否作為制度移植的載體，準確、完整地傳達立法者移植某項制度時的意圖，換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圖繼受外國法律規范的內涵，充分體現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方法。所以港臺民商法專家對于法律術語特別是英美法術語的翻譯方法都十分重視。綜合起來大概分為兩大派論：

從事大陸法學民商法研究的學者認為，“應將英美法之概念用語，納入我國既有之法律體系，使之與現行法概念用語相契合。”[15]主張將出發體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統一用目的體系的相應概念來表示（本文稱之為“制度功能對譯法”或“功能譯法”）。

從事英美法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憑一兩個相同的地方把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與另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劃上等號，很容易把術語在一個體系的意義帶入另一個體系里去”，主張“只有當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具重要意義時才可以劃上等號，否則寧可生造詞語。”[16]（本文稱之為“概念內涵直譯法”或“文義譯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時實際上分別采用了上述兩種不同方法進行翻譯――把MaritimeLien譯作船舶“優先權”采用的是文義譯法[17]，反映了出發概念自身的內涵；而把PossossoryLien譯作“留置權”，采用的是功能對譯，亦即出發概念所代表的制度與目的體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時，直接用目的體系中的相應概念來代替出發。如果按文義譯法直譯，則possessoryLien應譯為“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總概念Lien可譯作“優先權”或留置權）。這種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兩種不同方法翻譯同一體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進一步增加了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尋找法律制度源頭的難度。

筆者認為，功能對譯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個體系中的術語的內涵強加于另一個體系的術語內涵之中，或者導致出發概念內涵的遺落，或者導致其內涵的增衍，實際上造成對所移植制度規范的任意縮小解釋或擴大解釋。所以，文義直譯法更符合法律術語翻譯的內在要求，能夠盡可能客觀地表達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內涵。象“優先權”（Lien）這樣的概念，我國現行普通民事法律體系中并沒有相應制度，采用直譯生造詞語反而提供了尋找法源的線索，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適用“船舶優先權”制度的討論普遍從英美法制度中去尋找解釋依據，在比較法研究方法上沒有分歧，這與術語翻譯保持了英國制度的原貌是分不開的；而屬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Lien（占有優先權）由于按功能對應譯為我國已有固定內涵的“留置權”，因而順理成章地被納入我國留置權制度體系，海上貨物留置權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中的特殊制度，從而改變了這一制度與母體的淵源關系，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常常陷入異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只能套用我國留置權概念特征去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其牽強附會已如前述，直接影響對規范內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發揮。比如根據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留置權是法定擔保物權，因而不承認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如果適用民事留置權的法律特征來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認定海上運輸合同中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據，然而在海事審判實踐中扣貨的依據恰恰是提單的留置權條款，對留置權法律規范中所確定的留置權成立條件加以解釋時，也又能不適用英美法中合約留置權理論，包括對留置權條款進行解釋的合同解釋理論。

當然，采用何種方法翻譯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王澤鑒反對“個別法規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繼受國家之法律理論”，主張“設法使之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也是為了使法律的有機體內“部分與整體調和，以實現其規范之功能”[18].從前面介紹的《海商法》立法背景來看，我國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體系，甚至各具體制度自成一體，因而其中的個別概念若要“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應當首先考慮與海商法的相關制度相協調，由此構成完整的功能體系。如果為了與本國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牽強地采取概念對譯，則破壞了《海商法》內的部分與整體的調和關系，影響法律規范功能的實現。

無論我們如何選擇翻譯方法，法律概念作為“部分”都難以同時兼顧與本源制度體系的“整體”和本土制度體系的“整體”協調關系，所以，討論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對于法律解釋和理論研究的意義主要在于，當我們對移植的法律術語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進行解釋時，切不可忘記這些術語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術語的內涵有時只是由翻譯者確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間實際上卻存在著某種制度聯系。所以即使主張把英美法術語納入我國概念體系的學者，也特別強調要“通過解釋途徑”，否則會造成望文生義，穿鑿附會。這一點，在解釋主要通過翻譯所產生的《海商法》時應受到格外的重視。換一個角度說，如果在法律適用和理論研究中都時時意識到這個問題，那么，討論使用什么方法來翻譯法律術語的問題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術語本身不過是一種文字符號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內涵是通過解釋途徑附于這個符號之上的。

三、“概念還原解釋法”――海上貨物留置權解釋方法的一個啟示

盡管法律術語的翻譯作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內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經常發生增衍或遺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國生產法律的主要方式，我們就別無選擇。彌補這種缺陷的途徑是比較法解釋。比較法解釋的目的就在于“將外國立法例及判例學說作為一種解釋因素，以求正確闡釋本國現有法律規范之意義內容”。[19]筆者主張，在進行比較法解釋的過程中，應當深入分析和認識我國法律制度與所繼受的外國立法例之間的淵源關系，把特定概念的內涵及其法律特征還原到所繼受的該外國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尋求對法律概念作出準確、完整、合乎邏輯的比較法解釋。這種解釋方法本文稱之為“概念還原解釋法”。采用這一解釋方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概念特征與制度功能之間的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決。

運用“還原解釋法”的第一步，是準確無誤地找到法律概念賴于產生的“祖籍”。在許多情況下這并非一件直截了當的事

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為追索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淵源提供了一個路徑。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從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移植而來，這些公約和慣例卻是兩大法系各國制度長期博羿、借鑒和融合的結果，僅就具體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而言，如何能確定它淵源于英國財產擔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陸法系的擔保物權制度呢？從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線索，所有的線索都在翻譯中被切斷了（已如前述）。這個答案只能通過對公約、英國擔保法和大陸法系擔保法中的“留置權”制度進行比較，找出與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定最相近的制度。

經對公約與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較，筆者看到，海運公約和慣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運大國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術結構和法律體系上如此。為遵從國際法規則，公約成員國都會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國際條約的內容納入內國法律制度體系，非成員國的海商法制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的聯系往往也比與本國普通民商法制度體系的聯系更為密切，國此各國海商法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體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與本國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較好的大陸法各國，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時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論。雖然這已成為常識，然而在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與淵源于大陸法系的民事留置權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況下，筆者得出這種結論需要拿證據才能服人。

面對如何協調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本國民商留置權制度的關系問題，筆者研究發現，實行民商分立的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都與本國民事留置權制度都大相徑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實際上是由“留置權”概念下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優先權制度[21]共同構成，亦即大陸法各國將英美法PossossoryLien（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制度分解為留置的權利和優先受償的權利和兩個功能互補的制度，從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納入本國民、商法體系，使之與本國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語上，幾個國家都避免直接稱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為“留置權”或“優先權”（這樣就避免了前文所說的術語對譯造成的概念內涵增殖或遺落的缺陷），只是具體規定了海上貨物運輸債權人如何通過占有標的物獲得優先受償的權利。這一信息進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權特征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與我國大陸同樣實行民商合一體例的臺灣，是采用“特別留置權”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臺灣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屬于特別留置權，與普通民事留置權之間具有巨大差異.[22]國內學者習慣于引用臺灣學者的觀點作為論證依據，對于臺灣的特別留置權不可不特別留意。盡管我國理論界主流意見趨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對于國內其他民商法的獨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關于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權”特征與英國法PossossoryLien制度的特征一樣，所列舉的留置權項目包括運費或租金、共同海損分攤、滯期費、承運人為貨物墊付的必要費用，以及應當向承運人支付的其他費用，其范圍大于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的范圍[23]，而囊括了合約留置權中任何可能產生的費用；從《海商法》條文的內容來看，留置權的實現須經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變賣，這一明確規定反映了英法“占有優先權”效力特征；從留置權與訴扣貨兩項制度的關系來看，體現了“占有優先權”與“衡平法優先權”制度功能互補的特點。整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范無不滲透著英美法PossessoryLien制度的特征，換言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整合了大陸法海商法以“留置權”制度和優先權制度共同承擔的功能。由此可以確信，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英美法占有留置權同源，與淵源于大陸法留置權制度的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有著不同根系。

把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還原為PossossoryLien，從英國財產擔保法中尋找解釋這一制度特征的理論，實踐與理論的邏輯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決：

（1）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和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問題。

在英國法中，PossossoryLien既可依法律規定而產生，也可依合同約定而產生。普通法規定的留置權（即法定留置權）不僅在范圍上小于合約留置權，而且適用條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權只是作為當事人之間關系或他們之間交易定情形下的默示條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沒有約定或沒有相反約定的情況下，才起作用。亦即，約定的留置權效力優先，普通法留置權為補充性或選擇性的權利。因此，我們不必借助大陸法留置權理論，依“法定擔保物權”說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或以“債權性留置權”為佐證肯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而應當依據英美法的合同解釋規則確認留置權條款的效力，“概念還原解釋法”為這種實踐提供了理直氣壯的根據。

（2）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問題。

P>《海商法》規定了兩類不同的貨物留置權：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和船舶出租人的貨物留置權，它們分別源于PossessoryLien中的“特別（占有）留置權”（SpecialLien，或“特別占有優先權”）和“一般（占有）留置權”（GeneralLien，或“概括留置權”，“一般占有優先權”）[24].這兩種貨物留置權的效力規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這一重要問題在海上貨物留置權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淵源制度所致。

作為承運人留置權淵源的特別留置權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權人扣押占有某項財產直到該特定財產所生費用全部清償為止的權利。這解釋了我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承運人留置權成立的條件――留置權人只能就留置物產生的費用留置該特定財產，卻并不必問該財產的所有人（貨主）是誰。同時，特別留置權不含有債權人出賣標的物的權利，只有當制定法明文規定的情況下，留置權人才可以按規定的程序出賣留置物，這為解決我國承運人行使貨物留置權的方式問題找到了依據；留置權與法院扣貨之間的關系也從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過申請扣押把留置權轉移給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權的主要方式，也是實現優先請求權的唯一方式。留置權僅僅是一種抗辯權，法院扣押貨物所實現的是優先權，這一優先權因留置權人占有標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貨物留置權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權人那樣自行處理留置的財產，而只能通過司法扣押拍賣標的物而實現其優先受償的權利。

一般留置權則是為了擔保一般債權而設置的擔保，更類似于我國的質權。根據一般占有優先權，留置的財產可以不是留置請求權的標的，它可以基于行業慣例產生，也可基于雙方認可的持續性先例而確定，還可以由雙方在合同中明確加以規定。我國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權必須以貨物為租船人所有，卻不以置于船上的貨物為產生請求權的標的物為限，即源于此。

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其他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運用“概念還原解釋法”，把翻譯過來的“留置權”概念還原到它基于產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獲得完整、合理的解釋。索本求源不僅適合于解釋象海上貨物留置權這樣處于兩大法系

夾縫中的概念，也不僅僅對于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這樣一部典型地成體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釋具有意義，筆者相信，作為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的一種思維方式，“概念還原解釋法”對于由移植產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釋都是一種啟示。如果運用這種比較法解釋方法通過統一的司法解釋把概念的內涵加以確定，會避免實踐中的大量爭議而在許多問題上實現司法統一。

「注釋

[1]載于《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1輯，轉載于《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0年第6期。

[2]錢鐘書：《林紓的翻譯》，載于《錢鐘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頁。本段加引號的部分都是錢先生描述文學作品翻譯的“化”境時使用的詞匯。

[3]各國海商法都極少照顧與本國其他法律之間的銜接，因為海商法主要由航運慣例構成，國際一體性很強，在各國國內法體系中都處于相對獨立的地位。

[4]《海商法》中譯為“留置權”，用于指稱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筆者主張按字義翻譯為“占有留置權”，本文后面將用重要篇幅專門介紹《海商法》譯法的由來和筆者譯法的理由。

[5]這一部分內容參見郭日齊：《我國＜海商法＞立法特點簡介》，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作者是制定、頒布《海商法》期間國務院法制局顧問。

[6]考證這兩項制度之間的關系真是煞費苦心，因為我國海商法論著一般只有關于Maritimelien的介紹，Possessorylien在英國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約定，適用各種國際標準合同，很少有海商法理論對于Lien制度進行系統討論；而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又幾乎不介紹英美留置權Possessorylien制度，個別提及這一制度的文章對英美留置權制度的功能也有嚴重誤解。例如用英國學者Treital的觀點――“留置權可以填補國內時履行抗辯適用范圍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來說明我國留置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適用范圍上的差異（參見王利明：《民商法理論與實踐》，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陸法為主的我國民法學界對于英美法留置權和優先權制度的陌生。實際上，Treital所指的留置權正是英國法中Lien，英國法的這項擔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LawDictionary）列舉了Lien的9個內涵，其適用范圍比同時履行抗辯權廣泛得多；而大陸法系的情況恰恰相反，同時履行抗辯權的適用范圍要比留置權廣泛。本文主張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為立法資源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盡可能深入探究兩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權”概念的標簽下隱藏的制度差異。

[7]關于英國優先權和留置權的介紹參見董安生：《英國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頁；司玉琢：《優先請求權·時效·碰撞責任限制》，大連海運學院（內部發行），第55頁；司玉琢：《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8]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另參見徐新銘：《船舶優先權》，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作者在書中列舉Maritimelien的許多譯法：海事優先權、海上留置權、海上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權，等等。

[9]參見司玉琢主編：《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10]筆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和海商法專家對這種譯法普遍給予批評，但尚未見對這一術語見諸文字的討論。

[11]海上貨物留置權與優先權制度的功能互補關系，在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比較研究中也沒有給予充分注意，這一問題筆者將在另文發表的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比較研究》中詳述。

[12]參見徐霆：《淺析提單與租船合同的留置權條款》，載于《中國海商法協會通訊》，1996年3月刊；湯凱：《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1991年《中國海商法年刊》，第208頁；（香港）陳承元：《承運人之留置權》，載于《國際海商法律實務》，郭國汀主編，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頁。司法部門也有個別文章贊同這一觀點，見伍治良：《淺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海事審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長。

[13]參見傅緒梅：《中國海商法詮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頁，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庭長；同時參見金正佳等：《海上請求保全專論》，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第178頁，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業務院長。他們的觀點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很大權威性。

[14]劉志文：《論我國海上貨物運輸中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及其影響》，載于《中國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頁。

[15]（臺）王澤鑒：《附條件買賣買受人之期待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頁。

[16]（港）何美歡：《香港合同法》（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17]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我國對大陸法系“留置權”概念的翻譯也采取了功能對譯法。

[18]王澤鑒，上引書，第130頁。

[19]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頁234.

[20]關于法國、德國“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僅具同時履行抗辯權之功能，國內民法學界基本上沒有分歧；其實日本“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功能與法國和德國差異不大。筆者主張對各國制度作功能比較而不是概念比較，亦即各國保護同一類法律關系的制度之功能設置上的異同，故在此不作“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之劃分。日本學者林良平指出，“談論某種權利是物權或債權沒有意義最好是對債權利能夠發生什么樣的具體權利、發生那樣的權利是否妥當，作個別判斷”。（轉引自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對此筆者在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較法學理論為據另有詳述。

[21]法國為“特定動產優先權”、德國為“法定質權”、日本為“先取特權”。參見1966年《關于海上物運輸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國法令》第3條，《德國商法典》第397條、410條、614條、623條；《日本商法典》第753條、第757規定。

[22]《臺灣民法典》第445

條、647條、938條、960條、962條，《海商法》162條；另參見（臺）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第426頁。

篇（8）

政府信用是公眾對政府信譽的一種主觀評價或價值判斷，是公眾對政府本身行政行為所產生的信譽的心理反映;同時也是政府在維護和構建社會信用體系中所擔負的職責，表現為其是否為社會提供信用環境。社會信用體系按其組成部分可以劃分為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其中‘政府信用是整個信用體系的重心和“基石”，是建立真正的企業、個人信用的前提條件。政府是制度、規則、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政府失信，就會直接影響制度、法規的權威和約束作用。構筑完善的政府信用法律制度不但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也是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的要求。而構筑我國的政府信用制度，首先要先確定這一制度由什么部門法來調整。

    一、公法領域的誠信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在私法領域被奉為“帝王條款”，以公平和正義為根本宗旨而凌駕于一切具體的民法規則之上，要求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善意真誠、恪守諾言、公平合理。誠信原則不僅顯耀于私法，在公法領域也逐漸得到認可。1926年6月，德國行政法院在一份判決中指出“國家作為立法以及法的監督者，若課予國民特別義務，于國民司法關系，相互遵守誠實信用乃正當的要求;且國家對于個別國民在國家公法關系上，該誠實信用原則亦是妥當的。德國最高法院1930年10月2日的一份判決更加明白肯定道:“誠實信用原則對于一切法律，并包括公法在內，皆地適用之。時至今日，一此國家和地區的公法也開始對誠信原則予以明確的宣不。1996年韓國《行政程序法》第4條規定:“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應本與誠實信用為之。”我國臺灣地區的《行政程序法》第8條也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并保證人民正當合理的信賴。”因此如果說個人信用、企業信用等私人信用機制應在民商法中被構筑，那么政府信用顯然要在公法領域進行研究。

    我國《憲法》對政府憲法責任作了規定，規定了聽取和審查政府工作報告制度、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制度、質詢制度、罷免制度等等，這此對政府信用的調整作了原則性、根本性的規定。個人信用、企業信用是民商法的調整范困，與民商法相對應的基本法的是經濟法、行政法，本文試圖從經濟法、行政法角度研究政府信用制度。

    二、政府信用制度與行政法

    行政法是調整行政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監督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和原則的總稱。行政法的特定調整對象是行政關系和行政監督關系，是因國家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卞體行使其行政職權而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行政關系是國家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能過程中，對內對外發生的各種關系；.督行政關系是國家有權機關(國家立法機關、國家司法機關、行政監察機關)在監督行政行為過程中與行政機關形成的關系。行政法產生的最初日的是使權力分立，相互制衡以避免權力濫用，以保障資產階級的個人權利與自由及鞏固資產階級政權。這種調整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縱向關系的法律毫無疑問能擔負起規范政府行為，構筑政府信用的重任。

(一)誠信原則在行政法中的基木內涵

    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誠信原則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日益顯現，誠信原則也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要求政府實施行政行為時必須誠實守信，這既是維系和指導政府與人民關系的根本準則，又是規范和調整政府機關與公民個人關系的指導原則。在行政法上，誠信原則的基本內涵是:(1)行政機關的活動應以維護社會公益和保障相對人的正當權益為行政目的。其實，行政權力的公益原則是相對于行政機關的“私利”而言，其禁止的是行政機關以權謀私、濫用職權。(2)行政機關應當忠誠執行憲法與法律憲法是人民與政府簽計的契約，是人民授予政府管理國家的委托書;法律是人民代表對行政機關的授權令。因此忠實地執行憲法與法律是行政機關的基本誠信義務。(3)行政相對人應服從行政機關依法所進行的管理。行政機關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其管理的目的在于實現安全、秩序與正義，行政相對人理當信任行政機關，服從其依法做出的行政決定，這是行政相對人應履行的基本誠信義務。(4)行政機關和相對人意思表不明確、真實。(5)行政機關和相對皆應言而有信，不出爾反爾。(6)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應該公平合理。

(二)行政法對政府信用制度的規范作用

    行政法在規范政府信用的活動中誠信原則具體化為法律優先原則、法律保留原則、禁止過度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公開原則、行政效率原則。

1.法律優先原則，一切行政活動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應受現行有效法律

的約束，遵守法律的規定，對現行有效的法律予以適用(強制適用)。因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法律為國家意思中法律效力最強者”、“以法律形式表不之國家意思，優先于任何國家意思表不”。根據政府與人民憲法上的委托關系，法律優先實質上是要求行政機關不得違反委托人的指令，這正是行政機關的誠信義務，也是政府信用最重要的表現。

2.法律保留原則。對于影響人民自由權利的重要事項，沒有法律的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不能合法地作為行政行為。法律優先原則是消極的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機關不得違背現有法律;而法律保留原則是積極的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機關對關系人民自由權利的重要事項，必須有法律的授權方可為之。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質是政府權力有限，非謀取人民的福利，行政機關不得有超越法律權限的行為，這顯然也是政治委托關系中的一項基本誠信義務，是實現政府信用的保障。

3.禁止過度原則。也稱比例原則，是指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決定時，應當全而權衡公益與私益，采取對公民權益造成限制或損害最小的行政行為，并且使行政行為造成的損害與所追求的行政日的相適應。禁止濫用原則即是為了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也是對行政機關審填善意行使權力的要求。

4.信賴保護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肇始于德國行政法院判決，后經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效仿、繼受與發展，現已成人陸法系行政法的一般原則。行政機關應保護行政相對人正當合理的信賴利益，在相對人因信賴其行為而遭受損失時，應給予利益上的補償。在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主要表現為行政立法的不溯及既往以及違法行政行為撤銷的限制。信賴保護原則實際上是對相對人的主觀權利和無過錯取得的既得利益的俘重和保護，是防止行政機關違背誠信義務，建立和保護公民對行政機關的信賴的必然要求，信賴保護原則的實現也是保障政府信用的有效途徑。

5.行政公開原則。行政機關除了維護國家安全、保障行政效率以及保護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外，一切行政活動均應向人民公開。行政公開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對行政的了解權，防止行敗，避免政府最終走向失信。為了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維護政府的信用形象，政務公開制度在世界各國普遍發展起來。

6.行政效率原則。行政機關應當及時、高效地履行職責，這是人民對行政機關設定的基本誠信義務。    在我國，由于法律實證主義盛行，對某一“原則”，無論其如何重要.若法律無明文規定中‘國的行政官員與法官也絕不會將其當作“法”。因此作為行政法最基本原則的誠信原則，欲在我國取得“法律原則”的地位，必須在行政法律中予以明確宣不。

根據誠信原則及其具體化的六大原則，行政法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行政立法制度、政務公開制度、行政合同制度、監督審查制度、行政責任制度等，來構筑我國的政府信用制度。

    三、政府信用制度與經濟法

(一)民商法與經濟法對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不同功能

    在當今法律體系中，與市場經濟聯系最為密切的法律部門莫過于民商法和經濟法。在構建和保障市場信用機制方面，民商法和經濟法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通過對信用法律機制問題的考察，可以從一個側而透視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也可以進一步印證經濟法具有不可林代的功能。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往往較多地強調民商法的作用，但民商法搞了那么多年，市場信用狀況并不理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系統規定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經濟公法制度。這句話很值得我們深思，可見，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存在著必要性和不可替代的功能，實現部門法之間的功能整合是法學研究的使命。

(二)經濟法的功能及對構筑政府信用制度的意義

國家權利不會自發地運行和生效，它必須由具體的政權機構和政府公務人員來執行，無論是各個政權機構還是組成他們的公務人員，均有區別于社會公眾利益的自身利益。當國家權力執行者的自身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發生沖突時，權力執行者將自身利益從社會公眾利益中分離出來并帶入國家權力之中便造成國家權利的異化，這是產生政府失信的根源。

行政機關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國民經濟，作為“經濟公法”的經濟法，以規范國家經濟管理權力的運行為己任，其調整對象是一種“經濟行政管理關系”，這種關系的一方主體是行使經濟管理權的國家機關，另一方是被管理的經濟主體。一方面，經濟法是經濟主體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預的根據和手段，凡是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政府行為，各經濟卞體可以拒絕二另一方面，由于經濟主體的行為以自利為動機，經濟法就是對自利行為進行法律管制的準則。

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干預集體現在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及環境保護、國土資源、國有資產管理三個方而，達到規范經濟管理權力運行的日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經濟法是政府對市場主體所作出的一種承諾:政府行為烙守規則，規則具有相對穩定性。經濟法的理想是保障政府的經濟干預活動穩定、連續、透明、合乎程序恪守界限。這樣的政府是一個理性的政府、法治的政

府、守信用的政府。經濟法功能是建立政府對市場經濟生活的干預機制，樹立政府的經濟權威。經濟法存在的主要價值在于通過實體規范的約束，避免或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塑造一個守信用的法治政府。

四、政府信用制度的法律調整

(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現代國家為了社會的全而進步和人民福社的不斷提升，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實施管理，其主要職能早已不限于以暴力來維持治安和抵御侵略，對于行政的具體社會經濟內容，行政法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并囊括，它所應當充分關注的只是行政組織及其權力設置、行使、制約和監督。因此學者稱“行政法學家一般不重視行政法分則的研究，而讓給當代興起的新興學科進行深入的研究。當現代行政法本起源于對行政權力的控制，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失，諸如關于各行各業的行政管理的法，既然行政法學一般不予研究，則其不必再歸于行政法的范疇。隨著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不斷精細和技術化，行政法中對“事”管理的本屬特別行政法的內容已經、正在或將要分化出去，成為專門的法律部門或其他法律門類的組成部分，如經濟法、衛生法、軍事法、公安法、教育法等，行政法最終將純化為政府的組織人事和行政救濟法。當然不能認為經濟法是因為行政法發生分化才得以成立的，因為行政法本質上是限制政府濫用權利之法，無論在英國或法國，它都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以判例形式逐漸發展起來的，本來就不關注行政行為的具體社會經濟內容，經濟法部門的形成與行政法本身的發展之間并無邏輯聯系。經濟法的內容和范困不限于經濟行政，它還包括反壟斷法、制定和執行產業政策、貨幣和金融調控、政府參與市場活動等歷來不屬于行政法范疇的內容。張尚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提出下述觀點:“在我國，政府上作的法制建設，主要是同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兩人法律部門緊密相關的，這就是經濟法和行政法。當然，經濟法，除它的一個人的分支——經濟行政法是同政府上作密切相關的以外，它還有另外的一些內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經濟法交義的一個人的分支——經濟行政法在內，則全部是同政府上作密切相關的。總之，加強政府上作的法制建設，在我國，主要就是要人力發展經濟法和行政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分工互動實現對政府信用制度的法律調整

    發揮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雙重作用構筑政府信用制度，主要就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而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在于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有些也具有行政關系性質，必要時也要采用行政手段。它們的區別在于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物質利益關系，是物質利益實體的管理性質關系，不是行政管理關系。經濟管理關系的卞體雖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但都是經濟權利主體和經濟義務主體，都依法有經濟權利及承擔經濟義務。經濟管理關系追求的是一定的經濟中的和經濟效益，遵循的是市場經濟規律，不能單純體現行政機關和行政首長的意志和意圖。經濟法主要運用經濟手段，但也以行政手段為輔。

1.實體和程序的分工互動。在政府控制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法律又是如何控制政府行政行為的呢?這中間存在著雙重控制關系。政府統制經濟活動，這是經濟法的任務，主要的是控制市場競爭，保障經濟秩序;行政法的任務是控制政府行政行為.主要目的是控制行政權力，保障經濟自由。當然兩種任務不是截然分離的，而是相互滲透、有機運行的。強調政府干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預ili場經濟過程中的每一個行政機關、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和行政環節都納入法治化軌道，在該目標取得后，經濟行政行為將完成由患意行政向法治行政的轉變。因此可以認為，經濟法和行政法的關系是:實體(經濟法)和程序(行政法)的分上。在政府通過經濟法控制經濟活動的領域中，經濟法主要是以實體法規范(授予行政權力)的方式實現政府控制經濟生活的目標，行政法主要是以行政法規范(設定行政行為的程序)的方式實現政府控制經濟生活的目標。

2.調整方式的配合。行政法是以強制性干預為特點，它不僅表現為對治安對象、納稅對象等相對人的強制，現代行政法更多地表現為對行政主體的強制。經濟法是以政策性平衡為特點的，它一方面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保護經濟主體的權利，因而不采取傳統公法的強制性干預，也不采取傳統私法的自治性調節，而是將兩種調整方式有機結合起來，產生政策性平衡。西方法律社會化或“社會本位”就是法律的政策平衡原理在西方的具體表現。政策性平衡的調整方式表現在法律內容上，就是政策(國家意志)對于公理(社會習貫)的修正

3.以不同的價值取向達到最終日的的一致。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義的實現，經濟法與行政法也不例外。追求經濟法制度正義與追求行政法程序正義，是經濟法與行政法不同的正義價值取向。作為以社會為本位的法，經濟法保障政府對ili場弊端的控制，實現經濟生活的秩序價值。行政法是以國家本位卞義為基礎，行政法控制行政權力的濫用，以一種有效的方式來監督權力的行使，保

障政府經濟控制的適度，確保經濟生活的自由價值。兩者以不同的價值取向統一與同一目的，即通過實現法的正義來保障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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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當前，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迅速。但是，高職法律專業的現狀卻令人堪憂。據(2009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2008年高職高專法律類畢業生就業率為75％，在所有高職專業中排名倒數第一，工作與專業對口率為29％，排名倒數第一。法學專業就業難，有社會大環境的因素，但是學校在人才培養方面，沒有體現職業教育的特色，難以適應社會對高職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高職法律教育必須結合自身特點找準專業定位，切實強化實踐環節教學，提升其適應社會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專業的主干課程，商法教學改革是法律專業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結合自己的商法教學實踐，談一談商法的職業化教學問題。

一、高職商法教學存在的問題

首先，高職法律專業以培養具有法律實際運用能力的實用型人才為目標高職商法教學與本科商法教學應當體現出差異性，如果說法學本科應偏重學術教育還是職業教育尚存爭議，對于高職法律專業是職業教育應當沒有異議。培養目標上的差異必然導致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教科書選擇等方面的差異。但實踐中，高職商法教學成了本科商法教學的縮編版，除內容簡單點，課時少了點外，沒有體現出職業教育的特色。多數學校在教學過程中以講解法律條文、法學理論為主，缺乏與實踐的銜接。學生只重視法學理論的掌握，卻不知在實踐中如何利用這些理論知識，面對個案不知如何著手。而案例教學，小組討論，模擬法庭、法律實訓側成了形式主義走過場，不是在課時上保障不了，就是資金保障不到位，導致教學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門與金融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密切相關的學科，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商法的實踐化教學操作起來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師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多元化的知識背景。而現在高職法學教師隊伍基本是理論型的而且從發展趨勢看，越來越朝清一色的理論型、研究型發展，這不利于職業教育的發展。教師因為所學專業的局限缺乏對法律之外的經濟專業知識的了解，另一方面沒有律師、法官、公司業務等實務經驗，教學內容與實踐脫節，難以對學生進行職業技能訓練。

再次，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扎實的民商法專業理論知識的應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將越來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學生就業的課程。因此在高職院校應當確立民商法學在教學中的基礎性地位，加大課程比重。但目前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高職院校，往往重視理論課的開設而輕視應用部門法課程的開設，在部門法課程中，民商法課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為例，商法課程為64學時，內容包括商法總論、公司法、破產法、票據法、保險法，內容多，時間緊。教師在教學中講述原理和條文后，往往沒有時間進行實際操作技巧的訓練。

最后，是關于商法教材建設的問題。雖然一些學院根據高職教育的特點編寫了一些教材，但是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跡，教材的內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職的特點，適應不了市場的需求，跟不上法制發展的步伐。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法的重心也發生轉變，從貿易法轉到企業法再轉到金融法。公司融資、并購、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脹、電子商務等都成為商法的新課題。與此同時，傳統的票據制度已隨著交易電子化的發展而萎縮，在商法體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為適應這種變化，高職商法課程在教材上應體現出來。目前的情況是，教材老化，授課重點不突出，直接影響了教學的效果。

二、高職商法教學改革的建議

商法教學改革應體現出思想性、知識性和實踐性，其實際運用不僅有助于學生學習任務的完成，并且應當有助于學生在學習期間形成對未來工作至關重要的學習能力、理解能力和實踐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應著力做好以下幾點。

(一)改善商法教學隊伍的知識結構

調整教師隊伍知識結構。高職法律專業培養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養這樣的學生需要有既懂理論又會實務的法學教師隊伍。因此，要使法學職業教育適應這樣的教育目標，就必須改造現行的法學教師隊伍。因此，要加強教師培訓，與其他院校進行交流、合作、學習。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的商法課程是全國唯一的商法國家級精品課，江西財經大學的商業法律網絡模擬課程十分新穎，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同時我們要與其他高職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職法律教育的發展路徑。鼓勵教師參加社會實踐，允許教師適度兼職，從目前我國的國情看，主要是兼職律師，從發展趨勢看也可兼職法官、檢察官。筆者主張有條件的學校可以培訓一批專職從事法律實務工作的、類似理工科的實驗教師，專門帶領、指導學生從事法律實務模擬訓練。除此而外，還可聘請優秀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擔任兼職教師。

(二)大力加強教材建設

促進教學內容不斷豐富與更新，教學內容要涉及學術前沿，如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引起的法律問題，電子商務，法律全球化等問題。要鼓勵教材不斷更新，強化教材對實踐法律運用技巧的講解。推出更多、更適用的商法案例教材。關于教材編撰的問題，雖然目前統編和自編的商法教材數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實踐中的問題、信息量大、視野開闊、適合高職教學的教材卻為數很少。筆者主張高職院校商法教師應當與司法實踐部門合作編撰適合高職教學的經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職業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傳統的基本概念說明、主要學說梳理外，特別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說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實務問題的指引和動態研究。

(三)改進教學方法

變教師講、學生聽這種單向的教學方法為教師學生交互式教學方法，應提倡提出問題，由學生自己解決問題，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見解，進而改善學習態度，學會自主發展，提高實際能力。課堂講授要從純理論的講授方法向理論結合實際的講授方法轉變。商法教學中應當吸收實踐性的內容，商法教師應當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實踐中具有新穎性、典型性、可議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規則，把這些典型案例運用到商法教學中去。案例教學法的目標，不僅是使學生通過對案例的討論所得結論來深化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學生感受獲得這些法律知識的過程，體驗法律職業的思維方法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具體運用，從而獲得職業技能方面的發展。改進教學手段，教學手段的現代化不僅是解決學時少課時緊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學生能力的重要途徑。法學的內容包羅萬象，要加強高職法學教學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時要充分運用各種教學媒體和教學手段、如幻燈、投影錄像、計算機教學軟件等，這將會大大提高課程的教學質量。

(四)進行商法課程設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來，商法課程所占課時仍然偏少，急需加強。筆者認為應當把商法分為三門課，商法一(總論、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商法二(證口法、票據法)，商法三(破產法、保險法)。每門課48學時，都是必修課，二年級第一學期開設商法一，第二學期開設商法二和商法三，這樣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講透，也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案例教學。除此以外，還應當在三年級開設金融法選修課，內容包括信托法、期貨法、電子商務法、銀行法等內容，以適應商法發展和創新的實際需求。還應當鼓勵開設實踐性、技術性強的法律運用課程，如律師訴訟技巧、商務法律實用非訟處理、談判技巧等課程。

篇（10）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這五個統籌體現的基本內涵一是全面發展; 二是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以上要求，僅僅靠法律手段是不可能勝任的，但法律手段在系統中有著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經濟法天然是平衡協調法，社會本位法，平衡協調是其首要的基本原則，經濟法的立法和執法、司法要從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利益沖突關系。但是否民法在促進可持續、協調發展方面無所作為呢?回答是否定的，其發揮作用的空間巨大。主要表現在:

一、確立環境保護理念，協調人與自然發展

20 世紀以來，世界環境污染公害事故和公害病顯著增加。人類正在經歷著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由資源經濟向知識經濟、由非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的“三重轉變”，這種劇烈變革的時代背景必然要對中國民法產生重大影響。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要求我們在傳統民法已確認環境資源的經濟性價值的基礎上確認其生態價值，協調人與自然的發展。現代民法的發展表明，人們過去所認為的以個人主義為取向的傳統法律正在發生變化，雖然私法并非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法律領域，但他也在反思自己的不足。大陸法系學者往往將民法看作封閉的、沒有發展的權利體系，當現實中新的權利現象出現時，學者套用傳統的權利概念去進行分析定性，新的法律現象對既有的法律體系往往會提出挑戰。所以，有學者認為，中國物權法應建立環境使用權制度、環境保護相鄰權制度以及體現環境保護要求的不動產物權法制度。也有學者主張對人格概念進行拓展，把環境權納入人格權法中進行保護，環境人格權包含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與規定人對環境使用等關系的環境物權存在一些相似性。但環境物權以人對環境資源的物質性、消耗性使用為目的，而環境人格權只是人在適宜的環境中生存的權利，對環境只進行非消耗性的使用，二者的保護范圍、基礎、方式目的不同。

二、促進資源有效利用，實現可持續發展

傳統民法理論認為，民法的價值在于對個體的尊重和保護，進而要求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其所尊重與保護的個體，僅限于人類社會內部之間。面對日益嚴重的資源稀缺性的壓迫，民法的價值有必要做出調整，從“人類利益中心主義”到“有責任的人類中心主義”或者從“人文主義”到“新人文主義”。民法的價值要實現對人類利益與生態利益的并重，探求環境保護的本義。當然，這種發展并不是要否認民法對人的終極關懷，而恰恰是要促進人類的幸福。

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完善我國土地使用權出讓制度，要求我們必須完善物權立法。近代各國物權法并不關注個人與社會、人和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只是一味關心物之經濟效益的充分利用，其具體表現為:其一，在設計物權變動的模式時，除承認以契約等法律行為為中介建立起來的資源流轉和利益利用分配關系之外，對作為動產的自然資源，如野生動物等，視其為無主物而允許通過先占原始取得其所有權，從而極大的刺激了人們對此類自然資源的消費欲望；對作為不動產的自然資源，由于其相對于動產更顯稀缺，所以法律允許得通過先占等原始取得方式取得不動產物權的情形甚少乃至為零，但法律在此之外設計了同時適用與動產和不動產的取得時效制度，以避免資源的閑置，促進其最大化利用。

三、民法的價值取向:公平價值優先

在法學研究中法律價值是從三種意義上使用的:一是來指稱法律在發揮其社會價值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增加哪些價值，這種價值構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即法的目的價值；二是指稱法律所包含的價值評價體系，即如何進行價值判斷，在多重價值不可兼得時應如何選擇；三是指稱法自身所包含的價值因素，法律在形式上應當具備那些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質，即法的形式價值。就制度層面而言，公平應作為民法的最高價值取向，貫穿于民法的始終。民法不但以公平作為其最高價值取向，而且不斷根據社會公平觀念的變化而調整其內容，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公平保障與矯正機制，其目的在于矯正法律適用中的不公平。公平優先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和最高價值，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結果；公平優先符合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是人格平等的基本要求；公平原則有利于充分調動民事主體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其潛力。民法以授權性規范為主的規范體系，強調的是個人生活的自治，確認的是權利主體地位的平等、民事行為的自由和私權神圣等諸項原則。這就可以使個人潛能的發揮獲得必要的法律保障，從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生產力潛能的釋放。與民法相比，商法更加注重效益價值。但是否商法應以效益作為最終價值目標，“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呢?

筆者認為，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商法雖然采取了許多強制性的法律規定來保障效益的實現，但這不應說明商法應當效益優先。“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對于經濟學來說沒有什么，因為經濟就是不斷追求效益最大為發展動力的，但是法律和法學領域幾千年來素以公平正義為首要和最高追求。按照以上的看法，商法要以效率和效益為第一的訴求，公平能兼顧則兼顧，不能兼顧則可以犧牲公平。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潮或觀念下，對于中國急速發展中凸現出的各種人與自然、社會公平等方面的矛盾，民法商法就缺乏關懷，忘記了自己的使命。但這不是說效益不應成為法的價值，但他充其量只是公平正義的一種體現，置公平于不顧的效益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是不存在的。

當前我國民法發展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恢復民法市民社會根本法地位、固守民法以人為本的品格、發揮民法促進可持續、協調發展的作用、促進民法系統內外和諧來實現民法的發展。

參考文獻